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意大利
（1564—1648）

神奇的长靴

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双重风暴后，意大利在普遍的贫穷、宗教的慰藉与和平的粉饰之下，日渐臣服于西班牙。根据《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1559年），萨伏伊公国割让给埃马努埃尔·菲力伯（Emmanuel Philibert）。热那亚、卢卡、威尼斯及圣·马力诺仍以独立共和国存在。曼图亚依然归顺贡萨加公爵，费拉拉归顺艾斯坦斯，帕尔马则归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美第奇家族统治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比萨、阿雷佐、锡耶纳，但他们的港口全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上述胜利使西班牙统治了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包括西西里岛与整个意大利教皇国的南部。这些由地中海横过半岛中部至亚得里亚海的地域，一向在教皇的统治之下，现在全被西班牙的势力包围。

西班牙势力并非军事侵略性的，除米兰和那不勒斯外，它不干涉诸王国的内政。但对商业的厌恶与对自由知识的畏惧，使意大利人的生活笼罩着一片阴影。与东方和美洲的贸易，现在已转移到西班牙人手里，这些财富曾支持了文艺复兴，现在则充裕了西班牙、英国、荷兰的文化勃兴。由于宗教改革，教皇的税收减低，意大利受创至深。富有忍耐性的农民继续努力不懈并热切地祈祷，无数的教士祈求，商人们失去社会地位和财富，贵族们则沉迷于对名衔的追求与奢侈的享受。

虽然处于政治大混乱，意大利产生了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除此还有：布鲁诺的冒险与预言哲学；杰出的雕刻家贝尔尼尼；闻名遐迩的作曲家蒙特威尔第；最勇敢的传教士们；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托尔夸托·塔索；在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罗马的艺术学院，仅次于富裕的荷兰。就文化成就来说，意大利始终是首屈一指的。

·阿尔卑斯山麓

在埃马努埃尔·菲力伯的英明领导下，同时在女王——法国与萨伏伊的玛格丽特对文学与艺术的鼓励之下，都灵成为一个主要的首府。米兰虽然隶属他国，仍不失其灿烂辉煌。伊夫林形容其1643年的情形是“欧洲最庄严的大都市之一，有100间教堂、70所修道院、4万居民、奢华的皇宫、杰出的艺术家”。1573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洛伦佐·马焦雷长方形会堂的内部，米兰的大主教卡罗·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委任马丁诺·巴希（Martino Bassi）依照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庄严的拜占庭式风格重修其内部。卡罗的侄儿，枢机主教费得里戈·博罗梅奥（Federigo Borromeo）兴建了安布罗西亚诺宫（1609年），并在其内建立著名的安布罗西亚诺图书馆。布雷拉（Brera）的宫廷在1615年原为一所耶稣会书院，从1776年起成为贝拉·阿蒂（Belle Arti）艺术学院的发源地，1809年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布雷拉画廊的发源地。它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惨遭蹂躏，现今已得到恢复。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最显赫的米兰绘画家族——普罗卡奇尼（Procaccini）和克雷斯皮（Crespi）的精美杰作。

热那亚——最安宁的公主，依然在她富丽堂皇的宫殿式的山上，骄傲地眺望地中海内散布的热那亚船只。这个商业共和国虽已失去在东方的特权而转属土耳其，一部分与东方的贸易也被大西洋国家接收，但她的大海堤赐予她一个优良港口，使之继续保持意大利的首要海港。很多商业巨子都在意大利立足，并创建他们富有的家庭。伊夫林认为由鲁本斯设计，面对辉煌大理石皇宫的那条新街（Strada Nova），“远胜于欧洲任何一处”。大部分优美的建筑，都是由加利亚佐·阿莱西（Galeazzo Alessi）和他的学生们设计的，以其艺术的画廊、堂皇的阶梯、画板或壁画和豪华的家具而著称——“全部桌子与床架都用巨大银块铸成。”热那亚的商业泰斗都精于以血汗换取金银。1587年，吉亚科莫·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建起桑蒂西马·阿农齐亚塔（Santissima Annunziata）这个长方形建筑物，其凹槽、精美无瑕的讲坛、华丽壮观的拱形圆屋顶，为热那亚人虔诚奉主的骄傲证明。这些及其他许多热那亚教堂和宫殿不幸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由于佛罗伦萨在文学、学术、科学及艺术上的兴盛，迟至瓦萨里时，仍被称为意大利的雅典。万事皆蒸蒸日上，唯独贞操例外。在大公爵弗朗西斯科一世时代，庞大的美第奇家族完全沉沦为放纵与通奸的巢穴。枢机主教斐迪南·美第奇辞去其神圣职位而变成大公爵斐迪南一世，在位22年（1587—1609年）。他使托斯卡纳处于公正与进步的统治之下，借助开发里窝那（Livorno）为自由港口，对所有贸易商与信仰开放，以扩展托斯卡纳的商业，借助本身的道德恢复人民的道德意识。他的继位者科西莫二世，即斐迪南二世，以经济援助伽利略著称。巴尔托洛梅奥·亚曼那第为佛罗伦萨城内的皮萨·德拉·希格诺里亚雕刻了伟大的海神喷水池，又在卢卡设计了杜卡尔宫。乔凡尼·博洛尼亚在1583年完成了现今竖立在洛基亚·兰齐的《萨宾人的劫掠》和亨利四世的雕像，这是科西莫二世献给玛丽亚·美第奇用来装饰在巴黎的新桥（Pont Neuf）。阿洛里·亚历山德罗及其子克里斯多芬诺继续色彩奇妙的佛罗伦萨绘画，而彼得罗·科尔托纳在比蒂宫（Pitti Palace）天花板上的壁画，则描绘了科西莫一世的美德。

这一时期，帕尔马有一位极负声望的公爵法尔内塞，由于终日在荷兰率领西班牙军队作战，以致从未善尽君王之职。帕尔马大学在他儿子拉努乔（Ranuccio）的管理下，在欧洲颇享盛名。1618年，阿略奥第（Aleotti）建立法尔内塞剧院，这个半圆形剧场足可容纳7000名观众。在今天的意大利，仅有其师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场可与之媲美。

曼图亚现正迈进兴盛时期，重振伊莎贝拉时的光荣岁月。蓬勃的纺织工业使曼图亚的布匹声名远播，甚至可以和英国、法国媲美。自1328年贡萨加统治公国以来，他的宫廷人才辈出。公爵文森佐一世（Vincenzo Ⅰ）再次具体地呈现一位文艺复兴时代君子的特质：英俊、庄重；快乐的鲁本斯与忧愁的塔索的赞助人；古代及中国艺术品、音乐器材、佛兰德斯花毡、荷兰郁金香与美女等的收藏家；诗歌与赌博的爱好者，战场上威武无惧，政坛上勇敢无畏，可惜疲于奸淫与战争，于1612年逝世，时年50岁。3个儿子依次登位，最后一位文森佐二世没有后嗣。法国、奥地利与西班牙为决定并控制其继位者，使整个公国陷入战争之中，几乎把曼图亚排出历史之外（1628—1631年）。

维罗纳的文化在当时依然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一片懒散现象。在维琴察、帕拉迪奥的古典建筑物正形成一种特殊风格，为英国建筑家雷恩（Wren）追随模仿。文森佐·史卡莫斯（Vicenzo Scamozzi）完成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院，并设计了特里西诺·巴顿（Trissino Barton）宫。史卡莫斯对装饰具有敏锐的鉴别力，几乎凌驾于帕拉迪奥之上，他成为古典主义至巴洛克式之桥。

·威尼斯

亚得里亚海的王后威尼斯，跟古罗马一样，有一段长期而平静的落后时期。她与印度的海上贸易落于葡萄牙之手，不久又面临荷兰的竞争。土耳其扩张海上领域，威尼斯首当其冲。她精良的海军与灵活的指挥是当年在莱潘托（1571年）战胜土耳其的主因。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放弃了塞浦路斯，此后她与东方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来往完全受制于土耳其。她勇敢地迎接挑战，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进。在阿勒颇（Aleppo）与来自中亚的旅行队联系，稍微弥补了与东方在海上贸易的衰退。其舰队仍然控制整个亚得里亚海。她也分享了奴隶买卖的利益，至今这种利益仍使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蒙羞。至于其大陆则依靠维琴察、维罗纳、特里雅斯特、特伦特、阿奎利亚、帕多瓦等地经济的繁荣与激增的人口。工业方面，玻璃、丝绸、螺丝及艺术奢侈品始终首屈一指。她的贸易中心班科·里亚尔托（Banco di Rialto）成立于1587年，在许多私人银行倒闭后，集中全国财源以支持威尼斯财政，同时成为纽伦堡、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类似制度的典型。旅行者惊讶于威尼斯建筑、妇女的美貌、街道的整洁及其政府坚强的稳定。

