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1517—1524）

台彻尔

1517年3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颁行历史上最有名的赦罪状。这位教皇虽然把文艺复兴的许多成果与精神带进罗马，但宗教改革仍在他任内爆发了。利奥原为“慷慨者”洛伦佐之子，现为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美第奇家族曾经孕育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利奥本人则为学者、诗人，也是十足的绅士；他仁慈而宽厚，喜爱古典文学和精致的艺术品；在道德沦落的环境里，他操行端正；他的本性倾向活泼愉快却不逾规矩。他为一个世纪以来荒凉贫瘠的城市，带来了欢乐的榜样。除了他的肤浅外，他所有的过错都是肤浅的。他太不区分其家族和教堂的财产，而浪费大量的钱在一些有问题的诗篇和战争上。他像一般人一样宽容，欣赏伊拉斯谟讽刺教会的《愚行颂》，有时候也例外地拒绝批准一些措施，如允许文艺复兴的教会给予那些通常用拉丁语向少数受教育者发表演说的哲学家、诗人和学者们以相当的自由，却不顾及具有坚定信仰的群众。

身为银行家的儿子，利奥习惯于挥霍金钱，尤其是为别人。他继承了尤里乌斯二世的大笔教皇基金，却在去世前挥霍净尽。也许他并不太关心尤里乌斯已动工的大教堂，而只关心旧圣彼得教堂的失修，大笔资金已倾注于新教堂，而让那宏大的事业失败，对教会将是一个耻辱。也许带着几分勉强，1517年，他对所有愿意捐款以完成大神龛的人提供赦罪状。英格兰、德国、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的统治者，抗议他们国家资财的逐渐被消耗，他们国家的经济由于再三供给罗马而陷于困扰。不过，对较有威势的国王，利奥考虑得周到些，他同意将在英格兰募款所得的1/4，给亨利八世；贷款17.5万杜卡特给查理一世，即后来的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以抵消他可能在西班牙的募集款额；他也允许弗朗索瓦一世保留一部分在法兰西的募款所得。德国受到的优惠待遇较少，因为没有强大的君主政府来和教皇讨价还价，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分配到为数不多的3000杜卡特进款。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为付钱给教皇，使之授其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而向富格尔贷款；现在富格尔从募款中取回2万金币，以抵贷款额。很不幸，美因茨从1504年至1514年的十年间，大主教的位置三次更迭，有两次为了使罗马教皇批准授予大主教之职而付庞大的款项，阿尔布雷希特为避免第三次的付款而向富格尔贷款。现在，利奥同意让这位年轻的大主教全权支配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和美因茨的赦罪状。富格尔的一位代理人，陪伴着阿尔布雷希特的每一位教士，核对收支的情形，并保管基金保险箱的钥匙。

阿尔布雷希特的主要代理人为台彻尔（Johann Tetzel），是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一位很有技巧而具美名的募款者。从1500年起，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赦罪状。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他通常接受地方教士的帮忙：当他进入城镇时，教士、地方官员和虔诚的信徒们，以旗帜、蜡烛和颂歌迎接他。他将教皇的赦罪训谕放在金黄色绒布垫上，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风琴声也四处洋溢。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里，台彻尔把“完全赦罪状”颁给那些肯虔诚地忏悔，并会按他们自己财富的多寡，酌情捐献修建新圣彼得教堂的人。台彻尔的赦罪辞如下：

愿主耶稣降福于你，并以其在十字架上受苦难的神圣事迹，来赦免你的罪。我以主耶稣的名，借着使徒彼得和保罗及最神圣的教皇，赐予我在此地区为各位赦罪。首先赦免受教士责难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次赦免犯罪、犯规或过分无节制的人，不论他的过错多大。甚至赦免已提交罗马教廷的人，只要是罗马教会之匙所达之处，我都可以赦免你该在炼狱接受的惩罚；同时，我可以恢复你在教会的圣餐……恢复你在受洗时所拥有的清白纯洁。所以，当你死时，惩罚之门将会关闭，而快乐的天堂之门，将为你敞开。而若你不至于在目前去世，这些恩宠仍会完全地保留，直至你撒手人寰。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这种对教徒冠冕堂皇的交易，即在教徒未去世前可以受赦免的观念，和罗马教会赦罪状的观念是相同的。当捐款者为一个在炼狱中的灵魂请求赦罪状时，台彻尔便引申大主教的训谕。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称：

毫无疑问，台彻尔按照他认为是他的绝对权威的训谕而做的宣称是——基督教教条只要捐钱，就可以为死者赦罪，而不需要考虑到悔过和忏悔的问题。按照前面台彻尔所作的赦罪辞的说法，他还认为赦罪状可用于任何人，决不失效。从他这些论调看来，他的教条实际上只是一种冷酷的格言，“当保险箱中的金钱响时，炼狱之火中的灵魂就会跃出”。教皇赦罪状的训谕，毫不认可这种主张。那只是含糊的经院哲学的说法……并非罗马教会的任何教旨。

一位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士迈康尼乌斯（Myconius），也许对多米尼克教派怀有敌意，他听到台彻尔的所作所为后，评论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无知的教士居然这样传道。他莫名其妙地说，一个人故意去犯的罪过，也可以获得赦免。他说，教皇比所有的使徒、天使、先知，甚至圣母玛利亚都有权威；因为这些人全都从属于基督，而教皇则与基督处于平等的地位。”也许这是夸大其词，但目击者会有这样的描述，也可以间接表明台彻尔引起的反感。有一类似对台彻尔怀有敌意的谣言，被怀疑是马丁·路德所讲的，谣言称台彻尔在哈雷（Halle）说：任何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一个男人侵犯到圣母，赦罪状也可以赦免其罪过。哈雷市的市民和教会，可以证明台彻尔并没有说过这种话。他是热心的推销员，但还不至于太昧良心。

台彻尔若不是因为太靠近“智者”腓特烈这位萨克森选帝侯的土地的话，他就不会在历史上留名了。腓特烈是一位虔诚而谨慎的统治者。理论上他不反对赦罪状。他曾经收集1.9万件圣物古董，放在维滕堡的城堡教堂里。他也曾计划买赦罪状，以增加这些古董的崇高性。他曾经得到捐助建造托尔高（Torgau）一座桥梁的赦罪款，也曾安排台彻尔广为宣传教皇赦罪状的益处。无论如何，他于1501年扣留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笔赦罪捐款，那是萨克森选帝侯为十字军东征土耳其人而募集的。腓特烈声称，若十字军真要东征的话，他会发放这笔款项。事实上，并未如此，“智者”腓特烈将这笔款项用于维滕堡大学。现在，由于不愿意让萨克森钱币再流出，同时也可能是不满台彻尔过分的传道，他禁止在其领土内进行1517年赦罪状的传道。但台彻尔太靠近边境了，致使维滕堡的人们仍然越过国境去买赦罪状。有些买主把教皇的赦罪训谕拿去给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要求他证明赦罪状的效力。马丁·路德拒绝了。这件事传到台彻尔的耳中，他公开指责马丁·路德。于是，台彻尔之名便永留青史了。

台彻尔低估了这位教授的刚强个性。马丁·路德很快地把他的95条拉丁文论纲编撰成书，题名为《为澄清赦罪状权威的争辩》（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他并未考虑到他的见解含有异端，也未曾想到他人会认定如此。无论如何，马丁·路德仍是热衷的天主教徒，他从没有推翻罗马教会的想法。他的目的只是在驳斥赦罪状的过分传道，及为纠正那些滥用。他认为赦罪状的滥发和买卖行为，削弱了犯罪后的忏悔心理，使罪恶变成可以在拍卖台上出售解决的芝麻小事。他并不否认教皇“权力之匙”可以宽恕人的过错。他承认教皇有权授权给教士们，由他们来宽恕忏悔者当世的过错。但是，按马丁·路德的看法，教皇没有权力赦免炼狱中的灵魂，也没有权力减少炼狱中受刑的期限，因为那是超越坟墓以外之事，并不能靠教皇的“权力之匙”，而是靠教皇代祷的影响，而这代祷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蒙上帝的垂听。还有一点，马丁·路德争论的，即所有基督徒都能自然地享有基督和圣者们的功绩，甚至没有教皇授予的赦罪状也能享有。对过分的传道，教皇所应负的责任，马丁·路德予以宽恕了，但他狡猾地补充道：“这些过分的传道，甚至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挽回教皇应受的尊敬，因为回答一般世俗人刻薄的一句问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俗人会问道：‘假使教皇为了建造教堂，而拯救一部分的人，为什么教皇不因为神圣的爱心和炼狱中灵魂的极度需要，而拯救所有炼狱中的灵魂？’”

1517年10月31日中午，马丁·路德把他的辩论提纲张贴到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每年11月1日万圣节时，萨克森选帝侯把他收集的古董陈列在此，总会有一大群的观众。公开宣读论文，由赞助人员帮忙抵御挑战者，这是中古世纪大学的旧风俗。被马丁·路德用以张贴文告的大门，平时是学术公告栏。在论纲正文之前，马丁·路德还附上一段谦虚的邀请文：

由于对真理的热爱及希望将真理明朗化，下列诸问题，将在维滕堡讨论，由可敬的神父马丁·路德担任主席。他是艺术与神学硕士，奥尔迪纳利（Ordinary）的讲师。因此，他要求无法参加口头辩论的人，可由通信的方法，提出问题辩论。

为使这些论文广泛地为人了解，马丁·路德将之译成德文，流传于民间。以一股特有的勇气，他把一份论纲的抄本送给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于是，宗教革命以谦和、虔诚、不知不觉的方式开始了。

马丁·路德的诞生

在一个3000人口的小市镇里，有什么遗传和环境因素，可以将一个浑浑噩噩的教士塑造成宗教改革的巨人呢？

马丁·路德的父亲汉斯（Hans）是一位严格、粗壮、脾气大的反圣职者，母亲是一位胆小、柔顺、笃信祈祷的妇女，他们都节俭而勤奋。汉斯原为默拉（Möhra）的农夫，后为曼斯菲尔德（Mansfeld）的矿工。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诞生于艾斯莱本（Eisleben）。他有6位弟妹。他的父母亲都认为教鞭具有魔力，可以教出好孩子。马丁·路德说，曾有一次因为他父亲打得他太厉害了，父子有段时间像敌人一样；另外有一次，因为偷了一个果子，马丁·路德被他的母亲鞭打至出血。后来，马丁·路德自己认为：“如此严酷的生活，是我后来当教士、避入修道院的原因。”父母传给他的“神之形象”，反映着他父母的脾气：一位严厉的父亲，严格地判断事情，苛刻地要求毫无趣味的道德，要求立即抵罪，结果几乎所有人类，都被他诅咒下地狱。他的双亲都相信女巫、小妖精、天使和恶魔，马丁·路德也终生带着这些迷信。在家庭的严格管教下，恐怖性的信仰形成了马丁·路德信条的一部分。

在曼斯菲尔德就学期间，更多的教鞭和教义问答等着他。曾经因为一个名词的误用，他在一天之中被鞭打15次。13岁时，马格德堡的一位教会弟兄，带他上一所中级学校。14岁时，转学至爱森纳赫的圣乔治学校，在科达太太舒适的房子里，过了3年比较愉快的寄宿生活。以后，马丁·路德从没有忘记她说的：对于男人而言，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善良女子的爱更为珍贵的。这对他是一项很大的恩赐，使他42年的岁月能够过得很成功。在这个较健全的环境里，他培养了年轻人自然可爱的气质——健康、愉快、随和、坦率。他歌唱得很好，还会弹维忽拉。

1501年，他的父亲送他到爱尔福特（Erfurt）就读大学。课程主要是神学与哲学，属于经院哲学派的理论。因为奥卡姆的《唯名论》是在此地成名的，所以，马丁·路德很可能曾经看到过奥卡姆提到的教皇和议会可能犯错的理论。他发现各种经院哲学的理论彼此常互相矛盾，曾经向他的一位朋友，说到他自己的哲学“不必一定学习旧有的一些滥调”。在爱尔福特，还有一些较不知名的人文主义学者，马丁·路德也稍微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当这些学者发现马丁·路德正热心研究另一门学问时，都不予以注意。他曾经学过一点希腊文，也稍微懂一点点希伯来文，但主修的还是拉丁古典文学。1505年，他获得文学硕士。他那位引他为荣的父亲，送他一本豪华版的《实体法》（Corpus Iuris），作为毕业礼物。马丁·路德又进修研究法律时，这位父亲非常高兴。但两个月以后，这位22岁的青年突然决定当修士，使他父亲大为沮丧。

这项决定反映出他个性上的矛盾。他开始有了性的冲动，他也看到人生充满了很多正常的冲动，但学校和家庭灌输给他的观念，是“人生而有罪”，触犯了全能而且有权惩罚人类的上帝。他的正常冲动和他的信仰，似乎在言行上从不一致。可以猜想，当他经历一般人常有的自淫和青春期的幻想时，他没办法接受这是人类生长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视之为撒旦欲陷人于万劫不复之地。对上帝的概念，他接受到的，似乎没有一点慈爱的成分。在他看来，圣母玛利亚慈祥和蔼的影像，在上述恐怖性的神学里，是无足轻重的，而耶稣也并非对圣母唯命是从的儿子。常画于教堂的《最后的审判》中的耶稣，就是以炼狱的火焰来威胁犯罪者的基督。对地狱的反复想象，使他的心里充满了宗教的忧郁色彩，忘记了生活的乐趣。有一天，他离开父亲家、回爱尔福特时（1505年7月），遇到一阵可怕的暴风雨。闪电在他四周闪亮，并击倒了附近的一棵树。这些景象在马丁·路德看来，好像是上帝在警告他：除非他的思想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否则死亡会使他来不及忏悔就堕入地狱。何处可以让他过被拯救的奉献生活呢？除了可以隔开外界、肉欲和魔鬼的围墙及苦行生活的地方外，并无他处了，换句话说，也只有修道院一处了。他对圣安妮发誓：若能幸免于这次的暴风雨，他即将献身为修士。

爱尔福特有20所修道院。他选择一所以奉行修士规则闻名的属于奥古斯丁派隐修士的修道院。他召集朋友们一起吃喝、唱歌。他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了，明天起，他就要在修道院当见习修士。他谦卑地去做最卑微的工作。他像是在自我催眠一样地重复背诵祈祷文，他把自己关在没有热气的小寝室里受冻，他也绝食并鞭打自己，希望能借此将体内的魔鬼驱出。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修士，严格地力行我的规条……若曾经有修士因为过修道院的生活，而获升天堂的话，那么我也一定可以升天堂……如果这种修行生活，需要久一点的话，我也要以反省、祈祷、阅读或做其他工作来使自己受苦，直至死亡。”有一次，好几天大家都未见到他，朋友们闯进屋子里，才发现他已经昏倒在地上。他们带来了一把维忽拉，一个朋友弹奏，他才醒来，向大家道谢。1506年9月，他立下重誓：要坚守贫穷、贞节和服从。1507年5月，他被任命为修士。

他的同修教士们，都友善地忠告他。有一位教士还向他保证：基督的慈爱已经为人类的原罪忏悔了，并为被赦罪的人们打开了天堂之门。马丁·路德阅读了一些德国的神秘论著，尤其是陶勒所作的，使他对沟通带有原罪的人类与正义、万能的上帝之间，有了希望。接着，约翰·胡斯写的一篇论文落到他手中，对教条的怀疑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困惑，他怀疑道：“一个能写如此具有基督教精神并大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被处火刑……我将书合上，带着满腔的疑问走开。”奥古斯丁教团的地区主教约翰·司塔匹兹（Johann von Staupitz），慈父般地关心这位烦恼的教士，命令他放弃苦修主义，改以精读《圣经》和圣奥古斯丁的书。从送给马丁·路德一本拉丁文《圣经》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主教们对他的关怀。因为拉丁文《圣经》对个人而言，是稀有的财产。

1508年或1509年某日，马丁·路德被圣保罗给罗马教会书信中的一句话所震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些话逐渐使他相信人是可以“称义”的——行义便可免入地狱——而非靠善行，善行决不足以赎罪，而是要完全地相信基督，以相信基督为世人所受的苦难。在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马丁·路德发现了另一个观念——预定论——这或许恢复了他的恐惧，即甚至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命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要堕入地狱，按照神的意愿而拣选出来的选民，因为基督的神圣牺牲而得以救赎。由于那种荒谬的理论，使他又逃回到他原来的信念——因信得救。

1508年，经司塔匹兹的介绍，马丁·路德转入维滕堡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先当逻辑学和物理学的讲师，后任神学教授。维滕堡为“智者”腓特烈王的北部都会，住宅很少。当时的人称此地为“贫穷、不重要的城市，只有一些小而古老、丑陋的木屋”。马丁·路德形容此地的居民为“极度酗酒、粗野，狂闹”。他们以当萨克森的豪饮者为荣，萨克森是全德国酒徒最多的省份。马丁·路德曾说：向东一英里之处，文明即告终止，开始为野蛮之地。而马丁·路德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此地，一直到他临终之日。

1510年10月，马丁·路德已经是一位模范教士了。他和另一位教士，为了奥古斯丁教派的某些秘密任务，被遣送到罗马。看到罗马城市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虔诚的肃然起敬，他俯下身来，举起双手，叫道：“向您致敬！噢！神圣的罗马！”马丁·路德游遍了所有圣迹，在每处圣物遗迹前，他都毕恭毕敬地行礼。他跪着爬越斯卡拉·桑塔山（Scala Santa），又访问了20所教堂，这些使他赚到很多张赦罪状，令他几乎希望自己的父母已死，好让他利用这些赦罪状，将他们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也到罗马议坛（Roman Forum）参观，但很显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及其他上百位艺术家，正开始创作并装点罗马的文艺复兴艺术，并未使他感动。在他游历罗马以后的数年之间，他对罗马教士的俗气及对当时流行于圣城罗马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并未保留下来。但是，10年以后，他时常在茶余饭后缅怀过往，将1510年的罗马描写为“令人憎厌的地方”，将教皇描述为比异教教主还差劲的人，将教皇宫殿描写为“以12位裸女陪伴进晚餐”的地方。他之所以有这些批评，很可能是因为他并无门路闯入较高阶级的教士圈内，对这个圈内已确定的并不苛刻的道德观念，他没有直接的认识。

1511年2月，马丁·路德回到维滕堡，在教育界他很快地被提升了，并被晋升为省区总教士。他开《圣经》课，又经常在教堂传教，非常勤勉而虔敬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说：

他所写的公函，对彷徨无主的人有深刻的感召力量，对堕落的人有温厚的同情心。这些信件表现的是深刻的宗教情操，很少有实用意义。1516年，鼠疫殃及维滕堡，他仍然很勇敢地忠于职守，不顾朋友们的关切，决不放弃其职务。

1512年至1517年，他对宗教的观念，渐与罗马教会的正规教条背离。他开始用“我们的神学”，以示区别于他在爱尔福特所学的。1515年，他把世间的伤风败俗归之于教士，教士告诉人们太多人自己所发明的格言、寓言，而非上帝的《圣经》所有。1516年，他发现一本佚名的德文手抄本《圣经》，作者那种不可思议的虔诚，更支持了他对“靠信仰获救”的看法。他把这本手抄本《圣经》刊印发行，书名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他指责赦罪状的传教士，剥夺无知的可怜人的利益。在他的私函里，他开始认为圣约翰的伪基督说法，与教皇的行径是一致的。1517年7月，他应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之邀，在德累斯顿传教，他因为“只要接受基督的事迹，即能使相信之人获救”的说法而争论。乔治公爵抱怨如此强调信心重于美德，“只会使人们狂妄，不守正规”。3个月后，这位胆大无顾忌的教士马丁·路德，开始向世界挑战，开始为那贴在维滕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辩论。

宗教改革的形成

克拉那赫1520年的木刻画，可以说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写照：一位中等身材受过戒的教士，稍微瘦长，有一双流露出坚忍意志的大眼睛、大鼻子和果决的下颌，脸部并无喜争好斗的样子，而是很平静地表现着他的勇气和个性。马丁·路德撰写那些论辩，是一种诚实的愤怒，而非内容空洞的无耻妄为。地方主教看那些论辩并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所以只是劝他一段时间内不要再写。马丁·路德最初也被自己引起的风波吓着了。1518年5月，他告诉司塔匹兹，他真正的用意只是希望过一种安静的退隐生活。他欺骗了自己，他是喜欢与人相争的。

马丁·路德的论纲变成了德国知识界的谈资。成千的人正等待着这种抗议，在发现了这种抗议之声时，几代以来郁积胸中反抗教会的心情，全都振奋了。赦罪状的售卖稍敛形迹。然而很多拥护售卖赦罪状的人，纷纷起而应付这场挑战。台彻尔本人和几个专业的襄助人员，于1517年12月，写了《一百零六条驳论》（One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作为答辩。没有让步和歉意的表示，只是“偶尔对稍有不一致的神学意见表示不妥协，甚至予以教条式的制裁”。这些论辩传到维滕堡时，被沿街叫卖的小贩拿去兜售，一些大学生把小贩包围了，把他800份的论辩刊物在街头付之一炬——这是马丁·路德既高兴又不赞成的行为。在他回答台彻尔的《论赦罪状与上帝的恩典》（A 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一文中，有句富于挑战意味的话：“假使因为我说的道理使某些人的钱包受到影响，而称我为异教分子的话，我不在乎这些人的咆哮，因为只是那些不懂《圣经》的人这么说而已。”科隆的胡格斯特拉腾猛烈抨击马丁·路德，建议将马丁·路德在火刑柱上烧死。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副校长琼汉·埃克于1518年3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奥贝利西》（Obelisci），他在书中指责马丁·路德散布“波希米亚人的毒素”，并指责马丁·路德破坏教会规则。在罗马，教皇的文学作品检查员西尔维斯特·普列尔阿斯（Sylvester Prierias），发表谈话称：“要维持教皇的至高权力，在处理赦罪状时，不只是要完全避免夸大其词，尤其要伸张他的学说到不接受赦罪状的角落。”

1518年4月，马丁·路德以拉丁文小册子《解答》（Resolutiones）还击。他将抄本送给地区主教和罗马教皇——向他们强调他承认罗马教会的正统性及愿意归顺之意。在正文中，马丁·路德很漂亮地数说了利奥十世：

虽然在罗马教会有很多博学和高贵之士，但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不适切之处，所以即使他们……也无法挽救罗马教会……现在，我们有了最好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的廉正与学识，使所有善良的人都觉得欣喜。但是，处于如此纷乱的事务中，这位最好的人，能单独做什么呢？他应该是统治一个较好的时代才对。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只应该有像尤里乌斯二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教皇。是的，罗马本身现在正嘲笑着这些好人。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有哪个地方比罗马——道道地地的巴比伦——更能自由地嘲笑这最好的主教呢？

对利奥，马丁·路德坦诚表示出一种罕有的谦逊：

最受祝福的神父，我愿以我及我所有的一切，俯卧在陛下的脚边。在陛下看来，我的意见，也许是鼓舞，也许是伤害，或是呼唤、召回、赞成、谴责。不过，我还是承认您的话就是基督的话，依您而存，并以您的话为依归。假使我罪应受死，我将绝不拒绝。

虽然马丁·路德有以上这些表示，但是利奥的顾问们，还是注意到《解答》这本小册子肯定全体基督教会会议比教皇重要，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圣迹和朝圣者的旅程，否认基督教圣者的各种事迹，并排斥3个世纪以来教皇为赦罪状增加的理论和作为。而以上这些是教皇的主要收入来源，利奥对慈善事业、娱乐、战争，及罗马教会的行政和建筑计划的经费，已经穷于应付。这位遭到非难的教皇，起先还把马丁·路德引起的争论当作教士之间的短暂的争吵而置之不理，现在开始要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于1518年7月7日，召马丁·路德入罗马。

马丁·路德面临一项重要的抉择。这位和蔼可亲的教皇是否会善待他？他发现自己很可能会被以礼貌的方式封住嘴，然后让他在罗马修道院里埋没，现在赞许他的人，很快就会将他遗忘了。于是，他写信给腓特烈选帝侯的教士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提出：德国的王侯应该要保护他的市民，避免被强迫引渡到意大利。腓特烈同意了。他对马丁·路德存有高度敬意，因为马丁·路德曾经使维滕堡大学兴盛起来。除此之外，马克斯国王（Emperor Max）视马丁·路德为对抗罗马的外交上的王牌，因此，他嘱咐腓特烈“小心照顾那位教士”。

正在此时，马克斯国王在奥格斯堡市（Augsburg）召开帝国会议，讨论应教皇的请求，向德国人民征税，以支援另一个抵抗土耳其人的新十字军。按利奥教皇的提议，教士征所得的1/10，一般百姓征所得的1/12，同时每50户供给一位壮丁。帝国会议拒绝了。相反，它很坚定地重述苦况，正提供了马丁·路德成功的背景。帝国会议向教皇的使节指出：德国已经经常纳税资助各种社会救援运动，可是只见到这些钱被用到教皇的其他用途上；因此，人民必会强烈地反对再汇款给意大利；教士第一年的收入（以前须献于教皇）、坚信礼费及诉讼规费等，这些送到罗马的金额，已经是一项难以忍受的负担；而且那些德国教士的薪俸，像分红利一样被送给意大利教士。一位帝国会议的代表称：如此勇敢地拒绝教皇的要求，是日耳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克西米里安注意到了王侯们的背叛心理，他写信给罗马教皇，忠告他小心对待马丁·路德，要以妥协合作的方式镇压异端分子。

利奥不得不采用仁慈宽大的方式。的确，新教的历史学家把宗教改革的成功归之于教皇的温和。利奥将召马丁·路德入罗马的命令搁置一旁，代之以命令他到奥格斯堡市见卡耶斯坦大主教，回答别人对他不守纪律和异端的控告。他还告诫他的使节，只要马丁·路德有让步、归顺之意，就完全原谅他，否则就要由地方当局将他遣送罗马。大约同时，利奥宣布要送给虔诚的腓特烈一项他所渴望已久的荣誉——金玫瑰（Golden Rose）——那是教皇赠予地区统治者的最高恩宠。很可能利奥现在支持腓特烈为帝国王位的继承者。

1518年10月12日至14日，马丁·路德在帝国卫队的保护下，在奥格斯堡见到卡耶斯坦大主教，这位大主教是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生活足以为人典范，但他误解了他此行的任务是判决而非外交。当他了解事情的原委，那主要是教会的纪律和规则的一个问题：一位教士应该被允许公然批评他曾经立誓服从的上级教士，并提倡被教会谴责的见解吗？卡耶斯坦大主教拒绝讨论马丁·路德提出见解的是非，他要求马丁·路德撤回见解，并发誓不再干扰教会的宁静。对方都失去耐心。马丁·路德毫无悔过之意地返回维滕堡。卡耶斯坦要求腓特烈将马丁·路德遣送罗马，为腓特烈所拒。马丁·路德回到维滕堡后，将这次的会谈栩栩如生地写成一篇报告，传遍整个德国。他写信给朋友文泽尔·林克（Wenzel Link）时，又附加：“我把我的小作品送给你，你可以看看是否我的假设不对。我的假设是，按照保罗所说的，真正的伪基督教控制了罗马教廷。我认为他比任何土耳其人还糟糕。”马丁·路德写给乔治公爵的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中，写道：“宗教的和世俗的阶级都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他第一次用“改革”一词，为他的反叛行为加上了历史性的名称。

利奥继续努力于双方的和解。1518年11月9日，他颁布训谕，否认有关赦罪状的一些极端的声明；承认赦罪状既不能赦免罪恶，也不能赦免过错，只是用以赦免教会给的世俗惩罚；至于解救炼狱中受苦的人们，教皇的权力，也只限于祈祷，祈求上帝将基督和圣人们的功绩，恩赐给已死的灵魂。11月28日，马丁·路德提出改革教皇和基督教大会的审判的要求。同月，利奥即委派罗马一位社会阶级稍低的年轻高贵的撒克逊人，卡尔·米尔蒂兹（Karl von Miltitz），携带金玫瑰给腓特烈，要他对那“撒旦的儿子”马丁·路德，做私下的努力，希望能使他回心转意。

卡尔·米尔蒂兹抵达德国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德国几乎半个国家都公开地仇视罗马教廷。他在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五位朋友之中，有三位赞同马丁·路德。萨克森这种反教皇的情绪如此高昂，他作为教皇使者没有机会影响众人。1519年1月3日，他和马丁·路德在阿尔登堡（Altenburg）会面，他发现马丁·路德更坦然地据理力争，而非惧怕罗马教会。或许此时的马丁·路德，正急于维护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他宽大地做了几项让步：若对方保持沉默的话，他也将保持沉默；写一封表示归顺之意的信给教皇；公开承认向圣者祈祷的功用和炼狱的真实性，并承认赦罪状能赦免依照教规所给的惩罚；劝告一般人安心地归顺罗马教会；同时，愿将争论的内容提交德国一些立场中立、不偏袒的主教们审议。卡尔·米尔蒂兹高兴之余，又跑到莱比锡，召见台彻尔，谴责台彻尔的过分、虚假及随便引用教皇的训谕，并将台彻尔免职。台彻尔退隐到他的修道院后不久，即于1519年8月11日逝世。台彻尔临死之时，他接到马丁·路德给他的一封友善的信，信中向他保证——售卖赦罪状仅仅是这场纷争的偶然巧合，而不是一个原因，“这一场争端，并未因此而开始，只是这个小孩，另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而已”。3月3日，马丁·路德即写信给教皇，表示完全归顺之意。3月29日，教皇很友善地回了信，邀请他到罗马忏悔，并愿意付给他旅费。但是，马丁·路德固有的矛盾心理，使他在3月13日写信给乔治·斯巴拉丁时称：“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教皇究竟是伪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还是留在维滕堡比较安全。

