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
（13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宗教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的优越感，对受人珍视的宗教加以轻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世俗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发展，且又历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卢奇安（Lucian）、马基雅维利、休谟（David Hume）与伏尔泰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种恢复力的奥秘究竟何在？

即使最睿智者想要妥适地解答，恐怕也须阅历百世才能办到。他可能先得认清：即使在科学发达之际，仍有无数现象无法以自然原因、数量及必然结果立即予以解释。心灵的神秘仍然非心理学之公式所能表现。在物理学方面，支持科学定理成立的令人震惊的同一个自然秩序，仍可能合理地维系对宇宙神灵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的知识如同在无知的大漠中一座渐渐消退的海市蜃楼。生命并非全不可知。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假设有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有时这样假设，有时那样假设。在相互矛盾的事实前，唯有少数人能坚持不予评断。大部分人类仍将神秘的事物或事件，归因于凌驾在“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之上的超自然物。宗教一向即为对超自然物的崇拜——包括慰藉、祈求或膜拜。芸芸众生，尽为生命所苦，倘自然之力无济于事，他们乃转而求诸超自然的掖助。于是，他们由衷地感激并接受那能带给生存以尊严与希望，能带给世界以秩序和意义的诸般信仰。倘若他们不能相信自然的残酷无情、历史的奸诈血腥及他们自己身受的苦难与剥夺，是属于人所不可思议的神的设计的一部分，他们便很难耐心忍受凡此种种痛苦。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愿意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创作者和一个高远的目标。

尤有甚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孕育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消灭之，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的力量，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的工具，但疏忽了它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的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历史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自己觉得可靠的感性，而不取并不那么确切实际的理性。他们在厌倦了对凡世的思考和探索自然所感到的惶惑无助后，便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的引导、悔罪的洗净及历经考验后而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离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觉得自己被上天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的慰藉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

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的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体集合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英国大教堂则成为统一自治区的产物与骄傲。生命得到神圣艺术的润饰，而宗教音乐也将舒缓、和谐注入人类心灵与群体之中。宗教对与我们本性相违、对文明不可缺的道德典范，提供了超自然的制裁与支持——无所不见的神灵、永生受罚的威胁、万世至福的许诺，及不尚人间脆弱的权威而尚天上神力的圣训。我们的本能经过1000个世纪的不安与追逐陶铸而成，这些本能使我们适合成为凶悍的猎人与贪婪的多妻者而非和平的市民。人们曾具有的活力胜过目前社会的需要。欲使社会文明，人们必须每天百次自觉或不自觉地节制这些本能。远在史前时期，家庭与国家早已乞援于宗教以缓和人类野蛮的冲动。父母发现宗教可驯服任性的孩子、使之趋于中庸与自制；教育家则珍视其为陶冶青年的无上法门；而政府也久已寻求与宗教合作，以便从人类分裂的自我主义与自然的无政府状态中，构筑出社会秩序来。倘若宗教不曾存在，则大立法家像汉谟拉比（Hammurabi）、摩西、莱喀古斯（Lycurgus）与庞皮利乌斯（Pompilius）也必会发明出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宗教是自动并不断地发自人类的需要与愿望的。

从君士坦丁到但丁，经过了千年风雨，基督教会终将宗教这份礼物赠给了人类。基督教会将耶稣的形象铸成德行的神圣化身，借以使粗鲁的野蛮人归向文明。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信条，使每个不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崇高的宇宙剧的一部分。它将每一个人和创造他的上帝极为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位创造者，曾经在《圣经》中训诲大家，并订出一种道德典范。他曾自天堂而降，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备受侮辱甚至死亡；他曾经建立教会，作为他圣训的宝库与他权威的世俗代表。这部伟大的“戏剧”年复一年地滋长着；圣者与殉道者为其教义而死，并将楷模留赠给一般信徒。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成千上万的作品解释这部“戏剧”，而使其永生在每个人甚至不识字者的心灵中。圣母玛利亚因而成为“所有诗歌中最纯美的花朵”，成为女性温柔体贴与母爱的典型，成为最柔和的圣歌与祈祷的接受对象，也成为雄伟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与音乐的灵感之源。感人的仪式每天从百万圣坛和弥撒那种神秘而崇高的庄严中升起。忏悔与苦行净化了悔悟的罪人，祈祷则安慰并使其坚强。圣餐使他凛然与耶稣基督同在，而临终圣礼的洗涤、涂油，使其期待天堂。在对人类的服务上，宗教绝少发展成如此的多彩多姿。

教会的鼎盛，是凭着其教义的安慰、仪式的魔力、信徒的高尚道德及主教的勇气、热诚与圣洁。主教法庭的公正，取代了罗马帝国政府空出的席位，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约524—1079年）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西方经过野蛮民族涌入意大利、法国、英国与西班牙之后，欧洲文明的复活实得力于教会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教会的僧侣开垦荒地，其修道院赈济贫民，教育孩童，安顿旅客；其医院则收容病患与穷人；其修女院则庇护孤寡妇女，将她们母性的冲动转移到社会服务；修女独力抚养女孩子，达数世纪之久。古典文化之所以没有完全丧失在文盲的洪流里，是因为僧侣们在被要求对许多异教抄本予以摧毁之余，还抄录并保留了其中成千的作品，因而延续了用以书写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便在圣高尔（St.Gall）、富尔达（Fulda）、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等地的教会图书馆，发现了从未听过耶稣之名的灿烂文明的珍贵遗物。从安布罗西（Ambrose）到沃尔西（Wolsey），凡千年之久，其间从事训练西欧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家与大臣工作的，即是欧洲的教会。从阿伯拉尔（Abélard）诞生算起，建立大学与哥特式教堂，以供知识分子和虔诚的人们安栖的，也是教会。在教会的保护下，经院派哲学家恢复古人试图以理性解释人生与命运的企图。整整9个世纪，欧洲所有的艺术，几乎都受到教会的启发与资助。即使艺术染上异教色彩，文艺复兴时的教父们仍然继续给予资助。音乐在达成较高的形式时，无疑是教会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当教会的发展如日中天之际，还带给欧洲各国一种国际道德规范与政府。恰似教会在学校里所教的拉丁文，以之作为各国学术、文学、科学与哲学统一的媒介，天主教也以教义与仪式带给尚未分成列国的欧洲一种宗教上的统一，罗马教会以其神圣建筑与精神领导权，倡言自己为一个国际法庭，而使所有君主与国家，均须对之负起道义责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拟订了欧洲基督共和国的教旨；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则在卡诺沙（Canossa）向格列高利屈服而承认了这一事实（1077年）。一个世纪之后，较为强硬的君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长期的抵抗之后，也在威尼斯向那位较为软弱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卑躬屈膝；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更是大大提高了教皇的权力与威望。这样，格列高利期盼着的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理想，一时之间似乎已经实现。

然而这一美梦，终因人性而宣告破灭。教皇的司法人员同样讲人情、怀偏见、爱钱财，甚至敲诈勒索；而同样身为人的国王与人民，当然也不满任何超越国家的权力的存在。法国日渐增加的财富，激发其国家主权的雄心。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即为法国境内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向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挑战并获得成功；国王的使臣将年老的教皇拘押于阿纳尼（Anagni）达三天，而博尼费斯不久之后也一命呜呼（1303年）。宗教改革的基本层面之一——世俗君主对抗教皇——于此开始。

纳地尔的教会（1307—1417）

整个14世纪，教会饱受政治的屈辱与道德的腐化。教会从彼得与保罗虔诚的信仰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家族性、学院性、社会性与国际性教条、秩序及道德的庄严体制。但如今则堕落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专务自保和财利。菲利普四世促成一位法国人当选教皇，同时说服他将罗马教廷迁移到罗讷河（the Rhone）的阿维尼翁（Avignon）。如此，嗣后的诸教皇即成为法国的人质与囚犯，达68年之久，这使其他国家对教皇的崇敬与捐献，也因之急速减少。受制于人的教皇为了补充财库，便向教会各阶层、各修道院及各教区更贪厉地广征税收。每一个教会派定的人员均须将第一年薪俸的半数，汇交给教廷——教皇的行政组织；嗣后则年取1/10，称为什一税。凡新任的大主教均须为一袭披带而偿付一笔可观的金钱——披带由白羊毛编织而成，是主教权威确定的标志。任何一位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去世时，其私人拥有的财物均归于教皇。在教士死亡与继任者的述职期间，圣俸的净益由教皇接收，因此，教皇受到指控，认为他故意延长这一时间以图利。凡从教廷下来的判决或宠惠，均须赠礼答谢，而所谓的判决有时视赠礼的厚薄而定。

教皇这种税入的大部分，用来维持教会之中央组织，使其成为欧洲社会道德上的政府，但这种合法的方式越来越不成功。然而，部分税收却进了教士的私囊，有些甚至用来酬劳聚集在阿维尼翁的高等妓女。芒德（Mende）的主教杜兰德（William Durand）在向维也纳宗教会议所呈送的论文中写道：

倘使罗马教会开始将恶例从自身除去，整个教会才能受到革新……教会人士丑闻昭彰，而民众们事实上已受到传染……因为在境内的所有地区……罗马教会已经染上臭名，大家都在呼喊宣扬说，在教会怀抱中的所有人士——从大人物甚至到最小角色——都心向贪婪……由于教士的宴会比皇族、国王更加奢侈……整个基督教人民显然已从教士那里学到贪婪的坏习而弄得声名狼藉。

“狼群控制着教会，”阿尔瓦罗·佩拉约（Alvaro Pelayo），这位西班牙的高级教士喊道，“它们是以信仰基督的羊群的鲜血为食。”本人是敛税能手的英国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提醒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Ⅵ）道：“耶稣十二使徒的后继者，是受托来引导主的羊群走向草原，而非剪取其毛。”

在德国，教皇的收税人横遭追捕、监禁、残害及勒杀。1372年，科隆、波恩、克桑滕（Xanten）及美因茨诸地的教士凭誓团结起来，拒付格列高利十一世征收的什一税。

在所有的抱怨与叛变中，教皇仍继续声明他们对世俗国王们的绝对主宰权。约1324年，特里翁福（Agostino Trionfo）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资助下，写了一篇《教会统治者概说》（“Summa de Potestae Ecclesiastica”），以回答帕多瓦（Padua）出身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和奥卡姆（Ockham）的威廉对教皇职位所做的攻击。特里翁福认为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即使他是一个大罪人，也得对他服从，他可以由宗教大会以重大异端的罪名而罢黜。在位的教皇权力仅次于上帝，超越所有世俗君主。他甚至可以不顾人民或选民的抗议而随意废立国君与皇帝，他既可取消世俗君主的法令，也可废弃国家的宪法。王侯的任何法令，非经教皇同意，均告无效。教皇甚至高于天使，而与圣母玛利亚及诸圣者接受同一礼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便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教皇的典型，且对其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教皇逃离罗马及屈从法国，毕竟损伤了他们的权力与威望。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似乎在向法国表示附庸的媚态。在红衣主教团134名的提名者中，法国人竟然占了113位。英国政府对教皇在英法“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War）中贷款给法国一事，愤怒异常，其默许威克利夫攻击教皇，系事出有因。德国的选民反对教皇对国王、皇帝的选派再做任何干涉。1372年，科隆各修道院院长公开承认说：“罗马教廷已受到如此轻视，致使这些地区天主教的信仰似乎受到严重的危害。”在意大利，一些教皇属下的邦郡，像拉丁姆（Latium）、安布利亚（Umbria）、马尔凯（Marches）及罗马纳（Romagna），都被雇佣兵制下的暴君割据，他们向遥远的教皇表示形式上的礼敬，却保留自己的收益。当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派遣两位代表到米兰，欲将违抗他命令的主教贝尔纳博·威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除名时，来使竟然被迫吃下教皇的训谕——包括丝带、羊皮纸及封印（1362年）。1376年，佛罗伦萨与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争吵之后，没收该地区教会的所有财产，关闭主教法庭，废除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监禁或绞杀反抗的教士，并请求意大利终止教会所有世俗的权力。很显然，阿维尼翁的教皇已因他们对法国的效忠而丧失了整个欧洲。迄至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才将教皇职位迁回罗马。

他去世时（1378年），红衣主教团举行教皇选举会议，其中法国人虽占绝对多数，但怕罗马人暴动，于是推选一位意大利人当教皇，即乌尔班六世。但乌尔班并不“乌尔班”（Urbane为文质彬彬之意，与前一词谐音），他脾气非常暴躁，并且极力坚持与当时教阶组织意见相左的改革，因而红衣主教团申明其选举是被迫而出，宣告无效。于是，他们再改选一位日内瓦出生的罗伯特当教皇。罗伯特在阿维尼翁登基为克莱门特七世，而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坚持教皇的职位不放。教皇权分裂时代（1378—1417年）便如此产生，正如为宗教改革铺路的许多力量一样，其分裂也受到民族国家兴起的左右。事实上，这次分裂是法国对英国之战争中，为保留教皇道义上与财政上支援所做的尝试。那不勒斯、西班牙与苏格兰起而效尤，投向阿维尼翁一边，但英国、佛兰德斯、德国、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意大利与葡萄牙则接受乌尔班。教会成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武器与牺牲品。分裂为二的基督教世界视另一半为异端、为亵渎而逐之于教会之外；每一方都宣称由对方礼拜祭司所主持的圣餐无一价值，而由此领洗的儿童、忏悔的罪人及涂油的临终者，仍难赦重罪，倘其死亡，必注定堕入地狱——轻者也在地狱边缘。日渐扩张的伊斯兰教在嘲笑日渐解体的基督教。

乌尔班六世之死（1389年）并未带来和解。那14位红衣主教在自己的阵营里另外选了博尼费斯九世，继而是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而列国的割据也延长了教皇职位的分裂。克莱门特七世去世时（1394年），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团便另选一位西班牙人当教皇，即圣本笃十三世（Benedict ⅩⅢ）。他声言，要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同意与他步调一致，他便辞职。但格列高利的亲党早已各应教职，当然不听这一声言。格列高利方面，有些红衣主教也背离了他，要求召开宗教大会。法国国王催促圣本笃十三世退位，但遭到拒绝。法国因而拒绝与他联盟，改采中立。圣本笃逃到西班牙时，他的红衣主教们加入那些离开格列高利的红衣主教，联合呼吁在比萨召开宗教会议并选举一位大家都接受的教皇。

几乎在1个世纪之前，那些反抗的哲学家为此已经定下“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调停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理论基础。威廉反对教会与教士混为一体。他说：“教会是所有信仰者的集合。”又说：“整体比任何一部分具有更优越的权力。”前者可将其权力交托给由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宗教会议；这一会议有权选举、训诫、处罚甚或废立教皇。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也称，宗教大会是基督徒集体智慧的汇合，任何人怎可以将一己之智力驾越其上？他认为这一大会的组成不仅是教士，并且也应有由人们选出之教外人士参加。巴黎大学的一位神学家海因里希·朗根斯泰因（Heinrich von Langenstein）于1381年便将这些主张应用到教皇的分裂问题上。他论辩道，不论何种逻辑，在声称教皇至上的旋涡中，都无法避免危机的兴起，其唯一解决之途是：只有在教皇权之外并凌驾于红衣主教的另一种权力，才能将教会从正在摧毁其本身的一团混乱中挽救出来，这一权力就是宗教大会。

比萨的宗教大会于1409年3月25日举行。它邀请圣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出席，但他们漠视不理。于是大会宣布废黜他们，并另选出一位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建议他在1412年5月以前召集另一次宗教大会，然后该会再行解散。现在教皇已由两位增为三位。亚历山大并未因其死亡（1410年）而解决问题，因为他的红衣主教们选了自约翰二十二世起未曾一见的约翰二十三世——这位最难驾驭的人登上了教皇宝座。以前在博洛尼亚当主教的科萨，这位教会雇佣兵队长，曾大事聚敛财富，无所不用其极。他对娼妓、赌博及放高利贷者，均予征税。根据其秘书的透露，他曾勾引了200位处女、已婚妇女、寡妇与修女。他拥有金钱与军队，也许他可从格列高利的手中征服各个效忠教皇的国家，促使其因财库困绌而逊位。

约翰二十三世尽可能地拖延在比萨所宣告的宗教会议的召开。当这一会议于1414年11月5日在康斯坦茨（Constance）举行时，出席的应该有3位总主教、29位红衣主教、33位大主教、150位主教、300位神学博士、14位大学代表、26位王子、140位贵族及4000位教士。这些出席者将构成基督教历史上自尼西亚大会（325年）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大会。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会议。1415年4月6日，这个伟大的集会颁布了一道洋洋得意并带有革命性的告示：

在康斯坦茨举行的这次神圣的宗教会议，依据圣灵而合法召集，用以赞美上帝、终止目前的分裂、谋求教会首领与会员的统一与改革……因而制定、宣告、昭示如下：首先，大会声明此一会议……代表教会斗士，其权力直接来自耶稣基督；每一人士，包括教皇在内，不论其是何阶级或身份，均应服从大会所订的有关信仰、终止分裂与教会领袖及成员通盘改革诸事。同时，大会宣称，倘使任何人……包括教皇在内，拒绝服从这一圣会所订有关终止分裂或教会改革的命令、法规及训谕者，均将受到适当的处分……必要时并将诉诸其他惩戒途径。

这次会议要求格列高利十二世、圣本笃十三世及约翰二十三世三人退位。在未接获约翰回答之前，大会便指控他有54条罪状，指控他为异教徒、压迫者、骗子、圣职买卖者、卖国者、淫棍、窃贼；尚有其他16项罪名被认为过于严厉而遭压制。1415年5月29日，他终被废黜。格列高利十二世则较为柔顺与圆滑。他同意辞职，但附带一条件，即先允许他以自己的权威再召集一次会议。会议重新召开后，大会接受了他的辞职（7月4日）。为了进一步证实其正统权威地位，大会焚死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家胡斯（7月6日）。到了7月26日，大会复宣布废黜圣本笃十三世，他此后定居在瓦伦西亚（Valencia），直到90岁去世前仍自居为教皇。1417年11月17日，选举委员会终于选出红衣主教奥托内·科隆纳（Ottone Colonna）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他是正统。教皇的分裂，暂告结束。

这次宗教会议在此虽告胜利，却失败于另一方面——改革教会。马丁五世很快掌握了教皇的一切权力与特权。他唆使每一国家的代表团体相互对抗，说服他们接受一项笼统而无害到最小限度的改革。大会终因拖不起而屈从于他，1418年4月22日，终于解散。

教皇的胜利（1417—1513）

马丁五世重新组织教廷，使之更宜于行使职务。但他除了模仿当时的世俗政府与卖官鬻爵外，也寻不出资助教廷之法。因为教会可以整个世纪不事改革而存在，却受不了一个礼拜没有钱，马丁认为金钱比改革更为迫切需要。1430年，马丁逝世前一年，驻在罗马的一位德国使节在呈给他的王侯的一封信中，几乎敲响了宗教改革的警钟：

贪婪在罗马教廷里主宰一切，并且天天都有新花样……向德国人诈取金钱……因而引起许多咆哮与愤怒……教皇职位将会引起许多问题，不然，信徒最后必将悉数与教廷断交，以逃避意大利人疯狂的压榨。依我看，后一趋势将为许多国家所接受。

马丁的继任者是一位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的弗朗索瓦科（Franciscan）修道士，却拙于管政，他面临罗马教廷许多累积的问题。教廷须同时统治列国与教会，因此教皇应为老于世故者，他们至少要涉足尘世，绝少可能成为圣者。尤金四世（Eugenius Ⅳ）如不因困扰烦心，便可能成为圣者。在他就任教皇的第一年，巴塞尔宗教大会（the Council of Basel）再度宣称大会权力高于教皇。它接二连三地指出教皇的传统职责：发行赎罪券与特赦状，指定圣俸，并要求教士头年的薪俸转交给大会而非教皇。教皇尤金下令解散该会，但后者反而宣布将他废黜，并指定萨伏依公爵阿马迪厄斯八世（AmadeusⅧ）为反教皇的费利克斯五世（Felix Ⅴ，1439年）。教皇的分裂再度出现。

为促使教皇完全败阵，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召开由境内高级教士、贵族与律师组成的大会。后者宣称宗教大会的至高权威，同时发布了《布尔日诏典》（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Bourges，1438年），其中规定神职人员从此由地方教士选举，但国王可以“推荐”；又向教廷请愿申诉，除非经过法国境内司法机构查问，否则不得办理；神职人员的头年薪俸，不再送交教皇。事实上，这道法令无异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高卢教会，并且使国王成为教会的主人。一年之后，在美因茨举行的宗教会议又采取决议，目的在于建立德国境内相似的国家教会。而波希米亚则早已脱离教廷管辖。罗马教会的整个结构似乎崩溃在即。

但尤金受到土耳其人的搭救。由于奥斯曼人逐渐接近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政府认为希腊首都值得搭救，而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重新统一，是赢得西方军事或财力支援不可或缺的前奏。希腊的高级教士与贵族们穿着画锦似的全副甲胄抵达费拉拉，继而又到佛罗伦萨参加由教皇召集的罗马教士团会议（1438年）。经过一年的争论，终于达成一项协议，认可罗马教皇的权威凌驾所有基督教世界。1439年7月6日，这一会议的所有会员，以希腊皇帝为首，一起跪在不久前似乎还是最受轻视与被排斥的尤金面前。虽然这项协调因受到希腊教士与人民的否认而寿命短暂；但毕竟恢复了教皇的威望，并使新的分裂及巴塞尔宗教大会告一结束。

嗣后一连几位能干的教皇，因为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繁荣与激荡，将教皇职位提高到无上地位，连英诺森三世得意之日，也未能相比。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以教会收入资助学术与艺术，赢得大众赞扬。卡利克斯特斯三世（Calixtus Ⅲ）则建立了族阀主义的密切惯例——将职位给予亲戚，后来成为教会腐败的主因。英明却孤独的庇护二世（Pius Ⅱ），努力改革教廷与各修道院。他指定一个以廉洁、虔诚著称的高级教士委员会研究教会的缺失，并向这一委员会公开承认——

有两件事特别缠绕我心：与土耳其的战争及罗马教廷的改革。我决心施行的整个教会事务的改革，都依靠本教廷为其楷模。我想首先开始革新此处教会的风气，禁止一切圣职买卖及其他各项恶例。

这一委员会提出许多令人赞许的建议，庇护二世将其一一载入一道训谕中。但在罗马几乎无人愿意革新。下级官吏或高僧，都借种种贪污而获利。他们用冷淡与消极抵抗击败了庇护二世。同时，他用来对抗土耳其人却中途失败的十字军，也耗尽了他的精力与财力。在他担任教皇临结束时，他对红衣主教们作了最后的呼吁：

人们说我们生活享乐，聚敛财富，举止轻慢，骑肥骡，坐骏马……豢养猎犬以供狩猎，花在优伶与食客身上的钱多，而用来保卫信仰者，则无一物。他们有些话不无道理：我们教廷里的许多红衣主教及其他神职人员，确实过着这种腐化生活。如果坦白承认那是事实，那么我们教廷里的奢侈与靡费，实在太过分了。这就是老百姓为何如此厌恨我们，以至即使我们在传道何为正义与理性时，他们也不屑一听的原因。在如此令人羞辱的情形下，你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必须调查我们的先辈是借何种方法来为教会赢得权威……我们也必须借同样的方法来维系这项权威。谦和、贞洁、单纯、信仰的热诚……轻视世俗，及殉道的志节等提高了罗马教会的地位，使她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尽管像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及真诚、渊博的红衣主教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与古沙（Cusa）的尼古拉等人如此苦心孤诣地努力，教廷的罪过仍随着15世纪的将近终结而日渐增多。保罗二世戴了一顶超过一座皇宫价值的冠冕。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使其侄儿成为百万富翁，热衷于进入政治圈，为他在战场使用的大炮祝福，并且用高价出卖神职来支援他侄儿的战争。英诺森八世在梵蒂冈庆贺他孩子们的婚礼。与马丁·路德与加尔文（John Calvin）一样，亚历山大六世也认为教士的独身主义是一个错误，因而在成为合理节欲的教皇之前，他生了5个以上的孩子。那时，某些风流韵事在教士中已被视为平常；而触怒欧洲的是亚历山大那种轻率的外交。其子恺撒·博尔贾（Caesar Borgia）残忍的领军，为教皇重新赢得各臣属国家添加了教廷所需的财源与力量。在这些政策与战役中，博尔贾家族使用了所有的战略方法和死亡战术。这些方法不久即被马基雅维利著入《君主论》（Prince，1513年）一书中，而被视为建立一个强国或统一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在指挥对抗贪婪的威尼斯及法国入侵的那次战争中，更胜过恺撒·博尔贾。他千方百计地自梵蒂冈越狱，并率领自己的军队，对军事阵营的粗犷生活和言词非常喜爱。欧洲不但震惊于教皇的世俗化，而且震惊于他的军国主义倾向；然而也不禁要赞美那些误投身为教皇的勇武战士们。有些话传遍了阿尔卑斯山，称道教皇尤里乌斯特别眷顾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的贡献。这位教皇开始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并首先允许把赎罪券卖给购买者。在尤里乌斯教皇任内，路德曾到过罗马，并亲自看到了这座基督教会都城的“罪恶的沉沦”，这原来用以指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é Medici）。欧洲已没有一位统治者，再将教皇组织视为一个道德上的超级政府，用来团结所有国家，使之成为一个基督教联邦。教皇组织本身就像一般世俗国家，成为国家主义。随着旧信仰的消退，整个欧洲陷入列国分崩之局，既无超国家的，也无国际的道德法律，这注定了基督教会之间5个世纪的争斗。

欲对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做一种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以当时的背景做根据，北欧各国自可察觉到教皇的罪过，因其财务支援之故；唯有那些明了在尼古拉五世与利奥十世这段时期意大利之繁荣情形者，才能以宽谅之心待之。他们之中虽然有些在个人信仰上很虔诚，但大部分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信念，认为这个世界对很多人来讲，虽然还是个眼泪与邪恶诱惑的深谷，但始终是一个美丽的、生活紧张与飞驰的场景。他们的享受生活及教皇权位，并不为过。

他们也有好德行。他们曾费力地将罗马从阿维尼翁时期诸教皇陷入的丑陋与肮脏中挽救回来。他们抽干沼泽、铺平街道、恢复桥梁与道路，改良供水设备、建立梵蒂冈图书馆与罗马神殿博物馆，扩展医院、施舍赈济、修建教堂、以宫殿和花园点缀城市、改组罗马大学、支持人文主义者，以复活异教的文学、哲学与艺术，同时雇用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使其作品留传至今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他们浪费了数百万的钱财，但也有了同等价值的建设。他们花在新圣彼得教堂的钱财，虽然为数过巨，但比起法国国王花在枫丹白露、凡尔赛与卢瓦尔河河畔的城堡的款额，并不为多。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建筑是为了人民及上帝，而将转眼即逝的零星财富转变为永垂不朽的荣耀。大部分教皇，其私下的生活至为单纯，有些（如亚历山大六世）更起居有节，只是在迎合大众的趣味与宗规的要求下，才富丽奢华。他们总把备受斥责并没落的教皇职位，提高成一个具有权力的巍巍局面。

改变中的环境

当教会似乎再度走向壮观与权威之路时，欧洲却遭遇着种种经济上、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变革。这渐渐影响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格局。

宗教通常繁荣于农业社会，科学则随工业经济而得势。每一次收获是大地的奇迹与苍穹的杰作。受到气候左右、耗竭劳力的卑微农夫，看到超自然的力量无所不在，因而祈求慈悲的上天保佑，并接受一个由诸侯、藩主、国王而对上帝层层效忠的封建宗教礼制。城市的工人、商人、制造业者与金融家，生活在计数、程序、物质因素及规律效果的数学世界里；机器与柜台限制了他们放宽眼界去见识一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力。15世纪，工业、商业与金融的成长，劳力从乡村引渡到城市，商人阶级的兴起及由地方经济到国家经济再扩张到国际经济——凡此均为原本信赖相合的封建制度与农村阴沉变迁的预兆。商人扬弃了教会的限制和封建诸侯的抽税权，此时教会只有借着明显的神学戏法而屈为同意：倘所借的资本用以扩张生意及工业，则可抽取利息。1500年，“高利贷”这条老禁令也遭到普遍漠视。律师与商人越来越取代教会人士与贵族来管理政府。再度胜利地攫取了罗马帝国传统与威严的法律，领导着世俗的进行，一天天地侵入教会宗规规定的人生领域。世俗法庭延伸其司法权，教会法庭则日趋没落。

由工商收入而致富的年轻王朝，一天天地脱离教会的管制。国王对境内教皇使节的官邸，或只认教皇权威的特使及教会各自为政的现象，愤愤不平。在英国，《圣职候补人法》（Provisors，1351年）与《王权侵害罪法》（Praemunire，1353年），严格限制教士的经济与司法权力。在法国，《布尔日诏典》理论上虽于1516年废止，但国王仍保有提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及方丈的权力。威尼斯的元老院则坚持指派威尼斯所有附庸的高级教士。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夫妇因任派西班牙境内许多神职的空缺而权驾教皇之上。在神圣罗马帝国，格列高利七世过去击败国王亨利四世而维持着教皇的授职权，而今西克斯图斯四世却将300采邑与7位主教的指定权让给国王。国王则滥用此权而将神职给予宠臣，这些宠臣只知收取财利，而漠视了自己的责任。教会的许多腐败现象，都可从这些被派任的世俗分子中寻得线索。

同时，教会的知识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教会仍扶持辛勤且有良心的学者，它所建立的学校与大学却在培养少数思想时常拂忤圣徒的人物。且听圣伯那汀诺（St.Bernardino）在1420年前夕所讲的一段话：

大多数人在考虑僧侣与修道士、修女与俗世教士邪恶的生活后，深为这一事实所震惊：是的，他们常没有信仰，只相信自己高于其他一切，他们对形诸文字而与我们信仰有关的东西不认为真实，而相信并非上帝的启示，只是人们所虚构的骗人的东西……他们蔑视圣餐……并认为心灵不存在；他们既不害怕地狱，也不向往天堂，而只全心依附短暂的世物，坚决认为尘世是他们的乐园。

商人阶级可能最不虔诚，财富越多，宗教信仰却越趋淡薄。高尔（Gower）指出英国的商人很少关心来世。他说：“凡能获取今生的甜蜜而不去取得的人，是蠢物。因为人死后，既无目标，也无方向。”十字军的失败，当时形成了一种怀疑，怀疑基督教的上帝竟然允许伊斯兰教获胜，这份怀疑原已渐渐消退，但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使这些怀疑重兴。古沙的尼古拉与洛伦佐·瓦拉两人揭发“君士坦丁的捐赠”（Donation of Constance）这一事实系伪造，更加伤害了教会的威信，削弱了其在世俗范围内的声誉。古典作品的整理与发行，由于其显示出早在基督教会诞生之前便已有繁荣的学术与艺术，因而滋生了对宗教的怀疑论调，但教会在拉特兰大教堂举行的第5次宗教大会，曾经否认了在教会以外获得救赎的可能性：除教会外，别无救赎之道。美洲的发现及对世界日益扩大的探究，更显示出成百的国家明目张胆地漠视或拒斥耶稣，却拥有与基督教同样肯定、同样灵验的信仰。从异教地区回来的旅行者，也带回一些奇特的教条与仪式。这些外来的宗教仪式与耶稣的崇拜、信仰，并肩齐行，对峙的教条因而在市场与港口彼此攻讦摩擦。

13世纪，曾经是神学婢仆的哲学，也在倾注全力为正统的信仰寻找合理的基础。14世纪，因威廉与马西利乌斯两人之力而获得解放。16世纪，因蓬波纳齐（Pomponazzi）、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Guicciardini）诸人之力而更大胆地趋向世俗化，并“罪迹昭彰地”怀疑起来。约在路德宣言4年前，马基雅维利写下了一道震惊人心的预言：

倘使基督教遵照开创者的戒律而加以坚守，则信仰该教的国家与人民，将远比目前团结与幸福。同时也不会有“人们越接近罗马教会——他们宗教的头领——便越少宗教信仰”这一堕落的事实。凡曾查考过该教会依以建立的教义，并见到其目前恣肆地离经叛道的行为者，均会断定，其毁灭或遭受惩罚之日，即将来临。

教会被指控

我们应复述忠实的天主教徒对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会所做的指控吗？第一个并且是最厉害的指控是：教会喜爱钱财，且为自身利益花费过巨。在纽伦堡宗教会议（1522年）所列举出来对教会的“百项指控”（Centum Gravamina）中断然指陈：教会拥有德国财产的半数。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评定教会的财产在德国占1/3，在法国占1/5；但法国总税官在1520年的计算则为：法国所有财富的3/4为教会所有。这里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当然，在意大利有1/3的半岛属于教皇国，而后者在其他地区也拥有巨额的财产。

有6个因素使土地聚积为教会所有：（1）大部分遗赠财产者，都留给教会一些东西当作“火险”（fire insurance）；又由于教会主宰着遗嘱的订立与鉴定，她的那些代表必然鼓励这些捐赠。（2）由于教会财产比其他财产不易受到土匪、士兵或政府的掠夺，因此有些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土地契据交给教会，而自托为附庸，死时便将所有权送给教会。其他人则立据以病老时受教会供给为条件，而将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献给教会。这样，教会即提供了残障保险。（3）十字军将土地出卖或典押，并把没收的土地给教会，以换取现金作为东征之用。（4）修士的索讨工作为教会赢取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5）土地一经教会获得，即不可分割，除非经过一道道令人泄气的繁复程序，均不得由教会人士出卖或转让。（6）教会的财产通常均能免税。尽管有时国君冒着被咒骂之险而向教会抽税，或借一些合法的途径没收一部分教会财产。北欧的统治者倘使看到教会在其境内的收入，或是信徒们名目繁多的捐赠仍留在国内，则其对教会财富可能较少抱怨；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北方的黄金循着千百条细流流入罗马，心里自然愤愤不平。

然而，教会自以为是维持道德、社会秩序、教育、文学、学术与艺术的主要代表。国家依赖其执行这些功能，为此，教会需要一个庞大而昂贵的组织。为了支援这个组织，她便征税与收费，即使是教会，也不受祈祷文的拘束。许多主教是当地的世俗兼教会领袖；其中大部分由教会外的权威人士指定，多是习于安逸与奢侈的贵族，他们抽税然后如同王孙般挥霍。有时，在执行任务时，他们披上甲胄，勇猛地带兵作战却糟蹋了圣徒之名。红衣大主教的选派，很少因其虔诚，通常均视其财富、政治关系或管理才能而定，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背负誓言的僧侣，而是富强国家的参议员与外交家。他们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教士，也不因其红帽而妨碍他们的人生享受。教会这时已在权力的索取与挥霍中，遗忘了使徒清贫生活的规范。

由于身在尘世，教会的仆人也如同世俗政府的官吏，时常收受贿赂。腐败流染于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植根于人性深处。世俗宫廷屈服于金钱的诱惑而声名狼藉，没有一位教皇的贿选，能与查理五世的贿选相比。除此之外，欧洲最大的贿赂行为在罗马教廷中。教廷的职事原有合理的固定酬报，但教廷人员贪得无厌，将实际收入比规定数目提高了20倍。只要关节打通，任何教规上的障碍和任何罪恶，几乎均可打通豁免。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在当教皇之前曾描述过这个情形：在罗马一切都须靠钱买，没有钱便办不通。30年后，意大利僧侣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愤慨地大呼罗马教会是一个为钱而出卖色相的“娼妓”。又再过30年后，伊拉斯谟（Erasmus）指称：“罗马教廷的无耻，已达至极。”路德维格写道：

一种根深蒂固的腐败已浸及几乎所有教廷的神职人员……无节制的酬赠与聚敛，超过了所有界限。尤有甚者，各方面的行事均为教士诡谲地操纵，甚至蒙骗。基督教世界各地对教廷人员的腐败与聚敛怨声载道，当不足奇。

无钱贿赂而想凭功绩升迁，这在15世纪的教会中，十分罕见。从教士授职索取相当报酬到许多红衣主教为其选派而支付庞大的款项，几乎每一职位的指派都要向上级暗送红包。教皇筹集钱财最爱使用的方法就是出卖圣职，或以挂名领干薪的名义，将荣誉职位，甚至红衣主教这类职位，指派给捐献可观的财产供教会使用的人士。亚历山大六世设置了80个新职位，而从每位受任者接受了760杜卡特。尤里乌斯二世办了一所“学院”，并设置一个包括101位秘书的办事部门，他们为了所获的职位而付给他7.4万杜卡特。利奥十世为教皇府内务提名60位宫内大臣与141位侍从，并从他们那里收到20.2万杜卡特。付给这些教职的薪俸，就授者与受者而言，似乎是赠予条例下的年金收入；但就路德来看，却是最卑鄙的圣职买卖。

数以千计的被派任者，他们的生活远离教区、修道院或所任圣职的职守，这些圣职的收入用来支持其活动或奢侈。而且，一个人可以兼领好几种职位的缺额薪俸。所以，善于活动的红衣大主教布乔亚（Rodrigo Borgia，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每年从各种圣职中收到7万杜卡特；而其愤怒的敌人红衣主教罗维尔（Rovere，即日后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也同时兼任阿维尼翁的总主教，博洛尼亚、洛桑（Lausanne）、康斯坦茨、维维耶（Viviers）、芒德、奥斯提亚（Ostia）及威雷特里（Velletri）诸地的主教，诺南托拉（Nonantola）与格罗塔法拉塔（Grot-taferrata）的修道院院长。教会便凭这种“兼职”来维持其机构中主要人员，而且经常资助学者、诗人与科学家。因此，对阿维尼翁教皇做严厉批评的彼特拉克，便经教皇认可挂名教会闲差领钱；而讽刺教会百种蠢行的伊拉斯谟，经常接到教会的津贴；而对中古基督教威胁最大的哥白尼，也曾好几年仰赖其与科学研究极少关联的圣职为生。

比对兼职更为严重的指控，是针对教士的个人道德而发。“教士的道德已经腐败，”托赛罗（Torcello）的主教说，“他们早已触怒了教外人士。”在13世纪建立的4个修道会——圣方济各修会、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圣衣会（Carmelite）与奥古斯丁（Augustinian）教派——除后者外，其恶名与宗规的松弛，早已臭名四播。早期所订立的修道院教规，对于逐渐脱离超自然恐惧的人性而言，已属过苛。成千的僧侣与修道士，因享有积聚的财富而免于手工劳动，他们也疏离了宗教服务人群的宗旨，而尽在墙外游荡，在客栈喝酒，并追逐女色。一位属于14世纪多米尼克教派的约翰·布罗米亚德（John Bromyard）修道士，提到他的同道时说：

那些该作为贫苦者之父的教士……却贪于美味并大睡懒觉……只有极少数在晨祷或弥撒时到场……他们已被贪婪与醉酒伤毁……更不必说不圣洁了，所以，教士的集会所现已被认为是放荡子民的妓院与戏子的麇集场。

伊拉斯谟在一个世纪后重复这一指控：“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并没有什么差异。”彼特拉克有力地描绘他兄弟居住的加尔都会（Carthusian）修道院的教义与虔诚，而在荷兰与德国境内，有好几个修道院还保持着，曾经构成兄弟会主旨的精髓并产生出《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的虔诚与研究精神。然而，斯蓬赫（Sponheim）的修道院院长特里西米斯（Johannes Trithemius，约1490年），却以严厉的夸张之辞，攻击莱茵区的僧侣们：

宗教的三条誓愿……其甚少受到这些人的注重，就好像他们从未承诺过一般……他们整天言不及义，其全部时间都沉溺于游戏与贪婪……公开侵占私人财产……每人都居有私邸……他们既不敬畏，也不喜爱上帝；他们无顾于来世，喜爱肉体的放纵甚于精神的需要……他们蔑视教徒自甘贫穷的誓言、不知守贞为何物，而且毁谤服从的信誓……他们污秽的烟尘，已漫弥周遭。

一位奉命去改革法国圣本笃教派的教皇代表居伊·茹埃纳（Guy Jouenneaux），送回一份忧郁的报告（1503年），许多僧侣赌博、诅咒、冶游、带剑、聚财、私通，“过着酒神般的生活”，而且“比一般世俗更为世俗……倘我将亲眼所见者一一缕述，必将编成一极长的故事”。在修道院日趋混乱中，绝大多数教士已忽视赢得大众信任与支持并令人赞美的慈善、接待与教育等工作。教皇利奥十世说道（1516年）：“法国修道院的缺乏教规，以及僧侣放纵的生活，已达到失去国王、王子及大部分信徒尊敬的程度。”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将1490年教会的情形，以一种也许过分严厉的言词归结如下：

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数不清的证据——包括历史逸事、道德家的谴责、学者与诗人的讽刺、教皇的训谕、宗教会议的律令——我们会问起它们所言者为何？总是那些相同的事实与相同的抱怨：修道院生活、教规与道德的压制……惊人的修道院强盗与荡子的众多；欲认清各修道院的混乱，我们必须读一下司法调查所披露的有关那些伟大修道士的内心状态……教派中的弊病，已大得使其本身恶名四扬……修道的生活已从修道院中消失……凡此均使这些祈祷的庇护所成为放荡与混乱的中心。

倘使我们对蓄妾采取一种宽厚的态度，则世俗教士要比修道士与僧侣多得好评。单纯的地方教士的主要罪恶是无知，这些人待遇微薄，工作又过于辛苦，以致没有财力或时间去研究，而且人们的虔诚在提示他，他是时常受人尊敬与爱戴的。违反贞洁这一僧侣誓约之事时有所闻。在英国的诺福克（Norfolk），在1499年存档的73件淫乱指控案中，有15件是对教士而发；在里彭（Ripon），126件中有24件；在兰贝斯（Lambeth），58件中占9件。这就是说，教士人数虽不到人口的2％，犯规者却占总数的23％左右。有些听忏悔的牧师竟向女性忏悔者求爱。数以千计的教士拥有侍妾。在德国，几乎全都如此。在罗马，据说教士也养侍妾；有些报告估计，在不满10万的人口中，妓女便占了约6000名。这里再引用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话：

最高阶层的教士既已处于如此状态，则罪恶与各种丑行在正规教派与世俗教士之间越来越泛滥，自然不足为奇。大地之盐，已失去其味……但若谓罗马一地教士的腐败甚于其他地方，则属错误；在意大利半岛上，几乎每个城镇都有教士罪行的记录证据……无疑，正如当时作者所叹息陈述的，教会势力已趋没落，许多地方对教士也不再尊敬。他们的罪行大到竟然公开建议准许教士结婚。

为了对这些好色的教士公平起见，我们或者可以先考虑教士们的蓄妾并非是为了淫逸，而是一种普遍的反抗，针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4年）强加于不愿者身上的独身规约而来，正如同1054年分裂后的希腊正教继续允许教士结婚，罗马教会的教士也要求同一权利。但由于他们的教规拒绝这一要求，他们便私自蓄起侍妾来。法国昂热（Angers）的主教让·阿杜安（Jean Hardouin）报告说（1428年），他管区的教士并不认为蓄妾是一项罪恶，他们也不企图掩饰这种行为。约1500年，德国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人们也承认这些男女是合理结合，并予以鼓励，用以保护他们的妻女。在公共宴会中，荣誉座位让与牧师及其女伴，事属当然。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主教企图废除这一惯例，竟被赶出教区（1499年）。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红衣主教萨瓦勒拉（Zabarella）建议说，如果教士的蓄妾风气不遏制，教士的结婚就该予以恢复。西吉斯蒙德皇帝（Sigismund）在给巴塞尔宗教大会（1431年）的一篇咨文中指称，教士的结婚，足以促进公共道德。当时的历史学家兼梵蒂冈图书馆长普拉蒂纳（Platina）引用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的话说：“有好的理由赞成教士的独身，但有更好的理由予以反对。”假如我们把教士的蓄妾，看作对不为使徒们与东方基督徒所知的那种艰苦教规的一项可宽恕的反抗，则宗教改革前僧侣的道德记录，或可较为光彩体面。

最后点燃宗教改革之火的，是赎罪券的发售。通过耶稣托给彼得，彼得转托给各地主教，各地主教再传递给教士的权力，各级教士得以赦免忏悔者的罪恶与在地狱的受罚。不论如何完全地忏悔，只有绝少数人能在死时完成一切赎罪的苦行；而大多数人仍需在慈悲上帝所建的临时地狱，即炼狱里，受苦数年，以为平衡。另一方面，许多圣者因其虔诚与殉道精神，赢得了超过其罪恶的功绩；而耶稣之死也带来了无穷功绩。依据教会的理论，这些功绩都可视为一种宝藏，可由教皇取出，对受到赦免的罪人可以用来撤销一部分或一段时间内全部的惩罚。教会所开列的赎罪方式，通常为重复祈祷、施舍、朝拜圣地、参加十字军以对抗土耳其人或其他异教徒，捐赠金钱或贡献劳力于吸干沼泽、造桥筑路或建立医院等社会福利之事。惩罚以罚金抵消，早为世俗法庭的惯例。因此，早期使用赎罪券，并未引起骚动。凡付出这一罚金——献钱——而要求赦免的忏悔告解者，均将受到部分或完全的赦免，这并非意味着其不再犯罪，而只是借此逃避炼狱中一日、一月或一年之苦，不然，他便可能长期在那里为赎罪熬受苦行。单凭一张赎罪券并不能就此消罪。教士赦免一位忏悔告解者，只是行之于告解室。因此，赎罪券只是教会赦免因罪而一时（而非永世）所加的部分或全部惩罚，赎罪者在告解的圣礼中得到宽恕。

这一巧妙而复杂的赎罪理论，不久即因人们的单纯与“赦罪者”的贪婪而变质，赦罪者受指使或昧然去发售赎罪券。由于这些承办者可以抽取若干成收益，其中有些人便不再坚持告解与祈祷，而让买受者自由地解释赎罪券，免除了告解、自白与赦免等形式，而几乎完全决定于献金的多少。约1450年，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Thomas Gascoigne）抱怨道：

今日的罪人说：“我不在乎在上帝眼前犯了多少罪恶，因为我能够轻易地获得由教皇所授予的赦罪文与赎罪券，而完全免除所有的罪过与惩罚，其文券我可用4或6便士购得，或者同赦罪者在一场网球赛的赌金中赢得。”这些赎罪券的掮客巡游于乡间，有时以2便士，有时以一口啤酒……甚至以妓女的酬报及肉欲的满足就可将赦罪券卖出。

许多教皇——包括1392年的博尼费斯九世、1420年的马丁五世、1478年的西克斯图斯四世——一再谴责这些行为与弊端。然而，他们由于太需要收入而无法对这些弊病施行有效的控制。基于这些混乱的原因，他们时常颁布训谕，终于使知识分子失去对教理的信仰，并指控教会无耻地利用人类的轻信与希望。有些情形，如尤里乌斯二世在1510年或利奥十世在1513年发行赎罪券，其正式措辞完全在解释金钱一事。一位圣方济各修会的高层修道士愤怒地描写银箱如何放置在德国的所有教堂内，以便那些无法赶往罗马参加1450年大赦年的信徒将钱投入，以取得同样的赦罪；在马丁·路德半个世纪前，他曾警告德国人说，借着赎罪券与其他方法，他们的积蓄均将流入罗马。甚至教士也埋怨道，赎罪券正在诱使原本可供地方教区使用的捐献，转入教皇的银柜之中。后来又有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以令人激赏的坦直态度总结这一问题：

所有与赎罪券有关的弊病，几乎都从此而起，当信徒如常实行忏悔的圣礼以求取赎罪券的认可条件时，便发觉赦罪者要求他们依照各人的财力捐钱。作为功德的捐钱，本该只是附带条件，而今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主要条件……金钱的需要替代了心灵的诚善，并大多成为赎罪券的目的……训谕中的措辞虽绝未抛弃教规，而告解自白、忏悔与一一明列的善行，也曾载明是获得赦免的条件；金钱方面的问题却昭然若揭，把捐钱的必须性更极为无耻地列在前面。赎罪券与金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而也与要求分一杯羹的世俗权力引起了许多冲突。

与赎罪券几乎一样敛钱的，是教士们在弥撒中念经，以减轻死者在炼狱的受刑时间，也要求付钱、赏赐或遗赠。很多虔诚的信徒甘愿献出大笔钱财，为已死的亲友求解脱，减短或取消他们死后在炼狱的受罪。贫穷者因而抱怨说，由于他们无力为弥撒捐钱购买赎罪券，使得能继享天国者不是谦卑之人，而是尘世有钱人。哥伦布曾揶揄金钱说：“凡拥有金钱者，就拥有使灵魂升入天堂的权力。”

成千人的抱怨，扩大了对教会的指控。1522年的纽伦堡宗教会议宣称：教外原告无法使教会法庭对犯罪的教士给予处分。许多教外人士愤恨于教士免受国法制裁及教会法庭对教士中犯诫者的姑息。并警告说，倘教士不受世俗法律的裁判，则必将在德国引发一场反抗教会的暴动，而这一暴动，显然早已开始。更严厉的指控是：宗教与道德之仳离，强调正统信仰甚于善良的行为；宗教流于仪式；僧侣无聊闲荡与公认的颓废；借赝品圣物与奇迹来利用众民的盲从；开除教籍与停权的滥用；教士对出版物的检查；宗教裁判机关的监视与残酷；把供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的基金用作他途；堕落教士要求除受洗外担任各项圣礼的唯一主持者。

所有上述因素，汇成16世纪反抗欧洲罗马教会的浪潮。“教外人士对堕落教士的轻视与憎恨，”路德维格说道，“在这一场严重的离教运动中，并非是不起眼的小因素。”1515年，伦敦的一位主教埋怨说：“人们已如此邪恶地安习于异教的腐败……致使像艾贝尔一样无辜的教士，他们也会加以谴责。”伊拉斯谟报道说，在教外人士之间，对教会人员、教士或僧侣的称呼，成为一种尖刻的侮辱之词。在教士职位曾经最受人羡望的维也纳，在宗教改革的前20年，竟然没有一位新人选。

整个拉丁世界的人们疾呼“教会从头到尾要彻底改革”。激昂的意大利人如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弗罗拉的乔基姆（Joachim of Flora）和佛罗伦萨的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 of Florence）都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攻击教会的弊端，其中两人被火刑焚死。但无论如何，好的基督徒仍旧希望由教会中忠于信仰的后继者来完成教会的改革。人文主义者像伊拉斯谟、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as More）与比德（Guillaume Budé），恐惧公开分裂所带来的混乱，希腊正教断然脱离罗马教会，已是糟糕不过；“耶稣无缝外袍”的再度撕裂，必将威胁基督教本身的生存。教会曾一再诚心地试图清理各级教层与法庭，试图采取更为公平优越的财务规范；而各修道院也再三试图恢复昔日严格的教规，然而，人类的本质重写着所有的制度组织。多次宗教大会想改革教会，均遭教皇阻扼；而教皇想改革，又遭红衣主教团及教廷的官僚组织阻扼。利奥十世不得不在1516年悲叹于这些努力全然无效。开明的教会人士，如古沙的尼古拉，曾达成地方局部性的改革，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已。反抗者与爱护者对教会弊病所做的指责，刺激了各学派，困扰了各教坛，成为文学评论的焦点，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聚在人们的记忆与愤恨中，直到崇敬与传统的堤防崩决，使欧洲遭到一阵比现代所有的政治变革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宗教革命的横扫。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
（1308—1400）

政府

1308年2月25日，在教士、贵族聚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第六位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在其加冕礼中庄严宣誓：英国将自豪地要求她的所有主权——

坎特伯雷大主教： 陛下，凭您坚定的誓词，您可愿赐给英国人民并信守由英国古代各君主们，即您那正直的及敬畏神灵的先皇们，所留赐的法律习俗，尤其是由先王，那位光荣的国王圣爱德华所赐给教士与人民的法律、习俗与权利？

国王： 朕全予答应，并予信守。

大主教： 陛下，您可愿凭依您的权力，对上帝与神圣教会及教士与人民，完全信守上帝所示的和平？

国王： 朕将信守。

大主教： 陛下，您可能使您的全部裁决，用您的仁慈与真实，做得公正合理与慎重，以显耀您的贤能？

国王： 朕将如此。

大主教： 陛下，您可能支持您臣民所选择的法律与正当的习俗，并予以保护及加强，以显示上帝与您无上的权能？

国王： 朕应允。

在如此宣誓并正式施行涂油礼予以神圣化之后，爱德华二世即将政府交于一些腐败与无能者之手，而自己与嬖臣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则沉迷于放荡的生活。英国贵族因而叛变，捕杀加韦斯顿（1312年），同时将爱德华二世与英国置于封建寡头政治之下。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遭苏格兰人击败（1314年）而含辱归国后，爱德华二世以另结新欢休·勒·德斯潘塞三世（Hugh le DespenserⅢ）自慰。他那位受到忽视的法国妻子伊莎贝拉及其情夫罗歇·莫蒂默（Roger de Mortimer），阴谋将他推翻（1326年）；随后他又在贝克利城堡被莫蒂默的手下伯克利·卡斯特尔（Berkeley Castle）谋杀。他15岁的儿子于是登基，是为爱德华三世。

英国这一时期值得推崇的事，是建立任何法律须经国会同意后才能生效这个先例。而紧急时由显贵与高级教士组成的“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早就成为英国王朝的惯例。1295年，爱德华一世由于同时与法国、苏格兰与威尔士交战，极需现金与人力，因而指示“每一座城市、自治市与主要城镇”派遣两位市民（有选举权的公民），每一州郡派遣两位骑士（小贵族）参加国会，这一会议与御前会议形成了首届英国国会。有钱的城镇，其代表可能被说服而投票拥戴国王；而各州郡拥有自由民，他们可能成为强悍的射手与士兵；这股力量的形成使英国政府强大的时机已经来临。那时并不用伪装全民政治，各城镇虽已或直到1400年才脱离封建领主的统治，但城市的投票选举，只限于少数有产者。贵族与教士，仍是英国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大部分土地，雇用大部分人为其佃户或农奴，并组织、指挥全国的军队。

国会（自爱德华三世之后即如此称呼）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的皇宫中举行。坎特伯雷与约克两郡的大主教、18位主教及主要的修道院院长，坐在国王右边，50位公、侯、伯、子、男爵坐在左边；威尔士亲王与御前会议代表则设位于王座附近；皇家大法官坐在羊皮垫上，以提醒大家羊毛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后者的参加，是作为法律顾问。会议开始时，市民与骑士——日后即成为下议院——脱帽站在一道分隔他们与贵族、高级教士的围栏底下，国会首次（1295年）有了上院与下院。联合议会从国王或财政大臣那里接受一道宣言（为日后的“王室演讲”），其中说明了讨论的议案与希望的用途。然后平民与骑士（下院）退到另一厅堂集会——通常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分院。他们在那里讨论王室的提议。待审议终结，他们再推派一位“议长”将结论报告给上院，并将他们的请求呈给国王。会议结束时，上下两院再度聚会，聆听国王的指示，并等候宣告散会。只有国王有权召集或解散国会。

两院均要求辩论的自由，通常也能享有这个权利。在许多案例中，他们均以文字或言词强有力地向统治者表达意见；然而有些场合，过于无礼的批评者，也会被拘禁。理论上，国会的权力扩及立法；但实际上，大部分通过的法规，均被皇家大臣以法案方式提出。两院也时常呈递新议案与申诉状，同时拖延对各项基金的投票，直到相当满意为止。下院的唯一武器，就是这种“钱袋权力”（power of purse）；但当政府费用与城市财富增加时，下院的权力也因而增长。英国王室既非绝对专制，也非完全立宪。国王不能公开、直接更改国会所提的法律，或随便制定新法律；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可不受国会牵制而施行统治，颁布影响英国每一阶层生活的行政法令。王位的继承，非由选举而成，而是由家族血统而定。其身份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而人们对国王的服从与忠诚，也全靠宗教、习俗、法律、教育与仪式、誓词等力量合而成之。设若这些力量不够，则叛逆法中规定，凡被逮捕的叛国者，均须游街示众而上断头台，并当场挖出其内脏焚毁，然后将其吊死。

1330年，18岁的爱德华三世接管了国政，因而揭开了英国历史上最动乱王朝的一页。“他的身材普通，”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说，“面貌则宛如神明。”在他没有被色欲弄坏身体之前，他确实很像个皇帝。他是一个战士而不是政治家，在位时几乎不管政事。他友善地将权力让给国会，只求国会能支援其作战。在长久的统治中，他为了使法国附庸英国而大事搜刮。他身上也有骑士精神，也有韵事流传，他对待成为阶下囚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足以媲美传奇中的亚瑟王。征调722人建筑温莎圆塔之后，他便与宠爱的骑士在那里组成圆桌骑士团；还主持了许多骑士的枪技比赛。侍从弗鲁瓦萨尔（Froissart）透露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爱德华三世曾如何企图引诱可爱的萨里斯伯里（Salisbury）女伯爵，如何遭其婉拒，及如何举办马上比武，以图再饱餐其秀色。另一个动人的传奇则描述这位女伯爵在宫廷跳舞时，如何落下一只袜带，而被国王捡起，同时他说：“以此事为邪恶者为耻辱。”这句名言竟成了爱德华三世在约1349年建立的袜带骑士团的座右铭。

另有一个女人艾丽斯（Alice Perrers），则比那位女伯爵易于接近。她虽已婚，却委身于贪婪的王室，同时取得大宗土地作为报酬，其势力凌驾王上，致使国会提出抗议。皇后菲利帕（Philippa）很耐心地忍受这一切，并宽恕她，在临终时只要求艾丽斯实现她爱民的心愿，又说：“倘你蒙主宠召，请勿另择墓穴，仅须葬于我侧。”国王“眼里含着泪”承诺此事，然后转向艾丽斯，并以皇后的珠宝授之。

他凭着精力、勇气与技术指挥作战。那时作战被视为国王最高尚的工作。不好战的国王会受轻视，在英国历史上有三位国王因此被废黜。当时欧洲的贵族，都接受训练以从事战争；他只有凭着精通的武艺与勇敢以取得财富与权力。当时的人民虽苦于战争，但到爱德华三世，却绝少参与战事；他们的子孙已记不得以往的痛苦而只听到古代骑士光荣的事迹，他们将桂冠加在杀敌最多的国王头上。

爱德华三世建议征服法国时，其御前会议大臣绝少敢加以劝阻。只有等战争拖延了30年之久，使有钱大户也吃不消税金重担时，才激起全国的良心，呼吁和平。爱德华的征讨由胜利渐渐趋向失败，威胁到全国经济的崩溃时，老百姓的不满已到革命边缘。不过，直到1370年，爱德华尚靠着大臣约翰·简多斯（John Chandos）忠诚谋国，使战事与外交得利。等简多斯这位大英雄一死，御前会议首长由爱德华之子——因生于根特（Gaunt）郡而被称为“根特的约翰”，即兰开斯特公爵——所取代，约翰竟然随便地将政事交予一群榨取公帑的政客败类。国会要求革新政风，社会正派人士祈祷国王早死，以使国家复兴。他的另一个叫“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可能因其甲胄的颜色而得名——的儿子本可给政府带来朝气，可惜在1376年，老国王还在弥留之际，他便先一步去世。那年的“好国会”（Good Parliament）也曾制定了一些改革法案，拘押了两名不法之徒，并命令艾丽斯离宫。她如再回来，主教们必须褫夺其名号。待国会散会后，爱德华竟然不顾国会命令，立刻恢复约翰的权力，并召艾丽斯回宫；没有一位主教敢谴责她。最后这位顽固的君王，大限所至，终向死亡低头（1377年）。由黑王子一位11岁的幼子，在经济、政治的一片混乱与宗教的叛变中，继位登基，称为理查二世（Richard Ⅱ）。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14世纪导致英国预演宗教改革的因素有哪些？

在这出戏里，教士的道德也许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较高级的教士一致守着独身主义。我们虽听到伯内尔（Burnell）主教生有五子，但大概只是例外。威克利夫、朗格朗德（William Langland）、高尔（John Gower）与乔叟（Geoffrey Chaucer）诸人都记载僧侣与修道士偏好美食与荡妇。对于这种越轨行为，如修女们常常用皮条牵着狗或让饲养的小鸟停在肩膀上进入教堂礼拜，或僧侣们匆忙地念着不连贯的祈祷文，几乎难以激起不列颠人的怒潮。

英国教会日益膨大与向外侵蚀的财富，啮食着政府与教外人士的钱袋和神经，使其元气大伤。教士们在大多数场合也会将收入的1/10捐给国家，但坚持未经过他们会商同意，不得向其抽税。除了在上院有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等代表外，他们也直接或派代表参加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召开的教士会议，决定与宗教或教士有关的所有问题。国王通常都从教士阶级——英国接受最好教育的阶级中，选用国家高阶层的官吏。教外人士控诉教士涉及教会财产的案件，均受国王法庭审理，但主教法庭对正式僧侣涉案人员有单独的审判权。在许多城镇里，教会将财产租给佃户，并宣称对佃户具有完全的司法权力——即使佃户犯罪亦然。这些情况固然令人愤慨，但主要的刺激，是英国教会的财富流入教皇之手——类似14世纪教产流入阿维尼翁和法国。据估计，英国财物落入教皇手中比落入英国国库或国王之手的更多。

这时，朝廷里形成一个反教士团体。他们通过立法，使教会财库加重分担政府的费用。1333年，爱德华三世拒绝再付英国约翰国王在1213年向教皇保证缴纳的贡物。1351年的《圣职候补人法》（Statute of Provisors），企图终止教皇对英国神职人员与圣俸的控制。而《王权侵害罪法》（The First Statvte of Praemunire，1353年）中，对英国人民把原来由国王裁定应受地方司法审理的事件，再去向“外国”（教皇）法庭申诉这种行为，视为非法。1376年，下院正式指责英国境内教皇税吏将大笔钱财送给教皇，及遥领职衔的法国红衣主教从英国教区抽取大宗财富。

宫廷之反教士团体由根特郡的约翰领导，在他维护下，威克利夫后来能平安善终。

威克利夫，英国第一位宗教改革家，约1320年出生在约克郡北部的希波斯威尔（Hipswell），离威克利夫村不远。他就读于牛津，后来成为那里的神学教授，并当了一年巴利奥尔（Balliol）学院的校长（1360年）。后又受任为牧师，从教皇接受各种圣俸或从地方教会收受俸禄，他同时执教于牛津大学。他的文学活动令人惊奇。他写了大量有关形而上学、神学与逻辑学的学术论文，两卷辩证神学，4卷讲道集，及包括其名著《内政权短论》（Tractatus de Civili Dominio）在内的许多简短精辟的杂文小册。他的大部分文章都用不雅的及难以明白的拉丁文写成，连文法专家对之都大伤脑筋。可是隐藏在这些晦涩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爆炸性的思想，这些领先于胡斯和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几乎使英国在亨利八世之前155年与罗马教会割离，使波希米亚投入内战。

威克利夫开始就举错了步，由于服膺奥古斯丁的逻辑与雄辩，他将教义建立在可怕的宿命论之上。据威克利夫的说法，上帝将恩宠赐予其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前就预示永生的存在。每个人会失去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善行并不能赢得拯救，但他同时指出，凡行善者必接受圣宠，成为选民之一。我们依据上帝赋予的气质而行事，从与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观念相反的一面来理解即是，人的命运即人的德行。只有亚当与夏娃才具有自由意志，但由于他们背叛上帝，使自己及其后代子孙都丧失了这一自由意志。

上帝是人的主宰。我们直接对他忠顺，正如每一位英国子民对其国王效忠，并非像封建的法国先间接通过诸侯领主层层效忠。因此，人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介；教会或祭司倘声称必须介入，则应予拒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基督徒均为牧师，无须授职。上帝主宰了大地及其所有物，人们只有归附于神时才可拥有财富。凡对天上这位君主犯有背离罪的，将丧失一切权利，因为合法的所有权（主权）需要沐浴在恩典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圣经》所述：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们与以后的继承者以及其授命代表守贫的道理。任何拥有财产的教会或祭司，均违反主的戒律，身在罪中，因此不得主持圣礼。教会与教士最需要改革的，是其完全放弃世上财物。

这一教理似乎还不够复杂，威克利夫又从其神学推论出一种理论性的共产社会与无政府主义。任何处在恩宠中的人均与上帝同享所有财物；理想上一切东西都该由正直者共同持有；私有财产与政府（像某些经院派哲学家提倡的）是亚当之罪（即人性）与人类承继下来的罪孽所产生的后果；在一个全德的社会里，不会有个人的私有权，也没有教会或国家人为制定的法律。威克利夫考虑到在当时英国境内叛乱的激进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个字面解释，赶快说明他的所谓共产社会，应被理解为只是一个理想上的意识；现时存在的权力，如保罗所言，仍由上帝授予，必须服从。这种玩弄革命的手法，路德几乎一模一样地于1525年重新运用。

反教会团体即或不跟从威克利夫的论调，至少也由他的评责教会财富上看出某些苗头。国会再度拒绝向教皇纳贡时（1366年），威克利夫即以效忠国王的教士身份，准备卫护这一行动。1374年，爱德华三世授职他为拉特沃思（Lutterworth）教区长，显然是作为酬劳。1376年7月，威克利夫受命随同皇室委员会前往比利时的布鲁日，与教皇代表讨论英国继续拒付贡金一事。根特的约翰建议政府应该没收教会部分的财产时，也邀请威克利夫去伦敦作一连串的讲演，为这一建议辩护。威克利夫予以应允（1376年9月），后来被教士团体指其为约翰的利用工具。伦敦的考特尼（Courtenay）主教决定告发威克利夫为异端，借以间接攻击根特。威克利夫终于在1377年2月受召，出现在圣保罗教堂高级教士会议之前。他遵命而来，但由约翰带着武装扈从护送。其侍卫与某些围观群众发生争执，随即喧闹起来，因此主教认为最好休会。威克利夫则丝毫无伤地回到牛津。考特尼大主教遣送一份引述威克利夫作品多达52页的详细控状到罗马。同年5月，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颁布训谕，谴责威克利夫的18项论题（大部分出自其《内政权短论》一文），同时命令萨德伯里（Sudbury）大主教与考特尼主教调查威克利夫是否仍持有这些观点。果真如此，他们便予以逮捕并拘押之，以等候处理。

这时，威克利夫不但已取得约翰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领主珀西（Percy）的支持，也赢得不少舆论的拥护。10月召开的国会，强烈反对教士。没收教产的争论吸引了许多会员，大家认为，万一国王获得现在由英国主教及修道院正、副院长所持有的财富，他可用来维持15位伯爵、1500位骑士、6200位扈从，并且每年还可留下2万英镑给他自己。这时，法国正准备入侵英国，而英国的财库几乎告罄；让一位法籍人代表教皇及一批绝大多数为法国人的红衣大主教从英国教区聚敛钱财，此举该多愚蠢！国王的顾问请求威克利夫对“当此驱除外敌成为燃眉之急时，英国王朝是否可以不理教皇的恶评，而合法地制止钱财流到国外？”这一问题置评时，威克利夫即在一本小册子上写出了答案，要求英国教会从实质上真正有效地与教皇割离。他写道：“教皇除非用募捐方式，否则不能要求这份财富……由于一切施舍行为始自家庭，将本国所急需的钱财输往外国，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愚昧行为。”威克利夫反对“英国教会本是整个教会或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因此该向她服从”这种观点，他主张英国教会的独立。“依据《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该是一个整体，而教士、领主与平民均属该组织的一员。”这种先于亨利八世的大胆言论，使国王的顾问都指示威克利夫对该问题不必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国会在11月28日休会。12月18日，摆好阵势的主教们终于发布了一道谴责训谕，吩咐牛津大学校长执行教皇所下的拘捕令。但该大学那时正处在学术独立的高峰期。它曾在1322年事先未请示其行政上司林肯郡的主教，即宣称有废除一位不称职校长的权力。1367年，它便已摆脱所有主教的控制。至少半数的教授支持威克利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牛津校长拒绝服从主教，并且否定任何高级教士在信仰问题上，超越大学而居于权威地位。同时，他也劝导威克利夫暂且隐退。但能保持沉默的改革家，实在很少。1378年3月，威克利夫在兰贝斯召开的主教大会中出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听证即将开始时，大主教从国王理查二世母后处接到一信，要其赦免对威克利夫最后的定罪；另外在议事进行中间，一群人忽从街头闯进，扬言英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英国境内的任何宗教裁判。主教们畏服于政府与人民的联合力量，暂缓对威克利夫的判决，而威克利夫再度胜利地平安回家。同年3月27日，格列高利十一世逝世，又数个月后，教皇的割裂分散削弱了教皇职位和整个教会的权威。威克利夫趁机再度展开攻击，发表了多篇文章（多半以英文写成），阐述他的反动异说。

经过多年奋战，由于辩论及年纪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他如同一位严酷的清教徒。他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更像一个战士与组织者。或许，他的论辩方式是极端无情的。他的嬉笑怒骂才能，已经纵横自如。他抨击修道士大讲贫穷之道，实际上却在聚敛钱财。他认为某些修道院是“贼窝、蛇窟、妖魔之屋”。他对“圣者的功绩能解救落入炼狱的灵魂”这一教理大加诘难。他认为基督同十二使徒并未教导赦罪的教义。如果教皇有能力将灵魂救出炼狱，那他为何不以基督的慈悲立刻携带它们出来？威克利夫极为激动地宣称“许多教士……以各种淫行玷污妇人、闺秀、寡妇与修女”。他主张，凡教士犯罪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他痛斥这批养狗放鹰、赌博、玩乐和捏造神迹、谄富、欺贫，对富者犯罪轻易宽恕，却将付不起什一税的贫民赶出教会的教士。他指控英国高级教士“剥夺穷人生计，却不反对压迫”；他们“视臭便士的价值高于耶稣的宝血”；他们的祈祷只是表演，并为他们从事的各项宗教活动收取税款；他们生活奢侈，乘坐配以金银鞍具的骏马；此种情形，路德所言的他似已预知。“买卖圣职之事已遍及各层教会……而罗马教廷的圣职买卖，为害最大。因为它最为公开，并在最堂皇神圣的色彩下掠夺了老百姓大部分的土地与财富。”教皇之间（在分裂运动中）丢丑的敌对行为、他们对开除教籍权力的玩弄及他们无耻的争权，“只有在教皇们效仿耶稣时，才能使人相信他们”。教皇或教士在精神上“是领主，甚至是国王”；但如果他总揽了世上财物或政治权威，他便不配担任圣职。“耶稣基督没有寸土之地，这位教皇却拥有帝国之半……耶稣至为谦卑……教皇却端坐在他的宝座上，使各郡领主低吻其足。”威克利夫俏皮地提示，这位教皇或许是《使徒行传》与《启示录》里预言的那位传播耶稣第二次降临时的假基督（Antichrist）。

据威克利夫之见，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使教会脱离一切财物的拥有与权力。耶稣及其门徒生活在贫穷之中，教士也该如此。所有的修道士与僧侣均该避免一切财物或奢侈，而重返完全受戒的生活。所有的教士则“该乐守清苦并与尘世的权欲绝缘”；他们该温饱自足，而依施舍为生。如果教士不能自动皈依清苦的传道生涯，则国家便予以干涉而没收其财物。“让领主与国王改善他们”，并“约束教士们，使其坚守耶稣所训诫的贫穷”。别让国王在这时恐惧教皇的诅咒，因为“没有任何人的诅咒具有上帝诅咒的力量”。国王单独对上帝负责，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威克利夫否定了格列高利七世与博尼费斯八世所宣称的“世俗政府该服从教会”这一教条，他认为国家在一切世俗问题上该居于领导地位，并且控制教会所有的财产，教士职位该由国王授予。

教士的权力在于主持圣典。威克利夫有见于此，远早于路德和加尔文。他否认秘密告解的需要，主张恢复早期基督徒所乐行的自动而公开的忏悔。“向教士私下告解……并不需要，这只是后来魔鬼带来的玩意儿；耶稣未尝使用秘密告解，其后的任何使徒，也未见用过。”这种告解方式使人民受制于教士，有时被滥用在经济或政治的目的上；又“利用这种秘密忏悔，修道士与修女可能共同犯罪”。依这情形来看，正直的教外人士赦免一位罪人，可能比邪恶的教士更有效。但事实上，只有上帝才有赦免之权。通常而言，我们真的怀疑由一位犯罪或异端的教士主持圣礼的合法性。一位教士不论其好坏，他绝不能将圣餐的面包与酒变成上帝的身体与鲜血。对于威克利夫来说，他知道一些教士声称能完成上帝所创造的奇迹，而实际上却一无所为，没有比这件事更使人厌恶的了。像路德一样，威克利夫否定了化体之说，但并不否认神的“实存说”（Real Presence）；也不必借神迹来解释，耶稣确是“精神的、真实的、实在的、有效的”存在，只是必须借面包与酒这些不会消失的实体存在。

威克利夫不认为这些思想是异端，但这种“同体”的理论使他的一些支持者哗然大惊。皇室约翰因而匆匆赶往牛津，嘱咐他这位老友对圣餐一事勿再发表任何言论（1381年）。威克利夫拒绝这一劝告，并在1381年5月10日发表的自白书中，重申其见解。一个月后，社会革命在英国突然爆发，所有财主为之震恐，从而对于威胁到各类财产（教外的或教会的）的任何主张，都转而冷眼以对。威克利夫现在已失去了政府中的大部分支持，而萨德伯里大主教被叛党暗杀，使威克利夫的死敌考特尼主教跃登英国教会首位。考特尼觉得，倘若威克利夫的圣餐之说传播开去，势将有损于教士的权威，也连带影响到教会道德权威的基础。1382年5月，考特尼在伦敦的黑衣僧修道院召开教士会议。他说服这一会议谴责其从威克利夫作品中挑出来的24项主张，并发给牛津校长一道强制命令，令他限制威克利夫在其正统性获得证明之前，不再从事任何教学或传道工作。此时，国王理查二世也因为这次几乎使他垮台的叛乱而改变态度，命令牛津校长驱逐威克利夫及其全部追随者。威克利夫不得已退回拉特沃思生活，仍受到根特的约翰的保护。

由于这次叛乱的一位主要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对威克利夫赞扬备至，威克利夫尴尬之下，不得不发表几篇文章，以排除他与这一叛变的关系。他否认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并力劝其追随者耐心顺从其世俗的领主，坚定其死后获得补偿的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不断地写小册子攻击教会，并组织“穷传教士”会，在人民之间散布其改革之说。这些“威克利夫派信徒”（Lollard），有些教育程度很低，有些则高为牛津学人。像初期的托钵僧一样，他们穿着羊毛黑袍，赤足而行；他们被人们看作耶稣精神的再现，所有人都被他们的热忱所温暖。他们所言所行，早已成为日后新教徒用来强调永为真理的《圣经》，以对抗谬误百出的教会传统与独断教条，并力主使用本国语言传道以纠正在神秘仪式上使用外国语言的错误。威克利夫以浅显有力的英文为这些俗家教士和知识听众，写了300篇传道文章和大量宗教论文。由于他欲使大家归向《新约》所传的基督教，他与助手合力翻译《圣经》，作为真正宗教上唯一正确无误的指引。1381年，只有一小部分《圣经》被译成英文，法文译本也仅供知识阶级使用。此外，传自古代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本，对于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很难了解的。鉴于异教徒像韦尔多派教徒（Waldensian）大为利用《圣经》，教会劝告人们不要阅读未经认可的译本；同时对早已预料到的每一教派乱译《圣经》，各事渲染，及任意解释所带来的教义的混乱，极为反对。然而，威克利夫坚决认为，《圣经》该被每个识字的英国人阅读。他本人翻译《新约》，《旧约》则留给尼古拉斯·赫里福德（Nicholas Hereford）与约翰·珀维（John Purvey）两人。全部译作则在威克利夫死后约10年完成。这一译本根据哲罗姆（Jerome）的拉丁版，而非希伯来的《旧约》或希腊的《新约》。这部译作虽非英国散文的楷模，却是英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1384年，教皇乌尔班六世要求威克利夫赴罗马晋见，但另一个权威更大的召唤阻止了此行。1384年12月28日，这位风烛残年的改革家在参加弥撒时突然中风，3天后逝世。他被葬于拉特沃思，但康斯坦茨的宗教会议（1415年5月4日）却下诏令，挖掘其墓穴，投其骸骨于附近的河中。该会议同时又下令搜查他的作品，一一销毁。

宗教改革的所有要素均集于威克利夫：反对教士的陋俗；要求严格的道德；召唤人们从教会回到《圣经》，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回到奥古斯丁，从自由意志回到宿命论，从凭善行获救回到凭神宠获选；拒斥赎罪券、聆听告解与变体论等事；否认教士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沟通者；抗议将国家财富拱手让给罗马；请求国家终止再做教皇的附属；攻击教会拥有世上财产。若非这次大革命阻止了政府对威克利夫改革运动的保护，宗教改革在德国发生前130年，可能已在英国成形。

大叛乱（1381）

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307年的人口，据粗略估计约为300万，与1066年所推定的250万相较，只是一种缓慢的增加。这一数字一方面显示农业与工业技术进步迟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饥荒、疾病与战争对人口繁殖的有效抑制。在这块肥沃却狭窄的岛屿上，不能以其资源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人口中约3/4为农民，而农民中又有一半是农奴。在这方面，英国比法国落后了一个世纪。

在英国，阶级的区分较诸欧洲大陆更为森严。当时的生活圈似乎只围绕着两个核心：优雅且骄慢的统治阶级，抱着希望且怀着仇恨的被统治阶级。以贵族领主而言，除了对国王的有限贡献外，他们是封地的主人，其权力甚至超出所辖地区之外。兰开斯特、诺福克与白金汉（Buckingham）诸地的公爵，其财产足与皇家相抗衡，尼维尔（Nevilles）、珀西两家的财富也不少。封建诸侯有权要求其附庸骑士与扈从效忠、保护，并穿戴其“仆役制服”（Livery）。然而，个人也可能从低阶层中崛起，一位商人的女儿也能钓得一名金龟婿并获取一个高贵的名衔。假如乔叟复生，他会惊异于他的孙女竟一变成为公爵夫人。中产阶级尽量模仿贵族的生活举止；他们在英国互以“主人”（Master）、在法国则互以“阁下”（Mon seigneur）相称呼；不久，每位男士又都成了“先生或君”（Mister或Monsieur），而每位女士则成了“夫人”（Mistress）或“女士”（Madame）。

工业的进展快于农业。1300年，英国所有的煤矿几乎都在开工，银、铁、铅、锡也在开采，各类金属的输出在全国外贸上居于高位。“英国土地下的财富高于地上的”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这一时期羊毛工业的兴起使英国富足。贵族地主将以前拨给农奴与佃户作为平常用途的土地一一收回，同时将一片片广大土地改为绵羊牧地，因为出售羊毛比种庄稼更能赚大钱。羊毛商一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他们有能力将巨额的钱财贷借给压榨他们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由于不想让英国本土的羊毛原料运往法国的佛兰德斯以供养别人的毛衣工业，爱德华三世（1331年起）引诱该地的织布匠前往不列颠，并经后者建议，终于在英国建立了纺织工业。随后，他禁止本国羊毛输出和大部分外国布匹的输入。14世纪末，布匹生产已取代羊毛贸易成为英国流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英国达到半资本化的形态。

这门新工业需要许多技艺上的密切配合，包括织造、漂洗、梳毛、染色与整理等。旧式的手艺业公会已不能处理批量生产所需的精密合作，各项专业的劳动力由企业家组织、支持与控制。然而，英国不像佛罗伦萨与佛兰德斯等地那样形成工厂制度。大部分仍然靠小店里的老师傅、学徒及几个工人完成，或在小乡村的磨坊里利用水力，或在乡间家户中利用家务闲空，耐心地用双手在织布机上孜孜工作而成。手艺公会以罢工方式对抗这一新制度，但后者优越的生产方式征服了所有的抗力。那些竞相出卖劳动力与技术的工人，逐渐听由提供资本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摆布。城镇中穷苦的劳工大众“赚一文吃一文……没好穿的、没好住的，好日子时可以一饱，坏日子时只有挨饿。”当时英国城市的所有男性居民，均须征召参加公共工作，但有钱人家可以付钱免役。这一时期社会的贫穷情况也许不如19世纪早期那样可怕，但也苦涩难当。乞丐无数，他们居然还有组织，用来保护并管理这一行业。各教会、修道院与同业公会的救济，同样疲软无力。

在这种局面下，黑死病的侵入不只引发了一场自然大灾害，几乎也是一场经济革命。英国人民居地的气候虽适合植物生长却极不宜于健康；田野虽终年常绿，居民却易患痛风、风湿、哮喘、坐骨神经痛、肺痨、浮肿及眼疾、皮肤病等。各阶层人士都吃粗食，喝烈酒，以保温暖。“现在仅少数人活到40岁，”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约1340年说道，“活到50岁的，更少之又少。”那时的公共卫生尚在原始阶段；制革厂、猪栏、厕所的恶臭污染着空气；只有富室之家才装有自来水，大多数仍从沟渠或井里取水，甚至每周洗一次澡，用过的水也不敢浪费。贫苦阶级成了周期性削减人口的瘟疫的牺牲品。1349年，黑死病从诺曼底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年后侵入苏格兰与爱尔兰，然后分别于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1390年、1438年及1464年又窜回英格兰。总结起来，每3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被夺走。约有近半数的教士死亡。后来英国教会受人指责的一些弊端，也许就是由于教士死亡太多，才将缺少适当训练与品格不合的人匆匆补缺的缘故。艺术也连带遭殃，教会建筑几乎停顿了30年之久。这时，道德趋于堕落，家庭束缚松懈，性关系泛滥，溢出了婚姻制度替社会秩序所设的防线。法律没有官吏来执行，而且常被漠视。

瘟疫与战争合作，加速了采邑制度的没落。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孩子或其他援助，抛弃了租地迁往城镇。地主不得不以两倍于从前的工资雇用自由工人，以比过去更安适的条件来吸引新佃户，并以金钱换取封地上需要的劳力。另一方面地主们又苦于物价日益上涨，便诉请政府稳定工资。御前会议即刻颁发一道法令（1349年6月18日）以为对策，内容如下：

由于近来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工人和仆役都死于瘟疫，许多人……除非接受额外的工资，便不肯工作，有些人甚至宁愿行乞于市而不愿凭劳力过活。我们考虑到因特别缺乏农人及此类劳工可能产生的严重困难，并与主教、贵族及学者共同会商之后，规定各项如下：

1.凡年未满60岁具有体力者，生活无定，仍可工作者，均须受雇于人，否则送入监狱，直到寻到保人担保其工作为止。

2.倘工人或仆役于期前离去，将受监禁。

3.仆役工资照旧，不许多给……

4.倘技师或工人超额收取工资，将受判刑。

5.粮食须以合理价格出售。

6.任何人不得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施舍。

这一法令受到雇主与雇工的普遍漠视，因此，国会又公布了一道《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1351年2月9日），特别规定任何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同时核定了大多数劳务与货品的价格，并为此设立一个执行机构。1360年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凡契约期或租佃期未满即行离去的农夫，可用武力强制返工，由和平法庭判决，还可在其眉上烙印。日益严厉的此类法案，在1377年至1381年施行。尽管如此，工资却仍在上涨，而由此产生的劳工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激发了阶级冲突，新武器也交到叛乱者手中。

继之而起的叛乱，来源甚多。奴属地位的农人要求自由；自由佃农则要求停止缴纳高税，把每亩每年的地租降到4便士。有些城镇仍然隶属封建领主，也极欲独立自治。在解放社区，工人仇视商人的寡头政治，而工匠则因为贫困不安而反抗。所有人——包括农民、劳工大众，甚至地方教士——都指责晚年的爱德华三世与理查二世接位初期时政事的失当。他们质问为何英国军队自1369年以后连战连败，为何还要抽重税来支援这些败仗。他们尤其痛恨年轻国王身边的两位重臣萨德伯里与罗伯特·黑尔斯（Robert Hales），还有根特的约翰，认为他们是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先锋和保护者。

动乱与威克利夫派关系很小，但动乱者心理上多少受其影响。这次叛乱中的知识分子约翰·鲍尔，便喜欢引用威克利夫之言，而瓦特·泰勒（Wat Tyler）也跟随着威克利夫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鲍尔是“肯特（Kent）的疯牧师”，他在会众间传播共产主义，在1306年被处以破门律。他变成了巡回传教士，经常抨击高级教士与领主的不义之财，要求教士守持基督福音式的贫穷，他也嘲弄各个争权夺利的教皇在分裂运动中分抢耶稣的圣袍。有两句话流传甚广，据说是他的名言：

亚当耕田夏娃织，

那时谁又是绅士？

意为：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在伊甸园里可有任何阶级区分？弗鲁瓦萨尔虽然酷爱英国贵族政治，但也曾引述鲍尔的见解：

我的好朋友们，除非万物平等，否则英国国内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只有在既无奴仆，也无领主，统治者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时，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他们对待我们多么恶劣！他们凭什么奴役我们？我们岂不全都从同一祖宗亚当与夏娃而来？他们又凭什么显示出他们该高居我们之上？……我们被看成奴隶，如果工作不力，即遭鞭打……让我们见国王予以申告；他很年轻，我们可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答复；倘或不然，我们便须自己设法改善我们的状况。

鲍尔曾被逮捕过三次。当叛乱爆发时，他还在狱中。

1380年开始的人头税使不满达到高峰。政府这时濒临破产，国王抵押的珠宝将遭没收，而在法国的战争犹在呼求新的支援。10万英镑的重税又落在老百姓身上，凡年过15岁的居民均须纳税。引起叛乱的各种不同怨气也因新税而汇集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逃避税吏，税收总额大为短绌。当政府派遣新的监督官搜捕逃税者时，人民拿起武器聚集起来反抗他们。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皇室的代理人遭人用石头赶出城外（1381年），同样的事件也在福宾（Fobbing）、科林亨（Corringham）与圣奥尔班（St.Albans）等地发生。抗税的群众大会数度在伦敦举行，城市的示威运动助长了农村的叛乱，并引导农民趋集城市，与那里的群众结合，“逼迫国王不使英国境内再有农奴存在”。

进入肯特郡的一群收税官遇到暴力的反击。1381年6月6日，一群暴民攻入罗切斯特的监牢，将囚犯释放，同时劫掠该城。翌日，他们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此人来历不明，是一名退伍军人，这可以从他能将混乱的乌合之众编练得行动规律一致，而且很快使得他们服从其统御看出。6月8日，这群庞大的队伍，携带弓箭、棍棒、斧头与刀剑，会合肯特郡几乎每一个村庄的新兵，纷纷去攻击那些不得人缘的地主、律师与政府官吏之家。6月10日，这群人在欢迎声中侵入坎特伯雷，他们掠夺退位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宫室，打开监狱，并抢劫富豪的宅第。整个东肯特郡都发动了革命，一城接着一城起义，地方官吏纷纷在暴风雨前溜逃。豪门富室则逃难到英国境内其他地方，躲在偏远的处所，甚或捐献财物给革命党，借以免除进一步的损害。6月11日，泰勒挥军转向伦敦，在梅德斯通（Maidstone）将约翰·鲍尔从狱中释放；后者也加入行列，而且每天向这群人传教。他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的统治，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均将铲除，再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国王。

同时，连带的叛乱也在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伯弗利（Beverly）、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剑桥（Cambridge）、埃塞克斯（Essex）、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萨塞克斯（Sussex）、赫特福德、萨默塞特（Somerset）各地爆发。在埃德蒙（Bury St.Edmund），人们将那位一向固执于修道院权力的修道院院长的头砍下。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他们杀害了几位被认为插足英国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们尽可能摧毁载有封建产权与义务的案卷、租约或特许状。因此，剑桥的市民便烧毁了该大学的特许状；在沃尔瑟姆（Waltham），修道院档案中的每个文件都被付之一炬。

6月11日，来自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的叛军接近伦敦北郊。12日，肯特郡的起义队伍刚刚渡过泰晤士河抵达萨瑟克（Southwark）。国王这方面并未作有力的抵抗。理查二世、萨德伯里与黑尔斯都藏在伦敦塔里。叛军领袖泰勒请求会见国王，但遭拒绝。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下令关闭四座城门，但旋即被城里的革命志士打开。6月13日，肯特郡的革命队伍攻入首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又有成千的工人加入。泰勒一方面监禁旧主约翰，予以善待；另一方面压制众怒，不许其手下侵犯约翰的府第。果然使约翰家中安然无恙，有一位想偷银杯的暴民便遭群众杀害。城内其他处却难免一劫：昂贵的家具被掷出窗外；富丽的幔帐被撕成碎片；首饰珠宝被打得粉碎；房子被烧塌；喝酒欢乐的叛军，有些醉倒在地窖中竟被人遗忘而活活烧死。嗣后，叛军转向教堂——那是英国律师的大本营，农民们永远记恨律师写过他们的卖身契和估算他们的财产去供课税的事，因此也把律师们的案卷全部付之一炬，并焚毁其建筑。纽盖特（Newgate）街与弗莱特（Fleet）街的监狱被打开，狂喜的囚犯都加入暴动。长达一个世纪的仇恨涌集在一天中发泄，群众也感到疲倦，他们一躺在城里空旷之地就呼呼入睡。

那天晚上，御前会议认为最好不让国王与泰勒单独会面。他们送信邀请泰勒及其随从于翌晨在伦敦北郊一个叫米莱·恩德（Mile End）的地方与国王理查二世谈判。6月14日，天刚破晓，除了不敢露面的萨德伯里和黑尔斯两人，这位14岁稚龄的国王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所有御前会议大臣骑马走出伦敦塔。这一小群人穿过聚集的人群到达米莱·恩德，埃塞克斯区的叛军早已等候在那里；以泰勒为首的肯特区叛军也跟随而至。理查二世似早已准备答应其所有要求，此番态度令泰勒甚感惊讶。英国全境废除农奴制度，所有封建领主制下的权利与义务一律终止，佃户的租额全部免清；并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民予以特赦。30位秘书立刻草拟对所有地区施用的自由状与赦罪令。在此，国王仅拒绝了一项要求，即不允许将皇室大臣与“奸贼”交给人民。理查二世答复叛军时表示，凡被控失职的政府官员，均应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接受审判，倘发现有罪，定必予以惩处。

泰勒不满这一答复，因此率领人马赶往伦敦塔。他们发现萨德伯里大主教在小教堂里唱弥撒，便将他拖入庭院中，按倒在地，以木枕颈，行刑的刽子手是外行人，连砍八斧方将头砍下。叛乱者将黑尔斯及另外二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给死去的大主教戴上法冠，把法冠用铁钉牢牢地钉在脑袋上。他们又用枪挑着砍下的头，游街示众，然后挂在伦敦桥的门楼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在屠杀。伦敦商人平日怨恨佛兰德斯人的买卖竞争，便怂恿群众悉数杀害城中的佛兰德斯人。为了判别可疑者的国籍，往往示以干酪面包，令其回答为何物，倘受嫌者答以“brod und käse”（佛兰德斯语与德语的“干酪面包”），或带上佛兰德斯的土腔，便立即没命。当天便有150名以上的外国商人与银行家在伦敦遇害，又有许多英国律师、税吏及根特的约翰的随从死在复仇者的乱斧下。小学徒谋杀师父，欠债人刺死债主。直到深夜，这群饱染鲜血的胜利者才停手歇息。

理查二世获悉此事后没有回伦敦塔，由米莱·恩德避往圣保罗教堂附近其母的居处。同时，大群从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来的叛众，由于争取自由特许状的成功，纷纷地高兴回家。6月15日，国王向留下的叛民发出一道委婉的咨文，要求他们在奥尔德桥（Aldersgate）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广场与其见面，泰勒表示同意。赴约前，国王恐遭意外，先行告解及领圣体，然后带着200名身上暗藏利剑的便衣扈从骑马前往。泰勒却只带了一名护卫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他重新提出条件，其内容虽未确实见诸记载，但仍包括没收教会财产，分之于平民的要求。于是当场引起一场争论，国王的一名侍从骂泰勒为贼，泰勒命其助手将该侍从打倒，但被市长沃尔沃思所阻，泰勒乃亲自挥剑刺向市长，后者因斗篷之下穿着甲胄防身，幸而得免，泰勒反为市长的短刀所伤。此时，国王的卫士们也一齐拔剑攻击泰勒，泰勒最后骑马冲回他的军队，大呼国王背信，倒在他们脚下而死。叛军深为对方这一平白无故的背信行为震惊，纷纷持箭上弓，准备发射。叛民人数虽已减少，但据弗鲁瓦萨尔估计有两万人，仍可压倒国王的卫队。此时，理查二世勇敢地骑马走向他们，一面喊道：“你们将射杀你们的国王吗？我将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你们要求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到外面的广场即可。”他骑马慢慢走出，心里却对群众是否会听从或宽恕他很是怀疑。这时，叛民们先是踌躇不决，最终都跟随在国王之后，而大部分皇家侍卫，也掺和在他们的队伍之中。

市长沃尔沃思急忙掉转马头奔回城去，一面传令给城内24区的市议员，速领所能召集的武装兵力加入阵营。最初许多市民同情叛党，这时也都被他们的乱杀乱抢吓怕，凡是有财产的市民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财产竟无保障。因此，伦敦市长一声号召，仿佛突然由地底钻出了听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他率领这群城内队伍又回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重新守护国王，并建议歼灭叛军。理查二世拒绝此举，因为叛军既曾礼遇国王，未敢相犯，他这时便应表现出宽宏大量。他宣布他们可以安然地自由离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两地余留的叛军旋即解散，而伦敦的乱民也各回原处，只有从肯特来的叛军尚逗留未去。他们通过城市时受到市长手下武装人员的围堵，但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他们，这群人才得以安然开走，凌乱地沿着肯特旧路回乡。国王这时也回到他母亲身边。她喜极而泣地对国王说：“啊，好儿子，母亲这一天可为你担心死了，折磨够了！”“是的，母后，”这位孩子回答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高兴地感恩、赞美上帝，因为今天我已恢复了失去的祖宗遗产和英国王位。”

也许是受那位拯救他的伦敦市长的影响，理查国王在6月15日同一天发出一道谕告，驱逐凡在伦敦未住满一年的居民，否则处死。市长沃尔沃思带领人马在大街小巷大事搜查，捕捉了很多外来客，并杀害了其中一些人。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叫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他显然是在苦刑之下供认出，肯特的群众曾计划推举泰勒为王。同时，埃塞克斯的起义者也推派了代表团抵达沃尔珊，要求国王正式批准他在6月14日所许下的诺言。国王理查二世回答说这项诺言是被迫而出，因此无意信守；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农奴，并且将永为农奴。”他同时威胁说，凡继续武装叛乱者，均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愤怒的代表们因而重新召集部属，再谋叛乱；其中有些即听命叛乱，但因受到沃尔沃思手下的大量屠杀而人数锐减（6月28日）。

7月2日，这位愤怒的国王取消了叛乱期间他所承诺的一切赦书与特敕令，并开始着手查办这次叛乱首脑人物。上百人因此遭受逮捕、审判，其中有110位或更多的人被处死。约翰·鲍尔也在考文垂（Coventry）被捕，他大无畏地直认自己在这次暴动中的领导角色，并拒绝要求国王宽宥。他被处吊刑，并被车裂分尸。他与泰勒、杰克·斯特劳等叛民首脑人物的头取代了萨德伯里、黑尔斯的头，高挂在伦敦桥头作为装饰。11月13日，理查二世向国会报告经过。他说，如果到会的高僧、贵族与平民愿意解放农奴，他也十分赞同。到会人士几乎全是地主，他们不能认可国王有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力，所以他们投票一致赞成维持现行的封建采邑制度。落败的农民只得重操犁锄，而愁苦的工人也只有回到机器旁边。

新文学

英语已渐渐成为文学的适当媒介物。1066年诺曼底人的入侵，曾一度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演进为英语。这时，法语曾一度成为这一王国的官方语言。新的字汇与成语逐渐形成。这时的英语基本上是条顿语，但掺杂着高卢词来修饰。与法国的长期战争，可能激发了英国人反抗敌人的语言统治本国。1362年，英语被宣布为法律上与法庭中的通用语；1363年，上议院议长在国会上以英语演讲而开创了先例。这时，学者、史学家与哲学家（甚至到培根时代），虽仍继续以拉丁文写作以招徕国际读者，但诗人与戏剧家已使用英语。

