“早安，”活力充沛的舒尔茨女士说，“你的档案很有趣。”说着，她便将一个牛皮纸色的卷宗交给了我。档案足足有两英寸厚，卷宗上的橡皮图章盖上一排字：OPK-Akte，MfS，XV2889/81。下面，则用手写体整齐地写着：“罗密欧”（Romeo）。

罗密欧？

“是的，你的代号。”舒尔茨女士咯咯笑了起来。

我坐在舒尔茨女士的小办公室里一张仿木塑料桌前。这里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特务机构的档案管理局所在地。我一面打开牛皮纸夹，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东德生活时发生的一段怪异插曲。

1980年，当我还在东柏林做学生时，有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回到我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威廉明尼公寓租的破旧房间里。房间的阳台上，有一个大大的法国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如果没有窗帘的话，外面的人也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正当我们相拥在我那张狭小的床铺上时，我的女朋友安德莉突然离开我，褪光衣服，走到窗户旁边，打开纱窗帘。然后，她把房间的大灯打开，回到我的身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牛津之类的地方，我或许会对她打开窗帘和大灯的举动稍感奇怪。但是，因为是柏林，我也就没有多想。

但是，当我知道档案这回事后，事情就不同了。我想到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一次，并开始怀疑安德莉是否替国安部（俗称的“斯塔西”，Stasi）工作，她是否故意打开窗户，好让对街的人可以照相。

或许那些照片就藏在档案夹里，已经先被舒尔茨女士看过。她刚才不是说“你的档案很有趣”来着？

匆促间，我翻阅完所有的夹页，很宽慰地发现里面没有诸如此类的照片，安德莉大概不是线民。不过，档案中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

例如，里面有一份观察报告，对我在1979年10月6日16：07到23：55至东柏林一游的行踪交代得清清楚楚。国安部当时给我的代号比较不浪漫，只是一个数字：246816

16：07

“246816”离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面穿越道后，便进入监视范围。被观察者走到前站报摊，买了《自由世界》（ Freie Welt ）、《新德国》（ Neues Deutschland ）、《柏林时报》（ Berliner Zeitung ）等多份报纸。接着，该目标（ 就是我 ）在车站内游移张望。

16：15

在前站，“246816”与一名女性打招呼，握手，相互吻颊。此女代号为“小软帽”。“小软帽”携带一深棕色肩袋。两人离开车站，一面说话，一面走到布莱希特广场上的柏林剧团。