很显然，维滕堡的教职员、学生和民众们都赞同他的主张。他尤其高兴能得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的支持。菲利普·施瓦茨尔特（Philipp Schwarzert，意为“黑色大地”）是一位人文学者和神学家。1518年，他21岁时，即被腓特烈选帝侯指派在大学教授希腊文。他有一个希腊化的名字梅兰希顿，是由其伟大的叔父劳伊克林取的。他身材矮小、脆弱、步履蹒跚、容貌平凡、眉毛高耸、目光羞怯。这位宗教改革的英才，在维滕堡很受爱戴，课室里挤有五六百位学生。马丁·路德描写他似乎拥有“人类所有的美德”。伊拉斯谟称：“梅兰希顿是个很温和的人，甚至他的敌人都会赞扬他。”马丁·路德喜欢和人争斗，梅兰希顿则渴望宁静与和谐。有时，马丁·路德嘲笑他温和得不当。不过，马丁·路德本人最高尚、最温和的一面，是他对与他脾气、意见相反的人，仍有不间断的感情存在：

我为争斗而生，要与歧见和魔鬼奋战；因此，我的书激烈而具挑战性。我必须根除荆棘和障碍，填满沟渠。我是粗犷的林务官，要辟出一条道路，让诸事就绪。然而，菲利普老师温和、沉默地走着，愉快地耕耘、栽培、播种和浇水，像是上帝特别厚赐予他。

维滕堡另一位教授比梅兰希顿更为锋芒毕露，名为安得列亚斯·博登施坦（Andreas Bodenstein），以他的出生地卡尔斯塔特享名于世。1504年，他24岁时，入大学执教；30岁时，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讲座之职。1517年4月13日，他发表152条反赦罪状的论纲，加入马丁·路德历史性的抗议。原先他是反对马丁·路德的，但很快变为热诚的支持者。马丁·路德曾说：“对这件事情，他比我还热烈。”埃克发表《奥贝利西》向马丁·路德的论纲挑战时，卡尔斯塔特以406项意见辩护。其中一项是德国宗教改革史上第一次肯定地宣称《圣经》是至高的权威，高于教皇教令和罗马教会的传统。埃克再以公开辩论挑战，卡尔斯塔特立刻答应，并由马丁·路德安排辩论事宜。接着，埃克公布将在辩论会上辩论的13条论文大纲。其中之一叙述道：“我们否认在西尔维乌特时代以前，罗马教会的权力，并不比其他教会高的说法。我们一直承认为据有圣彼得的坐椅者，即是圣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但是，在《解答》一书中，提出“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时，罗马教会并没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力”的，是马丁·路德，而非卡尔斯塔特。马丁·路德觉得自己被挑战了，于是宣布埃克的论文解除了他沉默的誓言。他决定加入卡尔斯塔特的神学辩论。

1519年6月，这两位战士来到莱比锡。由梅兰希顿及其他6位教士陪同，200位武装的维滕堡学生坐马车护送。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仇视马丁·路德的国境。布莱森堡的大厅里挤满了兴奋的观众，由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担任主席，6月27日，埃克和卡尔斯塔特开始辩论新旧的问题。莱比锡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第二天将在法兰克福选举国王之事。几天以来卡尔斯塔特一直苦于埃克高明的辩论技巧，这时马丁·路德加入维护维滕堡。他的辩论卓越有力，但过于坦率。他强调否认基督教早期罗马教会主教的首要性，而且提醒几乎全部持有恶意的听众们，流传甚广的希腊正教至今仍旧否认罗马教会的至高权威性之事。当埃克提出马丁·路德的看法反映被康斯坦茨会议斥责的胡斯的看法时，马丁·路德答辩道，即使全基督教会会议也可能发生错误，然而胡斯的教条，有很多是正确的。辩论会于7月8日结束。埃克达到了他的真正目的——迫使马丁·路德承认自己的确是异端邪说。至此，宗教改革的进展，从有关赦罪状的较小的争论，进入罗马教皇权力遍及基督教世界的较大挑战。

埃克回到罗马后，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辩论的报告呈给教廷，建议将马丁·路德开除教籍，利奥并未如此鲁莽，他仍然希望能和平解决，但距离德国太远，无法真正了解这些背叛的情形。颇有威望并受人尊敬的市民，如约翰·贺尔兹肖尔、拉扎勒斯·施本格勒及威利巴尔德等人，都替马丁·路德说话；丢勒还为马丁·路德的成功祈祷；一些人文学家也送来一大堆讽刺教皇的小册子。胡滕在1518年抵达奥格斯堡市时，即改变论调，反对利奥征取十字军东征的基金，并明白地表示，希望前来收款的人空着口袋回去。莱比锡辩论的消息传来时，他高赞马丁·路德为德国解放者，从此，他的笔成为宗教改革的一把利剑。他将马丁·路德名字列于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的骑士群中——这些骑士是渴望革命的——并毛遂自荐地向马丁·路德称，只要能力所及，他愿给予马丁·路德一切武力的支持与保护。马丁·路德答以温和的赞许，但并不需要马上用武力来保护自己。

1520年3月，胡滕发行一本写于亨利四世（约1056—1106年）时的旧的德文手抄本，该书支持亨利国王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抗争。他将这本书呈献给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暗示他德国人民希望他为亨利的屈辱和挫败复仇。胡滕称，将德国从罗马教会拯救出来，比驱逐土耳其人更为急迫。“我们的祖先认为不值得臣服于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好战的民族；而现在，我们不只是臣服于这些好色和奢侈的颓废奴隶，还处于被攫掠以遂其欲望的痛苦中。”1520年4月，胡滕发行《会说》（Gespräche）第一册。这本书以诗句对答的方式写成，对德国人独立于罗马教会的欲望，有代言和刺激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马丁·路德的作品。他形容罗马像是一只“巨大的吸血虫”，又称“教皇为强盗头子，他的那一帮人，顶着罗马教会之名……罗马是一片淫猥之海、污物泥沼、无底的罪恶深渊。难道我们不该从各地聚集起来，完成摧毁这个人性的共同祸源吗？”伊拉斯谟请胡滕缓和其作风，并友善地警告他处于被拘捕的危险之中。胡滕依靠济金根的各个城堡避难，但继续其活动。他向腓特烈选帝侯建议，把地区教会所有的修道院财产挪作其他用途，并叙述每年送到罗马教会去的款额可以用作更好的用途。

这一场争斗的中心仍旧停留在小小的维滕堡市。1520年春，马丁·路德发行《摘要》（Epitome）一书，书中注释言词激烈，并引用了最近与他不妥协的有关教皇的首要和权力的正统神学家的申言。马丁·路德正面地还以颜色，写道：

假使罗马是以教皇和大主教的知识，作为信仰和传教的道理（我但愿不是如此），那么在这些著作里，我要直率地宣布，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神殿中，正统治着罗马——像邪恶充斥的巴比伦——罗马教廷是撒旦的会堂……若罗马天主教徒的愤怒如此继续下去，那么将无可挽救余地，只有让国王、君主、诸侯们以武力和兵器来攻击这世界的灾祸。处理这件事情，不再是诉诸笔战，而要对以兵刃了……倘若我们以绞刑处罚小偷，以刀剑对付强盗，以火刑处置异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武力攻打这些地狱之主、这些红衣主教、教皇和所有已无休无止地败坏了神的教会的罗马索多玛城（Sodom）的这个罪恶之窟，为什么我们不以他们的血来洗涤我们的手？

同年底，卡尔斯塔特发表一本小书，擢升《圣经》高于教皇、教会会议传统及福音高于使徒。若马丁·路德曾经推崇上述的说法，新教徒集团就会少一些圣保罗教义论者、奥古斯丁教义论者和宿命论者。该书在当代怀疑摩西为《旧约》开首五卷书的作者，并怀疑福音的完全真实性。但其中心立论很脆弱：该书以初世纪的传统来肯定《圣经》的真实性，但同时否认传统。

在梅兰希顿、卡尔斯塔特、胡滕和济金根的鼓励下，马丁·路德在写给斯巴拉丁的信上称（1520年6月11日）：

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已不顾罗马人的愤怒和对我的恩宠。我将永不与他们妥协……让他们斥责和烧掉所有属于我的东西。我也将同样地还以颜色……现在我不再害怕，我正刊行一本德文的有关基督教改革的书籍，直接反对教皇，文辞的激烈，就好像我正在发表反基督的演说似的。

教皇敕书与宗教改革的爆发

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颁布敕书，斥责马丁·路德写的41本著作，命令全体人民将这些作品烧毁，并劝告马丁·路德放弃他的错误，重回教会的怀抱。马丁·路德经过60天更进一步地拒绝去罗马及公开撤回其言论之后，他被开除教籍而为基督教世界所隔离。所有罗马教会的忠实信徒将之视为异端，避他如洪水猛兽。他所到之处，一切宗教的服务都将停止，而且各俗世当局会将他驱逐出境，或将他遣送罗马。

马丁·路德发行宗教革命计划的3册书中的第一册，作为他和平时期的结束标志。至此，马丁·路德曾为知识阶级写拉丁文作品。现在，他开始用德文写作——并像是德国爱国者般——写了一封“致德国基督教高级人士关于基督教社会阶级改革的公开信”。在他的呼吁信里，他提到“高贵的青年”——一年以前，刚被选为国王的查理五世——“上帝将他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领袖。因此唤醒了许多人善良的大希望。”马丁·路德攻击教皇筑于身边的“三面墙”，即教士与俗人的区别、教皇解释《圣经》的权利及教皇召开全体教会会议的特权。马丁·路德称，所有这些教皇用以防卫自己的说法，必须被推翻。

第一点，教士和俗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每位基督徒，经过洗礼后就是教士。因此，地区统治者应执行其权力，“不受任何阻碍，不管权力影响所及为教皇、主教或教士……相反，所说的一切教条，纯粹都是罗马人的假设之作”。第二点，因为每位基督徒都是教士，因此都有权利按个人的看法解释《圣经》。第三点，圣徒是教义和修行的最终权威，并未保证教皇有召开会议的特权。“我们必须轻视教皇狂人似的行为，而信奉上帝，反击他的禁令，并尽我们所能地压制他。”会议即将召开。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居然比任何国王还享世俗之乐，这种可怕的不正常情形，一定要给予审查。德国人圣俸被意大利教士没收的情形，一定要予以杜绝。主要靠德国金钱过活的罗马闲教士，像群害虫一样，必须减少至1％——

据估计，每年有超过30万基尔德金币，从德国流入意大利……我们讨论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德国人必须忍耐教皇这种攫掠和勒索财产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假使我们将小偷上吊，强盗砍头，为什么我们却让罗马教会贪婪得如此逍遥自在？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偷和强盗，而竟然享以基督和圣彼得的神圣之名！谁能再加以忍受，或继续保持沉默？

为什么德国教会须永远纳贡于外国？让德国教士脱离对罗马的臣服，在美因茨大主教的领导下，重建本国的教会。教士托钵行乞的命令应予减除，教士应准予结婚；30岁以前，不应立下具有束缚力量的修道院誓言；开除教籍、参拜圣地、为死者望弥撒及星期日以外的圣日，均应废止。德国教会必须与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信徒一致。胡斯被处以火刑，因为他冒犯了国王给他的安全通行证。不管任何情况，“我们必须以书籍来征服持异端邪说者，而非以火刑”。所有的教条，都应该被丢弃，对教士和俗人，应该只有相同的一种教条：

总之，我们必须将带着教皇权力的教皇使节，驱逐出德国土地——他们将权力以高价卖给我们——把不正当的所得合法化、消除誓言和契约等，而说教皇有权如此——但是这纯属欺诈……设若没有其他邪恶的奸计可以证明教皇是真正的反基督时，这件事便足以证明了。啊！教皇！且听此言吧！您不是最神圣的人，而是最罪恶的人啊！喔！上帝将要摧毁您的教皇宝座，并将它沉入地狱的深渊！……噢，我主基督，请俯视子民，让您的判决破坏并摧毁在罗马的这个恶魔的巢穴！

一个人鲁莽地强烈攻击遍及整个西欧的强权，这件事情变成了德国的大事件。较谨慎的人士，认为这件事太过分、太鲁莽了。有很多人还评之为德国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的行为。“公开信”的第一版出版后，旋即售罄，维滕堡的印刷所不停地忙着再版。此时的德国就像英格兰一样，已经到了唤起民族主义的成熟时候。此时，还没有德国，可是却有日耳曼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是一个民族。就像胡斯曾经加强了波希米亚人的爱国心，就像亨利八世排斥教皇对英格兰的权力，而非排斥天主教教条，现在，马丁·路德也种下他革命的目标，不是种在神学的沙漠上，而是种在德国民族精神的沃土上。无论新教徒是怎么获胜的，主要是民族主义揭起了义竿。

1520年9月，由埃克和哲罗姆·阿莱安德共同颁布教皇训谕，将德国开除教籍。马丁·路德于10月6日，以第二次的宣言《教会的巴比伦之囚禁》（“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作为反击。该文以拉丁文写成，向神学家和学者们演讲，但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该文对基督教教条的影响，就像“公开信”对教会和政治史的影响一样。由于犹太人曾经长期受拘于巴比伦，由基督创立的教会，也如同《新约》里的描述，在罗马教皇治理的制度下遭受了千年以上的拘禁。经过这段时期，基督教在其信心、道德和仪式上，都已腐败。基督曾在最后的晚餐上，将饼和酒赐予其使徒，因此，胡斯的信徒们是对的——圣餐应按人们的希望，以酒和饼两者兼备的方式来处理。教士们并没有将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没有任何一位教士有这种神奇的能力。但是对于虔诚的领受圣餐的教友而言，基督在精神和实质两方面的显现，并不需要经过教士做任何神奇的转换，而是靠基督的意愿和力量。基督是跟着圣餐的饼和酒一齐显现的，是圣体合质论（consubstantiation），而非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马丁·路德带着恐惧拒绝这个念头——在弥撒中，教士把基督作为祭品献给圣父，以为人类赎罪——虽然他知道这个念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上帝曾应允人类，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对上帝的祭品，以为人类赎罪，但他还是害怕。

在这些神学的精微之处，马丁·路德加上一些道德的新观念。他认为结婚不是一项圣礼，因为基督并未答应在婚礼中加入神圣的简短祈祷文。“古代人的婚姻并非不比我们神圣，也并非无信仰的人就较少真诚。”因此，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婚姻，应该不予禁止。“恰像我和无宗教信仰的人、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异教徒，可以一起吃、喝、睡、走路……一起做事一样，我也可以和这些人中的任何一种人结婚。不必在乎那些愚人的禁令……上帝创造无信仰的男人和女人，就和圣彼得、圣保罗或圣露西一样多。”女人和没有性能力的男人结婚，是应该被允许的，假使男方同意的话，女方可以和其他的男人性交生子，所生的孩子应该准予使用原配丈夫的名义。若丈夫拒绝的话，太太可以正正当当地和他离婚。但是，离婚是一个无止境的悲剧，也许重婚比较好些。接着，马丁·路德又对他被指为异端之事挑战，他的结论称：“我听说教皇公布一项新训谕，以诅咒我，强迫我取消自己的主张……假使这个传说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是我将取消的主张之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嘲骂，应该使米尔蒂兹希望马丁·路德能再归顺罗马的梦想转了向。然而，他于1520年10月11日，再访马丁·路德，怂恿他写信给教皇利奥，表明他并无意于对教皇做人身攻击，并态度温和地把宗教改革的真相报告给教皇。米尔蒂兹也试着要教皇撤回训谕。马丁·路德这个37岁的“农夫，农夫的儿子”（他骄傲地以此称自居），写了一封信给45岁的圣彼得与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教皇，并非表示歉意，却像父亲似的忠告。马丁·路德表示他尊敬教皇个人，但对过去的教皇和目前教廷的腐败，毫不妥协地责骂：

您的声望和您无可疵议的私生活……是众所周知，而高尚得无懈可击……但是，您的教会，即所谓的罗马教廷，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比过去的巴比伦或索多玛城还要腐败。到目前为止，我所能看到的，是完全的堕落、没有希望和声名狼藉的不道德——这种教廷是我真正藐视的……罗马教会变成了最放纵的盗贼巢窟、最无耻的妓院、罪恶、死亡和地狱的王国……我一直感到悲哀，最杰出的利奥，您竟会在这种时代当教皇，您应该在更好的时代……

所以，我亲爱的利奥，不要听信那些海妖，他们使您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个神人（demigod），以使您能随心所欲发号施令……您是公仆的公仆，处在最令人同情和最危险的地位。不要被那些伪称您是世界之主的人欺骗……那些人大言不惭地空谈您有凌驾天堂、地狱和炼狱的权力……他们所犯的过错，就是过分提高您的地位，称您高于基督教会议及罗马教会。他们还错误地把解释《圣经》的权利，归之于您，在您的名义保护下，他们在教会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天！借着这些人，撒旦在您的前导下，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简而言之，请不要相信一味奉承您的人，请您相信那些贬抑您的人。

伴着这封信，马丁·路德给利奥寄去了他的第三次的宣言。马丁·路德称此信为“论基督徒自由”（“A Treatise on ChristianLiberty”，1520年11月），认为：“除非我被欺骗了，否则那就是所有基督徒简单的生活方式。”信中，他以非他本性的谦逊态度说明他的基本教条——唯有信仰而非善行才能造就真正的基督徒，并救他免入地狱。因为只有信仰基督的人，才会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的信仰，然后才有善良的行为。“是树长果实，而非果实长树。”一个人若能坚定他对上帝的信仰，并实践基督的舍身精神，就不但能享受意志的自由，并能享受一切更深层的自由：免于自身世俗欲念的束缚、免于所有邪恶力量的诱惑、免于埋怨外界，甚至免于法律的约束；因为他的美德自然而然地从他的信仰流露出来，无须再给予任何要求。但是，这种自由人必须成为所有人的仆人，因为他若不去解救别人，像解救自己一样尽力的话，他就会感到不快乐。他借着信仰，和上帝联合；借着爱心，和他的邻人相连。每一位深具信心的基督徒便是教士。

马丁·路德正撰写这些历史性的论文时，埃克与阿莱安德正直接迎战宗教革命。在迈森、梅泽堡和勃兰登堡等地，他们成功地公布开除教籍的训谕。在纽伦堡，他们获致威利巴尔德和施本格勒的道歉。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对宗教改革的立场摇摆不定，经过一段时期以后，终将胡滕逐出教会，并将印刷胡滕书籍的人逮捕入狱。在因戈尔施塔特，马丁·路德的书籍被充公。在美因茨、卢万和科伦等地，马丁·路德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但是，在莱比锡、托尔高和德伯尔恩等地张贴的训谕，被丢弃和撕毁。在爱尔福特，有很多教授和教士联合起来，拒绝承认教皇的训谕；学生们把训谕的一些抄本丢入河里。最后，埃克在他获得成功之前一年，逃开了。

马丁·路德以一连串讽刺的小册子，公然抨击教皇的教令，其中之一还盛赞胡斯的教条（约1520年8月31日），他就像“一只小跳蚤居然敢对万王之王说话一样”，向国王恳请予以庇护。并于11月17日，向上自教皇下至教会的一个自由会议公布了一项正式的请求。他知道教皇的特使正烧毁他的著作后，决定以牙还牙。他邀请维滕堡“虔诚而热心的青年”，于12月10日上午在维滕堡的埃尔斯特（Elster）门外集合。在那里他亲手将教皇训谕掷入火中，同时也把一些教会规条和经院神学的书册，掷入火里。他以此举象征对教规、对阿奎那哲学及对罗马教会任何强制性权威力量的抗拒。这些学生很高兴地又收集了一些同类性质的书籍，一直让火焰继续燃烧到黄昏。

12月11日，马丁·路德宣布，除非放弃教皇的规令，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这位教士甚至也将教皇开除教籍。

沃尔姆斯会议（1521）

现在，第三个演员又步上了舞台，此后30年，他在神学与国家的冲突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未来的国王查理五世，出生于没落的皇族。他的祖父为国王马克西米里安，祖母为勃艮第的玛丽，即“勇士”查理的女儿。外祖父母为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父亲为“英俊者”菲利普，26岁当卡斯蒂利亚国王，28岁逝世。他的母亲为胡安娜，查理6岁时，她开始精神错乱，活到查理55岁时才去世。1500年2月24日，查理诞生于根特（比利时西北部的城市），在布鲁塞尔长大。他一直保留着佛兰德斯的语言和习性，直到最后退隐西班牙。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不会宽恕他。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也会在5种语言中保持缄默。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曾尝试教他哲学，略有成就。从这位善良的主教，他接受了正统宗教信仰的强烈灌输，但是很可能是在他中年时，又从他佛兰德斯的顾问和朝臣处，吸收了对宗教教义的怀疑论。在这些人中间，伊拉斯谟式的忽视教条是最为普遍的。有些教士抱怨，查理的身边允许那么多宗教意见的并存。他证明虔诚非常重要，但他还是仔细地研究战争的技巧。他阅读科米尼（Comines），而且几乎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外交权谋的应用，及国与国之间的无道义性。

1506年，他父亲逝世时，他继承了佛兰德斯、荷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及勃艮第的统治权。15岁时，登基为查理一世，是西班牙、西西里岛、萨迪尼亚、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美洲之王。19岁时，他渴望成为帝国皇帝。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此时也抱着同样的欲望。有皇帝选举权的诸侯们都热衷于贿金；查理在这一场竞争中，花了85万弗罗林金币而获胜（1519年）。为了聚敛这一笔贿金，他向富格尔借了54.3万金币。从这时起，查理和富格尔互相支持。他延迟还款时，雅各·富格尔二世很严厉地提醒他：

众所周知，陛下若没有我，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荣誉，我可以提出所有使节的明文贷借对照表……我重视的，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尊重地要您仁慈地汇下款额，并连同利息一并汇下，勿再延误。

查理将安特卫普的关税征收权给富格尔，作为债务偿还的一部分。当富格尔几乎被征服匈牙利的土耳其人摧毁时，查理将西班牙矿产的控制权转给富格尔，借以拯救富格尔。从此以后，许多政治史的关键将是寻求银行家。

这位19岁的青年，是除英格兰、法兰西、葡萄牙和教皇国外，整个中、西欧的名义领袖。他已经有显见的健康衰弱情形，这是加速他改变的原因。他脸色苍白、身材短小、相貌平凡，有个鹰钩鼻和尖而突出的下颌，声音细弱，态度严肃，本性善良，和蔼可亲。但是，他很快就学到，一个统治者必须保持距离和矜持，沉默是一半的外交手腕，公开的幽默感有损于皇家庄严的气息。阿莱安德于1520年与查理会面。他向利奥十世报告：“依我看来，该王似乎有超乎他年龄的谨慎，他脑海里想的东西，比他脸上表现的还要多。”查理不是个很精明的人，只有在他“判断人”时显得精明——因为“判断人”是整个生存竞争的一半。他很少去面对他面临的危机——但实际上有很多危机。由于身体和心理的怠惰，他变得很迟钝，除非需要他立即做决定，他才会采取非常迅速的解决方式，而且对他的策略非常固执。他运用智慧不是出于本性，而是出于尝试。

1520年10月23日，查理五世还不满20岁，便到查理曼的亚琛接受加冕。腓特烈王已经出发去参加这项加冕典礼，但在科伦，因痛风症而止住行程。在那里，阿莱安德又会见腓特烈王，再次要求给他逮捕马丁·路德的令状。腓特烈王请教伊拉斯谟的意见。伊拉斯谟护卫马丁·路德，他指出罗马教会充塞着令人伤心的罪恶，并争论说，马丁·路德这种拯救罗马教会的努力不应该被制止。腓特烈王问他“马丁·路德主要的过错何在”时，他回答道：“有两点——他攻击戴着皇冠的教皇和鼓着肚子的教士。”他又问教皇训谕的真实性，对于他而言，这道训谕似乎与他所了解的温和的利奥十世不符。于是，腓特烈王告诉教皇使节：马丁·路德已提出请求，在结果未为众人知道以前，马丁·路德应该保持其自由之身。

皇帝查理五世也做了同样的答复，他曾经答应选帝侯们——任何日耳曼人都不能随便被定罪，除非经过公平的审判——以此作为他当选的条件之一。无论如何，他的地位使正统信仰具有强制性。他比较像是西班牙国王，而不是讨厌集权政府的日耳曼帝王。西班牙的教士们一定无法长期忍受他们的元首宽容异教徒。除此之外，战争在法国已经隐约可见，将要攻取米兰作为战利品，而教皇一定会出兵支援。神圣罗马帝国由教皇成百的职权维系，其中一项职权失去时，便会深深地影响到其他职权。查理皇帝没有罗马教会给予道德和政治行政方面的帮助时，他要如何统治他那广阔而分歧的帝国？他主要的大臣都是教士，何况他还需要教会基金和教会力量，以保护匈牙利、抵御土耳其。

查理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脑海里，而不只是一个倔强的教士的问题而已，因此，他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1521年1月27日，重要的贵族和教士及各自由城市的代表们，在沃尔姆斯聚集时，马丁·路德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话题。酝酿了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力量，以欧洲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方式，出现端倪。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称：“德国贵族们，鼓掌赞成马丁·路德的攻击。”阿莱安德曾说道：

所有德国人都武装起来抵抗罗马教会。整个世界为了即将在德国举行的会议而哗然。教皇颁发的开除教籍的训谕成为取笑的对象。很多人已经不再接受忏悔圣礼……马丁·路德的肖像画头顶上被加画了光环。人们吻着这些画。肖像画大为畅销，使我无法购得一张……我不能上街，因为德国人把手按在剑柄上，对我咬牙切齿。我希望教皇能赐我一张完全的赦罪状，假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教皇能照顾我的兄弟姐妹。

这阵激动是由反教皇的一些小册子旋风般煽动起来的。一辆马车为了哀怜阿莱安德，而不载这些无礼的小册子。从离沃尔姆斯数英里之处埃伯斯堡的济金根城堡，胡滕对这位德国教士发出猛烈的攻击：

走开！肮脏的下流胚！离开礼拜堂吧！罪大恶极的商人！不要用你们污秽的手触摸祭坛！……你们怎敢把宗教用的钱，花费在奢侈、放荡和虚饰上，而让诚实的人，为饥饿痛苦？你们恶贯满盈。你们没看到自由的气息正在激荡着吗？

支持马丁·路德的情绪如此高昂，以致皇帝御用的圣方济各会的让·格拉匹恩（Jean Glapion）神父，不得不私下与腓特烈王的牧师乔治·斯帕拉丁会晤，企图使双方和解。他宣称对马丁·路德的早期著作非常赞同，但对《巴比伦的囚禁》感到“好像从头到脚，被鞭打着”。他指出，任何宗教信仰系统都无法安稳地奠基于《圣经》，因为“《圣经》就像软蜡一样，可以让每一个人随兴所至地扭或拉”。他承认教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实际上，他已经警告其皇帝告解人：“假如他和所有的王侯不能使罗马教会免于这种过分傲慢的辱骂的话，上帝将会惩罚他们。”同时，他保证查理在五年之内，一定完成最大的改革。即使现在，可怕的马丁·路德教派已经爆发了，他仍然认为，只要马丁·路德愿撤回自己的看法，和平相处是有可能的。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对此做了一番评价后，拒绝了。

3月3日，阿莱安德向帝国会议提议立即惩处马丁·路德。议会袒护马丁·路德，声称不应未经审判，就予以定罪，这不符常理。于是，查理邀请马丁·路德前来沃尔姆斯，为他的教义和书籍作证。他写道：“你有我们的安全通行证，无须害怕暴力或干扰。”马丁·路德的朋友请他不要前往，并提醒他——以前西吉斯蒙德皇帝也给过胡斯安全通行证。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现为托尔托萨（Tortosa）的大主教，不久即成教皇，向他从前的学生——目前的皇帝——要求，勿重视安全通行证，逮捕马丁·路德，遣送罗马。4月2日，马丁·路德离开维滕堡。在爱尔福特，一大群人，包括40位大学教授，欢呼迎接他。他到达沃尔姆斯时，斯帕拉丁冲过来警告他“不要进去，尽速回维滕堡”。马丁·路德回答道：“纵然沃尔姆斯的恶魔像屋上的瓦片一样多，我也要去。”一群骑士于4月16日跑来和他会合，护送他入市。街头巷尾都有他到达的消息，2000名群众围绕着他的坐车。阿莱安德称：“全世界的人都跑来看马丁·路德，即使是查理皇帝，也要黯然失色了。”

4月17日，马丁·路德穿着教士服，出现于议会。议会出席者有：皇帝查理，6位选帝侯，由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市民等组成的令人敬畏的法庭，及带着教皇威信、正式公文和雄辩口才的杰罗姆·阿莱安德。在马丁·路德旁边的桌上，赫然收集着马丁·路德的书籍。约翰·埃克——不是莱比锡辩论会的那位埃克，而是特里尔大主教的一位官员——问马丁·路德：这些是否是他的著作，是否愿意撤回他书内的异端思想？这时，站在帝王的威仪和罗马教会委派的权力和威势面前，马丁·路德失去了勇气。他以低沉而缺乏信心的声音回答：书籍是他的著作，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时间考虑。查理给他一天的时间考虑。回到寓所，他接到胡滕给他的信，要求他坚定立场。几位议会会员也私下跑来鼓励他。很多人都觉得他最后的回答将是历史的转折点。

4月18日，马丁·路德较有信心地面对议会。议会的空位，都挤满了人，连选帝侯都很难进入他们的座位，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站着旁听。埃克又问马丁·路德：是否愿意撤回全部或部分著作？他回答道：“有关教会腐败的著作，那是出于大家共同承认的。”皇帝大喊一声“不！”，打断他的话。但马丁·路德继续说下去，并攻击查理：“假使我撤回这一点的话，就等于打开了更专制、更不虔诚之门；假使我应神圣罗马帝国的请求，撤回我的意见的话，那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至于书籍中的教条部分，马丁·路德同意撤销任何与《圣经》不符的看法。关于这点，埃克以拉丁语表示异议，充分表明罗马教会的观点：

