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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
1555年10月25日，查理五世将荷兰的主权授予其子菲利普二世。26日，在布鲁塞尔国会之前，菲利普接受了效忠的誓言，他也发誓将依照传统、条约与法律来维护17省的权利与特权。随着他们双方的誓约，自由奋斗史上一段最辉煌的时代于是展开。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荷兰——低地国——包含了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王国。而荷兰语——低地德国语——不仅是北方7省荷兰、西兰、乌得勒支、夫里斯兰、格罗宁根、奥维里塞尔、吉德兰省，也是北部比利时4省佛兰德斯、布拉班特、梅赫伦、林堡的语言，而属于法国方言的华隆语则在南方6省通行，阿图瓦、华隆、佛兰德斯、坎布雷、图尔奈、埃诺及那慕尔。所有这些及邻近卢森堡公爵所管辖的土地，都属哈布斯堡皇族统治。
1555年，大多数人都信奉天主教，但其教义则为伊拉斯谟在半世纪之前倡导、被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广泛采用的人道的人文主义——这有别于西班牙在经过几个世纪对抗之战演变而成的阴沉又不妥协的类型。1520年后，路德教派和再洗礼派的教义由德国渗入，之后为数更多的加尔文教义从德国、瑞士和法国渗入。查理五世曾试图以种种方法来阻止其入侵：引进罗马教皇或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及使用公告的方式宣布凡是背叛正统天主教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等等。但在他的权力于1552年经《巴苏和约》（Peace of Passau）被削弱后，这些措施就很少被执行了。1588年，一群鹿特丹的群众将几位再洗礼派的教徒从火刑柱上强行救出。惊惧于异教势力的壮大，菲利普二世重新告示处罚的规定。恐惧很快蔓延开来，称他意图引入最残酷的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所。
加尔文教派适合于经济中的商业特质。安特卫普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是当时北欧商业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进出口业、投机买卖及各种类型的商业，单单保险业就有600个生意兴隆的代理商。莱茵河、马斯河、爱塞海、瓦耳河、须耳德河、莱斯河及上百的运河里，有各种不同的船只静静地来往如梭。布鲁塞尔、根特、伊普瑞斯、图尔奈、瓦伦辛、那慕尔、梅赫伦、莱登、乌得勒支、哈伦等地的手工艺业和制造业都很兴盛。多数把持城市的商人们敬重天主教教义，认为是政治、社会和道德根深蒂固的稳定力量，但他们不喜欢其华而不实的教阶组织，而喜欢加尔文教派容许受过教育的俗人参与教会政策管理和聚会的方式。他们很快开始对西班牙政府加诸于荷兰经济上的税收心怀不满。
在叛乱中，以农人受害最深、获利最少。与德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一样，达官贵人们拥有大部分土地，争取独立的战争都是由这批人发起的。霍恩的伯爵菲利普·蒙莫朗西，在南部诸省拥有广大的土地。拉摩拉尔的爱格蒙特伯爵在佛兰德斯和卢森堡两地有广大的地产，其富有的程度足以迎娶巴伐利亚女公爵。在数次战役中，他英勇善战，深受查理和菲利普二世的宠爱。他曾率领菲利普二世的军队在圣昆丁（1557年）大获全胜。在他那华丽的宫廷里，他极端奢侈，慷慨好客，以致负债累累。这些客人和地位较低的贵族都觊觎教会的财富，他们羡慕那些强夺教会财物而致富的德国男爵。因此，“他们认为国王应该在教产以外的地区召训一支英勇的军队”，以用“这些训练有素，优秀善战的骑士……用来代替那些手持念珠、好逸恶劳的家伙”。
在诸大地主中，以拿骚的威廉即奥朗日王子最为富有、最具能力。这个家族拥有的巨大产业，包括德国的赫斯—拿骚、威斯巴登及荷兰周围地域，他们的名衔则是得自法国南部的小侯国——奥朗日。威廉1533年出生在德国的狄伦堡（Dillenburg），11岁之前受的是路德教派式的教育，尔后为了有资格继承表哥雷内的地产，他搬到了布鲁塞尔，并恢复为天主教徒。查理五世很喜欢他，促成他与爱格蒙特的安妮的结合，并在1555年历史性的让位仪式中选他为侍从长。菲利普二世派遣他——一个22岁的年轻人，但已精通佛兰德斯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作为其外交全权代表之一，协商《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在这些场合里，威廉明达的判断能力和谨慎的言词，使他被法国人称为“缄默者”。沉静的菲利普二世任命他为国家议员、“金发骑士”及荷兰、西兰、乌得勒支的行政长官。但威廉另生异心，以致菲利普二世永远不原谅他。
这位年轻的王子气质高贵，腰缠万贯。他身材高大，应对得体，温文有礼，除了敌人外，所有人都很敬爱他。作为军事领袖，他总是失败，可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他的坚忍和勇气足以弥补他的缺点。他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与欧洲最强的政治和宗教力量抗衡。事实证明，他统御人的能力较之统率军队的能力要强得多。他的政敌指控他，为了适应个人或政治的需要而改变宗教信仰。事情或许如此，但在当时，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以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
他的婚姻受到很多非议，他的第一位夫人去世了，他差人去磋商与富家女安妮的婚事——一位萨克森选帝侯，新教徒莫里斯的女儿。他们1561年依照路德教派的仪式结婚，但一直到1573年，他才宣称自己是新教徒。安妮1567年陷于半疯狂状态，寄居在朋友家里。她尚在人世时，威廉取得5个新教徒牧师的允许，而于1575年再娶夏洛特·波旁。她出身于法国的皇室家族，刚从女修道院中逃出来，并接受改革派的信仰。夏洛特死于1582年，在为她哀悼了一年后，他第四次结婚，迎娶路易丝·科利尼为妻。她是将门之女，其父死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很有可能由于这些婚事，威廉虽然广有田产，却短缺金钱。1560年，他几乎负了百万金币的债务。为了应付经济的窘境，他辞退了28位厨子。
菲利普二世拙于处理有关荷兰贵族的事务。他的父亲由于生长在布鲁塞尔，熟悉那里的民俗语言，因此统治得有条有理。菲利普二世生长于西班牙，既不谙法语，又不懂荷语，很难讨好那些大地主，尊重他们的习俗和债主。他不赞成他们的奢侈酗酒和对女人的随便态度。最令他不解的，是他们竟要求过问他的权力。而从当地贵族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喜欢他的孤傲、他对宗教裁判所的偏好、他任命西班牙人在荷兰就任有利可图的职位以及分派西班牙军队来镇守荷兰城市。他向那些组成荷兰议会的贵族和巨商富贾索取金钱——由于他的父亲和新近的战争，他的财政出现巨大的赤字，他要求130万金币，增加1%的不动产税和2%的动产税。这些要求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拒绝批准他的要求，仅以他们认为现阶段需要的数目拨款。3年后菲利普又召集他们，提出300万金币的经费要求。他们如数照付，条件是所有的西班牙部队必须撤出荷兰。他让步了，但打消了抚慰新教徒的努力，而经教皇的同意，在荷兰设立11个主教区，任命那些愿意执行他父亲对抗异教邪说诏令的人担任这些教职。他在1559年8月26日乘船起程赴西班牙时——此后他就从未回到荷兰——经济与宗教大战的轮廓已渐渐形成。
菲利普任命帕尔马女公爵玛格丽特为他的摄政，她是查理五世与一个佛兰德斯女人所生的私生女。她在荷兰长大，虽然在意大利住了很长一段时期、虽然不懂荷兰语，她了解佛兰德斯语。她既不偏执也不顽固，但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在复活节的前一星期，她都要洗濯12个少女的脚，并给她们结婚妆奁。她是一个能干和仁慈的妇人，却不幸失落在革命的大旋涡里。
她的权力被菲利普任命的顾问牵制。虽然爱格蒙特和奥朗日都是她的阁员，他们发现其他3位阁员统一投票时，就很少出席内阁会议。其领导人物是安东尼·皮雷诺特、阿拉斯主教，即历史上著名的枢机主教格兰维尔（de Granvelle）。他是一位本着良心行事、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与玛格丽特一样，他也赞成以和平的手段对付异教徒，但他极端忠于天主教义和君主政体，以至觉得很难谅解反叛国教的行为。他和摄政受到的阻碍，主要是菲利普坚持没有王室的同意，就不能采行任何重要的措施，而“批示”由马德里转达到布鲁塞尔则费时数周。枢机主教因服从国王牺牲了名望。他私下反对主教区的增多，却屈从于菲利普坚持的4个教区对于17个省而言是不够的主张。
1563年3月，身为天主教徒的奥朗日、爱格蒙特与霍恩，写信给菲利普，控诉格兰维尔侵犯各省的权力，这些权力是国王曾发誓要维护的。他们认为枢机主教应该对这些新主教负责，因而要求国王免除他的职务。玛格丽特本人对他的当权不高兴，她渴求与这些不满的贵族取得协调，因为她知道他们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最后（1563年9月）她也认为格兰维尔应被遣送到其他教区。坚持了很长时间，菲利普屈服了，请这位仪态高雅的大臣去职。格兰维尔离开了布鲁塞尔（1564年3月13日），但他仍是国王最信赖的顾问。这些贵族又回到玛格丽特的内阁。他们任命的官员有些竟然出售官职、公理正义和赦罪令，玛格丽特似乎也从中渔利。
宗教裁判所四处蔓延。菲利普远在西班牙亲自监视督促，派玛格丽特侦办异教徒。几乎没有一天不执行死刑。1561年，格利恩·穆勒（Geleyn de Muler）在奥德纳德（Audenaarde）被执火刑；托马斯·卡尔伯格（Thomas Calberg）在图尔奈活活被烧死；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在他妻子面前被一把生锈的剑连刺7下毙命，她目睹此惨状惊恐而死。被这些残忍行为所激怒，贝特兰德·布拉斯（Bertrand le Blas）在圣诞节望弥撒时侵入图尔奈大教堂，闯入祭坛，从教士手中抢取圣礼，把它践踏在脚下，并对聚会的信徒大叫：“误入歧途的人，你们怎能把这个东西当作耶稣基督，你们的主与救世主？”
荷兰的第一位西班牙宗教裁判官是修道会长彼得·泰特尔曼（Peter Titelman），他的手段极为专横残忍，以至布鲁日全部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市议会向摄政揭发他的野蛮暴行。他把民众从屋里拖出来，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进行审问，逼他们说出任何他希望他们说的话，然后将他们处死。佛兰德斯的法官们以诚恳的心向菲利普正式请愿，请求他终止这项暴行。玛格丽特胆怯地要求宗教裁判官行为要“明辨谦逊”，然而执行死刑持续不断。菲利普支持泰特尔曼，命令摄政加强执行最近由特伦特会议（1564年）颁布的法令，不必有丝毫仁慈与迟疑。内阁认为法令中有几条违反了经过认可的省特权而提出抗议，并延缓其公布实施。
奥朗日的威廉极欲维护传统的政治自由、保持荷兰的倡导宽容政策，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告诉内阁说：“假使国王认为荷兰人能无限期地支持这些残暴的敕令的话，那他就错了。我坚信天主教，我却不能赞同王子们企图统治他们的子民的良心及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天主教徒这时也加入新教徒的行列，攻击国王的敕令暴虐专横。爱格蒙特被派到马德里请求缓和敕令的内容，玛格丽特私底下也赞成这项请求。爱格蒙特在西班牙受到款待，却空手而归。伊普瑞斯、那慕尔、根特、圣奥默的主教们也共同呈上了一封请愿书给菲利普（1565年6月），请求他缓和敕令及“以温和慈爱，代替严刑峻法儆戒人民”。对所有这些抗议，菲利普的答复是，他宁愿牺牲10万人的生命，也不愿改变他的政策。1565年10月，他将这篇清楚的指令交给宗教裁判官：
关于宗教裁判所，我的意愿是必须予以执行……依照古老的方法及依照法令、人性和神性的要求来加以执行。我对此极为关切，我要求你们执行我的命令，将所有判罪的犯人处以死刑，而使他们不再因为法官疏忽、怯弱和信仰不坚定而脱逃。假如任何人太怯弱不执行敕令，我将以较忠心热诚的人来代替他们。
玛格丽特服从菲利普，下令全力执行敕令（1565年11月14日）。奥朗日与爱格蒙特再度退出她的内阁。奥朗日、其他贵族及许多法官都拒绝执行敕令。新教徒四处散发小册子与大幅标语，公开揭发宗教迫害。外国商人意识到革命的气氛弥漫，开始离开这个低地国。店铺关闭，商业萧条，安特卫普如死城一般寂静。许多荷兰新教徒逃至英国或德国。在英国，他们协助发展了纺织工业，使之在17世纪能与联合省竞争，在18世纪领导了工业革命。
许多地位较低的贵族秘密接受了新教的教义。1565年12月，其中一些人——拿骚的伯爵路易（威廉具有侠义气的弟弟）、菲利普·马尼克斯（圣阿德冈德的洛德）、他的兄弟让·马尼克斯（索鲁斯的贵族）、布雷德罗德伯爵亨德里克及其他的人——在布鲁塞尔科兰波切伯爵的大厦集会，草拟出一份《协议书》，指责将宗教裁判所带进荷兰，并组成一个联盟，誓言将它驱逐出境。1566年4月5日，约400位较次一等的贵族行军到摄政的宫殿，对她提出一个“要求”，请她要求国王终止荷兰的宗教裁判所与敕令，并停止执行所有敕令直至收到菲利普的答复。玛格丽特回答说，她会将他们的请愿书转呈给国王，她没有权力停止敕令，但她将尽力而为缓和执行的手段。她的一个顾问见她被请愿人数之众和决心之坚所惊骇，于是促使她恢复信心，对她说道：“夫人，难道殿下会害怕这些乞丐吗？”这些同盟者挑衅般地接受这个名称，他们大部分穿着粗俗灰色的服装，随身携带旅行袋和碗钵，十足地表现出当时乞丐的特色。“乞丐万岁！”变成了革命战斗的呐喊声。有一年的时间，这些年轻的贵族领导并酝酿叛乱。
玛格丽特把“请愿书”及其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事向菲利普报告，她再次努力使他采取中庸之道。他的回答很明显带有安抚的意味（1566年5月6日）：他希望能够压制异教徒，不要有进一步的流血事件，而且答应不久访问荷兰。内阁还派了蒙特莫伦西、蒙蒂格尼男爵、伯格昂侯爵去他那里强调摄政的恳求。菲利普慷慨地接待他们。他写信给玛格丽特（7月31日），允许废止在荷兰主教统辖的宗教裁判所，并提供大赦给所有摄政推荐的人。
在荷兰的加尔文教派、路德教派及再洗礼教派，都利用风暴间歇的机会，使他们的宗教由秘密转为公开。新教徒难民大量地从英国、德国和瑞士回来，各种的传道者——前僧侣、博学的神学家、有野心的帽商、鞣皮匠、制革者——对着热烈的善男信女发表演说。他们许多人都带着武器，所有的人都唱着赞美诗，并大叫着“乞丐万岁！”在图尔奈附近，曾跟从加尔文学习的安布罗西·威尔（Ambrose Wille）向6000人传道（1566年6月28日）。两天后，在同一地点，另一位牧师向1万人演说；一星期以后，增至2万人。半数的佛兰德斯人似乎加入新教。在星期日市民参加新教的集会时，教堂与市内几乎是空的。以雄辩出名的彼得·加百利要在接近哈伦的奥维利恩（Overeen）布道的消息传遍荷兰全省时，成千的新教徒汹涌而至，他们唱赞美诗的歌声震撼着大地。安特卫普附近新教徒聚集的人数计有1.5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几乎每人都有武装。摄政命令安特卫普的法官们阻止这类对国家有危害的集会，但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的民团是无能为力、不可靠的。西班牙卫戍部队离开后，玛格丽特就没有军队听其使用。安特卫普处在这样的混乱中，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阻碍。摄政要求奥朗日的威廉前往该地安排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一些和平解决方案。他平息了这些争吵，劝服传道者将他们的集会限制在城郊地区，并卸下武装。
同一个月（1566年7月）有2000名“乞丐”，在拿骚的路易伯爵领导下，在列日主教区内的圣特隆德（St.Trond）集合，于狂欢豪饮中，拟定计划传播他们的主义。他们决定联络德国新教徒，并在他们中间征募一支军队，以便荷兰新教徒遭受攻击时能够予以援助。7月26日，路易与12个人，打扮得像乞丐，向摄政提出一个要求，要她召集国会，同时接受奥朗日、爱格蒙特和霍恩的指导。由于她的答复含糊，他们威胁要求取外国的援助。（拿骚的）路易立刻行动，与他行事谨慎的兄弟威廉共谋，在德国募集4000骑兵与40个连的步兵。
8月9日，菲利普签署一项正式的法定文件，宣称他提出的赦免令是被迫的，违背了他的意志，因此不能约束他。8月12日，他向教皇保证，宗教裁判所的停止全视教皇同意与否。8月14日，一群新教徒因为传教士指责宗教的肖像是一种邪神而被触动，闯入圣奥默地区所有的教堂，捣碎圣像与祭坛，并毁坏所有的装饰品。在这个星期，类似的暴徒在伊普瑞斯、库特赖、奥德纳德、瓦伦辛等地如法炮制。在安特卫普，16日和17日两天，暴民闯入大主教总教堂，捣毁祭坛，砸碎彩色玻璃、十字架与其他的圣像，毁坏风琴、刺绣艺品、圣餐杯、圣体匣，打开坟墓，剥去尸体的装饰品。他们喝圣餐中用的葡萄酒，烧毁珍贵的弥撒书，践踏艺术杰作。他们拿来梯子与绳索，把雕像从壁龛上拖下来，用大锤子敲碎它。群众狂呼大喊着，横扫安特卫普，毁坏了30间教堂以及修道院的圣像与装饰品，烧毁修道院的图书馆，驱走修道院中的修士与修女。“加尔文教派的复仇女神”的消息传到图尔奈时，破除偶像的运动爆发了，每一间教堂都惨遭掠夺和破坏。仅佛兰德斯一地就有400个教堂的雕像被洗劫，科兰波切伯爵主持这次大破坏，并以被奉为神圣的圣饼喂他的鹦鹉。在别处，一些曾为牧师的人，用叉子烤圣饼。复仇女神从佛兰德斯进入北方诸省，到达阿姆斯特丹、莱登、代尔夫特、乌得勒支，最后到达格罗宁根与夫里斯兰。大部分新教徒领导者责备这些破坏，但有些人则认为与那些曾经施诸人民的暴政相比，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暴动而已，因而判断破坏雕像和肖像比活生生地烧死“异教徒”的罪要小得多。
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经此风暴之后退缩了。她写信给菲利普说：“此刻，这个国家除了天主教外，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加以纵容。”菲利普想伺机报复，但摄政面对这些武装的暴民与大无畏的领导者，不得不让步了。8月23日，她与“乞丐”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此协定，早已实施的加尔文教礼拜仪式的地方不再受限制，唯一的条件是不得骚扰天主教的仪式；而且根据此协定，新教徒应该把武器放在家里。同盟的发言人宣称，只要政府遵守协定，他们同意解散他们的组织。于是，宗教上的迫害停止了，各处立即显得和平宁静。
奥朗日的威廉与西班牙国王都不满意让事情就此平息。威廉认为热烈的新教的扩展，是赢得荷兰独立的一种方法。虽然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他辞去了所有的公职，组织了自己的间谍活动组织，到德国（1567年4月22日）招募士兵与寻求财源。5天后，阿尔瓦公爵接受菲利普的委托，离开西班牙，征召军队，对那些加尔文教徒施以报复，而且坚决采取武力，摧毁荷兰境内所有的异端、叛乱及自由。
阿尔瓦当时59岁，在埃尔·格列柯画像中的模样是这样的：修长纤瘦，黑眼珠，黄皮肤，银须。20岁时他继承了显赫的头衔与庞大的地产。他很早就开始军事生涯，以勇敢、智慧与严厉著称。菲利普要他加入自己的内阁会议，并虚心聆听他的谏言。在此紧要关头，作为一位曾受西班牙式纪律与虔敬训练的军人，他的献策是：毫无怜惜地扫平叛乱者，因为任何退让将使敌人更加顽强。菲利普授以全权并祝福他成功。
阿尔瓦横过意大利，并在意大利招募一支1万人的精选部队，其主要兵源是驻扎于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西班牙卫戍部队，给他们最新的武器与甲胄，并挑选出2000名妓女慰劳他们。他率领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勃艮第、洛林和卢森堡，于1567年8月22日进入布鲁塞尔。爱格蒙特非常恭谨地迎接他，并送他两匹罕见的骏马。玛格丽特带着遗憾与他相见，觉得她兄弟的这一举措，无疑在她才重新恢复人道秩序时免除了她的职务。阿尔瓦将他的西班牙部队驻进几个大城市时，她提出抗议，但是公爵冷漠地回答说：“我已准备对此负全责。”玛格丽特请求菲利普允许她辞职，他答应了，并赐给她一份相当丰厚的恩俸。她离开布鲁塞尔，回到她在帕尔马的家。天主教徒很忧伤，因为他们尊敬她；新教徒也很忧伤，因为他们知道不久在阿尔瓦有计划的严酷暴行之下，她那些最残忍的措施也会显得温和。
这位新摄政兼总督，把自己安顿在安特卫普的城堡，并着手准备清除荷兰的异教徒。他邀请爱格蒙特和霍恩共进晚餐，摆下“鸿门宴”将他们逮捕，并在层层重兵护卫下，把他们送到根特的一座城堡里（9月7日）。他指派了一个“纷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恐惧的新教徒们称为“血腥委员会”，9位委员中荷兰人有7位、西班牙人有2位，但只有西班牙人有投票权，阿尔瓦则对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案件保留了最后裁定权。他命令议会搜捕所有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政府的可疑人物，秘密地审问他们，如发现有罪即毫不留情地迅速予以惩治。密探们四处侦察，告密者受到鼓励出卖他们的亲戚、敌人、朋友。对外移民是被禁止的，船长如果帮助移民将被吊死。凡是不能阻止或不惩治叛乱的城市，则被判为有罪，有关官员则被禁锢或罚款。成千的人遭到逮捕，在某一清晨就有约1500人在睡眠中被捕而送往监狱。所有的审判立即进行，一次投票判处死刑的人数达30人、40人甚至50人。在一个月中（1568年1月）有84名瓦伦辛的居民被执行死刑。不久，佛兰德斯的居民几乎没有一家人不沉浸在家人被“血腥委员会”逮捕或杀害的悲痛中。在荷兰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抗，即使是轻微的批评，也可能导致逮捕的厄运。
阿尔瓦感到他的成功中唯一的瑕疵是：未能引诱奥朗日的威廉进入他的掌握中。“纷争委员会”草拟了一份起诉书，对威廉、威廉的兄弟路易、威廉的连襟——范登伯格（Van den Berg）伯爵、蒙蒂格尼男爵及其他曾经鼓动异端邪说及叛乱的领导者诸人予以起诉。蒙蒂格尼男爵仍然留在西班牙，菲利普将他囚禁起来。威廉的儿子菲利普·威廉，即布伦伯爵，是卢万大学的学生，也被捕了，被送往西班牙，并被教养成为一位激烈的天主教徒，否定了他父亲的主义。威廉被宣布为一个罪犯，任何人都可以杀他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威廉继续编组军队，鼓励他的兄弟路易也如此做。他求援于路德教派的王子们，但他们的反应冷漠；他向伊丽莎白女王请援，她很谨慎地予以婉拒；他筹募的金钱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莱登、哈伦、夫勒辛等地送来；范登伯格伯爵、科兰波切、胡赫斯特拉滕（Hoogstraaten）每人各送了3万金币；而他本人也卖掉珠宝、金银器皿、织锦画、家具，贡献了5万金币。由于法国宗教战争的休战，许多雇佣兵都身无分文地回到德国，兵源很充裕。这时宽容政策对威廉是相当必要的，他必须赢取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徒的支持，他还必须向荷兰的天主教徒保证：在脱离西班牙统治后，绝不干扰阻碍信奉天主教的活动。
他计划三支军队同时行动。法国新教徒的部队从西南方攻击阿都瓦，胡赫斯特拉滕率领他的部队攻击南方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拿骚的路易由德国攻入东北方的特里斯兰德。法国新教徒的部队和胡赫斯特拉滕的部队都被击溃，但路易的部队在海利杰里（Heiligerlee）把西班牙的军队打败了（1568年5月23日）。阿尔瓦下令处死爱格蒙特和霍恩（6月5日），以便征调原来用于警卫他们及根特的3000人的军队。他率领这支增援部队向夫里斯兰进发，在杰敏根击溃了路易的脆弱部队（7月21日），并杀了7000人。路易逃脱。10月，威廉率领2.5万人进入布拉班特，决心与阿尔瓦拼死一战。阿尔瓦军队数目虽不如威廉多，但训练精良，战略的运用更胜过威廉。阿尔瓦除摧毁其后卫部队外，尽量避免正面战斗。威廉的军队因发不出军饷，士兵们拒绝作战。他只好把他们安全地带到法国予以解散。然后，他自己化装成为一个农夫，从法国逃到德国，由一城潜至另一城，以防被杀。这几场惨烈的战役掀起了“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的序幕，荷兰人表现了空前的毅力，直到1648年他们最终获得胜利。
此时，阿尔瓦是战场上光荣的胜利者，但也同样遭遇到军费短缺的问题。菲利普安排热那亚的银行家由海运送45万金币给他，该船舰却遭英国的掠盗，迫入普利茅斯港，加之伊丽莎白女王本来就有意帮助威廉，便没收了这笔钱财。阿尔瓦召集贵族和国会议员到布鲁塞尔开会，而且建议（1569年3月20日）所有财产征收1%的直接税、不动产每次转让征收5%的永久税、每批交易征收10%的永久税。国会抗议此项税收，因为许多物品在一年中将数度易主，此种交易税近乎没收。此案呈各省议会表决，遭到激烈的反对。阿尔瓦不得不延缓10%税捐的征收，直到1572年才施行。同时，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必须安于1%的税收和每年200万金币的赠款。纵使是1%的税也很难征收到。乌得勒支地区拒绝缴付税款，尽管他在当地驻了一团军队，抗拒之事仍然发生。阿尔瓦宣布该区为叛国区，废止其特许状和特权，没收人民的所有财产，归于国王之手。
由于这些税捐及其执行的手段，使从未尝过败绩的阿尔瓦被打败了。现在几乎全体民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反对他。他们抱怨他的苛刻税收使已经繁荣的荷兰商业活动受到阻碍和打击，迁怒之声与日俱增。这位打仗比管理财务更熟练的阿尔瓦，为了报复伊丽莎白擅自占取热那亚那笔款项，强占英国在荷兰的财产，同时禁止和英国通商。伊丽莎白随即没收荷兰在英国的货物，又把贸易转向汉堡。荷兰商业很快没落。店铺关闭，失业情形日趋严重，而过去一向对新教徒的吊死及掠夺教堂事件耐心容忍、势力庞大的商业阶级，也秘密倾向于革命，并资助经费。天主教教士唯恐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也反对阿尔瓦，并警告菲利普说阿尔瓦正在毁灭这个国家。曾经为阿尔瓦的胜利而高兴的教皇庇护五世，也和枢机主教格兰维尔同为阿尔瓦的残酷而悲痛，主张大赦所有悔改的叛徒和异教徒。菲利普同意此举，并通知阿尔瓦（1569年2月）。但阿尔瓦要求暂缓，因此大赦一直到1570年7月16日才正式公布。在这一年，教皇赐给阿尔瓦神圣的帽子和佩剑，赐给阿尔瓦的妻子金玫瑰。菲利普把监禁在牢狱中的蒙蒂格尼处死（1570年10月16日）。
新的暴动相继发生。1568年3月，一群自称是“蛮横乞丐者”的人改变他们的初衷，掠夺教堂和修道院，并把牧师和修道士的耳朵和鼻子割掉，仿佛有意和“血腥委员会”的残暴一较高下。1569年至1572年，另一批自称为“海上乞丐”的群众攫取18条船的控制权，以奥朗日的威廉的名义，袭击荷兰的海岸，抢劫教堂和修道院，夺取西班牙的船只，并在友善的英国港口——甚至在远方，那时还为新教徒把持的拉·罗契尔取得补给。任何沿岸城市只要没有西班牙卫戍部队驻守，那些“海上乞丐”就蜂拥而至，占领要塞堡垒，并开筑险峻的堤坝，使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办法接近。阿尔瓦无法再得到由海运而来的供应。受到这样的保护，一些主要城市如荷兰、西兰、吉德兰、夫里斯兰等都向奥朗日的威廉表示忠贞不贰，并且同意给予他军需补给（1572年7月）。威廉先把总部迁移到代尔夫特，并宣布自己是“秃子、加尔文教徒”，他的脑袋的确比他的信仰更真切。菲利普·凡·马尼克斯（Philip van Marnix）写了一首诗歌《威廉·凡·那叟》，这首诗成为荷兰的国家赞美诗。
由于受到如此的鼓励，威廉组织了另一支军队，攻入布拉班特。同时，拿骚的路易靠着科利尼的支持，在法国筹组一支部队进入埃诺，攻陷了瓦伦辛和蒙斯（1572年5月23日）。阿尔瓦进军收复蒙斯，希望借以阻止路易由法国取得进一步的支援。威廉向南方进军支援他的兄弟。他虽赢取了小小的胜利，不久其财源耗尽，他的部队靠抢劫教堂维持，以杀戮教士自娱。天主教起而反抗，威廉的军队逼近布鲁塞尔时，发现城门紧闭，市民武装抗拒。他们继续前进，当距离蒙斯仅1英里时，他们在睡梦中受到600名西班牙士兵的袭击。威廉的800名士兵在来不及整军抗拒之前就被杀，威廉自己也弃甲逃遁，带着残余的部队逃到布拉班特的梅赫伦。由于科利尼被杀及圣巴托罗缪大惨案的发生，从法国取得援助的希望也告幻灭。9月17日，蒙斯城落在阿尔瓦的手里，阿尔瓦允许路易和他的残存部队安然离去，但阿尔瓦的将军菲利普·诺瓦梅斯（Philippe de Novarmes）自作主张，吊死上百的居民，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廉价收买居民的财物。
威廉在战略上的失败、对军队的缺乏控制及“乞丐们”的蛮横，破坏了他团结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和路德教徒反对阿尔瓦暴政的希望。这些“乞丐”几乎都是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对付天主教徒的残暴，与宗教裁判所、“血腥委员会”对付叛徒和异教徒如出一辙。他们要天主教的俘虏在皈依加尔文教和死之间做选择，有时候在经过难以置信的痛苦拷问后，他们毫不犹疑地杀死这些坚守旧信仰的天主教徒。在争斗中，双方都杀死了许多战俘。
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吊刑……他们自己的兄弟，被敌人虏获……岛上人民在这些残酷的行为中找到了残暴的乐趣。在他们眼中，西班牙人不再具有人性。有一次在维尔，一位外科医生把一个西班牙囚犯的心脏割出来钉在船首，邀请市民观看，并以牙咬嚼心脏。许多人做了此事以满足兽性。
这些残忍的“乞丐”击败了阿尔瓦，阿尔瓦从战役中退休下来，把收复和惩罚那曾经赞同或屈服于威廉的城市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阿尔瓦雷斯（álvarez）。阿尔瓦雷斯从梅赫伦开始着手，这个城市仅做稍微的反抗，教士和市民都参加悔罪的行列，请求赦免此城。但阿尔瓦下令复仇。3天内，阿尔瓦雷斯的部队抢劫民家、修道院和教堂，偷取珠宝和神像穿的贵重外袍，把圣饼践踏于脚下，屠杀男人，侵犯妇女，不论其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他的军队侵入吉德兰省，击溃聚特芬微弱的防线，几乎杀尽城里的人。小纳登（Naarden）城经过短暂的抵抗也屈服了，款宴迎接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士兵们又吃又喝，然后杀死城里每一个人。他们继续向哈伦前进，此城是加尔文教的中心，曾对叛乱表现得特别热心，他们有一支4000名军士的卫戍部队坚守城池，以致阿尔瓦雷斯打算撤退。但阿尔瓦威胁他，假如他停止围攻，就不认他这个儿子。威廉派3000名士兵去攻打阿尔瓦雷斯的军队，但全军覆没，而所有拯救哈伦的努力均告失败。经过7个月的围攻，城内的粮食殆尽，人民以野草树皮果腹，最后终于投降（1573年7月11日）。当时守军仅剩1600名，他们大都被处死，400个居领导地位的市民被处决，其余同意以缴付25万基尔德而获得赦免。
这是阿尔瓦政权的最后、花费最大的一次胜利。伤亡的士兵超过1.2万人，令人痛恨的税收所得都徒然倾入战争的漏勺里。菲利普把金钱的损失看得比人命的伤亡更重。他发现阿尔瓦不仅不受拥戴，而且支付无度，更发现阿尔瓦将官们要联合荷兰反对西班牙。阿尔瓦察觉局势的改变而请求离去。他自夸曾处决1.8万个叛徒，但异教徒的势力仍然屹立不动，他们甚至控制了港口和海域，荷兰和西兰两省都完全脱离国王的控制。那慕尔主教估计阿尔瓦在7年里对天主教的伤害远较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在这30年对天主教的伤害更大。阿尔瓦辞呈获准，他离开了荷兰（1573年12月18日），受到菲利普的善待，在72岁时又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葡萄牙（1580年）。班师回国途中，他患了慢性热病，只能靠喝人奶苟延生命。他死于1582年12月12日。他以人奶维持了一年生命，却有半个世纪活在血腥中。
菲利普派了前任西班牙驻米兰总督堂·路易·雷克森斯（Don Luis de Requeséns）接任阿尔瓦的职位。这位新任统治者对叛徒的数目之众和士气之旺感到惊讶，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理解他们怎么能够维持如此多的舰队，陛下却一支舰队也不能支持。然而，好像这些为生命、家庭、财产及错误的信仰——也就是说，是为他们自己的主义——而战的人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满足了，并不要求薪酬。”他请求菲利普允许他大赦所有人，除了坚持不肯让步的异教徒，允许他们移民，并废除10%的交易税。奥朗日的威廉明白这些建议只是一个争取时间的把戏、想把新教徒从荷兰根除的新诡计。唯有在西班牙允许充分的宗教自由、恢复省的特权及所有西班牙人从民间和军事据点撤退的情况下，威廉才愿接受和约。战争继续进行，在穆克（Mook）一役中（1574年4月13日），威廉的兄弟拿骚的路易和亨利相继阵亡。
此时发生的两件事有助于这场叛乱：菲利普宣告破产（1575年）和雷克森斯死于围攻齐里科齐（Zierikzee）之役（1576年3月5日）。国王指派他的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接任那个令人讨厌的职位，但堂·胡安直到11月才到达卢森堡。在此时期，荷兰和西兰的代表在代尔夫特（4月25日）签订《和解法案》（Act of Pacification），给予威廉陆海至高的统帅权和任派官职权，甚至在紧急需要时，有权将其盟国置于一位外国亲王的保护之下。获得这个新的职权，威廉呼吁其他诸省加入，驱逐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他保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有思想上和宗教上的自由。
在南方诸省，如果不是西班牙士兵在齐里科齐发生兵变（7月），开始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和暴行，使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他的呼吁可能引不起什么共鸣。在布鲁塞尔的内阁谴责他们，他们却公然蔑视之。内阁宣布他们为不法之徒，却缺乏实力对付他们。威廉表示愿意派军队保护并重申其宗教自由的誓言，但内阁迟疑不决，于是布鲁塞尔的人民推翻它成立另一个由菲利普·克罗伊（Philippe de Croy）领导的内阁，由他与威廉谈判。9月26日，根特欢迎一队由威廉派来保护他们、抵抗西班牙反叛士兵的部队。10月19日，布拉班特、佛兰德斯及费纳特的代表在根特开会，他们都不愿其政府与威廉联盟。20日，西班牙的叛乱者抢劫了马斯特里赫特。28日，参加会议者为了得到威廉部队的保护，签订了《根特和约》（Pacification of Ghent），停止了所有对异教徒的迫害，同意联合起来把所有的西班牙人从他们的省份驱逐出去。南方诸省的国会在布鲁塞尔开会，拒绝签署和约，认为这是对抗国王的战争宣言。
叛军的作乱再次增强了威廉的论点。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安特卫普，发动了荷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抢劫。市民起来反抗，但是都遭击溃，有7000人被杀。上千的建筑物，其中有些是建筑的杰作，都付之一炬。男女老幼都被疯狂的西班牙士兵屠杀，他们口中大喊着“圣地亚哥！西班牙！流血吧！纵欲吧！放火吧！抢劫吧！”整个晚上士兵都抢劫着这座富裕的城市，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为了逼出隐藏的财物，不管真有还是假有，他们当着子女的面拷打双亲，婴儿在母亲的怀中被砍杀，丈夫目睹妻子被鞭打至死。在两天多的时间里，“西班牙复仇女神”继续发着狂怒，直到士兵们抢够了黄金珠宝及贵重的衣服，开始在死尸杂陈的街上，互睹他们所抢来的东西。11月28日，国会批准了《根特和约》。
堂·胡安从卢森堡通知他将进入布鲁塞尔时，国会答谢：除非他接受和约，恢复各省的特许状，解除荷兰境内所有的西班牙部队，否则国会不接受他为统治者。堂·胡安骁勇善战，但不长于外交，无兵又无钱，在卢森堡烦闷地度过了一个冬天，1577年2月12日，他签署了《永久的诏书》（Perpetual Edict），承认和约及各省的特权。3月1日，堂·胡安设宴庆祝他进入布鲁塞尔，而此城也高兴有一位这样英俊而无实权的统治者。西班牙部队离开了，和平的笑容在这曾遭蹂躏的地方呈现片刻。
堂·胡安的梦想超出了他的财力所能负荷的范围。经过在莱潘托和突尼斯的征战无功之后，这位无助的贵族心灰意冷。在邻近的英格兰，美丽的玛丽·斯图亚特正被凶恶的伊丽莎白囚禁。他不禁发问：“为什么不召集一支军队和船舰，渡过海洋，废除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而使那陷入黑暗的地区重回天主教的怀抱呢？”菲利普畏惧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认为他的弟弟愚不可及。堂·胡安证明了这一点，他突然离开布鲁塞尔（6月11日），成为天主教华隆军团的领袖，否认和约。国会与堂·胡安谈判，未获任何结果，于是邀请威廉来到首都。他在到达时（9月23日）受到大部分天主教市民的欢迎，认为只有他能够引导荷兰走向自由。10月8日，国会通知堂·胡安，不再承认他为统治者，但将会接受他的一位血亲接替他的职位。1577年12月10日，除了那慕尔省外，所有省份联结为“布鲁塞尔联盟”。惧于威廉的加尔文主义，国会中的天主教会员请求奥地利大公马赛厄斯接受荷兰政府。这位20岁的年轻人来了，而且正式就职（1578年1月18日），但威廉的支持者说服这位新统治者指派威廉为他的副官，实际上就是内阁和政策的指挥者。
只有各种宗教的相互容忍，才能够保持这个联合，而不致失于偏执。荷兰的加尔文教徒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一样，坚信只有无宗教信仰者能够实行容忍。他们许多人公开称奥朗日的威廉为无神论者。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彼得·达西纳斯（Peter Dathenus）指控威廉把国家当作唯一信仰的神，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就像别人换一件衣服那样。加尔文教徒只占荷兰人口的1/10（这种情形持续到1587年），但他们都是活跃而有野心的人物，都是武装的。他们控制了政治集会，以新教徒取代天主教徒官员。1573年，各省议会禁止所有天主教徒在荷兰进行礼拜仪式，理由是每位天主教徒都可能臣服西班牙。1578年，加尔文教义在西兰几乎是普遍化的宗教信仰，而在夫里斯兰，虽然人数不多，却保有政治上的支配力。1572年，破坏偶像的浪潮掠过荷兰和西兰，1576年后，其他各省，甚至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也都经历了类似浪潮。所有宗教与艺术的结合都被指斥为崇拜偶像和冒渎神圣。教堂里的画像、雕像、十字架及装饰品一律除尽，金银器皿被熔掉毁掉，仅存的是空白的墙壁。那些“乞丐”拷问天主教教士，把一些教士处死。
威廉反对这些措施，却默许少数加尔文教徒在布鲁塞尔、伊普瑞斯、布鲁日及北方的佛兰德斯夺取政权。在根特，胜利的加尔文教徒任意禁锢议员，抢劫教堂和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禁止所有的天主教活动，在大庭广众下把修道士烧死，并建立了一个革命性的共和国（1577年）。在阿姆斯特丹（1578年5月24日）武装的加尔文教徒进占市政府，赶走了官员，而以加尔文教徒取而代之，并在被洗劫一空的教堂举行“宗教改革派”的崇拜仪式。第二天，同样的暴乱也使哈伦城面目全非。在威廉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卫普，新教徒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士赶出这个城市（5月28日）。威廉痛责他部下的这些暴行，并劝服他们让天主教恢复活动，但1581年，安特卫普和乌得勒支的天主教活动都被禁止了。加尔文教徒指责天主教的教士以伪造的圣徒遗物和捏造的奇迹欺骗人民。
威廉忧伤地看着自己多年来辛苦促成的联盟在分歧、混乱和仇恨的情况下收场。几个实施加尔文教派民主政体的城市都陷入混乱，以至于一些有财产的人，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不禁怀疑这些新的统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比旧日的敕令及所有其他的行政措施更糟？威廉为了迎合这一要求秩序的趋势，与弗朗索瓦即安茹公爵商议，从腐败无能的马赛厄斯手中接管统治权。但后来事实证明安茹公爵是一个不忠与无用的人。正在此时，一支拥有2万士兵、受过严格训练的西班牙新军，在当时最具才干的将领的领导下向北方进军。这对于威廉来说真是一件极端不幸的事。1577年12月，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即帕尔马公爵率领他的部队到达卢森堡的堂·胡安那里。1578年1月31日，他在格布罗克斯（Gembloux）打败了国会的部队。勒芬（Louvain）城及上打的小城市都向这位新征服者投降。荷兰的国会从布鲁塞尔迁到安特卫普，堂·胡安刚刚嗅到新的荣耀气息，却在1578年10月1日因恶性热病，死于那慕尔城，享年33岁。于是菲利普指派法尔内塞为新总督，开始了新的一页。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当时33岁，是前摄政玛格丽特的儿子。在西班牙长大，他宣誓效忠于菲利普，曾参加莱潘托战役，他把生命的最后14年贡献给国王，致力于拯救南荷兰。1586年，他继承了帕尔马的公国和头衔，但他从没有即公爵之位。他有锐利的眼睛、黝黑的容貌、短黑的头发、鹰鼻及浓密的胡须，显示出他是具有才能、勇气及聪明的人物。他拥有阿尔瓦的军事才能，可没有他的残酷，他更精于谈判和演讲。荷兰的战争现在变成帕尔马公爵的外交手腕和军械与奥朗日王子的英雄毅力之间的决斗。帕尔马公爵是靠天主教的财源和希望支持，奥朗日王子则是靠荷兰商人的财源资助、朋友们的宗教狂热的帮助。
1579年1月5日，一群来自埃诺、杜埃、阿图瓦、里耳等地的天主教贵族受到阿拉斯主教的鼓励，组成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宗教与财产的阿拉斯联盟（League of Arras）。1月29日，荷兰、西兰、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及吉德兰诸省，为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由，组成了乌得勒支联盟，不久他们又联合了夫里斯兰、奥维里塞尔。这7省的“联合省”变成今天的荷兰，其余诸省变成“西班牙人的荷兰”，于19世纪成为比利时。这17省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一部分是由于南方绝大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而北方新教徒居大多数，同时也因大海港与河流在低地形成的地理上的分割使然。这些宽阔的河流及可资控制的海堤，提供了防御性的军港，阻挡了来犯的西班牙舰队和军队。
5月19日，阿拉斯联盟与帕尔马签署了协约，约定除了天主教外不容许其他宗教存在，而且假如能恢复省的特权和自治组织，便接受西班牙的统治。经过游说、贿赂、武力等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公爵很快为西班牙收复了几乎所有的南方诸省。在布鲁塞尔、根特和伊普瑞斯的加尔文教领袖放弃他们的征战地，逃至北方的新教徒之地。1579年3月12日，帕尔马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马斯特里赫特。马斯特里赫特在一条同名河上极具战略地位，也因此得名，双方都表现得英勇非凡、残忍异常。攻击者掘通了几英里长的地下通道，想借此攻入城堡，而防御者——不分男女——一起掘地道迎战，人们就在地道中做殊死决战。经过4个月的努力及猛烈攻击，围攻者在城墙上凿了一道缺口，在晚上悄悄地侵入，捕捉正在睡眠中疲惫的守卫者，屠杀6000个男女老幼。城里3万人口现在仅存400人。帕尔马召来了华隆的天主教徒定居于此。
对于新教徒而言，那是一场较大的灾祸。威廉虽曾试着去援救此城，却徒劳无功。这使他受到指责，称他不能胜任和延误军机，其中一部分也是事实。那些曾因他们的偏执和暴乱而破坏威廉的联盟政策的激进党人，现在控诉他在与天主教的安茹公爵谈判时背叛了他们的主义，并指出他在过去一年内没有参加宗教礼拜仪式。菲利普趁机颁布禁令（1581年3月15日）打击奥朗日，详细描述威廉所有的罪状：忘恩负义、不忠、重婚及罪恶。
因此……基于他所有的恶行看来，他是滋扰社会和平的首脑，是社会的害群之马，我们要放逐他，并禁止所有臣民公开或秘密地与他结合或联络，或者供给他食物、水、火或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宣布他是人类的敌人，并把他的财产给予所有该得的人。为了早日把我们的人民从他的暴政及压迫下拯救出来，我以国王及神的仆人的身份保证，假如我们的臣民中有如此慷慨心肠之人……私自执行这个法令，而帮助我们驱除此害群之马，不论其是死是活，若有人将他送交我们，或立刻刺杀他，我们将如其所愿地赐给他及其子孙土地或钱财——总数达2.5万金币的奖赏。假如他犯罪，不管是哪种罪，我们将赦免他；假如他不是贵族，我们将封他为贵族。
国会对此法令的反应是，指派威廉为荷兰和西兰的行政长官（1581年7月24日）。两天后，荷兰、西兰、吉德兰、乌得勒支、佛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的代表们在海牙签订了《誓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庄严地弃绝对西班牙国王的效忠。在文献上，此法案在荷兰历史上就如《权利宣言》在英国历史上那样著名。他们宣称：对待他的臣民如奴隶及破坏他们的自由的统治者，将不再被承认是他们合法的最高统治者，并可以依法将他免职。威廉由他的牧师为他写了一篇正式的答辩呈送国会和欧洲各宫廷。他欣然接受“禁令”就像是一种荣誉。他控诉菲利普乱伦、通奸及谋害妻儿，并表示只要能有益国家，他愿意立刻辞退官职，离开荷兰，甚至牺牲性命。他以他的箴言签署了这项文件，保证“我将坚守”。
不久（1582年3月18日）菲利普的禁令初收成效。让·若雷吉（Jean Jaureguy）为了那笔巨额赏金，携带了一支枪，并祈求神的帮助，发誓把部分战利品献给圣母玛利亚，便动身前往安特卫普刺杀奥朗日的威廉。子弹射入了威廉右耳下方，穿过上颚从左面颊露出来。刺客当场被威廉的侍卫捕杀，但其使命几乎达成——数星期来王子濒于死亡边缘。法尔内塞邀请叛乱诸省，既然他们固执的首领死了，就来与他们仁慈的国王讲和。威廉在他妻子夏洛特的细心照料下逐渐康复，他的妻子于5月5日因疲劳过度发烧而死。7月，两个无名的阴谋者计划毒害奥朗日王子和安茹公爵。这件阴谋被及时发现，罪犯遭到逮捕，其中一个在狱中自杀，另一个被送到巴黎。
1582年，安茹在安特卫普募集到一些法国士兵作为亲身侍卫。他不满公爵头衔，梦想自称为王。1583年1月17日，他的部下突然呐喊“弥撒万岁”，企图攫取控制此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几乎2000人因这个“法国复仇女神”而丧生。叛变失败，安茹逃走，威廉因为曾经长期支持安茹，受到更大的损失——声望下降。3月，又有一件谋刺事件发生，这使他感到住在安特卫普并不安全，便迁移总部到代尔夫特。格罗宁根和吉德兰两省现在与帕尔马讲和了。只有两个“联合”省仍然服从威廉，荷兰和西兰这两个省份为了表示忠诚，将荷兰行政长官变为威廉家族世袭（1583年12月）。此事奠定了奥朗日皇室的基础，该皇室在1688年半征服、半继承地进入了英国。
暗杀事件仍相继而起。1584年4月，夫勒辛的汉斯·汉斯朱恩（Hans Hanszoon）想要炸死威廉。他失败了，被处以死刑。勃艮第的巴尔塔萨·热拉尔（Balthasar Gérard）受到宗教狂热及2.5万金币赏金的吸引，他去找帕尔马公爵表示愿意杀死奥朗日王子。帕尔马判断这位20岁的年轻人不适合执行这样危险的工作，拒绝先付给他些许赏金，但答应假如他成功的话，会给他全部的奖金。热拉尔到代尔夫特，伪装成贫穷而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接受威廉12个银币的施舍，而以3枚子弹射杀威廉（1584年7月10日）。威廉叫道：“上帝啊，怜悯我的灵魂……怜悯这个穷人吧！”几分钟后他就死了。热拉尔被捕，接受城里法官的审判。他对他的成功感到欣慰，坦然接受极端残酷的死刑。威廉被尊称为“国父”，葬在代尔夫特。为倡导革命他几乎牺牲了全部财产，留下12个几无分文的孩子——他仅具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以至身后极为凄凉。
全部奖金付给了热拉尔的双亲。荷兰的天主教徒欢欣鼓舞，认为这桩罪行是上帝在为那些亵渎神圣和谋杀教士的暴行复仇。他们把刺客的头当作珍贵圣徒遗骸送到科隆，在以后半个世纪，他们费尽心机想为他争取到圣徒的尊称。
领袖威廉的去世使这些在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部属们士气低落。帕尔马攻取了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梅赫伦、安特卫普，1585年年底，马斯以南所有的荷兰领土除了奥斯坦德和斯卢伊斯外——都归入西班牙。但“乞丐”仍控制港口海域。
北方诸省再三求援于伊丽莎白，直到现在她才采取行动。她深知荷兰的叛乱防止了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她不能坐以待毙，而且荷兰人民控制英国的羊毛市场。1585年12月，她派遣一支由莱斯特及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率领的精良部队到荷兰。莱斯特因为是叛乱诸省的总督，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看到南方诸省从北方输入生活必需品，他禁止与任何西班牙属地交易。但荷兰的商人以这种贸易为生，他们与西班牙战争时，依旧输出货物到西班牙，拒绝服从莱斯特的禁令。在聚特芬战败（1586年9月22日）后，莱斯特在羞愤交加的情况下离开了荷兰。在以后的一年中北方仍呈现混乱的局面，这个小共和国能继续存在实得力于下列几个原因：菲利普正专心致力于入侵英国的计划，又分心攻打法国的那瓦尔的亨利；荷兰人控制了海域以及荷兰商人的财富和坚毅；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政治才能及拿骚的莫里斯的军事才干，拿骚的莫里斯是威廉一世之子。
莫里斯在父亲死后不久，就被选为荷兰和西兰两省的行政长官。1588年，21岁时，他被任命为联合省的总司令和舰队总司令。1590年，乌得勒支、奥维里塞尔和吉德兰省颁布他为行政长官。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在莱登教授的数学课程使他受益匪浅。莫里斯就把这最新的科学应用于弹道学、工程学及围攻术方面。他训练荷兰军队加强团结和整顿纪律。在一连串的战役中（1590—1594年），以快速的机动力和出其不意的战略，收复了聚特芬、代芬特尔、奈梅亨和格罗宁根。菲利普突击攻打英国及亨利四世则遭受失败。帕尔马技穷财尽，身体负伤，心力交瘁，死于斯巴（1592年2月20日）。
菲利普派遣奥地利的大公厄尔内斯特继承帕尔马，他不久就死了。枢机主教阿尔伯特大公代之，阿尔伯特辞去教皇的圣职，娶了国王的女儿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在菲利普死前不久（1598年），他赐给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在荷兰的君权，附加条件是：假如他们过世了，而又无子女可以继承，则君权应复归还西班牙。他们是有才干、很仁慈的统治者，不能征服北方诸省，但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文明的政体。在此政体下，教会的艺术和鲁本斯的裸体画在愉快与和谐中蓬勃发展。
1603年，出现一位新人物。阿尔伯特围攻奥斯坦德，两年未获成功。一位意大利银行家斯皮诺拉（Ambrosio de Spinola），以他的财产帮助西班牙，筹组一支8000人的部队，给予最优良的装备，参加围攻而取下了奥斯坦德。但是他巨大的财产也比不上荷兰商人的富有。他们继续不断建造舰队，而且提供经费，去侵扰西班牙船只、威胁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黄金航线。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疲于封锁和屠杀，急于与荷兰谈判。菲利普三世也因厌倦破产，同意这项建议。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不顾莫里斯的反对，说服荷兰人民与西班牙和解。双方终于在1609年签订了休战协定，这项协定带给荷兰12年的和平。
外部的和平反而使内部不协调。莫里斯怨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干预共和国的事务。在技术上来讲，荷兰省财政首长的权限应只限于该省之内，但荷兰省如此富有，其所付给国会的税额，等于联合省其他省份的总和。因此，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很能结合他的智慧和财富的支持，适当地运用其影响力。此外，统治诸省的地主和管理地方行政区的富商都倾向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因为他和他们一样反对民主政体。他说：“由君主统治比由暴民统治好。”莫里斯转而求助于人民，他发现假如他结交加尔文教的牧师则能赢得民心。
现在共和国内的宗教问题有三部分：日益尖锐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新教教会内部的教义之争。加尔文教派会议谋求决定政治的政策及利用政府执行他们的教条。国会不信任加尔文教的集会，视其为一种危险的例子和民主政体的温床。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命令牧师离开政府到民间去的行为，也为他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说也奇怪，即使地方诸省，1609年，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信奉天主教。法律虽然禁止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但并没有认真执行，有232位教士主持天主教的仪式。乌得勒支的省议会命令牧师娶他们的管家，但归顺者寥寥可数，根本毫无服从的气氛。
在新教徒宗教团体内部，有加尔文教徒与少数的“怀疑论者”之间的斗争。后者被如此称呼并不是因为生活放荡不羁，而是热衷于宗教自由——甚至对天主教徒也不例外——及他们主张从一种宽容人道的观点来解释新教神学。这些伊拉斯谟传统的继承人（奥朗日的威廉也曾是其中之一）被坚信宿命论和认为他们的信仰应在联合省各地强制执行的清教徒，或正统的加尔文教徒指斥为秘密的“天主教徒”。科恩赫特·狄克曾做过奥朗日王子的秘书，著文力主宗教信仰自由，并建立了荷兰的文学。一位阿姆斯特丹的传道者雅各·阿米纽斯（Jacobus Arminius），被指派去反驳科恩赫特的观点，但他研究这些观点以准备答辩时，却被说服，因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在莱登教授神学时，即因怀疑宿命论说和反对路德与加尔文的论点，主张行善和虔信上帝一样能使人得救，而得罪了清教徒。他认为有品德的异教徒也可以免入地狱，并臆测所有人最后均将得救。他的同事弗朗西斯克斯·格马鲁斯（Franciscus Gomarus）教授称他为狡猾的异教徒。
阿米纽斯死于1609年。那时他赢取了一些有势力的党羽，包括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雨果·格劳提斯（Hugo Grotius），后者是鹿特丹受年金者。在1610年，这些“怀疑论者”草拟了一份抗议书，反对宿命论、选民论、定罪论等教条，并建议召开一个由教士与俗人共同参加的国家宗教会议，以重新定义基督教改革派的信仰。而清教徒则有系统地发表一篇反驳的抗辩书，用来再次肯定加尔文教的神学理论：
在亚当堕落之后，上帝保存了一部分人类，使免遭毁灭的命运，而且……注定他们将由耶稣基督来拯救……在这些选民中，上帝并不考虑他们的信仰或改变信仰，只是单单依照他的意愿。上帝派他的儿子基督拯救这些他所选定的人，而且仅是这些人而已。
格马鲁斯一派的人则坚持这样的问题只能由牧师来处理，他们称雷蒙斯特兰兹（Remonstrants）为天主教徒，使大多数新教徒站在清教徒一边。拿骚的莫里斯最初对神学的辩论采取一种轻视不理会的态度，后来转变为暂时加入正统宗教的一方。因为他这样做，可以获得人民的爱戴，为他企图重新获得国家的领导权奠定基础。
一场布道和印发小册子的战争随之而来，其激烈实不亚于兵戎相见。激烈的骚动破坏了停战的和平。在海牙，“怀疑论者”（Libertine）的住宅被袭击。鹿特丹正统的加尔文教徒被驱逐出境。荷兰召集一支军队保卫它的神学，其他各省也照样行事。内战似乎即将毁坏这个最近才诞生的共和国。1617年8月4日，荷兰省议会通过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斯切普改革方案》（Scherpe Resolutie）——莫里斯认为它确实严厉——宣称国家在宗教事务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命令各省、各城市武装起来以抵抗加尔文教徒的暴乱。经过乌得勒支，他劝服其省议会招募军队支持荷兰。1618年7月25日，一些人率领一支武装部队进入乌得勒支，强迫该省解散新军团。8月29日，联合省的国会命令逮捕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格劳秀斯及其他的雷蒙斯特兰兹的领导者。11月13日，改革教派的宗教会议在多德勒克（Dordrecht）集会，给雷蒙斯特兰兹神学家一个申述论点的机会，随即判定他们为异教徒，并免除所有雷蒙斯特兰兹的传道者教会与教育的职位。阿米纽斯派的教徒像天主教徒一样被禁，并不得举行公开的集会和礼拜仪式。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到英国，在那里他们受到国教徒的热情接待，并强烈影响了英国国教自由主义的信仰。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受到一个特别法庭的审问，不准他请律师。他被指控曾阴谋分裂和危害联盟，并企图在国内另设国家。庭外纷飞的小册子向群众宣传他私生活上的污点，他以强有力的滔滔雄辩为自己辩护，使他的儿女产生很大的信心，认为他必将被释放，于是在监狱前竖起一支五月柱，准备庆祝他即将到来的释放。1619年5月12日，法庭宣告他有罪，在次日执行死刑。格劳秀斯被判终身监禁，由于他妻子的巧妙安排，他逃脱了，后来写了一本值得纪念的书。
尽管这次不宽容主义获得了胜利，宗教自由仍在各省滋长着。天主教徒太多了，根本无法压抑，多德勒克宗教会议有关教义的法令又不能执行。同一年（1619年），门诺再洗礼派教徒自由地在里恩堡（Rijnsburg）设立他们的似教友派（Quakerlike）的学会。有了他们，斯宾诺莎将找到安全的避难所。1629年，笛卡儿称颂他在阿姆斯特丹享受到的学术自由。而17世纪末，荷兰省成为来自各国异教徒的避风港。
1621年8月9日，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阿尔伯特大公死而无子，南荷兰又归于西班牙。斯皮诺拉攻击荷兰的边境城市。莫里斯驱军抵抗，但长年的奋战使他疲倦不堪，在57岁时猝然逝世（1625年）。斯皮诺拉攻陷布雷达，并乘胜直驱阿姆斯特丹，这成为委拉斯开兹画中的一个主题。
荷兰顽强地重整旗鼓。腓特烈·亨利（Frederick Henry）继承他的兄弟为荷兰行政长官，表现了至今隐藏不露的政治家与将领的才能，使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感惊愕。由于弗朗西斯·艾尔森（Francis Aerssens）的外交手腕，他从黎塞留那里得到每年1万里弗的津贴。他筹募了一支新兵，经过长久的围攻，取下了塞托肯波、马斯特里赫特、布雷达。斯皮诺拉当时被幸运地召回伦巴底去了。
同时，荷兰的商人把金钱投资到建造船只，因为每一次海上的胜利都扩展了贸易。1628年，一支荷兰的舰队在皮耶特·海恩（Piet Hein）的率领下，俘获一支从墨西哥运载黄金的西班牙舰队。另一支荷兰的舰队在斯拉克河攻击一支有13只船的西班牙舰队，把它击毁并虏获5000名战俘（1631年）。最辉煌的一次海上大捷是由海军中将马尔顿·哈皮兹朱恩·特罗普在位于多佛（Dover）和迪尔（Deal）之间的美国海峡赢取。西班牙人决心从荷兰人手中重新夺回荷兰港口的控制权，便召集了一支有77艘船的舰队，备以2.4万人。特罗普在海峡看见此舰队，便召来增援船舰。1639年10月21日，他以75艘船舰，驶近前去与敌人交战，击沉、摧毁或俘获大量西班牙的船舰，除了7艘逃逸，1.52万名西班牙水手在战争中被杀或溺死。这场战役在荷兰的历史上，与英国历史上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占同样的地位。这次战役使西班牙丧失了海上所有的海域控制权，截断了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生命线，并与法国在罗克罗伊（1634年）战胜西班牙军队，一同结束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权势时代。
深深地卷入“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中，西班牙决定放弃荷兰，以便全力以赴与法国作战。1648年1月30日，在芒斯特，西班牙的全权大使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荷兰的“八十年战争”。联合省宣布脱离西班牙，他们的胜利得到承认。莱茵河贸易仅能经由荷兰港口进出北海，荷兰的商人在东西印度得以自由贸易。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自由最长、最勇敢、最坚忍的奋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占欧洲那么小比例的荷兰，竟发展成为两种如此不同的文化，如佛兰德斯与荷兰文化；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仰，如天主教与加尔文教；两种格调与画法截然不同的画家，如鲁本斯与伦勃朗、凡·戴克与哈尔斯。
我们无法从言语的不同来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因为半数的佛兰德斯人
，与所有的联合省人一样，都是说荷兰语。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可能是由于荷兰人与新教德国接壤，佛兰德斯人则近天主教的法国，部分是因为信奉天主教、效忠王室和实行贵族政治的西班牙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之间较紧密的关系使然。佛兰德斯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和习俗，而荷兰的贫困使他们一直未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可能是由于南方诸省的阳光普照，那里的人民倾向于世俗的、安逸的、放纵的天主教教义，而北方由于多雾、生活艰苦，促成他们严格坚忍的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西班牙军队在南方获胜，而北方河流的阻挠与荷兰雄厚的财力使他们吃了败仗。
安特卫普一定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城市，在它大教堂的塔尖、正面及装饰艺术品还完好无缺时，附近商业贸易中心的商业气氛蓬勃辉煌，河流里穿梭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但后来战争发生了：狂暴的阿尔瓦和宗教裁判所使新教徒的艺术家和商人逃到了荷兰、德国和英国；加尔文教的“复仇女神”掠夺教堂，西班牙的“复仇女神”洗劫民家并烧毁皇宫，法国的“复仇女神”乘胜屠杀；而法尔内塞14个月的围攻，饿死了无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最后，天主教徒加入了新教徒的行列，大批离去。安特卫普的商业也转移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伦、汉堡、伦敦、卢昂等地。
值得安慰的是，一些地区和城市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原，1579年后的佛兰德斯也是如此。纺织工业复苏了，佛兰德斯的花边仍然畅销，甘霖仍旧滋润大地，金碧辉煌的宫廷背后是人们的血汗辛劳。在喜好挥霍但仁慈的大公的统治下，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有着显著的复兴成果。佛兰德斯人重建他们的大教堂，欢度宗教节日，并恢复了异教徒露天市集。也许卢浮宫中鲁本斯狂野的《大市集》（Kermis）这幅画稍嫌夸张，从枢机主教斐迪南于1639年在安特卫普写给菲利普四世的报告，可略见一斑：“昨天他们举行盛大的庆宴……长长的行列跟随着许多凯旋车，延至乡间，游行之后他们大吃大喝，最后酩酊大醉。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认为是在过节。”枢机主教自己在从西班牙到布鲁塞尔（1635年）时就曾受到这种持续数天的盛大欢宴，四周辉煌的装饰品均出于鲁本斯自己的设计。革命之前的佛兰德斯城，曾被一位意大利的观光客这样描述过：“笙歌榭舞不绝，欢乐满城。”在战事的蹂躏下，这一切精神并未全部消失。彼得·勃鲁盖尔所绘的各种在街上进行比赛的游戏，现在仍然可见。每个教堂洋溢着圣歌，就像往日宫廷要求佛兰德斯歌手们所唱的情景一样。佛兰德斯进入它最灿烂的年代。
宫廷与教堂，贵族与老百姓，共同负担佛兰德斯文艺复苏的费用。除了鲁本斯外，阿尔伯特与伊莎贝尔支持了许多艺术家。一时间，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的文艺中心。得到了鲁本斯大型设计之助，布鲁塞尔的绣帷又恢复其精美。威尼斯的玻璃业者曾于1541年将他们的艺术作品带到荷兰，如今本地的技工已能复制这些易碎的奇妙工艺品。有些作品是那么值得珍爱，虽经几个世纪的动乱，仍能保存。技工们以熔浆制成他们喜爱的形象，如碧丽辉煌的圣物盒，至今可在比利时的天主教教堂中找到。商人贵族订购艺术品，请人作画，建筑王宫和城市会堂——这些使安特卫普恢复到动乱之前的辉煌（1561—1565年）。宗教狂热肃清了教堂中的艺术品时，他们转而成为画室热心的赞助者，要求这些艺术形象和图画能引人想象教条的尊严。
雕刻则未受影响，因为布鲁塞尔的弗朗西斯·迪凯努瓦（Francois Duquesnoy）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罗马雕制。他在罗马曾雕刻一座巨大的圣安德鲁像，供奉在圣彼得教堂。“最早的布鲁塞尔市民”曼内肯·匹斯（1619年的喷泉）——一个铜铸的小男孩，他以自己内在泉源来增添城市的水源，这是迪凯努瓦最早的作品。
在佛兰德斯的画家很多，荷兰的每家每户必有一些原版画。上千的画家在上百间画室里忙着画肖像、风景画、动物画、食物画、神话画、圣家堂、耶稣受难图及他们在艺术史上有特殊贡献的画，如市政团的画册、家庭生活或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初期，这些画家都循着意大利式的手法。意大利的船只每天驶入安特卫普，意大利商人在那里开设商店。意大利的画家嘲笑当地的绘画，而留下来教他们作画。许多佛兰德斯的画家都去意大利深造，有些人则定居在那里。安特卫普的朱斯图斯·苏斯特曼（Justus Sustermans）成为托斯卡纳（意大利西部之一行政区）公爵们最喜爱的肖像画家。一些挂在比蒂宫中最好的几幅肖像画，就是出自这位精力充沛的佛兰德斯人的手笔。弗朗斯·弗洛里斯（Frans Floris）在罗马跟米开朗基罗学成归国后，就坦承自己是“浪漫主义者”，喜爱画的结构，重视线条远甚于色彩。20余年（1547—1570年）的时间，他在安特卫普的画室成为佛兰德斯的绘画中心。康尼的博物馆中那件充满欢愉的大幅画《猎鹰者之妻》（Wife of the Falcon Hunter），可以说是很值得一看的。弗兰斯生活富裕，自盖华舍，慷慨解囊，尽情吃喝，最后却死于贫困。康尼利斯·沃斯（Cornells de Vos）出身于一个绘画家庭，而且是最具才能的一位。太多知名之士要求鲁本斯为他们绘像时，他就推荐沃斯给其中一些人，并保证沃斯所作的画一定与他的为人一样好。至今我们仍可看到康尼利斯本人、他妻子及两位美丽女儿的画像，安适地挂在布鲁塞尔博物馆。