16：25

两人进入餐厅

甘尼曼餐厅

柏林中心

造船厂街旁

大约两分钟后，被观察者离开餐厅，经过腓特烈大道和菩提树下大道，到达歌剧院咖啡厅。

16：52

“246816”和“小软帽”走进餐厅

歌剧院咖啡厅

柏林中心

菩提树下大道

他们在咖啡厅坐下，喝咖啡。

18：45

他们离开咖啡厅，赴贝贝尔广场，从

18：45 直至

20：40

两人饶有兴趣地观赏东德建国三十周年火炬游行。随后，“246816”与“小软帽”沿菩提树下大道和腓特烈大道，到造船厂街。

21：10

两人进入甘尼曼餐厅。在餐厅内，两人不在观察范围之内。

21：50

两人离开该美食机构，并直接前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穿越道。

23：55

两人进入车站。“小软帽”资料移至第六处进一步确认身份。监视结束。

“246816”人身描述

性别：男

年龄：21至25岁

身高：大约1.75米

身材：精瘦

头发：暗金色

短

服装：绿夹克

蓝色马球套头高领衫

棕色灯芯绒长裤

“小软帽”人身描述

性别：女

年龄：30至35岁

身高：1.75～1.78米

身材：苗条

头发：中等金色

卷发

服装：深蓝布外套

红色小软帽

蓝色牛仔裤

黑色皮靴

配件：深棕色手袋

我坐在仿木桌前，惊讶于有人竟然精准地为我重建起我生命中的一天，而且那写作方式，令我联想到学校的作业：每一个句子都要有动词，而且故意使用一些不必要的夸张词语，例如：“美食机构”。我还记得那间金红相间的邋遢餐厅，甘尼曼，那间豪华的歌剧院咖啡厅，三十周年游行队伍中那些穿蓝衬衫、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手上高举着的煤油火炬，如何在神秘的夜晚中，发出闪耀的光芒。我再度闻到东柏林那独特的味道，一种混合着老式家用煤球炉的排烟、二冲程“拖拉笨”（Trabant， 编按：即“人造卫星”之意，是当年东德的国产车 ）小型车的废气、东欧廉价香烟、潮湿的皮靴和汗水的味道。但是，我却无法想起，她，我的小红帽，到底是谁？或许我不该说她小，因为她有1.75至1.78米，几乎和我一样高。苗条，中等金色卷发，30至35岁，黑皮靴？我坐在那儿，在舒尔茨女士询问的目光下，不禁对自己的过去，油然生出一种尴尬的不忠感。

当我回到家—没错—在牛津的家以后，翻阅了当时的日记，终于发现了她是谁。事实上，我再度打开了对那段炽烈而不快乐的短暂情史的回忆，回想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相互的电话与信件。而且，在日记后面，我还发现了两封她写的信，小心地保存在原始的信封中，有一封上还特别注明：“贴着—这样你才会保持联系。”另一封信里有一张她的黑白照片，是两人感情结束以后，她寄给我的，让我不要忘记她。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相当紧张的微笑。我怎么会把她忘记？

1979年10月，我的日记上还记着她，克劳蒂亚的“时髦红色小软帽和蓝色制服风衣”。“在腓特烈大道，”日记上记载着，“他们把我鞋底都翻开了（我穿着迪克鞋，让那军官印象颇深）。”是的，我想起来了。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下的地下通关所，一名穿着灰色制服的军官把我带进一个有拉帘的小房间，命我掏出所有口袋里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件我携带的物品，甚至质问我随身日记本上每一条记事内容。然后，他命令我脱下厚重的咖啡色皮鞋。那双鞋是我在特尔街的迪克鞋店（Ducker & Son）买的。军官往鞋子里瞄了瞄，又在手上掂了掂分量，说：“好鞋。”

“与克劳蒂亚手牵手，颊碰颊，到歌剧院咖啡厅，”我的日记上这么写道：

反而变得更加亲密……火炬游行。东风冷冽。两人的温暖。迷宫—绕圈子。溜过柱子，躲过警察，终于来到甘尼曼。晚餐差强人意。克劳蒂亚又谈到她的“打工”。她的政治活动。我们穿过腓特烈大道，回到迪纳。大约凌晨三点，回到维兰德街。丹尼尔，满脸发白，气急败坏地坐在公寓门前—他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丹尼尔·约翰逊，作家保罗·约翰逊之子，现在已经是《泰晤士报》的要角。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剑桥研究生，研究德国悲观主义历史，总是乐于再多找到一个样本。我们同住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维兰德街127号。当晚，他忘了带钥匙。

日记里的迷宫和柱子，我猜想，是指着那些手持火炬的东德共产党中坚青年干部，他们所属的团体，自由德国青年团，是多么地名不副实。至于克劳蒂亚的政治活动，必须从她的世代谈起。克劳蒂亚属于让人一眼就认得出来的世代，1968年。当晚，她告诉我，过去他们在镇暴警察前面反复吟唱一句捕捉了1968年政治与性抗议的口号：“出外扮猪猡，床上无花果。”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日记写完后不久的一天，在柏林－达勒姆区教堂的墓地，参加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丧礼。她还是戴着那顶小红软帽。或者，这些细节只是出于我的想象？

国安部的观察报告，我的日记。我生命中同一天的两个说法。秘密警察冷眼旁观“被观察者”的一举一动，渗入我个人主观、情绪的描述。国安部的档案，对我的记忆，是多么大的一份厚礼。比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 要好多了。 v+ocl+OdZWdKR9nAYIFVfRieeFcgfFp9TtSl4B0xEi4PcetJvpJTdTrdK+9Un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