马丁·路德，你的辩词，从《圣经》的观点听来，总是异端的说法。你只是重蹈威克利夫与胡斯的覆辙……你怎能认定自己是唯一了解《圣经》经义的人？你把你的判断，自认为高于这么多有名望的人，还声称你懂得比他们多，这是应该的吗？你没有权利怀疑有关最神圣的正统信仰，那是由基督创下、由使徒传遍世界各地、由殉道者的血液作证、由神圣的会议通过，而由罗马教会阐明的……这些是教皇和帝王都禁止我们讨论的，否则辩论便永无休止了。马丁·路德，我问你，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要转弯抹角，你要不要撤销你的书籍和书中的错误？

马丁·路德以德语给出带有历史意义的回答：

由于阁下和陛下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回答，所以我不做太详细的答复……除非我被《圣经》中的十诫判为有罪或有其他显著的理由（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我并不接受，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矛盾），我的良心，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意见，因为违背我的良心，是错误又不安全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阿门。

埃克还击道：教会会议在教条的制定上，可以证明没有任何错误。马丁·路德回答，他就是要来指证错误的人。查理皇帝不由分说地插话：“够了，他已经不接受教会会议了，我们无须多听。”马丁·路德回到寓所，非常厌倦这场争论。但是，他相信他已经证明了卡莱尔（Carlyle）以后所称的：“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刻。”

查理皇帝像教士一样震惊。他生为皇族，已经习惯于权威。他认为每个人可以解释《圣经》，及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决定接受或拒绝法令或教令的权利，会很快败坏社会秩序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权利是基于道德基础的，而道德准则又源于宗教信仰的超自然制裁的力量。4月19日，他召集一些重要的诸侯在他的房间开会。他向他们提出一项忠诚而热心的宣言。宣言以法文写成，很明显是出于他的手笔：

我出生于高贵的日耳曼民族及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奥地利大公爵和勃艮第公爵的悠久基督教王国的传统。祖先们一向都至死忠于罗马教会，保护天主教的信心和上帝的恩宠。我决定要步先祖的后尘。一个教士，要和千年的基督教教义相对抗，一定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心将我的领土、朋友、身体、血液、生命和灵魂作为赌注……昨天，我听了马丁·路德顽固的抗辩后，很后悔这么久对他和其错误的言论未加抵制。我不会再为他做什么事了。他可以凭借安全通行证回去，但是，不能够传道或鼓动任何骚乱。我要把他当成一个声名狼藉的异教徒来反对。而且，我要求你们宣布反对马丁·路德，因为这是你们答应过的。

4位选帝侯同意了，萨克森的腓特烈王和巴拉丁挪领地的路德维希不同意。4月19日晚，匿名人士在市政厅的门上及其他地方招贴日耳曼人象征社会革命的农人的鞋子。有些教会震惊了，私下恳求马丁·路德和罗马教会修好，但马丁·路德仍坚持他在议会的态度。4月26日，马丁·路德起程回维滕堡。利奥十世下令，必须尊重安全通行证。除此之外，腓特烈王害怕帝国警察在5月6日安全通行证期满后逮捕马丁·路德。得到马丁·路德勉强同意后，腓特烈王安排伏兵在他回家的路上，将他劫走，藏于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里。

由于很多人离开议会，议会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查理皇帝于5月6日在议会发表一项草案，该草案是阿莱安德准备作为《沃尔姆斯公告》（Edict of Worms）的。该草案控告马丁·路德：

侮辱婚礼、诽谤忏悔及否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他认为，圣餐的饼与酒完全依靠接受者的信心。在他的自由意志的否定中，他是一个异教徒。一位教士的恶习性，与古代的错误臭味相聚，又造成另一个恶臭的教士。他否认教皇的权力，又鼓励俗人以教士的血液洗手。他教导的言论，会导致叛乱、分裂、战争、谋杀、强盗、纵火，及基督教国家的崩溃。他过着莽汉的生活，他焚毁了教皇的教规。他对禁令的轻视，就像对刀剑的轻视一样。他对一般民众的损害，比对教会的损害更大。我们曾经尽力劝导他，但他只认定《圣经》的权威，并仅按他个人的想法解释《圣经》。我们从4月15日开始，给他21天的时间……届时，不会再有人庇护他。附和他的人，也同样要受谴责。他的著作，将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根除。

该公告宣布两天后，利奥十世将他的政治支持，由弗朗索瓦一世转至查理五世。余留下来的次要的议会会员同意这项公告草案。于是，5月26日，查理将其正式颁布。阿莱安德赞美上帝，他命令：马丁·路德的著作无论在何处一经发现，均应被焚毁。

激进分子

住在瓦特堡本身就是一种阴郁的惩罚。这座古老的城堡，坐落在离爱森纳赫一英里之处的山上，远离帝王，也远离人世。几乎有10个月之久（1521年5月4日—1522年2月29日），马丁·路德就住在那里，在一间有床、桌、暖炉和马桶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有几个士兵守卫着城堡，有一个看门人照料住处，还有两个童仆服侍他。为了方便，也许同时为了伪装，马丁·路德脱下他的教士服装，换上骑士装束，还蓄了胡须。现在他是年轻的贵族乔治（Junker George）。他也外出打猎，但有这么多假基督仍未被屠杀，所以他并不沉溺于猎杀兔子。闲散、失眠，再加上暴饮暴食，使他变得不健康和肥胖了。他焦躁、诅咒，像是一个高傲褊狭的年轻贵族一样。他写道：“我宁愿被燃烧的木炭烧死，也不愿在这里腐烂……我希望置身在这一场争斗中。”但腓特烈的臣下劝他躲避一年，等查理的怒火冷下来。然而，查理根本就没有认真找他或逮捕他。

马丁·路德沉浸在怀疑和幻想中，受尽折磨。他怀疑：只有他对，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可能吗？毁掉既有的教条的权威，是明智之举吗？每个人都可以作个人判断的原则，是否暗示着革命的发生和法规的灭亡呢？我们若相信他在其趣闻里所说的故事——住在城堡里，他被只能解释为恶魔的跳跃的一些怪异的声音困扰。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声称，他见过撒旦。有一次，他还肯定地说，撒旦向他投掷胡桃。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向撒旦丢墨水瓶，但是目标消失了。他写一些很生动的信给他的朋友和敌人，也写神学论文，并将《新约》翻译为德文。他做这些事情来安慰自己。他飞快地回到维滕堡，推动一项革命运动。

他在沃尔姆斯的辩词和死里逃生，使跟随他的人得意忘形了。在爱尔福特，学生、工匠和农人攻击、破坏40幢教区房子，并破坏图书馆和出租马车，杀了一位人文主义学者（1521年6月）。在那年动乱的秋天，爱尔福特的修士们放弃他们的修道院，开始传授马丁·路德派的教条，并公然抨击罗马教会为“独断、骄傲、贪婪、奢侈、没有信心和伪善之母。”1521年，在维滕堡，梅兰希顿完成第一篇有系统的新教徒神学之说明——《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时，他的同事卡尔斯塔特教授，现为城堡教堂的副主教，要求望弥撒应说当地方言；圣餐的饼与酒，在忏悔或斋戒之前，就可以给予；宗教的偶像应该搬离教堂；教士们可以结婚，生育子女。1522年1月19日，卡尔斯塔特首先结婚，当时他40岁，女方15岁。

马丁·路德赞许这个婚姻。但是，他写道：“上天啊！是否维滕堡的居民要将女儿嫁给教士们？”虽然如此，他仍旧发现这个观念有些诱人之处。他在1521年11月21日，寄一篇论文《论修士誓言》（On Monastic Vows）给斯巴拉丁，以答辩他们的抗议。斯帕拉丁延迟公布这篇论文，因为该论文超乎寻常的坦率。它接受性冲动，认为那是自然而无法抑制的，并宣称《论修士誓言》是撒旦的诱饵，徒使罪恶增加。4年过去了，马丁·路德才结婚。他对妇女的欣赏态度迟迟才发生，很明显，这对宗教改革的开始并无影响。

革命继续进行着。1521年9月22日，梅兰希顿以两种方式执行圣餐，波希米亚的饼酒同领派（Utraguists）赢得了迟来的胜利。10月23日，马丁·路德的修道院停止了望弥撒时的说话。11月12日，13位修士走出修道院，开始婚姻生活。因结婚而离开修道院，很快使德国大半的修道院变空了。12月3日，一些学生和市民带着刀子进入维滕堡教区的教堂，把教士们从圣坛上赶走，并向正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祈祷的人丢石头。12月4日，40位学生破坏维滕堡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圣坛。当天，马丁·路德仍假扮年轻贵族的模样，秘密回到维滕堡。他称赞修士们结婚，但警告教士和俗人要抵抗暴力。他说：“约束并非完全排除，但是必须在有组织的权威操纵下进行。”第二天，他又回到瓦特堡。

此后不久，马丁·路德寄了一份作品《真诚地劝诫所有基督徒》（Earnest Exhortation for All Christians）给斯帕拉丁发行，预先通知他们，要预防暴动和叛乱。他害怕宗教革命进展得太快或变为社会革命，丧失了革命的崇高性，而反而败坏革命。但他作品第一页的批评，像在鼓励暴乱一样：

暴动的危险似乎可能存在。教士、修士、主教及所有的宗教精神领域，可能会遭谋害或被放逐，除非他们严肃而彻底地改革自身。因为一般人的财产、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时，总是非常地担心，而变成被煽动的人。教会人士给一般人的折磨太多了，不讲理地让他们负担过重。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忍受。事实上，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把连枷和木棒放在身边，就像农人威胁着要这么做一样。现在，我听到教士们处于害怕和焦虑之中，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也许教士们会有所感觉，而缓和一下他们疯狂的专制……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假使我有十个身体，能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宠，使一般百姓能够用较缓和的叛乱方法惩罚教士们，那么，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穷苦的农人，献出我的十个身体。

除了以上这段话外，他继续写了以下一段话。因为单独一个人使用武力，实为不智之举，复仇是上帝的事情：

暴动叛乱是无理性的举动，因为通常所伤害到的，总是无辜的人多于罪恶的人。因此，没有一件叛乱是对的，不管有多好的理由都一样。叛乱引起的伤害，总是超过革命的成就……当民众挣脱缰绳、逃出樊笼时，他没办法分辨哪些是邪恶的人、哪些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任意破坏的结果是，可怕的不义之举就无法避免了……我同情，而且永远同情那些反抗叛乱的人。

宗教改革多多少少仍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着。1521年的圣诞节，卡尔斯塔特穿着平民服装，在德国庆祝弥撒。他邀请所有参加的人，用手拿圣餐的饼，并用圣餐杯喝酒。约在这时，奥古斯丁教团的一位领袖加百列·朱伊尔林（Gabriel Zwilling）要求他的听众，发现宗教图画就烧毁，发现祭坛就破坏。12月27日，“先知们”从茨维考（Zwickau）来到维滕堡，无异于火上浇油。那个市镇是德国最工业化的都市之一，市民多为编织工人，受雇于商人组成的市政府。这些工人忆起邻近波希米亚的塔波尔实验（Taborite experiment）曾受到压制，而对社会运动非常热衷。圣凯瑟琳教堂的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是一位热心的宗教改革支持者，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代言人。马丁·路德赞扬《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他于是产生了疑问——到底谁能解释《圣经》？闵采尔和他的两位伙伴，编织工人尼古拉斯·斯多奇（Nicholas Storch）和学者马库斯·斯都布诺（Marcus Stübner）宣称，他们是解释《圣经》的杰出人选，因为他们自觉而直接地感受到圣灵。他们宣布，圣灵命令他们将人的受洗延后到成人。因为圣餐只有发自信仰才有效果，而信仰是无法期望于婴儿的。他们预测，这个世界不久将遭到全面的毁灭，那时，所有不虔诚的人——特别包括所有罗马教会的教士——都将死亡；之后，在地球上将出现上帝的共产王国（communistic Kingdom of God）。1521年，编织工人的叛乱被制止了，3个“茨维考的使徒”（Zwickau Apostles）被放逐。闵采尔被流放至布拉格，他在萨克森的奥尔斯提德（Allstedt）找到牧师的工作。斯多奇和斯都布诺跑到维滕堡。在马丁·路德不在维滕堡期间，他们给梅兰希顿和卡尔斯塔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522年1月6日，维滕堡的奥古斯丁教团完全解散。1月22日，卡尔斯塔特的信徒在市议会里非常强大，他们推动一项法令，将维滕堡各教堂内所有的偶像拆除，并且禁止弥撒，除非采用卡尔斯塔特的简单形式。连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在禁止之列。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也禁止宗教仪式时的音乐。卡尔斯塔特称：“风琴的淫乱之音，唤起人们的世俗欲念。当我们应该沉思基督的苦痛时，却让我们想起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柏（Thisbe） ……让风琴、喇叭和笛，回到剧院里。”市议会迟迟不拆除偶像，卡尔斯塔特率领其随员径入各教堂。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被从墙壁上拆下来，抗议的教士，都被丢掷石头。卡尔斯塔特接受茨维考预言者的看法，认为上帝可以和《圣经》一样，直接对人说话。上帝对人说话，是简单地直接对人的心、灵，而不需要从语言和书本上学得。卡尔斯塔特本人非常博学，却宣称学校和读书有碍于虔诚，真正的基督徒要避开所有的学问和学习，要变成目不识丁的农夫或匠工。他的一位信徒，乔治·莫尔（George Mohr）将他任教的学校解散，劝学生家长保持孩子们无知。有些学生离开大学回家学手艺，声言没有必要再求学。

马丁·路德听到这些消息，害怕他的保守评论会很快由行动证明为正当，他否认教会权威会导致社会秩序解体。他不顾查理皇帝的禁令，同时又放弃腓特烈选帝侯对他的所有庇护，离开瓦特堡，重着教士服并剃发，匆忙地回到维滕堡。1522年3月9日，他开始一连串的8次演说，坚决地呼吁大学、教堂和市民们遵守秩序。现在，他拒绝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难道他不是只用一支笔，来解除百万人免受教会的压迫吗？他说道：“跟从我，我是第一个上帝所信托这件事情的人。上帝将把他的意旨第一个透露给我。所以，你们做这些事情，都错了……没有先来找我磋商……容我有时间……不要以为破坏那些被滥用的东西，就可以除掉污秽的弊端。人可以被酒与女色所迷，那么我们就要禁止酒和废除女人吗？太阳、月亮、星星，一直都受人尊崇，那么，我们是否要从天上把它们摘下来？”那些想要保持图画、雕像、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受难像、音乐和弥撒的人，不应该受到干扰。马丁·路德本人是赞成宗教偶像的。他在维滕堡一所教堂里安排弥撒，按照传统的仪式进行。在高高的祭坛上，他只给饼作为圣餐礼，但在旁边的祭坛上，他供给饼和酒。马丁·路德称，这个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重视的是从圣餐礼中接受到的精神意义。

在8天的8次演说里，马丁·路德尽量表现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冒险试验所有可能使维滕堡缓和下来的方法。结果，他成功了。茨维考的先知们企图改变马丁·路德，使他接受他们的看法，他们研究他的思想，想借以作为他们圣灵的证明。马丁·路德接受这项挑战。他们认为他对他们的看法，有一种神秘的共鸣。对他们这种敏锐的洞察力，马丁·路德将其归于撒旦，而命令他们离开维滕堡。卡尔斯塔特被重新建立的市议会辞退了，他在奥拉明德（Orlamünde）另外找到一份教士工作。在他的讲坛上，他批评马丁·路德是一位“贪婪的教士……维滕堡的新教皇”。卡尔斯塔特比教友派（Quaker）还早一步地放弃所有教士装束，穿朴素的灰色外衣，摒弃头衔，要求称他为“安德利亚斯兄弟”。他拒绝接受教士薪俸，要以农作物来赚取生活。他否认药物所有的功效，喜欢祈祷更甚于医药。他提倡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对圣餐，他仅仅采纳其象征意义。应腓特烈选帝侯之邀，马丁·路德到奥拉明德传道，以反驳卡尔斯塔特，但被丢掷石头和污泥而赶出该市。农人暴动崩溃时，卡尔斯塔特害怕被认为是煽动者而加以逮捕，他找马丁·路德并接受他的庇护。经过这一番折腾，这位倦怠的激进分子，在巴塞尔找到一份教授之职。1541年，在巴塞尔他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信心的根据

马丁·路德再度开始他崎岖的生命之旅。在他的会众面前，他是教士；在大学里，他是教授。腓特烈选帝侯每年付给他200基尔德，来上他课的学生，也会给他一点酬金。马丁·路德和另一位教士现在都穿着俗人的装束，和一位学生仆人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里。“我的床铺，整整一年都未整理过，因汗湿发臭。但是，我整天工作，到晚上便疲倦异常，待躺到床上时，什么不对劲都不知道了。”辛勤的工作，也使他忘食。“我像波希米亚人一样地吃，像德国人一样地喝，感谢上帝，阿门。”他时常讲道，但都以仁慈、简洁以及简单有力的语言抓住他粗俗的听众。他仅有的消遣就是下棋和吹笛子，但他似乎更陶醉于攻击“罗马教徒”（papist）的时光。他是历史上最有权力、最不受禁止的争论家。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加幽默当盐，加毁谤当胡椒。他让他的敌人辛苦地撰写拉丁文，给少数的学者阅读，他想对所有基督教国家发表意见时，他也写拉丁文。但是，他大部分严酷的评论，都是以德文撰写，或很快地翻译成德文，因为他的革命是一次民族主义的革命。在文体的清晰有力、片语的坦率与尖刻、譬喻的痛快直接、用语的通俗，及适当地迎合民族心理方面，没有哪一位德国作家可以与他比拟。

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新用途一样，印刷品正好适合他的目的，他以无尽的技巧运用印刷品。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利用印刷品作为宣传和争论工具的人。当时并无报纸，也没有杂志，争论全靠书本、小册子和有意公开的私人信件。由于马丁·路德的刺激，德国印刷的书本数量从1518年的150本，提高到1524年的990本，其中4/5是有关宗教革命的书籍。支持罗马教会的书籍很难出售，马丁·路德的书籍却是当时最抢手的书籍，不仅书店经销，连小贩和学生都在出售。仅爱尔福特市集一处，就卖掉1400本。在巴黎，1520年，其销售量甚至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早在1519年，他的书籍就已经外销至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荷兰）、英格兰等地。伊拉斯谟于1521年写道：“马丁·路德的书籍流传到各处，而且有各种语言的版本。没有人敢相信他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广泛。”改革家的文学创作力，把占优势的作品从南欧传到北欧，印刷品就是宗教改革。左腾贝格（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促使马丁·路德成功。

马丁·路德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已有18种翻译本，但都是以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为根据，错误百出，措辞别扭。若要从原文直接翻译，又有着令人沮丧的困难：当时还没有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译为德文的字典，每一页都有成百的解释上的问题。而且，德文本身仍不成熟。马丁·路德所用的《新约》是希腊文本，伊拉斯谟曾经于1516年将它和拉丁文本对照过。这部分翻译工作于1521年完成，1522年发行。经过10余年的辛苦工作，不断地在神学里奋斗，再加上梅兰希顿和一些犹太学者的帮忙，马丁·路德终于把《新约》译成德文并发行。除了他们的学识未臻完美外，这件翻译工作不失为划时代的事情。他们开拓了德国文坛，定下努霍彻德特赫（Neuhochdeutsch）——萨克森上流社会的新高级德文——作为德国文学上的用语。该译文因为使用通俗用语，所以严格来讲，是非文学的。马丁·路德以他惯用的生动笔法解释他的翻译方法：“我们不需要像蠢驴一样，问拉丁字母——我们该怎么说德文？应该要问屋里的母亲们，街上的孩子们，及市集里的一般民众……由他们来引导我们翻译。然后，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对他们说德文。”他的译文和公元1世纪后詹姆士王在英格兰做的翻译，有同样的效果和威望——对于民族语言有无尽的影响，对民族文学而言，也是一项最伟大的散文作品。马丁·路德在世之时，维滕堡印了10万份《新约》。其他地方也出现12种未经许可的版本。除了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明令禁止该书的流通外，在德国，它仍旧为最畅销的书籍。《圣经》的翻译用该国的语言和文学代替拉丁文，这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与罗马教会在未接受及未转换拉丁语的国家的失败有关。

马丁·路德在《圣经》翻译的工作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仍留有中世纪视《圣经》作者为神圣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地将《圣经》作为他宗教信仰的充分来源和规范。虽然他也接受《圣经》上没有提到的一些传统事情，如婴儿受洗和星期日为安息日等，他不承认罗马教会不根据《圣经》只按其习俗和权威，擅自附加基督教教义，如炼狱、赦罪状及对玛利亚和圣人的尊崇。“君士坦丁的捐赠”中法拉的启示（Valla’s revelation），是古老的历史骗局，已经动摇了成千的基督徒对罗马教会传统与教条真实性的信心。1537年，马丁·路德把法拉的论文译为德文。传统是富于人情味而易错的，但几乎整个欧洲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正言。

在神圣的启示里，推理与信心比起来，似乎也是一项脆弱的方法。“我们这些不幸的可怜人……妄想了解上帝不可思议的光明的威仪……我们像鼹鼠一样，以失明的眼睛，瞻仰上帝的光轮。”马丁·路德曾说，你不能同时接受《圣经》和推理，其中之一必须放弃：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文章，是上帝将他的话语透露给我们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出现推理，是完全不可能、荒谬和错误的（想一下这个狡猾的小骗局）。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将他的身体和血，给我们吃喝，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情更荒谬、更不可能？……或者说，死者会在这最后一天又复活吗？——或者，上帝的儿子基督，就应该由圣母玛利亚怀孕、生产，变成人类，遭遇痛苦，而后抱憾地死于十字架上吗？……推理是信心的最大敌人……她是撒旦的最大娼妓……应由疥癣和麻风吞噬的妓女，她和她的智慧应该任人践踏、摧毁……把脏东西丢到她脸上……在她洗礼时，将她淹死。

马丁·路德诅咒经院哲学家，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么多推理的特权，因为他们试着要合理地证明基督教教条，因为他们试着要使基督教教义和那“该死的、自命不凡的、诡计多端的野蛮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致。

虽然如此，马丁·路德还是采用了推理方面的两点：第一，他认为讲道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非典礼本身；第二，在他刚开始叛教之初，他宣称，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他草拟判别《圣经》真实性的规条，以决定他们对基督的教言该同意到什么程度。“任何不传基督之道的人，就不是使徒，即使是圣彼得或圣保罗所写的道，也一样视之……任何传基督之道的人，就是使徒，即使出自于犹大、比拉多或希律王。”他否认詹姆士使徒书，称之为“没有价值的使徒书”，因为他无法使之与保罗的释罪教条一致。他以该使徒书向希伯来人质疑，因为该书似乎对洗礼后的忏悔之有效性加以否认（因此支持了再洗礼派教徒）。最初，他斥责《启示录》是一些预兆和恶兆混杂在一起的费解的混合物，“既非使徒的，也非预言的”。“厄斯垂斯的第三本书，我将它丢到易北河。”他对《圣经》教条的批判，大部分被以后的《圣经》评论家评为智慧的、正确的。他说：“在当时，并没任何人将先知们的言论记载下来。他们的学生和听众，以后才收集他们的言论……所罗门的格言并非所罗门的作品。”但是，与马丁·路德敌对的天主教人士，认为他对真实性和启示的判断是主观而专断的。他们预言，以后的评论家一定会否认其他的《圣经》书，直到任何从《圣经》而来的其他书籍，都不能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为止。

一些例外显示马丁·路德维护《圣经》，以《圣经》作为完全真实的真理。他承认，约拿与鲸鱼的故事，若不是记载在《圣经》里，他一定会当作捏造的故事加以取笑。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因为记载在《圣经》里，所以他才承认，如伊甸园与蛇的故事、约书亚与太阳的故事。但是，他争论道，一旦我们接受《圣经》的神圣作者，我们就必须将这些故事和其他的故事，在任何方面都认为是事实。伊拉斯谟和其他人想借寓言来调和《圣经》与理性的企图，被马丁·路德斥之为无神论的形式。就如同福音所说的一样，他不是从哲学求取精神的安宁，而是从对基督的信仰中得到。他以《圣经》为依归，以《圣经》作为他心灵最后的寄托。他认为《圣经》不只是人类智慧的产品，同时也是神圣的礼物与慰藉。他以这种看法来对抗人文学者及这些学者对古典文学的崇拜。《圣经》教我们如何去看、感觉、了解和领悟信仰、欲望、爱等一些远非人类理性所能胜任者。当灾难压迫我们时，《圣经》教导我们，这些美德如何把光明照射进黑暗，当我们结束在世上穷困潦倒的一生时，还有另外一个永恒的生命。若问《圣经》神圣的灵感根源于什么？马丁·路德回答得很简单：“根源于《圣经》本身的教言——只有上帝赋予灵感的人，才能写就如此深奥、如此慰藉人心的信仰。”

马丁·路德的神学

虽然马丁·路德的神学给人的感觉是忠于《圣经》的，但他的解释潜意识里仍留有中世纪后期的传统。他的民族主义使他成为近代人，他的神学却属于信仰时代。他背叛天主教组织和仪式，远甚于背叛天主教教条。他抗议的事情大部分都至死不渝。他背叛时，步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后尘，而非任何其他新组织。他像他们两位一样，否认罗马教皇的权位、天主教会议、教阶组织及不是用《圣经》导致信心的任何其他方法。他像他们一样，称罗马教皇为伪基督。同时，也像他们一样，在国内找到庇护。从威克利夫到胡斯到马丁·路德，是14世纪到16世纪宗教发展主线。神学上，该线终止于奥古斯丁对宿命论和简短祷文的奇想，按顺序而言，该线应该建基于保罗的使徒书，而保罗对基督从未有认识。新教形成时，几乎所有的非基督教分子都销声匿迹了。犹太人的贡献胜过希腊人；预言家胜过经院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和人文学者的柏拉图；保罗将耶稣转换成替亚当赎罪的人，他较属于预言家，而较不属于使徒；《旧约》使《新约》黯然失色；上帝也使基督面无光彩了。

马丁·路德对上帝的看法是犹太人式的。他能够畅谈上帝神圣的慈悲与恩典，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上帝仍显现为复仇者的旧姿态，是最后的审判者。他相信（历史上并无“他不相信”的记载）上帝曾经将几乎所有的人类沉溺于洪水，曾经降火尽焚索多玛城，也曾经怒号和挥动手破坏土地、人民和帝国。马丁·路德认为：“只有少数人被解救，无限多的人都被惩罚了。”具有缓冲作用的玛利亚，作为这个故事的调停者，使最后审判为带有原罪的人类留下真正的恐惧。同时，上帝也用野兽、害虫和邪恶的女人，来惩罚人类的罪恶。马丁·路德常以此提醒他自己——除了知道上帝是存于天地之间的神外，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当一个爱找麻烦的年轻神学家问他“世界被创造以前，上帝在哪里”时，马丁·路德直率而夸张地回答：“上帝正在为像你这种狂妄自大、心绪不宁、好管闲事的人建造地狱。”

马丁·路德视天堂和地狱为当然之事，而且相信创世之初就有了。他描述一个充满喜乐的天堂有可爱的狗，“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像名贵的宝石一样”。因为他的子民们，曾对他们死去的狗表示关心，马丁·路德对他们说了这一段亲切的话。他像阿奎那一样，满怀自信地谈论天使，他认为天使是无形而仁慈的灵魂。有时，他把人类描绘成善、恶天使永无止境的竞争对象，人类命运所有的一切遭遇，都是由于天使们的喜怒哀乐和所作所为来决定——这是祆教的说法闯进了他的神学。他完全接受中古世纪对魔鬼的看法，认为魔鬼徘徊人间，带给人类脾气、罪恶和不幸，使人类更容易通往地狱。“许多魔鬼藏于林间、水中、荒野和黑暗的池塘，随时都准备伤害人；有些魔鬼，也藏在厚厚的乌云中。”这些说法，部分是为了教育而有意创作的神秘的恐怖故事。但是，马丁·路德说得非常真切，仿佛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他说：“我熟识撒旦。”他还把和撒旦的对话详细地记下来。有时候，他吹弄笛子来愉悦撒旦。有时，他叫撒旦的臭名，把可怜的撒旦吓走。夜里，被墙壁遇冷收缩的声音惊醒时，他习惯地把这个声音归诸于撒旦，充满自信地下结论——那是撒旦在漫步，他能够再度安稳地入眠。他几乎无法接受我们所谓的“大自然的法则”，他把大自然的各种不愉快现象，如冰雹、闪电和鼠疫等，统统归之于魔法；而所有一切善举，统统归之于神力。所有条顿民族的民间传奇故事，如吵闹的鬼、制造声音的精灵，显然都被马丁·路德赋予表面上的价值。蛇和猴子是撒旦喜欢的化身。魔鬼可以和妇女一起睡、生孩子。这种古老的说法，在马丁·路德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有一次，他还建议应该将这种魔鬼与妇女所生的孩子溺毙。他把魔术和巫术当真，认为将这些巫婆处以火刑，是基督徒的责任。当时的人，无论基督徒或新教徒，大部分也都有这类观念。对魔鬼的力量和魔鬼无处不在的信念，在16世纪达到顶点，这是任何其他时代所不及的。这种对撒旦的全神贯注，蛊惑了许多新教神学。

马丁·路德坚信人类生来邪恶，易于犯罪， 这使他的哲学晦暗不少。作为对亚当和夏娃不服从的惩罚，人类心中神圣的影像被撕毁，只留下人性自然的倾向而已。“没有人是生而为基督徒，或生来就虔诚的……世界与群众永远是无慈悲心的……恶人总是多于善人。”甚至于善人的恶行，也要多于其善行，因为他无法超越自然的本性，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马丁·路德觉得：“我们是愤怒之子，我们所有的成就、意义及思想和我们的罪恶，相互抵消之下，变得一无所有。”计算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善行，我们每个人都该挨骂。所谓善行，马丁·路德主要意指教会所要求的虔诚仪式，如禁食、朝圣、向圣人祈祷、为死者望弥撒、赦罪状、报佳音、送礼物给教会……但是，他认为善行还包括了所有的“行为，不论其性质的行为”。他对需要慈善与喜欢健康的社会生活并不置疑，但是他感觉到，即使有这些美德祝福的人生，仍不能得到永恒的祝福。“福音所传之道，并没有提到善行；若说福音要求人要有善行才能获救，说这话的人，我明白地断言，他是个说谎者。”并非由善人行善行就能赎罪，因为每件罪恶，都侮辱到无限大的神性。只有上帝的儿子基督，承受痛苦和死亡的这种赎罪牺牲，才能为人类的罪恶赎罪；而且，也只有相信基督的神圣赎罪，才能将我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如同保罗对罗马人说的一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种信仰，就是说“释罪”（justifies）造就一个人，使人得到解救，而不管他所犯的罪恶。基督本人也说：相信、接受洗礼的人，将会得到解救；只有相信的人，将不会受到判罪。马丁·路德由此推论：“因此，每一位基督徒最应关心的，是把所有对善行的信念抛置一旁，只要不断地加强信心。”他又更进一步地写下一段话，使一些神学家产生困扰，却使许多犯罪的人得到安慰：