现存最早的英语戏剧为“神迹剧”，一种宗教故事的戏剧化。它在约1350年排演于英格兰中部，剧名为《悲惨的地狱》（TheHarrowing of Hell），内容为撒旦与耶稣在地狱门口展开舌战。14世纪，由城镇的同业公会来排演成套的神迹剧已成风气。主办的每一出戏，其题材通常来自《圣经》。演员们带着布景、坐着巡回车，在城里闹市中心搭设的临时舞台上演戏。嗣后几天则又轮到其他演员来演出同一《圣经》故事的后几场戏。目前为人所知最早的这类神剧，当推1328年的切斯特（Chester）神迹剧。1400年，同样的整套神迹剧也在约克、伯弗利、剑桥、考文垂、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汤利（Towneley）、伦敦各地演出。早在1182年，拉丁神迹剧渐渐发展为一种称作“奇妙之事”的新型剧，通常以某些圣者的神迹与受苦难为主题。约1378年，又出现一种叫作“道德剧”的变体，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某一种道德观念。这一形式到《凡人》（Everyman）而达到顶峰（约1480年）。15世纪初，我们也听到过无疑已成为老套表演的——幕间插剧，它并非是正式的戏，而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演员表演的一种插科打诨的杂剧。其题材不限于宗教或道德，可能是通俗的、幽默的、亵渎的，甚至是淫猥的。当时，歌舞团常在贵族或厅堂上，在市镇和乡村的广场上，或在五方杂处的客栈庭院中表演杂剧。1348年，埃克特（Exeter）建立了自古典的罗马剧场以来第一座知名的英国剧院，也是第一座欧式风格的剧院，经常专门用来演戏。多彩多姿的伊丽莎白舞台上的喜剧，由杂剧演化而来，而其悲剧则来自神剧与道德剧。

第一首优秀的英语诗歌——最奇特而有力的诗歌之一，自题为《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The Vi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其作者有待查考。如果此诗为自传性质，我们便可指其作者为约1332年出生的朗格朗德。他担任过许多小圣职，但从未成为教士；他流浪到伦敦，借着为死人在弥撒时唱圣歌而换取一饱。他生活放荡，犯了“贪色”之罪。他有一个养女，也许又娶了她的母亲，三人同住在康希尔（Cornhill）的一间小屋里。他形容自己为一个高大、瘦削的汉子，身穿暗色外袍配称着他黯淡的幻想。他喜爱自己的诗，曾三次出版印行，而每一次都增加篇幅。像盎格鲁—撒克逊诗人一样，他不押韵，只使用韵律不规则的头韵诗。

开始，他描写自己熟睡在一座叫莫尔文（Malvern）的山丘上，梦见一处“满是人群的田野”——无数的富人、穷人、好人、坏人、年轻人、老年人——其中有一位美丽而高贵的女郎，他认为她是代表神圣教会的。他于是跪倒在她跟前，不求“财宝”，而只求指示“如何救我灵魂”。她回答说：

历尽一切富贵，方知真理是宝。

口说真话，唯此是要，

凡遵此而行，待人无傲者，

即为奉行福音之道……且近似我等救主。

在第二场梦里他见到了人类七大罪，他在每项罪衔下，用猛烈的讽刺揭发人性之恶。随后农夫彼尔士（彼得）在诗中出现。他是一位模范农人，诚实、友善、慷慨，受到大家的信赖，辛勤工作，本分地与妻儿一起生活，还是一位教会的虔诚子民。不久，他又见到一个彼尔士化身为肉身的基督，化为使徒彼得，化为教皇，终而在教皇的大分裂与假基督的临世里消失。这位诗人说，教士已不再是救世的圣徒，他们中许多已趋堕落，他们欺骗诚朴者，为贪报酬而赦免富人，交易圣职，为一块钱可以出卖天堂。一个基督徒在如此世界中将欲何为？朗格朗德表示，他必须勇往直前，冲过一切干扰阻力与腐败风气，去追寻活的耶稣化身。

《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包含一些废话，晦涩的比喻，也确实使需要作者明叙道德义务的读者感到厌倦，然而不失为一首真诚的诗歌。它坦直地攻击恶棍，生动地描写人世，其笔触与优美的格调，在14世纪的英国文学上，仅次于《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其影响甚为显著，彼尔士在英国叛党们眼中，变成正直、无畏的农民的象征。约翰·鲍尔将他介绍给1381年埃塞克斯的起义者。迟至宗教改革，仍借其名衔批评旧的宗教组织和要求新秩序。于梦境结尾时，这位诗人使教皇彼尔士再度化归为农夫彼尔士。最后他下了结论，假使我们全都像彼尔士那样成为一个单纯朴实、身体力行的基督徒，那就是最伟大也是最后一次的革命，其他一切，均非所需。

高尔是个不很浪漫的诗人，较之神秘的朗格朗德，显然特别不同。他是肯特地方的富有地主，博览经书，深研三种语言。他也攻击教士的罪过，但震惊于威克利夫派的邪说，同时对曾以啤酒和谷物自乐而今却贪求肉食、牛奶与干酪且日趋狂傲的农民，感到惊诧。高尔说，有三样东西若失去控制，便会显得残酷无情，那就是水、火与暴民。由于厌恶今世，又担忧来世，品高的高尔于老年时隐居修道院，双目俱盲而在祈祷中度其晚年。当时人均钦佩他的德操，但对他的古板脾气与风格并不赞同，因此，人们以乐观的心情转向乔叟。

乔叟（1340—1400）

他是英国嬉乐时期中的人物，充满着嗜酒好斗的血性，他能够无视人生途中的自然困阻，并以宽容的幽默拔除生命的荆棘。同时，他用大诗人荷马的闳肆笔调和法国文人拉伯雷的泼辣风格，描绘英国各阶层的生活。

乔叟之名，就像其语言一样繁多，源自法语，意为“鞋匠”，可能读成“绍叟”（Shosayr）之音。他父亲约翰·乔叟（John Chaucer）是伦敦一位酒商。小乔叟从书本与人生两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诗极富男女两性、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知识。1357年，乔叟被官方录为后来的克拉伦公爵（Duke of Clarence）的家仆。两年后，他调往法国作战，失败被俘，旋由爱德华三世赎回。1367年，他当了“英国皇家卫士”，年俸20马克。国王爱德华经常带着仆从漫游，乔叟大概也曾一起随行，得以到处领略英国风光。1366年，他娶了王后的宫女菲利普，争争吵吵地相偕生活到她去世。理查二世接位，继续付给乔叟年金，而兰开斯特公爵——根特的约翰——则每年另加10英镑，此外尚有其他贵族的赏赐。这或许可以解释人生阅历如此丰富的乔叟，为何独对民间的这次大叛乱，充耳不闻。

在崇拜诗歌与辩才的当时，派遣文人出国担负外交使命，是一种惬意的时尚。乔叟即因此膺命与其他两位代表出使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商谈贸易协定（1372年）；1378年，他又与爱德华·贝克利男爵（Sir Edward Berkeley）前往米兰。谁晓得他这时会遇上多病的薄伽丘与苍老的彼特拉克？无论如何，意大利总带给他一种转变的启示。他在那里看到一种比英国更为优雅、更具修养、更精致的文化。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一种新的崇拜，至少对拉丁文是这样。曾影响他早期诗歌的法国感染力，现已退让给意大利的思想、诗体与题旨。等他最后回国、重见故国人物时，他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且成熟老练、世故通达。

当时，无人能在英国凭写诗过活。我们姑且假定乔叟的年金足可供其日常使用。1378年之后，其年金总数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美元；此外，他的夫人又另从根特的约翰与国王那里享受她的年俸。无论如何，乔叟总觉得有再担任些政府各种职务来补充收入的需要。他充当“关税与补助金监督”达12年之久（1374—1386年），在此期间，他的居处与奥尔德盖特（Aldgate）塔傍邻。1380年，他付给塞西莉亚·肖梅培娜（Cecilia Chaumpaigne）一笔钱，数目不详，使她撤回控告他强暴的案件。1385年，他受命为肯特郡的调解法官；1386年，他被选入国会。在公务之暇他从事诗歌写作。

他在《盛名之家》（The House of Fame）一书中描写自己在“忙完账务”后匆匆返家，然后埋首书中，“像块石头”呆坐，又如一位隐士生活在贫穷、清高与安守天命中，同时以其才气“从事著书、写歌与作有韵的小曲”。他说他年轻时写过“许多歌曲及淫猥的叙事诗”。他将包伊夏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书翻成清雅的散文，又将纪尧姆·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传奇》（Romaunt de la Rose）译为优美的诗歌。他开始写作可以称之为主要的小品诗：《盛名之家》、《女公爵传》（The Book of the Duchess）、《众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贤妇传》（The Legend of Good Wome）。这些虽未完成，但他是比我们领先一步的。他这些小品诗在题旨与形式上，仍脱胎于欧陆，作者本人虽具雄心，但免不了还是有小心尝试和公然模仿的毛病。

在他最好的单行诗《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里，他继续模仿，甚至直译。但在他所抄袭薄伽丘2730行的《菲洛斯特拉托》诗篇中，他却加上了5696行属于其他来源或自行新创的东西。他不做欺骗之举，一再提到原书来源，而遗憾不能全予译出。这种方法，被认为合法而有用，因为即使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也并不能了解本国以外的方言。正如希腊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认为的，情节是共有财产，而艺术在于体裁。

不管如何贬抑，乔叟的《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算得上是第一首伟大的英文叙事诗。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评之为“略嫌冗长”——事实也如此，而诗人罗塞蒂（Rossetti）则誉之为“也许是最美丽的英语叙事长诗”。此说也属确实。因为所有长诗，不论多美，总容易流于沉闷。情感本是诗歌的精髓，而此经过8386行的情感，将变为平淡乏味，几乎可与欲念的发泄一样快速。追求女人也从未需浪费如此多的笔墨，而爱情亦绝少因为这种漂亮却无关的修辞，动人的夸吹与好听的言语，而变得踌躇、沉思、迟疑及屈服。在爱情曲折婉约的心理上，只有理查德森（Richardson）密西西比河式的散文，足与这种尼罗河式的诗体抗衡。但即使这种夸大的言词、无穷的堆砌字句与一味表现的无益杂学，仍难抹杀此诗的价值。这首诗毕竟是哲理性的故事，它表现女人如何为爱情而生，若甲在迢迢千里之外，她不久又如何移爱于乙。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人物，即潘达罗斯（Pandarus）。他在史诗《伊利亚特》里原是特洛伊城郊利西亚（Lycian）军队的统帅，在此诗里却变成一位精力充沛、诡计多端、锲而不舍的淫媒，诱导特罗伊拉斯（Troilus）与克莱西德这对情人犯罪。他的名字即因此附带有这一意义。特洛伊拉斯原是一位投入驱逐希腊人阵营的勇士。他原轻视倒在温柔怀抱里而成为欲望的奴隶之徒，但这回却一见钟情地迷上了克莱西德，从此废寝忘食只思念着她的美丽、温柔与贤惠。另一方面，热切等待的克莱西德在这位腼腆的斗士写出6000行诗向她求爱后，才放心地倒入他的怀抱。这时，特罗伊拉斯立刻将两个世界置诸脑后：

其他一切的恐惧均不在意，

围城之急与得救之益。

乔叟在竭力完成这一狂欢高潮的情节后，为了使这首诗免于单调乏味，又很快结束这对情人的喜悦而归引到悲剧上去。且说克莱西德的父亲叛归希腊，愤怒的特洛伊人遂将其女押送敌方以换回被俘的安特诺尔（Antenor）。这对心碎的情侣因而互以至死不渝的誓言，惨然分手。送入希腊之后，克莱西德被赏给狄俄墨得斯（Diomedes），这位新勇士潇洒英俊，立刻慑住了这位佳人的心灵，因此，她以一纸情书尽吐私怀，钦慕而委身以事。特罗伊拉斯见而大愤，冲入敌阵寻找狄俄墨得斯，却不幸死于阿喀琉斯（Achilles）的矛下。乔叟最后向圣父、圣子、圣灵虔诚祈祷而终结这幕恋史，他也以愧疚心情将这首诗呈给“品行端正的高尔，以求指正”。

他在约1387年开始写《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部灿烂的巨构，在情节中，乔叟加入了在萨瑟克区的泰巴旅馆（Tabard Inn，他常在那里豪饮）里一群形形色色的不列颠人。他们一齐策马前往坎特伯雷的贝克特（Becket）大教堂朝拜。他借他们的口讲述积存在这位诗人心头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与思想。这种把许多故事编集在一起的手法，曾使用过多次，但以这次最成功。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搜集了100个同一阶层的男女人物，他并没有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乔叟却塑造了客栈里如此迥异而又真实的人物，用这些人物表现英国生活，似乎比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更为真切。他们不但居住在大地上，并且真正在熙来攘往，他们能爱、能恨、能哭、能笑。他们沿路策马前行时，我们不仅听到他们所说之事，而且可获悉他们本身的烦恼、争闹与人生观念。

在此谁会反对我们再引述他作品中那些清新活泼的开头诗句？——

四月春雨润甜了

三月的干草，而直透其根，

丝丝经络都浸沐在汁液之中，

百花因而怒放，

风神也以甜蜜的气息

鼓舞着每一田野与草原上的

柔嫩作物，而朝日春阳

在白羊宫行已半程，

小鸟歌声婉转，

夜里则开眼而眠。……

此时人们齐盼动身朝拜……

那远近闻名的遥远的圣地……

我躺在萨瑟克的泰巴旅馆

抱着满怀虔诚的勇气准备前往

坎特伯雷朝圣，

整整二十九位伙伴，

夜里来到客栈

他们各形各色，因机遇

而结为同伴，他们全是朝香客，

欲策马前往坎特伯雷。

乔叟随后在他无与伦比的序诗里，以神来之笔一一介绍这些人物：

其中有位骑士，足可尊敬，

自他首次出征，他即

喜爱骑士精神，

真理与荣誉，自由与谦恭……

他征战共十五次，

在特拉迈斯内为我等的信仰而战……

他虽勇武，但也精明，

其风采柔和如少女。

终生未尝道一个粗鄙字眼，

他的确是十全十美的彬彬骑士……

继则为骑士之子：

一位年轻的骑士，

一位情人，与一位活泼的单身汉……

他爱得如此狂热，故夜晚难寐

睡得比夜莺还少。

随后是位侍候骑士及骑士护从的家仆，再则为一位最迷人的修女：

这里也有一位修女，

其微笑充满着淳朴与羞怯，

她在圣路易斯教堂许下大愿，

而被称作爱伦汀女修士。

她擅唱圣歌，

鼻中细吟礼拜之曲……

她满怀仁慈与悲悯，即使见一只老鼠

陷入捕机，而流血或死亡，

也将为之啜泣。

她有只小猎犬，饲以

烤肉或牛奶与剩面包；

设若其中一只死亡，她便伤心饮泣。

臂上挂着小珊瑚制的

全饰以绿色的小念珠，

胸前复挂着一枚金碧辉煌的饰物，

先有一个带冠饰的A字，

再接着写着“爱”征服一切。

另外还加上一位修女、三位教士、一位“喜好狩猎”的酒肉和尚与一位榨取信徒口袋无出其右的修道士：

寡妇虽无一鞋，

然她笑脸迎人，

走前犹要索取一文。

乔叟比较喜欢年轻的哲学学子：

他也是牛津的一位学士，

很久以来即花费时日钻研逻辑，

像把挖地的耙子

我保证他身材不胖，

看起来严肃，瘦削。

他宽大的短外袍已经破裂。

他既未接受圣俸，

也未如此汲汲求职。

他床头上放置着

二十册黑皮或红皮书，

他爱好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术

比对锦衣玉食或欢乐弦琴

更为照顾、关注。

除非必要，他口不多述，

然其言词，尽为美德的玉珠，

怡然自得。

他学不厌，教不倦。

此外尚有很多人为之效劳的“巴斯一妇人”，一位“充满神圣思想与善行”的穷牧师，一位农夫，一位磨坊老板，他“鼻顶上有颗疣，上面长着一撮像母猪耳朵上的鬃毛一样的红毛”，一位客栈或大学的“采办员”，一位“领地总管”，及一位“传令兵”：

他是个温和友善的家伙，

人们再难找到的好人。

他愿为一壶酒而将自己的姬妾

让一年给一位合意的人，

并且还完全替人遮盖。

他身边

跟随着一位和蔼的赦罪者……

他的钱袋摆在他膝前，

满装着罗马印行的新赎罪券。

另外还有商人、讼师、“自由产业人”、木匠、织布匠、染匠、室内装饰匠、厨子和一位船夫。乔叟本人，则窘迫地站在一边，“庞大”得难以拥抱，而且“一直垂视地面，好像在搜寻野兔”。很重要的是，泰巴旅馆的东道主发誓说他从未招待过如此高兴的一群人，他真诚地提议一齐去朝圣，而且愿做众人的向导。他建议为了打发56英里的官途行程，请每一位进香客于往返途中各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大家于归来后，凑份子请他吃便饭”。大家一致同意。这幕人间喜剧的活动背景在此暂落，接着开始起程上路。一位宫廷骑士开头讲第一个故事。他叙述的是名叫帕拉蒙（Palamon）与阿尔西特（Arcite）的两位好友，看到一位少女在花园里摘花，同时爱上了她，结果为了她而做一场殊死的决斗，来争夺这位可人儿。

谁又相信这支如此浪漫的笔，竟会从这种骑士似的浮华风格转向磨坊匠故事那种粗俗下流的情节？这位磨坊匠一直酗酒不停，其在头昏舌溜之下吐出惯常说的下层粗话，这固不足怪。乔叟为这位磨坊匠及自己道歉，只要为了要如实报道之故。他请求正经的读者挑选那些“文雅、道德与神圣”的故事。关于《修女的故事》（Prioress’s Tale），先以清甜的教义解释序幕，继则重述一个犹太人杀害了一个基督徒孩童的残酷传说。这城镇的市长迫于职责而逮捕了城内的犹太人，并将其中一些折磨至死。在《赦罪者的故事》（Pardoner’s Tale）序诗里，乔叟又从这种虔诚的叙述转到对圣物与赎罪券贩卖者的尖刻讽刺。这个故事早在路德向世界鼓吹之前，已流传数世纪之久。但在《巴斯妇人的故事》（Wife of Bath’s Tale）序诗里，我们的诗人一方面降到了道德的最低点，而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文字力量的顶峰。这是借一位婚姻专家的淫猥之口对贞操与独身生活的强烈反抗。故事中，这位荡妇自12岁起便先后拥有5位丈夫。她埋葬了4位，现又在期待着第6位以解青春寂寞：

上帝令我们繁衍种族……

只是未示确切之数，

重婚或多婚，

人们为何责其邪恶？

看，这位贤明的国君——所罗门王，

我知道他拥有三妻四妾；

啊，愿上帝也赐我此福，

使我舒爽如所罗门

但不幸，不幸，爱情却常被认为是罪恶！

我们不便引述她生理上的自诉，也不拟叙说《传令兵的故事》（Somnour’s Tale）中类似的男性自白。乔叟在后一故事里曾对他的浮夸笔调作分析研究。这种态度在我们读到《牛津士子的故事》（Oxford Cleric’s Tale）里那位百依百顺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传奇时，便明朗起来。即如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对苦闷男性魂牵梦萦的这种传奇情节，都无法写得如此传神。

乔叟序诗中许下的58个故事只说了23个。也许他与读者都觉得500页的篇幅便已足够，再不然他或是江郎才尽了。这条滚滚水流，有几段浑浊不清，明眼人将会跳越过去。虽然如此，这条深缓的水流仍然轻载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清爽。正如诗人骋目优游于绿意盎然的两岸，而不是那伦敦的古老城门——尽管泰晤士河就在近处。诗篇中若干对自然美景的赞颂，虽属陈腔老调，但由于出自内心的感受与情感的自然流露，作者在世故人情上亲自体会的锐利观察，及莎士比亚才有的丰富意象和明比暗喻手法（如赦罪者“登上了讲坛，像一只鸽子在谷仓墙上，朝东朝西地向会众不住点头”），也勾勒出活泼生动的画面。乔叟使用的东英格兰中部方言，也由此而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一种足以表达思想上一切典雅与精致的丰富语言。英国老百姓的语言现已首次成为伟大的文学艺术媒介。

乔叟的作品，像莎士比亚一样，大部分都是转手题材，取自他人：《骑士的故事》（Knight’s Tale），取材于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eseide）；《格丽塞尔达》（Griselda）来自《十日谈》，另外十数篇则源溯到法国的故事诗（fabliaux）。这种民间弹词故事也许可用来说明乔叟有些作品中的淫秽笔调。但大部分的故事，除他自己知道外，均无来源可考。他无疑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持同一看法，认为必须偶尔给下层人士一些荤笑话，轻松一下脾胃。乔叟使他笔下的男女各依其背景身份与生活方式言谈。此外，他一再表示这伙人是老酒喝多了。大体来说，乔叟的幽默是健康的——面对着清教徒的枯燥生活，酒足饭饱的英国人那种称心快意的幽默，奇妙地加入了现代英国人的狡猾机智。

虽然乔叟熟知人类的过错、罪恶、愚昧与虚荣，他还是热爱人生；只要人们不过分地捉弄别人，阴损缺德，他都能予以忍受。他很少否定事物，而只是实描实写。他虽讽刺《巴斯妇人的故事》中那类中下阶级的女人，另一方面也欣赏她的活力。他对女人严酷，他那种尖酸的讽刺与评责，显然像一位打败仗的丈夫在夜晚与太太争吵后用笔展开报复。但一方面他也会温柔地颂扬爱情，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恩赐，并且把画廊挂满名女人的画像。他排斥以出身门第自炫的假上流人物，他只称“行为高洁者才是上流人物”。但他也不信任低层平民的变化不定，凡将命运寄放于群众或与暴民为伍者，他都视为愚蠢。

他完全摆脱当时的迷信习俗，他暴露了炼丹士的欺骗伎俩。他笔下的有些讲故事者虽曾提到星象之事，他自己却驳斥这件事。他为儿子写下一篇有关天象仪的论文，其中颇多符合现代的天文论调。他并不是一个博学的人，只因为他喜欢炫耀所学。他的作品里塞满了属于罗马哲人包伊夏斯的大堆理论，他甚至在《巴斯妇人的故事》也引述塞涅卡这位哲学大师之言。他虽然提及哲学与神学的某些问题，也仅是耸耸肩，无能为力而已。像一般人一样，或许他觉得一位精明的哲学家，决不愿把他自己的“形而上”学说随便透露。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在《传令兵的故事》的序诗与主文里，他对修道士的无情讽刺与粗鲁笔调，实在无出其右，虽然正统派人士对这些教士也曾展开多次攻击。乔叟不时提出他对某些教条的怀疑：他与路德一样，无法将神的预知力与人的自由意志调和在一起。他先借特罗伊拉斯阐释宿命论之义，在尾页的跋诗中又予以否定。他一方面笃信天堂与地狱，一方面又不惜篇幅解说天堂地狱之界，无人能证实走过去的人生旅客能够再回来。他显然受到善恶之争无法相容的困扰，因此，以一种大胆如波斯诗人奥玛·开俨（Omar Khayyàm）的谴责而让阿尔西特质问神的公平正义：

啊，残酷之神，以你永世律令之索

统治这尘世，

复在磐石勒记你的诏令与赐恩，

人类在你眼里何异于

挤在栏中的羔羊？

人被杀戮，被视如与其他野兽一样，

有的被捕入狱，岁月悠长，

再加病患，或是灾殃，

又时常犯罪，必然这样！

今日成何世路，

罪孽竟然折磨无辜？

兽死犹无痛苦

人死尚须悲欢与号哭

我为众神代做答诉。

乔叟晚年想再捕捉年轻时代的虔诚。在其未完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加上了“乔叟的祈祷”一节，请求上帝与世人宽恕他的淫秽与虚荣，并愿“有生之年……悲省吾过，同时研究自救灵魂之道”。

最后的几年，他以前那种生命的享受已变为抑郁寡欢。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追忆他年轻时的自由自在，这是常情。1381年，他被理查二世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及有关皇家宅邸司账。10年后的他，只有50岁出头，但健康似已崩溃。此时，其体力已不胜负荷其职责，只有退休。嗣后，我们没发现他再担任任何职位。他的经济状况也因而窘迫，最后甚至为了6先令8便士这点小数目，也低头求助于国王。1394年，理查国王赐给他每年20镑的年金，以终其生。这笔钱并不足够，他再向国王乞求每年赏一大桶酒，结果也如愿以偿（1398年）。就在那年，他又为欠14镑钱被控诉，竟至无力偿还。他死于1400年10月25日，葬在威斯敏斯特，是第一位能在那里接受葬礼的伟大诗人。

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英国史学家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 Holinshed）写道，“相貌不凡，受人爱戴。如不受周围恶言邪行的影响而改变，他本性至善……但他现已挥霍无度，野心勃勃，沉迷于声色之乐。”他喜欢读书，并资助乔叟与弗鲁瓦萨尔。大叛乱时，他也显示出勇气、镇静与明决的行动。自那次危机元气大伤后，他又陷入另一个损伤元气的危机——奢侈中，而将政府交给那批浪费公帑的大臣手中。结果，格洛切斯特（Gloucester）的托马斯公爵，阿伦德尔（Arundel）的理查伯爵与爱德华三世的孙儿亨利（Henry Bolingbroke）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对抗。这一派人主宰着1388年的“残酷国会”（Merciless Parliamont），后者曾弹劾并绞死了国王左右的10位助手。1390年，这位23岁年轻力壮的皇帝积极负起责任，遵行宪法，安治国政达7年之久——依照法律、传统与选派的全国代表行事。

波希米亚出生的安妮皇后（Queen Anne）之死（1394年），使国王丧失了一位健全与温和的内助。1396年，他再娶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希望与法国巩固和平关系。但她仅是一个7岁的女孩，国王只有与所宠爱的男女厮混。这位新皇后随身带着一批法国扈从到伦敦，而这些人也带来了法国的风习，或许引入了绝对君权的观念。当1397年国会呈文指责宫廷的奢华时，理查二世竟傲然答复说，这是国会管辖以外的问题。他同时要求查出提出这个诉愿的议员姓名，怯懦无用的国会竟然屈从，判处这位提议者死刑，反而是国王予以赦免。

随后，格洛切斯特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突然离开伦敦。国王怀疑他们将图谋不轨，便下令拘捕他们。结果阿伦德尔伯爵理查遭砍头，格洛切斯特公爵托马斯则被窒息而死（1397年）。1399年，根特的约翰逝世，留有一大笔财产，国王因需财力远征爱尔兰，就没收了这位公爵的财产，这引起贵族的恐慌。当国王平定爱尔兰之际，根特公爵那位被放逐同时也被剥夺遗产的儿子兼继承人亨利，也率领着一小支军队在约克郡登陆。这支小军队因有强大的贵族声援，急遽扩大。理查二世国王返回英国时，眼见叛军势大，自己兵力寡弱，而友军又纷纷恐慌逃离，只好连人与宝座一齐投降，亨利登基为亨利四世（1399年）。1154年，由亨利二世开始的金雀花王朝便如此结束；而至亨利六世而告终的兰开斯特王朝也由此产生。理查二世以33岁的英年死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的监狱中（1400年）。其死一说可能由牢里的严寒所致，而霍林谢德与莎士比亚则认为是被新王的手下杀害。

第三章

法国受围
（1300—1461）

法国的情景

1300年，法国的疆土绝不像今日从英伦海峡到地中海、从孚日山脉（the Vosges）与阿尔卑斯山到大西洋海岸这样广阔。当时，其东界只到罗纳河，西南的吉耶尔（Guienne）与加斯科尼（Gascony）由于亨利二世娶了法国亚奎丹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而并入英国版图（1152年）。同时，英国也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庞瑟郡（Ponthieu）与阿布维尔城（Abbeville）。英国诸王虽视这些土地为法国采邑，但有实际主权。普罗旺斯（Provence）、多芬（Dauphiné）与自由郡（Franche-Comté），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地方的领主通常是德国人。法国国王以近亲关系，间接统治着凡尔瓦、安茹（Anjou）、波旁（Bourbon）与昂古莱姆（Angoulême）等王子封地。同时，国王也直接统治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Champagne）、普瓦图（Poitou）、奥维涅（Auvergne）、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大部分，以及环绕巴黎的北中央法国“岛”等皇室领土。阿图瓦（Artois）、布卢瓦（Blois）、讷韦尔（Nevers）、利摩日（Limoges）、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与瓦伦蒂诺斯（Valentinois）等地则由时而口头上服从，时而又与法国国王交战的封地领主统治。布列塔尼、勃艮第与佛兰德斯虽为法国封地，但如莎士比亚所言，它们“几乎是国王的公国”，各自为政，如独立之邦。法国已不成法国。

14世纪初最富强也最反复无常的法国封地，是佛兰德斯。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只有该郡足与意大利抗衡。其边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时时都有变动；设定其包括布鲁日、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与科特赖克（Courtrai）等地。须耳德河（the Scheldt）以东为布拉班特（Brabant）公国，包括安特卫普（Antwerp）、麦刻兰（Mechlin）、布鲁塞尔（Brussels）、图尔纳（Tournai）与卢万（Louvain）诸地。佛兰德斯南面则为列日（Liége）与康布雷（Cambrai）两个主教管区及瓦伦谢讷（Valenciennes）周围的海诺特（Hainaut）。约略而言，佛兰德斯包括布拉班特、列日、坎特伯雷与海诺特等地。其北面为7个小侯国，今日的荷兰大致由此构成。这些荷兰地区一直到17世纪，当其所谓的帝国从雷姆卜兰特（Rembrandt）伸张到巴达维亚（Batavia）时，才达到全盛地步。但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却早在1300年已以工业、商业与阶级战争著称于世，一条12英里长的运河将布鲁日城连到北海。成百的船只每天航行其上，从三个大陆的成百港口载进商品；古希腊英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曾将布鲁日划为世界上三个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铁匠，组成了城里整师的民兵；根特一地的织匠则提供了总数为18.9万武装兵力中的27个团的士兵。

曾维护手艺匠自由的尊严并夸耀其技能的中古同业公会组织，在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纺织与金属大形态工业压力下，只好让位给资本化的企业制度。后者是由雇主提供资本、原料与机器，以按件计酬方式，聘用那些同业公会组织保护的工厂工人做工。加入同业公会组织变得愈来愈昂贵；成千的工人成为流动性散工，他们从这一镇到另一镇，从这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其工作只是临时性质，而所得工资则只够住在贫民窟里，除所穿的衣服外，便所剩无几。共产思想于是在劳工与农民之间产生；穷人质问为什么贵族与主教谷仓里堆积的谷子快压塌了房子，他们反而在挨饿；所有双手不做工的人，都被骂为寄生虫。另一方面，雇主也在诉说他们投资所冒的风险，货源的不稳与周期性。货物的滞销，市场的波动，同业竞争的阴谋与不断的罢工引起的物价与工资上涨，币值的混乱等削减了雇主的收益，几乎无利可图。佛兰德斯的路易伯爵，由于过于偏袒雇主，使布鲁日与伊普尔的居民，在邻近农人的支持下，起而叛乱，废黜了路易伯爵，劫掠大教堂，同时杀害了一些有钱的豪富。教会当局对叛变区的群众下令开除教籍，但叛党迫使教士做弥撒。叛党中有一位首领，早于法国哲人狄德罗（Diderot）450年就发誓说：他非见到最后一位教士被绞死，才能甘心。路易只好求援于其君主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亲自率军驰援，在卡塞尔（Cassel）击败叛军（1328年），处布鲁日市长以绞刑，恢复路易爵位，并收佛兰德斯为法国藩属。

一般而言，法国在工业上比佛兰德斯远为落后。大部分的生产制造仍停留在手工阶段，但里尔（Lille）、杜亚（Douai）、康布雷与亚眠（Amiens）各城镇受到邻近佛兰德斯各地纺织工业繁荣的影响；法国境内的商业虽受到交通不便与通行税的阻碍，但因法国境内的运河与河流构成的天然道路系统，反而获助不少。新兴的商人阶级，获得国王赞助，1300年已在国内跃居高位，他们的财富使有地无钱的贵族侧目。商人的寡头政治统治着各个城市，控制着各同业公会，严厉地限制生产与贸易。就像佛兰德斯一样，这些城市的劳工革命，也激愤到快要爆发的程度。

1300年，历史上称作“牧羊人”（Pastoureaux）的贫农暴动，就像1251年那样，已汹涌于各个城市，这使愤怒的劳工大众因觉醒而聚集起来。队伍由一位僧侣率领，向南推进，其中大部分都是赤足没有武装，对外宣称耶路撒冷为其目标。他们因为饥饿，于是抢劫商店与村舍；又因为受到抵抗，于是抓取武器而成为一支武力部队。在巴黎，他们打开监狱，并击败皇家的军队。当时国王是菲利普四世，只得深居卢浮宫内，贵族们则避入城堡，商人也闭门不出。这群人呼啸来去，又拉进来京城中的贫民，声势更为浩大，男男女女此时已有4万人，从流氓地痞到最虔诚的信徒，混杂在一起。在凡尔登、奥茨与图卢兹，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这群人在地中海边的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集结时，终被喀尔卡松城（Carcassonne）市长率兵包围，并断其补给，困死在饥饿及瘟疫下，而少数活着的也被绞死。

像这样听任贪得无厌的富室与无法无天的贫民乱搞，法国政府到底怎样呢？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算是那个时期欧洲最能干的政府。13世纪，历任精明的国王，使许多封建领主臣服于法国王室，并以熟练公务的官员，掌理全国的司法与行政，有时还召开大国会（EstateGeneral）：最初只有富有的有产阶级参加，以后增加了贵族、教士与一般市民或中产阶级的代表，共同开会论事。当时，全欧洲都向往法国宫廷。在那种场合中，高贵有势的公爵、伯爵与骑士在豪华的宴会中或动人情调的幽会里，忙着与满身绫罗的贵妇人调情交欢，再不然就是在耀眼的广场上，热闹地拼命决斗，维持着往日骑士精神的余晖。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称赞巴黎是“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地方”，说他无法离开巴黎。1331年前往巴黎访问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却没有那么浪漫地描写巴黎：

虽然巴黎名过其实，而其得名也大都由于当地人民的宣传，但尚不失为一个大城市。不过除阿维尼翁外，我确未见过比巴黎更脏乱的地方。它同时却容留着最有学问之士，它真像一个大篮子，收集着各方的奇珍异果。有一段时间法国人曾因举止粗鲁而被认为是野蛮人。现在，这种情形已整个改观。性情活泼、喜爱社交、谈吐轻松诙谐，成为今日法国人的特征。他们有机会就表现自己，不顾一切地吃喝玩乐。

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尽管像海盗似的没收了圣殿骑士与犹太人的财产，但留给儿子的（1314年），却几乎一无所有。路易十世在位短暂，不久去世（1316年），只留下一位怀孕的皇后。悬隔一段时间之后，终由其弟加冕为菲利普五世。此时，另一个敌党却立前王四岁的女儿让娜（Jeanne）继位，贵族与僧侣们开会决议并发布一道有名的律令（1316年），规定：“依据法兰克人永世遵守的法统惯例，女性不得为王。”当菲利普五世本身无子嗣而去世（1322年），这一律令复被引用以阻止其女承继王位。此时，其弟被拥立而为查理四世。这些决策很可能也在排除菲利普四世之女伊莎贝拉继承王位（1312年）。她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并生下爱德华三世。法国人此时已决定不让英国国王统治法国。

查理四世又以无男嗣而去世（1328年）。王族的嫡系，到此中断。此时，甫在年前登基为英国国王的爱德华三世，因其为菲利普四世的外孙及休·卡佩（Hugh Capet）王最亲的后代的关系，向法国贵族会议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但被该大会否决，其理由为爱德华三世之母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已被1316年和1322年的律令限制，因此不能将这一权力传递其子。此时，贵族看中菲利普四世的侄儿，凡尔瓦的伯爵。由此，菲利普六世开始了统治法国凡尔瓦的王朝，直到亨利四世建立的波旁（1589年）王朝为止。爱德华三世虽表反对，最后也在1329年前往亚眠向菲利普六世称臣效忠，而受封为加斯科尼、吉耶尔与旁修诸地的领主。爱德华后来随着年龄与心计的成长，后悔称臣于法国，仍想同时跨登两座王位。其顾问们向他保证，新王菲利普六世比较懦弱，且正计划前往圣地。这似乎正是开展“百年战争”的千载良机。

往克雷西之路（1337—1347）

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再度正式提出其继承法国王座的权利，而这一要求遭到拒斥，这只是两国战争的近因。自从1066年诺曼底人占领英国之后，法国的诺曼底也一起为英国国王所有，达138年之久。后来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为法国重新夺回该地（1204年）。现在许多有诺曼底血统的英国贵族，把即将来临的战争，视为重回祖国怀抱的机会。英属吉耶尔的部分土地，已被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与查理四世蚕食。吉耶尔充满着葡萄园的芬芳，而波尔多（Bordeaux）商港的葡萄酒贸易对于英国而言，是不愿放弃的宝贵利益。另外，苏格兰也是英国的心腹之患，法国人曾一再与其联盟助其跟英国作战。同时，北海水产丰富，英国海军当局宣称在这一带水域，及英伦海峡与比斯开湾等区具有主权，还扣押了对英国这项破天荒的海权宣言予以笑骂的法国船只。佛兰德斯本是英国羊毛的行销中心，作为羊群牧场主人的英国贵族与输出羊毛的英国商人，极不愿他们的主要市场听由法国国王的摆布。

1336年，佛兰德斯的伯爵下令囚禁该地所有的英国人。这显然是奉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的旨意，是对英国阴谋的一种戒备。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予以回敬，下令拘捕英国境内的所有佛兰德斯人，同时禁止羊毛输往佛兰德斯。不到一周，该地的纺织机即因缺乏原料而停顿，工人跑上街道，呼求工作。根特一地的手艺匠与制造工人联合宣告不再对伯爵效忠，他们推出一位公认的智囊人物雅各布瓦·阿尔泰维德（Jacobvan Artevelde）担任该城市长，大家接受了他的办法，与英国维持友谊并解决羊毛问题（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是解除禁令，原来的伯爵逃往巴黎，佛兰德斯人全都接受阿尔泰维德的独裁统治，并同意加入英国对法国的交战。1337年11月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遵照骑士精神的传统，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下了一道正式战书，声明英国在3天之后开始与法国为敌。

英法两国百年战争的首次重要海战，发生在佛兰德斯海边一处叫斯勒伊斯（Sluis）的地方（1340年），英国海军把法国舰队的172艘船一下摧毁了142艘。1340年底，身为菲利普之妹与爱德华岳母的瓦洛伊斯的琼恩（Joan of Valois），离开了她在丰特内尔（Fontenelle）的修道院，促使法国国王任命她为和平使者。她经历了许多危险抵达英军将领之营，并赢得敌方同意举行谈判。她以英雄式的调解，说服了双方国王，达成停战9个月的协定。复经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努力斡旋，和平终于维持到1346年。

在暴风雨间歇期的晴朗时刻，舞台上又再度上演阶级战争。根特的织布工人很有组织，是低地（Lowlands，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方）一区劳工中的贵族。他们抨击阿尔泰维德是一个暴君，一个侵吞公款者，英国与中产阶级的工具。阿尔泰维德曾建议请威尔士王子来统治佛兰德斯，爱德华三世也曾到斯勒伊斯来确定这项安排。当阿尔泰维德从斯勒伊斯返回根特城时，其住宅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他辩称自己是忠于佛兰德斯的真正爱国者，他一再乞求饶命，但终被推到街上，被群众乱刀砍死（1345年）。织布工人在根特城建立了劳工专政，同时派遣专使到佛兰德斯各地煽动工人叛变。根特城的漂布工人因与织布工人纷争，结果占了上风，同时还屠杀了其中许多人。这时，人们已厌倦这个新政府，当时身为佛兰德斯的新领主路易伯爵，再次将境内各城市置于其管理下。

停战期满，爱德华三世挥兵侵入并大肆蹂躏诺曼底。1346年8月26日，英、法两军在克雷西（Crécy）对峙，准备决定性的一战。双方的将领与士兵都望弥撒、领圣体、祈求圣灵援助击败敌方。之后，他们丝毫不容情地展开凶猛的会战。黑王子爱德华那天赢得他胜利的父王的赞扬；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自己苦守阵地，奋战到只剩6名士兵。据弗鲁瓦萨尔的粗略估计，约有3万人死于该役。封建制度也几乎因此消灭。法国骑士跃马持戟奋勇前冲，却被阻挡在专刺坐马的英国长矛阵之前而毫无施为，反遭两翼的英国弓箭手纷纷射杀。968年前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战役中曾大显威风的骑兵，自此由盛转衰。步兵转而领前，在军事上一向自诩武勇的贵族，也告失色。炮兵在克雷西一役虽有小规模应用，但由于搬动与填装之困难，麻烦多于功效，因此，意大利史学家维拉尼（Villani）对大炮的用途指为只是大声吓人而已。

爱德华又从克雷西率兵包围加来城（Calais），并以大炮轰城（1347年）。该城坚守了一年之久，后因迫于饥饿，终于接受英国国王的条件：只要献出该城6位地方代表，手捧城钥缚之来降，则其余城中居民可以安全离去。之后即有6人自愿前去，当他们站在英国国王前面时，英国国王即下令砍头，这时幸经英国王后跪代讨情，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去。由此看来，女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比国王们更为出色，她们会勇敢地面对一场生死之战，以教化男人。

加来是英国货物与军队运往欧陆的战略性港口，从此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直到1558年。该地在1348年曾叛变，爱德华再予平服，他本人还微服化名投身这一战役。有一位名叫厄斯塔斯·里博门特（Eustace de Ribeaumont）的法国骑士，曾两度将英国国王击倒，但终被英国国王制伏并俘虏。英国国王再度攻下该城后，即设宴款待这位高贵的俘虏，随侍者有英国诸将领与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向里博门特说：

厄斯塔斯勇士，阁下是我在基督教世界里所曾看到对敌作战最骁勇的骑士……我把高过我朝中所有骑士名位的勇士奖颁给你。

说着便将头上的华丽冠冕取下，给这位法国骑士戴上，说：

厄斯塔斯勇士，我赠你这顶冠冕……请看在我的份上把它戴上一年。我知道你活泼热情，乐与贵妇、淑女为伴；这样，无论你到何处，便可告诉人家这顶冠冕是我赐给你的。我同时免你赎款，许你自由任意遨游各地。

这种骑士精神依恃于当时贪勇斗狠的风气中，到处可见。中古时期的亚瑟传奇，在弗鲁瓦萨尔作品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黑死病及其他（1348—1349）

大瘟疫公平无私地落在满获法国战利品的英国与战败凄凉的法国。黑死病在中世纪是平常事件，其蹂躏欧洲，在14世纪达32年，在15世纪达41年，在16世纪达30年。由于自然律与人类的无知，那些顽固的马尔萨斯信徒（Malthusian），配合着战争与饥馑，共同抑制了人口的剧烈繁殖。在这些光临的凶神中，以黑死病最为糟糕，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灾害。瘟疫从意大利窜入普罗旺斯与法国，或许更直接地是由于近东的老鼠在马赛港着陆而引起。在纳邦，据说就有3万人死于该疫，在巴黎为5万人，在欧洲为2500万人，总共合起来大概占“欧洲文明世界人口的1/4”。当时的医药对之束手无策，医师找不出疾病的原因。基塔泽托·希巴塞伯罗（Kitazato Shibasaburo）与耶尔森·亚历山大（Yersin Alexandre）两人在1894年发现了黑死病的杆菌，他们只能用放血、清肠、强心剂、清洁身体与房子及用醋的蒸气来消毒。虽有少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恐传染，竟拒绝治疗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勇敢地面对这一个残酷无情的考验，无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此牺牲了生命。1348年尚活着的28位红衣主教，有9位也在一年后死去；其他尚有64位大主教中的25位，375位主教中的207位，都遭遇同一噩运。

这种瘟疫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由于穷人死得比富人多，劳动力缺乏，成千上万亩的土地空下无人耕耘，几百万条鲱鱼也白白死掉。劳工获得了要求改善待遇的好机会，他们工资提高了，免除了许多义务，同时激起了使贵族们寒战半世纪之久的叛乱。即使圣职人员如祭司等，也在呼求提高薪俸。农奴离开农场而涌往城市，工业日趋发展，商人阶级比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利更多。公共卫生这时已稍见改进。无限的苦痛与惨剧削弱了大众心灵，仿佛集体患上了精神病。整个人群似乎同时发疯，就像自笞派教徒（Flagellant）一样。他们在1349年（13世纪也曾有一次）几乎一丝不挂地游行过街，一面鞭笞自己，以资赎罪，一面祈祷着最后审判、乌托邦与大屠杀的来临。人们比平常更加热心地倾听测心家、圆梦者、神棍术士、江湖郎中及其他骗徒之言。正统信仰已显衰落，迷信却泛滥流行。人们以种种怪因来解释这场大瘟疫。有些认为是土星、木星与火星三者相遇时辰冲克，另一些则认为是麻风病人或犹太人在井中下毒所致。从布鲁塞尔到布雷斯劳（Breslau）100个城市中的半数犹太居民因而被杀（1348—1349年）。成千的警察、法官、政府官吏、主教与牧师死于瘟疫，社会秩序几乎完全摧毁。即使“打仗”这门生意，也不得不暂时冷淡一下。从加来之围到普瓦捷一役（1356年），其间乃是英、法百年战争勉强休战之期。这时，丧生于瘟疫的步兵各级人员，由一些认为生比死多值不了几文钱的穷汉来补充。

在这场疫疠和战败之后，56岁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娶了一位十八妙龄、原准备嫁给他儿子的西班牙纳瓦尔的女人布兰奇（Blanche of Navarre）。但7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他的那位号称“好人”的儿子约翰二世对于贵族们而言，的确很好。他免除他们的赋税，付钱给他们以保卫土地对抗英国人，维持了骑士的一切仪式与风采。他用贬低币值的老办法来偿付战债。另一方面，他加重了中下阶级的赋税，之后，他便浩浩荡荡地率兵前往普瓦捷，与英国决战。约翰二世的1.5万名骑士、苏格兰军与佣兵，遭到英国黑王子7000名士兵的迎头痛击、杀害或俘虏。约翰国王虽拼命奋战，但由于不善领兵，他与儿子菲利普、17位伯爵及无数的贵族、骑士与扈从，都成了阶下囚。其中大部分当场被允许赎回自由，另有许多俘虏，则允许在圣诞节前将赎款带到波尔多而获释。这位黑王子对待法国国王约翰很有皇家风度，他从容地押着法国国王班师回英国。

革命与革新（1357—1380）

自从普瓦捷一役溃败后，法国全境即陷入混乱状态。政府的贪污无能，币值的贬低，国王与众骑士的昂贵赎款，战争与疫疠所留下的凄凉，及加于农工商业苛刻的赋税，终于导致全国的大叛乱。北部各郡的大国会应19岁的查理王子召请，在巴黎举行，除提高新税外，还着手在法国建立一个议会政府。巴黎和其他城市以前早已有了咨议院（Parlement），但只是由国王指派的小组织，其成员通常是法学家，而功用也仅限于做地方统治人或国王的法律顾问，及使他们的命令正式修订成为法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个由教士与中产阶级临时联合组成并加以控制的大国会，质问御前会议，用那笔征收来的庞大战费，何以只搞出训练无素的军队且丢人的吃败仗。大国会同时下令拘押22位政府官员，强迫财政大员交出侵吞的公款，硬行限制王室特权；甚至想废立“好人”约翰二世，并阻止其子继承王位，而将法国国王宝座给予休·卡佩王朝的嫡系子孙纳瓦尔的“坏蛋”查理国王；查理王子低声下气地央求，大会终算承认他做摄政，并投票支给他装备3万士兵的经费，但命令他务必开除腐败与无能的官吏，并警告他勿乱铸钱币，同时指派一个36人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政府的工作与开支。当时法官也因其车马随从的铺张、行事的拖延怠惰，以及生活懒散而备受指责。从今以后，规定他们应日出而作，与诚实市民上工厂或下农田的同一时间开会，这道1357年的“大律令”（Great Ordinance）同时严禁贵族逃离法国或从事私战，并指示各城镇地方政府逮捕违犯这一律令的任何贵族。实际上，王室附属于社群而贵族则依附商人阶级；国王、王子与贵族则必须服从人民选出的代表。这样，法国早在大革命的400年前便已有了立宪政府。

查理王子在3月签署这一律令，4月即开始违犯。此时，英国正向法国索取足以使其破产的一笔巨款，才释放法国国王，还威胁要进军巴黎。另一方面，法国人民也根据只有大国会才有权征税的新奇理由而迟迟不缴税。查理王子因极需款项，只得于1358年2月1日再度召开这一大会；同时，他进一步贬低币值。2月2日，担任商业公会主席的富商马塞尔（Marcel）（他在编订“大律令”中曾是领导角色，并统治过巴黎一年），起而率领一群武装市民——全都戴上红蓝（巴黎城的官方颜色）头巾——进入王宫。他指责查理违背郡联大会的规定。当查理无法顺从其意时，马塞尔即令手下公然杀害防护王子的两位侍臣，溅血于皇袍之上。

这个新国会的组织深为上述大胆犯上行动而震恐，然而，它仍未停止推动革命，而且下令（1358年5月）：今后只有大国会才能为法国制定并颁布法律，凡属重要之事，国王唯有经大国会同意后才可实行。许多贵族与教士于是纷纷逃离巴黎，而许多行政官吏为了保命，也弃职回家，叛军领袖马塞尔以市民阶级替补空缺，巴黎的商人一时有统治法国之势。查理只好与贵族逃往皮卡避难，同时组织军队，呼吁巴黎人民交出叛军首领。马塞尔将京城部署一番，并在周围建筑新城墙以资抵抗，这时，他占领了象征王权的卢浮宫宝座。

革命军占领巴黎时，乡间农民认为这正是向领主报复的好机会。他们大部分仍是农奴，要纳税供养领主，为主人负担赎金，备受乱兵与土匪抢夺的折磨，被逼交出辛苦积蓄，死于疫疠，饥困于战争；激愤之下，他们揭竿而起，冲入领主城堡，刀剑所及，悉数诛杀贵族，打开食柜与酒窖，饱餐痛饮，以解饥渴。贵族们在传统上对性情和顺的典型农民给予“好人詹姆士”（James Goodman）这一绰号。现在，成千上万的“詹姆士”已忍无可忍，转而投入农民暴动的洪流。他们杀害领主，强暴贵妇，谋杀后嗣，剥去死者的锦衣绣服给妻子穿用。

马塞尔希望这次的农民革命，可牵制查理王子进攻巴黎，因而派了800名手下前往支援农民。这些农民的兵力加强后，即进军莫城（Meaux）。在那里避难的奥尔良（Orléans）与诺曼底女公爵及其他高贵妇女，眼见着农奴与佃户等大群暴民涌入该城，失魂落魄地一切听天由命。继而，就像亚瑟传奇中那样神异，竟然有队骑士从十字军东征途中奔回莫城驰救，驱杀数千暴民，并一一将之投入附近的溪流里。躲藏着的贵族这时才出来处理善后。他们横行乡间，屠戮了2万造反与无辜的农民（1358年6月）。

这时，皇太子的兵力已接近巴黎，并切断其食物补给。马塞尔困守无计，想把王座让与那位“坏蛋”查理，并准备让“坏蛋”查理的兵力进入城中。马塞尔的助手让·马亚尔（Jean Maillart），认为这一计划无异于出卖国家，便与查理王子秘密协议，在7月31日由他率领众人以斧头砍杀马塞尔，使查理王子带领武装贵族重入巴黎。查理回宫后行动谨慎，一面着手赎回父王，一面抚慰法国民心、安定经济。原来企图造成大国会无上权力的阴谋家，只好退避无言；感恩不尽的贵族们一致拥戴王室，曾经得势一时的大国会，成了加强王朝权力的柔顺工具。

1359年11月，爱德华三世再度率军登陆加来港。他避攻巴黎，但并吞了从兰斯（Reims）到沙特尔（Chartres）一带的乡村。他有计划地破坏耕作物，使巴黎再度陷于饥荒。法国国王查理只好告饶求和。和约规定，法国割让加斯科尼与吉耶尔给英国，免除对法国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同时转让普瓦图、佩里戈尔（Périgord）、凯尔西（Quercy）、塞托泽（Saintonge）、罗尔泽（Rouergue）、加来、庞瑟、奥尼斯（Aunis）、昂古莱姆（Angoumois）、阿让奈（Agenois）、利穆赞（Limousin）与比戈尔（Bigorre）诸地，并交付300万克朗以赎回父王。爱德华为了答情，也放弃他与后代子孙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这一《布勒丁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签署于1360年5月8日，法国1/3的人民与土地在英国统治下煎熬怒吼。为了保证法国对条约的信守，国王的两个儿子安茹公爵与贝里公爵，被遣往英国作为人质。然后，老王约翰才在钟声交鸣与举国上下的欢呼中回返巴黎。当安茹公爵背约逃回，探望其妻子时，约翰国王只有重返英国，代替其子作为人质，希望仍能换来较为宽厚的和平。爱德华视之为宾客，每日设宴款待并赞为骑士的精英。约翰王在1364年以俘虏之身客死伦敦，葬于圣保罗教堂。现年26岁的查理于是登基为查理五世。

仅仅因为查理五世懂得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对臣民所加给他“智者”的雅号，也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右手老是伤肿，手臂也已残废，不能舞刀弄枪，据说他是被“坏蛋”查理下了毒。他虽身体不够强健，却能起用精干大臣，整顿政府内部，改革司法，重建军队，鼓励工业，稳定货币，支持文学与艺术，广集图册充实卢浮宫的藏书，为法国文艺复兴提供正统资料及其译作，使其成为国家文库的中心。他顺从贵族所请，恢复了封地通行税，但在他们上面另任命一位黝黑、扁鼻、头大颈粗的不列颠大汉贝特兰·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做三军统帅。查理深信这位“不列颠之鹰”优于一切英国的将领，决心将法国从英国的统治中救赎出来。1369年，他终于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正式宣战。

英国黑王子的回报是征服利摩日一城，并屠杀了城内3000名男女与孩童，这便是他的政治教育观念。这一政策并不有效，他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构筑工事、派兵防守、囤积粮食，做有利的抵抗。黑王子只有转向蹂躏广大的乡村，焚烧谷物，夷平荒凉的农家。这时，“不列颠之鹰”杜·盖克兰按兵不动，只骚扰敌人后部，并逮捕其运粮官，坐待英军饿乏，英军果然不支撤退。杜·盖克兰乘势进兵，将法国丧失的省份，一一收复。由于这位法军将领两年的卓越统率，加上国王与统帅君臣彼此依赖，除了波尔多、布雷斯特（Brest）、瑟堡（Cherbourg）与加来诸城外，英军均被赶出法国国境，法国的国界首次抵达比利牛斯山。查理和他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就在这胜利的顶峰上同一年光荣地去世（1380年）。

疯狂的国王（1380—1422）

法国查理五世去世后，按照世袭制，一位有趣的白痴成为继承人。查理六世12岁丧父，由诸叔代为摄政至查理20岁。他们纵容这位幼主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其时半个欧洲都濒临革命。1359年，布鲁日的工人戴上红帽，群起袭击历史上著名的市政厅，引发一场短暂的暴动。1366年，伊普尔城的低层阶级起而叛乱，大呼对抗富人的圣战。1378年，在佛罗伦萨城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1379年，朗格多克——法国南部中央地区——饥饿的农民，开始了一场为期6年的对抗贵族与教士的游击战争，其领袖下令“格杀一切具有柔软双手的男女”。1380年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叛乱，1381年在伦敦，1396年在科隆。1379年至1382年，革命政府统治根特全郡。在鲁昂（Rouen），一位肥硕的布商被城里的起义劳工加冕为王；在巴黎，人民用铅锤打死国王的收税官（1382年）。

查理六世于1388年开始执掌国政，起初4年治绩斐然，故赢得“受爱戴者”称号。不料，1392年，他发起疯来，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把她当作陌生的妇人，请她别再缠扰他。不久，只有仆役下人们稍微侍候他一下。5个月中他一直没换衣服，最后决定要给他洗澡时，还要十几个大汉一起强制才行。法国的王冠由一位可怜的白痴戴了30年之久，此时，一位雄赳赳的年轻英国国王正在准备重燃攻击法国的战火。

1415年8月11日，亨利五世率领1300艘船只与1.1万名士兵从英国渡海而来。14日，他们在塞纳河河口的哈夫勒尔（Harfleur）附近登陆。哈夫勒尔城奋勇抵抗，但终于不支而退。英军一面乘着战胜余威，一面迫于赤痢，转向加来进攻。法国的骑兵在克雷西城附近的阿让库尔（Agincourt）与之遭遇（10月25日）。法国人全未吸取克雷西与普瓦捷两役的教训，仍然仰赖骑兵作战。他们的马队为泥淖所阻；而前锋又被英军预先布置的鹿角锐桩所困，英国的弓箭手埋伏在周围，那些气馁的马匹掉头冲撞，本军阵营大乱。这时，英军趁势舞动锤矛、斧头与刀剑等各式武器砍杀法军，他们的国王奋勇率兵，毫不畏惧，终于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据法国历史学家估计，此役英军损失约1600名兵士，法军则达1万人。

亨利五世于1417年再度进攻法国，包围鲁昂。该城居民先吃尽了粮食，次及马匹，再及狗、猫。城里的老弱妇孺都被赶出城外以节省口粮，这群可怜的百姓想从英军阵线通过，也被拒绝。他们只有困在两军夹峙之间，毫无庇护地活活饿死，在无情的围困中，有5万法国人死于饥饿。该城投降时，亨利虽约束士兵勿屠杀城内的残存者，却向他们索取30万克朗，同时予以囚禁，直到付清赎款为止。1419年，他向巴黎进军，但这时的巴黎，一无所有，充满着腐败、穷困、残酷与阶级战争。法国这回所订的《特鲁瓦和约》（Troyes，1420年），比1360年更加屈辱，不但放弃了一切，甚至连国家荣誉都不计。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将女儿凯萨琳嫁给亨利五世，同时应允把王座与法国的统治权也让出去，并公开宣明太子不是亲子。皇后伊莎贝拉由于获得2.4万克朗的年金，对私通的指控也不辩白。的确，在那时的宫廷中，皇室后妃不容易弄清楚谁是其子之父。此时法国国王的太子尚据有法国南部，他否认这个和约，同时组织加斯孔（Gascon）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两地的军队继续作战，但英国国王已在卢浮宫内发号施令了。

两年之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死于赤痢，这些病菌是未签和约的。不久查理六世也追随亨利五世去世（1422年），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但因他未满周岁，故由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代为摄政。这位公爵与以前统治过法国的所有英国人一样，严厉非常。他一年内吊起了1万名土匪，以镇压抢劫之风，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的混乱。许多退伍的兵士——成为劫路者与骗徒——使道路不宁，他们甚至恐吓像巴黎与第戎（Dijon）一样的大城市。在诺曼底，战争的多次蹂躏，如同地狱恶浪的冲击，即使在较幸运的朗格多克城，也有1/3的人口失踪。农民逃往城市，或躲入洞穴，军队、各领主的人马或盗匪群来临时，他们就藏匿在教堂以求自保。许多农民不再回到他们那不安全的家中，只靠着乞讨或偷窃度日，不然便将死于饥饿或瘟疫。教堂、田地与整个城镇，都荒弃而任其破败。1422年，巴黎城中就有2.4万间无人住的空屋，30万居民中有8万人是乞丐。这时，人们不得不捕野狗为食。大街小巷到处是饿童的哭喊。

废墟中的生活

任何国家的经济与政府经过如此长期悲惨的瘫痪之后，其社会道德可想而知。杰弗里·德拉·图尔—朗德里（Geoffrey de la TourLandry）约于1372年写了两本书，只留下其中一本训女。该书写得温柔委婉，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尤其在那动荡之际，一般妇女淫荡犯罪，又复粗鄙无礼，他特别担心女孩子的清白与安全。这位正派骑士认为对抗这些诱惑的最佳之策，在于时时祈祷。该书反映出一个仍依从于文明情操与道德意识的时代。70年后，我们遇到马雷夏尔·雷斯（Maréchal de Rais）这位阴森可怖的人物——一位富有的布列塔尼大领主。他惯于以训练唱诗班为名而邀请孩童入其城堡，凡进入者他都一一杀之，用来祭祀他供奉的魔鬼，求取法术。他同时也为了乐趣杀害孩童，据说他会对着受到折磨的垂死合唱队员发笑。他干这勾当达14年之久，最后，才由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出面告发。他坦白招供一切，终被处死（1440年），但这只是由于他触犯了该地公爵的原因。因为像他那种地位的人，不论犯下何罪，很少受到审判。虽然，他所附属的贵族，也产生过许多英雄豪杰。像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深受弗鲁瓦萨尔爱戴与赞誉的加斯顿·菲比斯三世（Gaston PhoebusⅢ de Foix），都是个中人物。骑士精神的最后花朵，便绽开在这池泥沼里。

此时，平民的道德堤岸也跟着溃裂。残酷、背信与腐败处处可见，官民之间，贿赂公行；亵渎不敬之事，不足为奇。格尔森大法官（Chancellor Gerson）叹息说，最神圣的节日宴会，也唯以牌戏、赙博与咒骂为务。骗徒、小偷、流浪汉、乞丐，白天横行市街，夜里则群聚在巴黎奇迹场（Cours des Miracles）的一角，享受一天的所得。该地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些白天装作残废的乞丐，晚上一到那里，全都奇迹般地四肢健全起来。

那时，男色盛行，娼妓满街，男女私通之事充斥各地。14世纪的“亚当派”（Adamite）不但宣扬裸体主义，而且在公开场合实行，直到宗教裁判所将之取缔为止。淫秽画也到处售卖。据格尔森的记载，这些成人图片甚至行销于教堂或宗教节日。有些诗人像德尚（Deschamps）之流，尽为贵族命妇写些情歌艳诗。巴约（Bayeux）的执事长尼古拉·克莱芒热（Nicolas de Clémanges）形容其管区的各修道院为“信奉爱神的庇护所”。当时，国王、王子拥有情妇，被认为理所当然，因为皇室与许多贵族的婚姻，原只是政治性的结合，而无爱情存在。名门淑女不断公开讨论性关系的是非问题。勃艮第的“勇士”菲利普（Philip the Bold），于1401年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浪漫宫廷”，一些正经的男男女女，也混迹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圈子里。一位被称为“巴黎管家”、年逾花甲的无名氏，约于1393年写了一本奇书，我们在此书中，可略窥当时的情形：

我认为一对善良可敬的情侣结婚时，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别的一切均已丢开。我想他们在一起时应相互注视而少顾及他人；他们携手相对灵犀互通，不必一言一语……他们所有的特别乐趣、主要愿望和全心享受，就在这两心相悦和彼此体贴上面。

犹太人（1306年、1384年、1396年）与麻风病人（1321年）遭受杀戮，兽类伤人或人兽交合接受审判与行刑时，吸引无数热心群众围看，这一切都出现在那个时代。巴黎的英诺森教堂墓地，由于死人不断增加，以至埋葬的尸体刚刚化骨，就被挖出，以便腾出空位；教堂走廊两边的积骨堂里，堆着无数难认的白骨；尽管如此，这些场所，却是热闹非常，小贩在那里摆设摊位，妓女也在那里拉客。在墓地的一面墙上，有位艺术家于1424年费上数月工夫画了“死亡之舞”。画中，魔鬼与一群男男女女和孩童扭着舞，步步将他们诱入地狱。这幅画后来成为一个绝望时代的象征。死亡之舞的戏剧也于1449年在布鲁日城搬上了舞台。丢勒（Albrecht Dürer）、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与博施（Hieronymus Bosch）在其艺术里也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这个时代的诗歌，有一半充满了悲观主义。德尚几乎痛斥当时各阶层的生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衰弱、怯懦却又贪婪的老头，颟顸而又腐败。“世风日下”是他对那个时代的结论。格尔森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是活在衰废的世界里”，最后审判即将来临。有一位老妇人认为她的脚趾痛苦地抽动一次，便有一个灵魂被抛入地狱。她这种估计还算是保守，照一般的看法，过去30年来，无人能进入天堂。

百年战争的前40年中，各教皇被拘禁在阿维尼翁，受到法国国王的保护与支使。由受囚诸教皇从欧洲聚敛而来的大部分收入，都转入法国国王手里以支援对抗英国的生死战争。教会在11年中（1345—1355年）向法国国王进贡了339.2万克朗的款额。教皇屡欲终止战争，但均归无效。教会也因法国受到长达一世纪的摧残而连带严重遭殃。成百的教堂与修道院被废弃或破坏，那些下级教士也造成了当时道德的败坏。骑士与侍仆直到面临战争或垂死之际，才念及宗教。上天的残酷无情，确使他们转而对教义疑惧。人们虽然违背了一切戒律，仍旧战战兢兢依靠着教会与信仰。他们将钱财与忧伤一齐带进能安慰人心的圣母殿堂。理查或费勒（St.Vincent Ferrer）赤诚传道时，人们竟会全体陷入宗教的狂喜中。有些家宅所供奉的圣母塑像，只要轻轻一碰，圣母的腹部立刻开启，显露出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的塑像。

这一时期教会的学术领袖大部分是法国人。皮埃尔·阿伊（Pierre d’Ailly）不但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是教会最能干与最廉洁的领袖之一。他也是一位教士政治家。在君士坦茨宗教会议中，他曾补救教皇的分裂。他是巴黎纳瓦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avarre）的董事，其学生中有一位成为当时杰出的神学家。格尔森曾访问苏格兰低地，深为吕斯布吕克（Ruysbroeck）的神秘主义与兄弟会的现代信仰所感动。当他担任巴黎大学校长时（1395年），他虽一面在攻击这一神秘教派的自我主义与多神崇拜，一面又想将其信仰形式带入法国。他的6位姐妹为其议论与楷模折服，据说她们都终身守贞。格尔森指责百姓的迷信，及星象、魔术、医药的伪劣，但也承认法术之于心理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对于星象的知识，贫乏得不足以做专门预测。我们甚至不能精确认识一个太阳年。由于光线传到地面需经过种种媒介物而发生折射现象，我们因此无法说出星球的真正位置。格尔森虽主张在教会里实行民主，有所约束并尊重咨议会的最高地位，却赞成法国应有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这种矛盾可能是由于他觉得“法国境内需要秩序更甚于自由”这一情况造成的。他风格特别，诚属一代伟人。正如歌德所说，他的道德学养俱佳，其所以有如此天真的想法，是因为受到时代的感染。他领导消除教皇之间的对立情形与改革教会的运动。胡斯与布拉格的哲罗姆遭火刑，他也曾插一手。

在民生凋萎中，上层人士照样锦衣玉食、富丽其屋；老百姓却衣履寒素，仅够蔽体；中产阶级不顾禁律，也都模仿国王的服饰，穿起染色的红袍或饰以毛边；贵族领主则穿紧身衣裤，披上华丽斗篷，帽上羽毛在朝拜时摇曳拖地。有些人鞋尖加上角钩，与鞋跟的暗饰相配。贵妇们爱戴像教堂尖塔的圆锥帽，穿紧身衣、花裤及装缀羽毛的曳地长裙，仪态高贵；她们优美地展露酥胸，却又以面纱遮面，以增魅力。从前只用来装饰的纽扣，那时已流行转做系扣之用。丝绸、金丝布、锦缎、花边及头发上、颈脖上、手腕上和衣鞋上用的各项珠宝，使一个胖妇也装扮得十分光彩。满身珠光宝气的上流妇女，几乎呈现了画家鲁本斯（Rubens）那五彩缤纷的丰富色调。

玻璃窗已普遍使用，穷人的住屋却仍与几个世纪前一样。有钱人的别墅与城市中的宅第不再是阴暗的城堡，而变为宽敞舒适、装设豪华的大厦。里面有广大的喷池庭院、宽阔的回旋楼梯、凸出的阳台、耸入云霄且不会积雪的尖斜屋顶，除了主人的大厅与卧房外，还附有佣人房、贮藏室、守卫室、门房、织布室、洗衣间、酒窖与烤房。有些著名的巨宅像皮埃冯茨（Pierrefonds）与沙托丹（Châteaudun），早已预兆为卢瓦尔河畔的皇家城堡。比当时其他宫室保存得更完美的，是大资本家克尔（Jacques Coeur）在布鲁日城所建的巨宅。该宅占了整条街道，里面有雕花石砌的哥特式高塔，华美的飞檐与浮雕，文艺复兴式的窗户。其内部陈设豪华……壮观的壁炉，至少可温暖房间的一侧及其住客；精细镂刻的坚实桌椅；摆在有花毡装饰的墙壁下的软垫长椅；巨型的镜台与展示金银盘碟及晶莹玻璃杯的橱柜；厚重的地毯，橡木或上釉瓷砖的光滑地板，及领主全家四口都睡得下的有漂亮帐盖的大卧床。14世纪和15世纪的男女，就赤裸地睡在这些可以躺卧的宝座上；睡袍这种麻烦的东西在当时尚未流行，也并非必不可少。

文学

在废墟中，一些才子与才女仍继续行文著书。里拉的尼古拉写了一本《永恒之后》（Postillae Perpetuae，1322—1331年），对《圣经》的理解贡献颇大，也为伊拉斯谟译《新约》与路德德译《圣经》铺了路。那一时代的小说盛行，安托瓦内·德·拉·萨莱（Antoine de la Salle）写了《百篇奇谭》（Cent Nouvelles）那类轻松的香艳故事，或是像《花神与白花》（Flore et Blanchefleur）那种骑士艳史。几乎同样新奇的是列日城一位医生马尔·让·奇德维尔所写的一本书，他自称为约翰·曼德维尔男爵，在约1370年出版了有关埃及、亚洲、俄罗斯与波兰的一本真实游记。约翰宣称他拜访过福音书里所提到的每个地方：那“恬静的圣母玛利亚上学的房子”，那“有温泉供我们救世主洗涤使徒双脚”的地方，那圣母玛利亚“曾栖息其中，从她圣洁的双乳挤出奶汁”的教室，“在那教堂中她所倚过的大理石柱上，至今仍有她奶汁的滋润；凡是奶水滴落之处，地面仍然是那样滑润和洁白”。“胡子约翰”在描写中国时，最有声有色。其文字的流畅，极少带有学究气味。当他叙述一个人“如何一直朝东面走去，最后会再回到原地”时，也像凡尔纳（Jules Verne）写“路路通先生”（M.Passepartout，《环游世界80天》的主角）时一样，偶尔会触及科学。他饮了两次青春之泉，却由于患了风湿（可能由于从未离开列日所致）而跛着腿返抵欧洲。这些游记被译成上百种语言，在中世纪晚期轰动一时。

14世纪最灿烂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弗鲁瓦萨尔写的《年代纪》（Chronicles）。他于1338年出生在瓦伦谢讷，早年即投身诗歌，24岁那年，渡海到伦敦，献诗于爱德华三世的王后菲利帕。他于是成了王后的秘书，周旋于英国贵族间。过分的谀赞奉承，使他失去对历史的公平客观。一股酷爱旅游的热望，使他不久即离开秘书工作，遍游苏格兰、波尔多、萨伏依及意大利等地，然后回到海诺特成为希梅教堂（Chimay）的一位宣道牧师。其后，他决定用散文写书，并向诗文发展。之后他再度游历英法两国，努力收集材料。他回到希梅教会，即献身完成“这本高贵而愉悦的历史……当我去世后，它将广受需求……激励胆识并示以若干光耀的典范”。此书的动人程度，胜过一切传奇，1200页的丰富内容，起伏变化，高潮迭起，使读者一开始便觉得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气而想畅览全书。像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一样，这位牧师也爱战争甚于一切。他深为战斗、豪侠与贵族风格所着迷，老百姓出现在其篇幅中，只是扮演贵族斗争下的牺牲角色。他不调查各种动机，太相信表面好看或存有偏见的记录。他并不讳言在叙述中加入自己的哲学。他虽只是一个编年史家，却是所有编年史家中最卓越的一位。

那时戏剧也盛行于整个社会。神迹剧、道德剧、奇迹剧、幕间小插剧与喜剧，经常在城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其内容越来越俗世化，幽默也经常染上粗俗的成分。虽然如此，宗教的主题仍占首位，人们绝不会看厌表现耶稣受难的那种场面。当时最有名的戏剧公会组织——巴黎的圣主爱好社（Confrairie de la Passion de Nôtre Seigneur）即专门上演耶稣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的事迹。有一本阿尔努·格雷邦（Arnoul Greban）编写的耶稣受难剧，竟长达35000行。

诗人也有同业公会组织。图卢兹在1323年建立了诗学社。在该社的赞助下，诗歌公开竞赛的目的在于复兴抒情派诗人的精神与艺术。性质相同的文学社也在亚眠、杜亚与瓦伦谢讷各地成立，为黎塞留（Richelieu）的法国学术院铺路。国王及王公大臣等在家里都供养着诗人、吟游歌手与丑角。“好人勒内”这位安茹和洛林（Lorraine）两地的公爵兼那不勒斯的挂名国王，在南锡（Nancy）、塔拉斯孔及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等处的宫廷中供养了一群诗人与艺术家。由于他本人的造诣不输于手下最卓越的诗客，因此赢得“首席抒情派大师”的尊号。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眷顾厄斯塔斯·德尚这位礼赞女性之美的诗人。他虽结了婚，却在他长达12000行的《结婚之镜》（Le Miroir de mariage）一诗中，评斥婚姻；同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凄惨与邪恶表示惋叹：

啊，天道无常，世态昏沉，时代乖张，

我少成就，贫乏无奈，

黎民受诅，忧伤满怀！——

我知来日世界，一片茫然，

哀尔全民，岂不应该？

郁郁悲怆又遍处荒乱，

一切行藏，均服罪难。

苦恼之世今日即来。

比桑（Christine de Pisanu）是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的女儿，她在巴黎长大，她丈夫死时，留下3个子女和3个亲戚要照顾。她就靠写优美的诗歌与爱国的历史，奇迹般地维持生计。她被推许为西欧第一位以笔耕谋生的女人，当无异议。另外，诗人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更幸运，他的情诗《无情淑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婉转地轻责女人不该掩藏其娇媚——这诗使贵妇们大为心动，据传说法国一位准皇后——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在这位诗人于长凳上小睡时，曾偷吻过他的双唇。一个世纪之后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曾经动人地描写过这段逸事：

当很多人正为此事惊异——实在来讲，造化竟将一个美丽的灵魂安置在最丑的身体里——这位贵妇却告诉大家不必为此事惊奇，因为她所吻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那能吐露珠玑的美妙嘴唇。

那时，最优秀的法国诗人，并不需要写诗，因为他是皇族，是查理六世的侄子和路易十二的父亲。但这位奥尔良的公爵查理，却在阿让库尔之役被俘而软禁在英国达25年之久（1415—1440年）。在那里，他以沉重的心情写些儿女柔情及法国悲剧的诗歌，来宽慰自己。全法国曾一度歌咏他写的咏春之歌：

新岁脱下了

风风雨雨凛冽的冬日外袍；

他已换上金衣，

带来了美好的季节和春阳的甜笑；

树林或原野里的鸟兽，

无不歌唱、嘶叫，

新岁已除去了他那寒冷的外袍。

即使在英国，也多佳丽。查理看到这些娴静的美女姗姗而行时，暂时忘了忧伤：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真是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她内在的一切端淑品德

人人都会赞赏称最。

她朝朝清丽，无与伦比，

面对佳人谁会疲累？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就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查理最后获准回到法国时，他将布卢瓦的城堡布置成一个文学与艺术的乐园。贫穷又犯过罪的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也同样受到接待。当查理年老、无法再参加年轻朋友的聚会时，他写下优美的诗行向朋友致意，这首诗成为他的墓志铭：

所有朋友为我致意，

各位现在一堂相聚，

假如我也能参与，

试想我该何等欣愉；

但年龄却拘我在狱。

很早以前，我的生命

充满青春欢乐，而今却已消逝；

在巴黎过着如此自由的生活，

过去我是情人，而今绝不再是。

别了，我将不再看到好时日！……

我心致敬所有朋友。

艺术

这一世纪法国的艺术家虽较诗人优越，但均因国内的贫困而蒙受其苦。那时，在城镇、教会或皇室，找不出一位富有的奖掖者来资助他们。原来那些借着壮丽殿堂，夸示行业公会坚定信仰的社区，也由于王权的伸张与地方经济扩展为国家经济，已趋于衰落或毁弃。法国教会已不能像12世纪和13世纪那样，再去资助那些矗立于法国土地上的伟大建筑。信仰与财富同趋没落，几个世纪来十字军与各大教堂所怀抱的希望——表现在功业与祈祷上——现已丧失其原始的狂热。苍白的14世纪完成的建筑，远逊于在康乐富足的年头下着手兴建的。尽管如此，建筑家让·拉维（Jean Ravi）还是完成了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1351年），鲁昂则在供奉圣母的大教堂边又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1302年），而普瓦捷更为圣母院添盖了巍峨的西廊（1379年）。

辐射状的哥特式建筑，1275年以后已渐由几何图形的哥特式建筑取代。波尔多城即照此风格建造其教堂，卡昂（Caen）城在圣皮尔（St.Pierre）教堂上升起了壮观的尖塔，奥沙（Auxerre）城扩建原教堂，加盖了一所新的本堂，库唐斯与亚眠两地各在其古老的圣院外又添了美观的小礼拜堂，而鲁昂则以巍峨的圣奎恩（St.Quen）教堂增加该城建筑的光彩。

14世纪的最后25年，当法国自认胜利之际，建筑家又推出一种新的哥特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活泼，雕镂精致，窗饰复杂奇妙，装置设计美轮美奂。棱斜的尖拱门，现已变成斜弧形的圆锥拱门。因其形如火舌，故将这种风格的建筑命名为火焰式。这时，柱头已经废弃不用，柱身则刻上凹槽或凿成螺旋状。唱诗房、厅房雕饰华丽，铁制的围屏饰上精致的花边；建筑上的三角穹隆成钟乳石形状；拱形圆顶改成无数时隐时现的交错弯梁；窗户框架避免用老式的立体几何构型，而代以动人的柔和线条与不易了解的独特风格。那些高耸的尖塔似乎只是装饰品，正面的结构都隐藏在里面。这种新的风格，首见于亚眠教堂里的圣巴普蒂斯特（St.Jean-Baptiste）小礼拜堂（1375年）。1425年，便已风行法国；1436年，这种柔美新奇风格的出现，鲁昂城的圣马克卢（St.Maclou）教堂建筑便是其代表之一。可能由于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激起了法国的民心士气与军事力量之复苏，商人财富聚积（如克尔），新兴中产阶级倾向于房舍的踵事增华，这种火焰式的新风格在15世纪前半期，大为兴盛。哥特式那种女性味的建筑形式，一直留存到法国国王与贵族从意大利的战事中带回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观念为止。

平民建筑的滋长显示着当时世俗主义的兴起。贵族认为教堂已多，因此转而建筑宫邸以供百姓观瞻，并供给其姬妾居住；富裕的市民花费巨资装饰家宅；各城邑则建造堂皇富丽的市政厅来显示财力。有些医院，环境设计清新优美，有助于病患复原。在阿维尼翁，各教皇与大主教召集并供养各种各类的艺术家，但法国的建筑家、画家与雕刻家聚集在贵族或国王左右。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建造了温森斯别墅（Vincennes）与巴士底狱（Bastille），同时任命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安德烈·博纳沃（André Beauneveû）雕刻菲利普六世、约翰二世与他自己的形象，以作为齐集于圣丹尼斯教堂（St.Denis）地下室的皇家陵墓的堂皇装饰。奥尔良的路易兴筑了皮埃冯茨（Pierrefonds）别墅，而伯利一地的约翰公爵，虽对农民苛刻，却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

雕刻家兼画家博纳沃在1402年为这位公爵的《圣经诗篇》做过插画。这只是顶端有连续插图的诗集，也被称为“平面艺术中的室内乐”。另外，画家雅克马尔·德·赫斯丁（Jacquemart de Hesdin）也为这位有欣赏力的公爵绘制了《小祈祷》（Les Petites Heures）、《纯祈祷》（Les Belles Heures）与《大祈祷》（Les Grandes Heures）的插图，这些图画都是用来阐释每日7次正规祈祷时间使用的“崇拜六字”。同时也为约翰公爵及波尔（Pol）、雅翰内奎因（Jehannequin）与林堡的赫尔曼·马鲁尔（Herman Malouel）三兄弟绘制了《富足时代》（Les Tres Riches Heures）。这个画册包括65幅描绘法国生活与风景的精美小画，包括贵族的田猎、农夫的耕作及银色无垢的乡野雪景。《富足时代》诸画页及为“贤君”安茹的勒内而绘的画像，藏在尚蒂伊（Chantilly）城孔德（Condé）博物馆，甚至不让游客观赏，然而它们也仅仅是此类稿本装饰画的最后余晖而已。因为在15世纪，枫丹白露、亚眠、布尔日、都尔、摩兰、阿维尼翁与第戎各地木刻艺术蓬勃发展的那种插画艺术已受到壁画与版画的挑战，更遑论为勃艮第公爵们效劳的诸大画师。博纳沃与比利时埃克（Van Eyck）兄弟将佛兰德斯的绘画风格传入法国；意大利画家马蒂尼（Simone Martini）与阿维尼翁的其他意大利人及安茹王室在那不勒斯的统治（1268—1435年），又加深了这种影响。因此，意大利的艺术早在法军入侵意大利之前，便已影响了法国。法国的绘画直到1450年方才崛起，其成熟则表现在法国维勒那夫（Villeneuve）的那幅无名氏所画（现藏于卢浮宫）的《圣殇》。

富凯（Jean Fouquet）在法国绘画史上是第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他生于都尔（1416年），曾在意大利研究7年之久（1440—1447年），然后怀着对古典建筑风格的偏好回到法国普桑（Nicolas Poussin）与洛兰（Claude Lorrain）。那时画家们均为古典建筑的狂热信徒——尽管如此，他仍然画出了几幅个性鲜明有力的画像。尤维纳尔·德斯·乌尔森（Juvénal des Ursins）大主教同时也是法国大法官，画上的他显得强壮、严厉而果敢，但缺少政治家的机智。又如这一王朝的财政大臣艾提纳·谢弗里尔（Etienne Chevalier）的画像，显示出一位忧郁人物因无法征税去供应政府的花费而烦恼。此外，尚有受到圣女阿格尼斯·梭蕾（Agnès Sorel）恩护的查理七世画像；而肤色如同玫瑰的圣女阿格尼斯，大师富凯却将之画成两眼低垂，胸脯隆起，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母。同时，富凯又为谢弗里尔的《祈祷书》（Book of Hours）画了装饰画，使枯燥的仪式化祈祷沾上了卢瓦尔河谷芳丽的景色。藏在卢浮宫的一枚彩釉大奖章，保存了富凯的自我写照，不像拉斐尔高骑骏马俨如王子，而是一位身穿工作服、热心而谦虚、忧郁却坚决的朴实画匠，眉梢上凝聚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贫困。尽管如此，他仍一帆风顺地优游在历代国王之间，最后成为那位主意不定的国王路易十一的御前画师。经过多年的辛劳，他终于成名，但不久即去世。

圣女贞德（1412—1431）

1422年，查理六世那位受到否认的儿子自封为查理七世。绝望中的法国原对他颇寄厚望，终却失望更深。这位胆怯、懒散而又轻率的20岁青年，配不上他自己宣称的国王封号。他和法国人民一样怀疑自己的合法血统。富凯为他作的画像里，有一张平平常常带些悲戚的脸，低垂下陷的眼睛，及一只过长的鼻子。他战战兢兢地信教，每天要望3次弥撒，绝不让祷告时间空过而忘了朗诵指定的祈祷文。但剩余的时间，他去陪伴他那一长列的情妇，他的原配王后生了12个孩子。他典卖珠宝甚至自己穿的大部分披肩大氅，都用来支援军费、抵抗英国，但他自己厌恶战争，将艰苦战事交给手下的大臣与将军。不幸这批文武大臣既不热心也不警觉，他们彼此之间只会忌妒争吵——只有忠心的让·迪努瓦（Jean Dunois），这位路易的嫡子，奥尔良的公爵除外。当英军南进包围该城（1428年）时，并未遇到一致的抵抗行动，当时秩序一片混乱。奥尔良城位于卢瓦尔河的湾口，当时南部各地对查理七世的效忠态度暧昧，一旦陷落，势将加入北部而使全法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时，北部与南部同时都注视着奥尔良这场战役，并且祈祷着奇迹出现。

法国东界濒临默兹河的一座遥远村庄，也怀着爱国与宗教的热诚参与这场战事。该村农民在信仰与情绪上完全属于中世纪，他们身处凡世却心在超世，他们确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许多妇道人家甚至发誓说曾见到那些神灵，还对她们说过话。那里的男女，就像全法国乡村一般，都把英国人认作是将尾巴藏在外袍下摆里的魔鬼。流行在那村庄的一种预言说，上帝将在某天派遣一位圣女把法国从这些魔鬼手中拯救出来，而结束这场被撒旦长期统治的战争。栋雷米（Domrémy）的庄主夫人将这个预言偷偷告诉她的教女贞德。

贞德之父雅克（Jacques d’Arc）是位富农，他对这些传说，大概不甚在意。但贞德在这些笃信上帝的村民中却素以虔诚闻名。她喜欢上教堂，热衷于告解，并忙于教区的慈善工作。在她的小花园里，她亲自喂食禽鸟。有一天，她在禁食时，认为自己看见一道异光照在她头上，同时听到有种声音在呼唤：“贞德，做个顺从的好孩子，常常去教堂。”那时她才13岁（1424年），也许由于若干生理上的变化，这位正处于敏感年龄的少女，显得迷惑而神秘。嗣后5年，她所听到的“呼唤声”——她称呼这种幽魂之名——曾多次向她劝告，直到最后仿佛是天使长米迦勒在命令她：“快去救援法国国王，你应助王复国……去瓦库勒尔（Vaucouleurs）见博德里古（Baudricourt）队长，他会引你去见国王。”又一次，她听到那声音呼唤道：“上帝的女儿，你得引导王子前往兰斯，使他在那里荣耀地接受涂油礼与加冕礼。”因为查理七世在未受教会涂油以前，法国上下将会怀疑他的神圣统治权。倘使圣油淋注在他头上，法国便会一致追随他而得救。

经过长时间困扰与犹豫再三之后，贞德终于将这件怪事向父母吐露。她父亲想，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要担负如此重大的任务，不禁大为震惊，他绝不准她这样做，否则要亲手淹死她。为了进一步约束她，他唆使一位年轻村民宣布贞德已答应嫁给他，但遭贞德否认。由于她曾向天上的圣徒们许愿，永葆贞洁并服从他们的训谕，她便逃往其叔父处，求其叔父带她前往瓦库勒尔（1429年）去找那位队长。博德里古队长要这位叔父好好赏给这位17岁的女孩一顿巴掌，并打算将她送回其父母处。但贞德冲到队长面前，并且坚决声称她是奉上帝派遣来帮助查理国王解救奥尔良的。这位老粗队长，被贞德的态度弄得糊涂，态度软和下来。他虽然认为贞德是受到魔鬼蛊惑，但还是派人到希农（Chinon）去征求国王的同意。结果皇室下诏召见，博德里古队长给她一把剑，瓦库勒尔的人民则为她买了一匹马，这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有6位士兵愿意护送她前往希农。可能是为了防范男性侵犯，或为了便利骑马，并为了获取军中官兵的好感，贞德改换男装，穿上军服短褂马裤、绑腿与马刺，还将头发剪短成男孩模样。她镇静而有信心地骑马上路，经过各个城镇时，人们搞不清楚，一面害怕她是个女巫，一面又崇拜她，当她是圣徒。

经过11天450英里的行程之后，她终于见到了查理国王和国王左右的大臣。当时查理国王虽然穿着没有皇家气派的破旧衣服，但贞德立即认出了他（传说是如此），并且向国王敬礼说：“仁慈的殿下，上帝赐您长寿……我名叫贞德，天主借我传示于殿下，您将在兰斯接受涂油与加冕，凡是法国之王，应为天主的代理。”一位那时的随军牧师后来说，她是来确认国王的合法身份的。有些人认为，自贞德与查理初次会见起，她即接受这位教士作为她言论的合法解释人，并照他们的指示向国王建议；在王室的政策制定上，各主教可以通过贞德来更换高级将领。不过，查理对贞德仍有怀疑，便派遣她前往普瓦捷接受有学问之人的考验。他们并未在她身上发现邪恶，又另委派一些妇人检查她的贞洁，结果她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她们认定一位贞洁的少女，应有特权作为上帝的役使与传信人。

奥尔良的迪努瓦将军向守军保证说，上帝即将派遣一个人来援救他们。他听到贞德这位圣女，于是存着一半希望，请求朝廷立刻派遣贞德前来。朝廷同意，让贞德骑着黑马，穿着白盔白甲，手里举着绣有法国百合花纹章的白旗，由一群护卫带着准备分给围城人民的粮食，同往迪努瓦将军那里。进入该城（1429年4月29日）并不困难，因为英军并未全部包围，而只是将两三千士兵（少于奥尔良的守军）分派在近郊的十几个要塞。城里的人，欢呼贞德为圣母的化身，虔诚地愿跟随她赴汤蹈火，拥着她上教堂，她祈祷时他们也跟着祈祷，她哭泣时他们也跟着哭泣。士兵们听到她的训话而离绝情妇，拼命地表现他们不再犯亵渎神明之罪。他们中有一位名叫拉·希雷（La Hire）的队长，觉得这事不可能，圣女贞德令他指着指挥棒发誓，以求天断。于是这位加斯孔地方的雇佣兵队长念出了下面这段有名的祈祷：“上帝啊，如果您是加斯孔队长，而拉·希雷为上帝，则拉·希雷为您做什么，求您也同样为他做什么。”

贞德送信给英军统帅塔尔博特（Talbot），建议两军应如兄弟般联盟，同向巴勒斯坦进军，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圣地。塔尔博特认为这一建议超过了他的权限。几天后城内有批守军，瞒过迪努瓦与贞德，偷偷出城，攻击英军的一座营地。英军奋勇抵抗，击退法军。迪努瓦和贞德这时已听到骚动，上马命令士兵再次出击，结果大胜，迫使英军放弃据点。翌日，法军再度攻击并占据其他两座英军营垒，交战时贞德曾随军深入敌阵。她的肩膀在第二次迎战时，被箭所伤，但裹好伤处，她再次投入战场。这时，纪尧姆·迪斯（Guillaume Duisy）的巨炮将每颗重达120磅的炮弹轰入英军的坚固营垒。贞德并未看到英军营垒陷落及胜利的法军屠戮500名英军士兵的情景。塔尔博特最后认为其兵力不足以围城，因而向北撤退（5月8日）。这时法国举国欢腾，一致承认“奥尔良的圣女”实为上帝的万能。但英军却视其为女巫，同时发誓不论死活都要捉到她。

胜利的第二天，贞德动身往见正从希农前来的国王。后者以一吻来迎接她，并且不顾通过敌区的困难，接纳了她穿过法国向兰斯城进军的计划。法国国王的军队分别在默恩（Meung）、博让西（Beaugency）、帕特（Patay）各地与英军遭遇，结果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令圣女也为之震恐并使这场战役失去光彩的，是法军报复性的屠杀。贞德看到一位法兵在杀害一位英国囚犯，下马双手捧住那位垂死者的头，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人去请一位听告解的教士。7月15日，国王进入兰斯；17日，他在庄严的大教堂中以盛大的仪式举行涂油礼与加冕礼。这时，从栋雷米村庄赶来的贞德的父亲雅克，看到他的女儿仍然穿着男装，神采飞扬地骑马经过法国的这个宗教首都。他没有放过这个光荣的机会，通过女儿的斡旋，为其村庄争取到免税权。贞德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她想：“倘如上帝乐意，我便可离去，回家与兄弟姐妹去放羊了。”

战争的狂热已注入她的血液。全法国有一半人为之欢呼，视她为神召的圣使，她现在几乎已忘了自己是圣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位战士。她约束部属很严，常常恳切地开导他们，禁止部下放荡冶游——这事原已在军中成为习惯。有一次当贞德发现两位妓女陪伴着士兵作乐，她立即拔剑毫不容情地向其中一位妓女猛刺，竟使剑刃断在尸身上。她随同国王领军攻打英军掌握中的巴黎，充当前锋以破除第一线敌方战壕，当攻至第二线时，她大腿中箭，但仍不退却，并鼓舞士兵。这次攻击不幸失败，损失了1500人。于是大家开始责怪贞德的想法；认为祈祷可以打败炮火的想法实在可笑，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向并非如此。有些忌妒的法国妇女幸灾乐祸地看贞德笑话，指责她不该在圣母诞辰的节日出兵打仗（1429年9月8日）。贞德带着溃败队伍退入贡比涅（Compiegne）城。不料在该处受到勃艮第与英军的联合包围。她勇敢地率军突围，但遭击败。最后她想撤回城内，发现城门已经关闭。她终于被拖下马来，成为卢森堡约翰男爵的俘虏（1430年5月24日）。约翰男爵礼敬地将她先后安置在博略（Beaulieu）与博尔维尔（Beaurevoir）两地的城堡中。

约翰男爵幸运地俘获贞德，这却将他带至危险的困境。他的领主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普公爵要求这份珍贵的奖品，而英方则在敦促约翰男爵将贞德交出，想对她施以屈辱刑罚来驱除贞德那份鼓舞法国人民的魔力。曾因支持英军而被赶出教区的博韦（Beauvais）的主教皮埃·科雄（Pierre Cauchon），这时也受英方派遣，而挟财势兵力之威，与约翰男爵商谈将贞德移交给英国。如此事办成，他可获得鲁昂大主教一职以为报酬。这时控制巴黎大学的约翰男爵，怂恿一批腐儒力劝菲利普以妖女与异端的罪嫌，将贞德交给那一地区教会领袖科雄——贞德就是在那里被俘的。这一建议受到排斥后，科雄再以1万克朗向菲利普与约翰男爵行贿，结果他们仍嫌不足。英国政府于是对北海岸的低地国家实施全面禁运。约翰男爵最富庶的税收来源地佛兰德斯因而面临破产。约翰男爵经不住其夫人与菲利普的恳求，不顾其贤善之名，终于接受贿赂而将贞德交给科雄，然后带往鲁昂。她在那里正式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囚犯，却是由英军看守而被关在鲁昂市长沃里克（Richard Neville Warwick）伯爵辖下的一座堡塔中，双脚扣上脚镣，腰间绑上铁链，系在一根横柱上。

审判从1431年2月21日起，持续到5月30日。由科雄主持，其手下一位教士充当原告，另一位多米尼克派僧侣代表宗教裁判所，再加上40位对教理与法律有研究的人士做陪审。贞德被控为异端。当时教会为制止邪术分子侵染欧洲，早已向神灵宣称要处死异端分子。因此，女巫每因称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而遭焚死。当时教内外人士曾一致认为，凡是这类人，实际上可能已入魔道，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贞德案子的一些陪审员，似乎相信她也如此。据他们判断，贞德否认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的代理者，否定教会的权威，认为比不上她所听到的“呼唤”，由此就可证明她是妖女。这一点根据于是成了当时法庭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然而，他们还是被她那种单纯而无邪的回答，及虔诚贞洁的心灵感动。他们都是男人，有时似乎也为19岁少女感到痛惜。她显然是英国恐惧下造成的牺牲品。沃里克以军人的率直性格说：“英国国王为她付出了高价，绝不会让她好死。”有些陪审员主张这事该由教皇来处理——如此可使贞德本人与法庭不受英国的主宰。贞德也表示愿意将自己交给教皇来裁决，但她同时提出的坚决声明害了她。她说：有关信仰的问题，她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但关于她服从“呼唤”的所作所为，却深信只有上帝才能裁判。法官们即以此点为异端。这时，由于连续几个月的疲劳讯问，贞德竟被诱签了一份悔过书。待发现她仍被英国司法当局处以终身监禁时，她否定了该悔过书。这时，英军包围法庭，扬言若贞德被免除火刑，他们即索取众法官的性命。5月31日，一些法官集会，终于判贞德死刑。

受刑那天早上，鲁昂市场空地上高堆着木柴。旁边搭起两座平台，一为英国温切斯特的红衣大主教及其高级教士，一为科雄及众法官；另有800英军站立警卫。贞德由载货马车带入，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教士伊桑贝尔（Isambart）伴送。这时贞德要求一个十字架，一个英兵以两根交叉的木棒递给她，她接受后要求再给她一个受过教会祝福的十字架。伊桑贝尔于是劝使在场官员从圣索沃（St.Sauveur）教堂带一支给她。时已正午，英军不耐烦而骚动。“你想请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吗？”他们的队长吼叫道。这时，他的手下便将贞德从教士手中夺下，带到火刑柱上。这时，伊桑贝尔在她面前举起了十字架，另一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跟她一起爬上柴堆。柴堆点燃，火焰即在她双脚周围升起。这时，她看到那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仍然在侧，催促他离开柴堆到安全之处。她口中呼唤着她听到的“天上之音”、圣者、天使长米迦勒与耶稣，痛苦地受焚而死。英国的一位大臣对此事预先下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他喊道：“我们完了，我们烧死了一位圣徒。”