她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法、西两国的权力均衡，唯恐其中某一国会吞并这个弱小的共和国，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晓得亨利四世一直在积极重振历经战争摧残的法国。1616年，西班牙在那不勒斯获胜，欧逊纳（Osuna）公爵与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图谋推翻元老院，并设法使这个共和国成为西班牙的属国。菲利普三世在审慎考虑后，支持这件事，但嘱咐欧逊纳：“切勿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在我认可之下做这件事，要假装你是没有依法行事。”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希格诺里（Signory）在欧洲有最精明的密探，他们破坏阴谋并缉拿国内的阴谋者。一天早上，人民被召去看那些阴谋者被吊死在圣马可广场。死者的眼睛注视着逍遥自在的白鸽。

这个平静而苦修的寡头政府，跟任何教派的人民都有商业来往，并给予宗教自由。它对教皇采取一种不寻常的独立态度。规定教士们要缴税，服从国内法，禁止未经许可建立神龛、修道院及将土地让与罗马教会。由莱昂纳多·多那托（Leonardo Donato）与尼科罗·孔塔里纳（Nicolo Contarini）领导的一群威尼斯政治家，激烈反对教皇延伸其权力于俗事的要求。1605年，卡米罗·博格斯（Camillo Borghese）成为教皇保罗五世，次年多那托被选为总督。多那托任威尼斯驻罗马大使时，两人曾为好友，但现在分别处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相互敌对，这与5世纪前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相似。当时，教皇保罗异常惊异地发现，威尼斯反教士团体的领导者也叫保罗，名为保罗·沙比（Fra Paolo Sarpi），是一位圣母玛利亚教派的修道士。

莫尔门蒂（Molmenti）称：“沙比是威尼斯有史以来最高超的智慧者。”沙比是商人之子，13岁参加塞维特教会，热切追求知识。18岁时，他在曼图亚一个公开辩论会中成功地为318篇论文辩护，被当地公爵任命为宫廷神学家。22岁时，他被任命神职，并成为哲学教授。27岁时，他被选为教会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总主教。他继续研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其他各方面的学问。他发现虹膜的收缩性能。曾经写过一些科学论文，但今天已经失传。他还参加法布里齐奥和波尔塔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波尔塔曾说他未见过比沙比“更有学问或在知识的领域内更敏锐的人”。可能这些凡俗知识伤害了沙比的信仰。他喜欢结交一些新教徒朋友，于是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后来逮捕布鲁诺的同一机构——收到许多控告他的信件。他曾经3次被元老院提名竞选主教，但3次皆遭梵蒂冈拒绝。这些挫折加深了他对罗马的憎恨。

1605年，元老院拘捕两位神父并控以重罪。教皇保罗五世要求将他们两人移交教会的司法管辖之下，并命令废止一切反对新教堂、寺院与各宗教教派的法律。但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婉拒。教皇限定总督、贵族和元老院在27天内答复此事。他们邀请沙比做宗教法规顾问。沙比忠告他们应坚持教廷势力仅限于精神之事，元老院采纳其意见。1606年，教皇将多那托与贵族除籍，停止威尼斯区域内所有神职人员的教权。总督指示威尼斯教士们不必理会禁令并继续行使职权。除耶稣会与圣方济各教派外，他们都遵行总督所示。由于耶稣会会章保证必须服从教皇，全体离开威尼斯，虽然贵族们警告假如他们离开则永远不准回来。当时沙比为回答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立即出版数篇论文，限制教皇的权力，并宣布民众议会比教皇有更高的权力。

教皇保罗五世求助于西班牙与法国，但西班牙一向拒斥教皇的诏书，法国的亨利四世则正对威尼斯表示谢意，派遣一位明智的枢机主教乔伊斯（Joyeuse）至威尼斯，他提出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神父们获释至法国领事那里，后来解送他们至罗马。元老院反对废止那些抗议的法律，但（希望教皇协助反抗土耳其人）答应威尼斯以“惯常的虔敬修敛自己”。教皇悬其责难未决，乔伊斯赦免了被逐籍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教皇保罗五世的要求，性质太过中古化，以致很难很好地施行。”这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处于禁止教权之下。

1607年10月5日，沙比遭刺客暗算，凶手误以为他已命绝随即离去。他恢复健康后，曾说过一句太好以至难以令人信其为真的隽语：“我认识了罗马教会的刻字刀。”刺客们在教皇国得到保护并获得欢呼。此后，沙比安静地隐居在修道院内，每天做弥撒，但写作从不停顿。1619年，在一家伦敦公司的帮助下，他以笔名出版了《特伦特会议的历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是一部控诉特伦特会议的巨册。他以新教徒式的观点叙述宗教改革，又责难宗教会议完全臣服于教皇之下，而使各教派无法妥协。各处的新教徒极力推崇该书，弥尔顿称沙比为“伟大而未戴面具的人”。耶稣会委托一位他们教派内的学者斯福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写一本与之对抗的历史著作（1656—1664年），以揭露沙比的偏见与谬误。不管双方的敌对态度如何，这两本书在搜集与处理原始资料的技术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沙比书中庞大的摘要是后来附加的，滔滔的雄辩构成具有危险性的吸引力。在鼓吹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运动中，当时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

在这个骄横的政府之下，在那些平静与香味弥漫的运河之间，威尼斯继续追求财富与美女，以建筑业讨好基督，以连祷讨好圣母。每星期必有一位圣徒提供理由而为之举行庆典。在瓜尔迪的油画中，我们能看见他们的集体狂欢。在肖像画中，我们又可发现肉欲的放纵、东方式的服装与珠宝的奢华。几乎每一天晚上，都会听到小船里传出的乐声。假如你踏进他们的神奇小舟，船夫便会一言不发地带你到一间房内，里面聚集着许多高等妓女。蒙田跟其他男人一样，没什么偏见，非常惊讶威尼斯妓女的富有与自由。她们缴税给国家，然后获准住她们喜欢的地方、穿她们喜爱的服装。国家保护她们并应付那些违约的主顾。

随着逐渐增多的华丽的教堂、富丽的新皇宫和一座座优雅的桥梁，威尼斯的大运河及其支流一年比一年兴盛。1631年，元老院委托隆盖纳（Longhena）建立一座庄严的圣玛利亚教堂，作为对圣母的奉献，感谢她保佑威尼斯城在经过一次大瘟疫后迅速恢复元气。1588年至1592年，安东尼·庞特以新的里亚尔多桥取代了破旧的木桥，并筑一道90英尺长的大理石单拱桥横跨大运河，两岸商店林立。约1600年，“叹息之桥”高建在道奇宫与圣马可监狱之间的一条运河之上——“一边是皇宫，一边是监狱。”史卡莫斯完成了帕拉迪奥的圣乔治教堂和圣索维诺的维几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圣索维诺和隆盖纳合建了一座与圣马可广场毗连的新行政宫（Procuratie Nuove，1582—1640年），作为威尼斯行政机关的办公处所。大运河沿岸陆续兴建了一些闻名遐迩的宫殿：巴尔比宫、康塔里尼宫和拜伦曾经在1818年住过的摩塞尼哥宫。那些只看见威尼斯皇宫外表的人，无法想象其内部的辉煌奢华：画上壁画或饰以饰板的天花板，绘画或挂着绣帷的墙壁，覆以丝缎的椅子、桌子、柜子全是雕刻的，镶嵌工装饰的小私室及耗时数世纪修建的堂皇阶梯。由数百个家庭组成的一个相互猜疑的寡头政府，坐享商业王国的财富和古老的贵族政治的阶级划分。

当时只有一位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维托里亚（AlessandroVittoria）超群出众，但绘画界里也诞生了两位二流的画家。经过几个时代，帕尔马·维琪奥（Palma Vecchio）把颜料都传给侄孙帕尔马·乔万尼（Palma Giovane），也就是“年轻者”雅可布·帕尔马（Jacopo Palma the Younger），他较其叔祖晚100年逝世。乔凡尼常常漫不经心地速写，因此被贬为颓废派艺术家。不过他有一部分作品，如那幅挂在克罗西费里（Crociferi）教堂的几近伟大的佳作《教皇安那利塔斯》（Pope Anaclytus），莫尔门蒂的字里行间提到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者”：

帕尔马·乔凡尼除了自己的工作外，别无其他目标，即使最深切的痛楚也绝对无法扰乱他。他从艺术作品中找寻痛失二子的安慰，一个儿子死在那不勒斯，一个死于淫乐。他的妻子被抬进坟墓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绘画，以逃避痛苦的折磨。