耶稣基督俯首弯腰，让罪犯跳到他的背上，以此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把基督伪装成这种样子，让他隐藏在我的罪恶、你的罪恶、全宇宙的罪恶里，并以为他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恶，这对虔诚的人说来，是多么地安慰啊！……当你知道自己的罪恶附在他身上，那么你就会很安全，不至于有罪恶、死亡或堕入地狱之虞。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什么，就是要不断地训练一种无罪的感觉，只要将你的罪恶丢给基督，即使你有罪，也会感觉无罪。了解替罪羔羊承担了整个世界的罪恶，那就够了。罪恶并不能使我们和基督分开。假使一个人浑身罪恶，福音还告诉他：要有信心和信仰，从今以后你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这对于他来讲，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一旦这个塞子被拉出，罪恶就被宽恕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了。

这段话，可能是有意要安慰、鼓励一些敏感的人，他们介意他们自己犯了太多的过错。马丁·路德也还记得，有一次，他把自己过错的不可原谅惊人地夸大了。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很像台彻尔所主张的：“把钱币投入捐献箱里，那么你所有的过错，都会不翼而飞。”现在，信心取代了从前忏悔、赦免、捐献及赦罪状等所能做的一切神奇事情。更引人注意的是下列一段话。在这段话中，热诚的马丁·路德对罪恶本身下了一个很妙的说法。他说，当撒旦不断地诱惑我们时，聪明的办法，就是去犯一两次罪过：

尝试一下你亲近的朋友们所处的社会，去喝、玩，谈淫秽事，使你自己愉快。一个人有时候应该因恨撒旦或藐视撒旦，而去犯点小过错，以便不给撒旦有机会使你无事自扰。假使一个人对于罪过，过分震惊，他就是迷失了……啊！假如我能找到一些真正妙的过错时，就可以给撒旦来个打击！

这种贪婪而富于幽默的闲话，很容易引起曲解。马丁·路德的一些追随者把他解释为：好像是在原谅通奸、不贞、谋杀。一位路德教派的教授告诫路德教派的传教士们，尽可能地少用只靠信仰即可释罪的说法。马丁·路德对信心下的定义，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命题作知识上的认可，更主要的是鼓励个人自我献身于实际的信仰。他对完全信仰上帝的恩赐，深具信心。因为基督赎罪的死亡，使人具有根本的善良，所以偶尔肉体上的取乐，并不会造成长久的伤害；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很快将犯罪者带回精神上的健康。他激赏善行，所反对的是善行对获救的有效性。他说：“善行并不能造就善人，而是善人会行善。”那么，是什么造就善人呢？就是信仰上帝和基督。

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有这种能获救的信心？并不是由于他的功过，而是一种神圣的恩赐，用以赐予上帝的选民。就像圣保罗在提及法老王时所说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根据这神圣的宿命论，上帝的选民是被选来享受永恒的幸福，其他的人，被失宠地留下，被诅咒下永恒的地狱：

信心的极致，即在相信上帝拯救了这么少的人，责罚了这么多的人，他仍旧是仁慈的；他就是使我们命定毁灭的人。所以……上帝似乎以使人受苦为乐，他得到的恨应该多于爱才对。假使以任何推理的方法，在上帝表现了这么多的怒气和不公平时，仍能想象他是仁爱而公义的话，那就不需要信了。

因此，马丁·路德在反对异教文艺复兴的教会反动中，不只是回到奥古斯丁，他还回到德尔图良。相信宿命论，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功德，因为就理性而言，宿命论是不可信的。虽然如此，他认为正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使他走到怀疑的地步。这位写过很多有关“基督徒自由”的神学家，1525年在一篇论文《论奴隶意志》（“De Servo Arbitrio”）中争论：假使上帝是全能的，他应该是一切行为的唯一原因，包括人类的一切行为。假使上帝是全能的，他应该能预知任何事情，而且一切事情都该按照他所预测的发生。因此，任何时刻、任何事件，都在他心里有所预定，永远按着这预定进行。马丁·路德像斯宾诺莎一样下结论：“人类像一块木头、一个石块、一把泥土或一撮盐一样地不自由。”更不可思议的是，上帝神圣的远见不但剥夺了天使的自由，连上帝本身的自由也剥夺了，因为他也必须按他所预见的去行事，他的远见就是他的命运。一位疯狂的极端分子，解释这一教条为：“一位年轻人，砍掉他兄弟的头，把这个行为归之于上帝，他只是上帝的代理人。另有一位逻辑学家，以脚踏死他的妻子后，哭道：‘这是天父所要做的事。’”

大部分说法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隐约杂陈，马丁·路德将这些说法，从保罗和奥古斯丁开始，以不可辩驳的坚毅态度加以演绎。他可能否认文艺复兴的教会，而似乎愿意接受中世纪神学。他较容易容忍受苦大众的宿命论，而不易容忍无耻的敛聚税收的教皇权威。他不承认将罗马教会定义为大主教、主教等的总称，认为那是相信基督神性和赎罪的信众的社区。但是，他还是响应教皇的教条，他写道：“不借着基督来亲近上帝，而借任何其他的人（如犹太人、土耳其人、天主教徒、伪圣人、异教徒等）来亲近上帝的所有这些人，行走在恐怖的黑暗和错误之中，终必死亡或迷失在他们的罪恶中。”在维滕堡重新复活的是博尼费斯八世和1302年罗马会议的教言：“罗马教会之外无获救者。”

在马丁·路德的神学中，最具改革性的内容是教士的废立。他不允许把教士当作不可或缺的圣礼执行人，也不允许把教士当作上帝的特权媒介人；教士仅仅是会众选出来的奴仆，是服侍会众的精神需要的。结婚、建立家庭的教士们，会发出神圣的光辉，使教士之职更具令人敬畏的力量，他们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但是任何人，在必要时，皆可以执行教士的职权，甚至为忏悔者赦罪。修士们应该放弃他们的自私和惯有的无价值的独身主义，应该和其他人一样，结婚、工作。男耕女织，比修士们喃喃地重复无法了解的祈祷文更能侍奉上帝，祈祷者应该使灵魂直接与上帝交流，而不是求助于半传奇的圣人。朝拜圣人，按马丁·路德的判断，并不是寂寞的生灵和圣洁的死者之间的友善而慰藉的交往，而是原始多神论偶像崇拜的恢复。

至于圣餐礼，一向被认为是教士授予神圣恩典的仪式，马丁·路德很严格地把教士们的职分减少。圣餐礼不具有神奇的威力，而其功效，并非靠其仪式和宗教套语，而是靠接受者的信心。坚信礼、婚礼、教士任职礼及死者临终涂油礼，这些仪式，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具有特殊神圣的恩宠，新教可以把这些仪式废除。受洗礼是有“施洗者”约翰之例为证的。秘密忏悔可以保留为圣礼之一，不管《圣经》里有无根据。 至高无上的圣礼，是耶稣最后的晚餐，即圣餐。圣餐的饼由教士念过祷文以后，可以变为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诞而亵渎神灵的。不过他主张，基督本身会自天而降，具体地出现于圣餐的酒和饼中。圣餐并非教士的神奇力量，而是一种神圣而永久的奇迹。

马丁·路德有关圣礼方面的教条，是以圣餐礼来代替弥撒。他获上帝解救的理论，是靠信心而不是靠善行。他的这些教条暗中伤害了德国北部教士们的权威，进一步排斥主教法庭和宗教法规。在路德教派广为分布的欧洲，民众法庭是唯一的法庭，俗世的力量是唯一合法的力量。地区统治者，可以指定教会人事、支配教会财产、管理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慈善基金。理论上，教会和国家行政是各自独立的；实际上，教会附属于国家。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想将全部生活委诸神学，却无心地、不情愿地促进了成为现代生活基本要件的深入与世俗化。

革命家

主教们想尽办法使马丁·路德及其信徒沉默时，马丁·路德发出了怒吼，这几乎是革命的警报。1522年7月发行的《反对教皇和主教们的神职》（Against the Falsely Called Spiritual Order of the Pope and the Bishops）的小册子中，他称高级教士为所有狼中“最大的狼”，他呼吁所有善良的德国人，以武力驱逐之：

主教全被谋杀，教堂和修道院皆被铲除，这尚比一个灵魂被毁灭好些。让那些为了毫无价值、虚有其表的东西，及为了偶像崇拜的人去迷失吧。生活在色欲里，以别人的血汗和工作来滋养自己的人，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接受上帝的诏示，寻求灵性的生活，上帝还会与他们同在……但是，假使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只是愤怒、咆哮地下禁令、火刑、屠杀和各种恶行，那么除了以强烈的暴动将他们扫除外，他们还应该得到什么比这更好的？暴动发生时，我们都将会心地微笑。所有献出身体、货物和荣誉，使主教的教条被摧毁的人，都是上帝亲爱的子民和真正的基督徒。

此时，他对国家的批评，也像他对罗马教会的批评一样。在正统罗马教会教徒统治的区域里，禁止售卖或拥有马丁·路德的《新约》，马丁·路德受此刺激，于1522年秋，写了一篇论文《论世俗权力：该服从至何种程度》（“On Secular Authority：To What Extent It Should Be Obeyed”）。他开始很友善地称赞圣保罗的民众服从教条，称赞神圣的国家起源。这很明显与他基督徒完全自由的教言相悖。马丁·路德解释道，虽然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律法，基督徒之间也无须使用律法或强制力，但他们必须服从律法，作为大部分非真正基督徒的好榜样。因为没有律法，人类罪恶的本性定会使社会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如此，国家的权力仍应止于精神领域之外。傲慢地命令人民该读何书，或该信何物的这些王侯是谁呢？——

你必须明白，自有世界以来，聪明睿智的王者，就是一只珍奇的鸟儿；而虔诚的王侯更是难得。他们往往是地球上的大笨蛋，或是最糟糕的地痞流氓。他们是上帝的狱吏和绞刑吏，而上帝神圣的愤怒，需要他们来惩罚邪恶的人，以保存表面上的安宁……无论如何，我要忠告那些盲目的民众，要他们注意《诗篇》第107篇的简短格言：“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我以上帝之名向你们起誓：虽然你们每个人都像土耳其人般孔武有力，但假使因你们的错误，而使这本小册子有效地对抗你们，你们就会迷失。你们的愤怒和咆哮，于你们毫无帮助。大部分的事情，都木已成舟了。因为……一般人正在学习怎样思考，他们正聚集力量以轻视诸侯……人们不必、不能也将不再忍受专制和傲慢的痛苦。亲爱的王侯与贵族们，适当而明智地指引自己吧！上帝将不再容忍你们了。这个世界，不再和过去一样，像狩猎似的追赶人民了。

一位巴伐利亚的贵族，指责马丁·路德上述的文字是在为导致革命的叛乱呼吁。乔治公爵公然抨击其为诽谤的言论，怂恿腓特烈选帝侯压制该册子的发行。腓特烈选帝侯却以他一向处之泰然的作风，同意小册子发行。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于1522年3月19日写给文泽尔·林克的信，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们征服了教皇的暴政，他先前曾压迫国王和王侯；那么，我们去征服王侯不是更轻而易举吗？”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对教会所下的定义，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相信在地球上，不管世人再怎么聪明，也只有一个神圣而共有的基督教会，这无别于圣者集团……我相信在这个集团或基督教国家里，所有的用品都是共有的，每个人的财物都是别人的，没有任何物件是纯属私人所有。”

这些言论是偶然的激发，不必过分当真。马丁·路德虽然是反动分子，实际上，他仍是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他希望回复到中世纪早期的信仰和方法。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复兴者，而不是一位改革者。他很愿意让他孩提时代的农业社会，加以改善后保存下去，垂于永久。他同意中世纪教会对附加于教义的传说的贬斥，只是依他个人天生快活的习性，补充了一句：那附加物是撒旦虚构的故事而已。他叹息对外贸易的发展，称商业为“肮脏的行业”，轻视那些靠投机为生的人。他抨击那些垄断市场，阴谋提高价钱的人为“公然的强盗”。他说：“政府当局如果将这些人的东西统统没收，把他们驱逐出境，一点也不过分。”他认为当时是“拿些东西塞住富格尔的嘴巴”的最好时机。1524年，在《论贸易与高利贷》（“On Trade and Usury”）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下结论：

国王和王侯们应当注意到这些事情，并应以严格的法律禁止它们；但是，我听说国王和王侯们对它们很有兴趣，以赛亚的预言实现了：“王侯成为盗贼的同伴。”他们将偷一个或半个基尔德的小偷，处以吊刑，却和偷窃整个世界的强盗进行贸易……就像罗马上议院议员加图说的：“小偷被关在监狱里，脚镣手铐；公然的大强盗，却身穿金丝、逍遥法外。”但是上帝对这些将怎么说呢？就像以西结（Ezekiel）所说，王侯、商人和盗贼，上帝将把他们像铅和铜般的一起熔化。城市被焚毁时，就再也没有王侯和商人了。我担心，这个时候已经来临。

事实上确已来临。

第二章

社会革命
（1522—1536）

崛起中的革命（1522—1524）

挨饿的骑士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机会，以反抗王侯、高级教士和资本家。1522年，查理五世远在西班牙之时，济金根的军队是一群无用的笨蛋，富饶的教会土地，显出很容易就可以夺取的模样。胡滕受指示要采取行动。马丁·路德也已经呼吁德国人民扫荡压迫者。

8月13日，一群骑士在兰多（Landau）签署一项采取联合行动的誓约。济金根围攻特里尔城，并散发信件给城内的人民，呼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统治的大主教。城内人民却一直保持缄默。大主教召集军队，自己充当将领，击退敌方5次袭击。济金根停止围攻，把军队撤回到兰德斯都尔（Landstuhl）的城堡。大主教在邻邦王侯的协助下，猛击济金根的城堡。济金根在防御战中受了重伤，1523年5月6日向大主教投降，于次日逝世。骑士们又归顺王侯，遣散他们的私人军队，非常失望地仅仅依靠封地税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预知到这次败亡，路德于1522年12月19日脱离了这次叛乱。另一方面，他的运道不断上升。斐迪南大公于1522年，在写给他哥哥神圣罗马皇帝的信中说道：“路德的思想深植于整个帝国之中，一千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位能免于他的影响。”修士和教士们群集到新的婚姻祭坛，在纽伦堡、洛伦兹教堂和塞巴尔都斯教堂高唱“圣道”（God’s Word）。这个宗教改革的口语，表明他们信仰的唯一基础是《圣经》。新教派的传教士自由地在德国北部各地传道，占领旧讲坛，改为新教的讲坛。他们公然抨击道——不只教皇和大主教是“魔鬼的仆役”，连世俗的君主也是“邪恶的压迫者”。无论如何，有些世俗君王自发改变了宗教信仰，如胡斯的菲利普、勃兰登堡的卡西米尔、符登保的乌尔里希、吕讷堡的恩斯特及萨克森的约翰。甚至皇帝的姐妹伊莎贝拉也变成为路德教派教徒。

查理皇帝从前的老师现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1522年，纽伦堡的一次帝国会议时，他曾致函要求逮捕马丁·路德，他还主动说起了一些教会的错事：

我们很清楚这些年来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聚集在罗马教廷的周围。圣事被误用了，宗教仪式也走了样，以致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朝向错误的改变。因此，弊病从领导者蔓延到教阶组织，此事已不足为奇。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高级教士和传教士，都已经从正路上走岔了，而且长久以来，没有一个迷途知返……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倾尽全力来改革罗马教廷。也许所有这些罪恶，都有其来源……整个世界都期望着这种改革。

议会要求腓特烈选帝侯调查马丁·路德。但有人质问，为什么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腐败，就要受责难？教会的腐败现在连如此有权威的教皇都觉察到了。由于教皇的陈述很不充分，议会把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一百件事情一并列举出来，寄给教皇，建议教皇应考虑这些委屈，将此事交由皇帝在德国召开全境会议，寻求补救之道。

这次会议由贵族操纵，他们同情地听取控诉，指陈垄断市场的商人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赚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委员会致函德国各大城市，询问这些商人是否有害社会及是否需要将这些商人调整或驱逐。乌尔姆答称，这些商人的确是罪恶，商业公司限制在父亲、儿子及女婿的手中。奥格斯堡是富格尔的老家，建议采取保卫大商业、孤儿、寡妇的古老方法，即放任政策：

基督教国家（或者我们应该说整个世界）由于商业的发展而富裕了。商业越发达的国家，其国民也就越繁荣……商人聚集之处，即工作很多之处……限制公司的大小是不可能之事……公司越大越多，对每个人就越好。假使商人不能在德国自由经商，他们就会转移到别处，只会导致德国的损失……假使商人不能扩大规模，那么他们过多的钱将如何运用……较妥善的办法，还是让商人自由，不要限制他们的能力或资本。有些人提到限制商人投资后的净利润。投资剥夺了孤儿、寡妇和穷人们的谋生之道。他们靠着投资给公司赚取收入，是非常不公平而有害的。

议会立法规定，公司资本额不得超过5万基尔德；红利必须每两年分配一次，同时账目必须公开；金钱不许作高利贷出借；每季买入商品，不得超出规定的最大限量；商品须固定在法律规定的价格。商人们向查理五世求情，查理以上述的条件支持他们。德国很多城市渐渐分享到这些商人的利益，纽伦堡布告很快变成一纸空文。

帝国议会于1524年1月召开，在一次会议中，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致函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颁布逮捕马丁·路德的新命令。在奥格斯堡，罗马教皇的使节受到群众的嘲弄，不得不秘密地潜入纽伦堡，以免群众对他做仇恨的示威行动。他还受辱似的接见了3000人，其中包括皇帝的姐妹，领受路德教派的教士以酒和饼的方式行圣餐礼。于是，他向议会警告，这一项宗教革命，假使不尽快予以制止，很快就会伤及当局政权及其秩序。但是，议会如此回答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节：任何想用武力扑灭路德主义的企图，其结果将导致“骚乱、不服从命令、屠杀……最后是全面性的破坏”。议会深思熟虑时，社会革命却开始了。

农民战争（1524—1526）

宗教的背叛使农民开始想入非非，他们要求分享德国更多的繁荣。生活的艰苦已经使12个乡村发生骚动。马丁·路德公然反抗罗马教会、责骂王侯、破坏宗教戒律和令人敬畏的各种限制，使每个人都可以当教士及宣告基督徒的自由。在那个时代的德国，教会和邦国严密地契合着，教士们在社会秩序和国内行政上，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教会威望和权力的崩溃，使防止革命的一个栅栏被移开了。韦尔多派教徒、贝格哈德教派（Beghards）教徒和共同生活会的弟兄们仍继续着古老的传统，以《圣经》的内容作为根本的意见。印刷本《新约》的流布不仅对政治是一项打击，对宗教的正统性也是一项打击。因为它暴露出教士是由人的本性和世俗的方法造成的；揭发基督徒的共有主义；揭发基督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这些方面，《新约》成了这个时代激进分子的真正“共产宣言”。农民和无产阶级在此找到一个做乌托邦梦的神圣保证，他们梦想着私人财产被禁止，穷人将拥有土地。

1521年，一本小册子在德国广为流行，书名为《卡尔斯坦斯》（Karsthans），意即用长柄叉的约翰（Pitchfork John）。书中这位“带着锄头的人”、表示农民护卫马丁·路德的文章及同年又陆续出版的书，都主张乡村叛变，以反抗天主教教士。1521年，约翰内斯·埃伯林（Johannes Eberlin）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要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每一位统治者和官员对全民选出的议会的服从义务，资本家机构的废除，恢复面包与酒的价格，所有的孩子应受教育，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天文学和医学。1522年，另一本小册子，名为《德国民族的需要》（Teutscher Nation Notturft），被误认为是已逝的皇帝腓特烈三世所写，书中要求废除“所有通行税、关税、护照和罚金”的，废止罗马法和宗教法规，限定商业机构资本额不能超过1万基尔德，逐出政府中的教士，没收修道院财产，以及主张穷人的收入分配。1524年，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声称，税款1/10付给教士是违背《新约》的。有一个人宣称，天堂之门是为农民开的，对贵族和教士是关闭的。另外有人建议，农民不要再付款给教士或修士。闵采尔、卡尔斯塔特和胡布迈尔（Hubmaier）向听众忠告：“农夫、矿工和打谷者，比整个村庄的修道院院长、教士或神圣的博士，更为了解福音，更能够传说福音。”卡尔斯塔特还加上：“比马丁·路德好。”年鉴和占星家好像是给予行动的暗示一样，预测1524年会有一场暴动。一位天主教人文学家约翰内斯·科克拉乌斯（Johannes Cochlaeus），于1523年警告马丁·路德：“镇里的民众和省里的农夫，将会叛变……反对教皇和地方权势的印刷小册子和激昂的言论，使他们中了毒。”马丁·路德、传教士和出版小册子的人，都不是叛乱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正当的抱怨。但有一点是真的，即马丁·路德的福音和他的更激进的跟随者“火上加油”，使这些被压迫者的愤怒，转向乌托邦的幻想、难以数计的暴行和易动感情的复仇心理。

托马斯·闵采尔正好赶上这个时期的骚乱。1522年，他被指派在奥尔斯提德（Allstedt）传教。他要求以武力消灭“不信上帝的人”——罗马天主教和保守派教会。他声称：“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没有权利生存，除非上帝的选民，允许他们生存。”他建议王侯应该领导人民革命，以反抗教士和资本家。王侯并没有响应。于是，他呼吁百姓连王侯也一并推翻，然后建立一个纯良的社会，正如柏拉图……和阿普列乌斯所设想的社会。他写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在必要情况下，东西应该是分配的。任何王侯、伯爵或男爵，在经过很诚恳地提醒这个真理后，假使仍然不愿意接受的话，将会被砍头或吊刑。”腓特烈选帝侯能够很幽默地容忍这个福音，但他的兄弟约翰公爵和他的堂兄弟乔治公爵，联合马丁·路德，1524年把闵采尔逐出教区。这位愠怒的使徒，从一个市镇流浪到另一个市镇，宣称犹太人的获救和天堂王国的将临。

他在图林根地区（Thuringia）发现一个自由市米尔豪森（Mühlhausen），纺织工业使很多无产阶级聚集在那里。对于他而言，这是适合他的政治舞台。亨利希普·菲弗（Heinrich Pfeiffer）曾经当过修士，借着中下阶级的支持，开始在这个地方酝酿革命，要从贵族的寡头政治中夺取市议会。闵采尔向这个市镇的工人和附近的农夫传播他的激进计划。1525年3月17日，菲弗和闵采尔的武装人员，把贵族们除名，建立了一个所谓“永恒的议会”（Eternal Council）来统治米尔豪森市。按梅兰希顿的记载，这一群胜利的激进分子把修士们驱逐掉，同时把教会的财产统统搜刮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会公平地记载他们的敌人所做的活动和概念。公有财富并未建立。事实证明，菲弗在实务方面比闵采尔能干，他把叛乱消弭于中产阶级的需要中。闵采尔预测会遭受帝国军队的攻击，于是把工人和农夫组织成军，在赤足修士（Barefoot Friars）的修道院里，他得到重炮。他呼吁他的军队：“前进吧！乘火正热的时候前进吧！使你的刀剑沾满血液而温暖！”

约在这个时候，农民的叛变使德国南部大为震惊。也许，1524年的一次毁灭性的降雹使施图林根丰收的希望整个破灭，变成了叛乱的导火线。这个地方靠近沙夫豪森，距离瑞士并不太远，此处刚强的农夫实为楷模，除了封建权力的形式外，他们已经解放了他们自己。1524年8月24日，汉斯·穆勒（Hans Müller）接受闵采尔的建议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施图林根的一些农民，把他们组成“福音兄弟”（Evangelical Brotherhood），宣誓解放整个德国的农民。很快，不满的来克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康斯坦茨主教、韦尔登堡的伯爵蒙福尔、卢普芬和苏而兹的佃农们，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1524年底，约3万名武装的农民，在德国南部拒绝付给国家税、教会什一税、封建税，并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梅明根（Memmingen），他们的代表们受到苏黎世来的茨温利教派新教徒（Zwinglian Protestants）的影响，于1525年3月，订下“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s），使半个德国剑拔弩张：

愿基督徒读者得到平安，并借基督蒙神的恩惠。

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后来借农民集会的机会诟骂福音。他们说：这就是新福音的结果吗？没有人服从，所有的人都在反叛……推翻或杀死宗教及非宗教的君主吗？对这些不信上帝的邪恶批评，以下列条文作为回答，一来是为了除去对《圣经》的这些谴责；二来是为了用基督徒的方法，来证明农民的不服从与背叛，是正当的——

第一条：将来，我们应该有权利使整个的社区能够选举和指派一位牧师，同时有权利罢免该牧师……这是我们谦虚的请愿和要求，也是我们的目的和每一个人的意愿。

第二条：因为什一税是《旧约》所订、应验于《新约》的。所以，我们将会缴纳谷物的什一税，但是，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将来这什一税款，是由社区指派的教会首长收集和接受。再将税款分予牧师，适当而足够地维持牧师的一切……剩余税款，应该分给同一乡镇里的贫困者……这微少的什一税，我们将毫不奉献，因为上帝创造了牲口供人们自由利用……

第三条：人们把我们农民当作他们的私人财产，到目前为止，仍有这种习俗。而这是很可怜的。看，基督曾用他的血为我们赎罪，不管是卑微的人或是伟大的人……因此，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我们要自由，这是符合《圣经》的……对我们所选、所指派的统治者（可以说是上帝为我们所指派的），我们愿意服从所有适当的及基督教的事务。同时，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怀疑他们乐意解放我们农奴的处境，或在福音里，告知我们，我们是农奴……

第六条：我们有一项沉重的苦境，因为礼拜仪式一天比一天增加……

第八条：我们遭受很大的压迫，因为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有不够维持租款的租地，农民们遭到损失和破灭的痛苦。希望地主们以诚实的人调查租地，订立公平的租款……因为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得到他们的工资……

第十条：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因为有些人把共有的地方划归为他们的私地。这些共有的地方，曾经属于社区……

第十一条：我们应该把那该死的税捐完全废除掉。我们无法忍受这些税捐，也无法忍受让孤儿寡妇如此被侮辱地剥削着……

第十二条：假使这十二条款中，有一条或一条以上……能够按照《圣经》指出它的不当，而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确实值得争论时，我们一定将该条文撤回。

为路德半革命的宣言所鼓励的农民领袖们，寄了一份“十二条款”给他，要求路德支持他们。路德把1525年4月所印的一本小册子《和平的谏言》（Ermahung Zum Frieden），寄回作为回答。他称赞农民们服从《圣经》。他注意到现在对他的一些控诉，控诉他的言论和作品激发了革命。他否认他对革命事件的责任，但是，他不撤销对上层阶级的评论：

地球上除了你们王侯、地主，尤其是盲目的主教和疯狂的教士以及修士外，任何人都不应感谢这种错误的叛乱，因为你们的心灵坚决地反对神圣的福音，尽管你们知道福音是事实，而且是你们不能加以辩驳的。除此之外，在你们的政府里，你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苛责和剥削民众，使自己过富丽堂皇的日子，直到那些可怜的百姓，忍无可忍……那么，由于你们自己是使上帝愤怒的原因，假使你们不及时改善态度的话，上帝的愤怒无疑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农民们已经群集而起，将以残酷的杀害和流血，使德国毁灭、破坏，变成废墟。除非上帝被我们的忏悔感动，才能预防这些不幸。

路德请教王侯和地主们，以了解“十二条款”的正确性。同时，他极力主张用仁慈关怀的政策。他向农民演讲，坦然容纳他们的错误，但是要求农民要抑制暴力和报仇行为。他预测，诉诸武力的行为，将会使农民们比以前更糟糕。他预见到暴力革命会玷辱宗教改革运动，而他也会被任意指责。每一次演讲，他都反对教会什一税被挪作他用。他认为，政府当局应被服从，而且有权向百姓征税以供政府费用。“基督徒的自由”是指精神上的自由，农奴甚至奴隶，都可以有精神上的自由：

难道亚伯拉罕、其他民族的族长和先知们，都没有奴隶吗？阅读圣保罗有关仆人的教言，就知道这些仆人在当时都是奴隶。因此，你们的第三条款，严重违反福音……该条款要使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世俗王国，除非有不平等的人，否则这个世俗王国无法存在。因此，有些人是自由的，有些人是被监禁的，有些是君主，有些是臣民。

他的最后忠告，倘使被农民听从了，会使德国减少不少流血事件和破坏事件。他的忠告如下：

在贵族中，选出某些伯爵和君主；从城市里，选出某些议员。然后，把这些问题以友善的方法好好地讨论、处理。你们这些君主的顽强态度……放弃一些你们的专制和压迫，让可怜的百姓们得到一点生存的空气和空间。至于农民，就他们的本分，应该让他们自己接受命令，放弃一些远不可及、高不可攀的条款。