1455年，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命令，对贞德受刑的罪证重加审查。翌年（此时法国已经胜利），教会法庭宣布1431年的判决为不当而无效。1920年，教皇本笃十五世终于将这位奥尔良出生的圣女列入教会圣徒之林。

法国得救（1431—1453）

我们不可夸张圣女贞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没有贞德，可能迪努瓦与拉·伊雷也可解奥尔良之围。贞德那种冒险的攻击战略，虽然赢得某些战果，但也损失了其他方面的收获。英国这时已感到百年战争耗费国力。1435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这位英国的盟友，因厌战而与法国单独媾和。他的背叛终于削弱了英国对南部降服诸城的控制。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驱除了外国的驻军。1436年，沦陷达17年的巴黎，最后将英军赶出，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终于还都亲政。

说来奇怪，这位一向游手好闲幽魂似的国王，这时学会了治国统政——选派贤臣，整编军队，惩戒捣蛋的贵族，凡有关国家自由的大事，他都处理。圣女贞德一案固然让他有所感怀，但是查理并未给予一臂之力去救助她，这说明他仍然庸弱。幸得他有位不凡的岳母约兰德（Yolande）时加指点，鼓舞他应接纳贞德并予支持。现在——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她终于将国王十年来魂牵梦萦的情人，送入女婿的怀抱。

阿格尼斯·梭蕾是土伦（Touraine）一位乡绅的女儿。她幼时父母双亡，而由洛林的公爵夫人伊莎贝拉抚育长大，教养良好。她在23岁，即贞德死后第一年（1432年）被带往在希农的法国国王行宫，查理迷上了这位栗色长发的佳丽，又爱上她的甜笑，就选她入宫。查理的岳母约兰德也觉得这位女孩温顺听话，想利用她来影响国王，于是力劝其女玛丽接受这位女孩成为她丈夫查理国王的新宠。阿格尼斯·梭蕾至死都一直本分地服侍国王。日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此问题极富经验，曾称赞这位“美丽妇人”比隐居的修女对法国贡献更多。查理“从她双唇吸取智慧”，她使查理愧于过去的怠惰、懦弱，变为勤勉奋发。他聚集贤臣良将，使里乞蒙为之治军，让克尔整顿国家财税，重用擅长炮战的布罗将军（Jean Bureau），这位将军曾使顽强的贵族个个慑服，并使英军逃窜到加来港口。

克尔是商业界领袖。他出身寒微，少受教育，但精于计算。在和东部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上，他是敢于同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竞争且获胜的法国人。他拥有配备良好的7艘商船，雇用囚犯或从街上捕捉流浪汉充当水手，打着圣母旗号航行海上。他积聚了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财富，数目约为2700万法郎。1436年，查理让他负责铸造钱币，不久又要他负责政府的税政与开支。1439年召开的国民议会，由于一致热烈支持查理将英军赶出法国，以一连串有名的法令（1443—1447年）授给国王全法国征税权，包括嗣后佃户付给封建领主的一切税额。政府的税收，现每年已升到180万克朗。从此以后的法国王朝再也不像英国，而能从国民议会的“控制钱袋权力中”脱离出来，并能抵制中产阶级主政的增长趋势。这种全国征税制度，供给了法国战胜英国的基金。但由于国王可以有权提高税额，这一制度又成了王室压榨的主要工具，引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克尔在法国财务工作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他一面赢得多数人的赞扬，一面也惹起少数有势力者的仇恨。1451年，他被控雇人毒害阿格尼斯·梭蕾（从未获得证明）而遭逮捕，随后就被定罪、放逐，其财产悉数充公——一项借刀杀人的妙计。他逃抵罗马，充当教皇舰队司令，前往解救希腊的罗德斯，结果在希腊希俄斯得病而死，享年61岁（1456年）。

在此期间，由克尔辅佐的国王查理七世，建立了一套平实的货币制度，重建了破碎的村庄，推动了工商业，恢复了法国的经济。他迫令军中解散私人派系，同时改编军队，首次组成欧洲常备军（1439年）。他训谕每一个教区由人民选出精壮市民，免除一切纳税，自备武装，操练武器，随时准备听候国王的命令。后来将英军赶出法国的，便是这些免税的弓箭手。

1449年，法国国王已准备撕毁1444年签订的停战和约。英国又惊又怕，其内部的争斗，已削弱了原有的势力，15世纪英国在法国维持一个没落的帝国，其花费正与20世纪在印度一样高昂。1427年，法国花费了英国6.8万英镑，却只带给英国5.7万英镑的收入。英军奋勇作战，但不够聪明。他们长久依赖弓箭手与木桩，在克雷西与普瓦捷之战中曾阻挡过法国骑兵的战略，但在福尔米尼（Formigny）一役（1450年）用来对抗布罗指挥的大炮，却无所施为。1449年，英军自诺曼底大部分地方撤退。1451年，他们放弃了都城鲁昂。1453年，英军统帅塔尔博特大将在卡斯蒂永（Castillon）战败被杀。波尔多城投降，整个吉耶尔复归法国所有。这时英军只保有加来港口。1453年10月19日，英法两国签订了结束百年战争的和约。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
（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路易是查理七世之子，是一位不受宠爱的皇太子。他13岁时（1436年），被迫与11岁的苏格兰小姐玛格丽特结婚。他为报复此事，除了不理睬她外，并纳数妾。玛格丽特只有写诗度日，并于青春之年（1444年）平静去世。她临终时曾说：“可耻的事啊，别再向我提起！”路易在继承王位前，曾两度叛父。于第二次叛父后，逃往佛兰德斯，焦虑不安地俟机夺权。查理是法国各王中最奇特而伟大的一位国君，他统治法国22年，于1461年绝食而死。

路易现已38岁，身材瘦削，性格忧郁，不修边幅，朴实无华，有疑心重重的眼神和高耸的鼻子。平时身穿粗布灰色长袍，头戴破帽，俨如穷苦的乡下香客，他祷告时一如圣徒，治政上却非常老练。他蔑视封建主义的浮华，嘲笑传统形式，对自己的正统身份也表示怀疑。他的朴实作风，震惊了当时各国的君主。他住在巴黎都尔诺（Tournelles）幽暗的王宫中，有时也住在都尔附近的普勒西斯宫（Plessis-les-Tours）。他虽二度结婚，却常像一个单身汉，虽身为法国统治者，却生活俭朴，身边仅留着他被放逐时的几个随从，饮食一如农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国王。

他下定决心，法国在他的铁腕下，必须把封建式的分割局面结合为君主式的统一，成为一块坚强的磐石，而这中央集权的君王，必须于战火余烬中振兴法国，予其新生与力量。为达成其政治目的，他用清晰而敏锐的头脑、开拓大业的毅力，昼夜思考，正如当年恺撒那样不计一切地专心政事。史学家科米纳曾说：“他根本不去考虑‘和平’那种想法。”他无法在战争中取胜时，就喜欢用外交、间谍、贿赂等手段。他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说服其人民来完成任务，并在国内外布置大批间谍，为他工作。他暗中还发情报费给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身边的部长级人员。他能忍辱、让步、故作谦卑，以等待复仇或胜利的良机。他犯了大错后，能借口一时失常或偶尔疏忽的聪明理由来遮盖。他对政府各部门事无巨细都能牢记不忘。他也抽暇欣赏文学和艺术作品，并嗜好读书。他喜欢搜集原稿，从那些印刷品的内容中可预测到革命趋势。他好结交学者，尤其爱与巴黎人口中所谓的波希米亚人交往。当他被放逐佛兰德斯期间，与夏罗莱（Charolais）的伯爵共同组织一学院，学者们以有趣的薄伽丘故事来卖弄学问，安托万·德拉·夏尔把这些故事编成一部《百篇奇谭》。路易十一对富人严酷，对穷人不关心，对技匠工人仇视，独独爱护中产阶级，并视之为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对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残酷无情。他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叛乱后便下令，凡曾被他驱逐出去的叛徒有偷返者，即处以宫刑。他与贵族阶级斗争时，曾把他的一些死敌或叛徒囚禁于长宽8英尺、高7英尺的一个个铁笼中，达数年之久，这种铁笼原是由凡尔登的主教设计的，而该主教自己以后也在这种铁笼里待了14年。路易十一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需要教会的支援以对抗贵族及国会。他手中常持念珠，默诵《天主经》和《圣母经》，甚至照料过一位垂死的修女。1472年，他曾为“奉告祈祷钟”举行落成礼，做正午祈祷求圣母保佑国土平安。他曾朝拜圣坛，征收圣物以贿赂圣徒们为他效忠，作战时，他还带着圣母像。他死后，在都尔的修道院大门上，被画成一位圣人。

路易十一就以这怪癖的性格，一手建立了现代的法国。他发现封建社会与教会的权力结构是松懈的，因而他把法国变成拉丁基督国家里最强有力的国家。他从意大利请来织丝工人，从德国招来开矿工人，改进了港口与运输，保障了法国的航运，为法国工业打开新市场，使法国政府与新兴企业和富有财力的中产阶级结合。他认为扩大本国与国际的贸易，需要一个有力的中央指挥机构，为了保护和经营农业，封建制度应予废除。农人地位逐渐在摆脱落伍的农奴制；封建贵族在其封地内擅定法规，私铸钱币，任意弄权的时代业已过去。他不惜任何手段要使他们逐一臣服，他禁止他们打猎时随意侵犯农民的权利。1464年，他建立了一种各封地之间的政府邮递服务，他还严禁贵族们私斗，并命令他们偿清欠法国国王的租金。

因此，贵族们不喜欢他，有500家贵族代表集会巴黎，并于1464年组成“善良大众同盟”（Ligue du Bign Public），以公益神圣名义保护自身的特权。勃艮第公国王位的继承人夏罗莱伯爵加入了该同盟，渴望将法国东北部列入其公爵领地。路易的胞弟查理——伯利（Berry）的公爵秘密逃往布列塔尼，领导革命。于是四面楚歌，敌人加上国内军人纷纷作乱，如果他们联合一致，路易必被打倒。唯一的办法是要把他们各个击破。他先突击南方，渡过阿列河（the Allier River），逼使一支敌军投降后，又及时挥兵北上阻止了勃艮第敌军侵犯首都。勃艮第敌军后撤，路易进入巴黎，而勃艮第的敌军与其盟军又返回包围巴黎。不愿造成巴黎市民因围城挨饿而叛变的危机，路易终于让步，在1465年签订了《孔夫朗和约》（Treaty of Conflans），该条约几乎允诺了敌人要求的一切——土地、金钱及职位，路易的胞弟查理接收了诺曼底。这次战争对百姓毫无益处，人民必须纳税凑足所需的赔款，而路易唯有再耐心等待机会。

查理不久与布列塔尼的弗朗索瓦公爵发生战争，查理被俘；路易十一遂趁机进军诺曼底，兵不血刃，收复该地。但弗朗索瓦公爵立即猜测路易也想染指布列塔尼，便与夏罗莱伯爵——现在已变成勃艮第的“勇士”查理公爵——达成攻守同盟，以对付难以制伏的路易。路易运用了各种外交战略与弗朗索瓦单独媾和，并同意与查理在佩罗讷（Péronne）会谈。结果查理在该处把路易监禁起来，强迫他割让皮卡并分享列日的利益。路易的声望和权力一落千丈，他于1468年回到巴黎时，甚至连黑嘴鹊也被人教会了来嘲笑他。两年后，在反反复复的手段下，路易乘查理全神贯注于戈尔德兰（Gelderland）之际，进军圣康坦（Saint-Quentin）、亚眠及博韦。查理企图联合爱德华四世对付路易，但路易早已结好爱德华，他知道爱德华嗜好酒色，便邀请他来到巴黎，诱他沉迷于巴黎的风月；此外，他还派遣一位波旁的红衣主教给爱德华，作为皇室的告解神父，“如果他犯了淫乱而认罪，这位特定的主教可赦免他”。路易又设计让查理与瑞士作战；在查理阵亡后，路易不仅夺回了皮卡，并收回了勃艮第（1477年）。他以黄金厚利平服了勃艮第的贵族，并娶当地女子为妾，借以结好当地居民。

现在他认为已有力量对付桀骜不驯、不听征召令并时常攻击他的贵族。但那些曾于1465年阴谋叛变的贵族很多已经去世，有的也已年迈而无所作为了。贵族们的后代，均慑于路易十一之威，深知这位国王处置叛逆的手段是抄家杀头，而这位国王现已建立一支强大的雇佣兵，并且似乎经常有办法筹募巨款，供其花费享受或政治活动之用。路易在获取金钱方面比杀人更有兴趣，他由西班牙手中买得色丹（Cerdagne）和鲁西永（Roussillon）；他在其弟死后，获得了罗谢尔（Rochelle）；用武力夺得阿朗松（Alençon）及布卢瓦。说服勒内公爵，于1481年把普罗旺斯归属法国。一年后，安茹及缅因（Maine）也归属他的帝国。1483年，佛兰德斯为求取路易十一的支援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将阿拉斯（Arras）和杜亚这两个新兴城市所属的阿图瓦割让给他。路易在降服贵族后，把市议会及各地方行政区全部置于国王指挥之下，完成了法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10年后，亨利七世对英国，斐迪南及伊莎贝拉在西班牙，及亚历山大六世为教皇国，均分别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局。虽然这种中央集权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暴政，但在那一时期是一项革新进步、安内攘外的措施，由此建立了币制和度量衡的标准，把方言改为国语，并促进了法国本土文学的成长。君主政体并非绝对专制，贵族们仍保留了不少特权，如开征新税，但通常也要获得国会的同意才行。贵族、官吏及教士均享有免税权，原因是贵族为人民作战，官员待遇菲薄而接受贿赂，教士为保护国王及国家而辛苦祷告。舆论及民意牵制着国王；地方议会依然坚持任何皇家命令非经他们正式同意备案，不得成为当地法律。尽管如此，“朕即国家”的局面形式，早已为路易十四预先铺下了路。

路易在政治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后，身心交瘁。他怕被政敌谋刺就躲在都尔的普勒西斯宫，疑神疑鬼，几乎不愿接见任何人，对臣下犯错或办事不力者，处罚酷严。他时御长袍，威仪非常，绝非登位初期穿着随便可以相比。但他现在形容憔悴，面色苍白，见过他的人都担心他活不久。多年来他一直为痔疾所苦，也曾得过中风。1483年8月25日，突又得病，不能言语，5天后即行去世。

路易十一一死，他的臣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国王的失败或胜利，都同样使他们痛苦不堪。法国在他的残酷统治下虽变得强大，老百姓却逐渐贫穷。话虽如此，他压服贵族，在财务、内政和国防上的改革，及扶植工商业和印刷技术等措施，最终促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法国。科米纳对路易曾有评述：“他一生中，虽然得志多于失意，颇称顺利，但他自己并不愉快，很难在二十天中有一天高兴的。”他与他的那一代人为了法国的繁荣进步，确实是付出了一番心力。

远征意大利

查理八世13岁时，父即逝世。仅大他10岁的姐姐波茹的安妮（Anne de Beaujeu）代为摄政8年，很明智地治理国事。她紧缩政府开支，宽减人民1/4的人头税，赦回一些被放逐者，释放甚多囚犯，并在1485年轻而易举地平服了贵族们的蠢动——他们想夺回已被路易推翻的封地主权。当布列塔尼联合奥尔良、洛林、昂古莱姆、奥兰治及纳瓦尔诸地再次叛乱时，她运用外交手腕并遣特拉姆伊的路易领军镇压，击败了他们。同时，她安排查理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婚事，安妮于1491年把她名下的领地作为陪嫁，进贡于法国国王，因此这场骚乱很圆满地结束。随后这位摄政即行退休，不再问事，平静地度过其31年的余生。

这位酷似查理之姐并同名的新皇后，身短脸平，瘦弱而跛脚，短鼻阔嘴，有一张哥特人的马脸，她意志坚强，其精明与小气，与布列塔尼人一模一样。虽然平时衣履朴素、身着黑袍、面戴头巾，但在隆重场面上，她珠光宝气，打扮华丽。她较查理更爱接近艺术家及诗人，她委派布尔迪雄（Jean Bourdichon）为她画《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她从未忘怀她所爱的家乡的一切——布列塔尼人及其生活方式，她温柔而自傲，勤勉于事务，努力改造她丈夫及其朝廷的风气。

饶舌的布朗托姆也说：“查理的好色已超过其瘦弱体格所能接受的程度。”婚后，查理总算控制自己，仅蓄一妾。他对王后的姿色无法抱怨。因为他本人也是头大背驼，尊容难看，眼大无神，近视，下唇厚而下垂，口齿笨拙，双手时常不断抽动。然而他天性善良，富于理想。他好阅读骑士故事，常怀大志要为法国收复那不勒斯，为基督徒收复耶路撒冷。安茹王室从1268年一直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直到1435年被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逐出为止。安茹王室要求的权利早已留给路易十一，这些权利，现已被查理公开索要。议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不适宜领军作战的，但是他们希望利用外交途径来补救其弱点。占领下那不勒斯可以便利法国通商，进而控制地中海。为加强皇室侧翼，他们把阿图瓦和自由郡让给奥地利的贵族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又把色丹及鲁西永送给西班牙的斐迪南；他们认为已呈弱势的法国，势必要占有半个意大利才行。他们加重征税，典卖珍宝并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款，从米兰的摄政洛多维科（Lodovico）那里，获得了4万陆军、100门攻城炮和86艘战船。

查理于是在1494年欣然出发，也许没把身边两个安妮女士带着同行。他受到米兰人的欢迎（后者与那不勒斯早有宿怨）并迷恋于该地女人，以致在行军途中一路留下很多私生子。有一次他的副官为他找来了一位不屈从的少女，查理却很文雅地不但未予勉强，反而派人去把这少女的爱人接来，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并赠予500克朗的嫁妆。那不勒斯无力抵抗查理大军，查理不费吹灰之力夺得该地。但在欣赏其风景、享受其佳肴和美女之余，他忘记了耶路撒冷。在这场战役中，他是法国人中幸运未曾感染到梅毒的人，此病以后被称为“法国病”，因为在其部队返国后，这病在法国极为猖獗。神圣同盟中的威尼斯，亚历山大六世及米兰的洛多维科（早已变心），强迫查理撤离那不勒斯，并须经由怀有敌意的意大利撤退。他那腐化了的军队于1495年在福尔诺沃（Fornovo）打了一次无结果的战争后，便迅速返回法国，除了带回传染病外，也带来了文艺复兴。

贝厄德的领主皮尔·特雷（Pierre Terrail）22岁时，就在福尔诺沃显露了勇气。他出生于贝尔德堡，具有贵族家世，200年来，族中主人均死于战场。在这次战役中，皮尔似乎决心维持其传统家风。他杀了两匹马，俘虏了敌人的掌旗兵，因而被国王封为爵士。在那个暴乱与奸诈的时代中，他具有骑士一切的武德——心地高尚而不炫耀，忠诚而不卑躬屈膝，自尊而无失礼的骄狂。尤其他那轻松征战12次的精神令人激赏，他同时代的人称他为“标准的骑士”。关于皮尔，以后还要提到。

查理国王在征讨意大利归来后，又活了3年。他在安布瓦斯（Amboise）参观网球赛时，被一扇松脱的门砸了头，脑部受伤而死，时仅28岁。他的子女都已先他而亡，所以他的王位传给其侄儿奥尔良公爵，奥尔良于1498年登位成为路易十二。路易现年36岁，却已体弱不堪。他的道德在那样的时代显得太高尚了，他的态度又极为诚恳和蔼，致使法国人民都敬爱他，并不因其从事无益的战争而稍减。登位那年，他与路易十一的女儿珍妮·弗朗斯离婚，这事似乎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年仅11岁时，就被那位柔弱却固执的国王强迫与这个讨人嫌的女孩结婚，他不可能对她表示爱情。而现在他把一位法国新娘、一个郡及养老金送给教皇之子恺撒·博尔贾作为报酬，说服亚历山大六世根据血族理由取消那件婚事，并批准他与那位携带公爵领地作为嫁妆，在布列塔尼寡居的安妮结合。然后他们定居布卢瓦，给法国皇室做一个互敬互爱的婚姻示范。

路易十二表现了特具的优越才智，他没有路易十一的狡诈心计，他的善良天性及充足的智慧，使他明智地选择能干的部属，并授给他们许多权力。他把政务及大部分的决策，交给他的生死之交安布瓦斯的红衣主教乔治。这位聪明善良的高级教士治理国事极佳，每当有新的任务，那些赶热闹的人就会耸耸肩说：“让乔治去搞吧！”人们惊奇地发现法国的征税在逐渐减轻，最初减少1/10，然后又减少1/3。出身富贵、养尊处优的国王，尽量节省自己和朝廷开支，绝不让左右亲信中饱私囊。他废除官爵买卖，禁止官员接受人情，开放政府邮政为全民服务。任何行政官出缺，须由司法官提名三人，再由自己圈选其中之一。任何政府雇员非经公开调查，证明其不忠于事或不称职者，不得革职。有些喜剧演员和朝臣嘲讽他过于吝啬，他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他说：“在他们所说的下流话中，也许让我知道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去为女人捧场，那就让他们去陶醉好了，我宁愿朝臣们讥笑我小气，却不愿挥霍使老百姓受苦。”使他愉快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他提供有利于人民的新计划。民众对他感戴，称他为“平民之父”。追溯法国的历史，老百姓从未有过这种繁荣的好日子。

可惜这种幸福的德政，因再度对意大利用兵而黯然失色。也许路易及历任法国国王从事这种外战的目的，在于使好斗成习的贵族忙于征战，否则他们就会搞起内战，扰乱法国，对尚未稳定的君主政体和国家统一造成不利。路易十二在征服意大利12年后，不得不从该半岛撤军，接着在1513年的那场圭内加特（Guinegate）战役中，败给英国。这次战役被笑称为“马刺之战”，因为法国骑兵在仓皇中从战场败退。于是路易求和，此后情愿只当他的法国国王。

1514年，布列塔尼的安妮去世，结束了她一生的苦难。安妮没有所出，路易十二把他的女儿克劳德（Claude）嫁给昂古莱姆伯爵弗朗索瓦一世为妻，这样在家系继承王位上仅次一级。他的臣下劝路易十二（现已52岁）续娶第三任太太，并假传得子来哄骗热衷王位的女婿弗朗索瓦。路易十二终于娶了玛丽·都铎（Mary Tudor）——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16岁的姐妹。她与病弱的国王过着愉快而疲惫的生活，她主张一切要注意美与年轻。路易在1515年，即其婚后第三个月便去世了。这位被爱戴、称作“平民之父”的国王，把战败却繁荣的法国留给其女婿。

庄园的兴起

除教会的建筑外，法国每一种艺术均受到君主体制及其侵略的意大利的影响。教会建筑物仍保持火焰状的哥特式，其过于奢侈的装饰及夸张的枝节，正象征其没落，恰如一个垂死的歌妓始终打扮得盛装艳丽，美色诱人。虽然如此，堂皇的教堂仍不断兴建。古老的建筑带有新的诱惑力。鲁昂大教堂称其北门为书房大门，因为该门正对着宫廷中林立的书架。四月斋期禁吃黄油，那些放纵自己吃黄油的人花钱以赎罪，这些钱财被用来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南塔，法国人讽之为“黄油塔”。安布瓦斯的大主教又募款用同样的火焰状设计修建了西门。博韦完成了其南向侧廊的重要工程，其门窗加高到超过了大部分正面建筑。桑利斯（Senlis）、都尔及特鲁瓦均将其教堂加以改建；特西耶（Jean le Texier）在沙特尔修建了一座华丽的西北向尖塔及一座华丽的圣诗班围屏——在哥特风格上加入了文艺复兴的构想。巴黎一座精美的圣雅各楼就是此一时期在一所残破的圣堂上募捐建成的，而后它被献给圣雅各布使徒圣·詹姆斯（St.James the Greater）。

宏伟的市民建筑物呈现了一片争奇斗艳的景象。庄严的市政厅分别在阿拉斯、杜亚、圣奥马尔（Saint-Omer）、努瓦永（Noyon）、圣康坦、贡比涅、德勒（Dreux）、埃夫勒（Evreux）、奥尔良及骚姆（Saumur）等城市兴建。1505年，在格勒诺勃（Grenoble）城修建了一所法院。1493年，在鲁昂又兴建了一座更华美的法院，由罗伯特·安戈（Robert Ango）和罗兰·勒洛（Rolland Leroux）使用装饰华丽的哥特风格设计的。19世纪，又添加修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内部曾被破坏。

这是法国庄园兴起的阶段。教会已隶属政府，现世的享乐为来世做准备。国王们均自认为神，并把沿卢瓦尔河的伊斯兰教乐园作为游乐胜地。1490年至1530年，庄园或城堡成了享乐之地。查理八世由那不勒斯回国后，命令建筑师将其宫殿改成和他在意大利所见的一样华美。他由意大利带来了建筑师乔瓦尼·焦孔多（Giovanni Giocondo），雕刻匠兼画家圭多·马佐尼（Guido Mazzoni），木匠多梅尼科·贝尔纳贝（Domenico Bernabei），及19位意大利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位庭园设计师多梅尼科·帕塞罗（Domenico Pacello）。他把安布瓦斯的古城堡加以修复，并派上述之人配合法国建筑师和艺术家，把这座城堡改成一所意大利式的豪华型皇家内宫。结果许许多多漂亮的楼塔、尖顶、飞檐、壁柱、天窗、阳台，耸立于斜坡上，俯视着平静无波的河流，产生了新风格的建筑。

把哥特式的楼塔改成文艺复兴式的宫殿，用古典式的点缀代替火焰状的装饰，触怒了爱国者和清教徒。墙壁、圆形塔、高耸而带斜坡式的屋顶、有枪眼的城垛、临时性的壕沟，虽还保持中世纪的式样，使人怀念起住宅即为城堡和炮垒的时代。但新建筑的风格在居住方面显示了一种有力的进取精神：直线型的加宽窗户使阳光射入，并配装了石雕的窗框予以美化；内部则建以古典式的矮壁柱、嵌线的壁带、奖章、雕像、错综的图饰及浮雕；四周布置以庭园、喷泉、花卉，通常还植有猎场灌木或是平坦的草地。在这种令人吃惊的奢侈家宅中，其敞亮代替了阴暗，阴沉可怜的中世纪建筑被文艺复兴的坚定勇敢和喜乐精神驱除。生命的热力形成一种建筑风格。

如果我们把这种庄园的兴起及发展，认为就是始于这个时代是不妥的。其中很多城堡式的庄园过去早已存在，如今只是加以修改而已。这些建筑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非常豪华优美，到18世纪又变换一下格调，以凡尔赛宫的宏伟华丽代替了庄园的舒畅风味。希农的城堡庄园，早在查理七世于1429年在该处接见圣女贞德时，就已存在多年。而洛克斯（Loches）成为皇家之地也很久远，路易十二第二次占领米兰之后，曾于1504年把洛多维科囚禁于该处。约1460年，路易十一的国务大臣让·布雷曾经把13世纪的朗热（Langeais）城堡修复成为中世纪的形态——该城堡仍不失为保存良好的一座庄园。约1473年，安布瓦斯的查理在肖蒙（Châumont）依照中世纪样式，修建了另一座庄园，他的兄弟红衣主教又于1497年至1510年在加永（Gaillon）建造了一座巨形城堡庄园，但在革命中被摧毁。奥尔良的“私生子贵族”让·迪努瓦在1464年修复了庄园沙托丹（Châteaudun），奥尔良—朗格维耶的红衣主教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调和风格，又为该城堡加添了新侧廊。布卢瓦的庄园仍带有13世纪的风格，路易十二和谐地用砖石为其增建了带有哥特式大门、文艺复兴式大窗的东廊，其辉煌光彩一直到弗朗索瓦一世。

哥特式的雕刻被使用在墓碑上，精美的雕塑装饰显得极为雅致。这种式样也被用于布鲁圣堂的修复，西比尔·阿格里帕（Sibyl Agrippa）雕像与兰斯城的任何雕像一样好。同时，意大利的艺术家把法式雕刻复制成文艺复兴的一种独特、和谐及雅致的风格。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旅客的访问，使法意两国的交往逐渐频繁。由意大利输入的艺术品，尤其是小铜器被当作文艺复兴及古典式风格的代表。查理八世、安布瓦斯的乔治及查理，使这种风气变成了一股激流。意大利的艺术家在国王的乡郊市镇上创设了一种意大利化的“安布瓦斯学校”。在圣丹尼斯教堂中的法国皇陵，便是由严肃高贵的哥特式雕刻改成柔和、文雅、欢欣的文艺复兴设计，装饰而成一种不朽的碑铭刻画，宣扬着胜利凯旋后虽死犹荣的精神。

在米歇尔·科隆贝（Michel Colombe）身上，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他生于约1431年，远在法国侵吞意大利前，已被称为法国卓越的雕刻家。法国的雕刻术此时几乎全在石器方面；科隆贝输入了热那亚的大理石，把它雕塑成纯哥特风格的严肃人像，然后嵌入框中，颇富古典美。他为加永城的庄园完成了一座巨大的《圣乔治与天龙》（St.George and the Dragon）的浮雕。一位死气沉沉的骑士骑在神态飞扬的马上，周围附有栏柱、壁饰和文艺复兴式的顶檐。科隆贝为圣加尔米耶（Saint Galmier）教堂塑制了一座《圣母》石像（The Virgin of the Pillar），雕像线条柔美、发丝滑细，充分表现了精致的意大利风格。1496年在索莱姆（Solesmes）小修院的《复活圣墓》，可能也是科隆贝晚年时代的作品。

在油画方面，法国受到荷兰与意大利的影响。尼古拉·弗莱蒙特（Nicolas Froment）开始用荷兰写实画派描绘《拉撒路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1476年，他从阿维尼翁迁居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为安茹的勒内作了一幅三联画——《旧约·出埃及记》（The Burning Bush），画面中央是圣母宝座、褐色发肤及眼睛的圣母玛利亚、庄严的摩西、可爱的天使、守护的猎犬及忠实的绵羊等，背景设置具有意大利的特色。由此可见意大利艺术已占有全面优势。有一幅画风格类似，题名《摩兰大师》（Master of Moulins）——大概是让·佩雷亚尔（Jean Perréal）的作品。他曾陪同查理八世、其后又陪同路易十二去意大利。他带回了大半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人才——工笔画师、壁画家、雕刻师及人像画师等。在南特（Nantes），他设计了（由科隆贝雕刻）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的宏伟墓园，而且为纪念他穆林斯的恩人——博韦的安及皮尔——作了一幅美观的肖像画，至今仍悬挂在卢浮宫。

少数艺术未曾保留中世纪晚期的优美性，佛兰德斯的插图画家很早就传下凡俗的主题和尘世的景况。在1508年《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布尔迪雄的工笔细画代表重返中世纪俭朴与诚敬的风格——如《圣母与圣婴》、《各各他的悲剧》、《复活的胜利》及《圣徒传》等动人的故事。画虽不佳，但布局高雅、色调丰润而清纯，具有柔美及热情的恬静气氛。当时采用一种佛兰德斯自然派的染色玻璃，如果比较一下，这种玻璃初看不适用于窗户，因为其使阳光折射到教堂地板上的光线变形，这时期的彩色玻璃对于奥茨、鲁昂、博韦等城镇来说，会令人想起13世纪光辉的时代。利摩日城现在又重燃已冷了100年的窑炉，而以半透明的珐琅彩色器皿与意大利和伊斯兰国家竞争。木刻匠仍保存其特有的手艺；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亚眠大教堂的乐队座位，在法国是最好的一种。布里萨克（Brissac）庄园内有一批15世纪的绣幔，在1847年引起桑德（George Sand）的注意，后来这些多姿多彩的绣幔成为巴黎克吕尼（Cluny）博物院的宝物，在戈伯林（Gobelins）博物院里，现尚存有1500年音乐家在百合花园里演奏时的一幅漂亮绣幔。

总而言之，除了庄园建筑外，法国艺术在15世纪处于一个田地荒芜的休耕时代。兵士们的双脚代替了犁耕，战场流的鲜血代替了施肥。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有能力和空闲去播种弗朗索瓦一世将要收割的艺术种子。富凯的自画像透露出一种屈辱的时代悲哀，他的学生布尔迪雄的缩影画作品反映出路易十二二度婚姻时的和谐神态与光复土地的轻松微笑。对于法国而言，最坏的已经过去，最好的即将来临。

维庸（1431—1480）

15世纪虽充满争斗与混乱，却产生了一位重要的诗人和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因为国家经济及集权政府，不论作家是来自布列塔尼、勃艮第或普罗旺斯，法国的文学已使用书面法语。科米纳似乎要证明法文已经成熟，不用拉丁文而选用法文写他的《回忆录》。他采用了他出生地佛兰德斯的科米纳为其姓氏。他出身于贵族，公爵菲利普是他的教父，他曾在勃艮第朝廷长大。1464年，年仅17岁即在夏罗莱的伯爵手下任职。当伯爵成为勇士查理时，在裴隆俘虏了路易十一，科米纳愤恨公爵的这种行为，也许他自知将被免职，就很明智地转到国王座下服务。路易十一派他做御前大臣，并赐给他财产，查理八世又派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上的职务。同时，科米纳编写了古典的历史文学——《回忆录》、《编年史》、《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传》及《查理八世国王年谱》——这些书用简明的法语写成，作者显然深谙实情并曾亲身经历过书中所述的各项大事。

这些书证实了法国回忆录文学之丰。其缺点是大部分是叙述战争，不像弗鲁瓦萨尔或让·茹安维尔那么生动活泼；内容大部分是感谢上帝并赞扬路易十一狂妄的政策；经常有散漫离题和陈腔滥调之处。虽然如此，科米纳仍称得上近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人物事态上，寻求其因果关系，分析其特性、动机及借口，客观地判断行为，并对重大事故及原始文件加以研究并解说。在这些方面他比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要先一步。他对人类悲观的看法是：

那常常足以约束我们不互相加害，压制我们去保存我们所已有之物，或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我们侵占别人所有的，既非自然的理性，也非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邻人的友善更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坏人有了知识会变更坏，而好人则可改善向上。

他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希望他的书能教给王公贵胄一些谋略：

也许一般人不愿找麻烦去看这些回忆录，王侯们却可以阅读……虽然敌人或王侯立场并不常常相同，但是他们的事情大多类似，过去的事情对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益处……使一个人增长智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历史……依照我们先人的方式与先例去学习适应及配合我们的计划和事业，因为人生非常短暂，我们无法事事均有经验。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是他那个时代最明智的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他同意科米纳的思想，称科米纳的《回忆录》是其本人的每日祈祷书。

一般民众更喜爱传奇故事、笑剧及讽刺文章。1508年，出现了《西班牙骑士恋史》（Amadis de Gaule）的法文译本。12队演员连续表演了神秘剧、道德剧、笑剧及使教士和国王都发笑的荒唐剧。皮埃尔·格林戈勒（Pierre Gringore）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整整一个时代，他很成功而且很有天才地撰写、饰演了这种愚行剧。在法国文学里最持久的笑剧是《皮埃尔·巴特林先生》（Maistre Pierre Pathelin），约1464年首先演出，一直演到1872年止。巴特林是一位饥饿多病的穷苦律师，他曾劝说一位布商卖给他6厄尔（ell）布，并约定于当晚邀请布商吃晚饭并付款。当此布商来时，巴特林躺在床上口发狂言，佯装发高烧，对邀宴及付款之事称毫不知情。布商离去时遇见自己的牧羊人，控告他偷杀了他的羊，扭他去见法官。牧羊人请了一位收费少的律师即巴特林，巴特林教他如何装傻并学羊叫来回答一切问题。法官被羊叫声弄得莫名其妙，又被原告布商对牧羊人及律师的不停啰嗦搞烦了，只好要求双方安静，说出了法国最出名的一句谚语：“让我们再回到羊的事情。”该案最后在吵吵闹闹中，毫无结果地结束。得意的巴特林要求牧羊人给他报酬，牧羊人也就只用“羊叫声”来回答，巴特林作法自毙，聪明的骗人者反而被老实人所骗。这个故事把法国人喜欢争辩的精神，完全揭露出来。当拉伯雷构想巴奴什（Panurge）时，也许会记起巴特林吧！而莫里哀又对此进行新的演绎。

维庸是15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他曾犯过哄骗、盗窃、通奸、诈欺及杀人等罪，犹如当时的国王和贵族一样，但比较有理性与情调。他曾困窘到无法生活。1431年，他出生于弗朗索斯·蒙科伯尔（François de Montcorbier），长于巴黎，该地遭受瘟疫，而被当地一位慈善的传教士纪尧姆·维庸（Guillaume de Villon）收为养子，他因采用养父之名而感到羞耻，却无法更除。纪尧姆忍受其顽皮、逃学，供应他进大学，当弗朗索斯·维庸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他感到欣慰。此后3年，他又供给他在圣贝诺伊特（St.Benoît）修院中的食宿，等待他的成熟。

当纪尧姆及维庸的生母见到维庸由规矩转向诗人气质，复由神学混入下流时，必定感到伤心过。巴黎的流氓、娼妓、小偷、乞丐、土棍、鸨头、酒鬼、不良少年等非常猖獗，维庸却与这些人物往来。有一段时间他居然开过娼寮。这也许是因为他受到过多的宗教教育而产生对修院的厌腻；要一位教士的儿子去遵守“十戒”，尤其是一件难事。1455年的6月5日，一位名叫菲利普·谢尔莫伊（Philippe Chermoye）的传教士开始与维庸争吵，并且用小刀割破他的嘴唇，维庸于是将菲利普重重地刺伤，数周内，后者便死亡。这位诗人在其伙伴中固然是位英雄，但成了警察追捕的不法分子，于是他由巴黎逃往乡间，藏匿近一年。

维庸鸠形鹄面、枯瘦如柴地归来，一边注视着宪警，一边随时干着扒窃之事，饥渴地在寻求爱情和食物。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少女，但她讨厌他，后来该少女找了一位英俊的骑士把他揍了一顿，他却更爱她。为了想念她，他称她为“我的歪鼻女士”。1456年，他写下短短的诗句《小遗书》。他满身债务和怨仇，不知道何时会送命。他因未能得到爱人的肉体而咒骂，把他的紧身裤袜送给罗伯特·瓦莱（Robert Vallée），“为使他的情妇穿上更舒服；遗留给佩内特（Pernet Marchand）三捆干草放在空地上而作调情之用”。他想把他剪去的头发，送给他的理发师；他把他的那颗“可怜的、苍白的、麻木死了的”心，留给他那位“铁石心肠而不理睬他的爱人”。

维庸把所有的财物处理之后，又陷于绝粮之境。1456年的圣诞前夕，伙同其他三人去抢劫纳瓦尔学院500克朗。他分到了一份赃金，又恢复了乡居隐匿的生活，有一年之久未再露面。1457年冬天，奥尔良的查理在布卢瓦举办了一个诗人招待会，他也参加了。还参与该处的诗赛，而且一定很开心，查理留他做客数周，他那空空的钱袋又塞满了。其后，因开玩笑或是争论，冲淡了彼此的友情，他道歉一声后又离开。他流浪到南部的布尔日，与波旁的约翰二世公爵交换了一首诗作为礼物后，又漫游至鲁西永。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窥见这位诗人的生活，他多才多艺却债台高筑；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却还与村姑和酒女谈情说爱；在路上他吹哨唱歌，在城中却逃避警员；他也是一位忽隐忽现、行踪不定的怪人。他终在1460年被囚于奥尔良监狱，被判死刑。

我们弄不清是什么造成了他那种境遇。我们只知道在那年的7月，奥尔良的玛丽——那位诗人公爵的女儿，隆重地返归奥尔良，而查理为庆祝此事，大赦囚犯。维庸在这个全城狂欢中逃出牢狱。但因为饥饿，他又行窃而被捕，加之他以前的逃狱，两罪并罚。这次，他被关在奥尔良城附近的卢瓦尔河上游默恩（Meung）村中那个又黑又湿的地牢里。他囚入该牢有4个月之久，与老鼠和青蛙同居，他咬紧他那有伤痕的嘴唇，发誓要向那些惩罚窃贼和使诗人们饿死的人报仇。但全世界人们并非都是残酷的。路易十一经过奥尔良城，宣布了另一大赦，维庸获知他已自由时，高兴地在牢里大跳西班牙式的三步舞，然后急忙回到巴黎附近。他现已30岁，面色苍老又秃头，身无分文。这时，他又写下了他最伟大的诗篇，简单地称其为《短歌行》（Les Lais）。后世发现其中很多又以讽刺性的遗嘱文体出现，便称其为《大遗嘱》（Le Grand Testament，1461—1462年）。他把他的眼镜留在医院供目盲的穷人使用，以便他们——如果他们能的话——可以到停尸所中去区别那些骷髅的善恶与贵贱。他为被死亡困扰的短促人生而哀叹美好的无常。他唱了一首《昨日的美女》（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三节联韵诗：

告诉我罗马的美女花神，在阴世何处？

泰斯及阿奇皮亚德——这对姐妹花罕世其匹？

当人们在河边或沼地呼唤时，美胜尘世的埃科，在上空答复。

但去年的雪花已变成了什么？

他认为使我们销魂的爱情，旋又在我们怀中融化，这真是大自然的一种不可恕的罪孽。他最痛苦的诗是《公正造物者的惋叹》（Les Regrets de la Belle Heaulmière）——

那些光洁的额头在何处？

那些蛾眉金发在何处？

而那些明媚的眸子如今又在何处？

连最聪明才智之士，也被尘世夺去？

挺直而娇小的鼻子，

细嫩柔美的耳朵；

笑靥的面颊和撅起的鲜艳迷人双唇，

这些又在何处？

此诗细腻的描述，产生了无限的诱惑，然后，在哀伤的连祷文中，这些魔力逐一消失：

胸部全已枯萎消失，

乳头已下坠腰部，

大腿不再似大腿，

松缩而有斑点，像野猪肉——

这一首诗，似乎为咏“腊肠”，真是可悲。

由于不再有动人的爱情或生命，维庸把自己的遗体留给尘土：

命运注定我的尸体，

要回入黄土——那是我们的老祖母；

那儿的虫豸将无多大好处，

因为多年来的饥饿，我早已皮干肉枯。

他为了报恩，把他的书遗赠给继父；他又把献给圣母的一首谦恭民谣，赠给老母，作为临别纪念物，他要求人们（不包括曾经监禁过他的那些人）都可怜他：这些人们包括修士和修女、哑剧演员、歌手、男仆、勇士，“那些善于交际的时髦人士……说对口相声者、耍把戏者、翻跟头者、耍猴子及铺地毯的小丑……良善者及诚朴者、生者及死者——我哀求所有的人可怜我。”所以：

贵与贱同在此处了结一生，

可怜的维庸遗书！当他死时，

当丧钟在头上响时……

我求你来参加他的丧礼。

善良如一岁婴儿的皇太子，

你听到他最后的一声叹息；

那时他已自感接近归宿，

他喝尽一大口红色葡萄汁。

他虽然立下这些遗书和告别赠言，仍不能马上丢掉人生的苦杯。1462年，他回到继父纪尧姆·维庸处（修道院），他的母亲很高兴。但是法律未曾放过他。纳瓦耳学院逮捕了他，释放的条件是6年前他从该学院偷的40克朗银币必须在3年内分期偿清。他在获释的当晚，霉运又临，由于在牢中和两个老囚犯酗酒肇事，致一位教士被误杀。显然，维庸并未参与此事，当时他已回到房间去祈祷。虽是如此，他还是再次被逮捕，并遭受灌水酷刑，灌水灌得喉咙似要胀裂。随后，使他更感到惊骇的是他被判绞刑。他被严密地囚禁达数周之久，盼望获救终又失望。目前，他与他的同犯只有等死，这时他向世人写下一封可怜的告别书：

同胞们，在我们去世后，你们还活着！

不要对我们太狠心；

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些不幸人好些，

上帝也会对你们好些。

你们眼看着，我们五六人要受绞刑，

我们的肉体在此将被喂狗，

一点一点被吃掉，腐烂，撕成破片，

我们的尸骨会变成灰尘；

但愿无人对我们的痛苦嘲笑，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雨水冲洗并泡浸了我们五人，

太阳又把我们炙成焦炭；的确，天天如此，

鸦鹊用嘴撕扯我们的身体，

挖出我们的眼珠，拔去我们的须眉，充作旅费，

我们死无安息，到处飘浮，

风向转变，随其狂飏乱游，

比林园中的果子遭到更多的鸟啄；

同胞们，请发慈悲心，别再在此地嘲弄，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不过，维庸这时尚未十分绝望，他说服了看守他的狱卒，为他的养父纪尧姆带信，以便向议会法庭上诉如此不公平的判决。能宽恕他近500次的养父，再度替这位诗人请愿，因为这位诗人终究多少有些令人喜爱的优点。1463年1月3日，“该法庭下令……宣告原判无效，但因其品行不佳，应被逐出该镇10年……及巴黎的子爵辖区”。维庸撰写了一首愉快的歌谣向法庭致谢，并要求3日的宽限，以便准备其旅程及向家人告别。这个请求也被获准，据说他曾向其养父及母亲作最后的告别。他整治行装，带着养父给他的一瓶酒和钱袋，在接受了祝福后，即离开巴黎并与历史告别。此后再无其消息。

维庸曾做过小偷，却是一位风趣的小偷，而这个世界需要风趣。他可能有些粗野，例如在《肥胖的玛戈特四节联韵诗》（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中，对那些情欲难以餍足的妇女任意作淫秽的描写，他很俏皮地赤裸裸解剖各项细节。他所犯的一切罪恶，他精神上的多愁善感，以及他诗中含有的忧伤悲调，这一切我们都能原谅。他因所犯的罪恶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他遗留给我们的却全是酬报。

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
（1399—1509）

国王

亨利四世获得王位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叛变的挑战。在威尔士，戈林（Owain Glyn）曾于1401年至1408年间，推翻英国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未来的亨利五世，即现在的威尔士王子，以锐利的战略击败了。戈林在威尔士的山岩城寨中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活，在他收到英勇的征服者威尔士王子的大赦数小时之后，即逝世了。诺森伯兰的伯爵珀西与戈林同时发动革命，率领一部分北方贵族反抗国王，他们曾协助国王废除理查二世，国王却未能实现对他们的承诺。伯爵有一个鲁莽毛躁的儿子哈利，号称“急性子”（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合宜地把他写成可爱的人），于1403年率领了一支畏畏缩缩而又缺少训练的部队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对抗国王，这个有勇无谋的年轻人在此役中牺牲。亨利四世在前线作战英勇，他的花花公子“哈尔王子”（Prince Hal）也表现英勇，在阿让库尔打赢了法国。因为下列各种问题，亨利无暇专心于政务：他的岁收不足以应付开支；他又患有麻风、脱肠和梅毒等病；财政上的困扰，使他与国会争吵不休，终于结束了其王朝。霍林谢德的记载上称：“亨利46岁那年，在极为窘困与痛苦中，去见上帝了。”

根据传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在少年时代曾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甚至曾阴谋夺取其体弱而抓权甚紧的父亲的王位。当时的编年史家对他的狂欢作乐仅是轻轻一提，并使我们相信在继承王位之后，“他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诚实、严肃和庄重”。曾经与酒徒及不正经的女人为伍而放荡的亨利五世，现在致力于领导联合一致的基督徒来抵抗进犯的土耳其大军——当然附带的是他必须先征服法国。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个目标，一位英国国王坐在法国的王位上是一种危机，德国王公向他输诚，并拟奉他为主。他带兵作战，力追恺撒，命令简要，重视军事补给和鼓舞士气，他自己则餐风饮露，躬亲于每一场战役。突然，这位35岁英年的青年在温森斯的博伊斯（Bois-de-Vincennes）死于一场热病（1422年）。

亨利五世之死救了法国，却几乎弄垮了英国。靠着他的威望，也许朝臣曾说服纳税人，解救政府免于崩溃。太子亨利六世继位，仅出生9个月。摄政者的贪污导致不良的后果；那些不称职的将领们，陷国库于空虚，致使债台高筑、无法补救。这位新的统治者永远无法提高王室的地位。他身体脆弱，神经衰弱，爱好宗教与书籍，但一谈到战争，就战栗不止。英国人曾怀念他们失去的老国王，现在却获得了一位圣人。亨利六世仿效法国查理六世，竟也变得疯狂。一年之后，他的大臣们签订了一项百年战争的和约，承认英国战败。

约克的公爵理查，做了两年摄政王，1454年，不知何故，亨利六世罢黜了他。这位愤怒的公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宣称有权要求王位。他污辱兰开斯特的国王们是篡夺王位者，在玫瑰战争中他加入了萨里斯伯里、沃里克及其他男爵——兰开斯特为红玫瑰，约克为白玫瑰。1454年至1485年，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的贵族们不断自相残杀，给英国带来贫困与凄凉。复员的军人，因不惯于安定，更不愿重任农工，便加入了双方的争斗，抢劫村镇，毫无顾忌地屠杀那些不利于他们的人。约克公爵于1460年在戈尔德史密斯的威克菲（Goldsmith’s Wakefield）战场阵亡，但他儿子爱德华——马尔茨伯爵（Earl of March）——仍然无情地继续战争，不论亲故渊源对所有的俘虏一律屠杀。安茹的玛格丽特是一位能干厉害的王后，与平和的亨利国王不同。她率领兰开斯特人做顽强的抵抗。马尔茨于1461年在道敦赢得胜利，结束了兰开斯特王朝，成为爱德华四世，第一任约克派君王。

以后6年中真正统治英国的是理查·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即沃里克伯爵。他是一个富有而枝繁叶茂的宗族的领袖，具有一种统御指挥而使人顺服的性格，他娴熟政事，在战争中也很出色。“拥护国王的沃里克”在道敦奠定了胜利，即行拥护爱德华四世登上王位。这位国王不求上进、沉迷女色。沃里克则执政极佳，使英国除泰恩南部及塞文（Severn）东部外，一切都听命于沃里克。爱德华四世不愿如此，转而对付沃里克，于是沃里克联合玛格丽特，把爱德华逐出英境，并于1470年恢复亨利六世的权位，而让他再次统政。爱德华得到勃艮第的援助，组织了一支军队，越过赫尔（Hull），于1471年在巴尼特（Barnet）击杀了沃里克，又在蒂克斯伯立（Tewkesbury）击败玛格丽特（1471年），刺杀亨利六世于城堡中。此后，爱德华四世一直过着享福的生活。

那时他只有31岁。据科米纳的描述，在同时代的男人中，爱德华是最英俊的；他除了喜欢女人、跳舞、享受及行猎外，别无所好。他没收沃里克的财产补充国库，又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那里获得求和的贿金12.5万克朗，并约定以后每年付5万。他太安逸，可以不去理会议会，因为议会对他的唯一用途，只是投票来支持他的财政而已。他自觉王位稳固，又恢复了奢侈与懒怠的习气。他衣着华丽，心宽体胖，于1483年（41岁），其个人权力与财富正达巅峰之际，与世长辞了。

他留下两个儿子：12岁的爱德华五世和9岁的约克公爵理查德。他们的叔父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理查，过去6年一直在朝任职内阁，他的勤劳、热心及才干，使英国人民愿意接受他为摄政王。他其貌不扬，佝偻着背，面容难看，左肩比右肩高。不知是否由于权力的过度膨胀，或只是疑惧有人要阴谋推翻他，理查监禁了很多有名人士，并处死了一人。1483年7月6日，他为自己加冕，自封为理查三世。同年7月15日，老国王的两个儿子在城堡中被杀，无人知道凶手是谁。于是贵族们又起而叛变，这次是由里士满（Richmond）的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领导。1485年，这支秩序井然的军队与国王庞大的军队在包斯华斯战场（Bosworth Field）遭遇时，理查的大部分兵士拒绝作战，在无兵无士之下，他终于在拼命的突围时阵亡了。约克王朝遂告结束。里士满伯爵即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这个王朝到伊丽莎白时代才告终止。

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时，显露了他在王位上应有的仁善与狠辣。中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拜因（Ambrose Holbein）在白厅（Whitehall）内的壁画上，把这位英国国王描绘成：高瘦而无须，阴沉而文雅，城府深，工心计，冷酷而自负，倔强而容忍，他使亨利六世下的英格兰由贫困的绝境转为富足，并在以后的亨利八世下，实行了中央集权。培根说他“喜欢财库充裕时的快乐”，因为他知道财力在政治上的说服力。他有技巧地征税，以慈善名义来抽富人的血，他热切地利用罚金充实国库，并劝阻犯罪，同时暗示法官多科罚金少判重刑。自1216年以来，他是第一位用自己的收入做开支的英国国王，他的宽大与慷慨冲淡了他的吝啬。他很谨慎地专心于政务，不注重个人的快乐，以便完成他的计划。他的一生因终年猜忌而显得阴沉，他不信赖任何人，并隐藏他的心意，他用正当或不显明的手段，去完成其目的。他创立了“星室法院”（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利用秘密会议审讯那些有势力而不畏惧当地法官的暴躁贵族。他逐年把衰败失势的贵族和心怀恐惧的高级教士，纳入君主的统御之下。一些激烈分子愤恨自由被剥夺及议会被废除，但农人们非常谅解这位约束了他们地主的国王，工商人士也感激他明智地促进了工商业。当这位国王发现英格兰处于封建分裂状态，有一个极贫困而又毫无声誉的政府，无法赢得人民服从或效忠时，他专心于政务，扭转局面，给亨利八世带来了一个令人尊敬、有秩序、有财力、统一而和平的国家。

财富的增长

显然，在1381年的大叛乱中英国并无所获。奴隶税仍被榨取，直到1537年，上议院否决了一项有关解放所有农奴的议案。圈地的工作加速进行，成千被逐出的农奴变成城市中的无产贫民。托马斯·莫尔说，羊群吃光了农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圈地运动是好的：近于荒废的土地，被放牧的羊群再次氮化，一直到1500年，农奴仅占人口的1％。小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自己耕种，逐渐让英国人养成坚强独立的性格，由此锤炼成大英联邦，并建立了空前的未成文的自由制度。

当全国工商业兴起，货币经济与国外贸易相互依存时，封建制度变得一无可取。农奴为地主生产时，他本人提不起发展商业的兴趣；自由的农民和商人却能在公共市场出售产品，对利润的追求，加速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各乡镇把更多的食物运往城市，城市则生产更多的货品来购买食物，这种过多的交易量超过了旧市场的容纳和公会的规定，终而发展到海外。

有些同业公会成为“商业公司”，由国王发执照，向海外推销英国商品。14世纪，大部分英国的贸易，用意大利的船只来运货，但现在英国自己建造船只，航运于北海、大西洋海岸及地中海一带。热那亚和汉撒同盟的商人愤恨这些后来者，便用海盗手段和禁止通商打击他们。亨利七世深信英国的发展必须靠海外贸易，因此用政府力量来保护英国货运，并与其他国家订立商务协定以建立海上秩序和和平。1500年以前，英国的投机商人控制了北海的贸易。眼光远大的英国国王已注意到对中国与日本的通商。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后来他迁居到布里斯托（Bristol）而改称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o）——寻找横渡大西洋的北方通路，却兴奋地发现了纽芬兰，并在1498年第二次航行时，探勘出拉布拉多（Labrador）到特拉华（Delaware）的海岸。他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儿子塞巴斯蒂昂·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赴西班牙服役。大概海员们和国王都未料到，这些远征探险竟开创了大英帝国主义，也为英国贸易和殖民者开拓了领区，这些领区及时成为支持英国的力量。

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也壮大了国家的工业。建立经济制度减低了利率，有时减低到5％。政府的法令严格管制了工资和劳工待遇。亨利七世在1495年制定的法规如下：

从3月中旬到9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早晨5点以前，必须工作，仅有半小时用早餐，一个半小时吃午饭，饭后有短暂的午睡，然后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从9月中旬到3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在每天黎明时就要工作，直到深夜……白天不可睡觉。

工人们在星期日可以休息饮酒，一年中有24天假日。很多日用品都由政府规定平价出售，凡超过定价而被逮捕者时有所闻。依照货价订定实际工资，15世纪末的工资比19世纪初的显然高些。

这一时期英国的劳动革命者强调其政治上的权利及经济上的失策。半共产主义的宣传几乎每年都有，他们对工人们不断地煽动：“你们与那些有钱的上流人士，是同样的人，为何他们玩乐，你们却要这样劳苦？为何他们如此富有，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反对圈地的暴动为数甚多，商人与技工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市政民主化的骚动也时有所闻，多半是为了在议会的劳工代表权和减税。

1450年6月，一支庞大而有纪律的农人和城市劳工武力进军伦敦，在布兰克赫滋（Blackheath）扎营。他们的领导人杰克·凯德（Jack Cade）呈递诉怨报告书。“所有的平民如果缴税纳贡，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单靠做工或耕种，将无法维持生计。”《劳工法令》应予废止，并应重组新阁。政府指控凯德提倡共产主义。亨利六世的军队和若干贵族的卫士，于1450年的6月18日，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对叛军作战。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叛军获胜并攻进了伦敦。为了使他们妥协，国王的议会下令逮捕领主塞伊（Saye）和威廉·克罗默（William Crowmer），尤其可恨的是那些榨油和暴政的官员们。同年7月4日，他们向围困城堡的暴民投降。他们被叛乱分子审讯，拒绝辩护，后被杀头。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和温切斯特的主教调和，准予某些要求及特赦。叛乱者同意而解散。但杰克·凯德攻击在谢佩（Sheppey）的昆斯自治区（Queensborough）的城堡，并于同年7月12日拒捕时受重伤。8个从犯同判死刑；其余人员均被国王赦免，“其臣民皆大欢喜”。

道德与习尚

约1500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书中称：

英国大部分男女老幼都长得俊美而匀称……他们非常自负，并夸耀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出色，除了英国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总会说：“他看来像英国人。”非常遗憾的是，那一位英俊的外国人并非英国人。

的确，英国人在体格、特性及言语方面，都是粗犷而精力充沛。他们坦诚发誓说，圣女贞德通常都把他们喊作“死鬼”。妇女们也毫无顾忌地谈论生理和遗传上的事情，这些谈话会让今日的假道学吓一跳。幽默话和口语一样粗野污秽。甚至贵族们的举止也很粗鲁，必须要受严格的礼貌训练才行。这种粗野的特性激起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贪求精神，冒险、暴力和粗野的生活方式早在15世纪即已形成。那时人人必须自卫，随时要以牙还牙，必要之时，更要心狠手辣地杀人。这些强横的人，本来是慷慨侠义的，有时甚至是仁慈的。约翰·简多斯——几乎是完美骑士的代表——逝世时，凶暴的战士们也哭了；而玛格丽特·帕斯顿（Margaret Paston）在给她病弱丈夫的信中（1443年）表露了永恒的爱情没有种族之分。然而，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女人，却因女儿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几乎打破女儿的头。

女孩在被保护的娴静与羞怯中长大，因为男人是捕食的野兽，处女身份在婚姻的市场上，是一份财产。婚姻是一项财产转移。女孩满12岁、男孩满14岁，即使未经父母同意，也可以合法地结婚。但上流阶层为了加速财产交易，一旦孩子满7岁，父母就为子女安排婚事。两相喜悦的结婚是例外，离婚被禁止，通奸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贵族家庭中。霍林谢德说：“纵欲与通奸的不洁风气盛行，尤其是国王那种恶劣的通奸行为。”爱德华四世后来选了简·肖尔（Jane Shore）为其爱妾。她以美色迷惑国王，并为很多请愿者在朝廷中说情。爱德华死后，理查三世可能故意彰露其王兄的罪恶而掩饰其本人的缺点，强迫肖尔身穿一公开悔罪的白袍游行于伦敦市区。肖尔晚景凄凉，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轻视她，并离开了她。

根据记载，英国人原非如此无法无天。百年的战争使人们变得野蛮而不顾一切，由法国归来的贵族，在英国继续作战，并雇用复员军人为他们工作。贵族们不顾一切道德，与商人们勾结弄钱，小偷猖獗，商人们出售劣货，并使用假秤；出口的货品，一度由于质与量的不实，几乎毁灭了英国的国外贸易。海上的贸易促使海盗横行。贿赂公行，法官无红包就不审案；审判人员在受贿后，就对原告或被告甚至二者态度友善；稽征员揩油故意使人逃税；兵役官就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肥胖骑士一样，可能在利诱之下而故意对某个城镇放水；一支入侵法国的英军部队，居然被敌人收买。乔叟之类的诗人，曾痛骂贪污事例。如果道德的基础没有在平民中生根，其社会道德结构也许早已土崩瓦解了。当他们的祖先图谋造成战祸、带来灾难时，这些人保存了家族的延续。

除了商人和贫民，其他阶级人士多年住在乡间。有了大炮之后，城堡不再具有防卫力量，逐渐变成庄园。砖代替了石头，朴实无华的房屋仍用木和泥建造。曾一度作为各种用途的中央大厅，已失去了原有的堂皇派头，被缩改为起居室、小房间及密谈接待室之间的通廊和门厅。悬挂在富人墙上和有彩色玻璃的窗户上的幔帘，使黑暗的内室明亮起来。以前由窗户、门及屋顶放出的火炉烟气，现在集中由烟囱放出，庞大的壁炉，使起居间显得气派豪华。天花板用了木材，地面铺上花砖，不过地毯仍然少见。伊拉斯谟所述的一段话，我们只能把它当成文学作品，不能信其为真实：

差不多所有的室内地面是用黏土和沼地的灯芯草铺成，不常更换，这种地面有时会保留20年之久，遮盖着下面的人与狗的唾沫、呕吐物、酒……鱼骨，及其他说不出的脏东西。当天气变化时，怪味散发，我想那绝非卫生。

雕刻华美的床，配有花色床罩和顶盖。在舒适的家庭中，用胡桃木或橡木雕刻的餐桌是一个伟大的杰作。靠近餐桌或在大厅中，还有酒橱、餐具架及化妆台，陈列着银器盘碟，以示美观。客厅也常用作餐厅。

为了节省灯油，午餐定在上午10点，晚餐下午5点。男士们用餐时需戴帽，以免长发扫入食物。食具多种，食用沙拉冷盘或吐司乳酪时就有专用的器皿，现代英式的餐具使用方法开始于1463年。餐刀由客人自备，他们把刀插入短鞘系在腰带上。礼仪上规定，食物应用手指送入口中。直到16世纪中期，才使用手巾，男士们揩鼻涕，用拿刀的那只手，不可用送食物的那只手。那时还不知道有餐巾，用餐人禁用桌布擦牙。每餐菜肴丰富，普通有地位的人士，经常有15或20道菜。大豪富进餐备有大桌，每日供应100人，包括侍从、宾客和仆人。拥立国王的沃里克每天要宰杀6只牛，有时要供应500人吃饭。肉食为全国的主食，蔬菜稀少或不用，啤酒及麦酒为大众饮料。饮酒虽不如法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豪量而普遍，但每天一加仑的啤酒，是每个人的日常定量，甚至修女们也是如此。福特斯古（John Fortescue）说：“英国人（约1470年）不饮水，除非有时为了宗教的缘故，或是借此苦修。”

贵族们的服装是华丽的，平民则着素袍或头巾，或是一件方便工作的紧上衣。有钱人爱皮衣，戴有羽毛的帽子，穿花袍或两袖膨胀的新奇样式夹克及紧而高的长筒袜。乔叟的牧师对这种服装抱怨说：“那些显得臃肿可怕的人似乎得了疝气和肥臀病，恰像母猿的圆月形后部。”乔叟本人也曾身穿亮闪闪的服装，外套红色或黑色的长筒袜。14世纪那种长而尖的鞋子，在15世纪已不流行，这时的鞋子，前部圆而宽。妇女的装饰更为大胆，上帝知道她们有些人外观虽似贞洁高贵，但由她们暴露的服装正显出了她们的淫荡骄奢。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图片，那由耳到脚紧紧地包在薄薄衣服内的体态，显示了诱人的性感。

娱乐方面，从跳棋、象棋、双陆棋、骰子到钓鱼、打猎、射箭和马上长枪比武等等。玩牌流行于英国，已在15世纪末；今日在纸牌上仍然让我们的“国王”和“王后”保持着那个时期的服饰。歌舞同赌博一样流行。几乎每一个英国人均加入合唱团，亨利五世与约翰·邓斯塔布尔（John Dunstable）是当时一对杰出的作曲家，英国的歌手在欧洲大陆遍受欢迎。男士们热衷于网球、手球、足球、滚木球、掷环套桩、摔跤、拳击、斗鸡、斗熊和斗牛。观众们围睹特技和走绳者的表演，这些绝技既能娱古，又能悦今。国王和贵族都供养变戏法者、说笑话者及丑角，被国王或王后委派的宫廷饮宴娱乐事务总管，督导圣诞季节的狂欢节目。妇女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各处男人们的活动：在酒店饮酒、带鹰犬狩猎、沉迷于观赏竞技比武。这些妇女们由王后领导，评审马上长枪比武竞赛，并颁发金冠奖。

旅行虽然是一件苦事，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对于一夫一妻来说更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道路上泥泞不堪，强盗们不分种族、性别、阶级或教派。客栈雅致却不干净，充满着蟑螂、老鼠及跳蚤。几乎每一家旅馆都有卖淫的妓女，而不要妓女的正经人——几乎不能找到一张床铺。穷人外出要步行，小康者则骑马，通常有武装的侍从随行；至于豪门富户者乘新式的马车——这是由住在科滋（Kocz）村的一位15世纪的匈牙利人发明的。豪华的马车有镂花雕刻，喷了漆且镀了金边，并铺设有坐垫、窗帘和毡子。虽然如此，仍比不上骑骆驼舒适，因为坐在骆驼背上，其行动的起伏犹如深海捕鱼的小船。船并不比古代好，甚至更差；1357年约翰二世由波尔多到伦敦，费时12天。

犯罪猖獗，城镇里除义务警察之外，简直空空如也。但规定所有的男人要参与追捕逃犯并喊叫，凡没有叫喊者，被发现后，要受重罚。夜贼、盗窃罪、纵火、渎圣罪、叛国罪及谋杀罪，均判吊刑，其尸体要曝露示众并拿去喂乌鸦。对被告和证人刑囚的惯例，创始于爱德华四世，延续了200年。律师一业，充斥市面。

也许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评价太苛刻，而忘了我们如今的野蛮行为。亨利六世的首席法官福特斯古爵士，认为他那个时代较为高尚，他曾把那个时代的优点写了两本书，一度被列为有名的著作。用对话体写的一本《英国法律的赞扬》（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赞美陪审团的审讯权，为用刑而哀痛，并劝告王公们以身示范，作为平民守法的榜样。他写的另一本书是《君主或英国的统治》（Monarchia，or Governance of England），他以爱国的精神把法国与英国做比较：在法国，人民不经公审即被定罪，国会很少召开会议，国王征收盐酒一类的日用品税。福特斯古在赞扬他的祖国之后，在结论中称：所有政府均应服膺教皇，“甚至吻他的脚”。

威克利夫派信徒

1407年，大主教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再次确定教会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法律，并将任何背弃教义者视为重大异端。从威克利夫手中夺回权力后，15世纪，英国教会逐渐强大，财源逐渐兴旺。为人作追思弥撒，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收入：将死的人，捐钱修建圣堂并举行弥撒，希望其灵魂及早进入天国。由于上议院中有20位主教和26位修道院院长的席次，而俗人的席次只有47位，教会控制了国会。亨利七世和以后的亨利八世，为禁止这种现象，坚持国王有权从合格的教士中提名英国修道院院长及主教。这种教士政治逐渐依附于君主，形成教士服从亨利八世、王权高于英国教会的态势。

同时，威克利夫派可怜的传道者继续传播他们反教士政治的思想。早在1382年，有一位修道的编年史家，耸人听闻地报告说：“他们像发芽的植物，滋长极快而遍及全国……当你在路上行走，遇到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威克利夫派的信徒。”他们在工人中，尤其是诺福克的织工中，很容易找到听众。1395年，威克利夫教派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向议会陈述他们的主张。他们反对教士的独身生活、变体论、崇拜偶像、朝圣远行，反对为死者祈祷、教会的财富及捐献，不赞成在政府机关中雇用教士，反对向牧师告解的必要、驱邪的仪式及崇拜圣人。在其他方面，他们建议人人经常阅读《圣经》，并遵守其中的戒条律令。他们谴责战争，认为这不是基督徒的事；奢侈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节约，以便使人们恢复俭朴的衣食；他们厌恨赌咒发誓，而代以下述话语，“我确知”或“那是事实”——即是真理。清教徒的心理和观点，已经在大不列颠形成。有一些传教士把社会主义与其宗教混合，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攻击私有财产，而且如争取农工阶级支持一样，也求助于骑士与上流阶层。

然而上层阶级难忘1381年大叛乱时的情景，而教会方面发现自身为防护所做的新准备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安定力量。理查二世逮捕在议会中的威克利夫派代表，威胁他们必须安分沉默。1397年，英国主教请求国王“依照其他归属于基督教范围的规定”处死那些毫无悔意的异教徒，但理查不愿这么做。1401年，亨利四世及其议会颁布了一项有名的法令，“火焚异教徒”：凡被教会法庭宣判的顽固异教徒，应被焚死；所有异端书籍，均应销毁。就在那年，一位威克利夫派的传教士威廉·萨韦彻（William Sawtrey），即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其他威克利夫派的教徒被捕后因能悔改，得免处死。1406年，威尔士王子向亨利四世报告称：威克利夫教派的宣传及其对教会财产的攻击，威胁了整个社会的现存组织。于是，国王下令更严厉地处死异教徒，但从事罗马宗教分裂政治的主教们，其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了打猎中。1410年，约翰·巴德比（John Badby），一个威克利夫教派的裁缝，被教会判处火刑，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木柴未点燃前，哈尔王子劝其如能悔改，愿宽赦其死刑，并给予金钱；巴德比拒绝了，他走上柴堆，接受死刑。

哈尔王子于1413年登位，是为亨利五世，他全力支持这种高压政策。他有一位朋友是科伯海姆（Cobham）的领主，叫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莎士比亚的观众认为他就是《亨利四世》一剧中的那个胖骑士。奥尔德卡斯尔在战场表现优越，对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和肯特郡其领域内的威克利夫传教士，予以容忍和保护。主教们曾三次召讯他，他三度拒绝出席，后经国王手令，他才屈服，出现在威克利夫36年前受审的圣保罗聚会所的主教们面前。他确证诚心信奉基督，但不反对威克利夫派有关告解或圣餐的见解。于是他被判处为异教徒，并被囚禁于伦敦城堡之中，他有40天的宽限期，以期悔改回头，他却借机逃走。伦敦附近的威克利夫派教徒得到消息，又起而叛乱，1414年他们还企图劫持国王。这一阴谋未成，某些叛乱领袖被捕，并处以绞刑。奥尔德卡斯尔在赫里福特郡山区和威尔士藏匿了3年，终被擒获，以卖国贼罪判处绞刑，1417年，终以异教徒的罪名被火焚而死。国家与教会，终偿其愿。

如果与其他罪刑相比，对威克利夫派的判刑，几乎还算温和的。1400年至1485年，处死异教徒的案子共有11件，据闻有几处威克利夫派聚会所一直存在到1521年；直到1518年，遭受火刑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还宣称他曾感化了700人信奉威克利夫教义；1521年，尚有6人被焚。亨利八世使英国脱离罗马时，全国未经革命就接受改变，威克利夫派信徒或许会说，他们已多多少少为这件事铺好了道路。

1450年，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雷金纳德·皮科克（Reginald Pecock）出版了一本书，以当时的幻想方式，把这书叫作《过分谴责传教士为镇压者》（Repressor of Over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它公开反驳威克利夫教派，建议不要用火刑来压制这种思想，最好诉诸理性。这位热心的主教太过理性，以至过分沉迷于理智，并已坠入异教的危险。他用理性反驳威克利夫派在《圣经》上的理论。在《论信仰》（Treatise on Faith）一书中，他的确把理性置于《圣经》之上，作为一项真理的考验——这种情形欧洲要费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无法阻止这一切的镇压者，只有尽量说明：教会中的神父们并不是常可信赖的，亚里士多德也非绝对的权威，圣徒们并不一定熟习他们的信条，而“君士坦丁的捐赠”只是一种伪造。1457年，英国主教们对这位站在教会法庭前高傲的皮科克给出两种选择：悔改认罪或接受火刑。他不愿接受焚刑，便公开宣誓，随即被免除其主教职权，然后被禁于索尼（Thorney）修院，直到1460年他去世为止。

英国艺术（1300—1509）

虽有反宗教政治和异端邪说，宗教却有效地提高了英国的建筑技术，并使其达到巅峰。商业的成长和战争的破坏，带动了教堂、城堡和皇宫的建设，并拓展了牛津与剑桥两校的学习居所。英国的建材来源有珀贝克的大理石与诺丁汉的雪花石膏，舍伍德的林木与各郡的石砖，形成了高贵的楼塔和华丽的尖顶，加上木制的天花板，差不多与哥特式石制的拱形屋顶同样坚固、优美。原来墙与墙之间横贯着难看的衔接横梁，已改由巨大橡木承作的高耸穹形结构槌梁支撑，英国一些最好的教堂就以此来为它们的本堂架梁。塞尔比（Selby）的大教堂同样也采用橡木天花板和浮雕，以配合圆拱的弯梁和扇形的设计，使巴斯城的修院圣堂、伊利（Ely）的唱诗台及具有复杂石网的格洛斯特的南侧游廊，都有了拱形屋顶。

窗格花饰、墙壁嵌板及唱诗台的屏帘，这些影响后世的建筑式样，常常交互应用于大建筑物中。几何图形的哥特风格（约1250—1315年）使用了欧几里得图形，埃克塞特大教堂就是如此修建的。曲线形装饰的哥特式（约1315—1380年）放弃了固有的图形，改用自由流线型，以便对法国火焰式加以限制，如南方林肯郡的窗户形式。垂直的哥特式（约1330—1530年）强调在普通的哥特尖形拱式内有水平与垂直线，例如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即是如此。13世纪重视的彩色玻璃窗，现已改用柔和的浅色或银色及淡淡的纯灰色；在这些玻璃窗内，画有濒死的骑士行列与基督教的故事，表现了哥特艺术的晚期光辉与衰落。

我们现在看到的威斯敏斯特，英国花费了3个世纪之久才辛苦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英国的杰出人士为完成这座壮丽的陵墓所耗的心血。唯一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温莎（Windsor）堡的重建：爱德华三世于1344年在该处大规模地重修圆塔，而爱德华四世于1473年开始修建圣乔治小教堂，并加上华丽的唱诗台、扇形的拱顶和染色玻璃。艾伦（Alan de Walsingham）用曲线的哥特风格设计了一座精致的圣母堂和伊利的“灯”塔。格洛斯特的大教堂有中央塔楼、唱诗台的穹形图、豪华的东面窗户，并有宽广的回廊，其扇形圆顶，被列为英国的奇观。温切斯特大教堂延展广阔的中心，并用垂直线形式美化其新建的前门。考文垂也用那种形式修建教堂，该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尚存留着堂皇的尖顶。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高耸着令人昏眩的扇形拱顶，约克大教堂完成了其本堂、西塔及唱诗台的帷屏。尖塔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光耀，使牛津的墨顿及抹大拉学院、方廷斯修道院、坎特伯雷、格拉斯顿堡、德比、汤顿和其他近百座修院显得高贵。威克翰的威廉使用垂直形式，设计了牛津的新学院。威佛里特的威廉，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在伊顿（Eton）循前例设计了方场四周的建筑物。剑桥的王室学院也配合时尚，修建了一座教堂，其窗户、拱形顶、唱诗台可使卡利班（Caliban）变得有教养，使雅典的泰蒙（Timon）参加祈祷。

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具有一种入世的现实精神，它完全适用于学院、城堡、堡垒、公会所及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物。沃里克伯爵们在14世纪和15世纪，即用这种形式在利明顿（Leamington）附近建造了他们有名的城堡。伦敦的公会所，无疑是首都商业界夸耀的殿堂，它在1411—1435年完成，在1666年被烧毁，后又被雷恩（Christopher Wren）重建，在1866年整新其内部，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即使是城市的商店，在它们直立形的窗框里，也表现着这种风格；雕刻的门楣、飞檐及突出的阳台，使这种即将消退的艺术，仍光彩动人。

英国当时的雕刻技术并不突出。教堂正面的雕像，如在林肯郡和埃克塞特大教堂等处，就远逊于那些刻意装饰的建筑物。威斯敏斯特和圣奥尔班修道院的大祭台，其屏帷被当作雕像的模式，但这些都很平凡，不值得叙述。英国最好的雕刻还是在墓碑上，通常用雪花石膏刻画人物雕像：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内有爱德华二世的雕像，在伯弗利大教堂内有埃莉诺·珀西夫人的雕像，在坎特伯雷有亨利四世及王后琼的雕像，在沃里克有理查德·博尚的雕像。英国的雕刻家最善于表现绿叶红花。木雕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温切斯特、伊利、格洛斯特、林肯郡、诺维奇大教堂的唱诗台，其雕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油画在英国仍属较差的艺术形式，比起同时代的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油画，相去甚远。附有彩色小插图的书籍仍很流行，爱德华三世曾花66英镑买了一卷彩色的爱情故事，而翁士拜的罗伯特赠给诺里奇大教堂一本金银彩图的诗篇集，波特莱图书馆把它列为丛书中“最佳的英文版本”。1450年之后，这类小型彩画艺术随着壁画和版画的兴起而衰退。16世纪，传奇小说开始印行时，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15世纪，有一位无名作者写了一出极有名的英国道德剧《凡人》。这是一种寓言剧，剧中人物均为惹人厌烦的抽象概念：“知识”（Knowledge）、“美丽”（Beauty）、“五种心知”（Five-Wits）、“明辨”（Discretion）、“力量”（Strength）、“才能”（Goods）、“善行”（Good Deeds）、“友谊”（Fellowship）、“亲戚”（Kindred）、“认罪”（Confession）、“死神”（Death）、“凡人”（Everyman）及“上帝”（God）等。在该剧的序幕中，“上帝”在发怒，7天里倒有6天，10个人中有9个人忘记了他的诫命，于是派了“死神”来提醒世人，他们必须马上去见他，汇报他们的行为。说话之间，“死神”由天上降到人间，发现剧中主角“凡人”一心在想女人与金钱，“死神”遂要带他去。“凡人”辩称，现在就死，还未交代，要求延长时间，并献出千镑红包。但“死神”仅答应他一种变通办法——可以选择一个朋友陪他同赴来世。“凡人”就请求“友谊”一起大冒险，“友谊”却为自己作勇敢的辩护：

友谊： 如果你要吃喝玩乐或同女人厮混，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凡人： 那么你陪我做一远程旅行如何？

友谊： 说实话，这一点，我却不愿奉陪。如果你要去谋杀任何人，我倒很乐意帮忙。

这时“凡人”又请求“亲戚”，他的这位表兄弟也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我的脚趾痛”。“凡人”去拜访和求助“才能”，但“才能”已被深锁，不能自由地给他帮助。最后“凡人”恳求“善行”，她很高兴他还没有忘记她，她把他介绍给“知识”。这时“知识”带他去“认罪”，“认罪”使他忏悔而清洗罪恶。于是“善行”就陪同“凡人”进入坟墓，这时，天使歌唱，欢迎这位洗罪者进入天堂。

作者对这种不像样的戏剧形式仍自鸣得意。把一种特性去人格化，绝不能指代一个实际的人，因为“凡人”是一种令人头疼的复杂的矛盾物，除了部分共性之外，个个都自有其特殊性；而伟大的艺术必须像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俄狄甫斯，由特殊到普遍。如何把乏味呆板的道德剧变为多变化的生动活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需要另一个世纪的尝试和探索。

15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化成就是其第一家印刷厂的建立。出生于肯特郡的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移居到布鲁日经商。他在余暇时，翻译了一套法文爱情小说。他的朋友们向他要了几份手抄本。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手因写字太多而感到疲劳不稳定，眼睛也因过度注视白纸而模糊。”当他访问科隆时，他也许参观了泽尔（Ulrich Zell）所设的印刷厂（1466年），泽尔曾在美因茨学得新技术。1471年，科拉德（Colard Mansion）在布鲁日成立一处印刷所，卡克斯顿就常去该处复印其译作。1476年，他回到英国，一年之后，他在威斯敏斯特装设了一部由布鲁日带回的活版铅字印刷机。这时他已55岁，他的一生仅还有15年的岁月而已，在15年中，他印了98本书，其中几本是他自己用拉丁文或法文翻译的。他选择的书目及他在序言中特具的奇妙而动人的笔法，为英国文学树立了永久的典范。在他死后（1491年），他的阿尔萨蒂尔（Alsatia）的助理温金继续这项革新工作。

1485年，卡克斯顿编写出版了一本最受欢迎的英文散文杰作《亚瑟王及其骑士们的光辉史》（The Noble Histories of King Arthur and of Certain of His Knights），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早在16年前已死在监狱中。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在百年战争中曾任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的随员，并于1445年出任沃里克在国会的代表。在战争中，他不甘寂寞，闯入休·史密斯（Hugh Smyth）的家，非礼了休的太太，勒索了马格丽特·金（Margaret Kyng）和威廉·黑尔斯100先令，再度闯入休的家，非礼其妻。他偷了7只母牛、2只小牛及335只羊，两次抢劫库姆比（Coombe）的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曾入狱两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人竟能写出英国骑士的那种温柔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称它为《亚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之后，大家公认，这些绮丽的故事，确是马洛里在监狱中写作的。

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法文的《亚瑟传奇》，他很辛苦地加以编排，用一种使人遐思且柔美动人的词句写出。在野蛮与充满欺诈的战争中，他向失去骑士风格的贵族，呼吁恢复亚瑟骑士那样的高尚水准，要他们远离罪行。亚瑟因为年长，不再荒唐胡来，与他那位漂亮而大胆的吉尼维尔（Guinevere）定居下来并统治英国——实际上是全欧洲，在他的首都卡梅洛特（Camelot）宫中（温切斯特）有150个圆桌骑士来保卫他们：

决不做暴行，也不可谋杀……无论如何不可残暴，但对于求告的人要可怜……而且要常常救助那些遭受死亡苦痛的妇女们。

书中的主题交织着爱情与战争，颂扬无敌的骑士们为妇人和美丽少女而争风相斗。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m）和兰斯洛特（Lancelot）分别与王后通奸，但他们拥有勇敢和高贵的灵魂，彼此武装决斗，头戴钢盔和面具，相互隐藏身份，酣战4个小时，剑刃变钝，染满了鲜血：

最后，兰斯洛特说：骑士！你是我决斗以来，遇到的最佳骑士，请问尊姓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兰斯洛特说：真的吗？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绝不拒绝。特里斯特拉姆便问：那么请教你的大名？兰斯洛特称：我名叫兰斯洛特·杜·拉克。特里斯特拉姆说：啊呀！我究竟干了什么？因为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兰斯洛特说：现在请教你的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名叫特里斯特拉姆·德莱昂纳斯。兰斯洛特说：哎呀！我的老天爷我怎么这样不知死活？于是兰斯洛特跪下，把自己的剑给予对方。同时特里斯特拉姆也跪下，并把自己的剑交给对方……然后两个人一同到一块石头前，把剑放在上面，再脱下头盔……亲吻了对方100次。

按照《帕斯顿书信》（Paston Letters）中的描写：幻想的乐土与现实世界相比是多么不同！那里的人不需要为生活而劳苦，所有的女人都是温柔和善的“淑女”，这些活泼生动的信件把一个15世纪英国的分散大家庭，用感情和金钱再结合到一起！约翰·帕斯顿在伦敦任法官或巡回审判员，其妻玛格丽特在家养育儿女，并管理他在诺里奇城的财产。他办事严格认真，苛细精明。他太太非常顺从，是一位谦虚能干又胆小的妻子，她一想到曾经冒犯了他，就会发抖。吉尼维尔实际的世界就是如此。然而这里也有柔弱的感情，彼此的关切，甚至风流韵事。马热丽·布鲁斯（Margery Brews）向约翰·帕斯顿二世（John Paston Ⅱ）承认她爱他，对自己的寒碜嫁妆不能与其地位相配感到难过：“假如你像我全心信赖你一样地爱我，那请你今后不要抛弃我。”而他，帕斯顿财产的主人，不顾亲友的抱怨娶了她，但他在两年后，就去世了。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我们不必惊奇，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科西莫在古典文学上的贡献，对英国那些不关心文学的商人影响极微，而英国的贵族对缺少文化教养并不引以为耻。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6世纪初期曾估计过，只有40％的英国人有能力阅读，教会和它主办的大学，是当时学者唯一的支持者。在这种环境中及战争带来的暴乱与蹂躏下，格罗辛（William Grocyn）、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拉蒂默（William Latimer）及科利特等学者，将意大利的火种带回来，为英国带来了充足的热与光，而使当时的大学者伊拉斯谟于1499年访问英伦三岛时，有宾至如归之感，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一项光荣。专心研究异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人文主义学者，被一些内向型的“特洛伊人”指责，他们怕这些“希腊人”从意大利带来害人的玩意。但这批人文主义学者受到教会勇敢的照顾与保护，如温切斯特的主教、威佛里特的威廉、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沃勒姆、罗切斯特的主教费希尔（John Fisher）及以后的英国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Thomas Cardinal Wolsey）等。

自从曼努埃尔·克莱索罗内斯（Manuel Chrysoloras）于1408年访问英国后，有些年轻的英国学者就害了狂热之病，他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或是用意大利的色情来治疗。格洛斯特的公爵汉弗莱热忱地带着这类手稿原本由意大利归来，他搜集的这些藏书后来充实了牛津大学的波特莱图书馆。乌斯特的伯爵约翰·蒂普托夫特（John Tiptoft），受教于费拉拉、维罗纳城的瓜利诺达（Guarinoda Verona）及佛罗伦萨的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他带着更多不道德的书籍回到英国。1464年至1467年，塞林的修士威廉·蒂利（William Tilley）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及罗马研学之后，携回了很多的异教古典文学，并在坎特伯雷教授希腊文。

他有一位热心的学生叫利纳克尔，蒂利于1487年再度去意大利时，利纳克尔随其同行，在意大利待了12年之久。他受教于佛罗伦萨的波利希安（Angelus Politian）和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并为威尼斯的马纽夏斯（Aldus Manutius）编纂希腊作品，而后饱学而归，获得国王亨利七世的召见，聘他做威尔士王子亚瑟的教师。在牛津，他和格罗辛及拉蒂默等人几乎组成了一场针对古典文学的牛津学派运动；他们的讲授启示了科利特和托马斯·莫尔，并吸引了伊拉斯谟。利纳克尔是最有名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盖仑的医学作品，提倡科学医术，创立皇家医学院，并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牛津与剑桥的医学讲座，正如伊拉斯谟说：“由于他的提倡，新知学问就这样在英国奠定基础，而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前往意大利深造了。”

格罗辛在佛罗伦萨结识利纳克尔时，年已40岁。他于1492年回到英国，在牛津埃克塞特学院租了间房，每天用希腊文讲演反对保守主义，保守派对他的演讲感到恐慌，担心《新约》和《圣经》的原文，将会推翻圣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语《圣经》千年来的权威性。格罗辛对正统教义绝对维持，其生活道德则非常严谨。英国的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下的某些学者中，甚至在一种对基督教潜在的敌意下是绝难发展的。基督教珍视基督的遗训超过一切知识精华；这样，它那些有名的使徒，在任职圣保罗修道院院长时，才不会有麻烦。

科利特是亨利·科利特的长子。亨利·科利特原为富商，生有子女22人，曾两任伦敦市长。科利特在牛津时，受利纳克尔和格罗辛两人的人文主义影响很深，而且沉迷于柏拉图、普罗提诺、西塞罗等。1493年，他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时，在巴黎遇见了伊拉斯谟和比代，在佛罗伦萨，感动于萨沃纳罗拉，也吃惊于罗马红衣主教们和亚历山大六世的轻狂与放纵。他回到英国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很可能爬上商业或政治的崇高地位，但他宁愿在牛津过着学者的生活。他不理会传统规矩，即一个传教士只能教教神学，而对罗马人大讲圣保罗的书信；他用拉丁文《圣经》的评论说明代替了古典式的讨论方式；他的方法新颖，强调“善良的人生即最佳的神学”，这让他的广大听众感到新鲜而振奋。1499年，伊拉斯谟在牛津遇到他，形容他是一位永受声色之诱的圣人，但“终生保持其圣洁的心田”，他轻视当时随遇而安的僧侣们，并把其财产作为慈善捐献及奉主之用。

他在教会里是一位有虔诚信仰的反对派，教会虽有缺点他仍爱护她；他虽怀疑《创世记》上文字的真义，但仍接受《圣经》上神的启示。他预示了宗教改革派强调《圣经》的权威来反对教会的传统与礼仪，否认古典哲学对基督教基本义理的削弱，怀疑传教士具有赦罪的能力及基督在圣饼内的真实存在性，并对教士们的俗世凡心予以斥责：

如果最高层的主教，即我们所称的教皇……是一位守法的主教，他应舍弃一切私欲，心中只有上帝存在。如果他只为自己打算，那么他就是万恶之源……过去多年来，的确如此，而现在这种毒素更流及于基督教会中的各分子，如果耶稣不尽快地伸手加以拯救，我们这个混乱到极点的教会就难以免于灭亡……啊！像这类不虔诚的可恶而又可怜的教士，在这一时期占了大多数，他们刚由妓女怀中离开，就敢乱闯圣堂，跑到祭台前，领取圣餐！上帝的报应终有一天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504年，科利特被任命为圣保罗修道院院长。在那高高的讲坛上，他宣布反对主教职权的出售，也痛斥由一人承受大众利益的罪恶。他引起众怒，树敌甚多，但沃勒姆总主教予以保护。利纳克尔、格罗辛及托马斯·莫尔现在已定居伦敦，不再受牛津的古典派和保守派的拘束。受到伊拉斯谟访问的刺激，他们立刻乐意去拥护年轻的亨利八世。伴随着和平的宗教改革而来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已臻成熟。

第六章

勃艮第的插曲
（1363—1515）

皇族公爵

勃艮第地处法国东翼第戎周围，因其公爵精于政治，在百年战争中未受丝毫损害，成为阿尔卑斯山北方基督教地区半个世纪以来最繁荣之地。卡佩王朝的勃艮第公爵世家被灭种后，这个公国重新归属法国王室，约翰二世把这块领地赏予第四子菲利普（1363年），奖励其在普瓦捷之战中的英勇。菲利普41岁任勃艮第公爵时，表现极佳，而其外交式的婚姻，使海诺特、佛兰德斯、阿图瓦等均归其统治。勃艮第这块领地，表面上说来，只是法国的一省，实际上，它受到佛兰德斯工商业的滋润和艺术文化的陶冶，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无畏者”约翰因其盟友和情报组织，将权力扩张到了顶点，这时的法国，感到被挑战。奥尔良的公爵——路易——代其疯傻的弟弟查理六世摄理政事，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同盟，以抵制有勇无谋的约翰公爵。约翰雇用刺客把他杀了，于是勃艮第派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约翰同样也被刺客所杀（1419年）。他的儿子菲利普拒绝效忠法国，使勃艮第与英国缔结同盟，还合并了图尔纳、那慕尔（Namur）、布拉班特、西兰（Zeeland）、林堡及卢万。他与法国媾和后（1435年），就要求承认他所辖公爵领地的实际主权，并要求割让卢森堡、列日、坎特伯雷和乌特勒支。勃艮第现已达到全盛时期，在财力和权力上，足与西方任何王国抗衡。

菲利普赢得“好好先生”的头衔，但他并非不会奸猾、残酷，有时也会愤怒失常。他确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位优秀的执政官，即使对于他那16个不合法的子女来说，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真心结交女人，共有24个姬妾。他祈祷、守斋、施舍，他曾以第戎、布鲁日及根特作为他的首府，而根特是除了意大利之外西方艺术的中心。经过长久的治理，他为勃艮第和其附属各省带来富足，几乎没有人挑剔他的毛病过错。唯独佛兰德斯各城镇，在他的统治下感到不安，由于看到他们旧有的公会组织和大众的自由，均置于集权的政府下，一切以国家经济为主，而深感悲哀。菲利普和其子查理镇压了他们的叛乱，但仍给他们一种抚慰性的和平，因为菲利普父子知道最丰富的领地收益，得自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菲利普当政之前，莱茵河下游一带是零乱分散的地区，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正如其种族和语言一样，非常复杂。现在菲利普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统一的邦国，使其井然有序，并辅助其发展。

布鲁日、根特、列日、卢万、布鲁塞尔及第戎等地的勃艮第社会，是欧洲最文雅可爱的，可与当时科西莫·美第奇族系下的佛罗伦萨城相媲美。公爵们保存了所有的骑士礼节，建立金羊毛勋章（1429年）的就是“好好先生”菲利普；英国骑士的华丽外表与魔力掩盖了英国风俗粗鲁的一面，显耀了亨利五世的军容，在马洛里及弗鲁瓦萨尔的记载中，也留下了光彩的一页，这些都是由勃艮第的社会演进而来。勃艮第贵族们被剥夺自主权力后，主要任职于朝廷，他们利用华美的服饰与仪态来掩饰其失势的窘态与通奸的丑行。工商界人士也穿着宽松的长袍，犹如贵族，并使他们的太太打扮得像准备让鲁本斯画像一样。在如此可爱的公爵领导下，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犯上忌。海因斯贝格的约翰是列日的风流主教，他有十多个私生子；勃艮第的约翰——坎特伯雷的主教——也曾生下36个非婚生子并拥有一群孙儿；当时很多社会名人，就是在这个优生时代中诞生的。公共浴室内，任何时间，有钱就可以找到妓女。在卢万，这些妓女冒充女房东，供给学生们膳宿。人们沉溺于节日中的吃喝玩乐。有名的艺术家，忙着去设计化装游行。并装饰游行车；来自边疆与海上的人们，观光这些豪华的场面，甚至有裸女扮演古代女神和森林女神。

宗教精神

圣人与神秘主义者与这个狂欢作乐的社会，形成了一种阴暗对比，他们在一些公爵的帮助之下，成就了荷兰在宗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ysbroeck）是一位布鲁塞尔的教士，于50岁（1343年）退休后进入滑铁卢附近的格伦德尔（Groenendael）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专心于神秘的沉思与著作。他声称，圣神指挥了他的笔。虽然如此，他的泛神论和否定个体不灭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上帝自己在不经意中把所有的幸福吞食了。……永久地失去自己……当超过一切的知识或一切有学问者达到第七级时，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彻底的无知之中；当对上帝或受造之物毫无认识时，我们就近乎死亡，而且我们就在这种无知无识的情况下度过时光，完全失去了自己……我们沉思一些实际上已沉没了的幸福精神，被吞没和失落在他们超然的本质里，也失落在无形无知的黑暗中。

尼德兰 及莱茵见证了这一时期有很多非宗教组织，自由精神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他们的神秘性作乐时常导向于虔敬爱国、社会服务、无为主义及和平色彩，有时则反对圣礼，认为圣礼根本不需要；与上帝同在一起时，偶尔也会愉快地承认有罪。代芬特尔的赫罗特（Gerrit Groote of Deventer）在巴黎、科隆和布拉格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格伦德尔与吕斯布鲁克共度过一段时间，深受其感动，遂将一生奉献于上帝。他于1379年接到教会执事的委派，开始在荷兰各城市用本地语讲道，听众之多，使当地教堂无法容纳，人们不做生意也不吃饭而去听他讲道。他恪守正统教义，他自己就是“异教徒的铁锤”，然而他攻击一般传教士和一般人道德的废弛，要求基督徒应严格按照基督的伦理生活。这使他被冠以异教徒的罪名，乌特勒支的主教取消他所有教会执事的宣教权。有一位名为弗洛里斯·拉德维佐恩（Floris Radewijnszoon）的人草拟了一项半修会半大众化的规则，使“共生兄弟们”遵守，他们奉赫罗特为会长，住在代芬特尔的兄弟会修道院里，他们并未发愿，他们忙着做工、教书、祈祷和抄写稿件。赫罗特因照料一位病友而染时疫，于44岁（1384年）时去世，但他的兄弟会通过200个分会，使势力遍及荷兰和德国。兄弟会学校中的课程表，非常重视异教经典，而且为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学校铺路。兄弟会友们对这种异教经典非常欢迎，并利用它散布他们的新信仰。在代芬特尔的亚历山大·黑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1475—1498年）是一位值得提起的典范人物，学生们有幸遇到这位专心教育、身为道德表率的圣人。他改善了课程，重视古典文学，因为他的纯粹拉丁式文体而赢得伊拉斯谟的赞扬。他身后萧条，只剩下一些衣衫和书籍，他的一切东西已秘密地赠予穷人。在（代芬特尔）他的有名弟子很多，如古沙的尼古拉、伊拉斯谟、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杰恩以及《效法基督》一书的作者。