伯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zzi）的声名跨立这只神奇长靴的顶端。他生长于热那亚，逝于威尼斯（1644年），其生前名画散布每一个画廊。他曾经是圣方济各修会的托钵僧，后来脱去僧衣，但永远除不掉其绰号——卡普奇诺（Cappucino）。历经无数磨难后，他发现威尼斯充满容忍与富庶，便创作出他最卓越的作品。一个例子足以代表：他的《一个圣多明我修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Friar）——那顶高贝雷帽把宽阔的前额衬托得更为分明，紧锁眉头与专心思索的两眼，从他的鼻子和嘴巴可流露其性格，还有一双显露家世的双手。提香也比不上他。这些大师们的弟子在任何一国也可被视为大师。

·从帕多瓦到博洛尼亚

帕多瓦的光荣全在于它的大学。这一时期，哈维在此地求学，伽利略也任教于此。在费拉拉，阿方索二世对自1208年便一直统治公国的埃斯特（Este）家族，丝毫未显松懈。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幅佚名的版画描绘他有力的头颅、权威性的胡子及眼中露出果断与阴郁的才智。他对阻碍他的人毫不留情，但对其他人很仁慈。他对塔索的脾气尽力忍耐，在战场上从不惧怕，征税没有限制。他延续埃斯特家族喜爱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并将这些作品纳入他宫中的文化、光辉及欢乐中。人民必须满足于现状，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他虽已尽全力，前后3个妻子却没有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根据1539年的协定，素为教皇采邑的费拉拉在1598年成为教皇国领土。它的文化史终于结束。

博洛尼亚自1506年以后始终受教皇统治，此时又有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好景。它的一个画派支配意大利两个世纪之久，其影响远及西班牙、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国。一位有钱的屠夫之子洛多维科·卡瑞奇（Lodovico Carracci）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尔马和曼图亚学习艺术之后回返博洛尼亚。丁托列托（Tintoretto）曾警告他说他没有绘画天才，但洛多维科·卡瑞奇觉得勤勉能代替天才，何况他也有天才。他以热诚鼓动了他的两位堂兄弟阿戈斯蒂诺（Agostino）和安尼巴莱（Annibale Carracci）——一个是金匠，一个是裁缝。这两个人到威尼斯和帕尔马研究提香与柯勒乔。回来之后，与洛多维科一起开了“启迪”（Incamminati）学会（为那些初学者）。他们指导艺术的要素、历史及技巧，仔细研究名家，不“固守”任何一位名家的旧风或特性。他们将拉斐尔的女性温柔、柯勒乔的细致有力、米开朗基罗的男性活力、达·芬奇的明暗对比、提香的温暖色调等，表现于一个丰富的形式中。这一个“折中画派”使博洛尼亚媲美罗马，成为意大利的艺术都城。

卡瑞奇家族遗赠的画难以计算，很多现存于博洛尼亚艺术学院，有些存于卢浮宫，但它们无处不在。洛多维科自己的作品最缺乏吸引力，但《报喜》（Annunciation）和《圣乌秀拉的殉道》（Martyrdom of St.Ursula）两幅很出色。阿戈斯蒂诺的代表作是强有力的《圣哲罗姆的圣餐》（Communion of St.Jerome）——这并不能阻止他迎合大家对淫秽绘画的需求。安尼巴莱在这家族中对技巧最有天赋，曾从柯勒乔处学得线条和色彩的精练，那是他的堂兄弟们缺乏的。看看沃夫兹画廊他那幅《女祭司》（Bacchante）中的女性美，比蒂宫中《仙女与半羊神》（The Nymph and the Satyr）完美的女性及保存在德累斯顿宫的《著名的天才》（The Genius of Fame）画中完美的男性。在《基督与撒玛丽亚妇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Woman）一画中，他创作了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人物比得上拉斐尔，风景方面则成为普桑的先驱。

1600年，安尼巴莱和阿戈斯蒂诺接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邀请，到罗马为他宫殿中的画廊作画。他们选了适当的题材，画出《酒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具有荷兰画家鲁本斯作品那种奔放的女性魅力。然后阿戈斯蒂诺前往帕尔马，为别墅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安尼巴莱前往那不勒斯，该城的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展览着他那两幅对比强烈的《圣家》（The Holy Family）与《维纳斯与战神》（Venus and Mars）。这三位堂兄弟，在艺术上向来联结在一起，死时却各分东西：阿戈斯蒂诺死于帕尔马（1602年），安尼巴莱死在罗马（1609年），洛多维科仍然忠于博洛尼亚——最先来临，最后离去（1619年）。

这个新画派训练出几位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其中圭多·雷尼（Guido Reni）在欧洲画家中最受推崇。在他早期受卡瑞奇家族栽培、启蒙之后，臣服于罗马的吸引（1602年），在那里工作了20年，然后回返博洛尼亚，画了不少杰作。虔敬的淫荡和伤感的优雅风格，使那些画成为正统信仰与情欲异端之间颇受欢迎的桥梁。雷尼似乎对宗教很虔诚，以保持圣洁到底闻名。国会博物馆中，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年轻，美得像少女，头发金黄，面色白皙，眼睛是蓝色的。他的代表作是罗马罗斯皮格里奥斯（Rospigliosi）宫中天花板上的壁画《曙光女神》（Aurora）：黎明女神飞过天空，后面跟着壮丽的马群；马车里坐着蓬松乱发的太阳神，由一群面貌体态很可爱的跳舞女孩陪伴着，她们象征一天中的各个小时；还有一位带翼的天使，使异教的激情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雷尼也画其他的神话——卢浮宫中的《海伦的掳掠》（The Rape of Helen），那不勒斯的《金苹果园的苹果》（Apples of the Hesperides），德累斯顿艳丽的《维纳斯与丘比特》（Venus and Cupid）。从《旧约》中他取得题材画了《苏珊娜和长者》（Susannah and the Elders）。但大体说来，他还是满意于一再绘画那些人民及教会均亲切的古老题材，基督与他母亲的故事，批评家责难这些画都是“令人伤感的”，感情夸张。然而，他画使徒画得很好，梵蒂冈的《圣马太》（St.Matthew）即是一例。他还画了圣约瑟壮丽的头颅，而在梵蒂冈的《圣彼得的殉道》（Martyrdom of St.Peter）一画中，他尝试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粗糙的写实风格。重新返回感伤风格之后，他为画廊画了著名的《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画中的圣人安静地让箭射入他完美的形体。在所有杰作中，我们洞见训练良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把这些感伤的尊严与拉斐尔的《斯坦齐》（Stanze）或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天花板做一比较，感动我们的，不是多彩的颜色与滑润的线条，而是雷尼艺术中“神经的失落”。他写道“我愿把天堂中的美给予我要画的形体”时，他的梦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夸口说他有“两百种方式使眼睛仰望天堂”时，他就把秘密完全泄露了。

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追随雷尼立即讨好异教徒与虔诚派的政策，因为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种，这个计划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他比雷尼复杂、谦和而害羞，深爱音乐与妻子。他也在博洛尼亚学习艺术，然后寻找罗马与钱币。他在该地的成功引起他同乡竞争者的嫉妒，他们控告他抄袭。他退隐到博洛尼亚，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召回担任梵蒂冈的首席建筑师与首席画家。运用一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多重变化的技巧，他设计了现已消失的罗马卢多维西（Ludovisi）别墅及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阿尔多布兰蒂尼（Aldobrandini）别墅的一部分。然后移向那不勒斯，开始了大教堂的一连串壁画。不顾那不勒斯画家们给他制造的麻烦，他去世时（1641年）几乎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死时61岁。他最伟大的名画是现存梵蒂冈的《圣哲罗姆的最后圣餐》。以这幅代表作为基础，普桑把多梅尼基诺列为仅次于拉斐尔的画家，我们尊敬这份热诚更甚于这种判断。罗斯金（Ruskin）认为多梅尼基诺“显然不能在任何方面、以任何方法，把任何种类的事情做得很好、很伟大或很正当”。我们既不赞成这种判断，也不赞成这种浮夸的言词。

卡瑞奇家族的三位著名学生中，最后一位被称为圭尔西诺（Guercino）——“斜视眼”——因婴儿时代遇到意外事件，眼睛变形，但是他的母亲叫他巴比埃里（Barbieri）。在他向卡瑞奇家族学画之前，已是画家，曾受卡拉瓦乔男性风格的影响，所以他在艺术方面居于博洛尼亚与罗马之间。他与雷尼一样终生未娶，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在他平静而虔诚的一生中表现着天主教改革的最好特质。他留给后人很多优秀的画，分散于罗马、芝加哥等地。他是博洛尼亚画派中最弱也是最可爱的一员。