16世纪末，对意大利的迷恋消失了，佛兰德斯的画家们又恢复乡土的题材与画法。老大卫·泰尼耶（David Teniers the Elder）在罗马习画，却回到安特卫普画了两幅画，《荷兰的厨房》（Dutch Kitchen）和《乡村市集》（Village Kermis）。他指导其子作画，并使之青出于蓝。“有趣的老农夫”彼得·勃鲁盖尔的后裔形成了一个画家王朝，专门致力于地方风景画和乡村景色：儿子彼得·勃鲁盖尔和扬·勃鲁盖尔，孙子扬·勃鲁盖尔二世和安布罗西，曾孙亚伯拉罕，重孙巴普蒂斯·勃鲁盖尔（Jan Baptist Brueghel）等人——他们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让我们把他们都列名在这里。他们继承了那些多才多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善画乡村风景和乡村庆典的天分，而他们之中有几人也为忙碌的鲁本斯画风景背景。
荷兰的画家把艺术从教堂和修道院带进家庭、原野及森林。丹尼尔·塞格赫斯（Daniel Seghers）仔细地描绘花木和水果，把所画的花圈奉献给圣母玛利亚，他本人也加入耶稣会。弗兰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所画的具有刺激性的、血腥的狩猎景色及许多一盘一盘的兽肉与水果的画，分别陈列在20多家博物馆中，平添了活力与芳馨。鲁本斯的声望后来居上时，弗兰斯仍是最伟大的动物画家，在捕捉动物的毛或鸟的羽毛光线的深浅上，无人能与之匹敌。
阿德里安·布鲁威尔（Adriaen Brouwer）绘画的题材又回到布鲁塞尔的农夫们身上，他把农夫们进餐、喝酒、唱歌、跳舞、玩牌、掷骰子、打斗、宴会及睡眠的样子都画下来。阿德里安在他32年的岁月中，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他在哈伦跟随哈尔斯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画；21岁时已经是安特卫普画家协会中合格的艺术大师；他常入不敷出，不久就为负债所累；又曾被西班牙当局关入监狱，原因至今不明，但在狱中生活仍很奢华；他以几幅小张的作品恢复了自由并偿还债务。这些画栩栩如生，作画的技巧和光线的处理也极美好，鲁本斯买了17幅，而伦勃朗也买了8幅。他画的农夫们似乎除了迷醉于强烟劣酒外，从来没有快活过，阿德里安却宁愿成为一个把酒高歌的农夫，不愿做谄媚王公、举止奢华的伪君子。1638年，他被发现死于酒馆门外，时年32岁。
雅各布·约尔丹斯（Jacob Jordaens）则是一个较严肃的人，他在一幅画中题了他的警句“没有人比醉汉更像癫狂者”。他画中的人物都是能喝酒而不满口胡言的人，女人则穿着端庄、雍容大方。他出生于1593年，精神奕奕地活到85岁。他留给我们一幅题名为《画家及其家庭》（The Artist and His Family）的自画像。在这幅画中，一位站得笔直的男人，自信、英俊、精神抖擞，手抱着琵琶；一位坐着的安适地披着柔软披肩的妻子；一位含苞待放的美丽女儿；另外则是一位快乐的小女孩，在一个安详的宗教气氛的家庭里——看着她的十字架项链。约尔丹斯曾皈依新教，那时他已62岁。他画了几幅宗教画，但还是比较喜欢风俗画和神话画，因为在这种画中，他能够把他在安特卫普家乡看到的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的女人表现在画上。此处，在《水果》（为雅各布之友斯奈德斯所作）及《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中，我们被一位美丽的裸女震惊，虽然仅能见其背部，但年轻人的那种青春优美线条都表现出来了。
这位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出生于1577年，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扬·鲁本斯（Jan Rubens）曾在帕多瓦攻读法律，娶了玛丽亚·派普林克斯，31岁时当选为安特卫普市议员。他被指控为新教徒，而1574年的大赦并未包括他的名字在内，他于是带着妻子及4个小孩流落到科隆，被萨克森的安妮选为法律顾问。他与她通奸而被王子监禁在迪伦堡。玛丽亚原谅了她的丈夫，写了数封温柔感人的信给他，并为他的开释而奔波，经过两年的艰难辛苦才达到目的，条件是要在监视之下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锡根（Siegen）。她在1573年与他团聚，而鲁本斯可能就在那里出生。鲁本斯被施以路德教派的受洗礼，他还是小孩时，他的家人已改信天主教。1578年，扬与他的家人搬回科隆，在那里他执行律师业务并获腾达。当他死时（1587年），玛丽亚和孩子们又搬回安特卫普。
鲁本斯接受的正式教育到他15岁时就停止了，但他以博览群书和经验来增加他的知识。在两年中（1590—1591年），他在奥德纳德担任拉拉英（Lalaing）伯爵夫人的随从。他可能是在那里学习了法文和良好的礼仪，这使他在同时代的画家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母亲觉察到他在绘画方面的天才，送他到托比亚斯·沃哈切特（Tobias Verhaecht）处习画，之后随亚当·诺特（Adam van Noort），后又随奥索·瓦尼斯（Otho Vaenius）学画。奥索是一位知识广博、谈吐文雅的人。跟随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师习画8年后，鲁本斯已经23岁，他动身前往意大利研习那些震撼画家心灵的艺术名作。在威尼斯，他出示他的作品给曼图亚公爵——维琴佐·贡萨加的一位侍从官看，不久鲁本斯就住进曼图亚公馆，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那里画的两幅画已经不同凡响：一幅《朱斯图斯与他的学生》（Justus Lipsius and His Pupils），画中那位著名学者的学生，包括彼得和他的兄弟菲利普；另一幅《自画像》，画出鲁本斯在25岁时就已半秃，但是留着胡子，很勇敢、很自信也很精明。他来到罗马为公爵描摹油画，又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他目睹（后来在其画中将之理想化）玛丽亚·美第奇与缺席的亨利五世举行的结婚典礼。1603年，公爵派遣他去西班牙从事外交任务，还带了礼物送给拉玛的公爵。公爵接受了鲁本斯所绘的复制品，把它当作真品，而后这位画家以成功的外交家的身份回到曼图亚。第二次去罗马旅行时，他与他那位担任枢机主教的图书管理员的兄弟，永久定居在那里。当时他创作了很多幅圣徒画像，在这些画中，他认为《圣格列高利敬拜圣母玛利亚》（St.Gregory Worshiping the Madonna）是他第一件伟大的作品。1608年，得知母亲卧病，他匆匆赶回安特卫普，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因此极为伤感。她明智和耐心的爱，使他在意大利学到很多东西：威尼斯浓郁的色彩，朱利奥·罗马诺在曼图亚的壁画中表现的感觉主义，柯勒乔画的帕尔马妇女柔顺优雅的形象，异教徒与罗马基督教的异教艺术，基督教派与酒、女人、歌唱种种享乐的调和——所有这些都灌输到他的血液与艺术中。阿尔伯特大公在安特卫普（1609年）任命他为宫廷画家时，哥特式的残余风格从佛兰德斯的绘画中消失了，而佛兰德斯与意大利艺术的融合也在这时完成。
那是他下意识的智慧的一部分，当“八十年战争”时，他远离荷兰，而在休战的第一年就接到了任命。在以后的整整12年中，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人都致力于恢复他们的文化生活。鲁本斯对这次的文艺复兴尽了很大的力，他的传记上曾列出他创作了1204幅油画和380幅图画，可能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列上去。他多产的才华在艺术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题材的变化多端和落笔的快速，更是异乎寻常。“我的才干是这样的，”鲁本斯这样写道，“无论画面如何大，或题材何其多，没有一件委托会难倒我。”他为安特卫普大教堂在25天之内完成了三大画板的《从十字架上下来》（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在13天之内完成了现存放于卢浮宫的大幅画《国王的崇拜》（Adoration of the Kings）。他除了每年从宫廷中领到500金币的薪水外，还收取每件作品的润笔费，而且索价极高：如上面的两件杰作就索价3800金币，即一天100金币的酬劳。当然，部分要归其为数甚多的助手所有，他们当中有几位是得到艺术协会认可的画师。绰号是“天鹅绒”的扬·勃鲁盖尔在鲁本斯的画中帮忙画花卉，扬·威尔登斯（Jan Wildens）帮忙画风景及附属物，保尔·沃斯画矿物和水果，弗兰斯·斯奈德斯在《狩猎归来的狄安娜》（Diana Returning from the Chase）这幅画中，把狗的脸部表情刻画入微。从存放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画廊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幅猎景伟构中，我们不知道哪些部分是出于斯奈德斯的手笔，哪些是出自鲁本斯的手笔。有些作品，鲁本斯只勾勒轮廓，其他的由助手代劳，但他会诚实地把他作品中出自手笔的程度告诉顾客。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一一满足索画的要求。他的画室成为工厂，反映荷兰经济的运营方式。他的多产与快速有时难免降低了作品的品质，然而因多数作品均臻于完美之境，使他足以被尊为佛兰德斯的艺术之神。
1609年，他觉得可以成家了。伊莎贝拉·布兰特（Isabella Brant）是安特卫普一位律师和市议员的女儿，和同是安特卫普律师和市议员的儿子的鲁本斯可谓门当户对。鲁本斯住在他岳父家里，直到他在瓦潘斯·卡纳尔（Wappens Canal）的华美新居落成。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画的就是自己与伊莎贝拉新婚幸福的情景：她穿着镶有花边的曳地长袍，手信赖地放在他的手上，似乎以拥有这样一位丈夫为荣，她那傲然的脸颊，从蓝色的披肩中显露出来，头上戴着一顶骑士帽；他则有一双挺直刚健的腿、金黄色的胡须、英俊的容貌，戴着镶有缎带的帽子，充分表现出功成名就的成熟男子的气概。伊莎贝拉仅与他生活了17载便撒手尘寰，为他生了几个子女，他很慈爱地把他们抚养长大，为他们画像。让我们看看他的一幅存在于柏林凯瑟尔博物馆的作品，画中那个卷发的小男孩，胖胖的，快乐地逗弄着一只鸽子。让我们再看看他在《艺术家之子》这幅画中，整整7年的时间，小男孩已长成一个庄重的少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画出这些画像。
他基本上是一个异教徒，他毫不羞赧地喜爱人类的躯体，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同时他对强壮的劲道、力的表现、柔和的曲线都颇为着迷。佛兰德斯沉醉在他亵渎神圣的神话中——恣情肉体的欢乐——而教会也欢迎他的对宗教主题的注释。这就是佛兰德斯的一个象征。在圣母玛利亚与维纳斯女神之间，他不太能够拿定主意。可能他觉得两者没有矛盾的地方，因为画她们两个都使他赚钱。在《维纳斯女神的崇拜》（The Worship of Venus）一画中，异教的成分表露无遗——一群酒神的祭司羞怯地遮住自己的肘或腿，躺在好色的森林之神的怀抱里，同时有12个小孩围绕着爱神雕像的四周跳着舞。虽然这些异教的主题反映出他居留意大利时受到的影响，但画中的那些女神都缺乏古典的身段线条，原因是住在北方的人不像住在南方的人一样，可以享受到温和的阳光、空气与美酒，他们必须喝烈酒以抵抗那多雨、多雾而又寒冷的气候。条顿人的身体就像威士忌酒——英格兰的也好，苏格兰的也好，都是一种对自然气候的防御。在鲁本斯的作品中有一幅——画的是3个肥胖的裸女——定名为《无酒、无面包，维纳斯是冷漠的》（Without Wine and Bread Venus is Cold），他优雅的风度使他没有采用“没有肉和啤酒”为题。他在《牧羊人做爱》（Shepherd Making Love）这幅画中没有定出好坏的标准，图中画的是一位牧羊人试图去勾引300磅重的胖女人。没有所谓好或坏，美或丑，只是环境使然而已。《萨宾人的抢劫》（The Rape of the Sabines）这幅画画的是两个强有力的罗马人协助一个他们抢来的美丽俘虏骑上马。甚至在《战争的结果》（The Consequences of War）画中也没有萧条的景色。《狩猎归来的狄安娜》（Diana Returning from the Chase）画中的希腊女神，不是整齐纯洁的，却酷似一位佛兰德斯的家庭主妇，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表情严肃。在这幅巨型画中，只有狗是瘦的。鲁本斯画的森林，充满了紧抱着胖女人的森林之神，如《伊克森与海拉》（Ixion and Hera）和《天涯海角》（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这两幅画；又如，在我们预料之中的《银河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ilky Way）这幅画并非对群星所作的臆测，而是一个肥胖的家庭主妇从丰满的胸部挤出奶水。然而在《三美神》（The Three Graces）画中的3位女神则是较苗条的，《巴黎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Paris）画中的两位淑女也比较时髦，其中一位还是艺术作品上最美丽的女性之一。通常在这些异教徒的作品中，除了肉体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鲁本斯常把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注入他的作品中，上百的附加物布满在画面上，轻描淡画的色彩、热情及生命的活力便跃然纸上。画中既没有任何波涛汹涌的肉欲表现，如《情绪高涨》（Mens Plena in Corpore Pleno）表现的仅仅是动物的活力而已，也没有一幅表现着色情的刺激。作为一个艺术家，鲁本斯本人这么循规蹈矩是很少有的，因为艺术家对色彩和形体是必须具有高度敏感力的。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一位“注重家庭的人”，从不会牵涉到任何对女人献殷勤和风流艳事的丑闻中。
佛兰德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士们知道他在色欲方面是那么清白，都安心地请求他一再绘制圣母玛利亚、基督和圣徒们的故事。他以自己推陈出新的方式，顺应他们的要求。在他的无数的前辈中，有谁能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或以更佳的技巧绘出《国王的崇拜》这类古典的题材，谁又胆敢把画中的焦点集中在那大腹便便、面如青铜、罩着头巾、带着蔑视的神情注视围绕在他四周苍白的面孔的伊索匹亚王？又有谁能想象出这个对女人胴体观察入微的异教徒竟会喜欢耶稣会教士，而加入他们的圣母会及接受由伊格内修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以地狱的幻想为净化灵魂所订的仪式？1620年3月，他和耶稣会签订合同，要在年底之前，为华美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教堂的屋顶完成39幅画。该教堂坐落在安特卫普，从1614年就开始建造。这些画都是由鲁本斯起草、画轮廓，然后由凡·戴克及其他助手着色，可惜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于1718年被毁。高大的祭坛上的两幅画是由鲁本斯亲自画的，现在存放在维也纳孔西托里切斯博物馆，一幅是《伊格内修斯治愈恶魔附身者》（Ignatius Healing the Possessed），另一幅是《圣方济各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St.Francis）。
然而，鲁本斯信奉天主教，只是文艺复兴式的，信奉基督教也只是因地制宜，他对异教徒信仰的虔诚则是持久的。他不太擅长画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他画中的玛利亚都是强壮的妇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她们更适于驾驭男人而非孕育神子。在《花园中的圣母玛利亚》（The Madonna in a Garden of Flowers）画中圣母玛利亚抱的不是一位神，而是一位裸露下体的漂亮小男孩。《由埃及回来》（The Return from Egypt）中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卷发的小孩，而圣母玛利亚穿得像一位头戴新帽、星期日在公园里散步的佛兰德斯主妇。甚至在《十字架的升起》（The Elevation of the Cross）这幅画中，鲁本斯对人体构造的兴趣凌驾于宗教主题之上：基督是强健的运动员而非垂死的神。在《枪矛之一击》（The Blow of the Lance）中，每一件事物都在强调结构：基督和盗贼都是大块头，显示出绷紧的肌肉，而十字架下面的妇女则似摆弄姿势给画家作画，而非悲伤欲倒。
至少有5次，鲁本斯以一幅《圣母升天图》向提香挑战。在这几次努力中最著名的一幅画里，圣母似乎了无生气，而马格达伦及面对空墓惊愕的使徒（十二门徒）反而画得栩栩如生。比较好的作品是一幅大桢的三折叠画，由大公之妃伊莎贝尔为布鲁塞斯的圣艾迪方索（St.Ildefonso）社团订制。在中央画板画的是圣母玛利亚从天上下降，赠送托利多大主教一件来自天堂的十字架；那位圣徒非常谦恭，“屏息崇拜”；两侧画板上的伊莎贝尔与阿尔伯特把他们的皇冠放置一旁，跪着祈祷；此处鲁本斯一度将虔诚赋予生命。在《圣安布罗西与狄奥多西皇帝》（St.Ambrose and the Emperor Theodosius）一画中，他极其入微传神地刻画教会的神秘力量和权威：米兰大主教，虽然只有教士们与一位僧侣追随其后，却极具威严，他把拥兵自重、残暴不仁、不知悔改的皇帝逐出教堂。鲁本斯画老人很少失败，因为他们的脸就是一部传记，而对视觉艺术提供显而易见的性格。这一点，让我们看看鲁本斯存在于美国最好的作品之一——《罗得与其家人离开所多玛》（Lot and His Family Leaving Sodom）这幅画中那位年高德劭的老人的脸部就可以明白了。
玛丽亚·美第奇与他签订了他事业中具有诱惑力的合同时，他的艺术风格又恢复到糅合着神话的世俗题材。1622年2月16日，他签订了一份合约，同意在4年之内，完成21幅大幅画和3幅有关玛丽亚王后与她丈夫亨利四世在生活上值得纪念之事的画像。王后曾邀请他到法国王宫居住，但他很聪明地选择留在家中。1623年5月，他携带了第一批的9张画到巴黎。王后很喜欢这些画，黎塞留也赞美不已。这一系列的画在1624年全部完成，鲁本斯把剩余的画带去巴黎，并看着它们被陈列在卢森堡宫。1802年，这些画转移陈列卢浮宫，其中有19幅现在仍陈列在卢浮宫的一间专室。那些曾经观赏、研究过这些作品的人，都不会吝惜付给鲁本斯的2万里弗。毫无疑问，这笔钱由他与助手们分享。总之，这些画是他的最高成就，假使我们能体验他的画因为匆忙而有瑕疵，并接受画中那些不可置信的故事，就如我们接受奥维德、莎士比亚与威尔第（Verdi）的故事一样，我们将发现这些作品反映了鲁本斯本人的各个方面，除了他偶尔的虔敬未包括其中，他一直喜爱庄严的宫廷礼节和至高无上的皇室权力；他对画肥胖的女人、华贵的衣服、华丽的帐帏从不感厌倦；他半生都与古典神话中的神祇与女神生活在一起；现在他把他喜爱的都编成一个流畅的故事，以富有创造性的情节、丰富的色彩、杰出的结构及图案设计，使这一系列的画成为绘画史上的史诗和歌剧。
对鲁本斯的赞扬中，还有两种荣誉是值得一提的，成为一个外交家和接受贵族的特许状。1623年，伊莎贝尔希望与荷兰恢复休战，她请他为谈判代表。鲁本斯有他私人的理由要促进和平的实现，因为他的夫人期望从荷兰她的叔叔那里继承一笔遗产。虽然这个方面的努力失败了，伊莎贝尔却劝服菲利普四世赐给他爵位（1624年），并封他为“王后宫中的侍从”——她自己的侍从。稍后国王反对用这样卑微出身的鲁本斯来接待外国特使、商讨国家大事。但是，伊莎贝尔在一年之后（1628年）仍派遣鲁本斯到马德里协助安排菲利普四世与查理一世之间的和约。他带了一些他的画去，至此国王才改变他的家谱观念，并坐着让鲁本斯为他画了5幅肖像，就像委拉斯开兹画得还不够多似的。这两位画家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29岁的西班牙画家很谦逊地顺从这位51岁的佛兰德斯画家。最后，菲利普指派这位“卑微”的鲁本斯出任英国特使。尽管黎塞留从中作梗，但在伦敦，这位画家还是很成功地缔结了和约。鲁本斯画了一些英国人的肖像——白金汉宫的公爵及公爵夫人、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庄严的脸、胡须和甲胄。他在1630年3月回到安特卫普时，不仅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学位，并被查理王封为爵士，而且也为凡·戴克铺了一条坦荡大道。
他的第一任夫人于1626年去世，依照佛兰德斯的风俗，需要耗费极大的酒宴来举行葬礼，光是这场酒宴就花费了这位画家和外交家204个金币，“用于食物、饮料及租赁餐具”。在佛兰德斯办丧事真是一件吓人的奢侈事。夫人死后，鲁本斯把他的寂寞寄托在外交事业上。1630年，53岁的他又娶了16岁的赫丽娜·弗尔蒙特（Helena Fourment）为妻。作为一位画家，他需要生活在美丽的事物之中，而她所具有的温情，正好可以充实他的艺术和梦想。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她，各种装束的画和裸体画。画她穿着结婚礼服，拿着手套，愉快地戴着一顶俊俏的帽，只有一件皮大衣遮着臀部。所有之中最好的一幅，是陪着鲁本斯在家里的花园里散步——最后这一幅画是佛兰德斯绘画艺术的顶尖作品之一。之后，他画他夫人与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肖像，而后又画了他夫人与他们两个小孩的肖像——《勒努瓦的先兆》，更不用说她那些娇艳如维纳斯或端庄如圣母玛利亚的画了。
他画他敬爱的统治者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丝毫不带阿谀。我们在维也纳和比蒂画廊所看到的他们，大概就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以善意糅合着西班牙的理想来统治这个问题重重的地方。鲁本斯在佛兰德斯挖掘了很多理想的男女造型，他把他们表现在《让·查理考德与他美丽撅着嘴的妻子》的画中及米歇尔·奥佛维斯（Michael Ophovius）和塞托肯波主教的肖像画中，而且留给我们一幅表现坚毅的斯皮诺拉强有力的肖像。但是肖像画并不是鲁本斯的专长，他的画不如提香的观察精微，也没有伦勃朗那些深刻的启示性。他最伟大的肖像画是他于1624年为未来的查理一世所绘的自画像：戴着宽边金质流苏的帽子，只露出秃头的宽大前额；锐利的眼睛闪着揶揄的目光；长而尖的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天才人物；竖立的髭及美丽红色的胡须，画中人清楚地知道他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然而表现在他与伊莎贝尔那幅像中，那种充沛的体力、感官的快乐、平静的满足的某些东西，已随着岁月消逝了。
他很富有，生活奢华，他在安特卫普的华丽房屋是当地的名胜之一。1635年，他以9.3万金币买了一片广大的地产和贵族斯蒂恩的封邑城堡，外围有18英里，并接收了斯蒂恩爵士的头衔。他在那里度夏，画风景画和风俗画。即使在豪华舒适的生活中，他用了3个女用人、2个男仆人，买了3匹马——他继续努力工作着，享受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乐趣。因为他待人和气、慷慨好施、富于同情心，使他的妻子、孩子、顾客和助手都很敬爱他。
有关他的艺术品质和技巧的分析可以留给那些更专精的人去做，我们大可把他形容为“巴洛克式”艺术的主要典型人物——鲜艳的色彩，生动的画面，丰富的想象力，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与古典派的呆板及对观念与线条的约束形成一个对比。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美丽事物中，批评家们告诉我们，他的作品具有极佳的技巧。鲁本斯以他的素描画供给一所出名的雕刻学校之用，他们以鲁本斯的素描画来加以雕刻，作品闻名于基督教的欧洲，就像雕刻家拉伊蒙迪用拉斐尔的美术设计来雕刻一样。此外，从鲁本斯的手，或者说是画室里画出许多著名的漫画，供给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织锦织工，然后他们便为路易十三、查理一世及伊莎贝尔大公王妃做成王室的礼物或装饰品。
他在最后10年中赢得举世的赞誉，体力却衰退了。在艺术的名望上只有贝尔尼尼堪与匹敌，绘画上则无人梦想他的崇高地位。学生们从各地来拜他为师。6个以上的宫廷委托他画画，甚至连荷兰一省的行政长官腓特烈·亨利也越过战争防线来求画。1636年，菲利普四世请他为帕多的狩猎木屋画一些有关奥维德的《变形记》的景色。鲁本斯的画室里画出了一系列50幅画，其中有31幅现存于帕多，当中有一幅画《巴黎的审判》，斐迪南亲王枢机主教认为是“鲁本斯最好的一幅画”。而我们可能会更喜欢他于1636年画的那幅嘈杂的《大市集》——画中的女子不管是老的还是胖的，背后都有男子追逐。
他的60岁自画像显示出他最后几年的另一个面目：仍是一位自负的人，手握着表示他贵族身份的剑，只是脸孔瘦削，皮肤松垂，眼下有鱼尾纹——一幅勇敢和诚实的肖像。1635年，痛风症使他盘桓床笫一个月；1637年，他的手瘫痪了一段时间；1639年，他的手已不能签名；1640年，他的两只手都瘫痪了。1640年5月30日，他死于关节炎及动脉硬化，享年63岁。
这是一段惊人的经历。虽然他不是文艺复兴理想中的“全才”（uomo universale），他却了解自己的野心，在国家和画室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不像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那样多才多艺，他没有留下雕刻，而且除了自己的家外也没有设计过建筑物。但在绘画方面，他在每一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宗教性的画，异教徒的狂欢，神祇和女神，裸体和着衣，国王和王后，小孩和老人，风景和战争，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画，都从他那多彩多姿、妙笔生花、满装花果、状如羊角的画笔下涌出。鲁本斯结束了意大利画风对佛兰德斯艺术的统治，不是反叛，而是兼容并蓄的。
鲁本斯的作品没有伦勃朗那么深沉，而更广阔。他避免伦勃朗揭示的深度。他喜欢的是阳光、新鲜空气、灯光闪烁、生活中的色彩与风趣。他以微笑来回报这个世界对他的厚道。我们今天偶尔想起个人与国家灵魂的不健康时，他的艺术作品正是健康的气息。我们的活力衰落时，让我们翻阅鲁本斯的画集，它会使我们精神焕发。
鲁本斯给予这位1617年加入他画室的早熟的天才画家毫不吝惜的激赏与鼓励，正足以代表他的为人。安东尼·凡·戴克在8岁时就跟从斯奈德斯的老师亨德里克·凡·巴伦（Hendrik van Balen）习画，16岁时就自收学生，19岁时已是登记在册的艺术大师。与其说他是鲁本斯的学生，不如说他是一位得力的助手更恰当。鲁本斯认为凡·戴克的一幅早期的作品与他同一年所画的一幅《但以理》（Daniel）价值相当。他自己收藏了一幅凡·戴克的作品《基督以荆棘加冠》（Christ Crowned Thorns），后来在很不情愿的情形下才把它让给菲利普四世，陈列在埃斯科里尔。在宗教画方面，凡·戴克深受鲁本斯的影响，却缺乏这位较他年长的画家在笔调与色彩上的生动与活力，除了肖像画外，其余的他都比不上鲁本斯。在约1615年的《自画像》中，他已显露了在这一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也仅限于这方面的才能——温雅、精巧及一种柔和的美，几乎缺乏男子气概。他的同行画家们都很喜欢坐着让他画像，他画了几幅令人赞叹的肖像画，如斯奈德斯、科奎斯诺、扬·威尔丹斯、扬·威尔、加丝帕·科拉耶、马顿·普皮恩等的画像。喜欢他的对手似乎是凡·戴克许多可爱的特性之一。这些画像显示了鲁本斯的画室中存在着一种愉快和谐的情谊，这在艺术界是不常见的。
1620年，阿鲁得伯爵接到从安特卫普来的一封信：“凡·戴克与鲁本斯住在一起，而他的作品受到的评价几乎与他老师的那些作品一样高。”他立刻邀请这位年轻的画家到英国。凡·戴克去了。接受詹姆士一世微不足道的100英镑的恩俸，画了几幅肖像画，为了抗议英王要他作复制绘画的卑下工作，他请求英王给他8个月的假期，英王接受了他的告假，后来把假期延长到12年之久。他到安特卫普把他的情妇及她的孩子安顿好，便急忙赶往意大利（1621年）。
在那里，他第一次开始向前迈步，几乎在每一个停留处，他都留下美好的画像。他仔细研究伟大的威尼斯人的作品，但不像鲁本斯那样注重作品的色彩与轮廓，而是寻找马焦雷、提香及韦罗内塞等人富有诗意的肖像画中的秘诀。他继续前往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甚至西西里岛。在罗马，他住在枢机主教吉多·本蒂沃利奥那里，并以一幅画像作为回报。他的阿谀奉承引起正在意大利挨饿的佛兰德斯的艺术家们的愤恨，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画家情人”，而且做出许多令他很不愉快的事情，以致他只好一走了之，欣然陪同阿伦德尔夫人前往都灵。在热那亚他特别受欢迎，人们怀念鲁本斯，也对凡·戴克使贵者益显尊贵及使每一个坐以供画的人看起来像王子的本领仰慕已久。保存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幅《都拉索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Durazzo）即表现了热那亚贵族敏感的脸和美好的手（似乎在凡·戴克的画像中常有这种美好的手），华盛顿的国家画廊里的《巴尔比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Balbi）和《格里马尔蒂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Grimaldi）两幅画则表现着自负和含蓄，柏林和伦敦尚有其他代表不同特性的画，而热那亚的红宫帕拉佐·罗索（Palazzo Rosso）也保存了一幅《布里格诺尔—塞尔伯爵与伯爵夫人》（The Marchese and Marchesa di Brignole-Sale）。凡·戴克于1628年回到安特卫普时，他已是腰缠万贯，衣锦荣归。
他的故乡使他从为贵族作画改为画圣徒画。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他对过去杂乱的交往表示忏悔，并把刚获得的财富给了他两位当修女的妹妹，自己则加入了未婚者耶稣会社，着手绘画宗教方面的题材。在宗教画方面，他不能与鲁本斯相提并论，但他尽量避免这位充满活力的艺术大师（指鲁本斯）夸张和世俗的光辉，而使他的画表现出高雅优美，正如他在意大利所学的一样。雷诺（英国著名的人像画家）认为凡·戴克存放在梅赫伦大教堂的那幅《耶稣被钉十字架》（Crucifixion）是世上最伟大的画之一，但他说这话可能只是想报答凡·戴克给予他的影响。
凡·戴克曾尝试神话方面的题材，虽然他曾追求过很多女人，对裸体画却不很在行。他的特长是肖像画，而他在安特卫普的4年里，留传给后世的画像计有：巴隆·菲利普·罗埃男爵与他的忠实的狗；弗朗西斯·蒙卡达将军和他的马；看起来像斯温伯恩（英国诗人）的罗多克·阿娜基斯伯爵；看起来像费尔斯达夫的让·蒙特福特；最优美的一幅维也纳年轻的王子画像，这位王子不但英俊潇洒，而且很勇敢地在英国为他的伯父查理一世打仗。塔西斯的玛丽亚·路易莎的画像也很迷人，画中的她隐在宽大的黑缎衬白丝的长袍下。而不逊于这些画像中任何一幅的，是凡·戴克为彼得·勃鲁盖尔所作的肖像，画中一位老人仍然散发着前一个朝代未尽的充沛活力。
查理一世邀请他再度去英国一试身手时，他带了一些上述的肖像画。查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能真正领悟艺术。他猜测出这位英俊的佛兰德斯人能为他做委拉斯开兹为菲利普四世所做的事。凡·戴克来了，而且以他那优美的笔调将国王、亨丽埃塔·玛丽亚皇后及他们小孩的形象留传给后世。在这5幅皇室画像中最著名的，是存放在卢浮宫的那一幅——骄傲无能的国王，穿着骑马装，手叉着腰，挂剑高隆，戴着气派非凡的帽子，留着凡·戴克式的胡子，而他那匹疲倦的坐骑，在那些狩猎队中咬着它的衔铁发出咯咯的声音，更易为人喜爱。保存在德累斯顿和都灵的，则是毫不逊色的查理的孩子们的画像，清纯可爱、童稚天真。查理比他佯装的外表更富人情味。他的热情个性表现在他对凡·戴克的钟爱。他授爵位给他，送给他伦敦和乡间豪华的房子，每年200英镑的恩俸，每一幅画附加酬劳，出入宫廷，备受礼遇。
这位收入优厚的快乐艺术家，衣着讲究，拥有轿式四轮大马车、纯种马及美丽的情妇，家里充满着音乐和艺术品。在委托工作方面，他的做法比鲁本斯高明——把绘画服饰的工作留给他的助手去做，由一次描摹的草稿绘成一幅肖像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并能随时把握时机。据说有一次，查理一世受了那些小气的国会议员的气，质询这位奢侈的艺术家，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叫短缺金钱。“是的，阁下。”凡·戴克答道，“一个人对朋友过分慷慨、对情妇予求予取，那么他的钱袋很快就会见了底。”
假使有时他陷入债务中，原因绝不是无人请他作画。半数以上的英国贵族都排着队请他：英俊的兰诺克斯公爵詹姆士·斯图亚特、沃里克伯爵罗伯特·李奇、德贝伯爵与其家族及向命运挑战的斯特福德伯爵汤玛利斯·温特欧兹。也有诗人请他作画——卡鲁、基利格鲁、约翰·萨克林。一位叫老帕尔（Old Parr）的人也请他画像，他说他已150岁，而看起来也像那个年纪。凡·戴克在英国画了300多张肖像画，几乎每一张都具有贵族的优雅与高贵气质，即使被画的人本人没有这种气质，他也可以运用想象力画出来。
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莱蒙花钱如流水，奢侈不输贵族。国王建议他结婚会比较节省，并帮他获得玛丽·鲁斯文小姐的垂青，她出生于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家族。这位画家为他那位美丽的新娘画了一张画，但这张画无法与他那张名闻世界的自画像相比——可爱的脸孔，浓密弯曲的头发，锐利的眼神，文雅的相貌，修剪整齐的胡须，胸前挂着象征爵士身份的金链。凡·戴克是想将安东尼爵士（凡·戴克的头衔）加以美化吗？若想如此，那是没有用的，他的健康因耗损过度已开始衰退。不愿只以肖像画家留名后世，他要求查理让他在皇宫贵宾厅的墙壁上绘历史画，但这时查理已经没有经费了。凡·戴克跨海前往巴黎（1640年），希望能受委托去画卢浮宫的大画廊（Grande Galerie）。但路易十三早已选定普桑，普桑放弃这件派定工作时，对于凡·戴克而言已经太迟了。他生了病，很快回到伦敦即将临盆的妻子身边。在她为他生下一个女儿11天后，便与世长辞（1641年），不到42岁。
他没有自成一家，也没有在欧洲大陆艺术留下痕迹，但他对英国的影响势不可挡。当地的画家如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罗伯特·瓦克尔（Robert Walker）及萨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争相模仿他的风格。雷诺与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生动的人物描写大量涌出时，其画风可追溯至凡·戴克的指导和刺激。凡·戴克的肖像画并不深奥，他匆匆而过，不及探寻灵魂深处，而有时又太专注于脸部或胡须的描绘。我们知道效忠查理一世的保皇党党员素以其仪表知名，但在凡·戴克的笔下，他们大多数看起来都像诗人。一些保皇党忠勇护君的传奇，也可能都透过凡·戴克的看法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去期望这么脆弱、幸运的一个年轻人能有鲁本斯的充沛活力，或者像伦勃朗一样，那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将继续珍爱这些热那亚人、佛兰德斯人及英国人的画像，视之为辉煌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那些养尊处优的英国贵族，到强壮、坚忍的哈伦、海牙及阿姆斯特丹的市镇公民，确是一步极大的跨越。位于海堤后面的世界，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水域多于陆地，船只和商业投机多于宫廷和骑士团。世界经济史上再没有比荷兰的崛起为经济大国更令人惊讶的事，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再没有比这种由财富转向艺术更具鼓舞性的例子。
1600年，联合省的人口约300万，仅有半数从事农耕。1623年，其中的半数住在城市，大部分土地属于市区的地主所有。这些地主相信把商业利润投资到土地上将可获致财益，即使在农业方面，荷兰的潜力和技术也为欧洲之冠：新建的海堤和水坝，可以围海造田成为可耕地；运河灌溉农田并为商业运输通道；密集的园艺与稀疏的畜牧业相辅相成。荷兰的工程师们在16世纪末，把风车改造得更趋完美，如同荷兰的画家们把它带入艺术一样。半数的工业仍为手工业，在采矿、冶炼金属、织布、炼糖、酿造啤酒等方面，则进步到产量增加、品质精密、利润更高的程度。每年有1500只双桅渔船驶出荷兰港口，从事捕捉青鱼的工作，造船业成了主要工业。与西班牙休战期间（1609—1621年），荷兰派出1.6万艘船，每艘平均57吨，与总数16万的船员——这些数字超过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总和。
由于渴望对外贸易、获取原料，荷兰的船长前往地图上未记载的海域探险。1584年，荷兰的商人们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开埠，他们努力寻找通往中国的“东北通道”，因为受到北极冰面的阻碍而无法前进，他们也没能获得荷兰政府提供的2.5万金币的奖金。在现代地图上最早由荷兰人命名的斯匹茨卑尔根（Spitsbergen）列岛，使我们忆起威廉·巴伦兹（Willem Barents）在1697年严寒的冬季，航行在新地（Novaya Zemlya）的冰海上，丧失生命的景象。1593年，爱好冒险的荷兰人，驶入非洲的几内亚黄金海岸，与当地土著做朋友，并开拓了鼎盛的贸易市场。
1581年以前，荷兰商人在里斯本的码头买进东方的产品，再在北欧出售。但就在那一年，菲利普二世征服了葡萄牙，并下令禁止与荷兰人通商，因此荷兰人决定自己航行到印度和远东。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及其后裔们，对葡萄牙在远东方面的贸易情报非常灵通，而荷兰人就从这些情报中获得很大的利益。1590年，荷兰的商人们，即使在与西班牙交战期间，仍能在直布罗陀海峡畅通无阻。不久他们就与意大利通商，然后又与阿拉伯诸国通商，无视宗教上的分歧。随后他们前往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君主签订条约，将货物卖给土耳其及他们的敌人波斯人，并向印度继续推进。1595年，康尼利斯·霍特曼率领一支荷兰远征军绕过好望角，经过马达加斯加到达东印度群岛。1602年，65艘荷兰船只又回到印度。160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资本额为660万金币——比在3个月以前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出44倍。1610年，荷兰商人与日本通商，1613年与泰国通商。1615年，他们取得了马六甲群岛的控制权，1623年占领台湾（Formosa）。他们征服了这些列岛王国达30年之久，并以爪哇的首府雅加达为统治中心。在那30年中，该公司平均每年以22%的本金额归还给股东们。胡椒从香料群岛输入，再以高于产地10倍的价格在欧洲出售。
荷兰人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省区，派遣船只寻求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1609年，他们雇用了一位英籍船长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去探索哈得逊河。12年后，他们组成了荷兰西印度公司。1623年，他们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包括现在的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等州。1626年，他们以价值24美元的饰物，从印第安人的手中买进新阿姆斯特丹。他们在北美的属地被当作战利品而落入英国人手中时（1664年），他们还正着手于清除并发展着这些地区。同样，他们在南美所据有的属地，也因战败而拱手让给西班牙与葡萄牙。至此仅有荷属圭亚那保住了。
尽管损失惨重，荷兰帝国仍能充分分享对欧贸易，荷兰的商人也因此能以他们的财力影响政治，维持华美的房屋及赞助艺术。17世纪前半叶，荷兰联合省在商业上居全欧洲的领导地位。英人雷利对荷兰的生活水准和企业经营远在英国之上深表惊慌。一位威尼斯的大使（1618年）认为，每一位荷兰人都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他可能不大知道低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些低层者的贫苦生活伦勃朗知道得最清楚。在荷兰“百万富翁”真是难以数计，其中有些人是靠出售劣等货给保卫荷兰的陆、海军而致富的，这些军人却热心地为维护和平而工作着。
大部分荷兰财富都集中在荷兰省，该省从邻海而来的贸易多于北方诸省好几倍。荷兰省好几个城市都有繁荣富足的中产阶级——鹿特丹、海牙、哈伦、乌得勒支，但其中以阿姆斯特丹为最。我们从它人口的成长来看就更明白：1590年，人口是7.5万；1620年，人口已是30万。商人、艺术家和银行家都从受到战争破坏的安特卫普群集于此。1576年后，安特卫普的犹太人把他们的金融业务、商业及珠宝工业移至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切割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统治城市的商人允许相当的宗教自由，因为唯有这样才能鼓励与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商。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是当时欧洲最坚强的金融财务机构。荷兰的货币在各地都受到喜爱与信任。
荷兰人常以过分重视商业主义、对赚钱的狂热、及太过专心致力经济生活时而表现出粗俗态度遭人诟病。荷兰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很坦率地接受这些论断。对于像荷兰这样一个民族——喜爱清洁、郁金香、音乐、艺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鼓励讨论及思想交流，同时允许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因而成为国际上的政治避难所——如果我们仅仅称呼他们的文化为商业文化，显然是不公平的。笛卡儿曾说：“没有一个国家比荷兰拥有更完全的自由、更大的安全保障、更少的犯罪率及更完美的淳朴古风。”1660年，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像荷兰省这样享有如此多的自由……任何农奴或奴隶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立刻就获得解放。每个人都可随意出国，而且只要他自己愿意，也可以把自己的所有金钱带走。昼夜行路都是安全的，即使是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无所谓。雇主不能违反仆人的意愿而强行留雇。没有人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惹来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批评官吏。
维持这些自由的基础是秩序，而家家户户的井然有序，也反映出荷兰人清晰的思路。胆识、勤奋与坚忍是男人的特性，妇女则精勤于操持家务。性情温和、豪放、善良则男女兼而有之。许多荷兰人，在赚了一笔适度的财富之后就退休，从事政治、文学、高尔夫
、音乐等活动及享受家庭幸福。荷兰人“极度憎恶通奸”，洛多维科·圭奇亚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写道：“他们的妇女都非常慎重，因此拥有较多的自由。她们可单独外出访客甚至旅行，从来没有任何败坏的风闻……她们是管家，也爱她们的家。”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如玛丽·斯胡尔曼（Maria Schuurman），就享有“荷兰的雅典娜”之誉，她会讲11种语言，具有说写能力的有7种之多，擅长绘画和雕刻，精研数学和哲学。玛丽亚·塔塞耳叶达（Maria Tesselschade）所作诗文之美，一如其人，她翻译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获得全世界的赞誉。她能绘画、雕刻与蚀刻，而且擅长弹奏竖琴和歌唱。约有半打以上的社会名流，包括惠更斯（Huygens）、约斯特·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杰布兰德·布雷德罗（Gerbrand Bredero）等，都曾向她求婚未果，后来她与一位船长结婚，婚后成为一位献身于家庭的主妇和母亲。她留下来的智慧、才艺和高贵的传统，至今存在荷兰人珍贵的记忆中。
荷兰人对音乐广泛的爱好，还在艺术之上。阿姆斯特丹的扬·彼得松·斯韦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是荷兰最伟大的钢琴家，他授艺给海因里希·沙伊德曼（Heinrich Scheidemann），再由沙伊德曼授艺约翰·亚当，再由亚当传授给约翰·贝奇（Johann Bach）。与这些杰出才能并行的，是荷兰商业的腐败、大量的酗酒、众多的妓院、尝试各种赌博的勾当，甚至投机于郁金香的囤积，以操纵货物价格。
哈伦是郁金香文化的中心。15世纪末，郁金香的球茎由意大利与德国南部输入。巴黎人也认为玩赏郁金香是一种高贵、时髦的风尚。1623年，有一位花卉玩赏家曾出价1.2万法郎购买10株郁金香球茎而遭到拒绝。1636年，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选择经营郁金香作为投机买卖的行业，当时有特别的商业交易中心，专营买卖整批郁金香或期货。郁金香在经济上也曾疲软过，1637年，在一次为筹募孤儿院救济金而举行的拍卖中，120株名贵的郁金香球茎，只售得9万金币。
佛兰德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难民，来自半个世界的外国商人都拥进了这片乐土，输入了带有刺激性的多种外来的习尚。莱登、弗拉尼克、哈得维克、乌得勒支、格罗宁根诸学校，罗致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造就了不少人才。在莱登大学创办的最初半个世纪中（1575—1625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约瑟夫·斯卡利杰尔、达尼尔·海因修斯、赫拉德·福西厄斯等著名学者，都在该校执教。1640年以前，莱登大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学术研究中心。在荷兰联邦各省区，民众的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荷兰的报纸是最先享有新闻自由的。《莱登周刊》与《阿姆斯特丹官报》畅销之广，遍及西欧，这些刊物是人们公认的最有言论自由的杂志。在同一时期，其他地方发行的报纸均受到政府的控制。一位法国皇帝下令压制一家荷兰出版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这竟然办不到。
荷兰有很多作家，但何其不幸，他们写的作品不是用拉丁文便是用荷兰文，拉丁文已成明日黄花，行将消逝，荷兰文则使读者局限在狭窄的范围里。荷兰人不能使他们的语言像他们的船舶那样到处通行。狄克·科恩赫特和亨德里克·斯皮格尔（Hendrik Spiegel）两人都赞成把生动的荷兰文当作一种文学的表达工具，并努力使它避免受到不好的影响，达成精确与明晰。柯尔特——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政治动乱的文化全盛时期，他是第一个最有力的人物。担任哈伦城的秘书长一职时，他因替奥朗日王子草拟1566年的宣言而被监禁在海牙，随即逃至克莱沃（Cleves），充当一名雕刻师以维持生计。他翻译《奥德赛》、薄伽丘和西塞罗的作品及《新约》。之后他又回到荷兰，致力于宗教的宽容运动。经历了这场血肉模糊的流血纷争，他丧失了信仰——这足以象征未来17世纪的知识史，他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承认世人永远不明了真理。他主要的著作《优裕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Well-Living），提倡没有神学的基督教和独立于宗教信条之外的道德制度。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未遭迫害并得以寿终正寝。
荷兰的特色在于商人常常将文学与实体的事务混合。勒默·菲斯海尔（Roemer Vissch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商，他对年轻的作家常给予帮助与款待，使他的家成为沙龙，几可与法国沙龙媲美。他写的诗为他赢得“勇武的荷兰人”的称号。在须德海（Zuider）上，彼得·霍夫特（Pieter Hooft）建造了穆登（Muiden）城堡，这是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避难所。他欢迎诗人、科学家、外交家、将军和医生进入穆登城堡，而他自己，在最后20年内，完成了《荷兰历史》（Nederlandsche Historienn）的巨作，以强劲优美的散文述说荷兰动乱的故事，因此他被尊称为荷兰的塔西佗。
上百位诗人中的三位，将荷兰文带进了文学的巅峰。曾任荷兰国会议长达22年之久的雅各·凯兹（Jacob Cats），以通俗的韵文和有趣的逸事解释格言中的真理。几个世纪以来，《凯兹神父》流传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荷兰人家中。约斯特·冯德尔在噩运与敌人的阻挠下，终于在荷兰的文坛获得至高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个帽商，因主张再洗礼说，被从安特卫普放逐到外乡。约斯特出生在德国科隆。1597年，他家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父亲做了180度的转变，开了一家袜子店，约斯特继承衣钵，但是他将工作留给他的妻儿，自己则专心研究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以弥补正式教育的不足。他的28个剧本，是根据希腊和法国剧本的模式写成的，谨守三一律。他撰文讥讽清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争辩，他觉得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与天主教徒美丽的玛丽亚·塔塞耳叶达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玛丽亚的丈夫（1634年）与冯德尔的妻子（1635年）去世后，这两位诗人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1640年，他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他继续攻击宗教的仇恨、经济的弊端和政治的腐败，他以歌颂荷兰的勇气与光荣，赢得了荷兰人的尊敬与爱慕。1657年，他做的袜子生意，因其子经营不善而倒闭。他儿子逃往东印度群岛，这位诗人出售了所剩无几的财产偿还债务。他当了10年的当铺店员以维持生计，最后获得政府的养老金，平静度过了最后的13年，享年92岁。
康士坦丁·惠更斯因具有多方面的才智，成为荷兰文坛上最具吸引力的人。他父亲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是海牙国家会议的秘书，他的儿子小惠更斯后来成为牛顿时代欧陆最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之间，康士坦丁继续保持了这种家族优越的传统。他于1596年出生于海牙，在莱登、牛津和剑桥接受了广泛的教育。他用拉丁文和荷兰文写诗，在运动方面也有卓越的表现。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艺术家。22岁那年，他参加驻英外交使节团的工作，在詹姆士一世御前弹奏琵琶，并对约翰·多恩极表倾慕，不久之后将多恩的诗篇译为荷文。23岁时，他被派遣至威尼斯任外交使节。在他回程途中，他因攀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塔尖，几乎丧命。1625年，他担任几个行政长官的秘书，1630年，他在枢密院任职，同时发表了一些诗集，其文体优雅、构思柔美，堪称杰作。他在90岁时去世（1687年），结束了荷兰最光辉的时代。
荷兰新教徒认为，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与装饰物已经成为灌输教条的形式，使传奇永存不朽，却使思想受到了阻碍。他们宁愿以祈祷和讲道的方式，而不愿以艺术的方式来崇拜上帝，在他们保持的仪式中，唯一的艺术是歌唱。因此他们教会的建筑构造极为淳朴，即使在联邦各省区中，天主教也未曾建立任何值得纪念的教堂。16世纪，海外的商人从叙利亚或埃及带进了球茎状圆屋顶的建筑概念。这种建筑形态广布于荷兰和俄国，后来又传入德国，而成为中欧巴洛克式建筑的一种特色。
支配荷兰建筑艺术的不是教士，而是商人，首先他们为自己建筑坚固的住宅，这种住宅的结构，几乎完全是同一样式的，既不像佛罗伦萨城大厦使人敬畏，也无特别醒目令人称羡之处，房舍内部则布置得相当豪华，花园各处也修剪得很仔细。市民的建筑物则有较多的装饰，显得颇为自负。利文·基（Lieven de Key）调和了法国、德国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要素，建造莱登的市政厅。他为哈伦的屠宰公会建筑的大厅，傲然挺立，有如哥特式的大教堂。在海牙的市政厅，显出纯然荷兰式的古典风格。
在建筑与雕刻方面，亨德里克·凯泽（Hendrik de Keyser）有“荷兰的米开朗基罗”之名，他在29岁时（1594年），就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建筑师。在那里他设计了威斯特科克（Westerkerk）票据交换所和东印度公司，其格调完全是意大利、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样式。在代尔夫特，他建造了市政厅和威廉一世的纪念碑。1627年，他在鹿特丹以青铜铸造了高贵的伊拉斯谟像，这座铜像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仍完整无损。
在次要的艺术中，制陶术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在鹿特丹和代尔夫特的瓷砖工业，因其具有优雅的风格，也成为一种艺术。在荷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代尔夫特出产的彩陶。约1610年，在荷兰与东方开始通商后不久，代尔夫特的制陶者开始仿制中国的陶器，制造一种精细供装饰用的蓝色陶器，称为荷兰瓷器。半个西欧世界很快也将代尔夫特陶器展示于墙壁或架子上供人欣赏。
绘画是荷兰最主要的艺术之一。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地方——即使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不例外——的艺术，享有如此盛名。1580年至1700年的艺术说明书，列举了1.5万件荷兰绘画作品。虽然意大利的风格大大地影响到佛兰德斯的艺术，北方诸省因成功地抗御西班牙势力的入侵，产生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自尊，只须由从事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富稍加资助，立可触发一次文化上的爆发。由于教会与贵族势力式微，艺术开始走上家庭生活与写实主义的路线。新兴的赞助者是商人、市镇长、律师、公司、公会、自治区、医院等，作品也以肖像画、团体画及风俗画为主。几乎每一个荷兰城市都有由地方势力赞助以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如哈伦、莱登、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多得勒克、代尔夫特、海牙等。普通的市民以各种画来装饰他们的家庭，有时不惜高价收购，如一位面包师为了证明他有良好的鉴赏力，付出600金币购入一幅维米尔（Vermeer）所作的单人画像。艺术力求通俗：圣者不再被用于题材了，商人取代了圣者的地位，住家与田野也取代了教堂。写实派大为风行，坐着供人绘画的资产阶级人士，欣赏画家们将他们稍加美化。那些悬挂在壁上的画大多是画着堤防和沙丘、风车和小屋、梭船和喧闹的码头，这些画使人清新愉悦，勾起实际与日常事物的怀念。前一世纪中，一般家庭悬挂的历史英雄、神圣殉道者及异端神像，现则被神情飘逸的豪饮者、酒坊醉酒者等画取代了。裸体画已经过时了，在那种潮湿的气候里，再加上画中那些肥胖的躯体，裸体已经不再引人遐思了。意大利式的美、文雅和庄严，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似乎不适合，因为新的艺术环境只介绍日常生活和熟悉的景物，对艺术的其他部分则无所求了。
全国热衷于绘画作品时，也显现出悲哀的一面：依靠绘画为生的艺术家，大多数都贫困潦倒。在佛兰德斯，王公巨卿和主教们还肯高薪聘请他们喜欢的艺术家。但在荷兰，画家因为个人之间的竞争，只能将作品售予普通的市场，大部分画家的作品由中间商售予顾客，他们知道买贱卖贵的生意经。荷兰艺术家很少收到高的价格，伦勃朗最负盛名时，他的名作《夜巡》（The Night Watch）仅售1600基尔德，戈因（Jan Van Goyen）的《海牙景色》（View of Hague）仅得600基尔德，余者售价更低。斯蒂恩（Jan Steen）所绘3件人物画像仅得27基尔德，伊萨克·凡·奥斯塔德（Isaac van Ostade）13帧作品也仅售相同数目而已。很多荷兰画家必须赚取外快以糊口，戈因兼售郁金香，霍贝玛（Hobbema）是收税员，斯蒂恩则兼营一家小客栈。艺术家过多，作品充斥市场、乏人问津。名画家成篇累页介绍不尽，其佳作须专门著书列举介绍。
他的祖先在哈伦居住达两个世纪之久，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行政首长，不知何故，弗兰斯在安特卫普出生，直到19岁时才回哈伦定居。1611年以前，我们无法知道有关他的更详细的资料，那一年哈伦教堂的登记册上登记了弗兰斯与安妮可（Anneke）所生之子霍尔曼（Herman）受洗的记录。另一个是来自警察法庭的记录（1616年），叙述弗兰斯因毒打太太被捕，受到严厉的惩戒，最后由他保证以后不再犯，并远离酒肉朋友才被释放。7个月后，其妻安妮可去世，又过了5个月（1617年），弗兰斯与丽丝珀斯·瑞尼尔（Lysbeth Reyniers）结婚。9天之后即生下一个孩子。他已为我们留下他和第二任太太一张令人钦佩的画像。在以后的47年里，她与他共同生活，忍受他的贫穷和酗酒。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个愉快的人外，其余无任何动人之处。
他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时，已经36岁了。《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的宴会》（The Banquet of the Officers of St.Joris’Shooting Guild）——5张《杜也伦》（Doelen）画中的第一件作品，获得巨大成功，弗兰斯因此奠定了他在绘画史上崇高的地位。“杜也伦”即义勇军司令部，义勇军在该处练习射术、举行竞赛和社交活动，也充当地方的民兵。这类团体偶尔也聘请画家为他们画团体像，每人都坚持以地位和支付费用的多寡来决定其在画中显示的重要性。当时那些军官都穿着最华丽的服饰，聚集在筵席旁边，其中一人手持颜色鲜明的队旗。哈尔斯绘出每个人生动有力的肖像、各种姿态和特色，每个人像均属上乘佳作，他也得到了应得的酬劳。
在以后的11年中，我们即未曾再听过他受命担任此类工作，但在这段时期，他作了很多名画，都被列为荷兰艺术的佳作，如《青鱼贩》（The Herring Seller）——又是将一部生命史表现在一张脸孔上的杰作，《欢乐的三位一体》（The Merry Trio）和《贵公子之怒吼及其爱人》（Junker Ramp and His Girl）这两幅画现均存于纽约。有名的《欢笑的骑士》（Laughing Cavalier）——自信的具体表现，所有的财物均在背面装饰昂贵的鸟类颈毛和花朵缀成的大衣上呈现出来，他绽开的笑容，一如拉·吉奥康达（La Gioconda）的一样神秘难解。1624年，弗兰斯完成了他的自画像——健美英俊的脸孔，一对沉思的眼睛，似乎在否定他的锦绣服饰与环抱的双臂呈现出来的骄傲气质，这个人就是嗜酒如命，而又一心一意想达到完美境界的弗兰斯。
1627年，又作第二次“杜也伦”团体画，即另一个《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活动画，但没有第一次那样清晰明朗。哈尔斯故意改变风格，由轻淡明朗变为艰涩不重细节的画风——半色调、灰色阴影及柔和的轮廓。同年另一个“杜也伦”《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色调也减弱了许多。那些射手一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又请哈尔斯为他们画了一次（1633年）。这一次这位艺术家想起了他喜欢的颜色，并显出他的绘画天才，把各人的脸部画得很有趣、很突出。1639年，他画了另一幅《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但在这次的画中，个人的部分都消失在群体中了。总之，这些“杜也伦”团体画可以说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他们说明了中产阶级在荷兰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抬头并进入骄傲显著的地位。
哈尔斯在他的第二阶段画的人像以纪念性为主，《欢乐的酒鬼》中的酒鬼在一顶大得足以遮住很多酒鬼的帽子之下；《在沙地上跑的人》（The Sand Runner）是头发蓬乱、衣着褴褛而迷人的；《吉卜赛人》（The Gypsy）现存卢浮宫中，微笑且挺胸凸肚；《弄臣》现存于阿姆斯特丹；极富幻想的《巴尔萨扎·科伊曼》（Balthazar Coymans）现存于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董事》是哈尔斯登峰造极的杰作，是他成熟的顶点，此画与21年后伦勃朗画的《杜累波协会的董事》（Syndics of the Drapers’Guild）非常相像，又极不相像。
弗兰斯无数次的豪饮，虽然好像不会伤害到他的艺术，却损害了他的声望，即使当时的荷兰认为偶尔借酒狂欢并无伤大雅。他继续绘画，那些作品足以使任何艺术家因之成名：《希尔·鲍比》（Hille Bobbe），《哈勒姆的巫婆》（The Witch of Haarlem），醒悟的《笛卡儿》（Descartes）——大眉毛、大鼻子、会说“杜比托（Dubito）”的眼睛，及80岁作的《戴着垂边帽的年轻人》（Young Man in a Slouch Hat）。但灾难接踵而来。1639年，他的儿子彼得被送至疯人院，一切费用由市政府负担。1641年，他那任性的大女儿，在她母亲要求下，被送进贫民习艺所。1650年，弗兰斯已是穷困潦倒。1654年，当地的面包商控告他负债200金币，并查封了这位画家的家具。1662年，这位落魄的老人请求并接受了贫民救济。两年后，哈伦市议会决议给他年俸若干，而且马上送他一份礼物——3大包泥煤，以便点燃他家的炉灶。
他在1664年受委托画的两幅画很可能就是属于额外的赈济，《救济院的董事们》（The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和《救济院的女董事们》（The Women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男组像中显示出这位84岁高龄老画家不稳定的手，很多人的容貌被涂得模糊不清，但另一幅姐妹作《女董事们》，则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恢复了当年的雄风。该幅作品中的5个人，被描绘成5张温驯的脸谱，5个被烦厌的工作所折磨的老女人，在清教徒法规的约束下竟显得那么刻板、严肃，浑然忘却了她们年轻时的嬉戏和欢笑，但这些冷酷的表情中，似乎散发着一种怯懦的慈祥和一种疲惫的同情。这些最后的画，这位画家生命之火最后的火焰，现在连同“杜也伦”的油画，一起被悬挂在哈伦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中，馆址即当年救济院的所在地。
1664年，他在贫苦中逝世，葬礼在市内圣巴蒙教堂四周举行，极尽哀荣。哈伦市以长期抵抗围攻及她最伟大儿子的作品载誉于世。在他逝世后的200年中，他几乎被人淡忘了。他的画被零碎出售以换取食物，有时被廉价拍卖，或者根本无人问津。如果说艺术史家还记得他的话，那也只是记述他作品内容的狭窄——没有宗教画，没有神话、历史、风景或裸体画，或是他作画手法显然是轻率的快捷——没有初步的构图，只是快速地挥毫与涂色，这些都需要联想和观赏者的记忆，将其中的细节部分填满，可能是为平衡这种长期的忽视，今天他的画受到极高的评价。一位宽厚的评论家认为，哈尔斯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像画家”。时间这样最可靠的判断者，竟无法对他盖棺论定，那么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赞美他吧。
他生于莱登一位富有的磨坊主人——杰里特·哈尔门斯（Gerrit Harmens）的家中。哈尔门斯在他的名字上加了“凡·莱因”（van Rijn），大概是因为他家俯瞰莱茵河。这位画家定然极敬爱他的父亲，因为他为他画了11张或更多的肖像，戴着高贵的帽子，挂着链子，酷似一位兑换钱币的人，又像是位高贵的斯拉夫人——一张造型极佳的脸孔，很有性格——似饱经岁月而呈阴郁神情。他的母亲也被画了12次之多，最值得纪念的是珍藏在维也纳画廊（Vienna Gallery）的《老妇人》（Old Woman），神情显得焦虑而疲惫。在阿姆斯特丹的莱克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她正专心阅读《圣经》的画。假如像某些人所言，她是一位门诺派教徒的话，我们更可以了解伦勃朗对《旧约》的偏好及亲近犹太人的原因了。