我们不知谁写了《效法基督》这本谦虚的优美手册，作者可能是普鲁士的托马斯（1380—1471年）。在靠近兹沃勒（Zwolle）的圣阿格尼斯（St.Agnes）修道院他那间静寂的小屋里，他从《圣经》、教会的神父及圣伯纳文章中搜集了有关说明吕斯布鲁克和赫罗特想象的超世信仰的理想，然后再改用简单流畅的拉丁语，予以修辞美化：

如果你缺乏谦卑及避免触怒三位一体的技巧，即使去深入讨论其道理，与你又有何益？诚然，高尚的言语并不能使人成为圣贤，但好的德行生活，总会得到上帝的钟爱。我宁愿遗憾，也不愿随便解释三位一体这件事。如果没有上帝的照顾和恩宠，即使你能背诵全部《圣经》和一切圣人之言，又将于你有何裨益？除了敬拜上帝、一心侍奉他外，一切皆空。看穿俗世、重视天国，才是最高的智慧……学习并非坏事……因那本是一件好事，也是上帝所指示的，但良知与修身更为重要……

有伟大的爱者，才是真伟大。无所惑，且不计荣誉者，才是真伟大。把一切事物视若粪土者才是上智，他才能获得基督……尽量避开人世的纷扰，因为处理俗务是一种累赘………人生于世，确是可怜……能习于服从并听命于长者，而不自作主张，才是伟大。听命行事比统御别人更安全……安命守分自多平安。

《效法基督》温顺地反映出基督的道理与比喻的深刻纯真。这对于脆弱理性上及浅薄诡辩上的聪明自负，常常是一种打击。当我们不愿面对我们人生的责任时，我们唯有寻求托马斯的第五福音，才是良好的庇护。但当此乱世，谁能引领我们归附基督呢？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勃艮第统治下的各省，不理会反对派的托马斯信徒，继续从事各种知识活动。公爵们——尤其是“好好先生”菲利普——搜集图书并提倡文学与艺术。各所学校更是加倍搜集，创立于1426年的卢万大学，很快被列为欧洲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乔治·卡斯特兰（George Castellain）写的《布戈涅公爵年谱》（Chronique des Ducs de Bourgogne），用华丽的辞藻和少许哲理，记述了公国的历史。这种生动的法文，弗鲁瓦萨尔及科米纳两人曾用来写清晰优美的散文，引人喜爱。私人团体组织了修辞会，准备参加演说、作诗及演戏等竞赛。当时流行使用两种语言——在南部使用法语或华隆人（Walloon）的拉丁语，在北部使用佛兰德斯或荷兰的德语——双方相互竞争，培植一些平时默默无闻的诗人。

公国最大的表现是在艺术方面。安特卫普于1352年开始修建其庞大而多侧廊的大教堂，于1518年完成。卢万建了一座豪华的圣皮尔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再度被毁。一般居民和各城镇都非常富足，有力量修建大厦或市镇厅，与奉献给上帝的教堂一样壮观。管辖列日的主教和职员们，都住在低地的最大、最雅致的宫殿。根特于1325年建造了公会所，布鲁塞尔在1410年至1455年建造了市政厅，卢万于1448—1463年修建了市政厅，布鲁日于1377—1421年增建了它的市政厅，并于1393年至1396年建立了一座世界有名的钟楼，作为航海的灯塔。这些高贵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各城市的繁荣和商人们的自豪。勃艮第的公爵与贵族对宫殿与坟墓的装饰，在雕刻、绘画和书稿彩饰方面，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最高峰。佛兰德斯的艺术因受到法国战争的威胁，又集中回到它们原来的城市。“勇士”菲利普聚集了7位天才和专家，装饰他在沙特勒斯·尚普莫尔（Chartreuse de Champmol）的避暑别墅——一所邻接第戎而位于“平地”的卡修斯修道院。

1386年，菲利普委派让·马维勒（Jean de Marville）为他设计查特洛斯一所精美的陵墓。马维勒于1389年死后，荷兰的克劳斯·斯鲁特（Claus Sluter）继续这项工作。斯鲁特于1406年死后，其门徒克劳斯·韦尔维（Claus de Werve）继续执行。该陵墓于1411年终于完成，把该公爵之灵骨移入陵墓时，他已死了7年。1793年，第戎的革命团体命令拆除这座陵墓，骸骨被拆卸或破坏。1827年，当地的长老因为嗅到不利的政治气氛，把剩余的残骨搜集后安放在第戎博物馆。公爵及其夫人——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被安放在巨大的大理石板上精致的雪花石膏里。在他们二人下面，有40个作流泪状的人物——原雕刻有90个，现仅存此数——静穆而文雅地悲悼去世的公爵。查特洛斯圣堂的大门，由斯鲁特及其学生于1391年至1394年雕刻了5尊壮丽人像，圣母接受菲利普和玛格丽特的崇敬，由施洗者约翰和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献赠。庭院里有斯鲁特的杰作摩西天井：一座有摩西、大卫、耶利米、撒迦利亚、以赛亚、但以理等5人的半身塑像。塑像之上，耸立着忧郁而高贵、头戴荆棘冠冕的基督受难像，自从罗马艺术极盛时代以来，在欧洲尚未发现如此雄伟而大胆的雕刻。

绘画方面也如雕刻一样，形成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微图画家仍有主顾：海诺特的威廉伯爵高价购得一张《最美时刻的圣母》（Les Très Belles Heures de Notre Dame） 的彩饰插画（约在1414年）；有一位无名天才，也许是埃克（Hubert van Eyck），为1000位低地的风景画家作了示范表演，他精细而热忱地描绘一个港口，有靠岸或满帆的船只，有乘客在登岸，有海员和码头工人在各做各事，海浪冲击着半月形的海岸，白云在天空里隐约地移动……这一切景象，都印在一张风景卡上。1392年，易普尔的画家米歇尔·布勒德兰（Melchior Broederlam）是意大利之外唯一掌握最古老而有意义的多联画技法者，他光大了沙特勒斯·尚普莫尔的名气。布勒德兰与那批壁画家及教堂的塑像师，却使用了传统的涂料，把颜料与胶状物混合。阴影和线条上的细微差别，及半透明的色调显示，用这些方法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潮湿，常常破坏已完成的作品。早在1329年，根特的雅克·孔佩尔（Jacques Compère）曾试验过掺油的颜料。经过100多年的尝试和失败，佛兰德斯人终于发明了新的绘画技术，15世纪初，有一种革命性的画法出现。胡贝特·凡·埃克和他的弟弟扬（Jan）为根特的圣巴沃纳（St.Bavon）大教堂合绘了一幅壁画《敬拜羔羊》（The Adoration of the Lamb）。他们不但创造性地使用油作为颜料调色上的优越辅助工具，而且在画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作品。他们兄弟二人这幅杰作，使圣巴沃纳教堂从此成为朝圣人途中拜访的一个胜地。

歌德声称，15世纪这种伟大的画，在形式上是“这种艺术上的历史转折点”。这是画在6块木板上折叠而成的，每边有12张图，打开后，有11英尺高、14英尺宽。在画面中心较下处，是一幅理想的乡景，附有壮丽的塔楼——天边的耶路撒冷圣城——耸立在遥远的山外；前景则画有一座生命之泉的水井；较远的后景有一座祭坛，上面有一只羊，象征着基督倒出他那牺牲的血，长老和先知，门徒和殉道者，天使和圣哲等，聚集在其周围，虔敬朝拜着。画中心的上方，有一人坐在王位上，貌似那位慈祥的查理曼一世（Charlemagne Ⅰ）——被认作是天上之父的上帝。拿他来代表神，当然不恰当，却可以代表一位智慧的统治者和正义审判者的崇高观念。在这幅画里，唯有圣母的形象，其温柔的面貌和金发的条顿形态，并未显出十分娇羞与纯洁之美，圣母怀抱圣婴之像也被认为尚欠高贵。玛利亚的左边有一群天使。最左方是赤身的亚当，瘦弱而忧伤，“悲苦地回忆着幸福的时光”。上帝右边是施洗者约翰，身着华丽牧者长袍，在旷野中宣道。最右边是裸身的夏娃，面容忧伤而凄苦，悼念那失去的乐园。她和另一边的亚当，很长一段时间使不习惯于裸体生活与艺术的佛兰德斯人感到震惊。夏娃的上方，画有该隐杀弟的图样。

其中一幅面画的中央，左边有一个天使，其右边是圣母，中间隔一个小室，显示天使的报讯——老套不变的面容，非常细巧的双手，绣幔也如佛兰德斯一般绘画中的漂亮。画面下方是一首四行拉丁诗，其中有些字因年代太久而消失，其余的字则是：

胡贝特·凡·埃克，伟大而艺术高超，开始这个繁重的工作，而约翰内斯（Johannes）仅次之……他曾受到约多库斯·维德（Jodocus Vyd）教益的鼓励。这首于5月6日写下的诗句，是请你观赏这件完成的作品。

此诗的最后一行，说明完成年代是1432年。维德及其夫人是此画的赞助购赠者。究竟这幅画胡贝特画了多少，其弟扬又画了多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这幅划时代的名画中，也许仍有些多余的图案与赘笔：画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及天使，花朵、树枝及花丛，野兽、石头以至宝石，都是以无比的耐性和忠实去复制的——这是为了使米开朗基罗高兴，因为这位大师以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观点，发现此画中的主要意义被那些次要的、无关的细节破坏了。但在当时意大利的画界，无论在见识、观念或效果上都无法与这幅画相比。在以后的绘画艺术方面，唯有教皇小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才能胜过它。直到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等相继出现，版画才开始它那长年的衰落。在版画出风头的时代，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幅《敬拜羔羊》。阿方索一世请求扬·凡·埃克到那不勒斯替他画这种表现金发男女唱歌神情的画，在意大利南部，这种金发男女极为稀少。

胡贝特·凡·埃克于1432年去世，但我们可以由他弟弟扬寻出他辉煌的过去。“好好先生”菲利普曾选他做议会的侍从官（当时是一种地位高、待遇优厚的职务），并派往驻外使馆，使他成为当时勃艮第公国中的风云人物。现存的画约有24幅是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杰作。德累斯顿（Dresden）有一幅《圣母与圣婴》的画，仅次于埃克兄弟的那一幅《敬拜羔羊》。柏林市以《石竹与男人》（The Man with the Pink）一幅画炫夸，但画中冷酷生硬的面容很奇怪地与植物的花大不相配。墨尔本城有一幅色彩鲜艳的圣母画像，大小不到9尺6寸，却值25万美元。布鲁日城珍藏着另一幅圣母画像——《圣母与教士》（The Madonna with Canon van der Paele）——圣母美好的长发，下垂到她那华丽而有褶纹的长袍边缘；修道院教士肥胖、秃头、面容和善，是15世纪中伟大人像之一。伦敦展出一幅画，画的是新婚的乔瓦尼·阿诺尔费尼（Giovanni Arnolfini）夫妇在一间有梳妆镜和枝形吊灯的内室中。纽约的弗利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花了一大笔钱——多少并未透露——买下一幅色彩华丽的《圣母、圣婴与圣巴巴拉和伊丽莎白》（Virgin and Child with Sts.Barbara and Elizabeth）。华盛顿另有一幅《天使报喜》（Annunciation），特色是具有空间深度的感觉，但加百利衣服的过分渲染夺去了圣母的神采。卢浮宫也有一幅《圣母与罗林大法官》（The Madonna with Chancellor Rolin），画中有迷人的风景、蜿蜒曲折的河流、拥挤的桥梁、高耸的城市、花朵盛开的庭园，还有绵延起伏的山冈，似在迎接朝阳。画中一切，除了完整的色调外，还含有一种对画主人的描绘，容貌显示出主人曾有的人生经历，及经年累月在思想与感觉上形成的特色与个性的透露。在上述的人像里，理想主义的中世纪精神被疏忽了，现代的自然主义——也许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现世主义——正活跃着。

这一时期，这片肥沃的土地还产生了许多有名气的画家，像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Petrus Christus）、雅克·达雷特（Jacques Daret）、罗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我们诚意地向他们致敬，并转致敬意于康平的徒弟罗格·德拉·帕斯蒂尔（Roger de la Pasture）。罗格27岁时，在其故乡图尔纳就已创立自己的名气，当地曾两次赏给他三桶酒，扬·凡·埃克也曾获得这项三桶酒的奖励。罗格接受了布鲁塞尔的邀请，担任官方的画师，并把名字改成佛兰德斯的形式，称为罗希尔·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450年，他51岁时，到罗马去过寿辰，见了意大利的画家们，他以世界名人的姿态，接受他们的款待。意大利油画的发展，可能是受到他的影响。1464年，他在布鲁塞尔逝世，这时他已成为全欧洲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

他的画在数量方面并不多。他也画过“好好先生”菲利普、罗林、“勇士”查理及其他很多名人画像。华盛顿国家画廊有一幅《贵妇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姿容绝美无法描述——画中人好强自负，虔诚而又娇媚。在人像画艺的造诣上，罗希尔稍嫌浪漫，不足与扬·凡·埃克相比；在宗教画上，他的画常流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致的情感和强烈的意欲，缺少扬的刚劲与实体的技巧。在这一点上，也许通过佛兰德斯的方式，反映了法国或意大利的精神及中世纪情调的苏醒。

如一般意大利人一样，罗希尔在圣母圣婴的感人故事中，描绘了重要的插曲：加百利天使向一位受惊的少女报喜说，她将为上帝之母；马槽的婴儿；三王的朝拜；描绘圣母看顾圣婴的圣路加；圣母访问伊丽莎白；圣母愉悦地默念其子；圣堂的奉献；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尸体由十字架取下；耶稣复活；最后审判。在最后的一幕里，罗希尔以一种繁复而重叠的设计，表现其最高技巧，但如与《敬拜羔羊》那幅画对照，价值却不高。这幅画是为罗林而绘的，现存于罗林在博讷（Beaune）建立的一座漂亮的医院。在该幅画的中心，基督坐着，担任审判，比起在米开朗基罗的那幅画中，耶稣显出更悲悯的神情；两边的天使，身着闪亮的白袍，带着耶稣受难而死的十字架；这两位天使下面是米迦勒天使长，用天平在评定善人与恶人；画面左方，圣母跪着朝拜与祈祷；旁边还有得救者，也在跪拜作感恩祈祷；另外一边的被定罪者，恐惧地跌入地狱。与此画同样有名的，是一幅放置在安特卫普的三叠版画，显示了7件圣事，并附有象征性的布景。然后，罗希尔唯恐大家以为他太沉迷于这些，又画了一位出浴的美女，还有两个少年在墙缝中偷看，以这种不正常设计的好奇心，使欲望永无止境。

勇士查理（1465—1477）

所有这一切兴旺气象均在“莽夫”查理急躁的脾气下像气泡般消失了。查理通常被一般人称为“勇士”，实际上是一个粗鲁人。罗希尔·魏登把他描绘成一位黑发英俊而严肃的年轻伯爵，曾率领他父亲的军队赢得血腥的胜利，又咬牙忍耐等待父亲死。1465年，“好好先生”菲利普已发觉他儿子的这种不耐烦，便把政权交给查理，以满足查理年轻人的野心与旺盛的精力。

查理愤恨其公爵领地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形成空间上的隔离和语言上的差异；他更厌恨某些省份要遵照封建规制向法国国王效忠，而某些省份又得向德国皇帝服顺。他渴望使更壮大的勃艮第像9世纪的洛林郡一样，成为德法之间的中间王国，团结一致，由君主领导。甚至有时他会诅咒那些挡路的继承人早死，而将法、英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都交给他，使他凌驾于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大人物。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组织了欧洲最强的常备军，征收人民的税捐超过了先例，他刻苦律己，更刻薄待人，无论对他自己或敌友，都不给片刻的安宁。

然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视勃艮第为法国的封地，用其优越的战略和机智狡诈，同这位富强的年轻人作战。查理联合法国贵族对抗路易十一，夺得了一些市镇，也带给这位不肯服输的国王长久仇恨。在那次战役中，狄南（Dinant）和列日叛离勃艮第，宣布拥护法国国王，狄南的一些激进分子，公开抬出受绞刑的查理肖像，表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传教士的私生子。查理大怒，攻下该城，让其军队在城里自由抢劫3日，城中男人一律囚为奴隶，妇女和孩子被驱逐出境。然后，把该城夷为平地，800名叛乱分子被捆绑手足，投入默兹河（Meuse，1466年）。菲利普在次年6月去世。夏罗莱的年轻伯爵升为“勇士”查理，他再次对路易发起战争，并强迫他的同伙合攻一再叛变的列日。即将饿毙的市民们，将一切财物献给这位新勇士查理，企图赎回一命。他拒绝这项交易，该城一草一木均被洗劫，连传教士用来奉献弥撒的圣餐杯也被抢去。凡付不起巨额赎金的俘虏们，1468年均遭溺毙。

虽然长期处于混乱时局，世人仍难宽恕查理的暴行，尤其是无法无天地囚禁、污辱其国王之事更不能得到谅解。他征服了海尔德兰，夺取了阿尔萨斯（Alsace），又侵犯科隆并包围诺伊斯（Neuss）时，终于触怒了帝国，所有邻邦均起而反对他。被查理派去治理阿尔萨斯的彼得·哈根贝赫（Peter van Hagenbach），因其粗野、贪婪和残暴，引起当地市民公愤而被吊死。瑞士的商人曾受彼得之害，瑞士各州又因查理势力的扩张，感觉到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于是各州联盟于1474年誓死对查理宣战。查理离开诺伊斯，转向南部，征服了洛林，然后挥军越过侏罗山（Jura），进入沃州（Vaud）。瑞士人在那个时代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在格朗松（Granson）附近击败了查理，又于1476年在离此不远处，再度获胜。勃艮第军终于溃败，查理受此刺激，几近疯狂。这时，洛林乘机叛变，瑞士派兵支援，路易十一也致送金钱，协助叛乱。查理重新组军在南锡附近与敌军同盟作战，1477年的这一战，他再度惨败而身亡。翌日，其尸体被偷尸鬼剥光衣服，赤裸半沉在池塘中，而其面孔在结冰的水中很快冻僵，这时他已44岁。此后，勃艮第即被法国吞并。

低地国家的艺术（1465—1515）

在“好好先生”菲利普之后，南部的佛兰德斯曾衰落了一段时期。政治的不安定使许多纺织工人跑到英国。英国成衣工业因此兴起，其由佛兰德斯获得原料后生产成品又卖给该地。1520年，英国成衣充斥着佛兰德斯市场，布鲁塞尔、麦刻兰及瓦伦谢讷等地以高级花边、地毯、绣帷和珠宝占有市场。那慕尔以皮革著名，卢万则以其大学和啤酒立足。约1480年，布鲁日通海的运河，河床开始淤泥，虽曾大力清除，但仍无法解决。1494年后，海行的船只无法再驶入布鲁日。不久，该地的商人和工人纷纷离开布鲁日，前往安特卫普，吃水很深的船只经须耳德河海湾进入安特卫普，安特卫普和英国出口商签订协定，同加来分占了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

荷兰人托堤防之福而生存，但该堤必须重建，因为它随时有崩溃的可能，1470年曾因该堤某处破裂淹死2万居民。唯一较大的产业是捕捉鲱鱼并加以腌制。荷兰在这一时期曾产生很多名画家，但因太穷而无法维持。除海特亨·托特·森特·琼斯（Geertgen tot Sint Jans）外，都迁往佛兰德斯。

各个城市虽然萧条，但富人们衣着华丽，住着豪华的坚固砖房——里面挂有阿拉斯或布鲁塞尔制造的绣帷，与狄南的铜器相互争辉。他们也建造像布鲁塞尔的“圣母”和安特卫普的“圣雅各布”圣堂，又全部用石头修建安特卫普大教堂的正面，在根特又建造一所神气的市政厅。他们资助画家，坐着让画家画像，用艺术许愿奉献去讨好上帝，准许妇女读书。也许，他们的世俗心理，导致佛兰德斯的画风在二度盛行之际特别强调现实主义与风景画，即使宗教画也如此，而且在室内与室外寻求新的题材。

迪尔克·鲍茨（Dirk Bouts）革新派画风过分重视自然，开创了写实主义。他出生于哈伦（Haarlem），到布鲁塞尔后受教于罗希尔·魏登，定居于卢万，替当地圣皮尔教堂画了一幅多联画《最后的晚餐》，使用一种有趣的嵌条装饰——犹太人家中的“逾越节”——此画似乎暗示“最后的晚餐”是犹太人庆祝一种正统的希伯来庆典仪式，显示犹太人仍忠于犹太教。在同一教堂中的小教堂里，鲍茨以令人惊奇的精确笔画，勾出了《圣伊拉斯谟的殉道》，两名刽子手慢慢地转动绞盘，由裸体的圣人腹中抽出肠子。在《圣希波吕托斯的殉道》画中，四匹马被驱向四方奔驰，把圣希波吕托斯活活分尸。在《无罪骑士被斩》中，一位骑士被一位单恋的寡妇报复性地诬控为犯了勾引罪，而被处斩刑；流血的尸体横置于前景，被砍下的脑袋安详地躺在这名寡妇的膝上；鲍茨几乎以将死者和已死者平静的心情，来补赎他的暴力。在这些画中，有生动的色彩，也时有美景和美物陪衬。但是其平庸的画技、呆板的人物和缺乏活力的面孔，显示时间并不常常能作聪明的辨别。

荷兰画家胡斯（Hugo van der Goes）的姓名大概是取自西兰的胡斯，这是荷兰产生天才又失去天才的又一例子。1467年，他被准许参加根特的画家公会。虽然当时佛罗伦萨已有很多艺术人才，但一位佛兰德斯的意大利商人，选中他替佛罗伦萨新建的圣母玛利亚医院绘一幅巨型的三联画，这足以说明佛兰德斯画派的声望。胡斯选的主题是“她生了他，她朝拜他”。这幅画的圣母与本人大小一样，神情贯注着崇敬，画得非常精巧；左边的牧童预示着拉斐尔和提香（Titian）的魔力；画中各景的细致、逼真、自然达到了新的高度。强有力的写实主义风格，创新的作品，精确的绘图，鲜明的特性描画，使胡斯在15世纪中晚期被列为佛兰德斯画派的代表。为了更安静或摆脱困扰，他进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约1475年）。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绘画，而且（据一位修士说）酗酒。或许是上帝的安排，使他沉迷不醒，使他疯狂。

韦斯帕夏诺·达·比斯提西（Vespasiano da Bisticci）告诉我们，约1468年，意大利乌尔比诺（Urbino）的公爵费德里戈（Federigo）派人到佛兰德斯请一位画家装饰他的书房，因为“那时他还不知在意大利谁懂得油画”。加斯特·瓦森霍维（Joost van Wassenhoeve）是胡斯的朋友，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后，就定居于乌尔比诺，被称为贾斯特斯（Justus van Ghent）。他替这位博学的公爵画了28幅哲学家的人像，并为乌尔比诺一个兄弟会画了一幅祭台背景画，内容是“建立七件圣事”。虽然这些作品仍是佛兰德斯形态，但显示了佛兰德斯与意大利之间已产生交互的影响：使用油画较多，并趋向写实主义，意大利的理想主义与绘画技巧，已渗入佛兰德斯的艺术。

德国画家汉斯·孟陵（Hans Memling）访问意大利的事情，我们缺乏记载，但他的画中含有细腻雅致的特色，也许是从科隆的画家那里学来的，再不就是由罗希尔·魏登，或是由威尼斯沿莱茵河到美因茨一带学得的。汉斯出生于美因茨附近，其名大概取自他的故乡莫林根（Mömlingen）。他于约1465年离开德国，前往佛兰德斯和布鲁日。他在那里住了3年之后，英国的约翰·多恩爵士（John Donne）委托他画一幅“圣母尊荣”，这幅画在观念与做法上是传统的，但已表现了他的才华、细腻的感触及专注的热情。《施洗者圣约翰》这幅画代表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另一幅《传播福音的圣约翰》代表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理想主义。而渐渐抬头的个人主义风格，已可在他的自画像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与30年之后的佩鲁吉诺（Perugino）一样，汉斯一共画了100幅圣母画——慈祥的母性，静穆的神性，这些画像被悬挂在各地博物馆墙上的醒目之处，包括柏林、慕尼黑、维也纳、佛罗伦萨、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纽约、华盛顿、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地。其中最好的两幅保存在布鲁日的圣约翰医院：一幅是《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The Mystic Marriage of St.Catherine），在这幅画上，画中每个人物几乎都显得高贵华丽；另一幅是《敬拜圣婴》（The Adoration of the Child），在这幅画上，有“三王”来朝，其中一位是真人，就是当时的参议员歌德——十分引人注意。在慕尼黑的一幅全景画上，汉斯把基督一生中被记录下的重要事迹都描绘在其中。放置在杜林的那一幅画，描述男女混杂的情形说明耶稣受难之事，即使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也自叹不如。他为西班牙纳赫拉（Najera）一座修道院的风琴箱罩，画上一幅《天使围绕着基督》（Christ Surrounded by Angels）的三联版画，此画可与多年前梅洛佐绘的一幅《歌唱的天使》（Angeli Musicanti）颉颃。安特卫普博物院在1896年，曾以24万法郎购买这幅画。另一幅折叠式的祭坛背景画，题名为《最后的审判》，是画给洛伦佐·美第奇在布鲁日的一位代理人伊库甫·塔尼（Iacopo Tani）的。画放在开往意大利的一艘船上，但该船被德国北部的汉撒同盟船队拦截，现金被抢走，这幅画则被运到但泽港的玛利教堂。

在这些重要作品和单人的版画方面，汉斯有一些很杰出的人像画，如《马丁》（Martin van Nieuwenhoev）与《女人》（A Woman）——“马丁”放在那位头戴高帽和满手戒指的女人之下——这两幅画均保存在布鲁日的医院里；在伦敦画廊中，是一幅《一位年轻人》（A Young Man）；在纽约是《一位老人》（An Old Man）；在华盛顿是一幅《手持箭的男人》（The Man with an Arrow）。这些画均未达到蒂希安、拉斐尔或霍尔拜因的境界，就其技巧来说，也很肤浅。偶然也有些裸体画：《亚当与夏娃》、《芭谢巴出浴》（Bathsheba at the Bath）——但都不够刺激。

在汉斯绘画事业的末期，他为布鲁日的医院装饰了一座哥特式的小圣堂，计划放置圣乌秀拉（Ursula）的遗物。在8块版画里，他描述这位专情的少女如何婚配坎农（Conon）太子，他们的婚事如何一直延迟到她到罗马朝圣，她又如何率领1.1万个童女溯莱茵河而到巴塞尔，如何轻巧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受到教皇的祝福，如何又在归途中，这1.1万个童女在科隆被异教徒匈奴（Hun）杀害。9年后（1488年），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同样替威尼斯的圣乌秀拉学院用更精确的笔调和最美的色彩，描绘了这段美丽而荒唐的故事。

对于汉斯或对任何画家来说，自己的画数量多且流行，总是不好的，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与环境，表达着特殊的情感。如果所有的画都拿出来看，立刻会发现某些缺点——题材与范围上的狭窄，人像的单调，甚至他绘的圣母像那滑泻如水流的金发也会有毛病。表面上可爱而真实，放出滑亮的色彩，但笔触很难透入内心，表现不出画中人深锁的孤寂、惊愕、渴盼和忧伤。汉斯的女像是无生命的，我们发现他绘的裸女全是大肚皮、小胸部，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也许那个时代流行那个式样，与现在不同。这使我们的欲望也多少受到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汉斯于1495年去世后，支持他的与反对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画家中的第一人。如果其他艺术家敏锐地感受到他的缺点，超过他们自己的，那他们永难跟得上汉斯的细微的题材、纯洁的情操及瑰丽的色彩。汉斯在佛兰德斯画派中的卓越影响，曾达30年之久。

大卫（Gerard David）承继了这种方式。约1483年，他由荷兰来到布鲁日时，就感到汉斯悦目柔和的韵调的魔力。他的圣母画像酷似汉斯，几可乱真。也许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构想。在《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The Rest on the Flight to Egypt，现保存于华盛顿）中，在描绘圣母娴静美丽这方面的技巧，他与汉斯相等，在描绘圣婴这方面，他高过汉斯。大卫在老年时经商，并迁到安特卫普。因此，他脱离布鲁日画派，而安特卫普画派这时由马赛斯（Quentin Massys）创始。

马赛斯是卢万一位铁匠的儿子，他于1491年获准加入安特卫普圣卢克（St.Luke）的画家公会，时年25岁。然而圣卢克画家们对《希罗德宴会》（The Feast ofHerod）中希罗底（Herodias）用一把雕刻刀砍断了施洗者的头这件事并不赞同；对《基督入葬》（The Entombment of Christ）一画中，亚利马太城（Arimathea）的约瑟夫从一个已经没有血的死人头发上摘取血块这件事，也不赞成。马赛斯曾两度结婚，他7个子女都死掉了。他是一个冷血而顽强的人。他利用一个妓女来骗取一位年老放利者的钱，并以很有派头的神气点数金币，他太太在一旁又羡又妒地看着。马赛斯画的圣母像比汉斯的更感人，在柏林的一幅圣母画，画中的圣母如同其他任何母亲一样，怜爱地亲吻着她的婴儿，她身上穿着鲜明的蓝、紫、红三色长袍，更增加其美丽。谈到人像画，马赛斯能从人像的面容中透露出其特性，在这一方面，他比汉斯更成功。在巴黎的雅克马尔特—安德烈博物院里，马赛斯有一幅杰出的《人像研究》（Study for a Portrait），就具有这种优点。1517年，彼得·基利斯（Peter Gillis）对托马斯·莫尔表示他自己与伊拉斯谟极为相似，那正是基利斯转向马赛斯之时。马赛斯与基利斯都生活得不错，伊拉斯谟却遭受了原应由霍尔拜因该受的厄运。1520年丢勒和1526年霍尔拜因先后来到安特卫普时，他们高度颂扬马赛斯，奉马赛斯为佛兰德斯艺术的领袖。

在布拉班特出现了佛兰德斯历史上最原始、荒诞的艺术家。正如马德里的一幅《基督显现于人民》（Christ Shown to the People）中的民众，或是如同在纽约的《三王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一幅画中那些丑陋的面孔，马赛斯的画中随处都有这种性格乖戾而如野兽似的形象，如同达·芬奇用他讽刺穿插的描绘笔法。博施利用这种怪异的作品做了一笔好生意。他出生于博伊斯—勒—杜克（Bois-le-Duc）（布拉班特北部，今荷兰南部），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均在该处度过。他最初用佛兰德斯的名字赫托根博施（Hertogenbosch），成名后又改为博施。曾有一段时间，他也画了一些普通的宗教题材，如《东方博士的朝拜》，就很接近正常。但他那种荒诞的意识，正逐渐控制着他的构想和艺术。也许，他在幼时曾受到中古时期那种起于岩石后或树上的鬼怪故事的惊吓，他常用针砭性的讽刺和内心的嘲笑，做出这些妖魔鬼怪的漫画。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愤恨人类愚拙的行事——奇怪的、丑陋的或畸形的——用愤怒与欢乐复杂的可怕情绪把它们描绘出来。甚至对应予抒情的主题也是如此，在《基督的诞生》（现存科隆）中，他竟在前景处绘上一个牛鼻；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农人由窗户与拱道窥视圣母和圣婴。在这幅画的最后部分，他以完美的画技画了一位庄严的圣彼得和一位气概不凡的黑人国王。但开始描绘基督的故事时，他画上了兽性的脸，暴戾的眼、巨鼻、贪婪的突唇，使这幅画黯然失色。绘述圣徒的故事时，他绘出格外温柔的施洗者圣约翰，背景是一座岛屿和海水，非常特别；在这幅画的一角上，他却画上一个沉思的魔鬼——头戴修士帽，有老鼠的尾巴和昆虫的脚，正耐心地等待接收这个世界。在《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中，周围有昏天昏地玩妓的放荡隐士——一个肩上长着脚的矮人，一只有山羊腿的鸟，一把有牛腿的壶，巫婆骑着一只老鼠，一个吟游诗人头上顶着马的骷髅。博施的这些怪异作品来自哥特式的大教堂，而且流传甚广。

他并非一位写实主义者。他随时都表达人生百态，在《浪子》（The Prodigal’s Son）中，过度描写了丑陋、贫穷和恐惧。他的那幅《骑在草堆上》（Hay Ride），并不是指5月的行乐，而是一种痛苦，说明“一切肉体皆如草木”。草堆之上一切都完美理想：一个青年为正在唱歌的女友伴奏，他们后面有一对爱人在亲吻，一旁还有一位天使跪着；在他们的上方，画着基督显身云中。在地面上，一个凶手正刺杀倒下的敌人，一个老鸨正诱使一个少女卖春，一个庸医在叫卖万灵药，一位肥胖的传教士接受修女的捐赠，一辆车碾死粗心的祭司。右边有一队鬼怪，加上猿猴的协助，把受罚者拖入地狱。菲利普二世——愁思的西班牙国王，把这幅画挂在他的室内。靠近这幅画，他另外挂上了一幅《世上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围绕池塘，裸体的男女在里面沐浴，另有一列裸身的人骑着动物，这些动物部分是真的，有些则是梦中的幻影；大钉与刺从周围进入该画；画的前景上，有两个裸体者相互紧抱着跳华尔兹舞；同时，一只巨鸟带着哲学意味的欣赏神态注视他们。有个窗门显示在创造夏娃，是罪恶的起源；另一个窗门表现了接受永罚者的苦痛与难受。这实在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包含了灵巧的画技和畸态的想象——这就是真实的博施。

即使在现代主义方露曙光之时，成百万单纯敏感的基督徒是否会有这种荒诞的怪梦？博施属于这一种人吗？阿拉斯的图书馆里有他本人的画像，他虽年老，但显得充满活力，眼神锐利。他是活在自我嘲讽与愤怒中的人，而且能以行将离开尘世的幽默眼光来看人生。如果这些妖魔鬼怪式的幻想仍搅扰着他的话，他便不能把这些幻想绘得极为精巧。他超越这些幻想，愤怒而不愉快，因为人类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幻想。他的作品经过雕刻，大量印制，流行于市面。这些画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戏谑作品，而不觉得恐怖。一个时代之后，彼特·勃鲁盖尔为了驱除邪魔，把这画上的妖魔鬼怪换成正常而愉快的人；4个世纪之后，神经质的艺术家画出含有博施讽刺意味的幻想，来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不正常。

在结束本章时，要介绍佛兰德斯画派中一位更具传统的人物。让·霍萨尔特（Jan Gossaert）出生于法国的莫伯日（Maubeuge），因此也称马布塞（Mabuse）。他于1503年，大概是跟从布鲁日的大卫学画而来到安特卫普的。1507年，他被邀请到勃艮第菲利普公爵的宫廷。让陪同这位公爵到意大利，带回一些技巧用在自己的画艺中，在“异端神”和“裸体画”方面，也增加了一些鉴别能力。他画的《亚当与夏娃》，使不穿衣的肉体第一次在佛兰德斯艺术中获得生命力。《圣母、圣婴及天使》（Mary with the Child and Angels）、《画圣母像的圣卢克》（St.Luke Drawing the Madonna）等画，在背景上有肥胖的小天使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模仿意大利的风格，而《基督在山园中的痛苦》中优美的月景，也应归功于意大利。但霍萨尔特擅长的是人像画。自扬·凡·埃克以来，佛兰德斯画派中，还没有哪一幅画跟卢浮宫让·卡龙德莱特（Jan Carondelet）的那些画一样，对人物个性作过如此深的探求。这里的艺术家，画人像着重脸和手，并透示其富有的祖先、禁欲的官吏及在权力压迫下忧郁的心灵。马赛斯把埃克兄弟时代达到高贵风格的一流佛兰德斯画作了一个结束；霍萨尔特从意大利带回这些稀奇的技术，雅致的装饰、优美的线条、细微的明暗对照及人像画法，使16世纪佛兰德斯画的乡土技巧得以转变，直到鲁本斯及凡·戴克时才达到最全盛的时代。

勇士查理没有儿子，他把女儿玛丽许配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里安，希望哈布斯堡（Hapsburgs）会保护勃艮第不受法国侵略。路易十一依然侵吞公爵领地，玛丽逃到根特。以接受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荷兰四地宪政为代价，她签下了“格鲁特特权”（Groote Privilegie，1477年2月），这份特权明确若无国会或各省议会的同意，她保证不结婚、不征税、不宣战。当布拉班特把这个及以后的特权条件——包含“愉快的加入”（Joyeuse Entrie）——解释为是对当地自由本身的特惠，尼德兰为争独立开始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奋斗。玛丽与马克西米里安的婚姻（1477年8月）把有势力的哈布斯堡引入了低地。玛丽于1482年去世后，马克西米里安成为摄政王。马克西米里安于1494年被选为皇帝时，他把摄政权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于1506年去世后，他的姐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被皇帝任命为总督。菲利普之子——以后的查理五世——当时仅15岁，这时尼德兰已成为领土广大的哈布斯堡王国辖属的一部分，这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才艺，也是最有野心的统治者之一。

第七章

中古欧洲
（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由于人类生存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山川、河流和海洋把他们分割为发展各异的群体。在半隔离的状态下，言语与教养、气候的特性、风俗及服饰等都不相同。人类因受不安全感的驱使，而常猜疑异乡人，并对不同于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和陌生的面孔，常表敌意。不同的地形——高山与深谷、深海与海峡、港湾与河流——造成了欧洲各种独特的风光，也把这一块较小大陆的人口分割成20多个民族，各具歧见，心怀宿怨。这种原始创造的细工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反对把很多人拘囿于同一个神话与哑剧里。这些上下各异的服装、风俗、信仰与语言、本性与人类的需要，促使人类趋向经济的一致和相互的依赖，这种趋势显明而迫切地表露在发明与知识上，铲除了一切由地形阻隔而存有的障碍。从挪威到西西里岛，由俄罗斯到西班牙，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除了服装和语言上稍有差异外，其他都有类似的特性，像耕地、采矿、制衣、造屋、祭坛、学校、育幼、经营买卖，培养守法重秩序的习惯，成为人类自卫与生存上最坚强的组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想象中古的欧洲，也是如此一个团体。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寒冷；在荷兰，是战胜海洋；在德国，是控制森林；在奥地利，是征服高山。农业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其命运有赖于人类是否能赢得以上这些胜利。13世纪以前，农作物的轮栽在欧洲逐渐普遍，使土地加倍生产。1347年至1381年，中欧有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阻止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一年之内，斯特拉斯堡死了1.4万人，克拉科（Cracow）死了2万人，布雷斯劳死了3万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哈茨（Harz）矿山仍无矿工开采。人们以原始的动物耐性，又恢复了古代的劳动，将土壤挖掘、翻松。瑞典与德国开采铁与铜，他们在亚琛（Aachen）和多特蒙德（Dortmund）采煤，在萨克森（Saxony）采锡，在哈茨山采铅，在瑞典及提洛尔（Tyrol）采银，在卡林西亚（Carinthi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采金。

金属的生产供应了成长中的工业，而工业又促进了逐渐普遍的商业。德国是矿业巨子，在冶金术方面居领导地位。14世纪，德国就已使用熔炉；他们用水压碓和滚动磨，改进了金属生产。纽伦堡成了五金商的首都，以制造大炮和钟而著名。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施派尔、科隆等地的工商业，使它们几乎成为独立的城邦。莱茵河、美因河、莱希河、多瑙河等地，使德国南方诸城市，对于意大利与东方的陆上交通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大的商业公司行号、广布的输出口与代理商沿着这些路线而建，远远超过15世纪汉撒同盟的势力与范围。后者在14世纪仍然很强盛，控制了北方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但是1397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联盟突破了它的垄断。不久，英荷两国开始输运他们的货物。甚至连鲱鱼的贸易都违反汉撒同盟的规定。约1417年，他们决定在北海孵养鲱鱼，而不再在波罗的海；卢贝克（Lübeck），汉撒同盟的台柱，因失去了鲱鱼贸易而衰落，阿姆斯特丹因赢得这笔生意而日趋繁荣。

经济发展在乡村与城市、地主与农奴、贵族与企业家、商业公会与技工公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教士与俗人、教会与政府之间激起了阶级斗争。在瑞典、挪威和瑞士，农奴制度逐渐衰退或全部消失，但在中古欧洲的其他地方，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在丹麦、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等处，农民们获得了自由，但要清理土地。15世纪，农奴制度又被好战的贵族恢复了。我们从勃兰登堡农民的一句俗语中，可以判知这些德国年轻贵族的苛刻——这句俗语是：农民宁愿终生做地主的牛马，而不愿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在波罗的海，贵族和条顿族的骑士们，最初原以奴役被征服的斯拉夫人为乐。因为劳工的缺乏、黑死病及波兰战争（1409年），必须征用一般无业游民，并与邻邦订约，以引渡逃亡的奴隶。

被皇帝们袒护、作为男爵们陪衬的中产商人阶级，管理市政非常合适，市政厅和商人公会在很多事情上合作无间。技工公会也表顺服，甘愿接受市政当局规定的工资，而且禁止纠众罢工行动。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一样，原本骄狂神气的技工，被压制成为不能自卫的平民。因此，工人们随时都想革命。1348年，纽伦堡的技工占领了市议会，统治了该城将近一年，但被皇帝以武力征服，又恢复了贵族商人的权力。在普鲁士，1358年有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罢工者将被判割去一只耳朵。丹麦（1340年、1441年）、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莱茵（1432年）、挪威以及瑞典（1434年）等地的农民，相继叛乱。但因他们缺乏强固的组织，都失败了。但革命的思想已流传到城市和乡村。1438年，有一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了一种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凯泽·西吉斯蒙德的理想改革运动（Kaiser Sigismund’s Reformation）。这为1525年的农民革命做了铺垫。

秩序的组成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混乱是独裁之源，故历史随时可颂扬国王的德政。国王们在中古时代的任务，是从正在扩大的地方统治中解放个人，而且把立法、司法、刑法、造币及宣战等权力，集中于一人。封建制下的贵族们为丧失地方统治权力而悲哀，但诚朴的人民，对国无二君和币制及法律的统一，却感到欣慰。在那种半文盲的时代，人们不希望国家成为没有君王的无主状态。

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曾产生过几位杰出的君主。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Ⅱ）把与他王国抵触的法规重编为协调一致的国家法（1347年）。丹麦的埃里克四世（Eric Ⅳ）控制了贵族阶级，加强了中央权力。克里斯托弗二世（Christopher Ⅱ）曾削弱王室的权力，但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Ⅳ）恢复了它，并使丹麦在欧洲政治上成为强国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王朝中，最了不起的人是瓦尔德马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她10岁（1363年）与挪威的哈康六世（Haakon Ⅵ）结婚。哈康六世是瑞典王马格努斯二世之子，因为血统与婚姻的关系，玛格丽特注定担负起联合王室的重任。她父亲去世时（1375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奥拉夫（Olaf）立刻前往本国京城哥本哈根，说服贵族与教会的选举人士，承认其子为王，并以她为摄政。她丈夫死后（1380年），奥拉夫又继承了挪威的王权。这时，这位小国王只有10岁，玛格丽特当时已27岁，仍为摄政。她的谨慎、机智及勇敢使当时一般人都感到惊奇，他们对男性领导的无能或暴力，已习以为常；而丹麦和挪威的封建地主，在经历许多国王的统政之后，很愿意支持这位聪明、睿智、慈和的王后。奥拉夫15岁时（1385年），其母后利用外交为他赢得瑞典王位的继承权。两年之后，奥拉夫去世。这位太后长期的耐心等候及为统一斯堪的那维亚联合王国的远大计划，似乎因为年轻国王的去世而被粉碎了。丹麦的皇家上议院，鉴于当时尚无一位男性继承人在维持国政安定方面的能力比得上玛格丽特，不顾斯堪的纳维亚禁止女人主政的规定，选她为王国的摄政王（1387年）。翌年，她又前往奥斯陆，被选为终身制的挪威摄政王。一年之后，瑞典的贵族集团把那位不受欢迎的国王罢黜了，推举她为该国王后。这位兼领三国领导之位的女人说服三国承认她的外孙埃里克为三国王位的共同继承人。1397年，她召集三国联合议会，在瑞典的卡耳马（Kalmar）开会。瑞典、挪威及丹麦三国在会议中共同宣布三国永久团结，并共同拥戴一位盟主，但各国可以保有其风俗与法律。埃里克被加冕为三国之王，他那时才15岁，玛格丽特于是继续摄政，一直到她1412年去世。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位统治者拥有如此广大的国土和如此显赫的权势。

可惜她的外孙未能承继她的智慧。埃里克有意使这个联合王国成为一个丹麦大帝国，并想在哥本哈根设置一个议会来统治这三国。但在这大帝国里，挪威首先剥离，失去了10至13世纪她所掌握的实际领导权。1434年，恩格尔布雷克特·恩格尔布雷克松（Engelbrekt Engelbreksson）领导瑞典反对丹麦的盟主权力。1435年，他在阿尔博加（Arboga）召集了一个包括贵族、主教、小地主及市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会议。这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会持续了500年，即今日的瑞典国会。恩格尔布雷克松与卡尔克·克努特松（Kark Knutsen）同被选为摄政。一年后，革命英雄恩格尔布雷克松被刺，克努特松以摄政身份统治瑞典，后成为国王，直到1470年。

同时，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开始了奥登堡（Oldenburg）王朝，这个王朝曾统治丹麦到1863年、统治挪威到1814年。在玛格丽特摄政时期（1381年），冰岛在丹麦的统治之下。该岛在历史上与文学上的极盛时代虽已过去，但其能力和政治实力对混乱的欧洲仍有潜在的影响。

瑞士在这个时期是世界上民主度最高的国家。这个难以征服的国家，其历史上的英雄就是各地方郡。最初是说德语的施维茨（Schwyz）、乌里（Uri）及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的森林区各州，这些州在1291年曾结为防御同盟。瑞士农民曾于1315年在莫加顿（Morgarten）大胜哈布斯堡的军队，该同盟正式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权力而维持其实际的独立。其后增加的新州郡有：琉森（Lucerne，1332年）、苏黎世（1351年）、格拉鲁斯和楚格（1352年）、柏恩（1353年），到1352年施维茨这个区名已伸展到各郡。由于地形的障碍，接受了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各州郡都有经其公民所选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参政权的范围随各州郡及各时期而异，但各郡均拥护一致的外交政策，并接受联邦议会对彼此之间一切争端的裁决。各州郡有时相互争斗，邦联宪法仍具有联邦主义的影响，联邦主义即在自由采纳同一的机构与法律之下，团结各自治地区。

瑞士邦联为保卫其自由，所有的男人要受军事训练，10岁至60岁的男人均须服役。有严格纪律并以矛为武器的瑞士步兵，是欧洲最令人惧怕而军费庞大的兵团。各郡为了增加收入，把自己的部队租给外国，有一段时间，“使得瑞士勇士变成商品的名称”。奥地利的邦主仍然宣称在瑞士具有封主的权力，偶然还企图使用武力强制实行，但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和1388年在奈弗尔斯（Näfels）被瑞士击退。这两次战役在民主史上，值得记上一笔。1446年的《康斯坦茨条约》，再度确定瑞士正式效忠帝国而拥有实质的自由。

德国挑战教会

德国也是联邦之一，但其组织不是由民主议会治理，而是被世俗的或教会的王侯掌政，只承认有限度地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这些联邦州郡如巴伐利亚、符登堡、色林吉亚、黑斯、拿骚、梅森、萨克森、勃兰登堡、卡林西亚、奥地利及巴拉丁娜——由公爵、伯爵、侯爵或其他非宗教的君主统治；另外的州郡如马德堡、美因茨、哈雷、本博、科隆、不来梅、斯特拉斯堡、萨尔茨堡、特里尔、巴塞尔、希尔德斯海姆——政治上属于不同等级的主教或总主教。但其中约有100个城市，在1460年以前，已由其非宗教或宗教的领袖争得特许的实际自由。三种阶级的各公国代表——贵族、教士、平民——偶尔举行地区性的会议，以其财力影响对王子的权力予以约束。公国和自由城市派代表出席帝国会议。有一个特别选举人会议，是为选举国王而召开的，通常由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有王室特权的伯爵及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总主教等组成。他们只选举被承认为神圣罗马帝国领袖的国王，并须经过教皇加冕才行，因此他加冕前的头衔是“罗马国王”。国王的政治中心主要在纽伦堡，有时也在别处，甚至在布拉格。他的权力基于传统和威信，而非财力或武力。除了一份王子应有的封地外，他别无领土。有关施政或作战上的经费，全依赖帝国议会或选举会议。这种依存性，使查理四世或西吉斯蒙德这几位强人也受到掣肘，以致在外交事务上抬不起头来。自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在13世纪有权势的教皇们手中摧毁之后，由利奥三世（Leo Ⅲ）和查理曼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800年）也因之衰颓。1400年，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荷兰和瑞士的联盟已成为一种松弛的结合。

1314年，帝国与教廷的冲突再度兴起，双方敌对的选举组织分别选出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奥地利的腓特烈（Frederick）为国王。约翰二十二世依据他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承认双方选的都是国王但不是皇帝；并坚称：唯有教皇才能加冕一个国王为皇帝，教皇应被视为选举有效的裁判。这位有野心的教皇说，帝国的政事自皇帝的逝世到继承人加冕均由教皇定夺。路易和腓特烈宁愿以战争的方式决定。1322年，在米尔多夫（Mühldorf）路易打败并俘虏了腓特烈，随后全揽整个皇权。约翰命令他辞去一切职权，到教皇法庭接受违叛教会的判决。路易断然拒绝，教皇便于1324年把他逐出教会，命令欧洲所有的基督徒不接受其统治，并对承认他为国王的地区发出禁令。大多数德国人不理这些敕令，那时德国人的看法与英国人一样，将阿维尼翁的教皇视为法国的仆人或法国的同盟而已。在教皇的职权与信仰逐渐衰落时，人们先想到爱国，然后再做基督徒。超然的天主教教义信仰已趋微弱，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教逐渐抬头。

在这一重要关头，路易受到各方面同盟的支援与鼓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23年颁布的有关财产的敕书，将基督和其使徒拒绝据有财产的观念，视为异端邪说，并指示宗教裁判所把持有这种观点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召来。很多修士反驳教皇的这种异端指控。他们对教会的财富表示出神圣的恐惧。有些修士竟把这位年老的教皇称为假基督。该会的会长米夏尔·切塞纳（Michael Cesena）于1324年带领大部分年轻会士，公开效忠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路易因有他们的支持，更觉胆壮，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宣布反对“约翰二十二世自封为教皇”，并斥责他为凶手和背义之人，说他决心破坏帝国，同时要求全国议会应以教皇为异端并对其审判。

国王又受到巴黎大学的两位教授在纽伦堡朝廷的鼓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江敦的约翰（John of Jandun）——他们的书《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攻击阿维尼翁的教皇政治，其中措辞颇能取悦国王：“除了一群来自各方的买卖圣职者外，你能在那里发现什么？除了一阵讼棍的喧闹声和辱骂正人君子外，还有什么？对于无辜的人来说，正义已威信扫地，除非他们花钱去买。”各方教士为响应13世纪的阿尔比教派及韦尔多教派的改革论调宣道，并以与两百年后对马丁·路德的期待同样的热情，主张基督教义应根据《圣经》来制定。教会的大会议不应由教皇召集，而应由皇帝召集；教皇的选举须得皇帝的同意；而且教皇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应从属于皇帝。

路易闻悉此情大为高兴，他决定亲往意大利，接受罗马人民为他加冕。早在1327年，他率领少数军队、一些圣方济各会修士及两位为他撰拟公告的哲学家出发。同年4月，教皇发布了新诏书，把约翰和马西利乌斯逐出教会，并命令路易离开意大利。执政的米兰城子爵欢迎他来，路易接受了铁冠，被拥为伦巴底的正式君主。1328年1月7日，敌视阿维尼翁的教皇的民众，以欢呼声把路易迎进罗马。路易亲自设朝于梵蒂冈，并在神殿召集公共议会。他以帝国皇位继任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面前。公众给予热烈的欢迎。1月17日，他所贪求的王冠，由长老科隆纳（Sciarra Colonna）戴在他头上——这位长老也是教皇的死敌，在25年以前就与博尼费斯八世斗争，并被威胁以死罪，这次又逢机会，便对已衰落的教会再度挑战。

教皇约翰现已78岁，从未想到失败一事。他正式召唤神圣十字军来削解路易的一切权力，严令罗马人驱逐路易，重新效忠教皇。路易答复的条件是把原来被逐出教会的前任亨利四世换回来。他又召集了一次公众会议，在会中他颁发了皇帝布告，控诉教皇的邪说及专横，废除其教皇的职衔，并以俗世的权力判他罪刑。在他的策划下，成立了一个罗马教士与教外人士联合的委员会，提名科瓦拉的彼得为教皇，恢复利奥三世和查理曼的职务。路易把教皇的三重冠冕放在彼得头上，并宣布他为教皇尼古拉五世（1328年5月12日）。这使基督徒感到惊异。他们分成两大派别，混乱的情形与宗教革命后的欧洲分裂为二如出一辙。

小小的地方事件居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局。路易曾任命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为首都的宗教信仰上的主管，马西利乌斯命令数位留在罗马的教士照常举行弥撒，不必顾及禁令。其中有些抗命者遭到处刑，有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被丢在罗马神殿的狮窟里。很多罗马人觉得这种处置方法太过分。意大利人从未习知如何去和条顿人打交道，当有些士兵由市场上拿取食物而不付钱的事发生后，暴乱便发生了。路易为了维持其军队及人员开支，他向一般市民、教士及犹太人各征取捐献金1万弗罗林，闹得怨声载道。路易认为返回德国的时机到了，1328年8月4日，开始由意大利撤退。第二天，教皇的军队便占领了罗马，路易在罗马的拥护者的宫殿也被破坏，他们的财产被教会没收，罗马人民并未做任何反抗，只是恢复了他们的祈祷与犯罪。

路易四世因在比萨因获得一位生力军——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家——而感到安慰。奥卡姆从阿维尼翁教皇的监狱中逃了出来，现在愿为皇帝效忠，他对路易说（依据未经证实的记载）：“你现在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他努力写文章，但没有挽回大局。路易曾经疏远了意大利的所有执政分子，他的保皇党徒（Ghibelline）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企图凭借他的名义统治意大利半岛。但他们发现路易总揽大权、控制一切时，感到十分懊悔，尤其是路易强迫他们为了充实财源，去征募不受人民欢迎的税。当路易的武力与他的自负不相配时，很多保皇党徒，甚至连贵族爵士均背弃了路易而与教皇谋和。那位僭称的罗马教皇尼古拉在孤立无援之下，向原教皇的官员投诚。他颈绕缰绳，被带到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面前，跪下求告赦免（1328年）。约翰原谅了他，拥抱他如拥抱归来的浪子，然后把他终身监禁。

路易四世返德国后，屡派大使前往阿维尼翁，表示愿意撤回前言，向老教皇道歉并求其原谅。约翰拒绝了，并要与他作战，至死方休（1334年）。当英国开始百年战争时，为了寻求同盟，路易乘机收复了一些土地。爱德华三世承认路易为皇帝，而路易致贺爱德华为法国国王。乘此同盟反对教皇之机，他于1338年7月16日，在伦瑟举行德国王侯及大主教会议，宣布：由德国选民选举的德王不能被任何其他权力废止。又于1338年8月3日在法兰克福召集议会，宣称教皇反对路易的声明无效。同时，该议会裁决皇帝的头衔与权力是帝国选民的礼物，无须教皇的确证。德国与英国对教皇圣本笃十二世的抗议置之不理，使宗教改革的行动又迈进了一步。

路易不顾成功与否，决定充分运用马西利乌斯的理论，掌握宗教及非宗教的至高主权。他撤换教皇指定的在教会领俸的人，然后用自己的人递补其缺；他挪用教皇派征收人员为十字军所募的经费；他调停了卡林西亚的玛格丽特的婚事——她是提洛尔大部分领区的女继承人——而使她与他的儿子结婚，他儿子与她有一点亲戚关系，依教规其婚姻是无效的。被抛弃的丈夫——查理及波希米亚的约翰誓死复仇；而克莱门特六世曾于1342年当过教皇，他发现有机会废除教皇宝座上的年老对头。克莱门特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赢得每一个选举人的同意，认为要想恢复帝国的秩序和安定，唯有罢黜路易，并改立波希米亚的查理为帝；而查理保证会听命于教皇，作为其对查理支持的回报。1346年7月，在伦瑟举行的选举议会，宣布查理为德国之王。路易因阿维尼翁教皇未听取他的申诉，也准备为其宝座抗争到底。这时路易已60岁，打猎兴趣仍很浓厚，不幸在1347年坠马而死。查理四世极善于治国。他以布拉格作为帝国京城，这一点让德国人讨厌；他对德国境内及其本乡的行政，作了同样的改善，而且保护商业和运输，减低税收，维持信用币制；他的整个帝国维持比较安定的局面有一代之久。他在历史上获得了可疑的名声，原因是1356年他颁布了一连串的重要法令——虽然这只是盖有皇帝金印的许多文件中的一些文件而已。他赋予7位有选举皇帝权力的大员一项几乎可以废止皇帝职权的权力，原因是他长时间不在德国，认为必须做这种安排。这些选举官员每年聚会一次，为他们的国家制定法律；国王或皇帝只是他们的代理和执行法律的工具。他们在自己的邦郡享有充分的司法权，在其领土内拥有一切矿产权，拥有铸造钱币和征税的权力，并在允许的范围内，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力。这些重要法令，对已有事实给予合法追认，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协和的联邦公国。这些官员专心于当地的政事，反而忽略了身为皇室议员的本身职责，以致“德国”仍然只是一个空名而已。这种各地区选举官员的独立性，造成了萨克森郡选举官员们保护马丁·路德的机会及此后新教信仰的发展。

查理年老时以贿赂为他的儿子获得了皇室继承权（1378年）。温策斯劳斯四世（Wenceslaus Ⅳ）虽有些优点，但他酷爱喝酒并有家乡小圈子观念，当政的官员讨厌他这种习气，把他罢黜了，另立鲁伯特三世（Rupert Ⅲ）为王，他没有什么功过。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在19岁时被选为匈牙利的国王（1387年），于1411年又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不久即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职位。他有各种成就而且有招人喜爱之处：英俊、自负、大方、和蔼，偶尔也很冷酷。他会数种语言，除爱好文学外，也喜欢女色及弄权。他的这些欲念将他引上了一条狭窄的地狱之路，他的勇气也未能使他免于危机。他很诚心地改革政府机构中的浪费与其他毛病；他也订了一些极为出色的法令，并强行实施了其中数项；但他被当政官员的惰性与自作主张阻碍，甚至他们都不愿提供抵抗土耳其军队进犯的军费。在他晚年，他的财力与精力均消耗于对波希米亚的改革派乌特拉奎斯特信徒的抗争。1437年，他死之后，欧洲人悲悼他是一位促进欧洲进步的人，除了他的一份尊严外，在各方面他都遭到失败。

他曾推许他的女婿——哈布斯堡的艾伯特——给波希米亚、匈牙利及德国的那些选举官员。艾伯特二世被加以三顶王冠，但在一展所长之前，便于1440年对土耳其之役中死于痢病。艾伯特无子嗣，当政的官员们投票决定把国王和皇帝的位置给另一位哈布斯堡人——腓特烈。此后的选王经常落在哈布斯堡族系的王侯上，皇权实际上已为这具有天才和野心的家族世代所有。腓特烈三世使奥地利成为一个大公国，哈布斯堡家族把维也纳作为他们的首都，拟定的继承人，通常是奥地利的大公爵。性格文雅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人，在其女性的柔和气质中，糅合了北方条顿族人粗犷的雄性特征。

神秘主义者

14世纪和15世纪已播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巴伐利亚的路易，英国的威克利夫，波希米亚的胡斯等，预演了马丁·路德、亨利八世、加尔文及诺克斯的戏。在斯堪的那维亚，教士财产因为免税而迅速增加，也成为人民和国家一种不情愿的负担。评论家宣称，教会占有丹麦一半的土地，握有哥本哈根的领地。贵族们对仅凭一项教条就受到保护的那些财产，早已产生忌恨，甚至正统教派也反对。瑞士各郡的傲然独立无异为改革派茨温利（Ulrich Zwingli）及加尔文铺路。1433年，马德堡逐走其总主教和教士，本博也群起反抗主教的统治，而巴苏（Passau）把该地的主教监禁在城堡。1449年，欧福（Erfurt）大学（马丁·路德曾在该处念书）的教授向尼古拉五世建议国民大会的抗辩在权威上高于教皇。胡斯在邻近的波希米亚的叛乱影响了整个德国。韦尔多教派到处集会，秘密地保存了早期的异端邪说及半共产式的企图。虔诚被引到依附于异端的神秘主义上去。

埃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所谓的神秘主义，变成了旁门左道，几乎不理会正规教条的多神主义。这位多米尼克派修士非常饱学，以至“名家”的头衔成了他大名的一部分。他的哲学著作用学院派的拉丁文写成，这些书是他独有的作品，也未带来任何伤害或名声。当他在科隆修道院用警句性的德语宣扬荒谬的多神主义时，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注意。他追随狄奥尼索斯（Dionysius）、最高法院法官及埃里杰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努力宣述上帝无所不在的绝对意义。埃克哈特想象的这种广容的神性，非人非灵，只是“绝对的空灵之性”。概言之，那是一种无形的神性存在：

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圣父生我，即为其子，永不止息。我再说明：他与我同在，我与他同在，我看上帝的那只眼即他看我的那只眼……我的眼和上帝的眼是同一只眼。

每个个体都有上帝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与他直接交往，我们认为与他是同属一体的。无须由教会的仪式，甚至无须由《圣经》，只须由这“宇宙的意识”，人的灵魂就能接近上帝、看见上帝。个人越能否定个体本身及尘世的欲念，这神性的火焰就显得更清楚、更久远，直到最后上帝与灵魂合而为一，于是“我们完全归入上帝”。天堂、炼狱和地狱只是灵魂的一种形态：脱离上帝即为地狱，与上帝结合即为天堂。这些主张被科隆的总主教认为具有异端邪说的味道。他召见了埃克哈特，并予以审讯（1326年）。埃克哈特断言他所说的是顺乎道理的正统，并提出他的声明只应视为文字上的夸张。主教仍判了他的罪，他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上诉，及时被免于火刑（1327年）。

苦修折磨自己达16年之久的汉里希·苏索（Heinrich Suso），把耶稣的名字切成碎片吞下去，自称基督伤口的血已饮入口内，并用德语写了一本《永恒智慧小册》（Little Book ofEternal Wisdom），他说那是上帝用德语给他的启示。约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奉埃克哈特为“最神圣的主人”，并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宣讲神秘主义与上帝结合的道理。马丁·路德认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是属于陶勒的，该书关于上帝、基督及永恒不朽的简明教义使他印象深刻。

教会注意到神秘主义的那些说法，如不必理会大部分教义、不必注重仪式、宣称无须教士或圣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等。这种神秘主义酝酿着私人判断教义的宗教改革可能，而且人人成为教士，赎罪不必需要善功，只凭超绝一切的信仰即可。教会认为这种超越自然的启示，可能来自上帝和圣人，也可能来自魔鬼和狂人，教会认为这时必须有权威性的领导，才不致使宗教崩溃于个人的幻想与理论的混乱中。

艺术

由于古典文艺复兴的影响，哥特式的风格在意大利和法国不再流行，在德国却依然未减。中欧有教堂的新兴城市，均以这种建筑式样为主。在富丽堂皇方面不如法国的大教堂那样壮观，却有静态美和朴实庄重的精神。瑞典的乌普沙拉（Uppsala）于1287年，萨克森·弗赖堡（Saxon Freiberg）于1283年，乌尔姆（Ulm）于1377年都建造了大教堂，维也纳于1304年也建了圣斯蒂芬（Stefansdom）大教堂，斯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于1382年建了圣母院（Marienkirche），但泽于1425年建了另一座圣母院。亚琛和科隆在教堂里增加了唱诗台，斯特拉斯堡于1439年在教堂中完成了静肃的音乐台，克桑滕建了一座优美的圣维克多大学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摧毁，纽伦堡因拥有供人欣赏与研究艺术的四座有名的教堂而自豪。劳伦斯教堂将其庄严的大门及绚烂的玫瑰归功于14世纪和15世纪。圣斯蒂芬大教堂（1304—1476年）是一座吸引人的标志性建筑，其高耸的斜屋顶遮盖了本堂和侧廊，这座教堂于1945年被战争摧毁。1309年，塞巴尔图斯教堂重建侧廊；1361年，又建了一座新的唱诗台；1498年，又完成了西面的塔楼；1360年至1510年装设了绚烂的彩色玻璃。有雕刻门厅的圣母堂（1355—1361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但已修复；每日中午圣堂正面的大钟里，会有4个小人扮成民政官的样子，向查理四世鞠躬，对其有名的“金牛”法令表示无限的感谢。其雕刻仍显粗糙，但布雷斯劳与海尔加顿（Hallgarten）的教堂及纽伦堡的塞巴尔图斯教堂，已采用石头或木头雕刻了一些高贵的圣母像。

这些城市不仅美化其教堂，也美化其公共建筑物、商店及家庭住宅。那些尖顶式及半木板制的房屋流行起来，使德国城市有一种回味中古的魔力。议事厅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有时也是大商会的聚会地。墙壁上刻有壁画，其木刻通常含有条顿式的活力与精神。不来梅议会厅（1410—1450年）的大厅天花板上有雕镂的横梁，曲折的楼梯附有雕花木栏杆，还有船形的吊灯架。在科隆的议事厅（1360—1571年）曾举行过第一届汉撒同盟大会；在明斯特（Münster）的议会厅里（1335年）曾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不伦瑞克（Brunswick）的议事厅是14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精华；法兰克福（1405年）议会厅曾有民政官员在此宴请一位新当选的皇帝。上述建筑均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马林堡（Marienburg），执政者建造了宏伟的府邸（1309—1380年）；在纽伦堡，议会厅（Rathaus）面朝塞巴尔图斯教堂，是1340年为举行帝国大会而修建的；修复后的该建筑物，有大半已失去了中古形态。在圣母堂前，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帕勒（Heinrich Parler）的布拉格雕刻家，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喷泉（1361年），周围刻有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人像。1250年至1550年的300年，纽伦堡的雕刻及教堂和一般建筑物的发展，代表了德国的文化精神。曲折的街道大部分狭窄，没有铺砌。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曾写下有关纽伦堡的事：

来自下法兰哥尼亚（Lower Franconia）的人，看到这座光辉的城市时，感叹其景色之美诚然不差。进入该城，第一印象便是它街道的漂亮和房屋的整齐。那些教堂……够资格去崇仰与敬拜，壮伟的城堡高傲地俯视着全城；一般市民的住宅，似乎是为王子们居住而造的。的确，苏格兰的国王们，如能像纽伦堡市民住得如此豪华，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在德国的城市中，工业和小型的艺术——用木头、象牙、铜、青铜、铁、银、金——在中古时期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艺术家与纺织技工制造了令人惊奇的绣帷；木刻家已为丢勒和霍尔拜因先铺了路；精细工笔画家在古登堡之前会作图案画的复写本，技艺颇精；木工雕刻了华丽的家具；金属铸造商在15世纪已能为教堂铸钟，其音响之美，胜过一切。在这里，音乐不只是一种艺术，而是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享受。纽伦堡和其他城市，曾在年节庆祝会上表演流行的戏剧与歌唱。民谣显示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中等阶级对多音节问题大肆攻击；各公会以庞大的乐队相互竞争；屠夫、制革商、铸钟师及其他有势力的人，以猛烈的声响竞相争夺歌王奖。第一所有名的音乐学校在1311年建立于美因茨；其他的音乐学校，相继建立于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符兹堡、苏黎世、奥格斯堡、纽伦堡和布拉格。凡能通过学者、学校校友、诗人及歌唱家等四关考试的学生，才能获得“专家”的头衔。浪漫而怀有理想的矿工之歌流传于世，正如德国人用歌声哼出他们对现实的满足一样。

因为工商阶层掌握了这些城市，除了教会的建筑物，其他一切艺术均向现实转变。气候寒冷而多雨，不适于裸体；崇拜肉体在此处不像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古希腊等地那么合宜。在康斯坦茨的画家康拉德·威策（Konrad Witz）画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Solomon and the Queen of Sheba）中，他们两位穿的衣服，俨如在阿尔卑斯山过冬一样厚。15世纪，有13个城市已设立绘画学校——乌尔姆、萨尔茨堡、符兹堡、法兰克福、奥格斯堡、慕尼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巴塞尔、亚琛、纽伦堡、汉堡、科尔马（Colmar）、科隆，其样品保存至今。1380年的年鉴上记载着：“当时在科隆有一名画家叫威廉，在全国各地找不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人。他描绘人像极为巧妙，栩栩如生。”威廉是许多“早期艺术家”中的一位——这些早期艺术家如贝尔特拉姆、弗兰克、圣韦罗尼卡和海斯特巴策等，主要受了佛兰德斯的影响，在德国创造了一种壁画风格。也许由于埃克哈特及其他德国神秘主义派的影响，这些人的画充分表现热情和传统的福音主题。直到1451年斯泰芬死于科隆，这种早期复古色彩的画风才告结束，他们已达到了早期学院派的最高峰。斯泰芬的那幅《三王来朝》，现已成为科隆大教堂的宝物，与15世纪中叶以前所绘的多数画作相比毫不逊色。画中有一位可爱的圣母，端庄而高贵；有一位令人喜爱的圣婴；而东方的哲人被德国化，但具有智慧；画的结构严整、色彩艳丽，有蓝、绿及金色。在《玫瑰格子架中的圣母》和《紫罗兰的圣母》两幅画中，表现了一位理想而年轻的德国母亲，富有温柔、沉思的美。这两幅画的描绘极具中古艺术的技巧，却明显地有走向现代的趋势。德国已开始步入其最伟大的时代。

古登堡

中世纪结束的原因何在？经过了3个世纪之久，原因甚多：十字军的失败；复兴的欧洲普遍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夺取君士坦丁堡后的醒悟；古典式异教文化的复兴；由亨利的航海舰队、哥伦布及达·伽马等人航海后的商业扩张；兴起的商人阶级支持君主政府的集权；国民各城邦的发展及对教皇超然权威的反抗；路德反对教皇革命的成功；印刷术。

在古登堡出生前，几乎一切教育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书价昂贵，手抄又费力，有时易出错误。很少作者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他们只能靠教学，或进入修院工作，或靠富人济助，或依教会的圣俸而生活。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报酬极少或全无，纵使某一出版商给予报酬，除了偶尔由教皇特准外，他们也无版权。图书馆虽多却很小；修院、大教堂、学院及一些城市，虽有书籍搜集，但很少有超过300册以上的；书籍通常藏于墙内，有些是用链子系于棹上。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一个图书馆，因保有910册图书而著名；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曾有书籍600册；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图书馆，像清真寺那样大，1300年约有图书2000册。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图书馆是埃德蒙的理查图书馆，理查在他那本名为《书蠹》（The Philobiblon，1345年）的书中，写他热爱书，而使其书受到“名叫女人的两只腿的野兽”的虐待，报怨那个女人坚持要用精致的麻或丝与书交换。

学校倍增使有阅读能力的人随之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增加了。商业界人士发现识字有助于工商贸易业务；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借阅读而沉醉于浪漫故事中。1300年，唯有教士才有学问的时代已过去了。由于读书需求的增多，纸张与油墨供不应求，这种情形刺激了古登堡。穆斯林在10世纪把造纸术带入西班牙，12世纪传到西西里岛，13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4世纪传入法国。欧洲造纸业已达百年历史，印刷业才兴起。14世纪，麻制衣服在欧洲已很普遍，而废麻提供了造纸的原料，于是纸价下落。这项材料的适当利用和读书风气的发展，给印刷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印刷本身，如刻印一事，其历史比基督教还早。巴比伦人曾把字母或符号刻印在砖上，罗马人和其他种族把字或符号印在钱币上或陶器上，纺织业者把符号织在布上，装订书的人也把字印在封面上。任何古代或中古时代有地位的人，在文件上使用自己的印章盖印。复制地图和纸牌，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木板印刷术——用木块或金属刻字、符号或图像——要追溯到8世纪，甚至更远时代的中国和日本。中国人在10世纪或更前，用此法来印纸币。木板印刷于1294年出现于大不里士（Tabriz），约1300年出现于埃及。

活字印刷术——每一个字或字母利用单独而活动的字模来印刷——早在1041年已为中国采用。1314年，王桢使用约6万个活字印刷一本有关农业的书籍；他先试用了金属模，但发现金属模不像木模那样容易吸收油墨。然而，活字版对一种没有字母仅有4万单字的语言没有多大用途。木板印刷法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1403年，一位韩国皇帝用活动金属版印刷了很多书，用硬木刻成方块字，再制成磁浆模，将这个模子再浇成金属字模。

欧洲的活版印刷，最初大约开始于荷兰。1569年以前的荷兰正式记载无法查考，据悉哈伦地区的小贩劳伦斯（Laurens）曾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版印了一本宗教手册，此事是否确实，难予查证。一直到1473年，荷兰才听说有活版印刷之事，由科隆来的一批人在乌特勒支装设了一部印刷机。这些人在美因茨曾学会这套印刷技术。

古登堡约1400年出生于美因茨的一个富豪家族。其父名根斯弗雷希（Gensfleisch）。他前40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斯特拉斯堡，似乎对于割切与铸炼金属模已有经验。约1448年，他成为美因茨的公民。1450年8月22日，他与富有的金匠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订立契约，以800荷币盾贷款把他的印刷机抵押给福斯特，以后押金提高到了1600荷兰盾。1451年，尼古拉五世颁发的大赦令，大概就是由古登堡印的，有几份尚留存着，上面载有最早的日期为“1454年”。1455年，福斯特控告古登堡，要求偿债；古登堡无法照办，唯有放弃其印刷机。他继续与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合作，这位新合伙人以前曾被雇用为排字员。有人相信舍费尔在此时已发明了新的印刷工具和新技术：铸造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的钢质衡床，有孔的金属铸字模，及排字的金属模等。

1456年，古登堡用借款添设了另一部印刷机。他用这部印刷机就在那一年或次一年出版了被认为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即有名而美观的“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一部对开11英寸高、双栏排印、1282页厚的巨著。美因茨于1462年被拿骚的阿道夫部队劫掠；印刷员工逃往各地，他们把新的印刷技术传播到整个德国。1463年，斯特拉斯堡、科隆、巴塞尔、奥格斯堡、纽伦堡及乌尔姆都有了印刷工人。逃亡难民之一的古登堡，定居于埃尔特威勒（Eltville），在该处他又重振旧业。他苦心奋斗，一再受到财务上的困扰，直到1465年阿道夫给他圣俸，才使他获得有保障的收入。约3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当然，即使没有古登堡，别人也会发明他使用的活字印刷术。1470年，巴黎的纪尧姆·菲谢特（Guillaume Fichet）在一封信中提道，这项发明是多么广受欢迎：“在德国已发明了生产书籍的奇妙的新方法，凡精于此道者，正由美因茨向世界进军。此项发明的光辉，将由德国普照于世界各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项新方法。抄写业者就抗议说印刷会断其生计；贵族们反对它，批评它是一种机械粗俗的东西，并担心这会降低他们手抄本图书的价值；政治家和传教士也不信任它，因为它可能成为革命思想的利器。虽然如此，它终究获得了成功。1464年，两个德国人在罗马建了一个印刷所；1469年或更早，另外两个德国人在威尼斯也开设了一个印刷所；1470年，3个德国人把这项新技术带到了巴黎；1471年这项新技术传到了荷兰，1472年传到瑞士，1473年传到匈牙利，1474年传到西班牙，1476年传到英国，1482年传到丹麦，1483年传到瑞典，1490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在有科贝格（Koberger）家族的纽伦堡，有埃提尼斯（Ètiennes）的巴黎，有多雷（Dolet）的里昂，有马纽夏斯的威尼斯，有汉斯·阿默巴赫（Hans Amerbach）及约翰·弗罗奔（Johann Froben）的巴塞尔，有克里斯蒂安·弗罗绍尔（Christian Froschauer）的苏黎世，有埃尔泽维斯（Elzevirs）家族的来登，这些地方成了印刷与出版的新兴城市。不久，欧洲半数的人开始看书，这种过去罕有的读书狂热，成为宗教改革的引发剂。一位巴塞尔学者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满满一车精装本的古典书籍，已由威尼斯运抵此处，你想要一本吗？如想要，请立刻通知我，并汇钱来，因为这些书刚到，就来了30位客户抢购，仅仅问一问价钱，就为争购不让，互相抓破了眼睛。”活字印刷的革命，正在进行。

为了叙述这件事的所有影响，实在需要把一大半的现代思想史都记下来才行。伊拉斯谟在他著作畅销的狂喜中，称赞印刷术是所有的发明中是最伟大的，也许他低估了语言、火、车轮、农业、写作、法律等发明的意义。印刷取代了过去的秘传手抄稿，而以低廉的成本快速扩张，并较以前更精确、更方便阅读。而且，印刷富有统一性，各地的学者均能借以相互参考印证某章某节。量的发展常致忽视其质，但最早印刷的书籍多半是活字印刷与装订技术上的范模。印刷的出版物使大众在有关宗教、文学、历史及科学方面，拥有一种价格低廉的指导手册。印刷出版成为在所有大学中，最伟大、最低廉，又对大众开放的专业。印刷出版并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但它为启蒙运动、美国与法国革命及民主政治铺了路。它使《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祈求福音。此后，它让理性论者由福音诉诸理智。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和教士对教育的控制。它还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为它需要的大量读者，不能由拉丁文而达到。它便利了国际的交往及科学家的合作。它影响了文学特质以适合中等阶级的品味与经济能力，而不再专门侍候贵族或教会那些主顾，在语言之后，它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工具，来散播世人以往不知道的谎言谬论。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
（1300—1517）

波希米亚

以往斯拉夫族就像罹难的船只，漂泊不定，一时西走易北河，一时南下地中海，有时东去乌拉尔山，有时往北甚至到北冰洋。13世纪，在西部被利沃尼亚（Livonia）和条顿骑士击败，在东部被蒙古和鞑靼（Tatar）统治。14世纪，波希米亚首倡神圣罗马帝国和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而波兰联合立陶宛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高度文明的联盟。15世纪，俄罗斯人脱离了鞑靼人的统治，并联合其边远的诸邦成为一个大国。

1306年，温策斯劳斯三世（Wenceslaus III）的驾崩结束了波希米亚的普瑞米斯理德系（Przemyslid line）。一位幼王接替后，贵族和教会的选帝侯提携卢森堡的约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1310年）。他伟大的冒险使得波希米亚一度成为骑士们最不情愿的避难处。他几乎不能没有竞技比赛，当他觉得这些竞技不够刺激时，就以战争为乐，几乎所有的欧洲战役，他都参与了。这造成了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没有上帝和波希米亚王的帮助，就做不成任何事情。”布雷西亚被维罗纳围城时，曾要求约翰的援助。他答应前往，维罗纳人获悉此一消息，立刻解围。布雷西亚、贝加莫、克里莫纳、帕尔马、摩德纳甚至米兰都主动愿作为其臣属，以换取其保护。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以武力不能办成的事，这位国王以他的一套魔力就能获胜。他的勇猛好战固然扩充了波希米亚的领土，却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拥戴，人民对他的常年离国打仗以致荒废国事之举无法原谅。1336年，征讨立陶宛时，他染病以至失明。尽管如此，当他获悉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已在诺曼底登陆，并向巴黎挺进时，便和其子查理，带领500名波希米亚骑士，飞骑越过欧洲，前往救援法王。父子在克雷西打头阵。当法军败退时，这位眼瞎的国王命令两个骑士把他们的马绑在他的马的两侧，冲向已占优势的英军，口中喊着：“感谢上帝，你们大家将不会说，波希米亚的国王临阵脱逃了吧。”他周围的骑士有50名丧生，他自己也受重伤，他被送到英格兰王的帐下时已奄奄一息。爱德华三世把他的尸首送回给查理，并附了一封礼貌的函件称：“今朝骑士断缨。”

查理四世欠缺这份英雄气概，却是一位较聪明的君主。他喜欢谈判甚于征战，但并非懦弱到不敢和解，他还能扩展其王国的疆土。在他主政的32年中，他使斯拉夫族和日耳曼族两方罕有地和平相处。他重新组政、改革司法，使布拉格成为欧洲最优雅的城市之一。他仿照卢浮宫的形式，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和著名的卡尔士坦堡（查理的石窖），将之作为博物馆，存放立国的成果、王冠和珠宝。这些珠宝不是用来装饰和展览的，而是用来军事动员，并做通货的主要预备基金。他命阿拉斯的马太设计圣维特大教堂，又命摩德纳的托玛索在教堂和宫殿中绘制壁画。他保护农民，使其免受压榨，并倡导工商业。他设立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1347年），将他从法国和意大利获得的文化兴趣灌输给他的国人，并予以知识上的鼓励，这导致了胡斯的改革运动。在彼特拉克的朋友，斯特雷萨（Stresa）的主教约翰的领导下，查理四世的宫廷成为波希米亚国内人文学派的中心。这位意大利诗人钦慕查理，特来布拉格拜谒，请求他征服意大利。但查理有更好的打算。除了他的“金牛律”（Gold Bull）外，他的朝代是波希米亚的极盛时期。布拉格大教堂有他一尊巨大的石灰石胸像，绽露着笑容，留存至今。

温策斯劳斯四世在他父王驾崩时（1378年），年方十八。他本性文雅，对百姓的热爱，宽大的课税，当政的智慧，使他赢得全民的爱戴，但贵族认为他广结人缘，会剥夺他们的特权。他偶尔的急性子和耽于饮酒的习惯，使这批人获得罢黜他的借口。他在其庄园中突遭逮捕，并被囚入监狱（1394年）。在他同意除了经贵族和主教组成的会议允准外，不再做任何事情后，这才复位。之后，争端又起，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被召入；他逮捕了温策斯劳斯及其兄弟，并把他关在维也纳（1402年）。数年之后，温策斯劳斯逃出维也纳，回到波希米亚，受到臣民热烈的迎接，并重获王位与权力。他以后的结局是卷入胡斯的悲剧。

胡斯（1369—1415）

由于敌视日耳曼人及对异教徒的包容，温策斯劳斯使人又恨又爱。德国矿工、工匠、商人和学生的快速渗透，造成波希米亚条顿人与捷克人之间的种族敌视。温策斯劳斯忘不了德国大主教将他从帝位放逐出去之事。其妹安妮与英格兰的理查二世结婚，而且——也可能是同情——看出威克利夫主张英格兰脱离罗马教会的企图。1388年，阿德尔伯特·兰科尼斯（Adelbert Ranconis）留下一笔钱，供给波希米亚的学生去巴黎和牛津求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英格兰取得或转抄了威克利夫的作品，并带回波希米亚。克罗米兹的米利奇及康拉德·瓦尔登豪斯公开指责一般世俗人士和教士的不道德行为，唤起布拉格人的觉醒。耶诺的马赛厄斯和斯地尼的托马斯则继续传教，皇帝甚至欧内斯特大主教都予以赞赏。1391年，一座叫伯利恒的教堂在布拉格建立，以领导宗教改革运动。1402年，胡斯被任命为这座教堂的住持。

他来自胡锡纳兹村，以胡锡纳兹的约翰而闻名，故简称为胡斯。1390年，他来到布拉格时，还是一名穷学生。他在教堂中做事谋生，理想是做一个牧师。然而因时代的习俗，他参加了后来巴黎人所称的快乐的波希米亚大学青年团体。1396年，他接受了人文学硕士学位，开始在大学授课。1401年，他被选做人文学系的主任。同年，他被授予牧师职位，其生活完全像僧侣般严肃。他担任布拉格教会主事时，已是布拉格区最有名望的传教士。宫廷中的许多达官显要，常听其讲道，索菲亚王后还请他担任私人牧师。他在捷克传教，并教导他的徒众积极参加唱诗。

后来控告他的人确切地指出，在他工作的早年，他曾响应威克利夫的怀疑论，取消圣餐礼式中的面包和酒。毫无疑问，他读过威克利夫的著作，也曾在他的评论中引述威氏的话。在接受审判时，他坦承：“我相信威克利夫会得救。我认为，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会追随他而去。”1403年，威克利夫的见解在布拉格大学甚为流行，以致总主教堂的教士会议——主事教士摘送了45段威克利夫的文章给大学各主管，要求将这些言论清除出校。对此，包括胡斯在内的一些学校主管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大多数学校人士的意见是，自此以后大学的教职员，于公于私，均不应对这45段文字予以辩护或赞同。

胡斯一定是疏忽了这项禁令。1408年，布拉格的教士向兹比涅克（Zbynek）大主教报告，要谴责胡斯。正与国王冲突的大主教，谨慎地处理此事。但当胡斯继续表示同情威克利夫的看法时，兹比涅克把他和他的一些同伴逐出教会（1409年）。当他们坚持继续服行其传教的职务时，他对全布拉格发布禁令，命令把所有波希米亚能找到的威克利夫的作品悉数没收，搜出的200份手抄本在教廷的广场上予以焚毁。胡斯向新选出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申诉，约翰召他到教廷，但他拒绝前往。

1411年，为抵抗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教皇组织了十字军，需款甚急，于是宣布了一项新的赦罪捐献办法。在布拉格宣布时，在宗教改革者看来，教皇的代理人似乎在为钱财出卖赎罪券，胡斯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哲罗姆公开反对赎罪券，怀疑炼狱是否存在，并抗议教会募捐金钱来使基督徒流血。口诛笔伐之下，胡斯称教皇为淘金者，甚至说他是反基督者。大部分群众与胡斯的见解相同，教皇的代理人受到嘲笑和凌辱，因此，国王禁止任何进一步反对赎罪券的宣传和行动。3个反抗这项禁令的青年在市议会前受到欢呼。胡斯为他们辩护，承认他的宣传唤醒了他们。他们被定罪砍头。约翰此时将胡斯逐出教会。胡斯不予理会，约翰把禁令张贴于各处（1411年）。由于国王的劝告，胡斯才离开布拉格，在乡下休憩了两年。

在这些年中，胡斯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或为拉丁文，或为捷克文，几乎都带有威克利夫的启示与影响，有些反映异端和反教权的看法可能是韦尔多派教徒在12世纪和13世纪带入波希米亚的。他反对幻想式的崇拜、耳听式的告诫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他谴责德国人而维护斯拉夫人，使他的运动带有通俗和民族的特性。在一本名为《圣物的交通》（Traffic in Holy Things）的宗教小册子中，他攻击教士的圣职买卖罪。在《论性别》（De Sex Erroribus）中，他指责牧师对洗礼、分娩、奠祭、婚姻或丧葬等事收取费用；他指控某些布拉格的神父出售圣油，并引用威克利夫的观点，认为犯有圣职买卖罪的牧师，不能参与圣礼。他的论文《论教会》（“De ecclesia”）成为他的灾祸之源。这些文字有引述异端之事，使他终被处以火刑。他追随威克利夫成为宿命论者，同意威克利夫、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等人的主张，认为教会不应有现世的财物。与加尔文一样，他为教会下了定义，认为教会不仅是教士、基督徒的全体，也是天上或地下救恩的总体。《圣经》才是基督徒的导引；基督才是教会的首脑，而非教皇；教皇不论在信心上或精神上并非绝对正确。教皇本身也可能会是一个冥顽不灵的罪人或异端——接受当时广为人们相信的传说。这个传说称教皇约翰八世曾经改变罗马街上一个孩子的性别，胡斯显然明白隐藏在传说后的深意。他下结论道，只有在基督律令的范畴内，才有必要遵守教皇的命令。“反抗犯错的教皇，即是遵从基督”。

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大会，免除3位相敌对教皇的职务和从事宗教改革的立法——这似乎是胡斯派和教会修好的一个机会。显然西吉斯蒙德皇帝会继承无子嗣的温策斯劳斯四世，为了恢复波希米亚的宗教统一与和平，他建议胡斯应该到康斯坦茨尝试修好。为了这趟艰苦的行程，他给了胡斯到康斯坦茨的安全通行权、会议前的公开听证及回到波希米亚的自由和安全保证。胡斯不顾同党殷切的警告，于1414年10月前往康斯坦茨，有3个捷克贵族和几个朋友护送他。大约同时，斐勒杰的斯蒂芬（Stephen of Palecz）和波希米亚其他反对胡斯的人，也去了康斯坦茨，准备在会议上指控胡斯。

抵达康斯坦茨后，最初他被礼貌地接待，并有行动的自由。斐勒杰在议会前公布胡斯的邪说异行时，他们即传讯他、审问他。他答辩后，大会深信他是主要的异端分子，立即下令监禁他。在狱中，他染上了疾病，有段时间几乎死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派御医给他医治。这时西吉斯蒙德抱怨议会的行动无视他曾答应过胡斯的安全保证，但议会答复西吉斯蒙德，这事不受其约束，他的权威不能管到精神领域。教会有权压制教会的敌人。4月，胡斯被迁到莱茵区的哥特里本（Gottlieben）森林。在那里，他被戴上脚镣手铐，给的饮食极坏，以致再度染上严重的疾病。这时，胡斯的伙伴——布拉格的哲罗姆，已经毫无防范地到了康斯坦茨，并在城门上、教堂门上、主教府，遍贴诉愿状，要皇帝和议会给胡斯安全通行和公开听证的权利。由于朋友的这项请求，胡斯总算获准离开康斯坦茨，返回波希米亚。但他在路上又停下来宣传，反对议会对他的虐待。因此又被逮捕，带回康斯坦茨，再次下狱。

被拘禁7个月后，7月5日，胡斯被锁铐着带到议会，7日和8日依然如此。在庭上询问他对威克利夫被视为有罪的45篇文章的看法，他表示其中大部分他亦反对，但有些部分是赞成的。面对那些从他著《教会论》中所摘取出来的文字，胡斯表示愿收回《圣经》中能反驳他的任何意见（正如路德在沃尔姆斯所处的立场）。议会驳斥说：解释《圣经》不能由个人自由批判，而应交给教会首脑，议会要求胡斯毫无保留地撤回所引的文章。所有胡斯的朋友及控告者都要求他服从，但他拒绝了。他宣称：如果一个俗世中的教士犯了道德上的罪，即失去信仰上的权威地位，也不能作为一个法权上的统治者。这样一来，胡斯失去了那位主意不定的皇帝的关照。于是，西吉斯蒙德通知胡斯，假使他被议会定罪，他的安全通行权将自动被取消。

经过3天的审讯，又经过皇帝和红衣主教们的努力劝说，希望他悔过而终于无效之后，胡斯被押回牢房。议会答应给他4个星期考虑这件事。这件案子对于议会来说实比对胡斯复杂得多。如何能让一个异端分子活着，而让过去处死异端的事不会被骂为不人道的罪行？这个议会过去曾免去教皇的职位，现在又岂能被一个小小的波希米亚牧师蔑视？教会在精神信仰上的地位，如一个实体的社会权力一样，在道德秩序中的责任，需要不容辩驳的权威做基础。攻击这个权威，就如同议会以武力反对国王一般，属叛逆行为。

为了使胡斯撤回其言论，皇帝特派专使找胡斯商洽。他的答复还是一样：他愿意放弃一切能从《圣经》中找出来反驳他的意见。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议会判定威克利夫和胡斯有罪，下令焚烧胡斯的作品，并解送他到世俗的权力机关。他马上被除去神职，并被带到预先准备有柴薪的火葬场。最后一次要他撤销的请求，又被他拒绝，他唱着圣诗被烧死。

在那种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原谅吓怕了的哲罗姆在议会前公开否认受到胡斯的教诲（1415年9月10日）。被押返监狱后，他渐渐获得勇气。他要求听证，经过很长时间的拖延之后，被带到会议桌前（1416年5月23日）；但他在被允许陈述其案情前，先被要求回答一些不利于他的指控。哲罗姆用饱含情感的动人辞令，为自己辩护，感动了一位多疑的意大利政坛的人文学者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那时他在康斯坦茨担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秘书。哲罗姆说：

这是多么不公平！我已被拘于污秽的监狱340天。我的控诉者能常在您的耳际述说，而我却无从辩解，甚至不允许我有一小时的自辩。您的心中已被那些视我为异端的指控先入为主；在您未能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之前，您就判定我是邪恶的。您是人，不是神；是凡夫，不是永恒的上帝，您也会犯错误。您越标榜所凭所恃为人世的光明，您就越须对所有的人力求行事公正。像您审判的我这件案子，既不是总结，也不是为我自己的辩护，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不能让如此多的聪明人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这件事所开的先例，其危害将大于其本身所施的惩罚。

被指控的事一件件地向他宣读，他一一回答，却没提到撤回他的意见一事。最后，他被允许自由发言，以坦诚热烈的言词，他几乎说动了整个议会。他追述了一些历史上为信仰而牺牲的人物。他提起了圣徒斯蒂芬被教士们判定死罪的事情，他相信再也没有比教士错误地判处一个同道死罪的罪过来得更大。这时，议会希望他能请求宥免来救他自己，他反而改变主张，否认原先的，重又坚信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学说，他声称烧死胡斯的罪会受到天谴。议会给他4天的时间重新考虑。但他毫不悔改，终被判罪（5月30日），并被带到胡斯受刑的同一地点。当刽子手走到他背后点火时，哲罗姆要求道：“到前面来，在我面前点火；假如我怕死，我就不来此地了。”他唱着圣诗，一直到被烟火呛死。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36）

胡斯的死讯引起了一场全国的暴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组成会议，一份由500位有领导地位的捷克人所签署的文件，被送到康斯坦茨议会（1415年9月2日）。文件推崇胡斯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天主教徒，并谴责判他死刑是对其国家的侮辱。文件上宣称签署人等将为维护基督主张、反对人为规诫，而战至最后一滴血，并进一步声称要保证所有的人今后只遵从教皇合于《圣经》的命令。这协议的仲裁人为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们，大学本身誉胡斯为一位殉道者，并且嘉勉被囚的哲罗姆。议会传召反叛的贵族出席，要他们答辩异端的指控。但无人前往。议会下令关闭大学，但教授和学生们继续上课。

约1412年，一位胡斯信徒，斯提泽波的亚库贝克曾建议早先处理圣餐的方式——酒和面包，应被保留。当这个观念被其他各阶层支持者深信时，胡斯也表示赞同。但议会反对，声称这项原始的习俗有使基督的血遍流的危险。胡斯死后，布拉格大学和贵族，由王后索菲亚领导，明令把这两件事物视若基督的命令，而圣餐杯也变成胡斯派信徒（Utraquist）革命的象征。1420年胡斯的信徒明确地说，《布拉格四条款》（Four Articles of Prague）为他们的主要要求：圣餐礼应有酒和面包；教会的买卖圣职罪应予处罚；上帝的言语应被阐明为宗教上真理和实务的唯一标准，毫无隐匿；教士和修士们的广事蓄积财物之行，必须制止。少数激进分子反对遗物崇拜、极刑、炼狱和临终弥撒。所有路德改革宗教的事项，在胡斯革命运动中都曾出现。

温策斯劳斯王曾同情这项运动，可能是因为这项运动答应把教产移转给国家；现在，他开始怕它也会对国政不利。在布拉格他建的新城中，他只任命反胡斯的人到议会，而这些人公布了用以处罚异端的法令。1419年7月30日，一群胡斯信徒到新城游行，强行进入议事厅，把议员抛到街上，在那里另一群人将他们杀死。一个群众大会由此组成，选出了胡斯派的议员。温策斯劳斯认可这个议会。不久，他死于心脏病（1419年）。

波希米亚的贵族表示，假使西吉斯蒙德承认《布拉格四条款》，则接受他为他们的王。西吉斯蒙德下令要求全捷克人完全遵从教会，并烧死一个拒绝和世俗圣餐断绝关系的波希米亚人。新教皇马丁五世宣布一项反对波希米亚异端的圣战，西吉斯蒙德则驱大军指向布拉格（1420年）。几乎在一夜之间，胡斯派的人组成了一支军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城市送来充满热情的新兵。由一位独眼的60岁骑士杰士卡（Jan Zizka）训练他们，领导他们打了一次奇迹般的胜仗。他们两次打败西吉斯蒙德的军队。西吉斯蒙德重组了另一支军队，但当杰士卡逼近的消息传来时，这支新军在还没看到敌人前就已溃乱，一哄而散。战果丰盛之下，杰士卡的清教徒们认为宗教意见的相左，唯有以武力解决。他们像具有破坏力的风暴一样遍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劫掠修道院，屠杀僧侣，强迫民众接受《布拉格四条款》。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志愿保持天主教徒身份，却成为胡斯派军队肆虐的受害者。随后，在17年中（1419—1436年），波希米亚没有国王。