然而，农民领袖们认为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因为一旦和解，他们迟早都要被处罚。他们埋怨路德为叛徒，继续叛变。他们之中，有些人还煞有介事地做着平等的美梦：贵族放弃了城堡，像农民或市民一样地过日子，不再骑马，不再高高在上。会众将要告知牧师们：从此以后，他们是仆人，不是主人，假使不绝对地且不只忠于《圣经》的话，就要被开除。城里的工人也提出相似的要求。他们公然抨击：城里的商店被富人垄断，贪官污吏挪用公款，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却滞留不动。一位激进分子称：“假使上帝的高级教士们不是如此富裕、奢侈的话，假使他们的财产统统分给穷人的话，对灵魂的拯救就会更好。”温德尔·希普勒（Wendel Hipler）和弗雷德里希·韦甘特（Friedrich Weigant）建议：教会所有的财产应予没收，挪作地方需要之用；所有通行税和关税，应予免除；整个王国，应该通用一种币制和度量衡制。

这次革命涌现了一些出色的领导人物：银行管理员乔治·梅斯乐（George Metzler）和梅特恩·费尔巴哈（Metern Feuerbacher），快乐的饮者杰克林·罗尔巴赫（Jäcklein Rohrbach），一些退役军人和曾经当过教士者，及两个在济金根被打败的骑士——弗洛里安·盖耶（Florian Geyer）和“铁手”葛兹·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霍普特曼（Hauptmann）和歌德后来以这两位骑士为主角，创作过戏剧。每一位领导人物都是所在团体的领袖，行动很少和其他领袖商议。虽然如此，1525年春，几乎有12处地方同时突然爆发叛乱。在海尔布隆（Heilbronn）、罗藤堡和维尔兹堡，劳工代表集团夺取了都市行政权。胜利的集团以法兰克福为主要都市，在此发表宣言：把议会、市长、教皇和帝王，统统划归为一。在罗藤堡，教士被逐出教堂，宗教偶像被捣毁。1525年3月27日，一座小礼拜堂被夷为平地，教士的酒窖也被饮空。属于封建君主的城镇，抛弃了它们对君主的效忠；主教的城镇，也终止了教士的特权，同时倡言要将教会财产世俗化。很多公爵管辖领地都加入了革命，很多君主和主教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宣誓接受革命对他们的要求。施派尔和班堡的主教、肯普滕和赫兹费尔德的修道院院长，都在这种情况下宣誓了。亨讷堡的威廉伯爵解放了他的农奴。乔治伯爵和霍恩洛厄的阿尔布雷希特伯爵，皆降于农民领袖，并加入这个新组织：“乔治兄弟和阿尔布雷希特兄弟，从现在起，发誓农民是你们的兄弟，因为你们现在不再是君主，而是农民。”大部分城镇都由衷地欢迎这次乡村变革，很多敌视高级教士的低级教士也支持这次革命。

1525年4月4日，在莱普海姆（Leipheim）靠近乌尔姆的多瑙河上，发生了第一次重要会战。在一位精力充沛的教士雅各·威希（Jakob Wehe）的领导下，3000个农民占领了这个城镇。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酒一饮而尽，抢劫教堂，捣毁风琴，把祭服拿来当绑腿布。他们中间的一个坐在圣坛上，穿着教士的衣服，假装接受封建时代的臣礼。受雇于士瓦本联盟的一支外国雇佣兵军队，由能干的将军乔治·特鲁克西斯（Georg von Truchsess）统率，围攻莱普海姆，迫使未受过训练的农民投降。威希和其他四个首领被斩首，其他人被宽恕了，但联盟军烧毁了很多农庄。

1525年4月15日，星期五，梅斯乐、盖耶及罗尔巴赫麾下的三支叛军分队围攻靠近博洛涅（Boulogne）的魏恩斯堡，统治该堡者为严酷得特别令人痛恨的路德维希·赫尔封斯滕伯爵。农民代表靠近城墙，要求谈判；伯爵及其骑士们，突然发动突击，杀掉这些农民代表。在复活节的星期日，这些围攻者借城内一些市民的帮助里应外合，突破了城墙，杀掉40位武装顽抗者。伯爵、伯爵夫人（已故的马克西米里安皇帝的一个女儿）和16位骑士被下狱囚禁。罗尔巴赫没有与梅斯乐和盖耶商谈，私自下命令让这些囚犯在配有枪矛的农民行列中穿过并受夹击之刑。伯爵呈献他所有的财富以为赎金，但被认为是见风转舵的权宜之计而遭拒绝。伯爵夫人匍匐在地上，狂言呓语地乞求保住伯爵的生命。罗尔巴赫命令两个人将她扶起来，让她目睹这一场复仇的狂欢会。伯爵在短剑和枪矛之间赴死时，农民提醒他过去曾做过的一些残暴行为。一位农民叫道：“你把我的兄弟推入地牢里，只因为你经过时他没有脱帽致敬。”另一位叫道：“你把我们像驾了轭的牛一样用。你把我父亲的双手砍掉，只因为他在农场上杀了一只野兔……你的马、狗和猎人，踏坏了我们的农作物……你把我们最后一个便士也搜刮了。”过了半个钟头，16位骑士都同样躺下休息了。他们允许伯爵夫人在一所修道院中归隐。

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农民集团都流于放纵。修道院的修士被绑架了，强迫他们付出相当高的赎金。1525年4月7日的一封信写道：“叛徒们的企图无处隐藏，他们杀死不愿和罗马教会断绝关系的教士，破坏所有修道院和主教们的住处，把天主教的根完全从这个领土中刨掉。”这也许夸张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巴伐利亚、奥地利和蒂罗尔的新教徒，很明显地受到压制。农民军夺取很多城镇，并强迫斐迪南大公同意，每次传道皆需按照《圣经》——这是新教徒特殊的要求。在美因茨，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在这一场暴风雨之前就逃开了，他的代理人，签署了“十二条款”、偿付了赎金1.5万基尔德，才拯救了罗马教廷。4月11日，农民叛军否认主教的封建权力，抢劫并火焚主教的城堡，掠夺罗马教会的房子。在阿尔萨斯，革命进行得非常快，4月底以前，省内每一位天主教徒和富有的地主都生活在恐怖之中。4月28日，2万农民军攻击札本（Zabern），占了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位置，抢夺了主教的修道院。5月13日，农民军夺下了该市镇，强迫1/4的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拒付什一税，并要求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官员，除帝王以外，通通需要经过全民选举，而且可以被罢免。在蒂罗尔的布里森（Brixen），曾任主教秘书的迈克尔·加斯梅尔（Michael Gasmaier）组织了一支叛军，攻击所有罗马教会教士，于5月12日，抢劫当地修道院，猖狂了一整年。当时一位冷淡的史学家称，在整个因河和埃兹克河流域，“有叫嚣和暴乱的群众，使善良的人几乎无法在街上走动。抢劫、偷窃……变得很平常，致使虔诚的人也被激怒了”。5月24日，在布赖司高的弗赖堡，农民抢劫城堡和修道院，并强迫该市加入“福音兄弟”会。在同一个月中，一群农民把维尔兹堡的主教赶走，在主教的储藏室里，欢宴一场。6月，威武好战的大主教马赛亚斯·兰恩（Archbishop Matthias Lang），从萨尔茨堡的住处赶到他的城堡要塞，监视城市的动静。在巴拉丁挪领地的努伊施塔特，路德维希选帝侯被8000个武装农民围困。他邀请农民领袖共餐，并很乐意地允诺了他们的要求。一名当时的人说：“可以看到农奴和他们的主人坐在一起吃喝。看来，似乎他对他们很有诚意，他们对他也一样。”

在这些事件的急流中，约1525年5月中旬，路德于维滕堡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反对农民的集体抢劫与谋杀》（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该书的激烈，使王侯与农民、高级教士与人文学者都同样震惊。他因农民过分的愤怒叛变而震惊，害怕推翻德国所有法律和政府的可能性，也因为被指控其教言引起这场灾祸，他现在坦率地站在危险的地主这边：

在过去所出版的书籍中，我不曾贸然地批评农民，因为他们曾经试着就正于人、就教于人……但是在我仔细思考之前，他们忘了他们的尝试，而致力于暴力，像疯狗似的抢劫放肆……他们从事的，是恶魔的勾当。尤其，统治米尔豪森的闵采尔，更是大恶魔……我必须开始把他们的罪状，在他们面前公布……然后，我必须教导这些统治者，如何在这种环境下，把握自己……

任何煽动叛乱的人，是凌驾于上帝和帝王法律之外的，因此先杀他的，就是行善事……因为叛乱带来遍地的谋杀与流血，造成孤儿、寡妇，而且所有的事情，都被颠倒是非……因此，要让每一位能秘密或公开地破坏、毁伤和刺伤的人记住：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会比叛乱更恶毒、更有伤害性、更富于罪恶的了。那就是说，有时候人必须杀掉一只疯狗。假使你不伤它，它便会伤你。而整个领土是与你息息相关的……

他否认《圣经》里有共有思想的说法：

《福音书》并没有货物共有的意思，除非是出于个人意愿，就像基督使徒在第四章中所做的一样。他们并不像疯狂的农民一样，愤怒地要求共有别人的财物，不管是比拉多还是希律王的财物，而只有自己的财物不共有。无论如何，我们的农民们是要共有别人的财物，而将自己的财物拥为私有。所谓好基督徒，竟是这些人啊！我想不会有魔鬼还留在地狱了，它们通通跑去附在农民身上了。

对未经审判即打击叛乱的天主教统治者，路德仍给予谅解。对新教徒统治者，他要求祈祷、忏悔及商谈，但是假如农民顽抗不屈时，那么就赶快拿起刀剑。因为王侯或君主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上帝的使者和上帝愤怒的仆人，对于他而言，刀剑是用以对付这些家伙的……假使他可以惩罚，而不惩罚——甚而是夺取生命或流血的惩罚——的话，那么这些人所犯的谋杀和罪恶，全部是他的罪恶……那么，统治者在他有生之年，应该继续不关心，把良心放在一边……假使任何人觉得这太困难，就让他记住叛乱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的破坏，可以想象每个小时都在发生。

那是路德的不幸，他爆炸性的言论传到读者耳朵之时，正是有产阶级以武力压制叛乱之时，而这位宗教改革者因镇压恐怖主义而受到不恰当的赞扬。危急中的这些大人物不大可能被小册子影响。他们以一种令人毕生难忘的严厉手段处置叛乱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脾性。有一段时期，他们以商谈和允诺迷惑头脑简单的农民，得以成功解散很多叛乱集团。与此同时，大人物们却组织和武装他们召集的人。

1525年5月5日，叛乱到达顶点之时，腓特烈选帝侯逝世。他本人沉静而安详，承认自己和其他王侯曾经错待农民，拒绝施加极端的报复手段，留遗命给他的继承人约翰公爵，召开缓和局面的会议。但是，这位新的选帝侯觉得他哥哥的政策不够聪明。他把他的军队加入不伦瑞克的亨利公爵和胡斯的菲利普·兰得格拉夫（Philip Landgrave）的军队中，一起移兵攻打闵采尔宿于米尔豪森外的营地。双方军队在人数上旗鼓相当，各有8000多，但公爵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受过训练的士兵。农民方面，除了闵采尔的房子设有炮兵防卫外，大部分都没有防护设施。农民缺乏训练，并由于出乎自然的恐惧心理，显得毫无纪律。闵采尔靠着他的口才恢复士气，他还领导农民祈祷和唱圣诗。公爵方面，第一阵炮火，就屠杀对方数百人。惊恐的叛军于1525年5月15日逃到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的城镇里，公爵的军队乘胜追击，又屠杀了5000人。300名战俘被宣判死刑。他们的妻女请求公爵方面大发慈悲，这项请求被有条件地获准了，条件是要这些妇女把鼓动叛乱的两名教士的脑袋击碎。获胜的公爵们看着妇女们执行了这个要求。闵采尔躲藏起来，还是被捕获了，酷刑之下认罪，并在王侯的指挥部被斩首。菲弗率领1200名士兵驻守米尔豪森。他们也被攻克了。菲弗和其他领导人都被处死。市民们以赎金4万基尔德而获赦。

此时，特鲁克西斯以和谈的方式，取得博布林根（Böblingen）的城镇。进入城镇后，他却把枪支指向在外扎营的叛军营地（5月12日）。那些炮火下幸存的农民，却被他的骑兵队铲除了。至此，符登堡的革命告一段落。下面轮到魏恩斯堡。特鲁克西斯把魏恩斯堡付之一炬，把曾经策动“魏恩斯堡大屠杀”的杰克林·罗尔巴赫施以文火烤刑。特鲁克西斯继续进攻，在哥尼修芬（Königshofen）和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分别击溃农民军，再度占领维尔兹堡，将81位选出来的叛徒斩首示众（6月5日）。弗洛里安·盖耶潜逃，不知所终。葛兹·伯利欣根投降，一直生存至替查理五世攻打土耳其人，1562年，他82岁时始寿终正寝。6月20日，罗藤堡失陷，随后是梅明根。阿尔萨斯的革命受到打击，因为5月17日至5月18日，在利普斯坦（Lipstein）和札本的死亡人数，从2000人增至6000人。5月27日，2万农民在阿尔萨斯被杀，很多是投降后被杀的。整个市镇的空气里飘散着腐尸的臭味。马克格拉夫·卡西米尔把投降的农民或砍头或吊死，较轻的是砍断手或挖掉眼珠。最后有些王侯于心不忍，出面干预这种野蛮的报复行为。8月底，奥格斯堡议会发布命令，从轻处罚叛民。一位贵族很有哲理地问道：“假使叛徒通通被杀了，到哪里找农民来供给食物？”

在奥地利，革命持续了一年。1526年，迈克尔·加斯梅尔向整个蒂罗尔发布最激进的革命计划。所有不信上帝的人（指非新教徒），若怀疑《圣经》的真实性或压迫人民时，都将被处死。所有教堂里的图书和神龛都被移走，弥撒也取消了。城墙、塔台和堡垒统统被大肆破坏，现在只要农庄存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官员和审判官要由成年男子全面选举。封地租金和税款，有一天将要废除。教会什一税，要给予革新后的教堂及穷人。修道院要改成医院或学校，矿产属于国有，价格由政府制定。有一段时期，加斯梅尔以聪明的策略击败前来攻打他的军队，但城池终被攻破，他本人逃往意大利。斐迪南大公悬赏割他的头，两位西班牙刺客于1528年在帕多瓦加斯梅尔的房间里将他暗杀，领取了这笔赏金。

日耳曼人的生命财产在农民革命中的损失仅逊于“三十年战争”，约13万人死于战争，约1万人经士瓦本联盟的裁判被判处死刑。特鲁克西斯这位刽子手，曾吹牛他亲手杀了1200位罪犯。农民破坏了数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数百个农村或城镇人口锐减，或被人为摧毁，或因为巨额的赔偿费变得荒瘠了。5万以上无家可归的农民流浪在街头或躲在森林里，孤儿寡妇成群，救济机构并不热心，也可能是本身匮乏。叛军曾烧掉很多记载封建税的文件，现在新的文件又草拟完毕，重新订下义务，有些比从前宽容，有些却比从前严厉。在奥地利、巴登和胡斯，对农民做了让步；其他地方，农奴制度被强化，而且持续下去，直至19世纪，如易北河东区，民主刚开始就宣告流产了。知识分子的发展也受到阻碍，罗马教会对出版物的检查制度加强了，新教派的检查制度也一样。人文主义在这一片大火中凋零了。文艺复兴时代对生命、文学和爱的喜好，转变成神学、虔诚和对死亡的深思。

宗教改革几乎在农民战争中毁灭。尽管有路德的否认和公然抨击，反叛已经炫耀了新教派的色彩和观念：经济上的期望是以路德认可的文句来表明，共有的说法是仅仅要返回《福音书》。查理五世解释这场骚乱为“路德运动”，较保守的学者把新教派剥夺教会财产权和农民抢劫修道院相提并论。在南部地区，受惊的王侯和贵族重新表明他们对罗马教会的虔诚。在很多地方，如班贝格和维尔兹堡，甚至是有产阶级，也因为接受路德教的思想而被处刑。农民本身又转而攻击宗教改革是陷害他们的饵，有些农民称路德为“Dr.Lügner”——“说谎博士”或“王侯的谄媚者”。农民革命以后的数年，路德非常不受欢迎，致使他很少敢离开维滕堡，甚至1530年他父亲逝世，他也不敢去参加葬礼。1525年6月15日，他写道：“大家都忘了，上帝是借助我来拯救世人的。”“现在君主、教士和农民统统反对我，威胁着我的生命。”

屈服或道歉不是他的个性。1525年5月30日，他在给尼古拉·阿姆斯多尔夫（Nicholas Amsdorf）的信中写道：“按我的看法，把农民通通杀掉，还比让王侯或大官死去好些，因为乡下人拿起刀剑，并没有神圣的权威。”1525年7月，他发表《有关反对农民书籍的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 Concerning the Hard Book against the Peasants”）。他说他的批评，不望得到答复；他们的批评，只显得他们像农民一样，是出自内心的叛逆，不再得到同情。“统治者应该抓住这些人的头，使他们抑制住他们的舌头。”——

假使他们认为这个回答太强硬了，只是以武力来闭住人们的嘴巴，我会说这样是对的。叛逆不值得与之讲理，因为他是不会接受的。对付这种嘴巴的答案是，以拳头让血从鼻子流出。农民不会听……直到他们的头跳离他们的肩膀为止，他们的耳朵必须用子弹打开。这种门徒，就需要这种教鞭。不听上帝仁慈的话语的人，就必须听从拿着斧头前来的刽子手。

我不愿听，也不知道什么叫作仁爱，只是特别注意到上帝话中的意思而已……假使他是生气，而不是仁慈的话，那你们还要仁慈做什么？当上帝命令扫罗（Saul）执行他的愤怒时，他还对阿玛雷克（Amalek）表示仁慈，难道扫罗不是犯罪了吗？……因为农民受到鞭打，你们就高赞仁慈，你们为什么不在农民愤怒、破坏、抢劫、纵火、偷窃，让人惨不忍睹、不忍听闻时，赞扬仁慈呢？为什么他们要把王侯和贵族赶尽杀绝，而不对这些人仁慈？

路德认为，仁慈是基督徒私人的责任，就像国家的官员一样，无论如何，必须以正义为大前提，而不只是仁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的罪恶以来，人们就一直是不道德的，因此需要政府、法律和刑罚来控制。我们应该对受了危害的社区，付出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对危害社区的罪犯：

假使农民的企图得逞的话，任何忠厚的人，也都无法幸免，有谁多了一个芬尼（pfennig），就要为这一芬尼痛苦。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而且很难停止；妇女和孩子，将要蒙羞；他们也将彼此残杀，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和平或安全了。还有什么比一群农民饱食又掌权之后，更加肆无忌惮的？……驴子将要挨打，人民将要被暴力统治了。

路德有关农民战争的一些偏激的言词，使今日的我们大为震惊。路德面对的，是农民集团的残暴现实，他们把原先的诉苦抱怨，转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威胁到德国法律、政府、生产和分配。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感：他冒生命危险所从事的宗教改革，将会因为被局限于跟随这不成功的革命的保守反应而陷入严重的危险中。他很可能对在维滕堡、沃尔姆斯和瓦特堡保护他的那些王侯贵族，私下感到歉疚。而且，假使王侯不再臣服于宗教改革，谁来保护他对抗查理五世和克莱门特七世？他显然很彷徨。对于他而言，礼拜上帝和按照自己的良心寻求获救的自由，似乎是一项值得争取的自由。在永生之前的这短暂的序曲里，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奴隶，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我们目前的情况，受着肉体和责任的约束，但在精神上和蒙神的恩惠上，我们是自由的。

同时，农民也有理由反抗他。因为他曾经不只是预期社会革命的发生，他还说要以微笑迎接，即使人们以主教的血洗手。他也制造了革命，危及社会秩序。他对国家的嘲弄，并不少于他对罗马教会的嘲弄。他没有抗议社会将教会的财产充公。当农民被禁止投票，而压迫者又日复一日地使用武力时，农民要怎么办呢？农民觉得新教认可了他们叛变的理由，激起了他们的希望和行动，而在最后生死关头时，新教却把他们抛弃了。一些农民在愤怒的绝望之下，变成怀疑人生价值的无神论者。很多农民，或他们的子女，在耶稣会会员（Jesuits）的引导下，又回到天主教的怀抱。有些农民跟随着路德咒骂的激进分子，从《新约》中听到共产主义的召唤。

再洗礼派教徒试行共产主义（1534—1536）

最激进的新教派，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他们坚持，即使小时候已受过洗，成年后仍须再受洗；而且，最好像“施洗者”约翰一样，等到成年受洗人有意而自动地表明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才举行受洗礼。再洗礼派内又有支派。拥护汉斯·登克（Hans Denck）和路德维希·哈茨尔（Ludwig Hätzer）的人否认基督的神圣性，认为基督不过是最敬神、最正直的人罢了。基督并不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生死挣扎，而是以其生活典范解救了我们。登克颂扬个人良心，远甚于颂扬罗马教会、国家和《圣经》。大部分再洗礼教徒效法清教徒，严守道德和礼节，服饰简单。他们把路德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观念，草率地予以逻辑推演，斥责所有依武力存在的政府及所有依武力对政府的反抗。他们拒绝服兵役，其理由为杀害人命必定有罪。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拒绝宣誓，即使效忠王侯、帝王的誓言也不例外。他们通常用的问候语是：“主的平安与你同在。”——这是模仿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候语，也是教友派问候语的前身。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和诺克斯都同意教皇的意见，认为宗教宽容是荒谬的；再洗礼派教徒则宣讲并实行之。其中一位教徒巴尔达沙·胡布迈尔，于1524年写了第一篇护卫宽容的文章。他们规避公共事务和所有的官司。他们是比托尔斯泰早3世纪，比彼得·切尔茨斯基（Peter Chelcicky）晚1个世纪的托尔斯泰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信条也许得自于切尔茨斯基。一些再洗礼派教徒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波希米亚塔波尔或基督教联合兄弟派的教义，他们宣称货物共有。如果我们相信对他们有敌意的历史学家，就知道该教派有些教徒更建议妻子共有。不过，一般说来，再洗礼派反对任何强迫性的共有财产，他们鼓吹自动地互相帮助，认为在天国里，共产主义是自动而普遍的。所有再洗礼派集团，都受到《启示录》的感悟，坚定地期待着基督早日回到地上；许多信徒还确信基督再临的日期和时间。因此，所有不信神的人——非再洗礼教派信徒——都将被上帝的剑铲除，选民将光荣地生活在天堂乐园里，没有法律或婚姻制度，所有的好东西应有尽有。他们充满希望，坚决反对劳苦工作和一夫一妻制。

再洗礼派教徒最先出现于瑞士，也许根源于法国南部的韦尔多教派和荷兰的贝格哈德派，再渗入和平主义的基督教精神。在巴塞尔，到处都有知识分子支持共产社会的思想。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可能影响过围绕在伊拉斯谟周围的学者们。3位那个圈子里的人变成了再洗礼教派的领袖，他们是：苏黎世的葛雷贝耳和曼斯，及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1524年，闵采尔访问瓦尔茨胡特，卡尔斯塔特来到苏黎世，一个再洗礼教派便以“圣灵”（Spirituals）或“兄弟会”之名，在苏黎世成立。他们宣讲成年受洗和基督的再世，反对罗马教会和国家，建议停止征收附加税、税捐、服兵役、什一税及宣誓。

此时，茨温利的新教见解正在苏黎世大会（the Great Council of Zurich）获得胜利，新教的观点包括以世俗权威控制宗教。他要求兄弟会教徒减缓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并实行婴儿受洗制度，却遭兄弟会教徒的反对。大会召集他们参加1525年1月17日的公开辩论，大会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便训令凡未受洗的孩子的父母亲必须离开市镇。再洗礼派教徒驳斥大会，并称茨温利为老妖龙，在街上游行，高喊：“苏黎世城该有灾难！”他们的领袖被逮捕，驱逐出境。如此一来，他们开始传播其教义。圣高尔城（Saint Gall）和阿彭策尔城（Appenzell）进行着这项运动，伯恩和巴塞尔为之震动，胡布迈尔几乎赢得了整个瓦尔茨胡特城的认可。在阿彭策尔城，1200位男女从字面上接受基督的话：“不要为你吃的东西操心”，坐等上帝来养他们。

1525年春，农民战争表面上的成功，助长了这些宗教信仰的改变，但其失败，则鼓励瑞士城内的有产阶级采用压制的措施。苏黎世大会逮捕了曼斯（7月），然后又逮捕葛雷贝耳和胡布迈尔，并命令所有顽固的再洗礼派教徒“应该被监禁在埃里”，以面包和水度日，“听其自行死亡、腐烂”。葛雷贝耳被监禁；曼斯被投水；胡布迈尔因公开撤回他的言论被释放，他公开放弃本来的信仰，并负责改变奥格斯堡和莫拉维亚的信仰；哈茨尔因再洗礼教义和通奸罪，被斩首于康斯坦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区域，在扑灭再洗礼教派的工作上，花了同样的精力。1530年以前，瑞士除了一些秘密而不足重视的组织外，已经基本肃清。

同时，再洗礼运动像谣言般传遍了德国南部。改变信仰的教徒，被传教热忱激励，变成传播新教教义的热心传教士。登克和胡布迈尔在奥格斯堡的纺织工人和低中层阶级之间的影响提高。在蒂罗尔，许多矿工以他们自己的贫苦情形，跟拥有矿场的富格尔和霍赫施泰特家族的财富比较，在农民叛变瓦解时，转信了再洗礼教。在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使再洗礼教派在某一段时间，在毫不受人注意下竟增加了好几倍。但1528年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政府当局：“宣扬共产思想的人，心里只有一件事，即鼓励穷人反抗富人，臣仆反抗上帝所任命的统治者。”同年，查理五世颁布一项训令，把再洗礼列为主要的罪。施派尔议会（The Diet of Speyer）于1529年批准查理五世大帝的敕令，下令任何地方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旦被捕，便立即予以杀死，不必经过法官或司法审判。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带着早期基督教神圣作家的口吻，略带夸张地说：

有些人被拷打和剖肚取肠，有些被烧成灰烬，有些被架在火刑柱上烤，或用烧红的钳子撕肉……另外有些人被吊在树上或丢入水里……有些在黑暗的牢狱里，挨饿、腐烂……有些被认为处死刑太轻了，就改用鞭打，有些经年被关在地牢里……很多人脸颊上有烧灼的小洞……其余的人，到处被追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像猫头鹰，像大乌鸦，白天不敢飞，他们经常被迫隐藏和住在岩石或石缝里、原野森林里或洞穴里。

当时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称：至1530年，有2000名再洗礼派教徒被处死。仅在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城市昂西塞姆（Ensisheim），就有600人被处死。在萨尔茨堡，凡退出再洗礼派的人，就允许他们在上柴堆之前，先砍头；无悔意的教徒，则被放在文火上慢慢烤（1528年）。再洗礼派教徒编了一些诗歌，纪念这些殉道者；而后，这些诗歌的作者又沦为殉道者。

无视于这类杀害，该教派还是不断地滋长着，而且迁徙至德国北部。在普鲁士和符登堡，有一些贵族很欢迎该教派的信徒，认为他们是和平而勤奋的农民。一位早期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称：“在萨克森，在韦拉（Werra）山谷里，全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于爱尔福特市宣称要送出300位传教士，来改变这个垂死的世界。”于尔根·伍仑威弗（Jürgen Wullenwever）曾被指为再洗礼派教徒，他于1533年至1534年，很快控制了吕贝克市（Lübeck）。胡布迈尔在莫拉维亚以他较缓和的教条，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他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财产共有”，而是“一个人需要以食食饥者，以饮饮渴者，以衣衣裸者。因为个人并非其财产的主人，而是财产的管理者或支配者而已”。汉斯·赫特（Hans Hut）热衷于闵采尔的教言，脱离胡布迈尔，以宣讲财物完全共有，而赢得莫拉维亚的再洗礼派教徒的支持。1528年，胡布迈尔归隐于维也纳，就在维也纳被处以火刑，他的妻子也被沉多瑙河。

赫特与跟随他的人在奥斯特利兹（Austerlitz）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中心。在那里，似乎已经预先看到了拿破仑一样，他们拒绝所有的兵役，并抨击任何战争。他们只从事耕作和小型工业。这些再洗礼派教徒维持这种生活几达一个世纪之久。拥有这些土地的贵族庇护着他们，借他们的吃苦耐劳，来富庶其田地。耕种在教友之间是公共的事情，农耕和手艺的材料皆由公共官员购买并分配。部分收入当作田租交给地主，其余则按需分配。其社会单位不是家庭，而是称家社，约400至2000人共同居住，有共同的厨房、洗衣间、学校、医院和酒厂。婴儿断奶后，就由大家共同教养，不过，他们仍维持一夫一妻制。在“三十年战争”中，1622年的帝王敕令，使这个共产社会受到压制。教友不是接受天主教教义，便是被放逐了。被放逐的人，一部分流落到俄罗斯，一部分流落到匈牙利。以后，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消息。

在尼德兰，一位士瓦本制革者梅尔凯尔·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宣讲再洗礼派的福音，非常成功。在莱登，他的学生简·马提亚斯（Jan Matthys）下了一个结论——新耶路撒冷的耶稣降临，已经不能够再耐心地等待了，要赶快得到新耶路撒冷，假使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他把12位使徒送到荷兰各地传播这个可喜的消息。其中最能干的一位是一个年轻的裁缝师简·贝克尔斯综（Jan Beuckelszoon），历史上称之为莱登的约翰，在梅耶贝尔（Meyerbeer）的歌剧里，称之为“勒·普罗菲特”（Le Prophète）。虽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有绝顶的智力、生动的想象力、英俊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坚韧的意志。他写戏剧，表演戏剧，也写诗歌。看了托马斯·闵采尔的作品后，他觉得所有其他派别的基督教，比起曾经得而复失的米尔豪森这一派，都是不热心、缺乏诚意的。1533年，他听了简·马提亚斯的布道之后，加入再洗礼教派。此时，他才24岁。那年，他接受一项重大的使命，到明斯特传道，那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一个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城市。