“折中画派”的基本理论认为，结合前辈画家不同的特色可以培养出伟大的画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现个性、创出新路往往是天才的特质。但启迪学院传达了一项传统和一种教条，若没有这些，天才会趋向极端与怪异。这个画派的兴盛，部分由于它愿意迎合教会的需要。改革后的教廷和日渐扩展的耶稣会，需要代表基督教故事的新鲜作品和鼓动虔诚与信仰的生动画面。博洛尼亚画家触动了仰慕者情感的每一根琴弦，他们的圣母像和“抹大拉的玛丽亚”像传遍天主教世界。谁能否认人民感激这些启示，或否认为教会提供这些作品的人正是历史上最体现民意的心理学家呢？

·那不勒斯

教皇国很早就合并了福尔利、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等地，乌尔比诺也于1626年并入，佩萨罗则于1631年并入。由此向南经过福贾、巴里、布林底希，到达“神奇长靴”的跟部，经由特伦特、克罗同和雷吉奥·卡拉布里亚到其尖部，再横越斯奇拉到查理蒂丝，经由西西里，向北沿着西海岸到卡普阿，当时都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土，该国自1504年以来素为西班牙的管辖区。整个蔓延的领域里，300万激动的生灵在炙热的贫困中奔波着，只为了供养其辉煌首都的繁华景象。伊夫林曾于1645年到过那不勒斯，并加以描写：

行政首长们都异常贪婪，利用可怜人民的劳力中饱私囊……这座城市的结构以它的大小而论，是当时欧洲最壮丽的：街道极宽，铺得很好，有很多地下管道来排除污物。街道亲切而整洁……它有3000座以上的教堂和修院，无论建筑或装饰都是全意大利最好的。人民大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人性格中的严肃一面，也喜欢好马，街上都是骑在马背上、坐在躺椅或轿中的风流绅士……女人大体上外貌很好，但非常淫荡。

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喜好音乐、罗曼史和虔诚，但是，在歌唱的表面之下，在宗教裁判所的监视之下，异端与革命在酝酿着。哲学家泰莱西奥（Telesio）在这里生活、逝世（1588年）。在靠近那不勒斯的诺拉（Nola）一地，布鲁诺出生了。1598年，康帕内拉参加一次叛乱，志在促使雷吉奥·卡拉布里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计划失败，这位诗人哲学家以后27年的岁月便在监狱里度过。

1647年，那不勒斯因为一次歌剧式的暴动一时阻碍了意大利的农业开发，并陷入骚乱。托玛索·阿涅罗（Tommaso Aniello），俗称马萨尼洛（Masaniello），是一位鱼贩，他太太曾因走私谷类被罚重款。西班牙官员要征水果税作为海军费用时，果农与果贩们予以拒绝，马萨尼洛便号召一次武装暴动。当他闯入总督府要求撤销那笔税时，10万意大利人追随他。受惊吓的总督立刻投降。马萨尼洛当时年仅24岁，成为那不勒斯的主人，统治那不勒斯10天。1500个反对者在独裁狂热中被处以死刑。他要求面包价格降低，一位不依从的面包师被活活放在自己的炉上烤死——但是这段历史是马萨尼洛的敌人写的。据说马萨尼洛穿着金制的衣服，把他卑微的家变成沸腾着权势的宫殿，并乘着华丽的飞艇巡视海湾。7月17日，他被西班牙雇凶暗杀。他支离的身体由其随从们重新组合成整体，给以光荣的葬礼。这场失去领袖的叛变于是告终。

在大主教与总督手下，一种阴郁的艺术仍然存留着。1608年，教会花了100万弗罗林，在圣杰纳罗（San Gennaro）大教堂中建立“宝物堂”卡佩拉·泰索罗（Cappella del Tesoro），作为容纳那不勒斯守护神圣耶纽里（St.Januarius）两小瓶圣血的圣龛。据说那个固态血液两年液化流动一次，使那不勒斯在维苏威火山之下仍昌盛安全。

那不勒斯的绘画一度曾被3位善妒的艺术家科隆齐奥（Corenzio）、卡拉乔洛（Caracciolo）和里贝拉（Ribera）控制，他们决定所有那不勒斯的绘画都要由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完成。他们威胁安尼巴莱·卡瑞奇，迫使他逃回罗马，安尼巴莱在该地竟因烈日下劳苦奔波死去。雷尼前来布置宝库教堂（Chapel of Treasure）时，有人警告他离开那不勒斯，否则将会死亡。他立刻就走了，工作简直就没有开始。两位留下来的助手被放在木船上，从此下落不明。多梅尼基诺来了，虽然作品一再被抹去，仍在这里完成了4幅壁画，然后在里贝拉威胁他之前逃走。他在总督保护的特权下回来，但不久去世，可能是被毒死的。

虽有这些罪恶，里贝拉仍应被视为当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因为他出生于瓦伦西亚（Valencia）附近的泽提瓦（Xátiva，1588年），西班牙承认他是西班牙人。他曾一度向弗朗西斯科·里巴塔（Francisco de Ribalta）学画，但早年时就决心到罗马。在那里，他贫穷而褴褛，抄袭壁画，以捡面包屑为生。后来有一位热爱艺术并感受文艺复兴时代灵感的枢机主教，把他带到自己宫里，供给他住宿、膳食、颜料、衣服。里贝拉勤勉地抄袭梵蒂冈宫中拉斐尔的作品及法尔内塞宫中卡瑞奇家族的作品。然后，这位“小西班牙人”发现他的热情已因舒适而削弱，便跑到帕尔马和摩的纳研究柯勒乔。他回到罗马，和多梅尼基诺发生争执，于是搬到那不勒斯。在那里或罗马，他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那种兽性的体裁使他局限在黑暗的自然主义中，也许他早已从里巴塔学到这种风格。一位有钱的画商迷上了他，愿意把漂亮的女儿嫁给他。一文不名的里贝拉以为这是开玩笑，但重复提起几次之后，他便结婚并发了财。

现在他画了《圣巴托罗缪的劫掠》（The Flaying of St.Bartholomew），血腥场面非常逼真，因此当众展露时，引来一群对血腥比对艺术更有兴趣的观众。总督——阴谋对抗威尼斯的那位欧逊纳——订购这幅图画并找其作者，他简直着迷了，立刻让里贝拉负责整个宫殿的装饰。这位贪心的西班牙人吓走了所有竞争者，后来为宝库教堂作壁画的任务落在他的朋友乔万尼·朗法兰哥（Giovanni Lanfranco）手里。他自己负责圣龛，画出不会燃烧的圣耶纽里在炽热的炉中丝毫无损的情景。

从此，里贝拉在那不勒斯成为绘画界的泰斗。他似乎可以随其意而与拉斐尔与柯勒乔的温柔格调匹敌，却不会落入雷尼与牟里罗的感伤气氛中，更可以借着观念的密度与颜色的深度把卡拉瓦乔的写实主义表现得更有力量。我们只举圣马丁诺教堂与修院中《圣殇》和《哀悼》两幅画为例——“这幅作品表现了一种很庄严的悲痛，在它面前，该世纪所有类似作品都沦入戏中景观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举现存普拉多（Prado）的取材自神话的《阿基米德》作为一例——那样传神地画出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西西里人，正和现在叙拉古（Syracuse）可以发现的老人没有两样。从《圣经》和历史中走出来，步入街道，里贝拉也从日常生活的真实速写中发现了艺术的各种题材。他那幅现存卢浮宫的《赤足男童》（The Barefoot Boy）给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不少指导。

里贝拉的缺点一眼可见——夸张的暴力，酷嗜皱纹和肋骨、渴望血腥。拜伦曾说：

小西班牙人以所有圣者的血，

染红了他的画笔。

他强调暗淡的颜色和阴沉吓坏了我们，也使我们沮丧，但是习惯于西班牙的统治与格调的那不勒斯，立即接受了这种风格。每一个新教堂或修道院争相聘请他，菲利普四世和那不勒斯总督们都是热心的主顾。里贝拉的绘画与蚀刻图画在西班牙比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流传更广——委拉斯开兹在意大利曾两度拜访他。他的家是那不勒斯最精致的建筑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则是棕肤美人的典型。其中一个据说曾被菲利普四世的儿子堂·胡安（Don Juan）拐诱，他把她带到西西里，不久厌倦了她，把她遗弃在巴勒摩（Palermo）修女院。里贝拉悲痛、羞愧欲绝，他以记忆中他失去的玛丽亚·罗莎（Maria Rosa）的形象来画圣母，以求安慰。在她的悲剧发生4年后，里贝拉便逝世了（1652年）。