各种对抗的因素总合起来，造成了波希米亚革命。本地的波希米亚人怨恨德国移民的财富和骄气，希望把他们赶出去。贵族们觊觎教会的财产，认为他们应被驱除。平民阶级渴望摆脱中产阶级的主人，而中产阶级又希望提高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来对抗那些统治布拉格和管理波希米亚的贵族。农奴们也梦想瓜分教会那些神圣的土地，至少也要获得自由。一些低阶的教士常年被教会诈取，对革命也表示沉默的支持，还提供一些教会禁止的宗教服务。

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大获胜利时，他们各自目标上的冲突使他们互相分裂。贵族们在夺得大部分正统教会集团拥有的财产之后，感到革命需要平息并希望有一个尊崇神圣的时代。一些曾经为教会耕作的农奴们，也像自由人一样为了他们的一份而起争吵，贵族领主们却要求农民们像以往一样为其新主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杰士卡支持农民，还曾攻击在布拉格的保守派胡斯信徒。由于厌倦战斗，他接受了停战协定，撤退到东波希米亚，成立郝瑞柏兄弟会（Horeb Brotherhood），效忠《布拉格四条款》并杀戮德国人。1424年去世时，他捐出他的皮制作军鼓。

在塔博尔（Tabor）城，另一个胡斯党组成了，这派主张真正的基督徒需要生活在共产组织中。在胡斯到波希米亚前，韦尔多教派、贝格哈德派（Beghards）和其他不受控制的异教徒等一小部分人把共有思想渗入宗教。起先他们保持有利的观望，直到杰士卡的部队已经推翻大部分在波希米亚的教会势力后，他们才公开活动，并在塔博尔取得了教条的领导解释地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扬弃圣体实在论、洗罪、为死者祈祷及除了受洗和圣餐外的一切圣工，而且不鼓励遗物、偶像和圣迹的崇拜，其目的在于恢复原初使徒教会的简明仪式，对在早期基督教中无法发现的所有宗教仪式和服饰，一概排斥。他们反对祭坛、风琴和豪华的教堂装饰，并尽可能地破坏这种浮华风气。如同以后的新教徒一样，他们减少对领圣餐、祈祷、读经、宣教和颂诗等等的神圣崇拜，并认为这些圣工应由服饰与俗人相同的教士来做。大部分的塔博尔人从圣临纪中推演出共有主义，基督将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在其王国中，人无私产，不分教会和国度，没有阶级区别，没有人世法律，没有税赋，没有婚嫁；当他临世，发现其信徒已建立了一个有如天上的极乐园乌托邦，必将高兴。在塔博尔和其他城市中，这些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当时一位布拉格大学的教授说：“所有的都是共有，无人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拥有’被认为是万死不赦的罪。他们主张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兄弟姐妹。”

一位原是波希米亚农民的哲学家彼得·查尔斯基进一步用生动的捷克文写了类似托尔斯泰的主张的一系列宗教论文，倡导绥靖式的无政府主义。他攻击有势者和富人，谴责战争和死刑有如凶手，社会无需领主和农奴及任何法律。他要他的门徒完全奉行《圣经》的《新约》所示：成人才受洗，背弃现世及其俗习、誓言和学习及阶级分别、商业和城市生活；自愿居于贫苦中，喜好耕作，完全漠视“文明”和国度。塔博尔人发现大同主义不适于他们，分化为缓和派与激进派，最后由争论衍进为争斗。在几年中，不同的能力发展成不等的势力和声望，最后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平自由的传播者成为掌握权势的无情立法人。

波希米亚的贵族们和市民的胡斯派开始怀念罗马教会，认为它有足够力量来阻止现存社会秩序即将解体。巴塞尔宗教议会邀请双方出面调停，颇令他们高兴。一位议会的代表，未经教皇授权就来到波希米亚签署了一些协定，通过文字上的措辞可把它们解释为接受或反对1433年的《布拉格四条款》，于是胡斯派和天主教双方都满意。当塔博尔人拒绝承认这些协定时，保守的胡斯派信徒加入了波希米亚尚存的正统集团并击败塔博尔人（1434年）。波希米亚国会和西吉斯蒙德达成和解，并接受他为王（1436年）。

西吉斯蒙德于第二年去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正统派控制了布拉格。一位能干的省长波德布拉德，组织了一支胡斯派军队占领布拉格，恢复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让·罗基卡纳的大主教之职，并立他为波希米亚总督（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拒绝承认罗基卡纳对希腊正教的输诚时，适逢君士坦丁堡陷入土耳其人手中，而中止了这项协商。1458年，国会见到波德布拉德优秀的行政才能，重整了秩序和繁荣，选他为王。

现在他把精力转移到宗教和平的重建上。经国会同意，他派庇护二世（1462年）为大使，要求教皇批准《布拉格协定》。教皇拒绝，并禁止一般人接受两种形式的圣餐。依据一位德国法学家格雷戈·亨贝格的建议，波德布拉德1464年邀请欧洲的王室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欧洲联邦（Federation of European States），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军队及司法，以求有能力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纷争。王室们没有答复，而重新复活的教皇制度过于强大，以致联邦无法抵制它。教皇保罗二世宣称波德布拉德为异端，大家可以不必因为遵守其誓言而受他的挟制，并召唤所有的基督徒来反对他（1466年）。匈牙利的马赛厄斯·科菲努斯（Matthias Corvinus）受命行事，侵入波希米亚，并由天主教的贵族集团加冕为王（1469年）。波德布拉德让位给波兰王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的子嗣拉迪斯拉斯二世。因战争又患有水肿病，波德布拉德已精疲力竭，他死时年仅51岁（1471年）。波希米亚人，即现在的捷克斯拉夫人，称誉他是除查理四世以外最好的国王。

国会接受拉迪斯拉斯二世为王，而马赛厄斯退位回到匈牙利。贵族们利用国王的年轻势弱各营私利，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削减城镇和都市在国会的代表权，使那批梦想乌托邦的农民成为农奴。成千上万的波希米亚人，在这段革命和反动时期，流亡到他乡。 1485年，天主教和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双方签署《库他纳霍拉条约》（Treaty ofKutna Hora），保证和平30年。

在东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查尔斯基的门徒组成一个新的基督教派杰诺塔·伯拉奇斯卡（The Jednota Bratrska），或称兄弟会（Church of the Brotherhood，1457年），依《新约》的原则从事简单的农作。1467年，他们和天主教教会脱离关系，任命自己的牧师，反对赎罪和崇拜先圣，信服路德以信心为判断的道理，成为第一个有实践生活的近世基督教教会。1500年，它已有10万信众。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们”，几乎全部被“三十年战争”的一把火消灭了。他们由于科梅斯（John Comenius）的领导而存在。他们仍存在于欧洲、非洲和美洲，他们的宗教容忍、无条件的虔诚及在坚信教义上表现出的谦让忠贞，令这个暴戾和诡异的世界为之惊异。

波兰（1300—1505）

即使在因地理屏障而获得保护和统一的地区，和平也是很难保持的。我们可以推知，一个国家的边界暴露在贪婪的四邻下，时而利诱，时而威逼，显然会有更多麻烦。波兰在14世纪几乎被条顿骑士、立陶宛、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日耳曼这些强敌压得喘不过气来。1306年，“矮子”拉迪斯拉斯成为南方小波兰的邦主时，他遭遇到群敌来犯。西方大波兰（Greater-western-Poland）的日耳曼人否认其权威，骑士们攫取了但泽和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侯爵阴谋摧毁他，波希米亚的温策斯劳斯三世要求波兰王位。拉迪斯拉斯使用武力、外交、联姻等方法，努力奋斗，渡过苦海，统一大小波兰成为一个强固的王国，并在其新都克拉科加冕为王（1320年）。他死时73岁（1333年），将来之不易的王位传给其独子卡西米尔大帝。

有些人可能会忌妒卡西米尔三世这个大帝头衔，因为对战争他较赞成谈判和协调。把西里西亚给波希米亚，把波美拉尼亚给骑士们，他获得罗佛附近的加里西亚和华沙附近的马索维亚。他专心统政近37年，使各个领土均置于同一法律之下，“这样，国家才不会像一个多头的怪物”。在其领导下，一个法学家的团体统一了各省的分歧立法和风俗，制定出《卡西米尔法典》（Statutes of Casimir）——波兰的第一个成文法，和现代法律相比，它是一个有节制性的人道主义的典范。卡西米尔保护犹太人、希腊正教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群体，鼓励提倡教育和艺术，设立克拉科大学（1364年）。他很聪明地推展国家经济及各项建设，农夫奉他为“农民之王”，在和平安定中商业繁盛，各阶层的人都称他大帝。

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他传位给他的侄子匈牙利路易大帝（1370年），希望为他的国家赢得一个强大王朝的保护，分享安吉芬（Angevin）王朝从法兰西和意大利带来的文化影响。但路易全神贯注于匈牙利，而忽略了波兰。为了保持面子、使贵族们不因他的忽视而仍然尽忠，1374年，他以“帝王特权”（Privilege of Kassa）赐予他们，免除他们大部分的税赋并给予高级官员专卖权。1382年，他的去世引起了王位继承的战争。国会接受他11岁的女儿雅德维加（Jadwiga）为王，但纷乱的秩序直到立陶宛大公杰格罗（Jagello）和雅德维加联姻时，才告结束。两国合并，并给政府带来一位主人。

立陶宛的成长是14世纪的重要部分。吉第明（Gedymin）和他的儿子欧吉德（Olgierd）在他们的异教徒法则下差不多影响了整个西俄罗斯：波罗兹克、平斯克、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沃伦、基辅、波多利亚、乌克兰（Ukraine）。其中一些地区，在大公的统治下，发现有从以东俄罗斯为采邑的鞑靼金族（Tatar Golden Horde）中逃出的人。杰格罗从欧吉德（1377年）承继立陶宛帝国时，统治了威尔诺，从波罗的海迄黑海，几达莫斯科。这是杰格罗带给雅德维加的礼物，也可以说波兰是她带给他的妆奁。雅德维加结婚时，仅16岁，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优良文化中，她被培养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杰格罗当年36岁，是文盲和异教徒，但他接受了洗礼，接受了拉迪斯拉斯二世的基督教名，并承诺全立陶宛人改信基督教。

这是一项适时的联合，因为条顿骑士的东进对联姻两国都有危险。“十字架旨令”，最初原是用来使斯拉夫人受基督教化的，却变成了武力征服者的工具，使之夺取异教徒或基督徒的土地，并在这片自由农民耕种的土地上，建立起农奴制度。1410年，骑士大统领（Grand Master）从他的首都马林堡出发，统治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关闭了波兰通海的路。在惨烈的北部战役，双方10万精兵相遇于坦嫩贝格，结果骑士们惨败溃散，留下1.4万名俘虏和1.8万具尸首，包括大领主。从此，“十字架旨令”的力量一落千丈，直到1466年《桑恩和约》（The Peace of Thorn），才把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割让给波兰，并以但泽的三个港口作为出海门户。

在卡西米尔四世统治时期（1447—1492年），波兰国势的扩张和艺术的成就达到了顶点。虽然卡西米尔四世自己是一个白丁，但他让儿子受到完整的教育，以抵制骑士们对他的讥评。王后雅德维加死前留下她的珠宝作为克拉科大学重新开办的经费，下一个世纪哥白尼曾在该校求学。而让·德鲁戈齐（Jan Dlugosz）也用拉丁文写下古典的《波兰史》（History ofPoland，1478年）。1477年，纽伦堡的维特·施托斯（Veit Stoss）应聘到克拉科大学。他在那里停留了17年，提高了该地的艺术水准。他为圣母堂雕刻了一座147个席位的唱诗班和一座巨大的祭坛——有40尺乘37尺见方，中央神龛上面，有生动的《圣母升天》壁画，有18块版画雕绘着玛利亚和圣婴的生活，虽然是木造的，但其价值堪与一代之前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的浸礼会堂所做的铜门媲美。施托斯又为克拉科大教堂雕凿了一座红斑大理石的宏伟墓碑。从这些作品来看，哥特式的雕刻艺术水准在波兰达到了辉煌顶点。在卡西米尔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代（1506—1548年），波兰的艺术接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而路德教派也从德国传入，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
（1300—1516）

拜占庭的再兴（1261—1373）

1261年，拜占庭帝国在新兴的培里奥洛克王朝（Palaeologus Dynasty）下不流血地复辟，自甘委屈地生存了两个世纪。它的领域因欧洲和亚洲穆斯林的侵入、斯拉夫人的扩张及在1204年曾劫掠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敌人——诺曼底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分割，大为缩小。工业仍留置在帝国各个城市，其产品却用意大利船舶运走，不付分文税收给国库。曾占多数的中产阶级，也仅是沾到一点边屑而已。在上层阶级，奢侈的贵族和服饰华丽的教会高级人士，没有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除了记得特权之外，忘了一切。在下层阶级，专以评责政治的僧侣，沦为佃户的地主，堕落为农奴的佃农，构成了梦想平等主义理想国的平民阶级。萨洛尼卡（Salonika）革命（1341年）打倒了贵族政治，掠夺了王宫，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组织在被京城军队荡平之前，居然维持了8年之久。君士坦丁堡仍是商业中心，但1330年一个穆斯林旅客曾记述道：“断垣残壁，比比皆是。”西班牙的外交官克拉维霍（Clavijo），在约1409年也有记述：“首都的各处尽是大宫殿、大教堂和修道院，但大多被摧毁了。”荣耀已经离开了博斯普鲁斯女王。

在这种政治衰败中，永远令人怀念的古希腊文学和哲学遗产，结合拜占庭的东方建筑和绘画的传统，谱成了东罗马帝国文明的最后乐章。虽然他们认为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而规避他，学校仍然阐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学者们也重新评注古典书籍。拜占庭派驻威尼斯的特使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编辑了《希腊文集》（Greek Anthology），并把拉丁古文译成希腊文，重建了拜占庭和意大利之间的文化桥梁。狄奥多鲁斯·梅托彻提斯（Theodoras Metochites）的成就说明了培里奥洛克的文艺复兴。他是安德罗尼柯二世（Andronicus Ⅱ）的首相，是当时最博学、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尼兹菲拉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as Gregoras）是一位学者、历史学家，描述中的他是：“白天全心全意献身于公务，好像学术与他无缘似的；但在夜晚，离开宫廷之后，他专心一意地研究，就如一个学问高深的纯粹学者，没有其他任何兴趣。”狄奥多鲁斯编写史书、诗集、天文和哲学，其优秀出色是14世纪中任何希腊学者无法比的。革命推翻了他的权威，他丧失了地位、财富和家园，被送进监狱；但当他病倒时，他被允许移送到郊区的圣救主修道院终其一生。修道院的围墙，有拜占庭史上最好的镶嵌装饰，那还是他下令做的。

哲学上，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之间的争执，又再度上场。皇帝约翰六世康特库仁（Cantacuzene）拥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仍是盖米斯都·布雷托（Gemistus Pletho）崇拜的偶像。这位最有名的新希腊雄辩学家在小亚细亚的布鲁沙（Brusa）学习哲学，当时那个城市已是奥斯曼的首府。从一位犹太教师那里他学习了祆教的知识，他回到原籍伯罗奔尼撒后——以后名叫摩里亚（Morea）——可能已经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在米斯特拉（Mistra）定居之后，他成了法官和教授。1400年，他用柏拉图之名写了一篇论文，题名《法律》（“The Laws”），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以古希腊的宗教替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除了宙斯以外的古代奥林匹斯诸神转变成有创造性过程或理想的人格化象征。盖米斯都·布雷托不知道宗教信仰原是自然而成的，不是人为的。他的学生很热心地围绕着他、追随着他。学生中有一位叫约翰尼斯·贝萨里翁的，最后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和布雷托两人陪同皇帝约翰八世到费拉拉和佛罗伦萨（1438年），参加希腊和罗马两教会在神学和政治上暂时结合的会议。在佛罗伦萨，布雷托对一群上流精英人士发表了一篇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几乎触及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那里，人们利用“詹米斯丢斯”和“柏拉图”两个词，在他的名字上加了“完全”的绰号。回到米斯特拉，他不再争论神学，而成为大主教，卒年95岁（1450年）。

文艺的复活标明了文学的返老还童。主题和角色仍是宗教的，但偶尔一幅风景的笔触、一股自然的气息及新色彩和线条的温暖，给那些镶嵌细致的作品以生命。那些最近在科拉修道院中发现的艺术品如此生动，西方的历史学者公认为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到一些意大利清新的影响。这些新风格的画逐渐替代在装饰教堂和宫殿上镶嵌精细而耗费巨大的壁画，宗教的把持放松了，画的内容除了圣者的传奇外，也有活泼生动的假想人物和通俗故事。然而，这些圣像画家仍固守着古代僧侣的传统典型——瘦弱的体形和清教徒式的忠贞面容，显然缺乏时代精神。拜占庭的小人像绘画现在落入低谷，但在当时的西方，丝织画仍是无可匹敌的杰作。约在14世纪或者15世纪，有一幅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服》（Dalmatic of Charlemagne）的织画，是由艺术家设计在蓝色丝绸品上，熟练的工匠把金银线织成一幅幅的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和其他圣徒生活的景观。萨洛尼卡、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也出现同类的华丽纺织画。

现在希腊再次成为伟大艺术的中心。13世纪末，曾经喜欢城堡古迹如画景色的法兰克人企图使拜占庭势力复活。1348年，皇帝约翰六世遣送他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到摩里亚做总督。他把他的京畿建在能俯视胡斯巴达的小山上。许多贵族、客商、僧侣、艺人、学者和哲人来到这个新都，人们建起宏伟壮丽的修道院。其中的三座修道院在它们的教堂中，保存着中世纪的壁画：源自14世纪的梅托波利斯和佩里伯勒托斯修院，及源自15世纪早期的潘塔拉斯修院。这是拜占庭悠久艺术史上最好的壁画。在他们精巧的手工技术上，在他们造型的飘逸典雅上，在他们色彩的深度明暗上，他们堪与同时期意大利最好的壁画匹敌。确实，他们可能缺少奇马布埃、乔托或杜乔等人的故事性的吸引，而这些人也缺乏拜占庭的很多文化特性。

在希腊的东海岸，高高的圣山的海岬上，10世纪即有了修道院。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继而有14世纪庄严的潘托克拉托和15世纪的圣保罗修道院。在这些隐居处所的壁画中，18世纪希腊的《绘画导引》（Guide to Painting）认为萨洛尼卡的曼努埃尔·潘瑟林诺（Manuel Panselinos）最好，“在其艺术中，他被捧为超越古今所有的画家，而表现出如此辉煌的技巧”。但是曼努埃尔的日期和作品并不确定，他可能属于11世纪，也可能是在16世纪，而且也没有人能确定圣山上的绘画出自他的手笔。

拜占庭艺术历经黄金时代的高潮时，拜占庭政权却堕落了。陆军乱纪，海军腐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船只控制了黑海，海盗横行于希腊群岛。一群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雇佣兵——卡塔兰大兵团——占领了加利波利（1306年），抢夺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并在雅典建立共和国（1310年）。没有政权能够镇压他们，他们是被其本身的暴乱摧毁。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参加了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一项重占君士坦丁堡的阴谋。这项阴谋破碎了，但多年来，深为拜占庭皇帝防范的西方基督教已经没有能力抵抗伊斯兰教的进犯。当奥斯曼土耳其逼临大门时，惧怕也没有用了。

有一些皇帝自取灭亡。1342年，约翰六世卷入内战，要求奥斯曼的苏丹乌尔汗（Orkhan）的协助；乌尔汗赠予船只而且帮助他取得萨洛尼卡。这位感激的皇帝把女儿狄奥多拉嫁给他作为偏房，苏丹王另外送6000名兵士给他。约翰·帕拉奥洛古斯（John Palaeologus）要废他时，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诸教堂给乌尔汗，要求再增加2万土耳其士兵作为报酬，而且答应送给苏丹王色雷斯切尔索尼斯（Chersonese）的一个城堡。就在约翰六世得意洋洋之时，君士坦丁堡的人民认为他是媚外的奸逆而反抗他，一夜之间革命把他由皇帝降为历史学家（1355年）。他退隐到一处修道院，撰述他那段时期的经过，作为与敌人的最后一搏。

约翰·帕拉奥洛古斯发现王位并不稳定。1369年，他到罗马求助于教皇，答应使他的人民尊奉教皇，作为教皇协助他抵抗土耳其人的条件。在圣彼得神龛前，他起誓弃绝希腊正教教会。教皇乌尔班五世答应援助他抵抗异教徒，并为他写信给基督教国家诸王。但这事因故被搁置下来，约翰不但失去了协助反而被留在威尼斯作为偿付希腊债务的人质。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带去了这笔赎款。约翰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变得比以前更穷了，又因为背叛了正教被人民诟骂。从西方获取救助的第二度尝试失败后，他承认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d Ⅰ）为其宗主，同意向奥斯曼军队提供军事协助，并把他钟爱的儿子曼努埃尔交给土耳其作为人质。平静了一段时期，穆拉德放弃了拜占庭，转而试图征服巴尔干各国。

巴尔干与土耳其遭遇（1300—1396）

对于巴尔干而言，14世纪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瓦拉几亚（Wallachia）、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地辛苦的斯拉夫人，以砍伐森林、开采矿业、耕作土地和放牧牛羊为生，并努力抚养他们的后代。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从黑海到波罗的海，斯拉夫人、意大利人、马扎儿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带着东方和西方的商品，足迹遍及各城市。

在这个世纪中，塞尔维亚的伟人斯蒂芬·杜尚（StephenDushan）是他父亲斯蒂芬·欧罗什三世（Stephen Urosh Ⅲ）的私生子。他的父亲给他取了个亲切的名字，并立他做嗣子。但当更合法的儿子出现，并取用这个受到钟爱的小名时，杜尚废黜其父，将其绞死，并用强硬手段统治塞尔维亚。“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中，”当时的人写道，“他是高高在上而不可仰视的。”塞尔维亚人民原谅了他的一切，因为他能打胜仗。他训练一支大军，由能征善战的将领率领，征服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伊比鲁斯、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马其顿及色萨利。从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迁都到斯科普里（Skoplje），他召集一个贵族国会，要他们统一和编纂各邦的法律，编成一部《沙皇杜尚法典》（Zabonik Tsara Dushana，1349年），他重订法律和文化发展的目标，力追西欧。由于财政宽裕及可能受政治地位的激励，塞尔维亚的艺术在14世纪能与当时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的进步比拟。杜尚建造了伟丽的教堂，其镶嵌细工比希腊首都那些保守风格教会所允许的更为自由、更为活泼。1355年，杜尚最后一次集合他的军队，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攻打君士坦丁堡或匈牙利。军士们答复他，他们愿追随他到任何地方去。于是他喊出“到君士坦丁堡去！”，但病殁于途。

除非有一个智慧机警且有组织能力的人来治理，这个王国是无法团结的。波斯尼亚为获得一时的自傲，在巴尔干的盟主斯蒂芬·特科（Stephen Trtko）的领导下退出了。保加利亚在约翰·亚历山大的领导下有了其伟大年代。瓦拉几亚原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1290年也分离，统治了多瑙河三角洲。摩尔达维亚则背离其盟邦依附匈牙利（1349年）。

甚至在约翰五世培里奥洛克臣属于穆拉德一世之前，这一地区就因这些小邦的离心离德而衰落了。乌尔汗王骁勇的儿子苏里曼（Suleiman），曾领导土耳其军队援助约翰六世康特库仁，他接受或者可以说夺取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边缘的茨姆普堡垒（Tzympe，1353年）。一场地震震垮了靠近加利波利的城墙，苏里曼迁进了这个无防卫的城市。土耳其殖民主义者越过安纳托利亚延伸到马莫拉海，几乎直抵君士坦丁堡。凭借一支扩编了的土耳其军队，苏里曼进军到色雷斯并占领了阿德里安堡（1361年）。5年后，穆拉德使其成为他在欧洲的首都。从这个中心，在一个世纪中，土耳其人将他们的攻击目标指向了分裂的巴尔干。

教皇乌尔班五世认识到这支土耳其异教人马进入欧洲的意图，召唤所有基督教王国组成另一支十字军。一支塞尔维亚、匈牙利和瓦拉几亚的军队开赴阿德里安堡。在马里查（Maritsa）河畔，他们举行一次庆功宴，庆祝他们的所向披靡。正在他们杯盘交错、狂欢作乐之时，他们被一支人数不多的土耳其军队夜袭。未及拿起武器就有许多人被杀，很多人试图撤退过河又被淹死，剩下的人逃跑了（1371年）。1385年，索菲亚有条件地投降，保加利亚的一半地区沦为奥斯曼领土。1386年土耳其攫取了尼斯，1387年又取得萨洛尼卡。整个希腊拱手送给土耳其。

小小的波斯尼亚，居然遏止了这个浪潮。斯蒂芬·特科把他的武力和拉扎尔一世（Lazar Ⅰ）领导的塞尔维亚联合，在普罗克尼克（Plochnik）打败了土耳其（1388年）。一年之后，穆拉德一世率领一支有基督徒部队的军队西进，在科索沃遭遇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扎儿、乌拉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波兰等组成的联军。一位塞尔维亚骑士伪装成投降者和报信人，潜入穆拉德的帐篷，杀死了国王，他自己也被杀死。穆拉德的嗣子巴雅泽一世（Bajazet Ⅰ），愤怒地重整土耳其，领导他们再次获胜。拉扎尔一世被俘并被取去首级；塞尔维亚变成土耳其的附庸，它的新王斯蒂芬·拉查耶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被迫供应军队给巴雅泽。1392年，瓦拉几亚也在约翰·希什曼（John Shishman）的统治下，列入了奥斯曼附庸诸国的名单。只有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还保有反抗的能力。

1393年，巴雅泽侵入保加利亚。经过3个月的托诺弗（Trnovo）之围后，保加利亚首都失陷。教堂被亵渎，宫殿被焚烧，主要贵族被邀参加会议，并被屠杀。教皇再度要求基督教国家诉诸武力。虽然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法国仍派遣了由讷韦尔伯爵领导的一支骑士队；霍亨索伦伯爵与圣约翰骑士及他们的随从也一起来援；巴拉丁娜选帝侯带来了一队巴伐利亚骑兵；约翰·希什曼重申其臣属地位，并带来他的军队，在匈牙利王的领导下作战。

这支联军有6万多人，通过塞尔维亚，围攻在尼可波利的土耳其要塞。巴雅泽闻讯即从亚洲调一支军队来解围，而法国骑士在享受醇酒美人之余答应消灭它。他们夸口，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要用枪把它撑起来。巴雅泽发誓要马踏罗马的圣彼得高坛。他把最脆弱的军队放在最前方，这明显是诱敌之计。法兰西骑士洋洋得意地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地通过1万名新步兵和5000名土耳其骑士，轻率地登上高地。正当他们到达高地之顶时，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4万名枪骑兵，法国这些贵族骑士高贵地战斗，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逃逸。由于他们的溃败，他们后面的联合步兵秩序大乱。塞尔维亚的斯蒂芬·拉查耶维奇领导5000名基督徒抵抗基督教军队时，匈牙利和德国奋力击退了土耳其，赢得这场对苏丹王极其重要的尼可波利战役（1396年）。

目睹战场上躺着许多死去的部下，知道囚在要塞的土耳其人被基督徒的围攻者杀戮，激怒之下巴雅泽下令处死1万名俘虏。尼佛伯爵被允许挑出24个骑士留其活命，以便换取赎金。数千基督徒从日初直到午后，在一项血腥仪式中惨被屠杀，直到苏丹的官员劝他赦免其余的人。从那天到1878年，保加利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省。巴雅泽现在取得了大部分希腊，然后进军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1373—1453）

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拜占庭这样，完全没落。已失去自我防卫的意志，又无法劝服爱幻想的希腊人相信为国牺牲是高贵可敬的；马里查、科索沃及尼可波利没有派遣部队参加基督教军队。1379年，苏丹有1.2万名士兵，强迫位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城市向土耳其投降（1390年）的，就是受约翰七世统御的拜占庭军队。

1402年，巴雅泽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帝国缩减到只剩下首都：巴雅泽统御了马莫拉海两岸，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几乎所有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都已沦入土耳其之手。对于这座被围攻的城市而言，最后的一刻似乎已经来临。饥饿的希腊人自破城墙，献城给土耳其人，以换取粮食。突然，从伊斯兰教的东方出现一位异教救星，“跛子”帖木儿（Timur the Lame），帖木儿大汗（Tamerlane the Great）决定牵制奥斯曼势力的壮大。鞑靼人西指时，巴雅泽放弃了围攻君士坦丁堡，在安那托利亚匆促地重集军队。土耳其和鞑靼在安卡拉（Ankara）遭遇（1402年），巴雅泽战败遭俘。这股土耳其浪潮才稍行弭止，看来上帝终于站在基督的一方。

拜占庭在曼努埃尔二世的聪明治理下，恢复了大部分希腊和一部分色雷斯邦域。但穆罕默德一世（Mohammed Ⅰ）重组土耳其大军，由穆拉德二世领军，最终获胜。穆斯林由于信仰的启示，认为为伊斯兰教而死可进入乐土；甚至即或没有所谓乐土和仙女，他们有些人认为漂亮的希腊女郎也就够了。希腊天主教憎恨罗马天主教，反之亦然。威尼斯人因为在克里特岛（Crete）拒绝接受罗马礼仪和教皇的威权而捕杀希腊天主教徒时，教皇乌尔班五世坚决要保护这唯一的真正教会（约1350年）。拜占庭的百姓和下级教士，拒绝以拉丁基督教的各种规矩再事统一希腊；一位拜占庭贵族宣称他宁愿在君士坦丁看到土耳其头巾，也不愿见到罗马红衣主教的红帽子。大部分巴尔干诸国憎恨其邻国甚于土耳其。有些人更愿意向穆斯林妥协，因为穆斯林统治者收的税没有基督徒统治者多，较少甚至不迫害异教徒，并允许有4个妻子。

1422年，穆拉德二世重新攻打君士坦丁堡。一场在巴尔干的暴动，迫使他放弃了围攻。约翰八世被允许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拥有政权，条件是每年须付出一笔很重的进贡给土耳其。穆拉德再度征伐希腊、萨洛尼卡和大部分的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在乔治的领导下英勇抵抗。在匈雅提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合组的军队，在库诺维沙打败了穆拉德（1444年）。乔治统治塞尔维亚，一直到他90岁死去之时（1456年）。在瓦尔那胜利和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之后（1448年），穆拉德签署了一项与培里奥洛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和约，隐退到阿德里安堡。他死于1451年。

穆罕默德二世，绰号“征服者”，21岁登上奥斯曼王位。他认可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签订的条约，并送他的侄子乌尔汗到拜占庭寄养长大（可能做间谍）。当另一个伊斯兰教势力在西亚向他的权威挑衅时，穆罕默德把他的军队调过海峡，留下他的欧洲属地给首相维齐·哈利利·帕夏（Vizier Khalil Pasha）治理，这个人对拜占庭很友善。君士坦丁勇气胜于智谋，他通知首相，除非照顾穆罕默德的侄子的年金加倍付给，否则拜占庭将要送回乌尔汗作为奥斯曼王位的要求者。君士坦丁显然认为亚洲的变乱给了一个削弱土耳其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争取西方盟友和南方的交通。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教敌人，以及威尼斯、瓦拉几亚、波斯尼亚、匈牙利等都订立了和约。回返欧洲，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强力的堡垒，保证了他的军队在两个大陆之间来往的畅通无阻，也控制了黑海的商业。历时8个月之久，他募集粮秣人马。他雇用基督徒枪炮手，为他投射最大火炮，那座火炮能射出600磅的石球。1452年6月，他宣战了，以14万人对君士坦丁堡做最后的围攻。

君士坦丁十一世用孤注一掷的办法防守，他用小火炮、长矛、弓箭、火把和能发射胡桃般大小铅弹的粗制火器等装备他的7000名士兵。每天他仅小睡，监视修补白天损坏了的城墙。虽然如此严阵以待，在土耳其的破城槌和优良大炮之下，古老的防御工事不堪一击。5月29日，土耳其人越过填满死尸的城池，涌入这个被惊吓的城市。临死者的哀号，被鼓号的军乐掩盖了。希腊人终于勇敢地抗战，那位年轻的皇帝参加每一次战斗，和他在一起的贵族都为他而死。被土耳其人包围时，他喊着：“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来砍下我的头？”他脱下王袍，像一个普通士兵似的作战，最后，他的声音消失在那支彻底溃散的部队中。

胜利者屠杀了数千人，直到抵抗停止。然后他们开始疯狂地抢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希望的。每一个战败者之中可用的成年人，均被视为奖品。在一场强奸狂乱中，连修女也和其他妇女一样被蹂躏。基督徒中的主仆，在被夺去显示其地位的服饰后，突然发觉他们并无区别，同是奴隶。抢劫并不是完全没有控制，当穆罕默德二世发现一个穆斯林借宗教为名破坏圣索菲亚（St.Sophia）的大理石地板时，他用王室的弯剑打他，并宣布所有的建筑物为苏丹所有并作有秩序的处理。圣索菲亚教堂转变成为清真寺，所有的基督教标志都被移走，那些镶嵌细工画也被清洗。城市沦陷的当天，或那个星期五，一个伊斯兰教礼拜呼号人登上哈吉亚·索菲亚（Hagia Sophia）的最高角楼，集合穆斯林聚在一起向胜利的安拉（Allah）祈祷。穆罕默德二世在基督教最有名的神龛中，举行了伊斯兰教仪式。

君士坦丁堡的失陷，震撼了欧洲的所有王国。这个保护欧洲使它不受亚洲侵扰达1000年的屏障，已经倾倒。十字军曾经希望逐回亚洲内陆的伊斯兰教势力和信仰，而且已经有办法跨越拜占庭军团，通过巴尔干，到达了匈牙利的大门前。教皇曾梦想全希腊的基督徒投向罗马的统治，当他看到东南欧成万的人，迅速改信伊斯兰教时，已经没有当初的雄心壮志。曾经对西方船只开放的商业道路，现在落入敌人手中，这些道路，因平时要征通行税而阻滞，在战时又被枪炮封锁。拜占庭艺术家被赶出去，当西方骄傲的影响消失时，在俄罗斯发现了其踪迹。从1397年开始，希腊的学者移民到意大利和法兰西，现在迁徙的速度加快了，因这些古希腊难民的移迁而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并没有失去什么。拜占庭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英雄故事和血腥的历史上，在人类高贵和不名誉的经历中，也有了它的一席之地。

匈雅提（1387—1456）

匈牙利的人口在14世纪约70万人，有马扎儿人、潘诺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帕辛纳克人、库曼人、斯拉夫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瓦拉几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人种。总之，少数的马扎儿人统治了多数的斯拉夫人。在这些新生的城市中，14世纪时经商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的无产阶级开始形成；而这些大多是从德国、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来的移民，于是新的种族纷争渗入人种的混乱中。

安德鲁三世之死结束了阿帕德王朝（Àrpàd Dynasty，907—1301年）。一场王位继承战更使国家四分五裂，当较高层的贵族们举行王位选举、把圣斯蒂芬王冠授予安茹的查理·罗伯特之后，才重获平静。查理带来了封建主义和法国的骑士观念与意大利式的工商业。他积极开发匈牙利的金矿，鼓励企业，稳定金融，清明司法，给这个国家带来卓有成效的管理。在查理和其子路易的治理下，匈牙利变成西方国家，迫切希望赢得西方的协助来抵抗快速膨胀的东方。

几百年后，伏尔泰曾说，路易一世“愉快地治理匈牙利40年”，而且，“在波兰12年，他的人民奉他为大帝，那是他应得的；但是这位亲王在西欧并不被人知道，因为他的威名没有传到其他国家去。14世纪，知道在喀尔巴阡山有一位路易大帝的人是多么少啊”。他的个性中混杂着温文儒雅与好战斗勇的骑士情操。他曾沉溺于战争——那是为在那不勒斯被谋杀的兄弟报仇，为从威尼斯收复达尔马提亚海港，这个海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该国的出口港，并为了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北保加利亚等纳入匈牙利的控制，以牵制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侵略性扩张。他以身作则地在贵族中间推广骑士理想，提高人民的礼仪和道德水准。在他父子二人治理期间，匈牙利的哥特人创造了他们最好的艺术成就，尼古拉·科罗兹瓦利（Nicholas Kolozsvari）和他的儿子雕刻了目前在布拉格最有名的圣乔治的石像。1367年，路易一世创立了佩奇（Pécs）大学，但这些匈牙利中世纪的光荣，在和土耳其的长久而精疲力竭地奋斗下终渐消失。

路易的女婿西吉斯蒙德一世长期在位（1387—1437年），这使他具有远见的政策得以有所成就。他领导过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尼可波利抵抗巴雅泽，结果他和妻子凄惶地逃离这场灾难。他知道土耳其的进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问题。他以极大的关注和不足的钱财加强南方的边界，在多瑙河和萨韦河（the Save）的河岸建起贝尔格勒堡垒。他被选为帝国官员，这使他长时间地忽略了匈牙利。他获得的波希米亚王冠只加大了他的责任，却没有增加他的能力。

他死后两年，土耳其侵袭匈牙利。在这次危机中，出现了该国最有名的英雄。匈雅提从特兰西瓦尼亚的匈雅提堡接受这个名号，这个城堡是因战功而赏给他父亲的。他少年时即被每天训练作战。在塞门提亚的一场打赢土耳其的胜利中，他赢得了荣誉，而新王拉迪斯拉斯五世使他成为抵抗土耳其军队的大元帅。击败奥斯曼成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宏愿。土耳其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他以爱国主义和大将之才，领导新训练的军队抵抗他们。那场战役中西蒙·凯梅尼将军壮烈牺牲，成为匈牙利文学津津乐道的主题。知道土耳其已下令找到并杀死匈雅提，凯梅尼请求和他互易服装。匈雅提指挥军队取胜时，凯梅尼被攻击而阵亡（1442年）。穆拉德二世派遣8万新军到前线，匈雅提用诈退诱使他们进入一个狭窄的过道，那里一次只有一部分人能作战，匈雅提的战略再一次获得成功。亚洲的暴乱又起，穆拉德被迫有条件地求和，并同意付出大量的赔款。在塞格德（Szeged），拉迪斯拉斯王与他的盟友们同穆拉德的代表们签署了一项停战和约以保证双方和平。拉迪斯拉斯以《圣经》起誓，土耳其大使以《古兰经》起誓（1442年）。

然而，枢机主教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派驻布达（Buda）的教皇使节，立刻判断这个时机攻击有利。穆拉德已将他的军队调到亚洲，用一支意大利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就能将其阻止。枢机主教本性刚直而有能力，是当时的杰出之士。他申辩说，对异教徒的保证没必要遵守。匈雅提建议和平，塞尔维亚特遣队拒绝破坏停战协定。西方国家的使者支持切萨里尼，愿为圣战输财送人。拉迪斯拉斯王让步，亲自率军攻击土耳其的阵地。西方的支援没有到，奥斯曼的军队有6万多人，避过了意大利海军，返回欧洲。在靠近黑海的瓦尔那——其旗手擎着挂有这纸不名誉条约的矛——穆拉德以极大的优势打败了拉迪斯拉斯的2万人（1444年）。匈雅提建议撤退，国王仍命令进军。匈雅提求他殿后，拉迪斯拉斯王跃入战阵前锋，被杀死。

4年后，匈雅提尝试补偿这个不幸。借道敌视的塞尔维亚，他在科索沃遇到土耳其军队，苦战了三天。匈牙利被打败，匈雅提混入散兵之中逃走了。有几天他躲在沼泽中；由于饥饿，他又出现，被塞尔维亚人发现，把他交给土耳其人。他被释放，条件是答应不再领军通过塞尔维亚的土地。

1456年，土耳其围攻贝尔格勒。穆罕默德二世把曾经震撼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指向贝尔格勒城堡，欧洲从来也不知道有这样厉害的大炮。匈雅提以匈牙利史诗上从未忘记的技巧和勇气领导抵抗。终于，饥饿的煎熬和对战斗麻痹，使被围的人跑出了堡垒，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和土耳其的大炮搏斗，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得此后的6年中，匈牙利免除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攻击。在这次历史性的战役之后数天，匈雅提在军营中病殁。匈牙利人尊他为最伟大的人。

最高潮（1453—1481）

现在，土耳其重新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终于在1459年屈服，直到1804年，仍是土耳其的一省。穆罕默德二世攻取了科林斯，不费一兵一卒取得雅典。这位征服者颇像恺撒，因尊敬其先民而给予雅典人宽大的条件，并对古典碑石的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可能相当和蔼，但他报了十字军和马拉松战役之仇。波斯尼亚的首都和海港拉古萨（Ragusa），披着一袭文化的外衣而获有“南斯拉夫的雅典”的称号，1463年归属土耳其统治，轻易地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这件事令西方惊讶。

15世纪下半叶，土耳其最勇敢的对手是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贝格（Scanderbeg），他的真名是乔治，他可能是谦逊的斯拉夫人的后裔，传说他拥有艾庇罗特（Epirote）皇室的血液和冒险犯难的精神。他小时候被送给穆拉德二世做人质，在奥斯曼的阿德里安堡宫廷中长大。苏丹很喜欢他的勇气和耐心，待他如子，并派他做土耳其军中的一名军官。成为穆罕默德的信徒，乔治接受有力的名字伊斯肯德·贝伊（Iskender Bey），然而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土耳其人反对基督徒的许多战役后，他后悔他的变节而阴谋逃脱。他宣布放弃伊斯兰教，从土耳其总督手中攫取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克鲁亚（Kruja），而宣告叛变（1442年）。穆罕默德二世接二连三地派兵追击他，斯坎德贝格用他的迅速行动和游斗战略打败了他们。最后，穆罕默德因被另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心，与他约定10年的休战（1461年）。但威尼斯长老和教皇庇护二世劝斯坎德贝格破坏休战，重启战端（1463年）。穆罕默德谴责基督徒是无知信仰的异教徒，重新回来围攻克鲁亚。斯坎德贝格顽固抵抗，苏丹两度围攻。城被攻陷时，斯坎德贝格也死了（1468年）。1479年，克鲁亚投降，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土耳其的一省。

这位贪得无厌的穆罕默德同时收进了摩里亚、特拉布宗（Trebizond）、莱斯博斯、内格罗潘特（Negroponte）和克里米亚（Crimea）。1477年，他军队中的一支越过伊松佐（Isonzo），蹂躏威尼斯周围22英里处的意大利东北部，然后运走战利品，回转塞尔维亚。威尼斯曾为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所有权顽强地长期抗战，现在把所有权给了克鲁亚和斯库塔里（Scutari），还付了1万杜卡特作为赔偿。西欧没能援助威尼斯，反而谴责它和异教徒和平妥协。现在土耳其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只有尤里乌斯·恺撒曾经用船渡过的水域，把他们和意大利、罗马、梵蒂冈隔开。1480年，穆罕默德派一支军队越过水域攻打那不勒斯王国。轻易取得了奥特朗托（Otranto），屠杀了2.2万居民中的一半，俘虏了其他的一半，并砍杀一位大主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结束了和佛罗伦萨的战争，派最优良的部队重占奥特朗托。穆罕默德围攻罗德斯，在这场战斗中去世。罗德斯直到苏里曼时仍留在基督徒手中。土耳其人离开奥特朗托，回到阿尔巴尼亚（1481年）。这股奥斯曼潮流暂时平息下去。

匈牙利的复兴（1456—1490）

匈雅提为匈牙利赢得半个世纪的安全，他的儿子马赛厄斯·科菲努斯领导这个国家，达到其历史的高峰。马赛厄斯继位时，只有16岁，外形不完全像王室的人。和他的身体比起来，他的腿太短，只有在马上才看起来高大些，但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与以往的斗士一样。在他的加冕典礼之后不久，他向一个有名气有势力的德国骑士挑战，该骑士在比尤达的一项比赛中，已经击倒所有的竞争者，而马赛厄斯恐吓他，如他不用尽他所有的精力和技巧来和自己竞技的话，就把他处死。匈牙利的历史学家确实记叙着，这位年轻的国王打败了这个巨人。马赛厄斯长大后成为一个好的战士和将领，在任何地方遇到土耳其人，都赢得胜利，并收回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但未能征服波希米亚。他和腓特烈三世打了4次仗，取得维也纳，合并了奥地利。第一位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匈牙利人。

他的胜利使王权暂时超乎贵族之上，在这里，同在西欧一样，政府的集权是时代的要求。他在布达和维舍格勒的王宫，同样是当时最富丽堂皇的。大贵族成了他的从者，他的使臣因服饰、装备和随员的繁多华丽而著名。马赛厄斯的外交是狡猾而无远见的。他友善而大方，用黄金买俯拾可取的东西。同时，他重建政府的每一部门，并亲自扮演一位细心的行政人员和公正的法官。他着便衣置身于民众和士兵中，亲自考察其官员的行为，毫无情面或顾虑地纠正不胜任和不公正的官员。他尽量锄强扶弱，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地主的欺侮。当教会继续主张国家是教产时，马赛厄斯任命和训练高级教士。他任命一位7岁的意大利孩子做匈牙利主教，受到愤怒的费拉拉商人的反对，这些商人风趣地送给这位大主教一批玩具。

1476年，马赛厄斯和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结婚，欢迎欢乐和宽宏大度的阿方索孙女将文雅的意大利风尚带到匈牙利来。匈牙利和那不勒斯的文化交流受了其王安茹的宗亲关系的鼓励，而比尤达宫廷中的许多人也曾在意大利受教育。就像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霸术权谋一样，在他的文化癖性中，马赛厄斯可以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暴君。韦罗基奥（Verrocchio）送他两个青铜浮雕，而洛多维科又委托达·芬奇为匈牙利王画一幅《圣母像》，并保证这位画家“是少数能作一幅有价值的伟大绘画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利比（Filippino Lippi）为科菲努斯（Corvinus）作另一幅《圣母像》，他的学生用壁画装饰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的王宫。一位意大利雕刻家做了一件比阿特丽斯的半身雕像，那位有名的米兰金匠卡拉多索（Ambragio Foppa Caradosso）可能又设计了上乘的《基督受难像》（Calvary），贝内代托（Benedetto da Maiano）为比尤达的宫殿雕刻装饰，并在首都的内城（Inner City）教区教堂中，模仿了意大利建筑物文艺复兴时的有顶神龛。

贵族和高级教士加入国王的行列，支持艺术家和学者。甚至在内地的矿业城市中也有富人将财富用于艺术。漂亮建筑物，无论是凡俗的还是宗教的，不但在比尤达有，在维舍格勒、塔塔、埃斯泰尔戈姆、瑙吉瓦劳德和瓦克等地也有。成百的雕刻家和画家在装饰这些大厦。乔瓦尼·道尔马特（Giovanni Dalmata）制作了匈雅提和其他匈牙利英雄的著名石像。在卡萨（Kassa）成立了一所真正艺术家的学校。1474年至1477年，在圣伊丽莎白教堂的高祭坛背后的墙上，“斯蒂芬大师”和其他人雕刻了一件极广大和繁复的装饰，其中心人物在精巧与优美上，完全是意大利式的。在贝斯特尔泽邦亚（Beszterczebánya）的教区教堂中，另一群人在石头上雕凿一幅伟大的浮雕《橄榄园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Garden of Olives），其细节上的认真和戏剧效果，令人惊讶。从这个时代留存下来的，有相同功力和艺术表现的匈牙利绘画，是现存布达佩斯博物馆的《玛丽拜访伊丽莎白》（Mary Visiting Elizabeth），由“M.S.大师”所作。几乎所有这些匈牙利鼎盛时期的艺术都在16世纪奥斯曼侵略时被破坏或遗失了。有些雕像在伊斯坦布尔，那是被获胜的土耳其人拿去的。

马赛厄斯的兴趣在文学，不是艺术。外国或本国的人文学者，在他的宫廷中都受欢迎，并在政府中接受有薪的闲职。安东尼奥·彭费尼（Antonio Bonfini）用历史学家李维的拉丁文模式写下了这个政权的历史。雅诺斯·韦特兹，格兰的大主教，收集了一套古文的文库，并资助青年学者到意大利学希腊文。他们中间的其中一个，雅诺斯·潘诺纽斯，在费拉拉花了7年时间，获得允许参加佛罗伦萨的洛伦佐集团，并回到匈牙利，以拉丁式文辞和希腊式演讲震惊了宫廷。“当潘诺纽斯说希腊文时，”彭费尼写道，“你会认为他是在雅典出生的。”1475年至1500年，可能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发现像受到马赛厄斯宫廷扶助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和学者的群英会。多瑙河文学社于1497年在布达成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团体。

与美第奇时期的人一样，科菲努斯收集工艺品和书籍。他的宫殿成了雕像和形象艺术（Objets-d’art）的博物馆。作为惯例，他每年要花3万弗罗林购买书籍，很多是昂贵的饰有金银五彩图案的手抄本。但他并不像费德里戈·蒙泰费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那样反对印刷的书。1473年在布达成立了印刷所，那是印刷术传到英国的3年前。比伯里奥泽卡·科尔维纳（Bibliotheca Corvina）在马赛厄斯死时拥有1万册书，他的收藏是15世纪意大利最好的文库。其藏置在他的比尤达宫殿中的两间广阔大厅，有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看到多瑙河。书架雕得五颜六色，这些书大部分用羊皮纸包着，又用天鹅绒布裹着。马赛厄斯似乎曾经读过这些书中的一些，至少他用李维的书来催眠，他写给一位人文学家说：“学者们！你们多么幸福啊！你们不为血腥的荣耀，不为王位而奋斗，只为诗和至善的桂冠努力。你们甚至能强迫我们遗忘战争的喧嚣。”

马赛厄斯的集权仅维持到他死亡时（1490年）。复活的巨头们左右了拉迪斯拉斯二世，并盗用了应该付给军队的收入。军队兵变，士兵回家。逃避纳税的贵族们挥霍他们的所得和精力，过着恣意欢乐的生活。其时伊斯兰教压境，农人不堪痛苦剥削而掀起暴动。1514年，匈牙利国会宣布组织十字军以抵抗土耳其，征召自愿军。为数众多的农人聚集在十字路上，生死的选择由不得自己。当发现他们自己被武装起来后，这种观念便传开了，为什么等着去杀远方的土耳其人呢？可恨的贵族就在眼前。一位幸运的名叫格奥格·多萨（Gyögy Dózsa）的士兵，领导农民暴动；他们蔓延全匈牙利，焚烧城堡；屠杀所有的贵族——男人、女人、小孩——只要落入他们手中。贵族们从各处求援，武装起来并花钱雇人，打击乌合之众的农民，用极恐怖的方法处罚领头人。有两个星期多萨和他的随从没有食物。之后他被捆在红热的铁王座上，一顶烧红的王冠放在他头上，一根烧红的王杖放在他手中，当他还清醒时，他那些饥饿的伙伴，被允许撕下他身上烤熟的肉来吃。从野蛮到文明需要一个世纪，从文明到野蛮只要一天。

农民没有被屠杀，因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但是1514年颁布的法典指令道：“最近的叛乱……把不可信任的污点永远滴在农人身上，因此他们已经丧失他们的自由，而无条件地永久地去服侍其主人……每一分钱属于其地主，而农民没有权利请求公正和法律来对抗一个贵族。”

12年之后，匈牙利沦陷于土耳其。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
（1300—1517）

小小的葡萄牙除了一道海岸之外，再无天然之利可言，但凭其赤勇与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在这一时期也跻身为欧洲最强最富的国家之列。1139年，葡萄牙成为一个王国，其政府、语言与文化在最受爱戴的国君“劳动者”迪尼斯（Diniz the Laborer）的统治下，确立规模。这位国君身兼行政家、改革家、建筑家、教育家、艺术奖掖者及文学与爱情的高明实践者等众多头衔。他的儿子阿方索四世，历经几次谋杀，成为一个仁慈的国君。这个王朝与英国日增的贸易，使两国政治和睦。阿方索为巩固与新兴的卡斯蒂尔谨慎的同盟关系，催促儿子彼德罗（Pedro）迎娶唐娜·康斯坦莎·马努埃尔（Donna Costanza Manuel）。彼德罗虽然遵照父命迎娶，仍继续爱着本身也是皇家世系的勒涅斯·德卡斯特罗·科斯坦莎（Inés de Castro Costanza）。唐娜死后，勒涅斯就成了彼德罗第二度外交婚姻的一道障碍（1355年），遂被谋杀。卡摩安兹（Camoëns）这位葡萄牙的弥尔顿（John Milton），在《卢西亚歌》（The Lusiads）这篇民族的史诗里，重述这段有名的浪漫史：

谋杀者的爪牙狰狞地向着勒涅斯……

他们污腥的剑使她雪白的酥胸染上了血迹……

在狂怒中，血染红了他们自己，

神圣的复仇仍未来临。

两年后彼德罗继承王位，为报此仇恨，他处死了谋杀者，掘出爱人的尸体，冠以王后的称号，旋以皇家礼仪重葬。他浸润在这一出悲剧中，统治变得严苛。

另一段比较平常的浪漫史扰乱了他的继承者的统治。斐尔南多一世（Fernando I）昏头昏脑地醉心于庞贝罗（Pombeiro）侯爵夫人莉奥诺拉（Leonora），他废除与卡斯蒂尔一位公主的婚约，完全不顾她健在的丈夫与愤慨的教会的反对，而与莉奥诺拉结婚。斐尔南多死后（1383年），莉奥诺拉成为摄政，立女儿比阿特丽丝（Beatriz）为女王，并将她许给卡斯蒂尔的约翰一世。人民眼见葡萄牙即将成为卡斯蒂尔的属地而群起叛变。科英布拉（Coimbra）的议会宣布王位应由选举产生，他们选上彼德罗与勒涅斯的儿子约翰为王。卡斯蒂尔着手以武力拥立比阿特丽丝。约翰即时编组一支军队，从英格兰借来500名弓箭手，于1385年8月14日在阿尔茹巴罗塔（Aljubarrota）击败了卡斯蒂尔人。

“约翰大帝”于是开启了48年的统治并维系宝座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王朝——亚维兹（Aviz）王朝。政府重新组织，改革法律与司法，葡萄牙语成为官方语言，其文学也于此时展开。与西班牙一样，这里的学者也一直使用拉丁文到18世纪为止。然而，瓦斯科·达洛贝拉（Vasco da Lobeira）用葡语写下一篇名为“阿马蒂斯·达高拉”（Amadís da Gaula）的骑士传奇（1400年）。这篇传奇在翻译后成为欧美最流行的世俗书刊。约翰一世在巴塔尔哈（Batalha）建造，用以纪念阿尔茹巴罗塔“战役”的维多利亚圣玛利亚的大教堂，骄傲地表现了民族艺术；在大小上，足以相比米兰的天主教堂，而在拱壁与尖塔的精细辉煌上，也堪与巴黎的圣母院媲美。1436年，另增辟一间设计高雅、装饰富丽的小教堂，以收容他的遗物。

儿子们使他光彩起来。杜亚特（Duarte）——爱德华——继承他，将国家治理得几乎同样完美。彼德罗厘定法律，“航海家亨利”开启了行将改变整个世界地图的商业革命。约翰一世从摩尔人那里夺取休达（Ceuta）港后（1415年），便留下这位21岁的亨利担当直布罗陀海峡这一战略据点的总督。穆斯林对廷巴克图、塞内加尔及西非海岸可能拥有的黄金、象牙与奴隶的描述，煽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他决定探勘这一地带，并予并入葡萄牙版图。他手下提到的塞内加尔河，可能东通尼罗河源和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一条起自大西洋、越过非洲、到达红海，因而东通印度的水道，行将开辟。意大利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将告瓦解。葡萄牙因而也将成为一个强权国家。被征服的地区可能皈依基督教，非洲伊斯兰国家将会在南北两侧受到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基督徒在地中海上的航行，也将获得保障。亨利似乎未曾想起环绕非洲的一条航路，但这成为他的一项历史性成就。

约1420年，他在坐落于葡萄牙与欧洲西南方尖端的萨格里什（Sagres），建立了一所非正式的野外学校，传授航海的知识。40年来，他与包括犹太和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及制图家在内的助手，搜集并研究水手与旅游者的记叙，同时派遣配上帆、桨及30到60名人员的脆弱船只，驶入险恶的海洋。亨利的一位船长重新发现了（1418年）70年前热那亚人发现、旋又忘记的马代拉（Madeira）。葡萄牙殖民者现在发展其资源，该地的糖及其他产品不久即抵过殖民的花费，葡萄牙政府因而乐于提供亨利航海探险的基金。后者注意到了1351年一张意大利地图所标示的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于是委派卡夫拉尔（Gonzalo Cabral）前往探勘，结果大功告成。1432年至1444年，这些海上明珠都一一并入葡萄牙版图。

最吸引亨利的是非洲。加泰罗尼亚与葡萄牙的航海家，曾经沿着西海岸南航900英里，直到博哈多尔（Bojador，1341—1346年）。然而，庞大大陆之西向突入大西洋，使水手不敢再向南航行。他们偷偷回欧洲，借口遇到种种恐怖的土著，海里的盐厚得犁都犁不开。他们同时扬言道，凡通过博哈多尔的任何基督徒，都会变为黑人。吉利亚内斯（Gilianes）船长也以相似的借口于1433年回到萨格里什。亨利再度命令他出航，嘱咐他带回有关这一险恶的岬角以南陆地与海洋的详细报告。吉利亚内斯不敢抗命，终于抵达了博哈多尔之外150英里的地方（1435年），他震惊地发现了赤道地区茂密的植物，根据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说法，在那种焚炙的太阳底下，只有沙漠才能存在。6年之后，特里斯唐（Nuno Tristao）更下航到了布朗角（Cape Blanco），带回一些强壮的黑人，立刻予以受洗并使之成为奴隶，封建领主让他们在葡萄牙的农场上工作。亨利辛劳航海的第一个主要结果，便是非洲贩奴的形成。财富源源而来，亨利的船只名义上为探察并使土著皈依基督教，实际上是捞取黄金、象牙与奴隶。兰萨罗特（Lanzarote）船长于1444年带回165名“黧黑的摩尔人”，用以耕耘带有军事色彩的耶稣会的土地。一位同时代的葡萄牙人描述捕捉这些“黧黑的摩尔人”的情形时说：

我们的人员一面大喊“圣地亚哥！圣乔治！葡萄牙！”一面扑向他们，杀的杀，捕的捕。你在那里可能看到母亲紧抓着孩子，丈夫紧抓着妻子，人人尽速逃命。有些跳入海洋，有些想藏在棚舍的角落里；更有一些人把孩子藏在矮树丛底下，但被我们的人搜出。最后，我们的主带给大家一份应得的报酬，使我们的人员在那天获得胜利。为了补偿对主效劳的一切辛苦，他们掳走了165名男女、孩子，死者不计其数。

到1448年，有900名以上的非洲黑奴被带到葡萄牙。我们得补充一下，北非的穆斯林在发展贩奴事业上，尚比基督徒早，而非洲的黑人酋长本身也以象牙与黄金向葡萄牙人购买黑奴。

1445年，狄亚斯（Diniz Dias）抵达了名为佛得角（Cape Verde）的肥沃岬角；1446年，兰萨罗特探察了塞内加尔河河口；1456年，卡·达·莫斯托（Ca Da Mosto）发现了佛得角群岛。同年，亨利王子逝世，但这一事业由于他所带来的刺激和经济收入而继续发展。若昂·达·桑塔伦（Joao da Santarem）越过赤道（1471年），迪奥戈·考（Diogo Cao）抵达刚果河（1484年）。最后，在亨利首次探险半个世纪后，巴塞洛缪·狄亚斯（Bartholomeu Dias）一路与暴风雨和船难搏斗，终于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1486年）。他高兴地发现现在可以向东航行了，印度直躺在前面，似乎伸手可得，但他疲惫的部下迫使他回航。他诅咒摧毁他部下精神的那些险恶海面，同时把最南端的这一处岬角称为折磨岬（Cabo Tormentoso）。约翰二世眼见印度就在这个转弯处，于是重予命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狄亚斯与国王有生之年均未目睹一条通往印度的水道，这一鼓舞全葡萄牙梦境的实现。1497年，曼努埃尔国王忌妒哥伦布带给西班牙的荣耀与财富，委派达·伽马航绕非洲到印度。这位28岁的船长因受暴风雨所迫而采取了迂回路线，经过137天航行了约5000英里方才抵达好望角，然后再历经百次的危险与动乱、178天与4500英里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卡利卡特（Calicut）——亚洲东西、南北贸易的辐辏中心之一。他于1498年5月20日停泊该处，自里斯本出航算起，为时达10个月12天之久。他登陆后立刻被视为海盗而遭逮捕，几乎被处斩。但凭其惊人的勇气与演说，他打消了印度人的嫌疑与穆斯林的忌妒，为葡萄牙人赢得通商许可，装上满船的胡椒、姜、肉桂、丁香、豆蔻与珠宝，而于8月29日离开卡利卡特，经过一年艰难的航行，最后返抵里斯本。葡萄牙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取代了先经埃及、阿拉伯或波斯，再经意大利这条辗转花费、需索通行税的海陆路线。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经济成果，对于欧洲来说，较美洲的发现更为重要。

西班牙的航海家尚纠缠在加勒比海假定的印度群岛之际，葡萄牙人便因已发现了真正的印度而洋洋自得。直到1500年，他们罕曾想起另外尝试一条西向的航道。然而就在那年，喀布拉尔（Pedro Cabral）在由非洲通往印度的航行中，遭暴风吹离了航道，无意间发现了巴西。同年，加斯帕（Gaspar）再度发现了拉布拉多（Labrador）。1503年，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扬起葡萄牙的旗帜，探勘布拉他河（Rio Plata）与巴拉圭。1506年，达库尼亚（Tristao da Cunha）发现了，并以自己名字命名一座南大西洋岛屿。然而，葡萄牙的政治家认为巴西无利益可图；另一方面，从印度载回的每一船货却大大中饱了皇室的财库及商人和航海家的钱袋。

由于商业需要不间歇的军事保护，葡萄牙政府全面控制了这门新兴的贸易。穆斯林早已在印度各据点建立商业；有些印度的君主也加入抵御葡萄牙人入侵的行列。贸易与战争，金钱与血液，在这场范围极广的商业革命中混而为一。1509年，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担任葡属印度的首任总督。他对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接二连三地发动战争，夺取并稳固了阿拉伯海岸的亚丁与荷莫兹，印度的果阿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他从马六甲载回价值100万杜卡特的战利品。葡萄牙经过如此武装之后，一跃成为150年间欧洲与印度、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主人。葡萄牙商人东进到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1512年），欣见这些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豆蔻、肉桂与丁香比印度的还要便宜而且有味道。阿尔布开克仍未餍足，他率领20艘船只进入红海，向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建议，合力挖通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使河水改道，使整片伊斯兰埃及变为沙漠。后因骚动，阿尔布开克被召回果阿，结果在1515年死于该地。翌年，科埃略（Duarte Coelho）为葡萄牙打通今越南与泰国的贸易。1517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与广东和北京建立了商业关系。

葡萄牙帝国——第一个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世界上幅员最广，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各地所建立的帝国差堪比拟。里斯本成了首富之区，其水域停泊着来自远地的各类船只。北欧商人在那里，而非在威尼斯抑或热那亚，以最低价格购得货品。意大利为丧失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哀悼不已。在一个世代里先后受到哥伦布、达·伽马与路德致命打击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于是逐渐凋萎，而位居公海统帅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而领导着大西洋各国的繁荣滋长。

文学与艺术也沐浴在新的光辉灿烂中。费尔南·洛佩斯（Fernao Lopes）以20年的时间（1434—1454年）写下长篇巨幅的《编年史》（Cronacas），他以生动的叙述、有力的刻画描写葡萄牙的故事，足以与弗鲁瓦萨尔匹敌。维桑特（Gil Vicente）为皇室写小剧本并为群众节宴写剧本（约1500年），从而开创葡萄牙的戏剧。葡萄牙画派师法佛兰德斯，但也发展出自己的气质与特性。努诺·贡萨尔维斯（Nuno Goncalves）为圣·文森特修道院所画的沉郁连版画，与曼泰尼亚（Mantegna），甚至与埃克兄弟相匹敌：6块嵌板，在透视与轮廓上，是早期艺术家的代表作，但55幅画像——其中最好的是航海家亨利的画像——刻画入微，具有写实力量。“幸运者”曼努埃尔王为了纪念达·伽马的胜利航行，委任建筑家若昂·德卡斯蒂洛（Joao de Castilho）在里斯本附近，以火焰般的哥特式风格，建造了宏伟的贝伦修道院（约1500年）。葡萄牙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十一章

西班牙
（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西班牙的层峦叠嶂，一则形成保护，一则造成悲剧：这些山峦虽然使西班牙免于外患，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及参与欧洲文艺思潮的机会。在半岛西北方的小角落里，这群巴斯克（Basque）的半游牧民族，随着季节的更替，将羊群从平原驱向山丘，然后循山而下。他们有许多是农奴，却自称贵族。他们组成的三省，在主权松弛的卡斯蒂尔或纳瓦尔王国中实行自治。天主教徒斐迪南将其南部并入卡斯蒂尔之前（1515年），纳瓦尔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该国其余部分，后来成为法国的国王封地。萨丁尼亚（Sardinia）于1326年为阿拉贡所并，接着是巴勒尔（Baleare）于1354年，西西里于1409年，被阿拉贡吞并。阿拉贡本身由于受到瓦伦西亚、塔拉戈纳、萨拉戈萨及巴塞罗那诸地工商业所赐，日益富足。当时，卡斯蒂尔是西班牙诸王朝中势力最强、疆域最广的，它统治着人口众多的奥威耶多、莱昂、布尔戈斯、巴利亚多利德、萨拉曼卡、科尔多瓦、塞维尔及其首都托莱多诸城；其国王在西班牙境内向最多的听众弹奏音乐，并下最大的赌注。

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改良卡斯蒂尔的法律与王廷，促使好战的贵族转而对抗摩尔人，同时奖掖文学与艺术，并以一位颇能生育的女人酬劳自己。其王后为他生下的太子，却在晦暗、疏忽及悔恨中长大，成为“残忍者”佩德罗。佩德罗15岁时继位（1350年），这使老国王的9位私生子大失所望。他们均遭放逐，他们的母亲莱奥诺拉·德古斯曼（Leonora de Guzman）则被赐死。佩德罗出身波旁皇族的新娘布兰奇（Blanche）远从法国不请自来时，他即与她结婚，度过了两夜春宵，旋即以阴谋的罪名，予以毒害（1361年），然后娶了姘妇玛丽亚。后者倾国倾城的美貌，据说曾使宫廷骑士为之痴迷而狂饮她沐浴后的水。虽然如此，佩德罗甚得下层阶级的爱戴，他们一直支持他到痛苦之终点。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屡次企图篡位，迫使他采取一连串诡计、谋杀及亵渎行为。最后，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的亨利——莱奥诺拉（Leonora）的长子——组织了一支成功的叛军，亲手血弑佩德罗，成为卡斯蒂尔的亨利二世（1369年）。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理论，道德不符合王位者为王则属非法，统治者尽管大玩权术甚至谋杀。但1450年，正是为数约千万的人民，创造了西班牙的文明。他们每以纯粹的血统自豪，却是凯尔特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与犹太人的混血。其社会底层为少数的奴隶与直到1471年才摆脱奴属的农民；其上为工匠、制造匠及城里的商人；再上则依尊贵之次为骑士（caballero）、系属于国王的贵族（hidalgo）及独立的贵族（procere）；与这些俗人并列的，则为起自教区牧师、主教、院长，上达大主教、红衣主教的教阶人士。每一个城镇都有议会，并派代表加入由贵族和高级教长组织的省或全国议会。理论上，国王的敕令须经这些“法庭”的同意方成法律。工资、工作情况、价格与利率均由市议会或同业公会组织加以规定。商业则因为皇室的垄断、省或地方对进出口货设立的官卡、不统一的度量衡、贬值的货币、路途上的贼匪、地中海上的海盗、教会对牟利的谴责及主宰大部分工商业的穆斯林与管理财政的犹太人的迫害，而受到层层阻挠。一家省银行以政府信用作保而在巴塞罗那开业（1401年），汇票于是发行；海上保险则至1435年才开始出现。

西班牙人身为闪米特人后裔，却又受到反闪米特人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在血液里保留非洲的热度，并像柏柏尔人一样，在语言与行动上趋于暴烈。他们的心灵敏锐而好奇，却失于轻信并畏于迷信。他们即使在贫困、凄惨之中，还保持着精神的傲然独立与举止的尊贵。他们贪多务得，但并不轻视穷人，也并不吮舐富者之鞋。他们轻视并规避劳动，但也坚忍刻苦。他们懒惰，却征服了半个新大陆。他们渴求探险、壮丽与浪漫，即使以代理的方式，他们也要饱尝危险的滋味。属于克里特与罗马的一种遗迹的斗牛，早已成为全国性的游戏，正式、庄严、多彩多姿、苛刻，并教人勇敢、艺术技巧及敏捷的智力。但像现代的英国人（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西班牙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欢乐。土壤的干旱不毛与山坡阴影，反映为心绪的枯燥忧郁。他们的举止缓慢而优雅，太过卫生；每个西班牙人都是彬彬君子，但绝少浴血骑士。骑士仪节与比武之风，盛行于下层民间。“名誉攸关”成为一种宗教。妇女在西班牙不为女神，即为囚犯。上层社会的衣着，平日显得朴素，但到了周日和宴乐场合，则盛露光彩，纷纷炫示着彩带、绫罗、襞襟、软衬和金饰。男士酷嗜香水与高跟鞋，而妇女也不以自然的娇媚为满足，纷纷以色彩、飘带及神秘的面纱蛊惑男士。性的追逐，以千奇百样的方式与伪装滔滔而下。教会的恐怖、致命的法律与“名誉攸关”，都力图阻止这种疯狂的追求，但爱神维纳斯战胜一切，妇女的丰腴胜过土壤的恩赐。

西班牙境内的教会是王室不可分的同盟。它不大理会罗马教皇，经常要求改革教皇职位——甚至向坚毅的亚历山大六世提出改革。西蒙红衣主教于1513年禁止尤里乌斯二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在西班牙境内发卖赎罪券。事实上，国王被认为是西班牙教会的首领，斐迪南在这件事上并不须等待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教导。西班牙境内，无须宗教改革，以使国家与教会、国家主义与宗教合而为一。西班牙教会乐得在一个自觉需要仰赖它用以维持道德秩序、社会安定及民众顺从的政府下，享受实质上的特权，以作为不成文交易的一部分。教会里的人员，即使是小小的教职，也仅附属于教会法庭。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佃农耕作。它还可抽取其他供佃农自用的小土地上收成物的1/10，但须付出什一税中的1/3给国库；其他方面，则都免税。西班牙的教会，可能比除意大利外其他任何国家的教会富裕。教士的道德与修道院的教规，显然超出中古的一般水准；但像其他地方一样，教士的姘居现象普遍且被宽恕。禁欲主义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尽管堕落，在西班牙却持续不坠；甚至有情人鞭笞自己，以软化温柔、胆怯的姑娘，抑或借以达到某种虐待狂似的亢奋。

普通百姓效忠于教会与国王，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才能勇敢而有效地对抗自古以来的敌人摩尔人。格拉纳达（Granada）的征夺，被视为一场为神圣信仰而战的战争。在圣节假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纷纷以庄严的队伍跟在代表圣母或圣者的大偶像之后，或阴郁静默，或合唱着圣歌在街上游行。他们坚信精神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和永恒之家，尘世生活只是一种邪恶短暂的梦幻。他们痛恨异教徒，而视其为国家统一与信仰的出卖者，因此不反对予以活烧。他们认为这只是对愤怒的上帝最应该做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当时的教育几乎全属宗教。顽强的全国议会，在异教徒墨西哥人中发现一种类似基督教的圣餐之后抱怨道，撒旦已把圣餐教给他们，其目的只是为了困扰那些征服者。

西班牙天主教的坚强，是与穆斯林及犹太人经济竞争的结果，后两者合计占境内1/10的人口。糟糕的是，摩尔人占有肥沃的格拉纳达，但更令人激怒的是那些穆德加尔人（Mudejare）——居住在西班牙基督徒之间尚未归化的摩尔人。他们在商业、工艺与农业方面的技术，为大部分受役于原始苦工的人民所羡慕。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基督教的西班牙迫害他们达千年之久。犹太人被任意的征税、强迫借贷、没收财产、谋刺及强迫受洗，还被强迫聆听天主教的传道，有时在犹太人自己的会堂举行，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归化。倘若基督徒接受了犹太教，法律即可判以死刑。他们常受邀请或受召与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必须在耻辱的战败或危险的胜利之中做一选择。他们与穆德加尔人一而再地被要求佩戴醒目的标志——通常是在衣肩上佩一个红圈。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人；他们的医生也不得为基督徒病人开处方；他们的男人若与基督徒妇女结婚，便被处死。

1328年，一位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讲道刺激纳瓦尔境内埃斯特拉（Estella）的基督徒，屠杀5000名犹太人，并烧毁他们的房舍。1391年，马丁内斯（Fernàn Martinez）的传教，更引起西班牙境内每一座主要城市的人民大肆杀戮拒绝归化的犹太人。1410年，巴利亚多利德及其他城市受到神圣而狂热的费勒（Vicente Ferrer）雄辩的蛊惑，下令将犹太人与摩尔人限定在划出的区域里，他们的门户从日落到日出必须关闭。这种隔离大概是为了保护。

即使在这些摧残之下，犹太人依然坚忍、刻苦、精明，抓住每一个发展机会，逐渐昌盛繁荣起来。卡斯蒂尔的有些国王像阿方索十一世与“残忍者”佩德罗，均予以照顾，并提拔有才能的犹太人在政府中担任高职。阿方索任命约瑟夫为财政大臣，任命另一位犹太人萨缪·利伯恩—瓦卡为御医。可惜他们滥用职权，被判谋反之罪，死在狱中。萨缪尔·阿布拉法（Samuel Abulafia）重蹈覆辙，他在佩德罗手下担任财政部长，聚敛一大笔财富，最后被国王处死。早在1357年，萨缪尔曾在托莱多建立一座富有古典淳朴与高雅之美的犹太会堂，到斐迪南时，改为埃尔·特兰西托（El Transito）基督教堂，现则由政府保留为西班牙境内希伯来—摩尔人的艺术纪念物。佩德罗保护犹太人，反而造成他们的不幸。因为后来亨利废黜他时，有1200位犹太人被战胜的士兵屠杀（托莱多，1355年）；更惨的杀戮于佩德罗将“自由兵团”带进西班牙时相继展开。佩德罗“自由兵团”是杜盖克兰（Du Guesclin）从法国暴民中招募来的队伍。

成千的西班牙犹太人宁可受洗，而不愿受到虐待与集体屠杀的恐怖。身为合法的基督徒，这些皈依者可沿着经济与政治的阶梯，在各行各业，甚至在教会里爬升而上。有些成为高级教士，有些成为国王的顾问。他们在财政上的才能为他们赢得聚集和管理国税的权力，因而受人忌妒。其中有些享有贵族的安适，有些则因其成功惹眼招妒。愤怒的天主教徒将这些皈依者牢牢冠上“猪仔”的野蛮名号。然而，有些徒有门第而缺乏财富或对才能表示敬重的基督教家庭却在婚姻上接受他们。如此，西班牙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终于实际地混入了犹太人的血统。天主教徒斐迪南与异端裁判官托哥马达（Torquemada）的祖先均为犹太人。教皇保罗四世与国王菲利普二世交战时，直称菲利普和西班牙人为“犹太人与摩尔人的败种”。

格拉纳达（1300—1492）

伊本—巴图塔（Ibn-Batuta）描述格拉纳达为“世界上任何城市均难与之相比……环绕于此的尽为果园、花圃、开花的草原与葡萄园”；城中则为“高贵的建筑”。其阿拉伯名字为卡尔纳塔（Karnattah），意义不明；西班牙的征服者命名为格拉纳达——“满布种子”——大概由于邻近盛产石榴树而得名。此名不仅包括该城，而是包括克雷斯、雅恩（Jaén）、阿尔米里亚（Almería）、马拉加（Málaga）及其他城镇在内的一个省份，总人口约400万。占有1/10人口的首都，“像一座守望塔般”矗立于山巅之上，俯瞰着一座壮观的山谷。山谷则因周密的灌溉与科学的耕作，一年有两次收成。城墙上的上千座瞭望塔，保卫此城免受环伺的敌人的攻击。宽敞而优雅的巨宅庇荫着贵族；公共广场的喷泉，缓解了太阳的炙热；在阿尔罕伯拉（Alhambra）王室神话似的宫殿里，正有位酋长、苏丹或哈里发在主持朝政。

所有农产的1/7须付与政府，大约同样的比例由统治阶级取得，作为经济管理与军事领导的费用。统治者与贵族另将岁收分给艺术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资助一所大学；大学里有学问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任教职和校长。大学正门上刻着铭文：“斯世靠四事支持：智者之学问，伟人之正义，善者之祈祷及勇者之胆识。”妇女可以自由分享文化生活，我们知道不少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的女博士的姓名。当时有人这样说道：“女人的出色，以其体态的匀称，身体的文雅，长发的飘舞，牙齿的白晳，与挪动的轻盈……交谈的迷人与呼吸的清芬。”个人清洁与公共卫生，比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进步。服装与礼俗均极堂皇，而竞赛或化装游行，更增添了宴乐节日的光彩。其时道德松弛，暴行屡见不鲜，但摩尔人的慷慨与诚实，赢得基督徒的赞美。关于格拉纳达的“市民的名声”，西班牙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名不虚传。他们口头一句话，比我们之间所作的书面契约更值得信赖。”然而奢侈的滋长，终于腐蚀了国家的元气，内部的不和，则招致外来的攻击。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西班牙在慢慢巩固其王国并增加其财富。她以羡妒的目光，仰视这个繁荣之地。后者的宗教，以其邪异的多神教来痛诋基督教；其港口也是招致异端势力的危险开口；尤有甚者，那些肥沃的安达鲁西亚（Andalusia）田野，正可补偿北部许多贫瘠的土地。格拉纳达得保自由，完全在于天主教西班牙的分裂。即使如此，公国仍然同意（1457年）岁岁入贡卡斯蒂尔。嗣后鲁莽的阿里·阿布—阿尔—哈桑（Ali Abu-al-Hasan）竟然拒绝继续这种收买和平的贿赂（1466年），所幸当时亨利四世正放荡得无暇迫使其顺服。但后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登上卡斯蒂尔的王座之后，随即派遣特使要求恢复朝贡。这时，阿里不要命地大胆回答说：“去告诉你的君主，说格拉纳达以前朝贡的国王都已经死了，我们的铸币厂现在只铸剑！”并没警觉到斐迪南本身的钢铁（指其意志）比摩尔人铸币厂的还多。阿里借口受到基督教的边界侵扰，突袭占领基督教的边城沙哈拉（Zahara），将城内所有居民赶入格拉纳达，并售卖为奴（1481年）。马奎斯（Marquis）以劫掠阿拉马（Alama）摩尔人的堡垒作为报复（1482年）。格拉纳达的征服已经展开。

爱情使战争趋于复杂。阿布—阿尔—哈桑竟然迷恋上一位女奴，迫使王后苏丹娜·艾莎（Sultana Ayesha）策动人民废黜夫君，同时加冕其子阿布—阿布杜拉（Abu-Abdallāh）——西方所熟知的波迪尔（Boabdil）——为王（1482年）。阿布—阿尔—哈桑逃到马拉加，一支西班牙的军队包围该城，结果几乎被仍然效忠于哈桑的军队在阿亚魁（Ajarquia）山脉中的山道上歼灭殆尽。波迪尔由于羡妒父王的军事武功，也从格拉纳达率领军队攻击卢塞纳（Lucena）附近的一支基督教军队。他奋勇战斗，但失败被俘。后因答应帮助基督徒对抗其父王，并年付1.2万杜卡特给西班牙政府后，方得释放。同时，其叔阿布—阿布杜拉希（Abu-Abdallahi）——以“勇者”闻名——自立为格拉纳达的酋长。一场三角内战，便在叔、父、子之间，为了争夺格拉纳达的王座而爆发。结果是父亲死亡，儿子占领了阿尔罕伯拉宫，叔叔则退至瓜迪克斯（Guadix），并从那儿一再攻击目之所及的西班牙人。波迪尔欲效法此技，也否认被俘时的保证与朝贡，积极备战以抵抗无法避免的袭击。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遣3万士卒蹂躏生长食物的格拉纳达的平原，磨坊、谷仓、农舍、葡萄园、橄榄林与橘林均遭摧毁。马拉加受到包围，以阻止其对格拉纳达的支援。该城一直坚守到老百姓吃光马、狗与猫，成百地死于饥荒或疾病为止。斐迪南迫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判定1.2万名幸存者为奴隶，但允许富人交出一切所有物以赎回自由之身。“勇者”阿布杜拉希只有屈服。都城外的格拉纳达整个省份，便落入基督徒手里。

天主教的君主在围城外，为其军队建立一座称为“圣塔菲”（Santa Fé）的坚固城市，以等待饥荒将“安达鲁西亚的荣耀”拱手交出，任其摆布。摩尔人的骑士纵马出城，单挑西班牙的骑士，彼此同样骁勇善战。但斐迪南发觉手下英勇的骑士一个接一个战死，便终止了这种比赛。波迪尔不得已率军做一绝望的突袭，结果被击退。他再向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分头求援，但均落空。

1491年11月25日，波迪尔签订城下之盟，征服者仁至义尽。格拉纳达的人民，得以保留其财产、语言、服装、宗教与仪式；他们受自己的法律与法官裁判；并在3年后方得征税，其税目也只限于过去所征收的。此外，该城由西班牙人占领，凡是想离开者均可离开，凡愿返回伊斯兰教非洲者，均有交通供应。

格拉纳达的人民却在反抗波迪尔的投降。暴动迫使他将格拉纳达的钥匙交给斐迪南（1492年1月2日），然后与亲属及50位骑兵骑马经过基督教的阵线，到达他将以卡斯蒂尔的附庸身份行使统治的一个山区小侯国。他从经过的峭壁上回头对已经丧失的富丽城市投下最后一瞥。那一座山巅，至今仍然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El Ultimo Sospiro del Moro）。他的母亲谴责他的眼泪说：“你哭得真像女人，因为你不能像个男子汉那样抵御。”

同时，西班牙的军队进入格拉纳达。门多萨（Mendoza）红衣主教将一支大银质十字架挂在阿尔罕伯拉王宫之上，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也跪在城市广场上，感谢上帝在经过781年之后，终于将伊斯兰教逐出西班牙。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在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之死（1379年）与斐迪南登上阿拉贡王座之间的这一个世纪，就西班牙而言，可以说是一段休耕时期。一连串懦弱无能的君主，准许贵族你争我夺而使土地凌乱不堪；政府怠惰、腐败，私仇公行不禁，内战频仍，商旅患道，而田地也时受军队掠夺，致使农民留而未耕。在爱音乐与诗歌而不理国家琐务的卡斯蒂尔君主约翰二世的漫长统治（1406—1454年）之后，继之为亨利四世不幸的任期。后者以其行政的无能、币值的败坏及将税收挥霍在所宠爱的寄生虫身上，而赢得“无能者”亨利的称呼。他将王位嘱托给他称为女儿的胡安娜（Juana）；贵族们否认亨利的出身和权势，强逼他提名其妹伊莎贝拉为继承者。但他死时（1474年），重新肯定胡安娜的合法地位和统治之权。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即从这一瘫痪的混乱中，铸造了使西班牙在欧洲称强达一个世纪的秩序与政府。

一批外交家说服了18岁的伊莎贝拉，与其年仅17岁的表弟斐迪南结婚（1469年），为未来的功业铺路。他们都系出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斐迪南当时已是西西里的国王，待他父亲一死，又可兼为阿拉贡的国王，这门亲事因此可结联三国为一强大的王国。保罗二世拒绝出具表兄妹婚姻合法化所需要的教皇敕书，这一必要证件，于是由斐迪南父王及巴塞罗那的大主教共同伪造。待此完成之后，真正的敕书才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得来。更为困难的是新娘的贫穷，因新娘之兄拒绝承认这门婚姻，而新郎的父亲已深陷于战争，不能提供一场皇家仪式。一位犹太律师贷款2万苏尔多（sueldo），才铺平婚姻的道路。款项在伊莎贝拉后来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时方才偿还（1474年）。

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之权，受到娶胡安娜为后的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挑战。战争在托罗（Toro）打响，斐迪南在该地领导卡斯蒂尔人走向胜利之路（1476年）。3年后他继承了阿拉贡的王位；除了格拉纳达与纳瓦尔两地之外，全西班牙已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斐迪南则统治阿拉贡、萨丁尼亚与西西里，同时分治卡斯蒂尔。后者的内政管理，留归伊莎贝拉，但王室的特许状与命令，均须由两位统治者加以签署，同时新的硬币都铸上国王与女王的头像。

据其朝臣的描述，伊莎贝拉之美，举世无匹，面貌姣美，身材中等，眼睛湛蓝，头发棕色泛红。她比斐迪南受的教育多，心智虽不敏锐，但也不残忍。她眷顾诗人，并与谨慎的哲学家交谈，但更喜与修士为伍。她选最严厉的道德家当她的听告解者和导师。她虽然嫁给不忠实的丈夫，但似乎一直忠于婚姻。她生活在道德放荡的时代里，却是性方面庄重的模范。处在腐败的官吏与奸险的外交家之间，她仍然保持坦白、爽朗而不堕落。她母亲在严格的正教与虔诚中教养她，她再予以发展到苦行禁欲的边缘。她压迫异端的严厉与残忍，一如她在其他任何事上的和善与仁慈。她是自己孩子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朋友忠诚的梁柱。她大量地捐助教会、修道院与医院。她的正统信仰并未阻止她谴责文艺复兴时期某些教皇的不道德。她极具勇气，令人钦佩；她抵制、克服并驯服强大的贵族，默默地承担大伤恸，并勇敢面对战争的艰难与危险。她认为在大众面前维持女王的尊严是明智之举，因此极力炫示昂贵的锦服、珠宝；但私下她穿得朴素，吃得节省，闲暇则做些女红，送与自己所爱的教会。她对工作劳心劳力，亲自发起有益的改革，而且或许过分地管理司法；她一心只想将她的王国从没有法律的紊乱中提升到一种守法的和平状态。与她同时代的外国人，如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圭恰迪尼及贝厄德（Bayard）骑士，把她列为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并比之为古代的巍峨女杰。她的臣民虽不耐烦国王的统治，对她却崇拜不已。

卡斯蒂尔的人民无法宽恕斐迪南外国人（阿拉贡人）的身份，虽然他们以他为成功的政治家、外交家及骑士而自豪，仍然在他身上找出许多缺点。他们把他冷漠、孤僻的个性与女王的温煦和善，他的迂回多虑与她的直率坦诚，他的吝啬与她的慷慨，他对下属的苛刻与她对臣仆的厚酬，及他婚外的放荡与她默默的节欲，分别做对比。他们或许不怨恨他设立宗教裁判所及他利用宗教感情作为战争武器；他们赞许对抗异端的战役，格拉纳达的征服，及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的驱逐；他们最爱戴他的，却是后代最少赞扬的。我们没有听到人民对他严刑峻法的抗议——亵渎者，割去舌头；鸡奸者，活活烧死。他们觉察出，若不妨碍个人的利益或王室的政策时，他可以公正甚至仁慈；他虽较喜在谈判时与人唇枪舌剑，而不喜在战场上与人争勇斗狠，但他能智勇俱全地统率三军；他的小气，并非供作个人奢侈之需，而是移作扩建西班牙之用。他们必已赞许他节俭的习惯，他在困境中所表现的坚定，他在腾达时所表现的节制，他对助手的精挑细选，他对政府的鞠躬尽瘁及他以弹性的坚持与谨慎的手段，追求高远的目的。他们宽恕他身为外交家所惯用的欺骗伎俩，他经常背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不也使用同一手法来哄骗他并欺弄西班牙吗？“法兰西国王，”他狞笑道，“抱怨我骗过他两次。这个傻瓜在说谎——我曾经骗他十次，甚至更多次。”马基雅维利仔细研究过斐迪南，他于品味其狡诈之余，赞扬道，“其行径……通通伟大而略突出”，并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重要的国王”。圭恰迪尼也写道：“这位王子言行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其立下步骤，又何等深沉奥秘！”有些人认为斐迪南幸运，但事实上他是小心准备，以待大事，并立刻抓住机会。我们若对他的善与恶加以衡量，其结果为，他至少已将西班牙从停滞破碎的混杂中统一壮大起来，成为下一代欧洲的霸主。

他与伊莎贝拉合力恢复卡斯蒂尔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保障；重振圣兄弟会，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民兵团体；终止道途上的抢劫与男女的风流韵事；重组司法并制定法律；收回以前国王轻率让予宠幸者的国有土地；严格要求贵族完全服从王权；像法国与英国一样，封建自由与混乱也不得不让步给绝对王朝的中央命令；各城市自治区域，也照样放弃其特权；省议会很少召开，若行召开，主要也在投票赞成政府征收基金；根基薄弱的民主，便在刚勇的国王之下憔悴而死。即使对“天主教的君主” 异常珍贵的西班牙教会，也削去了一些财富与一切内政管辖权；教士的道德，受到伊莎贝拉大力的改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被迫将任命西班牙境内高级教士的权力让予政府。能干的教士像西蒙及门多萨，均立刻被提拔为托莱多的总主教及国家首相之职。

西蒙主教的个性，与国王同样积极而强悍。他出生于高贵却贫穷的家庭，少年时即献身教会。他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20岁即获得民族与宗教法博士学位。他在锡古恩萨（Sigüenza）教区，为门多萨当过数年的教区牧师与行政首长。他成功但不快乐，几乎不在乎名位或财物，他后来进入西班牙最严格的修道会——圣方济各会。只有苦行才令他愉悦：他睡在地面或粗硬的地板上，经常绝食，鞭笞自己，并穿一件紧贴皮肤的苦行衫。1492年，虔诚的伊莎贝拉选这位憔悴的修道士当私人牧师和听告解者。他以能继续住在修道院，并恪守严苛的圣方济各戒律为条件，而接受该职。这一指令使他成为圣方济各会省区的领袖，该会在他要求之下，也受到严酷的改革。伊莎贝拉提名他当托莱多总主教时（1495年），他先是拒绝，但经过6个月的抵抗后，终因受到教皇的敕书而屈服。他现将60岁，似乎诚愿以一个修士之身终老。他身为西班牙的总主教和皇室议会的首领，仍继续其严苛的生活；他在因职责所需的灿烂衣袍下，再穿上粗糙的圣方济各会长服，而长服底下，仍旧穿着苦行衫。尽管受到高级教士的反对，但得到王后的支持，他将严格施行于自己修道院的改革，推行到其他所有的修道院。就像完全失去谦卑的圣方济各，突然间被赋予了圣伯纳与多米尼克的权力与才能似的。

这位深沉的圣者发觉两位尚未归化的犹太人高居在朝，心里总不愉悦。最得伊莎贝拉信任的朝臣之一为“大亚伯拉罕”（Abraham Senior），他与阿布拉内尔（Isaac Abrabanel）一起为斐迪南征集税收，并筹备格拉纳达战争的经费。国王与王后此时特别关心这些归化者。他们曾经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归化者均将成为诚恳的基督徒。伊莎贝拉曾特别准备教义问答以教导他们，但他们有许多人仍然秘密维持他们旧的信仰，并传给他们的小孩。天主教徒对未受洗的犹太人的厌恶，暂时缓和，但对“新基督徒”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反抗他们的暴动，在托莱多（1467年）、巴利亚多利德（1470年）、科尔多瓦（1472年）及塞哥维亚（1474年）各地相继爆发。宗教问题同时也构成种族问题。年轻的国王与王后极力设法平服种族、语言与信仰的杂异及冲突，使之归于统一并带来社会安宁的方法。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再没有比在西班牙恢复宗教裁判所更好的办法了。

宗教裁判所的措施

今日，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类之起源与命运的见解，如此不同，故在大部分国家里，人们已不再惩处宗教信仰不同者。我们目前的不容忍，只是针对那些敢于质问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原则之士。我们解释这种独断主义，其所持之理由为：任何加之于这些珍贵的假定之上的怀疑，均将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巩固与生存。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基督徒、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比我们今日更敏锐地关怀宗教一事。他们的神学理论，乃是他们的至宝与信托品。他们将拒斥这些信条的人士，视为攻击社会秩序基础及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敌人。每一个集团均因确信而难以容忍，并将他人视为异端。

由于孩童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古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字字均由上帝口授，同时相信上帝之子直接建立基督教会。基于这些前提，人们自然认为上帝希望所有的国家，均为基督教国家，而异教的流行，也必然是对上帝的全然侮辱。此外，由于任何一位异端，必然受到万劫不复的惩处，故宗教法官相信（许多人似乎如此诚挚地相信），只要能消除一个异教徒，他们便能挽救他潜藏于内心的皈依本性，或是挽救自己免于永恒的地狱。

处在真正神学家气氛中的伊莎贝拉，大概也持有这些观点。斐迪南是现世的刚硬人物，可能会怀疑其中的某些见解；但他显然了解，宗教信仰的一致将使西班牙更容易统治，并能更坚强有力地打击敌人。经他与伊莎贝拉的请求，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终于颁行一道敕书（1478年11月1日），赋权他们任命6位持有神学与宗教法学位的僧侣，为宗教裁判所的评议员，以调查、惩处异教徒。这一道敕书的显著特色，是西班牙君主拥有提名宗教裁判所人员的权力。较早的异端裁判组织，则由多米尼克或圣方济各会的省区领袖推举。和在下一世纪奉行新教的德国与英国一样，这里的宗教臣属于国家达三代之久。但从技术上看，这些异端裁判者只是由君主提名，再经教皇任命；他们的权威系由教皇批准而来。这一机构依然是教会的——它是教会的一个组织，而教会又是国家的一个组织。政府一方面提供宗教裁判所的经费，一方面收受其净利。国王与王后对其工作密切监视，人民若不服该所的裁判，还可向他们上诉。在斐迪南的一切统治工具中，这一组织最称他的心。他的动机主要不在财政；他虽可取利于定罪者被没收的财产，但他拒收足以操纵裁判者的富豪罪徒的贿赂。他的目的在于统一西班牙。

异端裁判者被赋予雇用教会或俗世的助理作为调查员或行政官员的权力。1483年后，整个组织划归于一个名为异端最高总裁判庭。宗教裁判所的管辖权，延伸至西班牙境内的所有基督徒，并未触及尚未归化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其恐怖的箭头指向有恢复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之嫌的那些归化者，及被指控为异端的基督徒。直到1492年，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比受洗的犹太人安全。教士、僧侣与修道士要求免受异端裁判，但均遭拒绝。耶稣会抗拒该所的管辖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结果仍然屈服。最高裁判所权力的唯一限制为君主的权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即使君主的权威也受漠视。宗教裁判所要求，并通常接受所有俗世官吏的合作。

宗教裁判所自定法律和程序法典。在城市建立法庭之前，该所经教区讲坛颁行一道“信仰敕令”（Edict of Faith），要求凡是知道任何异教活动的，均得向异端裁判者报告。每个人均被鼓励成为密探，以告发其邻居、朋友及亲戚（在16世纪，不允许指控近亲）。告密者可获得完全的保密与保护；凡知情不报和掩护异端者，均将受到峻厉的咒逐——逐出教会及诅咒。倘若一位受洗的犹太人仍然指望弥赛亚的来临；倘若他还保持《摩西法典》中的饮食法规；倘若他以星期六为崇拜与安息日，或在那天改换其亚麻衣衫；倘若他以任何方式庆祝犹太的任何一个圣日；或对自己任何一个孩子施行割礼，或命以任何的希伯来名字，或没做十字记号即予祝福；倘若他进行祈祷，不加荣耀一词便重复《圣经》的福音；倘若他临死面向墙壁——凡此等及类似者，均被异端裁判者视为秘密异端的表征，须立即呈报法庭。在“恩典”一词之下，任何感到有异端之嫌的人均可前来忏悔。这样，他虽将受到罚金或苦行的惩罚，仍可获得宽恕，条件是他必须揭发他可能知道的其他异端。