明斯特是以附近的修道院命名的，在封建制度下，属于主教和大教堂教士会。虽然如此，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聚集的市民们，代表17个同业公会，每年选举10位审选员，由他们荐选人员来组成市议会。但是因为少数富人供应了大部分政治才俊，自然也就左右了这个议会。1525年，下层阶级的人热心叛变，向议会提出36项要求，部分要求受到重视，其余被付诸一笑地搁置了。一位路德教派的传教士贝尔纳·罗特曼（Bernard Rottman）为此抱不平，请求简·马提亚斯派遣荷兰再洗礼派教徒来助阵。1534年1月13日，莱登的约翰来到此地，紧接着简·马提亚斯本人也来了。由于怕引起叛乱，那些注重纪律的人安排主教弗朗兹·沃尔德克（Bishop Franz von Waldeck）带领2000人的军队入城。1534年2月10日，马提亚斯、罗特曼和莱登的约翰领导民众与主教的军队发生街战，把主教军队赶出城市，得到明斯特的军事控制权。选举重新举行，再洗礼派教徒赢得了市议会，其中两位克尼佩尔多林克（Knipperdollingk）和吉朋布罗依克（Kippenbroick），被选为镇长。一项令人兴奋的实验展开了。

明斯特很快就发现已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方面被主教获得增援的军队围困着，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纪律和风俗的力量，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它。新议会为了保障自身，避免被内部的反对者攻击，公布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再洗礼派教徒，一律需接受再洗礼，否则就得离开该市。那是很残酷的策略，因为这项法令意味着老人、带着稚子的妇女、赤着脚的小孩，都需冒着德国的严冬，外出跋涉。在围攻的这段期间，双方都毫不仁慈地杀害为敌方卖命的人。在战争的威胁下，议会由民众会议和公共安全执行委员会替代，这两个团体中的宗教领袖都是顶尖人物。马提亚斯在1534年4月5日的一次不成功的突击中阵亡。接着，莱登的约翰俨然国王般统治着明斯特市。

他们所行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战时的经济制度。人类由于生而不平等，只有因生命和共同的危险，才能被说服去分享他们的货物与财富。内心的自由随外在的安全而改变，共产主义也就在人类企求和平的紧张压力下破碎。假如他们缺乏协调，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受了宗教信仰和无法逃避的辩论的影响，这些被围困的人，在绝望中不失希望。他们正在实现着梦幻地显现在《启示录》上的新耶路撒冷，接受了“集体主义的神权政治”（socialist theocracy），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员，被称为“以色列12个部落的长者”（the eldersof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莱登的约翰成为“以色列王”（King of Israel）。在人们单纯的脑海里，以为莱登的约翰只是为了使他那不安定的政权增加点神圣的意味，才随着他的助手，穿上华丽的外衣，让一些富有的流亡者跟随在他身后。敌人更进一步地指责这些激进领袖，当被围困的人民近乎饥荒时，还吃美食珍馐。这一项指责证据不足，而且这些领袖也一直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义务，要使一切走上轨道。大部分充公的奢侈品都被分给人民。有人写道：“最穷的人，现在也华丽地盛装着。”他们是在富丽堂皇之中挨着饿。

此外，明斯特的共产主义也受到限制与考验。按照一位怀有敌意的目击者的说法，统治者颁令“一切财产皆应共有”，但实际上，私人财产仍为私人财产，除了珠宝、贵重金属和战利品。餐点是共有的，但也只限于参加城镇防卫战的那些人。进餐时，要先阅读一章《圣经》，还要唱圣歌。3位执事被指派来供给穷人的需要，为了获得救济穷人的物品，其余富有的人，都被怂恿或强迫放弃他们剩余的东西。市内可耕地，都按“家社”的大小而分配。从一项敕令里，证实了夫权凌驾于妇权之上的传统。

公共道德由严格的法律规定。跳舞、竞赛和宗教游戏，都被鼓励，酗酒、赌博会被重罚，卖淫被禁止，通奸和不贞是死罪。很多男人逃走，致使妇女过剩，这些领袖不得不基于《圣经》的先例下令：所有未婚妇女，可以当作“妻子的同伴”——实际上，就是妾。新婚的妇女不得不接受这种情况，这至少比孤独不孕好些。该市一些保守派提出抗议，组织叛变，把这位国王（莱登的约翰）下狱，但是叛军很快就沉溺于酒色，而被重新掌权的再洗礼派军队屠杀。这次新耶路撒冷的胜利，使妇女扮演了男性的角色。一位怀有敌意的历史学家称：约翰被释放，然后又登基为王，他娶了很多妻妾，并且以暴力和专制统治。他一定是有着某种令人亲近的特质，因为几千人很愉快地接受他的统治，为了替他效劳，不惜牺牲性命。当他召集自愿跟随他突袭主教营的人时，名单上妇女的数目超过了他的预期理想人数。当他要求“使徒”冒险前往向其他再洗礼教派集团求救时，有12个人试着去冲破敌人的阵线，他们通通被捕杀了。一位热心的妇女，受到朱蒂丝故事的启示，冲出城外行刺主教，被敌人中途截获，之后，予以处死。

虽然德国和荷兰有很多再洗礼派教徒，斥责他们明斯特的弟兄诉诸武力，但有更多的教徒对这次革命大加喝彩。科伦市、特里尔市和莱登市的再洗礼派教徒低声祈祷革命的成功。1535年3月22日和25日，阿姆斯特丹有50艘船起航，带着支援物品，驶向被围困的城市，但是全部被荷兰当局赶走。3月28日，再洗礼派教徒的一个集团，响应明斯特的叛变，夺取了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的一座修道院，并建筑防御工事。这是损失了800人的生命才换取来的。

面临此次正在扩展的革命，帝王、清教徒及天主教徒的保守派武力，到处都动员起来压制再洗礼教派。1528年，路德曾经提出对这新异端予以宽容，但1530年却建议“用刀剑”来抵制他们，“他们不只是对神不敬，而是很严重的暴乱”。接着，梅兰希顿也同意这种看法。一座座城市都以金钱或人员支援主教。1535年4月4日的沃尔姆斯议会，命令全德国征税以支援主教的围攻。现在，主教可以围堵住这个城市，并很有效地断绝城内的补给。

面对着饥饿与日渐败坏的纪律，约翰国王宣布：所有希望离城的人，都可以离开。很多妇女、儿童及一些男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可是，这些男人都被主教的士兵逮捕下狱或杀掉，妇女被宽恕了，但要做各种服务。有一位离城外徙的人保全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透露给敌方城墙上一处没有设防的地方。在他的向导下，兰斯克内克（Landsknechts）的军队攀上城墙，打开了一个城门（6月24日），几千士兵蜂拥而入。到目前为止，被围困的人由于饥饿，只剩800个人能够作战。他们在市场筑栅防范。不久，在得到可以安全离开明斯特的允诺之后，他们都投降了。当他们放下武器时，却被集体屠杀了。房屋全都被搜查，400位躲起来的幸存者也被杀害了。莱登的约翰和他的两位助手，都被绑在火刑柱上，用烧红的钳子，撕他们身上的每一块肉，直到“几乎所有围观的人，都被臭气熏得作呕为止”。他们的舌头都被拖出来。一直到最后，才用匕首刺入他们的心脏。

主教又夺回他的城市，重新扩大他的权力。从此，政权当局的行动都要服从主教的否决权。天主教成功地恢复了。整个帝国里的再洗礼派教徒人人自危，指责所有使用武力者的罪过。虽然如此，很多这派异端的和平主义者也被处以死刑。梅兰希顿与路德忠告胡斯的菲利普，把所有与该教派有关的人士全部处以死刑。保守派领导人物认为，对既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如此重大的威胁，应该予以严厉处罚。

再洗礼派教徒受了这次教训，把自己委诸下列原则——节制、淳朴、虔敬和平静的生活——好像对国家毫无怨言。1531年，一位天主教教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改信再洗礼教派，对他荷兰和德国的信众，予以技巧地指导，使“门诺派教徒”幸存于各种艰难困苦中，并很成功地在荷兰、俄罗斯和美国，建立成功的农业社区。欧洲大陆的再洗礼派教徒、英国教友派教徒与美国的浸信教会会友三者之间，并无明显的沿承关系。英国的教友派摒弃战争与誓言；而美国的浸信会会友却坚持成人洗礼，这也许是沿袭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再洗礼教派的传统信条与修持的形式。这三种派系有一项共同的特质——他们愿意和平地容忍其他教派。那些在艰难、贫穷和困苦中支持他们的神学，几乎和我们人生苦短的哲学不相符。他们以真诚、奉献和友爱充实我们的文化，为我们丑陋的人性赎罪。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
（1477—153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瑞士各州逐退“勇士”查理（1477年），巩固了他们的邦联政府，点燃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并坚定了他们合力抗拒马克西米里安试图在事实与理论上，将他们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决心。打败勃艮第之后，由于瓜分战利品而引起的争端，几乎使各州陷于内战，幸亏由施坦斯议会（the Diet of Stans，1481年）的隐士哲学家尼古拉·弗鲁埃（Nikolaus von der Flüe）——瑞士人一向称他为克劳士（Brader Klaus）——劝解而归于和平。

这个稳固的联邦，一州州地壮大起来。弗里堡与索洛图恩于1481年获准加入，巴塞尔与沙夫豪森于1501年，亚本策尔于1513年加入。现在一共13州，全都讲德语，只有弗里堡与伯恩兼讲法语。这些州组成一个联邦，每一州各定规章管理州内事务，对外关系则由一共同立法加以统辖。这一联邦议会的单一议院，由选自各州等数的代表组成。民主政治并不完整，好几州将小乡镇划为没有投票权的附庸。瑞士迄至那时为止尚不属典型的和平爱好者。1500年至1512年，联邦各州趁意大利瓦解之际夺取了贝林佐那、洛迦诺、卢加诺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其他区域。它们同意继续将瑞士兵团租给外国。但自瑞士矛兵在马里尼亚诺遭逢败绩（1515年）以后，联邦政府即放弃领土扩张，改采中立政策，指导其刚健的农民、娴熟的工匠、富有的商人，共同发展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文明。

教会在瑞士跟在意大利一样，和蔼而腐败。它资助聚集在弗罗本与伊拉斯谟周围的人文主义者，同时给予相当的自由。瑞士僧侣享有妾侍之乐，这是当时道德容忍的一部分。有位瑞士主教规定，他手下僧侣每生一个孩子需要交给他4基尔德，结果在一年内一共收集到1522基尔德。他抱怨许多牧师赌博，涉足酒馆，酩酊大醉——显然未付教金。少数州郡——尤其是苏黎世——树立监督教会人士的机构，并对教会财产课税。康斯坦茨主教声明全苏黎世为其封建采邑，要求服从与交纳什一税；但教皇由于过分纠缠在意大利的政治之中，以致无法有效地支持其声明。1510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为了回报某些日内瓦兵团，同意日内瓦市议会管理其辖区内各修道院、修女院及公共道德。如此，宗教改革的实质，早在路德发表论文的前7年，便已在苏黎世与日内瓦实现——俗世当局凌驾教会当局。为茨温利与加尔文建立不同方式的政教合并这一路径，业已清除出来。

茨温利

拜访乌特勒支或是茨温利的出生地，可以提示伟人来自贫贱之家这一不变的法则。这位最理性而未成功的改革家生在（1484年1月1日）怀尔德豪斯（Wildhaus）山谷村庄的一间小茅舍里，地点在苏黎世东南方50英里，即今圣高尔州。一幢低矮的山形屋顶，四道厚板墙，几扇直棂的小窗户，铺上厚木的地板，低矮的天花板，黑暗的房间，吱吱的楼阶，橡树制的坚实床铺，一桌，一椅，一书架。茨温利的父亲充任那个隐蔽村子的村长，母亲则为一位牧师的妹妹。他在8位兄弟中排行第三，8兄弟竞相争取两姐妹的赞赏。他从孩童时代即注定要当牧师。

他叔叔在附近魏森（Wesen）的教堂担任司祭长之职，跟他父母共同教导他，启发并增长他人文学的素养，使他与路德和加尔文大异其趣。他10岁时便被送往巴塞尔的拉丁学校就读；14岁时进入当地一位知名的古典学者主持的一所学院；16岁到18岁就读维也纳大学，该校当时由凯尔特接任校长，正是人文主义鼎盛之际。他以弹奏维忽拉、竖琴、小提琴、笛子、扬琴减轻劳累。18岁时，他返归巴塞尔，跟从威登巴赫（Thomas Wyttenbach）修习神学，后者早在1508年便已攻击赦罪状、教士独身与弥撒。22岁时（1506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得到教士职位。他在怀尔德豪斯欢乐的亲友中庆祝自己首回的弥撒，这次聚会为他募集了100基尔德，在20英里外格拉鲁斯（Glarus）的本堂区买得司牧一职。

在那里，他一面热心执行教职，一面继续深造。他自学希腊文以览读《新约》。他热心拜读荷马、品达、德谟克利特、普鲁塔克、西塞罗、恺撒、李维、塞涅卡、小普林尼、塔西佗诸人的作品，同时著文评论怀疑派幽默家卢奇安。他跟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伊拉斯谟通信联系，称呼伊拉斯谟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兼神学家”。他造访伊拉斯谟，严厉指责教会腐败，婉斥教条偏见，对古典哲学家与诗人火焚于地狱之说，期期不以为然。他发誓“宁愿分尝苏格拉底或塞涅卡而非教皇的永恒命运”。他并未让自己僧侣的誓言排除肉体之诸般享受，他与多位名门妇女有染，直到1514年结婚一直沉迷其中。他的会众似乎不以为意，1520年以前的教皇，也以其支持他们抗拒格拉鲁斯的亲法集团，而予以50金币的年薪。1513年和1515年，他两度以瑞士雇佣兵中的格拉鲁斯分队军中牧师的身份，一同前往意大利，他竭尽所能使他们忠于教皇宗旨。但他在纳瓦罗与马里尼亚诺两地接触战争，转而强烈反对瑞士将壮士提供给外国政府。

1516年，格拉鲁斯的法国支派占了上风，茨温利转移到施威兹（Schwyz）州的艾恩锡德尔（Einsiedeln）教区。他在那里传教，甚至早于路德的反叛而染上新教的色彩。1517年，他要求一种完全基于《圣经》的宗教，他告诉大主教申内尔（Matthäus Schinner），《圣经》里没有保证教皇职位。1518年8月，他攻击赎罪券的滥行发售，说服圣圣本笃派修士从他们油水丰厚的圣母神殿中，移出一尊承诺将朝圣者“完全赦免一切罪恶与惩罚”的碑文。有些来自苏黎世的朝圣者，将他传教的情形热心报告给教区牧师。1518年12月10日，他受召担任当时瑞士最繁荣的城市苏黎世大教堂大主教或称“人民的祭司”一职。

现在，他在道德与心智方面，均渐趋成熟。他根据希腊原文布道阐扬除了他不喜欢的《启示录》以外的全部《新约》。我们没有他生前的画像，但他同时代的人们描写他是英俊潇洒、脸色红润、饶富活力、声音悦耳的人。他在雄辩与学问上不敌路德，但他的传道诚挚、清晰感人，全苏黎世不久即受其影响。他的教阶上司在他重新攻击赎罪券的发售时，予以支持。来自米兰的一位圣方济各派修道士萨姆森（Bernhardin Samson），于1518年8月越过圣哥特哈尔德隧道（Saint Gotthard Pass），在瑞士向富者兜售利奥教皇的羊皮纸赎罪券，一张1克朗，向穷者兜售纸制赎罪券，一张数便士。他只手一挥，便赦免了凡死在伯恩者的灵魂，不致熬受炼狱诸般痛苦。茨温利起而抗议，但康斯坦茨主教予以支持，从德国事务中闻悉一二的利奥十世，终于召回这位滥施慷慨的使徒。

1519年，瘟疫袭击苏黎世，半年内攫走了全城1/3的人口。茨温利固守岗位，日夜照顾病患者，结果自己也受感染，几濒于死。待他病愈后，顿时成了苏黎世最受欢迎的人物。遥远的高阶教士像威利巴尔德与丢勒均向其致贺。1521年，他受召为苏黎世大教堂的总住持。他现在强大得足以公开宣称瑞士境内的宗教改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几乎不自觉地，但也是由于他特殊教育的自然结果，茨温利改变了他教会内牧师团的性质。在他之前，讲道备受轻视；弥撒与圣餐礼几乎成为全部的仪式；茨温利使讲道成为仪式的主干。他身兼教师与布道者，随着他信心的增加，他更加坚持基督教应该回归到早期淳朴的组织与崇拜。他深受路德的反叛和文章及胡斯《论教会》（“On the Church”）一文的感染。1520年，他公然攻击修道院制、炼狱、圣僧招魂之说；此外，他声称什一税该像《圣经》中所载，纯属自愿性质。他的主教乞求他收回这些陈词，但他坚持到底。州议会予以支持，下令辖区内的所有僧侣，单只传播见载于《圣经》的训诫。1521年，茨温利说服议会，禁止法国人招募瑞士雇佣兵。一年后，这一禁令扩张及于所有外国政府。这时，枢机主教申内尔仍继续为教皇招募士兵，茨温利于是向会众指称，这位枢机主教头戴红帽，不无道理，因为“倘若扭转红帽，你们便可看见你们近亲骨肉之血，从折痕处淌下”。因未在《圣经》中发现四旬斋期间不食肉的记载，他允许教民漠视教会四旬斋期禁食的教规。康斯坦茨地方主教提出抗议，茨温利在《始末》（Archeteles）一书中予以答辩。该书预卜人们对教会之普遍背叛，同时劝导高级教士效法恺撒，将法衣折在身旁，然后死于恩宠与尊严之中。他跟其他10位牧师联合上书主教，请求允许僧侣结婚，以终止教士不道德的行为（1522年）。他这时正蓄养安娜（Anna Reinhard）为情妇。1524年，他公开与她结婚，比路德娶布拉还早一年。

有两件争辩先于他与教廷的断然决裂，其一令人忆起路德与埃克（Eck）在莱比锡的辩论，其二则遥遥反映出中古各大学经院派的争辩。由于瑞士是半民主的共和政体，它对茨温利的提议——他与保守对手的不同观点，该予公开兼听的机会——并不为之震惊。苏黎世大议会欣然负起神学裁判之权，开始邀请各主教派遣代表。他们来势汹汹，总共约600位，磨砺以待市议厅这场令人兴奋的竞赛（1523年1月25日）。

茨温利提出67个主题辩护：

1.凡认为未得教会认许，《福音书》便不算数者，错……

15.《福音书》中，全部真理显然赅备……

17.基督是一永恒的高等僧侣。凡自称高等僧侣者，必抵御和摒弃基督的荣耀与尊严。

18.曾经委身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所有信仰者的罪孽，做了充分而永恒的牺牲。因此，弥撒绝非牺牲，而是牺牲在十字架上的一种纪念……

24.基督徒不受基督所未训诫的任何工作之束缚。他们可以随时吃用任何食物……

28.凡属上帝所允许而又未遭禁者，均属正当。因此，婚姻适合于全人类……

34.（教会）的所谓的精神权力，在《圣经》与基督的垂训中，并无基础。

35.但俗世权力却由基督的垂训与典范（《路加》2：5、《马太》22：21）予以肯定……

49.我知道再没有比一则禁止教士合法婚姻，而一则却以罚金方式允许他们蓄妾这一更大的丑闻。耻辱！……

57.《圣经》根本没有炼狱之说……

66.所有高级教士均应立即忏悔，并树立起基督之唯一十字架，不然他们将行毁灭。斧钺已直指本根。

康斯坦茨教区的总主教费伯（Johann Faber）拒绝详细讨论这些命题，声称该让各著名大学或是教廷全体会议来讨论。茨温利认为并不需要。既然《新约》已印成各种方言，大家都可知“上帝之道”以决定这些论点，这便足够了。结果议会同意，宣布茨温利免于异端之罪，同时嘱令所有苏黎世教士只传播见载于《圣经》和垂训。这里，像在路德派的德国一样，国家取代了教会。

大部分僧侣——其薪金现由政府发给——都接受议会的这一命令。其中许多教士结婚，以方言施洗，不做弥撒，不拜圣像。有一队热心分子开始不分皂白地捣毁苏黎世各教堂的图画与塑像。茨温利为这场暴力的蔓延所扰，便安排第二次辩论（1523年10月26日），由550位俗世人士和350位教士参与。结果由议会发令组织包括茨温利在内的委员会，为人民撰写教义小册，在此同时，一切暴力均须中止。茨温利于是急速写就《基督简义》（Eine 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一书，送给州内各教士。天主教抗议，在卢塞恩（Lucerne）开会的邦联议院（1524年1月26日）支持这一抗议，同时保证改革教会。苏黎世市议会不理这些抗议。

茨温利在两篇拉丁论文里更充分地阐扬了他的教义：《宗教真伪》（“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1525年）和《理性信仰》（“Ratio Fidei”，1530年）。他接受教会的基本神学——三位一体的上帝，亚当与夏娃的堕落，耶稣的神人合一，处女生子说，及耶稣的受难与死；但他认为“原罪”并非承自我们“原始父母”之罪，而是承袭了一种人性的反社会倾向。他与路德都认为，人类绝不能凭其善举获救，但须相信基督受难而死这一救赎的功效。他与路德、加尔文都相信宿命说：每一事件、每一个人的永恒命运，均为上帝所预见，并且必如预见时一样发生。但上帝只将拒斥《福音书》者沦入地狱，凡基督教父母之子女夭折者，即使未予施洗，也已获救，因为他们太年幼无罪恶可言。地狱事属真实，炼狱则属“无稽之谈……为杜撰者图利的事业”。《圣经》对此毫无所知。圣礼并非是神恩的奇妙工具，而是有用的象征。秘密忏悔并不需要；没有一位僧侣——只有上帝——能宽赦罪孽；但将我们精神上的纷扰托给僧侣，是有益之举。上帝的晚餐，并非真是吃基督的身体，而是上帝灵魂与个人及基督社团结合的象征。

茨温利保留圣餐当作改革仪式的一部分，仪式中佐以饼与酒，但一年只举行四次。大部分的弥撒仍保留在庆典中，只是由会众与牧师共同背诵。其余一年当中，弥撒改由布道取代。诉诸感觉与想象的礼拜仪式，转而附属于诉诸心智的讲道——对普遍心智与思想稳定性的一场轻率赌博。由于绝对无误的《圣经》现在取代了绝对无误的教会而为教规与行为的准则，路德的德译本《新约》，转而采用瑞士方言。由圣徒利奥·祖德（Leo Jud）领导的一群学者与神职人员，受命从事整本《圣经》的德文翻译，于1534年在苏黎世由基督徒弗罗绍尔（Froschauer）予以出版，比路德版本早面世4年。

为了忠实顺从第二戒律及表示新教返归到早期犹太的传统，苏黎世议会下令搬除市内各教堂所有的宗教图像、圣徒遗物与装饰，甚至连风琴也被搬掉，苏黎世大教堂的宽阔内部，因而显得凄清空荡。有些图像荒谬得很，有些则尽属迷信，凡此都值得摧毁，然而有些美得让茨温利的后继者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哀悼其沦丧。茨温利本人对不当做具有神力的偶像而加以崇拜的图像，态度尚还容忍，但他宽恕这一废除之举，用以谴责偶像崇拜。州内各乡村教堂，倘其中大多数教民意愿如此，可准予保留图像。天主教教徒保有某些公民权利，但不得出任公职。参加弥撒，处以罚金；法律禁止礼拜五吃鱼而非吃肉。修道院与修女院（有一例外）均行关闭或转为医院或学校，修士与修女出修院后即结婚。取消圣者的节日，朝圣、圣水及为死者举行的弥撒，也都废除。这些改变到1524年为止虽未全部完成，但宗教改革就茨温利与苏黎世而言，远比路德与维滕堡进步。路德那时仍是一个单身修士，仍在做弥撒。

1524年11月，苏黎世成立一个6人的枢密院（Heimliche Rath），准备解决迫切或须重点处理的政府问题。结果茨温利与枢密院达成可行的妥协：茨温利将教会与俗世事务交与枢密院管辖，但后者得由前者领导。教会与政府在苏黎世合二为一，茨温利为非官方首领，《圣经》被认为是法律的首要来源与最后考验。《旧约》中由先知引导国家这一理想，在茨温利，就像日后在加尔文身上一样，获得实现。

在苏黎世如此迅速而完整地大获成功之后，茨温利贪婪的眼睛旋又转向天主教各州郡，心里盘算着能否赢取全瑞士，改奉新形式的旧信仰。

前进吧！基督骑士

宗教改革造成了邦联的分裂，同时似乎注定要摧毁这个邦联。伯恩、巴塞尔、沙夫豪森、亚本塞与格里森各郡支持苏黎世，其他各州郡则抱着敌对态度。其中5州——卢塞恩、乌里、施威兹、翁特瓦尔与楚格——成立天主教联盟，以敉平所有胡斯派、路德派与茨温利派的运动（1524年）。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怂恿所有天主教州郡联合行动，允予援助，显然是希望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在瑞士的权力。7月16日，除沙夫豪森与亚本塞两州外，其余各州全都同意排除苏黎世，拒绝其参加未来的邦联议会。苏黎世及茨温利派遣传教士进入塞高（Thorgau）倡导宗教改革，以为反击。其中一人遭受逮捕，朋友予以拯救，同时率领一群疯狂之徒劫掠并烧毁一座修道院，捣毁好几座教堂里的圣像（1524年7月）。结果3位领导者遭到处斩，双方的战斗精神因而激昂起来。畏缩在巴塞尔一隅的伊拉斯谟，惊见受到传教士煽动起来的虔诚教徒，“像神魂附体，脸露激愤……像受到将军鼓舞，勇赴大战场的骑士”一样地走出教堂。六州扬言，如果苏黎世不受惩处，它们便将退出邦联组织。

以担当战争领袖这一新角色为荣的茨温利，敦劝苏黎世扩充军队与军械厂，寻求与法国结盟，在蒂罗尔煽动革命，以在斐迪南背后生起一把火，同时答应保留塞高与圣高尔修道院的财产，以回报他们的支持。他以3项条件同天主教联盟谈和：交出圣高尔大修道院，放弃与奥地利结盟，同时将为文尖刻批评宗教改革家的卢塞恩讽刺家托马斯·穆诺交给苏黎世。天主教同盟予以拒绝。苏黎世于是下令在圣高尔的代表攫取这一修道院，他们照办（1529年1月28日）。2月，巴塞尔事件使情势益加紧张。

这个“瑞士的雅典”的新教领袖为约翰·霍斯沁（Johannes Hausschein），他把意思为“家灯”的名字希腊化为奥科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他12岁时便开始写拉丁诗文，不久又精通希腊文，他对希伯来语的造诣，仅次于罗伊希林。他在圣马丁教堂的教坛和在大学神学的教席上，早以改革家和道德家闻名。除了对宗教外，一切都很人道。1521年，他一直攻击忏悔室的弊端、变体论及对圣母偶像的崇拜。1523年，路德为他喝彩。1525年，他接受茨温利的计划，包括对再洗礼派教徒的迫害。但他排斥宿命论。他认为：“我们的拯救来自上帝，而获谴则来自我们本身。”主要为新教徒盘踞的巴塞尔会议宣称信仰自由时（1528年），奥科兰帕迪乌斯便加以反对，同时要求禁止弥撒。

1529年2月8日，800人聚集在圣方济各派教堂里，向巴塞尔会议送出一份要求，禁止弥撒，所有天主教徒都得解除公职，同时实行较为民主的宪法。会议答应考虑。翌日，诉愿者武装前往市场，到了中午该会议仍未达成结论，群众于是携带着斧锤进入教堂，摧毁映入眼帘的一切圣像。伊拉斯谟在写给威利巴尔德的信里描述这一事件道：

铁匠与工人除去教堂里的所有图像，对圣像与十字架横加侮辱。平日只要这些圣者稍受触犯，经常便有许多奇迹显现，而今一个奇迹也没有，倒真奇了。教堂里、小室里、走廊里、修道院里的雕像，悉数捣毁。教堂里的壁画被涂上一层石灰。凡可焚之物，悉投之于火，其余的也都捣为碎片。没有一样东西因为看在爱戴或金钱的分上而幸免于难。

巴塞尔议会见风转舵，投票赞成废除弥撒。伊拉斯谟、伯图斯·勒纳努斯（Beatus Rhenanus）及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离开了巴塞尔。胜利在握的奥科兰帕迪乌斯，在这场暴乱后又活了两年，茨温利死后不久，他也逝世了。

1529年5月，一位来自苏黎世的新教徒传教士，企图在施威兹城传教，结果遭受火焚于柱。茨温利因而说动苏黎世议会宣战。他拟定作战计划，亲自率领州内军队。他们在苏黎世以南十英里的卡佩尔（Kappel）为一人所阻，此人是格拉鲁斯的兰德曼·阿伯利（Landemann Aebli），他乞求一小时的停战，以便与天主教联盟谈判。茨温利怀疑其中有诈，主张立即挥军前进，但受到柏恩各同盟及不管州界、宗教界线而与敌国士兵亲善交往的部下士兵所阻。谈判继续了16天之久，最后瑞士人的明智获胜，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卡佩尔和约》（The First Peace of Kappel，1529年6月24日）。条约条款对于茨温利而言，是一次胜利：天主教各州同意赔款给苏黎世，终止与奥地利联盟，双方均不得因宗教歧异而攻击对方；附属于两州或两州以上的“公地”人民，须以多数票决定各自的宗教生活规章。然而，茨温利并不满意。他虽曾要求，但未取得新教徒在天主教各州传教的自由。他预测这纸和约不久即将遭到破坏。

和约维持了28个月。中间，曾经努力结合瑞士与德国境内的新教徒。查理五世已与克莱门特七世和解，双方现在可联合出兵对抗新教徒，但新教徒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德国半数为路德派；许多德国城市——乌尔姆、奥古斯堡、符登堡、美因茨、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都强烈地同情茨温利；而在瑞士，乡村各区域虽为天主教的天下，但大部分城镇则为新教所有。自卫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显然需要新教的团结。只有神学阻挡其中。