罗马与教皇

教皇国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首都如今已成为二流的城市，1558年约有4.5万人，西克斯图斯五世时增加到10万（1590年）。蒙田曾在1580年来过，认为此地比巴黎广阔，房子却只有巴黎的1/3。罪犯和妓女（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前）占了人口中相当可观的比例，很多贵族都有常备的打手。贫穷很普遍，但不严重，由于教皇的慈善、宗教仪式及宗教带给人民的抚慰而得到缓冲。古老的贵族大户——奥西尼、科洛纳、萨维里、盖塔尼、基吉等——虽然自视与骄傲不减当年，收入和权力早已衰落。新兴家族——阿尔多布兰第尼、巴尔贝里尼、伯吉斯、法尔内塞、罗斯皮格里奥斯——在财富和影响力上渐渐取得领导地位，他们通常都与教皇有关。教皇的族阀主义再度达到全盛：阿尔多布兰第尼因克莱门特八世，卢多维西因格列高利十五世，巴尔贝里尼因乌尔班八世，伯吉斯因保罗五世，由于他们当选为教皇而得到利益。保罗的侄儿枢机主教伯吉斯，享受双份的圣俸和15万斯库迪的年金，因此投资盖了别墅，建了乡村俱乐部。伯吉斯（1615年）收集丰富的艺术珍品，因受他资助的贝尔尼尼为他雕的大理石像而赢得盛名。很多枢机主教都曾以财富支持文学与艺术。

虽然德国、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大不列颠都落入宗教改革派之手，一连几位强有力的教皇总算帮助罗马教会生存下去。特伦特会议已巩固并增加了教皇对各地宗教议会的主权，年轻而有力的耶稣会——保证并效忠于教皇。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安东尼·贾斯利里（Antonio Ghislieri）于1566年以62岁高龄成为庇护五世。他私生活的圣洁似乎与他追捕异端的严格完全一致。他收回以前对波希米亚天主教以酒与面包接受圣餐的许诺。他将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逐籍，使英国天主教徒不再对她效忠。他怂恿法国的查理九世和凯瑟琳·美第奇对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展开宗教迫害的战争，直到他们受到彻底无情的毁灭。在尼德兰，他支持阿尔瓦的恐怖手段。他倾尽全力支持西班牙的舰队，使它在莱潘托击败土耳其人。他从未发布减轻惩罚的判令，他还鼓励宗教裁判所加强执行教条和处罚。

他同样强迫教职人员改革。不认真留住在教区的主教会被免职；僧侣和修女要完全离开群众；教会人员中的任何恶行都会被查出，并受到惩罚。某些被免职的人抱怨说，他们会死于饥饿。庇护五世回答道，死于饥饿总比失去灵魂好。他任命或提名人员都以其是否合适为前提，从来不徇私、不讲族阀关系。他自己努力不懈，像法官一样，经常长坐数小时，每天睡眠很少超过5个小时，俭朴的私生活给予教职人员很好的榜样。他经常斋戒，袍服下总穿着粗糙的羊毛教士服。他因为严谨而使自己精疲力竭，68岁看起来却像78岁的样子——干瘦，枯槁，眼睛凹陷，头发花白。他虽然几乎不能行走了，还坚持到罗马的7个长方形会堂朝圣，而且大部分路程是步行。他忍受了一个月的痛苦而去世，穿着圣多米尼克修会的僧袍。一位伟大的新教徒历史学家写道：“天主教对教皇很少像对庇护五世那样感激。他无情地迫害异端时，仍能认识改革的需要并坚决实行，使教会重新得到已丧失的敬意。”庇护五世在1712年被封为圣徒。

格列高利十三世以较温和的精神继续改革教会。我们想起他，只记得他是给我们现代历法及用感恩弥撒来庆祝“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品德良好、适度、性格和善的人。他获得圣职之前曾有一个私生子，但是那件小过错已被好色的罗马人原谅。他在慈善方面慷慨大度，在行政方面毫不懈怠。他任命的人员都能赢得新教徒的称赞。蒙田曾在1580年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英俊的老人，有一张威严的脸、长长的白胡子，年龄已经超过78岁，仍然健康、精力充沛……本质温和，很少为世俗事务而兴奋”。

然而，他的事业——财政支援耶稣会学校、镇压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罢黜伊丽莎白——都需要钱。为了筹钱，格列高利命令法律条文应用于教皇领域内的地主和地契之上。很多不应该归于教产的产业因为没有直系继承人或无力支付教皇领地所需的税而被教皇没收了。实际受害或将要受害的人武装起他们的家臣，抵抗征收，并以盗匪行为来报复。贵族后裔如阿方索·庇柯罗米尼（Alfonso Piccolomini）、罗伯托·马拉泰斯塔（Roberto Malatesta）等人则占领城市、控制道路。税款无法征收，黄金不能流入罗马，不久教廷行政陷于混乱。格列高利延迟没收财产，和庇柯罗米尼讲和，在失败的屈辱中死去。

时势造英雄，这次危机造就了费利斯·佩雷蒂（Felice Peretti），他成为西克斯图斯五世（1585—1590年），是那一时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他出生于安科纳附近，那间茅屋糟糕到太阳可以从屋顶照下来。后来他开玩笑说他出生于一间光线良好的房子里。他在蒙塔尔托（Montalto）的一间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求学，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得到神学博士，又因他讲道的雄辩和行政能力而迅速崛起。64岁时他被选为教皇，因为秘密选举教皇的会议发现他有果决的性格，那是恢复教皇国安全与清偿债务所需要的。

他的亲友们伸长了手臂围绕着他，使他无法抗拒。族阀主义又复活了。不过在与他家族无关时，他很固执。他的外表使人无法亲近：矮小、粗野、强壮，前额很大，胡子白白厚厚的，鼻子和耳朵都大，眉毛很粗，眼睛锐利得不发一言就能使敌人安静下来。他鲜红的脸与狂野的脾气相配，巨大的额头暗示了不屈的意志。他很严苛，却颇具幽默感和深刻的机智。他预言亨利四世会击败马耶纳（Mayenne），因为亨利花在床上的时间都比马耶纳花在三餐上的时间少。他自己也睡得很少，工作得很辛苦。

首先他决定要镇压胜利的盗匪。他先加强执行现有的禁令，不准人民携带杀人的武器。在他加冕前一天，4个青年违犯这个命令而被捕，西克斯图斯下令当场将他们吊死。他们的亲属要求饶恕或延期，他回答道：“当我活着，每一个罪犯都必须死。”不久，他们就被处死了。在加冕宴中，他们的尸体挂在圣安杰罗桥附近的一座绞台上。这就是西克斯图斯的就职演说——一种处置犯罪政策的陈述。

教皇命令贵族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他答应原谅并酬赏任何一位盗匪，只要他交出另一位盗匪，死活都行，而这份酬金要由那位被捉盗匪的家人或自治村来付。若有一个盗匪违抗，西克斯图斯就命令他的家人找到他并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替死。乌尔比诺公爵把下了毒的食物放在骡子背上，要赶骡子的人经过盗匪窝，以博取教皇的欢心。盗匪抢下这个包裹，中毒而死。他对宗教职位和社会阶级毫不做特殊考虑，属于“最高家族”的被告一样有罪，毫不仁慈或拖延。教士犯罪照样和其他人一样吊死，不久乡间就布满随风摇摆的尸体。罗马的知识分子说，钉在圣安杰罗桥上的头颅已多于市场摊上的瓜果。人民抱怨教皇野蛮残忍，但大使们告诉他：“道路所通过的任何一片教皇国的土地都充满和平与安定。”这位骄傲的教皇在钱币上铸着“不可亵玩”（Noli me tangere）的铭言。在愤怒中，他下令烧死同性恋的一个教士和一个男孩，并强迫一个年轻女人眼见卖她为娼的母亲被吊死。所有被查出的通奸案都受到死刑的重罚。很多人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的罪行被捕。有一份海报引用圣彼得发抖的景象，说他害怕西克斯图斯会因他在基督被捕时割下马尔修斯（Malchus）的耳朵而判他的罪。