他在14岁时入莱登大学读书，但他不热衷于文字或概念。一年后他退学，而且说服他的父亲让他研究艺术，他在这方面表现良好，1623年被送到阿姆斯特丹拜皮埃特·拉斯曼（Pieter Lastman）为师，其时拉斯曼被认为是当代的阿佩莱斯。拉斯曼从罗马带了古典的正统画法回到荷兰，伦勃朗很可能从他那里学得做一个卓越的画家。但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年后，这位好动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回到莱登，急欲绘出自己的风格。他素描或画出每件亲眼看见的东西。他借画自己的像为实验，改进自己的艺术，镜子成为他的模特儿。他给我们留下了比许多大画家的作品还多的自画像。在这些早期的自画像中，有一个迷人的头，现存于海牙。伦勃朗23岁时，自是英俊非凡（因为镜中的我们都非常英俊），头发自然散乱着，透出一股年轻人对传统的睥睨，敏锐而骄傲的眼睛，显示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事实上，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基础了。1629年，一位鉴赏家以100金币向他购买一幅画——在画家多得像面包商却未能获得同样温饱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竞争者而言，的确是一笔大数目。继描画自己和双亲后，他第一个主题是《圣经》上的人物。《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Jeremiah Mouring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那股神秘气氛使伦勃朗在宗教画上一举成名，《在殿堂里的西米恩》（Simeon in the Temple）完全抓住了人物的精髓。伦勃朗因受阿姆斯特丹各项邀请委托，于1631年又回到该地，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他抵达阿姆斯特丹不到一年，便画了一幅举世杰作《尼古拉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Professor Nicolaes Tulp）。那时荷兰的绘画中早已有数幅解剖画了。那位曾4次担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杰出外科医生，委托伦勃朗画他在“外科医师同业公会的大厅”中进行解剖示范时，并未破坏先例或违反善良风俗，他计划将那幅画呈献给该公会，作为他教授职位的纪念。尼古拉医师选了画中的这7位“学生”——显然并不是学生，而是在医学界或其他行业有地位的成年人，伦勃朗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人的性格与智慧的面容表现出来。尸体似乎显得过分膨胀，另两个旁观者也为后世留念而摆出了姿势。尼古拉医师本人进行这项工作时十分镇定，坚强而自信，但在尸体头部上方凝视的两个人，则是好奇心和注意力的生动表现，对绉领和肌肉光线的处理，更显出伦勃朗的专长。
现在委托作画源源而来，两年之内共有40件之多。口袋里有了钞票，体内又流着饥饿的血液，这位艺术家已届成婚之年（1634年）。萨丝基亚·乌伦波切有一张可爱的脸孔、灵活的眼睛、满头金丝秀发，并有足够令人愉悦的身材和财富。什么比存放于卡塞尔的那幅萨丝基亚像更迷人呢？她是一位富有的行政长官和律师的遗孤，可能是她的表亲，一位艺术品商人，说服她让伦勃朗为她画像。两次后，伦勃朗提出了求婚的要求。萨丝基亚带来4万金币的嫁妆，这笔钱使这位后来宣告破产的画家一度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艺术家之一。撇开金钱的资助不谈，她后来成了一位贤妻良母，她对丈夫专心绘画的天才显得很有耐心。她坐着让他画了好几次，虽然这些画逐次显示出她身体的一再发福，他还给她披上奇装异服，完成了那幅现存于伦敦的愉快的《花神》（Florla），及较简单的现存于纽约的沉思的《花神》。我们在一幅德累斯顿的画中看到了他的幸福，画中他拥着她坐在膝上，他的微笑使画面生辉，并举杯祝贺他肉体上和金钱上的狂喜。
在这些愉快的岁月（1634—1642年）中，他的佳作一幅接一幅地问世。他继续画他自己：存于卢浮宫的自画像中（1634年），他显得英俊而快乐，帽上饰有珠宝，胸前挂着金链；又在同年的《官吏》（An Officer）中——戴着一顶似乎征服世界的帽子，显得很华丽；1635年，他又画了戴着一顶羽毛高耸天际的华丽帽子的自画像。为寻求性格而非美丽，1634年他画了《老妇人》（Old Lady），显出无情岁月侵蚀下布满皱纹的脸孔，现存于伦敦的国家画廊。一年之后，又画了《靠椅上的老妇人》（Old Woman in an Armchair），现存于纽约。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80多岁的老人，即替他包上头巾，穿上衣服，描绘在《东方人》的画中。他有收集服装、珠宝、宝剑、昂贵礼帽和鞋的癖好，我们可在《马丁·代伊》（Martin Daey）看到这些（除宝剑外）东西——他的袖口饰有花边，长裤缀着绉边，鞋上有盾形物。他也以清新的虔诚，画了一些古老的宗教人物的画，以大街小巷中他遇见的老人和少女当模特儿——每幅画的技巧均极突出，光线的处理也扣人心弦，感觉的强度上也很感人，任何一件作品都堪称杰作，如《亚伯拉罕的献祭》（The Sacrifice of Abraham）和《拉斐尔天使告别托拜厄斯》（The Angel Raphael Leaving Tobias）即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幸福的岁月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人像画，如《执扇的淑女》（Lady with a Fan）和《戴手套的男人》（A Man with Gloves）两幅画实在难以笔墨形容。
这段时期的最后成就，也可能是伦勃朗所画的最伟大的作品，是一幅巨型油画（14英尺长，12英尺宽），即历史上闻名的《夜巡》，但名为《寇克上尉的火药枪队》（Captain Cocq’s Company of Harquebusiers，1642年）则更为适当。在那巨大的画面上一切细节均已完备，每一暗影或光线的投射都经过仔细的计量，而颜色的对称更经过事先周详的考虑。在图的中央，骄傲的上尉站着，穿着黄靴，身着白色外套和红色的帽子；左侧的少尉穿戴着金黄色的长靴、外套和帽子，宝剑闪闪发光，枪身发亮，各种旗帜如浪潮起伏；右侧是鼓笛队，这支队伍从总部出发，显然是参加庆典的游行。伦勃朗曾与被画的16人签约，每人付费100金币。很多人觉得付一样的钱，但在画中并未被同样显著地画出，有些人抱怨他把他们放在太暗的阴影中，或是由于下笔疏忽，未能使他们的朋友一眼就可辨认出来。之后就少有团体委托他作画了，他的事业也已有了衰微的迹象。
1639年定然是他收入丰富的一年，因为那年他购买了一幢宽敞舒适、位于乔登—布利德斯特拉特（Joden-Breedstraet）街的房子，住那条街的都是有钱的犹太人。这处房子耗资1.3万金币，这一笔庞大的款项他后来一直没有还清，很可能这幢房子不仅是供他家人栖息之用，也供学生、画室及日益增多的古物、古董及艺术品收集之用。住进去之后第一年他只付了一半，其余留作债款，日积月累之后本利相加，债台高筑，终使他走上了破产的厄运。
同时，他深爱的萨丝基亚的健康每况愈下，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但都在孩提时夭折，孩子出生时痛苦的分娩和凄惨的结果，也缩短了她的生命。1641年，她生了一个儿子蒂图斯，孩子活下来了，她却在1642年去世。她的遗嘱是留下她所有的财产给伦勃朗，但附带条件是他再娶时，这笔遗产必须转给她的儿子。她死后一年，伦勃朗从爱的追忆中画她的像。
妻子的去世使他的心情变坏。从此，他似乎被死亡的念头困扰，虽然对家有着一股深情，但他总喜欢一人独处，不愿加入人群。现在他渴望的是一个人静静地独处。他作画时，他把那些先睹为快的人赶开，对他们说：“油漆的味道对健康不好。”他不像鲁本斯那样具有丰厚的文学涵养，他读书不多，除《圣经》外几乎没有读过其他书。他生活在颜色、阴影和光线组成的无言的国度中，其繁杂多姿一如文学世界，完全不同而有其特点，求画者来为他摆姿势时，他总难以表现出应有的社交礼仪，也未能略为交谈，使他们感到愉悦、安静。当他们发现伦勃朗也像以前大多数画家一样，不先勾勒轮廓再润饰细节，而喜欢直接画在画面，这就需要被画者多次摆姿势，求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更有甚者，他的画法是依感觉或想象的印象派，而非忠实地画下他所见的，其结果并非总受人家欢迎。
他那间位于犹太人地区的房子，并不能对他有所助益，很久以前他就和很多犹太人交往。他曾于1636年为马纳萨（Manassah）雕刻一幅肖像。现在（1647年），他在木板上为犹太医生伊夫拉·波尼斯（Ephraim Bonus）画那张忧郁的脸。他接触的几乎都是希伯来人，他显然也喜欢他们，他逐渐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中找到了画人像的题材。很可能他也知道斯宾诺莎，后者1632年至1660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有些人认为伦勃朗本人是犹太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受过洗礼的新教徒，而且他的相貌也完全是荷兰人的样子，但他对宗教和种族并无偏见。在他的犹太人画像中，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同情与了解。他沉迷于犹太老年人，他们留着智慧的胡须，有着忧伤的眼睛。大部分的希伯来苦难都在列宁格勒赫米泰奇（Hermitage）所藏的《犹太老人》（1654年）和伦敦的《犹太教牧师的画像》（约1657年）等脸上表现出来。最后的那位犹太牧师就是伦勃朗破产后给予精神慰藉和物质援助的人。
我们发现他在1649年画了《睡中的亨德里耶·斯托福尔》（Hendrikje Stoffels in Bed），而且有了一位情妇。她曾是萨丝基亚的女仆，她留下来和这位鳏居的艺术家住在一起，忠实地照顾他，不久即以身相许。他没有娶她，因为他不愿放弃萨丝基亚留给他年仅8岁的儿子的那笔遗产。他于1652年画亨德里耶时，她还算漂亮，两只眼睛射出诱人的光芒。1654年，可能是她两度裸身供他研究裸体画《沐浴中的拔示巴》（Bathsheba at the Bath）和《涉水的女人》（A Woman Wading），两幅画均具色彩和丰盈之美。那年6月，她被召唤至教区教堂长老们的面前，他们严厉叱责她的通奸罪，并拒绝她参加圣事。10月，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孩，伦勃朗承认那是他的孩子，并设法安排让孩子安然受洗。他试图像爱他的妻子那样深情地去爱他的情妇，否则他在1658年她穿着那件与头发相衬的红袍时，怎能在她脸上注入如许的柔情？她对蒂图斯来说是一个好继母，蒂图斯现已长成一个英俊迷人的少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他14岁时的一幅画像，像女孩子那样可爱，一双年轻人的眼睛为生命所惑，而父爱也仅能给他一半的安全感。在华莱士收藏馆中，更长一岁的画像也是如此。我们多少能想象出当伦勃朗这一年面临经济困境时，蒂图斯定然是他父亲一个极大的慰藉。伦勃朗努力工作以使收支相抵，一些伟大的宗教作品即完成于这个时期（1649—1656年），如《雅各祝福其子孙》（Jacob Blessing His Grandchildren）、《井旁的基督》（Christ at the Fountain）、《基督与撒马利亚妇人》（Christ and the Woman of Samaria）、《从十字架上下来》（Descent from the Cross）。然而，在新教的荷兰，教会的题材是不被需要的。他尝试画些以神话为主题的画，但只在替下列各角色披上服饰时才显得成功，《达娜伊》（Dana）毫无诱人之处，但《雅典娜》（Athene）和《战神》（Mars）在同类作品中则无有出其右者。他继续描绘那些引人入胜的性格肖像。《尼古拉斯·布鲁伊宁》（Nicolaes Bruyningh）是直接从一段生动的生命和思想里攫取出来的，而《扬·西克斯》（Jan Six）画中的荷兰市长，是他最佳、最有力的作品。大约就在这时，伦勃朗画了一些无名但能深刻表现人物特性的作品：《头戴金盔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Golden Helmet）、《波兰骑士》（The Polish Rider）、《百夫长科尔内耶》（The Centurion Cornelius），除此以外，大部分画像似乎都只有光辉的表面。
伦勃朗50岁那年，灾难降临了。他一向对财务方面的事情懒得过问，他曾鲁莽地买下房屋和艺术品，甚至买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现在因收支相差悬殊，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债台高筑。1656年，阿姆斯特丹孤儿院为了保护蒂图斯，将房屋和地产移交给他的儿子，虽然孩子的父亲被允许在那里住一段时间。7月，伦勃朗宣告破产。他的家具、油画、画图和收藏品，在匆忙中被廉价出售（1657—1658年），但所得之款不足以偿清债务。1657年12月4日，他被逐出那栋房子。他一再迁居，最后在犹太人住区定居。这次破产后剩了约7000金币给蒂图斯。蒂图斯和他的继母亨德里耶为了保护伦勃朗，合伙组成一个公司，出售伦勃朗剩余的作品，避免那些画被债权人抢光。他们似乎一直都给予这位年老的艺术家以充满爱心的照顾。
遭逢这些苦难时，他继续画了数幅杰作：《马背上的男子》（Man on Horseback），以40万美元售予伦敦的国家画廊；神奇的《老人的脸》（Head of an Old Man）——画家在80余岁时的觉醒，令人惊叹不止；生动而自然的《剪指甲的女人》（Woman Cutting Her Nails）——可能是安息日前夕需洗净全身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现在他也画了一些令人惊骇的自画像：《伦勃朗与其素描簿》（Rembrandt with His Sketch Book，1657年），现存于德累斯顿；而纽约弗里克收藏馆一幅更有名的自画像，表现严肃的脸和臃肿的身材（1658年）；现存于维也纳的全身人像（1659年）；及存于华盛顿的苦恼的脸（1659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1660—1669年），他依赖儿子和情妇为生。他的寓所狭窄，他画室的光线非常恶劣，由于年老和喝酒的关系，他的手已不若往日的果断。《圣马太》（St.Matthew the Evangelist）在结构上是粗糙的，但画中的天使不是别人，而是他那现年20岁仍美如处子的蒂图斯，而后这位艺术大师的最后佳作于1661年问世。《布商公会的理事们》（The Syndics of the Drapers’Guild），布料的管理员和检查员委托这位年老的艺术家为他们作画留念，以便悬挂在公会的大厅上，我们或会原谅他在构图时的踌躇、细节上的粗糙及投影的疏忽，却很难在这些地方挑出毛病。前后背景柔和的光线，使5个主要人物跃然入目，他们每人是“分开而单一的人”，但他们共同思想燃烧的一瞬被捕捉下来。在他落魄残年的很多作品中，鉴赏家发现他技巧和精力衰退的迹象——色彩的单调、细节的疏忽、匆促挥毫、运笔粗劣等。虽然如此，他仍画出了引人注目的作品，如《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一幅令人难忘的爱的宽恕之画像，以及《犹太新娘》（The Jewish Bride）。这是从一棵逐渐枯萎的树上所结的不可思议的果实。
我们尚未谈及他的风景画、图画和蚀刻版画。风景画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突出的，图画则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著名的有存于维也纳的钢笔画《阿姆斯特丹景色》（View of Amsterdam）和存于柏林的《坐着的老妇人》（An Old Woman Sitting）。伦勃朗的蚀刻版画就像那种辛苦的艺术历史上任何有名作品那样珍贵，其中之一的《基督治愈病患》（Christ Healing the Sick），后来成为著名的“百元金币佳作”（The Hundred-Guild Piece），因为该画当时出售的这个价格尚属空前。然而，1867年，该画的一张复制品即卖了2.5万法郎。
300件蚀刻版画、2000幅图画、650件油画——这是伦勃朗留下来的作品，几乎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闻名遐迩，那样的多彩多姿，具有原创性和深刻性。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几乎所有的画都是由他亲手绘成的，因为没有任何助手分享他揭示无形事物的秘密。他有些作品是漫不经心做成的，有些作品如存于卢浮宫《剥去皮的牛》（Flayed Ox）则令人感到厌恶。有时他全神贯注在技巧方面，有时则因视力的关系草率了事。他像大自然一样，以中立的姿态介于美与丑之间，因为对于他而言，真理就是最后的美，而一幅真实地表现丑的画就是美的。他拒绝把《圣经》中的一些人物理想化。他怀疑《旧约》中的希伯来人看来很像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他即用这种观感画他们，结果使他们走出历史和神话而进入实际生活中。他越是年老，越爱他周围那些心灵单纯的人，不喜欢那些利欲熏心、丧心病狂的人。在一些像鲁本斯那样的画家选择美丽、快乐、有力的人作为主题时，伦勃朗则把他的艺术贯注在对贫民、病患、不幸者，甚至畸形者的同情上，虽然他并不指明宗教的含义，但他似乎在无意中表现了基督和惠特曼对那些曾在互相杀伐中失败或拒绝对抗的人的态度。
最后我们来欣赏他年老时的那些自画像，画中的他一点也不虚荣，相反都是一些挫败的描绘。如1660年，他画的自己，那时他仍怀着容忍与勇气结合而成的心情，面对现实的生活，那张短胖不曾削修的脸虽然滑稽，但不悲伤。他仍然向前迈进，在同年的另一幅自画像中，则出现一幅忧虑的样子，使微红色鼻子四周的脸色显得阴暗而忧郁。1661年，他看自己已走投无路，但很达观地耸动他脸上的皱纹。而他在最后一年，把自己画成在接受生命的限度和辛酸的嘲弄之后显得一片宁静。亨德里耶于1662年去世，蒂图斯仍以他青春的火花照亮他，1668年这位老人为他儿子结婚感到欢欣。但是同一年，儿子也随亨德里耶去世后，这位艺术家失去了支撑。1669年10月8日那天，威斯特科克的死亡录上记着：“伦勃朗，画家……遗有二子。”
当时的人几乎都不曾注意他的去世，没有人会想到把他与鲁本斯甚至与凡·戴克并列齐名。他同时代的乔西姆·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写道：“他主要缺乏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知识，所以无法研究古物和艺术的理论（这件事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使他伟大的秘密）。要是他在事业上更谨慎一些，对社会的表现更礼貌些，他或许已经是一位更富有的人了……他的艺术因过分描绘社会上粗俗的一面而遭受了损失。”罗斯金同意德国艺术史家的话：“粗俗、呆板或邪恶总是像伦勃朗作品一样，由棕色和灰色的艺术表达出来……最好的画家的目的，是要画出阳光下那些最高贵的事物。伦勃朗则以微弱的烛光画些最污秽卑下的东西。”但德拉克洛瓦反映了法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认为：“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伦勃朗是比拉斐尔更伟大的画家。我写下——无须袒护——这个冒渎的话，这将使学会会员（Academicians）毛发悚然。”今天艺术评论家一般都认为伦勃朗的地位应在拉斐尔和委拉斯开兹等人之上，而仅有埃尔·格列柯能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知道，“真理”是时间的机能和奴隶。
从鲁本斯到伦勃朗，在范围和程度上，两人的画风竟有这么大的差异——欢愉的光线与抑郁的阴影，宫廷及出入宫廷的安特卫普贵族的欢纵淫逸与熟悉下层阶级的阿姆斯特丹破产者的痛苦悲伤。看这两位画家的画风，好比音乐上大和声中对位法的要素，会使人感到这个小国奋战庞大帝国的另一面的伟大及文明的复杂性，一端是欣然地以神话来装点它无可怀疑的信条和以艺术来装饰它所爱的神龛的天主教文明，另一端则是孕育出最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新教文明。
腓特烈二世于1559年登上丹麦王位时，丹麦正是欧洲最强盛、领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它还不曾学到自谦的智慧。在与瑞典争夺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商业上的控制权而展开的长期搏斗中，丹麦是最初的胜利者，因而更加扩张它的统治，一方面越过斯卡格拉克海（Skagerrak）抵达挪威全境，另一方面越过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而进入现在的瑞典南部。它掌握了奥雷桑德（oresund），又名桑德（Sound）——那片旋涡密布，最窄处仅3英里半宽，介于今日丹麦、瑞典之间的水域——东西两侧的战略城市：西侧的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Helsingr），东侧的马耳摩（Malm）和赫尔辛堡（Helsingborg）。更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它掌握了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哥得兰岛（Gotland）、奥塞尔（sel）诸岛，因而控制了波罗的海。在南方它囊括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诸公国，而在遥远的西北方它统治着冰岛（Iceland）和格陵兰（Greenland）。丹麦对通过这些海面之间海峡的商船征收的通行税，是王国岁入和战费的主要来源。
政治大权掌握在800位贵族手中，他们拥有全国半数的土地，他们压制农民成为农奴，通过国会和各州议会选举国王、治理国家。宗教革命时，由于并吞了大量以前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而使他们蒙受大利。国王豁免他们的赋税，期望他们能在战争时应国王的召集装备并领导属下的农民参战，但常常遭到拒绝。被剥夺了财产的新教牧师，在社会地位上低于贵族，对政治的影响也很微弱，但他们控制着教育，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检查权，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神学和圣诗。为数约100万的平民则嗜美食和烈酒。一位理发师劝告他的顾客说：“人们能够每月沉醉一次是一件大好的事，其最佳的理由是这可以使他们轻松，促进熟睡、利尿、发汗，而且促进全身的健康。”
这一时期有两位丹麦人在历史上特别值得一提：蒂丘·布拉赫（Tycho Brahe）——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克里斯蒂安四世，他做了60年丹麦国王（1588—1648年在位），即使没有王室血统的有利条件，他也将会是一位人民的领袖。我们略过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只要知道那位佛兰德斯的建筑师安东尼斯·凡·奥伯格（Anthonis van Obberger）曾为他在赫尔辛基——哈姆雷特（Hemlet）的艾尔西诺雷（Elsinore）——设计了那座克隆堡（Kronborg）城堡（1574—1585年）的要塞就够了。
腓特烈死时（1588年），克里斯蒂安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丹麦由四位贵族组成的摄政团统治了8年，然后克里斯蒂安正式亲政。以后的半个世纪，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多方面的才能使他的生活多彩多姿，使整个欧洲为之惊异。他进一步发扬了前述那位理发师的名言，在黄昏的酒会上他每饮必醉，每一次都需要别人扶他回家。他的举止不庄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他的臣民们几乎无人超过他。他的私生子数目之多难以计算。然而，他的人民对这些缺点一笑置之而敬爱着他，因为他在他们的婚礼中起舞，参加他们的劳动，而且不止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服务。除此之外，他具有拉丁文和科学上的知识，对艺术有良好的鉴赏能力及一个不致引起信仰真诚问题而又不致妨碍行乐的简单宗教信仰。公余之暇，他使哥本哈根（原意为“商人的港口”）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首都之一。他的建设计划使那个城市的范围倍增。他在位时，施洛斯（Schloss）、罗森伯格（Rosenborg）规模初具，此后不久，布尔西（Bourse）城中的高楼大厦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兴建起来。他改革挪威的政府，发展它的工业，又重建它的首都，那座城市因此有三个世纪之久以他的名字为名——克里斯蒂安城（1925年更名为奥斯陆）。在丹麦，他改革行政，鼓励制造，组织商业公司，建立大学和城镇，并在皇家所属的庄园中提高佃农的地位。
野心拖垮了他，因为他梦想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再度统一起来，而自己成为唯一的君主。贵族们以瑞典无法征服而反对，而且拒绝支持他。主要依靠外国的雇佣兵，他对瑞典发动了卡耳马战争（Kalmar War，1611—1613年）。“三十年战争”发生时，他很不情愿地为保卫新教而与瑞典并肩作战。危机过去后，他恢复和瑞典之间的战斗（1643年），虽然这时的他已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以浪漫的豪情领导他那不适于战斗的部队。克尔伯格（Kolberg）海战（1644年）时，虽然负伤20处而且瞎了一只眼睛，他仍力战终日，赢得一次暂时的胜利。最后，仍是瑞典获胜，《布洛姆西布罗和约》（Peace of Brmsebro，1645年）免除了瑞典在桑德海贸易的赋税，将哥得兰、奥塞尔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3省割让给瑞典。经过50年建设性的努力和破坏性的战争，克里斯蒂安四世去世时，他的王国较他继位时为小，而丹麦的黄金时代也已逝去。
在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现代瑞典的建立者——和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新教的救星——之间，瑞典的历史笼罩在各宗教教派争夺政权的云雾之中。贵族寡头政治的执政者陷丹麦和波兰于封建、衰弱之时，瓦萨已将瑞典由丹麦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而且将他的国家统一在一位强有力的世袭君主下。瑞典的农民是自由的，而且和贵族、僧侣、城市居民共同推派代表参加国会，同样的一个词“邦迪”（bonde）在丹麦指的是农奴，而在瑞典则是一位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人的光荣称呼。但是，土地资源受到气候、人手不足及桑德海中3个半岛地区被丹麦控制等因素的严格限制。贵族们由于新近屈服于国王而余怒未息，天主教会则因为在瑞典的财产被剥夺，也处心积虑地想再夺回人民、财产及瑞典的王位。
瓦萨的儿子埃里克十四很不适宜地面临了这些问题。他有勇气和才能，但他暴躁的脾气导致了外交上的失败，而且引他走上谋杀和疯狂。他处死了5名贵族领袖——其中一名为他亲手所刃——因而激怒了贵族。他继续对抗丹麦的“北方七年之战”（Northern Seven Years’War，1563—1570年），并因为攻取利沃尼亚（Livonia）而为未来预伏战祸。他阻止可能使他弟弟约翰成为波兰王位继承者的婚姻，使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疏远，而约翰不计一切和凯瑟琳·雅盖洛（Catharine Jagellon）公主结婚时，埃里克即将他囚禁于格里肖姆（Gripsholm）堡中。凯瑟琳赶来和约翰共度艰难的铁窗生活，说服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1568年，埃里克的兄弟们强迫他逊位，经过6年的囚禁，他在国会和新王的命令下被处死刑。
约翰三世一方面和丹麦及国内的贵族们议和，一方面重新挑起信仰上的冲突。他的妻子依仗自己的魅力苦苦哀求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在他的默许下，耶稣会的教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瑞典，其中最能干的安东尼·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负责说服国王皈依。约翰因过去同意处死他的哥哥，每遭受良心的谴责，思忖弑兄之罪，恐终难逃地狱的火刑。对这一点，波塞维诺力谏只有因忏悔而得到耶稣教会的赦免才能逃过。约翰顺从了，他依照罗马的仪式接受圣餐，而且同意只要教皇允许瑞典的教士结婚、弥撒时可以使用方言及圣餐时除面包外可使用酒等条件，他愿意使天主教成为瑞典的国教。波塞维诺衔命前往罗马，但教皇拒绝了这些条件，波塞维诺只有空手而回。约翰命令耶稣会的教士们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用瑞典语做弥撒。教士们拒绝受命而纷纷离去。1584年，天主教徒凯瑟琳去世，一年后，约翰和一位信仰新教的女士结婚，她也善用枕边细语把约翰又带回路德教派的信仰。
1587年8月，他信仰天主教的儿子被选为波兰国王，成为西格蒙德三世。依据卡耳马法规，约翰死后，西格蒙德将同时统治波兰和瑞典，但西格蒙德誓言尊重瑞典的政治独立和新教信仰。约翰去世时（1592年），瑞典的国会在他弟弟查理公爵领导之下在乌普沙拉（Uppsala）召开（1593年2月25日），出席会议的有300位教士和300位教外人士——包括贵族、市民、矿工和农民——决定采用1530年的路德派“奥格斯堡声明”（Augsburg Confession）作为瑞典教会和国家的官定信条。这一次历史性的宗教会议宣布除路德教派外，其余宗教一律不容许存在于瑞典境内，唯有正统的路德派教徒可被指定担任宗教或政治上的职务，又声称只有在西格蒙德接受这些原则后，他才可以在瑞典加冕，同时承认查理公爵在国王虚位时担任摄政。
由耶稣会教士教育的西格蒙德梦想将瑞典和俄罗斯一起带进天主教会。他于1593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上岸时，发现瑞典的领袖们几乎众口一声地要求他郑重地保证服从乌普沙拉宣言。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寻求妥协，但领袖们的态度坚决，查理公爵则召集了一支军队，最后，西格蒙德依照他们的要求提出保证，一位路德派的主教在乌普沙拉为他加冕（1594年2月）。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他的保证是在胁迫之下提出的。他指派6位州长保护瑞典境内残余的天主教徒，他则于8月返回波兰。
查理公爵和乌普沙拉地方大主教安杰曼尼斯（Angermannus）准备强制实行上次宗教会议的决议。苏德·科平会议（The Diet of Süder Kping，1595年）要求终止一切天主教的仪式，同时禁止“一切反福音宗教的教派”。主教下令，任何人如参加路德教的礼拜仪式，将被鞭笞，而且他巡视教堂时，亲自执行这种处罚。所有残存的修道院全被封闭，所有天主教的圣坛也被拆除。
西格蒙德的谋臣们要求他率领大军进攻瑞典。他认为5000人足够应付，便带领5000人于1598年登陆瑞典。查理公爵在斯蒂奇堡（Stegeborg）应战，遭遇失败；第二次在斯坦格布罗（Stngebro）的战斗查理获胜，西格蒙德再次同意尊重乌普沙拉宣言而返回波兰。1599年7月，瑞典国会废除了他的王位，当时担任摄政的查理公爵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1604年的瑞典国会通过了一条继承法案，明文规定瑞典的王位将由瓦萨家族中信仰已定为国教的路德教派的男女成员继承，同时规定一切反对上述宗教者均不得在瑞典居住或置产。“任何君王如背弃奥格斯堡宣言，将依其事实丧失王位。”因此导致查理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位，也因此导致他孙女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逊位。1607年，查理九世加冕为王。
他改革了紊乱的政府，大力促进教育、贸易和工业，又建立了卡尔斯塔德（Karlstad）、菲利普斯塔德（Filipstad）、玛丽斯塔德（Mariestad）、哥德堡（Gteborg）等城市。哥德堡的建立给瑞典一条进入北海的平坦大道，远胜过丹麦控制的那些海峡。1611年4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对瑞典宣战并进攻瑞典。当时61岁的查理要求与克里斯蒂安做个人决斗，为克里斯蒂安所拒。双方战斗达到高潮时（1611年10月），查理去世，在他死前手抚他儿子的头说：“他将完成我的未遂之志。”的确，他做到了。
瑞典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时正16岁。他的母亲是德国人——霍尔斯坦·格托尔普（Holstein Gottorp）阿道夫公爵的女儿。父母给予他瑞典和德国语言及新教教义方面严格的教育。12岁时，他已学会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荷兰文；此后他又学习英文、西班牙文甚至一些波兰文和俄文；此外，他广泛地涉猎古典典籍并接受各种运动、公共事务、战争技术等方面的训练。9岁时他开始参加瑞典的国会，13岁时接见各国大使，15岁时他治理一个省份，16岁时参加战争。他高大、潇洒、谦恭、慷慨、仁慈、聪明、勇敢，历史还能要求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瑞典人中广受欢迎，以至于那些被查理九世以叛国罪名处死的贵族们的儿子，也甘心情愿地替他效力。
他不曾显示出瓦萨那种个人的易怒和暴虐的倾向，但那种气质显现在他的好战之中。他自他父亲手中接下了丹麦的卡耳马战争，奋勇作战，但他觉得这个战争正把他导向错误的方向，1613年他给予丹麦100万泰勒以换取和平和瑞典船只通过各海峡和桑德海面的权利。这时使他更为关注的，是阻止俄国进入波罗的海。“任何时候，”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知道她的实力，将不只能够攻击芬兰（当时是瑞典的一部分）的两侧，而且能够在波罗的海上建立一支足以危及我们祖国的舰队。”他派遣他最富机智的将军雅各·拉加迪（Jacob de la Gardie）征服英格里亚。1615年，他又亲自率兵包围普斯柯夫（Pskov）。俄国的抵抗使他颇受困扰，古斯塔夫·阿道夫威胁将和波兰联盟，因而说服罗曼诺夫（Romanov）签订了和约（1617年），承认瑞典对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英格里亚的西北部包括现在圣彼得堡的控制权。暂时俄国被排斥在波罗的海之外。古斯塔夫夸口说，没有瑞典的允许，俄国不能有片帆只桨出现在波罗的海。
现在，他的注意力转向波兰，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仍然自称是瑞典的君主。其时波兰境内天主教得势，热切地希望能有另一次机会使瑞典改变信仰，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波兰拥有但泽、美麦耳、里堡、里加等大港，在争取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上，是比俄国更为强大的竞争者。1621年，古斯塔夫率领158艘船和1.9万名军队包围里加，该地为1/3波兰货物的出口处。里加的住民大部分是新教徒，因此可能不会对于一位路德教派的君主有反感。它投降后，古斯塔夫仁慈为怀，以收买当地的民心。在和波兰的3年停战期中，他加强军队的士气和训练，而且和与他同时的克伦威尔一样，以虔诚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他研究拿骚的莫里斯的战术，学习如何用快速移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赢取战争。他从荷兰召来技术人员教导他的士兵围攻和使用大炮的技术。1625年，他再度横过波罗的海攻占多帕特，确定了瑞典对利沃尼亚的控制，同时将立陶宛完全封闭在波罗的海之外。一年以后，他的军队征服了波兰王室封地内的东西两普鲁士。仅有但泽一地坚抗不屈。征服的地区成为瑞典的省份，耶稣会教士被驱逐，路德教被指定为官定宗教。整个新教的欧洲，此时都把古斯塔夫视为当时正在德国燃烧的大战火中可能的救星。
在和平的间歇中，他在处理内政问题上展示的才能略逊于战争中的表现。外出作战时，他将政府交给贵族们管理，为了确保他们的忠心，他允许他们垄断各项公职及以低价向王室购置广大的地产。他抽出时间来稳定岁入，重组法院、邮政、医院和贫民救济等事业。他设立官费学校，建立多帕特大学，再度捐赠大量资金给予乌普沙拉大学。他鼓励开矿和冶金，使瑞典拥有制造军备的材料和技术，这在他的成功中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他给予瑞典南海公司（Swedish South Sea Company）特许权状和专卖权，以促进瑞典和国外的贸易。他的那位以临危不乱出名的乌克森谢尔纳大臣也对他主人充沛的精力讶异不止。“国王，”他说，“驾驭矿业、贸易、制造工业和关税等各种重要事业，就像一位舵手驾驭他的小舟一样举重若轻。”他恳求古斯塔夫冷静下来。“如果我们都像你那么冷静，”国王回答他，“我们都会冻僵了。”“如果我们都像陛下那么热心，”大臣反驳道，“那我们就要燃烧起来了。”
现在这位瑞典骑士将他日益枯竭的狂热倾注在“三十年战争”中，“使欧洲所有的战争合而为一”，他说。他曾焦灼地注视华伦斯坦（Wallenstein）赢得的各次胜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进入北德国、丹麦的溃败及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波兰和奥地利的联合。不久，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谋求控制波罗的海，那么瑞典的商业、宗教和生命，都将任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支配。1629年5月20日，古斯塔夫就华伦斯坦意欲将波罗的海变成哈布斯堡王朝内海的图谋向瑞典国会提出警告。他向国会建议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因此要求国家对他加入这一场决定宗教信仰命运的大战役，给予精神和财政上的支持。瑞典由于以往的多次战役已负担沉重，但国会和人民响应了他的呼吁。在黎塞留的协助之下，他和波兰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为期6年（1629年9月）。他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准备船只、补给、军队和盟国。1630年5月30日，他向国会做了一次流畅而动人的告别演说，就好像他已预见他将无法再见瑞典一样。6月26至28日，他的部队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海岸外一座岛上登陆，古斯塔夫迈向光荣和死亡。
他的女儿——王位继承人——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指定那个天才云集的时代中最能干的一位政治家——乌克森谢尔纳伯爵为摄政。克里斯蒂娜后来描述他：“他年轻时曾博览群书，其后在公务繁忙中继续进修，他对世界事务和利害关系的把握能力和了解程度很强，他知道每个欧洲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他富有野心，但忠诚而廉洁，而有一点过于舒缓和镇静。”他以沉默闻名，即便说话时，也表现出一种外交的艺术。古斯塔夫转战异域时，有两年的时间他成功地治理瑞典。后来担任了克里斯蒂娜的摄政，他除了指挥瑞典在德国的军队外，尚治理国内的事务。两年中，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堪与之相比。1634年，他起草了一份《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详述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权利和义务，这是现在所知成文宪法的一个最早范例。
1644年，18岁的克里斯蒂娜正式揽权。她自认适于治理这个人口已增至150万、生机勃勃的国家，事实上她也确实拥有一位早熟男子所有的一切能力。“我来到这个世上时，”她说，“浑身毛发，声音强壮而沙哑。宫女们都以为我是一个男孩，她们高兴地惊呼，最初也使国王受了骗。”古斯塔夫知道是个女孩后，表现得像一位宽怀大度的绅士，而且日后对她宠爱有加，仿佛对有她这样一位继承人十分满意；但她的母亲——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林诺拉（Maria Eleanora）对她的女儿身始终不能释然。或许她母亲的这种厌恶女孩子的态度促使克里斯蒂娜在她体能允许的范围内变成一个十足的男子。她有意地忽略外表，蔑弃修饰，语言粗俗一如男性，她喜欢穿男性服装，参加男人的运动：飞快地跨骑马上，狂野地狩猎，对猎物她一击必中，但“我每杀死一只动物，总免不了对它感到由衷的怜悯”。
虽然她有这些男性化的特征，她仍有一些女性的妩媚。后来做了阿夫兰切斯（Avranches）大主教的皮埃尔·休特如此描述她（1653年）：“她的容貌高雅而美丽，发色金黄，目光闪烁……她面部带有一种羞怯的表情，一句粗鲁的语言使她面现赧颜时，那种羞怯的表情就充分地显现出来。”替西班牙大使办告解的耶稣会神父曾说：“她深恶结婚，因为她自由地出生，也愿意自由地死去。”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样，知道她的丈夫将企图为王。她对自己的缺点非常敏感，而且勇于承认那些缺点。“我不信任他人，猜忌，野心勃勃地想超过别人。我脾气暴躁，骄傲而无耐心，轻蔑而爱讥讽。我残忍无情，我对事情怀疑的态度使我很难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她慷慨得近乎奢侈，而且工作认真。“她每天仅睡3至4个小时，”那位耶稣会神父说，“她醒来时，花费5个小时阅读……除水之外她从不饮任何其他饮料，人们从来没有听她谈过她的食物烹饪得好或是坏……她定期参加国会……有一次她生热病达28日之久，但她从未忽视国家的事务……她亲自接待各国大使，从不假手秘书或大臣。”
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野心，不仅希望和青年们在运动上或和朝臣们在政治上一争长短，而且想和学者们在学识上一分高下，而这些不仅包括语言和文学，更包含科学。14岁时，她已通晓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18岁时，又学会了拉丁文；其后，她又研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她爱读意大利文的诗集，对明朗活泼的法国文明深具羡慕之感。她热切地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通信。她设立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珍贵的古代手抄本书籍，学者们从很多国家不远千里而来查阅这些珍本古籍。她死后，艺术品鉴赏家们对她生前从事搜购图画、雕刻、珐琅艺品、木刻及各种古物时显示的良好的鉴赏能力有深刻的印象。她像搜集艺术作品一样地求才若渴，她渴望和博学深思的人相处，她将克劳迪斯·萨尔马修斯、伊沙克·沃修斯、格罗齐乌斯、尼古拉·海因修斯等著名学人召入宫中，并厚加赏赐。那些不能进宫的学者也将他们的著作和颂词呈献给她，这些学者包括斯卡龙、巴尔扎克、斯屈代里及那位严肃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弥尔顿虽对萨尔马修斯颇有微词，但声称她“不仅适于治理欧洲，而且能治理整个世界”。帕斯卡将他的算数器呈献给她，并附了一封非常优美的函件，赞美她不仅是一国之君，而且是一位智慧领域中的女王。
她的次一嗜好是哲学。她和伽桑迪（Gassendi）通信，他像其他人那样恭贺她实现了柏拉图以哲学家为王的梦想。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来到宫廷中，见了她，并以惊叹的神情听她阐述柏拉图著作中为他深爱的观念。他企图使她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机体时，她说她从不曾见过她的手表生出小的手表。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她不曾忽略本国的人才。瑞典在当时有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人物——乔格·斯蒂耶姆（Georg Stjernhjelm），他是语言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是瑞典诗之父，也是当时瑞典知识生活的中心。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钦佩他，给予他贵族的爵位。克里斯蒂娜则以他为宫廷诗人，一直到他投敌叛她为止。
受到当时大教育家约翰·科梅纽斯（John Comenius）教学理论的吸引，她把他邀请到斯德哥尔摩，改革瑞典的学校制度。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牛津、剑桥等地一样，她也亲自到乌普沙拉访问，以鼓励该地大学师生的情绪，她在那里聆听斯蒂耶姆和其他学者讲述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她在多帕特建立了一所学院，而且赠给该学院一座图书馆；她建立了6所其他的学院；又将她父亲在芬兰亚波（Abo）创设的一所学院扩充成为一所大学。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一些前往阿拉伯研习东方学术。她召来荷兰的印刷工人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她鼓励瑞典的科学家用瑞典方言写书，以便知识可以在平民之间流传。毫无疑问，她是历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之一。
她是否有自己的主见，还是无分轩轾地接受一切向她汹涌而来的知识浪潮？关于这一点，大家公认在政府中她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决定，不仅统辖而且治理。她留下的片断的回忆录，写得生动而迷人。她亲笔写的那些格言中，嗅不出一点陈腐的气息：
人的高贵和他所能付出的爱心成正比。
愚人比无赖更可怕。
忠言逆耳。
不寻常的美德是一种永不为常人宽恕的罪恶。
虽然时代和距离会使至高的灵魂分离，
但灵犀一点可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婚比作战需要更大的勇气。
一个人不再崇敬或畏惧任何事物时，他就超越了一切。
对世界动怒的人，已经学到他所知的一切也是徒劳。
哲学既不能改变一个人，也不能纠正一个人。
最后，尝试了各家哲学之后，或许在她决心停止做一个基督徒之后，她皈依了天主教。有人指责她从她的医生伯德罗特（Bourdelot）那里吸收了无神论的思想；一位瑞典史学家认为她的转变是一种有意的胡闹，这种说法得到伏尔泰的附和。依照这个理论，她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既然真理无法被了解，一个人不如皈依一种最能投合自己感情和美感的宗教，同时把最大的慰藉给予大众。但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通常都是极端怀疑之后一种真诚的反动，在怀疑的深处，神秘主义将应时蠢动。克里斯蒂娜本身就有一些神秘因素，她的回忆录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信仰是一件保护的外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完全放弃了信仰，等于让一个渴望衣服和温暖的人赤身裸体。而且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件比那色彩缤纷、美感至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更温暖的衣服？“如果，”她说，“一个人不信天主教，他如何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对改变信仰的问题及由此而牵连到的一切复杂因素曾细加考虑。如果她放弃路德教，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她深爱的父亲的意见，她不仅必须放弃王位，而且要离开她的国家。这个信仰上的改变，对他父亲为保护新教的欧洲所做的一切英雄式的努力，将是何等巨大的一股逆流？但她已厌倦那些传教士和国会议员的高谈阔论，也厌倦了那些学者、博古家和历史学家故炫博学的琐碎议论。同时，瑞典可能也对她感到厌倦了。她割让王室土地及对佞幸们所费不赀的赏赐，已经使国家的岁收入不敷出。大部分贵族联合反对她的政策。1651年曾发生短暂的叛乱，叛党的首领虽立即被处死，但一股兴起的怨恨并未消失。最后，她生病了，可能过度地工作和思考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常常发着危险的高烧，加上肺部发炎的症状。好几次她昏厥过去，有时失去意识达一个小时之久。1648年，在一次大病中，她“发誓放弃一切，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希望上帝能保全我的生命”。她是一个地中海的灵魂，现今瑟缩在严寒的北国。她梦想着意大利的晴朗天空和法国格调迷人的沙龙。能加入那些富有教养，而以孕育法国智慧为天职的淑女群中，该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如果她能随身携带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
1652年，她秘密遣送了一位葡萄牙公使馆的随员前往罗马，要求耶稣会教士到瑞典来和她讨论天主教的神学。教士们化装进入瑞典。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很使教士们头痛：她问他们究竟是否真有上帝存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是否还能继续生存？除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界？他们正准备知难而退时，她安慰他们说：“如果我比你们想象的更接近于变成一位天主教徒，你们作何感想？”“请听着，”耶稣会教士中的一人说，“我们感觉那好像是一个人从死中复活。”
在退位之前变成天主教徒是国法不允的，但在退位之前，她想说服瑞典国会接受她的表哥查理·古斯塔夫为她的继承人，以便保持瑞典王室的世袭制度。长期的谈判使她的退位日期一直延迟到1654年6月6日。这次退位典礼几乎和99年以前查理五世退位时同样感人：她摘下头上的皇冠，取下一切王室的标志，又脱去王袍，穿着朴实的白色绸衣站在国会前面，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说，向她的国家和人民告别，使那些沉默严肃的年老贵族和那些冷静镇定的市民代表，也无法不潸然泪下。国会供给她未来的生活费用，允许她继续保有她的侍从。
退位之后第五天的薄暮，她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在努古平（Nykbing）停下来向她母亲做最后的探视。在两天不眠不休的旅程中，她染患了肋膜炎，康复后她继续向哈尔姆斯塔德城进发，在此她写信给伽桑迪，赠送他一笔年金和一条金链。最后她接到新王查理十世的求婚信，她很礼貌地予以拒绝，然后化装成男子，使用多纳（Dohna）子爵的化名搭船前往丹麦。她不曾想到，在其后35年的岁月中，她仍要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时期的波兰，和罗马教廷保持着和平关系。了解一下天主教如何快速地在那个王国中将宗教革命时丧失的土地几乎完全恢复，对我们是有教益的。但是，首先让我们浏览一下文化演进的政治背景。
这一时期以一项著名的政治上的成就开始。在波兰东南部的立陶宛大公国由公爵统治，而且将它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基辅和乌克兰扩向奥得萨和黑海。俄罗斯力量的茁壮对立陶宛的自治形成威胁。虽然它的希腊正教信仰和俄国的信仰大致吻合，但它不得已决定投向波兰。因为与其被俄国兼并，倒不如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合并，更能维护它的自治权。西格蒙德二世签署了历史性的《卢布林合并条约》（Union of Lublin，1569年7月1日），表明了他的统辖权。立陶宛承认波兰国王为它的大公，派遣代表前往华沙的塞姆（Sejm），接受那个国会为它一切对外关系的政府，但保存自己的宗教、法律及内政自主的权力。波兰经过这次扩充，现在拥有1100万人口，国土从但泽直至奥得萨、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毫无疑问，它已成为强国之一。
西格蒙德二世死后（1572年）没有男性继承人，使那个始于1386年、给予波兰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君主及一个在宗教上宽容和启发人道的文化的雅盖洛王朝告终。贵族们一直怨恨世袭君主，认为是对他们封建权力和自由的一大妨害。现在，他们决心以选举君主的方式将大权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贵族的共和国，而使未来的国王成为国会的仆人。因为国会中不仅包含地位较高的贵族，而且包含士绅阶级，即地位较低的贵族，所以这个计划好像是实现了亚里士多德一个政府应该混有君主的、贵族的、民主的因素，以收相互制衡之效的理想。正当波兰在波罗的海中的竞争者瑞典和俄国，凭着世袭君主们为后代着想的特权，逐步走向军事联合之际，波兰的新宪法却使国家主权分崩离析。现在，每一次君王的选举都变成一次拍卖，贵族们把票投给竞选者中出价最高的人。这些竞选者通常都受其他国家的经济支持，所以法国的官员用送礼的方法，替那个不成材的瓦洛伊斯的亨利买下波兰的王位（1573年）——只为了一年后将他召回，成为法国的庸君亨利三世。
经过一阵混乱的王位虚悬，波兰国会最终选择了以斯特凡·巴托里（Stephen Bàthory）为王（1575年），算是挽回了一点失去的声名。巴托里还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太子时，就以长于政治和作战而知名。他在华沙的代理人曾经应许，如果当选为王，他将付清国债，给予波兰国库20万金币，收复波兰被俄国所占的一切土地，而且在必要时愿为波兰的荣誉舍命。谁能抗拒如此诱人的应许？虽然一些富有的贵族倾心于支持参加竞选的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但司选举的国会中，有7000位议员热烈地支持巴托里。他当选以后带着2500名军人昂然地骑马而来。他和安娜·雅盖洛（Anna Jagellon）的婚姻赢得很多人的好感。他又领兵进袭但泽（因为但泽拒绝承认他为王），逼迫那个高傲的港口付给波兰国库20万基尔德的罚款。
即使如此，贵族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喜爱这位眼光锐利、心境现实、蓄着威严而令人畏惧须髭的新王。他厌恶繁文缛节，衣着简朴有时甚至身着补丁，饮食也不讲究，牛排和白菜就能使他大快朵颐。他要求经费以便进行一次反俄战役时，贵族们悭吝地许他以不够支配的补给。靠着特兰西瓦尼亚的津贴，他带领一小支军队出发，包围了当时俄国的第三大城市普斯柯夫——当时在位的俄皇是伊凡四世，在人民心目中他虽是可怕的魔王，但他自认年龄老迈，无法对抗生龙活虎的一个敌人。他求和，将利沃尼亚割让波兰，而且应许俄国被阻挡于波罗的海之外（1582年）。伊凡去世（1584年）后，巴托里向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建议征服整个俄国，使它与波兰合并，然后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使整个东欧臣服在教皇的权威之下。西克斯图斯五世没有反对他的建议，巴托里却在辛苦准备这次征战的中途死去（1586年）。他停止给波兰招来更多麻烦时，波兰开始体会到他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予西格蒙德三世，因为他们以为他既是瑞典王位的继承人，可能会把瑞典和波兰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以控制波罗的海、抑制俄国的扩张。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看到他在位的一半时间是徒劳无功地企图在瑞典树立他自己的权威和天主教的信仰。1605年，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突然去世，俄国陷入毫无防卫的混乱中，因而给西格蒙德另一次机会。不曾得到国会的同意，他即宣布自己是俄国王位的候选人，并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俄国。他花了两年时间围攻斯摩棱斯克城（Smolensk）时，他的部将斯达尼斯拉斯·佐尔基斯基（Stanislas Zolkiewski）在克鲁辛诺（Klushino）击败俄军，进入莫斯科，说服了俄国贵族接受以西格蒙德的儿子拉迪斯拉斯（Ladislas）为俄国之王（1610年）。但西格蒙德拒绝这个安排，因为沙皇应该是他，而非由他儿子即位。他攻克斯摩棱斯克城（1611年）后，即领兵向莫斯科进发。但是他永远没有抵达目的地，因为俄国的冬天赶上了他迟缓的步伐。他的士兵领不到薪饷，发动了叛变，1612年12月，他的军队在痛苦和混乱中由俄国撤回波兰。这一次耗费巨大的战役的唯一结果，是西格蒙德得到了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基（Severski）两座城市及在俄国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的波兰影响。
西格蒙德统治的其余时期，是一连串导致灾祸的战争。他和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使波兰卷进一个耗资巨大的对土耳其人的斗争，这固然为那位神圣罗马皇帝乐闻，但波兰依靠着将领的多才和士兵们的英勇，才得幸免于亡国。古斯塔夫·阿道夫利用波兰专注于南方时进攻利沃尼亚。1629年的《阿尔特马克和约》（Peace of Altmark），使瑞典成为利沃尼亚和波罗的海的控制者。西格蒙德死时已经是一位身心俱悴的人物。
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他的儿子，因为当时37岁的拉迪斯拉斯四世已经显示出他有膺任将军的勇气，而且他坦白和愉快的个性，使他赢得很多友人。他触怒了罗马教皇，因为他容许新教存在于波兰及希腊正教存在于立陶宛境内，在索恩（Thorn）的托伦（Tórun）允许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教士们心平气和地作公开的辩论。他鼓励美术和音乐，购买鲁本斯的画和戈布林的挂毡，建立了波兰的第一座永久剧场，而且上演意大利的歌剧。他和那位被囚禁的伽利略通信，邀请信仰新教的学者格劳秀斯到他宫中。1648年他去世时，正值一次大规模的哥萨克人叛变。这次叛变威胁着波兰的生存。
波兰的经济仍是中古式的。国内的商业停留在小贩的阶段，国外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但泽和里加两个港口。商人阶级在财富上是不足道的，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国会。贵族们控制着国会、国王和国家的经济。贵族们广大的地产都由受封建规定束缚的农民耕种，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比中古法国贵族庄园下的规条更加严格。拥有土地的贵族自己制定这些规定，并用自己的军队强迫推行。没有他的同意，佃户禁止离开他的管辖区；他把他们从一地迁至另一地；他随意增减他们的土地；每年强迫他们义务劳动几天；他限制他们只能从他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也只能卖给他；他迫使他们每年从他那里购买定量的蹩脚的苹果酒；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他都可以征用他们的孩子。从法律上讲，农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保有并遗赠自己的财产，耶稣会的神父斯卡加（Skarga）却把他们描述成奴隶。
生活方式主要是农村生活。贵族们聚集在华沙投票反映他们的共同意志，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打猎、争论、恋爱、饮宴，相互之间慷慨款待、训练自己作战等。婚姻由父母安排，很少征求女孩子的意见，女孩子也很少反抗，因为她们认为爱情来自婚姻，而门当户对的婚姻较之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更能持久。妇女谦逊而勤勉。性道德被严格地遵守着，我们不曾听到18世纪之前有婚姻以外的韵事。男人较女人更注意训练自己的礼节，除了塞西莲·雷娜塔（Cecillian Renata）和路易丝·玛丽·贡扎格（Louise Marie de Gonzague），前者于1637年和拉迪斯拉斯四世结婚，因而使早期由艺术家和传教士输入的意大利影响再度恢复；后者于1648年和他结婚。玛丽·贡扎格带来一股法国礼节和语言的浪潮，这股浪潮直到20世纪才逐渐平息。波兰的舞蹈有一种庄严的优美，早在1647年就有一位法国人曾以钦羡的语调称这种舞蹈为波兰舞（Polonaise）。
波兰的艺术无法保持1477年维特·史托斯（Veit Stoss）在克拉哥建立的水准。西格蒙德二世那些华美的挂毡是在佛兰德斯织造的。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在克拉哥大教堂中竖起西格蒙德、巴托里、安娜·雅盖洛诸人的纪念碑，为耶稣会在克拉哥和涅斯维兹（Nieswiez）等地建造巴洛克式教堂及在华沙建立那著名的西格蒙德三世之柱（Sigismund Ⅲ Column）。绘画在新教各派攻击宗教偶像的情境下呈现萎缩，画家马丁·科伯（Martin Kober）仍然绘制了一幅传神的巴托里肖像。
教育和绘画同样受到宗教的骚扰。克拉哥大学已渐衰落，但是巴托里重建了威尔诺大学。同时，耶稣会在克拉哥、威尔诺、波兹南、里加及其他各地建立了多所学院。这些学院极为优秀，连很多信仰新教的人也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这些学院，接受心智和道德的训练。办得更好的是拉科（Rakow）的唯一神教学院（Unitarian School），这所学院吸引了1000名属于各种宗派的学生。巴托里的那位人文学者大臣让·扎莫伊斯基（Jan Zamojski）在萨莫奇创办了一所新的大学，以古典课程为主。
文学作品甚为丰富，宗教辩论作品的内容常流于粗糙，形式却非常优雅。为天主教辩护的斯坦尼拉斯·奥泽丘斯基（Stanislas Orzechowski）的作品中虽充满了激烈的排斥新教的思想，他的作品却是“用最美妙的波兰文写出来的，应该列入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中”。以同样风格闻名的有鲁卡兹·格尼奇（Lukasz Gornicki）的《波兰之臣》（The Polish Courtier，1566年），根据卡斯底里欧内的《扈从者》（Cortegiano）一书改写而成。耶稣会神父彼得·斯卡加以散文和诗著名，也以教育和政治学著名。卸下威尔诺大学校长职位后，他做了24年波兰的波舒哀，担任皇宫中的首席传教士，毫无畏惧地抨击环绕着他的腐化贪污现象。他预言除非这个国家能够发展一个更稳定和集权的政府，否则整个国家将成为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但他主张一个责任君主政体，其权力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直至19世纪，让·科查诺斯基（Jan Kochanowski）的诗在诗坛及其本国找不出可与之匹敌者。直到今天，其作品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他的《特雷尼》（“Treny”）一诗中，他的灵感达到最高峰，此诗是他为他夭折的女儿乌苏拉所写的。
这一时期波兰的一切文化都受到宗教教派冲突的骚扰。16世纪前半叶，新教各派似乎势将控制德国、瑞典和波兰。很多贵族因为反对王室的权威和教会的腐化而加入新教，另外一些则把加入新教作为占有天主教财产的手段。西格蒙德二世采取一个广泛的宗教宽容态度。他死后一年，国会中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了《华沙协约》（Confederation of Warsaw），保证绝无例外地给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该协约提付表决时，在国会中曾受到主教议员的反对，98位非主教议员却一致赞成，其中包括41位天主教徒。这一协约代表波兰宗教宽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此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官方宣言达到这个程度。在这样一个广泛的保护下，各种教派都在波兰境内繁荣滋生，这些教派包括路德派、加尔文教派、兹温格利派、再洗礼派、波希米亚教友派及三位一体派。1579年，福斯图斯·索西尼乌斯（Faustus Socinus）来到波兰，开始组织一个唯一神派系统（Unitarian lines）的教会，但克拉哥民众把他从房子里拖出来，毁坏了他的图书室，如果不是克拉哥大学的那位天主教徒校长跑来解救，他们可能把他杀了（1598年）。加尔文派和路德派联合起来要求将索西尼乌斯派逐出波兰。波兰国会于1638年下令关闭一神教派设置的学校，1658年禁止该派在波兰境内传教。一神教派的信徒们逃往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德国、荷兰、英国，最后逃到北美洲，借着美国大文豪爱默生说出他们最愉悦的心声。
民间的偏执、耶稣会的教学法、天主教的纪律、王室的政治、再加上新教本身的门户之见，终将破坏波兰境内的新教。新教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正如他们反对古老的天主教一样激烈。农民们执着于旧的信仰，因为它是旧的，含有习惯的舒适性。巴托里和西格蒙德二世等君主恢复天主教信仰时，很多新教信徒或他们的子女发现和天主教会和平相处是一件乐事。波兰境内大部分德国人都是新教信徒的事实，更给予天主教一种民族感情的助力。天主教会本身也主动和这些外来的助力合作，企图将波兰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派遣一些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富有进取心的耶稣会教士前往波兰，希望能够赢取国王、妇女、儿童甚至信仰新教的贵族们。教会的领袖们，斯达尼斯拉斯·霍休斯（Stanislas Hosius）大主教和乔万尼·康门多内（Giovanni Commendone）主教等，都曾警告波兰国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道德或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流动的、相互倾轧的新教教派的基础之上的。耶稣会的教士们显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防止那些不信仰旧教的人信仰新教。同时，天主教的僧侣们遵从特伦特会议的命令，正在进行一次确实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改革运动。