胡斯的伯爵菲利普，首先邀请路德、梅兰希顿及其他德国新教徒在法兰克福以北马尔勃罗的城堡，与茨温利、奥科兰帕迪乌斯及其他瑞士新教徒相聚。1529年9月29日，这两个对峙的支派相遇，茨温利慨予退让：他使路德不再怀疑他怀疑基督的神性，他接受尼西亚信经及原罪的独断教条。但他并没撤销他所坚持的圣餐为一种象征与纪念而非神迹这一观点。路德在会议桌上用粉笔写下认为是基督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同时只准人照字面解释。双方签署了载有14条条款的协定。他们在圣餐这一点上产生分歧（10月3日），态度并不和蔼。路德拒握茨温利伸出来的手，他说：“你的精神并不是我们的精神。”他拟定了包括“圣体合质”在内一共17条的信仰表白书，同时劝说路德派的王侯，勿与不完全签订这17条条款的任何团体结盟。梅兰希顿同意其师的说法。“我们正告茨温利派信徒，”他写道，“他们一则说我们教义错误，一则犹直呼我们为兄弟，我们奇怪他们的良心怎么能允许这种行为。”这一时代的精神便浓缩在这一句子里。1532年，路德规劝普鲁士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勿让任何一位茨温利教徒留在他领土内，不然便会受到永劫之罪。要求路德从中古世纪一步跨入现代，有点勉为其难。他习染于中古宗教，没有耐心忍受别人对其基本教条的任何指斥；同一位标准的天主教徒一样，他感到如果丧失了自己赖以塑成信仰的任何基本要件，则他整个思想世界便将崩溃，同时人生的整个意义也将凋萎干枯。路德是最中古的近代人。

茨温利遭遇到这次失败的打击，再度回到在他独裁统治下变得动荡不安的苏黎世。人民不满严峻的禁奢令；商业由于各州间不同之宗教信仰而受到阻碍；工匠们也不满意他们在政府里仍然微弱的呼声；而茨温利的布道，因夹杂政治在内，也丧失了原有的鼓舞与吸引力。他敏锐地感到这种变化，而向议会告假，以在别地寻求另一个教职，但为众人挽留。

现在他埋首写作。1530年，他把《理性的信仰》一书送给查理五世，后者并无接受的征象。1531年，他向弗朗索瓦一世发表《基督教简明释义》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伊拉斯谟式的信念，认为基督徒在抵达天国时，将会发现那里有许多高贵的犹太人和异教徒：不只有亚当、亚伯拉罕、伊萨克、摩西、以赛亚……并且还有海格力斯、西塞斯、苏格拉底、阿里斯提德斯、努马、卡米勒斯、卡托兄弟与西比奥兄弟，“简言之，从世界开端以至世界末日，不会有任何好人、任何神圣的心灵抑或任何一位虔诚的灵魂不与上帝同在者。我们还能想象出比这一情景更为喜悦、愉快而高贵的东西？”这段文字使路德非常震惊，以致判定茨温利是“异端”。布绥主教（Bishop Bossuet）这回同意路德的看法，予以引述证明茨温利是位无望的邪教徒。

1531年5月15日，苏黎世的一群民众及其同盟以投票的方式，迫使天主教各州允许他们在境内传教。待各州拒绝时，茨温利便建议一战，但其同盟宁可采取经济封锁。天主教各州拒绝一切进口货，转而宣战。敌对的两军再度前进，茨温利再度带路并维持其标准，两军再度在卡佩尔遭遇（1531年10月11日）——天主教徒8000，新教徒1500。结果天主教徒胜利，47岁的茨温利也在苏黎世500名战死者的尸堆中。他先遭分尸，然后在一堆干粪上被焚化。路德听到了茨温利的死讯之后，宣称这是对异端的天罚及“我们的胜利”。“我衷心希望，”据说他这样讲过，“茨温利能够获救，但我又害怕相反的结果，因为基督曾说，凡不认他者，均将遭受天谴。”

茨温利在苏黎世的后继者为布林格，在巴塞尔，迈康尼乌斯（Myconius）在奥科兰帕迪乌斯死后继志述事。布林格避开政治，只监督城里各学校，庇护逃难的新教徒，同时施舍给任何教派的贫穷者。他赞同处斩塞尔维特（Servetus），但除此而外，他都采取信仰普遍自由这一途径。他跟迈康尼乌斯和利奥·祖德拟就的《赫尔维希亚声明》（The 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1536年），成为一代以来茨温利观点的权威表白，又与加尔文起草《众议书》（Consensus Tigurinus，1549年），使苏黎世与日内瓦的新教徒同在一“改革教会”之下。

尽管有这一保护性的协调，天主教在后来，部分由于在卡佩尔地方的胜仗，还是收复了在瑞士丧失的许多根据地。神学以竞争性的屠杀或生殖在历史上获得证明或遭到否定。7州附属于天主教——卢塞恩、乌里、施威兹、祖格、翁特瓦尔、弗里堡与索洛图恩；4州则确切为新教所有——苏黎世、巴塞尔、伯恩与沙夫豪森；其余各州则在新旧信仰之间保持平衡，无法确定它们偏向哪一方。茨温利在格拉鲁斯的后继者瓦伦丁·丘迪（Valentin Tschudi）折中在晨间为天主教做弥撒，而晚间则为新教传播福音。他倡导彼此容忍，结果也受到容忍。他写了一本《编年史》（Chronicle），不偏不倚得使人无法分辨他赞同哪一个信仰。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
（1517—1536）

路德其人

简要叙述孕育宗教改革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及知识等条件后，我们尚需指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即在德国，有个人于不知不觉中，汇集了这些影响，而形成足以转变此一大陆的反叛。在此，我们无须对这位英雄所扮演的角色过分夸大；假如路德继续顺从教会的权威，改革的力量也将找到另一个系统。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位粗鲁的修士，于危殆震撼之中，竟敢坚决地站出而与全欧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最神圣的习俗相对抗，令人热血沸腾，同时也再度指出人类从泥土所塑成或从猿猴演变而来的距离。

路德，作为那个时代的高昂之声、德国历史上的奇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1526年，路德43岁，在克拉纳赫笔下，他是一个刚刚发福，严肃中略带少许幽默感，有黑而卷曲的头发、狮鼻、深色而明亮的眸子——与他为敌的人说，里面闪耀着魔鬼之光——的中年人。坦率的性格使他不适于从事外交工作。1532年的画像也是出自克拉纳赫之手，显示路德有宽阔、丰满的面庞，肥胖，快乐。事实上，自1524年起，路德已脱下僧衣穿上便服，有时是教师的外袍，有时是普通的夹克和裤子。路德在穿着上很不讲究，他太太抱怨说，一次他的裤子破了，他竟从孩子的裤子上剪下一块布去打补丁！

他是糊里糊涂结婚的。他同意圣保罗的看法，结婚只比跳火坑强一点，性的欲望和饮食一样，是自然的需求。对于性关系，他的观念是中世纪的：性交，即使夫妻之间，也是一种罪过，不过，“上帝遮掩这个罪恶”。女性抱独身主义，他斥为违反神意，因为神要人类繁衍绵延。假如“一位教士……不能坚贞地过独身生活的话，让他讨房媳妇。这是上帝为人类所制的万灵膏药”。他觉得人类的繁殖方式有点可笑，至少回忆起来时是如此，而且建议：“假定上帝在这方面征询我的意见，我将劝他以泥土塑造人类，就像亚当那样，来延续种族的繁衍。”对于女性，他持的是传统德国人的看法：妇女除了生孩子、下厨房及祷告外，最好不要过问别的。“妇女离开家，就会一文不值。”“妇女为生儿育女疲惫而死，那并没什么，只要她们生育，让她们死，她们就为此而生存。”妻子对丈夫应敬爱、应服从，因为他是她的恩主。家是妇女的天地，在这里她可发挥其特长：教育子女。母亲的一根手指头胜于父亲的两个拳头。夫妻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家庭财产应该共管共用。

对知识妇女，路德和一般男性一样反感。“我希望，”在提到太太时他说，“她在开口之前，先念一遍祝祷文。”尽管如此，他对公开嘲笑妇女者，却不表赞同。“对妇女的缺点，最好是私底下告诉她。告诉时，语气应十分温和……因为女人是弱者。”路德对性和婚姻的意见，尽管坦白得近于粗俗，他并非毫无审美观念。“头发是女性的装饰品。过去的女孩子，除居丧外，大都松散着头发。在我看来，女孩子让头发向后披拂最好看。”（这也许就是他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较为温和的缘故，因为这位教皇曾表示，他极倾倒于朱利阿·法尔内塞松软的秀发。）

显然，路德结婚并非基于生理上的需要。一次他幽默地说，他之所以结婚，是为了让他父亲高兴并气气魔鬼和教皇。他结婚也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由于他的建议，不少修女离开修道院。他为她们征求对象。最后，只有一个剩下，即出身名门、性情淑婉的凯瑟琳。凯瑟琳不易动情，她一度对维滕堡的年轻贵族学生有意，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所以仍是独处。凯瑟琳进入家庭服务中心时，路德曾介绍一位叫格拉茨的医生给她。但她说，对这位医生她不考虑，但赫尔·亚姆斯多尔夫（Herr Amsdorf）或路德向她求婚，她也许不会拒绝。当时，路德42岁，凯瑟琳26岁，年龄差距如此大，曾使他犹豫不决。最后，由于其父抱孙心切，他才下定决心。1525年6月27日，一个还俗修士，一个还俗修女缔结良缘。

选帝侯把奥古斯丁修道院赐给路德居住，并把其年薪提高到300基尔德；其后，更提高到400，然后是500。路德买了一个农庄，交给凯瑟琳经营。凯瑟琳非常喜爱那个农庄。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悉心照顾他们，照顾所有马丁家的必需品，还有一个家庭酿造所，一个鱼池，一个菜圃，一群鸡和猪。路德戏称凯瑟琳为“我的丈夫凯蒂”，这意味着当路德在生理上有愧夫职时，她有办法使他就范。路德并不好伺候，他有时会大发脾气，有时会胡乱花钱。路德生性慷慨，对钱满不在乎。他的著述，出版家视为金矿，他却不太关心。从路德写给凯瑟琳的信件或写给别人信件提及凯瑟琳之处观之，他们夫妇感情极笃。他从小就喜欢这样说：“一个虔诚、敬神、亲切、顾家的妻子，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

路德是一位好爸爸，基于本能，他将严厉与慈祥配合得很恰当。“假定必须责打，别忘了让蜜饯陪伴着教鞭。”他为孩子们作曲，弹着维忽拉和他们一起唱。路德写给其子的书信，是德国文学的瑰宝。路德十分刚强，凭着这份刚强，使他在战场上能面对皇帝，但当其14岁的爱女马格达莱娜（Magdalena）去世时，他这份刚强的精神几乎完全粉碎。“上帝，”他说，“在千年以来，对任何主教都没有给过这么大的恩赐，然而他竟给了我——让她做我的女儿。”女儿病危时，他日夜祈祷。“这是我深爱的，可是，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要带她走，我只有听你的安排。”他对女儿说：“亲爱的莱娜，我的小女儿，你愿意留在爸爸的身边，还是愿意追随天上之父？”“爸爸，”女儿说，“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让我们静候天父的安排吧。”她死后，路德悲痛异常。安葬时，他像她活着一样和她说话：“亲爱的女儿，你将如星辰一般升到天上照耀四方。”他对别人说：“说来奇怪，我亲身体会到，她现在虽然安详、宁静，但异常忧郁！”

有了6个孩子，他还不满足，又将11个无依无靠的侄儿侄女带进他那拥有众多房间的修道院家里，和他们一起用餐，毫不厌倦地和他们交谈。凯瑟琳因为他们独占了他而感到悲伤。路德的桌边言谈，某些小孩曾经做了未经证实的笔记。现在流传下来的6596条教训，其分量、睿智和学识足可与鲍斯威尔（Boswell）所辑的《约翰逊》（Johnson）和拿破仑语录媲美。评论路德时，我们应记得这类《桌边细语》（Tischreden）不是他编的，是有人偷偷记录下来发表的。在这里，较之神学战场上论战的路德更通情达理的，是在家中的路德，是他自己。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路德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墨水池。他一面著述，一面生活。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愤恨路德享受凯瑟琳所能供应的佳肴、啤酒及所有的舒适。路德在这些细节上可能会更谨慎地保持缄默，不过，缄默，就清教徒而言说得通，就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宗教改革的德国人而言则说不通；即使审慎如伊拉斯谟，其关于生理方面的言论，也坦率得令我们吃惊。路德暴食，却能以长期的绝食来惩罚自己；他暴饮，却深悔喝酒为一种国家罪恶。但啤酒之于德国人是生活中的水，正如同葡萄酒之于意大利和法兰西人一样。在那个疏忽的时代，确实可能是有害的。路德虽嗜酒，我们却没有听说他曾酩酊大醉。“上帝既能宽恕我连续20年以弥撒来虐待他，想必也能容忍我偶尔好好地喝一顿来荣耀他。”

路德的缺点显而易见。他经常谦卑地表现着骄傲；反对独断，自己却独断；过度的热诚，却对其敌手毫不留情；讥嘲迷信，却固执迷信；公开指责不宽容，自己却极不宽容——这不是一致的典范，而不过是一个和生活一样充满矛盾且为战争的火药烧焦的男人。“对我的对手，我从不迟疑去咬他，”他坦承，“假如不咬，讥讽有何好处呢？”他把教皇的敕令当粪便。他把教皇视为“撒旦的母猪”或助手和伪基督。提到主教，他说他们是“虫豸的幼虫”、没信心的伪君子、无知的猿猴。对祭司的命令，他说那无异把人当作“《启示录》中野兽的符号”。他说，修士是比绞刑吏、谋杀犯还坏的坏蛋；他们中最好的，也不过是“上帝所穿皮毛外衣上的一群跳蚤”。我们可以猜测出他的听众是多么欣赏这个热闹：“人体结构中，未受教皇管制的唯一部分那就是后部的末梢。”“可惜莱茵河不够大，”针对天主教的教士，他写道，“不足以溺死所有这一帮可恶的罗马横征暴敛者……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假如这些坏蛋不给水淹死，那么，“请求上帝在他们身上降下烧毁索多玛和蛾摩拉（Gomorrha）的火雨和硫黄”。这不禁令人想起罗马皇帝朱里安的批评：“没有比一个怒火填膺的神学家更野蛮的野兽了。”但路德就像克莱夫（Clive）一样，惊异于自己的温和：

不少人认为，我对教皇制度未免攻击得太凶。相反，我埋怨自己太和善了。我但愿我能嘘出闪电打击教皇和教皇制度，并且每股风都是霹雳。我将诅咒和责骂这些无赖，直到我进入坟墓之时。他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好字眼儿……因为离开诅咒，我便不能祈祷。每当我说“神圣主的名”，我必须加上“让罗马天主教徒的名字受到诅咒、谴责和蔑视”。每当我说“愿主的国降临”，我一定不得不加上“教皇制度必受诅咒、谴责和摧毁”。真的，我从不间断地每天在嘴上和心里这样祈祷……没有比愤怒所得的灵感更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愤怒时，我的写作、祷告和布道会更精彩，因为那时，我的整个精气神复苏，我的悟性变得敏锐。

这种夸张的激愤也许是当时的时代风格。“在这方面，”博学的加斯奎特（Gasquet）红衣主教承认，“某些天主教传教士和小册子作家，并不亚于路德。”咒骂为聪明的雄辩家所期望、为他们的听众所喜爱。文雅有时反而会被人视为怯懦。路德的太太责备他——“亲爱的丈夫，你太粗鲁了。”——他的答复是：“砍小树枝，用切面包的小刀就可以了，但砍一棵橡树，不用斧头怎么行？”一个温和的回答能够化解暴怒，却无法瓦解教皇的制度。一个尽量使用高尚的言语的柔和的人，将会从如此拼命的战斗中退缩。它使教皇开除他的教籍并让皇帝禁令脱了一层厚厚的皮——较之伊拉斯谟为厚。

路德的成就植根于他坚强的意志，由此产生他的自信、武断、勇气和不宽容。不过，路德也有某些和善的美德。进入中年后，他极度好交际，令人愉快，对于所有需要慰藉或帮助的人，他是力量的支柱。他不摆架子，不修边幅，从没有忘记他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不赞成将他的作品印成专集，恳求他的读者代之以《圣经》。他的门徒在新组成的教会上建议冠上他的名字时，他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讲道时，他将言词变换为听众的用语，使其在理解力的范围内。他的幽默极富田园风味——粗俗、欢噪，大有拉伯雷的情调。“我的敌人调查我的一举一动，”他抱怨说，“我在维滕堡放个屁，他们在罗马立刻就会闻到。”“妇女之所以要戴面纱，是为了天使；我之所以穿裤子，是为了小姐。”说出这些话的同一个人喜好音乐，他所作的圣歌，有的如清流曲涧，有的如雷霆风雨，又把它们谱成罗马教会使用过的多音旋律，而神学上的偏见也得以暂时平息。“我决不为任何事情放弃我那卑微的音乐天赋，无论多么伟大的事……我坚决认为……音乐仅次于神学，在一切其他的艺术中，是无可比拟的。除神学外，唯有它能够使我们内心感到宁静愉悦。”

路德的神学使他趋向于温和的伦理，因为他以为：一个人不能因善行获救，获救之道，在于信仰基督的赎罪；信仰如能维持于不坠，即使有罪也可以获救。偶然的小过失，在路德看来，对走在直而窄道上的我们，反而有振奋的作用。由于看厌了梅兰希顿为了非神圣的小过失竟终日惶惶，把自己折磨得消瘦憔悴的样子，路德以其活泼的幽默告诉他：“人难免犯罪，上帝能赦免的只是一个诚实的犯罪者。”但他蔑视那些无精打采的曲解者。不过，假定我们就此偶然的玩笑而指责路德，那是荒谬的。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不是清教徒。“我们挚爱的上帝意欲我们吃、喝和快乐。”“我处处寻找和接受快乐。感谢上帝，现在我们了解只要问心无愧我们便能快乐。”他容许他的信徒礼拜日宴会跳舞。他赞成娱乐，下得一手好棋，视玩牌为一种对未成熟的心智的无害消遣。关于跳舞，他发表了高见：“舞蹈是一种集体礼节训练。少年男女由舞蹈可以建立友谊；在这里，可以监视他们的交往，而且也能给予体面的会晤机会。他们的舞会，有时我也很想参加，不过我怕这些年轻人会因我的加入而少转了几圈。”某些新教传道者主张禁演戏剧，路德更宽容：“我们不能因戏剧里偶有粗俗和私通的情节，便叫基督徒完全不看戏；假如为了这样的理由，那么《圣经》也必须丢弃了。”一般说来，路德所持的生活观念，对一个认为“所有自然的意欲，要就是无神，要就是悖神”及和十人中有九人的灵魂为上帝命中注定、要进永恒的地狱的人来说，有其不寻常的健康和快乐。路德本人和他的神学比起来是和善的。

路德智力颇高，但太为少年时代的瘴气影响和为战争的流血所染，因而不能产生一套理性的哲学来。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小妖精、巫婆、恶魔，相信活蟾蜍可以治病，也相信“睡魔”专找出浴或熟睡中的少女，在惊吓中使她们成为母亲。他视星象学为荒诞不经，有时却使用星象学术语。他颂扬数学，认为是“依赖证明和确然无疑的证明”。他赞佩天文学对星群的大胆探究，但几乎和所有当时的人一样，不接受哥白尼的学说，因其和《圣经》抵触。他坚决主张，道理应该停留在宗教信仰规定的范围之内。

有一点他无疑是对的，他以为操纵历史的杠杆是情感而非思想。创造宗教的人是世界的推动者。哲学家代代以新的语法表达部分的极端无知，倨傲地谈整体。因此，伊拉斯谟推理时，路德则祈祷；伊拉斯谟向王侯乞惠时，路德则对着上帝说话——迫切地如同一个曾经在主的战役中艰辛奋斗而有权被应允的人，卑微地如同迷失在无限空间中的小孩。由于深信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他直面不能克服的障碍，并获得胜利。“我承载全世界对我的恶意，皇帝、教皇及其扈从的怨恨。但是，在主的名义下，前进吧！”他有勇气公然反抗他的敌人，因为他没智力怀疑他的真理。他当他该当的角色，做他该做的事情。

不宽容的异教徒

在利奥十世1520年6月颁布的敕谕中，路德公开指责的错误是“烧死异端违反神意”。在《致基督徒贵族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1520年）中，路德规定“每人皆为教士”，有权依照他私人的判断及个人的理解解释《圣经》；并加上“征服异端，不当用火而当用书”。在《论世俗权威》（“On Secular Authority”，1522年）一文中，他说：

统治万民是上帝之事，不容许别人代庖……我们希望将这点说得清楚一点，以便每一个人均可了解，而且我们的贵族、王侯及主教将会明白当他们企图强迫人民……信这信那时，他们是多么的愚不可及……由于信与不信全是个人良知之事……世俗权威应满足于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许人们，依照他们的能力和志愿，信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强迫任何人……当人们全凭力量而不凭神的话语反抗它们时，信仰和异端决不如此强烈。

在致选帝侯腓特烈的信（1524年4月21日）中，路德请求对闵采尔及与他为敌者作宽大处理。“你不应禁止他们发言。教派是必须有的，神道必须面对战争……让我们将战争和心灵的自由会战交由上帝处理。”1528年，其他人主张处再洗礼教徒以极刑时，他发出忠告，除非他们犯了叛乱罪，否则他们只应该被处以流放。同样，1530年，他劝告人们，亵渎神祇罪应自死刑减轻为流放。诚然，即使在这些宽宏大度的岁月中，他好像希望他的信徒和上帝淹死，或剔除所有教皇信奉者。然而，这仅仅是“运动的演说术”而已，并非他的真实想法。1521年1月，他写道：“我并不想采用暴力或谋求手段来维护福音真理。”同年6月，他曾谴责攻击牧师爱尔福特的学生，他并不反对稍微“吓吓他们”以改善他们的神学。1529年5月，他指责以武力使天主教教区改变为新教教区的计划。迟到1531年，他还教导：“我们既不能也不该强迫任何人信教。”

像路德这种坚强而独断个性的人，在他地位相对稳固之后，要他依然主张容忍，便很难办到了。一个肯定其自身通晓《圣经》的人，是不能容忍他的反对者的。从宽容变为不宽容，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是最易实现的。直到1537年，路德还主张他们保有自己的教条是应该被宽恕的：“由于这群傻瓜，这些教皇、主教、辩士和修士，这些粗鲁的笨驴，像他们那样对待犹太人，每个基督徒恐怕都宁可当犹太人了。真的，如果我是犹太人，看到这些笨瓜白痴那样解释基督教教义，我宁可变成猪而不当基督徒……我呼吁每一个人应善待犹太人，同时教他们研读《圣经》。这样做，我想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路德也许领悟到，新教教义自某些观点来看，是犹太教义的一种回归。例如，反对修道院制度、教士独身主义，重视《旧约》、《旧约》中先知写的预言书、《旧约》中的赞美诗，及采取较天主教更为严格的性伦理（路德本人例外）。他发现犹太人并不相应地转向新教时，他失望了。对利息索取的敌意帮助他转向反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后来发展到反对普通犹太人。选帝侯约翰自萨克森（1537年）逐出犹太人时，一个犹太人曾请路德出面调停，他竟一口拒绝。他在其《桌边细谈》中，把“犹太人与教皇信奉者斥为不敬神的坏蛋”合为“一丘之貉”。路德晚年，反犹太主义非常炽烈，他公开指责犹太人是“一个僵颈、不信神、骄傲、邪恶、可厌的民族”，并认为他们的学校和会堂应被付之一炬：

让任何人把硫黄和松脂尽量掷向他们。假如有人能在他们身上投掷地狱之火，那就更妙了……这样做，是为了光耀我们的主和基督教，如此一来，上帝将会发现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把他们的房舍也给粉碎和摧毁……把他们的书籍和《塔木德》，还有他们的《圣经》夺下。禁止他们的教师传教。封锁所有街道和大路以阻其通行。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把他们所有的金银财宝夺下并贮进保险箱。如果这还不够，就将他们像疯狗一样驱逐出境。

路德应该从没妥协。1522年，他已经比那时的历任教皇更像教皇。他写道：“我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张，即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1529年，他稍作让步：

没人能被强迫加入信仰，但也没人能被允许伤害它。让我们的敌对者提出他们反对的理由，并听取我们的答辩。如果他们因此而改变信仰，照准，如果不的话，就让他们保持缄默，并信仰他们所愿意的……为了避免麻烦，假如可能的话，在同一国度中，我们不应该忍受相反的教旨。即令你不信教，也应该遵守十诫、上教堂听道并做到表面上的一致。

路德此时同意了天主教教会的“基督徒需要的，是确信明确的教条及可生死与俱的确然《圣经》”。早期基督教的教会，由于教派林立以至分裂、削弱而感觉到非阐释其教条和驱逐所有叛教分子不可，现在路德因为由个人判断的种子发了芽的多样教派的纷争而惊慌，一步步地从宽容变向独断。“现在谁都敢批评福音了，”路德愤愤地说，“的确，几乎每位老迈昏聩者或喋喋不休的诡辩家必然是神学博士。”由于被天主教痛骂——指他使教条和道德的规范松弛瓦解——所刺激，他下结论说，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彻底的辩论公决，需要大家认可的权威教会充作“信仰之锚”。那个权威该是什么呢？天主教的答案是教会，理由是唯有一个活的机构才能使它自身和它的《圣经》适合于不可避免的变化。但路德说，不，唯一而且最终的权威应该是《圣经》，因为所有的人都承认它是“圣道”。

在这本绝对正确的书中，《申命记》第13章，路德发现一条明确的诫命，出自上帝的主张，将异端者置于死地：“你不可顾惜他，你不可庇护他”；即便他是“你的同胞弟兄，或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子……你必定要杀他，你要首先下手，将其置于死地”。根据这个可怕的正当理由，13世纪，教会从事了消灭阿尔比教派的举动。这个神圣的咒语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做了一个权威的凭照。路德言语暴烈，但在处置异议者上，却从不及教会的酷厉。在权力所及地区和界限，他总是尽量循和平途径来压制。1525年，路德恳求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检查规制之助，毁掉再洗礼派教徒和茨温利派教徒的“邪恶教条”。1530年，在评《诗篇》第82首时，他建议政府应将煽动暴乱或反对私有财产的所有异教徒，“那些教导反对明晰的信仰条目……如以基督不是神而是人的观念灌输儿童之人”处以极刑。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认为，就言论和信仰自由而言，路德教派国家的人民还不如土耳其人。利奥·祖德、茨温利派教徒也加入卡尔斯塔特一边，称路德为另一位“教皇”。不过，有一点我们当指出的是，在其生命的后期，路德又回归于早期的宽容。在他最后传道时，又呼吁放弃一切以武力摧毁异端的企图。他说，对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我们必须予以优容直到最后审判之日，基督会照料他们。

其他宗教改革者在追捕异端上，堪与路德相比，甚或过之。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尔，主张新教国家政府，对声称信仰“邪”教者，应斩草除根。这种人，他说，较之谋杀者更邪恶，其妻儿子女牲畜也应一并摧毁。较为温和的梅兰希顿接受了以下狱和死刑的方式来镇压德国再洗礼教徒的世俗宗教裁判所所长的职位。他问：“为什么我们要比上帝更怜悯这种人呢？”因为他相信，上帝已经注定所有的再洗礼派教徒入地狱。他倡议，凡属拒绝接受婴儿洗礼或原罪或圣餐中基督真实存在等观念的人，都应判处死刑。他坚持，任何认为异教徒也可获救或怀疑信仰基督为一个赎罪者能将原罪化为正直的人，都是该杀的人。我们将会看到，塞尔维特被处死刑，他大声喝彩。他请求政府强制人民定期参加新教礼拜。他要求禁止一切反对、妨碍路德派教义的书籍，因此茨温利及其信徒的著述，在维滕堡被正式置于禁书目录之列。虽然路德满足于路德教派王侯统治地区天主教徒的被驱逐出境，梅兰希顿却偏爱肉体的刑罚。二者均同意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传播和拥护“上帝的律令”——路德派教义。不过路德建议，在同一国内如有两个教派，少数应屈服多数。如在天主教占优势的公国里，新教徒就应让步和移居，反之亦然。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应该被有效地惩罚。

新教当局仿效天主教先例，承受维持宗教一致的职责。1537年1月18日，奥格斯堡市议会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天主教徒的礼拜，并放逐8天之后不改信新教的人。恩赐的限期满时，议会派军接收所有教堂和修道院财产；祭坛和塑像被迁移，修士、修女被驱逐出境。法兰克福颁布过类似的法令。天主教财产的没收和天主教仪式的禁止蔓延了整个新教徒控制的国家。天主教地区所行的新闻检查，新教也照行不误。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在路德和梅兰希顿的请求下，于1528年颁布一项敕令，禁止出版、售卖与阅读茨温利教徒和再洗礼教徒的文学作品，或宣扬教导他们的教义。“任何人对违反禁令者，无论识与不识，必须向当地长官检举，以使犯者能被及时逮捕和惩罚。知情不报者，视情节轻重，或处死或没收财产。”