他在疯狂追捕之余仍有时间治理与改革。他中止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对贵族发动的没收之战。他使奥西尼和科洛纳两大世仇联姻而得到和解。他在10群新的、4群旧的“会众”之间分配枢机主教，也在其中分配了罗马教廷的行政权。他下令教职人员研究特伦特会议中的所有改革法规，并要求主教们定期访问、纠正各修道院。与修女通奸则双方都将被处死。他使罗马大学完全复苏。为了适应书本的增加，他任命多米尼克·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为梵蒂冈图书馆设计了一个华丽的新家。他亲自督导“拉丁语《圣经》”的改良版本——《圣经》译成拉丁文的最佳译本，就像詹姆士一世的英译本一样。

他不像他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辈们，对异教艺术的遗迹也予以尊敬，他拆毁塞维鲁斯建的建筑而为圣彼得教堂准备柱子。他建议夷平西西利亚·梅特拉（Caecilia Metella）的坟墓。他威胁说，如果丘比特、阿波罗、密涅瓦等神像不除去，他就拆毁神殿。他准许密涅瓦留下来，但对她的罗马的姓再施洗礼而换名，而且以十字架换下她的矛。他还在图拉真和马可·奥勒留的廊柱之上放置圣彼得与圣保罗的雕像，并依此为廊柱重新命名，以便驱邪。为了进一步象征异教臣属于基督教，他聘了多米尼克把卡里古拉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带回罗马，而将尼禄立在西科斯·阿西莫斯（Circus Maximus）的方尖石碑移到圣彼得广场。这座红花岗岩碑高83英尺，重量超过100万罗马磅。安东尼·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和米开朗基罗等大建筑家都曾声言，移动这座石碑非文艺复兴工程师力所能及。多米尼克和他的兄弟花了一年才完成这件工作（1585—1586年）。巨大的机器用来搬运这座碑铭。800个行过圣礼的人及140匹马拉着44条绳索，每一条都像男人的手臂一样粗，把它高举到新位置上。多米尼克成功了，他成了罗马的英雄。西克斯图斯铸了纪念勋章，并向外国政府致送官方的公告。顶上的圆球被换成一个十字架，里面包含着基督去世的那座“真十字架”。西克斯图斯觉得基督教文明曾一度受文艺复兴干扰，如今已重获势力。

这位不屈不挠的教皇，在他短暂的5年内，重修了世俗的罗马。他重建已废的阿奎·亚历山德里亚（Acqua Alessandria），带来良好的供水系统——供应27个新的喷泉，把它依照自己的名字定名为阿奎·费利斯（Acqua Felice）。他以财政支援湿地的排水，以清新空气。9600英亩的土地得以开发，不过这项事业在他死时被荒弃了。多米尼克在他的吩咐下根据古典的修路计划新建了一些林荫大道。西斯蒂那（Sistina）路被延长为费利斯路。桑塔·玛丽亚·马焦雷（Santa Maria Maggiore）教堂成为几条辐射状通衢的中心。罗马开始具有现代化的雏形。国库已空，为了提供供应各种措施的经费，西克斯图斯只好连生活必需品也抽税，贬低币值，出卖官位，开出年金支票以酬谢别人送给教廷国库的礼物。他很称职、很小心地支配他的资金，死时府库中还留下500万克朗。

他最伟大的事业体现在外交上。他从未放弃重获英、德及联合基督教世界对抗伊斯兰教的希望。他仰慕伊丽莎白的政治手腕，却帮助别人阴谋罢黜她。他答应支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费用，却不信任菲利普的拖延时间，所以很精明地以西班牙军队实际登陆英国为援助的条件。法国是他最大的问题。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本当在1572年被灭除，却在不屈的亨利的领导下进军巴黎。为了天主教，菲利普二世以金钱资助“联盟”以拯救法国——也是为西班牙。西克斯图斯面临抉择，是该让法国成为新教国，或帮助菲利普将法国变成西班牙的属地。然而，为使教廷免受世俗的控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力量的均衡是不可缺少的。1589年，西克斯图斯表示要参加对抗亨利的战争。亨利答应成为天主教徒，西克斯图斯便撤回计划。菲利普以西班牙脱离教廷势力为威胁，一位西班牙耶稣会修士也指责教皇协助异端，而西克斯图斯坚持立场，并欢迎亨利的来使。最后他对亨利的信心得到了证明：法国被挽回依旧效忠教会，继续作为对抗西班牙的均衡力量。

这是他最后的胜利，也许这次的操劳使他精疲力竭。主教、贵族和人民都不悲悼他的死亡（1590年）。主教们曾为他的严苛而退避，贵族曾被迫违反时尚的风俗以遵守法律，人民被抽税已至极限，又被训练成罕有的温驯，如今他们试图拆毁神殿上的西克斯图斯雕像。但在他给予的打击不再疼痛以后，后代终于把他的成就与他的残酷、他的骄傲与他的追求权力平衡了一下。一个理性主义历史学家莱基（Lecky）判定他“在所有曾坐上教皇宝座的诸人中，虽不是最伟大的人，却是最伟大的政治家”。

这段时期，他的后继者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克莱门特八世几乎是一个基督徒。“在过去这么久以来曾坐上罗马教皇坐椅的人中”，胡格诺教徒索利说，他“最没有党派偏见，最具有《四福音书》规范的温和及同情精神”。然而，他不肯对桑西·比阿垂斯（Cenci Beatrice）仁慈（1599年），准许宗教裁判所将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1600年）。乌尔班八世起初在“三十年战争”中帮助西班牙和奥地利，不过，他试图侵吞曼图亚时，因害怕被包围，便把外交策略转向，与法国的黎塞留合作，使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新教军队削弱哈布斯堡王族的势力。受到当时军事精神的传染，他将其统治扩大，相当于一个世俗的君主。他得到乌尔比诺，并重重抽税——对其他州也如此——以金钱支助教皇军队对抗帕尔马公爵。这支军队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他的死又使教皇国陷入“衰败和疲竭的惨境”。一位梵蒂冈使臣说：“简直不可能兴起或恢复。”这位大使错了。教会到处存在着恢复的基本要素，教皇地位再次提高。意大利的平民，以强烈而富于想象的虔诚来安慰亘古以来的艰辛，仍拥挤到他们神圣的殿堂，庄重地参加宗教游行，互相传告神迹，痛苦而狂喜地跪爬到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菲利普·内里（Philip Neri）、塞尔斯的弗朗西斯、维琴特·保尔（Vincent de Paul）等圣人也显露出古老教会的潜力，激起他们虔诚的信仰。耶稣会修士阿洛伊修斯·贡萨加（Aloysius Gonzaga），在罗马为瘟疫病人讲道而去世时，年仅23岁（1591年）。面对新教改革家的攻击，圣人的力劝、米兰的博罗梅奥·圣查理等高级教士的激励，罗马教廷终于放弃它的腐败与俗世化。经过一代代教皇的努力，自我改革运动即使迟缓，至少也在增长中。古老的宗教教团重新茁壮，新教团逐渐增多——出现了司祭祈祷会（1564年）、圣安布罗西教团（1578年）、小牧师团（1588年）、拉扎利司会（1624年）、慈善修女会（1633年）及其他更多的教团。神学院遍设于整个天主教世界，以便训练受过教育的（不行宗教誓约的）世俗僧。天主教传教士远及每一寸非基督教土地，面对艰苦与危险，照顾病人，教育青年，传讲信仰。

耶稣会

·在欧洲

迭戈·雷恩斯（Diego Laynez，1565年）逝世之后，耶稣会选择弗朗西斯科·布乔亚（Francisco Borgia）为总会长，他的性格与事业是当代最热心的。他家庭富有，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的孙子，后来成为甘迪亚公爵、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总督、诸王的朋友。他在1546年加入新教团，把个人财产全部捐出，以一生苦修虔诚被谥封为圣徒。埃韦拉德·墨古利安（Everard Mercurian）继他成为总会长，在历史上未留下事迹，但卡兰迪奥·阿夸维瓦（Clandio Aquaviva）以智慧与圆滑引导此会度过了艰苦的34年（1581—1615年），因此很多耶稣会修士都把他列为自罗耀拉（Loyola）以来所有会长中最崇高的一位。当他接掌该会时，大约有5000名耶稣会士，他死时已达1.3万名。