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立陶宛和波兰的合并，希腊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很不愉快地发生接触，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差别很小，但正教礼拜时使用斯拉夫人的仪式，而且正教的牧师们拥有妻子。1596年，让·扎莫伊斯基将一群僧侣和俗人组成一个东仪天主教会（Uniat Church），这个教会保持僧侣结婚的习俗和斯拉夫人的仪式，但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希望这种调和能够逐渐使希腊和俄国的教友们信服教皇，这个新设置的教会却遭遇到激烈的反抗，它在波罗克（Polock）的大主教也被希腊正教的民众谋杀。
整个16世纪，波兰的君主们一直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较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显得更进步，但天主教的民众常常采取以往激烈仇视的政策。他们攻击克拉哥的一所新教教堂，而且从新教徒的坟墓中将尸体掘出乱加丢弃（1606—1607年）。他们在威尔诺毁坏了一所新教教堂，而且殴击——也有人说杀死——教堂中的牧师们（1611年）。在波兹南他们烧毁了一座路德派的教堂，又毁坏了一处波希米亚教友派的聚会所。天主教的僧侣们不曾参加这些群众宗教信仰的示威行动，他们却从中得到了利益。所有的情况都对旧教会有利，1648年它的胜利全部完成。
“你只要一看世界地图，”纳狄斯丁（Nadiezdin）在1831年说，“就会对俄罗斯的命运充满敬畏之情。”早在1638年，它的领域经由西伯利亚而达到太平洋，又沿着伏尔加河直到里海，然而还未能抵达黑海——因此发生了很多战争。1571年俄国的人口仅有1000万。如此广阔的土地养活1000万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任意的垦殖使各个农场的损耗殆尽，俄国的农民只得四处迁徙以开垦新的土地。
这种迁徙似乎是形成奴隶制度的原因之一，大部分佃农向他们的地主预支款项以清理土地、购置装备及耕种农场。这种借款的利息有时高至20%，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由于无法偿付债款，沦落为地主的仆役，因为1497年有一条法律规定，拖欠债款的债务人应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直到偿清债务为止。为了逃避这种奴役，有些农人向南逃至哥萨克人的营地；有些由于同意开发新的、难于垦殖的地带而赢得自由，因此西伯利亚那样荒寒的地区也有人定居；有些避到城市加入手艺工人的行列，从事采矿、冶金或制造军火弹药的工作，或者替商人服务，或者变成小贩沿街叫卖。地主们抱怨佃农们舍农场而去——通常债务也未付清——损害了农业的生产，因而使土地所有人无法交付日见增高的国家课税。1581年，“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为了确保农耕不辍，禁止他管治阶级的佃农未经主人的同意而离开他们的农场。那个阶级当时已不复存在，但因此建立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于地产中，而且不久拥有绝大部分俄国土地的贵族和僧侣们，即以此要求他们的佃农。1648年，大部分的俄国佃农虽然法律上并不承认，事实上他们是被土地束缚的奴隶。
俄罗斯仍然接近野蛮。习俗鄙陋，清洁是稀有的奢侈，识字是某些阶级的特权，教育是初民式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的编年史、教士讲道集或礼拜祈祷文。1613年至1682年，俄国出版的500本书，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音乐在宗教和家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艺术成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建筑方面建造了很多结构复杂的教堂、礼拜堂、半圆形小室和球茎状的圆顶，如莫斯科的顿河圣母教堂。绘画用壁画来装饰教堂和修道院——如今这些壁画大部分已被掩盖——或作了很多圣像的镶版画，这些镶版画在绘画技巧上颇多创新，艺术技巧的发明则嫌不足，如克拉哥圣迈克尔神迹教堂中陈列的。1600年，圣像画已不再是一种艺术，而变成一种工业，大量地生产同一模式的作品，以供家庭崇拜之用。这一时期著名的艺术产品是那个高达100公尺的“伟大者约翰”五钟塔，由一位德国建筑师在克里姆林广场建立，是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为了缓和失业问题而计划的公共工程的一部分。
在俄国那些图画似的教堂中，昂贵的装饰品闪烁着光辉，适度的幽暗烘托出宁静的气氛，庄严的仪式和洪亮的圣歌与祈祷令人神思恍惚。在这里，正教的僧侣们把俄国人塑造成虔诚、顺服、怀抱谦卑希望的典型。很少有一个宗教如此密切地与政府合作。沙皇为民表率，虔诚地奉行教规，并对教会宠礼有加，教会为了报答这种优遇，给予沙皇令人敬畏的尊严，使他的王位变成不容侵犯的神坛，而且教导人民对沙皇的顺从和服务，是人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戈杜诺夫于1598年设立莫斯科大主教，使其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独立。约有一个世纪之久，莫斯科的大主教在尊严上，甚至时而在权威上，与沙皇分庭抗礼。1594年，一位来自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的使者抵达莫斯科，建议将东正教和拉丁教会联合共同置于教皇统治之下时，戈杜诺夫以轻蔑的态度拒绝。“莫斯科，”他说，“现在是真正的东正教的首都。”同时，他命人们为他祷告，尊为“世上基督徒的唯一统治者”。
至此，他只是一个事实上的统治者。沙皇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Feodor Ivanovich），即“恐怖者”伊凡四世那位羸弱的儿子，也是罗立克王系（Rurik）中最后的一位沙皇。费奥多尔曾目睹他哥哥被他父亲凶神恶煞似的殴打而死，导致他意志崩溃，他用沉潜于宗教的方法躲避宫廷中的危险。虽然人民称他为圣者，他们知道他缺乏治理人民必需的坚强意志。伊凡四世曾指定一个委员会来指导这年轻人。戈杜诺夫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也是费奥多尔的姐夫，由于才能出众，他终于成为俄国的真正统治者。
伊凡四世七位妻子中最后的一位，曾替他留下另外一位儿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Dmitri Ivanovich）——这个孩子现在（1584年）3岁。为了防止这个孩子受其他阴谋左右，委员会将母子二人送往莫斯科以北约120英里的乌格利（Uglich）居住。1591年，这位年轻的沙皇之子死于该地，他究竟如何死的，至今仍无法确定。一个以瓦西利·沙伊斯基（Vasili Shuiski）太子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乌格利调查此事，调查团的报告说，那个孩子是在癫痫症发作时自刎而死，但德米特里的母亲控诉说她儿子是被戈杜诺夫下令杀死。戈杜诺夫的罪名始终不曾确立，今天仍有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这件事。那位母亲被迫成为修女，她的亲戚也被逐出莫斯科。德米特里被加入东正教圣者的名录中而暂时被人遗忘。
和英国的理查三世一样，戈杜诺夫做摄政时治理俄国较他以后正式为王时成功得多。虽然他缺乏正式教育，还可能不识字，但他有谋略，热诚地用劳动来解决俄国人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他改革内政，抑制司法上的贪黩，眷顾中下层阶级，从事公共建设以雇用城市中的贫民，减缓奴隶们的税捐，而且——根据当时的记载——“受众民爱戴”。他深得其他国家的敬仰和信任。沙皇费奥多尔一世死后（1598年），国会一致要求戈杜诺夫继位为王。他自谦一番后接受了王位，但有人怀疑曾有他的亲信在国会中预作安排。好几位贵族因为不满他偏袒平民，指斥他继位为不法，阴谋推翻他。戈杜诺夫将其中数人加以监禁，数人加以放逐，迫使费奥多尔·罗曼诺夫（Feodor Romanov，第一位罗曼诺夫族系沙皇的父亲）为僧。这群失败的贵族中有几人适时死去，有人认为是戈杜诺夫遣人谋杀的。戈杜诺夫现在终日生活在怀疑和恐惧中，他到处散布密探，将可疑分子驱逐出境，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一些人处死。他早期广受欢迎的情况现在逐渐消失了。1600年至1604年，俄国的农业歉收，使他在和贵族们斗争时失去了饥饿民众的支持。
1603年，一位青年在波兰出现，他自称他就是人们相信已经死去的德米特里，也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戈杜诺夫持有充分的理由认出他是格里斯卡·奥特雷皮夫（Grishka Otrepieff），一位免去圣职的僧侣，曾经在罗曼诺夫家庭中任职。波兰人因为畏惧俄国的扩张，非常高兴在他们中有一个能被他们利用的人，自称应该得到俄国王位，更使他们高兴的是，“德米特里”和一位波兰女孩子结婚，加入罗马教会。当时刚和俄国签订（1602年）20年停战协定的西格蒙德三世，对德米特里召集波兰志愿军一事采取默许的态度。耶稣会教士们热烈拥护这位假冒者的主张。1604年10月，德米特里带领4000人渡过了第聂伯河，其中包括俄国的放逐者、德国的雇佣兵和波兰的骑士。俄国的贵族们声称中立，但在暗中支持他，逃亡的农民加入这支前进的队伍，饥民们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位新的德米特里，打着他的旗号作为王位正统和他们苦难中希望的象征。这一群呐喊着、祈祷着的暴民由俄国西部直奔莫斯科时，那随时准备起哄的哥萨克人也从南方疾冲上来，于是这次行动变成了革命。
戈杜诺夫把这次事件看作一次波兰入侵，派遣军队西向迎敌。俄军击溃了德米特里军队的一支分遣队，但错过了其余的部队。戈杜诺夫在其克里姆林宫的房间内，接到的新闻不外乎暴民的增多和向前推进。到处散布着不满和叛乱，那些贵族甚至在莫斯科城中为祝贺德米特里的健康而举杯互敬，他们向百姓宣布德米特里是被上帝派遣来成为沙皇的人选。经过犹疑和痛苦，戈杜诺夫突然在1605年4月13日逝去。关于此事，普希金（Pushkin）和莫索尔格斯基（Moussorgsky）都有生动的描述，反而不见于历史记载。死前，他曾将他的儿子托付给总主教巴斯马诺夫（Basmanov）和贵族们，但总主教和那些贵族后来都投向假冒的德米特里，戈杜诺夫的儿子和寡妇因而被杀。在举国若狂的欢呼声中，那位“假德米特里”被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
就君王而言，这位新沙皇并不坏。他体貌虽不动人，但能骑马舞剑，就像一位天生的贵族。他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滔滔无阻的辩才、愉悦的仪态及不受环境影响的简朴，他的简朴在宫廷社交生活中造成轰动。他的勤于政事使他的僚属惊奇，他亲自练兵又使他的军队诧异。但是，他对周围人物表现的优越感失之有意而明显。他公开表示他看不起贵族的粗鲁不文，他建议将贵族的儿子送往西方接受教育，他计划从外国聘请教师到莫斯科设立中学。他讥笑俄国的习俗，轻视东正教的仪式，拒绝向圣者之像行礼，餐桌还不曾洒过圣水他就开始吃饭。他食用小牛肉，依据东正教的仪式，那是不洁的。他隐瞒了他对天主教的皈依——或许他对此从来不曾认真过。他把他波兰籍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带到莫斯科，由圣方济各修会僧侣和教皇使者护送，而在他的随从中，也有波兰人和耶稣会教士。他毫不在意地花费国库中的岁收，使军官们的薪水加倍，并将没收戈杜诺夫家的地产分派给他的朋友。他生性好动尚武，计划向克里米亚发动一次战争，他送给那位苏丹一件猪皮大衣时，他实际上已对其宣战。在他全力南下使莫斯科城中兵甲不留时，贵族们担心他正将俄国都门敞开，以便波兰进攻。
德米特里继位后几个星期，以沙伊斯基（Shuiski）为首的一派贵族便阴谋推翻他。沙伊斯基承认他早就认出那位伪装者，他之所以支持他，只是为了铲除戈杜诺夫，现在目的既已达到，那个工具就该丢到一边，而让一位真正的贵族为俄国之王。德米特里发现了这次阴谋，派人将那些领袖逮捕。他并没有像俄国传统的那样将他们立即处死，而是将他们交国会审判，当时的国会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各个阶级选出的代表组成。国会将沙伊斯基和其余诸人判处死刑时，他又将他们减刑为放逐。5个月后，他允许那些放逐者回来。很多一直相信他是“恐怖者”伊凡之子的人，感觉如此不寻常的宽大，已经对他系出皇室的身份掷下可疑的阴影。那些被释放的阴谋者重新开始他们的阴谋。这次那个德米特里曾屡施恩惠的罗曼诺夫家庭参加了阴谋。1606年5月17日，沙伊斯基和伙伴们带领他们武装的侍从进攻克里姆林宫。德米特里自卫有方，亲手杀死了几个攻击者，但他终被击败而遭杀害。他的尸体被暴露在刑场中，一张下流猥亵的面具丢在他的脸上，一只笛子放在他的口中。后来他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被用大炮射向空中，以防止他复活。
胜利的贵族们宣布沙伊斯基成为沙皇瓦西里四世，他同意未得贵族会议的同意，不处死任何人、不没收任何财产，而且他在乌斯本斯基（Uspenski）大教堂中慎重起誓：“未得会议允许，不加害于任何人。”此处会议是指俄国国会或称全级会议（Assembly of All Classes）。这些保证以后虽屡被违反，但在俄国政治的演进上，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他们未能安抚不满意于推翻德米特里的广大群众。一场叛乱在北方暴发，第二个假德米特里被推举为领袖，波兰的西格蒙德三世给予他民间的协助。沙伊斯基向西格蒙德的敌人——瑞典的查理九世求援，查理派遣一支瑞典军队进入俄境。西格蒙德对俄国宣战，他的将领佐尔基斯基占领了莫斯科。沙伊斯基于1610年被推翻，随后被带往华沙，在那里他被迫为僧。贵族中一派同意承认西格蒙德14岁的儿子拉迪斯拉斯为俄国的沙皇，前提是东正教教会能维持独立及波兰派兵协助俄国平定危及贵族政府的社会动乱。
接下来的一场动乱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爱国意识、对一位波兰籍沙皇的排斥。莫斯科的东正教总主教赫莫根斯（Hermogenes）禁止人民向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君主宣誓效忠。波兰人将他逮捕，不久他死于狱中，但他的宣言使拉迪斯拉斯的统治破产。宗教领袖们要求人民驱除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异端的波兰人。政府似将瓦解，而俄国陷入混乱。一支瑞典军队占领了诺夫哥罗（Novgorod），建议由一位瑞典王子入继俄国大位。俄国北方和南方的农民及南方的哥萨克人弃绝了拉迪斯拉斯，建立起自己的地方统治权。多股盗匪劫掠乡村和城市，对一切反抗他们的人施以苦刑。农业崩溃，粮食产量锐减，运输也受到危害，因而饥荒四起。一股谋反的暴民进入莫斯科，混乱中大部分城市化为焦土（1611年3月19日）。莫斯科城中的波兰卫戍部队退入克里姆林宫，他们等待着西格蒙德的援兵，然而一切落空。
在尼兹尼·诺夫哥罗（Nizhni Novgorod），一位名叫科斯马·明因（Kosma Minin）的屠夫，在东正教的虔诚感应下组织了另外一支叛军。他要求每一个家庭拿出1/3的财产来支援他们向首都进发，目的达到了。但人们只愿意跟随一个有爵位的领导人。他邀请德米特里·波扎斯基（Dmitri Pozharski）王子做他们的将军。他同意了，这支新的军队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一路斋戒祈祷。抵达之后，他们将波兰的卫戍部队包围在克里姆林宫中。波兰军坚持抵抗，直到最后粮食告罄。他们在1612年10月22日波兰军投降后逸去。那一年在俄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被认为是解放的一年。两个世纪后，法国的拿破仑被逐出莫斯科，胜利的俄国人在他们再度被焚为灰烬的首都中，替明因和波扎斯基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感谢那位屠夫和那位王子，在1612年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如此英勇的模范。
波扎斯基和德米特里·特罗贝兹科（Dmitri Troubetskoy）王子从帝国的各个地区邀请教外和宗教人士的代表们组成一个会议，以选出新的统治者。几个贵族家族暗中各自操纵，最后罗曼诺夫家族得胜，会议选出当时年仅15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迅速集合迅速训练的莫斯科群众欢呼他为沙皇（1613年2月21日）。曾经救下这个国家的俄国人民，至此又谦卑地将国家交到贵族手中。
新的政府镇压社会不安和叛乱，认可并扩大奴隶制度，割让英格里亚以安抚瑞典，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14年休战协定。这个休战协定使长期被拘禁的米哈伊尔之父——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获得自由，他受戈杜诺夫之迫成为费拉雷特（Philaret）僧人。米哈伊尔使他成为莫斯科总主教，而且像欢迎一位议员一样来欢迎他，他掌握极大的权力，所以俄国人民称费拉雷特为“沙皇第二”。在父子的联合治理之下，仍有更多的起义和战争，但俄国在经过一个时代的混乱后，终于达成一个不稳定也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混乱的时代”始于戈杜诺夫之死，终于米哈伊尔的即位，而米哈伊尔的即位，依次又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这个朝代将统治俄国直到1917年。
在基督教世界因为政治和神学问题引起的内部冲突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因为上帝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大的斗争中采取的中立态度而惴惴不安。伊斯兰教信仰曾被从西班牙逐出，但伊斯兰教世界仍然广大。它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北部。的确，这是一个属于德里的光辉的伊斯兰教莫卧儿王朝的时代（1526—1707年）。它拥有阿富汗、大部的中亚和全部的伊朗，这个时期的波斯艺术将呈现它最后的余晖。波斯以西伊斯兰教的领域就是奥斯曼或称土耳其帝国，当时在面积上能与之颉颃的只有西班牙帝国。它继续紧握黑海的整个海岸线，控制多瑙河、第聂伯河、第聂斯特河诸河的河口，又帮助它的同盟者——鞑靼诸汗——控制克里米亚和顿河河口。它包括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阿拉伯，也就是整个近东。在那里，它掌握了上古和中古世界中最著名的都市：巴比伦、尼尼微、巴格达、大马士革、安条克、塔尔苏斯、士麦那、尼西亚、麦加和耶路撒冷。那里，在穆斯林的允许下，基督徒可以前往基督之墓礼拜。在东地中海中，它拥有塞浦路斯、罗得斯、克里特等大岛。在北非，伊斯兰教的势力占压倒性优势，从红海到大西洋：埃及是由伊斯兰教苏丹指定的总督统治；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由当地的伊斯兰教王朝治理，他们对苏丹顺服的程度，和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成反比。这是摩洛哥萨阿迪王朝（Saadian Dynasty，1550—1668年）的极盛时代，当时它的首都马拉喀什（Marrakech）商旅云集、艺品耀眼。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从达达尼尔海峡经希腊和匈牙利直抵维也纳近郊100英里的地方；经过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威尼斯的大门；经过波士尼亚（Bosnia）和阿尔巴尼亚，然后只要跃过亚得里亚海即进入罗马教皇的意大利。在那里及在被包围的维也纳，主要的争论不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而在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伊斯兰教四面包围中，基督教世界仍过着四分五裂的生活。
不论伊斯兰教深入西方多远，它仍保持着东方的本质。君士坦丁堡是开在欧洲的一扇窗户，但奥斯曼的根深植于亚洲，因而不容许骄傲的土耳其人模仿西方的一切。在伊斯兰教领域的某些部分，沙漠或热带地方的炎热耗损了人们的活力。渺无人烟的辽阔距离阻碍了贸易的进行。这些地方的人们不像西欧人那样汲汲营利，他们过着固定的农耕生活，非常易于满足。伊斯兰教缺少演变的手工艺品，品质精妙，但需要时间和鉴赏力品玩，而且不大规模地生产。穆斯林穿越沙漠的商旅队是坚忍可佩的，但是他们无法和那些利用水路进入印度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的贸易船队竞争。然而，地中海沿岸有些港口如士麦那是由船队及商旅队的货物在此交换而繁荣的。伊斯兰教教义在战争时激励人们趋向充满希望的勇敢，但在平时却导人于消极的宿命论，它用苦行僧人的舞蹈和神秘的梦引诱人们。虽然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在科学上曾有伟大的成就，但现在它迫使哲学成为浮夸而无内容的教条。伊斯兰教学者——那些博学的神学家，他们以《古兰经》为基础，写出穆斯林的法律——将伊斯兰教儿童塑造成忠诚固守伊斯兰教正统的典型，而且努力防止“理性时代”在伊斯兰教世界抬头。在那里，宗教在和哲学之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除此之外，伊斯兰教在夺自基督徒的土地上，轻易地赢得人们的信仰。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等城市，东方基督教会仍然设有总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急剧减少。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和埃及的科普特人仍然相信基督教，但一般而论，在亚洲、非洲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大部分民众改信了伊斯兰教。理由或许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继续信仰基督教，将不能担任公职，他们要付出重税以代替兵役，而且每10个儿子中，他们要献出一个为伊斯兰军队服役。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基督徒享受到的宗教宽容，是任何一个基督教君主做梦也想不到的。如在士麦那，穆斯林有15座清真寺，基督徒有7座教堂，犹太教徒有7座聚会所。在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中，希腊东正教教堂由土耳其当局下令保护，禁止在他们礼拜时被伤害。佩皮斯（Pepys）认为大部分匈牙利人顺从土耳其人，是由于在奥斯曼统治之下比在天主教诸帝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对于异端基督徒来说，这自然也是实情。“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加尔文派信徒及后一国家中的唯一神教派信徒，”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爵士记载说，“宁愿顺服土耳其人而不愿落入宗教狂热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手……西利西亚（Silesia）的新教徒们以羡慕的目光遥望着土耳其，而且将乐于以臣服于伊斯兰教统治的代价换取宗教上的自由。”更惊人的是，关于现代希腊史的一流权威的基督徒的意见：
很多具有高度才能和德行的希腊人，深感穆斯林的优越，以至他们虽然逃脱被当作进贡的孩子送进苏丹的家庭，他们自愿对穆罕默德效忠。在导致这些信仰转变的因素中，奥斯曼社会卓越的道德，至少和个人野心占有同等的分量。
这种17世纪土耳其人的“道德优越”是很难评定的，塔韦尼埃（Tavernier）——他于1631年至1633年、1638年至1643年及以后的时间，曾在伊斯兰教世界旅行和经商——后来说：“土耳其遍地盗贼，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路上拦劫商旅。”土耳其人以他们沉静的德行闻名，但同样一个宗教，在平时将他们驯服得静若处女，在和“非教徒”的战争中却激烈地放任他们。奴役被俘的基督徒是被允许的，同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基督徒的土地上，有土耳其人专为捕捉奴隶而做的袭击。但是，无论在数目和残忍程度上，土耳其的奴隶买卖都较基督徒在非洲大肆搜捕奴隶而发动的袭击逊色得多。
17世纪土耳其欧洲部分中受教育的人数，或许高于基督教世界，在哈吉哈里发（Hajji Khalfah）编纂的一本书目（1648年）中，超过2.5万册图书是用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文字写的，我们可以判断著作的丰富。数以百计的卷册是关于神学、法学、科学、医学、修辞学、传记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史学家中著名的是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ibn Muhammad），他的《西班牙伊斯兰教王朝史》（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of Spain）是本书经常参考的书籍之一，他主要是以艾尔·马卡里（Al Maqqari）之名为世人熟知。这个名字来自他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故居村落。他作品的大部分是由较早的故事改写或删节而成，但它仍是表现那个时代的一部上乘佳作，不仅叙述了政治和战争，而且涉及道德、法律、女人、音乐、文学和医学，并用生动的细节和富有人性的叙述赋予记录以生命。
几乎每位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写诗，而统治者则热衷于竞技。梅米特·苏里曼·奥格洛（Mehmet Suleiman Oglou）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弗朱利（Fuzuli）。他完成当时最优美的情诗，这些诗在现有的拙劣英译本中，声韵都被破坏了，但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巴格达的少女们热情、温柔、肌肤滑润、羞怯而亲切，直到她们披上嫁衣。马穆德·阿布都·巴齐（Mahmud Abdu’l Baqi）是土耳其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曾是伟大的苏莱曼宠爱的歌者。他的资助者死后，他继续歌唱了34年。内费·埃尔祖鲁姆（Nefi Erzurum）善写尖锐的讽刺诗，其中一首想必涉及安拉，因为穆拉德四世读那首诗时，这位国王的脚下突然响起一声霹雳。因此，那位苏丹将诗集撕碎，将诗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不久他又被召回，但他另一首讽刺诗刺伤了国务大臣拜拉姆·帕沙（Beyram Pasha），被处以死刑。
土耳其人的艺术仍然产生杰作，艾哈迈德一世的清真寺建于1610年，它的尖塔俯视着整个首都，包括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一系列隆起的圆顶、内部粗大而刻有凹槽的柱列及那嵌镶细工做成的拱门，上面庄严地写着经文，而且装饰得闪烁耀眼。5年后，艾哈迈德把耶尼·瓦利德—加米西（Yeni Validè-Jamissi）清真寺献给他宠爱的妻子。这一时期大马士革也加建了两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而在亚得里亚堡那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师辛南（Sinan）——他曾经设计苏莱曼清真寺，为塞利姆二世建造了一座庙宇，其中有些行列高过君士坦丁堡城所有的建筑。
没有一个文明在制造艺术碑砖方面超过穆斯林，如那些在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中的或更美丽的点缀在靠近圣索菲亚教堂的塞利姆二世之墓进口处的那些瓷砖：在蓝、绿、红色枝叶丛中，点缀着一束束白色或蓝色的花朵。真正的花也不可能比这些图案更美，而且没有这种耐久性。在这个时代的伊兹尼克（Iznik）——在这里，13个世纪之前，君士坦丁大帝曾经主持那个确定基督徒信条的历史性会议——以出产彩色艳丽的瓷砖而著名，有一些令人心折的样品，现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土耳其的微型画像术仿自波斯，这一方面的情形下面不久将会谈到。人们对书法的评价是如此之高（据说米尔·伊迈德的一行手迹，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可卖一块金币），1728年以前，土耳其境内的书籍没有一本是印的。在纺织方面土耳其人也是波斯人的学生，但在产品精良方面他们并不逊色。土耳其地毯在质地精良、设计的错综、色彩的富丽等方面或许不及波斯，但它们在这种艺术的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15世纪，土耳其的地毯已在西方赢得声誉，因为我们在曼泰尼亚及其后的平图里基奥、帕里斯·波登、霍尔拜因诸人的绘画中看到它们。很多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厦中铺有土耳其地毯，甚至以吃苦著称的克伦威尔也拥有22条，我们发现在描绘路易十四生活的戈布林挂毡之中它们再度出现。西方人从此知道东方除了枪炮之外更有艺术。
然而，西方的统治者必须提防那些枪炮，因为奥斯曼的苏丹们曾经扬言他们要使整个欧洲变成伊斯兰教的领土。广阔疆域中的人力和财富使他们得以拥有欧洲最强大、最精良的军队。单单近卫步兵就超过4万人。或许，西方和基督教的得救应归功于奥斯曼帝国异常辽阔的领域，因为距离太远无法将散布各地的资源汇集一点。那些伊斯兰教苏丹，虽然他们曾经建立一个比任何基督徒统治家族更能持久的王朝，但现在正在女色中堕落，他们将国事委托给那些任期短暂的大臣，后者由于任期短暂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因而营私自肥、预作退路。
塞利姆二世——他于1566年继苏莱曼为王——也是一个淫荡堕落、游手好闲的人，唯一显露天才的成就，是将国家行政和政策方面的事务完全信托给他能干的大臣穆罕默德·索可利（Mohammed Sokolli）。土耳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攻击被阻止了，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每年进贡3万杜卡特的代价换取和平，而索可利转向较近的猎物。阿拉伯一直保持着宗教上的独立，现在（1570年）它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征服。爱琴海中仍然散布着威尼斯的属地，妨碍土耳其的舰队和商业活动。拉拉·穆斯塔发（Lala Mustafa）受命带领6万人进攻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向基督教国家求援，只有教皇和西班牙给予反应。庇护五世不曾忘记1566年一支土耳其舰队曾在亚得里亚海中的港口和堡垒安科纳威胁教皇。菲利普二世知道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在他的攻击下曾向苏丹求援（1569年），而且他们派去的使者曾受善待。外交的情势渐趋明朗。神圣罗马皇帝不愿参加反土耳其的战争，因为他方才签署一个和平条约，而其力又不足以光荣或安全地撕毁它。法国反对一切可能增进西班牙力量和特权的计划，同时培养和土耳其人的友谊，以作为反神圣罗马皇帝之助。英国畏惧若与菲利普采取共同行动，一旦胜利英国可能被置于天主教西班牙的支配之下。威尼斯忧虑因这次胜利而将西班牙的力量带进亚得里亚海，终止了威尼斯在该海域中的商业垄断权。庇护教皇辛苦了一年来克服这些犹豫，他必须同意由威尼斯和西班牙支用教会的岁收，最后（1571年5月20日）这三个国家成立一个神圣联盟，准备迎接战争。
这些谈判进行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岛的进攻已经开始，双方都有重大损失。尼科西亚（Nicosia）在45天的包围之后被攻克，2万名城中居民惨死剑下。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抵抗将近一年，该地陷落后（1571年8月6日），那位英勇的护城者马坎东尼奥·布拉加迪诺（Marcantonio Bragadino）被活剥，而他塞满稻草的皮被当作战利品送往君士坦丁堡。
受到这样的刺激，神圣联盟聚集它的军队。萨伏伊、佛罗伦萨、帕尔马、卢卡、费拉拉、乌尔比诺及威尼斯旧日的敌人热那亚等都捐献船只和人员。在那不勒斯，奥地利的堂·胡安在严肃的仪式中从枢机主教格兰维尔手中接过舰队司令的旗帜。9月16日，士兵和水手由随军远征的耶稣会教士和卡普琴派教士供给圣餐后，这支舰队由墨西拿出发，经过意大利皮靴的脚尖和后跟，穿过奥特兰托海峡（the Strait of Otranto）抵达科孚岛。在这里，传来塞浦路斯岛陷落后土耳其人屠杀和暴行的消息。渴望复仇的心理激励了这支军队，而堂·胡安下令准备战斗时，舰队上爆发出“胜利！胜利！基督万岁！”的喊声。
1571年10月7日，这支舰队通过帕特拉斯湾（the Gulf of Patras）进入科林斯湾。那里，在莱潘托港外，土耳其的海军正在等待，其中包括222艘大型战船、60艘较小的船只、750尊大炮、3.4万名士兵、1.3万名水手、4.1万名划船工人。基督徒有207艘大型战船、6艘更大的威尼斯三桅战舰、上面装有重炮、30艘较小的船只、1800尊大炮、3万名士兵、1.29万名水手、4.3万名划船工人。基督徒舰队的军旗上是一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像，土耳其则带着苏丹的军旗，上面用金线绣着安拉的名字。基督徒舰队的右翼为土耳其人击败，但左翼威尼斯战舰由坚强的抵抗变成训练有素的进攻，而三桅战舰上的巨炮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耳其人。堂·胡安命令他的旗舰直接驶向土耳其舰队司令穆西纳德·艾里（Muesinade Ali）的旗舰。两舰相遇时，300名西班牙老兵登上那艘土耳其大船，一位卡普琴僧侣领导他们攻击，他站在桅杆高处挥舞一支十字架。那艘土耳其船被俘、艾里的头被砍下高挂在他自己的旗杆上时，这次战役的胜负已经决定了。土耳其人的士气崩溃了，他们的船只中有40艘逃逸，被俘的有117艘，另外50艘被击沉或烧毁。8000名以上的土耳其人死于这次战役，1万名被俘，其中大部分被分配给胜利者做奴隶。这次战役中在土耳其大船上划船的，为数约1.2万名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基督徒损失了12艘大船，7500人被杀，其中包括意大利最古老、最著名家族中的成员。无疑，这是现代最大的一次海上战役，7500名受重伤的基督徒之一的塞万提斯描述这次战役是“古往今来所见最难遗忘的一件大事，将来也许永不会及得上”。
这次战争本来应该是现代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但是由于划船工人的疲乏、得胜舰队本身的受损情况及一阵强烈暴风雨的来临，阻止了对土耳其人的追击。基督徒之间为荣誉和战利品的分配引起争论，因为西班牙曾付出一半的船只和费用，威尼斯1/3，教皇1/6，战利品依此分配。土耳其战俘也以同样的比例分配，菲利普二世得到3600名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而从教皇的比例中，堂·胡安被许以174名奴隶作为酬谢。有些基督徒的领袖希望将从土耳其大船中解救出来的基督徒仍旧作为奴隶，但庇护五世禁止了此事。
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天主教的欧洲欣喜若狂。威尼斯满街都是花环和艺术品，人们在街上相遇时拥抱亲吻，蒂希安、丁托列托、韦罗内塞等画家画出这次战役的巨幅画面，而威尼斯的领袖塞巴斯蒂亚诺·维尼罗（Sebastiano Veniero）日以继夜地被各方宴请，最后被选为总督。在罗马自从那支舰队离开墨西拿后，僧侣和俗人就每天花费几个小时在焦虑的祈祷中，现在也爆发在蒂德姆斯（Te Deums）的狂欢和慰藉中。这次的胜利促成教皇庇护五世，引用福音中的语句赞美堂·胡安，几乎将他奉为圣徒：“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望弥撒、放焰火、放礼炮以示庆贺。教皇请求胜利者集合另一支舰队，他恳求欧洲和圣地，又呼吁波斯王和阿拉比亚·弗里克斯（Arabia Felix）的酋长穆塔哈特（Mutahat）参加基督徒对土耳其人的攻击。法国由于嫉妒西班牙，莱潘托之战过后不久，就向伊斯兰教苏丹建议两国直接联盟以对抗菲利普二世。这项情报的获知及其他因素，阻止了菲利普对土耳其强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被卷进和英国的纠纷及阿尔瓦在荷兰惹起混乱的旋涡中。他对威尼斯坚持垄断亚得里亚海的商业愤愤不平，而且他怕另一次对土耳其的胜利将会使瓦解的威尼斯帝国再度统一，并增强她的力量成为西班牙的对手。教皇庇护五世被这次胜利和失败弄得身心俱悴，于1572年5月1日去世，神圣联盟也随之而去。
此时，其精力使西方世界为之丧胆的土耳其人建造了另外一支舰队，和那支几乎覆灭的同样强大。莱潘托之战后不到8个月，一支拥有150艘船只的小型土耳其舰队在那片海域上搜寻基督徒的舰队，基督徒的舰队则因为太无组织而不敢冒险驶出港口。虽然所有的国家都鼓励威尼斯继续对土耳其人作战，但没有一个国家给予实际的协助，威尼斯只得与土耳其议和（1573年3月7日），不仅将塞浦路斯岛割让给土耳其，而且赔偿土耳其人为征服该岛付出的代价。土耳其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却在整个战争中获胜。土耳其距离衰弱还有多远，可以从1573年向威尼斯所做的一次充满自信的建议看出来：如果威尼斯加入土耳其反西班牙的战争，土耳其人将帮助她征服那不勒斯王国，以作为她失去塞浦路斯的一个丰厚的补偿。威尼斯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此举会导致土耳其对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控制。10月，堂·胡安替西班牙攻克了威尼斯而重振声威，但不到一年，土耳其人——这次出动了一支250艘船的舰队——又夺回这座城市，而且屠杀那些新近定居该地的西班牙人。为了报复，他们袭击西西里岛各处海岸。塞利姆二世死于1574年，索可利继续领导内政和战争。
何以历史学家认为土耳其势力的衰落始于穆拉德三世呢？他喜欢女人，有103个孩子，太太的数目较此略少。他宠爱的妻子巴佛（Baffo）是一个威尼斯的奴隶，却用她的美色奴役着他，运用她的影响力插手国家大事，受贿。索可利的权威动摇了，当他建议在斯坦堡（Stamboul）建造一座天文台而引起民众的疯狂反对时，他被暗杀了（1579年），可能出于穆拉德的指使。混乱随之而起，货币贬值，近卫步兵因不愿接受贬价的货币而叛变，贿赂腐蚀了官吏。一位土耳其总督竟夸言他曾贿赂过穆拉德。穆拉德沉迷于女色，终因淫乱而死。
巴佛对她儿子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产生的影响，几乎和她对其父产生的影响同样大。他以一种正统的方式即位，那意味着他在维护国内和平的动机下杀死了19个兄弟，但穆拉德的多子使这个问题趋于复杂，他还有很多儿子颇具危险性地活在那里。贪污和混乱蔓延各处。对奥地利和波斯的战争互有胜负。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面临波斯强主阿拔斯一世的兴起，因此决心将土耳其的兵力集中在东方边境。为使西部无后顾之忧，他命令他的臣下和奥地利签订了《兹斯特瓦·托罗克和约》（1606年），这是骄傲的土耳其应允在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地方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奥地利给付艾哈迈德一世20万金币，但免去了日后的纳贡。特兰西瓦尼亚现在自愿接受土耳其为其宗主国。波斯也与土耳其议和（1611年），给予土耳其100万磅丝绸作为战争赔款。除了近卫步兵的叛乱继续外，大体来说艾哈迈德一世的统治是成功和稳健的。艾哈迈德是一位虔诚、有善心的人，他尝试结束王室兄弟相残的常规，但终于失败。
奥斯曼二世准备训练和改革近卫步兵，他们抗议并将之杀死。他们强迫他低能的弟弟穆斯塔法一世继位，但穆斯塔法够清醒地让位（1623年）给他12岁的侄儿穆拉德四世。每当近卫步兵们思变时，就选择重要的官吏加以杀害。他们侵入王宫强迫王后库塞姆（Kussem）打开宝库来满足他们。1631年，他们再度入宫，将年轻的苏丹赶进他的私室，并向他要求17位官员的首级。其中之一的哈菲兹（Hafiz）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牺牲者。他们将他碎尸万段。此时，穆拉德力有不逮，只能用无力的威胁来对付他们：“上帝助我，你们这些血腥的刽子手，毫不敬畏安拉，在先知面前也一并羞愧，可怕的报应就要临到你们身上。”他伺机而动，组成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然后将那些领导叛变的士兵一个一个杀掉。进一步的叛乱图谋被极残暴的手段扑灭，这位苏丹偶尔亲手处决死囚。他将他的兄弟全部杀了，只留下一个他认为无害的低能者。他沉迷于王权，公布占用烟草、咖啡、鸦片者，处以杀头之罪。据我们所知，在他统治期间有10万人被处以死刑，死于战争的尚不计在内。一时，社会秩序和行政完整恢复了。现在感觉已经相当安全，穆拉德向波斯宣战，他本人接受了一位波斯战士单独决斗的挑战，手刃了那名战士，征服了巴格达（1638年），缔结了一次胜利的和平。他回到君士坦丁堡时，民众以疯狂的欢呼迎接他。一年后，他死于酗酒引起的痛风症，时年28岁。
他死后，土耳其的衰落重新开始，伊布拉辛一世（Ibrahim Ⅰ）由于——也可能是伪装的——智能迟钝而逃过他哥哥的毒手。在他漫不经心的治理下，混乱和腐败再度出现。他一方面和威尼斯作战，一方面派遣远征军进袭克里特岛。威尼斯人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君坦士丁堡的居民开始挨饿。军队叛变而将伊布拉辛一世勒死。西方基督教国家忆起古罗马护卫军卫士的故事，他们的结论是，土耳其势力已不再值得畏惧。不到35年，土耳其人又逼近维也纳的大门。
1577年至1638年，法国和德国先后被困于宗教战争中，而原本想将西方疆界推向维也纳的土耳其人，却转移力量对付波斯。这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毋宁说是一大恩泽。这里，宗教再度变成权力与野心的借口。土耳其人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律法斥责波斯人为异端，因为他们信奉非正统的沙伊而把自穆罕默德女婿阿里以来所有伪伊斯兰教哈里发指为篡夺者。当然，真正的宣战原因是现实生活的驱策多于神学的因素——意欲借统治少数民族而独得额外的土地、资源和纳税的人口。凭借一连串坚忍的战争，土耳其人推进到幼发拉底河、高加索山脉、里海等地，吞并了新的波斯首都大布里士（Tabriz）和旧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佩德罗·泰克西拉（Pedro Teixira）描述1615年前后的巴格达实质上是一个属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城市，他们住在2万栋砖屋中，四周围拥塞着成群的阉牛、骆驼、马匹、骡子和驴子。男人们衣着整洁，“多数女人都生得漂亮，几乎每人都有一双美目，从她们的面纱上端或透过面纱而窥视”。有一位公共官员专司保护外来的陌生者。
巴格达和幼发拉底河以东是伊朗那些分裂的小邦，它们的范围西北方抵达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东北方抵达土耳其斯坦，东至阿富汗，南至印度洋，东南至波斯湾。这些散乱的小国正等待着一个大一统的国君。
阿拔斯大帝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Ⅰ）是1502年在大布里士建立的萨非（Safavid）王朝的第五位君主。在第二位波斯王塔马斯普（Tamasp）一世长期的统治下，这个新兴的国家遭受土耳其人的多次入侵。他死后，他们侵入并吞并了伊拉克、卢里斯坦（Luristan）和胡齐斯坦（Khuzis-tan）等波斯省份。正当此时，乌兹别克人从特兰西瓦尼亚南下，占领了赫拉特（Herat）、麦什赫德（Mashhad）、尼沙普尔（Nishapur）等地，并侵入波斯帝国东方的省区。30岁那年（1587年），阿拔斯在没有首都的情况下继位为王，他与土耳其人议和，而东向进军迎击那势力较小的敌人。经过多年的战争，他夺回赫拉特，将乌兹别克人逐出波斯。现在他热切地希望与土耳其人一决胜负，但他的军队因损失而耗竭，而部落之间的互相嫉妒和缺乏约束，导致军纪丧失。
约在此时（1598年），两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安东尼·谢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和他的弟弟罗伯特因商务从英国来到波斯，他们带来珍贵的礼物、作战的经验及一位铸炮专家。凭借他们的帮助，波斯王阿拔斯重组他的军队，除了刀剑外，又用毛瑟枪装备他的士兵，不久又有了500尊大炮。他领导这支新军对抗土耳其人，将他们逐出大布里士（1603年），收复了埃里温（Erivan）、施尔万（Shirvan）、卡尔斯（Kars）诸地。土耳其10万大军蜂拥而来，但阿拔斯以6万人击败了他们（1605年）。随着阿塞拜疆、库德斯坦、摩苏尔、巴格达诸地的相继收复，阿拔斯的版图从幼发拉底河直抵印度河。
甚至在这些艰难的战争开始之前，他已经着手（1598年）营建一处新都，比较大布里士远离入侵者，而较少受到对外国的记忆和穆斯林足迹的亵渎。伊斯法罕城（Isfahan）已有2000年的历史，城中有8万居民。在离开这座古城约1英里的地方，阿拔斯让他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块长方形的空地作为皇家方场，长1674英尺，宽540英尺，周围植树。两侧是有檐的走廊，以防日晒雨打。南侧建立一座皇家清真寺，东侧是卢图夫·安拉清真寺和一座皇室宫殿，周围空地上建有商店、客栈和学校。广场的西面是一条200英尺宽的大道——四花园大道（Four Gardens）——路的两边是树木和花园，喷泉和池塘点缀其间。这条公园大路的两边都是国家首长们的公馆。萨严德河（Zayand）贯通全城，河上建有3座砖桥，其中之一的阿拉维尔蒂·可汗（Allah Verdi Khan）是一座美丽如画的建筑，该桥全长1164英尺，桥面是宽广的石砌路面，两侧有为行人建造的拱廊街道。这座新建的城市用河流、水库、喷泉、瀑布等提供生活用水并保持全城的凉爽。全部的设计就当时的知识水平而言，堪称杰作。
让·查尔丁（Jean Chardin）于1673年拜访伊斯法罕城时，他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座伟大的行政、商业、手工艺和艺术都会，城市四周环绕着1500个村落，城中有30万人。该城和它的郊区共有162座清真寺、48所学院、273处公共浴室及1800家大小旅社。让·塔韦尼埃于1664年春到伊斯法罕，描述它的范围与巴黎相等，但人口密度和花园、城中的树木很多，似乎“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不如说它是一片森林”。
欧洲因为波斯使土耳其人忙于东事无法西顾而感激波斯，波斯王阿拔斯派遣安东尼·谢利爵士和其他人员担负和基督教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开放波斯丝绸的出口，避免土耳其人居间操纵的使命。欧洲的使者们来到伊斯法罕城时，阿拔斯把他们安置在富丽堂皇的宾馆中，而且给予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他曾在对土耳其人的战役中俘获了5000名亚美尼亚人，他没有奴役他们，而是允许他们将伊斯法罕附近的朱尔发（Julfa）发展成为他们自己的中心，他则从他们的商业活动和经商手腕中获利。在那里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内部设计混合了基督画像艺术和伊斯兰教装饰品。有时候阿拔斯还转着熔所有宗教于一炉、“使天上和地下同得安宁”的念头。更实际地，他利用波斯人的什叶派信仰（Shiáfervor）作为鼓舞民族士气的方法。他鼓励他的人民到麦什赫德朝拜，就像波斯的穆斯林去麦加朝拜一样，他自己也步行800英里从伊斯法罕到麦什赫德祈祷和献礼。
因此他用来荣耀伊斯法罕的建筑主要是宗教性的，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教堂一样，他将穷人的小钱变成庙宇，它的堂皇、美观和宁静就成为全民的骄傲和所有物。新都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建筑是皇家清真寺，它是阿拔斯于1611年至1629年建立的。皇家广场就是它庄严的庙前广场和入口，整个广场似乎是导向那个环形的正门。人们的眼光首先被两翼的那些尖塔及它们突出塔楼的花边吸引，从那里通报祈祷时刻的人，宣布安拉是唯一的真神；其次引人注意的，是那覆盖大门门框的灿烂的彩陶及墙上刻有文字的横形饰带，带上的文字说明这个寺院是阿拔斯献给安拉的礼物，在波斯即使文字也是一种艺术。拱门之内，墙壁上布满闪烁着白花的钟乳石。然后就是内院，敞向阳光，穿过更里面的那些拱门，就进入那个巨大圆形屋顶之下的神殿。人们必须再走出来细究那圆形的屋顶，它庄严的阿拉伯文（Kufic）刻字，它的突出而不失优美的形状，依阿拉伯图饰绘着蓝色和绿色花卉的琉璃瓦。尽管时光不留情，此寺“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美观的建筑之一”。
形体较小而更见纤美的，是波斯王阿拔斯于1603年至1618年为他虔诚的岳父所建的那座清真寺——卢图夫·安拉清真寺——优美的大门、精制彩陶铺饰的神殿和壁龛（Mihrab），但更重要的是它内部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阿拉伯式的图饰，几何图案，各色花卉及设计完美而和谐的涡卷形装饰。这是合于逻辑的抽象艺术，其结构和效果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令人迷惑的混乱，而是清晰的条理和心智上的安宁。
在皇家广场的东侧，这位波斯王在一座巨大的拱门之下建造了一个露天宝座，名为“崇门”，他在那里召见臣下或观赏皇家广场中的赛马或马球比赛。这门之后就是皇家花园，园中有好几处殿宇，分别供他在特殊场合中使用。其中之一今日依然存在，但已饱受风霜的侵蚀：“40柱”是一处谒见室，殿宇用20棵法国梧桐做成的圆柱支撑，柱外镶有镜面玻璃和一条长长的走廊，廊中饰以描述这位波斯王生活细节的油画。宫殿的门扇都是由上漆的木材制成，其上点缀着花园景色的图画和花卉的涡卷形装饰，其中的两扇今日陈放在大都会博物馆中。仍然留在原地的，是谒见室天花板上色彩明朗的灰泥装饰，都是镀金和五彩的，这里抽象艺术再次达到逻辑和设计上的完美。
波斯王阿拔斯从他的许多宫殿和军营中，指导其广大疆域中人民的生活。像大多数伟大的统治者一样，他关心人民生活的每个方面。他修路建桥，而且将数以英里计的道路铺砌石板。他鼓励制造业、国外贸易及开发矿产。他建筑水坝，扩展灌溉，并将清洁的水导入城市。他重建那些曾受损害的城市——麦什赫德、卡斯维、大布里士、哈马丹。“他常常微服出行，”塔韦尼埃说，“像一个普通居民一样在伊斯法罕城中到处走动，而且假装买卖物品，想借此查访商人是否使用不实的度量衡……他发现了两个犯罪者，便令人将他们活埋。”这是过去东方人建立法律的方法：鉴于监视和管理的不足，严刑的目的就是要遏阻人们天生不守法律的习惯。或许长时间的军旅生涯，使阿拔斯王更变本加厉地诉诸这种残忍行为来吓阻或报复，他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子，而使另外一个变成盲人。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资助许多慈善事业，支持很多学艺活动。
他的死（1629年）结束了萨非艺术和统治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以他那调和的精力建立的秩序，几乎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虽然经历一连串柔弱无能的君王，波斯的萨非王朝仍能维持下去，直到阿富汗人征服波斯，它才颓然崩倒（1722—1730年）。即使在那个政治衰落的时期，萨非艺术继续跻身于人类鉴赏力和技术所能创造最优美的作品中。
让我们细查萨非王朝自塔马斯普一世之死（1576年）到它结束（1722年）的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能为适应欧洲纪年而加以分割的文化发展。好几位西方旅行者留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波斯富有启示的报告：佩德罗·泰克西拉1600年时在波斯；耶稣会神父丘辛斯基（Kiusinski），1702年至1722年居住在伊斯法罕，并写过一本《波斯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of Persia），这书包含整个的萨非王朝时代；让·塔韦尼埃详细描述他在土耳其、波斯、印度、东印度群岛等地的旅行（1631—1668年）；让·查尔丁也以10卷的篇幅记述他1664年至1677年停留在波斯的情形。虽然曾在波斯湾附近遭到阿拉伯的热风，但查尔丁深深爱上了伊朗。夏天，他宁愿住在伊斯法罕而不愿住在巴黎，而且发现“波斯的空气如此美妙而清新”。他写道：“我自己既不能忘记它，也无法使我不对每个人提起它。”他认为晴朗的波斯天空影响波斯艺术走向光泽和色彩的明艳，也给波斯人身心方面一种愉快的影响。他相信波斯人因为与佐治亚和高加索山区的居民混合而受益，这两个地区的人民，他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勇敢的——但还及不上波斯马漂亮。
这个一度是许多珠光宝气的教主和曼妙诗人家乡的人间乐土，被毁于蒙古人的入侵。政府的崩溃、运河的被忽视和淤塞、商道的改变、从西方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道的发现，使波斯的商业萧条。然而，有些商业从陆上的那些河流移向波斯湾。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上首要的港口霍尔木兹（Hormuz），他们控制该港达一个世纪之久。1622年，波斯王阿拔斯的军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协助下，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阿拔斯又在附近的班达·阿拔斯（Bandar Abbas）设立了另外一处商业补给站，该地商业的发展资助了他统治期间的艺术和繁华。商旅队仍然通过波斯由西方前往东方，给沿途的那些城市留下一些财富。泰克西拉描述阿勒颇是一座拥有2.6万间房屋的城市——很多房屋是用精制的石块建成的，其中有一些连王子也能住——城中的居民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城中有清洁而宽敞的公共浴室，有好几条街是用大理石石板铺砌的。
大部分工业仍然处在手工业阶段——中古的、费力的、精巧的、缓慢的，阿勒颇有一家缫丝工厂，全境都种有烟草。根据查尔丁的记载，波斯人对吸烟有一套过滤的方法：他们将烟在水中捞一下，因此“清除了烟草中油质和粗劣的品质”。吸烟成为波斯人的一种生活必需，“他们宁可不吃晚饭，也不能没有烟斗”。波斯王阿拔斯却是一个例外，他鄙视那个习惯，而尝试用一个恶作剧的方法纠正他的朝臣们。他命人将马粪晒干代替烟草，放在他臣子们盛烟叶的容器中，向他们解释这是哈马丹总督送给他的一种名贵烟草。他们吸食那种“烟草”，而且极力赞美它。“它闻起来就像1000朵花那么香。”一位客人发誓道。“那该死的药，”阿拔斯王喊道，“它的味道竟和马粪没有分别。”
任何有天赋才能和懂得礼貌的人，都可能在那位波斯王的宫廷中得到一个位置，那里没有天生的贵族。各个阶级、男人女人的衣着，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件长可及膝的外袍，窄袖、宽的腰带（有时候用有花的丝绸制成），袍下穿一件绸质或棉质的衬衣，裤管在脚踝的地方束紧，头上缠一块头巾。妇女们“衣着非常华美”，塔韦尼埃写道，而“和男子们差别甚小……她们和男人一样穿着裤子”。妇女们居住在深闺中，很少离开她们的家，即使离家她们也很少前行。那里有三种性别。很多情诗是男人写给男孩子们的，阿拔斯宫廷中的一个英国人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看见“美少年们身穿锦织背心，头裹灿烂华丽的头巾，足踏精选的凉鞋，他们卷曲的头发在两肩之上摇摆，有着灵活的眼睛和红润的双颊”。
查尔丁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波斯人口的减少，将原因归于：
第一，波斯人有一种不幸的爱好，即违反自然，与两性均发生关系。
第二，那个国家的过度纵欲（性的自由）。当地的妇女很早便开始生养孩子，而且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并且她们一过30岁，就被认为老朽。男人同样在非常年轻时就接近女人，并且过度纵欲，以至于虽然他们得到享受，但不能有更多小孩。而且绝大多数的妇女想办法堕胎，服用阻止胎儿生长的药物，因为（当）她们怀孕3至4个月时，丈夫们即开始沉迷于其他的女人，原因是他们认为在女人怀孕期中和她同眠，是一件猥亵不礼貌的事。
尽管实行多妻制度，妓女仍然很多。虽然穆罕默德的法律禁酒，酗酒仍很普遍。咖啡店很多，所以这种植物的欧洲名字得自于阿拉伯文中的“卡洼”（qahwah）。身体的清洁较语言的洁净更普遍，浴室甚多，而且有时加以艺术的装饰，污渎猥亵却所在多有。塔韦尼埃称他们为“伟大的伪装者和奉承者”，而查尔丁的记述是他们极喜欢欺骗，但他接下去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民族”，宽容而殷勤，具有“最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最柔顺的脾气、最伶俐的……口齿……总而言之，是东方最文明的民族”。他们喜欢音乐，他们的诗人经常吟唱他们写的诗。
我们可以从波斯诗人在德里的莫卧儿人宫廷中受到的欢迎来判断他们的杰出，但这个时期的波斯诗人的作品很少传到西方人的耳朵中。我们知道16世纪最杰出的波斯诗人是设拉子（Shiraz）的乌尔费（Urfi），他认为自己至少要超过萨迪。他的诗比他的人更受欢迎，下面是我们从那些跑来欣赏他重病的“朋友们”中采摘出来的：
我的身体已病重如此，
我那能言善道的朋友们似传道者站满床沿。
一人用手抚须并引颈前望，
他说：“天啊，天啊，时运不常，
为人不当用心于污浊的浮名、金钱，
今日谁见贾姆希德帝国，又谁闻亚历山大之名？”另一人引袖揾泪眼，出以悲语柔声：
“命乎，命乎，人人必经此永离之路，
你我均为路上行者，而韶光催人行速。”
更一人巧言道：
“镇定，镇定，莫使烦乱扰君心，
我但愿能集君诗文，
抄写校正之后，我将附序篇首，
恰似盛珠之椟，证明珠为君有。”
祈求我主，佑我康复，
你将见我以何等盛怒倾诸此等伪善者之头。
乌尔费在韵文方面的对手是伊斯法罕城的萨伊布（Saib）。他追求时髦迁居到德里，就像当时法国和佛兰德斯的艺术家迁往罗马一样。两年后，他回到伊斯法罕，成为波斯王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的桂冠诗人。他有点像哲学家，写了不少富于隽永智慧的片断：
所有信教与不信教之言最后归诸一途，
梦本相同而解释各有千秋……
治疗世上一切不快的良药是忽视它，
清醒者乃沉醉睡梦中人……
浪花不知大海的底蕴，
暂生者如何了解永恒？……
复活节给我唯一的困惑是，
那复活者将必须再面对人脸。
如果波斯诗歌的韵律困惑着我们，对萨非时代艺术的欣赏应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了解的语言。那些经过2000年的演化，最后在伊朗形成的技术、手法和韵味，现在在建筑、陶器、装饰画、书法、木刻、金工、纺织、挂毡、地毯等艺术中，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些艺术品是今日世界各处博物馆中珍品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时期中最好的建筑物是在阿拔斯一世时代的伊斯法罕城中。阿拔斯二世在该城中建立了阿什拉宫（the Talar Ashraf，1642年），而在萨非王朝的晚期，波斯王侯赛因（Husein）又在该城建立了波斯王母后学院——这所学院曾被寇松勋爵（Lord Curzon）列为“波斯境内最堂皇的遗迹之一”。但其他的城市也有值得骄傲的新建筑方面的成就：设拉子的马德拉萨清真寺、麦什赫德的克瓦亚·拉比的巨墓、尼沙普尔现在虽被毁坏，但仍有可爱的卡达姆·加（QadamGah）的神龛和埃里温的蓝色清真寺。
波斯王阿拔斯一世在伊斯法罕城建立了一所美术学校，该校学生必须临摹名画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临摹时构图的美观和线条的精细远较主题和形象重要。现在——显然是在欧洲的影响下——俗世画家们逸出正统的伊斯兰教习俗，他们作画时以人物为画中主题。这个结果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好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风景最初是被忽略的，然后偶然用之作为背景，再后来风景的地位超过了人物。在伊斯兰教的绘画中，人物最初是被排除的，然后偶然被允许在画中出现，但是只有在较后的阶段，人物才在构图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因此在《放鹰者》一画中，一位穿绿衣的贵族，腕上停留一只老鹰，衬着极小以金色花卉构成的背景。而在《坐在花园中的诗人》一画中，每一细节都流露出典型的波斯优雅。另一项改革是发展壁画，关于这方面，我们已在伊斯法罕的宫殿建筑群中看到一个例子。绘画大师们主要仍致力于《古兰经》的装饰，或为古典文学像费尔达西的《帝王之画》，或萨迪的《蔷薇园》等作插图，后面这本书由巴格达的马拉纳·哈桑（Mawlana Hasan）以液体黄金绘图装饰。
萨非王朝中叶后，绘画上最有成就的人是里萨·阿巴西（Riza-iAbbasi），他将波斯王阿拔斯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以感谢王室对他的资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声望超过比赫扎德（Bihzad）。他死后，绘画的艺术随之衰落，他构图中的感受性和精微性逐渐流为过度的颓废。此时，受中国影响的波斯风格，转而影响到莫卧儿宫廷之中的人像，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建筑。格鲁塞特（Grousset）认为泰姬陵（the Taj Mahal）只“不过是伊斯法罕艺术中一个新的篇章”。
书法在波斯仍然是一项主要的艺术，伊迈德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古卷抄本几乎和里萨·阿巴西的画像一样受到波斯王阿拔斯的钟爱。书籍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内容，更由于它们的形式，一个美丽的封面给予人视觉和触觉的快感，实不亚于一只精致的花瓶。艺术家们在他们设计的封面上签名，和在他们所绘的画上签名一样感到骄傲，因此17世纪早期的一个烫金皮质封面上被题着“穆罕迈德·萨利·塔比里兹的作品”，一个纸做的封面用漆绘图，上面签着“阿里·里萨”（Ali Riza），日期是1713年。两个封面都美得诱人。
在波斯的城市中，除了圆形屋顶外，要算那铺在圆形屋顶之上的彩绘瓦片最惹人注目，而它们的年代使我们惊奇于他们的工艺竟能使如此明艳的色彩保持这么久远。这种用火烧上釉使颜色经久不退的方法，是波斯的一项古老的技术，阿赫门尼德·苏珊（Achaemenid Susa）时代（公元前400年）上釉的瓦片在技术上已臻完美。他们将金、银、铜及其他金属的合金熔合，以做成更富光泽的色彩，尤其对宝石红和蓝绿两种色彩效果更佳，而第二次煅烧增加陶土和釉的硬度以对抗几百年的日晒雨淋。住在朱尔发的亚美尼亚人或许是雇用波斯的陶器工人制造他们基督教堂上的瓦——这些瓦片都设计得和图画一样精美。更美的是陈列在科沃基安（Kevorkian）艺术品收集馆中的彩绘瓦片，它们都属于17世纪下半叶伊斯法罕城的成品。
在伊斯法罕，加珊（Kashan）及其他地方的陶器工人，继续制造有光泽的陶器——瓶子、碗、花瓶、盘子、细颈水壶、茶杯等，在釉下面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画在各种不同的衬底上。作镶嵌细工用的法国彩陶，成为清真寺和宫廷中覆盖墙壁最受欢迎的材料。波斯王阿拔斯进口中国的瓷器，他的陶工们尝试仿制，却缺乏那种瓷土和技术。也是在阿拔斯的激励下，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工人们意图制造能媲美威尼斯的玻璃。金工在雕镂和嵌镶铜器方面特别擅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所保存的一件1579年的波斯烛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彼得堡的赫米泰奇珍藏馆中有一把金制的军刀刀鞘，上面嵌有大的、精工琢磨的绿宝石。
纺织是一项主要的工业和艺术。数以千计的图案设计工、织工和染色工占据伊斯法罕城中一大部分。他们的产品形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使波斯以缎子、天鹅绒、人造丝、刺绣和丝绸而举世闻名。阿拔斯想赐给臣下一件特殊礼物时，他经常选择波斯纺织品中的杰出作品。“他如此赠出的衣衫难以数计”，查尔丁记录道。庆典时，这位波斯王和他的朝臣们在正式场合穿着的丝绸和织锦，查尔丁认为，那是欧洲任何宫廷服装所不及的。“染色的艺术，”他写道，“在波斯似乎较在欧洲更进步，它们的色泽牢固而鲜艳，不会很快地就退色。”加珊的天鹅绒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可与之匹敌者，有些碎片现在珍藏在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各地的博物馆中。基督徒军队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1683年）时，他们获得的战利品之一，是一张由丝绸天鹅绒织成浮花锦缎的地毯，显然是波斯王阿拔斯时期伊斯法罕城的制品。
波斯的织品在设计和织造地毯中达到顶点，而波斯王阿拔斯时代，这种艺术在伊朗大放异彩。一张地毯对于波斯人来说几乎和他的衣着同样需要。17世纪时托马斯·赫伯特记叙说：“他们房屋中除了地毯和一些铜器外，几乎没有家产和家具……他们在地上吃饭，盘着腿坐在地毯上，好像裁缝一般。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缝地毯，而整个的居室或房间……全部铺有地毯。”现在地毯的颜色趋向于深红和葡萄酒的红色，但为了中和这种色彩上的过分浓艳，图案的设计是平和的。可能是几何形的，而且变化无穷。更常见的设计图案是花卉，眼睛所见是富丽而规则的排列，一个波斯花园的得意产品——花朵插在花瓶中，或稀松地散置着，或诉诸想象而非视觉的花朵，点缀着松散而优美蔓草式花卉与几何图形并用的图饰。有时花园本身也是设计的好材料：大树、灌木、花床、流水，都被演化成几何图形。或图案置于一个大奖牌式的装饰中间，两端都垂有饰物，或呈现动物在嬉戏或追逐时的状态。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劳动和耐心：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交互编织，并将彩色的羊毛式丝质小结缝入经线之中，以便形成“堆”（pile）和图案，一平方英寸的面积可能需要1200个小结，也就是说一块23平方英尺的地毯中有9000万个小结。奴隶制度似乎已被织进这种艺术之中，但工人因为自己的灵巧和技艺，将散乱无序的材料变成整个工作中一个和谐有序、有系统的部分而感到自傲。这种地毯在波斯、阿富汗、高加索等境内10个以上的地毯中心被制造出来，用以装饰王宫、清真寺和家庭及用作赠送权贵友人的珍贵礼物。