异端裁判者对告密者与调查员收集的证据，似乎都仔细审查。倘若裁判所一致认为该被告有罪，便发拘票捕人。被告被单独监禁，只有裁判所的代理人才能与之交谈，任何亲戚不得探访。通常，他必须戴上镣铐。他须携带床铺衣物，且支付监禁与维持生活的所有费用。假使所付的款额不足，则其相当数目的财产将被拍卖，以应所需。其剩余的财物则由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予以扣押，以避免被告将其藏匿或另作处置而逃避没收。大部分的情形为：卖出部分财物，以养活犯罪者家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被逮捕者提审时，由于裁判所已先判定其有罪，此时被告的责任为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审判秘密而不公开，辩护者（被告）如果获得释放，须发誓绝不揭露有关审判的任何事实。没有任何证人出面指证，他们的名字也不向他提起。异端裁判者称这一程序就保护告发者而言，是必需的。被告首先不被告以受人指控之罪；他只受邀来承认他本身的放弃正教信仰与崇拜，并说出他怀疑有异端之嫌的人。倘其招认令裁判所满意，则他可能受到死刑之外的任何惩处。倘若他拒绝招供，他得选择发言人为他辩护。这时，他被单独监禁。在许多案例中，被告因受到折磨而诱出口供。通常案件得以拖延数月，而手铐脚镣的单独监禁，常足以获得裁判者想得到的任何口供。

刑讯只在大多数的裁判者投票赞成后施行。其理由为：证据虽未使罪行确定，但已有可能。通常如此判决的刑讯均予延后，以使被告对其恐惧，而能诱出口供。异端裁判者似乎相信刑讯对于已被指为罪犯的被告而言，是一项恩典，因为招供之后，他可得到较轻的惩罚；即使在招供之后，仍须处死，他也能够享受教士的赦免，而不堕入地狱。然而单单认罪犹嫌不足，裁判所也可能施用拷刑，以逼迫愿招之被告，说出犯上异端或罪恶的连带人物。互相矛盾的证人，也可能受刑以找出谁真谁假。奴隶也可能受刑而招出不利于主人的口供。刑讯逼供没有年龄限制，13岁的少女与80岁高龄的老妪，都有可能被架上拷问台。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规通常禁止虐待哺乳期妇女，或心脏衰弱者，或被控以轻微的异端之罪者，比如普遍认为通奸不过是可宽恕的轻微之罪。拷刑不得令犯罪者永久残废，而且只要随侍的医生下令，便得停止。刑讯只在负责该案的裁判者、一名公证人、一名记录秘书及一名地方主教的代表之前施行。方法随时间、地点而不同。受难者的双手可能被反绑在背后，然后吊起；也可能被缚得不能动弹，然后慢慢用水灌入喉咙，直到几乎窒息为止；或可能被绳索绑住手臂与腿，然后拉紧，直到绳索穿肉刺骨。我们听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使用的刑讯，比早期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当时俗世宫廷使用的温和。主要的折磨是延长监禁。

宗教裁判所不仅是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还颁布信仰与道德的律令，并建立次序或刑罚。在许多情形下，刑罚还算慈悲，因悔罪者的年龄、无知、贫穷、醉酒或一般的令誉而免除部分惩罚。最温和的惩罚是申诫，较严重的是强迫公开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此举甚至使无辜者也长留标志到死。通常被定罪的悔罪者，须身穿“悔罪服”——绘有燃烧火焰的十字架的衣服——定期参加弥撒。他可能袒露至腰，身披罪行标志而游行过街。他本人及其后代子孙可能永远不得担任公职。他也可能被逐出城，偶尔也被逐出西班牙。他可能被鞭打一两百下，到“安全限度”为止。此刑男女同等。他可能遭受囚禁，或流放到军舰上服役——斐迪南倾向于后者，认为对国家较为有用。他也可以缴付一些罚款，或没收其财产。在有些案例中，死人也被控以异端，并接受死后审判，财产没收充公。这时，其继承者即丧失遗产权。告发已死的异端者，可得30％至50％的利益。凡是害怕这种追溯既往判决的家庭，有时向裁判者付出“和解费”，以保障其继承的遗产不被没收。财富因而变成了富人的一项危险，及告发者、异端裁判者与政府的一种诱惑。随着金钱流入宗教裁判所的钱柜，里头的官员追求黄金比保存正教信仰更加热心，腐败堕落也假宗教之名盛行起来。

最大的惩罚为火刑，保留给那些被判定犯了严重的异端之罪，而未在判决宣布前承认者，及那些虽已及时招供，虽已获得“和解”或宽恕，但过后又流为异端之徒。宗教裁判所本身宣称它绝不杀人，只不过将定罪者交给俗世政府；但无论如何它明晓刑法规定，凡严重犯上或不知悔改的异端，均须火焚于柱上。教士正式出现在公开焚烧异教徒的场合，即坦然显示教会的责任。“信仰之举”不仅仅在火焚一事，而在判罪与执行时的整个仪式。其目的不仅在于恐吓潜藏的触犯者，还在于训诲子民，使之预尝到最后审判的滋味。

起初，火焚的程序很简单：那些被判死罪者被送到公众广场，然后列成一排被缚在柴堆上，异端裁判者端坐在对面的平台上，口念认罪的最后呼吁，继而宣读判文，点燃火把，这场痛苦终告圆满结束。但后来由于火焚渐多，威慑力降低，其仪式更加复杂并令人惊惧，而以一出精密安排、耗资无数的大戏搬上舞台。如果可能，火刑总定在西班牙国王、王后或王子登基、结婚或拜访之日，以资庆祝。城市与国家官吏、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及地方教士与僧侣，均应邀——事实上是必须——参加。行刑前夕，这些高僧显宦均加入一道肃穆的行列，经过城里的主要街道，同时将宗教裁判所的绿十字架，安置在大的或主要的教堂的祭坛上。裁判者做最后努力，以取得被定罪者的招认。许多人那时便屈服下来，其判决因此减为有期或无期监禁。第二天早晨，囚犯从密集的人群中被引到城市广场。他们是骗子、亵渎者、重婚犯、异教徒及复陷于异端的皈依者，后来再加上新教徒。有时这一行列还包括缺席罪犯的画像，或装有死后被判罪者的骨头的盒子。广场里，在一座或数座高台上坐有异端裁判者、俗世与修院的教士及城市与中央官吏，国王也偶尔亲自主持其事。先是讲一会儿道，继而凡在场者均须宣誓服从宗教裁判所的神圣职事，并保证弃绝并迫害任何形式和任何地方的异教徒。随后，囚犯一个接一个被带到裁判者前面聆听判文。我们不必想象有任何大胆的反抗发生；到这地步，每一个囚犯几乎都已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即使到这时候，他仍可招认而挽救性命；遇到这种情形，宗教裁判所通常均以鞭笞、没收财物或监禁该犯终身来聊以满足。倘若罪徒直到判文宣读完毕后方才招认，则他可得到在火焚前被绞死这项慈悲，像这样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认罪的罪犯很多，因此被活活烧死的情形便相对减少了。那些被判严重犯上的异端之罪而否认到底者，均不得行最后的圣餐礼（直到1725年），且依宗教裁判所之意，只能被弃置于万劫不复的地狱。“悔罪者”现在则被带回监狱；怙恶不悛者则“交还”给世俗军士，并嘱以虔诚小心，不得让他们滴下任何污血。这批人终于被带出城，从附近数十里前来迎睹这一圣日景观的人丛之间经过。他们最后到达一个准备好的刑场，招认者先绞后焚，而顽抗者则被活活烧死。柴火一直加添助燃，直到死者全部烧尽，只剩一堆灰，然后将之散落于田野、溪流之上。这时，僧侣与围观者才各自返回他们的祭坛及家宅，心中深信他们已呈给受到异端侮辱的上帝一种求和的供品。人类的献祭行为又恢复了。

宗教裁判所的发展（1480—1516）

第一批异端裁判者是由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于1480年9月，为塞维尔一地任命的。许多塞维尔的皈依者，纷纷逃到乡下，寻求封建领主的庇护。后者虽有意保护他们，但异端裁判者以除籍及没收财产相威胁，那些难民只得投降。在城市，有些皈依者计划武装抵抗，但遭出卖；凡涉及之人，均遭逮捕，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审判临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次公开焚烧异教徒，是在1481年2月6日，以牺牲6名男女作为庆祝。同年11月4日，已有298名被焚，另有79名被终身监禁。

1483年，在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提名与请求下，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士托哥马达为西班牙全境的总异端裁判。他是一个真诚而不腐败的狂热者，他轻贱奢侈，工作狂热，以追猎异端从而得到效劳耶稣的机会为乐。他谴责异端裁判者的慈悲，取消许多无罪的宣告，并以死罪要挟，要求托莱多的众法师说出所有复归犹太教的皈依者。起初赞扬他忠于职守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这时也震惊于他的严厉，因而敕令他（1494年）与其他两位异端总裁判共同把持权力。托哥马达却凌驾在他们之上，维持其坚定的领导权，使宗教裁判所成为国中之国，其权力直与君主匹敌。在他督促之下，雷阿尔城（Ciudad Real）的宗教裁判所在两年之内（1483—1484年）一共焚烧了52名罪犯，没收了220位逃亡者的财产，并惩处了183位悔罪者。异端裁判者继将总部迁移至托莱多，在那里，一年之内即逮捕了750位受洗的犹太人，没收了他们1/5的财产，并判决他们在6个礼拜五的日子，以悔罪的行列，手拿大麻索抽打自己，游街示众。同年（1486年），在托莱多还惩罚了1650名悔罪者。同样的苦役也在巴利亚多利德、瓜达卢佩（Guadalupe）与卡斯蒂尔的其他城市进行。

阿拉贡王国以绝望的勇气对抗宗教裁判所。在特鲁埃尔（Teruel），执事长官当着异端裁判者之面将城门关上。这使该城受到停止教权的处分。斐迪南先停止该城薪饷，然后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迫降。这时，经常敌视该城的农民，也起而支持宗教裁判所。后者允诺他们免除由于被判有异端之罪而欠下的一切租金与债务。特鲁埃尔城屈服投降，斐迪南赋权予异端裁判者，可以驱逐曾帮助叛党的任何嫌疑犯。在萨拉戈萨，许多“老基督徒”加入“新基督徒”，以抗议异端裁判者进驻该城。但后者终于在那里建立了裁判所，这时，有些皈依者谋害了其中一位裁判官（1485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些震惊的市民蜂拥在街上，高喊着“烧死叛者！”该地的总主教以答允迅速制裁叛者来平息这群暴民。几乎所有的阴谋者均遭逮捕、处死；有一位从他被监禁的塔上坠地而死；另一位打破玻璃灯，吞下碎片，最后死在地牢里。在瓦伦西亚，议会不许异端裁判者执行工作；斐迪南下令属下逮捕所有的阻挠者，该城只得让步。为了支持异端裁判者，国王一而再地违犯阿拉贡传统的各项自由；教会与王朝，开除教籍与兵临城下的结合，强大得非任何城市或省区所能抵御。1488年，单是瓦伦西亚一城，便有983名被判为异端，其中100人被烧死。

由于懊悔这种俗世的控制、基于人道主义情感，及无法无视有些人为免除宗教裁判所的判决所付出的庞大费用，教皇试图节制其过分的举措，偶尔也保护受难者。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发布一道敕书，如获实现，将结束阿拉贡的异端裁判。他抱怨道，这些裁判者贪恋黄金比热心宗教更多三分；他们每每以敌人或奴仆可疑的证明，便监禁、折磨并烧死那些忠实的基督徒。他下令道，此后除非有地方主教一些代表的在场与同意，任何异端裁判者均不得采取行动；原告的姓名与讼词，须让被告知晓；宗教裁判所的囚徒，应只关在主教管辖的监狱中；凡抱怨裁判不公者，须上诉罗马教廷；在上诉的判决未宣布前，须中止该案更进一步的一切行动；凡被宣判为异端者，只要认罪与忏悔，便该赦免，嗣后不该再因上项指控而受到检举与干扰。过去凡与这些条款违背的一切程序，均为无效，未来任何违犯这些条款者，均将遭受除籍处分。这是一道开明的敕令。但我们须知，这只限于阿拉贡，这里的皈依者曾为该敕令慷慨捐付。待斐迪南违抗这纸敕书，逮捕已经取得该令状的代理人，并命令异端裁判者照常行事时，西克斯图斯除了在5个月后中止该敕书的执行外，并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

沮丧无助的皈依者将钱注入罗马，恳求宗教裁判所使他们免受传唤或被判决。结果钱被接受，赦免也经获准，但受到斐迪南保护的西班牙异端裁判者，却漠视不顾。这些教皇由于需要斐迪南的友谊及西班牙就圣职者头一年收入的捐献，也未再坚持。宽恕由金钱买得，并加颁布，但继则宣告无效。诸教皇只是偶尔维护其权威，将异端裁判者传回罗马，以质问其所受失检的指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缓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厉措施。尤里乌斯二世下令审判异端裁判者卢塞罗（Lucero）的渎职行为，同时将托莱多的异端裁判者予以除籍。然而，温文饱学的利奥，却将异教徒不该受火烧死的意见，指斥为可以谴责的一种异端。

上层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微弱地加以反对，而一般基督徒通常表示赞成。围观火刑的群众，他们对受难者甚少同情，往往敌视还更多些。在某些地方，他们唯恐招认将使罪犯逃脱柴堆之火，便企图先予杀害。拍卖受刑者被没收的财物时，基督徒群聚抢购。

据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Juan Antonio Llorente） 估计，1480年至1488年，共有8800人被焚，96494人受惩；1480年至1808年，则有31912人被焚，291450人受到重惩。这些数目大多只是猜测，新教史学家现在均斥之为极度夸张。一位天主教的史学家指出，1480年至1504年共有2000件火刑案件；至1758年，则另有2000件以上。伊莎贝拉的秘书埃尔南多·普尔加（Hernando de Pulgar）估计，1490年以前，火刑约有2000件。另一位宗教裁判所的秘书苏利塔（Zurita）夸称，仅塞维尔一地，便烧死了4000名异端。在西班牙大部分城市里自然不乏受难者，即使属地如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萨丁尼亚、西西里、尼德兰与美洲，也不例外。火焚的比例自1500年之后开始减少，但没有统计能传达出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内心的恐惧。即使在家庭隐秘之地，一般男女也得注意自己所说的每一字句，唯恐漫不经意的批评将导致他们入狱。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压迫。

宗教裁判所究竟成功了没有？这在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即消除西班牙公开的异端上，可说是成功了。认为宗教信仰的迫害无效这种看法，只是谬见。宗教迫害压服了法国境内的阿尔比派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天主教徒及日本的基督徒。它在16世纪铲平了西班牙境内赞成新教的小团体。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强化了德国、北欧与英国的新教，因为那里的人民深恐一旦恢复了天主教，大祸就即将临头。

很难说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历史从哥伦布到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1492—1660年）这一灿烂时期的终结，到底有多少关系。那一纪元顶峰之际出现了塞万提斯与维加（Lope de Vega），其时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西班牙百年以后。宗教裁判所使西班牙人民强烈并清一色地信奉天主教，那种宗教气息随着几个世纪与异教的摩尔人的争斗而增长。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相比，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招致的战争耗竭西班牙，英国海上胜利与西班牙政府商业政策削弱其经济，更加导致西班牙的没落。北欧与新英格兰处决妖巫，正显出新教人民与宗教裁判所精神的亲近——说也奇怪，后者却理智地视巫术为一种幻想，须予怜悯、治疗而非惩处。异端裁判与火焚妖巫同为患上神学理论必须杀人之病症的时代的表征，其正如我们这一世纪出自爱国的屠杀。我们必须以他们的时代来了解这些运动，但在今日看来，那些都是最不可宽恕的历史罪恶。至高而不可挑战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死敌。

犹太人出征记

异端裁判意在威吓所有新旧基督徒，使其至少在表面上归于正统，并希望异端一经萌芽即遭摧毁，希望受洗的犹太人，经过两三代后，便忘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犹太教。其本意并非让受洗的犹太人离开西班牙。当他们企图迁移，斐迪南与宗教裁判所便予以禁止。尚未受洗的犹太人情形如何？约23.5万名居留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如果允许这些人奉行并公开声称他们的信仰，西班牙的宗教统一将如何实现？托哥马达认为无此可能，因而建议强迫他们皈依或将其放逐。

斐迪南为之踌躇，因为他深知犹太人在商业和财政方面的能力。但有人告诉他说，这些犹太人在痛骂那些改教者，并设法劝诱他们复信犹太教——即使秘密地信奉也行。他的医师利巴斯·阿尔塔斯（Ribas Altas）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被控在颈间的垂环上挂一个藏有自己画像的金球，以亵渎十字架。这一项指控似乎不可置信，但他也被火焚而死（1488年）。一封伪造的信函中提及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犹太领袖劝告西班牙犹太社群的首脑，随时抢劫并毒害基督徒。一位皈依者因被控将圣饼放在背囊里而遭逮捕；他一再受到折磨，结果签了一道供词，承认6名改教徒及6名犹太人杀害一名基督徒的小孩，并挖出其心脏，用之于魔术仪式中，意欲致令所有基督徒死亡及基督教被完全摧毁。被折磨者的供词彼此矛盾，同时也未闻小孩失踪，却有4名犹太人被火烧死。这些及相似的指控可能已影响到斐迪南，但无论如何，这些已为大众想将未受洗的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的意见预做了准备。格拉纳达投降时（1491年11月5日），摩尔人的商业活动，自然归入基督教的西班牙手中，这时，未归化的犹太人的经济贡献，似乎已不再重要。其时受到公开火焚异教徒及修道士传教煽起的人民狂热，使政府除非保护或驱逐犹太人，否则无法维持社会和平。

1492年——西班牙历史上多事的一年——3月30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签署了一道放逐敕令。凡未受洗的犹太人，不论年龄与财产，最迟在7月31日必须离开西班牙，且不得重返，否则以死论处。在这一短时间内，他们可以出售财产。他们可携带动产、交易券，但不能携带钱币、银子、金子。长者亚伯拉罕与阿布拉内尔欲提供巨款，敦请撤销这一敕令，但遭国王与王后拒绝。一道补充的诏令要求，犹太人的一切财产均须缴税到该年年底。基督徒或摩尔人的欠债，只能于期满时通过被放逐的债主所能找到的代理人予以收集，或于离去时折价卖给基督徒买家。犹太人的财产便在这种强制的行为中大幅贬值，落入基督徒手中。一栋房屋抵一头驴子卖出，一座葡萄园则抵一块布。有些犹太人在沮丧中烧毁了家宅（以领取保险金），其他则把房子给予城区政府。犹太会堂也被基督徒占用，而改为基督教会。犹太人的墓园沦为牧地。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大部分财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这样化为乌有。约5万名犹太人改奉基督教，并获准居留。另外超过10万以上的犹太人则离开西班牙，开始漫长而痛苦的迁移。

远离之前，他们让12岁以上的儿女通通婚配成双。年轻人扶助老年人，富人救济穷人。这一群群遭放逐者或乘马骑驴，或坐车，或徒步，慢慢往前移。每一转弯处，只见善良的基督徒——教士与俗客——劝说放逐者接受洗礼。犹太的众法老则向随从保证，上帝将像为他们祖先所做的一样，在海上开辟一条道路，领他们到达福地。聚集在加的斯的移民，怀着希望等待海水分开，以引领他们干着脚过海到非洲去。待觉醒时，他们才以高价坐船出海，但暴风雨吹散了他们25只船所组成的舰队；其中16只被吹回西班牙，许多无望的犹太人只好接受洗礼。塞维尔附近遭遇船难的50名犹太人，先是被囚禁两年，之后被售为奴。从直布罗陀、马拉加、瓦伦西亚或巴塞罗那出航的成千放逐者最后发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出于人道精神，愿意收容他们。

这群流浪者最方便的目标为葡萄牙。大量的犹太人早已居住在那里，在友善国王的庇护下，有些犹太人还身居财富和政治的高位。但葡王约翰二世这回惧怕为数约8万人群拥而来的西班牙犹太人。他只答应让他们停留8个月，过后便须离境。这时，他们中间发生了瘟疫，并蔓延到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因而要求立刻驱逐他们。约翰王以低价的船只，便利入境的犹太人驶离葡萄牙。但搭乘这些船只的犹太人，照样受到抢夺、掳掠，也有许多被抛在荒无人烟的海岸上坐以待毙，或等待摩尔人的捕捉、奴役。一艘载有250名犹太人的船，由于船中瘟疫仍然肆虐，被每个港口拒绝，而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比斯开湾的海盗抓住了一艘船，掠夺了船上的旅客，然后把船赶入马拉加，那里的教士与官吏让犹太人在受洗与饿死之间做出抉择。在其中50人死了之后，有关当局才以面包和水供给残存者，并命令他们开往非洲。

8个月的恩典期满之后，葡王约翰二世便将仍然停留境内的犹太移民卖为奴隶。15岁以下的孩子，均从父母手中带离，送往圣托马斯岛，将之教育为基督徒。由于任何请求均无法感动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有些母亲宁愿负子共溺，而不愿忍受分离之苦。约翰的继承者曼努埃尔给犹太人稍得的喘息机会：他解放被约翰贩卖为奴的犹太人，禁止传道士煽动人民反对犹太人，同时命令法庭摒弃犹太人谋杀基督教的孩子这一指证，认为只是恶意的传说。但曼努埃尔同时也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女儿和继承人求婚，梦想借着婚姻关系将两个王座结而为一。天主教的君主表示同意，但要求曼努埃尔把不论是本土或移居来的所有尚未受洗的犹太人赶出葡萄牙。曼努埃尔喜爱荣耀甚于道义，终于同意命令境内所有的犹太人与摩尔人接受洗礼或放逐（1496年）。他发现只有少数人甘愿受洗，因为不愿失去犹太人所擅长的贸易与手艺，他下令凡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必须与父母分离，并强迫受洗。天主教僧侣反对此举，但官方仍然执行。“我曾看见，”一位主教写道，“许多孩子被抓着头发拖到圣水盆边。”有些犹太人先杀死其子女，然后自杀，以示抗议。曼努埃尔愈发凶恶，他先阻止犹太人离境，然后下令强迫受洗。男的被揪着胡须，女的被抓住头发拖到教会，许多在路上自杀身亡。葡萄牙境内的改教徒急遣人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里，呼请调停。教皇的回答不得而知；但大概是赞许的，因为曼努埃尔当时（1497年5月）已赐予所有被迫受洗的犹太人20年的延期，在此期间，当局不得以依附犹太教的指控将他们提到任一法庭之前。然而，葡萄牙的基督徒怨恨受洗或未受洗的犹太人造成的经济竞争；当一名犹太人对宣称在里斯本一所教堂发生的奇迹质疑时，当地人民即将他撕成碎片（1506年）；然后继之以三天的肆意屠杀，约2000名犹太人遇害，其中数百名被活活烧死。天主教的高级教士指斥这一暴行，两位煽动暴动的多米尼克教派修道士被处死刑。

西班牙犹太人的恐怖大迁徙已经完成，但宗教的统一尚未达成：境内仍留有摩尔人。格拉纳达虽已取下，但那里的穆斯林则获保障享有宗教自由。衔命统治格拉纳达的总主教塔拉韦拉（Hernando de Talavera），谨慎遵守这一协定，他欲以和善、正义使他们归化。但西蒙并不赞成这种基督教义。他说服王后，与异教徒相处时不用保持忠信，并诱使她下令，摩尔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将被逐离西班牙（1499年）。他到了格拉纳达，便压制塔拉韦拉，关闭清真寺，公开焚毁所能夺取的所有阿拉伯书籍与原稿，并监督强迫的洗礼仪式。摩尔人一走出基督教士视线之外，便即刻洗去孩子身上的圣水。各地相继爆发叛变，但均遭抚平。1502年2月12日的一道皇家敕令，规定在卡斯蒂尔和莱昂的所有摩尔人，必须在4月底前就皈依基督教与被放逐作一抉择。摩尔人抗议道，他们的祖先统治大部分西班牙时，除了极少的例外，属下的基督徒均获有宗教自由，但国王与王后不为所动。凡14岁以下的男孩和12岁以下的女孩，均禁止随同父母离开西班牙，封建贵族得以保留上了脚镣的摩尔奴隶。成千的摩尔人因而迁徙，其余的则比犹太人更圆通地接受了洗礼。这些“摩尔的改教徒”（Moriscos）取代了已经受洗的犹太人的位置，而熬受恢复从前的信仰时宗教裁判所加于其身的惩罚。16世纪，有300万表面改教的穆斯林离开了西班牙。黎塞留红衣主教把1502年的敕令称为“历史上最野蛮的敕令”，修道士布莱达（Bleda）却认为是“自使徒时代起，西班牙境内最光辉的事件”。“现在，”他说道，“宗教统一已获保障，一个繁荣的世纪，确将崭露曙光。”

犹太人与穆斯林商人、工匠、学者、医生与科学家的外迁，使西班牙损失一笔无法估计的宝藏；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则在经济与学术上获益。西班牙从此以后只晓得一种宗教，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教牧师，除了在传统信仰的界限之内，一切思想自由，均予放弃。不论如何，当历经商业、活字印刷、知识与新教革命的欧洲急遽地迈入现代之时，西班牙选择停留在中古时代。

西班牙艺术

哥特式的西班牙建筑，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经久的中古风采。那时的人民并不吝惜钱币，以协助皇室、贵族或教会共同建造宽广的大教堂，并为他们喜爱的圣者和热烈崇拜的圣母，耗费巨资配上昂贵的装饰、惊人的雕刻和画像。巴塞罗那的大教堂在1298年至1448年慢慢地建造起来。它在数条小街的杂乱无章中，矗立起巍峨的圆柱，一扇无特色的大门，庄严的本堂，及多泉的回廊，成为逃避一天纷争的栖息之所。瓦伦西亚、托莱多、布尔戈斯、莱里达、塔拉戈纳、萨拉戈萨与里昂，或扩张或润饰原先存在的教堂，而新的教堂则在韦斯卡和旁普罗纳缓缓升起——那些雕刻精细的白色大理石回廊，与阿尔罕伯拉宫殿的内院一样姣美。1401年，塞维尔的大教堂分会决定修建“如此伟大、如此优美，而令后人视我们的雄图为疯癫”的一座教堂。建筑师先拆去坐落在所选定地点上的那座清真寺，但保留其根基、地面计划及高雅的吉拉达尖塔。整个15世纪，石头一块叠一块地矗立起来，直到塞维尔兴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 因此，泰奥菲勒·古铁尔（Théophile Gautier）说：“巴黎的圣母院可在本堂昂首阔步。”无论如何，巴黎圣母院是完美无瑕的，塞维尔大教堂也宽广无比。从牟里罗（Murillo）到戈雅（Goya），一共有67位雕刻家和38位画家，苦心装饰这个庞大的建筑。

约1410年，建筑家波菲（Guillermo Boffi）向赫罗纳（Gerona）的教士团体会议提议，将分隔内部为本堂与翼廊的圆柱与拱门除去，以便用单一73英尺宽的拱形圆顶，将四周的墙连接起来。这一建议被采纳，赫罗纳大教堂的本堂，具有基督教世界中最宽的哥特式拱形圆顶。这是工程的胜利，却是艺术的失败。体积没有如此庞大的神龛于15世纪分别在佩皮尼昂、曼雷萨、阿斯托加和巴利亚多利德兴建起来。塞哥维亚于1472年冠以一座城堡似的大教堂，锡古恩萨于1507年完成有名的回廊，萨拉曼卡则在1513年开始兴建新的神殿。除了马德里，西班牙境内几乎每一个主要城市都矗立着一座外表厚重、盛大壮观的大教堂。教堂内部暗遮天日，使灵魂由震恐转为虔诚。然而，教堂由于西班牙绘画的强烈色彩、着色的雕像及金银珠宝的闪烁而显得光辉灿烂。

另一方面，国王、贵族及各城镇也找寻基金，以兴建昂贵的宫殿。“残忍者”彼得、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及查理五世，都曾改建一位摩尔建筑家于1181年在塞维尔设计的阿尔卡萨尔（Alcazar）宫；其大部分的重建均由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完成，因此这是和阿尔罕伯拉宫同形的一个脆弱建筑。佩德罗·恩里克斯（Don Pedro Enriquez）也以同样的伊斯兰教风格，在塞维尔（1500年以后）为亚卡拉（Alcalá）的公爵建造了一座堂皇的比拉多宫殿（Casa de Pilatos），这设想是重仿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家宅，据说他在那门廊处将耶稣绞钉在十字架上。瓦伦西亚的演讲厅（1500年）为地方议会提供了一个剑鱼座沙龙（Salon Dorado），其光彩足以匹敌威尼斯总督宫廷里的大厅。

雕刻仍为信仰与建筑的奴仆，大理石、金属、石头或木头雕成的圣母像，充斥于西班牙的各个大小教堂；信仰的虔诚于此硬化为宗教热情或苦行严苛的形式，它一则焕发着光彩，一则由于本堂的深奥幽暗而愈发令人敬畏。雷塔伯勒（Retable）——突起在祭坛之后，上有雕刻并绘画的屏风——这是西班牙艺术的瑰宝；通常因忧惧死亡而捐赠得来的钱，均大笔用来聚集并维持最有技巧的工作者——设计师、雕刻师、涂镀或镶嵌表面的镀镶师、绘画衣袍与装饰的绘饰家及在代表肉体的部分上着色的着色家，他们苦心孤诣地共同或轮流来完成慰藉人心的神龛。塞维尔大教堂的中央祭坛后面，有张45格雷塔伯勒（1483—1519年）以晚期哥特式风格绘成或镀成的雕像，描述为人所爱的传奇。托莱多大教堂内圣詹姆斯礼拜堂里的另一个雷塔伯勒，则以镀漆的松木及严厉的写实作风，展露出西班牙最受尊崇的圣者的生平。

王子和高级教士可能被塑成雕像，但只限于坟墓。坟墓被安置在教堂或修道院里，而将之设想为天堂的前厅。堂娜·门西亚·恩里克斯，即阿尔布开克女公爵，被葬在精细刻凿、现藏在纽约西班牙社会博物馆的坟墓里。帕伯罗·奥蒂兹（Pablo Ortiz）为托莱多大教堂刻凿阿尔瓦罗·德·鲁纳（Don Alvaro de Luna）夫妇的两具精美石棺。在布尔戈斯附近，米拉弗洛雷斯（Mliraflores）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吉尔·西洛埃（Gil de Siloé）以意大利风格为女王的父母兄弟设计一座壮丽的陵寝。伊莎贝拉异常满意这些闻名的皇家陵墓，因此，她的宠侍帕迪利亚（她竟如此轻率大胆地称呼他为“我的傻瓜”）在格拉纳达围城一役被射穿头部时，她即授权给西洛埃刻凿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坟墓，以安放他的尸体。这座墓再度媲美当时意大利最好的雕刻。

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具特色，但也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忠诚地受到外国的影响。首先是摩尔人的影响，他们长久居住在这个半岛上，但其根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他们带来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手艺的精巧及装饰的热诚，为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难与之媲美。在最适合装饰的次要艺术上，西班牙人模仿却从未超越她的老师。陶器则几乎留给穆德加尔人（Mudejare），后者光泽的产品只有中国人足以抗衡；他们着色的砖瓦——尤其是蔚蓝色的——使基督教西班牙的地板、祭坛喷泉及屋顶，更加辉煌。同样的摩尔技巧使西班牙的纺织品——天鹅绒、丝绸与饰带——成为基督世界里最好的产品。此外，西班牙的皮革，金属屏风的错综图案，宗教上的圣体匣，雷塔伯勒的木刻，唱诗班的席位，拱形的圆顶，也独步一时。其后所受的影响，则先有拜占庭，继则为法国、勃艮第、尼德兰及德国。西班牙的雕刻和绘画，承袭了荷兰人与德国人的写实作风——不顾米开朗基罗认为圣女必须保持青春的箴言，而将她画得憔悴而老得足以为钉十字架的耶稣之母。16世纪，所有这些影响都在意大利风格普及欧洲大陆的胜利之前退却。

西班牙绘画的演进也很类似，发展却更缓慢，也许因为摩尔人在这方面并无帮助，或未起到领导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壁画，在设计上不如西班牙史前期阿尔泰米拉（Altamira）的洞窟画。但1300年，绘画在这半岛上变得狂热起来，有1000位艺术家合绘一幅巨幅的壁画，即祭坛后方和上方画成的巨幅饰物；其中有些更是早在1345年的东西。1428年，扬·凡·埃克访问西班牙，带进一股强劲的佛兰德斯风格。3年后，阿拉贡的国王派遣路易·达尔莫（Luis Dalmau）到布鲁日学习，回国后，他画了一幅过于佛兰德斯化的《议员们的圣母像》（Virgin of the Councilors）。嗣后，西班牙的画家，仍然喜欢混以蛋黄、色彩晦暗的画法，色彩掺和油料的画法，却越来越多了。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原始期，在贝尔梅霍（死于1498年）时达于高峰。早在1447年，他即以挂在普拉多宫（Prado）的《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名噪一时。此外，波士顿加德内（Gardner）博物馆收藏的《桑塔·恩格拉西亚像》及勒德洛夫人（Lady Ludlow）收藏的光彩夺目的《圣米迦勒》（St.Michael），几乎和一个世代之后拉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价值。但最好的作品还是挂在巴塞罗那大教堂的那幅《圣殇》（1490年）：秃头、戴眼镜的哲罗姆；黑发的圣母玛利亚，手里抱着跛腿、憔悴、了无生气的独生子耶稣，其背景则为低垂的天空底下耶路撒冷的座座楼塔；右方则为捐赠者戴斯普拉（Canon Despla）残忍的画像：头发蓬松，胡须满脸，像一位忏悔但业已定罪的土匪，代表贝尔梅霍《阴郁的人类观念》。意大利的优雅一变而为西班牙的力量，写实主义正在庆祝它在西班牙艺术上的胜利。

佛兰德斯的影响继续见之于费尔南多·加列戈斯（Fernando Gallegos），它产生了米格尔·西提姆（Miguel Sithium）——服侍伊莎贝拉的一位佛兰德斯人——一幅惊人的杰作《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一名骑士》（A Knight of the Order of Calatrava）。这是藏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最好的画像之一。但自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久历意大利、重返西班牙之后，意大利的影响又重新抬头。他在那里与弗朗切斯加、梅洛佐一起研究，而吸收了他们静穆的安布利亚风格。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在寻找画家增饰其宫廷时，终于选了贾斯特斯和斯帕尼奥洛两位画家。公爵死后（1582年），彼德罗便把安布利亚的艺术传入西班牙，并在托莱多与阿维拉绘饰闻名的祭坛上方和后方的饰物。卢浮宫、布雷拉宫、普拉多宫及克利夫兰博物馆里归属于他的画品，几乎承当不起他现在被称为“天主教王国的委斯拉开兹”这一赫赫声名。但在描绘与构笔方面，他似乎优于先前的任何西班牙画家。

外来的刺激渐渐掺和了本土的智慧，而为菲利普二世统治下阿隆索·科埃略（Alonso Coello）和艾尔·格雷科（El Greco）更趋成熟的作品，及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期委斯拉开兹、苏巴郎（Zurbarán）与牟里罗等人的胜利预做铺路。天才虽是力量与意志的个别禀赋，同时也是在时代中塑成，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训练与技巧的一种社会性的遗传。天才既是天生，也属人为。

西班牙文学

西班牙与中古法国在文学上相互影响之际，意大利作品在该国的得势，仍然有待时日。普罗旺斯一地抒情诗人的诗歌形式及夸饰法，大概来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西班牙。阿拉贡王约翰一世却派一个特使到法国国王查理六世那里（1388年），请求抒情诗人从图卢兹到巴塞罗那，并在那里组织诗人协会，名之为“欢乐智慧社”，结果获纳。巴塞罗那和托尔托萨常以普罗旺斯流行体举行诗歌竞赛。诗歌的写作与背诵在阿拉贡、卡斯蒂尔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热潮。爱情、信仰或战争的抒情诗，常由行吟诗人用简单的弦琴吟唱。

下一代里，卡斯蒂尔王约翰二世进而支持意大利体的诗歌。意大利式的气氛与诗韵，通过西班牙人统治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及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博洛尼亚人一起学习的西班牙青年，终于横扫半岛。卡斯蒂尔人竞相仿效但丁与彼特拉克。西班牙诗人的抒情诗，定期地收录在具有骑士精神但诗体则为彼特拉克式的民谣集里。身兼政治家、学者、奖掖者及诗人的桑蒂利亚纳侯爵（Marqués de Santillana），从意大利输入十四行诗体，并异常迅速地编纂了一部西班牙文学史。胡安（Juan de Mena）在《迷宫》（The Labyrinth）这篇史诗里，率直地模仿但丁。该史诗将卡斯蒂尔文确立为一种文学语言，几乎如同《神曲》确立托斯坎纳语（意大利标准语）一样。此时，曼努埃尔已先于薄伽丘写下戏剧性的故事，莎士比亚即从其中的一篇摘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佩特鲁齐欧的凶悍。

浪漫爱情故事仍风靡于各阶层的读者。《西班牙骑士恋史》由加西亚·奥多涅斯（García Ordóñez）译成西班牙文（约1500年）。译者向读者保证已大大改进葡萄牙的原文。但由于译本已失，我们也无法予以否认阿马蒂斯是一位想象的英国公主的私生子，他被母亲抛弃在海上，由一位苏格兰的骑士救起，后来成为苏格兰王后的侍从。这时，英国国王里苏特（Lisuarte）为了平定境内的一位篡夺者，也将10岁的女儿欧丽安娜（Oriana）留在苏格兰宫廷里。王后特别指定12岁的阿马蒂斯作为欧丽安娜的近侍，并对欧丽安娜说：“这位是将服侍你的孩子。”——

她回答说她很高兴。那孩子将这话铭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在他一生的岁月中，从未因服侍她而觉厌倦。他们的爱如同生命般维系不坠；但阿马蒂斯全然不知她也爱他。他把自己对她的思念当作狂妄的幻想，他只是默默思念着她的伟大、美丽，而绝不敢轻提一字。而她，虽然心里爱他，也谨慎地认为对他的话，不该比对别人的说得多。但是，她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以能将一颗芳心展示给自己最最深爱的人，而大为安慰。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爱经过了小说中婚前和现实里婚后的无数艰辛之后，终于胜利地结合。在这篇长长的故事里，自有许多温柔体贴的盈眉顾盼，也有些高贵之举。发誓欲横扫这些爱情小说的塞万提斯，也予以宽恕，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篇。

浪漫小说为戏剧提供了一个来源。戏剧从奇迹剧、道德剧、世俗的闹剧及宫廷歌舞剧慢慢演进而来。西班牙戏剧史上最早的记录为1492年，胡安之戏剧对话即于此时搬上舞台。一位名叫费尔南多·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改教徒，在《拉·切莱斯蒂娜》（La Celestina，1499年）一剧中，更将戏剧向前推进了一步。故事整个由对话来讲述，共分为22幕；它因太长而无法搬上舞台，但其中生动的人物描述与活泼的对话，为西班牙的古典喜剧做了铺路工作。

知识既受教会的阻碍，却也受教会的抚育。在异端裁判管制思想之际，居领导地位的传教士，也为学术和教育尽力。意大利人如“殉道者”彼得罗于1487年抵达西班牙，同时带来人文主义运动的信息，在意大利受教育的西班牙人，也带着热诚回到故土。在女王的邀请下，“殉道者”彼得罗如7世纪前阿尔昆（Alcuin）为查理曼所做的一样，也在宫廷里开设古典语言与文学课程。彼得罗自己写了一本书，名为《谜样的海洋与新世界》（De Rebus Oceanis et Novo Orbe），这是第一本美洲发现史（1504年起）。书名的最后两字与航海家韦斯普奇较早（可能是1502年）使用的“新世界”一词相同。

信仰如钢般坚利的西蒙总主教，积极参加这一古典运动。他先于1499年创立桑·爱德方索（San Ildefonso）学院，继于1508年创立亚卡拉大学。1502年，有9位语言学家在他的监督下，着手文艺复兴时期一项主要的学术成就——《多语言集成〈圣经〉》（Biblia Polyglotta Compluti）。 这是以原来的语言编成的第一版完整的基督教《圣经》。除了希伯来的《旧约》评注版与希腊的《新约》而外，另外还并列上行或下行附有希腊文《旧约》和伪经的翻译、圣哲罗姆编纂的拉丁《圣经》及《摩西五经》的意译。利奥十世特别为西蒙的人开放梵蒂冈图书馆的手稿，另外三位受洗的犹太人也贡献出他们的希伯来知识。编纂的工作在1517年完成，但共6卷的印刷，却迟至1522年。西蒙预料自己将死，催促手下博学之士道：“赶紧进行我们光荣的任务，因恐在生命的灾祸中，你们将丧失你们的奖掖者，不然，我得哀悼在我眼中其服务价值远大于世上的财富与禄位的那些人才的沦丧。”该书最后一卷在他临死前数月终由友辈恭维地呈送给他。他告诉他们说，在他管理的一切事务之中，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庆贺的了。此外，他计划以同样的规模编纂附有新的拉丁译文的亚里士多德集，却因其生命的短暂而告失败。

王后与国王之死

伊莎贝拉比她富有活力的阁臣经历了更多波折。一生严厉，她仍不失为温柔敏感的女性。她的丧亲失子之痛更甚于战争。1496年，她安葬了母亲。她的10个孩子中有5个死于早产或夭折，另外两个在年轻时便死了。1497年，她丧失了唯一的儿子，这是她用以继承正统的唯一希望。1498年，她又失去最疼爱的女儿，那可能是和平地统一半岛的葡萄牙王后。在这些打击中，她又眼看着已是王位继承者的女儿胡安娜日渐发疯，而熬受这个天天都要面对的悲剧。

胡安娜招赘“帅者”菲利普，即勃艮第公爵及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之子。不论是否因为他那多变的性情，或因为胡安娜已不能胜任妻子的职责，菲利普不顾胡安娜，而与布鲁塞尔宫里的一位宫女有染。胡安娜令人剪去那名迷人的女郎的头发，菲利普于是发誓绝不再与太太同居。伊莎贝拉获悉全情之后，便告病倒。1504年10月12日，她写下了遗嘱，指示举行最俭朴的葬礼，将省下的钱给穷人，并嘱咐自己的遗体必须葬在阿尔罕伯拉宫内的一座圣方济各派修道院里。“但是，”她又说道，“如果我主国王喜欢别的地方作为墓地，则我愿意将身体运转，以躺卧在他身侧，如此，我们在世所享受的团圆，经过上帝的慈悲，可能在天上又有希望获得灵魂的团圆，而有如在世上我们身体所代表的。”她死于1504年11月24日，按她所指示的予以安葬。待斐迪南死后，她的遗骸方移葬到格拉纳达大教堂内他的身旁。“这个世界，”“殉道者”彼得罗写道，“已经失去了最高贵的装饰……依我的判断，无论古今，世上无一位女性能与这位无与伦比的王后相提并论。”

伊莎贝拉的遗嘱指名夫君斐迪南为卡斯蒂尔代摄政，以帮助沉迷尼德兰的菲利普与越发深陷于疯癫的胡安娜处理政事。53岁的斐迪南，为了保持西班牙王座，使之不落入菲利普的孩子查理这一哈布斯堡王族的血脉手中，匆匆娶了路易十二17岁的侄女格美娜·弗依（Germaine de Foix，1505年）。但这桩婚姻增加了卡斯蒂尔贵族对这位阿拉贡主人的憎恶，而后者的子嗣也告夭折。菲利普因而宣称为卡斯蒂尔王，他抵达西班牙，受到贵族的欢迎（1506年），斐迪南则退为阿拉贡王。3个月后，菲利普去世，斐迪南再以他疯女的名义重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胡安娜仍为法律上的女王，一直活到1555年，但1507年以后，便从未离开在托德利西亚斯（T’ordesillas）的皇宫。她拒绝洗澡、穿衣，并日复一日地从窗户凝视着埋葬她那不忠实而自己却从未忘情的丈夫的墓地。

斐迪南当摄政比从前当国王更为专制。摆脱了伊莎贝拉的影响之后，他性格上严厉而执拗的成分，居于主宰地位。他那时已收复了鲁西永与色丹两地（1493年），而赫尔南德斯·贡萨洛·戈尔多巴也为他在1503年征服了那不勒斯。这违反了菲利普与路易十二在里昂签订的由西、法两国瓜分那不勒斯王国的协定。斐迪南向世界宣告说菲利普逾越了他的指示，他搭船到那不勒斯，将该王座据为己有（1506年）。他怀疑贡萨洛欲称王，故于返回西班牙时（1507年），带着这位大船长同行，并嘱其退休，使大部分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该受的屈辱。

斐迪南主宰一切，但主宰不了岁月。他的意志与活力之泉，逐渐低沉。他休息的时间渐增，倦怠频频。他疏忽了政府，变得烦躁不安，病态地猜疑最忠诚的仆从。浮肿和哮喘削弱了他，在城里他几乎不能呼吸。1516年1月，他南逃到安达卢西亚，希望在那儿广阔的乡间过冬，但途中便告病倒，最后受劝准备后事。他指名西蒙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自己的私生子萨拉戈萨（Saragossa）总主教则摄理阿拉贡王国。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时年64岁，登基已有42年。

难怪马基雅维利要赞美他：他是在马基雅维利想到要写《君主论》一书以前，即将权谋之术予以实行的一位国王。斐迪南使宗教成为国家与军事政策的工具，他的文件充满着虔诚之辞，但绝不让道德的考虑阻挡权宜或利益的获取。没有人能怀疑他的能力，他的善于管理政府，他的精明选择阁臣与将军，及他在外交、迫害与战争上的屡次成功。就个人而言，他既不贪婪，也不浪费，他的欲望是为权力而非奢侈，他的贪婪则是为了国家，欲使其统一强大。他不相信民主政治，地方自由在他之下凋萎致死。他很容易相信，只要旧有自治的制度不扩张，便能成功地治理省区、信仰与语言如此杂多的国家。他与王后伊莎贝拉的成就在于以君主专制代替无政府统治，以强大代替衰弱。他为查理五世铺路，使其尽管长期缺席，也能维持皇室的主宰地位，菲利普二世也因他而得以独揽大权。为达目的，他做出我们这个时代认为野蛮而不宽容、残酷而不人道的事，但他同时代的人却视此为对基督的一种光荣胜利。

身居摄政的西蒙，热心地保持了这一王座的专制统治，这或许有效防止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他现在虽已80岁高龄，仍以坚定的意志统治着卡斯蒂尔，同时击败封建制度或城市自治试欲恢复从前权力的每一次努力。当有些贵族问西蒙凭什么压制他们的特权时，他指的不是本身的国王徽章，而是宫廷院子中摆着的大炮。但他的权力意志仍然臣属于他的责任感，因此他一再催促年轻的查理国王离开佛兰德斯，前往西班牙继承王权。当查理到时（1517年9月17日），西蒙赶忙北上迎驾。但查理的一批佛兰德斯顾问支持卡斯蒂尔的贵族，而对这位总主教的政绩与品德做了非常不利的报道，使得年方17岁、尚未成熟的国王查理，发了一封信给西蒙，感谢他的效劳，并延缓召见，命令他在托莱多自己的教区内退休，过一种有功的退隐生活。另一封取消这位老人一切政治职位的信函，则抵达太晚，而未能加深他的屈辱。他死于1517年11月8日，享年81岁。在显然不曾贪污的情况下，当时的人民奇怪他如何积聚了在遗嘱里留给亚卡拉大学的那笔巨大的私人财富。

他终结了一个光荣、恐怖与强人的时代。其结果显示，王权凌驾城市议会地方自治区这一胜利，不啻袪除了西班牙人借以表达并维持独立与多样性等特色的途径；信仰统一的取得，也给西班牙钉上了一部机器，专门压制对所有事物加以推敲的原创性思想；尚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遭驱逐，更在新大陆开放、亟须经济扩张与改善之际，削弱了西班牙的商业与工业；西班牙越发卷入法、意的政治与战争之中（后来则为佛兰德斯、德国与英国），而未将政策与商业致力于美洲的开发，更使其在金钱与人力上蒙受无法承当的重担。然而这只是事后之辞。除了少数的穆斯林与再洗礼派教徒而外，所有宗教团体都在迫害宗教上的异己；每一个政府——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及新教的德国、英国——也都使用武力以统一宗教信仰；所有各国都在渴求东西印度群岛的黄金；它们全都使用战争与外交欺骗，以确保生存、扩张疆界或增加财富。对于所有的基督教政府而言，基督教不是原则，而是统治方法。基督为人民所喜，而马基雅维利则为国王所喜。就某种程度而言，一国之内虽不乏文明之人，但谁将使该国文明昌盛起来？

第十二章

知识的发展
（1300—1517）

巫师

上述各章匆匆描绘的欧洲史所属的两个世纪，仍属于传统所称的中古世纪——我们可概略地定义为介乎君士坦丁与哥伦布，即325年至1492年之间的欧洲生活。我们现在总结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的科学、教育与哲学之际，须提醒自己：当时理性的研究，必须在迷信、不容忍与恐惧的丛林之中，为自己生长所需的土壤与空气而战。在饥馑、瘟疫与战争中，在逃亡或分裂的教皇职位的一团混乱之下，男人和女人试图在玄秘的力量里为人类无法了解的灾难寻求一些解释、一些控制事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及残酷现实的神秘超脱。理性的生活过早游动在巫术、魔法、降神术、手相术、骨相术、命理术、占卜术、灾异、预言、命定的星座、化学炼金、万灵药及动植物和矿物的玄秘力量这一环境里。这一切的神异，至今仍然未死，而其中的一项或其他项几乎都在赢得我们公开或秘密的效忠，但它们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已远落在中古的摇曳动荡之后。

人们研究星辰，不但用以导航、记载宗教节日，还用以预测社会的进程与个人的命运。气候与季节的广泛影响、潮汐与月球的关系、妇女的月经周期及农业之仰赖于天空的阴晴变化，似乎证实了星象学的说法，认为今日的天象，能预测明日的事物。这些预测都定期出版，送到广大而热衷的群众手里。王公们若未获得星象家的保证，断定星辰处在吉利的方位，便不敢从事活动、战斗或旅行、建筑。英国的亨利五世有自己的星盘以测绘天空，他的王后分娩时，自用天宫图为孩子算命。星象家在马赛厄斯·科菲努斯开明的宫廷里，与人文主义者一样受到欢迎。

人们相信，星辰受到天使的引导，空间则充满着来自天堂或地狱的渺不可见的精灵。恶魔到处潜伏，尤其藏在床里；有些人把“夜晚的损失”，有些妇女则把不得其时的怀孕，归因于这些恶魔的作祟。神学家也同意其说，认为这种阴间的姘妇真实不虚。轻信的个人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会跨出感觉世界而进入魔术生命和权力的领域里。每个自然的事物都具有超自然的特质。魔术书刊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卡贺兹（Cahors）的主教在承认烧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蜡像的举动，并希望其本人能像魔术书上所说的一样，在与肖像同样熬苦之后，最终能在木桩上受到折磨，鞭笞之后被活活烧死（1317年）。当时的人相信僧侣供奉的圣饼，若以针刺之，会流出耶稣的血。

炼丹家的名声已经衰退，但他们诚挚的寻求与诡诈的狡计，仍持续着。当皇室与教皇的敕令予以指斥之际，他们仍能说服一些国王，使其相信炼金术可以补充已经耗竭的宝藏；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民，也大口吞下保证能治疗一切病症而且绝非欺骗的“可饮黄金”（黄金为病人及医生用来治疗关节炎）。

医药科学步步与星象学、神学及巫医搏斗。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把疾病的预断，与病者出生或害病时所处的星座相提并论。大外科手术家吉·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写道（1363年）：“如有人在月球坐落在金牛宫时颈部受伤，其病况将会危险。”最早的印刷文件之一是美因茨出版的一本日历（1462年），里面指明星象学上放血的最好时辰。各种传染病均广泛地归因于星辰的不幸联合。数以百万的基督徒，或许发觉医药的无效，转而趋向信仰的治疗。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法国或英国国王那里，期以御手一碰而治愈淋巴腺结核病。这一习俗显然始自路易九世。后者的睿圣使人相信，他能产生奇迹。他的权力被认为已传给继承者，经过瓦卢瓦（Valois）的伊莎贝拉，即爱德华三世的母亲，传给了英国的统治者。更多的人朝拜治病的圣坛，将一些圣者转化为医者。圣维特斯小礼拜堂因而经常被霍乱患者造访，因为人们相信他是医治霍乱病的专家。卢森堡的皮埃尔——一位18岁时死于严苛的苦行的红衣主教——的坟墓，也成了朝拜的目标。在他死后15个月内，共有1964个痊愈案例，都归功于他的骨头具有的神效。当时庸医大行其道，但法律已开始制裁他们。1382年，以施用符咒假装已治愈疾病的克拉克（Roger Clerk），被判以尿壶悬挂于颈，骑马走过伦敦。

大部分欧洲人都相信巫术——人们控制邪恶的精灵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那个黑暗时代在这方面较为开明，圣博尼费斯与里昂的圣阿戈巴尔德（Saint Agobard）均将巫术的信仰指斥为愚昧的罪恶。查理曼定之为死罪，凡被控以施行巫术者均行斩首。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禁止对巫师施以异端裁判，后者常被认为是招致暴风雨或瘟疫的原因。传教士一再强调地狱的存在与撒旦的诡诈，更使一般人相信，他自己或他的同伴之一与撒旦有联系；许多害病的心灵或沮丧的灵魂，都怀藏着召集这些恶魔以为己助的念头。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包括教皇博尼费斯八世在内，都被控以施行巫术一罪。1315年，贵族昂盖朗·马里尼（Enguerrand de Marigny）因施行巫术被处绞；1317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勒令处斩各种不明的人物，他们曾企图以召唤恶魔的帮助来谋弑教皇。他一再指斥巫师求助于恶魔，曾下令予以起诉，并拟定惩处之道；但这些敕令适被人们解释为肯定恶魔力量的存在与可供驱使这一观念。1320年后，施行巫术的起诉倍增，许多被告被吊死或火焚于柱。在法国，一般人认为查理六世是被魔法逼疯的。宫里另雇来两位答应恢复国王神志的巫师；当后者施法无效时，即被砍头（1397年）。1398年，巴黎大学神学院虽然发布了谴责巫术的28条条款，但也承认巫术偶尔有效。校长格尔森宣布，凡询问恶灵存在或活动者，均视为异端。

巫师崇拜撒旦为诸魔之宰，在晚间或“安息日”，他们打动撒旦以召唤属下诸魔，施行巫术。根据一般大众的信仰，那些通常为妇女的巫师，以这种恶魔崇拜为代价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这样，他们便被认为能够凌驾自然法则，而给心目中的对象带来不幸或死亡。学者如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均接受巫法的真实存在；科隆的一些教士则加以怀疑，但科隆大学予以肯定。大部分的教会人士宣称——外行的历史学家也有点同意——夜晚的秘密集会，是杂乱的性交与指引年轻人堕入淫荡之术的借口。姑且不论是由于疯狂的幻念，或为免于折磨，有许多巫师都声明承认所指控的这个或那个恶行。原因或许是：这些“巫师的子夜集会”是对沉重的基督教的一种延期偿付，并且也是对上帝的强敌撒旦一种半为游戏半为反叛的崇拜——只因上帝遣退如此多的乐趣，并把如此多的灵魂打入地狱；或这些秘密的仪式可能唤回并重新肯定异教的崇拜及大地、田野、森林诸神，生殖、繁衍诸神，罗马酒神巴库斯，男性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谷神刻瑞斯与花神芙罗拉的节日宴会。

俗世与教会的法庭一起压制在他们看来似乎最为亵渎的丧德败行。有好几位教皇，尤其是1484年的英诺森八世——于1374年、1409年、1437年、1451年——分别授权给宗教裁判所的代理人，将巫师认定为放纵邪恶的异端，其罪恶与阴谋摧毁了田野的果物与尘世的胎儿，其假面具可能诱使整个社群崇拜鬼神。教皇逐字引用《出埃及记》的一段文字道：“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然而，1446年以前，除非被宽恕了的犯者再度信邪，教会法庭大都满意于温和的惩处。1446年，宗教裁判所在海德堡烧死了几位巫者；1460年，在阿拉斯又火焚了12名男女。当时人民呼之为“窝人”（Vaudois），犹如一般人称呼法国境内的异教徒韦尔多教派与巫师。1487年，多米尼克教派的异端裁判者雅各布·施普伦格（Jacob Sprenger），诚恐巫术大为扩散，出版了《巫师之锤》（Hammer of Witches），以为官方侦测巫者的指引。当时的罗马国王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以一封热诚的介绍信题序此为“举世所曾产生的，对迷信最不利的不朽盛事”。“这些邪恶的妇女，”施普伦格说道，“靠激起大锅里一些邪灵恶怪，或凭其他手段，而能召集成群的蝗虫、毛虫来吞噬作物的收成；她们也可致使男人性无能和女人不育；她们能吸干女人的奶汁，或导致流产；她们只要看一眼便能引起爱或恨，疾病或死亡。她们有些绑架小孩，然后烤之、吃之。她们可在远处见物，并预卜天气；她们也会变形，有的甚至变为野兽。”施普伦格奇怪女巫为何多于男觋，他的结论是：妇女比男人更为三心二意而且好淫。他又说道，她们经常是撒旦喜爱的工具。他在5年里烧死了48位女巫。这之后，教会对巫术的攻击愈加强烈，直到16世纪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共同主持下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1554年，宗教裁判所的一位官员曾夸耀道，在以前150年里，神圣教会至少烧死3万男巫女巫，他们倘若不受惩处，整个世界便将为其摧毁。

这一时代有许多攻击迷信的书籍，但其中每一本书都含有迷信。特里翁福向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陈词，劝其宣布玄秘的活动为非法，他认为医生若于月球坐落在某些象位时进行放血，是不可原谅之事。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颁布反对炼金术（1317年）与魔术（1327年）的强烈禁毁令；他哀叹他所认为的向恶魔献祭之日渐流行，哀叹与撒旦的妥协，并为魔术的目的而在制造人像、指环及药剂。他宣布凡施行这些法术者，均凭该事实予以除籍；但他自己也不十分确定巫术是否有效。

这个时代星象学的有力对手，是于1382年去世的利索（Lisieux）的主教尼可勒·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他嘲笑星象家不能预知尚未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待出生后，却声称能预卜其尘世的命运。这些占星术，奥雷斯姆评论道，都是妇人经。他模仿14世纪以前的西塞罗，写下《占卜》（De Divinatione）一书，反对占卜家、圆梦者及其同类的说法。在对玄秘的怀疑中，他承认有些事件可以解释为恶怪或天使的所为。他接受“邪眼”（evileye）这一观念；他认为罪犯若窥视镜子内部，则将使其变暗，又认为山猫之眼能看穿墙壁。他承认《圣经》中的各种奇迹，但只要自然理由充分，他便会弃绝超自然的解释。许多人轻信魔术，他解释道，是他们对自然原因与程序缺乏认识。他们往往根据谣传接受了未曾亲眼看见的东西。这样，传说——像魔术师攀爬抛入空中的绳子一样——便可能成为一般民众的信仰。（这是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提及爬绳的神话。）因此，奥雷斯姆辩论道，某种信仰的广泛流行，并不能证明其为真理。即使许多人声称曾经目击与我们自然的一般经验相反的事情，我们仍不该轻信他们。再者，我们的感官如此容易受骗！物体的颜色、形状、声音，随着距离、光线与感官的情况而变化；一个静止的物体可能看上去在移动，而一个移动的物体，也可能看上去静止；摆在注满水的瓶子底部的硬币，看起来会比摆在空瓶底的硬币遥远。感觉必须以判断阐释，而判断也可能错误。感官与判断的这些错误，奥雷斯姆说道，正好解释了许多归因于超自然或魔术力量的奇迹异事。

尽管科学精神有所进展，古老的迷信仍然存在，或仅仅改变形式而已。这些迷信也不仅限于平民大众。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为其深信是属于圣彼得的小瓶子付了一大笔钱。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声称自己在圣堂里看到了装有基督宝血的小瓶子。他问他的大学者与神学家是否属实，他们谨慎地予以肯定的回答。教育、科学、医药及哲学，便是在这种气氛里挣扎生长的。

教师

商业和工业的兴起刺激了教育的发展。读书识字在农业体制里一向是昂贵的奢侈品；但在都市的商业世界则为必需物。法律迟缓地承认这一改变。在英国（1391年），封建地主向理查二世请求实施旧规，禁止农奴未经领主同意并补偿农场庄稼的损失，即送子上学，但遭理查拒绝。新国王明文规定，任何父母须遣送任一子女上学。

在这一教育解放令下，小学倍增。在乡间，修道院的学校仍然存在；在城市，分级的学校由教会、医院、附属的礼拜堂及同业公会组织兴办。上学自愿而普遍，即使乡村亦然。教师通常为僧侣，但凡俗教师的比例在14世纪开始增加。课程强调教义问答，使徒信条，基本祈祷、阅读、写作、算术、歌唱等。即使在中等学校，鞭笞仍是教导的支柱。一位神学家解释道：“孩童的精神必须加以压服。”父母也同意这种说法。帕斯顿（Agnes Paston）敦促她那不用功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倘若她的儿子不改过，“即给鞭打”，“因为我宁愿他被好好埋葬，而不愿他因不负责而失落了自己”。

中等学校继续宗教训练，同时增加语法，后者不但包括语法与作文，还包括古典罗马的语言与删净异端思想的文学；不论多么不感兴趣，学生——中产阶级的男孩——都须学读、学写拉丁文，以为外贸和教会生涯的必备工具。当时最好的中等学校，是兄弟会在荷兰与德国建立的学校。代芬特尔的一所学校，收了2000名学生，富有而充满活力的温切斯特（威克翰的）威廉主教（William of Wykeham），在那里创建（1372年）英国第一所“公共”学校的先例。该校是由私人或公家捐款襄助，而为少数男孩提供大学的预备训练。亨利六世遵循此例，于1440年建立并出巨资赞助伊顿学校，以作为学生上剑桥国王学院的准备场所。

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初级以上的妇女教育，都限制在家里。玛格丽特·帕斯顿等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都在学写优雅的英文，另外少数则对文学与哲学有所了解。贵族之子所受的教育与一般学校所受者差异很大。他们在7岁以前由家中妇女教导，然后送到有亲戚关系或邻近的贵族家里当随侍。他们在那里免于过分溺爱，这时才跟随淑女和地方教士学习读书、写字、宗教与风度。他们在14岁时成为护卫——他们领主的随从。直到这时，他们才学骑马、射箭、打猎、比武与争战。书本的学习则留给低下的人。

这些同时发展出中古时期最高贵的赠礼之一——大学。教会建筑的狂热冷却之际，创建大学的热忱却在升高。在这一段时期，牛津目睹埃克塞特、欧瑞尔（Oriel）、女王（Queen’s）、新（New）、林肯、万灵、抹大拉、布拉斯诺兹与基督圣体学院以及神学院的先后设立。以现代意义而言，它们不算是学院，只是“堂院”，即精选的学生居住的场所。牛津里只有差不多1/10的学生住在那里。大部分的大学教导由教士在散于城市周遭的教室或演讲厅里加以传授。圣本笃派、圣方济各派、多米尼克派的僧侣及其他修道士，分别在牛津维持各自的学院。从这些修道院的学院里出现了14世纪一些最光辉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约翰·邓斯·斯科特斯与奥卡姆的威廉。他们两位都背离了正统的神学。学法律的学生在伦敦的四法学院接受训练。

在牛津，城镇与长袍——市民与学者——之间，关系不大。1355年，这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竟然爆发公开的战争，致使许多人遇害，那年因此被称为“大屠杀年”。尽管鞭笞传入了英国各大学（约1350年），学生仍是麻烦的一群青年。由于学校禁止校内运动，他们将精力消耗在亵渎、烈酒与性的满足上。酒楼和妓院因他们的眷顾而繁荣滋长。牛津的上学人数从13世纪的高峰，降落到千人之数。自威克利夫遭驱逐后，学术研究的自由受到主教的严厉控制。

剑桥从威克利夫之争和罗拉德派之惧中受益。谨慎的保守分子不让儿子进入牛津，转而送到这所较为年轻的大学。因此到15世纪末，这两所匹敌的年轻的大学，拥有大致相等的注册人数。新的“堂院”分别沿着剑河建立起来：麦可院、克拉尔、彭布洛克、贡维与盖阿斯、三一学院、考帕·克利士替、国王、女王、圣凯瑟琳、耶稣、基督及圣约翰学院。像牛津的住居堂院一样，这些堂院在15世纪，当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那些地方开讲而吸收大量听众时，才变成现代意义的学院。课程从清晨6点开始，一直继续到下午5点。在此期间，苏格兰与爱尔兰也从贫穷的桎梏中，分别创立了圣安德鲁、格拉斯哥与亚伯丁大学，及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在法国，教育和其他方面一样，受到百年战争的影响。然而，社会对律师与医生日渐增加的需求，加上传统向往教士生涯，鼓励了阿维尼翁、奥尔良、卡贺兹、格勒诺布尔、奥兰治、艾克斯、普罗旺斯、普瓦捷、卡昂、波尔多、瓦朗斯、南特与布尔日诸地新大学的成立。或许因为法国王朝已濒临崩溃，巴黎大学一时成了14世纪全国的权力中心，其势足以抗衡国会，劝导国王，而且作为法国神学的上诉法庭，大部分的欧陆教育家直呼之为大学的大学。省区与国外大学的兴起，减少了巴黎大学的注册人数；即使如此，单单该大学的艺术学院，在1406年据说有千名教授与万名学生。1490年，整个大学拥有近乎两万名学生。约50个学院帮助容纳他们。其校规较牛津松弛，学生的道德在于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而不在于他们的宗教。此外，希腊文、阿拉伯文、迦底尔文与希伯来文，也加入课程中。

西班牙于13世纪在帕伦西亚、萨拉曼卡和莱里达诸地，建立了主要的大学。其他大学现在也分别在佩皮尼昂、韦斯卡、巴利亚多利德、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帕尔马、锡古恩萨、瓦伦西亚、亚卡拉与塞维尔诸地兴起。在这些机构里，教士和神学居于主导控制大局。然而，在亚卡拉仍有14个席次让给文法、文学与修辞，另外12席次则属神学与宗教法规。亚卡拉一度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教育中心。1525年，其入学人数为7000人，有奖学金供给需要的学生。教授的薪金视学生人数的多寡而定；教授每4年需解职，倘认为满意，可重新任命。国王迪尼斯于1300年在里斯本建立一所大学，由于学生的骚乱而搬到科英布拉，该大学于是成为今日该城的殊荣。

这一时期中欧的精神活动，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加有力。1347年，查理四世创立布拉格大学，后者不久即成为波希米亚人民的学术源头和心声。其他大学分别在克拉科、维也纳、佩奇、日内瓦、欧福、海德堡、科隆、布达、符兹堡、莱比锡、罗斯托克、卢万、特里尔、弗赖堡、格赖夫斯瓦尔德、巴塞尔、印格士、普雷斯堡、美因茨、图宾根、哥本哈根、乌普沙拉、法兰克福（奥德河旁）与威田堡诸地出现。15世纪下半叶，这些大学因有辩论会而热闹非凡。光是克拉科一地一次就有18338名学生。教会供给大部分经费，因而很自然地居于思想的主宰地位，但王子、贵族、城市与商人也参与捐助学院与奖学金。萨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捐助威田堡大学，其款额部分来自赎罪券的发售所得，他拒将后者汇往罗马。经院主义端坐在哲学的首席，而人文主义则在大学的墙外茁壮生长。因此，德国境内的大部分大学在宗教改革期间都依附罗马教会，但有两个重要例外，路德就读的欧福大学与执教的威田堡大学。

科学家

科学的气氛在博学者之间几乎不比一般民间来得流行。当时的时代精神倾向于人文主义。即使希腊研究的复活，也忽视了希腊科学。数学上，罗马数字阻碍了进展；那些数字似乎与拉丁文化不可分；印度—阿拉伯数字，似乎为异端的伊斯兰教所有，只能冷漠地被接受，这尤其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之地为然。法国的检查局使用笨拙的罗马数字一直到18世纪。然而，1349年死于瘟疫的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在担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一个月之后，却将阿拉伯三角法的几个定理传进英国。他的学生，圣奥尔班的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沃林福（Richard Wallingford），是14世纪主要的数学家。他所著的《正弦定理的四分法》（Quadripartitum de Sinibus Demonstratis），是西欧几何学上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他43岁时死于淋病，死时则悲叹他从神学中抽出时间来研究科学。

尼可勒·奥雷斯姆过着严谨的教士生涯，但也成功地兼涉十多门科学。他以推展坐标系的应用，以引用曲线图来表示函数的变化，而为解析几何铺路。他忖度四度空间的观念，但最后予以排斥。像同时代的几位人物一样，他预言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认为下坠物的速度随着下坠的持续而成正比例地增加。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与月球》（De Caelo et Mundo）时，他写道，“我们不能以任何实验证明诸天体每天都在运动，而地球不动”；有些“好多理由显示，是地球，而不是天空，每天在移动”。奥雷斯姆退回到托勒密体系，但已为哥白尼铺路。

我们倘若想到中古时期并没有望远镜或照相机可供观测或记载天空的现象，则那时的穆斯林、犹太人与基督徒中的天文学家，其表现的精力与才智，足以让人叹服。让·利涅斯（Jean de Liniers）经过数年的亲自观察后，描绘了48颗星辰的位置，其精确性在当时只有穆斯林足与匹敌。他计算黄道的斜度，和最现代的估计不相上下。让·莫伊斯（Jean de Meurs）与弗明·博瓦尔（Firmin de Beauval，1344年）建议改革跑得比太阳还快的恺撒历，改革之法为除去以后40年里每4年来临一次的2月29日（这仍造成错误）；但这项改革须等到1582年，等待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和了解。牛津的威廉（William Merle）保持了一连2556天的纪录，而把气象学从星象术中挽救过来。不知名的观察家或航海家在15世纪发现磁针的偏差：磁针并非指向正北，而是以一个微小却重要的角度，偏向天文子午线。这一角度，正如哥伦布注意的，会随地而异。

这一世纪，数学与天文学的顶尖人物为密勒（Johann Müller）。他于哥尼斯德（Königsberg）附近出生（1436年）时，即以雷乔蒙诺努斯（Regiomontanus）之名闻名于世。他14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格奥尔格·普尔巴赫（George von Purbach）正在介绍人文主义及意大利在数学与天文学上的最新进展。两人都早熟早死：普尔巴赫享年38，密勒则为40。为了决心学习希腊文以便读懂托勒密的原著《星体学》（Almagest），密勒前往意大利，随瓜里诺研读希腊文，同时尽其可能倾读有关天文与数学的书籍（希腊文或拉丁文）。他回到维也纳时便开始教这些学科。他教得如此成功，被马赛厄斯·科菲努斯请到比尤达，继而到纽伦堡，一位富有的市民为他建造了欧洲第一座天文台。密勒以自己建造或改进的器具来装备这座天文台。在他于1464年写给同行数学家的一封信里，我们感受到科学的纯净气息：“我不知道我的笔将写到哪里为止；如果我不停止书写，则我的所有纸张将用尽。问题一个接一个发生，其中漂亮的问题多得使我犹豫，究竟该向你提出哪一个才好。”1475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召集他到罗马改革日历。一年之后，他便在那儿去世。

他短暂的生命限制了他的成就。他曾计划写作有关数学、物理、星象与天文学的论文，并希望编纂那些科学古典著作，但这些作品只有零碎成形而保留下来。他完成普尔巴赫未竟的著作《托勒密星体学概要》（Epitome of the Almagest），还写下《三角形》（De Triangulis）这第一本单独论三角学的书。他显然是第一位提议使用正切以为天文计算的数学家，他的正弦、正切表，便利了哥白尼的计算。他所构成的天文图表，比以前任何图表都要精确。他计算纬度与经度的方法，使水手蒙益。他颁行（1474年）了一本年鉴，书中指出嗣后32年各星体每日的位置。哥伦布从这本书预测月食将于1504年2月29日来临以填饱他那些饥饿的手下的肚皮。雷乔蒙塔努斯对哈雷彗星所做的观察，奠定了现代彗星天文学的基础。然而，他个人的影响远大于他著作的影响。他在科学上广受群众欢迎的演讲，有助于提高丢勒年轻时纽伦堡一地的蓬勃学术；此外，他使这个城市以其航海的工具和地图而闻名。他的一名学生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在皮纸上以彩色绘制的、最古老的地球仪（1492年），现保存在纽伦堡的德国博物馆。

现代地理，不是由地理学家，而是由水手、商人、传教士、使臣、士兵及朝拜者创建：加泰罗尼亚的船长们在制造或使用优越的地图；他们到地中海各港口的驾驶指引，在14世纪便几乎与现代的航海图一样精确。通往东方旧的贸易路线落入土耳其人手里之后，欧洲的进口商转而发展经蒙古的新陆路。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欧德烈（Oderic of Pordenone）在北京度过了3年之后（约1323—1326年），写下了他经印度、苏门答腊抵达中国，然后再经由中国西藏、波斯返归的灿烂记录。克拉维霍留给我们有关他出使帖木儿的迷人描写。巴伐利亚的约翰·施尼特贝格（Johann Schnittberger），在尼可波利为土耳其人所俘（1396年），曾有30年在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各地流浪，他在《游记》（Reisebuch）中写下西欧对西伯利亚的头一篇描写。1500年，哥伦布的一名舵手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公布了一张扩大的世界地图，在制图学上首次指明他的主人、达·伽马及其他航海家的海上探险。地理学在15世纪是一部活动的戏剧。

在某一个特别方面，中古世纪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皮埃尔·戴利（Pierre d’Ailly）红衣主教写的《成形的球体》（Imago Mundi，1410年）。该文描写大西洋为：“如果顺风，则短短几天”便可横渡，哥伦布即受此鼓励。这篇著作只不过是这位细心的教士论述天文、地理、气象、数学、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及日历与教会改革的6篇作品之一。他遭受谴责，认为在俗世的研究上消磨过多的时间，但他回答说神学应该与科学并驾齐驱。即使在星象学里他也看出一些科学存在；他复以星象学的理由，预测基督教在百年内将有巨变，在1789年将有震撼世界的事情发生。

14世纪最优异的科学思想是物理学。弗赖堡的迪特里赫（Dietrich，死于1311年），给予彩虹现代解释，认为那是由于两种折射，其一是阳光照进水滴折射而成。让·比里当（Jean Buridan）在理论物理学上表现优异；但可惜的是他只以他的驴子闻名，而这头驴子可能并不是他的。 他在约1300年在阿拉斯附近出生，后来在巴黎大学读书、执教。他不但主张地球每天运转，并从天文学里消除天使的神灵之说。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认为那些神灵指引并带动天体。天体运动的解释，比里当说道，莫过于上帝的原始推动与嗣后的推动法则——动体除非受到某一现存的力量的阻碍，否则仍继续其运动。比里当在这点上已先于伽利略、笛卡儿与牛顿诸人。各球体与星辰的运动，他再论道，受到在地球上运行的同一种机械法则的支配。这些现在看来如此平凡的命题，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古的世界观。它们几乎标志了天文物理学的开端。

比里当的观念由学生带到德国、意大利，因而影响了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与伽利略。萨克森的艾伯特将这些观念传到他建立的维也纳大学（1364年），马西利乌斯则传到他首创的海德堡大学（1386年）。艾比勒特是首先排斥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空不可能”这一观念的人物之一。他阐扬“每一个体各有一重心”的观念，他比伽利略先提及静态平衡与下坠物同一加速度的原理。他还主张，水侵蚀山脉，与陆地逐渐或因火山爆发而升高，是地质上两股相互补偿的力量——这是吸引达·芬奇的一个观念。

应用机械学的进展此时缓慢下来。人们动用复杂的风车来抽水、吸干土地、磨谷及做其他零星工作。水力用于冶炼、切锯、鼓风、打铁及带动织布机。14世纪的北欧已建立不少大型的鼓风炉。钻井于1373年为人提起，金属线的制造于15世纪已在纽伦堡实施，由许多水桶摆在环链上的抽水机，被画在1438年的一本原稿上。在胡斯的信徒所画的一张图里，工程家孔拉特·凯泽（Conrad Keyser，约1405年）设想出将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两只交互移动的手臂，其绕柄旋转，犹如活塞转动汽车的机轴一样精确。

随着工商业的成长，人们渐渐需要较好的计时器。僧侣与农夫一年四季将白天分成相等的时数，夏天的时数因而较冬天的同一时数为长。城市生活则需求更为统一的时间分法。13世纪和14世纪，钟表将一年四季白天分成相等的部分。有些地方有如我们今日军队的计时法，从1时一直命名到24时。迟至1370年，有些时钟像米兰圣哥达德（San Gotardo）教堂的时钟一样，随时都在敲打，这未免过于嘈杂。1375年，将一天规则地分为两半，各为12小时。

机械钟的主要原理是一重物慢慢转动一轮子，而轮的转动受到齿轮的节制，后者具有足够的抗力，以允许该轮在一定间隔的时间内只转动一齿。这一计时器有人曾在约1271年加以描述。早期的机械钟，往往放置在可从一城的广大区域里看得到的教堂的楼塔或钟塔上。最早的时钟之一，由理查德·沃林福德安置在圣奥尔班的修道院里。这座钟不但指明时、分，还指明潮水的涨落及日、月的移动。后来，时钟里头再加上一套精巧的小机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时钟（1352年）之上刻有一只啼叫的公鸡、东方三贤人及一个人的形象，在这人身体的每一部分，均载有放血的适当时辰。威尔士教堂的时钟使用会动的太阳图以指时数，一颗在内圈移动的小星星以指分数，第三圈则标明一个月的日份；针盘上的平台，每当时钟敲打，便有四骑士出现，并呈相斗状。15世纪耶拿的一座时钟上，但见一位丑角张开大口，以接受一名旅客的一只金苹果，然当小丑的口要合上时，这只苹果即行移开。这一闹剧每一小时都在上演，期间达数百年之久，这座钟现在仍然存在。于1506年在纽伦堡装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严重受损的一座相似时钟，在1953年重新恢复其戏剧性的表演。

那一时代的人在手表里装置螺旋形的弹簧（约1450年），以代替悬挂的重量：一条纯粹的钢条，卷成一小圈或一鼓轮，借其慢慢开展之力，可施重量于受阻的齿轮之上。15世纪末，已有各种手表存在，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杏仁，另有许多形如彼得·海勒（Peter Hele）制造的“纽伦堡之蛋”（1510年）。重量、控制机轴与机轮后来被应用在其他用途上，机械钟因而成了无数不同机器的始祖。

在物理学预示工业革命之际，炼金术也慢慢成长为化学。这一时代终止时，炼丹家已经发现并描写过锌、铋、硫黄精、锑的渣块，硷中易变的氟及其他许多物质。他们蒸制酒精，使水银蒸发，并靠硫黄的升华来制造硫酸。他们还配制比现在使用的更为优越的醚、玉米浆及一种深红染料。他们遗赠给化学的，是中古科学带给现代心灵的最大礼物——试验的方法。

植物学大部分仍限于园艺手册或描写药草的植物志。黑斯的亨利主张说，新品种，尤其是植物之间的品种，可能从老品种自然演化出来。这一设想比达尔文早500年。皇室或教皇的动物展览、动物的繁殖、兽医学、打猎、捕鱼、养蜂或养蚕的著述，暗寓道德教训的动物寓言故事及像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三世所著的《太阳神之镜》（Miroir de Phoebus，1387年）这类论放鹰捕猎的书籍，都在无意中为动物科学收集了不少资料。

解剖学与生理学大部分需仰靠动物的肢解、士兵的伤口及在偶尔的情形下法律所要求的死后验尸。虔敬的基督徒振振有词地反对人体的解剖，因为不论肉体怎么死亡，但在最后审判时，都认为会从坟墓里完整如初地坐起。整个14世纪很难获取尸体以供解剖研究。阿尔卑斯山以北在1450年前，绝少医生看见过一具解剖过的人类尸体。然而，约1360年，吉·肖利亚克劝服阿维尼翁当局（当时由教皇法庭统治），将处斩过的犯人尸体，转交给医学学校，以供解剖。威尼斯的医学生于1368年开始看到（或亲手进行）各项解剖，蒙彼利埃（Montpelier）于1377年，佛罗伦萨于1388年，莱里达于1391年，维也纳于1404年分别进行；而帕多瓦大学则在1445年建立了第一所知名的解剖室。医学的成果因而无穷无尽。

医者

在医药科学与治疗上，犹如在文学与艺术上一样，北欧较意大利落后半个世纪之久。即使意大利到1300年也才仅仅恢复1000年前盖仑与梭拉诺斯（Soranus）所达到的医学水平。虽然蒙彼利埃、巴黎及牛津的医药学校大有进展，但当时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是法国人。这一行业那时已组织严密，都在为本身利益而互相设防。但对医疗的需求很大，使草药家、药剂师、产婆、江湖郎中、剃头外科匠——更不用提起一般庸医——处处与受过训练的医生竞争。由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而招致疾病，继则在寻求无误的诊断与便宜速疗的大众，通常均抱怨唯钱是视抑或药到“命”除的医生。弗鲁瓦萨尔认为“所有医药人士的目的，都在于获取大笔的钱财”。

当时最有趣的医者是外科医生。他们仍未说服行业公会承认其平等地位。巴黎大学在14世纪除非学生发誓绝不进行外科手术，否则拒绝其进入医药学校。即使那时已成为万灵药的放血，也禁止医生参与，而只留给他人负责。那些剃头外科匠现在也放弃了理发业务，而专攻于外科手术。1365年，巴黎共有40位这种剃头外科匠，在英国则直到1540年还有剃头外科匠。1372年的一道法令，限制法国的剃头外科匠只治疗“不致引起死亡的伤口”。此后，主要的手术只能由忠于专长的“外科大师”合法地进行。皇家外科学院于1505年在爱丁堡特许成立。

14世纪上半叶，在外科方面的著名人物是曼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与吉·肖利亚克。弗鲁瓦萨尔可能已注意到，曼德维尔虽然求之者众，他到死仍然贫穷，并带着哮喘与肺病工作。他的《外科》（Chirurgia）是法国人论外科术的第一本著作，该书透彻而称职地论及整个领域，因而为外科医生赢得新的地位。他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在博洛尼亚向博尔贡吉尼（Borgognoni）学习了以完全洗涤、阻止酿脓、排除空气并以酒敷来处理伤口的方法之后，再予应用、发展。他警告世人之因循盖仑或其他古代权威，而为自己的改革辩护。“现代人之于古人，”他借着大家喜爱用的中古形容词写道，“犹如踏在巨人双肩上的矮子一样，他看到巨人所看到的一切，并看得更远。”

在他之后的30年中，产生了最有名的中古外科医生。吉·肖利亚克出生在自己因之得名的法国村子里，他深深打动数位庄园领主，自愿为他支付上图卢兹、蒙彼利埃、博洛尼亚与巴黎等大学的学费。1342年，他成为阿维尼翁的教皇医生，担当这项艰难的任务达28年之久。黑死病袭击阿维尼翁之际，他留在原位，看顾那些受难者，结果也染上了瘟疫，但侥幸逃脱一死。与任何人一样，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把这场瘟疫时而归咎于星体的不幸组合，时而归咎于犹太人欲毒害所有基督教世界。他排斥曼德维尔的简单清洁法，使用灰泥与药膏，因而延误了伤口的外科手术。他所著的《大外科》（Chirurgia Magna，1363年）一书，是16世纪以前最为透彻、最有系统与最博学的外科论著。

社会与个人的卫生，很难跟上医药的进展。个人的清洁并非当时崇拜之事。即使英国国王每周才沐浴一次，有时间隔更长。德国人有公共澡堂——洗澡者裸体站着或坐在大桶里，有时候是男女共浴。单是乌尔姆在1489年便有168个这样的浴室。整个欧洲——除了贵族——同样的衣服一直连穿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好几代。许多城市已有供水设备，但只通到少数家里，大部分的家庭均需从最近的喷泉、井或野泉汲水。伦敦的空气被屠宰的牲畜散发的气味污秽，直到1371年禁屠为止。厕所的气味减少了对乡村生活的田园幻想。伦敦的共同住宅区只有一间厕所供全部居民使用；许多家宅根本就没厕所，直接把排泄物倒入庭院或街道。成千的厕所将排泄物直灌进泰晤士河。1357年的一道城市法指斥这一事实，但居民依然我行我素。1388年，由于受到好几次瘟疫的冲击，国会通过全英国适用的第一部《卫生法》（Sanitary Act）：

鉴于如此多的粪便、垃圾、内脏及被杀死的野兽和其他腐败物流入、投入沟渠、河流及其他水道……复鉴于空气大受腐败、污染，许多疾病及其他无法忍受的恶疾，每天的确在居民……在其他前往或正在该地旅行的人民之间发生……本会一致同意，向英国全境宣布……凡倾倒、弃置这些厌物者……必须完全予以清除……否则将在英国国王令下丧失财物或性命。

相似的法令也约于这一时期在法国颁布。1383年，马赛依照拉古萨（Ragusa，1377年）的例子，下令隔离瘟疫患者40天——这相当于现在的检疫拘留期。流行性疾病仍继续发生——出汗症在英国（1486年、1508年），白喉、天花在德国（1492年）——只是毒性与死亡率较为降低。卫生虽然松弛，医院却相当多——1500年英国有460家，单单约克郡便有16家。

对疯者的治疗，已渐渐从迷信敬畏或野蛮残忍转到半科学的管理。1300年，自称为圣灵的一个女孩尸体，由教会下令挖出，并予火化，另两位表示相信这位女孩说法的两名妇女，则火焚于柱。1359年，托莱多的总主教授权内政当局，活活烧死自称是天使长米迦勒的兄弟及一位每天造访天堂与地狱的西班牙人。但15世纪，情形已获改善。一位名叫若弗尔（Jean Joffre）的修道士，满心同情遭受巴利亚多利德街道一群暴民叫嚣驱逐的疯子，在该地为他们建立一所精神病院（1409年）。其他城市先后遵循其例，1247年在伦敦建立的伯利恒圣玛丽医院，1402年改为一所精神病院。伯利恒这个词，演变为伯勒姆，成为疯人院的一个同义词。

确诊的麻风病人，仍遭驱逐，但麻风病在15世纪几乎已从西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梅毒。此症或许是法国原先所称作的“大水痘”的扩展，或许是美洲的一种输入品，但它于1493年已确定在西班牙出现，意大利则在1495年出现。该病在法国传播得如此广泛，因而被称作“法国病”。德国有些城市被蹂躏得乞求免税。早在15世纪末，我们便听说人们使用水银以治疗此症。当时医学的进展如同今日一样，与疾病的衍生勇敢地赛跑。

哲学家

体系制造者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哲学家仍然虎虎有力。的确，哲学在14世纪摇撼了基督教世界的独断架构。一项重点的改变终止了神学家在哲学领域里的耀武扬威：居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如让·比里当其人，已对科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其他经济学方面如奥雷斯姆，教会组织如库萨的尼古拉，政治上如杜波依斯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这些人在学术上大可与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阿奎那、西格·德布拉邦、波纳文图拉及约翰·邓斯·斯科特等量齐观。

经院哲学——作为一种辩论与说明的方法，并企图揭示理性与信仰二者并存的和谐——继续主宰北方各大学。阿奎那于1323年受封为圣者，嗣后其多米尼克派同道，尤其以卢万、科隆两地者为甚，皆视维护其教义、以对抗众说为光荣之事。作为忠实反对者的圣方济各派信徒，却喜欢遵循奥古斯丁与约翰·邓斯·斯科特之说。一位不坚定的多米尼克派信徒，圣普山修道院的杜兰德，因皈依斯科特而震惊了原来的教团。他38岁时（约1308年）即开始浩繁的阐释工作，而于老年完成。随着他思想的进展，他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并主张将理性放在权威之上。他在神学上仍是公开的正统派，却恢复了阿贝拉尔的概念主义，而预为奥卡斯姆不妥协的唯名论铺路。其概念主义为：只有个别的事物存在；一切抽象或普遍的观念，只是心灵上有用的速记概念。威廉的朋友称他为决定论大师，但反对者则呼之为“死硬者”杜兰德。他们希望地狱之火最后能使他软化。

奥卡姆的威廉更坚硬得多，但他并未到死才遭火焚。他整个一生都充满了热辣的争辩，他对信仰的热情只有在偶尔的入狱，与受时代的驱迫，将其热量变成经院派的形式架构时，才冷却下来。他主张哲学里除了经验与理性外，并无权威存在。他热切宣扬着自己的定理，为了辩护自己的观点而使半个欧洲议论纷纭。他的生命、信念与追求，先伏尔泰而存在，而他的影响也许同样伟大。

我们无法确切指出他在何地、何时出生；也许是在13世纪末，在萨里郡的奥卡姆。他年幼时即进入圣方济各教团，约12岁，即以一定会成为教会荣耀之光的身份被送往牛津。在牛津，也许是在巴黎，他感受到另一明敏的圣方济各派信徒斯科特的影响。他虽然反对斯科特的“实在论”（Realism），但他将前辈理性论者对哲学和神学的批评向前发展，而达到解消宗教独断与科学法则的怀疑主义这条路上。他在牛津执教6年，也可能曾在巴黎任教。显然在1324年前——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写过有关亚里士多德与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的评论，及他最富影响的《总体逻辑概要》（Summa Totius Logicae）。

初稿似乎是充满逻辑碎片、专门术语及一连串没有生命的定义、区划、次区划、特征、分类和种种矛盾怪异的枯燥沙漠。奥卡姆知悉有关“语意学”的一切；他悲悼哲学名词的不确切性，因而消磨了半生，试图使它们更为精确。他懊悔中古思想建起的抽象的哥特式建筑——一个叠一个，而像是附加的阶梯式座位的拱门。我们未能在他现存的作品里确切地找到传统所称作“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这一有名的公式：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他一再地以其他名词表达这一原理：（存在项、原因或因素的）多数性的设定，不能没有必要性；以假定的数个存在项或原因来完成或解释能以较少的原因解释的事物，是徒然无益的。这一原理并不新颖，阿奎那曾予接受，斯科特则曾予使用。但在奥卡姆手里，这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它砍除了上百的玄秘幻想和浮华的抽象概念。

奥卡姆将这一原理应用在认识论上，认为作为知识的源泉与材料，我们无须假设超过感觉的任何东西。从这些感觉升起了记忆（感觉的复活）、知觉（透过记忆而解释的感觉）、想象（各种感觉的组合）、预期（记忆的投射）、思想（记忆的比较）与经验（透过思想所解释的记忆）。“不是外感官的对象者”（感觉）“就不能成为内感官的对象”（思想），这是早于洛克（John Locke）300年的洛克经验论。我们看到的一切外在物，是个别的存在项——特定的人物、地点、物品、举动、形状、色彩、口味、气息、压力、温度与声音；我们用以指示上述种种的字眼，是“第一含义的字眼”（words of the first intention）或初含义（primary intent），这些字直指我们解释为外在的实际存在项。我们若注意并抽出所观察到的相似存在项的共同特色，我们便可得到一般或抽象的观念——人、美德、高度、甜、热、音乐及流利；我们用以指示这些抽象概念的字眼，是“第二含义的字眼”（words of the second intention），意指从知觉得来的概念。这些“共相”（universal）不在感觉里，它们是作为普遍化的名词、记号、名字，而普遍化在思想或理性，在科学、哲学与神学里，均极为有用（与有害）；它们并不是存在于心灵之外的物体。“外在于心灵的一切事物，均为单数，在数目上为一。”理性壮观宏伟，但其结论只有在指导经验——指导个别存在项的知觉，或个别行动的进行时，才有意义。人们著书或谈论，错将观念认为实物，抽象概念认为实际之物，这是何其荒谬！抽象的思想只有在特定的陈词，以指特定的事物时，方才克职。

奥卡姆挟着摧毁性的鲁莽，而从这一“唯名论”闯入哲学和神学的每个领域。形而上学与科学，他宣称道，都是过早的普遍化，因为我们的经验只是属于狭窄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的个别实体；我们若将从实际存在界中的这一渺小区域里所获得的一般命题与“自然法则”，直称为普遍并永恒真实，这只是我们的高傲而已。我们的知识为我们观测事物的方法与方式所塑造、所限制，这是康德之前的康德。它被锁在我们心灵的监狱里，绝不能伪装成任何事物的客观或终极真理。

至于灵魂，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它绝未出现在我们外在或内在的感觉或知觉里，我们所知觉的一切只是意志，在每一种行为或思想中维护本身的自我。理性本身与知性的一切荣耀，是意志的工具；而知性也只是意志在思想，并凭思想寻求其目的而已。这是叔本华之前的叔本华。

上帝似乎在奥卡姆的这把剃刀之前陨落。奥卡姆（像康德一样）在用以证明神祇的存在的任何争辩中，找不出任何具有结论的力量。他指斥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认为运动或原因之链迫使我们假定有一个原初的推动者（Prime Mover）或第一因（First Cause）存在；运动或原因“无尽的后退”，与亚里士多德神学上所讲的不动的推动者或不受因的因，同样不可想象。因为除了经过直接知觉外，我们无法认识任何事物，因此，我们绝不会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全能或无限，全知或慈悲或个人，概不能以理性显示，因此更不能用理性来证明，有三个人在一个上帝身上（三位一体），或上帝化身为人，以救赎亚当与夏娃的反叛，或上帝之子显现在圣体或圣饼之中。一神论并不比多神论合理，我们可能有多于一的世界及更多的神，来统治这些世界。

那么，基督信仰这座宏伟的大厦，到底还留下些什么？是可爱的神话、歌曲与艺术，是上帝赋予的道德，或坚强的希望？奥卡姆在被理性所摧毁的神学废墟之前，退缩不前。为了极力挽救以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典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终于主张将理性牺牲在信仰的祭坛之上。我们虽然无法证明，上帝也许可能存在，并赋予我们每个人不朽的灵魂。像阿威罗伊、斯科特劝告的，我们必须区别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并在信仰里谦卑地接受傲岸的理性所怀疑的事物。

我们若期待教会将接受这种尊崇“实际理性”的附属物，以补偿奥卡姆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并不算太过。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勒令对这位年轻修道士“可恶的异端邪说”进行调查，并召他到阿维尼翁的教皇法庭受审。奥卡姆应召前往，在1328年他与两位圣方济各派信徒，一同被关在那里的一座教皇监牢里。后来三人全都逃跑到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他们上了一艘小船，结果被一艘大型帆船虏获，而被带到身在比萨的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之前。教皇予以除籍的处分，但他们受到国王的保护。奥卡姆陪同路易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会合，同居住在一所反教皇的圣方济各派修道院里。他从那里发行为数众多的书籍、小册子，以攻击教皇的权力、邪异，并专门攻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如同他在形而上学里已胜过斯科特的怀疑论，他又在实践论上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反教权主义，做一个大胆的结论。他将他那把“剃刀”应用在教会加在早期基督教的那些独断与仪式上，并且要求我们回到《新约》较为单纯的教义与崇拜上。在一篇好斗的《神学百论》（Centiloquium Theologicum）里，他把教会的一百种独断教条押解到理性的法庭之前，并辩称，其中有许多教条在逻辑上会导致无法忍受的荒谬。若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而上帝又是我们全体之父，则玛利亚是她父亲的母亲。奥卡姆还质问罗马教皇的继承及其权威性；相反，他指出他们有许多是异端，有些还是罪犯。他主张温和地处置异端，并建议除了故意的谬说传播外，容有表达一切意见的自由。他认为，基督教所需要的，是从教会回到耶稣身边，从钱财、势力回到淳朴的生活与卑微的教规。教会不该只定义为僧团，而该认定为整个基督徒的共同体。这个包括妇女在内的整个团体，应该推选包括妇女在内的代表，参加全体议会，再由这个议会选举并督导教皇。教会与国家应在同一人的统治之下。

国家本身该受人民意志的左右，因为一切主权均归属人民。他们将立法与行政权托给国王或皇帝，这是基于后两者将为全体的利益而实施法律这一前提之上。如果共同利益要求如此，私人财产可遭废除。如果统治者犯下大罪，或太过疏忽职守，以致威胁到该国之生存时，人民便可公正地予以废除。

我们对奥卡姆的命运不甚了了。慕尼黑的啤酒无法慰藉他，他自比为传福音者约翰，但他并不敢离开皇帝的保护范围。据一位圣方济各派的编年史家之言，这位叛教者晚年公开撤销异端邪说。也许路易与教会的和解，促使了这一行为。而奥卡姆可能已感到，质问一种宗教的独断教条，是无用的。他于1349年或1350年，值盛年之际，死于黑死病。