在他指导下，一个耶稣会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拟定成立（1584—1599年）“设计研究会”，这个组织继续到1836年以决定耶稣会大学中研究的程序与方法。（这些学校）招收11岁到14岁的男孩，6年的课程中3年学希腊文、拉丁文和文学，其余3年学习最广义的哲学，包括自然科学、理则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舆论认为这些科目都教得非常好。哲学是经院学派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为人所接受的代替品。生物和现代俗世史，正如当时所有的学校一样，颇被忽略，也许因为动物为求生存而竞争的惨状，和人间几乎不间断的战争史实都违反纯洁的信仰。整体说来，“设计研究会”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很有技巧的妥协。令人惊讶的是，耶稣会士欢迎戏剧的再生。他们翻译、写作并排演剧本，且发觉对学生而言，戏剧是训练演讲与口才的好方法，在舞台安排与布景方面他们走在时代前端。他们用辩论来训练机智和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不鼓励老师和学生思想的独创。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却保守的优秀分子，可以在智慧和行动上领导，但是不被教条中的疑点困扰，且坚信天主教教规。几乎在所有例子中，耶稣会学校都是由世俗的权威人士、教会领袖或有钱的个人所建立或供养，但是耶稣会却有完全的控制权。虽然有几个大学是特别为贵族子弟建立的，大部分（几乎全部）免费对任何有资格的学生开放，无论其贫富。教师们通常都是教团会员，执教方面比新教的教师优良。他们是奉献的，不收报酬的，他们的教士服与苦修使他们具有宗教权威，不必运用恐惧及肉体的惩罚而能维持其纪律。很多新教徒把子弟送往耶稣会大学，希望他们不仅在古典学科方面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道德、礼仪和性格上得到高超的训练。“至于教学法方面，”弗朗西斯·培根写道，“最便捷的规则就是‘请教耶稣会学校’，因为从来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1615年耶稣会有372所学院，1700年增至769所学院以及24所大学，遍及全世界。在天主教的国家中，中学教育几乎完全落入他们手中，使他们在形成国家心智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天平的另一端，他们也对国王们进言。阿夸维瓦禁止他们担任皇家的听告解的神父，也不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然而，就在阿夸维瓦活着的时候，皮埃里·科顿（Pierre Coton）神父曾接受亨利四世的邀请，成为他的宗教导师。后来耶稣会还同意了他们最杰出的学生伏尔泰的看法，认为塑造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塑造该国的国王。到1700年他们已担任了好几百位显贵的告解神父。女人尤其有感于他们良好的仪态以及他们对世界容忍的态度。由于担任重要女人的告解神父，这些聪明的神父便成为重要的人物。

他们坦白宣称他们想与人类打成一片，而不想在修道院中孤立自己，于是他们使道德观念适应俗人根深蒂固的风尚。根据他们的判断，严格的基督教伦理只有隐士和圣人可能实践，人性的本质要求对于完美的规则有缓和的余地。这种伦理教条的调整已有先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完美主义进行修正，犹太法学家也曾使古老的希伯来法律适应都市生活的新情境。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教规中——通常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也如此——耶稣会轻视肉体，但他们了解肉体，所以给予肉体道德上的余地，以免罪人被迫反叛而不再效忠教会。为了减轻基督教规与人类本性之间的紧张，耶稣会和其他神学家发展出是非论——道德规条应用于各种特殊情况的理论。

大体说来，耶稣会在神学上倾向于自由观点。某些人如莱斯神父和卢万的哈姆（Hamel）神父（1585年）等，认为不必尽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及每一规条都是上帝启示的结果。几乎所有耶稣会修士都强调经院哲学的信条，认为俗世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得来的。而不少人如胡安·马里安纳（Juan de Mariana）和布森鲍姆（Busenbaum）等则布道说，人民有权通过合法的代表，罢黜甚至杀死一个“坏”国王，但是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坏”是指异端而言。对民主的强调，可能源于耶稣会修士的欲望，对罗马表示“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效忠，要提高教皇统一、神圣的至高权威。与马丁·路德相反，耶稣会修士提倡努力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解脱，反对强调原罪，而且他们以重新肯定自由意志来补偿圣保罗、圣奥古斯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詹森·科尼利斯（Jansen Cornelis）等人的黑暗宿命论。一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修士卢斯·莫里那（Luis Molina）曾掀起一阵神学狂热，因他力言人类经由自己的意志及努力可以决定他永恒的命运，而人的自由选择可以与神意并行，甚至克服神意。圣多米尼克修会神学家谴责他为异端，耶稣会起而为他辩护。论战愈演愈烈，克莱门特八世下令双方保持冷静（1596年）。

耶稣会较合人情的伦理观，加上他们的基本概念，他们保守的组织及遍布各地的力量，使世俗的天主教教士不欢迎他们，新教派更痛恨他们。博罗梅奥·圣查理教士控诉他们对于有权势的罪人过分宽大。沙比说，如果圣彼得曾受到某位耶稣会告解神父的指导，他可能摒弃基督而仍没有罪。继阿夸维瓦担任耶稣会总会长的马迪奥·维特里斯基（Mutio Vitelleschi）警告他的教团说，该团急于积聚财富已引起广泛的指责。英国的新教牧师，他们承认君主以神权统治国家，而震惊于耶稣会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及在特殊时机可弑君之观念。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指斥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的意见，“世俗的权力……在于人民，除非他们把它赋予某一位君主”。德国新教派攻击耶稣会是“地狱吐出来的魔鬼产物”，有些人要求把他们当作女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1612年波兰出现《秘密检查》（Monita Secreta）一书，其主旨在于秘密指导耶稣会赢得财产和政治权力。这本书到1700年已印行22版。现在几乎仍有人相信那本书，但一般把它归类于聪明的讽刺或无耻的伪造文件。

·在异教区

在天主教人士眼中，耶稣会的错误远超过他们教育方面的功勋以及他们布道的勇气。其他宗教团体也参加了虔诚的传教历险，但是有什么能比得上耶稣会修士在印度、中国（the“Middle Kingdom”）、日本和美洲等地的大胆进取的精神所建立的事业和殉道呢？在印度，莫卧儿（Mogul）皇帝阿克巴（Akbar）邀请一些耶稣会修士到他费特珀·西科里（Fatehpur Sikri）一地的朝廷（1579年）。他好奇而同情地倾听他们的布道，但拒绝放弃他的女眷。一位意大利贵族罗伯托·诺比里（Roberto de’Nobili）进入耶稣会，到印度担任传教士（1605年），学习印度教的教规和教仪，仿效婆罗门（Brahmin）阶级的衣服和规则，在桑斯科里特（Sanskrit）开展工作，使许多人改信基督教。其余耶稣会修士成为瑜伽信徒（Yogis），在低阶层中进行工作。1624年左右，耶稣会传教士横越喜马拉雅山（the Himalayas）进入中国西藏。

早在1549年耶稣会修士便进入日本。到1580年他们宣称有10万人改宗为教徒。1587年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岛屿，1597年他们与圣方济各修会修士同样受到激烈的迫害，教士、僧侣和数千日本基督徒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刽子手宣称这是学自《福音书》的新技巧。1616年左右一组新的耶稣会修士进入日本，并又培育了相当数量的教徒。但是荷兰与英国商人相信耶稣会修士正在为葡萄牙或西班牙贸易铺路，挑拨政府再施迫害，31个教士被处死。到1645年基督教在日本完全绝迹。

到中国传教是一个很富挑战性的冒险，因为中国的皇帝们曾表示要处死任何敢于进入“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曾在别处得知，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哈维尔（Francis Xavier）几乎只看到了他决心传道的中国就死了（1552年）。1557年葡萄牙商人在中国的澳门（Macao）建立了殖民地。有些耶稣会修士在那儿潜心学习中国方言与习惯。最后他们之中有两位：利玛窦（Matteo Ricci）与米切尔·鲁奇里（Michele Ruggieri）进入广东省，带着语言、天文、数学、钟、表、书、地图和器具等装备。该省督军迷上了这些新玩意儿，而利玛窦和鲁奇里改用中国名字与服装，淳朴地生活，辛勤地工作，行为端庄谦和，他们终于获准留下来。利玛窦住在广州，以科学和地理知识使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建立日晷，画出方便而可靠的地图，还做了艰深的天文计算。他写了一本问答教学法，书中引用东方古典经籍来解释与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引导他的朋友们成为基督徒。他因为受到宽容而壮胆，搬到京城郊区（1601年），并送了一座钟给明神宗。当钟停了，而没有中国学者能发动它的时候，“天子”便召请捐赠者。利玛窦前往修钟，并介绍其他的科学器具给这位好奇的统治者。不久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修士便在明朝朝廷奠立基础。这位亲切的皇帝不阻止上层阶级改变信仰。利玛窦死后（1610年），另一位耶稣会修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下了他科学与布道的使命。他改革中国历法，为中国军队造优良的大炮，变成皇帝亲密而忠诚的朋友，穿中国丝袍，住宫殿，玩弄政治手腕，被贬入牢狱，获释后一年内死去。