波斯地毯和波斯装饰画在16世纪和17世纪经过一个相似的发展：它们在“云”或其他图案设计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转而影响到土耳其和印度的艺术，而它们同样在萨非王朝时达到极盛期。一直到1790年，波斯地毯的生产建立在一个量的基础上，匆促的设计和编织，为的是供应一个较大而较不苛求的市场的需要，这个市场主要是欧洲的。即使在那个时期，仍有一些不寻常的产品，它们无论在结构、彩色和设计等方面，仍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
这就是波斯，这就是伊斯兰教，在他们力量和艺术最后灿烂时期的情形——这是一个和我们西方有着深刻不同的文明，而且不时怀着轻侮的敌意。他们指责我们是多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讥笑我们女性至上的一夫一妻制度，有时候蜂拥而来打倒我们的大门。当巨大的辩论尚停留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而未达到达尔文和基督之间时，我们不可能期望了解这个文明和钦佩它的艺术。文化上的竞争还没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竞争已经停止流血，而现在它们在交互影响的渗透下互相混合。东方采用了我们的工业和军备而“西化”，西方厌倦了财富和战争而追求内在的安宁。或许我们将要帮助东方消弭贫穷和迷信，而东方将帮助我们达成哲学上的谦逊和艺术上的精妙。东就是西，而西就是东，不久这对双生的孩子就将晤面。
1564年，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如伏尔泰所言早已名不副实，仍是一个面积广大由半独立小邦拼合而成的杂烩，这些小邦包括德意志、卢森堡、法兰奇·孔特、洛林、瑞士、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部分的匈牙利。这些小邦都承认那位属于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为它们的领袖，这个王朝从1438年开始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08年。查理五世逊位后，该王朝将欧洲的一半划分成两个部分，分属它的两个支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则统治西班牙及其属地。历史上由一个家族君临如此众多的人民达如此之久实属罕见。
哈布斯堡王朝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统治较在西班牙境内的统治宽大得多，因为构成神圣罗马帝国的诸小邦在政府、经济、语言、宗教及种族特征上不同，甚至以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和威望，也不能制止这些离心力将神圣罗马帝国变成一个由骄傲的自治单位组成的松弛的联合。偶尔召开的帝国国会（the Imperial Diet）发现抑制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比制定为各邦所接受的法律来得容易，而那7位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帝国选帝侯则利用手中的选举权来控制他。这些选帝侯是波希米亚之王、萨克森、勃兰登堡、巴拉丁挪的统治者和“教会选帝侯”——科隆、特里尔、美因茨诸地的大主教。神圣罗马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仅限于奥地利、施蒂里亚、科林西亚、卡尼奥拉和提洛尔，有时也及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利西亚及匈牙利的西部。他独立的岁入也来自这些地区，如果需要更多的钱，他必须低声下气地和控制帝国财源的帝国会议打交道。
斐迪南一世于1564年去世后，选帝侯们将其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选为神圣罗马皇帝，在此之前他已接受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他太随和而不大像一位皇帝，每个人都沐浴在他善良的本性、随和的脾气、对任何阶级的仁慈和礼貌及开阔心智的春风中。除此之外，他更有着智慧和容忍，对科学、音乐和艺术的鼓励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绅士风度。由于他在路德派和天主教传教士之间更为偏爱前者及在接受圣餐时除了面包之外坚持要酒，这曾经危及他的即位，而且只有在重行改信天主教否则放弃帝位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时，他才在表面上遵从天主教的规律。同时他却保护新教徒免受迫害。他指责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集体大屠杀，同时允许奥朗日的威廉在德国征集军队迎战荷兰的阿尔瓦。在一个偏执无容、战祸连绵的时代，他给予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小邦和各教派一个不平凡的楷模，即容忍而不歧视、和平而不畏缩。1576年，他在垂危的病床上拒绝接受罗马教会替他举行的临终仪式，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参加他的逝后祝福。
他曾说服选帝侯们接受他的儿子鲁道夫为继承人，虽然他已经看出他儿子性格上的一些特征。鲁道夫二世的性格是多疑而阴郁的。因为是菲利普二世的可能继承人之一，他曾被送往西班牙接受教育，那里的耶稣会教士们剥夺了他的宽容心。他继位后不久，即严格限制新教礼拜的自由和范围，他的理直气壮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宣布宗教性辩论导致的暴乱及新教各派的互不相容，正在动摇神圣罗马帝国和平而稳固的根基。他并不完全缺乏他父亲那些令人喜爱的优良品性。他过着适度的简朴生活，没有帝王的架子。他的一个兄弟指责他和地位卑贱的人们过于亲近时，他回答说：“虽然我们的地位和出身使我们高出众人，但不要忘记我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具有我们的软弱和缺点。”
确实，他宁愿做一个学者而不愿居君主的高位。他学习好几种语言，对每种科学和艺术都有涉猎，收集珍贵的绘画和雕塑、植物学上的各种变种和动物学标本。他帮助诗人和历史学家们，而且建立了很多学校。他成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医学上的专家，也精通冶金和占星术，曾资助蒂丘·布拉赫和开普勒等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将他们的“星群表”呈献给他。在布拉格——他的国都——宫廷之中全神贯注于科学研究，他发现他无暇结婚，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治理政事。1594年后他不曾出席过国会，1598年后他拒绝批阅公文，而将国事委诸无能的宠臣。他年事渐长时，心智衰退，但没有变得疯狂，而是陷于一种沉思的、抑郁的孤独中，被谋杀的恐惧缠绕着。他曾梦见——或蒂丘·布拉赫曾从星象上——发现谋杀他的人会是一位僧侣，因此他变得不信任一切天主教的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内外交迫之下，他于1608年将奥地利、匈牙利和摩拉维亚的统治权让给他的弟弟马赛厄斯，1611年又将波希米亚王位和他剩余的一切权力让出。1612年，他去世了。
马赛厄斯这时已55岁，太疲于征战，未能享受到实际的治国之乐。他将行政和政策全部委托给那位能干而正直的维也纳主教梅尔吉奥·克莱塞尔（Melchior Klesl）。克莱塞尔因为对新教让步而触怒了天主教，又因让步太少而触怒了新教。马赛厄斯的表兄弟斐迪南，也就是施蒂里亚的大公，拘禁了克莱塞尔（1618年），马赛厄斯死（1619年）后不久，他自己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此时大的决战业已开始。
形式上，瑞士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对抗神圣罗马皇帝和大公们赢得的光辉胜利，境内各州毫无忌惮地争斗。萨伏伊和西班牙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由卢塞恩（Lucerne）领导的天主教各州，意图将新教各州恢复为罗马教廷所有。耶稣会教士们以他们位于卢塞恩的学院为基地，于1577年开始一项教育、讲道和阴谋上的决战。教皇驻瑞士的使节们改革天主教教士的弊端，终止教士蓄妾，并阻遏那正由苏黎世、日内瓦、伯尔尼诸地向外蔓延的新教影响。
日内瓦正渐从加尔文手中恢复。西奥多利·贝兹（Théodore de Bèze）继承他的老师（1564年）成为威尼拉公司（Venerable Company，属于牧师）和教会议会（the Consistory，属于牧师和教外人士）两个团体的领袖。通过这两个团体，他以机智和殷勤，继续推展改革后教会的工作，只有宗教仇恨才能使之分裂。他前往法国，参加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已经看过他在普瓦西会议中为新教提出的议案。在国内，他努力想维持加尔文规定的严肃道德，但不太成功。由于商业领袖们日益违反那项法规，贝兹因而领导僧侣们指责僭取、专利和贪图暴利。城市会议（City Council）建议传教士们的权责应仅限于宗教事务时，贝兹辩称人类事务中没有一件应该脱离宗教的控制。他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中唯一活到17世纪的一位。他死于1608年，享年89岁。
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扮演主角。奥地利是神圣罗马皇帝们的驻地，是西方文明对抗野心勃勃的土耳其人的堡垒，是反宗教改革的桥头堡，也是“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势力的大本营。奥地利仍然有一段时间在天主教和新教，甚至基督教和不信教之间举棋不定。斐迪南一世在位时，路德派的教义问答被大部分奥地利教区采用，路德教派盛行于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国会允许用两种形式领受圣餐，并允许僧侣结婚。1567年，一位传教士估计：“成千上万住在城里的人——甚至乡下的——不再信仰上帝。”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因为惧怕奥地利政府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失去宗教的支持，召唤彼得·卡尼修斯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前往维也纳大学。在他们的领导下，天主教开始恢复势力，因为这些受过训练的人不仅隐藏其智慧，而且过着一种予人深刻印象的简朴生活。1598年，罗马教廷再度取得优势。
一个同样的变化降临到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2/3的匈牙利自1526年以来即受土耳其的统治，土耳其的边界距维也纳不到100英里，与土耳其的和平仅靠神圣罗马诸帝每年向苏丹们进贡来维持，这种进贡一直维持到1606年。特兰西瓦尼亚也支付类似的贡款，但1606年，其王子斯蒂芬·波西凯（Stephen Bocskay）绝嗣而死，因此将该地区遗赠给哈布斯堡王朝。
由那些渴望侵占天主教教会财产的贵族控制的奥地利的国会，自1526年以来即赞成宗教改革。在他们支持的宗教自由之下，新教在知识阶级中赢得优势。不久新教即分成路德、加尔文、唯一神教诸派，而唯一神教派又因直接向基督祈祷是否适当的问题而分成更小的支派。那些已经笃定可以得到天主教教产的贵族觉得再没有理由支持新教，因此他们欢迎彼得·帕兹马尼（Peter Pazmany）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们，以身作则地改信天主教，驱逐新教牧师而以天主教教士代其职务。1618年，施蒂里亚的大公斐迪南成为匈牙利国王，更加积极地推展反宗教改革运动。1625年，国会中天主教又得到多数席次。帕兹马尼原为一位加尔文教信徒之子，现在成为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也是当时匈牙利文笔最流畅的作家之一。
1560年，波希米亚及其属地大部分是新教徒，都承认波希米亚王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但每个小邦都有自己的国会、法律和首都，它们的首都分别为布拉格、布尔诺、布雷斯劳、包岑。布拉格在当时已经是欧洲最兴盛、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波希米亚国会中只有1400位地主能够投票，会员却包含城市居民和农民代表，因为他们控制了经济大权，影响力自然不在话下。大部分贵族是路德教信徒，城市居民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信徒居多数，农民则大部分为天主教徒，小部分为酒饼同领派信徒。1587年，他们放弃他们的胡斯传统，只坚持可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最后（1593年）终与罗马教廷讲和。这些宗教团体中最虔诚的是波希米亚弟兄教派——他们严格地遵守“登山宝训”，除了农业外，摒除一切其他生活方式，过着一种宁静的简朴的生活。
1555年，斐迪南一世将耶稣会教士带进波希米亚。他们在布拉格建立了一所学院，培育了一批赤诚天主教徒的核心成员，而且使许多与信天主教妻子结婚的贵族改信天主教。鲁道夫二世发布公告首先摒弃波希米亚弟兄教派信徒，然后是加尔文派信徒，但他缺乏执行这些命令的方法。1609年，新教各派说服他签署了一个著名的《皇室宪章》（Royal Charter），保证波希米亚境内新教皇的礼拜自由。两年后，鲁道夫将王位让给马赛厄斯，马赛厄斯将帝国首都迁往维也纳，任由布拉格不快和反对。1617年，波希米亚国会——虽然波希米亚全国仍是新教信徒占大多数，国会中则天主教徒日增——承认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为波希米亚之王，他曾接受耶稣会教士的教育，曾经誓言无论统治哪个地方，他一定要扑灭该地的新教。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们准备作战了。
此时的德国异常混乱：它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名称，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的语言、经济形态，但习惯、政府、货币、信仰各方面则互相歧异、互相猜忌的小公国所构成之大杂烩。每个部分除了神圣罗马皇帝之外，不承认有任何上司，而对神圣罗马皇帝通常都是不理不睬的。有些外国人对此感到快慰。“如果它完全臣服于一个君主，”托马斯·奥维巴里（Thomas Overbury）爵士1609年写道，“它将成为欧洲各国的一大威胁。”即使对德国而言，在很多方面这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安排。它固然削弱了德国和统一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竞争的力量，但它给予地方上的自由，一个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这里没有暴虐繁荣的巴黎吸取整个国家的民脂民膏，有的只是一群著名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活力。
尽管有这些千变万化的大城市和袖珍型的宫廷，但德国已不再享有马丁·路德之前在北欧掌握的经济优势。因西欧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之发现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首先得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后是英国和荷兰，而受损的则是以前统辖东方贸易的意大利。德国那些将商业由意大利传往北方的河流和城镇也随之衰落。北海沿岸的荷兰港口、波罗的海沿岸的丹麦和波兰的港口，夺走了大部分的贸易和赋税。汉撒同盟早已失去往日的优势。吕贝克在与瑞典之间的长期战争（1563—1570年）中惨遭摧毁。只有法兰克福保持它旧日的繁荣，它每年一度的博览会仍然是欧洲最吸引游人的活动，因而使这座城市成为德国国内商业和国际财政的中心。
货币像以往一样流行。禁止利率超过5%的命令到处都被规避着。“这目中无神的僭夺之罪，”1585年一位牧师说，“现在的基督徒比从前的犹太人更甚。”“一种违反基督教义的贪恋金钱之风，”一位传道者1581年抱怨道，“已经猛烈地袭击着每个人和所有的阶级。任何人只要有任何可作为赌注的东西，他就不会从事正直而劳苦的工作……想用一切投机的方法，像金钱兑换和巧取豪夺的合约等致富。”数以百计的工人将他们的储蓄投资到著名的富格尔（Fugger）、威尔泽（Welser）、霍克斯泰特（Hochstetter）等家族所经营的事业中，而在接二连三的破产中全部泡汤。1572年，洛伊特兹（Loitz）兄弟银行公司在吸收大量小户资金后宣布倒闭，那些投资的小户损失了他们的储蓄甚至他们的家。富格尔家族因为他们出钱资助的菲利普二世和阿尔瓦破产而被毁。威尔泽家族于1614年败落，负债达58.6万基尔德。或许对通货膨胀的惧怕，驱使人们走向这种投资，因为几乎每一个德国小邦的邦主都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诈欺人民，而制造伪币和偷银盗两的人又特别多。1600年，德国的货币陷入一种可耻的混乱中。
人口增加而生产落后，穷困已濒临到爆发革命的边缘。除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两地外，德国全境的农民都变成农奴。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诸地于1616年或稍后以法律确定农奴制度。“在德国的那一片土地上，”一位作者1598年问道，“德国农民还能享受他旧日的权利？他还能拥有或者使用公地、牧场和森林的利益？对封建劳务和规费还有丝毫的抵制？农民还拥有自己的法庭？上帝可怜他们吧！”很多农民改行开矿，但由于美洲的白银进入德国，竞争使得矿业的利润和矿工的薪资都下降。城市之中，旧日行会之中的友谊因为店主剥夺零工而被破坏。有些行业从早上4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7点，铜匠行会于1573年要求每周工作92小时。
早在1579年，我们已经听到德国已有罢工反抗织布机的事件。
如果我们相信“三十年战争”之前这半个世纪的道德家们所言，则道德的状况和经济同样黑暗。教师们抱怨送到他们那里去的年轻人不是基督徒，简直是野人。“人们对子女们的教养如此之坏，”马特西亚斯·布雷登巴赫（Matthias Bredenbach）在1557年时写道，“以至于显而易见，那些可怜的学校教师们……必须和……野兽打交道。”“一切纪律显然已经荡然无存，”另外一人在1561年说，“学生们倔强粗野到了极点。”很多大学城中，市民们不敢夜间出门，因为惧怕那些有时候会拿刀攻击他们的学生。“学生们普遍堕落的主要原因，”1578年拿桑·奇特兰辛（Nathan Chytrnsin）说，“毫无疑问是由于家教的衰落。……现在我们已经除去古时法律和规程所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桎梏。无怪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是如此无所约束地不自爱，如此粗野地无知，如此难以管教且目中无神。”另外的人以为：“何以青年会沦入无德和淫放，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各种戏剧。”
至于成人，那些传教士描述他们是喜欢口角的伪君子、老饕、酒鬼和奸夫。约翰·库诺（Johann Kuno）牧师1579年时抱怨说：“各种淫邪现在是司空见惯，人们即使犯了罪也毫无羞愧之情，有人甚至以男妓的姿态炫耀自得，最粗鲁、最猥亵的罪恶已经变成美德，谁还会把普通卖淫视为一种罪恶？”巴托罗马斯·林沃尔特（Bartholomus Ringwalt）牧师1585年认为那些日子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败坏的末日”。亵渎神灵几乎是人所共有的罪，不论他属于哪一个教派。诽谤罪也非常盛行。“我的监督人，”奥登堡（Oldenburg）伯爵1594年写道，“曾向我抱怨不来梅的佩泽尔（Pezel）博士如何在一本书中辱骂和诽谤他，书中记述了终日暴饮暴食、酗酒贪欢、放荡淫逸，他……是一个贪吃的老饕、一个阴谋家、一个老色鬼、一个堕胎者……他必须要用吊死、淹死、监禁、被车压死或被剑刺死的方法除去。”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传道士发现：“几乎德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伪传我在一次喝酒比赛中赢了一只大的镀金高脚酒杯……我如此拼命灌酒，以至于……我必须被人扶上一辆车子拖走，就像一只灌醉了的小母牛或老母猪。”
吃喝是两件要务。一个家道小康的德国人，一天之中有半天是消耗在忙着把食物从身体的一端送至另一端。城市居民以他们的食欲而自傲，他们的食欲就像他们妻女们的衣服一样，被看成成功幸运的一种表征。一个马戏团演员因为在一餐之中吃了一磅乳酪、30个鸡蛋以及一大块面包而赢得举国皆知的美名——那次之后就死了。正餐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餐中14次举杯互祝并不是不寻常的事。多数的婚礼都成为大吃大喝的欢宴。一位快乐的王子在信末写道：“祝君健康，开怀饮酒。”萨克森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在27岁时暴饮致死。一个戒酒社团反对这种罪恶，但是它自己的首任主席却因酗酒致死。人们坚信，暴食足以缩短寿命。伊拉斯谟·温特（Erasmus Winter）1599年说：“由于无限制的吃喝，现在少有年老的人，而我们很少看见一个30或40岁的人不曾感染某种疾病的，或是结石、痛风，或是咳嗽、肺痨，要不就是其他病症。”
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时人们的抱怨看得太严重。或许大多数的人仍是勤劳工作，长期忍苦，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但是，历史和新闻一样，善行不是新闻——这证明它的平常。城市居民的妻子们，过着一种有节制的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百务集于一身，除了长舌以外，没有时间让她们犯更大的罪。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us Ⅰ）的妻子一样，很多上层阶级的女子们都全心贯注于她们的家庭。在那动乱的德国也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方面：对儿童和家庭的爱护，豪放的殷勤，快乐的舞蹈，美妙的音乐，欢愉的游戏和节日。历史上第一棵圣诞树是1605年德国一个庆祝会上的一部分，用过去异教徒美丽的遗物来装饰圣诞节的，也是德国人。
舞蹈和民谣都源于乐器，而赞美诗逐渐演变成团体的合唱。风琴成为建筑上的里程碑，大键琴、琵琶以及其他乐器本身就是可爱的艺术品，赞美诗集——尤其在波希米亚——有时被华丽地加以装饰。新教的赞美诗常含有说教或辩论的意味，丧失了中古圣歌的那种柔美，但是新教的合唱团已经指向巴赫。每一教派的学校都强迫实施音乐教学，音乐教授的地位在学术体系中仅次于院长，当时的风琴演奏家和现在的画家一样风头甚健。雅各·亨德尔（Jacob Handl）在布拉格颇享盛名，而哈斯勒兄弟（Hassler brothers）——汉斯、卡斯帕和雅各布——常常以他们自己作的曲子风靡德累斯顿、纽伦堡和布拉格等地的听众。音乐的才能趋进家庭，并不是由于神秘的遗传，而是由于家庭中的感染，所以一个真正的舒尔茨（Schultzes）家的主人拥有普拉托里斯（Praetorius）的名号。米歇尔·普拉托里斯（Michael Praetorius）不仅作了好几卷的乐曲，而且，在他的《音乐全书》（Syntagma musicum，1615—1620年）一书中，他撰述了一部关于音乐史、乐器学和乐曲形式方面透彻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百科全书。
这个时期德国伟大的音乐家，就是那位举世公认为现代德国音乐之父的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ütz）。他于1585年出生在一个萨克森家庭之中，刚好早巴赫和亨德尔一个世纪，他建立的音乐形式和精神，由巴赫和亨德尔两人带向完美。24岁时他前往威尼斯，在那里跟从乔万尼·加布里埃里学习。回到德国后，他徘徊于音乐和法律之间，但最后他安心地成为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德累斯顿宫廷之中的音乐指挥。从1618年起，他大量地写作合唱团的乐曲，这些乐曲在它们合唱的处理和对比，独唱及乐器方面已为巴赫铺了一条坦荡的大路。现在，沉闷的德国合唱对位法第一次被用更和谐的“协调”方式加以融合轻快化，“协调”方式是将声音和乐器结合。为了庆贺那位选帝侯之女的婚礼（1627年），舒尔茨作成第一个德国歌剧《达夫尼》（Dafne）——该剧是以33年以前在佛罗伦萨上演的佩里（Peri）所作的同名歌剧为基础。第二次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影响到舒尔茨在他的《圣乐谱曲》（Symphoniae sacrae，1629年）中给予独唱和乐器更突出的地位。《圣乐谱曲》是将旧约《诗篇》和《雅歌》（Song of Songs）中的拉丁文句谱上悦耳的音乐。1631年，萨克森成为战场，舒尔茨就从一个宫廷流落到另一个宫廷，甚至远去丹麦，到处追寻合唱团和面包，直到1645年他才重回德累斯顿。那一年他以一首《来自十字架的七个字》（the Seven Words from the Cross）的圣乐，创立了德国耶稣受难音乐的风格，在这里他因使单音字发出相同的单声，同时乐器在这声音的前后奏出同样的旋律，建立了一个规范。巴赫在《马太受难曲》（The St.Matthew Passion）中即采用此一方法。舒尔茨在1657年印行《德意志协奏曲》（Deutsche Concerten）时，又一次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是一首仅唱而不表演的戏剧体圣乐乐曲——这一曲使他和卡利西米共同成为戏剧体圣乐的创始者。他1664年所作的《圣诞圣乐》（Christmas Oratorio）成为巴赫努力的另一目标。一年以后，他以《我主耶稣的死难》（The Passion and Death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一曲达到他事业的巅峰，该曲是单为声乐所撰的一首严肃的乐曲，其中并无曲调的陪衬。此后不久，他丧失了听觉，隐退到家中过着孤寂的生活，死时87岁，在他为119篇《诗篇》谱上乐曲之后说：“你们的法度曾是我在朝拜途上那小屋中所唱的歌。”
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杰出的文学作品是波希米亚兄弟教派翻译的《圣经》（1588年）和米其奥斯·兹林伊（Mikéos Zrinyi）翻译的匈牙利史诗，命名为《兹林雅斯》（Zrinyiasz，1644年）。德国，尤其是法兰克福继意大利之后成为最繁忙的书籍出版地。法兰克福的出版界从1598年开始，每半年发行一次出版目录。文艺社团鼓励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但文学作品受到国家和教会检查的抑制。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天主教各教派的领袖们同意，凡有损于政府、官定信仰及公共道德的作品应予禁止。说起来也奇怪，被新教当局查禁的书籍总数超过被罗马教会查禁的书籍总数。
争论损害了真理，导致了学术的衰落。马西亚斯·弗拉丘斯·伊利里克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和他的助手们编纂了一部13巨册的基督教会史，但天主教的历史一样偏见至深，所以在这些武断的编者眼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恶人之中的极恶者”，他在爬上“首席祸害”（Chair of Pestilence）的宝座之前，曾谋杀好几位教皇。当时最好的德国历史编纂是约翰尼斯·斯莱达努斯（Johannes Sleidanus）的《宗教改革史》（1555年），这部书极公正无偏。
次于这些互相抨击大骂的历史，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戏剧。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都利用舞台作为宣传，新教的戏剧对教皇极尽取笑之能事，通常都是以将他打入地狱为结局。瑞士天主教的乐师从1549年起制作关于耶稣受难、复活节和最后审判的剧本，其中之一有290位演员。上阿默高（Oberammergau）的受难剧首次公演是在1634年，主要是为1633年瘟疫中许的誓言还愿，而且每10年重演1次，该剧从上午八点半演到下午六点，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意大利演员于1568年进入德国，随之而来的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各地的演员。这些剧团不久就以职业式的表演代替了私人演出，他们索取报酬的秽行颇引起人们的诟病。
较戏剧更受欢迎的是雄健的、多才多艺的阿尔萨提亚（Alsatian）的讽刺作家约翰·弗斯查特（Johann Fischart），他愉快地感染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发行一套反天主教的滑稽丛书，如此机巧的讽刺，使他不久即成为德国境内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他的《蜂窝》一书，用激情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教义、仪式和教士。在另外一本讽刺作品《耶稣会教士的帽子》（JesuitenhüTlein）中，他嘲笑耶稣会教士们四角形的帽子，抨击他们的一切行为和观念。1575年，在一个开玩笑似的长达八行的题目下，弗斯查特又出版了一本号称为翻译的书，实际上它是模仿拉伯雷所著的《巨人传》，在书中他嘲笑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穷人的压迫、对学生的虐待、贪吃和酗酒、私通和通奸——以一种混杂的文体和阿尔萨提亚的方言写出，充满猥亵和机智的趣味。弗斯查特在江郎才尽后于43岁时去世。
和弗斯查特几乎同样生动，又和他在同一年（1590年）同样年龄去世的另一位作家尼科德莫斯·弗里奇林（Nikodemus Frischlin）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20岁时，他是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历史和诗学的教授，他以类似贺拉斯的文笔写拉丁诗，又做一些学术气氛极浓的维吉尔诗的评注。30岁时，他因讽刺贵族而被免职。此后，他不顾一切地喧饮作乐，大量喝酒，因为他说酒对天才不可或缺，而戒酒者写的诗就和白开水一样毫无价值。他被控毁了一个女孩子，又毒杀了另一个。为了这些不道德的罪恶，他受到迫害和威胁，于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他将他一本已经出版的演说集呈献给11位著名的人物，这11个人在地理上的分布，可以保证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有避难的处所，但是在他还未充分表达对敌人的意见之前，就在一次跌跤中死去。他们以那个时代的方式叫他“一个臭诗人……一个欺骗、不诚实的魔鬼胚子”，但是他是那个不愉快时代中德国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诗人。
艺术遭受到新教徒的厌恶偶像、罗马教廷赞助的衰减、不调合的意大利影响对乡土风格的破坏、粗劣道德和激烈争论导致趣味的低落及日后战火的摧残各种因素的影响。尽管有这些打击，但是德国的技术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60年中，产生了好几座堂皇的宫殿和庄严的市政厅，一位卓越的画家及一些珍贵的小型艺术品，实在是一个奇迹。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和巴伐利亚大公阿尔伯特五世的收藏品成为著名的慕尼黑“古美术馆”（Alte Pinakothek）的基础。阿尔伯特本人是德国境内一位有钱有势的人，他将他的宫廷变成艺术家的天堂，用建筑物美化他的首都，又将雕刻品收进那伟大的“古物馆”（Antiquarium）——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座古代雕像博物馆。
1611年至1619年，一位荷兰建筑师为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慕尼黑建立了王宫，好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是巴伐利亚公爵、选帝侯和国王们的住宅。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叹他不能将这座德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品移往斯德哥尔摩。耶稣会教士们根据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富于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在科不凌茨、迪林根等地建立了美观的教堂，又在慕尼黑建立了那巨大的圣米歇尔教堂。就在“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桑丁诺·索拉里（Santino Solari）以一种更朴实、更庄严的风格设计了那座萨尔斯堡大教堂。
由于新教德国的邦主们占据了境内大部分天主教的资产，其他的建筑不再是宗教上的，而成为城市的或王室的。巨大的城堡建立起来了：巴登城的施洛斯·海利根堡以它骑士厅中用雕刻的菩提树做成的天花板著称于世；梅因河上的阿斯查芬堡城堡及迄今仍为德国主要胜景之一的海德堡城堡。用来容纳都市行政单位的华美市政厅在吕贝克、帕德博恩、不来梅、卢森堡、奥格斯堡、纽伦堡、格拉兹等地相继建立。奥格斯堡的纺织商人雇用该市第一流的建筑师埃利亚斯·霍尔（Elias Holl）建造他们的“布厅”（Zeughaus or Cloth Hall）、不来梅的“米厅”（Kornhaus）和法兰克福的“盐厅”（Salzhaus），分别供米商和盐商使用。但是谁会想到，不来梅“醋厅”（Essighaus）中的“醋劲”如此之足？
当时及此后的150年中，德国各地宫廷四起，在那愉快而富有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中，住着得胜的邦主们。安斯巴哈·拜律特（Ansbach Bayreuth）的侯爵，花费了23.7万金币在神圣罗马帝国最贫穷的公国之一的境内，建造他的普拉森堡宫殿，而专供美因茨大主教们居住的选帝侯宫廷则较为高雅。这一时期的室内建筑，在传统和实例上表现出迷人的生动，但是一位愤怒的医生把1610年德国房屋描述成由阴暗、充满浊气和污秽的房间构成，很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而，市民住宅的内部是德国小型艺术品真正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由精巧的手工做成的小装饰品：雕镂的窗格和天花板，坚固的家具加以雕刻和嵌镶的装饰，熟铁制成的栏杆，铸成美观外形的锁和门闩，象牙雕成的小像，金制或银制的高脚酒杯。德国人从来不满足于他们家中的装饰。
雕刻术——尤其是铜板雕刻——在德国境内昌盛，即使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都未曾稍衰。鲁卡斯·基里安（Lukas Kilian）和他的兄弟沃尔夫甘（Wolfgang）在约1600年，开创了一个不平凡的雕刻家的朝代，这朝代由沃尔夫甘的儿子菲利普和巴托洛马斯的曾孙们一脉相承，直到1781年。然而，德国的雕塑却因为企图模仿异于德国气质和心情的古典形式而受到损害。德国本国的雕塑者随心所欲地创作时，往往会产生一流的作品，如汉斯·德格勒（Hans Degler）为奥格斯堡城的乌尔里奇·基尔奇（Ulrichskirche）用木头雕塑的中央和侧面祭坛，或米歇尔·霍尼尔（Michael Hnel）为奥地利境内古尔克（Gurk）大教堂雕刻的那70座人像。这个时代一个特色是因意大利作品引起灵感而兴建的那些奇妙的喷泉：慕尼黑城中雷尼登宫前面的维持尔巴切喷泉，和纽伦堡城中洛伦兹·基尔奇前面的“贞德泉”。
鲁本斯在1610年听到亚当·埃尔施海默（Adam Elsheimer）在32岁英年去世时说：“损失这样一个人才，使整个绘画界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替代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据我的看法，永远不会有人在（画）小像、风景和其他许多事物上达到他的境界。”亚当生在法兰克福，20岁时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稍做停留后，以后的日子就都在罗马度过。鲁本斯祈求上帝“原谅亚当的懒惰之罪”，我们不知道是否由于懒惰，使埃尔施海默将他的工作限于铜板上的小画。但是他风景画的精细完美，如《飞进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一画中表现的，或许足以使他成为伦勃朗之前的一个在光线和风格上有独特表现的大师，又岂是懒惰所能达成的？他的作品卖价似乎很好，但不足以满足他的需要和爱好。他终于破产了，又因债务而入狱，获释之后不久即去世。
玻璃上的绘画是这个时代一项受喜爱的艺术，最先盛行于苏黎世和巴塞尔，其后及于慕尼黑、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修道院与家庭中的窗户变成和中古教堂中的窗户一样色彩缤纷。玻璃的雕刻在17世纪初期出现在纽伦堡和布拉格。纽伦堡的希尔奇维格尔家族以制作艺术玻璃和陶器而闻名。科隆和塞格堡两地以雕镂高雅的石制杯、壶和经常上彩釉的陶制炉灶温暖德国人的心房。在木、象牙、铁、宝石及珍贵金属的工艺方面，德国所向无敌。制造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受到如此高的尊敬，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判绞刑，但终获释放，因为他是这么好的一个“艺术木匠”。在因斯布鲁克，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坟上所围的铁栏杆做工极好。1588年，安顿·艾森哈特（Anton Eisenhut）设计精美、白银装饰、极尽富丽奢华的礼拜用器皿，直至今天，这些器皿仍是同类制品中的佼佼者。到处都寻求德国的金匠，他们的产品很快打入欧洲市场。大酒杯、高脚酒杯和银制的酒壶被制成各式各样滑稽的形状，德国人可以从风车、灯笼、苹果、猴子、马、猪、和尚和尼姑各式的酒杯中陶然自醉。甚至在他们的酒杯中，也进行神学之战。
1555年的奥格斯堡会议用“谁的领域，谁的宗教”的原则将宗教上的纷争带回一个地理上的停战——每个小邦中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将成为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异教分子将被驱逐出境。这个协定代表一个小小的进步，因为它用迁出代替了死刑，但是它仅限于路德教派和天主教，而且很多家庭痛苦地离去，更增加了德国境内的混乱和苦难。当统治者的信仰发生改变时，人民也必须随之改变他们的信仰。宗教至此已变成政治和战争上的工具和牺牲者。
“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德国没有一个单纯的宗教地图。大体言之，北方是信仰新教的，南方和莱茵河以西地区是信仰天主教的。由于奥格斯堡原则不能彻底或迅速地实施，天主教地区中有很多新教徒，而新教地区中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得享传统和统一之利，新教徒则享受更多信仰上的自由，他们分成路德、加尔文、再洗礼和唯一神教各派的信徒，即使在路德派信徒中又有自由梅兰希顿的信徒和反对者之间的教义战争。1577年，路德派信徒将他们的信仰阐述在《信仰忏悔录》（Book of Concord）一书中，此后加尔文派信徒就被逐出路德派各邦。巴拉丁挪地区中，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偏爱加尔文教，因而使海德堡大学成为加尔文青年信徒的一所神学院。1563年，该地的神学家们起草《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因为拒绝接受耶稣真正出现于圣餐的酒和面包中的说法，使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震惊不已。天主教徒在巴拉丁挪被容忍，只要他们将崇拜活动局限在自己家中，而唯一神教信徒则被强力镇压。1570年，两个怀疑或者限制基督神性的人，在海德堡大学加尔文派教授们的坚持之下被处以死刑。腓特烈的儿子选帝侯刘易斯（Lewis）偏爱并推行路德教，刘易斯的兄弟约翰·卡西米尔（John Casimir）任摄政时（1583—1592年）又偏爱并推行加尔文教，选帝侯腓特烈四世重申此政策。他的儿子腓特烈五世娶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为妻，要求波希米亚的王位，使“三十年战争”提前发生。
路德派信徒和加尔文派信徒之间的搏斗，和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搏斗同样尖锐，它摧毁了“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徒之间的合作，因为两派交替地成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使他们之间有一种世代的仇恨。1585年，伊森堡·隆尼堡（Isenburg Ronneburg）的伯爵沃尔夫冈免除他领域中一切路德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加尔文派教徒。1598年，他的兄弟和继位者亨利伯爵不顾天气的严寒，通知境内的加尔文派传教士必须在数周之内离去。1601年，沃尔夫冈·厄尼斯特（Wolfgang Ernest）伯爵继位，驱逐路德派传教士恢复加尔文派。类似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在安哈尔特（1595年）、哈瑙（1596年）和利佩（1600年）诸地反复互代。在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约翰·芬克（Johann Funck）因被控偏向于加尔文教，在民众欢呼声中于科尼斯柏（Knigsberg）的市场中被处死（1566年）。尼科拉斯·克里尔（Nikolas Krell）首相因为将路德派的宗教仪式向加尔文派方向转变及支持法国的新教徒，而在德累斯顿被砍头（1601年）。1604年，赫塞·卡塞尔（Hesse Cassel）的莫里斯伯爵信仰了加尔文教，1605年他在该地区和上赫塞（Upper Hesse）地区推行加尔文教，他的军队击溃了一群抵抗的路德派信徒，并捣毁教堂之中的宗教偶像，不愿意改信加尔文教的路德派传教士都被放逐。勃兰登堡选帝侯区中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就奉为“神圣的圣体”（the consecrated Host）是否为耶稣的问题争辩得非常激烈，最后政府宣布加尔文派是真正的宗教（1613年）。
在这些真理的波动中，梅兰希顿所谓“神学上的狂犬病”疯狂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路德派牧师尼万德（Nivander）于1582年表列了狼的40种特性，并称这些正是加尔文教信徒的特点。1590年印行的一本路德派的小册子说：“如果有人希望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他，我们究竟为了哪些信仰条目，和那一窝残暴的加尔文派奸徒作战？答案是：全部以及其中的每一项……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斯坦尼斯劳斯·雷斯丘斯（Stanislaus Rescius）于1592年写道：“（在法兰克福市集上）过去几年我们发现新教徒写来攻击新教徒的书，三倍于新教徒写来攻击天主教徒的书。”“这些愤怒的神学家，”1610年，一位新教作家叹息说，“已经扩大了新教徒之间不幸的争斗，以至于在末日（Last Day）降临之前，似乎没有希望使这些叫嚣、毁谤、谩骂、指责、诅咒等趋于结束。”
为了了解这个“神学上的狂犬病”，我们必须记着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派都同意《圣经》是绝对可靠的神的语言，及生命的希望是寄托在来世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在狂热的宗教信仰后，仍然存有真正的虔诚，许多路德、加尔文和天主教徒怀着这份虔敬之心，表现出谦卑和狂喜。虔诚教派信徒避开神学辩论的讲坛，在退隐之中寻求恢复对神的信念。约翰·阿德特（Johann Arndt）的《天堂中的小花园》（Little Garden of Paradise）一书，仍在新教的德国被阅读着，当作虔诚冥想时的手册。雅各·伯麦将这种心境带进一个个人灵魂与被认为是宇宙泉源和万物根本之上帝神秘结合的境界，其中包含一切的矛盾，“善”和“恶”。伯麦声称曾经看见“万神之神、上帝、地狱及上帝、耶稣、圣灵三者的降生”。一个不相信神秘主义的人会觉得伯麦的《论万物之特性》（O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1612年）一书只是一派胡言。令人安慰的是，另外一位神秘主义者——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曾描述那本书是“高贵的胡言”。而耶稣会教士斯皮（Spee）的简单美好的赞美诗则在此之上。
像欧洲所有地区一样，领导天主教十字军收复失去领土的，是耶稣会教士们。他们从改革天主教教士着手。“祈求主，”来自沃尔姆斯的耶稣会教士彼得·费伯（Peter Faber）1540年这样写道，“这座城市中，哪怕只有两三个牧师不曾犯过私通罪，或现在没有犯其他已知的罪行也是好的。”但是他们主要的战略是把握青年，所以耶稣会教士们在科隆、特里尔、科不凌茨、美因茨、施派尔（Speyer）、迪林根、芒斯特、符兹堡、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帕德博恩、弗里堡（Freiburg）等地开办学院。彼得·卡尼修斯——此项耶稣会运动的首脑和灵魂——几乎步行走遍了德国全境，广设学院，指导耶稣会教士辩论，并且向德国的统治者们解释这种旧教的好处。他怂恿公爵阿尔伯特五世，以武力根除巴伐利亚境内一切新教。经过耶稣会教士、卡普辛教会本身改革、主教们的热心及历任教皇和教皇使节们的外交手腕，16世纪前半叶被新教所赢得土地中的一半，在16世纪的后半叶又被罗马教廷收复。某些地区曾使用高压手段，但这一运动大部分依靠心理和政治的因素：民众已经厌倦了不定、争辩和宿命论，他们的统治者则认为统一和传统的天主教比扰攘纷争、新奇无根的新教更能给予政府和社会秩序强有力的支持。
新教徒终于了解到他们内部的纷争无异于自取灭亡，因而将布道和笔锋一起转向罗马敌人。一场语言和文字的论战，成为铁血战争的前奏，而互相的谩骂几乎达到嗜杀的疯狂。粪便、垃圾、驴子、母猪、妓女、谋杀者等污秽的字眼加入神学的词汇之中。天主教作者约翰·纳斯（Johann Nas）1565年指责路德派信徒犯了“谋杀、抢劫、虚伪、欺骗、暴食、痛饮、乱伦、邪恶诸般恶罪而无所畏惧，他们说，因为信仰证明了这一切都是正当的行为”。同时他认为可能每一个路德派的女人都是妓女。路德派传教士兰格（Andreas Lang）在1576年也以同样肯定的态度写道：“天主教徒和其他的土耳其人、犹太人以及异教徒一样，在神恩、赦罪和得救的范围之外，他们注定要在地狱的熊熊烈火和冒着火焰的硫黄之中嗥叫、悲叹、咬牙切齿。”
耶稣会教士们是新教徒们喜爱攻击的目标。数以百计的讽刺画、小册子、书籍和诗歌，指责他们曾犯鸡奸、私通与残暴等罪行。1569年的一块德国木刻（仍然保存在魏玛的歌德收藏馆［Goethe Collection］）中，把教皇刻成一个母猪，耶稣会教士们是她所生的一窝小猪。1593年路德派神学家波利卡普·雷瑟（Polycarp Leiser）印行了一本拉丁文的《耶稣会历史》（Historia Jesuitici ordinis），书中描述耶稣会教士们在教皇完全放纵和宽恕之下犯出最淫邪的罪恶。1614年的《一本可信的新日志》（A Truthful New Journal或Eine wahrhaftige neue Zeitung）一书，告诉读者耶稣会的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曾经和1642个女子犯过2236次通奸罪，该书继续描述枢机主教的惨死，而当时那位主教在7年后才去世。
耶稣会教士们最初所做的答复相当抑制，卡尼修斯劝导使用有节制的语言，新教牧师约翰·马西修斯（Johann Mathesius）也主张如此，但是群众喜欢谩骂而不爱节制。新教的辩士们指责耶稣会教士接受玛丽安娜的教条，为诛杀暴君辩护，一位德国的耶稣会教士答辩说，这个教条正适用于那些强迫自己臣民信仰新教的邦主身上，但是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向新教统治者保证他们被认为是正统合法的邦主，绝不会受到丝毫伤害。耶稣会教士康拉德·维特（Conrad Vetter）1594年至1599年印行了10本小册子。在那些册子中，他使用最粗俗的谩骂语言，借口这是跟随路德派神灵的领导，这些小册子一印出来即被抢购一空。科隆的耶稣会教士宣称，在天主教区域中到处散布纷争不和的顽固的异端邪说者：
应该像对待窃贼、强盗、杀人犯一样加以处罚，而且更重一些，因为后者仅伤害身体，而前者则将人们的灵魂掷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如果40年前马丁·路德曾被处死，或者在火刑柱上烧死，又假如某些人曾被铲除，我们今天就不会遭遇如此可憎的争论，或把这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了。
加尔文派海德堡大学神学教授大卫·帕伦斯（David Parens）以同样的气概呼吁（1618年）所有新教邦主们参加对抗教皇的十字军，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应该“毫不顾忌地使用各种严酷的惩罚”。1618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年，互相攻击的小册子多达1800种。
由于天主教势力和气焰的升高，若干新教的邦主们组织了一个福音阶级同盟（Union of Evang elical Estates，1608年），或称“新教徒同盟”（Protestant Union）以互为保护。萨克森选帝侯避不参与，但法国的亨利四世似乎随时准备协助任何反抗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的行动。1609年，几个天主教的统治者在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天主教同盟（Catholic Union），后来称为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1610年，几乎所有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信仰天主教的小邦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西班牙提供军事上的援助。1610年2月，新教徒同盟同意帮助亨利四世占领朱里奇·克莱维公国，但那位法国国王被谋杀（5月14日），使新教徒们失去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新教的德国充满恐惧，但此时天主教联盟攻击行动的准备尚未完成。1615年1月，赫塞·卡塞尔伯爵莫里斯警告新教徒同盟说：“在教皇、西班牙国王、布鲁塞尔宫廷及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之下，天主教联盟……已经订购军火……以根绝新教为目的。”卡斯帕·斯奇奥皮斯（Caspar Scioppius）火上浇油地警告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1616年）说：加尔文教徒“意欲推翻宗教和公共的和平及整个的神圣罗马帝国，并将从帝国境内根除《奥格斯堡信纲》和天主教信仰”。或许这是一个进一步划分主要新教团体的尝试。1616年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之间发生领土冲突，削弱了天主教联盟的力量，人们再次梦想和平。
但在布拉格，海因里希·冯·特恩（Heinrich von Thurn）伯爵祈求新教领袖们阻止激进的天主教大公斐迪南夺取波希米亚王位。神圣罗马皇帝马赛厄斯缺勤时，国事由5位副总督代理。那些总督在关于克罗斯特格拉勃（Klostergrab）兴建教堂的争辩中压制新教徒，并将反对者下狱。1618年5月23日，特恩领导一群愤怒的新教徒进入哈拉德斯琴（Hradschin）城堡，爬进房间，把两位公爵和一位秘书一起抛出窗外。3个人从50英尺的高空落下，他们掉在一堆污泥上，浑身污秽地逃去，没有受什么伤。那次著名的“掷出窗外”是对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大公及天主教联盟的一次戏剧性的挑战。特恩驱除了那位大主教和耶稣会教士们，组织了一个“革命执政团”（a revolutionary Directory）。他没有想到这已惹起了一场战争惨祸。
马赛厄斯向执政团表示愿意举行大赦和进行谈判，但被拒绝。斐迪南大公无视神圣罗马皇帝派遣两支军队进攻波希米亚。巴拉丁挪地区的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怂恿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萨伏伊公爵伊曼纽耳，遣送一支由一位干练的雇佣兵队长曼斯菲尔德领导的军队，前往协助波希米亚。曼斯菲尔德占领了波希米亚境内天主教的堡垒皮尔森（Pilsen），斐迪南的军队随即撤退了。布兰兹维的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首相——建议那些执政官加强防御，而且如果他们属意腓特烈五世继承王位，则最好排除斐迪南。1619年3月20日，马赛厄斯死了，斐迪南成为波希米亚合法的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假定继承人。8月19日，波希米亚国会宣布废除斐迪南二世为该国之王；27日，国会宣布以巴拉丁挪地区的腓特烈为波希米亚之王；28日，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们推举施蒂里亚大公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
腓特烈犹豫着是否该接受这项新的荣誉。他知道身为加尔文派领袖，他不可能获得路德派的支持，而神圣罗马皇帝、教皇和西班牙又都是反对他的。他请他的岳父英国的詹姆士一世派遣一支军队给他，那位俭省的国王不曾派遣军队，却送给他一个忠告——拒受波希米亚王位。腓特烈愉快活泼的妻子伊丽莎白不曾怂恿他接受，但她答应不论他的选择会带来何种命运，她都将泰然地与他共享，这个诺言她是遵守了。布兰兹维的克里斯蒂安劝告他接受。1619年10月31日，这对新的国王和王后进入布拉格，受到国会和民众的热诚欢迎。
腓特烈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任侠的性情，但就作为一个政治家而言，他太不成熟了。进驻布拉格后，他首先清除国家圣所圣维图斯教堂中所有的祭坛和偶像，不久他的跟从者也将其他波希米亚神龛搬移一空。少数的天主教徒指责这种行动，波希米亚的路德派信徒也感到不满，信仰路德教派的德国冷眼注视着这位热心的加尔文派信徒。1620年4月30日，斐迪南宣称腓特烈是篡位者，命他于6月1日之前离开神圣罗马帝国，如果他拒不遵行，则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财产也将被没收。这位神圣罗马皇帝表示：若德国境内的新教小邦保证不攻击天主教诸邦，他愿意提出类似的保证。在1620年6月3日所订的《乌尔木条约》（Treaty of Ulm）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新教的邦主们认为腓特烈公然反抗斐迪南已经危及他们的自由。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使他的路德派邦国与这位天主教的神圣罗马皇帝合作。
8月，一支2.5万人的神圣罗马军队在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将军约翰·特瑟克拉（Johan Tserclaes）率领之下，由奥地利进入波希米亚。约翰·特瑟克拉（蒂利）伯爵从耶稣会教士那里学得对上帝的虔诚，从帕尔马公爵那里学得作战的艺术。在布拉格之西靠近白山（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支军队遭遇并击溃了波希米亚军队（11月8日）。腓特烈、伊丽莎白和他们的随从逃往西里西亚，他们在那里募军失败之后放弃了随从者，而到加尔文派的勃兰登堡避难。战争过后的第二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布拉格。不久天主教恢复了，偶像被重新放进教堂，耶稣会教士们被召进来。一切教育置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除了天主教和犹太教外，一切宗教都被禁止。圣餐中用酒和面包的规定取消了。从前是国定节日的胡斯（John Huss）日，现在成为一个哀悼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教堂都关门。30名反叛者的领袖被捕，其中27人被处死，12个被砍下的头颅在摩尔多河（Moldau）查理桥（Charles Bridge）的高塔上露齿而笑了10年。所有反叛者都禁止迁出。他们的财产被斐迪南国王没收，他又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天主教徒。在农奴基础上，一个新的天主教贵族阶级建立了，中产和商人阶级几乎消失。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在波希米亚大肆驳斥加尔文教派时，斯皮诺拉借着荷兰境内的停战，率领一支大军从佛兰德斯进取巴拉丁挪地区。有些新教小邦主兴兵抵抗，腓特烈也把他的妻子留在海牙，参加他们的阵营。斯皮诺拉因与西班牙之间的荷兰战争重新开始而班师回国时，蒂利接替他在巴拉丁挪的作战，击败新教徒（1622年），占领并劫掠了海德堡。海德堡大学的图书被装进50部车子运往罗马，作为巴伐利亚地区的马克西米利安送给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的礼物。马克西米利安胜利地从波希米亚回来时，他获得巴拉丁挪地区和该地区的选帝权，作为他对神圣罗马皇帝服务的报酬。现在天主教各邦在选帝会议（Electoral Diet）中已经占有多数席次。
天主教广泛而彻底的胜利，不仅使天主教邦主忧虑，也使新教邦主们惴惴不安。斐迪南二世日渐增长的声望和权力，威胁了德国境内邦主们的“自由”。马克西米利安忧虑地发现，他被允许保有巴拉丁挪和巴伐利亚，仅仅成为神圣罗马皇帝的附属。教皇乌尔班八世同意法国的看法，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过分强大，对法国的利益和教皇的自由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他示意黎塞留征法国天主教徒的赋税，以助德国新教徒——其后并协助一位瑞典国王——反抗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皇帝。1624年，这位令人吃惊的枢机主教用一连串的外交手腕，突然改变了政治局面。6月10日，他与新教的荷兰签署联盟，以对抗天主教的佛兰德斯和西班牙；6月15日，他说服新教的英格兰加盟；7月9日，瑞典和丹麦相继加入；7月11日，他怂恿萨伏伊和威尼斯助他切断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的补给线及由瓦迪林隘口进入意大利、瑞士之间阿尔卑斯山的增援。1625年，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率领2万人加入曼斯菲尔德在下萨克森境内的4000人队伍中。马克西米利安感到惊恐，他催促神圣罗马皇帝派兵增援蒂利，他的1.8万名军队因气候、饥饿和疾病已降至1万人。斐迪南于是将华伦斯坦从波希米亚召回。
他的真名是阿尔布雷特·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通常以华伦斯坦签名。他的家庭是波希米亚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他生于1583年，最先接受波希米亚兄弟教派的教育，然后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他和一个富孀结婚，不久她去世，财产都留给了他。波希米亚货币贬值，他便以极低的价格购置了68处被斐迪南没收的地产，而使这笔财产倍增。他是一个聪明而前进的地主，他改革农业方法，增进农产产量，资助工业，筹组学校、医药服务和贫民救济；他储存剩余粮食，以在饥荒时救济人民。他给当时人们以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他的军事天才，还有他高而瘦削的身材、苍白而严峻的表情、神经质的纷扰、骄傲自大及火暴的脾气。他“不变的贞节”使他看起来个是超人。他对星象的信赖比他对基督的信仰更为积极。在斐迪南赢得权势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全力支持，因而使自己成为这位大公的亲信。1619年以后，他借给这位神圣罗马皇帝大量的金钱，几乎足以支持帝国的整个开销——1621年20万金币，1623年50万金币。对于这些借款，他不需要任何保证，因为他拥有1/4的波希米亚，可以随意地组织军队，而且以最优越的技术领兵作战，这已足够保证一切。1624年，瓦迪林隘口已落入法国和威尼斯的控制之下，西班牙的军队和补给无法再由意大利抵达奥地利时，华伦斯坦建议动员5万人将他们置于神圣罗马皇帝的差遣之下。斐迪南犹疑不决，因为他知道华伦斯坦热衷于权力，但1625年蒂利大声疾呼要求增援。斐迪南只好授权华伦斯坦动员2万人。这支新军以惊人的速度开进下萨克森，装备齐全，训练优良，崇拜他们的统帅，蹂躏四野以自养。
华伦斯坦在德索（Dessau）击退了曼斯菲尔德，蒂利也在鲁特（Lutter）打败了克里斯蒂安（1626年）。曼斯菲尔德阵亡，而克里斯蒂安发现他日益衰减的军队外无救援、内生叛逆。黎塞留组成的伟大同盟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嫉妒，由于英格兰对法宣战及白金汉宫支援拉·罗契尔的法国新教徒而瓦解，黎塞留不得不从瓦迪林隘口撤退他的兵力，该隘口因而又成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通路。兵力与日俱增的华伦斯坦，将军队开进勃兰登堡，强迫该地的选帝侯乔治·威廉赞助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他继续推进，一直进入克里斯蒂安自己的荷尔斯泰因公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切抵抗。1627年年底，整个丹麦大陆都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
波罗的海咸湿的空气膨胀了华伦斯坦的计划。现在，几乎所有的德国北方海岸和大部分丹麦都臣服于神圣罗马皇帝，为什么不建立一支神圣罗马帝国海军重振汉撒同盟，而且，与天主教的波兰联合，将波罗的海和北方诸海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如此则丹麦和英国不再能从波罗的海诸港运进木材，由波罗的海海峡建立他们的舰队以控制北方诸海及其商业，或对西班牙封锁该海峡。神圣罗马帝国拥有巴拉丁挪使神圣罗马皇帝得以控制莱茵河，因此荷兰人将被阻于河海之外，他们的势力、他们的财富及他们固执难驯的叛乱都将瓦解，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将被封闭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之上。1627年，华伦斯坦已自称为“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
德国的小邦主们对他的一连串胜利并不十分高兴。他们注意到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伯爵麾下的天主教联盟军队减少至约2万人时，华伦斯坦却指挥14万大军，而且只对神圣罗马皇帝负责。只要神圣罗马皇帝有这支军队支持，他可以迅速破坏邦主们的“自由”。的确，华伦斯坦可能当时正孕育着一个结束封建君权、将全德国联合成一强有力国家的想法，就像当时法国黎塞留、240年以后的俾斯麦（Bismarck）将在德国实行的一样。
1627年至1628年冬，帝国选帝侯们聚集在穆尔哈森（Mülhausen），商讨他们的希望和畏惧。天主教的选帝侯们倾向于支持华伦斯坦，相信他将从新教的诞生地中把新教扑灭。但斐迪南将新教的梅克伦堡公爵废除，而将该公国转移给华伦斯坦（1628年3月11日）时，即使天主教的邦主们也对神圣罗马皇帝的滥用权力、凭私意任免公爵感到惊慌。选帝侯们有一张对付斐迪南的王牌。当时他正准备要求他们提名他的儿子为罗马王，也就是说保证他儿子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王座。3月28日，他们通知皇帝，他的军队继续置于华伦斯坦指挥之下时，他们将不保证那个继承。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也警告他，如果不迅速减缩华伦斯坦的军队和力量，帝国的政策将为之左右。
似乎针对这个警告，华伦斯坦——显然是独断独行地——开始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秘密谈判，而于1629年5月22日订立《吕贝克和约》（Peace of Lübeck）。令欧洲大感惊奇的是，他将日德兰半岛（Jutland）、石勒苏益格及荷尔斯泰因的王室部分还给丹麦国王，不要求赔款，仅仅要求克里斯蒂安放弃在德国境内的教皇职位和军权。他如此慷慨的动机是什么？部分是惧怕西方诸国联合起来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对波罗的海及其海峡的控制，部分是他相信古斯塔夫·阿道夫正计划进攻德国。华伦斯坦预测，最后和他相争的将是古斯塔夫而不是克里斯蒂安。