开除教籍的惩罚方式，像检查制度一样，也来自天主教。1530年的奥格斯堡正式宣布路德教派教会有将反对路德派教条者开除教籍之权。路德解释道：“虽然开除教籍在教皇制度中已经存在并被可耻地滥用，所招致的只是痛苦，不过，我们一定不容许它堕落，而应该照基督命令的，用之于正途。”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者由于他们的不宽容及独断，言论的激烈，宗派的林立和仇恨，宗教艺术的摧毁，宿命神学，对俗世学术的漠视，魔鬼和地狱的重新强调，集中精神于个人来生的得救——所有这些行为，促使人文主义者远离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古典文化的复归，新教则是忧郁的奥古斯丁的初期基督教，甚至《旧约》犹太教的虔诚回返。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长期争斗又恢复了。在天主教教会中，人文主义者曾有过不寻常的进展；在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时期他们曾掌握了教皇制度；教皇们不仅容忍保护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恢复失去的古典文学和艺术的宝藏——所有这些全都基于教皇的默契谅解，即便他们的著述用拉丁语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演讲，也不会扰乱一般人的正统信仰。现在，人文主义者在这个安逸的协议中有了困扰，因为发现条顿的欧洲更关心的，不是他们及其贵族文化，而是新的本国语传教士在上帝、地狱及个人救赎方面的慰藉灵魂的谈话。他们嘲笑路德与埃克，路德与卡尔斯塔特，路德与茨温利的论辩，那些论战的问题，他们早就缺乏兴趣或礼貌地遗忘了。他们对神学毫无胃口，在他们看来，天堂和地狱都不过是神话，较之希腊罗马神话更为荒诞。在他们看来，新教是文艺复兴的叛逆，是晦昧中世纪心灵的超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魔鬼崇拜的重建。他们认为这不是进步，充其量只是反动，是解放了的心灵对原始的民众神话的再度臣服。他们愤恨路德对理性的谩骂以及他对信仰的推崇——这种信仰已被新教徒或统治者武断地下了定义。而假如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件事——人类正义和价值中的每一个英勇事迹，每一次牺牲，每一点进步——仅仅是由无助和无意义的人们完成上帝的预知和无可避免的律令的机械行动，那么，为米兰多拉所描绘的人类尊严还残存些什么呢？曾经批判过教会，却始终未脱离教会的人文主义者——威姆菲林格、贝图斯·勒纳鲁斯、托马斯·穆诺和布兰特——现在急于证实他们的忠诚了。不少曾经赞赏过路德的最初反叛，认为有助改进羞耻滥权的人文主义者，当新教神学和争辩术定型时，都远离了他。威利巴尔德，希腊语言专家和政治家，他曾公开地支持路德，以致在艾克苏奇·多米内（Exsurge Domine）教皇谕令的第一回草稿中就已被开除教籍，为路德激烈的言论所震惊，而和他断绝关系。1529年，虽然依旧批判教会：

我不否认，刚开始时，所有路德的行动似乎并非无益，因为任何一个善良的人，对基督教多年来的积弊都会不满。因此，和许多人一样，我希望某种方法可能补救如此的罪恶，但是我被残酷地欺骗了。因为旧弊尚未根除，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新弊却潜行而入，与之相较，其他就有如小孩玩意……事情已经发展到一种情况：新教徒似乎善良地做着天主教的罪恶……路德，用他那无耻和难控制的口舌，一定已经陷入疯狂，或被魔鬼教唆。

穆提安努斯也颇有同感。过去他曾歌颂路德为“维滕堡的晨星”，但不久，他抱怨路德如神经错乱者的一般暴躁。克罗图斯·罗比安鲁斯曾以《默默无闻者之信》为路德打开一条路，但在1521年，又逃回天主教会。罗伊希林虽写信问候过路德，并劝阻埃克焚毁流行于因戈尔施塔特路德书籍，却叱责其侄子梅兰希顿采纳路德神学，而他也死在天主教的怀中。约翰尼斯·科克雷，最初赞成路德，在1522年却转而反对他，并写了一封信谴责他：

你以为我们希望为天主教教士的罪恶和邪恶行为辩白或辩护？愿上帝救救我们！——我们很想帮助你从根铲除它们，只要是采取正当手段……可是基督并没教导你去用“反基督团”、“娼寮”、“魔窟”、“粪坑”及其他闻所未闻的辱骂字眼的方法，且不提你刀剑流血和谋杀的威胁。啊！路德，你的这种工作方法绝非基督所授。

这些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也许忘记了意大利先驱——菲勒佛、波格奥（Poggio）和更多人的粗俚言语，已经为路德侮慢的文笔立下榜样。不过，路德的战斗方式仅仅是他们控告的表面。他们注意的——就像路德注意的——是德国的道德和习俗的败坏，而将之归罪于教会当局的分裂及路德否认“善行是获救的真相”。此外，新教徒轻视学问，路德对学识和博学的轻视，也是他们感到伤心的所在。伊拉斯谟道出了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心声，这一点即使梅兰希顿也无可反驳——路德教派胜利之处，人文主义即行衰微。新教徒反驳说，这仅仅是因为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学问主要意味着异教徒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宗教争辩术的书籍和小册子占满了德国与瑞士的思想和印刷事业，注意力，包括一切报章杂志在内，除了讽刺文学，其他任何一种文学都失去了读者。出版公司，如巴塞尔的弗罗本和维也纳的阿特兰瑟（Atlansee），曾不惜巨资出版的学术著作，乏人问津，以致濒临破产。敌对的宗教狂热葬送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幼苗，而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异教的和解趋势，也就终止了。

有些人文主义者依然效忠于宗教改革，如胡斯、胡滕等。胡斯在工作上漂泊了一段时候，回到爱尔福特时，大学已成废墟（1533年），而后以教授诗学终于马尔堡（Marburg，1540年）。胡滕在济金根陷落后即逃往瑞士，以沿途抢劫食物为生，又穷又病，只好到巴塞尔找伊拉斯谟（1522年），虽然因其没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他曾公开污辱这个人文主义者是一个懦夫。伊拉斯谟拒不见他，宣称他的火炉无力温暖他的骨头。于是，这位诗人写了一篇讽刺诗，名为《忠告》（Expostulation），公开指责伊拉斯谟是胆小的叛徒；还提议说，如果伊拉斯谟给他钱，还来得及阻止出版。伊拉斯谟阻止并力劝胡滕息事宁人方为上策。但胡滕已经把他的讽刺诗的原稿私下传播开来，伊拉斯谟得知之后，加入巴塞尔天主教界，敦请市议会把这位暴躁的讽刺诗作者驱逐出境。胡滕索性将《忠告》付梓，并动身前往穆尔豪斯（Mulhouse）。一群民众要去攻击他的避难所，他又被迫逃亡，在苏黎世为茨温利接纳（1523年6月）。“看哪！”这个宗教改革者说这里较之人文主义者更人文，“看看这位破坏者、恐怖的胡滕，我们发现他是如此地喜爱人们和小孩！这张嘴，曾对教皇吹出狂风暴雨，却呼吸着高雅和良善。”同时，伊拉斯谟为了报复《忠告》对他的诋毁，曾仓促地写了一篇《伊拉斯谟毁谤书》（Erasmus’Sponge on Hutten’s Aspersions），又写信给苏黎世议会，请该会反对以“谎言”攻讦他的胡滕，并对胡滕处以流刑。但是现在胡滕就要死了，观念斗争及梅毒已经耗尽了他。胡滕在苏黎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气（1523年8月29日），享年35岁。死时除了他的衣服和一支笔之外，别无他物。

伊拉斯谟附录（1517—1536）

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反应，留给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一个长时间的争论。哪种方法对人类较好呢？是路德的直接攻击教会，还是伊拉斯谟的和平妥协与逐步改革？答案差不多说明了两种人格的典型。路德是行动与意志“硬心肠的”战士，伊拉斯谟是投身于思想与感情“软心肠的”妥协者。路德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之人，他的思想就是决心，他的书籍就是行动。路德的思想，在内容上是属早期中世的，在成果上却是早期近世的。与其说是他的神学，不如说是他的勇气和果断与浓厚的民族主义相协力，从而建立了近代阳刚有力的德语。他对德国人的演说，激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推翻了国际强权。伊拉斯谟则以阴柔高雅的拉丁文撰写文章，是为国际读者，为大学毕业散布世界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撰述。他太重情感，不能做一个行动之人。路德从事并喜爱战争时，他赞美并渴望和平。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反对放纵和无节制的行动。他由行动逃入思想，由轻率的确信逃入谨慎的怀疑。他知道得太多，以致不能完全偏向一边。他肯定双方，尝试使他们言归于好，却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伊拉斯谟很欣赏路德宣布的95条论文。1518年3月，他曾将论文抄寄科莱和莫尔，在给科莱的信中，他说：“罗马教廷已经弃却所有的羞耻心。还有什么比卖赎罪券更可耻的事吗？”同年10月，他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听说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同意路德，但也听说他的著述并不完全公允。路德的论文，我想除少数靠炼狱生活的人而外，没有一个人不赞成……虽然罗马高级教士的君主政体（如同现在那个主教的职权），我感觉它是基督教世界的瘟疫。然而我几乎不知道去碰触这个公开的痛处是否有利，因为那是王侯们的任务。但我恐怕他们为了部分的战利品而与教皇共谋。

伊拉斯谟在这一段时期里大多住在卢万。在这里，他参与在卢万大学内创立“三国语言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在学校中，他是拉丁、希腊及希伯来文教授。1519年，查理五世赐予他一份恩俸。他接受这份恩俸的条件是保持身心的自由。但是，这份恩俸，加上他收受大主教渥兰（Warham）和贵族蒙乔依（Mountjoy）的津贴，使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无法不受影响。

路德的反叛、自批评赎罪券发展到拒斥教皇制度和宗教会议时，伊拉斯谟踌躇了。他曾经希望，宗教改革以诉诸支持人文主义的教皇的善意来进行。即便现在，他仍尊教会为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不可替代的基础。虽然他以为正统派的神学已为荒谬所射穿，他仍不相信靠个人或民众智慧的判断，可以发展出一种更有益的仪式和教条来。理性的进展，唯有从受教育的少数发展到多数人经过启蒙的过滤，才能成功。他承认他参与了为路德开路的工作。他自己的《愚行颂》就在那时被数以千计的人传播于全欧洲。书中，他针对修道士和神学家的讽刺，并赋予路德钝而不利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以凌厉尖刻的力量。修道士和神学家指控他，路德现在孵出的正是他所下的蛋时，他讥讽地回答说：“不错，但是我下的这个蛋是一只母鸡，然而路德却孵出了一只斗鸡。”路德读过《愚人颂》和几乎其他每部伊拉斯谟所发表的著作，却告诉他的朋友，他不过是将这位鼎鼎大名的人文学者过去多年来所讲的、所暗示的给予更直接的表达而已。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了一封非常谦恭的信给伊拉斯谟，含蓄地恳求他的友谊和支持。

伊拉斯谟现在必须做出他一生中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在进退维谷之际，似乎选择任何一方都是致命的。如果他抛弃路德，他将被视为懦夫。如果他和路德联合拒斥罗马教会，那不仅会丧失3份津贴和利奥十世给予他反蒙昧主义神学家的保护，而且还得放弃他想要通过有影响力者的思想和道德的改善，以行教会改革的计划。在他想来，他和教皇、大主教渥兰、主教费希尔、高级教士科莱、托马斯·莫尔、弗朗索瓦一世及查理五世在这方面的关系已有了真正的进展。这些人当然决不同意放弃教会，他们不会赞同瓦解一个在维持社会安定上有重要作用的机构。他们可能赞同减少宗教仪式中的迷信和恐怖，净化及教育教士，管束修士使之服从，及为思想的进步而保障知识自由等。几经考虑，伊拉斯谟认为，宗教改革，不用温和手段而用暴力手段；神学理念，不重善行而重信心，不但别人不赞成，就是他自己也不赞成。

既不支持路德，又不反对路德，于是他希望路德与教廷和解。和解的第一步是双方降低声调。1519年2月，他建议弗罗本不再发表路德的著作，因为火药味太浓了。同年4月，他写信要选帝侯腓特烈保护路德，因为路德受的污蔑比他干犯别人的多。同年5月30日，他才给路德正式回信：

亲爱的主内弟兄：诵读来信，深感欣慰。从来信可以看出你那盖世的才华及与对基督的衷心信仰。首先，我真不知如何告诉你，你的言论在此引起的轩然大波。这里的人，一口咬定你写这些东西，是由我指使的，他们硬说我是你的死党……我曾经告诉他们，我们两人根本互不相识，事实上，你的大作我全未读过，因此，谈不上赞成或反对。不过我告诉他们，在批评你之前，最好先平心静气读一读你的作品。另外，我还说，一方面，你写的东西既不代表圣职发言，一方面，你在人格上也无可疵议，因此，叫嚣攻讦大可不必。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现在仍然怒火冲天……我现在竟变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不过，稍值安慰的，主教中有许多人大致还同情我。

在你而言，英国有许多好朋友，其中不乏大人物。至于这里，你的朋友也不少——我也是一个。容我这样说，我平生致力的是文学，除文学外，我不想做别的。我不愿招惹是非。如果有人攻击我，我的反应是论理比谩骂更易使人心服……如容借箸代筹，我认为你攻击的对象，应自罗马教皇本身，转移至误用他权力的属下。对其他国王和诸侯，也应如此。旧制度有如大树，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连根拔除。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平心静气坐下来谈，才能得到结果。谩骂要不得，暴乱更应避免。冷静，别发脾气，别恨这个恨那个，别像以往那么激动叫嚷。我拜读过你的《评圣歌》，我觉得写得很好……基督赐你灵性，愿善用之光耀基督、造福世界。

尽管伊拉斯谟非常小心谨慎，卢万的神学家仍不放过他。他们指称他为路德洪水的源头。1520年10月8日，阿莱安德带来了教皇的谕令，该谕令一方面宣布将路德逐出教会，一方面认定伊拉斯谟是路德暴乱之源。当地教会领袖，在阿莱安德的领导下，解除伊拉斯谟教授职位，并将之驱逐出境（1520年10月9日）。伊拉斯谟只好移居科伦。该地于同年11月在萨克森腓特烈的支持下，决议支持路德。同年11月5日，伊拉斯谟给选帝侯寄了一份叫《伊拉斯谟的陈理》（Axiomata Erasmi）的声明，表示路德要求由公正无私的法官秉公审判自己是对的；一切善良的人及《福音书》爱好者，对路德均甚维护；《福音书》真理是举世所渴望的。这种趋势，不是以武力所能压服的。伊拉斯谟联合黑袍教教团的费伯，给查理五世致送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请求查理、亨利八世和匈牙利之路易二世，应指定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庭，审理路德案件。在致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12月6日）的信中，他为公正处理路德呼吁：

我认为一个善良的人，是不会与路德为敌的……有些人之所以对他叫嚷，完全是为一己私利……直到现在，路德提出的意见，还没有获得答复，也没有人能指出其错误……我不知道那些号称主教而人格卑污的人，对一个生活谨严、才华卓著、受人景仰的人，如何能施行正直的审判？他们的目标仅在于要从思想和记忆上抹掉一个人和他的著作，但这也得要能证明这个人及其思想的谬误……

假定我们信奉真理，我们应让每一个人都能毫无恐惧地说出他心里所想说的话。如果敌对的双方一方发言者受到奖赏，一方发言者受到虐待，那我们听到的，绝对不是真理……世界上再没有比最近教皇所下的这篇谕令更令人反感及更不明智的了。这完全不像是利奥十世的作为。公布这道谕令只有使事态更加恶化。这道谕令显然有引起诸侯反对教皇的危险。至于我，我不会反对，因为我既不像那些诸侯有勇气，同时也无所作为。罗马教廷的腐败，已到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前夕。不过，我和那些与我抱有同感的人并不赞成他们那样做。改革不成，我宁可等待一段时间，革命我是不愿见的，因为革命不能带来什么……从这一点，你可相信，我伊拉斯谟对罗马是忠心耿耿的。不过，不仅我相信，而且许多人也相信，如事情处理得当，也就是一则不凭暴力，而把事情交给有分量有头脑的人去处理，再则教皇秉其睿智，不受小人包围，则必可化干戈为玉帛。

伊拉斯谟为路德处处求情，路德却不理会。他的言论越来越激烈。1520年7月，他竟公然请求支持他的人用暴力攻击主教和红衣主教。伊拉斯谟承认，当他获悉路德当众烧毁利奥十世把他逐出教会的谕令时，他简直吓昏了。1521年1月15日，教皇给伊拉斯谟一封信，表示他对伊拉斯谟的忠诚感到欣慰。随着这封信，他更令谕哲罗姆·阿莱安德应尽可能礼遇这位人文主义学者。沃尔姆斯会议即将举行时，德国一位诸侯请求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但伊拉斯谟说：“晚了。”他曾劝路德服从教廷，他认为这对改革有利。但路德一口拒绝了。路德的倔强使他深感遗憾。现在，他有战争就要爆发之感。1521年2月，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

每一个人都认为，由于某些人的专横，天主教会将受到损害，于是，大家都在设法如何矫正这种缺点。但现在，大家发现了这个刚刚崛起的人处理事务的方式，即使他说得再动听，也没有人敢为他辩护了。半年以前，我劝他不可憎恨他人。他不但不听，他的《巴比伦之囚》一书反而迫使许多人离开他，情形愈演愈烈。

现在路德也不再指望伊拉斯谟支持他了。他说，“他认为改革可用礼貌与恩信来达成”，是一种怯懦的和平主义者的想法。在此期间，尽管教皇利奥十世指示要善待伊拉斯谟，但卢万的神学家，甚至连哲罗姆·阿莱安德在内，仍继续对他攻讦不已。他们一口咬定，他是秘密的路德派教徒。为了避免烦心，他迁居巴塞尔（1521年11月15日），躲进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文艺复兴，希望可以忘记崛起中的宗教改革。巴塞尔是瑞士人文主义者的根据地。贝图斯·勒纳普斯在这里主编过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的著作，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就是他亲自监印的。还有不少学者和出版家，著名的如汉斯·亚梅尔巴赫（Hans Amerbach）、弗罗本等。对弗罗本，伊拉斯谟曾说他鞠躬尽瘁于印版与书册，“给他的家族不但留下了许多财富，而且留下了许多荣誉”。丢勒在这里住过许多年。霍尔拜因在此为弗罗本和波尼法修斯·亚梅尔巴赫作过不少幅肖像画——这些画目前陈列于巴塞尔博物馆内，看起来仍栩栩如生。几年前，伊拉斯谟曾到过这里，留给他的印象是：

生活在这里，令人有置身于缪斯圣地之感。这里几乎走到哪儿都可碰到学者……这里的人，懂希伯来文的人不少，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这里有历史学家、数学家、法学家、博古学家。可惜，我还没有福分住在这里……这里的人是那么友善，那么愉快，那么和谐！

和弗罗本住在一块，伊拉斯谟变成了文学顾问，他除编纂教父事略外，还经常替别人写序。在巴塞尔，霍尔拜因为伊拉斯谟画过几幅肖像（1523—1524年），幅幅都很有名。一幅留在巴塞尔；一幅送给了大主教渥兰（此幅目前为拉德里奥尔·埃亚尔收藏）；一幅，公认为霍尔拜因杰作之一，现藏于卢浮宫。今天到卢浮宫的人，可以看见这位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头戴罩着一半耳朵的毛线帽，身披镶着毛边的黑大衣，正就一张书桌从事著述。看上去，他大约五十开外（实际57岁），由于健康欠佳、生活不定，特别是希望新旧两教和解的努力成为泡影，他显得孤独而忧郁。肖像上最突出的几点：毛线帽边的几根白发，紧闭着的嘴唇，文弱而坚毅的身躯，直挺而突出的鼻子，沉重而疲惫的眼睛，这几点都显示出宗教改革对文艺复兴的迫害。

1522年12月1日，新任教皇阿德里安写信给伊拉斯谟，信中暗示他对新旧两教双方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有上帝的援助，你必能使被路德诱离正道之人回心转意，使正在骚动的人安静下来……假定他们能悔悟前非，我答应绝不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只要他们能及时回头，我将满心欢喜地接待他们。但你知道，我对暴力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现在虽然身为教皇，但我还是从前的我。希望你看在老同学份上，赶快到罗马来。这里有你喜欢的书籍。我和这里的许多学者，都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研究。关于我的邀请，只要你肯，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来的。

数度秘密信件往来后，伊氏对教皇披肝沥胆地说：

陛下一再垂询，极欲召见，使我非常感激。能晋见陛下是我的荣幸，一俟健康许可即行动身……令我写文章驳斥路德，实难遵命，因我对写这类文章很不在行。陛下之意，以为我的言词具有权威性，但我颇有自知之明，权威离了人缘即无权威，我现在已成众矢之的。不错，我一度被人捧为“文豪”、“德意志之星”……“学术泰斗”、“纯粹神学之王”，但现在情势变了。有的人指我为路德派，理由是我不写文章驳斥他。路德派却处处找我的毛病，说我反对他们……在罗马和布拉班特等地，人们叫我“异端”、“叛教首领”、“分裂论者”。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路德，但攻击我的人将我的作品，寻章摘句地证明我和他相像。如果照这样做，事实上我可从保罗的话语里，找出几百条，说路德的言论是从他而来的……

陛下宜多垂询那些建议采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对天主教会有裨益。陛下宜远离那些以阿特拉斯（Atlase）自命的僧侣，因为他们对教会有害……对于目前的冲突，很多人认为，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道。但我深深不以为然……因为武力解决必流血盈野。现在的问题，不在如何惩处异端，而在如何明智地应付……就我的看法，目前应以正本清源，扫除积弊为第一要义。不惩处谁，让我们把这场骚乱，当作上帝示警。宣布大赦天下，请承上帝之命，赦免天下之罪。令各诸侯防止暴动。如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让天下知道陛下扫除积弊的决心，使动乱者无所借口。陛下欲问何谓积弊，请派亲信赴各拉丁教区，找几个明白人问问，即可得知究竟。

可惜阿德里安心有余而力不足，1523年赍志以没。继任者克莱门特七世，不断敦促伊拉斯谟加入声讨路德战线。最后，伊拉斯谟虽然出马，但他第一，既不对路德做人身攻击；第二，亦不指责其宗教改革不对。他所做的，只是以温和的言词对自由意志做客观的探讨（1524年）。他说，他对道德自由的神秘性既无法了解，因此不能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之加以体认。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说，根据预定论和宿命论发展出来的理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有损人性（或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基本差异。在伊拉斯谟看来，如果上帝要定所创造之人犯下的无可避免之罪，那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崇拜不值得人赞美的上帝。换言之，他是一个恶魔，因为他这种做法是最不道德的。因此他说，基督所称的“天上之父”绝不如此，说天上之父如此，那等于亵渎神圣。可是，在路德看来，很多人犯罪，往往不是存心作恶，这是命运，这是上帝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犯罪就要受罚就要治罪。一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怎能努力创造并改善环境？伊拉斯谟承认，人在道德选择上可能受到外在的千百种羁绊，对这些羁绊他可能无法摆脱，但在其内心上，他是有相当选择自由的。这点自由虽然少得可怜，可是极其宝贵，因为没有它，人便将变成毫无意义的机器。不管怎样，伊拉斯谟的结论是，让我们自认无知，自认无能，不足以调和道德上的自由与无所不知的神力和无所不在的因果关系。他的建议是，把这项争端保留到最后审判之时去解决，至于现在，让我们抛弃一切把人类当作傀儡，把上帝当作暴君的说法和假定。

克莱门特七世收到这篇文章，即致送伊拉斯谟200弗罗林的稿费。这篇充满调和意味的哲学讨论，使许多天主教徒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期望的是对路德的大张挞伐。梅兰希顿写过一篇文章，解释预定论者的观点，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该文原载新教教义，后被删去。就梅兰希顿之文看来，也颇有放弃预定论之意，路德则不然。1525年，路德发表过一篇《论奴隶的意志》的小册子，即表示对预定论非坚持到底不可：

人的意志，有如驮兽，由上帝驾驭，便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便走魔鬼的路。意志不由自主，正如驮兽不能选择其主人……上帝与魔鬼，竞相控制人的意志……上帝完成的一切，一方面是出于先见和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其永恒不变的意志。了解这一点，即知所谓自由意志说，根本无立足的余地。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思想形态下的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像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是违反一种普遍的自然律和因果关系；也不像19世纪思想家，认为是遗传、天赋及环境这另一式三位一体决定了欲望，而欲望似乎又决定人的意志。他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是由于上帝无所不能，因他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基于这种缘故，他又是我们获救或定罪的决定者；总之，我们的获救或定罪，与我们行为的善恶无关。路德的逻辑饱含着艰辛，但他刚毅地担当起来：

常识和理论往往诱使我们这样想：上帝是凭其意志决定赏罚。照说，上帝当是仁慈、善良的，但他有时似乎喜欢惩罚人或陷人于罪。这种观念的上帝，当然是邪恶的、残酷的、褊狭的。基于这种观念，历来便有不少人背叛上帝。我一度也曾为这种观念所苦，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但事实上，凭你再聪明，也逃不过上帝的掌控。因为，任你理论多么精辟，你总不能不承认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不应受罚的人受罚而怀疑上帝的仁慈和善良，那你最好提醒自己，上帝的公义如果这么容易被人领会，那他也就不会被称为神了。

当时，《论奴隶之意志》一书一年内出七版拉丁文、两版德文，大为畅销。结果证明这本书是新教神学的源泉。加尔文也靠这本书奠定了他集预定论、选拔论及遗弃论大成的教义，并进而向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及美洲传播。伊拉斯谟针对这些理论，虽曾写过《辩护者》（Hyperaspistes）Ⅰ和Ⅱ（1526—1527年），可是大势所趋根本引不起世人注意。

即使到现在，伊拉斯谟对和平解决的希望犹未放弃。他两边写信，尽力呼吁容忍和礼貌。他主张教会应认可教士结婚及两种拜受圣餐式；教会应拿出一部分财产作为公用；引起纷争的问题，如预定论、自由意志论及圣体实在说等，双方应容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建议萨克森乔治公爵应给再洗礼教徒以人道待遇。他说：“除非他们参加叛乱或触犯法律，否则不应任意处死。”1533年，由于同情心的驱使，他曾为遭托马斯·莫尔逮捕的异端者辩护。在西班牙，由于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称为伊拉斯谟信徒，宗教法庭的僧侣有系统地收罗伊拉斯谟的著述，希望从中找寻定他为异端的罪证（1527年）。在这种情形下，伊拉斯谟并未停止他对修院的不道德和神学教条主义的批评，认为那是引起宗教改革的原因。1528年，他一再指斥“很多修道院，不管男的女的，简直形同妓院”，“很多修道院，最不重视的，就是贞操”。1532年，他说，僧侣都是乞丐、淫鬼、异教徒迫害者、遗产谋夺者和证据伪造者。他赞成改革宗教，但反对宗教改革。他既不能离开天主教，更不愿见它被撕成两半。“在一个新的天主教出现前，我们唯有忍耐。”

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麾下供职的新旧教部队打劫罗马消息传来时（1527年），他感到非常沮丧。他曾经希望，查理会把教皇和路德拉拢在一块，但现在查理与教皇反而火并了起来。一桩惊人的事情就在附近发生：在一次宗教暴动中，改革者捣毁了巴塞尔各教堂中的偶像（1529年）。尽管一年前他写过一篇反对偶像崇拜的文章：“传教不应用偶像，做祷告只要面对基督即可。不过万事以和为贵。”这种说法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路德观点。但对捣毁教堂偶像的举动，他认为是偏激和野蛮的表现。伊拉斯谟离开巴塞尔，迁居弗赖堡，这里是天主教的奥地利领土。这里的市政当局对他非常欢迎。他们将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尚未完工的宫殿拨给他居住。这时，尽管皇家送的年金时有时无，但有富格尔家族的照顾，凡他所要用的东西也算应有尽有。只是当地的僧侣和神学家都攻击他，说他是隐匿的怀疑论者，是引发德国暴乱的罪魁祸首。1535年，他又回到巴塞尔。这里的大学教授，派代表团欢迎他。弗罗本，约翰之子，还分了一部分房子给他住。

伊拉斯谟当时已经69岁，时光折磨使他又老又瘦。他患了一身病，溃疡、痢疾、胰腺炎、痛风、结石，至于经常所患的伤风感冒还不在其内。从丢勒的一幅画上看来，他双手显然已经发肿。他临终那年，因病整天躺在床上。一方面，由于病魔不断折磨着他；一方面，使他痛心的消息，新旧教冲突不断传来，于是他那为人素所称道的良好修养丧失了。他变得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脾气。不过，这时稍值安慰的，国王、修院院长、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财政家，请安问候的信每日不断。他的住地一时变成当时文人学者朝圣的目标。1536年6月6日，他痢疾非常严重。他虽知道已不久于世，但既不叫人去找神父，也不叫人去找忏悔牧师。6月12日，伊拉斯谟寿终正寝。弥留之际，除频呼圣母玛利亚和基督外，并未举行任何圣礼。巴塞尔把他葬得很风光，其墓地在该市大教堂内。全市的人文主义者、出版家、主教，联合给他立了碑。这块碑至今还在，上面刻着“博学多能罕有其匹”。他留有遗嘱处理遗产。他指定把钱分作数份，有的捐赠老者病者，有的捐作贫穷人家女孩嫁妆，有的捐作年轻有为之士的奖学金，教会则分文不给。

对伊拉斯谟的评价，随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看法而有升降。就具有宗教狂热的人士而言，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讨好的。有人骂他是机会主义者，有人骂他是懦夫。宗教改革者说，他把他们领上一块悬崖，鼓励他们往下跳，自己却回头撒腿就跑。在特伦特会议中，他被指为不忠于信仰的异端者，他的著作对天主教徒是禁书。迟至1758年，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尚称他为“寄生虫，一个有能力发现真理，而无勇气实践的人”。19世纪末，战场上的火药味消失后，新教徒中一位头脑清明的历史学家才不胜感慨地说，伊拉斯谟的改革观念是一种标准的“学者观念……可惜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鲁莽灭裂的观念取代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慢慢来的办法，最后也许不一定最可靠。人类进步的因素，除这一种外，还有别的一种可以代替。16世纪的宗教改革，非路德领导不为功，但如果现在还需要新的改革的话，则伊拉斯谟的观念，就是唯一的办法。”另外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很理智地说：“伊拉斯谟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代。宗教改革由他发动，但可惜被路德弄得乱七八糟。从后来17世纪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看，伊拉斯谟的主张是对的。”路德当年所认为不得不然者，时过境迁大家便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人们追思不已的，倒是伊拉斯谟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因为文明赖以推进的，确实是耐性、宽容及长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