早在逝世之前，他便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力量的思想家。那时各大学为他的哲学争辩而摇撼不安。许多神学家接受他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理不能用理性加以证明；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区别，在14世纪就犹如今日科学探寻与宗教仪式之间的沉默休战一样广泛扩散。他们在牛津形成了一派奥卡姆哲学，而自称为“现代之道”（via moderna，犹如阿贝拉尔在300年前称呼自己的概念论），并对斯科特、阿奎那的形而上实在论，报以微笑。尊奉“现代之道”者在中欧各大学尤占上风；胡斯在布拉格，路德在欧福大学都学过唯名论，他们背叛正统可能多少受其影响。在巴黎，大学当局禁止（1339—1340年）教授奥卡姆的见解，但像我们现代一样，那些尊奉他为自由思想的掌旗者的许多学生与教授，不止一次地与反对派以舌头、拳头在餐馆或街道上搏斗。托马斯或许基于他对奥卡姆主义的反对，在《效法基督》一书中诋毁哲学。

在持国家主义的国家起而对抗世界主义的教会这一方面，奥卡姆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只是一种呼声。他宣传教会守贫，影响了威克利夫；而他攻击教皇职位及经常呼吁从教会返归到《圣经》与早期的基督教，则预为路德铺路，后者奉列他为“最主要且最富天赋的经院派大师”。他的意志说和个人主义，率先表达了文艺复兴的前进精神。他的怀疑主义下传到拉米斯（Petrus Ramus）和蒙田，或许也传到伊拉斯谟；他把知识限制为观念的主观论，预示着贝克利的出现；而他通过“实践理性”挽救信仰，则先康德而存在。他在哲学上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强调感觉，视为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使他在——罗杰·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中经霍布斯、洛克、休谟、穆勒、斯宾塞，再传到罗素——这派英国的经验哲学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偶尔闯入物理科学——他对惯性定律的概念及他的远处作用说——也激发了从让·比里当到牛顿这群思想家。他作品的普遍影响，就如斯科特的一般，在于削弱经院哲学的基本假设，认为中古基督教的独断信条，可用理性加以证明。经院哲学直到17世纪还维持一种苍白的存在，但没有可能从这些打击中复原过来。

宗教改革家

伊本·克哈耳敦（Ibn-Khaldun）在伊斯兰教世界建立社会学之际，杜波依斯、奥雷斯姆、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及库萨的尼古拉，也在基督教世界，不是很有系统地发展相似的学问。杜波依斯对教皇权位展开学术的挞伐，并对国家歌颂赞美，而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效劳，犹如奥卡姆与马西利乌斯为巴伐利亚的路易效劳一般。在《法国臣民上教皇博尼费斯书》（Supplication du Peuple de France au roi Contre le Pape Boniface，1308年）与《论圣地的收回》（De recuperatione terre sanete，1305年）中，这位热切的律师建议，教皇应卸除一切世俗的财物与权力，欧洲各君主应该否认自己王国里的教皇权威，法国教会该与罗马分离，而臣属在俗世权威与法律之下。尤有甚者，杜波依斯继续论道，整个欧洲该奉法国国王为帝而团结一致，其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以作为对抗伊斯兰教的堡垒。而且，应该创立一所国际法庭，以判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若有任何基督教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战，该予实施经济制裁。妇女也该与男人具有同样的教育机会与政治权利。

当时似乎没人对这些建议给予多大的注意。杜波依斯之后两个世纪，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亨利八世采取和他相同的步伐，在宗教上则有威克利夫。19世纪早期，拿破仑曾一度建立以法国为领导的统一欧洲，同时让教皇沦为俘虏。杜波依斯属于渴望取代教士以治理政府的那一正在崛起的法律行业。结果，他赢了。我们现在便生活在他理想的鼎盛时期。

激动人心的奥雷斯姆，于1355年也写下一切经济著作中最为清晰、直截了当的论文之一——《论金钱的起源、性质、法则与变化》（“On the Origin，Nature，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他辩论道，一国的金钱属于全体社群，而不属于国王；金钱供社会使用，而非皇室的犒赏金；统治者或政府可以调节其发行，但不得从制造中取利，且须维持其币值。凡偷减硬币成分的国王，均为小偷。劣币（葛氏定律在两世纪后所论者）将驱逐良币，使之不再流通。人民将私藏或输出良币，而不诚实的政府在税收中，将只收入贬值的钱币。奥雷斯姆的这些想法，并非只是理想而已。身为家庭教师的他，把这些观念教给了约翰二世的儿子。当其弟子成为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时，深受其教导之赐。他在一场严重的币制贬值之后，把受到战争蹂躏的法国的破碎财政，恢复到健全而诚实的基础上。

马西利乌斯和奥雷斯姆相比，性情更为多变：作为一位得意于本身才智与勇气而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分子，他使政治哲学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生为帕多瓦一位公证人之子，在大学攻读医药。他那反教士的激进主义，或许受到同一时代的彼特拉克在那里发现并加以谴责的阿威罗伊怀疑主义所造成的气氛的影响。他后来到了巴黎，当了一年的大学校长。1324年，他与江敦的约翰合作，终于写下了中古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这两位作者自知该书必会受到教会的谴责，于是先逃到纽伦堡，并置身在当时正与教皇交战的巴伐利亚路易国王的羽翼下。

他们万万想不到像约翰二十二世这样精力旺盛的一位斗士，对他们富有挑战的和平的辩护，竟会淡然处之。该书辩论说，欧洲的和平，受到国家与教会之间争执的摧毁，又称，只有把教会，随同其一切财产与教职人员，像其他团体与财物一样，划归于同一帝王或皇室权威之下，方能恢复和平，并牢牢加以维系。教会一直获取财产是一个错误，《圣经》中并没有为此辩护之处。

与奥卡姆一样，这两位作者把教会定义为信基督徒的团体。像在《罗马法》中罗马人民为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把权威委托给顾问、参议院或帝王，因此，基督社群也该将其权力委托，而不是让给代表——教士。这些代表应该对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负责。依马西利乌斯的见解，认为教皇至上之权得自使徒彼得，是一个历史错误，彼得并不会比其他门徒更有权威。罗马的主教，在他们前3个世纪里，也不比其他几个古代的首都的主教更有权力。主持最初几次全体大会的，并非是教皇，而是帝王或其代表。由基督教世界的人民自由选出的全体议会，应该解释《圣经》、界说天主信仰、选择红衣主教，再由后者选择教皇。在一切世俗的事物上，教士，包括教皇在内，应该受到政府司法和法律的管辖。国家应指派、酬劳教士，确定教堂和僧侣的数目，倘教士不称职，当予革除，同时该控制教会的捐赠和收入，并将穷者从教会过分的岁收中解救过来。

这体现了正在涌现的民族国家的尖锐呼声。得到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将贵族与自治区平服之后，这些国王现已感到强大得足以驳斥教会宣称其威权凌驾在政府之上这一说法。俗世统治者抓住教会在国际与学术上堕落的机会，梦想着主宰包括宗教与教会在内的每一层面的生活。这是将在宗教改革终极对决中的基本争端。国家胜过教会，标明了中古世纪的终止。1535年，处在对抗教会高峰的亨利八世，下令以公费翻译并出版《和平的维护者》一书。

与奥卡姆和路德一样，马西利乌斯提出以人民权力取代教会威权之后，为了社会秩序与安全起见，却不得不改变主张而以国家之权取代人民之权。但他未将国王提升为全能的食人巨妖。他再从国家的胜利展望到人民可能实际行使统治之权这一日子的来临，而这一统治权是法律理论家长久以来一直宣称应归属于人民的。在教会的改革中，他主张民主政治：每一个基督社团应自选代表参加教会会议，每一个教区也该选取本区的教士并予以约束，若情形需要，即予以解职；凡未得教区人民同意，不受除籍处分。马西利乌斯也把相似的原则引用到政府上，只是带着踌躇地修改：

依据真理与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我们宣称，立法者——法律首要及适当有效的推动者——该为人民、全体市民，或较具分量的一部分，凭自己的选择或意志指挥或决定，并在全体市民大会中逐字逐句表达出来。我所说的较具分量的一部分，指应该顾及该法律付诸实施的社群之人数及其品质。市民整体或其较具分量的一部分，直接制定法律，或将这一责任委托一人或少数人；但后者并非，且不能构成严格意义的立法者；他们只是在原初立法者授权的范围内，在某某期间，为某某事情行动而已……我把依照其阶级，而以审议或司法权参与市政者，称为公民。以此义为准，未成年男性、奴隶、外地人与妇女，都有别于公民……只有从整体的审议与意志中方能产生最好的法律……多数者以其敏锐性，当能辨析欲付诸实施的法律的缺失，因在权力与价值上，整体比任何个别的部分都大。

这是当时一项突出的主张（1324年）。衡量当时的各种情况，他的踌躇是对的。即使马西利乌斯也没主张欧洲的所有成人均有平等的选举权，那时十个人之中几乎才有一人识字，交通也困难，而阶级的区分更牢不可破。的确，他反对政策、立法全由“鼻子数”（贫穷的群众）决定的完全民主政治。他赞成个人依其对社群贡献价值的大小而掌握政治权力——虽然他未说明如何或由谁予以判断。他为专制王朝留下余地，补充说：“民选的统治者比世袭的统治者，更大受欢迎。”国王将是公共的一位代表兼仆人，倘其行为严重错误，则群众有权予以废黜。

这些观念可在中古，甚至古代找到根源：罗马的律师与经院派的哲学家，经常赋予人民理论上的主权；教皇制度本身是一个选举的君主政体；教皇自称为“上帝的仆人的仆人”；阿奎那也同意萨里斯伯里的约翰，认为人民有权推翻漫无法纪的国王。但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世界里，绝少伸张为彰明昭著的代议政府的理论系统。马西利乌斯这个人在14世纪同时抱有新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

马西利乌斯也为过于走在时代之前而感到不安。他急遽地与巴伐利亚的路易一同崛起，继则急遽地与他一同跌落。路易与教皇讲和时，他被迫将马西利乌斯视为异端而予遣散。我们无从获悉其结局，但马西利乌斯显然死于1343年。

若非正在崛起的律师行业将足以与教会对峙的权力赋予国家，则他一时的成功，将不可能实现。一群律师在封建与自治法的废墟上，在教会宗教法规之旁或其对立位置，树立起国家的“成文法”。这一皇室或俗世法律，一年一年地扩张到人们的一般事务上。蒙彼利埃、奥尔良与巴黎诸地的法律学校，产生了大胆而精明的法律学者，他们不顾教皇的声明，利用《罗马法》为其皇室主人建立了神圣权力与绝对权力的理论。这些观念在法国最为强烈，结果演进为国家即朕与朕为绝对之说。西班牙也流行此说，而为斐迪南、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的专制统治铺路；即使在国会制的英国，威克利夫也在阐扬神圣国王的无限权力。贵族与平民反对这一理论，福特斯古（John Fortescue）爵士坚称，英国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颁行法律；英国法官，不得以国王的愿望为前提，均须发誓以本国法律实行判决。但在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统治下，英国也只有向绝对的统治者屈膝的份儿。在教皇与国王对峙的绝对统治之间，有些理想的人物抱着“自然法”这一观念。那是植根于人类良心、载在《福音书上》、优于任何人为法的一种神圣正义。国家与教会对这一概念只是口头敷衍；无论受到宣扬还是忽视，它总一息尚存。18世纪，它成为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之父，并势将在推翻曾经统治人类的两个专制体制的革命中，扮演小小的却雄辩滔滔的角色。

库萨的尼古拉先是对抗，继则向教皇的专制体制退让。在其历经波折的生涯中，他向经常怀疑天主教会的德国，显示了有组织的基督教的最好范例。身为哲学家与行政家、神学家与法律家、神秘主义者与科学家，他把正在同其生命一道结束的中古时期那些最优秀的成分，一起融合在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格之内。他于1401年出生在特里尔附近的库埃斯（Cues），后在代芬特尔的兄弟会学校里，获取了知识与信仰的融合。他在海德堡的一年中受到奥卡姆唯名论的影响，在帕多瓦也一时受到阿威罗伊怀疑主义的感动，在科隆则吸收了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与阿奎那的正教传统。这一切成分都融合在他身上，使他成为当时最完整的基督徒。

他没有完全摆脱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所感染的神秘气氛的影响。他写了《神的观想》（De Visione Dei）这篇神秘主义的古典作品。为了给这些观点做一种哲学上的辩护，他铸造了“饱学的无知”这一名言。他排斥欲凭理性证明神学的经院派的理性主义。他感到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而不稳定的，其理潜藏在上帝之中。他指斥星象学，但由于屈服于那一时代的迷谬，他也耽于某些星象的计算，同时认为世界末日将于1734年来临。在充满宗教活动的生活中，他也随时更新科学思想。他敦促做更多的试验与更精确的测量；他提议计数各种不同的物体从不同的高度落下的时间；他教导说，地球“不能固定，而像其他星球一样运转”；每一颗星，不论看来多么固定，都在转动；没有一条轨道属于正圆；除了任何点均可视为无穷宇宙的中心这一意义而外，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些观点有时是明智的借来品，而有时则是灿烂的个人的洞见。

1433年，尼古拉前往巴塞尔，为友人向那里的宗教会议提出拥有科隆大主教辖区权利的要求。结果请求失败，但他利用这机会向那时正与教皇争执的宗教会议，提出在哲学史上略占地位的作品。他称之为《和谐的天主教》（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其一般目的是在宗教会议与教皇之间，找出和谐一致的关联。在与活的有机体的精细类比中，他把罗马教会描绘为一个有机整体，除非体内各部分的和谐合作，否则不能顺利工作。他不像教皇可能得出的结论那样，认为各部分该由首领引导，而另作主张说，只有全体宗教会议，才能代表、表达并团结教会那些相互依赖的成分。他在一段颇具理想的章节里重复了阿奎那与马西利乌斯的见地，而且近乎是抄袭了后来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般：

每一个法律均须仰赖自然律；前者若与之抵触，则不能成为有效的法律……凡人既然天生自由，因此每个政府……只有靠其臣民的协议与同意而获得存在……任何法律的约束力量，均在于这一默契或昭彰的协议与同意。

拥有主权的人民，将其权力委托给富有知识或经验的小团体，以制定或管理法律；但这些团体只有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取得其正当权力。当基督社群将其权力委托给宗教大会时，是该大会，而不是教皇，代表宗教上的主权。在此，教皇也不能将其立法专制权建立在传说的君士坦丁的赠予上，因为赠予是伪造与神话。教皇有权召集宗教大会，但这一大会倘判决教皇不合，则可名正言顺地予以废黜。这同一原理也适用于俗世的王侯。推选的君主体制，也许是处在目前败坏的情况下可行的最好政府；但俗世的统治者，像教皇一样，该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并顺从其判决。

尼古拉的晚年称得上高级教士的楷模。他做红衣主教后（1448年），成为罗马旧教的改革者。从尼德兰到德国的一次艰辛旅行中，他召开了省区的宗教会议，重整教士纪律，改革修道院与修女院，攻击教士姘居，并至少一时提高了教士与一般人民的道德水准。“库萨出身的尼古拉，”饱学的特里西米斯修道院院长写道，“像在黑暗、混乱中的光明与和平之天使，降临德国。他恢复了罗马教会的统一，加强了上帝的神威，并播下了一颗新生命的珍贵种子。”

除了其他头衔外，尼古拉还是人文主义者。他爱好古典作品，鼓励人们研读，并计划印刷自己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希腊原稿，以广为流传。他具有真正学者的宽容之德。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那年写成的《和平对话》（Dialogue on Peace）一书中，他呼求各种宗教相互了解，认为那些宗教就像一个永恒真理四射的光线一样。在现代思想的黎明中，在崛起的学术自由令人痴醉之际，他写下了这些积极而高尚的话：

求知与思维，并以心灵之眼来洞察真理，总是一乐。人年纪越大，这一追求所呈送给他之乐越大……犹如爱为心的生命，寻求知识、真理的努力，也为心灵的生命。在时间、日常劳动、人生诸般烦恼与矛盾之中，我们该举眼无畏地仰望清澈的苍穹，永远寻觅，欲更牢牢抓住……一切善、美的根源，我们本身心智的能力，历经世纪的人类的学术果实，及环绕我们周遭的自然的奇妙作品；且让我们经常记住，真正的伟大只在谦卑之中，而知识、智慧的有益，也只在我们的生命受它们支配、指导之时。

若有更多的尼古拉，说不定就不会有路德的出现了。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
（1492—1517）

哥伦布

这一时代有人胆敢冒着大西洋的诸般险恶，以期发现印度或“契丹”（Cathay，中世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谓），这毋宁是“彰明昭著的天命”。两千多年来，一直传说在海的那一边有座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后来神话又在大西洋外安置了一道泉流，泉流之水可使人永葆青春。十字军的失败迫使欧洲人发现美洲。土耳其人主宰东地中海，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及波斯与土耳其斯坦的反基督王朝关闭或阻挠陆上的通路，使东西贸易昂贵而危险。意大利甚至法国，可以不计关卡税与战争等障碍，而依附残余的贸易，但葡萄牙与西班牙过于偏西而无利可图。它们的问题在于寻觅另一条路线。葡萄牙发现一条沿着非洲海岸的路线；西班牙除了尝试一条西向的通路外，别无他途。

知识的发展早已建立地球为一球体之说。然而科学本身的错误，低估了大西洋的宽度，同时将亚洲描绘为横在另一端的大陆，静待征服与榨取，从而鼓励了人们大胆尝试。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手，已在980年和1000年抵达拉布拉多，并已带回广漠大陆的消息。1477年，倘若我们相信哥伦布的记载的话，他曾造访过冰岛，并可能听到埃里克松（Leif Ericsson）航行到芬兰（Vinland）的传说。现在，这一伟大的探险，可说万事齐备，只欠金钱了（勇气已经足够了）。

哥伦布自己在第三度出航横渡大西洋之前所写的遗嘱里，曾提到热那亚为其出生地。在他现存的文章中，他的确经常以西班牙名克利斯托巴尔·科龙（Cristóbal Colón）自称，绝未提及意大利名克利斯托法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这或许是他以西班牙文书写，住在西班牙，或为西班牙君主航海，而不是因为他出生在西班牙。或许，他的祖先是移民到意大利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西班牙犹太人；哥伦布具有希伯来的血统这一点，几乎可信。哥伦布的父亲是一名织布匠，哥伦布似乎在热那亚和萨沃纳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父业。他儿子斐迪南所写的传记，则推尊他在帕维亚大学攻读过天文、几何和宇宙志，但该大学并未将他列入记录。他自己声称他在14岁时当了水手。因为在热那亚，每一条路都通向海洋。

1476年，他坐在开往里斯本的一艘船上，结果为海盗所袭，船身沉没。哥伦布提起那件事时说，他靠船的残骸的支持，游了6英里到岸上。几个月之后（他说），他再以船长或水手的身份，起航到英国，再到冰岛，然后到里斯本。他在那里结婚，并以制地图和航海图为业而定居下来。他岳父是曾为航海家亨利王子效劳的水手，哥伦布无疑从他那里听到几内亚海岸的一些传奇故事。1482年，他或许担任官职并加入从该海岸航行到埃尔米纳（Elmina）的葡萄牙舰队。他很有兴趣地读着教皇庇护二世所写的《运输史》（Historia Rerum Gestarum），并加上许多注解，该书指示非洲是可以环航的。

但他的研究越发使他向往西边。他知道公元1世纪的斯特拉博曾述及环球航行的尝试。他也熟悉塞涅卡的数行文字：“一个时代将在以后的年头来临，那时，海洋将松解各事各物的纽带，一片巨幅的陆地将出现，而先知提斐斯也会揭露新的世界，杜勒也不再是地球的尽头。”他也读过盛赞中国富庶，并把日本摆在亚洲大陆以东1500英里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在读过的皮埃尔达利《世界的形象》一书中，作了上千的注解。他接受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地球的圆周为1.8万—2万英里；这再掺和马可·波罗误置日本，使他认为距离最近的亚洲岛屿，将在里斯本以西约5000英里处。他曾听过佛罗伦萨一位医生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写给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一封信，信中劝说，只要向西航行5000英里，便可寻出一条通往印度、比环绕非洲更短的航路。哥伦布写信给托斯卡内利，结果得到肯定回答。他的目标已臻成熟，并在脑海里翻滚沸腾。

约1484年，他向葡萄牙王约翰二世建议，装备三艘船，以做横渡大西洋包含回程为期一年的探险。他还建议自己该受命为“海洋总司令”及他所发现的任何土地的终身总督，并该接收葡萄牙得自那些土地的所有税额、所有珍贵金属的1/10（传播基督教这一观念显然次于物质的打算）。国王将这一建议提交给由博学之士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排斥这一建议，认为哥伦布将横渡大西洋的距离，仅仅估计为2400英里太短（从加那利群岛到西印度群岛的距离，大致正确）。1485年，两位葡萄牙的航海家也向约翰国王提出了相似的计划，但同意自己资助自己，约翰至少给了他们祝福。他们于是起航（1487年），但航路过于偏北，遭遇到呼呼的西风，结果失望而回。哥伦布再作请求（1488年），国王于是接见他，他刚好及时赶上，目睹狄亚斯成功地环绕非洲后的胜利归来。葡萄牙政府受到从非洲到印度航路诸般远景的吸引，终于放弃横渡大西洋这条航路的打算。哥伦布只好转到热那亚与威尼斯，但它们并未给他鼓励，因为它们已拥有东向抵达东方这条路线的既得利益。哥伦布再委托兄弟试探一下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后者邀他参加一项会议。当邀请抵达时，他已委身投效西班牙了。

他这时（1488年）年纪约42岁，长得高而瘦削，长脸，皮肤红润，鹰鼻，蓝眼，雀斑，红发亮亮，已转灰色，不久即将变白。他的儿子与朋友形容他谦逊、严肃、和蔼、谨慎，饮食节制，极度虔诚；其他人则宣称他虚荣，故意炫示并夸大他接受的头衔，在想象与文章中抬高自己的祖先，并贪婪地争取他享有新大陆的一份黄金。但无论如何，他比他所要求的更有价值。他偶尔逸出十诫之外，是在科尔多瓦，他的发妻去世之后，比阿特丽斯·恩里克斯（Beatriz Enríquez）为他生下了一位私生子（1488年）。哥伦布并未娶她，但他在有生之年和遗嘱中，都好好供养过她。在那轻佻的时代里，大部分显要都拥有私生子，因此似乎没人因这类事件而遭到驱逐。

其时，他也向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提出请求（1486年5月1日）。女王将请求提交给神圣的塔拉韦拉大主教主持的顾问团体。经过漫长的耽搁之后，他们才报告这个计划不切实际，他们辩道，亚洲比哥伦布假设的更要偏西得多。然而，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给他年金1.2万马拉。1489年，他们还发给他一封御书，敕令所有西班牙城市供给他食物和住宿。也许他们希望对其计划留有选择余地，唯恐无意中将一块大陆赠给敌对的国王。然而在塔拉韦拉委员会二度考虑、二度排斥该计划后，哥伦布决定将之呈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这时，拉拉比达的修道院院长佩雷斯（Fray Juan Pérez），以安排他再次觐见伊莎贝拉来劝止他投往法王。王后送给他2万马拉，以资助他前往军事要塞圣塔菲（Santa Fé）的总部。他到达后，王后十分和善地听取他的请求，但顾问们再度排斥这一构想。他于是再度束装，准备前往法国（1492年1月）。

这时，恰巧有位受洗的犹太人使历史向前迈进。圣丹德尔（Luis de Santander），斐迪南的财政大臣，出面谴责伊莎贝拉缺乏想象与商业头脑，又以使亚洲皈依基督教这一远景来诱惑她，同时建议愿以自己和朋友之力来援助这一探险。其他数位犹太人——阿夫拉瓦内尔、卡夫雷罗（Juan Cabrero）及长者亚伯拉罕——也都支持他的请求。伊莎贝拉终为所动，并答应抵押其珠宝以募集所需的款额。圣丹德尔认为无此必要，他从自己担当司库的同业团体借来140万马拉，另从自己口袋中掏出35万马拉；哥伦布另筹了约25万马拉。 1492年4月17日，国王斐迪南签下了必需的文件，同时或后来交给哥伦布一封送给中国可汗的书信。哥伦布希望抵达之地是中国，而不是印度。终其一生，他总以为自己所发现的是印度。8月3日，圣玛利亚号（他的旗舰）、品达号与妮娜号，带着88人，备了一年口粮，终于驶离了帕洛斯港（Palos）。

美洲

他们向南航行到了加那利群岛，想在航入西方之前，寻得东风。在该群岛做一漫长的停留之后，他们再沿着北纬28度，冒险出航（9月6日）。他们并未南偏得足以完全受到信风的助益。我们现在知道，更向南方的横渡，将缩短抵达美洲的距离与苦难。天气友善，“像是安达鲁西亚的4月天，”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上写道，“唯一欠缺的就是听不到夜莺的鸣转。”33天焦虑地过去了。哥伦布向手下少报了每天的航行里数；但因他高估了船速，结果竟是歪打正着。由于静风持续，他只好改变航道。这时，船员比以前更感失落与沮丧。10月9日，品达号与妮娜号的船长登上了旗舰，请求立刻回航到西班牙。哥伦布答应，除非在3天之内看到陆地，否则悉听尊意。10月10日，他自己的船员叛变，他也以同样的保证予以安抚。10月11日，他们从海洋上拖上一根开有花朵的绿树枝。他们对总司令的信任重新恢复。翌晨两点，在近乎满月的夜晚里，妮娜号的守望员罗德里戈·特里西纳（Rodrigo de Triana），终于喊出：“土地！土地！”终于抵达陆地了。

黎明时，他们看到沙滩上裸体的土著人，“个个身材壮硕”。三位船长由武装人员护送上岸；他们一齐跪下，亲吻地面，并感谢上帝。以基督教之名，哥伦布把这座岛称为圣萨尔瓦多岛——神圣的救主——旋以斐迪南、伊莎贝拉与基督之名，占领该岛。那些野蛮人客气地接待他们未来的奴隶主。这位舰队总司令写道：

为了赢取诚善的友谊——因为我懂得用爱比用武力更能将之解放，并使之皈依圣父，我便将红帽子给其中一些人，玻璃念珠给另一些人……并给了他们引以为莫大乐趣的其他许多价值不大的东西。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忠实朋友，这真是奇迹。后来他们游到我们大船边的小船上，带给我们鹦鹉、棉线……最后，他们善意地跟我们交换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

使卢梭、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与惠特曼（Walt Whitman）着迷的那群“友善的野蛮人”的称呼，可能便从那时那地开始。但哥伦布在这岛上首先获悉的事情之一是：这些土著常会受到其他土著部落的奴隶袭击，而他们或他们祖先，也曾征服较早在此定居的土著人。登陆后两天，这位总司令在日志上记下了一道不祥的备注：“这些人非常不善武事……只要50个人，便可收服他们，并驱迫他们去做随你喜欢的一切事情。”

不幸的是，圣萨尔瓦多不产黄金。10月14日，这一支小舰队再度开航，试图寻找西本哥（Cipango）——日本——与黄金。10月28日，他们在古巴登陆。那里的土著人也非常友善。他们加入来客，试着合唱《万福玛利亚》（Ave Maria）圣歌，还尽力制作十字架的记号。后来哥伦布把黄金出示给他们看，他们似乎指示说，可在内部，即他们所称的古巴纳萨姆（Cubanacam）——中古巴——的某一地点上寻获一些黄金。哥伦布把Cubanacam误解为中国的大可汗（Great Khan）——于是派遣两位西班牙人，带着外交文件，去找寻那难以找寻的君主。他们没有找到可汗，返回后却愉快地诉说到处所受到的礼遇。他们也带回来欧洲人对美洲烟草的首次报道：他们看到男女土著将烟草卷成雪茄形状，插进鼻子。哥伦布失望之余，离开古巴（12月4日），同时以武力挟持了5位年轻土著当通译及另外7名妇女。他们全都死在回航西班牙的途中。

在此期间，哥伦布的年长船长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驾船他逃，以自寻黄金。12月5日，哥伦布抵达海地，停留了4周之久，受到土著人的欢迎款宴。他寻获了一些黄金，觉得自己又稍稍接近了可汗国；但他的旗舰不幸触礁，船身为波浪与岩石击碎，其时正在他准备庆祝一生最快乐的圣诞前夕。所幸妮娜号在附近得以拯救船员，而善良的土著人也驾着独木舟赶在船沉之前，卸下大部分的货物。土著人的酋长以款待、黄金及保证在海地有大量这种致命的金属，来安慰哥伦布。这位舰队总司令感谢上帝赠予黄金，宽恕它带来这回船难，并在日志上写道：“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现在将有足够的基金征服圣地。”他深感于土著人的友善举止，因而留下部分船员定居下来，用以探勘全岛，自己则回到西班牙报告一路的发现。1493年1月6日，平松驾着品达号重入阵营，哥伦布接受了他的道歉，因为哥伦布不愿只开着一船回国。他们一行在1月16日开始回航。

这是漫长而凄惨的航行。整个1月，风怀敌意，2月12日，一场剧烈的暴风雨拍打着不过70英尺长的小船。待船接近亚速尔群岛时，平松再度离弃，满心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抵达西班牙、告诉大家亚洲已经发现的人物。妮娜号在亚速尔群岛中的圣玛利亚岛外停泊，原是为朝拜岛上的一座圣母庙，结果遭受葡萄牙当局逮捕，下狱4天。获释之后，妮娜号再度起航；但另一场暴风雨又把船吹出了航道，风帆也告撕裂。水手极度沮丧之余，发誓在以后着陆的第一天，只以面包与水果腹，同时遵守十诫。3月3日，他们看到了葡萄牙，哥伦布虽明知自己在冒一场外交纠纷的危险，仍决定在里斯本着陆，而不再尝试以一艘船完成到达帕洛斯所剩余的225英里的航程。约翰二世很友善地对待他；妮娜号也修理完毕。3月15日，该船经过了“无数的艰辛与恐怖”之后，终于回到了暌别193天的帕洛斯港。平松早几天前在西班牙西北部登陆，并送信给斐迪南、伊莎贝拉国王夫妇，但他们拒绝接见平松或其信差。品达号晚妮娜号一天驶进帕罗斯港，平松怀着恐惧、羞辱逃回家里，每天躲在床上，抑郁而死。

苦海

哥伦布在巴塞罗那受到国王与女后的欢迎，在宫里住了6个月，并接受“洋海舰队总司令”这一头衔——所谓洋海，指亚速尔群岛以西的大西洋。他受命为新大陆总督，或如他自己所称的“亚洲与印度各岛屿、大陆的副国王与总督”。由于传闻约翰二世正装备一支舰队横渡大西洋，斐迪南请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定西班牙在“洋海”里的权利。这位西班牙的教皇，在一连的敕书中（1493年），沿着亚速尔群岛与佛得角群岛以西270英里处，划一条南北向的想象线，线以西所有非基督教的土地，统归西班牙，以东则尽属葡萄牙。葡萄牙人拒绝接受这一分界线，一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双方政府终于以《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年6月7日）协定，订约前发现的土地，该以佛得角群岛以西250里格的一条经度为界，但嗣后发现的土地，则以370里格为度（巴西东方一角落在第二界线以东之处）。教皇的敕书把这些新土地称为“印度群岛”。学者如彼得罗·马蒂尔·丹格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接受哥伦布自认为已经抵达亚洲这一想法。这一错觉持续到麦哲伦（Magellan）环绕地球航行为止。

为了获取黄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再供给哥伦布一支由17艘船构成的新舰队。船上载有1200名水手，将在“印度群岛”成群繁衍的动物，及5名听受西班牙人忏悔与改变“印第安人”的牧师。第二次航行于1493年9月25日从塞维尔港出发。39天后（与首次的70天对比），瞭望者看到了一座岛屿，因时值礼拜天，哥伦布特命名为多米尼加（Dominica）。他们并未在那儿登陆，因为舰队司令想要追寻更大的猎物。他从小安地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最西方的列岛经过，深为岛屿的数目吸引，于是将之命名为维京群岛（Once Mil Virgenes）——“一万一千处女”之意。它们现在仍称为维京群岛。他继续前行，结果发现了波多黎各。在那里短暂浏览之后，再继续赶往10个月前在海地留下的西班牙定居地，看看情形如何。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一人留下。那群欧洲人浪迹岛屿，抢夺土著人的黄金与妇女。他们每人拥有5个女人，从而建立起一座赤道的天堂。他们彼此争吵、谋杀，几乎被愤怒的印第安人杀戮殆尽。

舰队沿着海地海岸向东航行。1494年1月2日，这位舰队司令再卸下人员、货物，以重建一个叫作伊莎贝拉的新殖民地。在监造一座市镇与船只的修补之后，他再度航行到古巴探险。由于无法绕着古巴航行，他于是下结论说，那是亚洲大陆，或可能是马来半岛。他想要环绕该地并绕球航行，但船只装备不够。他再朝海地回航（1494年10月29日），心中猜想着他的新殖民地情形是否有异，结果震惊地发现，情形与从前竟无两样：西班牙人奸污了土著妇女，偷盗了土著人的仓廪，同时绑架土著人的男孩充当奴隶，结果招致土著人的报复，杀害了许多西班牙人。传教士甚少尝试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有一位修道士曾经加入一群不满分子，开船回到西班牙，向国王与王后气馁地报道海地富裕的资源。哥伦布现在也成了一名奴隶贩子。他派出狩猎队逮捕了1500名土著人，其中400名留给移民，另外500名则遣往西班牙。后者之中有200名死在航行途中，残存者则在塞维尔出卖。但几年后，由于无法适应较冷的气候或文明的残酷，也都相继死亡。

哥伦布留下命令给弟弟巴托洛梅（Bartolomé），要他将殖民地从伊莎贝拉迁徙到圣多明戈，然后向西班牙回航（1496年3月10日），经过了93天多灾多难的航行之后，抵达加的斯。他把印第安人与金块呈给国王夫妇；其为数虽然不多，却打消了朝廷对把更多的钱投入大西洋是否明智这一疑虑。这位舰队司令不安于陆地，他血液里含有海水的盐分，他乞求至少再派8艘船做另一次尝试。获得国王和王后的同意，于1498年5月再度出航。

第三度航行先向西南开入第10经度线，然后沿此正西前进。7月31日，船员看到了虔诚的司令命名的特里尼达岛（Trinidad）。8月31日，再次看到了南美大陆，这也许比韦斯普奇（Vespucci）早一年或晚一年。他先探勘了巴利亚湾（the Gulf of Paria），然后朝西北航行，于8月31日抵达圣多明戈。第三回的定居者虽然留存下来，但在1496年所留下的500名西班牙人，每4人中就有一人患梅毒，而移民者中又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为了平息不满，哥伦布允许每人占有一大块土地，并将住在该地的土著人掳为奴隶。这已成为西班牙移民的惯例。哥伦布历经艰难、失望之苦与关节炎、眼疾之痛，再加上这些问题的压力，身体几乎垮掉。他的心灵时不时蒙上阴影，变得易怒、暴躁、专制、贪婪，而且在惩罚上显得残酷不仁。有许多西班牙人提到过这点，他们也懊恼处于一个意大利人的统治之下。哥伦布认识到，管理殖民地的问题，与他自己的训练和脾气格格不入。1499年10月，他派遣两艘轻快帆船到西班牙，请求斐迪南与伊萨贝拉任命一位皇室长官帮他治理圣多明戈岛屿。

国王和王后信以为真，授命波巴狄拉（Bobadilla）前往，但其权限超过了哥伦布原先的期待，因为国王夫妇授给了他超过哥伦布的全权。波巴狄拉在哥伦布不在时抵达圣多明戈，并听到关于哥伦布与其兄弟巴托洛梅、迭戈对现在所称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统治方式的诸多抱怨。待哥伦布回来后，波巴狄拉即将他拘禁入狱，还加上手铐脚镣。这位命官作更进一步的讯问之后，即将哥伦布三兄弟套上锁链，然后押返西班牙（1500年10月1日）。哥伦布抵达加的斯后，写了一封可怜的信给朝中的朋友：

我建议探险印度诸地，为诸王效劳，现已17年。他们初则讨论，让我等了8年，终则指斥其事的荒诞不经。无论如何，我仍坚持不舍……现在，我已在那儿把比在非洲和欧洲更多的土地，及1700个以上的岛屿，划归君王统治……在7年里，我，凭着神圣的意志，完成了这项征服工作。正当我有资格期待报酬与退休之际，我却身不由己地受到逮捕，并负以重锁押返家国……我所受的指控，出于曾经叛变，意欲占有该地的官职人员的恶意所致……

我祈求君等，以国王和王后所信赖的忠实基督徒的热诚，览读我所有的文件，并考虑远从异地前来为这些王子效劳的我……如何在我的日子即将告终之际，一身的荣誉与财产，毫无理由地遭到剥夺，此事可谓既无正义，又无怜悯。

斐迪南其时正忙着与路易十二瓜分那不勒斯王国。他在6周之后方才下令释放哥伦布及其兄弟，并召他们入宫。国王和王后在阿尔罕布拉宫（the Alhambra）接见他们、安慰他们，并恢复他们的财富，但他们从前在新世界的权威已不再。依据他们在1492年签订的协约或同意书，国王和王后须让哥伦布全权治理他所发现的土地，只是他们觉得他已不再适合行使这一权力。他们于是任命奥万多（Ovando）为印度群岛的新总督。然而，他们承认这位舰队总司令在圣多明戈所有的财产权，与迄至那时属于他的黄金挖掘和贸易。哥伦布的余生都很富有。

但他并不满足。他不断请求国王和王后再供给他一支舰队。他们虽还搞不清楚“印度群岛的探险事业”能否带来净利，但觉得尚欠他另一尝试。1502年5月9日，哥伦布从加的斯出发，开始第四次航行。他率领着4条船和140位手下，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巴托洛梅与儿子斐尔南多。6月15日，他看到了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6月29日，感觉出暴风雨即将来临，舰队因而在圣多明戈附近海地海岸的一处庇护点上停泊。在那里，主要的港口内有一支30艘船的舰队，准备开往西班牙。哥伦布传话给总督，说暴风雨正在酝酿，劝他将船只多留一会儿。但奥万多无视这些警告，径自下令舰队开拔。结果飓风来临，哥伦布的船只除了些微破损外，通通幸存，而总督的舰队除一艘外，余皆遇难。连波巴狄拉的人员在内，一共丧失了500条性命，而满船的黄金，也沉没入海。

毫无疑问，哥伦布现在要在多扰的生涯中开始忍受最艰难悲惨的日子。他向西航行，抵达洪都拉斯（Honduras），继而探勘尼加拉瓜（Nicaragua）与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两地的海岸，希望寻出能领他环球航行的一条海峡。1502年12月5日，起了一场暴风雨，其疯狂的威力在哥伦布的航海日志里有段生动的描写：

一共9天之久，我像一个失落者，全无任何生机。肉眼从未看见波涛如此汹涌、愤怒与满布泡沫。飓风不但阻止我们前进，并且不容我们躲往任何岬角之后以求庇护的机会。我们因而被迫流落在这个血腥的海洋上，犹如热火上的锅子在咝咝作响。天空从未显得如此恐怖，它整整一天一夜炽烈得如同一座火炉，闪电凶猛发作，使我每每怀疑，它是否袭走了我的樯桅与风帆；狂暴、恐怖的闪光使我们全都感到，这些船像要被炸毁似的。不停下雨；我并非说天下雨，因为那就像一场大洪水。我的手下疲惫得希求一死，以终止恐怖的受苦。

除了风、水、闪电与附近的岩礁造成的恐怖之外，还出现水柱——龙卷风掠过海洋所掀起的浪花，危险地袭近船只，把水“射上云霄”。哥伦布捧出了《圣经》，览读耶稣基督在卡柏诺（Capernaum）如何平息一场暴风雨，继则抽剑在空中画了一道十字，以驱除水柱。据说那如塔般的水柱随即退却。经过12个恐怖的日子后，这场咆哮终于过去，舰队停泊在现在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东端的一个港内。哥伦布及其手下在那里感伤地庆祝1502年的圣诞节与1503年的新年，而不知道太平洋就在40英里外。

更多的不幸相继而来。13位水手划着旗舰的小船，上溯一条河流以找寻清水时，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除了一名西班牙人外，余均被杀，船也被夺。有两艘船被虫蚁腐蚀得不能下海而须抛弃。另外两艘漏得厉害，须用马达日夜抽水。最后，虫蚁战胜人力，这些幸存的船只，不得不搁浅在牙买加的海滩上（1503年6月25日）。那些落魄的船员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零五天，食物只能依靠当地土著人不稳固的友谊，而那些土著人也只能匀出些微的食物。在这一切困境中表现了沉着的勇气的门德斯（Diego Mendez），自愿率领6位基督徒与10位印第安人，坐在挖凿的独木舟里，航行455英里——其中80英里不见陆地——到圣多明戈求助。在这次试探中，他们的饮用水告罄，有数名印第安人死亡。门德斯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但直到1504年5月，奥万多不愿或不能空出一条船，前往营救这位舰队总司令。到2月时，牙买加的印第安人把赠予搁浅的船员之食物，减到让西班牙人开始挨饿的地步。哥伦布身边带有雷乔蒙塔努斯的《历书》（Ephemerides），该历书算到2月29日有月食。他召见土著的酋长，警告他们说，上帝因为他们故意让他的手下挨饿，赫然发怒，将把月亮遮晦。他们全都嘲笑起来，但当月食来临时，他们慌忙将食物带到船上。哥伦布重新向他们保证，说他已向上帝祷告，恢复月亮，且向上帝许诺，印第安人嗣后将适当地供养那些基督徒。不久，月亮果真再现。

待救援抵达，时间已过去了4个多月。即使如此，奥万多派来的那条船，也漏得几乎无法回到圣多明戈。哥伦布与其兄弟、儿子，坐上一条较为坚固的船只，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多暴风雨的航程，于11月7日回到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因为他没有寻获更多的黄金和一条通往印度洋的海峡而倍感失望。斐迪南与垂死的伊莎贝拉都没有时间接见这位满头白发的水手。他从海地所取得的“什一税”，仍然照付给他。他备受关节炎之苦而不是贫穷之苦。待斐迪南终于同意接见他时，这位看起来远超58岁的哥伦布，已经几乎无法承受赶赴设在塞哥维亚的宫廷这一漫长的旅程。他要求国王兑现于1492年答应他的所有头衔、权利与岁收。国王踌躇未决，而只给他坐落在卡斯蒂尔的一笔丰饶的财产。哥伦布拒绝接受，他追随朝廷到萨拉曼卡与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他身心交瘁死于1506年5月20日。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重塑了世界地图。

新远景

既然他已指明航向，其他成百的水手也都纷纷赶向“新世界”。这个词显然是由一位佛罗伦萨的商人首先加以使用。这位人物本身的名字现已用来描写美洲。韦斯普奇由美第奇家族派往西班牙，以清理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的事务。1495年，他为斐迪南赢得一纸应允装备12艘船只的契约。他染上了探险热，在1503年至1504年写给佛罗伦萨的朋友的信函里，他宣称四度航行到他所称呼的新世界（novo mondo），其中1497年6月16日的航行，曾接触到南美大陆。像约翰·卡伯特于1497年6月24日抵达圣劳伦斯湾（the Gulf of St.Lawrence）里的布里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及哥伦布于1498年看见委内瑞拉一样，韦斯普奇的记载也使他荣膺为自埃里克松起（约1000年）抵达西半球大陆的第一位欧洲人。韦斯普奇记载的混乱与失实，使人怀疑他的声明。但值得注意的是，1505年，哥伦布应能判断韦斯普奇的可靠与否，但也托他带封信给迭戈。1508年，韦斯普奇受命为西班牙所有领航者的首领，一直到去世。

他的一封拉丁译文的信函，于1507年4月在圣狄城（洛林）付印。圣狄城大学的宇宙志教授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同年同地出版的《宇宙志引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一书中引述了这一封信。他接受韦斯普奇的记载，认为值得信赖，并提议应用亚美利奇（Amerige）或亚美利加（America）为名来称呼我们今日所指的南美洲。1538年，墨卡托（Gerhardus Mercator）在他一幅有名的地图里，将所有的西半球通称为亚美利加。大家都同意，韦斯普奇于1499年——若非1497年的话——与奥赫达（Alonso de Ojeda）一同探勘过委内瑞拉的海岸。1500年，在喀夫拉尔（Cabral）无意间发现了巴西之后，曾在哥伦布首度航行时指挥妮娜号的平松，探察巴西海岸，发现了亚马逊河。1513年，巴尔博亚（Balboa）发现了太平洋，而里奥于梦想着青春之泉时，发现了佛罗里达。

在飞机问世之前，始自航海家亨利，继之以达·伽马，至哥伦布而达高潮，再经麦哲伦环球完成的许多发现，影响到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商业革命。西面和南面海洋开放航行与贸易，终止了文明史上的地中海世纪，同时开启了大西洋世纪。随着美洲的黄金越来越多地运入西班牙和地中海各国，甚至那些南德各城市，像过去在商业上系属于意大利的奥古斯堡与纽伦堡的经济，也再三衰竭。大西洋沿岸各国在新世纪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出口，以输出过剩的人口、积存的能源与罪犯，同时还为欧洲货品发展热望的市场。工业在西欧受到刺激，它需要造成工业革命的机械发明和配备较好的动力。新作物从美洲传来以充实欧洲的农业——马铃薯、番茄、南瓜与玉米。金银的流入提高了物价，鼓励了制造业者，困扰了工人、债主及封建领主，引起并摧毁了西班牙统治世界的梦想。

海上探险所产生的道德和精神影响，也足与经济、政治的结果对峙。基督教传播到一个广大的半球，罗马天主教在新世界收到的信徒，比宗教改革从她在旧世界夺去的还多。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传播到拉丁美洲，并在那里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独立文学。欧洲的道德并未因这些发现而有所改善，殖民者漫无法纪的残酷，随着返归的水手和居民，流回欧洲，更诱发了暴力与性放纵的行为。欧洲的知识界受到如此多的民族、习俗、教派强有力的推动；各种伟大宗教的独断信条，也受到彼此摩擦之苦；即使新教与天主教将敌对提升到摧毁性的战争之际，那些坚定信条也慢慢融化为启蒙时代怀疑与因怀疑而生的宽容。

尤其重要的是，正当哥白尼将要减低地球及其居民在宇宙间的重要地位时，一种成就所带来的自豪，在激发着人类的心灵。人们感到，物质的世界已为人类心灵的勇气所征服。中古世纪人们对于直布罗陀的一句箴言——勿逾越——已被简写为逾越两字。一切限制解除，整个世界开放，凡事都有可能。现在，随着无畏、乐观的涌现，现代历史于此开始。

第十四章

先驱伊拉斯谟
（1469—1517）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

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于1466年（一说1469年）出生于鹿特丹或其附近，是格拉德（Gerard）的次子及私生子。格拉德是小教团的一名教士，与一名医生的寡居女儿玛格丽特生下他。很显然，其父经过这次不荣誉的事情后不久即做了传教士。我们不知这孩子可爱的名字德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意即“所盼望的深爱者”——是如何而来的。他的第一批教师们教他读写荷兰文，他到共同生活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念书时，因讲本国语而被处罚金；在该会，拉丁语是遭敌视的，而虔诚如同纪律般被严格要求。尽管该会鼓励精选的异教古典课程的研究，伊拉斯谟在代芬特尔却开始取得在拉丁语言和文学上的惊人造诣。

约1484年，其双亲去世。父亲留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并不多，监护人又私吞了其中大部分，并诱使这两个孩子入修道院，这样就不需要继承财产了。他们抗议要念大学；终于他们被说服了——伊拉斯谟，因为被允诺接触很多书本而被说服；大儿子接受了他的命运，开始成为（伊拉斯谟所说）“大酒徒而非低贱的通奸者”。伊拉斯谟誓愿在斯坦因的埃莫斯（Emmaus）小修道院中做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教士。他尽力尝试着去喜爱修道院的生活，甚至写了一篇论文《轻视世俗》（De Contemptu Mundi），使自己深信修道院正是让有热切心灵和胃部易呕的青年居住的地方。但是他的胃不适合斋戒和鱼腥味，宣誓服从比誓守贞洁更令他厌烦，更何况修道院图书馆缺乏古典书籍。仁慈的院长同情他，让他去做坎特伯雷主教——卑尔根的亨利——的秘书。伊拉斯谟于1492年接受传教士的圣职。

无论他身在何处，总是另有他顾。他羡慕那些在本地受过教育后去念大学的青年。巴黎流露出的学术与色欲的芳香足以构成诱惑。经过几年努力表现后，他说服了这位主教送他去巴黎大学，但仅带了生活费。他讨厌听讲，但遍阅图书馆里的藏书。他看戏并参加派对，偶尔追求异性；他在他的《对话集》（Colloquies）中说，学习法语最愉快的方法就是和娼妓调情。虽然如此，他强烈的热情却贯注于文学，文字音乐般的魔力导向了想象和喜乐的世界。他自修希腊语，这时柏拉图、欧里庇得斯、芝诺、伊壁鸠鲁等雅典人对他来说，就像西塞罗、贺拉斯、塞涅卡等罗马人一样熟悉；而这两个城市对于他就如同塞纳河的左岸同样真实。他觉得塞涅卡是一位和圣保罗一样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更好的文体批评家。他遍览数世纪的书籍，发现了洛伦佐·瓦拉这位那不勒斯的伏尔泰；他喜好瓦拉优雅的拉丁文及其大无畏的精神，因瓦拉曾不顾一切地揭露“君士坦丁献土”为伪造的文件，还指出拉丁语《圣经》中的严重错误，甚至讨论了伊壁鸠鲁主义也许不是最明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伊拉斯谟本人后来使神学家吃惊，并设法使伊壁鸠鲁与基督和解以安慰某些红衣主教。那时，斯科特斯与奥卡姆依旧风靡巴黎；唯名论极为得势，并且威胁了变体论和三位一体等基本教理。这些胆大妄为的思想损害了这位青年教士的正统信仰，使他只是深深地佩服基督的伦理而已。

他沉溺于书本的花费几乎如同嗜好一种恶习一样。为了增加收入，他私下教育青年学生，并与他们其中之一共同生活，然而即使如此，生活依然不够舒适充裕。他不断请求坎特伯雷主教：“我的皮肤和钱袋均需充实——前者用肉，后者用硬币充实。按照您日常的仁慈施舍吧！”该主教适当满足他的要求。有一位学生是维尔（Vere）的首长，请他到佛兰德斯图内罕姆（Tournehem）城堡。伊拉斯谟为维尔的安妮夫人（Lady Anne）的慷慨所吸引。她了解他的情况，赠钱给他，但不久就花光了。另一位富有的学生芒乔伊（Mountjoy）带他到英国（1499年）。住在贵族的乡村大屋里，这位困苦的学者发现这是真正快乐的地方，他过去的修道院生活已转变成战栗的回忆。他向巴黎的一位友人报告他的状况，这些无数而难以模仿的信件，现在成为描述他生活起居的最佳文学作品：

我们正在向前迈进。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也要飞过来……但愿你知道英国有多么幸福！……兹举其精彩点之一：这里有富有神采的美貌女郎，非常温柔良善……尤其是，这里有种风俗无论如何赞扬也不为过。无论你去何处，你都会受到拥吻；你离开时，也被吻别；若你回去，你的敬礼也受到还礼……凡举行集会场所，就有很多的敬礼；当你转过身来，也受到敬礼。啊，浮士德！如果你曾一度尝到如此温软的香唇，你会愿做一个旅行者，不像梭伦远游十年，而是终生长在英国。

伊拉斯谟在芒乔伊的家里结识了学者托马斯·莫尔，那时他才22岁，他的杰出使莫尔把他介绍给后来的亨利八世。在牛津时他为同学和师长们的非正式友谊陶醉，正如同他受到乡间别墅如神的环抱一样。在这里，他懂得去爱约翰·科利特，他虽然是“旧神学的主张者与斗士”，但因实践基督教义，使他同时代的人感到吃惊。伊拉斯谟对英国人文主义的进步印象极深：

当我听科利特讲话，我感觉就像听到柏拉图本人（讲话）一样。在格罗辛谁不惊佩这么完美丰富的学问世界？有谁比科利特的判断更敏感、更深刻、更精微呢？除了托马斯·莫尔的天才外，大自然还造过什么更文雅、更温馨、更幸福的人？

这些人对伊拉斯谟的影响很大。曾耽醉于古典文学及人物的他，由自负而轻浮的青年变为热忱而努力的学者，不仅渴望金钱与名誉，而且切望某种恒久而有益的成就。他于1500年1月离开英国时，已决定研究并编纂希腊原文的《新约》作为基督教的精义，依宗教改革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判断，真基督教已被数世纪的教条及附加条例蒙蔽、隐匿。

他首度访问英国的愉快回忆因离开前的最后一小时而灰暗。在多佛过海关时，他的英国朋友赠给他的数目约20镑的金币被海关当局充公了，因为英国法律禁止金银出口。还没有成为大律师的莫尔曾经错误地建议他，这项禁止条款仅适用于英国钱币，因此伊拉斯谟把金镑换成法币。伊拉斯谟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及流利的拉丁语均无法有效地改变法律，在登上法国领土时，他实际上身无分文。他说：“在我出航前，我就遭遇船难了。”

逍遥学派

伊拉斯谟在巴黎住了数月，出版了他第一本有意义的作品《箴言选集》（Collectanea Adagiorum），含有818句箴言或引用文的集合，大部分取自古典文学作品。学术的复兴——古代文学的复兴——摘取某些希腊或拉丁作者的片段来美化个人意见已成为一种风尚，在蒙田的《论文集》和伯顿的《忧伤的分析》（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我们发现这种风气已达极点。这风气一直到18世纪，在英国法庭辩论时依然存在。伊拉斯谟为每一句箴言加上短评，通常迎合当代趣味并加些讽刺意味；例如，他观察到，“据《圣经》说，传教士是吞食人们罪恶的，而他们感觉这些罪很难消化，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喝最好的酒来冲洗这些罪恶”。该书广受好评，销路极佳，约一年伊拉斯谟便能自给而不必求助于人。总主教沃勒姆喜爱该书而不在乎其含有讽刺意味，送给作者一笔钱并把在英国的一个圣俸给了他，然而伊拉斯谟不准备抛弃大陆远赴英国。在之后的8年中《箴言选集》曾修订数次出版，他将之扩充到3260句。在他一生中再版60次。他还将拉丁文原著译成英、法、意、德、荷等文，这些译本在当时都有很好的销路。

即使如此，这项收入仍极微薄，不够生活。伊拉斯谟因经济困难，于1500年12月12日写信给朋友詹姆斯·巴特（James Batt）——巴特此时是维尔的安妮夫人之子的家教——请他：

向她说明，以我的学识要比她资助的其他才子所能给予她的荣誉更多。他们只是作普通的宣扬，我写的将永垂不朽。他们以他们愚蠢的废话只能在一两个教堂可听到，我的作品将被世界各国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阅读。那种不学无术的传教士到处都是，像我这类的人，从很多世纪中也难发现一个。请把我的话向她复述，如果你不太迷信的话，替朋友撒一点小谎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方法失败了，他于1月又写信，指示巴特告诉安妮夫人，伊拉斯谟眼睛正在失明，并补充说：“请把你自己的金币送我四五块，而这钱你可由安妮夫人处收回。”巴特并未上当，于是伊拉斯谟直接写信给安妮夫人，把她比作历史上最高贵的女英雄及所罗门王最美的妃子，并为她预示，说她将永垂千古。她终于被打动，伊拉斯谟收到不少赠予，并使眼睛得以复明。当时的风气原谅一个作者向赞助人求助，因为出版商尚无能力供养即使拥有广大读者的作者。伊拉斯谟本来能获得圣俸、主教职位，甚至红衣主教的高职，但他为了随时保持自由作家的身份，理智上不受羁绊，因此这些建议他再三拒绝了。他宁愿在自由中行乞，不愿在桎梏中衰亡。

1502年，伊拉斯谟为了逃避瘟疫，迁至卢万。大学校长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愿给他一个教授职位，伊拉斯谟拒绝了。他回巴黎定居，靠写作为生——这是近代不顾一切地最早从事这种行业的尝试之一。他翻译了西塞罗的《政府》、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Hecuba）及卢奇安《对话录》。毫无疑问，这位怀疑主义者在形成伊拉斯谟的思想和文体上，有不可磨灭之功。1504年，伊拉斯谟写信给一位朋友：

天啊！到底卢奇安以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动攻击，竟使一切事物都变成嬉笑的对象，任何事物都免不了嘲弄的触击。他最厉害的攻击是指向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超自然假设，并且对准禁欲派，因为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他以相当的自由嘲笑神，因此被戴上无神的帽子——是一种来自不虔敬和异端的荣誉特征。

1505年至1506年，第二度访英，随同科利特去坎特伯雷朝拜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在他的一本《对话录》中用假设的人名叙述他的旅行，他叙述科利特如何因指出美化该教堂的财产也许可用作减轻坎特伯雷贫穷之事而得罪了修道院的向导；该向导告诉他们牛奶是如何来自圣母的乳房，及“令人吃惊的圣骨数量”，这些都必须恭吻；科利特是如何拒绝吻圣托马斯·贝克特穿的圣鞋；向导又把他曾用过的一块擦额及擤鼻的布送给科利特当作一种极大的恩惠和神圣的纪念品，并指示其中一些证据，但科利特扮了下鬼脸并拒绝了。为人道而哀悼的这两位人文学者回到了伦敦。

伊拉斯谟的好运来了。亨利七世的医生送其两子到意大利，伊拉斯谟陪伴他们“充任一般导游和监督”。他与这两个孩子在博洛尼亚住了约一年，埋首图书，以致其学识、拉丁语法及机智的声誉与日俱增。到此时他已穿上奥古斯丁教派教士衣服——黑色长袍、斗篷、头帽，一块白头巾通常戴在手臂上。1506年，以一位世俗传教士的衣服有欠出众为由，他抛弃了这些，并宣称他已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处取得了许可，然后到博洛尼亚做一位军事征服者。他于1506年突然回到英国，在剑桥教希腊文。但1508年我们发现他又在意大利——将他的《箴言录》扩充版本交威尼斯马纽夏斯出版社付印。1509年，他经过罗马时，显得生活优裕、风度翩翩，而且具有红衣主教们的智慧修养。他很愉快——就像路德在罗马时感到震惊一样——因为异教问题及习俗已侵入这个基督王国首都，而更触怒伊拉斯谟的是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政策、热忱及寻欢作乐等，因此他赞成路德。但他也同意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非常赞成好战的教皇经常不在罗马。他们欢迎伊拉斯谟参加他们的社交集会，如果他愿意定居在罗马，他们将给他一些教会干俸。

正当他学着去爱这永生之城时，芒乔伊通知他亨利七世已死，而人文学者之友已成了亨利八世，如果他愿回英国，则所有的大门和高职已为他打开。与这封信齐到的有亨利八世的亲笔函，其文如下：

当我小时候，我们就已开始认识。由于在你著作中荣幸地提到我，及把你的天才应用到促进基督的真理上，使我那时对你的尊敬与认识更加深刻。到目前你一人所承担的责任，使我能荣幸地分担，并且就我权力所能及来保护你……你的幸福对我们大家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建议你放弃定居他处的一切想法。到英国来吧！保证你受到热烈的欢迎。让你提出你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定能达到如你心所愿的大度与高尚。我忆起你曾说过，当你厌倦漫游时，你会以敝国作你晚年之家。我以一切的圣善恳求你，实现你的这一承诺。我们不须现在领教你的学识或你的建议。我们认为有你在我们身旁将是我们最大的宝物……你需要有你自己的悠闲；除了使敝国作为你的家外……我们对你一无所求……亲爱的伊拉斯谟，来我处吧！并请赐复。

这么有礼又大方的邀请，怎会被拒绝？纵使罗马选他做红衣主教，伊拉斯谟的舌头会被系住；而在英国被有势力的朋友包围，而且受到有权力的国王保护，他也许更能自由写作，还安全。他半勉强地向罗马的人文学者告别，去伟大的王宫、图书馆曾经爱护过他的红衣主教们那里辞行。他又途经阿尔卑斯山，取道巴黎至英国。

讽刺家

伊拉斯谟在英国住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是偶尔同国王寒暄而已。是否亨利因内政或外交太忙，伊拉斯谟等得烦躁呢？芒乔伊以赠予的方式救助他；沃勒姆以肯特教区的总收入资助他；而约翰·费希尔、罗切斯特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聘请他教希腊文，每年薪水13镑。伊拉斯谟为了增加收入以维持一个仆人和一匹马的生活，把他出版的作品题献给朋友们，但他们总是反应冷淡。

在这第三度寄居英国的第一年里，他寄居在托马斯·莫尔家。伊拉斯谟在7天之内写了他最著名的书《愚人颂》（The Praise of the Folly），其拉丁语化的希腊文标题——Encomium Moriae——是有关莫尔名字的双关语，但“moros”在希腊文是“蠢汉”的意思，而“moria”是“愚行”的意思。伊拉斯谟继续写稿约两年之久，然后去巴黎付印（1511年）。他一生中曾发行了40个版本，有十余种的翻译作品。拉伯雷沉迷于这些作品，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发现已人手一册了。

“Moria”在伊拉斯谟的用法中，不仅指“愚行”、“荒谬”、“无知”、“愚蠢”，而且含有“冲动”、“直觉”、“情绪”、“未受教育的诚朴”之意，以与“智慧”、“理智”、“慎思”、“领悟”对应。他提醒我们，整个人类的存续应归功于“愚行”的存在。例如，男性以多种方式追求异性，他对她肉体狂热的理想化，他为了性交而具有的如骚羊似的好色情欲。究竟为何如此愚蠢呢？何种心智健全的人愿为这种情欲的发泄而付出终生束缚于一夫一妻制的代价？何种心智健全的女人愿为它而付出母性的苦痛与忧患的代价呢？人类竟是这种相互摩擦的偶然的副产品，岂不荒谬？如果男女冷静地去思考，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这书说明了“愚行”的需要和智慧的愚蠢。如理智主宰一切，勇气会存在吗？幸福可能有吗？传道书相信“凡增加知识者就增加忧患，而智慧越多，忧伤也越多”是正确的吗？如果人们能知未来，谁会快乐？幸而科学与哲学失败了，被人们忽视了，而且对维持生命必需的无知没有加诸大害。天文家“能精密地告诉你太阳、月亮及星辰的大小，而仅有毫厘之差，正如同他们告诉你大肚酒瓶与小瓦壶的差别那样容易，但大自然会嘲笑他们这种细微的推测”。哲学家们把混乱的弄得更混乱，把不清的弄得更不清；他们对逻辑和形而上的细微事物浪费时间与智力，结果毫无所得，只是绕圈子；我们应当派他们（而非我们的军人）去打土耳其人——敌人会在这种昏乱的冗赘前，惶怖地撤退；医生们不见得比哲学家们好些：“他们目前所操的全套技艺是一种蒙骗与诡计的合成物。”至于神学家，他们——

将巨细不遗地告诉你们万能者创造宇宙的连续程序；他们将解释来自原祖的原罪的精确状况；他们将使你们满意关于救主如何使圣母受孕，而且将说明在祝圣的饼中，没有本体的属性如何存在……一副躯体如何能同时化身数处，基督在天上的肉体与他在十字架上或在圣礼中的区别。

想一想所提供的这一类无聊的事情，如奇迹以及奇怪事物的显现、能治病的圣堂、撒旦的召唤及诸如此类任何引起不必要恐怖的迷信：

这些荒谬事物是一种好的交易，这类传教士及修道士借这种诡计而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利益……诸如对“赦罪状”及“免罪券”的欺骗行为的赞扬和维护，又叫我如何来说明？他们利用此法来计算每人灵魂在炼狱的时间，按照他们购买这些无价值的“赦罪状”和可出售的“免罪券”多少来决定他们在炼狱中的时间长短？或者有些人利用魔术符咒的力量或用摸索念珠重复恳求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某些宗教骗子发明的，或是为了怕分心或更可能是为了图利），这种人之坏，叫我如何来解说？这样他们就可获得财富、荣誉、快乐、长寿、健壮的老年，不只于此，而且死后他们还能坐在救主的右边吗？

这种讽刺已波及僧侣、修道士、宗教审讯官、红衣主教和教皇。僧侣因行乞使人们烦扰，他们想用催眠的赞美诗的围攻夺取天堂。世俗的传教士渴望金钱，“他们最善于利用诡计获得什一税、奉献、赏钱等”，各阶层和传教士都同意处死巫婆。教皇在“财富、荣誉、辖区、职位、特免、特许、赦罪……礼仪及什一税，逐出教权及停止教权”上，与十二使徒全然不相类似，他们贪求遗产、世俗的外交和流血的战争。如此的教会除了借人类的愚行——易受骗的率真本性——之外，如何能生存？

《愚人颂》激怒了神学家们。马丁·德罗普修斯（Martin Dropsius）写信给伊拉斯谟说：“你要知道，你的《愚人颂》激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甚至对于那些曾经是你最忠实的仰慕者也是如此。”但这以开玩笑似的破坏讽刺效果与他后来爆发的讽刺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他在剑桥教书的第三年即最后一年，同时也是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逝世的那年，巴黎出现了一种讽刺的短文或对话名叫《尤里乌斯被斥天国门外》。伊拉斯谟虽然尽力掩饰其作者身份，但原稿已在朋友间流传，而且莫尔不小心把讽刺对话列入伊拉斯谟的作品内。这也许可以代表伊拉斯谟作为讽刺家的一种最极端的范例。已故的好战者教皇发现天国的门被顽固的圣彼得守住，就是不准他进去：

尤里乌斯： 我已受够了，我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的尤里乌斯P.M.……

彼得： P.M.？那是什么意思？最讨厌的人？

尤里乌斯： P.M.是教皇之意，你这浑蛋。

彼得： 纵使你是三倍的教皇……如果你不是最好的人，你也不能进入这里。

尤里乌斯： 你真无礼！你在这些年代里不过是圣人而已——而我是至圣至圣的统治者，本来就是神圣，有“金牛”可以表现。

彼得： 神圣与被称为神圣有无区别？……让我细看一下。哼！充满着罪恶……传教士的披带，底下却是血迹斑斑的盔甲；凶猛的眼、粗野无礼的嘴、无耻的面容、全身有罪恶疤痕、呼吸充满着酒味、被放荡破坏了的健康。唉！你尽管恐吓，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刚从地狱回来的尤里乌斯皇帝……

尤里乌斯： 不要再讲了，否则我要把你逐出教会……

彼得： 你要把我逐出教会？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权力？

尤里乌斯： 我有最大的权力。你只是一位传教士，也许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不能祝圣。我命你快开门！

彼得： 你必须先把功绩给我看……

尤里乌斯： “功绩”是何意思？

彼得： 你曾教授过真理吗？

尤里乌斯： 我不必，因我太忙于作战。如果那是很重要的话，我有僧侣负责。

彼得： 你曾否以好榜样为基督救了灵魂？

尤里乌斯： 我已经送了很多灵魂到地狱去了。

彼得： 你曾行过奇迹？

尤里乌斯： 咄！“奇迹”已不流行了。

彼得： 你曾勤于祈祷？

尤里乌斯： 我是不可战胜的尤里乌斯，我没必要对一个卑贱的渔夫回答。然而你应当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第一，我是利古里亚人，而不是和你一样的犹太人。我母是大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姐妹。他使我因教会财产致富。我做了红衣主教。我遭遇了不幸，我患了法国天花。我被放逐，由本国驱逐出境，但我已知我应做教皇……结果实现了，一方面得到法国的协助，一方面我以利息借来金钱，一方面用承诺方式。克罗伊斯（Croesus）王也弄不出这么多的钱。银行家将会告诉你这一点。但是我成功了……而且我为教会和基督做的事比以前任何教皇都要多。

彼得：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尤里乌斯： 我提高了税收。我创立了新的教职，并且出售这些教职……我改铸了货币，用这方式赚了一大笔。金钱万能。然后把博洛尼亚并入教皇所有……我叫欧洲所有的王侯都听我的。我撕毁了条约，并且养了大批野战军。我把罗马盖成宫殿，在国库尚有500万元。

彼得： 你为何夺取博洛尼亚？

尤里乌斯： 我需要税收……

彼得： 费拉拉如何？

尤里乌斯： 这个公爵是一位不知感恩的可怜虫。他控告我买卖圣职罪，又叫我鸡奸者……为了我的一个儿子，我需要费拉拉公爵领地，我子对教会是可信任的，而且他刚用短剑刺死帕维亚的红衣主教。

彼得： 你讲什么？难道教皇有妻子儿女？

尤里乌斯： 妻子？不，没有妻子，但为何不能有子女？

彼得： 他们控告你犯罪，你是否感觉有罪？

尤里乌斯： 这事与这无关……

彼得： 难道就无法除去一位邪恶的教皇？

尤里乌斯： 真可笑！谁能撤去最高权威的职？……一位教皇唯有被大公会纠正，但是不经教皇同意，大公会就不能举行……如此教皇无论犯了什么罪，谁也不能撤他的职。

彼得： 如果犯了谋杀案，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 不行，即使犯了弑父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 如犯了通奸罪，也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 就是犯了乱伦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 如犯了买卖圣职罪，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 即使犯了600次买卖圣职罪，也不行。

彼得： 如犯了毒杀人罪，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 即使犯了渎圣罪，也不行。

彼得： 如果上述罪恶集于一身，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 如你再给这罪恶加上600个，也无权撤教皇之职。

彼得： 我的继承人竟有一种新奇的特权——人们中最邪恶者却安全无恙，未受处罚。教会真不幸，竟不能从他肩上抖落此怪物……人民应起来用铺路的石板把这么个坏胚除掉……如果需要代理人的话，只有你最够格。你还有什么标志显示你是一位教徒？

尤里乌斯： 扩大基督的教会，难道不属于教徒的事？

彼得： 你如何扩大教会？

尤里乌斯： 我在罗马建宫殿……大群的仆人、军队、办公室……

彼得： 当教会被基督初创时，这一切都没有……

尤里乌斯： 你的思想还是那么陈旧，就像你当教皇时同你周围的一小撮可怜而被放逐的主教们饿死时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你看，我们这些堂皇的教堂……似国王的主教们……红衣主教们被人极尽奢华地服侍着，而马和骡身上饰以黄金珠宝，蹄上穿金戴银。尤其，因我是教皇，被抬在军人肩上，坐着金椅，很庄严地向崇拜的群众挥手。你听听隆隆的炮声、号角声和鼓声。你看看军队的武器、群众的欢呼、照亮街坊的火炬，而世上的国王们很少被许可吻我的圣脚……你看到了这一切，告诉我，那岂不荣耀吗？你如果与我比较，你会感觉你曾经是多么可怜的一位主教。

彼得： 傲慢的可怜虫！欺诈、高利贷及奸猾等使你做了教皇……我使异教的罗马承认了基督，你又使她变成异教了。圣保罗并未谈及他曾袭取若干城市，他曾屠杀多少军团……他只谈及船难、禁锢、耻辱、鞭打；这些就是他做教徒的胜利，这些就是做一名基督将领的光荣。当他自豪时，是他从撒旦手中拯救了多少的灵魂，而不是成堆的钞票。

尤里乌斯： 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新闻。

彼得： 也许是的。你为了订条约、扩充军队及胜利，因此你无暇看福音……你冒充基督徒，你与土耳其人差不多。你的思想像土耳其人，你与土耳其人同样的无法无天。

尤里乌斯： 那么你是不开门了？

彼得： 宁愿给任何其他的人开门，就是不给你开门……

尤里乌斯： 如果你不让步，我就用暴风雨取你的位置。它们现正在你下面从事大破坏，我马上派6万个鬼来支援我。

彼得： 啊，可怜虫！可怜的教会！……教会有这种执政者，难怪现在入天国之门的人这么少，不过这世界一定是太好了，否则如此沉溺于邪恶之人，竟会只因他具有教皇的名称而受到荣耀。

这当然是荒谬的一面之词。如无这种不可救药的恶棍，正如上述，则意大利就不能逃避敌人的侵袭，则旧的圣彼得教堂不会换新，也就不能发现，不能指导，不能发挥米开朗基罗及拉斐尔等人的才华，就不能在梵蒂冈的广场内呈现出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融合，就不能在乌菲兹（Uffizi）美术馆内看到尤里乌斯匹世无双的画像里所呈现的一种深思及用尽苦心的面容中展现的拉斐尔的技术。而可怜的伊拉斯谟，呼吁一切传教士效法宗徒的贫穷，他自己却一再向朋友要钱！一位传教士竟写出如此残酷的教皇控诉状，显示当时人们反叛的心情。1518年——路德二年——彼得·吉利斯由安特卫普写给伊拉斯谟说：“《尤里乌斯被斥于天国门外》这本书已在此地各处均有出售。每人都在买，每人都谈及此事。”难怪宗教改革者后来谴责伊拉斯谟，因为他敲响了反叛的警钟，而他自己却逃跑了。

1514年，伊拉斯谟的另一作品惊动了西欧的知识界，他曾撰写了非正式的对话录，自称教授拉丁文体及会话，但附带地讨论令学生感到愉快的多变性话题。他的朋友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经他的许可，出版了一套这类的专集如《日用会话范例》——“《日用会话范例》为伊拉斯谟所编，此书不但美化学生的言词，而且树立其性格。”而后的版本添加了更多的会话，所以这些书成为伊拉斯谟的最有分量的著作。

这些书是一种新奇的编造——认真地讨论婚姻和道德，劝人虔诚，暴露人类行为和信仰的荒谬及滥用，掺有刺激或淫秽的笑话——一切均用闲聊和俚俗的拉丁文写出，一定比用学术性的正式文体更难。1724年，一位英国译者评论：“他以如此宜人且富于教益的方式所编的书，没有一本较适于阅读，因为其内容几乎完全推翻天主教的一切圣意与信念。”这样讲恐怕有些夸大，但伊拉斯谟的确以娱乐方式，使用他的“拉丁文体课本”再度攻击传教士的缺点。他指责贩卖圣徒遗物，滥用逐出教会权，高级教士及低级教士的贪得无厌，假奇迹蒙骗轻信者，为了世俗目的崇拜圣人，过度守斋，及把教会的基督教与基督的基督教做一惊人的对照。他的笔下，妓女赞扬僧侣是她最忠实的主顾。他警告一位希望守贞的少女，她应当逃避“那些强壮而滥酒的僧侣们。……住在修道院里守贞比在修道院外更危险”。他对鼓励守贞表示悲叹，并赞颂已婚的爱高于独身。他哀叹人们那么细心地使好马与好马相配，但在以经济为目的的婚姻中，健康的少女甚至与病弱男士结婚。他建议禁止与患梅毒者或其他严重的残疾者结婚。他在极富幽默的章节中夹杂明智的意见。他劝男孩们要向打喷嚏者致敬，但是他们放屁时，就不要敬礼，他还以奇特的祝福恭喜有孕的妇女：“上帝允许你负这个重担……因为容易进，则容易出。”他建议心身的净化，“因为它减低性欲”。在“年轻人与妓女”的冗长对话中，结论含有妇女革新立意。

评论家抱怨说，这些对话是一种非常鲁莽的教授拉丁文体的方式。另有人声称，弗赖堡的所有青年都被这些书腐化了。查理五世下令这些书在学校使用应判死罪。路德同意这位皇帝的看法：“即使我临死，我也要禁止我的孩子们阅读伊拉斯谟编的《对话集》。”此书在出版后风靡一时，连销2.4万本；直到1550年，唯有《圣经》的销量超过它。而伊拉斯谟几乎把《圣经》弄成自己的作品。

学者

伊拉斯谟于1514年7月离开英国。他接到在斯坦因他已遗忘的小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提出他的请假早已过期，并望他最好归来以痛悔的虔诚度其余年。他被警告，因为按宗教法规，院长可以利用世俗力量把他拖到他的监狱。伊拉斯谟借故推托，而该院长也未坚持此事，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之事再度发生，这位流浪的学者要求他有势力的英国朋友向利奥十世要求准予赦免他担任僧侣的义务。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伊拉斯谟启程上莱茵河到巴塞尔，而愿把他最重要的作品原稿给予福罗本印刷业者——该作品把《新约》的希腊原文做批评的修正，附有新式拉丁文翻译和评注。这对于作者与出版商来说都是一种虔诚、自负及冒险的工作：这项准备已花了数年，印刷与编辑都是费力与花钱的，擅自修改哲罗姆的拉丁文本——很早就被祝圣为“拉丁语《圣经》”——也许会被教会定罪，而且出售所得也许不能抵偿花费。伊拉斯谟把该作品奉献给利奥十世，以减轻危险。1516年2月，福罗本终于印出了《新工具，由伊拉斯谟研究与修正》。而后的版本（1518年）把“工具”改为“圣经”。在对比栏里，伊拉斯谟印出他修正的希腊原文及其拉丁文翻译。他希腊文的知识尚不够精通，其中的错误他须与排字者共同负责；以学者的身份，这部即将付印的希腊文《新约》第一版要比许多学者于1514年为西蒙红衣主教编排并印刷的要差，但后者直到1522年才发布。这两件作品显示了人文知识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应用及《圣经》评论的开始，该评论于19世纪又把《圣经》当作人文著作。

伊拉斯谟的评注以单行本出版。用清晰通俗的拉丁语写出，当时各大专毕业生均能看懂，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是一般的正统，但是它们在而后研究的许多调查结果上领先了一步。在第一版中，他略去了有名的科马·约翰努姆（Comma Johanneum），他肯定了三位一体，但被今日的标准修正译本否定，认为这是4世纪加入的。他把女人容许通奸的故事（《约翰福音》7章53节，8章11节）及《马可福音》的最后12行诗印出来，但注明大概系伪造。他一再指明原始与现行的基督教义的区别。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他评注道：

如果哲罗姆能看见圣母的奶被展示出售，他会说什么，以对基督圣体同样的尊敬来尊敬圣母的奶；神奇的油；真十字架的部分，如果集中一起，足以满载一大船？这里有圣方济各的头巾，那儿有圣母的小裙，或圣安妮的梳子。并非当作宗教的纯真助手，而是宗教自身的本质——这一切是出于传教士的贪财及僧侣的伪善而利用人们的轻信。

注意到《马太福音》19章12节被宣称劝告修道士保持独身主义，伊拉斯谟评注如下：

在这个阶级里，我们包括了那些被欺诈或恫吓而投入那种独身生活的人们，他们被允许通奸，但不准结婚；若他们公开养妾，仍是基督的传教士，但如娶了妻子，则会被烧死。以我的意见，凡欲其子做独身传教士职务的父母们，与其让他们的儿子违反意志暴露于情欲的诱惑里，还不如在其婴儿时予以阉割来得仁慈。

进而对《提摩太前书》3章2节译注道：

现在的传教士数目众多，其庞大如兽群，内有世俗的和正规的，其中很少是贞洁的，真为害不浅，其大部分沦于情欲和乱伦，而且公开淫佚。如果这些人不能节制，最好准其合法结婚，以免违犯亵渎。

最后，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的评注里，伊拉斯谟发出了宗教改革的呼声——从教会回到基督：

如果卑下的人们所创立的机构，对加诸基督身上的重担毫无所增的话，那么，诚然，基督的轭将是甘甜的，而其负荷也将是轻微的。他只是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比感情上得不到温柔与甜蜜更痛苦的。依照本性的一切事物都易忍受，而且再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基督的哲学和人类本性协调得更好。其唯一目的在于使堕落的人性复归于天真与诚正。教会增加的很多事物，其中有些可以略去，并非我们对信仰有什么偏见……例如凡是有关……上帝的本性及世上人类阶级的区别……这些哲学理论……有关祭衣的规定和宗教的仪式！……创立好多斋期……有关誓愿……教皇的权威，滥用赦罪和特免等事，我们说什么好呢？……但愿人们能满足于基督根据福音的律法来统治，而且但愿人们不再以人为的法令寻求加强其反启蒙主义的暴政。

大概就是这些评注使这书获得成功，这一定使作者和出版商同样感到惊奇。第一版经过3年时间，新修订本在伊拉斯谟去世前曾出版69次。这部作品受到的批评是非常猛烈的，被指出很多错误。埃克博士，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教授，路德的原初反对者，污之为可耻的陈述，认为希腊文的《新约》要比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更为低劣。然而利奥十世核准了该作品，教皇阿德里安六世要求伊拉斯谟为《旧约》做一些他为《新约》所做的事情。但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谴责伊拉斯谟的译文，并宣布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是《圣经》中唯一可信靠的拉丁语本。伊拉斯谟《新约》的学术地位马上被取代了，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它的影响极大。本国语的翻译受到欢迎与重视，很快就有人追随仿效。他在序言中说了一段热情的话：

我宁愿使最柔弱的妇女阅读《福音书》和圣保罗的《使徒书信》……我要使这些话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突厥人和撒拉森人均能阅读。我渴望种田的人一面耕地一面唱着它，纺织者哼之于穿梭的旋律中，旅行者以此为娱乐以排除其途中的无聊……我们也许会因从事其他的一些研究而后悔，但是当人从事这些的研究时，一旦死亡来临，他就是幸福的。这些神圣的话给予你基督的谈话、治病、死亡及复活的真实印象，使得他如此常在，以致如果他在自己的眼前，你未必会更真实地见到他。

伊拉斯谟对福罗本印刷所及其员工的能力感到满意，于1516年11月发行了对圣哲姆的批评版，随后又出版了类似修正的古典与教父的原文，修正了大家所公认的塞涅卡原文中的4000个错误。这些对学术均有实质的贡献。他于1517年在《意译》中重叙了《新约》的故事。这类工作需要他经常住在巴塞尔，但一份新的差事使他定居在布鲁塞尔的皇室宫廷附近。查理此时只是卡斯蒂尔的国王并兼任尼德兰的统治者，尚未任查理五世皇帝。他仅15岁，但他敏锐的心灵已漫游于各种娱乐嗜好，而且他被说动了，如果在他私人的顾问中含有当代杰出作家的话，则其朝廷将可增光。事情就如此决定，1516年，伊拉斯谟由巴塞尔归来时，在适当的薪水下接受了这个荣誉的职位。

有人愿给他在科特赖克的一个牧师职，赋予他主教的职权。他拒绝了。他原先接受了莱比锡和英戈尔施塔特两所大学任教的邀请，而弗朗索瓦一世以一种奉承的姿态想使他脱离查理，来法国宫廷。伊拉斯谟礼貌地婉拒了。

同时，利奥十世已将他所请求的赦罪令寄送伦敦。1517年3月，伊拉斯谟横渡至伦敦并收到教皇的信件，免除他对修道院的义务，并使他因私生子身份而遭受的不公获得补偿。利奥在其正式公函内附有私函如下：

亲爱的孩子，祝你健康幸福。你的一生及特性，你那罕有的博学和崇高的勋绩，不仅可由到处为人所颂扬的你研究上的不朽成就，而且也由最有学问的人们一致同意嘉许，最后由两位极为杰出的王公的信，即英国国王和法国天主教国王向我们的推荐而得到证实，使我们有理由予你特殊厚遇。故此准你所求，如果你将来有任圣职的机会或愿偶然为之，我们均将随时给你更多的优待，本人认为你从事神圣的努力，勤勉地为大众利益效劳，是为至当。更应以适当的报酬以鼓励你达到更高的境地。

也许这是对于善行的一种明智的贿赂，也许是一个宽容而具人文主义的宫廷所表现的一种诚实态度。无论如何，伊拉斯谟绝不会忘记教皇的这种礼遇，而且常常感到难以脱离如此容忍他的批判的教会。

哲学家

伊拉斯谟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自己更加受到皇室宫廷热忱欢迎的诱惑。他非常认真地执行顾问的职务，竟忘记了凡名作家都很少具有政治家的才能。1516年是他忙碌的一年，他仓促地完成了一篇《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其中充满着前马基雅维利主义（pre-Machiavellian）的那一套有关一个国王应如何举止的陈腐言词。为献身于查理，他大胆写道：“你应感激天佑，你的王国没有受到侵害；如果你能维持和平与安定，将是你智慧的最高显现。”伊拉斯谟的看法如同大多数的哲学家，认为君主政体是最无害的统治方式。他担心人民是“多变且多头的怪物”，因而反对民众讨论法律和政治，并且判定革命的混乱比国王的暴政更坏。但他建议他的基督教王子要注意财富的集中，应向奢侈品征税。寺院应减少，学校应多设。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国家之间不应发生战争，甚至对穆斯林也不应有战争。“我们最好以虔诚的生活而非以武力征服穆斯林，如此基督教王国才能依照其创始的方式受到保护。”“战争乃战争之源——但礼貌招致还礼，正义招来正义。”

正当查理与弗朗索瓦接近战争边缘时，伊拉斯谟不断地呼吁和平。他称赞法国国王对目前和解的心情，而且询问谁能持有与法国作战的念头，“基督教世界中最纯洁、最兴盛的部分”。他于1517年在《和平的控诉》（“Querela Pacis”）一文中，表现他杰出的口才：

古代战争的悲剧姑且不提。我要强调的是最近的几年中所发生的这些战争。哪里的陆地或海洋，没有人们从事最残酷的战争？哪里的河川，不染上人类的鲜血……基督徒的鲜血呢？啊！这真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在战场上的行为比非基督徒更残酷，比野兽更野蛮……在君主们的善变下从事的这些战争，受大害的是平民，而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冲突毫无关联……主教们，红衣主教们，教皇们，你们都是基督的代表——你们之中却无一人对发动基督最憎恶的战争感到羞耻。那么军人的头盔与主教的法冠有何区别？……主教们，你们保有使徒的地位，怎敢在教授使徒箴言的同时，教给人们涉及战争的事务？……和平，即使是不公正的，莫不优于任何最富正义的战争。

王公和将领们也许能获得战争的利益，民众却承受悲剧和耗费。从事自卫的战争有时也许是必需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贿赂收买敌人而避免从事战争。让国王们将他们的争执提交教皇解决。这种事如在尤里乌斯二世治下是不能实行的，因他本人即是战士；但利奥十世，“是一位博学、诚实而热心的教皇”，也许能以正义仲裁，而且会有效力地主持国际法庭。伊拉斯谟称民族主义为人类的祸源，并且要求政治家们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他说：“我愿被称为一个世界公民。”他原谅比代爱法国的事，但是“以我的意见，如把我们对事物与人们的关系置于视世界为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国家的基础上的话，则更富哲学意义”。伊拉斯谟在宗教改革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里，是最无民族精神的。他写道：“最崇高的事是使人类受益。”

我们不必去注意伊拉斯谟有关人性，或战争原因，或城邦行为的任何现实的概念。他从未面对马基雅维利在那些年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城邦执行其宣扬给民众的道德，这一城邦是否能存在下去。伊拉斯谟的任务是改善现有的信仰，而非建立一种积极而一贯的哲学。他甚至不确定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多次声称接受圣徒的信条，然而他一定怀疑过地狱的存在，因为他写道：“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们，正如那些形容它为无情的人们一样，都并非是不虔诚的。”他很难相信《旧约》的神圣权威性，因为他曾说如果《旧约》废除会平息罗伊希林（Reuchlin）激起的狂怒，“他愿意看到整个《旧约》被废除”。他对米诺斯和庞皮利乌斯以法律创之于神为理由，劝服其人民服从不合民意的立法的这种传说表示讥讽，而且大概怀疑摩西类似的政治才能。他对莫尔满意于个人不死的论证表示惊奇。他认为圣餐较诸奇迹更是一种象征。他公然怀疑三位一体、基督的化身及圣母的生育（圣婴）。他对当时基督徒的习俗逐一发难——赦罪、守斋、朝圣、告解、修道院制度、教士守贞、崇拜圣物、祈求圣人及焚烧异教徒等。他对《圣经》中很多章节给予讽喻或合理的解释。他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比亚当与夏娃的事，并指称此为最不按照字义的《圣经》解释。他把地狱的苦痛解释为“伴有日常罪恶的心灵上一种永久性的极端痛苦”。他并没将他的怀疑在众人之间传开，因为他并未提供慰藉或劝谕的神话去代替旧有的。他写道：“虔诚需要我们有时隐藏真理，我们应当注意不要经常把它显示出来，仿佛我们在何时、何地或对谁表示它是无关紧要似的。……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柏拉图所说之言——撒谎对人们是有益的。”

伊拉斯谟虽有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外面上仍然保持正统信仰。他从未对基督、《福音书》及教会用以促进虔诚的象征性仪式失去热情。他《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说：“如果任何事物对于那不讨厌《圣经》的基督徒是通用的话，为此理由我要注意我不可以得罪别人。”他梦想以基督的哲学代替神学，而且努力以异教徒思想使之和谐。他把“神圣的启示”这句成语应用于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他不承认这种人不会得救，而且他“很难能够抑制”向圣苏格拉底祈祷。他要求教会将基督教义的重要教条“尽量减少，使他人有自由的意见”。他并未提倡对各种意见的完全容忍（谁能这么做），但他赞成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异端。他理想的宗教是效法基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己实行的较少。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1517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佛兰德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他同一个仆人独身隐居，但时常接受显贵要人的殷勤款待，他们设法以他为伴从而显示社交上的优越且能高谈雄辩。他嗜好吹毛求疵，生活的磨砺造就了他粗犷的情感。他酒量很大，并以不醉酒自负。那也许是痛风与胆结石的部分原因，但他认为膨胀他的动脉可以减轻他的痛苦。1514年，他48岁（一说45岁），他把自己形容为“白头残废者……除了酒之外什么都不能喝，同时必须吃好的食物”。他不同意斋戒，非常不爱吃鱼，也许是他的胆汁使他如此。他睡眠不足，正如多数脑筋忙碌的人一样忘记时间。他以朋友和书本自慰。“当我日常看书的习惯受到限制时，我似乎失去了自己……我找得到图书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以一个教区传教士辛勤所求来的金钱，大部分用来买书。他从芒乔伊和沃勒姆两主教处接受定期的生活津贴，并从勃艮第的大臣让·勒·绍瓦热（Jean le Sauvage）处获得300个银币及从王族们那里领到超过当时任何作者所能获得的赠予。他不承认爱好金钱，他寻求金钱是因为自己居无定所，也因为他惧怕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孤寂老年。同时他继续拒绝赚钱的职位，因为这也许会增加其收入，却牺牲了他的自由。

他的外表乍一看并不动人，瘦小、苍白、声弱、体羸。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敏捷的手，长而尖的鼻子，闪耀着睿智的蓝灰色的眼睛，以及他充满智慧的言词与话语。同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均渴望描绘他的肖像，而且他同意坐着让他们描绘，因他这种肖像是很受他的朋友们欢迎。

马赛斯于1517年把他绘为一个全神贯注于写作，裹着厚厚的外衣，像是要防御世纪寒冷侵袭的人。这张画送给了莫尔。丢勒于1520年用炭笔画了他的像，并于1526年为他作了一幅非凡的雕刻画。这幅画用的是德国笔调，把这位“好好的欧洲人”画成了一种十足的荷兰人相貌。伊拉斯谟说：“如果我像那个人的话，我就是一个伟大的骗子。”霍尔拜因尽一切的努力画了许多伊拉斯谟的像。一幅在杜林，另一幅在英国，第三幅在巴塞尔，最好的一幅在卢浮宫——北方最伟大画家的一切杰作均陈列在这个博物院。在这幅画中，这位学者已成为哲学家，安静、沉思，稍带忧郁。他于1517年写道：“我们命运所带来的必须忍受，而且我对任何事件均已平心静气”——一种他从未真正达到的禁欲的宁静。他谈及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说：“他爱光荣，但是他不懂光荣是如何的重要。”伊拉斯谟和很多高贵的灵魂一样，日夜都劳心以便战胜那梦魇。

他的缺点很明显，他的优点只为他的密友们所知。他能无羞耻地乞讨，他也能施舍，许多后起之秀在他的鼓励下展开了前程。当罗伊希林被普费弗科恩（Pfefferkorn）攻击时，伊拉斯谟写信给他在罗马的红衣主教朋友们，为这位受困的希伯来学者求得保护。他既不懂谦逊也不知感恩，一个受到国王们及教皇们宠爱、巴结的人是很难表现这些的。他急躁而且憎恶批评，有时且以那争论时代的辱骂态度来回答。他参与反犹太主义，即使那是属于文艺复兴的学者。他的兴趣窄狭而激烈：他爱好标榜哲学的文学，及不谈逻辑只谈人生的哲学，但是他几乎忽视科学、风景、音乐和艺术。他讥笑当时睥睨一切的天文学领域，而且星辰们向他发出微笑。在他那众多的通信中，从未谈及欣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或牛津与剑桥的建筑术，及拉斐尔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的雕刻，当他于1509年在罗马时，米开朗基罗正在为尤里乌斯二世工作。他的幽默感通常微妙而洗练，偶尔带有拉伯雷的讽刺味。有一次当他听到某些异教徒被焚时，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们在冬天正来临时提高油价，我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减少。”他不仅有人类本性的利己心或自私，而且还有点自负或自大，作家或艺术家如没有这点，往往会被忽视。他喜爱谄媚，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好的裁判说，我比当代任何人都写得好。”

这是实话，虽然只是就拉丁文而言。用法文写很差，他只会说一点儿荷兰语和英语，“对希伯来文只是用舌尖轻尝过一下”。他对希腊文一知半解，但他精通拉丁文，他把拉丁文活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那生动华丽的文体，他那轻描淡写的小说魔力，以及辛辣的讽刺，使得一个世纪重新醉心于古典文学，以致他的大部分缺点均被人原谅。他的书信在文雅有礼方面足与西塞罗的信函相比，但在生动活泼与机智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他的拉丁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而非模仿西塞罗式的。他的拉丁文体是活的、有力的、灵活应用的语言，而非1500年之前的回音。他的书信犹似彼特拉克的书信，为学者和王侯所艳羡，其程度仅次于他谈话的受欢迎度。他告诉我们，也许带有一些夸张，他每日收到20封信，却要写40封信。其中数卷在其生前已出版，这些作品均受到其作者的细心编辑，方便后世了解。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皇后、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亨利八世、莫尔、科利特、威利巴尔德等均为其书信交往者。谦虚的莫尔写道：“我无法摆脱虚荣心的渴欲……当我忆起我将因为伊拉斯谟的友谊被推荐到遥远的后世时。”

除非我们认为路德是一位作家，否则无其他同时代的作者能与他的声望相比。一位牛津出版商于1520年报告称，伊拉斯谟的作品占其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他有很多敌人，特别是住在卢万的神学家们，但是在大学里他广有弟子，而且全欧洲的人文学者尊他为模范和领袖。在文学方面，他是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综合者——他们对古典文学及文饰的拉丁文体的崇拜，他们的君子协定使其不与教会决裂、不干预民间无法消除的神话，教会应对知识阶级的理智自由睁一眼闭一眼，及允许把教会的恶习及荒谬作一次有秩序的、内部的革新。伊拉斯谟正如一切人文学者，因利奥十世荣升至教皇职感到兴奋，他们的梦想已成事实——一个人文主义者、学者、绅士，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实质的合一，业已登上最伟大的宝座。诚然，教会的一次和平涤净就会来临，教育会普及，人民会遵守可爱的仪式和安慰的信仰，但人心会得自由。

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约克的红衣主教托马斯，一行不祥的文字这样说，“在世界的这部分，我怕有一次大的革命就要发生”，不到两个月，这预言应验了。

第十五章

路德（改革）前夕的德国
（1453—1517）

富格尔家族时代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最后半个世纪，德国除了骑士外，其他各阶级都兴旺发达。一部分奴隶，少数小地主，及大多数以产品、服务或金钱付租给封建大地主的佃农则抱怨：大地主的强取；每年习惯上需要为大地主服劳役12天——在某些情况下为60天；大地主收回过去允许他们在其中垂钓、伐木及牧放牛羊的土地；大地主的猎人及猎犬对庄稼的损害；被大地主操纵的地方法院里存有偏见的司法行政；当佃户家长去世影响照料土地时，征该佃户死亡税等。自耕农对为运输农产品而贷的款项必须付以高利贷的事情，以及对那些贷款给显然无法偿还者而迅即撤销其抵押农场之赎回权的精明放款人，均感愤怒。所有农民均怨恨教会对其农产品及孵雏征收的一年一度的什一税。

这些不满点燃了整个15世纪断断续续的农民暴动之火。1431年，沃尔姆斯周围的农民发起了失败的革命。他们选择一只农鞋作为革命标志——实际上是一只用带子由脚踝系到膝的靴子；他们把它插在杆上或把它画在旗上；而“鞋之联盟”（Bundschuh）变成了路德时代农民革命队伍的统称。1476年，一位叫汉斯·伯姆（Hans Böhm）的牧牛者宣布说，上帝之母启示他，地上的天国已经来临。不应当再有皇帝、教皇、王子或封建地主；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同样地共享世上的成果；土地、森林、水、牧场均应共有且自由使用。数以千计的农民来听汉斯宣道，有一位传教士加入了他的行列，符兹堡的主教容忍地笑着。汉斯告诉他的同伴把他们所能集中的武器带来参加下次的集会时，主教便派人把他逮捕，主教的士兵对企图拯救他的群众开枪。这次运动失败了。