斐迪南可能已经因为他的将军在外交上的擅作主张而感到不安，但他必须隐藏他逐日渐增的怀疑和嫉妒，因为他正在计划他事业上最大胆的行动，而在这个危险游戏的每个阶段，他都需要华伦斯坦军队的支持。他的耶稣会顾问们长久以来一直请求他利用他新得的权势和帝国的敕令，尽可能地将天主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或者至少将1552年以来，被夺去的教产和岁入恢复给天主教会。斐迪南是一位虔信天主教的人，他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但他低估了实际的困难。1552年以来，很多以前属于教会的财产，是被它们现在的主人花钱购买得来的。可以预见，为了推行教产复原，数以千计的财产所有者将被迫失去他们的财产，随之而来的混乱可能使整个德国陷入叛乱。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度赞成这个想法，现在被它的范围之广和牵连之多而吓倒，他劝神圣罗马皇帝把这事先搁置下来，待国会对此仔细考虑后再做定论。斐迪南担心国会会反对这件事。1629年3月6日，他公布了教产复原的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这是一次报复性的反宗教改革。它也是帝权至上的肯定表示，这种表示即使查理五世可能也不敢轻易僭称。
这一敕令遭到广泛而激烈的抗议，但仍被强迫实施。只要有人企图反抗，华伦斯坦的军队就被召来，每个地方的反对都被击溃，只有马德堡成功地抵挡了华伦斯坦的包围。所有的城市——奥格斯堡、罗森堡、多特蒙德——30座小镇、5个主教区及100座修道院，都落入天主教手中。数百个天主教的教区重新组织起来。新的领主采行“谁的领域，谁的宗教”的原则，要求臣民们接受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成千的新教徒被迫背教，否则迁徙，仅奥格斯堡一地就有8000人被放逐，包括刚为该城市建成一座庄严市政厅的埃利亚斯·霍尔。被放逐的新教牧师们四处流浪，为生活乞讨，代替他们的天主教僧侣请求政府对他们给予救助。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出现，才阻止了这项敕令和德国境内反宗教改革的最后成功。
已经利用华伦斯坦的军队推行了那道命令，同时发现战场上再也找不到新教徒的军队，斐迪南就不再坚持他的去留。1630年5月，他要求那位将军遣调他的部下3万人往意大利服役。华伦斯坦反对，辩称瑞典王正准备入侵神圣罗马帝国。他被批驳，3万人被调走。7月，选帝侯们再度建议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神圣罗马皇帝同意了。9月13日，他通知军中官员，他们将军的最高指挥权已被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取代。华伦斯坦平静地退隐到他在波希米亚的家中，他深知古斯塔夫已经踏上了德国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不久将再度需要一位将军。
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位伟大的国王想象成加拉哈特（Galahad），前去从偶像崇拜者手中挽救真正的宗教。他的工作是维护并强化瑞典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为了这些目的，他和天主教的波兰、东正教的俄国及新教的丹麦作战，如果现在他敢于以他有限的资源对抗神圣罗马皇帝、教皇与西班牙的联合阵营，那并不是由于这些敌人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是由于他们威胁要使他的国家臣属于异国的敌对统治者之下。他感觉对抗这些威胁最好的防卫，就是在大陆上建立瑞典的堡垒。新教的萨克森犹豫不决，而天主教的法国却和古斯塔夫联合，因为他们知道所争的不是神学上的法则，而是为国家安全而奋斗。宗教虽然只是这些领袖一个次要的动机，却是人民之间一个热切的刺激，通过将宗教热情加诸爱国精神中，唤起人民的斗志。
古斯塔夫率领他的1.3万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后，就向北德诸邦宣称他自己是新教的救星，对法国则宣称是对抗日益扩张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把利剑。他等候来自瑞典、苏格兰、勃兰登堡和波兰各地的援兵，直到他拥有约4万名训练优良、装备着新式燧发枪（flintlock）和毛瑟枪，而且携带轻便大炮、具有迅速机动力的军队。这位指挥官仍很年轻，只有36岁，他长年征战，却已经发胖了，不仅对他的敌人成问题，对他的马更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他经常亲自披挂上阵，领军作战。他的兵士们爱戴他，不是由于他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公正。德国的士兵背后跟着成群的妓女、数目多到要派特别官员维持她们的秩序时，古斯塔夫不准他的兵营中有妓女，只有妻子们被允许服侍她们的士兵丈夫。每天早上和傍晚，每一个军团都要参加祈祷，而每一个星期天要听一次讲道，这曾是克伦威尔训练他的铁军的方法。古斯塔夫和克伦威尔一样，不以武力强迫信仰，无论他征服什么地方，他听任宗教自由。
在1630年剩下的时间，他由波美拉尼亚扩展他的控制，并寻求同盟者。如果他能将哈布斯堡王族所有的敌人集合成一支十字军，他可能有一支10万人的军队，足以对付华伦斯坦的大军。1631年1月13日，法国和瑞典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瑞典王古斯塔夫负责募集人员，而法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则为这一预计5年的战争每年供给40万泰勒的经费，不经另一国的同意，任何一国将不得单独议和，而且古斯塔夫不得干预天主教的信仰。黎塞留邀请马克西米利安参加这次联盟，这位公爵选帝侯不但不参加，反而派遣蒂利阻挠瑞典的推进。1631年3月19日，蒂利攻克纽布兰登堡（Neubrandenburg），屠杀了3000名守城士兵。瑞典王致力于使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加入他的同盟时，蒂利和朱·帕潘海姆（Zu Pappenheim）伯爵包围了仍在抵抗教产复原命令的马德堡。5月20日，经过6个月的抵抗，该城终被攻克，胜利的军队肆无忌惮地大掠4天，2万人被杀——其中包括3000卫城部队和3.6万居民中的1.7万人——全城除了教堂外全部夷成平地。一位当时的作者描述那个景象：
然后，除了殴打、放火、掠夺、拷问、谋杀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尤其是每一个敌人都想满载而归……利用殴打以及枪毙、刺死、吊死等威胁，可怜的老百姓被如此惊吓，如果他们有任何东西留下，即使是深藏在千层古堡中，他们也会拿出来。在这疯狂的暴乱之中，那座伟大壮丽像一位美丽女王婷婷玉立在地上的都市，现在……深陷在火焰之中，在一个令人心碎的尖叫和哭喊的恐怖洞穴之中，数以千计的无辜男女老幼被如此残酷和可耻地拷打和处死，真使人欲言无辞，欲哭无泪。
当时已经71岁高龄的蒂利曾尽力阻止屠杀，他正确地预言对这座美好城市的破坏，将“毫无疑问地只会加强新教各邦的怨恨”。
1631年7月22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献出他的一切资源，任由古斯塔夫处置；7月30日，约翰·乔治以萨克森与瑞典联盟；9月17日，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在莱比锡附近的布雷坦费尔德（Breitenfeld）大败蒂利的优势兵力。这是作战以来新教徒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再度鼓舞起新教居民的精神，而那位瑞典国王在战役当中不穿盔甲、浑身布满了尘埃和汗水、仍无畏地领导他的士兵作战的雄姿，成为那新近分裂、毫无防卫而深受华伦斯坦大军恐吓之人民的一个激励的象征。梅克伦堡被收复了，被废立的公爵恢复职务。一个一个的小邦先后加入和瑞典的联盟，不久，古斯塔夫控制了一条横贯德国，从奥得河直抵莱茵河的战线。他将他的总部设在美因茨——一个通常为天主教地区的心脏。11月，约翰·乔治带领着他的萨克森军队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布拉格，他小心翼翼地在行进中避开了华伦斯坦的产业。
这时，斐迪南除了贫穷的西班牙外没有一个盟国，除了年迈的蒂利外没有一个将军，于是卑躬屈膝地转向华伦斯坦（1631年12月），请求他兴兵救助波希米亚并保护奥地利。这位骄傲的将军同意了，但附有几个很特别的条件：他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将握有最高统治权，除了对阿道夫外，他有权与其他的人谈判签约，他征服的土地他将有权没收或赦免。1632年4月，所有条件斐迪南都答应了。华伦斯坦召集了一支军队并筹措给养这支军队的经费，他与约翰·乔治单独议和，因而不费一兵一弹地又占领了布拉格。萨克森军队退入萨克森境内。
此时，古斯塔夫出战蒂利并将之击败于雷恩（Rain，4月15日）。14天后，蒂利伤重去世，古斯塔夫占领了慕尼黑。华伦斯坦将军队开出波希米亚，并将他的军队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会合。古斯塔夫现在在人数上大大不及他的对手，他的同盟者又怀疑他有称帝的野心，而显得不定和不可信赖，他的军队开始挨饿，掠夺并疏远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醉醺醺的约翰·乔治透露出他渴望和那位瑞典王断绝关系。古斯塔夫本想占领维也纳，但现在因为惧怕约翰·乔治和华伦斯坦联合兵力，转而北去。在纽伦堡，因为意识到时局对他不利，他发出最后一道训令给乌克森谢尔纳，嘱他继续领导瑞典的政府和战争。在欧福（Erfurt），他和他的妻子郑重道别。1632年11月16日，在莱比锡附近的吕岑，这两位当代最伟大的将军终于正面相逢：古斯塔夫率领着2.5万人，华伦斯坦率领4万人。两军血战竟日，阵形散乱了重新部署。华伦斯坦被迫让步，但帕潘海姆使情况整个改变，他被射中肺部，血液阻塞呼吸而去世。古斯塔夫眼见他的中心溃退，自己置身在一个骑兵团的前锋，领导一次疯狂的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他抓缰绳的手臂，另外一颗打中了他的马，他落马坠地，又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背部，神圣罗马帝国身着胸甲的士兵围进他的周围，问他是何人，他答道：“我是用血保卫德国民族宗教和自由的瑞典国王。”他们用剑一次又一次地刺进他的身体，并喊出他已死亡的消息。萨克森·魏玛的公爵伯恩哈德接过指挥权，瑞典士兵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国王而愤怒疯狂，拿起他们面前任何可以作战的东西，赢得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夺回古斯塔夫遍身剑孔弹痕的尸体。那天晚上战败者欢欣，而战胜者反而悲哀，因为“北方之狮”已经逝去。
此后，这不再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了。黎塞留领导德国境内的新教徒，乌克森谢尔纳以明智的外交继续他逝去主人的遗志，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领导法国人，巴纳（Banér）和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领导瑞典人迈向新的胜利，但光荣消逝了，剩下的只是恐怖。古斯塔夫的死使新教各邦主解除了一半的负担，他们抱怨他为了从斐迪南手中解救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及在战争进行中他们的农田受到敌对双方军队的蹂躏。他们的城市被毁坏，而一个外国君主领导德国人对抗德国人，造成数10万人的死亡。
首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华伦斯坦，似乎已丧失了勇气。吕岑之战后，他退隐到波希米亚，慢慢地组成了另一支军队。他现在也已经50岁了，厌倦了战争，希望有闲暇治疗他的痛风症。他擅自和新教徒领袖们，甚至和黎塞留谈判，而斐迪南必然已经知道波希米亚的流亡者在乌克森谢尔纳的赞成之下，正阴谋想以华伦斯坦登上波希米亚的王位。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领兵进入巴伐利亚时，马克西米利安和斐迪南要求华伦斯坦前往解救，华伦斯坦回应称他没有多余的士卒可以应命。他将他闲散的军队驻扎在波希米亚境内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土地上，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要求他减轻加于这些帝国土地上的衣食征逐，华伦斯坦拒绝了。
1633年12月31日，斐迪南和他的议会决定罢黜他们最伟大的将军。而华伦斯坦将自封波希米亚国王及以路易十三为罗马人之王的谣言传遍华伦斯坦的军中。2月18日，神圣罗马帝国的命令贴遍了华伦斯坦军中，解除了华伦斯坦的指挥权。4天后，他带领1000人逃离皮尔森。25日，在艾格（Eger），几个利欲熏心的士兵冲入他的房中，发现他单独一人未带武器，即以剑刺进他的身体。“不久，”一位当时的人记载，“他们把他倒着拖出来，他的头随着每一个阶梯而点颤。”谋杀者很快逃到维也纳，在那里他们获得升迁、金钱和土地。日夜生活在恐怖和祈祷中的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此刻深深感谢上帝和他的合作。
这次战争又拖延了14年，斐迪南26岁的儿子代替华伦斯坦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他是一位可爱的青年，有教养、仁慈、慷慨，爱好哲学、作曲、雕刻象牙，但在战场上绝非愚者。在资深将军们的协助下，在神圣罗马帝国最具决定性的一次胜利中，他在诺丁根（Nrdlingen）大败伯恩哈德。新教徒的力量近乎崩溃，乌克森谢尔纳签订《康白尼条约》（Treaty of Compiégne，1635年4月28日）以挽救这种局面，该条约委托黎塞留全权参与这次斗争，但德国的新教邦主们并不喜欢由一个法国枢机主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一个一个地随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与神圣罗马皇帝议和，皇帝欢迎他们，因为他看出自己同时面临着法国强大的军队和富厚的财力。在《布拉格条约》（Treaty of Prague，1635年5月30日）中，他同意搁置教产复原命令40年，而大部分新教邦主则承诺帮助他和他的盟国恢复自阿道夫进入德国以来他们失去的全部土地。由于这些土地之中包括洛林，所以这个条约实际上除了对付瑞典外，还针对法国，它是德国联合抵御外侮的重新肯定。宗教问题已从战争中消失。1635年年底，新教的萨克森的军队与新教的瑞典军队在北德国作战，巴纳和托尔斯滕松在此展现出与古斯塔夫相近的军事天才，为了瑞典的安全，竭力想保有一些大陆上的地盘。
在西边，伯恩哈德勇敢地避开神圣罗马帝国日益扩张的军队。1638年，法国以经费资助他，更送给他一支由颇负盛名的蒂雷纳将军率领的2000人的军队。如此增援之后，伯恩哈德发动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因为坚定的目标和出奇制胜的战略，得以在战史上流传不朽。他在威顿威尔（Wittenweier）击败了帝国的军队，而且迫使伟大的布雷萨奇（Breisach）要塞投降。34岁时他即身心交瘁而亡（1639年），他的军队和他的征服地，包括亚耳沙斯，都入了法国之手。
那位年老的神圣罗马皇帝于1637年永别了这战祸连绵的舞台。继承了一个无税可课的贫穷帝国的斐迪南三世，发现简直无力与黎塞留再战，因为后者仍可从破落的法国榨出法郎。1642年，托尔斯滕松率领瑞典军队进入距维也纳不及25英里的地方，在第二次布雷坦费尔德之战中赢得一次主要的胜利，在此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丧失了1万名士兵。战败的大公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liam）——年轻神圣罗马皇帝的兄弟——用军法审判他部下的畏怯之罪，将那些军阶高的砍头，军阶较低的绞死，生还的士兵每10名中有一人予以枪毙。
这位新的神圣罗马皇帝连年遭受新的打击。1643年，恩格西恩（Enghien）公爵在罗克罗伊的胜利使他的盟国西班牙崩溃；1644年，恩格西恩和蒂雷纳征服了莱茵地区以北远至美因茨；1645年，托尔斯滕松再次席卷而来，几乎抵达维也纳的大门，法军在阿勒海姆（Allerheim）赢得一次血战，而一支瑞典军队在汉斯·克里斯托弗·科尼格斯马克（Hans Christoph von Knigsmarck）伯爵的率领之下侵入萨克森，占领了莱比锡，并强迫约翰·乔治退出战争。巴伐利亚的军队曾于1634年被逐出巴拉丁挪；1646年蒂雷纳入侵，蹂躏及于巴伐利亚本土，一度骄傲的马克西米利安卑声求和，并要求神圣罗马皇帝与法国达成协议。斐迪南三世不像他父亲那么阴沉坚强，听到被征服帝国的哀号之后，即派遣他最能干的谈判者到威斯特伐利亚，谋求在信仰和国家之间取得一些调和。
他太年轻，不知道这次战祸中的残杀和破坏可能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地人类的记录。参加战争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军队，而是6个国家的军队——德国、丹麦、瑞典、波希米亚、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大部分由雇佣兵和外国人组成，他们与德国人民、土地和历史毫无关联，而且只要给钱，他们可以跟随军事冒险家替任何教派作战。这些军队吃的是从当地掳掠来的米谷、水果和牲畜，住的是老百姓的民屋，他们用以报答人民的则是劫掠和奸杀。对那些最初不降、后来不得不降的守城部队的杀尽灭绝，是所有战斗人员都遵守的原则。士兵们把平民当作合法的猎物，他们在街上任意射杀行人，强征他们为奴隶，绑架他们的孩子勒索赎金，放火烧他们的干草堆，焚毁他们的教堂取乐。一名新教牧师阻挡他们破坏教堂，结果被砍去手足。他们将教士们绑捆在货车下面，强迫他们用手足爬行，直至力尽晕厥。
“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口锐减，虽然人口减少是暂时的，而且程度也被夸张，但仍是一场大劫。保守的估计认为，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人口由2100万降至1350万。卢特朱（Lützow）伯爵估计波希米亚境内的人口从300万降至80万。1618年，波希米亚境内的3.5万个村落中有2.9万个在“三十年战争”中变得荒无人烟。神圣罗马帝国全境数以百计的村落变成空无一人。有些地区纵横60英里看不到一个村庄和房屋。1618年，19座图林吉安（Thuringian）村庄中共有房屋1717间，1649年时仅剩下627间，而且很多无人居住。
缺乏人力、兽力或种子，或者农民担心播下去的种子将来未必有收获，数千亩肥沃的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产品除供给军队食用外，剩下的均烧掉以免为敌人所获。很多地方的农民无粮可吃。运输工具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无法运物资以济不足，道路因战争而毁坏，沿途又有盗匪之险，再不然就是被逃兵或难民所阻塞。
城镇遭受的破坏仅次于乡村。很多城镇的人口降到从前的一半。大的城市——马德堡、海德堡、符兹堡、尼斯塔德特、拜律特——成为废墟。工业因缺少制造者、购买者和交易而衰落，商业萧条，一度非常富有的商人现在以乞食或抢夺为生。自治区宣告破产而拒付债务。财主因为怕债款收不回来而不愿借钱。除了将军、收税员、高级教士和国王外，所有的人都为赋税所困。街上的垃圾和腐尸使空气污浊不洁。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坏血病等各种流行病症蔓延在落魄丧胆的人群之中，而且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西班牙军队通过慕尼黑时留下了一场瘟疫，4个月中夺去了1万人的生命。曾使这些城市高贵不群的艺术和文学，此刻也在战火中憔悴枯萎。
道德和风纪同样崩溃。绝望的宿命论导致野蛮的犬儒哲学。经过一个时代的暴力后，一切宗教的理想和爱国的情操化为乌有。现在，老百姓们在为饮食或仇恨互斗，而他们的主人则还在动员他们争夺收税土地和政治权力。某些地方也显示出一些人性的特征：耶稣会教士们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传教士们要求一切政府停止流血和破坏。“神说这一切终必结束，”一位农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神说和平会再降临。天上的神送给我们和平。”
1635年以来，各国统治者和外交家们一直寻求和平的机会。1635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建议成立一个会议，商讨停战条件，代表们在科隆集会，但没有结果。1641年，法国、西班牙、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会于汉堡，替将于1642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初步的协定：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将在教皇和威尼斯的协调下在芒斯特进行谈判。而在距芒斯特30英里的奥斯纳布律（Osnabrück），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将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斡旋下与西班牙进行谈判。采取这个预防性的分离措施，是由于瑞典的使者们不愿意在教皇使节的主持下开会，而教皇使节又拒绝和“异端邪说者”坐在一个房间。
安全通行权和条约草案等问题造成一再延迟。托尔斯滕松在布雷坦费尔德的胜利，促使神圣罗马皇帝应允他的代表将于1643年7月11日抵达。而后，法国准备与联合省联盟以对抗西班牙时，法国代表又稽延不进。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于1644年12月4日正式揭幕，与会代表135人，包括神学家和哲学家。即使这个时候，又花了6个月来决定代表们应该依照什么样的优先秩序进入会场和就座。法国大使说：如不给他“殿下”的名义，他将不参加谈判。西班牙大使抵达后，即规避法国大使，因为他们两人谁也不愿将优先权给予对方，结果他们由第三者居间传话。法国拒不承认菲利普四世为葡萄牙国王和加泰罗尼亚亲王的头衔，而西班牙则拒绝承认路易十四为那瓦尔国王。瑞典代表们争论和迁延时日，直到那位果决的年轻女王克里斯蒂娜断然命令他们停止自争，与敌议和。代表们争论不休，无数人则正在战火中死去。
得胜一方的代表们拖延不谈判，失败一方代表则希望赶紧谈判，法学家们则忙着制造困难或协调，一次又一次地系铃复解铃。法国的将军们在战场上正有重大进展，所以法国坚持所有的德国小邦都应派代表参加会议（虽然大部分小邦早已和神圣罗马皇帝议和），开会的时间暂停，一直等到所有的选帝侯、邦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城市都派遣代表为止。为了削弱法国，西班牙于1648年1月7日和联合省单独签订和约。虽然后者才刚应允法国不单独签订和约，但荷兰人抵抗不住几笔一挥就能得到他们血战80年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的诱惑。法国的报复是拒绝与西班牙议和，他们之间的战争一直继续到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
如果不是巴伐利亚受到法国元帅蒂雷纳的蹂躏、瑞典对布拉格的攻击（1648年7月）及西班牙在兰斯的挫败（8月2日）促使神圣罗马皇帝签署和约，而法国境内投石党的暴乱迫使马扎然在和会上让步以便全力对内，则这次和会可能还会拖延而无结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在1648年10月24日，分别于芒斯特和奥斯纳布律两地签订。消息传至前线，流血战斗延续了9天，谦卑和快乐的赞美诗从千百座村庄和城镇中升起。
我们承认，这些谈判曾经面临比20世纪之前任何和平会议协调的更复杂的问题，它们在仇恨、骄傲和权势所能允许的情况下，用最聪明的方法解决了那些争论。这个重建欧洲的条款必须加以概述，因为它们浓缩了、也制造了很多历史：
一、瑞士和联合省的独立得到正式承认。
二、巴伐利亚得到上（南）巴拉丁挪地区及该地区的选帝权。
三、1/8选帝侯区的下（北）巴拉丁挪地区，交还给已故腓特烈的儿子查理·路易斯。
四、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民登主教区（Bishoprics of Minden）、哈柏城（Halberstadt）和卡明（Cammin），而且得到马德堡主教区的继承权。法国帮助日渐壮大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得到这些好处，着眼于扶助另一个力量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当然没有想到勃兰登堡日后会变成普鲁士，将在腓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领导之下向法国挑战，而且，将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打败她。
五、主要归功于其战胜的军队，部分也由于法国在会议中的支持，瑞典得到不来梅和沃登（Verden）两主教区，维斯马（Wismar）和斯特丁（Stettin）两城市及奥得河口的地区。因为这些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所以瑞典现在在神圣罗马帝国国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又由于她已领有利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里亚、卡雷里亚（Karelia）和芬兰诸地，她现在已成为强国之一，在俄国彼得大帝之前，瑞典一直是波罗的海的霸主。
六、德国境内诸王侯之国，保有并重新肯定了它们战前对神圣罗马诸帝的自由权。
七、为了安抚神圣罗马皇帝，承认他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地仍保有王权，因此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变成神圣罗马帝国范围之内一个实际的帝国。这个再造帝国的经济支柱折断了，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三十年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工商业的瓦解，但也由于大河出口地区的沦于外国之手——奥得和易北两河沦于瑞典，莱茵河口则给予联合省。
八、获利最多的是法国，因为她的金钱资助了得胜的瑞典，而她的将军们又促成了这次和会。亚耳沙斯实际上已为法国所有，此外还有梅斯（Metz）、凡尔登（Verdun）、图尔（Toul）诸主教区以及莱茵河岸靠德国这边的布雷萨奇要塞，路易十四现在已可乘便占取法兰奇·孔特和洛林两地。现在已经去世的黎塞留的愿望达到了，他的愿望包括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扩张法国的疆域，加强法国的统一和防御以及继续保持德国境内的混乱：各邦主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冲突，北德新教和南德旧教的对立。这种纷乱可以免除法国面对一个统一德国的危险。法国已经取代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已经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主要的强国。不久，路易十四就要自比为太阳之王了。
这次战争中暗中受害的是天主教。罗马教廷必须放弃教产复原的命令，回到1624年的财产状况，而且每邦邦主再度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然而，这次战争使教廷得以把新教从胡斯改革宗教的地方——波希米亚——驱除出去。反宗教改革运动受到了抑制，举例言之，波兰现在想在实力较前倍增的新教国家瑞典境内建立天主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芒斯特的教皇使者拒绝签署这个条约，教皇英诺森十世描述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错误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一点影响和结果的。”（1648年11月20日）欧洲并不重视这个抗议。从那时起，教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而宗教在欧洲也衰落了。
有些新教徒也对这一条约抗议，尤其是那些家室陷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境内的人。但就大体而论，这个条约——一位死去的和一位活着的枢机主教的心血结果——是一个新教的胜利。德国境内的新教得救了，南德和莱茵河流域的新教势力虽然被削弱，但在北方新教的势力较前更盛。加尔文派在这个条约中得到正式的承认。1648年建立的宗教派系基本维持不变，一直到20世纪，才因出生率不同的差异，使天主教的势力开始一个渐进的、和平的膨胀。
新教虽然得救了，但它和天主教同样受到怀疑主义的伤害，而粗鲁的宗教辩论、野蛮的战争和残酷的信仰，助长了这种怀疑主义。在“三十年战争”这个大屠杀期间，数千名“女巫”被处死。人们开始对那些满嘴基督仁爱而专行大规模兄弟相煎勾当的教派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隐藏在宗教信条之下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动机，因而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有的只是权力的欲望。虽然斐迪南二世曾一再为他的信仰而不顾他的权力。即使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仍有日渐增加的人转向科学和哲学中去探索人生的答案，这答案不像各教派曾经如此强暴推行的那样充满血腥之味。伽利略正将哥白尼在科学上的革命戏剧化，笛卡儿正对一切的传统和权威发出质疑，布鲁诺正从火刑柱上的极度痛苦之中向欧洲大声疾呼。《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止了神学对欧洲心智的统治，而为理性实验留下一条虽然障碍重重，然而可能通过的道路。
宗教必须经历出生和死亡的过程，迷信却是永恒的。只有幸运的人才能脱离神话而生活，多数人受到身体和灵魂的痛苦，而最微妙的解痛药便是超自然的一剂。甚至连开普勒和牛顿都把科学和神话混在一起。开普勒相信巫术，而牛顿在科学方面的著作远比《启示录》方面的少。
流行的迷信简直不可胜数：比如当别人谈到我们时，我们的耳朵会发烧；5月行婚礼，结果定不美满；把油涂在伤害我们的武器上，伤口会不治而愈；尸体在凶手面前会再度流血等。仙女、精灵、妖魔、鬼魂、女巫、守护神到处潜伏。某些符咒（例如凯瑟琳·美第奇死后在她身上发现的）会保证好运。护身符可以抵挡皱纹、虚弱、凶眼和瘟疫。国王的抚摸可以治疗瘰疬。数字、矿物、植物和动物具有神奇的特质和力量。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高兴、愤怒，或者撒旦行动的表征。从头颅的形状或手纹可以预测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健康、力气和性功能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变化。月光能造成疯狂，也能治疗疠瘤。彗星预示灾难。世界会（不时地）走向末日。
占星术虽然渐渐被受过教育的人所摒弃，但仍然十分流行。1572年博洛尼亚大学停教占星学，158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对其加以指责，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警告天主教徒勿信占星学，但是占星术的教授在萨拉曼卡大学仍断断续续维持到1770年。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上层阶级的人都求助于天象图，依照星星的位置来预测未来。所有地位显要之人在出生不久都有人为他们算好星兆。路易十四出生时有一个占星家藏在奥地利的安妮王后寝宫附近。古斯塔夫出生时，他的父亲查理九世询问蒂丘·布拉赫有关这个孩子的星兆，这位天文学家谨慎地预言这个男孩将会成为国王。开普勒对占星术心存怀疑，但为此仍对它美言了几句，说：“正如自然赋予每一种动物以某些谋生的方法，它对天文学家也提供了占星术，使之赖以维持生活。”华伦斯坦在1609年花钱购买有利的天象图，并且外出时通常都有一名天文学家随行，目的也许是鼓舞军队的士气。凯瑟琳·美第奇以及她的朝廷一再与占星家磋商。约翰·迪（John Dee）一直享有占星家的盛名，直到后来他竟发现星象要求他与一个学生换妻。
对于魔术的信仰日渐衰微，却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外：这段时期正是人因巫术而遭处死之全盛时代。迫害者和被迫害的人都相信咒语或其他类似的诡计可以招来超自然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可以借着祈祷赢得圣人向上帝说情，谁说乞求魔鬼不能得到其帮助呢？1585年在海德堡出版的一本书《基督教的魔术思想》，立下一个定理说：“整个宇宙，无论内外，无分水陆，都充满魔鬼、邪恶和看不见的精灵。”大家都相信人类会被魔鬼附体，1593年“弗雷得堡（Friedeberg）小城发生可怕的动荡，传说魔鬼附体了60多人……给予他们恐怖的虐待……连牧师都在布道时遭到魔鬼附体”。牧师应教区人民之请，前去做各种驱邪的工作——驱除田间的害虫，平息海上的风暴，净化有恶灵的建筑物，纯化一座受渎的教堂，等等。教皇保罗五世于1604年出版了一本这类教士服务的手册。新教作家指责教士的驱邪为魔术，但是英格兰教会承认驱邪作为治疗仪式的价值。此外，就像很多仪式一般，心理效果是良好的。
正如人们主动要求驱邪，他们也是要求惩处“女巫”的主要推动力。人们对女巫的法力普遍心存恐惧。1563年的一本小册子说：“想和魔鬼建立关系，想使他在戒指和水晶球中随时可用，想召遣他，想和他结盟，想用他执行数百件魔术的心愿，如今在高低阶层，在有学问和无学问的人之间，都比以往流行。”说明如何与有益的守护神建立关系的“魔书”大受欢迎，被控轻信巫术的教士辞职，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1623年）要求把那些以巫术置人于死的罪犯处以极刑。但是乌尔班八世（1637年）指责“天主教法官对巫师所作专断和不公正的控诉……从被告口中逼出……无价值的招供，而且在缺乏充分理由之下，就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武力”。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规定（1568年）那些被控行使巫术的人，必须接受公开表演魔法之挑战，以作为考验，3次定罪之后的最重处罚是放逐。但是受惊的民众要求对他们严苛地审问并迅速执刑。
民间和教会当局共同怀有，或是说他们希望解除这种对女巫的恐惧，于是对被告施以严酷的审判，常常以酷刑逼供。诺丁根的市议会有一套特殊的刑具，曾借给邻近社区，并且保证“用这些方法，尤其是拇指螺旋，即使罪犯开始拒不认罪，最终仍将招供，对此，上帝会感到无比的喜悦”。不让人睡觉已算是较温和的方法了，通常罪犯都是因受刑而认罪，法官也只是偶尔怀疑这种认罪的可靠性。
这种迫害在西班牙境内最为和缓。在罗格洛诺（Logroo）省，宗教裁判所判决53人行使巫术，处死了11个人（1610年）。1614年最高宗教裁判所指示其官员，把巫术认罪视为神经质的幻想，并且从轻处罚。
1609年对巫术的恐惧似瘟疫般横扫法国东南部。数以百计的人相信自己被魔鬼附体，有人认为自己已变为狗，就学狗吠。波尔多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审讯嫌犯。有人设计了一种方法来找出魔鬼进入被告身体的部位：被告双眼被蒙起来，用针刺他的肉，无法感觉针刺的地方就是进入点。嫌犯为了求得宽宥，往往互相指控。8个人被判罪，其中5人逃走，3人被烧死，后来旁观者发誓他们曾见到魔鬼化身蟾蜍模样，从牺牲者的头上跳出来。洛林地区在16年内因巫术被焚者达800人，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4天内烧死134人（1582年10月）。1562年到1572年间信奉天主教的卢塞恩地区处死了62人；信仰新教的伯恩地区，在16世纪最后10年内处死了300人，17世纪最初10年则处死了240人。
在德国，天主教和新教徒竞相把巫师送上火场。一篇令人难以置信却相当可靠的报道称，特里尔主教曾在普法尔茨州（Pfalz）烧死120人，罪名是他们使寒冷的天气延长。雄高（Schongau）区的牛瘟被认为和巫师有关；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枢密院，力主宗教法官“在审讯过程中表现更多的热忱和严苛”，结果有63个巫师被烧死，且审判费用必须由死者的亲属承担。在奥地利海恩堡（Hainburg），1617年至1618年的两年中有80人因巫术而被处死。据说符兹堡的主教在1627年至1629年间曾处死了900个巫师。1582年新教编者同意重新出版《女巫之锤》（Hammer of Witches），那原是多米尼克教派宗教法官雅各·施普林格（Jakob Sprenger）在1487年出版的，目的是指导人们侦察和检举巫师的方法。萨克森的诸侯奥古斯都宣布（1572年），巫师即使不伤害任何人，也应该被烧死。1590年埃林根（Ellingen）地区烧死1500个巫师，1612年埃尔旺根（Ellwangen）地区烧死167个，韦斯特施特林（Westerstellen）两年中烧死300个。同样的狂热发生在1588年的奥斯纳布律，1590年的讷德林根（Nrdlingern），1616年的符登堡。德国学者估计17世纪一共有10万人因巫术受刑。
也有少数呼声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性。我们曾提及约翰·维尔和佩吉纳德·斯科特的抗议，我们也看到蒙田在《谈跛子》一文中以他怀疑的幽默嘲讽这种狂热：“我认为在发现2个人说谎和1个人在12小时内被风从东方带往西方……‘或者’我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被扫帚带着在烟囱之间穿行，前者的可能性显然较后者大些，且更合乎自然法则。”对于相信这种事的人，我们应该给予药品，而非死亡。“当一切完成以后，借着一个人的臆测而把人活活烧死，未免过分重视臆测的价值了。”美因茨的天主教教授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Loos）在他的作品《谈真假魔术》（über die wahre undfalsche Magie，1592年）中攻击搜捕巫师的行动，但是还未及出版他就被囚禁，而且被迫收回他“不正确”的言论。另一个耶稣会会员——最虔敬的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斯皮在替约200名被控施行巫术的巫师办理告解之后，写了《谨慎的罪犯》（Cautio Criminalis，1631年），指责这种宗教迫害。他承认有巫师存在，但是悲叹毫无根据的逮捕以及审讯的不公和残酷的虐待，那种虐待连“教会的博学之士和主教们”也会被迫招认一切的。
然而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更多。新教神学家如1572年的托马斯·伊拉斯塔斯，天主教神学家如1589年的彼得·宾斯费尔德（Peter Binsfeld）主教都认为巫术确有其事，而且巫师应被烧死。主教赞成苦刑，但是建议悔过的巫师应先被绞死才受火烧。天主教律师兼哲学家让·博丹在他的《巫师的魔鬼术》（Demonomanie）一书中支持迫害（1580年）。一年后新教诗人约翰·弗斯查特翻译此书，且兴致勃勃地为之扩大引申，和博丹一样，他也主张无情的严苛。
然而这种狂热渐渐衰退。1632年以后，当“三十年战争”公开转变为政治的战争，宗教在人类的仇恨中不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印刷术流传了，书本增加了，学校恢复了，新的大学开始创立。耐心的学者为渐起的知识宝塔加上了一块块石头，而好奇的人们在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开始以实验来验证各种假说。慢慢地超自然的领域缩小了，自然和世俗的领域日渐扩长。那是一段枯燥的、不具人格的、残缺不全的历史，也是现代最伟大的一出戏剧。
知识传播的第一功臣是使知识心心相传、代代相续的印刷者和出版家。伟大的艾蒂安印刷世家，由亨利·艾蒂安二世在热那亚、罗勃特·艾蒂安三世在巴黎继续经营。莱登也有类似的盛况（1580年），是由路易斯·埃泽维尔（Louis Elzevir）建立的。他的5个儿子、孙子们及一位曾孙继续他的工作，而且创始了“埃泽维尔活字”。在苏黎世，克里斯托弗·弗罗绍尔（Christopher Froschauer）以他制作严谨的《圣经》版本，在印刷和学术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图书馆为古老宝藏提供新的居所，我们前面已提到牛津的波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埃斯科里尔的图书馆、米兰的（1606年）精致书舍。凯瑟琳·美第奇也曾为国家图书馆增添过不少书册和稿本。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教廷新图书馆，在约翰·伊夫林眼中似乎是“世界上建筑与设备最高贵、最美丽的图书馆”。
报纸开始萌芽。早在1505年，德国就不时印行单页的《时报》（Zeitungen），1599年这类出版物达到877种，但都是不定期的。历史上最早的定期报纸是1609年在奥格斯堡创刊的《通讯》（Avisa Relation Oder Zeitung）周报，汇集商人和金融家在全欧所设的代理人报道编成。1616年创办的《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 Oberpostamzeitung），一直发行到1866年。类似的定期周报分别在1610年的维也纳和1611年的巴塞尔创立。不久弗斯查特就开始取笑“唯报纸是信”的大众及他们对新闻的轻信贪婪了。内容不充实、含有偏见的新闻传播及为谋利而散布一些无聊之语，使一般大众无法睿智或共同参与政治，民主也就无法产生。
出版检查制度在基督教世界普遍施行，无论天主教或新教，教职人员或世俗百姓都不能例外。教会在1571年建立禁书目录会以保护信徒，不让他们接触有损天主教信仰的书籍。新教检查制度不像天主教那样权威与严苛，却同样力行不懈，盛行于英格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德国、瑞士等地。教规的不同使异端得以在国外出版书籍，或暗中将书籍偷运回国，也算是打击了检查制度。现代文学的机智和精微，部分应归功于检查制度。
《圣经》的译本繁多，但其被释为上帝的旨意则恒久如一。《圣经》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书，在教规、语言甚至在行为方面的影响也相当大，因为当时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战争与宗教迫害——都引用《圣经》来自圆其说。倡导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在神学改革之前撤退时，对《圣经》的崇拜取代了异教古典的迷信。学者发现《新约》使用的文字不是古典希腊文而是大众化的共通语（Koine）时，曾引起一阵骚动。但神学家解释说，圣灵用通俗词汇是为了使人们更易了解。另一次的打击来自索莫尔（Saumur）大学路易斯·卡佩尔（Louis Cappel）教授下的结论，认为《旧约》为教会所认可的希伯来教本，其母音点和重音都是在5世纪或其后泰比利厄斯（Tiberias）的马索拉（Masorete）犹太人加上去的，而公认教本的方形字则是取代希伯来字母的亚拉姆文字（Aramaic）。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学者老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Johannes Buxtorf）祈求卡佩尔不要将这种论点公之于世，以免使人们对《圣经》上的文学启示产生怀疑（1624年）。小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试图反驳，声称母音点和重音也是神赋的灵感。这项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正教终于承认母音点，向前缓缓地迈进了一步，开始视《圣经》为一个民族的庄严表现。
这个年代产生了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在勒芬和莱登之间、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义之间摇摆不定的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终以修正塔西佗、普劳图斯和塞涅卡的版本而在欧洲赢得声名，并以阿里斯塔科（Aristarchus）的《语法技巧》（De Arte Grammatica，1635年）一书震惊欧洲。他哀悼欧洲文明即将灭亡，而以“西方另一新兴帝国升起的阳光”——美洲——安慰自己。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也许是有史以来日常知识最丰富的人”，他从父亲尤利乌斯·斯卡利杰尔那里继承了欧洲学者的王座。他在法国西南的阿让地区（Agen）担任父亲的书记时，尽情地汲取知识。他以3周的时间读完荷马的著作，又遍览希腊主要诗人、史学家和演说家的作品。他学习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其他8种语言，接着又钻研数学、天文和“哲学”（当时包括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而且学习了3年法律。法律训练也许有助于他精练的批评，因为在他出版的加拉塔斯、提布鲁斯（Tibullus）、普罗佩提斯（Propertius）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他把批评从随意的臆测提升为程序和诠释的法则。在叙述历史方面，他很重视日期。他的巨作《日期的改正》（On the Correction of Dates，1583年）首次把希腊和拉丁史学家列出的日期，与埃及、巴比伦、朱蒂亚、波斯、墨西哥的历史、历法、文学和天文学的日期对照。他的《时间的价值》（Thesaurus Temporum，1606年）收集并整理了古典文学的每个编年细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古代史的第一部科学年表。另外，他主张耶稣实际上生于公元前4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于1590年离开莱登大学，莱登便把古典学术的教席给予斯卡利杰尔。经过3年的犹豫，斯卡利杰尔终于接受，一直到他1609年逝世，莱登成了学者的天堂。
斯卡利杰尔与他父亲一样，很以身为维罗纳王子斯卡拉（Scala）家族的后裔感到骄傲，对同行学者们充满了尖酸的批评，但他一度忘情地称伊萨克·卡索邦为“世上最有学问的人”。卡索邦终生历尽苦难。他出生于日内瓦。3岁时，他的父母回到了法国，他在宗教迫害的惊惶和恐怖中整整生活了16年。他父亲长期在法国新教军中服役，终年离家。他的家人则常常躲在山中，逃避狂热的武装天主教徒的迫害，他最初的希腊课程是在多芬山中的山洞里学习的。19岁那年，他进入日内瓦学院，22岁成为该校的希腊文教授，在贫病中担任该职达15年之久。所赚薪水仅够糊口，但他宁可节省食物来买书，并以老斯卡利杰尔亲切的来信安慰学术上的孤寂。他出版亚里士多德、小普利尼和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作品，不但以文字的修订见长，也因其对于古代观念和方式独具启发性的见解，征服了学术界。1596年，亨利四世放宽神学斗争，卡索邦被任命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3年后他应邀前往巴黎，但巴黎大学不接纳非天主教徒，亨利只好派他担任皇家书舍的主持人，年薪1200里弗。节省的亨利告诉这位学者：“你花了国王太多的钱，先生，你的薪水超过两个优秀舰长所领的钱，而你对国家一无用处。”伟大的亨利死后，卡索邦认为是接受英国邀请的时候了。詹姆士一世欢迎他担任研究学者，并支付他年薪300英镑。但法国的摄政王后不准他带书前往，詹姆士也以专题演讲来烦扰他，伦敦的知识分子又责备他不会说英文。在英国待了4年后，他丧失了生命的斗志（1614年），去世时55岁，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当时学者头衔比诗人和历史学家更受人尊敬，因为学者对学问锲而不舍地追求，保存并阐明了古典文学中蕴藏的智慧与美。斯卡利杰尔进入莱登后，几乎被奉为百战荣归的王子。克劳德·索默斯（Claude de Saumaise），学术界称他为萨尔马修斯，被许多国家争相延聘。卡索邦死后，他被公认为“现存最有学问的人”，是“世界的奇迹”。萨尔马修斯生于勃艮第，在那里受教育——而且改变信仰，在海德堡成为加尔文主义者，20岁就因为出版两位14世纪作家的作品而崭露头角，一年后又出版弗罗鲁斯（Florus）的《大纲》（Epitome）。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总共有30本，以无所不包的博学闻名。他以一部900页的巨册《述异记》达到巅峰。索里努斯（Solinus）是3世纪的文法家，曾把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人种学、经济学、动物学汇集成百科全书，后来一位编者将其命名为《博学家》（Polyhistora）。萨尔马修斯为这本书作了详尽的注解，旁征博引，其范围包容了罗马帝国的整个世界。他后来选择了莱登大学的教授职位，到任后立刻被选为人才济济的教授团的主席。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流亡荷兰的英王查理二世请他写文章、指责克伦威尔斩决查理一世。他的《为查理一世辩诬》（Defensio Regia pro Carolo I，1649年11月）在查理一世被处死10个月后问世。克伦威尔很不高兴，他聘请弥尔顿加以答辩。萨尔马修斯写了一篇回复弥尔顿的文字，尚未完成就去世了（1653年），弥尔顿却担负了置他于死地的恶名。
尽管有人如此博学，西欧约80%的人仍是文盲。约翰·科梅纽斯花费40年时光，想改善欧洲的教育系统。他生在摩拉维亚（1592年），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主教，他始终相信宗教是教育的基础与目标，智慧来自对上帝的敬畏。他的一生由于当时的宗教仇恨而成为忧患之旅，他始终是波希米亚弟兄教派的信徒：
我们都是生存在同一世界的公民，我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液。只因为一个人生在异国，因为他讲不同的语言，因为他对某些事物持不同的看法，就报以仇恨，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停止吧！我恳求你们，我们人类生而平等……让我们怀抱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谋人类的福祉；让我们放弃因语言、国籍、宗教而兴起的一切私念。
在写了50部有关教学法的作品后，他以《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1632年）一书总结他的原则，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先，教育应具有普遍性，无性别与财富之分：每一个村庄应有一所学校，每一城市有一所学院，每一省有一所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开放给所有具有能力和智慧的人；国家应以财力支持人民发掘各种才能，加以训练和利用。第二，教育应该是实际的：观念应与事件密切相连；母语或外国语的词汇应以目视、身体触摸或使用它们代表的实物来学习；文法的教授应排在稍后。第三，教育应包含德、智、体三个方面；儿童应该接受户外生活和运动的训练以锻炼其健康和活力。第四，教育应该是实用的：它不能局限在思想的牢笼中，而应伴随行动和实际的应用，而且能为谋生做准备。第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科学课程应逐渐加重；每一省市都应设立研究科学的学校。第六，一切教育和知识都应致力于改善个人性格与虔敬之心，及国家的秩序和幸福。
德国王公们尽量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小学。萨克森·魏玛公爵于1619年宣告6岁到12岁的男女儿童必须强迫接受教育，世界上首次提出义务教育。收获季节有1个月假期。1719年，这种制度已遍及德国。中级学校仍拒收女生，但是数目不断增加，学校也一再改进。当时有22所新大学相继成立。根据卡索邦1613年的描写，牛津正蓬勃发展。他把该校教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与欧陆相比，令人印象深刻。德国教授（1600年）薪酬极其微薄，很多人甚至只能以贩卖酒水补贴生计。耶拿的学生在教堂所开的酒店中痛饮。西班牙大学在菲利普二世死后日渐衰微，在宗教裁判所的怒视下枯萎。同时期西属美洲也设立了几所大学——1551年于利玛，1553年于墨西哥城，远在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之前。此时新兴的荷兰人创立了6所大学。莱登成功地抵挡了西班牙的围攻时（1574年），“联合省”的联邦统帅邀请公民自请报酬。他们所要求的是一所大学，统帅下令照办。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的国家，教育由教职人员控制。在英国和路德教派地区则多半由受制于国家的教士们管理。除了帕多瓦外，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老师和学生信仰官方的宗教，学术自由也由国家和教会严密限制。宗教的不同使各大学不具备丝毫的国际色彩，西班牙学生局限在西班牙，英国学生不能进入巴黎大学。原创性的思想逐渐从大学中消失，却转向私立学院或个别研究。
因此，当时私立学院在学习和研究不受检查的情况下兴盛起来，尤其以科学方面为甚。1603年，费德里戈·塞西（Federigo Cesi）和蒙特贝罗（Montebello）的女侯爵在罗马建立了林西安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伽利略于1611年进入该校。学校的组织章程就其目标提出了如下界说：
林西安学院要求它的成员是渴求真知识、致力于研究自然（尤其是数学）的哲学家。同时它并不忽视增加风采的、高雅的文学和语言，它们就像优美的红宝石一般，装饰科学的整个躯体……林西安课余不组织包含朗诵和辩论……对一切政治争论、各种争吵和冗长的论战，林西安学院之人所持的态度是不置身其间，保持缄默。
林西安学院于1630年解散，其目标由实证学院（Accademia dei Cimento）予以实现（1657年）。不久类似的组织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
首先科学工具是必需的。在眼睛看得不够清楚、不够远、不够细致，肉体不能正确感觉出物体的压力、温度和重量，心灵无法测出空间、时间、质、量和密度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比重计、更好的表、精细的天平，它们一一出现。
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在《自然的奥妙》（Magia Naturalis，1589年）一书中写道：“物体在凹透镜下显得较小却比较清晰，在凸透镜下显得较大却比较模糊；然而，你若知道如何把两者适当予以调和，便可以将很远的东西看得又大又清楚。”这就是显微镜、小型双筒镜、小型观剧望远镜、普通望远镜及一切组织学的原理。简单的显微镜是一个单一的凸镜片，早已为大家知晓。使生物学改观的是几个会聚透镜结合而成的复式显微镜。镜片研磨和打光的工业在荷兰尤其发达——斯宾诺莎一生都离不开它。约1590年，米德堡的一位眼镜制造家扎卡里亚斯·詹森（Zacharias Janssen），合并双面凸镜和双面凹镜制造出最早的复式显微镜。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都是由那项发明产生的。
这些原理的进一步应用使天文学得以改观。1608年10月2日，米德堡的另一位眼镜制造家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向联合省（当时仍与西班牙作战中）的联邦统帅呈献一种望远工具的说明。利伯希把双面凸镜（物镜）放在筒管的远端，把双面凹镜（目镜）放在近端。立法者看出这种发明颇具军事价值，给了利伯希900弗罗林作为奖赏。10月17日，另一个荷兰人雅各·梅修斯（Jacobus Metius）说他曾独立制成一个类似的工具。伽利略听到这些消息，于1609年在帕多瓦制成自己的望远镜，可以放大3倍，这些就是他开始用以扩大世界的工具。1611年，开普勒建议颠倒伽利略镜片的位置，用凸镜片作为“目镜”、凹镜片作为“物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1613年至1617年，耶稣会会员克里斯托弗·沙纳尔（Christoph Scheiner）根据这个计划制造了一个改良的望远镜。
同时，伽利略根据3世纪或3世纪之前就已知道的原理发明了温度计（约1603年）。他把玻璃管开口的一端放入水中，另一端是空的玻璃球茎，他用手使其温暖，一抽回手，球茎骤凉，水即升入管中。伽利略的朋友乔万尼·萨格雷多（Giovanni Sagredo）则把管子刻分为100度（1613年）。
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切利（Torricelli）封闭长玻璃管的一端，注满水银，把开口的另一端浸入水银碟中立起，发现管中的水银并不流入碟中。学术物理解释这种现象是由于“自然真空”，托里切利解释这是周围大气对碟中水银的压力所致。他推断这种外在的压力会使容器中的水银升入没有空气的空管中，实验证明他是对的。他显示了管中水银高度的变化可以用来测量大气压力的变化，他于1643年制成了第一支气压计——至今仍是气象学上的基本工具。
有了这些新工具，科学还有待数学家改良计算、测量和符号表记的方法。就我们所知，约翰·皮尔和朱斯特·比尔吉发明了对数，威廉·伍特黎德发明计算尺，小数系统是一项更大的恩赐。试验性的建议为进一步研究做好了铺垫。撒马尔罕的阿尔—卡什（Al-kashi）曾表示圆周与直径之比是3.1415926535898732，那是用空格代替点号的小数。尼斯的弗朗西斯·佩罗斯于1492年用了小数点。西蒙·斯蒂维努斯（Simon Stevinus）在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小数》（“The Decimal”，1585年）中阐述了这个新系统，提出“以前所未闻的轻松方法教导所有数目的演算……悉为数字，没有分数”。欧洲大陆的测量系统利用他的观念测量长度、容积和货币，但是圆圈和钟表仍沿袭巴比伦数学，保留了60划分制。
德萨尔格（Gérard Desargues）在1639年发表了一篇有关圆锥截面的古典论文。巴黎的弗朗索瓦·维埃特（Francois Viète）用字母代替已知和未知量，使日渐衰微的代数复生，还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中，成为笛卡儿的先驱。笛卡儿利用瞬间的灵感建立了解析几何，提议用几何图形代表数目和等式，或用数目和等式代表几何圆形（因此货币在时间过程中的渐渐贬值，可以用统计曲线图表示出来）。而且，用代数等式代表几何圆形算出的代数结果，在几何上也完全正确。代数因此可以用来解决几何难题。笛卡儿对自己的发现着实自得，认为自己的几何贡献较之先辈们的，简直就像西塞罗的口才之于小孩的ABC一般。他的解析几何、埃米利奥·卡瓦里埃里的不可整除论（1629年）、开普勒的圆圈近似方化法、罗伯瓦尔（Roberval）连同托里切利和笛卡儿共同创立的弧形方化法，使莱布尼茨和牛顿发现了微积分。
现在数学不仅是一切科学上必要的工具，也是一切科学的目标。开普勒认为心智离开量的领域，就会在黑暗和怀疑中游荡。伽利略说哲学的意思是“自然哲学”或科学——
是写在这本宇宙的大书中，经年屹立在那里，坦然接受我们的注视。但我们若不先了解它作为表达工作的语言和文字，就无法了解其内容。那里所指的就是数学语言。
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渴望把形而上学变成数学的形式。
现在科学开始从它的哲学母亲的胎盘中解放自己，它将亚里士多德从背上摔开，把目光从形而上学转向大自然，发展出自己的特殊方法，而且致力于改良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这一运动属于理性时代的核心，但它并不只注重“纯理性”——脱离经验和实验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织出神秘的网。现在理性如同传统和权威一般，也要接受事实的研究和记录的考验。无论“理则学”是怎样的说法，科学只接受能够测定数量、能以数字表达、能以实验证明的东西。
科学在近代历史中依照逻辑程序发展，该顺序为：17世纪的数学和物理学，18世纪的化学，19世纪的生物学，20世纪的心理学。
此时物理学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伽利略，但很多名气较小的英雄也值得纪念。西蒙·斯蒂维努斯协助确定滑轮和杠杆原理。他曾作过很有价值的水压、引力中心、压力平行四边形和斜面研究。约1690年，他曾在代尔夫特证明两种不同重量的类似物体，从同一高度落下会同时着地。这与古来的信念相反，成为伽利略比萨实验的先驱。笛卡儿确立慢性定律，认为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物体会一直维持静止或直线运行的状态。他和伽桑迪成为分子热力说的先驱。他的《气象论》（Météores，1637年）的立论基础是一种已不再被人们接受的宇宙哲学，但这篇论文对奠定气象科学的基础大有贡献。托里切利把他的大气压力研究扩展为风力学。他认为，这是各地空气密度不同而造成的平衡流。伽桑迪，这位不寻常的、熟知一切科学的神父，继续测量声音的速度，得出的结果是，每秒1473英尺。他的朋友梅赛纳（Marin Mersenne）重复这个实验，结果为1380英尺，更接近现在公认的1087英尺。梅赛纳于1636年由一根发声弦线建立了整套的泛音系统。
光学研究集中于反射和折射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彩虹中所见的反射和折射。约1591年，斯帕拉托（Spalato）大主教马可·安东尼奥·多米尼斯（Marco Antonio de Dominis）写了一篇论文——《光与虹》，他在文中解释虹（通常所见的一道）是由于光线在天空或浪花的水滴中两度折射和一次反射而形成，霓是由于两度折射和两度反射而形成的。1611年，开普勒的《折射光学》探讨以镜片研究光的折射。10年后莱登的威尔布罗德·斯内尔（Willebrord Snell）研究出折射法则的公式，使镜片对光线的活动可以更精确地算出，而且促使更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产生。笛卡儿运用这些法则计算出虹霓辐射角。
威廉·吉尔伯特划时代的地磁讨论，引出了一连串的理论和实验。耶稣会的法米亚努斯·斯特拉达（Famianus Strada）认为两个相隔很远的人，可以利用两块磁针同时指向同一字母的共鸣动作而互相感应，暗示了电报技术的原理。另一位耶稣会士尼科罗·加比奥（Niccolo Cabeo，1629年）首先描述电斥力的存在。另一位阿塔纳修斯·基尔切（Athanasius Kircher）在《磁力》（“Magnes”，1641年）一文中，描述他把磁铁悬在天平的一端，并在另一端放置砝码以平衡其影响力，从而测出磁力的大小。笛卡儿认为磁力的产生是由于使宇宙演进的大涡动投射出的质点冲突使然。
炼金术仍很普遍，所炼取之物尤其被用来当作皇家贬低币值的代替品。鲁道夫二世、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巴拉丁挪等地的选帝侯，布兰兹维公爵和赫斯伯爵都曾雇用炼金术士来制造金银。由于这些实验，化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渐成形了。安德烈亚·利巴维厄斯（Andreas Libavius）本人就代表了这种变迁。他的《为变质炼金术辩护》（“Defense of Transmutatory Alchemy”，1604年）承袭古老的探求，但是《炼金术》（“Alchymia”，1597年）是第一篇有系统的有关化学的科学论述。他发现了氯化锡，并最先制造出硫酸铵，同时也是最早建议输血治疗的人之一。他在科堡（Coburg）的实验室是该城的一大奇景。一位献身科学和贫民医药服务的富有贵族海尔蒙特（Helmont）将各种气体从空气中区分出来，并分析它们的种类和成分，因而名列化学始祖之林。他又根据希腊词“chaos”而造出“化学”一词，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有许多发现，从火药的爆炸性气体到人造风的可燃性，无所不包。另外，他建议用碱来中和消化道中过度的酸性。约翰·格劳伯（Johann Glauber）推荐硫酸钠结晶为“内用和外用的极佳药品”，而“葛氏盐”至今仍用做轻泻剂。他和海尔蒙特都曾涉足炼金术。
这些“自然科学”对改良工业生产和战争杀戮都有其贡献。技术人员把液体、气体的动作和压力、力的组成、钟摆定律、投射过程、金属提炼等新知识应用到实际事务中。1612年，西蒙·斯特蒂文特（Simon Sturtevant）发明了生产焦炭的方法——“烧炼”烟煤以除去其挥发性成分。这种焦炭在冶金方面很有价值，因为煤中杂质会影响铁。它取代了木炭，保全了森林。玻璃的制造成本降低，这个时代的窗玻璃因此变得十分普遍。机械发明随着工业的增长而增多，因为这类发明往往归功于想要节省时间的工匠技术，而非科学家的研究，所以我们1578年首次听说螺旋车床，1589年首次听说纺织框架，1597年听说旋转舞台，1636年听说脱谷机和自来水笔。
当时工程师们的伟大成就，即使在今日也值得赞佩。多米尼克·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在圣彼得方场竖立一方尖碑而轰动罗马。工程师西蒙·斯蒂维努斯发明水闸系统以控制堤堰——那是荷兰共和国的卫兵。巨大的风箱使矿坑空气流通；复杂的压缩机把水升入塔中，以供奥格斯堡、巴黎和伦敦等城市的水压。桁架桥是依照简单的几何原理——三角形任一边的长度不变就不会变形——而建立的。1624年，第一艘潜水艇在泰晤士河潜行了2英里。哲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波尔塔和萨洛蒙·考斯（Salomon de Caus）提出蒸汽引擎的理论，其中考斯在1615年曾描述一架利用蒸气膨胀力抽水的机器。
地质学尚未诞生，甚至连这个词都还未出现。地球的研究被称为矿物学，而对《圣经》“创世记”故事的尊崇，阻挠了一切对宇宙哲学的探讨。帕利西（Bernard Palissy）重申古代观点，认为化石是生物死后遗体僵化而成，因此被指责为异端。笛卡儿大胆暗示一切行星，包括地球，都曾是如太阳一般的发光体，行星冷却后，由固体和液体合成的外壳包裹着中心的炽燃体，其内部喷出物则造成了温泉、火山和地震。
随着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为扩展信仰、知识、产品铺路所做的努力，地理学也随之发展。西班牙航海家（1567年）探险南太平洋发现了瓜达卡纳尔岛（Guadalcanal）及所罗门群岛的其他岛屿——他们希望在该地找到所罗门的矿藏，故以此命名。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佩科·帕伊斯（Pecho Paes）被囚于阿比西尼亚（Abyssinia，1588年）时，参观青尼罗河（Blue Nile），因而解开了一个古老的谜。他指出尼罗河谷的定期泛滥是由于阿比西尼亚高地的雨季所致。威廉·简斯朱昂（Willem Janszoon）显然是第一个踏上澳洲土地的欧洲人（1606年）。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发现了塔斯马尼（Tasmania）、新西兰（1642年）和斐济群岛（Fiji，1643年）。荷兰贸易商来到今泰国、缅甸和中南半岛（Indochina），但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主要还是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萨缪尔·查普莱恩（Samuel Champlain）奉法王亨利四世之命，曾探险新科西亚海岸（Nova Scotia），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和蒙特利尔附近。他的随从建立了魁北克，并把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画入地图中。
地图绘制者努力追赶探险家的发现。格拉杜斯·莫卡托（Gerardus Mercator）在卢万学习，开设了一家专门制作地图、科学仪器和天体星球仪的商店。1544年，他以异端的罪名被捕，却未受严重的处罚。然而为审慎起见，他接受了杜易斯堡大学（Duisburg）的邀请，成为克里夫公爵的制图员（1559年）。他在82年的生命中，曾不懈地绘制出佛兰德斯、洛林、欧洲和全球的地图。他著名的《运用航测完成的世界新地图》介绍了“莫氏投射”地图，画出所有互相平行的经线和纬线，两组线条互成直角。1585年，他开始出版伟大的《地图集》（Atlas，这个词的使用也归功于他），包括51幅空前精准的区域地图，描绘了当时所知的整个地球。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奥特尔（Abraham Oertel）以一册内容广泛的《圆形地球》（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年）不输于他。这些人共同的努力把地理从托勒密的千年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了现代形式。由于他们，荷兰人垄断地图制造业几达一个世纪之久。
生物学在两个世纪后才达到全盛时代。而植物学因医学上药草的研究和外来植物的输入而缓缓发展。耶稣会教士将奎宁、香草和大黄带回欧洲。约1560年，马铃薯从秘鲁输入西班牙，由此传遍欧陆。帕多瓦的植物学教授普罗斯佩罗·阿尔皮尼（Prospero Alpini）曾描述过50种移植欧洲的植物。他从枣椰的研究中演绎出植物有性生殖的学理，早在公元前3世纪，泰奥弗拉斯图斯就已发现，只是未能给予证明。阿尔皮尼说：“雌枣树不会结果，除非雄树和雌树的枝混合在一起，或雄鞘、雄花的粉末散布在雌花上。”林奈（Linnaeus）后来依据繁殖方法把植物分类，同时（1583年），佛罗伦萨的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提出了第一个系统化的植物分类法——包括1500种——依照植物不同的种子和果实划分的。巴塞尔的加斯帕德·波辛（Gaspard Bauhin）在他的巨著《植物论文》（“Pinax Theatri Botanici”，1623年）中，把6000种植物分类，成为林奈“属”、“类”两项命名法的先驱。波辛花费40年的时间作了《植物世界一览表》一书，他在此书出版一年后离开人世。300年来此书始终被奉为圭臬。
医生的私人植物标本演进为由大学或政府资助的公共植物园。最早的于1543年成立于比萨，在切萨尔皮诺的管理下颇负盛名。苏黎世城在1560年成立了另外一个，博洛尼亚、卡塞尔、莱登、莱比锡、布雷斯劳、巴塞尔、海德堡、牛津等地也相继成立。路易十三的医生拉·布罗西（Gui de La Brosse）于1635年在巴黎组织了著名的药学植物馆。动物园提供公共娱乐的兽栏，最早可以溯源至中国（公元前1100年）、古罗马和阿兹特克（Aztec Mexico）（约1450年）。现代动物园则于1554年在德累斯顿和路易十三时代的凡尔赛宫成立。
动物学不像植物学一样受注意，因为它较少——除了神秘药品之外——具有治疗价值，乌利西·阿尔德罗瓦尼（Ulisse Aldrovandi）在1599年开始出版13大卷的《自然史》：他在有生之年亲见6卷付印；博洛尼亚元老院根据他的手稿，在公费资助下，出版了其余7卷——只有布封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1749—1804年）才能超越这些巨作。耶稣会学者阿塔纳修斯·基尔切在《光与影》（“Arsmagna Lucis et Umbrae”）一文中（1646年），描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腐败物质中的微小“虫子”，成为组织学的鼻祖。几乎所有的人仍相信细小的机体是从腐肉——甚至黏土中自然生出，虽然加布里埃尔·哈维不久就在他的《动物的衍生》（“De Generatione Animalium”）一文中否定这种说法（1651年）。动物学的落后部分应归因于只有少数思想家认为动物是人类的祖先。1632年，伽利略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爵：“虽然人与其他动物的分别很大，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说，那种差别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大不了多少。”现代心灵已慢慢觉悟，重拾2000年前希腊人的想法。
解剖学在经过维萨里大力倡导之后曾一度停息。尸体解剖仍遭到反对——格劳秀斯·雨果即是其中之一，但荷兰艺术中众多的“解剖课程”反映了一般人对这种情势的认可。在外科手术上同享盛名的人物是吉罗拉莫·法布里奇奥（Girolamo Fabrizio），他是法罗皮奥（Fallopio）的学生和哈维的老师。在他管理帕多瓦大学期间，该校建立了壮观的解剖教室——那是唯一一幢完整留存至今的建筑物。他发现静脉中具有瓣膜及对缝合效果所做的研究，引导哈维证明了血液循环。血液循环的知识由于加斯帕罗·阿塞利（Gasparo Aselli）发现乳糜管而更进一步，那是从小肠携带乳糜的淋巴管。阿塞利在哈维发表其理论六年前就已叙述了血液的循环。切萨尔皮诺在1571年阐述了基本理论。他仍然执守古老观点，认为血液流过心膜，但他解释血液如何从动脉流向静脉的论文，则比哈维的说法更为接近。
在征服知识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仗便是生与死的对抗——那是一场个体永远输、集体永远赢的战役。在对抗疾病与痛苦方面也遭遇许多人为的阻挠：个人的不洁、公共的污秽、恶臭的监狱、身怀神奇药水的庸医、“科学”的神秘主义者、放疝者、融化结石者、拔牙者、业余验尿者，等等。新的疾病也和新疗法竞相出现。
麻风已绝迹，通过预防措施梅毒也得以减少。法罗皮奥曾发明（1564年）一种麻布护套防止梅毒的传染（这种护套很快被用作避孕工具，由理发师和鸨母出售）。但当时斑疹伤寒、肠热病、霍乱、白喉、败血病、流行性感冒、天花和痢疾在几个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出现。据可能有些夸张的数字，1563年至1564年，巴塞尔一地有4000人死于瘟疫；1564年，弗莱堡25%的居民死于瘟疫；1565年，罗斯托克（Rostock）死了9000人，法兰克福死了5000人；1566年，汉诺威（Hanover）死了4000人，布兰兹维死了6000人。惊恐的公民把某些瘟疫归因于有人故意下毒。西里西亚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地区有17人因为涉嫌“放毒”而被烧死。1604年，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黑死病伤害力极大，以致竟没有足够活人来埋葬死者。这些报道显然有些夸张，但根据权威报道，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屡遭黑死病侵袭期间，米兰地区就有8.6万人丧失生命，而且“威尼斯共和国死亡人数不下50万……1630年到1631年间单单意大利北部就有100万人死于瘟疫”。新生命的诞生仅能填补死亡的大量攫取。生育因为生命的无常而痛苦倍增。2/5的儿童活不到2岁。家庭是大家庭，人口却很少。
公共卫生日渐改善，医院也增多了。医学教育渐渐采取了一种更严格的方式——没有学位仍可行医。博洛尼亚、帕多瓦、巴塞尔、莱登、巴黎等地区都有著名的医学院，招收来自西欧各地的学生。圣克托留斯（Sanctorius）曾做了30年的实验，试图把生理过程简化成量的测定。他大部分工作都是坐在桌边大秤上完成。他记下自己在吸取、放出固体和液体时体重的变化，甚至秤自己的汗液。他发现人体每天由正常排汗而放出几磅的汗水，因此断定这是代谢的必要形式。他发明了诊断用的温度计（1612年）和帮助诊断的脉搏跳动计。
治疗已由蟾蜍进展到水蛭。某些知名的医生以干蟾蜍为药方，缝入袋中，挂在胸前，以捕吸身体四周的毒气。用水蛭或杯吸法放血的人必须饮用大量的水，依据的理论是新入的液体可以形成未受感染的新血。机械医学派由笛卡儿身体过程机械化的教条而来；化学医学派源自帕拉塞尔苏斯，由海尔蒙特加以发展，认为一切生理都是化学现象。水疗法很受欢迎，治疗的水得自英国巴斯、荷兰史巴（Spa）、法国布隆比利莱茵河和意大利的十余个地方。我们曾听说蒙田试验这些水。拔地麻根（约1580年）、锑（约1603年）、吐根（1625年）和奎宁（1632年）等新药被介绍到欧洲。1618年的伦敦药典曾列出1960种药品。蒙田曾谈起少数医生用来医治病人的特殊方法：
龟的左足、蜥蜴的尿、大象的粪、鼹鼠的肝、从白鸽右翅取下的血，等等，对我们有结石的人来说……老鼠身上掉下的粉末及其他蠢物，更暗示了魔术和符咒，而不是严肃的科学。
这些珍品特别昂贵，而17世纪的人抱怨的往往是药剂师的收费，而不是医生的账单。
牙医术还是理发师的事，而且当时的牙医术只包括拔牙。这种“理发师手术”包含了几位娴熟的从业者，如安布罗西·帕雷（AmbroiséParé）、弗朗索瓦·鲁塞特（Francois Rousset），及用塑胶重造耳朵、鼻子和嘴唇的专家塔格里亚格齐（Tagliacozzi）。塔格里亚格齐被道德家指为干预上帝之手。“德国外科手术之父”威尔海姆·法布里（Wilhelm Fabry）首先建议切除患处以上的肢体。帕多瓦之乔万尼·科利（Giovanni Colle）写出了第一篇输血说明（1628年）。
每一时代的病人都抱怨医生的收费过高。喜剧家则嘲笑他的长袍、红鼻子和严肃的表情。如果我们信任喜剧家的讽刺的话，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于教师。但我们若注意伦勃朗的《解剖课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受社会尊敬的，而且可以在一幅名画上占一席之地。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像我们一样憧憬更美好的人类前程，认为这有赖于人类性格的改善，而医学是倡导这一革命最可能的途径。笛卡儿说：“即使心灵也大大取决于身体器官的脾气和性格，因此若想找出使人类变得更聪明、更能干的方法……我相信医学便是寻求的目标。”
我们把天文学留到最后，因为它的英雄们在这段时期接近尾声时才出现，并谱成了“反抗的乐章”。
强迫伽利略保持沉默的同一教会，在现代天文学的主要成就——历法的改革——方面居领导地位。约公元前46年，索西尼斯（Sosigenes）为恺撒所做的历法校正，把每年多估了11分14秒。结果到了1577年，恺撒历法比实际季节的进行慢了约12天，教会节期也偏离预定的季节。教会在克莱门特六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和利奥十世的领导下曾试图改革历法——但困难在于获取大众的认可和必要的天文知识。1576年，鲁吉·吉格里奥（Luigi Giglio）草拟的修正历被呈送给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把它提交一个由神学家、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讨论。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也曾与会，最后的定稿显然出自他的手笔。教会曾长期和王子、高级教士们磋商以谋取合作；反对者也不乏其人，而赢取东正教教会认可的努力也告失败。1582年2月24日，格列高利十三世签署敕书，确立了格列高利历法在罗马天主教区的地位。为了使旧历和天文实情相符，1582年12月少了10天，就将10月5日算作10月15日，在利息和其他商业关系的计算上也有复杂的酌减额。为了弥补恺撒历法的错误，只有能被400除尽的年份的2月才有29天。新教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改变。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和布里斯托尔两地的人民相信教皇是想要自他们手中夺取10天，因而抗议。连蒙田都因为渴望时间而抱怨：“教皇新近削减了10天，使我情绪低落，几至无法恢复。”但是新历——在3333年内无须校正——渐渐为大家接受：德国各州在1700年，英国在1752年，瑞典在1753年，俄国在1918年相继采用。
对哥白尼天文学的接受也经历了同样缓慢的过程。在意大利以假说方式呈现，比已经证明的事实更易为人研究和教导。布鲁诺为它辩护，坎帕内拉已经怀疑其他行星的居民，是否也像地球人一样自视为一切事物的目标和中心。大体说来，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竞相指责新系统，培根和让·博丹同样弃绝它。更令人惊奇的是，哥白尼死（1543年）后半个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拒绝他的说法。
蒂丘·布拉赫1546年生于当时丹麦的斯卡尼亚（Scania）省，现在是瑞典的最南部。他父亲是丹麦国家议会的一员，母亲是皇后的袍带女官。他富有的约根（Jorgen）叔叔膝下无子，使他的父母同意领养关系，以给他最好的教育。蒂丘13岁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根据伽桑迪的说法，他在听到一个老师讨论即将来临的日食后，便开始对天文学产生兴趣。他眼见日食如所预测的那样来临，不禁赞叹科学已具预言的力量。他买了一本托勒密的《至大论》（Almagest，又译作《天文学大成》），仔细研读，甚至荒废了其他功课，从此一直未曾舍弃2世纪时人们所持的地球中心观点。
他16岁时转入莱比锡大学，白天学习法律，晚上研究星辰。有人警告他这样的生活会导致身体和精神的崩溃。蒂丘坚持着，而且把零用钱都用来购买天文仪器。1565年，他的叔叔逝世，留给他一大笔财产。蒂丘把事情处理完毕，随即赶往维滕贝格进一步研究数学和天文，又因躲避瘟疫从那里转往罗斯托克。他在该地与人决斗，鼻子被削去一块，于是订制了一个崭新发亮的假鼻，终生戴用。他涉足占星学，而且预言庄严的苏莱曼大帝即将死亡，结果发现这位苏丹早已去世。他在德国旅行了许多地方后返回丹麦，忙着研究化学，后来因为发现卡西奥佩亚（Cassiopeia）星座一颗新星（1572年），才重回天文学的领域。他对这颗寿命短暂的星辰所做的逍遥自在的观察，及在首次出版的《德诺瓦·斯蒂拉》（De Nova Stella）一书中对有关此事的记载，使他名扬全欧。一些自视甚高的丹麦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著书立说是风头主义的一种形式，与贵族身份不相符。蒂丘娶了一个农家女为妻，更使他们狼狈。他似乎觉得对一心钻研的天文学家和装有假鼻的男人，单纯的家庭主妇毋宁是最佳的伴侣。
由于不满意哥本哈根的天文设备，他动身前往卡塞尔，因为该地有伯爵威廉四世所建的旋转屋顶天文台（1561年），有比尔吉所做的摆钟，可以空前准确地计算星辰位置和移动的时间。蒂丘怀着满腔热忱返回哥本哈根，引起腓特烈二世设立天文台的兴趣。国王将桑德海中的赫维恩（Hveen）岛赐予他，另外还有一笔丰厚的年金。利用这笔年金和自己的财产，蒂丘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堡和花园，命名为天堂城（Uraniburg）。园中有住宅区、图书馆、实验室、几座天文台及一间他自制仪器的工作室。他当时没有望远镜（望远镜还要过28年才发明出来），他的观察却引导开普勒做出划时代的发现。
在赫维恩岛的21年中，蒂丘和他的学生收集了一套资料，其广泛精确，至今无人能超越。他连续几年坚持每天记录下太阳可见的运行。他是首先承认光线折射及观察者和仪器不尽可靠的天文学家之一，所以他一再进行同一观察。他发现月球运行的轨道变化而将之简化成定律。1577年对一颗彗星的追踪，使他发现了现在世所公认的信念——彗星并非由地球大气衍生出来，而是循固定规则的轨道运行的真实天体。蒂丘出版了777颗星球的目录，并在他图书馆中的大型天体球上仔细标明，为他的生命做了最佳的注脚。
1588年，腓特烈二世驾崩。新国王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控制他的摄政们对蒂丘的骄傲、脾气和奢侈，不再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容忍，不久政府的拨款减少，1597年终于停止。蒂丘离开丹麦，以鲁道夫二世贵宾的身份定居布拉格附近的贝纳泰克（Benatek）城堡。鲁道夫向他寻求占星预言。蒂丘从赫维恩岛运来仪器和记录，登广告征求助手。这时，开普勒来到蒂丘身边（1600年），为他那难以取悦的老师断续忠诚地工作着。蒂丘希望着手把他众多的资料发展成合乎逻辑的天体理论时，突遭膀胱病的击袭。他在痛苦中熬了11天，临死（1601年）还哀叹自己不曾完成工作。葬礼演说者说他“贪图的除了时间之外没有别的”。
之后的事实证明蒂丘搬到布拉格对于科学而言是一大福音，因为开普勒就在该处继承了他的观察所得，而且由此演绎出牛顿赖以形成万有引力论的行星法则。由蒂丘到开普勒，再到牛顿，以及由哥白尼最后到伽利略和牛顿，这是现代天文学的基本师承线。
开普勒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威尔（Weil）地区，父亲是一个军官，经常外出作战。最后终于回到家中，开了一家酒店，开普勒便在店中担任侍者。这个男孩体弱多病，天花使他双手残废，也永远损害了他的视力。符登堡公爵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道家，便出钱让他受教育。在图宾根城，一个教托勒密天文学的教授米歇尔·马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私下影响开普勒转而接受哥白尼的理论。这位少年对星辰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从此不做教职生涯之想。
他得到学位后便在施蒂里亚的格拉茨担任老师，教授拉丁文、修辞学和数学，年薪150金币，每年编辑一份占星历，另有20金币的津贴。25岁时，他娶了一个丧过一夫并离过一次婚的23岁的女子。她为他带来一笔嫁妆和一个女儿。他们随后又添了6个孩子。婚后一年他便因为是新教徒而被迫离开格拉茨（1597年），施蒂里亚新的大公斐迪南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命令所有新教教职人员和教师们离开施蒂里亚。开普勒又因出版《神秘宇宙论》（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6年）和热烈提倡哥白尼学说，更冒犯了大公。他满怀希望地把抄本送给蒂丘和伽利略。经过一年潦倒穷困的生活后，蒂丘邀请他到布拉格，将他从困乏中解救出来。但蒂丘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宗教和收入方面都不如意，他妻子又得了癫痫症。后来蒂丘去世，开普勒被指定为继承人，年薪500金币。
蒂丘把记录遗赠给他，但仪器不在内。开普勒买不起最好的仪器，只好研究蒂丘的观察所得而不增加新资料。他永远不会像牛顿那样说，“我不发明假说”，相反它们充塞在他的脑中，“我的幻想源源不绝而来”。在求证假说方面他有种特殊才能演算推论的结果，一旦证明与观察现象不相符时，他便把假说暂弃一旁，这是他的智慧。为了绘制火星运行的轨道，他曾在4年内试验了70种假设。
终于（1604年）他完成了他基本的、划时代的发现——火星绕日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自柏拉图至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家（哥白尼也是其中之一）认定的圆形，只有椭圆轨道才与蒂丘和其他人所做的重复观察契合。开普勒敏捷的头脑立刻触及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形呢？他马上以观察记录来求证这一概念，两者几乎完全吻合。在一篇1609年以拉丁文写成讨论火星运行的论文《新天文学》中，他提出了“开普勒法则”的头两条：第一，每一行星都循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便是其中的焦点；第二，每一行星在近太阳时较远离太阳时移动更快，而且在行星移动中，从太阳到行星的半径在同一时间内覆盖着同样的区域。开普勒把行星速度的不同，归因于它接近太阳时所受到较大的太阳能。他从吉尔伯特引出磁力观念，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密切相关。
鲁道夫大帝逝世（1612年）后，开普勒搬到林兹（Linz），再度以教书为生。他的妻子已逝，他又娶了一个穷困的孤女。一次他为新家准备酒食，竟对测量曲线形的酒桶容量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就这个难题所写的一篇论文，促成了微积分的发现。
开普勒被行星速度与轨道大小之间的关系困惑了10年，而终于在《世界的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World，1619年）一书中提出他的第三法则：行星绕日旋转次数的平方和它与太阳平均距离的立方根成正比。开普勒为自己把行星移动简化为这样的秩序和规则颇感得意，因此他把每个行星运行速度比喻为音阶上的一个音符，断定各个行星共同运行造成“天体的和声”，然而只有太阳的“灵魂”能得听闻。开普勒把神秘主义与科学融合，再度证明了歌德宽厚的说法：个人的缺点错在其所生的时代，优点却是自己的。我们可以原谅他在《世界的和谐》序言中表现出的那份骄傲：
在此书书名中，我曾答应我的朋友们的……16年前，我力主探求的——我因此追随蒂丘·布拉赫……献出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终于做到了……太阳向我显示真面目以来还不到18个月。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我将任我神圣的怒火燃烧……如果你原谅我，我心欢喜；如果你愤怒，我也能忍受。骰子已掷下，书已写成，读这本书的是当代或后代子孙，我不在乎。很可能一个世纪后才有人读，就像上帝等了6000年才被发现一般！
在《哥白尼天文概要》（Epitome of the Copernican Astronomy）一书中，开普勒显示了自己的法则，如何就地动说（Copernican System）提出证明解释和修正。“我在灵魂深处证明它是真的，”他说，“而且满怀难以置信的、销魂的狂喜来默想它的美。”这篇论文被列入禁书范围，因为它主张哥白尼理论已被证实。身为虔诚新教徒的开普勒并未受到困扰。他曾一度享有荣华和声誉，他担任皇家天文官的薪水照发不误。远方的不列颠王詹姆士一世邀请他（1620年）去为英国朝廷增加几分光彩，但被开普勒拒绝了。他说被局限在小岛上会感到痛苦。
他也相信当时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巫术。他的母亲被控行巫。证人坚称他们的牛或者他们自己都曾因被她触摸而生病。有一个证人发誓她8岁的女儿因开普勒母亲的魔法而病倒，而且威胁如果这个“女巫”不立刻治好女孩，就将杀死她。被控的开普勒母亲否认一切罪状，但她还是被捕并用链子捆在牢房。开普勒在每个诉讼过程中都极力为她辩护。律师最后建议用酷刑逼供，她被带到酷刑室，有人向她展示上刑的刑具。她仍然坚称自己的清白。经过13个月的牢狱生活，她终于被释，但不久就去世了（1622年）。
这个悲剧及正在蔓延的战争的冲击，使开普勒的晚年呈现一片灰暗。1620年，林兹被帝国军队占据，居民濒临饥饿边缘。他在一切动乱中继续把布拉赫等人及自己的观察有系统地列入鲁道夫表中（1627年），其中列出并标明了1005颗星辰，被视为标准的星辰表达一个世纪之久。1626年，他迁至乌耳木，由于皇家薪水一再拖欠，经济极为拮据。他向华伦斯坦申请占星家的职位，终获聘用。在以后的几年，他追随这位将军，为他推算天宫图并出版《占星年鉴》。1630年，他前往累根斯堡向议会争取拖欠的薪水。这项努力耗尽了他最后的体力，他感染了热病，几天后就去世了（1630年11月5日），时年59岁。他坟墓的遗迹完全被战争扫平。
在天文史上，他是介于哥白尼与牛顿之间的桥梁。他比哥白尼更进一步，以椭圆轨道代替圆形，舍弃离心圆和圆外弧形运转之说，又认为太阳不是圆心而是圆的焦点。他的这些修正，澄清了地动说许多疑难费解之处，而那些疑点险些证明蒂丘·布拉赫舍弃哥白尼系统的合理。太阳中心论由于他而赢得迅速广泛的承认。他把聪明的臆测转换成精密数学推演构成的假说。他的行星法则，引导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产生。他一方面继续坚持强烈而不灭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又揭示宇宙是一个法则的结构、是秩序的世界，同样的法则统治着地球和星辰。“我的愿望，”他说，“是看到无所不在的上帝能和我心中的上帝合而为一。”
伽利略·加利莱（Galileo Galilei）在米开朗基罗逝世那天（1564年2月18日）生于比萨（与莎士比亚同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学养的佛罗伦萨人，曾教他希腊文、拉丁文、数学和音乐。伽利略与音乐家蒙特威尔第（1567—1643年）并非仅生于同一时代而已：音乐也是他长年的安慰之一，尤其瞎眼之后的晚年更是如此；他风琴弹得众口称赞，琵琶也弹得不错。他喜欢绘画，有时甚至遗憾自己没有成为艺术家。在他年轻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焰仍然炽燃着，激励人们趋于全能。他哀叹自己不能设计庙宇、刻制雕像、绘画、写诗、作曲、指挥船舰，他渴望做这一切。我们默想他时，会觉得他所缺的只是时间而已。这样的人，遇到不同的偶发事件，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伟人。不知是由于天性还是环境，他在少年时代即倾向制造和玩弄机器。
17岁时，他被送到比萨大学攻读医药和哲学。一年后做了第一项科学发现——钟摆的摆动，无论幅度大小，所费的时间都是相等的。他可以由调整摆臂的长短减缓或加速摆动率，直到与脉搏一致为止。他使用这种“脉搏计”正确测出自己的心跳。
大约此时，他接触了欧几里得。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听到一个家庭老师教导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侍从几何学。他认为数学逻辑远优于他在教室中学到的经院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便研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Elements），暗中追随这位老师对公爵侍从所教的课程。这位教师对他很感兴趣，便私下教他。1585年，伽利略没得到学位就离开了比萨大学，迁往佛罗伦萨，在这位教师的指导下，热心钻研数学和机械。一年后他发明了液体静力天平，可以测出合金中各种金属的相对重量，又以一篇讨论固体重心的论文得到耶稣会教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的赞扬。此时，他的父亲财产耗尽，伽利略不得不自己赚钱谋生。他申请比萨、佛罗伦萨和帕多瓦等大学的教师职位，因为年纪太轻而遭拒绝。1589年，他与一个朋友计划到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寻求财富时，得知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出缺。伽利略带着无望的心情前去申请，他当时只有25岁。他得到了3年的聘约，年薪60银币。这样的待遇不足以使他温饱，却可以显示出他的勇气。
他的确够勇敢，因为他立刻从教授席位上就亚里士多德的物理观点展开论战。根据希腊人的说法，“一块金、铝或者任何有重量的物体，其下坠动作的速度与其大小成正比”。卢克莱修和达·芬奇也曾发表同样的观点。古代的希帕恰斯（公元前130年）就曾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的重量导致其下坠”的意见表示怀疑，约翰尼斯·菲罗波努斯（Joannes Philoponus，533年）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时，认为两个物体，若一物重量为另一物的2倍，则其下坠时间的差别“根本不存在或看不出来”。此处有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著名故事，它首先出现于伽利略的朋友维琴佐·维维亚尼（Vincenzo Viviani）在1654年（伽利略死后12年）为他写的一本早期传记中，声称是依照伽利略的亲口叙述：
使所有哲学家惊慌的是，很多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都被他（伽利略）用实验和可靠的论证推翻了……其中一条是等质不等重的物体穿过同样的媒介物移动，其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与重量成正比，而是相等。他在其他教师、哲学家及学生面前一再从比萨斜塔（Campanile of Pisa）顶部重复实验……他维护教授席位的尊严……赢得了声名，以致许多诡辩家和他的对手们都因嫉妒而反对他。
在伽利略现存的作品中，他自己从未提过“比萨实验”，另外两个同时代的人也未曾提过他的实验。维维亚尼的故事被德国和美国的某些学者视为传奇而不予采信。有关比萨哲学家们的愤恨的传说也不甚可靠。1592年夏，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也许因为他获得了更高薪的职位。9月，就职帕多瓦大学，教几何、机械和天文，并把他的家变成实验室，邀学生和朋友前来。他不愿结婚，却有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
现在他从事研究和实验，直到晚年才将它们集成一本关于静力和动力学的《两项新科学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他肯定物质不灭。他确立杠杆和滑轮原理，并显示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他做了很多斜面实验，并坚称，自一斜面滚下的物体，若不受摩擦力或其他阻力，就会在一类似斜面上升高到它下落的高度。他并断言惯性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律）——运动体会无限制地继续以同一直线和速率前进，除非受到外力的干涉。他证明水平方向推进的抛射体会成抛物线下降，那是冲力和地心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把音乐的音调简化成空气的波长，并显示音符的高低视其弦线在一特定时间内振动次数而定。他认为音符的振动若循韵律规则，听起来就显得一致而和谐。物质的属性中，下列各项是可以以数学方法来定义——扩张性、位置、动作、密度，等等，其余属性——声音、味道、气味、颜色，等等——“只存在于意识中；如果活的生命被除去，则这些特质都会被扫除殆尽。”他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次要属性”能够及时被分析成数学可测量、运动可描述的主要物理特质。
这些都是基本而有收获的贡献。它们却因为工具不足而受到阻碍，如伽利略低估了物体和抛射体下落时的空气阻力。但是自阿基米德以来，没有任何人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能够比得上他。
在他停留帕多瓦后期，他逐渐把更多时间花在天文方面。在一封写给开普勒（比他年轻7岁）的信中（1596年），他感谢开普勒的《神秘宇宙论》，他写道：
我很高兴在研究真理的过程中能得到像你这样伟大的盟友……我将非常愿意拜读你的作品……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是哥白尼观点的支持者，也因为它向我揭示了很多自然现象的成因，那是一般为大众接受的学说全然无法解释的。为反驳后者，我收集了很多证据，但未加以出版，因为我被哥白尼的命运吓阻了，他虽在少数人中间拥有了不朽的名声，却被无数人讥笑和责难（因为愚人的数目是很大的）。如果世上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就敢出版我的推想了。
1604年，他在比萨的一篇演说中公开表示他对哥白尼的信仰。1609年，他制成了第一架望远镜，而且在8月21日展示给威尼斯官员。他记述道：
很多贵族和元老，虽然年纪都相当大，还是不止一次登上威尼斯最高的教堂（圣马可教堂）的顶端来看船只……两个钟头前没有我的望远镜，它们显得好远……因为我这个仪器能使50里外的东西看起来像只有5里远一般……元老院知道我在帕多瓦17年来服务的情形……下令聘我为终生教授。
伽利略把望远镜改良到能将物体放大1000倍。将此镜转向天空，他惊讶地发现一个新的星辰世界，比以往目录所列的多出10倍。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群星座，其中包含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星星。昴宿星团有36颗星而不是7颗，猎户星座有80颗星而非37颗，银河看起来不再是模糊的一团，而是大大小小的星群。月亮表面不再是平滑的，而有着山与谷的刻痕，此外它未受太阳照耀那一半的模糊光辉是地球反射阳光的结果。1610年1月，伽利略发现9个“月亮”中的4个，或者说是“卫星”，他写道：“这些新星围绕着另一个非常大的星球运转，就像水星和金星或其他已知的行星绕太阳运行一般。”7月，他发现土星环，却误认为是3颗星星。哥白尼的批评者争论说，金星若环绕太阳运转，便应像月亮一般显出盈亏——改变光辉和表面形状。他们坚持没有这种改变的征兆。但那年12月，伽利略的望远镜显露了这种盈亏，他相信只有行星环绕太阳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说来难以置信，伽利略确曾在一封写给开普勒的信中描述帕多瓦教授们拒绝认可他的发现，甚至拒绝用他的望远镜看天空。伽利略对帕多瓦大学厌倦了，向往佛罗伦萨的更好的学术气氛（该城已由艺术转向科学）。伽利略便把土星的卫星称为西德拉·美第奇，以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二世命名。1610年3月，他献给科西莫二世一篇拉丁论文《天文现状》（“Sidereus Nuncius”），总结他的天文发现。5月写了一封信给公爵的秘书，充满1482年达·芬奇写给米兰公爵信中的热情和骄傲。他列出自己正在研究的主题，及他希望写那几本书来阐述其结果，而且想知道他的主人能否给他一份聘约，使他能花较少的时间在教书上，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科西莫在6月任命他为“比萨大学第一数学家，大公爵的第一数学家与哲学家”，年薪1000金币，没有教书的义务。9月，伽利略迁往佛罗伦萨，未带情妇同往。
他坚持要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头衔，因为他希望同时影响哲学和科学。他和拉莫斯、布鲁诺、泰莱西奥等人感觉的及培根在同一个时代主张的一样，认为哲学（据他了解哲学是对自然各个方面的研究和诠释）已在亚里士多德膝上睡着了，而且现在已到了逃避那40本希腊巨册，用较宽的范畴、开放的心灵和眼睛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了。也许他由于太过自信而未曾思考。“为了向我的反对者证明我的结论，我不得不用各种实验来证明它们，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从不认为很多实验是必需的。”
他具有改革家的傲气和斗志，虽然有时说话也很谦虚——“我从未见过一个无知到令我一无可学的人。”他是一个热情的辩论家，善于以一句话刺中敌人要害，或用炽燃的义愤来烘烤他。他在耶稣会士安东尼·罗科（Antonio Rocco）写的一本维护托勒密天文的书的边缘写道：“无知的人、笨象、傻瓜、蠢人……宦官。”
但那是耶稣会士联合指责他以后的事。他与宗教裁判所起冲突之前，在耶稣会原有很多朋友。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曾以自己的观察证实伽利略的观察。另一位耶稣会士赞美伽利略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由贝拉尔米内主教任命来检查伽利略新发现的耶稣会学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任何一方面都对他有利。1611年，他前往罗马，耶稣会士曾在他们的罗马长者会中接待他。“我与耶稣会神父们住在一起，”他写道，“他们已确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续观察了两个月。我们比较笔记，我发现他们的观察与我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会显要的欢迎，教皇保罗五世还向他表达永不改变的善意。
4月，他向罗马高级教士和科学家展示他观察的结果，揭露了太阳上的黑点，他将之解释为云朵。很明显，约翰尼斯·法布里丘斯（Johannes Fabricius）并不认识伽利略，他曾在他的《太阳黑子》（De Maculis Solis，维滕贝格，1611年）文中宣布他们的发现，而且比伽利略先做结论——认为黑点的周期性表示太阳的转动。1615年，耶稣会数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沙因纳写给奥格斯堡市长马库斯·威尔泽（Markus Welser）3封信，声称他已在1611年4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接到从威尔泽转来沙因纳信件的抄本。他在1613年由林西安学院在罗马出版的《太阳黑子的三封信》展开讨论。他宣称他在1610年就观察到这些黑点，而且曾指给帕多瓦的朋友看。为了争论谁最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和耶稣会的友谊冷淡下来。
伽利略相信他的发现只能以哥白尼的理论解释，便开始视这个理论为已经被证实的理论。耶稣会天文家不反对把它当作假说。沙因纳将他对哥白尼观点的异议送交伽利略，还附了一封和解信。“如果你希望进一步反驳，”他写道，“我们绝不会生气，相反我们会很高兴审查你的论点，希望这些能有助于真理的阐明。”很多神学家认为哥白尼天文学显然与《圣经》不能两立，如果此论流传，《圣经》便会失去权威，而基督教本身也会受害。如果这个地球现在失去它的首要地位和尊严，在比它大许多倍的行星及无数星辰中游离，那么上帝选择地球为人类居所的基督教基本信仰，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伽利略对这个问题毫不妥协。“既然《圣经》，”他写信给卡斯泰利（Castelli）神父（1613年12月21日），“需要一种与字义不同的解释（提到上帝的愤怒、憎恨、懊悔、手和足之时），依我看来，它在数学争论方面的权威似乎不能成立……我相信我们由仔细观察或有力证明演绎得来的自然过程，不能以《圣经》中的某一章节加以反驳。”贝拉尔米内主教大吃一惊。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给伽利略一份率直的告诫。“我觉得，”他写信给这位天文学家的学生福斯卡里尼（Foscarini），“你和伽利略最好听从劝告，不要用绝对的措辞‘如断言新天文学已经证实’，应该用假设。我相信哥白尼自己也是如此。”
1614年12月21日，一位多米尼克教派的传教士卡奇尼（Tommaso Caccini）用《圣经》中一句杰出的双关语“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作为题目，开始了他的攻击，而且进一步表示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有无法解决的冲突。其他人也向宗教裁判所抱怨。1615年3月20日，卡奇尼在圣会席前正式控告伽利略。蒙西格诺·迪尼（Monsignor Dini）写信给伽利略说，如果他肯在出版物中插入几个句子，宣称哥白尼的观点只是假说，他就不会受到骚扰，但伽利略拒绝他所谓的“缓和”哥白尼学说的建议。他在1615年公开的一封致托斯卡纳大公爵信中，写得非常清楚：“至于宇宙各部的安排，我坚持太阳是静立在天体旋转的中心，而地球依轴心自转，而且绕太阳公转。”他继续更大胆的说法：
自然……是无法改变而且不变的。她从不违犯她应循的法则，也不在乎她深奥的道理和作用的方法是否为人们了解。因此一切感觉经验呈现于我们眼前，经过必然的证明合乎自然法则的现象，都不该根据《圣经》章句而加以怀疑（当然更不该加以判决），因为《圣经》章句可能在字表之下另有他义。
然而，他答应顺从教会：
我宣布（而且将以我的诚意证明）我不但自愿屈服，并放弃自己因为对宗教实质无知而执的任何错误观点，而且我也不希望为这些内容与任何人争辩……我的目的只有一点：在考虑一个远非我本行的题目时，我不免会犯很多错误，如果在百般误谬中有任何一点可以帮助神圣教会对哥白尼既无心也不想假装我曾从中得到任何不虔诚、反天主教的成果。
但他又说：“我不以为我必须相信，那同一个赋予我们感觉、理性和智慧的上帝，会有心要我们抛弃这些天赋。”
1615年12月3日，他自愿前往罗马，带着大公爵写给罗马教廷教长们和佛罗伦萨大使的友谊信。他在罗马想改变个别教职人员的想法，一有机会就提倡哥白尼学说。不久罗马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星辰。1616年2月26日，宗教裁判所指示贝拉尔米内主教“召唤伽利略前来，劝告他放弃这一说法，如果遭到拒绝……就在公证人和证人面前向他宣布一个命令，全面禁止他教授、辩护甚至讨论该理论。如果他仍不停止，就将他监禁起来”。伽利略当天就出现在贝拉尔米内主教面前，而且宣布服从命令。3月5日，教会公布了其历史性的布告：
太阳静立在宇宙中心的观点是愚蠢的，就哲学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是异端邪说，因为它与《圣经》矛盾。地球非宇宙中心甚至每天自转的观念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至少是一个谬误的信仰。
同一天，禁书目录会禁止出版或阅读任何提倡这项被禁学理的书籍，至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教会禁止该书在“改正以前”使用。1620年，教会许可天主教徒阅读该书的新版本，其中9个表示此论为事实的句子，已被删去。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隐居在他的别墅贝罗斯古阿多（Bellosguardo）中潜心研究，直到1622年均未再置身此项争论中。1619年，他的门徒马里奥·圭杜奇（Mario Guiducci）发表一篇论文，具体表现伽利略所称彗星为地球大气发射物的理论，并猛烈抨击耶稣会士奥拉齐奥·格拉西（Orazio Grassi）的观点。这位发怒的神父便用假名发表文章攻击伽利略和他的门徒。1622年，伽利略把《尝试者》（The Assayer）的稿本送给罗马的切萨里尼（Monsignor Cesarini），文中向格拉西提出答辩，而且否决科学中除观察、理性与实验外的一切权威。在作者的同意下，林西安学会缓和了几段文字，以这样的形式，乌尔班八世接受此书的奉献，而且准许它出版（1623年10月）。那是伽利略最杰出的一篇文章，是意大利散文和辩论技巧的杰作。据说教皇十分欣赏，耶稣会教士则大感不安。
受到如此的鼓励，伽利略再度动身前往罗马（1624年4月1日），希望使新教皇接受哥白尼的观点。乌尔班热情地接待他，与他长谈了6次，送给他许多礼物，倾听哥白尼的论点，但不肯解除宗教裁判所的禁令。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因乌尔班给大公爵的宣言而略感安慰，“长久以来我对这个伟大的人怀有一种慈父的爱心，他的声名在天上闪耀，而且进军尘世。”1626年，他的学生卡斯泰利被任命为教皇的数学家。另一个学生尼科罗·里卡尔迪（Niccolo Riccardi）神父担任印刷馆检察长，伽利略大为振奋。他赶忙完成他的主要作品，主要内容是阐释哥白尼和反哥白尼学说。5月，他带着手稿来罗马，给教皇过目，并得到教会的出版许可，条件是要他以假说的方式处理他的题材。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把这本书加以校订，并冠以“GG对话录……在4天会期中，从双方观点讨论的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两大世界系统，以未定方式提出其哲学与自然论点”的长标题将之出版。
不是为了这本书的前言和结语，伽利略不会有这么多痛苦和名声。序言《致聪明的读者》中说道：
几年前罗马出版了一道有益的诏令，它为了防止我们现代的危险倾向，很合理地禁止讨论毕达哥拉斯的地动说。对此有人曾大胆断言，这道训令不是源自明智的调查，而是受一种盲目的热情的驱使。也有人抱怨说，对天文观察完全外行的顾问们，不该以轻率的禁令来剪断沉思智慧的羽翼。
这不啻告诉读者，对话形式只是躲避宗教裁判所的障眼法，对话中的两个人物萨尔维亚蒂和萨格雷多——伽利略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维护哥白尼系统，第三位人物西姆普利齐奥（Simplicio）摒弃它，但用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诡辩法。作品接近尾声时，伽利略借西姆普利齐奥之口，几乎逐字地道出一段乌尔班八世坚持要加上的陈述：“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一切事物对他而言都是可能的。如引用潮汐为地球自转公转的必然证明，则将有损上帝的全知全能。”萨尔维亚蒂讽刺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欣赏的、天使般的论据。”
耶稣会士因其中几位在《对话》中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被称为“自负而愚蠢”，向教皇指出他的话是由书中一个傻子型的人物口中说出的。乌尔班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这部作品。委员会报告说，伽利略并未把哥白尼系统当作假说，而是当作事实，他以聪明的诡论赢得许可。耶稣会教士还颇有远见地加了一句：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对教会比路德和加尔文的异端更具危险性。1632年8月，宗教裁判所禁止《对话》继续出售，而且下令没收存余的书册。9月23日，宗教裁判所召唤伽利略到罗马委员会，他的朋友们以他68岁高龄和身体虚弱为理由向裁判所陈情，但没有结果。他的女儿此时已是虔诚的修女，寄来感人的信件，要求他顺服教会。大公爵劝他服从，并供应他大双轿椅，而且安排他住在佛罗伦萨大使家中。伽利略于1633年2月13日抵达罗马。
宗教裁判所两个月后才召他前往（4月12日）。他被控违反服从1616年2月26日禁令的诺言，裁判所劝他认罪。他拒绝了，并抗议说他只把哥白尼的观点以假说的形式呈现。他在宗教裁判所被囚禁至4月30日，终于病倒。他未曾受苦刑，但很可能有人以此威吓他。他第二次出现于委员会前，便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叙述在此书中赞成哥白尼而非反对他，而且自愿在《对话》补遗中纠正这一点。他获准回返大使家中。5月10日再度受审，他建议苦修赎罪，而且请求廷上体恤他的年龄和病体。在第四次审讯（6月21日）中，他肯定自1616年诏令后“所有的疑虑都从我心中消逝，我相信，而且现在仍相信，托勒密观点——地球是静止的，太阳移动——绝对正确、无可抗争”。宗教裁判所还击说，伽利略的《对话》明明表示他接受哥白尼。伽利略则坚持自己在1616年后就反对哥白尼。教皇密切注意审讯，但从未亲自参加。伽利略希望乌尔班八世能助一臂之力，教皇拒绝干涉。6月22日，宗教裁判所宣判他的罪名为异端和不服从。如果他宣誓放弃哥白尼学说，就答应赦免他。他被判“监禁在圣所监狱中，时间由我们决定”，而且以后3年中每天念7首忏悔诗表示赎罪。他被迫下跪，驳斥哥白尼理论，而且说：
我以诚挚的心和无伪的信仰弃绝、诅咒、憎恨那些误谬和异端，及每一个违反神圣教会的误谬和异端，我发誓未来绝不说任何可能为我招来同样嫌疑的话。我若知道任何异端者和有异端嫌疑的人，我必向圣所指控……上帝帮助我及我手触的神圣《福音书》。
这项宣判由7个主教签订，却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据闻，伽利略一离开审讯室，就愤愤呢喃道：“但地球的确是动的！”他在宗教裁判所监狱待了3天后，教皇下令准他前往罗马特里尼塔·蒙蒂（Trinita dei Monti）的大公爵别墅。一周后，被移到他以前的学生阿斯卡尼奥·皮科洛米尼大主教（Ascanio Piccolomini）的锡耶纳宫中舒适的房间。1633年12月，他获准搬到自己在佛罗伦萨附近阿塞特里（Arcetri）的别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仍是囚犯，也不得走出他自己的土地外，但他可以自由地追求学问、教授学生、写书、接见访客——1638年弥尔顿曾来此地。他当修女的女儿前来与他同住，而且代他接受念经赎罪的惩罚。
现在他显然已成为破碎的人了，那自视为人类信仰、希望和道德保护者的教会已击败了他，羞辱了他。在足以动摇年轻勇士心灵与意志的月复一月的监禁、日复一日的审讯中，以一个记忆中仍留存着33年前布鲁诺被烧死景象的老人来说，他弃绝真理实在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并未真正被击败，他的书以12种译本流传全欧，也并未被正式收回。
他在锡耶纳和阿塞特里两地把自己的物理研究总结为另一部巨著《有关两种新科学的对话》，慰藉自己的悲哀。意大利印刷馆因他被判罪而拒绝替他印行，他便秘密与外国印刷商协议，埃泽维尔商行终于在1638年在莱登出版该书，学术界认为此书把机械科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该书出版后，他继续准备增订《对话》，研究冲击机械，为牛顿第二运动律绘出了轮廓。“在他生命即将终了之时，”他的第一位传记家说，“虽然身体受了许多苦痛折磨，他的心灵不屈不挠地专注于机械和数学问题。”1637年，在他视力即将损坏之前，他宣布最后一项天文发现——月亮的天平动，就是月亮常向地球那一面的运行的改变。1641年，在他死前数月，他曾对他的儿子解释制造钟摆的计划。
苏斯特曼在阿塞特里为他绘制的画像（现存比蒂画廊）是天才的化身：宽阔的前额，好斗的双唇，搜索的鼻子，锐利的眼睛，这是历史上最高贵的脸庞之一。也许因为过度劳累，他的双眼在1638年失去视力，亚当以来没有任何人曾看得像他一样多，他常以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他说：“曾被我扩展1000倍的宇宙，现在又缩回我自己身体的狭窄范围中。上帝喜欢这样，我也就必须喜欢它。”1639年，他深受失眠和百种病痛的缠绕，宗教裁判所终于准他在严密监视下到佛罗伦萨看医生和望弥撒。他回到阿塞特里，向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口述并弹奏琵琶，后来他连听力也失去了。1642年1月8日，他死在学生的怀抱中，时年约78岁。
格劳秀斯称他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心灵”。他当然也有智慧和性格方面的缺陷，他的缺点——骄傲、坏脾气、虚荣——是他的恒心、勇气和创造性的瑕疵或代价。他并不承认开普勒的行星轨道计算有何重要性，他不大相信同时代的作品，他几乎不知道他的很多机械发现是前人已做过的——有些是另一位佛罗伦萨人达·芬奇所做。使他受罚的很多观点与现代天文学家所持的并不完全相符。他像大多数殉道者一样为犯错的权利而受苦。但他感觉自己使动力学成为成熟的科学，感觉自己空前揭露了惊人巨大的宇宙，拓宽了人类心灵和眼界，这是不错的。他与开普勒共同承认哥白尼，也与牛顿共同展示了天空法则。而且如同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之子，他写出了当时最好的意大利散文。
他的影响遍及欧洲。他的被控提高了科学在北部各国的地位，却暂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受阻。宗教裁判所并未毁灭意大利科学：托里切利、卡西尼、波雷利、雷迪、马尔皮吉、莫加格尼把“火炬”传给伏特、加尔瓦尼和马可尼。意大利哲学家记取伽利略留下的教训，避免科学和哲学牵连在一起。在布鲁诺被焚和笛卡儿被伽利略命运恫吓之后，欧洲哲学便为基督教垄断。
1835年，教会把伽利略作品撤出禁书目录。这个颓丧的、被击败的人终于胜过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机构。
在民族国家、经济力、政党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冲突下，现代欧洲历史的主要戏剧逐渐成形：一个伟大宗教面临科学、宗教意识、享乐主义、哲学的包围和腐蚀而为生命奋斗的过程。基督教正面临死亡吗？难道这个给予西方文明道德、勇气和艺术的宗教正因为知识的传播，天文、地理和历史范围的拓宽，历史和灵魂中罪恶的觉醒，来生信念的衰微及不再信任这个世界仁慈的指导等原因而逐渐没落？如果这样，那便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因为文明的灵魂是它的宗教，而它是随信仰俱亡的。对布鲁诺和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帕斯卡和贝尔、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伏尔泰和大卫·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而言，信仰已不再是天主教与新教对立的问题，而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古代教条最珍贵的基本法则发生怀疑与否定的问题。欧洲思想家——欧洲心灵的先锋——不再讨论教皇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许多因素造成信仰的丧失。个人判断的原则被天主教教会指责为教规和道德混乱的根源，却为几乎所有新教教体公布、认可然后才加以指责。此时，它已不知不觉破坏了信仰的城堡。渐增的教派就像过多的子孙一样互相争战，揭露彼此的弱点，使信仰裸呈在理性主义者的狂风中。他们在战役中纷纷引用《圣经》和理性来支持自己。《圣经》的研究使人民对其意义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理性的呼吁结束了“信仰时代”。新教改革的成就远超过它原有的期望。对《圣经》的批判和攻击尤其损坏了一个自身即建立在神赋《圣经》之上的新教主义。社会秩序和人类安全的改善降低了恐惧与残酷。人类觉得有必要与上帝重新建立一种更友善的关系，而不是如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罗耀拉和加尔文之间一般。地狱和宿命论已不足取信，新道德使旧神学自惭形秽。财富和快乐增长造成的享乐式生活正寻求一种哲学加以辩护。宗教在宗教战争中只是一桩意外。对异教伦理与哲学，亚洲教派与仪式的知识渐增，也导致其与基督教之间令人不安的比较产生。我们不是曾听见伊拉斯谟对“圣者苏格拉底”祈祷，也看见蒙田把宗教教规贬抑为地理之起伏和战争的仲裁吗？科学的成长揭示了各种“自然法则”的作用——如彗星的轨道——那便是以往信仰视为“天命”的东西。知识阶级很难相信奇迹，文盲却以神迹为荣。而在人类喜爱的神话中，这个上帝曾降临过的地球——难道就如哥白尼和伽利略暗示的那样只是大宇宙中的一个泡沫，一瞬间而已吗？对于《创世记》中那嫉妒的、报复的神来说，这宇宙毋宁太大了，大得无法测量。既然上下一天要变换两次位置，天堂又到哪里去了？
最温和的怀疑论者是唯一神教派，他们在意大利、波兰、瑞士、荷兰和英国提出对基督神圣性的怀疑。当时已有一些泛神论者声称信仰一个大体上与自然合一的上帝，摒弃基督的神性，而且希望使基督教成为伦理学而不是教条。他们是分散而谨慎的，除了当他们有足够的地位来吓倒行刑吏外，如切伯里的哈柏特爵士。1648年，自然神论声势渐盛，德国的“享乐主义者”则比较大胆，他们嘲笑“最后的审判”，因为它迟迟不来，也嘲笑地狱，说它可能终究不那么可怕，因为所有最快活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这种人在法国被称为“esprits forts”（顽强头脑），他们不羁的作风使原意为“自由思想家”的法国文字有了新的意思。1581年，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写了一本900页的书《基督教的真理与无神论者》。1623年，耶稣会士弗朗索瓦·加拉西（Franoc Qis Garasse）出版了1000多页的4开本，指责那些享乐主义者“只是形式上信仰上帝，或把上帝当作国家箴言”，而且只接受自然和命运。同年，梅赛纳估计巴黎的“无神论者”约有5000人，但那个词在当时用得太广泛了，可能他指的是自然神论者。1625年，加百利·纳德（Gabriel Naudé）解释上帝显神迹对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和摩西启示的律法，只是人们捏造以促进社会秩序的寓言，而西拜德（Thebaid）教士制造他们大战魔鬼的故事是为了提高声誉，并榨取轻信的群众的钱财。黎塞留的秘书及后来做了路易十四的老师的弗朗索瓦·瓦耶尔（Franc Qis Vayer）在1633年出版了他的《奥拉西对话录》（Dialogues of Orasius Tabero），宣讲一般的怀疑论：“我们的知识是愚蠢，我们确定的事实纯属子虚，我们整个世界是……永恒的喜剧。”他是在那许多绝对可靠的教条还未出现之前就已失去信仰的人之一。“在那些数不清的宗教中，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而指责其他人。”虽然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却在78岁结婚，84岁寿终正寝。他就像典型的怀疑论者一般，与教会保持和平。
大部分法国的怀疑论都是蒙田思想消极的回响。这些回响在蒙田的好友皮埃尔·沙朗身上化为一股积极而具建设性的力量。他是波尔多地区的一个教士，曾为蒙田举行葬礼并继承了他的图书馆。沙朗三册描写智慧的《谈智者》（Traite de la Sagesse，1601年）一书，被视为是蒙田思想的系统化。其实不止于此，它更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著作，固然受到蒙田《散文》很深的影响，却表现出沙朗严肃而恭谨的个性。他说，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因此也与感官一样免不了有诸多错误和限制。真理非人所能及。愚人辩称真理可以由普遍的同意而得到证明，沙朗则相信大家的意见是无知的，他们只是盲目地追随，而我们对被大家普遍相信的事，尤应持怀疑态度。灵魂是大脑神秘的、无休止的、探索的活动，而且显然与肉体俱亡。宗教由无法证明的神秘和荒谬构成，而且也难辞野蛮的牺牲与不宽容的残酷行为之咎。如果（正如伏尔泰后来重复说的）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智慧的爱好者与践行者，宗教根本就不需要，而社会也可以依靠独立神学之外的自然伦理而生存。“我宁可要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而有德行的人。”但考虑到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与无知，宗教还是维持道德与秩序的必要方法。结果沙朗接受了基督教的一切基本法则，甚至包括天使和奇迹。他劝告他的圣人遵循一切教会规定的宗教仪式，碰巧这也就是他所属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永不会成为异端。
虽然有这些正统的结论，当时一位耶稣会教士仍把他与最邪恶、最危险的无神论者并列。沙朗62岁因中风而突然暴毙时（1603年），虔诚的信徒还说那是上帝对他不忠的惩罚。他死前不久准备出第二版，书中较为大胆的段落都已删改，而且向他的教士保证他所谓的“自然”便是“上帝”，他的书仍名列禁书之林。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远比蒙田的《散文》受欢迎，1601年至1672年，《谈智者》在法国出了35版，沙朗在18世纪也比他的老师更具影响力。但是在17世纪受欢迎的、格式工整的说明文，到了19世纪似乎成为枯燥、学究气很重的教训文章，在蒙田重新被发现的光辉和欢乐气氛中，沙朗消失了踪影。
哥白尼扩大了这个世界。现在谁来扩大上帝，而且重新怀想一个能主宰那无数沉静星群的神祇？布鲁诺做了这个尝试。
他生于诺拉，该地在那不勒斯以东16里。受洗名为菲利波（Filippo），17岁进入那不勒斯的多米尼克修院，改名为乔达诺（Giordano）。他在该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其丰富的藏书不仅有神学作品，也包含希腊、拉丁古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甚至还有阿拉伯和希伯来书籍的拉丁译本。诗人的天性使他很快接受了异教的神话，那些神话在基督教神学枯萎后仍然长居他的心田。他沉迷在德谟克利特首创、伊壁鸠鲁继承、卢克莱修发扬光大的原子论中。他阅读伊斯兰教思想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及犹太哲学家阿维斯布隆（Avicebrón）的作品。希伯来神秘主义的某些特质流入他的心田，与普西多·狄奥尼索斯（Pseudo Dionysius）和泰莱西奥统一自然与上帝矛盾的概念混合。他也醉心于尼古拉斯所持的宇宙无限、没有中心和边缘，由一个单一的灵魂赋予生命的观点。他仰慕帕拉塞尔苏斯叛逆性的医药神秘主义、雷蒙·吕里的神秘象征主义和记忆法及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的玄奥哲学。所有这些影响塑造了他，促使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圣托马斯·阿奎那。但他身在多米尼克修道院，而阿奎那则是多米尼克教派知识的导师。
不可避免地，这位年轻的教士常以异议、问题及理论困扰他的院长。而且，性欲也在他血液中汹涌。他后来承认，即使高加索山所有的白雪都不能平息他的烈焰。在性觉醒与智慧觉醒之间实在有着微妙的关系。他在1572年正式接受了神父的职位，疑惑仍暗地里激扰着他。上帝怎么能是三位一体？无论是用什么公式，神父怎能把面包和酒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他在授圣职之后，曾两度被院长们指责。1576年，历经11年教士生涯的他逃出了修院，一度藏身罗马。他抛掉他的教袍，恢复受洗的名字，在热那亚附近诺里（Noli）的一所男校担任教师，寻求安全和个人自由。
就这样，16年的流浪生涯开始了，他的心灵也随着身体的不息而摆动。他在诺里待了4个月就转往沙弗纳，然后到都灵、威尼斯和帕多瓦。为了取得修道院的款待，他再度穿上多米尼克教士的衣服。然后他又到布雷西亚，到贝加莫，再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尚贝里，该地的一座多米尼克教派修院供给他食住，然后到里昂，又到日内瓦。日内瓦是加尔文教派的堡垒，他又脱下了教袍。他享受了两个月并不适意的安静，以改稿和书写证明文件维持生活。这些书稿中包括他自己写的一篇批评一位加尔文神学家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的文章。布鲁诺指出那篇演讲中的20个错误。出版评论的人遭到逮捕和罚款，布鲁诺也被召往宗教法庭接受审判。他认错并被宽宥。但他很失望自己在逃出一个检查制度后，又落入另一个制度中，于是便离开日内瓦，回到里昂，然后转到图鲁兹。该地由于天主教徒和法国新教徒的对立，及信仰并未大改的犹太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曾施行了短暂的容忍政策。也许就在布鲁诺停留期间（1581年），弗朗索瓦·桑切斯（Franc Qis Sanchez）在图鲁兹出版了他的怀疑论作品《谈到正确的高贵知识人类一无所知》（Quodnihil Scitur）。有18个月的时间，布鲁诺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希望得到更大的声名——他前往巴黎。
他不但成为有名的哲学家，也以记忆力好而闻名。亨利三世召请他前来，向他讨教良好记忆的秘诀。国王对他的授课十分满意，指派他为法国大学（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布鲁诺度过了两年平静的时光，但1582年他出版了一篇喜剧《执火炬的人》（The Torchbearer），猛烈讥讽教士、教授、腐儒。此剧的开场白：
在纷乱中，你会看见小偷的攫取、数不清的欺诈、流氓的计划，还有美味的作呕物、苦涩的甜食、愚蠢的决定、错误的信仰及残缺的希望、吝啬鬼的慈悲……阳刚的女人，阴柔的男人……及到处存在的拜金主义。因此生出四日热、精神癌、轻松的思想、主宰的谬误……进步的知识、有成果的行动、有目的的勤勉。总而言之，你在全剧中找不出可靠的事物……一点点美，完全没有善良。
他在剧本中签名为“诺拉人布鲁诺，学院毕业生，人称讨厌鬼”。
1583年3月，他想去英国。亨利三世“宁可将他推荐给别人，而不愿继续留他”，就写推荐信让他找伦敦的法国大使米歇尔·卡斯特尔纳（Michel de Castelnau）。现在布鲁诺开始了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在大使馆中吃住了两年，不虞经济的匮乏，完成了一些他最重要的作品，而且躲避了不少因其个性引来的风暴，在争论中也常接受一位熟知世事，不致把玄学看得太认真的容忍人士的安慰。在那里，布鲁诺遇见了西德尼爵士、莱斯特伯爵、约翰·弗洛里欧、斯宾塞、加布里埃尔·哈维及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其他最有智慧的人士。这些谈话构成布鲁诺著述《星期三的晚餐》的基础。他也见过女王，他对她的颂词日后成为宗教裁判所用以指责他的罪名之一。
1583年，他向牛津大学申请在该校大厅演讲，他用以阐述自己资格的措辞，使他永远不能拥有谦虚的名誉。得到许可后，他宣讲灵魂的不朽和“五重天体”——哥白尼的行星系统。正如他自己以特殊方式描述的，他常常遭到听众，其中包括林肯大学校长的诘问：
你要听听他们如何能够回答他的（布鲁诺的）论点吗？这个可怜的博士是他们在这种庄严的场合推举为学院发言人的。你们要知道他如何被15个三段论法整得像被缚在麻绳中的小鸡一般僵立吗？你愿意知道那个笨猪是以怎样的粗鲁和无礼安慰他自己吗？及生为那不勒斯人，成长于较亲切的天空之下的他，具有多少耐心和人情味吗？你听说过他们如何结束了他的公开演讲吗？
后来他称牛津为“学识渊博的寡妇”，“一种迂腐、顽固的无知与傲慢的大汇集，又兼粗鲁无礼，会使《圣经》中最有耐心的约伯也失去耐心”。
我们这位哲学家可不是约伯。他写出有关星辰的佳作，认为世人蠢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所写在哥白尼天文学方面所做的哲学发展，是知识上的一大进步，世人皆因此蒙惠。对那些不接受他观点的人，他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虽然弗洛里奥发现他平静时“温和有礼”。他的虚荣对他的朋友们是一项考验，对他自己又何尝不如此。他给自己加上最壮观的头衔——“进步神学的博士，纯粹而无害智慧的教授”。他具有那不勒斯人炽热的想象力和使人振奋的口才。无论他到哪里，南方的阳光都燃烧着他的血液。“为了爱真正的智慧，”他说，“热衷真正的思考，我劳累自己、折磨自己，而且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1585年底，他回到巴黎。他在巴黎索邦神学院演讲，像往常一样又引起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敌意。联盟对亨利三世的战争，使布鲁诺有心试一试德国的大学。1586年，他在马堡大学登记，因为未获准在该校授课，他公开指责校长，然后转往威田堡。他在路德大学讲了两年课，临走前以慷慨激昂的告别词表示他的感激，但改革家们的神学未能吸引他。他向布拉格的鲁道夫二世请求赞助。皇帝认为他怪诞，但还是给了他300德币，而且准许他在布兰兹维的海尔姆斯蒂特大学授课。他快活了几个月，然后路德教会的首领开始指责他，将他逐出教会。我们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但布鲁诺转往法兰克福然后到苏黎世再到法兰克福（1590—1591年），在该地定居下来后出版他的拉丁文作品。