1491年，阿尔萨斯的肯普滕修道院院长领地的农民攻击修道院，宣称他们被伪造的文书强迫成农奴。腓特烈大帝三世遂行和解。两年后，斯特拉斯堡主教的家臣宣布成立“鞋之联盟”，他们要求结束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废除一切债务和所有犹太人的死亡税。他们计划占领施勒特斯塔特，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势力扩充到整个阿尔萨斯。当局获知该计划，逮捕领导人，加以拷问并施以绞刑，这暂时吓阻了余众。1502年，施派尔主教领地的农民组成了拥有7000人的“鞋之联盟”，誓言结束封建制度，“逐出并屠杀所有传教士和僧侣”。一位农民在告解时泄露了这个计划。教会和贵族人士共同阻遏了这个事件，主谋者被拷问并受绞刑。

1512年，朱斯·弗里茨（Joss Fritz）秘密地在弗赖堡组织了一种类似的运动。上帝、教皇及皇帝均应赦免，但一切的封建所有权和税均应废除。一位被强迫加入这个“联盟”的农民将此事告知听告解的神父。当局逮捕并刑讯了这些领导人。该叛变遂告流产，但弗里茨加入1525年的农民叛乱。1517年，朱斯·弗里茨和卡林西亚带领9万名农民从事结束封建制度的活动：约3个月之久他们的队伍攻击城堡并屠杀地主。最后，皇帝马克西米里安同情他们的目标，但指责他们的暴行，派军队镇压他们，这事件始告平息。

同时革命正在德国的工商业中进行。大多数工业仍是手工业，但已被那供应原料资本和买卖成品的企业家逐渐垄断。采矿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从开采银、铜及金矿获利甚丰；金块和银块现已成为储财的首选；皇族为了采矿权付款给边塞地区的王侯——尤其是保护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使某些王侯能反抗教皇和皇帝。铸造可信赖的银币，钱币倍增了，通往货币经济的大道已大致完成。银盘已成为中上阶层的一种日常家用器物；某些家庭陈设纯银的桌椅；由银或金制成的圣体匣、圣餐杯、圣物箱甚至雕像充盈于德国的教堂，而袒护宗教改革的王侯允许他们把教会的财富充公。1458年，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庇护二世）看见德国旅馆主人通常用银杯盛酒感到惊奇，并问道：“不仅贵族，而且平民的妇女哪个不是金光闪闪？而且我应该提到，马勒的浮雕花纹用的是十足的黄金，而盔甲均是耀眼金光吗？”

金融家现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德国的犹太放利者已被威尔泽（Welsers）、霍赫斯泰特（Hochstetters）及富格尔等基督教家族公司代替——整个奥格斯堡在15世纪末期已成为基督教王国的金融中心。约翰尼斯·富格尔（Johannes Fugger），一名纺织商之子，做了纺织商，1409年他死时留下3000英镑的小财产。其子雅各扩大营业，1469年死时，财富在奥格斯堡名列第七。雅各布之子——乌尔里希、乔治及雅各二世，用先付订金给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王侯从而获得矿场、土地或城市税收的方法，把他们的公司提升到至高地位。富格尔从这些投机性的投资获得巨大的利润，1500年，他们已成为欧洲的首富之家。

雅各布二世是这个家族的第一号才子，富于商业头脑，无情而勤勉。他坚忍刻苦以研究商业的各个方面，及新进的簿记、制造、交易、理财等知识。他主张除了家族商业外，一切均可牺牲，这家族的每一成员附属于家族利益之下。他建立一种原则，只有富格尔家族的人在这个公司里掌权，而且他决不容许他的政治友情影响他的贷款。他与其他公司组成同业联盟以管制各种产品的价格与销售，1498年，他及其兄弟们与奥格斯堡商人签订合同，以便在威尼斯垄断铜的市场并维持其价格。1488年，这个家族借给奥地利西吉斯蒙德大公15万英镑，以接收施瓦茨银矿为抵押品，直到该贷款偿还为止。1492年，富格尔家族和克拉科的图尔兹家族互通婚姻，并与之成立一同业联盟以从事匈牙利的银铜矿生产，并尽可能维持产品最高价格。1501年，富格尔家族经营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及西班牙的广大采矿业。此外，他们进口、制造纺织物；他们做丝、丝绒、毛皮衣、香料、柑橘水果、军火、珠宝等贸易；他们组织快速运输和私有邮政服务。1511年，即雅各布二世成为这个公司的首脑时，其财产已达19.6791万基尔德；1527年（他死后第二年），其资本被估计已达202.1202万基尔德——在16年的经营中每年有50％的利润。

其中部分的利润来自富格尔家族与皇帝和教皇的关系。乌尔里希·富格尔贷款给腓特烈三世，雅各布二世成为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主要经纪人，哈布斯堡势力的扩张即得力于富格尔的贷款。虽然雅各布拒绝教会对利息的限制和教会人士对日用品定价的企图，他依然是虔敬的天主教徒，贷款给教士们以支付他们的宣传费，雅各布同乌尔里希还获权管理教皇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财务。

雅各布·富格尔晚年时，在德国是最有荣誉的但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公民。有些天主教徒攻击他为高利贷者；有些贵族贿赂他以追求职位或权势；有些商人忌妒其垄断；许多工人攻击他藐视中古世纪的贸易和财务法；大多数新教徒攻击他，因为他设法把德国财富供给教皇，而皇帝与国王、王侯与高级教士均派专使到他那里，正如派专使到一位统治者那里一样；丢勒、布克迈尔及霍尔拜因把他的肖像绘为严肃而单纯的现实主义者；马克西米里安封他为欧洲伯爵的头衔。雅各布想为他的财富赎罪，修建了106栋贫民住宅。 他为了自己死后遗骨的安置，在圣安纳教堂里建了一座华丽的小堂。他死后遗下数以百万计的基尔德，而无子女——这万物之中最伟大的礼物，上帝没有赐给他。

因为他，我们可以确定在德国资本家时代，随着金钱越来越集中于私人之手，控制金钱的企业家统治了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德国采矿和纺织业已被资本供应者控制——15世纪末，他们步百年前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创始纺织业的后尘。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曾把私有财产视为一种公众的信托：所有者的权利要受到集团需要的限制，而这个集团的组织是给他机会、便利与保护的。也许在《罗马法》影响之下——该法笼罩了当时德国的法理学——财产所有者开始认为他的所有权是绝对的，他感到他有权利做他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因此富格尔家族、霍赫施泰特家族及其他“商业巨子”认为，垄断一种产品，而后又抬高其价格，或组成同业联盟以限制产量或管制贸易或操纵投资，以便欺压小股东等事，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很多实例中，商人让代理人在城门处采购所有指定的货物，然后他可以在城内以自己的价格予以转售。安布诺斯·霍赫施泰特采购了所有的水银，然后把零售价提高75％。一家德国公司以较高的价格向葡萄牙国王收购了价值60万基尔德的胡椒，其条件为，如有其他由葡国购买胡椒入德国的进口商，该国王要索取更高的价格。部分是由于这类协定和垄断，部分是因致富而增加对货物的需求，部分是由中欧及美洲运来的贵重金属逐渐增多，1480年至1520年，各种产品价格迅速升高，只有20世纪堪与之相比。路德抱怨说：“由于暴利和贪财，以前只需100个基尔德即可生活，现在200个基尔德尚不能生活。”这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中世纪政权呈现极度的不平等。新的富格尔家族，造成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欧洲前所未有的贫富悬殊。奥格斯堡或纽伦堡的某些商业资本家各有500万法郎的财富。很多人以贿赂变成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炫示其盾形纹章，并以引人注目的奢侈豪华来回报贵族的轻视。乔基姆·霍赫施泰特和弗朗兹·鲍姆格特讷（Franz Baumgartner）在一次筵席上就花去5000英镑，或在一次赌博中就输掉1万英镑。富商家中的豪华设备与艺术装饰激起了贵族、教士及平民们的怨恨。传教士、作家、革新者及立法人士都抨击经济垄断者。泽勒·凯塞伯格（Geiler von Kaiserberg）要求“把他们如狼一样地逐出去，因为他们既不怕上帝，也不怕人，尤其造成饥渴与贫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区分四种强盗：商人、律师、传教士及骑士，而他认为商人是这四类中最大的匪盗。1512年，科隆的帝国议会召集了所有的市政当局，要“以勤勉与严厉来对抗放高利、垄断及有资本的团体”。其他议会也不断地制定这种法令，但无效果。某些立法委员在大商号里有投资，律师们因入股而心平气和，很多城市因贸易无限制的发展而繁荣起来。

斯特拉斯堡、科尔马、麦茨、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维也纳、雷根斯堡、美因茨、施派尔、沃尔姆斯、科隆、特里尔、不来梅、多特蒙德、汉堡、马德堡、卢贝克、布雷斯劳都是工商文学和艺术的中心。这些及其他77个都是“自由城市”——有自己的法律，在省议会和皇家议会派有代表，它们只承认对皇帝的政治服从，而皇帝因欠它们太多财政或军事支援的情以致不能抨击其自由。虽然这些城市都是由企业家控制的公会统治，但几乎每一个都是家长制度的“幸福城邦”，它管理生产和分配、工资和价格及货物品质，目的在于维护弱小防止强敌，并保证大众日用所需。我们应称之为镇而非城市，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超过5.2万人。虽然如此，这些市镇仍然人口稠密，较歌德以前任何时代更繁荣。一位自负的意大利人，名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的，于1458年很热忱地描绘这些城市：

德国从未比今日更富裕、更灿烂……并非夸张，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比德国更好或更美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新犹如昨日所建。欧洲所有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科隆城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壮丽堂皇……因为科隆有奇妙的教堂、市政厅、高塔、宫殿、高贵的公民、高尚的河流、肥沃的田地……以财富而言，世界任何城市都比不上奥格斯堡。维也纳的皇宫及教堂，甚至使意大利无比羡慕。

奥格斯堡不仅是德国的财政中心，也是与当时兴隆的意大利的商业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在威尼斯的德国货栈主要是奥格斯堡商人建筑、经营的，这座建筑物墙上的壁画由乔尔乔内和提香所画。与意大利关系如此密切，奥格斯堡附和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奥格斯堡的商人支持学者和艺术家，其中一些资本家要么是道德方面的楷模，要么是风尚与文化的模范。例如，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1493年的市长，便是一位外交家、学者、法学家、拉丁语法家、希腊语法家，而且也是古董家、商人。

纽伦堡是工艺中心，而非大规模的工业或财政中心。它的街道仍然是中世纪式的曲折形，并为突出的上层楼房或阳台所遮蔽；其红瓦屋顶，高而尖的山形墙，及悬突壁外的窗户，配上乡村的背景与佩格尼茨波涛汹涌的水流，混合如画。此地的居民没有奥格斯堡人那么富裕，但他们愉快、舒适，而且喜好在庆典时尽情享乐，例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他们戴假面具、化装和跳舞。在此地，德国的演员和第一流的歌唱家高声而唱。在这里，丢勒将德国绘画和雕刻提升到极盛之点；这里有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好的金匠和银匠制造高贵的花瓶、教堂用的圣器及小雕像；这里的金属工人用青铜制造出无数的植物、动物和人形，或用铁铸成精美的栏杆或帘屏；这里的木刻工人太多，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如何谋生。各城市的教堂变成了艺术仓库和博物馆，因为每一个公会、公司及富有的家庭，为了一位守护神的神龛会委托做一些美化的工作。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选择了纽伦堡为他的家，“因为我在此处很容易找到天文使用的一切必需的特别工具；而且对于我来说，那里最容易与各国的学者联系，因为纽伦堡——感谢商人们永无休止的旅行——可以算是欧洲的中心”。商人中最有名的威利巴尔德也是一位热忱的人文主义者、艺术的赞助者和丢勒的知己，这是纽伦堡的特点。伊拉斯谟称威利巴尔德为“德国的最高荣耀”。

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土耳其控制爱琴海，及马克西米里安与威尼斯的战争，破坏了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多的德国进出口贸易沿着大的河川移向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财富与权力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转移到科隆、汉堡、不来梅，尤其是安特卫普。富格尔家族和威尔泽家族强化了这一趋势，把安特卫普作为他们营业的首要中心。德国贸易的向北转移使其北部与意大利脱离了商业关系，而使它足以保护路德不受皇帝与教皇的侵袭。德国南部也许出于相反的理由，仍信奉天主教。

城邦

昔日统治乡间的有封建领主家臣之称的骑士或低等贵族，正在失去其军事、经济和政治地位。王侯或城市雇用的雇佣兵部队，装备着轻武器和大炮，逐渐铲除无法挥舞刀剑的骑兵。商业财富逐渐抬高物价和费用，渐渐成为一种权力资源，取代了土地。各个城市正在谋求独立自治，而王侯们正在集中权力与法律。骑士们伏袭路过的商人以作报复；商人和市政当局抗议时，骑士却断言他们有权从事私人的战争。科米纳描写这时的德国为多刺的城堡，“强盗贵族”及其武装的侍从随时从其城堡中冲出来拦劫商人、旅客及农民。有些骑士习惯把他们抢劫过的商人的右手砍下。葛茨·伯利辛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在他服役王侯期间曾失去右手，却以铁制的假手代替，率领骑士队伍不仅攻击商人，而且攻击城市——如纽伦堡、达姆施塔特、麦茨及美因茨（1512年）。他的朋友弗兰兹·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抗议沃尔姆斯城，掠夺其城郊，扣押其议员，刑讯其市长，抵抗皇家部队捕捉他的一切企图，而且唯有在收到为皇帝效劳的每年补助金后，才暂时安静下来。士瓦本的22个城市——主要是奥格斯堡、乌尔姆、弗赖堡及康斯坦茨联合一些高级贵族重组士瓦本联盟——及其他联盟抑制了抢劫的骑士，而且成功地宣布私人战争为非法；但是在路德前夕的德国政治与社会异常紊乱，处于“一种普遍的武力统治时代”。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世俗与教会王侯们的贪污，铸造各种性质不同的钱币及关税、乱争财富、夺地盘、曲解《罗马法》，把人民、骑士及皇帝当作牺牲品，而使自己变成绝对的权威。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萨克森的韦廷（Wettin），巴拉丁挪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等大家族，符登堡的公爵们，还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均各自为政，其举止似不负责任的君主。如果天主教皇帝的权力大过德国王侯的话，则宗教革命也许会失败或延迟。

此时期皇帝的特性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弱点。腓特烈三世是一位占星家和炼丹家，他非常爱好格拉斯花园中书斋的宁静，以致他允许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波希米亚、奥地利及匈牙利脱离帝国。快到53岁时，他使用手腕，使他的儿子马克西米里安与勃艮第勇士查理继承人玛丽订婚。查理于1477年死去时，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尼德兰。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成为皇帝，但未被加冕，开始统治时一切顺利。整个帝国对他的英俊、善良、谦虚、愉快、宽大和骑士精神，在马上的长枪比武及打猎的英勇与技巧都表示好感。他俨如一位具有高度文艺复兴精神的意大利人登上了德国帝位。甚至马基雅维利也对他印象深刻，称他为“一位明智、谨慎、敬畏上帝的君王，一位公正的统治者，一位大将，不怕危险，吃苦耐劳犹如最坚强的军人，多种君王道德的楷模”。但马克西米里安并不是一位大将，因为他缺乏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一种模范君王的冷嘲热讽的智力。他梦想以夺回之前在意大利的占领地及影响来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伟大。他再三地侵入这个半岛，但重实利的议会拒绝支援其财政。他想革除坚强的尤里乌斯二世，而使自己成为教皇和皇帝。（如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辩解他在领土上的野心，是对土耳其人压倒性的攻击的必要回应。但在体制和财政上，他颇为窘迫，甚至有时穷到极点，以致无经费支付膳食费。他竭力革新帝国的行政，但他搞砸了自己的革新，使一切改革随他而亡。他过于思及哈布斯堡的权力。经过多次失望的战争后，他恢复他父亲的外交婚姻政策。他采纳斐迪南的意见，使其子菲利普与胡安娜结婚。胡安娜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但她有西班牙作为嫁妆。1515年，他让孙女玛丽和孙子斐迪南分别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的子女路易及安订婚，路易在木哈赤（Mohacs，1526年）阵亡，斐迪南成为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国王，而哈布斯堡权力已达到其最广的范围。

马克西米里安最悦人的一面是他爱好并鼓励音乐、文学和艺术。他热忱地研究历史、数学和语言，我们确信他会讲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瓦隆语、佛兰德斯语及英语，而且在某一场战役中他以7种不同的语言分别与7位外国司令官谈话。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和努力，日耳曼南北的方言合并成一种共同德语，而成为德国政府、路德的《圣经》及德国文学使用的语言。在战争期间，他想当一个作家，留下了有关纹章学、大炮、建筑术、打猎及他个人事业方面的著作。他计划作广泛的纪念碑搜集——遗物及铭刻文字，但经费又告用罄。他曾向教皇建议他们在80年后实施的日历改革。他改革了维也纳大学，建立了法律、数学、诗学及修辞等新的教授职位，而使维也纳一时在欧洲学术界最为活跃。他聘请意大利的人文学者来到维也纳，并且授权给凯尔特（Conradus Celtes）开设诗学和数学院。他偏爱波伊廷格（Peutinger）和威利巴尔德之类的人文学者，并选了深陷困苦之境的罗伊希林为帝国的巴拉丁挪伯爵。他向在他统治时代极享盛名的艺术家们如彼得·维策（Peter Vischer）、维特·斯托斯（Veit Stoss）、布克迈尔、丢勒等颁发委任状。他下令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建一座装饰华丽的坟墓，以收埋他的遗体。在他死时坟墓尚未完成，但这事给予彼得·维策一个制作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和亚瑟雕像的机会。如果马克西米里安真能实现他的各个计划，那么他可以与亚历山大和查理曼媲美了。

在这位皇帝的最后一年，丢勒绘了他的一幅忠实的肖像，面容憔悴，幻想消失，被时光打败了。这位曾经一度欢乐过的人物悲叹说：“这世界对于我没有欢乐，唉！可怜的日耳曼土地！”但是他对他的失败言过其实。他遗留下的日耳曼帝国（如仅从经济发展而言）比他所感觉到的要强得多。人口增加了，教育普及了。维也纳已逐渐成为另一个佛罗伦萨。他那继承半个西欧的孙子马上会成为基督王国最有力的统治者。

日耳曼人（1300—1517）

日耳曼人此时在欧洲大概是最健康、最强壮、最有活力、最富裕的。出现在伏尔格姆（Michael Wolgemut）与丢勒，及克拉纳赫（Cranach）与霍尔拜因画中的他们，个个都是结实、粗颈、大头、勇敢的形象，准备吞食世界并享用啤酒。他们粗野而欢乐，以声色调剂其虔诚。他们可能是残暴的，这可由他们对犯人使用的可怕的刑具证明，但他们也可能是仁爱而慷慨的，很少在肉体方面表现他们神学上的残酷。在德国，宗教裁判曾遭受无畏的反抗，却常被压制。他们强健的精神宁愿嗜酒的幽默而非枯燥的机智，融化了他们的逻辑感和美感，而使他们失去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心灵上的那种文雅与明敏。他们贫乏的文艺复兴沉没于书籍的崇拜，但具有坚强的耐性、纪律的勤勉、凶猛的勇气。这种思想使他们得以打败罗马，而且已经给予他们产生历史上最伟大学者的希望。

如与其他民族比较，日耳曼人是爱清洁的。洗澡是他们的一种喜好。每一个整洁的家庭，甚至在乡村，都有浴室。犹如古罗马一样，他们有无数的公共浴室，男人可以在此处修面，妇女可以梳理头发。公共浴室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按摩，准许饮酒赌博，男女可以在一起洗澡；但法律并不禁止调情。有一位意大利学者于1417年访问巴登（Baden）时评道：“在世界上没有较沐浴更适于妇女多产的了。”

那个时代的日耳曼人不应被谴责为清教徒。他们的谈话、信函、文学及幽默，依我们的标准看来，有时很粗野，但与他们身心的精力是吻合的。终其一生他们都在大量饮酒，而且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就放任于性。1501年，虔诚的路德认为欧福城对他来说“再没有比妓院与啤酒馆更合胃口的了”。德国的统治者——教会的及世俗的统治者，都同意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说法，即若想使妇女不受诱奸或免遭袭击，公娼必须被许可。妓院都有执照并被征税。我们通过阅读可知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主教们接受妓院的税收，而符兹堡的主教把市立妓院给予格拉夫·亨内贝格（Graf von Hennenberg）作为产生税收的领地。对受尊重的客人的款待包括将其带到妓院里玩乐。西吉斯蒙德国王于1414年在柏恩、1434年在乌尔姆均享受此殊荣，这使他满意到极点，以致他公开向招待的主人致谢。无执照的妓女也存在。1492年，纽伦堡市有执照的妓女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向市长抗议。1508年，她们获得许可攻击这种无执照的妓女，她们也这样做了。在中世纪末，依照欧洲实际的风化法规，常去玩妓女一事是可原谅的，并不是罪恶。1492年后梅毒的泛滥，致使嫖妓变成了极危险的事情。

婚姻和别的地方一样是一种财产的结合。爱情被认为是婚姻的正常的结果，而非婚姻合理的原因。订婚被当作婚配的约束。婚礼仪式在各个阶层都是奢侈的事；结婚庆典也许延长一周或两周之久；购买一位丈夫如同供养一位妻子一样花费巨大。男性的权威在理论上是绝对的，但是实际表现要比言语更真实。我们知道丢勒太太过于啰嗦。纽伦堡的妇女们是如此大胆，以致把半裸的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从床上拖起来，匆促地给他围上一件罩衫，并把他带到街上跳了一通宵的舞。依照古代的传说，德国在14世纪时，如上等阶级的某些男人离家很久，会把一个铁制的“贞节带”锁在太太的大腿或腰间，并把钥匙带走。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及16世纪的法国仍可发现这种风俗，但在一些案例里，太太或小姐自动地穿上“贞节带”，并把钥匙交给丈夫或情人作为婚姻的忠诚保证。

家庭生活兴旺。据欧福城年鉴估计，每对夫妇生育8—10个子女是很正常的。有15个子女的家庭并不少见。这些数字包括私生子，因为不合法的子女太多，通常在父亲婚后，这些子女即被带进他的家。在15世纪已开始使用姓名，常以祖先的职业或其出生地来命名。家庭与学校教育都很严厉，甚至准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也常挨打。除了父母或老师的处罚外，很少有造成伤害的。约1500年，日耳曼人的住所在欧洲是最舒适的，设有宽敞的楼梯、强固的栏杆、宽大的家具、有垫的座位、雕刻的衣橱、彩色玻璃窗、有罩盖的床、有绣帷的墙壁、铺毯的地面、突出的火炉，堆满着书或花或乐器或银盘的木架。在举行宴会时，厨房里闪耀着各种器皿所发出的光芒。

房子外部大都是木制的，因此常易发生火灾。突出的屋檐和有窗的阳台遮阴了街道。唯有较大的市镇的街道是砖石铺砌的。除了节日的夜晚外，街灯是不亮的。夜晚在户外是不安全的，罪犯之多犹如游荡在街道上的猪牛。那时没有编制的警察，欲吓阻犯罪惟赖严惩。对抢劫犯的处罚是死刑，对小偷是割去其耳。口出恶言者则拔出其舌，未经许可回到纽伦堡的充军者则挖出其眼。凡谋杀亲夫者则被活埋，或用烧红的钳子刑讯，然后予以绞刑。在纽伦堡城堡里展示以前的刑讯机械中有充满尖石的木箱，犯人即被这些尖石压碎；扯人四肢的拷问台；烙人脚掌的火盆；使人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睡的尖锐铁架；另有一种专门针对少女的铁刑具，它用铁臂接收犯人后，以一种尖钉拥抱环绕着她，然后放松，让那被刺穿、鲜血淋漓及断残的肢体落到一有转动的刀子及尖棒的坑中，让犯人慢慢地痛苦而死。

政治道德与一般道德同样松懈，贿赂极为普遍，地位越高的人越坏。掺假很普通，尽管在纽伦堡因酒中掺假有两人被活埋，仍然无法遏止（1456年）。商业主义牺牲道德而重视金钱——在任何时代都同样的激烈，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事物，而非道德。然而这些同样忙碌的市民为了慈善事业，都能捐出大量的金钱。路德曾写道：“在教皇时代，人们高兴且热忱地用双手赠予。这种救济金、基金及遗赠犹如雪花似的降下。我们的祖先、地主、国王、王侯及其他的人慷慨地、同情地赠予——是的，泛滥地——流向教堂、教区、金库及医院。”很多慈善的遗赠没有给教会团体，却交给市议会，以便分配给贫民，这是世俗化时代的一个象征。

举止比较粗野——在德国与在法国和英国相同——财阀阶级的金钱取代了贵族阶级的血统，从而控制了经济。醉酒是民族性的恶习，路德与胡滕均斥其不当，后者却认为较“意大利人的欺诈、西班牙人的偷窃及法国人的傲慢”为好。某些人之所以饮酒，也许是由于强烈的香料被用在烹调食物上的缘故。饮食粗鲁而迅速。14世纪，叉子已传到德国，但男女仍爱用手抓取食物。16世纪，某一位传道士指责叉子违反了上帝的意旨，“如果上帝要我们使用叉子，那他就不会赐给我们手指了”。

服装很华丽。工人们喜欢便帽或毡帽、短上衣，裤子是叠起来的——或塞进靴子或长筒靴里。中产阶级加上背心，开口的衬里和毛皮滚边外套。贵族和富商在衣着华丽方面激烈竞争。这两种阶层的男士戴的帽子是用昂贵的布料制成的，宽边向内卷，有时饰有羽毛、丝带、珍珠或金子。衬衣多半是丝制的。外衣色彩鲜艳，衬以毛皮，也许是用银线编织的。富有的妇女头戴金冠，或金绣头巾，并把用金线编成的穗带戴入发里；但是端庄的少女是用棉布手巾盖着头并系在下颔。盖勒·凯塞斯贝格（Geiler von Kaisersberg）称，时髦的妇女所用的衣柜价值4000金币。男士们刮胡须，但留长发；男人的卷发保养极为细心；我们看到丢勒的华丽小发卷和马克西米里安的奇异锁发。戒指如现在一样，是一种阶级标志或装饰。凯尔特说，服装的式样在德国比其他地方改变得更快，而且男女时装都是如此。在节日的场合，男人服饰的华丽也许远胜过妇女。

节日甚多，维持中世纪迷信及热闹狂欢的精神，对于劳工和圣诫具有延期偿付的意义。圣诞节虽有异端的迹象但仍是基督教的，圣诞树是一种17世纪的革新。每一座市镇都祝贺其守护神节日，男女会在街上群集舞蹈。欢乐是必然的，任何圣人或传教士都不能减退这种狂欢的粗野的喧闹。跳舞有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狂热，像1374年的麦茨、科隆及艾克斯或1412年的斯特拉斯堡等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沉迷于圣维杜斯舞的人们跳得精疲力竭，以使情绪获得释放。人们借打猎或在马上用长枪比武的危险运动，来为他们本性的冲动寻求发泄。数以千计的男女往往以朝拜遥远的圣地为借口，做长途旅行。他们骑着马或骡，坐着马车或轿子忍受着崎岖不平道路上的艰苦，在不洁的旅馆住宿。聪明的人尽可能沿着莱茵河、多瑙河或中欧其他壮观的河流乘船旅行。1500年，一种对公众开放的邮政系统，将各主要市镇联系起来。

总之，这种情形是一个民族太具有活力而且兴旺，以致无法再容忍封建的束缚或罗马的榨取的表征。日耳曼民族性的一种高傲意识保存了一切政治的残片，并约束了超自然的教皇和超国家的皇帝。宗教改革打败了教皇职权和神圣罗马帝国。在1500年的条顿族与罗马之战中，正如在5世纪之战一样，胜利再度属于德国。

德国艺术的成熟

艺术是这个时代的先声。我们也许很难相信，正当意大利文艺复兴极盛时——从达·芬奇的诞生（1452年）到拉斐尔（1520年）——德国的艺术家因其各种技术的高超而受到全欧洲的欢迎与需要——木工、铁工、铜匠、青铜匠、银匠、金匠、木刻、石刻、油画、建筑。乌尔姆的弗里格·法伯利（Felig Fabri）也许由于民族自尊心强而存有偏私的心理，于1484年评论道：“当有人想要有铜器、石器或木器等第一流技术作品，他就雇用德国技工。我曾见到德国的珠宝匠、金匠、石刻匠及制车者为阿拉伯人制作精美的物品，他们在艺术方面甚至超过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约50年后，一位意大利人肯定了这一点，保罗·焦维奥写道：“日耳曼人在艺术方面有巨大的成就，而我们动作缓慢的意大利人，必须派人到德国请优良的技工。”德国的建筑师被佛罗伦萨、阿西西、奥维托、锡耶那、巴塞罗那、布尔戈斯等城市雇用，而且米兰城的大教堂也是请他们完成的。维特·施托斯征服了克拉科，丢勒在威尼斯受到尊敬，小霍尔拜因惊动了英国。

有关教会的建筑术的巅峰已随13世纪和14世纪的逝去而消失。然而，在一个世代之间，慕尼黑市民用近代哥特式建造了圣母堂（1468—1488年）和古镇厅（1470—1488年）。16世纪的前20年，萨克森的弗赖堡完成了它的唱诗台，奥格斯堡建了富格尔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完成了它的劳伦斯教堂，纽伦堡的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的牧师公馆添置了一扇可爱的突出壁外的窗户。这一时期国内的建筑术是建造雅致的平房，有红瓦顶，上层是木板造的，有花架的阳台，宽敞的屋檐有护窗，用以遮挡阳光和雨雪，所以在米腾瓦尔德（Mittenwald）严酷的气候中，大无畏的日耳曼人以他们俭朴而珍爱的家庭审美来抵抗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的崇山峻岭。雕刻是这个时代的灵魂。木刻家很多，诸如尼古拉·格哈特（Nicolaus Gerhart）、西蒙·莱因贝格（Simon Leinberger）、蒂尔曼·里门施耐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汉斯·巴科芬（Hans Backoffen）……单单纽伦堡在一个世代之内就产生了3位名雕刻家，同一时代的意大利任何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维特·施托斯的一生和两个城市密切相关。他在纽伦堡长大，获得工程师、造桥师、建筑师、木刻家、石刻家、油画家等名誉，30岁时去克拉科建造了一件灿烂的近代哥特式杰作，它充分表现了波兰人的虔诚及易激动性。他于1496年回到纽伦堡，买了一幢新屋，娶了第二个太太，这个太太与前任丈夫有8个孩子，现在又为他生了5个子女。在他最富裕时，因为参与（也许不知情）伪造而被捕，他的两颊被加上烙印，再度被禁止离开纽伦堡。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宽赦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公民权（1506年），但施托斯一直到死仍然为众所弃。1517年，他制作了很多“天使报喜”的木刻。他画了两个人物——在所有的木刻中最近于完善者——在玫瑰的花圈内，环绕着一串玫瑰经念珠，系有七片大而扁平的圆形装饰用图案，描绘出圣母的喜乐，顶上是——全部用菩提树木料——一位令人生厌的天父的画像。这种脆弱的组合木板画悬挂在罗伦兹凯策教堂唱诗台的圆顶上，此画现仍悬挂在那里，作为这个大城市太平日子的珍贵遗物。施托斯于1520年曾为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木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像，他在这画中表现的技术，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那年，安德烈亚斯任纽伦堡圣衣派修道院院长，介绍给施托斯一件为本博的某一座教堂设计祭台的工作。正当他着手工作时，宗教改革者占据了纽伦堡。安德烈亚斯因仍信奉天主教，其院长职务被取代了。维特本人固执于赋予其艺术灵感的那种多彩多姿的信仰，薪水停付，刻画祭台的工作未能完成。施托斯在目盲、孤寂和悲惨中度过最后的十年。他的太太比他先死，他又被子女遗弃，见弃于那过分沉醉于神学，而竟不知它要失去历史上最伟大的木刻家的时代。1533年，时年93岁，施托斯与世长辞了。

青铜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和同一个时代，在行业上同样高尚，但过着一种安闲与愉快的生活。彼得·费舍尔在作品中把自己描刻成一位真挚、朴实的工人，矮小，健壮，长满胡须，腰间围着皮裙，手中拿着铁锥与凿子。他和他的5个儿子花了11年的时间（1508—1519年）完成了他们的杰作——纽伦堡的守护神泽巴尔德之坟。这项工程花费很大，经费用罄时工作尚未完成。塔克（Anton Tucher）呼吁市民捐助800基尔德后，工作才告完成。这一杰作初看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不能与佛罗伦萨的奥卡那（Orcagna）的神龛相比（1348年）。这坟背上的蜗牛与海豚并不像是支撑这庞然大物最适当的动物，但各部分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完美。中部的银棺刻有四个浮雕，表示这位圣人所行的奇迹。在银棺的周围有一种哥特式罩篷的铜柱，精美的表现文艺复兴的图饰，顶上系有优美的金属带。在柱上、柱脚的周围，低平台的内面，突起的罩篷壁龛里，艺术家们存放有异教、希伯来或基督教的真实人物肖像——小特里同，肯陶洛斯人，内雷兹，塞壬，缪斯，孚恩，海格力斯，忒修斯，参孙，先知们，耶稣、圣徒及天使奏着音乐，或玩弄狮或狗。其中一些肖像仍系粗制，大部分均以多纳泰罗或吉贝尔蒂的那种精确方式完成。一切人物雕画得非常写实而显得极为逼真。彼得、保罗、马太及约翰的像，足与丢勒7年后在纽伦堡画的四位使徒媲美。

据说，任何王侯或君主在16世纪头10年来到纽伦堡，都会参观彼得·费舍尔的铸造厂，而且很多人求他的技艺。有20个教堂展示他的产品，从劳伦斯教堂的铜质枝状大烛台到因斯布鲁克的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坟墓。他的5个儿子继承他的雕刻事业，但其中两个比他先死。小赫尔曼·费舍尔于1517年死时才31岁，他曾在克拉科大教堂里为红衣主教加西米尔的坟墓铸了一个优美的铜制浮雕。

费舍尔父子在铸铜器方面技术高超，维特·施托斯在木刻方面手艺超群，而克拉夫特（Adam Kraft）在石刻方面举世无双。德国历史学家描述他和彼得·费舍尔与塞巴斯蒂安·林登纳斯特（Sebastian Lindenast，他在圣母堂时钟上刻画了那些谄媚逢迎的选帝侯）为热忱的艺术家和朋友。“他们俨如兄弟，甚至在其老年，每周五他们犹如学徒般地聚会、切磋，就像在他们聚会时完成的设计所证实的。然后各自分开，因太忙以致忘记饮食。”大约与彼得在同年出生（1460年），克拉夫特在俭朴、诚实、虔诚及嗜好自绘方面也酷似彼得。1492年，他为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的泽巴尔杜斯·施赖尔（Sebaldus Schreyer）的坟用浮雕刻了耶稣受难与复活的情景。汉斯·伊姆霍夫（Hans Imhoff）是一个商业巨子，对他们的卓越技艺甚为感佩，于是委派克拉夫特在劳伦斯教堂刻画一个盛放圣餐面包与酒的容器。克拉夫特以近代哥特式技法做了这个又高又细的神龛，石头图案花纹令人惊奇，高达64英尺，而其越往上越尖细的变化形成一种优美的主教权杖头式的曲线。柱子上刻有栩栩如生的圣人像，房门上刻有天使守卫，方形的表面绘有描述基督一生的浮雕图像。整个高耸的大厦不规则地倚靠在三个蹲伏的人像上——克拉夫特及其两位助手。他在自我描绘上没有夸张，衣服因辛劳工作而破旧，双手粗糙，胡须杂乱，宽阔而意气昂扬的面孔专心于工作的构想和执行。这种撩人心弦的杰作完成后，克拉夫特又回到他所喜爱的主题，即在7个沙石柱上刻上耶稣受难的景象，其中6个现存放在纽伦堡的日耳曼国家博物馆：这6个中之一是“埋葬耶稣”，这是一种典型的条顿艺术——一种不需要理想化来表达其真挚的虔诚与信仰的大胆写实主义。

小型的艺术继承中世纪的方式与主题。小型画家仍然需要充分地维持兴旺的行会。大型的艺术家像丢勒和霍尔拜因设计彩色玻璃的图案，这种艺术在英法两国已式微，在德国却正达高峰；劳伦斯教堂、乌尔姆教堂及科隆教堂采用了这一时期闻名世界的窗户。不仅教堂，公会厅、城堡，甚至私人宅邸都有彩色玻璃的窗户。纽伦堡、奥格斯堡、雷根斯堡、科隆及美因茨均以其技工艺术家而自豪：金属工人以制火炬、枝形吊灯架、盆、罐、锁、盘等而自负；金匠的产品从调羹到祭坛受到全欧的珍视；纺织工人织出品质优良的地毯、绣帷、教会法衣及贵族阶级的饰服；虔诚的妇女们磨尽手指，耗尽眼力以刺绣和丝绸去遮盖神坛和教士；木刻家技术的优异无与伦比。伏尔格姆除了为劳伦斯教堂绘了两扇堂皇的窗子之外，还制作了一打的祭坛的木刻杰作，即使丢勒也难以超越。

木头或铜上的图案雕刻在15世纪已发展成为成熟的艺术，被视为与绘画有同等的价值。最伟大的画家们都曾修习它。马丁·施恩高尔（Martin Schongauer）使之趋于完美，他的一些木刻作品——《基督遭受鞭笞》（The Scourging of Christ）、《耶稣背十字架》（Carrying the Cross）、《在帕特摩斯岛上的圣约翰》（St.John on Patmos）、《圣安东尼受引诱》（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均为流誉千古的绝佳作品。插图书籍开始普及，而且很快地代替金银彩色的装饰。这一时期的名画均以雕版大量复制，在书摊上、书展上及节日里极易销售。莱登的卢卡斯（Lucas van Leyden）在这方面表现了惊人的早熟，16岁时刻了《请看斯人吧》（Ecce Homo），而且在他刻的马克西米里安铜像上显示了近于完美的技术。用针雕刻铜版的雕刻术，曾经被豪塞·布克（House Book）的无名氏主人所使用，直到1480年。蚀刻术，即用蜡布满金属表面，在蜡上刻成图案，使酸液蚀入暴露的轮廓里，制成金属版。丹尼尔·霍普费尔（Daniel Hopfer）是一个兵器和甲胄制作者，于1504年可能制成第一部有记录的蚀刻版。布克迈尔和丢勒曾使用过这种新艺术，但不够完善。卢卡斯大概向丢勒学过这种艺术，但不久就比丢勒精熟。

绘画方面取得了日耳曼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德国的画家因受到荷兰、意大利学派及被他们驱逐出境的汉斯的影响，在15世纪下半期由哥特式的激烈与朴拙逐渐变成更优美的线条，而且以在自然景色中安逸地活动着的人物画像，反映出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题材仍以宗教为主，但世俗的主题增加了。祭台后方和上方雕刻饰物已由版画代替，而富有的赠予者不愿再跪在一个宗教团体的角落里，他们要求全部列入肖像里。画家们本人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默默无闻，而成为明显的个体存在，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企图流芳百世。《圣母生活》（Life of the Virgin）完成于约1470年的科隆，作者佚名，还遗下了一幅《圣母与圣伯纳德》（Virgin and St.Bernard），画中一个日耳曼圣母正为圣婴挤出她胸部中的奶。米歇尔·帕赫（Michael Pacher）是第一批留传自己名字及其作品的画家之一。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城的圣沃尔夫冈的教区本堂（the Parish Church），庞大的祭坛上后方的装饰画至今保存，有36英尺长，帕赫于1479年至1481年刻画了它。德国的艺术机构一直对这些嵌板做透视法的研究。马丁·施恩高尔将一个熟练雕刻家的技巧和罗希尔·范德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细腻感情带进他的画里。施恩高尔于1445年出生于奥格斯堡，定居于科尔马，并在该处创办了一所雕刻与绘画学校，该校在推广丢勒和霍尔拜因的艺术技巧上担任了一重要角色。

南方新兴的城市逐年篡窃科隆及北德国艺术的领导权。布克迈尔把意大利装潢风格吸收入他的画中，而且老汉斯·霍尔拜因把意大利的装潢与高度严肃的哥特式融合为一。老汉斯把他的艺术传给他的儿子安布罗斯与小汉斯，老汉斯很喜爱用他的画法描绘小汉斯。安布罗斯自历史中消失，小汉斯却成为德国、瑞士及英国的荣耀之一。

丢勒的先辈中最伟大的是马蒂亚斯·戈特哈德·奈哈特（Matthias Gothardt Neihardt），由于某位学者的错误竟使他以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之名而流传后世。在艺术源远流长的社会传承中，他学会了施恩高尔魔术般的画技，加上他个人求名、求完美心切，在根特、施派尔及法兰克福等地勤加练习，而于1479年选择斯特拉斯堡作为其定居之所。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他绘出了他的首个杰作，这画是哈瑙—利希滕堡（Hanau-Lichtenberg）的菲利普二世及其夫人的双人像。丢勒本人在渗透的深度上及手法技巧的优美上无法超过这张画。重新漫游的格吕内瓦尔德在巴塞尔和丢勒合作了一段时间——在此处他画了《人像》（Portrait of a Man），现存于纽约——然后又和丢勒在纽伦堡做木刻。1503年，他定居于塞利根施塔特（Seligenstadt），最后在该处他发展了个人的成熟及特殊的格调——以热情和悲剧的力道生动地描绘《圣经》中的故事。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总主教于1509年在美因茨选他做宫廷画家，当格吕内瓦尔德于1526年坚持赞扬路德时，被主教革职。他婚姻不幸福，陷入郁闷孤寂之中，这可能在他的明暗对照法艺术中添加了几许阴影。

他的杰作——大概是德国最伟大的画——是复式多联版画，于1513年为伊森（Isen）的一所修道院所画的。版画的中央有圣母和圣婴，在一个遥远海洋的背景下，衬托出一种近乎特纳（Turner）风格的金色光芒。这是一幅精彩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基督在他的最后痛苦中，身体为伤痕及血汗所掩盖，四肢因疼痛而扭曲；玛利亚晕厥在圣约翰的怀中；抹大拉因愤怒和无比的悲痛而歇斯底里。尚有其他的版画，以鲜艳的红、褐色哥特式建筑为背景的天使们的演奏会。另有一幅《圣安东尼受引诱》，该圣人和一个隐士在一个树木凋零的奇异林中，而且有一个博斯式的梦魇象征安东尼的梦。在色彩、光线及线条结构和表现力上，这种近乎戏剧性的绘画能力的爆发，在植根于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的丢勒手里，达到线条和逻辑胜利前夕的德国哥特式画术的顶峰。格吕内瓦尔德张开了渴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艺术的双手。

丢勒（1471—1528）

没有其他的国家像德国这样如此一致地挑选一个人作为艺术的代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北方与南方一致挑选了丢勒。1928年4月6日是丢勒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柏林的帝国议会和纽伦堡的市议会均休假，以纪念这位德国最卓越的艺术家。

他的父亲是匈牙利人，定居于纽伦堡的金匠。丢勒在18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其中大多数均已夭折。丢勒在父亲书房里用铅笔、炭笔、鹅毛笔及雕刻刀学习绘画。他仔细观察，不眠不休地描绘各种物体和各种主题，因此在他的一些肖像画中几乎每一根头发都有其独特的笔触。他父亲曾希望他做金匠，但最后任由他发展艺术，并于1486年送他到伏尔格姆去做学徒。丢勒慢慢地成长，他的天才在于雄心、毅力和耐心中。他说：“上帝赐我勤勉，故我善于学习，但我必须忍受他的助理们给予的许多烦恼。”他因没有机会研究裸体画，便常去公共浴室，依据在那里所能发现的阿波罗这一类的美男子的人体而描绘。在这些年代里他本人也是个美男子。有位朋友很有趣地描述他：

他有特殊的体格与身材，有一颗非常高贵的心灵……面现聪明、眼睛有神……长长的颈、宽宽的胸、窄窄的腰、强健的大腿、有力的小腿。其两手的文雅，世所未见。其言词温甜，使人但愿其永无休止。

他因欣赏施恩高尔的木刻，于1492年前往科尔马，他到达那里时，那位名雕刻家早已逝世。于是他尽可能向施恩高尔的兄弟们学习，然后到巴塞尔，吸收了格吕内瓦尔德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宗教艺术的秘密。这时他已是一个熟练的版画家。1492年，巴塞尔出版的圣哲罗姆书信，其封面的圣人画像就是丢勒所绘的。这画极受欢迎，数位出版商争先与丢勒订立合同。然而，他的父亲催他回家完婚——在他离家后他的父亲替他物色了一位太太。1494年，他回到纽伦堡，与他的夫人阿格尼斯（Agnes Frey）安度婚姻生活。

一年前，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装束与发式几乎像一个妇人的青年，自负却不自信，带有不信任及向这世界作挑战的表情。1498年，对自己的姿态仍感得意，把自己描绘为有胡须且衣着华丽的年轻贵族，戴着饰有缨子的帽子，长长的褐色卷发——这是永垂不朽的伟大的自画像之一。1500年，他又把自己描绘为身穿俭朴的古装，修长的脸夹在垂肩的浓发中，敏锐的眼含示神秘的意向。丢勒在这幅画里似乎故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想象中的基督，并非不虔敬的虚张勇武，很符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意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一个有灵感的上帝代言人。虚荣足以支持他勤奋。他不仅画了大量自画像，而且在他的许多画中为自己留有位置。有时他会谦虚，并悲伤地意识到自己能力上的缺陷。他告诉威利巴尔德说：“当我们被赞美时，我们翘起鼻子信以为真；但或许一位嘲弄大师正在我们的背后讥笑着我们。”至于其他的方面，他个性善良，热心，忠实，慷慨，随遇而安。

他没有被他的妻子迷昏了头，因为结婚不久他就去意大利了，把她留在故乡。他曾在意大利听到所谓的艺术“再生”，“在它们隐藏约1000年之后的继续发展”；虽然他从未亲密地参与那种古典文学、哲学及那伴同文艺复兴的艺术复活，却切望能直接看到意大利人在绘画、雕刻、散文及诗诸方面卓越的原因所在。他主要停留在威尼斯，这里的文艺复兴尚未达到盛开的境地。1495年回到纽伦堡时，他已开始找到灵感。1507年，他向威利巴尔德借了100英镑再去意大利，这次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他研究在帕多瓦的曼泰尼亚和斯夸尔乔内（Squarcione）的作品，谦虚地临摹，不久就被贝利尼（Gentile Bellini）和其他威尼斯人称许为一个精湛的画家。他在威尼斯为一个德国教堂画了一幅《玫瑰花环节》，甚至受到意大利人的赞扬，因为这时，意大利人仍然以为大多数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威尼斯的君主愿给他一个终身职位，只要他愿意住在此处，但是他的妻子和朋友再三要求他回到纽伦堡。他注意到艺术家在意大利要比在德国更容易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便决心在他归国时要求能有类似的地位。他写道：“我在意大利是一位上等绅士，在国内我只是一个寄生虫。”

他因意大利艺术的刺激及艺术理论的学术性和热烈的讨论而感到愉快。雅各布·德巴尔巴利（Jacopo de’Barbari）详细地向他解释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透视原理及其他意大利人有关一个完美人体的数学比例时，丢勒说：“我宁愿听取这种解释，而不愿接受一个新王国。”他在意大利已习惯于裸体艺术，只想研究古典雕像。他的作品仍完全属于条顿式和基督教风格时，他很热忱地采纳意大利对异教艺术的赞赏，而且他以一系列的长篇著作，努力把意大利人有关透视法、比例和色调的诀窍教给他的同胞。由于丢勒两度赴意大利，德国绘画中的哥特风格便趋消失，而同时代的德国人一面反对罗马宗教，一面接受意大利的艺术。

丢勒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在德国的神秘主义与意大利的世俗之间，维持着创新与混乱并存的紧张关系，而且他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人生的享乐从没完全压倒他灵魂中有关死亡问题的沉思。除了他的肖像画之外，他的主题几乎都是宗教性的，而且有许多属于神秘性的。然而，他真正的宗教是艺术。他崇拜完美的线条胜过“效法基督”。甚至在他的宗教作品中，他表现出艺术家对任何物体，即使是最平常的日常经验，都有兴趣。他与达·芬奇一样，几乎画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岩石、溪流、树木、马、狗、猪、丑陋的面容及身材，还有幻想出来的神妙或可怕的形体。他依不同位置的观察来描绘他的左腿。他用拳头把一个枕头打成七种不同的形态，仔细端详研究并描绘出来。他让自己的某幅作品充斥着群兽，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有时他绘了一整座城作为一幅画的背景。他以趣味与幽默描绘了乡间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他爱日耳曼人，描绘了他们的大头和红润的面容，而未遭受反对。他还把他们引入最不相称的环境，衣着华丽的市民把身体包裹着，看起来像是要抵御德国的酷寒，甚至在以罗马或巴勒斯坦为背景时也是如此。他的画是纽伦堡的人种志。他的主要顾主是商业巨子，因为他所画的肖像可以在他们死后流传后世，但是他也接受公爵和帝国的选帝侯们的委托，最后则是马克西米里安本人。因为蒂希安最爱描绘高贵和庄严，丢勒最熟悉中产阶级，他给皇帝的木刻画使这位主人公看似路易十二对其的称谓：“奥格斯堡的市长”。丢勒只有一次成就了肖像画的高贵——用想象来表现查理曼。

36张人物画是他最宜人的作品，因为它们表现了淳朴、粗俗与个性。《纽伦堡的参议员》（Hieronymus Holzschuher）——强有力的头，严酷的面孔，宽大的前额上有稀疏的发，修整的胡须显示纯洁的对称，敏锐的目光似在注视政客们——此画显示的是一个善心、幽默、好胃口的人。丢勒的密友威利巴尔德：牛头里藏有学者的灵魂，而显示了惊人的食量。而谁会猜得出在那满布皱纹而扁平、巨大的腓特烈——萨克森的智者，会是个为保护路德而公然反抗教皇的选帝侯呢？他所有的画像几乎都是精彩引人的：奥斯沃尔特·克雷尔（Oswolt Krell）极度虔诚的专心甚至显示在他双手的静脉里；伯恩哈德·勒斯顿（Bernhard von Resten），浅蓝的上衣，庄严伸开的帽子，一双专心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沉思的眼睛；雅克·穆费尔，纽伦堡的市长，带有一种真诚专心的冥想，他对该城市的伟大与繁荣颇有贡献；两幅丢勒父亲的肖像，1490年带有劳苦的倦容，1497年已相当精疲力竭；普拉多教堂的一位《绅士的画像》——男性的化身，因残暴与贪婪而晦暗；伊丽莎白·图赫尔（Elizabeth Tucher）握着结婚戒指，缺乏信心地凝神于婚姻；《一位威尼斯贵妇的画像》——丢勒必须去意大利寻求美与力的表现。在他的男性人像中很少有高尚文雅的，唯有表现性格的力量。他曾说：“无助于一个男人的任何特性，就不是美。”他对于逼真和忠实描绘的兴趣，更甚于容貌与形状美的讲究。他指出，一个艺术家能把一个丑物或不令人愉快的主题描绘得很美。他是一个条顿人，非常勤勉，尽职忠实。他把美与优雅留给女士们，而专心于力的表现。

绘画并不是他的专长，也不十分合他的口味，但他的意大利之访激起了他寻求线条与色调的兴趣。他为萨克森的腓特烈及其在威田堡的城堡教堂画了一幅三联画——后以德累斯顿祭坛后上方图画著称。此画中有意大利式的比例方式和透视法，但设计的人物断然是日耳曼式的：一位视如圣母的女士，一位视如圣安东尼的教授，一位视如圣塞巴斯蒂安的德国侍僧。慕尼黑的鲍姆加特内教堂的祭坛后上方图画更好：完美的圣约瑟夫和玛利亚，后有罗马废墟作背景，但其前景混杂着可笑的矮人。沃夫兹教堂里的一幅《三王来朝》中，圣母的蓝色衣袍和东方三王的华丽礼服色调配合得很成功。《基督与学者们的辩论》（Christ among the Doctors）显示漂亮的耶稣披着女孩似的卷发，其周围有满脸胡须和皱纹的学者们……这是一幅可怕的讽刺画。《玫瑰花环节》中熟练的井然的构图，圣母及圣婴的可爱，色彩的全面华丽，皆足与当时最伟大的意大利画媲美。这是丢勒最伟大的画，要想看这幅画，必须长途跋涉到布拉格才能看到。维也纳和柏林均有丢勒动人的圣母像，而纽约的《圣母与圣婴及圣安妮》以一个温柔的日耳曼少女代表圣母，一个黑肤的闪米特人代表她的母亲。普拉多教堂的一幅《亚当与夏娃》的版画非常优美。在这画中，这位德国艺术家暂时地把健康女性的裸体美呈现出来了。

丢勒因绘画的酬劳不足而灰心，也许又因被迫重述古代宗教主题，因此逐渐转向较有利且更具创造力的木刻。因为一个刻版可以复制1000份，很容易带到欧洲市场，而且能为1000册印刷书本提供同样的插图。线条是丢勒的特长，书籍插图是他的天下，在当时没有人超过他，甚至傲慢的意大利人对他的技巧也大为惊奇。伊拉斯谟视其为版画家，拿他与古代的大师做比较：

阿佩莱斯（Apelles）得色彩之助……但是丢勒，虽然在其他方面也相当令人称道——在单色画法……比例与调和方面，他无所不能。不仅如此，他甚至描绘那些不能描绘的事物——火、光线、雷……闪电……一切感觉和情感，总之，人的整个心灵反映其自身在肉体上的行为，几乎连声音他都能在画中表现。他把这些事物以最恰当的线条表现……黑色线条，置于眼前，然而你若因此而将颜料涂在它们上面的话，你就会破坏这作品。那么不用阿佩莱斯得以完成其作品的色彩来完成一件作品，岂不是更妙吗？

1526年，丢勒为答谢伊拉斯谟给予他的恭维，为他制作肖像，这个像不是伊拉斯谟本人坐着由他刻画，而是根据马赛斯所绘的画像。他的版画与原画无法相比，更远逊于霍尔拜因的画。尽管如此，此画在外衣的折缝和阴影，脸和手的皱纹，及展开书页的起皱上诚为杰作。

丢勒遗下1000幅以上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杰作，其余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幻想的。有些很显然是讽刺画，有一幅是留着长发的老人与智者。其主题偶尔是无生命的，如《金属抽线工场》（The Wire-drawing Mill）；或只是普通的植物，如《一根干草》（A Piece of Turf）；或一只动物，如《海象的头》（Head of a Walrus）。通常动植物群集活人的周围，如《圣母与很多动物》（Madonna with a Multitude of Animals）。至于宗教性的主题方面少有成就，但我们必须将不寻常的《一位祈祷中的圣徒的双手》（Hands of a Praying Apostle）这幅画除外，并给予荣誉。最后，他对古典神话也有精微的研究，如《阿波罗》或《俄耳甫斯》。

丢勒把他的250幅画转为木刻版画、100幅画变为铜版雕刻，这两组是他遗产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15世纪结束之前，他都是自己来雕刻的，之后他把木刻委托于他人——唯有通过这种合作，他才能描绘如此广大的人生。他开始从事画籍中的插图工作，如德尔·利特·图恩（Der Ritter von Turn）和布兰特的纳雷舍夫（Narrenschiff）。20年后，他为马克西米里安的祈祷书制作了迷人的书边图案。他曾试作裸体画，《男人浴》这一幅成功了，但《女人浴》却不理想；这两幅画对认为裸体是可耻的行为或幻想的破灭因而规避的德国艺术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影响。他所作的圣母生活和基督苦难的木刻画很有名。虔诚的妇女们现在能把一幅《约瑟夫与圣母的订婚礼》复印的画放在炉边，借以沉思默想。重实利的德国人都喜欢从《圣家庭在埃及的寄居》中，发现条顿人家庭生活及其勤勉的一切舒适的细节，画中有圣母缝衣，约瑟在板凳上做工，小天使们自动地把木柴拿进屋内。37幅小型木刻——《小受难》，及11幅较大的木刻——《大受难》，把基督的受苦和死亡的故事带入数以千计的家庭，从而刺激了人们嗜好路德翻译的《新约》。另一部分是为《启示录》所作的插画，这些木刻，如《启示录的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和《圣米迦勒战恶龙》（St.Michael Fighting the Dragon），画得如此生动，以至数世纪来德国人的心中都依丢勒的印画来想象《启示录》。

他由木刻版画而演变到更劳苦的铜版画。通常他使用雕刻刀工作。《人类的堕落》（The Fall of Man）是雕刻在铜上的，形式上足以媲美希腊人，比例与对称上足与意大利人并称，上面有丢勒那个时代的动物和植物，样样都是他及他那一时代的象征。《海中怪物》（The Sea Monster）及以美丽风景为背景的《贞操与淫乐的战斗》（TheCombat of Virtue and Pleasure）这两幅由金属刻成的裸体女性，在德国艺术上的优越性，是史无前例的。包含16件的《铜板受难图》不及其木刻的《受难》那么令人有深刻的印象。但《圣尤斯蒂斯》（St.Eustace）是一幅很丰饶的生动的图案：五条狗、一匹马、一片森林、一群鸟、小山上的一堆城堡，一只牡鹿在其两角间背一个十字架，含有英俊的猎者放生成圣之意。

1513年至1514年，丢勒以3件版画杰作而达到画家的巅峰，即《骑士、死亡与魔鬼》，以幽暗的中世纪为主题：一个骑在韦罗基奥骏马上、全身盔甲而面孔严肃的骑士，被魔鬼和死神的丑相包围，但他决心迈向道德的胜利。这种细节的精微与复杂竟能雕刻在金属上，令人难以置信。《书斋里的圣哲罗姆》（St.Jerome in His Study）这件作品显示基督徒胜利的宁静，这位秃头老圣人专心于他的手稿，显然是借着他光环之光而写作，有一只狮子和一只狗安然地躺在地板上，一个骷髅静默无言地坐在窗台上，看来像是他太太的那顶帽子则挂在墙上。整个房间是用最精细的远景透视法画出的，各种阴影和阳光配合适宜。最后是被丢勒题名为《忧郁I》（Melancholia I）的铜版画，有一位天使坐在一座未完成的混乱建筑物中，在她的脚前混杂着机械工具和科学的仪器；她的腰带上挂有一个钱包和钥匙，象征着财富和权力；她的头沉思地依靠在一只手上，她的双眼半带惊奇、半带恐惧地凝视其周围。她是否在问这一切的劳苦，建筑，拆除了又建筑，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和所谓真理的幻想，科学的荣誉，及徒然地与无法避免的死亡作战的智慧的巴别塔究竟是为何目的？在这近世时期来临时，丢勒是否已经了解胜利的科学——被永久不变的目标妄用的一种进步的手段——所面临的问题？

丢勒勤练绘画，其努力与耐心跟达·芬奇的精雕细琢和拉斐尔的一蹴而就完全不同，他就如此进入了路德的时代。约1508年，他买下了那栋使纽伦堡出名的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房子被摧毁，观光业者依照原式把它重建。其最下两层是石砌的，第三和第四层是由粉红色的灰泥和半木材做的，而且在突出的屋檐上尚有两层跨在山形墙屋顶之下。在此地丢勒同他不孕的妻子过了19年不幸的生活。阿格尼斯是一位诚朴的家庭主妇，她奇怪丢勒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无酬的研究或那些嗜酒的朋友上。他活动的交游圈非她的心智所能及，他在社交上忽略了她，旅行也难得带她一起。他带她去荷兰，自己与名人或与主人宴饮时，却让她在上面的厨房里与他们的侍女用餐。1504年，他那寡居的老母与丢勒住在一起，她继续活了十多年。他为妻子所画的像显示她本人不太娇媚。他的朋友们认为阿格尼斯是一位泼妇，不能共享丢勒的那种精神生活。

这位纽伦堡的大师，在他的晚年以德国艺术的领袖与荣耀享誉欧洲：1515年，皇帝每年给他100英镑的津贴，但并没有逐期支付，因为马克西米里安的收入从来赶不上他的计划。他去世后，津贴就停止了，丢勒决定到荷兰向查理五世要求恢复津贴。他带了一大批图画在荷兰和佛兰德斯出售或交换，并借以设法支付几乎所有的旅费。有关他旅行所记的日记（1520年7月至1521年7月）——并不十分——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两个世纪后所写的那样详细。这些日记载有他的用费、销售、采购、访问及款待等事务。丢勒在途经12个城市见到查理后，得以恢复津贴，然后他去赏玩风景、拜访低地的英雄们。他对根特、布鲁塞尔和布鲁日的财富与华美感到惊奇，同时对圣巴沃的埃克的伟大多联画和安特卫普的大教堂也特别欣赏。他说：“在德国的领土内我从未见过这类事物。”他拜见了伊拉斯谟、卢卡斯、奥利及其他的杰出人物，在这些城市里受到艺术公会的款待。在西兰市多蚊的池沼地区，他染上了疟疾，这摧毁了他晚年的健康。

他的日记中有一则记载说：“我曾花5便士银币买了路德的宗教小书，也花1便士买了这个大人物的《谴责书》（Condemnation）。”1521年5月，他在安特卫普听到了一则谣言，即路德在离开沃尔姆斯议会（the Diet of Worms）时“因叛教罪而被捕”。丢勒并不知道这种绑架是为了保护这位宗教改革者而有意安排的，他担心路德被杀，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位反叛者写了一段热情的辩护词，并呼吁伊拉斯谟援助他的同党：

被圣神所启示而为真正信仰继承者的这个人现已失踪……如果他遭受苦难，那是为基督的真理而反对非基督的教皇职权，因教皇的做法是违反基督的自由，榨取我们的血汗，不劳而获地喂饱自己，同时使人民饥饿。啊！上帝！在人道法制下的人们从没有像在罗马教皇下的人们如此地受虐待……路德书中讲的道理，每人都看得很清楚，而且与《福音书》相合。我们必须保存这些书，使其免遭焚烬，情愿把反对他的书投入火里……我们所有热心的基督徒，请你们与我共同悲悼这个人的失去，并祈求上帝派来另一位领导者。啊！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你现在何处？你愿意眼看着不正义及盲目的暴政当权统治？基督的骑士，你听我吧！请你护驾于我主的身旁，你虽年事已高……但仍可赢得烈士之冠……让你的声音被人们听到吧！啊！伊拉斯谟，愿主——你良心的裁判官——以你而尊荣。

丢勒回到纽伦堡后，几乎一心从事宗教的艺术，重点放在《福音书》上。1526年，他完成最伟大的一组画——《四使徒》（The Four Apostles）——却命名不当，因为《马可福音》传播者并非十二门徒之一，但或许那项错误正好指出基督教由罗马教会回到《福音书》的思想。这两幅版画存放在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最得意的收藏品中，被战火蹂躏的慕尼黑重新收集其闻名的珍藏。其中一幅描绘约翰与彼得，另一幅是马可与保罗——这四人均着华丽的彩色长袍，不是渔夫平民圣人应有的穿着。丢勒用这种服饰是因为屈服于意大利式的理想化，同时他把这4人画成宽大的头是因为坚持他的德国风格。这些堂皇庄严的人物或许是作为为天主教教堂三联画的两翼而作的。1525年，纽伦堡市议会宣布宗教改革。丢勒放弃作祭坛上后方壁画的计划，把这两幅版画送给该市，并在这两幅画上加上刻字，热烈地强调《福音书》的重要。彼得手中虽持有钥匙——通常被认为代表罗马教会的神圣和权威——这些油画可能被解释为丢勒作为新教徒的誓言。

他现在离去世尚有两年。定期性疟疾的发作破坏了他的健康与精神，以至于1522年，他最后一次绘制自画像《忧伤的人》，呈现的是裸体、头发蓬乱、憔悴、病弱、痛苦，手持基督受难的鞭子。虽然如此，他仍工作到最后一刻。他死于1528年4月6日，享年57岁。他遗下足够的绘画、木刻版画与铜版画——此外尚有6000弗罗林——以维持其未亡人的余年生活。威利巴尔德悲悼他为“我一生的知己”，并为他的坟墓撰写一篇简单的墓志铭：

死是无法避免的，丢勒终归斯土。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没有获得至高的尊荣，因为他放弃去创作那些鸿篇巨构，而是致力于更平凡的题材：他如此沉醉于将眼前转瞬即逝的人形、地貌、事物的模样长久留驻笔下，他全神贯注于呈现真实的样子——可爱的或丑陋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只是偶然把散乱的感觉要素融合成有创造力的想象，然后用线条或色彩把理想的美融合在具体可感的画幅中，把虚无缥缈的幻想展现在眼前，以使我们寻获理解与平和。但是他起而响应他的时代。他把他所期望而有创造力的这一代人的传记刻在木板或铜板上。他的铜笔、铅笔、雕刀或毛刷唤起了踏上这个时代舞台有能力的人们潜在的灵魂。他以那个时代的热心、专一、恐惧、迷信、抗议、梦想和惊异，越过4个世纪，使我们如临其境。他曾经就是德国。

德国的人文学者

德国在生活、艺术和文学方面都是很兴旺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很普及。书籍方面的供应源源不绝，出版商来自巴塞尔的有16家，奥格斯堡20家，科隆21家，纽伦堡24家。纽伦堡的安东·科贝格独家经营24个印刷所，雇用员工100人。书籍的交易在法兰克福、萨尔茨堡、讷德林根（Nördlingen）和乌尔姆等繁荣的市场上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有一位当时的德国人说：“现在人人都想阅读写作。”而另一个人说：“新写出来的书是无止境的。”城市中的学校成倍地设立；每一城市为穷苦而有能力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在这半个世纪中创设了9所新的大学；而维也纳、海德堡及欧福等处的大学设了新的学科。文科学院兴起于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巴塞尔、维也纳、纽伦堡及美因茨。富有的市民像康拉德·波伊廷格、威利巴尔德以及马克西米里安本人，都开放他们的图书馆、艺术搜集和捐赠奖金给热心的学者们。伟大的教士们，如沃尔姆斯的主教约翰·达尔贝格和美因茨的总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都是奖学金、诗学及艺术开明的资助人。德国的教会步教皇之后尘，欢迎文艺复兴，但加强了对《圣经》及教父的原文之语言学的研究。1453年至1500年，拉丁语《圣经》在德国发行了26版。在路德的《圣经》之前，有20种德文的翻译。《新约》在民间的普及是替路德在《福音书》与罗马教会间的挑战性的对照做准备，而阅读《旧约》使新教徒分享基督教义的再度犹太化。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最初与最后都是迎合路德的——在神学方面要比罗马教会所倡者更为正统。德国没有像意大利那样的古典文学和艺术传统，她根本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和教育的特权，她与非基督的古代更无直接关联。她的记忆几乎不超越其基督徒的世纪，她的学术在这个时代几乎不敢超过基督徒的教父们，她的文艺复兴毋宁是早期基督教义的复活而非古典文学与哲学。在德国，文艺复兴被吞没在宗教革命中。

然而，德国的人文主义仍接受意大利的引导。布拉乔利尼、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及其他人文学者在访问德国时，带来了人文主义的种子。德国学生、朝圣客、教士、商人及外交官员们访问意大利后，也无意中带回了文艺复兴的花粉。阿格里科拉是一位荷兰教区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欧福、科隆及卢万接受充足的教育，在意大利花了7年时间进一步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回国后在格罗宁根（Groningen）、海德堡及沃尔姆斯教书。这个时代对他那不寻常的道德——谦虚、淳朴、诚实、热心及贞洁等——感到惊奇。他的拉丁文写作几与西塞罗写的有同等的价值，他预言德国会很快“出现与意大利的拉丁语区同样的拉丁语人才”。诚然，在下一代，阿格里科拉的荷兰就产生了一位名叫伊拉斯谟的拉丁语学家，他非常熟悉塔西佗和昆体良的罗马。阿格里科拉因赴罗马而染上热病，于海德堡病逝，享年42岁（1485年）。

他在影响力方面——不是在温柔亲切方面——堪与雅各·温菲林格（Jakob Wimpheling）媲美，后者脾气躁烈的程度如同他拉丁语法流畅的程度一样。这位“德国校长”决定在教育和文学方面把德国提高到意大利的水准，便草拟了公立学校制度的计划，建立了学术性的学会，而且预知知识的进步若无道德的发展相伴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我们的品德不是同样高贵，或我们勤勉至上而不虔诚，或我们知识至上而不爱邻居，或我们智慧至上而不谦虚，请问对我们所有的学问有何益处？”

这些正统人文学者中最后的一位，特里西米斯，是斯波赫姆（Sponheim）修道院院长，他于1496年写道：“建立修道院的时代已经过去，其毁灭即将来临。”有一位人文学者名凯尔特，把特里西米斯描写为“饮酒节制，不屑肉食，以蔬菜、蛋及牛奶为生”。在他的俭朴生活中，他成为一位学术泰斗：他精通拉丁、希腊、希伯来等语言及其文学，而且与伊拉斯谟、马克西米里安、罗马选帝侯及其他名人有书信来往。他于1516年逝世，享年54岁。

凯尔特是德国人文学者中最热忱、最有影响的一位。他奔走于各地，好似某些传信的外交官，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曾在意大利、波兰及匈牙利念过书，在科隆、海德堡、克拉科、布拉格、维也纳、因戈尔施塔特、帕多瓦、纽伦堡等地教过书。他发掘了宝贵而被遗忘的原稿，如赫罗兹维塔（Hrotswitha）的戏剧及古代地图，如他曾送给波伊廷格的那种。无论他去何处，总有学生围在他的四周，他热情地以诗、古典文学及德国古代的习俗来灌输他们灵感。1447年，在纽伦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封他为德国的桂冠诗人。1491年，凯尔特在美因茨创立了有势力的莱茵文学社，此社包含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律师，如有名的法学家乌尔里希·察修斯（Ulrich Zasius）、威利巴尔德、罗伊希林及温菲林格。在维也纳因受马克西米里安、特里西米斯经费的供应，他于1501年组织了一所诗学院，该院成为大学的荣誉组成部分，在该院里师生在一起生活，并怀有同样的抱负。凯尔特在求学期间显然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曾提出类似“人死后灵魂尚活着吗？”“真有上帝吗？”等问题。在旅行途中，他和许多妇女发生关系，但对祭台上奉献的圣物毫无兴趣。他轻松地得出结论说：“在太阳之下，为了忘却烦恼，没有比倒在男人怀中的美女更甜蜜的了。”

这种怀疑派的非道德论在路德前的最后10年里流行于德国的人文学者之间。赫斯（Eoban Hesse）于1514年用好的拉丁语法写了《赫罗埃德·克里斯蒂娜》（Heroides Christianae），此书模仿奥维德，在丑闻方面要比在文体方面模仿得更多——含有抹大拉致耶稣的书信及圣母玛利亚致天父的情书。为使言行一致，他的生活如切利尼（Cellini）那样轻松，其酒量在当时无双，一口气能干掉一桶麦酒。穆善纳斯（Conradus Mutianus Rufus）完成了怀疑派与宗教之间友善的和解。他在代芬特尔、欧福及意大利念书后，因适当的牧师圣俸而感到满意，在他的门上有一句座右铭“幸福的宁静”，把一些仰慕他的学生集合起来，教他们“要重视哲学家的法令更甚于传教士的”。但他警告他们，在群众面前必须隐瞒对基督教教条的怀疑，要以绅士风度服从教会的礼节和仪式。他说：“我们所谓的信仰，非指我们所谓的与事实一致，而是一种关于建立于轻信上及寻求利益的说服上的神圣事物的意见。”他认为替死者献弥撒毫无用处，守斋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做告解是令人难为情的事。他以为《圣经》中有很多寓言，如约拿和约伯的寓言；基督或许并没有真的死于十字架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只要他们正正当当地生活，都是不知《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无疑都进了天堂。信条与礼仪不应按照文字的要求判断，应按其道德效果评判。如果它们促进社会秩序和私人品德，则不必公开质询就应予以接受。穆善纳斯要求他的学生们过着清洁的生活，在他的晚年，他誓言：“我要转而研究虔诚，除了能提升基督徒生活的事物之外，再不向诗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学习什么。”他生前过着愉快的哲学生活，死后又蒙教会的一切祝福（1526年）。

罗伊希林注意到中世纪传统的12个集中教育中心，以拉丁文的普及为西欧的教育语言。他在故乡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学里，在弗赖堡、巴黎、巴塞尔、奥尔良、普瓦捷、林兹（Linz）、米兰、佛罗伦萨及罗马等大学里，几乎以盲目的狂热研究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法律。依照德国人文学者的风俗，他改了名字——由劳森（Rauchen）改为卡普诺斯（Kapnos），此名按希腊语是“吸烟”之意。他在20岁时编了一本拉丁语字典，曾再版多次。他在罗马时，约翰内斯·阿格伊罗普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给了他一段很难的修昔底德的作品要他翻译。罗伊希林应答如流，以致这位老希腊学者惊叫说：“希腊现已飞过阿尔卑斯山。”这位嗜学的学生决不放过学习希伯来文的机会，穆善纳斯坚称曾听说罗伊希林给一位犹太学者10块金币请他解释一个希伯来文的片语，但这也许是一位人文学者的想象。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劝说罗伊希林要寻求犹太神秘哲学的智慧。他在把哲罗姆翻译的《旧约》与希伯来原文对照后，指出神学家们习惯引用作为经典的文件中有很多的错误。他38岁时（1493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他编的希伯来文字典与文法使研究希伯来文和《旧约》有一种科学依据，而且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对新教思想的强烈影响。逐渐地，他对希伯来文的赞赏超越了对古典文学的挚爱。他说：“希伯来语是纯正的、简洁的语言。那是上帝对人类讲话的语言，也是人类与天使面对面会谈的语言。”经过努力研究，他保留了正统的信仰。他的信仰中混有些微的神秘主义，但他把所有的写作和所教之物虔诚地呈报给罗马教会的权威。

奇怪而复杂的环境使他成为德国文艺复兴的英雄。1508年，约翰尼斯·普费弗科恩，由一位犹太教教士转而为基督教教士，出版了《犹太人的借镜》（Judenspiegel），谴责迫害犹太人，而且要把一般指控于他们的罪恶洗清，但是促请他们放弃贷款及《塔木德》，而接受基督教义。他因受到科隆的多米尼克教派的支持，向皇帝建议，除了《旧约》外，其他一切希伯来书籍均应查禁。马克西米里安命令所有的犹太文学有关对基督教义的批评均应交给普费弗科恩处理，而且应由科隆、欧福、美因茨及海德堡等大学，科隆宗教裁判所长——雅各·霍赫斯特拉滕（Jakob van Hoogstraeten）及研究希伯来文权威的罗伊希林等审核。除了罗伊希林外，其他人均认为那些书应当没收并焚毁。罗伊希林少数的意见在宗教容忍的历史上成为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他把犹太书籍分类：第一类是显然含有嘲笑基督教义的作品应予焚毁；其余的，包括《塔木德》，只要是对基督教学术研究有价值的应予保存。此外，他辩称，犹太人有良心自由的权利，即一面做皇帝的公民，一面对基督教不负有任何义务。罗伊希林在私人函件中指普费弗科恩为一“蠢货”，因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他建议要毁掉的书籍。

普费弗科恩写了一本小书《小镜子》（Handspiegel）来作为对这些礼遇的回报，攻击罗伊希林是被犹太人买通了的工具。罗伊希林也写了一本小册子《眼镜》（Augenspiegel），以同样的辱骂来反击。这激起了正统派之间的一场风暴。科隆的神学院向罗伊希林抱怨说，他的书使犹太人得意忘形，并催促他把他的书收回以免流传。马克西米里安禁止出售他的书。罗伊希林向教皇利奥十世上诉。教皇将此事交各参议员办理，他们向教皇报告，这书是无害的。利奥十世暂停采取行动，但保证他周围的人文学者不会加害罗伊希林。同时普费弗科恩及其多米尼克会的支持者在科隆的宗教审判庭前控告罗伊希林是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而且是基督教的叛徒。总主教过问了此事，并将此事送呈罗马，然后又转到施派尔的主教法庭，经该法庭判决罗伊希林无罪。多米尼克教派又上诉罗马，科隆、欧福、美因茨、卢万及巴黎等大学的教授团下令将罗依希林的书焚毁。

在这一时代德国的文化活力是不寻常、善辩的——很多贵人都来替罗伊希林辩护：伊拉斯谟、威利巴尔德、波伊廷格、巴塞尔的俄科兰巴留士（Oecolampadius）、罗切斯特的菲希尔主教、胡滕、穆善纳斯、黑斯、路德、梅兰克松（Melanchthon），甚至还有些高级教士，这些人如同在意大利一样，都偏袒人文学者。帝国的选帝侯、王子及53个城市都宣布他们支持罗伊希林。1514年，支持他的人们所来的信函被汇集，并以《要人们致约翰·罗伊希林的信函》（Clarorum Virorum Epistolae ad Johannem Reuchlin）之名出版。1515年，人文学者发表一本更具破坏性的书，名为《无名小卒们致科隆大学文学教授尊严的教师奥图努斯·格劳秀斯的信函》（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 ad venerabilem virum magistrum Ortuinum Gratium）。这是文学史上较大的讽刺事件之一。1516年发行的增订版十分成功，一年后又发行了续集。这本书的作家们，其中有的冒充热心的僧侣，或格劳秀斯的赞助者和罗伊希林的敌人，他们用可笑的匿名隐藏自己的身份——尼古拉·卡普里默吉斯（Nicolaus Caprimulgius，挤山羊奶者）、约翰尼斯·佩利费克斯（Johannes Pellifex，制造皮革者）、西蒙·沃斯特（Simon Wurst，腊肠）及康拉杜斯·尤克布恩克（Conradus Unckebunck）。这些作者故意用写得很坏的拉丁文模仿修道院的文体，他们抱怨“诗人”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讽刺；他们殷切地询问有关罗伊希林的上诉；同时暴露了他们荒谬的无知，及他们道德和心灵的粗鄙；他们以庄严的经院学派的形式，争论可笑的问题，为了减轻猥亵而引证《圣经》，而且无意中以秘密告解、出售赎罪券、崇拜圣物及以教皇的权威取乐——这些就是宗教改革的主题。整个德国的文学界对作者的身份感到迷惑，后来大家知道，那是穆善纳斯的一位门徒，欧福的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 Rubianus）写了第一版的大部分，续集的大部分是胡滕写的。利奥十世对此极为愤怒，禁止阅读或持有这种书籍，并将罗伊希林判罪，但于1520年经过施派尔的审讯罚款后把他释放了。罗伊希林当时已65岁，精疲力竭，退回到默默无闻中，静静地消失在宗教改革的刺目强光中。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在那次爆发后消失了。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大学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事于生存竞争的宗教改革者加强了他们的目标，专心于来世的个人救赎的宗教信仰，只留下少许的时间去研究古典文化或有关今后人类的改善。德国的人文学者因未能从希腊文学发展到希腊哲学，又徘徊于粗野的神学上的争论或比埃克哈特大师更欠成熟的“神秘主义”，从而自取败亡。他们并未留下较重要的作品，罗伊希林希望成为他的一种比黄铜更能持久的纪念碑——他编的文法与字典很快被取代和遗忘了。然而，如果路德曾经胆敢把他攻击的目标投向约翰·泰塞尔（Johann Tetzel）和教皇，如果德国的心灵没有受到人文学者从教皇绝对威权的恐怖中某种程度的解放的话，其结果如何，谁能知道？罗伊希林和穆善纳斯的信徒们在欧福是强有力的少数，路德曾在那里念过4年书。当时在人文主义中成长的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成为宗教改革的热情前锋。

伍利黑·胡滕

在路德之前的时代，德国文学上没有出现巨人，仅有大量的、令人振奋的产品而已。诗是为高声朗诵而作，所以受到朝野的欢迎。神迹和受难的戏剧继续演出，以对戏剧艺术的强烈兴趣来掩饰其粗鲁的虔诚。1450年，德国民间戏剧大都已世俗化。甚至在宗教性戏剧进行中，也有粗鲁及有时带有猥亵性的闹剧。在文学里插有风趣的幽默。那个流浪的骗子“Till Eulenspiegel”（直译为“猫头鹰镜”）一生的荣枯和诙谐在德国各处掀起了各种高潮，他那愉快的戏谑既不宽饶俗人，也不放过教士。1515年，他的冒险故事已印刷成书。文学和艺术，都一再表示僧侣与教士将被拖下地狱。每一种文体都充满讽刺。

当时最有效果的讽刺作品是布兰特的《愚人船》，没有一个人曾经预料到巴塞尔的法律及古典文学教授能有这么生动的演出。布兰特想象了一只为愚人们部署的船队（作者后来忘了，说是一条船），试想渡过海洋。一个又一个愚人昂首阔步地在场景中行走。一阶级接一阶级地忍受这位法学家作者愤怒打油诗的鞭打——农民、技工、乞丐、赌徒、守财奴、高利贷者、占星家、律师、迂腐玄学者、花花公子、哲学家、教士。具有虚荣野心的人们，懒惰的学生，贪污的商人，不诚实的职工——都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打击，而布兰特仅将他的敬意保留给了那些虔诚和正统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天命就是进入天国。这本书印刷精美，饰有显示故事中每一句带刺的话的木刻，有12种翻译本，畅销西欧各处。在当时此书拥有的读者之多，仅次于《圣经》。

布兰特对教士的攻击非常温和而轻微，但方济各会教士托马斯·墨诺（Thomas Murner）对僧侣、教士、主教及修女的攻击与讽刺比布兰特的更刻薄、更粗鲁，也更富机智。墨诺说，传教士对金钱比宗教更有兴趣；他用各种方式哄骗教友的每一分钱，然后把他搜罗的一部分钱财给予他的主教以获准蓄妾。修女秘密地做爱，子女最多的修女被选为女修道院院长。墨诺与布兰特同样忠于教会。他指责路德是一位更糊涂的人，并以动人的诗——《基督信仰的崩溃》（Von dem Untergang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悲叹基督徒信仰的低落和宗教世界逐渐加深的混乱。

如果这些深得人心的讽刺显示了即使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也轻蔑他们的教士的话，那么，胡滕的那种更激烈的讽刺则表示他已完全放弃对教会内部改革的希望，而且呼吁公开的反叛。胡滕出生于法兰哥尼亚（Franconia）一个骑士家庭，11岁时被送入富尔达修道院，家人希望他成为一名修道士。经过6年查看期之后，他于1505年逃跑了，过着流浪学生的生活，作诗、诵诗、乞讨，居无定所。他那矮小的身体因患热病几已精疲力竭。他的左腿因浮肿溃疡而时成残废。他的脾气由于病弱而动辄发怒，但黑斯觉得他“完全可爱”。有一位慈善的主教把他带到维也纳，那里的人文学者们欢迎他，但他与他们相处不来，于是前往意大利。他曾在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念书，曾向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射出了恶毒的隽语，为了生活加入入侵的德国军队。其后，在痛苦之中，他返回了德国。

在美因茨，命运给了他一个微笑：他为年轻的总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写了一首颂词，获得200个基尔德的酬谢金。阿尔布雷希特的宫廷全是人文学者，其中很多是不虔敬的自由思想者。胡滕开始向《无名小卒的信函》投稿。他遇见了伊拉斯谟，而且被这位大学者的学问、机智和魔力所迷。他因阿尔布雷希特的基尔德与他动了恻隐之心的父亲的帮助，又寻获了意大利的太阳，每到一处，便谩骂“那些伪善而腐化的神学家和僧侣们”。他从教皇的首都给克罗图斯发出一通警告：

好朋友，放弃你来访问罗马的欲望吧。你在那里所要寻求的不再找得到……你可借抢夺谋生，你可做谋杀及亵圣的事情……你可沉迷于贪欲，而否认在天的上帝。但你如只带钱来罗马，你是一位最可敬的人。美德与上帝的祝福这里是有得卖的，你甚至买得到未来犯罪的特权。然后你将会求好若狂。明达的人将变成邪恶。

他于1517年以幽默的讽刺，把洛伦佐·瓦拉讨论伪造的“君士坦丁献土”的破坏性论文新版献给利奥十世，并使这位教皇确信，其前辈教皇大多数都是暴君、强盗、勒索犯，因为他们都把来世的惩罚变成为自己的税收。这件作品到了路德的手中后，激发了他对教皇的怒气。

胡滕的很多诗里虽含有凶猛的责骂，但这些诗仍使他在德国赢得了名声。1517年，他回到纽伦堡后，受到康拉德·波伊廷格的款待。马克西米里安因这位富有的学者的建议，封胡滕为桂冠诗人。阿尔布雷希特提拔他担任外交事务，并派他远至巴黎担负重任。胡滕于1518年回到美因茨时，他发现路德所著的有关赦免的论文在德国引发了骚动，而且他一定乐于看到自己悠闲的大主教陷于不安。路德被传唤到奥格斯堡面对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和一项异端邪说的指控。这时胡滕犹豫了，他在情感上与财政上均深爱大主教，但是在他的血液中已感到战争的呼叫。于是他跃上马背，驰向奥格斯堡。

德国教会

有一种迹象显示高级教士易于接受教会的批评与评论。有些分散的无神论者，其名字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伊拉斯谟曾提及“我们中间有人思想如伊壁鸠鲁那样，以为灵魂是与肉体俱逝的”。人文学者中有些怀疑论者。有些神秘论者否认教会或教士为人与神之中间人的需要，并强调内在的宗教经验，反对仪式与圣事。到处都有韦尔多派教徒的小组织，他们否认教士与俗人的区别。在德国东部有些胡斯派信徒，他们称教皇是伪基督。在埃格尔（Eger）有两兄弟，奥格斯堡的约翰和卢英（Lewin），于1466年指责赎罪券为欺骗。威泽尔（Johan von Wesel）是欧福的教授，宣扬宿命与天选系靠神的恩典，否定赦免、圣事及向圣人祈祷，而且声明：“我轻视教皇、教会和议会，我只崇拜基督。”他被宗教审讯所判罪，于1481年死于狱中。韦塞尔（Wessel Gansfort）被误称为约翰·韦塞尔（Johan Wessel），他怀疑告解、赎罪、赦免和炼狱，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而信仰是救赎的唯一来源。这近乎路德的话。路德于1522年说：“如果我以前看过他的著作，我的敌人们也许会认为，路德完全是抄袭韦塞尔的，我们两人精神上是如此的契合。”

虽然如此，一般说来，宗教却在德国各方面都堪称兴旺，而压倒性的大多数人都持有正统信仰，而且——在他们的犯罪和醉酒之间——是虔诚的。德国家庭本身几乎就是一个教堂，母亲是这家的教义问答讲解师，而父亲则为这家的传教士。经常有祈祷，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祈祷书籍。不识字者，特备有图画，称之为“穷人用书”（Biblia pauperum），用图说明基督、圣母及圣人的故事。圣母的画像如耶稣一样多。经常吟诵《玫瑰经》。宗教裁判官施普伦格曾创办一个背诵《玫瑰经》的兄弟会。有一篇德文祈祷文是专为唯一真正受爱慕的“三位一体”而写的：《光荣归于圣母、圣父及圣子》。

有些教士同一般人一样虔诚。一定曾经有过——在恶意的喧嚷声中，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有宗教信仰的忠实牧师去制造或维持如此普及民间的虔诚。教区的传教士多半有妾或法定之妻，但德国人似乎原谅这种不洁的行为，认为是滥交的一种改良。教皇们自身，在这精力充沛的时期，难道就不曾反叛过独身主义吗？至于“正规”的教士——服从修道院规则的——很多他们的教团现在都从事于认真的自我改革。圣本笃会已决定过半修道会半世俗的生活。条顿骑士们依然品行放荡，残酷而贪婪。多米尼克会、方济各会及奥古斯丁会等修道士仍遵守其会规，并担任很多慈善的实际工作。在这次改革中最热心的是奥古斯丁会的隐士，他们原是隐居的修道士，但以后集合成会。他们以明显的忠贞遵守他们修道院誓愿的守贫、守贞及服从，而且学识渊博，足以充任德国诸大学的教席。路德决定做修道士时，即选择了该会。

对德国教士的抱怨主要是反对高级教士，反对他们的财富与利欲熏心。有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必须筹组经济和行政，以管理教会所有的广大地区。他们都是有主教法冠或削发受戒的封建领主。这些教士举止更像世俗人而非上帝的人。据说，其中数人带妾乘车参加省或联邦议会。一位饱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历史学家约翰尼斯·詹森（Johannes Janssen），在宗教改革的前夕综合了当时德国教会的恶习：

虔敬的挚爱与世俗的贪婪，及虔诚的弃绝与无神的自助的对比，很显然地表现在社会其他阶层与教士阶层之间。在教士的上帝和宗教布道及灵魂照顾之中，太多的事务完全被忽略了。贪婪，这时代易犯的罪恶，出现在教士的各会及各级中，他们渴望增加所有的租金和收入，税收与额外津贴至最大限度。德国教会在基督教世界里是最富有的。据估计，差不多德国1/3的地产是在教会的手中——它使教会当局经常想法增加他们财产的事变得更不可恕。在许多城市里，教会建筑物和慈善机构占去了土地的更大部分。在僧侣团自身之内，在收入方面也有最显著的对照。各教区的低级教士，其仅有的微薄薪水来自许多不稳定的什一税，他们时常为穷困所迫——如果不为贪婪所诱——去做一些与他们身份甚不相称的交易，这使他们暴露于教区内居民的轻视之下。另一方面，高级教士却享受多到用不完的财富，其中很多人毫无顾忌地以如此令人不快的态度炫示，以致激起人民的愤恨、上层阶级的忌妒及一切严肃人士的藐视……很多地方发出抱怨，反对圣事的图利的滥用……反对经常把巨额的金钱送到罗马，这是教士任职的第一年薪俸和封嘴的贿赂。一种对意大利人充满仇恨的情绪逐步开始得势，即使像总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这种神圣教会真正子孙的人。他于1496年9月9日写道：“意大利人应用其服务酬劳德国人，而不应当以经常勒索金钱而耗尽僧侣团体。”

如果教皇不自负、勒索的话，德国也许会原谅其主教的世俗欲望。由于德国民族主义精神逐渐增强，他们愤恨教皇的擅权——即如无教皇的认可，连皇帝职位也是不合法的，且任意迫使皇帝和国王下台。世俗与教会当局之间，在有圣俸的委派、民事与主教法庭司法权的重叠及教士几乎享有一切民法的豁免等方面持续冲突。德国的贵族们以烦闷的心情对教会的财产虎视眈眈，而商人认为各修道院的免税要求，是和他们在制造和贸易上竞争。这一阶段的斗争更多是物质利害关系，而非神学歧见。另一个教会历史学家报告如下：

德国人一般的意见是：罗马教廷对征税所施加的压力已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们一再抱怨大法官的法庭税，领受圣职的第一年薪俸费……及圣职授任费等的过分提高或非法扩张。极多的新赦罪未经当地主教的同意而宣布，而且为了十字军名义屡征的什一税改为其他用途。甚至对献身于教会及罗马教廷人士也时常声称，德国对罗马的不满，从财政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有充分理由的。

1457年，马丁·梅耶（Martin Meyer）——美因茨总主教迪特里赫的财务秘书，向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怒气冲冲地反复陈述德国遭受罗马教廷不公正的对待：

高级教士的选举经常无故拖延，而且各种圣俸与高位均为红衣主教和教皇的秘书而保留。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本人在德国的三省内以一种非常和未曾听说的方式，被核准保有一般预留地。有无数继承权 的事情要商讨，任圣职第一年薪俸及其他税被征得很急，而且不许拖延，据知所勒索的税超过应征的总数。主教职权的赐予不是给最有才能者而是给最高的出价者。为了搜刮金钱，每日发布新的赦罪和征收战争什一税，均未获得德国高级教士的同意。应由国内处理的诉讼很仓促地就被转移到宗教法庭。德国人一直被视为富裕而愚蠢的野人，而以各种狡诈的手段逐渐消耗其金钱……多年来德国一直睡在尘埃中，悲叹其贫困和苦命。但现在她的贵人们已从梦中醒来，他们决定要摆脱这种束缚，并要恢复其固有的自由。

1458年，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成为庇护二世时，公然反抗这个挑战。他要求迪尔（Diether von Isenburg）付出2.05万基尔德之后，才确立他为1459年的美因茨下届总主教。迪尔拒付这笔款项，指控这数目超过以往所有的先例。庇护把他逐出教会。迪尔置此禁令于不顾，而且有数位德国王侯支持他。迪尔聘用纽伦堡的法学家格雷戈尔·亨堡（Gregor Heimburg）唤起公众情绪以赋予议会高于教皇的职权。亨堡到法国游说对教皇采取一致行动。有一段时间北方国家似已不再效忠罗马。但教皇代理人陆续脱离迪尔联盟的运动，而庇护指派拿骚的阿道夫接替他。于是两位大主教的军队打了个伤亡惨重的战役。迪尔败了，他向德国各领袖提出警告，除非他们团结，否则他们会不断地受压迫。这个宣言是古登堡印刷的第一批文件之一。

德国的不满并没有因教皇的胜利而平息。1500年大赦年狂欢节，大量的金钱由德国运入罗马后，奥格斯堡的议会要求那部分金钱应退还给德国。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埋怨说，教皇在德国所征的税收比他本人向德国征收的多100倍。1510年，他同尤里乌斯二世作战时，指示人文学者温菲林格草拟一份德国的苦况和教皇政治的对照。有一段时间他曾想提议德国教会与罗马分离，但温菲林格劝阻了他，因为他无法预期各王侯的坚定支持。然而这时代的一切经济发展都为路德准备好了。一种物质利益的分歧终于使德国的宗教改革对抗以阿尔卑斯山的黄金来支持诗与艺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民间反教士运动热诚地团结起来进行。一位诚实的牧师说：“仇恨教会与教士的革命精神已掌握德国各部分的群众……‘传教士，你们去死吧！’这很早就已秘密流传的呼声现在已成为口号。”民众的仇恨非常激烈，以至宗教审判所在德国不敢判定任何人的罪状。随后在西班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暴烈的宣传小册攻击德国教会，并不如攻击罗马教廷那般厉害。有些僧侣和传教士加入攻击的行列，而且鼓动其会众反对高级教士的奢侈。参加1500年的大赦年归来的朝圣客给德国带回了一种耸人听闻的——时常是言过其实的——有关教皇的不道德、教皇的恶毒、红衣主教的作威作福及有关他们的异教精神和贪污的故事。很多德国人应誓说，因为他们的祖先曾于476年摧毁了罗马的权力，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再次粉碎那种暴政。其他的人回忆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沙受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侮辱，认为报仇的时间已经成熟。1521年，教廷大使阿林德（Aleander）警告利奥十世，反对教会的暴动叛乱即将来临，他说，5年前他从很多德国人口中听到，他们只是等待“某位傻瓜”发出攻击罗马的命令。

在数世纪的封锁与镇压后，数以千计的因素与影响——教会的、理智的、感情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汇成了一股自野蛮人征服罗马以来把欧洲投入最大变动之中的旋风。教皇职权因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教会的分裂而衰微；修道院纪律和教士独身的崩溃；高级教士的奢侈，罗马教廷的腐化，教皇的世俗活动；亚历山大六世的风流，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利奥十世的不负责任及逸乐；兜售圣物及贩卖赎罪券；在十字军和土耳其战役中穆斯林战胜基督王国的事实；普遍非基督信仰的认识；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流入；斯科特的非理性论和奥卡姆的怀疑论，经院哲学的崩溃；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实施改革的失败；异教古物及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文学与教育的推广；《圣经》的翻译与阅读；圣徒们的俭朴和贫穷与教会隆重的仪式及财富成为新的现世对照；德国与英国的经济独立和逐渐增长的财富；中产阶级对教会的束缚和要求而引起的愤恨的加深；反抗金钱流入罗马；法律与政府的脱离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和君主权力的强化；本国语言和文学国家化的影响；韦尔多、威克利夫及胡斯三教派的遗产的发酵；神秘主义者要求较少仪式，更多个人、内在及直接的宗教：这一切因素汇合成一股强力激流，将会击破中世纪的风俗，松动一切标准及束缚，把欧洲粉碎成多种国家和教派，扫除更多的传统信仰的约束，结束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精神生活的端倪似已显现。 EAdWGB8sT/+WzlE98Vrud57xxD1oPLIPPc+fOuy7DRllTYng74fxS8UGvlfBvx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