此时——他被宗教裁判所监禁的前一年——他的哲学虽然没有达到清晰和连贯的形式，却已完备。在翻阅布鲁诺的主要作品时，我们首先就被书名震慑住了。它们往往是诗意而晦涩的，而且警告我们书中有的将是幻想和狂喜，而非系统性、连贯性的哲学。除了拉伯雷的作品，我们几乎无法在别处找到这样的大杂烩，其中包括了描述、修辞、讽喻、象征、神话、幽默、奇想、夸大之词、琐事、狂喜、诙谐和机智，层层堆叠，又是教条，又是见解，又是假说，模模糊糊混在一起。布鲁诺继承了意大利戏剧家的技巧、雅俗混合滑稽诗人为人诟病的笑闹形式及贝尔尼和阿雷蒂诺的严苛讽刺。如果哲学指的是冷静的透视、理性的节制、洞察各方面的能力、对异议的容忍甚至对愚人的同情，布鲁诺不能算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战士，他戴上遮眼罩唯恐周遭的危险使他改变目标——在伏尔泰之前两个世纪，他的目标即是摧毁愚民政策和宗教迫害的丑行。他对盲目信仰的神学理想化所做的讽刺比伏尔泰更严苛：
我敢说摆在人类眼前的镜子，没有一面比得上愚钝的驴子，再没有比驴子更能清楚显示出一个寻求最后审判报偿的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没有比那出自本性……成熟于人类智慧发展中的哲学和理性沉思，能更有效地使我们陷入地狱的深渊。因此，试吧，试着成为驴子，身为人的你们。而你们那些已是驴子的人，要好好学……精益求精，如此才能达到那种不由知识与努力，却由信仰而获得，不由无知和错误，却由不信仰而失去的目标和尊严。如果你们由于这些行为而被列名生命之册，就可在好战教会和胜利教会中分别得到恩典和荣耀，那里是上帝的居所，是它统治一切时代的地方。阿门！
布鲁诺的宇宙观基本上属于美学的，是对放出万丈光芒的无限宇宙表现出的一种深刻而充满惊讶的欣赏，但它也是一种企图使人的思想适应大宇宙的哲学尝试。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的行星只是不可知无尽空间中的极小部分。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在我们能见的世界（布鲁诺写作时尚无望远镜）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正如不久以后望远镜显示的），而在这其他世界之外，又有其他的世界（正如更好的望远镜显示的），如此直到无限。我们既无法设想一个结束，也无法设想开端。“固定的”星辰并不像哥白尼所想的是固定的，它们不断改变位置，即使在天上，一切也是移动的。空间、时间和动作都是相对的。没有中心，没有范围，没有上下。同一运转从不同的地方或星球看来就有差异。时间既是运动的测量标准也是相对的。也许很多星球上都有活的、有智慧的生命存在。基督也曾为他们受难吗？然而在这个无限的巨大空间中，存在着一种物质不变的成规，一个永恒而不可侵犯的持续法则。
宇宙既是无限，而无限不可能有两个，那么无限的上帝和无限的宇宙必为一体（此处已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或本质或自然”了）。世上并无亚里士多德以为的“原动力”（Prime Mover），而是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固有的运动和能量。“上帝不是外在的智慧……它更应该是运动的内在原则，那是它的本质，它的灵魂。”自然是“神圣心灵”的外在，然而，这个“心灵”并非在“上面的天堂”，而是存在于实体的每个分子中。
世界是由微小的单元，亦即力量、生命、心性的不可分割单位构成（此处布鲁诺是卢克莱修和莱布尼茨之间的桥梁）。每个分子有它的个别性，有属于它自己的心灵，但是它的自由并非游离于法则之外，而是（如斯宾诺莎所说）根据它自己固有法则和特性而动。如从其每一部分都力求发展的观点来看，自然中是有一种进步和演进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自然中有相对的事物，相对的力量、矛盾，但在整个宇宙的运行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上——所有的对立都重合而消失了。因此行星的各种不同的运转，造成了天体间的和谐。在令人迷惑的自然变化之后，是更奇妙的和谐，其中的各部分都像是有机体的器官一般。“是这和谐令我着迷。由于她的力量，我虽是奴隶却很自由，悲哀中有快乐，贫穷却富有，甚至在死亡中仍有生命。”因此追求这无上和谐的知识，是科学和哲学的目标及治愈心灵的医药（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智性爱”）。
这篇布鲁诺哲学的概略，除去了他的光彩和英雄式幻想，使他的思想显现了它原来没有的连续性和调和，因为它包含许许多多的矛盾和肯定及各式各样心境的转变，唯一的共同点是对宇宙的痴迷。他的另一些观念能使他成为拜火教的神秘主义者。他谈到好几个行星的个别优点：他认为在金星影响下出生的人，天性趋向爱情、辞令与和平；在火星影响下出生的趋向斗争与仇恨。他相信物体和数目的玄奥特质，也相信疾病是恶魔，可以因国王的触摸或第七个儿子的唾液而治愈。
他最后的谬见就是希望如果他回意大利而必须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他可以（他也可能）从自己作品中引出足够的正统章句来欺骗教会，使他们以为他是教会的忠诚子民。也许他希望意大利人不曾听说过他在英国出版的书——《胜利野兽的放逐》，书中被逐的野兽可以解释为天主教或基督教，或一般的神学教条。他一定非常想念意大利，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他热切地接受乔万尼·莫西尼哥的邀请，前往威尼斯担任他的老师和客人？莫西尼哥属于威尼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对于超自然的力量很有兴趣，又曾听说布鲁诺通晓各种魔术，拥有良好记忆的秘密。宗教裁判所早已宣布一有机会立刻就要逮捕布鲁诺，而威尼斯素以保护这样的犯人和违抗宗教裁判所而著名。因此，1591年秋，布鲁诺匆匆离开法兰克福取道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
莫西尼哥为他提供房间，而且向他学习记忆法。这位学生进步很慢，他怀疑老师保留了一些秘传的魔术知识，同时也为这位好辩而不谨慎的哲学家发表的异端邪说而担心。莫西尼哥问他的告解神父，他是否应向宗教裁判所告发布鲁诺。神父劝他等待，直到他更确定地从他老师口中引出实情再告发他。莫西尼哥服从了。但当布鲁诺宣布想要回法兰克福时，莫西尼哥向宗教裁判所告发。1592年5月23日，布鲁诺已身在威尼斯圣所的监狱中。莫西尼哥解释说，他的行动是“出于良心的驱策和告解神父的命令”。他告诉宗教裁判所，布鲁诺反对一切宗教，虽然对天主教还算具有好感；他否认三位一体，基督化为人身及化体论；他控诉基督和使徒们以托言的奇迹来欺骗世人。布鲁诺曾说，所有教士都是笨驴，他们的虚伪、贪婪和邪恶的生活污渎了大地，宗教应被哲学取代，沉迷于“肉体的欢乐”并非罪恶，而布鲁诺自己也尽可能利用机会满足激情。布鲁诺曾告诉他“女人使他愉悦，虽然他尚未达到所罗门的数目”。
宗教裁判所不紧不慢地审讯这位囚犯，从1592年5月审到9月。布鲁诺辩称自己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写作，而且采用了皮埃特罗·蓬波纳齐“两种真理”的区分——一个人可以以哲学家身份怀疑他自己以天主教徒身份接受的教条。他承认对三位一体说抱有怀疑。他承认他曾犯过很多错。他表示忏悔，而且请求法庭“了解我的弱点，慈善地接纳我进入教会，为了我的幸福，给我补偿的机会，待我以慈悲”。宗教裁判所并未给他安慰，而把他放回监牢。7月30日，他们再度审讯，听他的自白和请求赦免，又把他送回监牢中关了两个月。9月，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所长指示威尼斯裁判所将犯人送往罗马。威尼斯政府反对，但宗教裁判所指出布鲁诺是那不勒斯而非威尼斯公民，议会同意引渡犯人。1593年2月27日，布鲁诺被解送到罗马。
审讯之前、进行中及之后，让囚犯在狱中长时期沉思原是宗教裁判所的固有程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布鲁诺在1593年12月被带往罗马法庭。1594年4月、5月、9月和12月，他再度受审——也可以说是接受审讯折磨。1595年1月，审讯官两度集会研究记录。根据审判记录，1595年3月和1596年4月，布鲁诺“被带往枢机主教跟前，而且在狱中接受他们的拜访，他们向他提出诘问，也曾垂询他的需要”。1596年12月，他的不满是“有关食物方面”。1597年3月，再度被带到审讯官面前，他们又“聆听他的需要”。我们不清楚那都是些什么，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暗示了不可名状的艰辛，而这还不包括长时期的悬疑焦虑，其目的可能在于瓦解他炽热的精神而转为谦卑。又一年过去了。1597年12月他再度被审讯，然后在狱中又过了一年。1598年12月，他获准使用纸和书。1599年1月14日，他再度被召。他书中的8项异端主张被提出来当着他的面宣读，他们要求他撤回那些说法。他维护自己的观点，但同意接受教皇有关那些段落所做的决定。同年2月4日，克莱门特八世和圣所会议判决那些摘录显然是异端。审讯记录没有提到布鲁诺的哥白尼天文观。异端是关于化体论和三位一体说。他获准在40天内承认他的错误。
2月18日和4月、9月、11月他再度受审。12月21日，他宣布拒绝收回他的主张。1600年1月20日，他上书教皇，说那些遭责难的主张是从上下文中错误地被引用的，提议就此与任何神学家辩论，并再次表示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关于此点，记录是这样写的，“最神圣的主上，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下令将此案作一了结……宣布判决，而把乔达努斯兄弟解往世俗法庭”。2月8日，宗教裁判所宣召布鲁诺，重申对他的指控，告诉其已获准有8年忏悔的时间。他已同意接受教皇有关那些主张是否为邪说的决定。教皇已作了决定，而这个犯人仍然坚持他的说法，继续“不知悔改、顽固而执拗”，因此现在判定他“被解往世俗法庭……给现在罗马总督，你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虽然我们诚挚地祈祷他不致以严刑峻法加深你个人的痛苦，使你不会遭受死亡或肢体伤残的危险”。这篇判决由9位枢机主教签署，贝拉尔米内主教也是其一。根据一位改信天主教、当时住在罗马的德国学者卡斯帕·斯齐奥皮斯的记载，布鲁诺聆听判决后曾对法官说：“也许判决我罪行的你们，比接受判决的我更为恐惧。”
他立刻被转往一所世俗监狱。2月19日，在仍无悔意的状况下，他在赤身、舌头被缚的情况下，被捆在坎波·费奥里广场一个火堆的铁柱上活活烧死。当时有一堆虔信的群众在场。布鲁诺当时52岁。1889年，就在同一地点，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为他立了一座雕像。
19年后，一个有类似精神的人走上相同的命运。梵尼尼（Giulio Vanini）生于意大利南部，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可谓火药与烈火的结合。他曾像布鲁诺一样流浪欧洲，尝试过各种气候与神学，也写了几本书，书中偶现的高见几乎与玄秘的无稽之谈不成比例。之后他在图鲁兹定居（1617年），再度像布鲁诺一般在该地享受了两年的平静时光。但是一位听过他讲演的人说，他曾讥笑基督化身为人的说法，也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另一位听者弗朗孔（Sieur de Francon）得到梵尼尼的信任，就像莫西尼哥对布鲁诺一样引他说出实情，然后向市议会报告。1618年8月2日，他被国王的首席检察官而非教会下令逮捕。根据他的演讲，他被控不信神和亵渎神明，两者都是可以由国家惩处的重罪。梵尼尼发誓信仰上帝，但是弗朗孔坚称此囚曾不止一次宣讲无神论，认为自然是唯一的上帝。法官采纳了这项证词，不顾梵尼尼激烈的抗议及在狱中表现的虔诚，他们将34岁的他交给正义的行刑者：
此人会用囚车拉着身穿衬衫的他，颈挂绞绳，肩上负一块告示，上面写着“无神论与亵渎上帝之名者”，前往圣史蒂芬教堂的大门口，要他双膝跪地……为亵渎神明向上帝、国王及法官请求原谅。然后行刑者会带他到萨林（Salin），将他绑在火刑柱上，割下他的舌头并绞死他。然后他的身体将被火烧……灰烬丢入风中。
传说梵尼尼从狱中前往受刑（1619年2月9日）时曾叹道：“让我们去吧，让我们欣然前往，死得像个哲学家。”
康帕内拉也是生来血液中就具有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熔岩。他曾在多米尼克修院中使它冷却了一段时间，学习泰莱西奥和恩培多克勒，摒弃亚里士多德，嘲笑教皇将人逐出教会，曾在那不勒斯被宗教裁判所监禁了数月（1591—1592年）。获释后，他在帕多瓦授课，被控淫荡。在那里他写了第一部重要作品《建立哲学的前锋》（1594年），就像11年后的培根一般，他在书中劝告思想家学习自然不要学亚里士多德，而且还为科学与哲学的复兴做了一个计划大纲。回到那不勒斯之后，他参加了使该城脱离西班牙统治的阴谋，失败后，康帕内拉在国家监狱中受了27年的折磨（1599—1626年）。他曾受过12次酷刑，有一次长达40小时。他以哲学、诗歌和对理想国的憧憬减轻自己的痛苦。他的十四行诗《人民》反映出他对民众未能支持他叛变的不满：
人民是脑筋如泥的野兽
不知自己的力量，因此身负重木、巨石而立。
孩童无力的双手也可御之以马勒和缰绳，
一举足便可挣脱锁链。
但野兽恐惧着，服从孩童所求，
自己的恐惧也不知晓，
宁受哄语惑迷与嘲弄。
妙极的是，自缚其手
自缄其口——自取死亡与战争
为的只是布施国王的小钱，
那原是榨自他仓库之中。
他是天地之间的万有。
他全不知晓，若有人起而直言真理，
他反而怪罪，不教他活。
在那憔悴的几年中，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太阳之城》（Civitas Solis）。康帕内拉想象他的“太阳之城”坐落在锡兰的一座山上。城市官员由20岁以上的居民组成的国民会议选出和罢免。这些民选的官吏选举政府的领袖——一个称为“霍”（Hoh）的僧侣。他和助手们治理一切事务，包括世俗和精神方面。他们也掌握两性的结合，要使“男女的结合能够产生最好的后代。的确，我们关心马与狗的品种，却忽略了人类的生育是会遭人讪笑的”。从来没有畸形儿。女人是大家共有的，而且受严苛的训练。她们必须做活泼的运动“以产生清新的肤色……任何女人若涂染面孔或穿着高跟靴……就会受到重罚”。男女都要受训打仗。战场上的逃兵被捉到之后，就被放入狮子和熊的兽穴内处死。每个人都要工作，但一天只工作4小时。孩子集中养育，而且心理上施以共享财产的准备。这些人的宗教是崇拜太阳为“上帝之脸及活偶像”。“他们断言将来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活终会与他们的习俗一致。”
这篇反映柏拉图思想的共有主义宣言，是康帕内拉约1602年在狱中写成的，1622年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出版。也许它表达了那不勒斯谋叛者的渴望，使康帕内拉遭受长期监禁。后来他及时与教会谈和而获释。他声称教皇有权统治国王，使乌尔班八世大为高兴。1634年，乌尔班送他到巴黎，使他不至于卷入另一次那不勒斯叛变。黎塞留为他提供庇护，而这疲累的叛徒怀着年轻时代的记忆，死在多米尼克修院的一间小室中（1639年）。“我是钟，”他说，“宣告了新的黎明。”
中古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教皇权高于君权。近代政治史的显著形态则是脱离教皇控制后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动荡的政治哲学之首要问题便是天主教思想家要求恢复教皇权，而新教思想家要求彻底摧毁教皇权。教皇的辩护者认为，专制君主声言王权神授，否认一切宗教、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将使欧洲分崩离析。为宗教改革辩护的人反驳说，没有任何超国家的组织会不为它本身的权力与利益而致力于谋求人类的福祉。尤有甚者，一个高高在上的教会将扼杀一切生活与思想的自由。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追随罗马法学者，推论所有的皇族权威是得自人们的同意而非上帝的认可，因此国王的权力并非神授，对无道的君王，人民可以公正地加以废立。加尔文主义思想家如贝兹、乔治·布坎南及《所有权与暴政》（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一书的作者，都热心赞成这一观点。但路德派和英国国教派神学家却支持国王的神圣权力，认为是抵消公众暴力和教皇命令的必要力量，也赞成人民应服从国王，即使不公正的国王也不例外。
民治政权的辩护者包括许多耶稣会教士，他们认为这是削弱皇家权力和对抗教皇权威的一个方法。贝拉尔米内主教曾说，国王的权威得自人民，因此也臣属于人民，它显然是附属于教皇的权威之下，因为教皇权得自基督教会，只臣属于上帝。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卢斯·莫里那总结说，人民既是世俗权威的来源，便可以公正地——但须循适当程序——罢黜一个不公的国王。“耶稣已造就最好的神学家”，苏亚雷斯（Suárez）重申此观点，加上小心的修正，以反对詹姆士一世的专制要求，并拥护教皇废君的权利。耶稣会教士胡安·马里安纳主张人民有弑暴君的权利，曾引起多国公愤，因为有人指责此说鼓励了暗杀亨利四世的举动。
马里安纳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以学识、口才和学术胆识而著名。1599年，他向菲利普三世进献他的论文《论国王及其教育》（“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并在地方耶稣会检察员的许可之下出版。在霍布斯之前半世纪，他已描述出社会起源之前的《自然国》。当时人类像动物一样生活在野外，除了本身体力限制外不受一切约束，不识法律和私人财产，凭着本能寻找食物和伴侣。但这种卢梭式的（Rousseauian）自由也有很多不便，众多危险的野兽即是其中之一。为了保护自己，人类形成社会组织，那是他们曾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之一。一个团体的成员们同意将集体权威委托给首领或国王，统治权仍属于人民，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如西班牙的议会），国家会议都可以监督这个委派的权力，保留财政的控制权，而且形成一个权威高于国王的法律组织。
马里安纳认为，由于人类能力和智慧的不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会导致毁灭。一个有限制的或立宪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最适合人类的本性和国家的生存。国王应该是世袭的，因为民选的君主政治会导致周期性的混乱。
国王应该受法律、宗教和道德约束的限制，如果他变成暴君，人民有权将其废立。未经人民同意，他不得改变法律或征收税款。他“不得决定任何有关宗教的事项”，因为教会高于国家，可以自我治理。然而他必须保护国家的宗教，因为“宗教若被忽略，国家便不能久立”。国家应支持宗教维持道德。应反对斗牛，因其鼓励兽性；因斥责舞台剧，因其刺激性放纵。应以经济支持医院和慈善组织的广泛设立，来照顾病患和穷人。富人应该把他们现在花在奢侈品和狗身上的钱给那些需要救助的人。非生活必需品的税款应该提高，必需品的税款则应该降低。土地资源若分配恰当，必能供给所有人的需用。一个好王子应防止财富的集中。私人财产取代了原始的共有制，是由于“贪婪而狂猛的贪欲攫取了神赋财产，而且将一切据为己有”。现在它已是必要的制度，但共有制在天堂会得到恢复。
人民可以罢黜暴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个人可以合理地杀死他：
谁是真正的暴君呢？……我们不把这件事留给任何个人甚至许多人决定，除非人民公开参加审议，有学问、审慎的人也参与商议……当一个王子把国家带上毁灭之途，滥用国家财产和个人所有物，藐视公共法律和神圣宗教，变得自大、侮慢和不虔诚……公民被夺去参加一般集会的机会，但是决心推翻现存的暴政——而且假设这个暴政是罪恶昭彰、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任何人挺身而出顺应民情，自愿把这样的统治者杀死，我个人绝不会把他当作作恶的人……让王子们相信他们若压迫国家……人民就可正当地杀死他们，甚至受到赞誉和光荣，这是绝对有益的想法。
马里安纳提醒读者记取历史上暴君被铲除的事件——如哈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格顿（Aristogeiton）杀死雅典暴君希帕恰斯，布鲁特斯将暴君塔奎纽斯（Tarquinius）逐出罗马。他还指出雅典和罗马，甚至整个文明欧洲，都尊崇有关他们的回忆。但马里安纳并不完全赞许最近（1589年）杰克·克莱门暗杀亨利三世的事件：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被刺身亡，是被国内的一个僧侣用浸毒的小刀杀死的，真是一幅可厌的景象……克莱门是在他教会所属的多明我学院研究神学的。他向一些神学家请教，得到的答案是在法律上暴君人人可得而诛之……克莱门虽死，却成为法国的永久光荣，因为很多人似乎认为……他的死堪称不朽，但是另外一些智慧卓绝、学问渊博之士，则认为此事应受谴责。
以后我们会提到，亨利三世曾反对天主教联盟，下令手下杀死为首的吉斯公爵亨利。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曾支持联盟，并给予部分财政上的帮助。他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一世和奥朗日的威廉，而且菲利普三世不反对一个赞许杀死西班牙敌人的学说。
1599年，耶稣会统领克兰迪奥·阿夸维瓦下令修改马里安纳的《论国王及其教育》。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1610年5月4日）谋杀时，阿夸维瓦指责马里安纳的“弑暴说”（7月8日），并禁止在耶稣会指导中传播此论。马里安纳也被逮捕，不是因为赞扬“弑暴说”，而是他反对菲利普三世贬低币值，在一篇绝佳的论文《货币交换》（“De Monetae Mutatione”，1605年）中警告他通货膨胀的害处。马里安纳以哲学精神忍受监禁，保住了生命，活到1624年，享年87岁。
让·博丹就大大不同了。他不是飘浮在空中的神学家，不是联盟严肃的爱慕者，而是一个追随米歇尔·洛皮塔尔的政治家，赞成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亨利四世的顾问和崇拜者。他生于昂热，母亲可能是西班牙和犹太的混血。1560年，他来到巴黎，执行律师业务，结果生意不好，却沉迷在哲学和历史中。他热切研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旧约、西塞罗及西欧国家的政治组织。他认为研究历史是政治智慧的开端。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简易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1566年）。读者们会发现此书空洞、矫饰而冗长——他的哲学心灵并不早熟。博丹36岁时认为，历史显示恶人的失败和善人的胜利，足以鼓励我们向善。这本书继马基雅维利的《论文》（Discourses）之后，是哲学史上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此书及后来的《共和国》（De Republica，1576年），在维科和孟德斯鸠之前150年，有系统地将气候与种族列为历史的要素。历史受地球——气温、雨量、土壤、地形等的作用。地理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历史。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也因他们住在高山、平原或海边而异；北方人以体能和肌力见长，南方人以敏锐的感受性和心灵精微取胜；温带人如地中海诸民族和法国人综合了北方和南方的特质——比南方人实际，比北方人聪明。一个民族的政府应该顺应地理和民族造成的性格，那是几乎不能随时间改变的。所以，北方民族应以武力治理，南方民族应绳治以宗教。
在一部次要的作品《驳似是而非论》中，博丹几乎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他分析欧洲物价迅速上涨的原因，讨论货币贬值的害处，在自然和区域性保护经济政策盛行的时代提倡贸易自由，同时强调经济现实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他的杰作——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巨献——还是《共和国》。博丹用这个词是取其罗马文的意思，泛指任何国家。他区分国家和社会，社会以家庭为基石，其自然基础在于两性和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国家是基于人为力量而建立的。家庭的自然形式是家长制——父亲对他的妻、子和家庭财产具有绝对的权利，也许文明已危险地降低了父权。女人应该永远臣属于男人，因为她们智力较差，将她们提升至平等的地位是对自然的破坏性的漠视。丈夫随时有离婚的权利，就像《旧约》中一般。父权和家庭纪律的衰微（博丹认为）已经侵蚀了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因为家庭，而非国家，是秩序与道德的单位和来源，一旦家庭统一和纪律破败，没有任何法律足以代替其地位。私有财产是家庭结构和延续不可缺少的。共产制度不可行，因为人天生就不平等。
在讨论国家的起源方面，博丹比马里安纳和卢梭更实际，他不谈社会契约的胡话。村庄社区也许是源于这样的协议，国家却是源于一组家庭被另一组征服，胜利者的领袖便成为国王。法律之后的制裁不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而是政府有组织的力量。结果专制王朝是很自然的，它将父权家庭中父亲的权利延续到国家中。如果一个政府服从自然及上帝以外的任何法律，它不可能独立自主。正如霍布斯在逃离英国内战（1642—1649年）的战乱途中得到的结论，博丹也发现专制政府是避免宗教战争和法国分裂的唯一方法。这本书印行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仅仅4年，它很可能是在巴黎街上的血海中写成的。博丹似乎认为，国家的功能若是维持秩序，则只有专制的、不可剥夺的君权才能达成这一任务。
因此，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不受限制的世袭君主政体：它必须不受限制，才不至于毁于混乱，必须世袭才能避免王位继承的争斗。君主政体正如父亲的权威，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盛行了最久的时间，它已得到历史的认可。民主只能短期治国，它常因人民的善变和民选官吏的无能、贪污而瓦解。“在每一个民众大会中，他们只计算选票的数目，从不加衡量（选票后面的思想特质）。而愚人、恶人和无知者的数目又总是千倍于有价值的人。”民主政治的补救方法是，在伪装的平等后，国家由少数人治理，让智慧的差距胜过人数的计算。
博丹觉察到，如果君主变成暴君，必须要想法避免专制。因此（也许有些不合逻辑），他竟认可革命和弑暴君的权利。他承认，即使他心目中完美的王朝也会随时间而腐化，被不可抗拒的变化倾覆。在黑格尔之前，他已将历史分为三段时期，第一段东方国家占重要地位，第二段则是地中海国家，第三段是北欧国家。经过这种国家兴衰的更替，博丹认为他看出了一些进步。“黄金时代”不在神话般的过去，而在于未来，因为未来会产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印刷术——的成果。他写道（比培根早50年），科学“本身就包含了任何后世无法耗尽的宝藏”。
博丹是一个非常重视《圣经》（不如说是重视《旧约》——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新约》）的自由思想家，而且确信巫术、天使、守护神、占星术的真实性，也相信建国必须符合数字的神秘特质。他要求对巫师施以极刑，劝告王子们尽可能维持宗教的统一。但是，一个异端若变得有力而普遍，使用武力镇压则是不智之举，最好慢慢让异端皈依正统的信仰。
那种信仰是什么，博丹并未说明，他自己的信仰也是暧昧不明的。在那本未出版的奇书《七人会话》（Heptoplomeres Colloquium）中，他描绘了一位天主教徒、一位路德教派、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一位犹太人、一位穆斯林、一位享乐主义者及一位泛神论者在威尼斯辩论。犹太教顺利通过，基督教的原罪论、三位一体论及基督道成肉身的说法都受到强烈的攻击而非维护，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未受伤害。博丹的批评者指责他是犹太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及无神论者，而且说，他死时没有信教，“像狗一般”。但是在《共和国》一书中，他强烈表达他对圣神引导世界的信仰，无神论是不能忍受的，因为那会使宇宙毫无意义。
博丹像霍布斯一样，是一个在革命和战争变乱中力倡安定的惊弓之鸟。他的最伟大作品受了他所处时代的感染；它是一个混乱世界渴望秩序与和平的哲学。它与同时代而受惊较轻的蒙田写的典雅《散文》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人——也许除了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外——曾将政治哲学传播如此之广，或以如此丰富的学识与力量来维护他的偏见。直到霍布斯出版《利维坦》（Leviathan，1651年）之前，我们找不到一个人以如此坚定的努力探求国家形态的逻辑。
如果我们还记得格劳秀斯，可能是因为他一面享受人生一面从事写作，而且他在外交与政治事业的间隙里写成他的巨作。他生于代尔夫特，在莱登研读数学、哲学和法律，以拉丁文体赢得斯卡利杰尔的赞美，26岁便以《海上自由》（Mare liberum，1604年）一书赢得全国的喝彩。该书勾勒出海上法，并力主各国的海上自由——尤其是荷兰人，当时他们正向葡萄牙垄断远东海域的霸行挑战。他被任命为联合省的史料编纂，以近乎古典的拉丁文传神而精确地写出这一叛乱的史实。我们看见他在奥登巴内弗与拿骚的莫里斯的冲突中，支持亚美尼亚的解放。被捕后，他坦白认罪，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妻子请求与他一起囚禁获准。在狱中约3年后，他逃脱了，由他妻子将他藏在书箱中逃到巴黎（1621年）。路易十三给予他一份为数很少的年金。德国处于“三十年战争”之际，格劳秀斯在穷苦的生活中写出了他的《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1625年）：
在基督教世界各处，我看见战争的掀起是被公然允许的，即使是野蛮国家也会引以为耻，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根本没有理由就诉诸武力。一旦兵戎相见，所有对神圣法律和人间法律的尊崇都被弃置一旁，仿佛人类是经授权来犯一切罪恶，而且不受任何约束。
马基雅维利曾说，国家可以不必遵守加诸公民的道德律，否则就无法保全。只要显得像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政治家就可以准备——通常是委托他人执行——随心所欲地说谎、抢劫和杀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仍生存于丛林阶段，就像没有国家组织以前的家庭一般。他们不识法律，只知道自我保全的法则。格劳秀斯承认政府可以免于“成文的”人为法律，但他主张他们应受自然法则的限制。他解释道，“自然法”为“正确理智的指挥，它可以显示任何行为的道德邪恶或道德需要，应视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理性本质，而且得知该行为究竟被自然的作者——上帝命令或禁止”。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理性动物，自然法便是随着人类本性而来的权利与义务系统。凡是他生存及参与社会所需的，便是他的天赋权利，是出于他本性的。国家的行为应该顾及这些权利。
尤有甚者（格劳秀斯继续说道），它应该臣属于国际法则（ius gentium）。罗马法学家用这个名词是指罗马公民以外民族的法律而言。西罗马帝国解散后，中古法律学者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格劳秀斯的作品中，它意指发达的国家在共同联系方面习惯接受的许多规则或约束。根据这两个基础——自然法则与国际法则——他建立了他的理论结构，第一部近代国际法有系统的著述。
一般而言，他并未将所有战争视为罪恶。他知道一个团体，也像动物一样，感到它的生命或财产受到威胁时，将会以任何可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如果可能，用争论或法律。然后，若这些都不奏效，就会使用它可以支配的任何武力。结果，类似情况下的国家用战争来保护其公民的生命与财产是正当的。但若为了征服，为了战利品、土地，或不管出于真心或假意，硬要将一个仁德的政府塞给一个不愿接受的民族，则这样的战争是不应该的。预防性的战争也不成其理由。“某些作家曾提出一种我们永远不能接受的学说，认为国际的法律容许一国向另一国挑衅，只因为对方逐渐增强的力量唤醒了它的戒心。作为权宜之计，这不失为可取的举措，但是正义的原则绝不会赞同此事。”个人有义务拒绝参加他认为明显地有失公允的战争。
假设一场战争是有正当理由的，则每一个参战国都有某些权力。它可以使用诈术、施行报复、掠夺战利品、虏获及役使战俘。但各国有权利也有义务，必须事先宣战。无论与谁订立的条约，都必须以负责的态度给予尊重。在征战中，应该放过女人、孩子和老人——事实上也就是所有非战斗人员。战俘可施以奴役，却不能加以杀害。格劳秀斯很高兴看到一种进步的象征：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再奴役信仰相同的战俘了。
虽然有不少瑕疵，这仍不失为高贵而适度的论点。如果自然律是“正确理智的指挥”，谁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理智是正确的？在一国之内，这由具有武力的政府来决定。最后行为的法令总会被人民遵守，因为立法者可以强迫执行。力量不能造成正义，却可以造成法律。国际法则有待国际武力支持的国际立法机关来制定，同时，它必须包含有关国家为方便而暂时接受的温和禁令和可变协议。若要把“国际法”解释为高度发展民族的惯例，则必须先有一个权威够资格点出谁是高度发展的民族，但在哪里呢？在欧洲？在中国？在伊斯兰世界？政府是否能够冒险让人民自己判断战争的公正与否？在思想教育机关发挥良好效能的情况下，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一本不合逻辑却必要的书。历史上成千个不公允的战争已成为过去。有人出来策划如何以双方共同接受的约束力缓和胡乱杀人之事，指责征服或掠夺的战争，为老弱妇孺和战俘请命，都是很好的。“三十年战争”对这些荣誉和呼吁真是极大的讽刺。但这阵疯狂一过，德国的情况似乎更证明格劳秀斯这本书的价值。
黎塞留决定参加“三十年战争”，于是撤回格劳秀斯的年金。这位面临困境的作家便退隐到德国汉堡。1635年，乌克森谢尔纳派遣他以瑞典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他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擅长处理概念而不善处人。他承认他不喜欢黎塞留，之后又是马扎然决定他的外交。1645年，他又回到书本中寻求慰藉。克里斯蒂娜王后邀请他留在宫中担任年金甚高的学者，但他最终获得她的准许前往德国仕隐。她安排其前往吕贝克，暴风雨将船吹到岸边。格劳秀斯受了惊吓，1645年8月29日逝于罗斯托克，时年62岁。
267年之后，荷兰原谅了他的自由主义，在他的出生地为他立了一座雕像（1886年）。1899年，美国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们，曾在他墓前放置一个银色的花圈，以表扬他的书曾一度缓和了国王们的争战。
在走向笛卡儿途中，让我们作最后一次的停留，以思索一个天主教神父复兴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秘密。
伽桑迪（Gassendi）是普罗旺斯境内迪涅（Digne）附近一位农夫的儿子。他具有十分敏锐、热切的心灵，16岁就被聘为爱克斯大学（Aix）的修辞学（文学）教师，25岁成为爱克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加入圣职，成为教士和大教堂的主监。那时，他早已完成了一本激烈的《似是而非理论练习》的书，反对亚里士多德。他听从朋友的劝告，烧了其中大部分，但他在1624年出版的其余部分支持哥白尼天文说、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及伊壁鸠鲁的道德哲学。这已是殉道的活请帖了。伽桑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行为审慎，按时祈祷，因此似乎没有人想到要烧死他。他终身传授“两种真理”的学说——在哲学中明显地由理性驱成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在宗教上，人应该追随正统信仰和仪式，做教会的服从子弟。伽桑迪自己便奉行这个理论。
他接受笛卡儿的朋友梅赛纳的邀请，提出对笛卡儿哲学的有力反驳。1645年，他接受巴黎皇家学院的数学教席，不久就得了肺病，回到迪涅晴朗的气候中。他在那里写成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关于伊壁鸠鲁的：《生、死与享乐主义》（1647年）、《生死与快乐》（1649年）及一本1600页的《综论伊壁鸠鲁哲学》（1649年）。
伽桑迪一面继续肯定他的天主教信仰，一面向阅读拉丁文的世界阐述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哲学——物质主义、原子说及快乐是合理的。上帝是万物的“初因”，经过最初的推力后，一切事物都随着其固有的力量和法则进行。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官，因此具有个别的本质。“一般概念”是思想有用的工具，却没有客观的相关性。灵魂无疑是非物质的、不死的，但似乎必须依靠着身体，而记忆显然是脑子的作用。感官的快乐如果审慎适度则并非不道德，但最可信赖的快乐还是心灵方面的，如数学就可令人感到一阵欢愉。伽桑迪自己当然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而不是享乐者。也就是说，他接受伊壁鸠鲁哲学，却不是纵情感官享乐的人，相反他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他在一次过长的斋戒后发高烧，被医生放血治疗13次，终于回生乏术（1655年）。
莫里哀和西拉诺·伯格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也是他在巴黎的门徒之一；封特内勒、圣埃夫蒙德和尼农·朗克洛接受他的哲学但没有接受他的神学；霍布斯与他谈话而获益匪浅；约翰·洛克可能曾通过伽桑迪的学生、洛克的朋友伯尼尔（Bernier），而得到感觉心理学的部分原则，伯尼尔曾在1678年出版了《伽桑迪哲学概要》一书。牛顿喜爱伽桑迪的原子说甚于笛卡儿的微粒论，曾在这位普罗旺斯神父的学说中找到万有引力的暗示。18世纪，伽桑迪潜伏的物质主义及他强调科学和经验，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抗衡，使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远超过除笛卡儿以外的任何法国思想家。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笛卡儿在整个世纪始终是近代哲学的源头呢？
“毁灭庙堂的大锤正是在庙中炼成的。”笛卡儿受耶稣会教育，那正是从笛卡儿经伏尔泰到勒南和安纳托尔·弗兰西等法国异教徒的起步点和磨刀石。
笛卡儿生于都兰的拉海耶（La Haye），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死于肺病。他也继承了母亲的疾病，以婴儿而言，他实在太苍白、太衰弱，咳得太可怜了，医生都认为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一个护士不肯放弃，她以自己的身体给予他温暖与滋养。他又活了过来，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才取名“雷内”（René，意即“再生”）。他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也是勒南地区议会的议员，死后留给笛卡儿每年6000法郎的收入。
他8岁进入法拉契耶稣学院，一位热烈的自由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曾说：“该校似乎曾给他良好的教学基础，那是当时多数大学都比不上的。”老师们看出他身体虚弱、心灵敏捷，他们容许他晚一点起来，发现他总是用这段时间一本又一本地看书。在所有的玄学漫游中，他从未失去对耶稣会教士的敬意，而他们对他的怀疑也报以慈父般的纵容。
他17岁前往巴黎，打算尽情玩乐，却发现自己对女人尚无兴趣，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但可作为一个专心的数学家纵情赌博，推想自己可以使俱乐部的钱庄破产。他继续上普瓦提埃大学，得到民法和宗教法学位。恢复健康和强壮后，他参加拿骚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使朋友们大吃一惊（1618年）。“三十年战争”时，他加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一个不确定的传说曾描写他参加“白山之役”。
在这些征战中，尤其冬天暂时中止了屠杀的那些日子里，笛卡儿继续他的研究，特别是数学方面。一天（1619年11月10日），在诺伊堡，他把自己关在“火炉”（也许是指特别加热的房间）里逃避寒冷。他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做了三个梦，梦中他看见闪电，听见雷声，似乎某一个圣灵正向他宣启新的哲学。走出“火炉”时，他已（他向我们保证）确立解析几何的系统，也有了把数学方法用在哲学上的念头。
1622年，他返回法国，筹措到资金后，再度出发旅行。他在意大利待了将近一年：从威尼斯（有人说是步行）到洛雷托，瞻仰了圣母像，参观了罗马1625年的大赦年纪念，途经佛罗伦萨时，没有拜访伽利略，然后回到巴黎。他在该地和乡村地区从事科学研究。他陪同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德萨尔格到过拉·罗契尔围城（1628年）。就在那年他移居荷兰，除了有时因为有事去法国之外，他一生其余时间都在联合省度过。
我们不知道他为何离开法国，也许，他曾“表明了对很多事物怀疑的理由”，怕被控为异端；他在那里也有很多教会朋友，像梅赛纳和贝吕勒等人。也许他不仅要避开敌人，也远离朋友，希望在异国得到社交的（但不是智慧的）孤立，使他可以把胸中骚动的哲学系统化。他不喜欢巴黎的喧扰与闲谈，却不讨厌阿姆斯特丹繁忙的交通——由运河轻轻踏动的。他说，“在一个伟大而且非常活跃民族的拥挤人群中”，他可以“像在最遥远的沙漠中一般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也许为了使自己藏得更深，他在以后的20年中迁居24次——从弗拉尼克到阿姆斯特丹到代芬特尔，再到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到莱登，通常都靠近大学或图书馆。他的收入使他可以舒舒服服住在一处小庄园里，还有好几个佣人。他不肯结婚，但有一个情妇（1634年），她为他生过一个女儿。我们乐于听到他女儿5岁去世时，笛卡儿曾颇有人情味地哭了一场。如果我们以为他对世事漠不关心，那就错了。我们会发现他为许多道德家诟病的强烈情感辩护。他自己就是一个骄傲的、易怒的和虚荣的人。
让我们看看他涉猎的：数学、物理、天文、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神学。现在谁敢做这样的全面尝试？他为此寻求隐遁，做实验、导方程式、绘图表，斟酌逃避或安抚宗教裁判所，想要将数学方法用于哲学、哲学方法用于生命。
他从何处开始着手？在划时代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他宣布了一个初步的原则，那个原则本身就可能激起权威世界的愤怒，更何况那篇散文是用简易清晰的法文和生动的、吸引人的第一人称体裁写成的；这就包含了很多改革了！他说，他首先要摒除一切教条和学理，弃置所有权威，尤其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他从一块干净的石板开始，怀疑一切。“我们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童年的偏见……那些我在少年时未经探索其真实性就加以接受的原则。”
但是，若怀疑一切，他如何继续呢？他深爱数学，尤其喜爱几何，是他的天才促成了几何的改观。在他最初的、宇宙性的怀疑后，他努力寻求一些可以像欧几里得原理一样能够广泛而迅速被接受的事实。“阿基米德为了使地球改变它原来的位置，移至他处，声称只有一点固定不动。同样地，我也有权希望能发现一个唯一确定、不可争论的事实。”他满怀狂喜地发现了它：“我思，故我在。”——哲学上最有名的句子。
那不是三段论法，而是一个直接的、不可辩驳的经验，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清晰、最明确的概念。其他概念的“真实性”可以由它们接近这一主要直觉——直接知觉——的明晰与简洁程度而判定。笛卡儿的哲学新“方法”就是把复杂的观念分析成小成分，直到不可分割的元素已成为简单、清楚、明晰的概念，而且显示所有这些基本概念都可以经过或是依靠一个有思想生命的良知而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由这个主要知觉演绎出所有基本的哲学原理。
笛卡儿不采用已知的外在事物，而以良知本身作为起点，这又是哲学上的一大革命。文艺复兴已重新发现了个人，笛卡儿更使个人成为他哲学的钩柱（hitching post）。“我清楚地知道没有比我自己的心灵更容易为我了解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物质开始，再由有机生命的水平来探讨人，我们会受连贯逻辑的诱骗，把心灵看作物质。但物质是由心灵才进入我们的知识领域，只有心灵的了解才是直接的。此处展开了近代的概念主义，不是伦理学上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哲学，以概念的直接事实，而非透过概念得知的外在事物为起点。笛卡儿立下了近代欧洲哲学认识论的主题：“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比不上寻求人类知识本质和范畴来得有用。”此后的3个世纪中，一个令哲学家困惑不解的问题便是：“外在世界”除了是一个概念之外，是否有其真实的存在呢？
以任何一个同时赞同感觉显而易见的物质来源和力量，及概念显然具有非物质本质的理论，很难由身体通达心灵。同样地，笛卡儿以自我出发，也觉得很难从心灵度向物体。心灵如何知道，看起来证验外在世界的感觉并不只是它本身的状态呢，感官既常常欺骗我们，它如何信任感官？心灵的意象在睡眠的“假”和白天的“真”中一样生动，它又如何信任心灵的意象？
为了逃避这种囚禁自我的“唯我的”牢笼，笛卡儿诉诸上帝，它当然不会使我们整个知觉器官成为骗局。但是，上帝是何时走入这个怀疑一切已被接受的信仰的哲学体系中的？笛卡儿不能用外在世界的设计物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显示这个世界的存在。因此，笛卡儿由熟知一切的自我引出上帝，很像600年前圣安塞姆在“实体证明”之中所做的。他说，我有一个完美生命的观念，全知，全能，必要而且永恒。但是存在比不存在更接近完美，因此完美生命的属性必须包括存在。除了上帝本身，又有谁能将这一概念放入我心中呢？“如果上帝并不真正存在，我不可能自己具有上帝的概念。”上帝若是骗子，它就不完美了。因此，我们具有清楚而明晰的概念时，它让我们的感官对我们揭露外在的世界时，它并未欺骗我们。“如果这些概念不是由具体事物而产生，我不知道它如何能免于欺骗的指责。所以我们必须容许实际物体存在。”就这样，心灵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鸿沟都巧妙地弥合了，笛卡儿也由于上帝的帮助而成为现实主义者。科学本身——我们对逻辑的、有条理的、遵循法则的、可计算的宇宙的信仰——是合理的，正因为上帝是存在的及它不可能说谎。
随着笛卡儿，我们看出婴儿时期的“理性时代”如何因恐惧而逃避思想的冒险，企图重回温暖的信仰子宫中。《哲学的沉思》改名为《笛卡儿对首要哲学的沉思》，书中已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该书被献给“圣洁而杰出的巴黎神学教师会会长”。这位会长接受了他的奉献，但1662年它仍被列入禁书目录中，“直到错误改正为止”。此书的篇首可媲美《方法论》：“今天……我既然在平静的隐退之中取得这份悠闲，我至少要自由而严肃地改变我以前的意见。”他将它们丢出窗户，却让它们从正门进来了。他不仅信仰公正而全能的上帝，也信仰宇宙结构中的人类自由意志及一个虽然依靠肉体却不朽的灵魂。我们虽然不得不屈服于实体世界中牢不可破的因果逻辑，意志的自由却是最清楚、最明晰、最生动、最直接的天赋概念，人尽管在抽象理论中任意想象它们，却从来不会怀疑过它们的存在。
上帝、自我、空间、时间、动作、数学公理等概念——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灵魂并不是从感觉或经验得到它们，而是由它自己的本质和理性。（此处洛克会提出异议，康德会大加赞赏）然而，这些天赋概念可能会停留在无意识状态，直到经验触醒它们变成有知觉的形式。那么，灵魂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它产生思想时一个活跃而有创意的伙伴。这个“理性的灵魂”——推理的能力——显然是非物质的，它的概念没有长度、宽度、位置、重量或物质的任何其他特质。“这个‘我’，也就是说，使我之所以为我的这个灵魂，与身体在根本上是有分别的，甚至比后者更容易了解。”因此这个非物质的心灵或灵魂能够也的确在身体死后仍然留存。
笛卡儿在一段文章中肯定理性“并不阻止我们信仰神圣启示的事物，那是比我们最确定的知识还要确实的”。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既流畅又虔诚正统。萨尔马修斯1637年在莱登拜访他，曾形容他是“最热衷的天主教徒”。
他生命的最后10年都献给了科学。他把自己的房间改为实验室，从事物理和生理学实验。一位科学家曾要求看他的图书馆，笛卡儿指向他正在解剖的1/4只小牛。有时他也像培根一样，谈及科学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后，人类自然而然得到的许多实际利益。他的主观强调和对演绎法的信心，常常导致暧昧不明的结论，但他在多个科学领域都很有创造性。他坚持科学应该以数学形式中量的说明，代替中古物理含混的质的抽象概念。我们已提到他曾发展了解析几何，也概述过微积分。他解决了立方加倍和三等分角的问题。他创立以起首字母代表已知数，结尾字母代表未知数的用法。他发现折射定律似乎与斯内尔无关。他研究以滑轮、斜面、杠杆、虎钳、轮轴等小方法推动大力颇有成果，而且得出惯性、撞击、冲力等定律。他也许曾暗示帕斯卡大气压力随高度递减，虽然他犯了一个错误，宣称世上除了帕斯卡的脑袋之外绝对没有真空。他暗示每一个体都被其四周旋转的涡动分子以球层方式包围——与现在的磁场理论不无相合之处。光学方面，他正确算出折射角，分析光线被眼球水晶体改变的程度，解决了望远镜球体像差的校正问题，设计出没有像差的椭圆或曲张镜片。
他解剖胎儿并加以说明。他解剖（他告诉我们）“各种动物的头颅以确定记忆、想象等作用储存于何处”。他实验反射动作，也解释打击临近时眨眼的原理。他的情绪理论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卡尔·兰奇（Carl Lange）类似：情绪的外在原因（如我们看见一只危险的动物）会自动而同时地生出反应动作（飞奔）和对应情绪（恐惧）。情绪是动作的伴随，而不是成因。激情源自生理，应该当作机械作用来研究和解释。它们本身并不坏，是我们生命之船的风，但是若不受理性的节制，就会奴役与毁减一个人的人格。
除了上帝和理性灵魂外，整个宇宙可以视为机械的。记取伽利略和宗教裁判所的教训，笛卡儿谨慎地将这些概念当作假说来提出：假定上帝创造了物质，再赋予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世界根据机械法则而进化，不受任何干扰。在没有真空的宇宙中，物质分子的自然运动采取环行的方式，结果造成各种旋涡的动作。太阳、行星和星辰可能是由于分子集中在这些旋涡的中心而形成。正如每一个体被原子微粒涡包围——这解释了内聚力和吸力的成因——每个行星也被分子旋涡围绕，这种旋涡也使轨道中的卫星不致游离。太阳处在一个大旋涡的中心，行星一圈圈环行于外。这是一个有创见的理论，但开普勒后来证明行星轨道是椭圆的，此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笛卡儿认为，只要具有完备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把天文、物理、化学甚至生命的一切作用都化为机械法则，除了理性本身。呼吸、消化甚至感觉都是机械的。这一原理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帮助非常大。笛卡儿很有自信地将机械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因为他拒绝承认动物具有推理的能力。他也许是迫于宗教，不得不如此对待动物，因为他的“灵魂不朽说”是基于理性心灵的非物质特性。如果动物也有这样的心灵，它们也会不朽——这种说法对爱狗的人若没有什么，至少对神学家有很大的不便。
但是，人类身体若是物质的机械，非物质的心灵如何能作用其上，又如何借非机械的自由意志力量来统御它呢？这一点笛卡儿失去了信心，他绝望地回答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安排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作用，远非我们有限的智慧所能了解。他暗示，也许心灵是借着松果腺对身体发生作用，该腺体恰恰位于大脑的中心底部。
笛卡儿一生最鲁莽的行动就是要求梅赛纳把《哲学的沉思》的样本送给各个思想家，邀请他们提出评论。伽桑迪在答复中以法式礼貌摧毁笛卡儿的论点。笛卡儿以实体论辩称上帝的存在并未使这位神父信服。霍布斯指出笛卡儿并未证明心灵独立于物质和大脑之外。霍布斯私下（根据约翰·艾布雷的说法）“常说笛卡儿若全心从事几何的研究……他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几何学家，但他的头脑不适宜哲学”。惠更斯与霍布斯意见相同，认为笛卡儿以玄学的网织出了一篇传奇。
经过三个世纪的讨论，现在指出这个勇猛的第一个近代哲学“体系”的弱点并非难事。笛卡儿将哲学简化为几何形式的观念，使他不幸采用了演绎法，其中虽然有实验，却太冒险地依赖他自己的推理本领，以一个观念的清楚、明晰、生动直接程度来考验它的真实性是自取灭亡。因为在这个基础上，谁敢否定太阳绕地球而转动呢？说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对完美而无限的生命具有清楚、明晰的概念（我们有吗？），又说那个清楚、明晰的概念可靠是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这是和笛卡儿推理行星轨道为环形一样可疑。这个哲学与它摒弃的中古经院哲学观念一样漏洞百出。蒙田的怀疑比笛卡儿更基本、更持久，后者只不过把传统的谬论除去，以容纳自己的谬论而已。
即或如此，他的科学论点中仍有足够使他畏惧宗教迫害的内容（如果玄学中没有的话）。虽然他宣讲正统的信仰，他的宇宙机械论仍使神迹和自由意志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听说伽利略被判刑（1633年6月），立即放下他的《宇宙论》（Le Monde），书中他本来计划连贯他所有科学作品和成果的。他悲哀地写信给梅赛纳：
这件事给予我强烈的影响，使我几乎决定烧毁所有原稿，至少也不再展示给别人看……如果它（地球转动）是假的，我哲学中所有的原理（世界机械论）也将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互相支持着……但我绝不出版任何使教会不满的作品。
他死后，《宇宙论》只有少数片断被公布出来。
攻击不是来自（在他活着的时候）罗马教会，而且来自乌得勒支大学和莱登大学的加尔文教派神学家。他们认为，他维护自由意志对宿命论而言是危险的邪说，也以为他的机械宇宙论距离无神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宇宙只需要上帝最初的一推就可以自己进展，那么上帝失去那个创始力只是时间问题。1641年，一位乌得勒支教授采用笛卡儿体系时，该校校长吉斯伯特·伏蒂斯（Gisbert Voetius）说服该城官员禁止这种新哲学。笛卡儿回击伏蒂斯，伏蒂斯尖酸回辩又被笛卡儿举证反驳。法官宣召这位哲学家去见他们（1643年）。他拒绝前往。判决对他不利，他在海牙的朋友们居间调停，法官们仅发布禁令，不准继续攻击或维护笛卡儿的概念。
他得到伊丽莎白公主友谊的慰藉，她当时正与她的母亲，波希米亚废后伊丽莎白女选帝侯住在海牙。《方法论》出现的时候（1637年），公主只有19岁，她阅读它时惊喜于哲学竟会如此易懂。笛卡儿遇见她后，也喜见形而上学竟能如此美丽。他以一席迷人的奉承语向她献上《哲学原理》。她后来在威斯特伐利亚担任修院院长度过一生（1680年）。
笛卡儿现在在荷兰不像以前那么快乐，常常拜访法国（1644年、1647年、1648年）。路易十四的新政府给了他一笔年金，激发了他的爱国心（1646年）。他争取到一个行政职位，但内战把他吓回荷兰。1649年2月，他收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邀请，要他前去教授哲学。他迟疑着，但是终被她的来信吸引，信中以优美的法文表达她的心灵已为哲学“喜悦”深深倾倒。她派了一位舰队司令劝诱他，又派了一艘军舰去接他。他屈服了，9月，从阿姆斯特丹航向斯德哥尔摩。
他受到极好的礼遇，但在得知女王每星期要上课3次，而且总是在早上5点钟时，他吓坏了——笛卡儿素有迟起的习惯。两个月来他遵守皇家时间表，穿过冬天黎明的深雪，从房间走到女王的图书馆。1650年2月1日，他患了感冒，后来变成肺炎。2月11日逝世，死前他曾接受天主教的临终仪式。
他的座右铭是“隐藏得好的人也活得好”，但他死前很多年就已赢得国际声名了。大学摒弃他的哲学，神职人员在他的虔诚中嗅出异端的气息，但科学家为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而鼓掌，巴黎的时髦人士也很欣赏他以简易、动人的法文写的作品。莫里哀嘲笑那些在沙龙中传播旋涡，却“不能忍受真空的博学女子”。耶稣会士至今还容忍他们这位杰出的学生，甚至平息了一位会内人士对他的攻击，但1640年以后他们撤回他们的保护，1663年他们协助将他的作品列入禁书目录。波舒哀和费内隆欢迎笛卡儿有关基本基督教信仰的证明，却认为诉诸理性对信念会产生危险。帕斯卡指责依靠理性就像随风飘荡的芦苇。
正是这种笛卡儿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激发了欧洲的心灵。封特内勒总结道：“是笛卡儿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比他哲学本身更令人佩服的推理方法，根据他教给我们的法则，他的哲学倒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或甚为可疑的。”笛卡儿式怀疑对法国——泛指欧洲大陆——的贡献可媲美培根对英国的贡献。它使哲学免于时间的束缚，勇敢地航向大海，即使它在笛卡儿作品中很快又回到安全而熟悉的港口，理性并未得到立即的胜利。在法国最辉煌的路易十四时代，传统和圣经仍然把持一切。那是帕斯卡和波舒哀的时代，而不是笛卡儿继承人的时代。当时荷兰正是斯宾诺莎和贝尔的年代，英国则是霍布斯和洛克的天下。种子正在萌芽了。
笛卡儿的作品对法国文学和艺术很有影响。他的文体是清新的改革，他的哲学对一切人开放，很少哲学家能用如此迷人的亲切手法来表达思想，描述理性的历险就像弗洛伊萨特（Froissart）描写骑士丰功伟绩一样生动。简洁可读的《方法论》不仅是法国散文的杰作，它在语言与概念方面都为法国古典时代——在文学与艺术的定则、智慧与节制，为礼仪和演说——立下典范。它强调法式心灵适宜的清楚、明晰的概念。它的擢升理性成为古典体裁的首要原则：
爱理性吧；让你的作品
单由其中获得光辉与价值。
200年来法国戏剧成为理性的修辞，与情感的狂烈竞争着。也许法国诗歌受到笛卡儿的伤害：他的语气和机械论，使想象力和情感少有容身的余地。在他之后，拉伯雷沸腾的混乱，蒙田不拘形式的闲谈，甚至宗教战争猛烈的紊乱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乃依的理性论，拉辛的严谨统一，波舒哀合乎逻辑的虔诚及路易十四王朝与宫廷的法律、秩序、形式和礼仪。笛卡儿曾漫不经心地参与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国哲学与生活方式。
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也许大于康德以前的任何近代思想家。马勒伯朗士是他的分支。斯宾诺莎自己学习笛卡儿逻辑，阐述时发现了它的弱点。他在自传式的片断作品《谈改进了解》中模仿《方法论》，在《伦理学》中采用哲学的几何理想，他“人性枷锁”的讨论是基于笛卡儿的《心灵的激情》。自伯克利到费希特的近代哲学理想主义传说，就是起源于笛卡儿强调思想是我们直接得知的唯一实体，正如经验主义的传统由霍布斯传到斯宾塞一般。但笛卡儿也提出了理想主义的解药——一个完全机械式的客观世界的概念。他试图从机械角度来了解有机和无机作用，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一个很冒险却很有成果的原动力。他对感觉、想象、记忆与意志所做的机械分析，成为近代心理学的主要来源。17世纪后，法国与笛卡儿一同支持正统，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他有条理的疑惑、他对理性的信任及他使用物理和化学的同类名词来注释所有动物的生命，而找到丰富的基础。这位法国人的骄傲，也由于他对法国心灵的丰厚影响，而得到合理的辩护。
理性和信仰的“大辩论”渐以有意识的形态出现，但它的近代史才开始。回望1558年至1648年的90年间，从伊丽莎白到黎塞留，从莎士比亚到笛卡儿，我们看出这个引人的论点仍然局限在基督教的范围中，局限在以《圣经》为“圣道”的各种宗教信念中。只有少数零零散散的声音，暗示基督教本身也应该接受考验，暗示哲学应该很快摒除所有超自然信仰的形式。
这些冲突初步发生后，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高高在上，宗教裁判所仍然散播着它的恐怖与阴影。在意大利，古老的宗教采取更具人性的形式，以艺术美化生命，以希望滋润死亡。法国妥协了，基督教信仰在人民之间仍然很有力、受欢迎，无论天主教徒或法国胡格诺教徒都不例外；上层阶级则以怀疑为乐，把虔诚延到死亡前夕。尼德兰呈现理性的妥协，南方省份仍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则在北方得到胜利。在德国，新教受了一位法国主教的拯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则维持他们原有的忠诚，而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再度成为教皇的辖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教成为国家的法律，但瑞典女王宁肯选择罗马的教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建议联合罗马教规与国家自由，但英国新教分成许多宗派，表现了它的活力，也将它的生命孤注一掷。
在种种军队与教条的倾轧中，科学正努力减轻迷信与恐惧。它发明或改进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它设计对数和小数系统，改革历法，发展解析几何。它已幻想要把一切现实化为代数方程式。蒂丘·布拉赫曾耐心地重复观察，使开普勒得以确立行星运转的法则，启迪了牛顿宇宙法则的看法。伽利略正以始无前例的大型望远镜显示了新的、更大的世界，也在宗教裁判所的大厅中演出了科学、神学之间戏剧化冲突的一幕。哲学方面，布鲁诺企图以哥白尼的名词重新孕育神祇和宇宙，终于使自己活活被烧死；培根召唤智者从事科学，为后来的世纪写出它工作的范畴；而笛卡儿怀着他对宇宙的疑惑，正给予“理性时代”另一个方针。道德与礼仪也由于信仰的变迁而定型。文学受到这个冲突的感动，哲学家的概念也在马洛、莎士比亚及约翰·多恩的诗中发出回响。与正在兴起、散播、激发、改变欧洲甚至世界心灵的信仰与理性之争比起来，所有敌对国家的战争与革命，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伊
莱斯特伯爵是英格兰女王伊丽
上 伊丽莎白
下 加尔文
伊丽莎白一世在议会主持会议
英国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
上 莎士比亚
下 1569年，
上左 苏格兰女
下 《萨默塞
英国法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培根
上 《英国国王查
下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他的家人。
《查理一世马上图》（凡·戴
《大卫》（贝尔尼尼，1623年）
《罗耀拉的奇迹》。罗耀拉是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西班
菲利普三世在位期间，对西欧
菲利普三世时期，莱玛公爵促
菲利普四世野心勃勃地企图恢
上 西班牙首
下 在扩张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女玛
《宫娥》（委拉斯开兹
《奥加兹伯爵的葬礼》（埃尔
《圣马丁和乞丐》（埃尔·格
《圣母和圣子》（牟里罗
上 1573年，土伊勒里宫
《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
上 法国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
下 黎塞留又被称为红衣主教
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一法国国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上 蒙田的随笔反映出那个时
下 《骗子》（拉·图尔
《玛格达伦玛利亚的忏悔
《普桑自画像》。普桑是巴洛
上 尼德兰的反抗斗争中，新
上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奥伦奇
下 1651年，尼德兰总议
上 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亨
下 约翰·维特是共和国内政
上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
下 与经济繁荣配合的是尼德
上 《愉快的伙伴》（哈尔斯
下 《微笑骑士》（哈尔斯
上 《伦勃朗自画像
下 《夜巡》（伦勃朗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上 1632年的吕岑战役
下 俄国沙皇、罗曼诺夫王朝
基督教国家联军对奥斯曼帝国
上 一幅表现“三十年战争
下 《屠杀婴儿》（普桑
上 《庆祝
下 丹麦天文学家蒂丘·布拉
上 因为空间不够，蒂丘又在
下 蒂丘所作的天文观测可能
1660年版的《和谐大宇宙
上 把地球看成是宇宙中心的
下 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模型
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几项
《生病的小孩》。科学在进步
牙医正在给一位女子检查牙齿
上 炼金术士的实验室
下 正在工作的炼金术士。制
鲁本斯的《四哲人》。17世
上左 荷兰人文主义者格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