进入18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擅长科学，放弃了神学的教条主义。他们研究中国古典经籍，被其中的高度智慧所感动。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似乎令人钦佩地引导了道德与社会的安定，孔子思想的确有不少值得崇敬之处。但是其他传教士对罗马宗教裁判所抱怨（1645年）说，耶稣会轻视十字架与教规，说是会吓坏中国人，因他们不习惯于人类杀死神祇的思想。耶稣会修士不以拉丁文而以中文做弥撒，他们允许教徒保留很多当地宗教的仪式。耶稣会传教士担任将军与皇帝的医生、外科医生、商人、放款人以及顾问，得到不少财富。耶稣会修士方面却惊讶于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坚持告诉中国人，基督教是逃避永恒神谴的唯一方法，而他们所崇拜的祖先正在地狱受焚。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下令耶稣会修士禁止教友用肉与酒祭祀祖先。同时耶稣会神父们也向欧洲描述在18世纪时干扰基督教归于正统的中国生活、宗教与思想。

在南美洲，耶稣会修士开办学校、医务中心，努力缓和西班牙主人的野蛮，赢得当地人的尊敬与信赖。他们编纂字典与文法，探勘危险的内部，大量增进地理知识。他们把秘鲁的金鸡纳皮，也就是奎宁，送到欧洲，成为治疟疾的标准药品。而在巴拉圭（Paraguay），他们更建立了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国。

在那儿，在乌拉圭河（Uruguay River）界的南美草原与树林里，在殖民者裹足不前的危险的瀑布之上，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印第安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许可下，他们把耶稣会修士与殖民官员以外的白人都赶走。他们发现居民纯真而友善——“20万个各方面都适合上帝王国的印第安人”。他们学习土著的语言，但不教他们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他们劝阻人民和殖民者来往。他们以慈善、人道与音乐来劝诱人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建立音乐训练学校。他们组织管弦乐队，以所有主要的欧洲乐器演奏各种音乐作品，甚至也演奏意大利歌剧选曲。不久土著就唱弥撒圣剧，保证千个声音的合唱团中听不到一个错误的音符。音乐家组成的乐队领导土著工作与休息，也陪着他们在店铺或田地里工作。基督教的节日以歌唱、舞蹈与运动比赛来庆祝。耶稣会神父谱写喜剧，再教群众演出。

经济与政府完全受耶稣会修士控制。土著在复制欧洲产品方面颇具天赋，连复杂的钟表、精致的花边与乐器都不例外。工作是强迫性的，但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业，闲暇时间则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平均一天工作8小时。耶稣会修士决定工作、睡觉、祈祷和游戏的时间。部分土地归个人所有，大多数是公有财产。公共工作的产品付给政府，部分留下播种或以备荒年之用；部分用来付人头税给西班牙国王；大部分依照需要分配给两万家庭，可能有一部分用来维持150位担任指导员、监工、医生、教师和神父的耶稣会修士，使他们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在耶稣会修士的建议下，皇家的法律禁止他们分享经济利润，要求他们定期清数省内的人数。法律由土著法官与警察执行。惩罚包括鞭笞、下狱和驱逐，但是没有重罚。每一个社区有自己的医院、学院、教堂和为老人与病患所设的机构。那是一个神权的共产国：土著得到食物、安全、和平与有限的文化生活，相对地也接受基督教与训练。

耶稣会修士从哪里得到这个令人注意的政体之概念呢？也许部分来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乌托邦》（Utopia，1516年），部分得自《福音书》，部分也得自他们自己会团的组织，因为会团正是沟通许多独立海洋的岛屿。无论如何这种组织被证明颇受土著欢迎，那是不用武力而用说服所建立的，维持了130年（大约1620—1750年）。当它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其奋死抵抗令侵略者大为震惊，甚至连法国启蒙运动的怀疑论者都大受感动。阿朗贝尔写道：“耶稣会修士仅仅基于他们说服的力量以及政府的宽大措施，以宗教在巴拉圭建立了王朝（？）权威。这个国家的主人啊，他们使治下的人民快乐。”伏尔泰描写这个实验是“人道的胜利”。

由于无法与外界人类隔绝，它终于在灾难中结束。西班牙贸易商指责耶稣会修士从事商业，西班牙殖民者因被逐出可以剥削资源和人力的地区而怀恨在心。奴隶贩子的团体一再攻击耶稣会的殖民地。神父及他们的属民撤离他们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带。攻击愈渐深入，耶稣会修士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许可，用欧洲武器武装土著，后来他们总算挡住了袭击。使这个殖民区更危险的，是欧洲的政治和思想路线，耶稣会修士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断的政治阴谋，与自由思想及反教权主义的兴起，导致18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国家皆驱逐教会。掌葡萄牙统治权的大臣波姆巴尔（Pombal）侯爵尤其积极参与反对耶稣会的运动。1750年他制订一项条约，葡萄牙将位于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的圣萨克拉门托（San Sacramento）殖民地割让给西班牙，换取西班牙较北的土地——包括7个耶稣会殖民区，有3万印第安人。同时有谣言说，这些土地内有金子，由耶稣会修士密藏着。葡萄牙政府下令神父与土著在30天内离开这7个殖民区。耶稣会修士（一名除外）主张顺服，印第安人宁愿抵抗，他们拒斥葡萄牙的攻击整整5年。1755年葡萄牙军队配备了炮兵，数百名印第安人被杀，其余的人逃入森林或投降。耶稣会修士在他们的欧洲长官命令下回返西班牙。马拉托里（Muratori）所称的“欢愉的基督教义”（Cristianesimo Felice）的实验终告结束。

耶稣会传教士在北美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只需要完成这个时代耶稣会活动的透视图就可以了。他们在1572年进入墨西哥，对于迅速把土著变成基督徒的工作也有功劳，但是该事业的主要担子还是由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担任。最后这一派从墨西哥到以其创办者为名的迷人城市，一路上留下可爱的传道与行乞布施的痕迹。很多耶稣会修士为了使印第安人变成基督徒而受酷刑至死。伊萨克·乔格斯（Isaac Jogues）被残伤、奴役然后杀死。布雷伯夫（Jean de Brébeuf）、加布里埃尔·拉利曼特（Gabriel Lalemant）、安东尼·丹尼尔（Anthony Daniel）和其他耶稣会修士在1648年到1649年这两年内被烧死于火刑柱上或入锅煮死。我们也许不同意这些人所教诲的神学，但是我们必须敬仰他们的人道与奉献精神。

意大利的白天与黑夜

“罗马的人民，”蒙田在1581年见到他们时说，“似乎不像法国发达城镇的人那样虔诚，却远比他们注重仪式。”神圣周的仪式包括血淋淋的自我鞭笞的游行、公开宣布逐籍者、展览当年维罗尼卡（Veronica）替基督擦去眉上汗珠的面纱。“在复活节前夕，在圣约翰教堂内，我看见正在展览中的圣保罗和圣彼得的头颅，那上面仍然有肉，有血色和胡须，仿佛还活着一样。”驱邪则有极感人的仪式，也许像群众心理疗法。意大利天主教有意忽略优秀分子的心灵，提供大众一种有利但不受欢迎的律令，包裹在诗、戏剧、象征主义、悲剧净化和希望的外衣中。

蒙田证明道德方面普遍改进，但两性关系仍维持古老的放纵态度。色情文学以往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大城市都可以买到，现在更随处销售。庇护五世把同性恋视为大罪，使罗马贵族少年大为惊恐。8个葡萄牙同性恋者正式结婚，他们被逮捕并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庇护五世也公布法律将妓女逐出教皇领地（1566年）。商人抱怨说这项布告会减少该城人口，教皇容许少数妓女留在隔离区，对有意转换新职业的妇女给予实际上的帮助。西克斯图斯五世征服了盗匪，对娼妓却只赢得了惨淡的、代价极大的胜利，从1586年、1588年和1589年他一再地公布法律即可得知。

因为浪漫的爱情仍是婚姻以外的梦想，婚姻却是资财的结合，教会又禁止离婚，富于幻想的丈夫或妻子便纵情通奸。庇护五世想将其列为大罪。1568年8月25日的一份报告说：“通奸便被判死刑的威胁是可以预期的，因此每个人都会变得很道德，否则便离开这个城市。”庇护五世发了慈悲，改判比较温和的惩罚：一位罗马贵妇被判终身监禁，一位显赫的银行家当众受鞭打，很多违法者则被驱逐出境。

16世纪末，“公开情人”之风从西班牙经过那不勒斯和米兰传来。一位上流阶级的丈夫，准许一位朋友成为他太太的公开情人。显然这个风俗是在西班牙战争频繁、丈夫长期不在家的时期兴起的。这位骑士侍从自起床到上床都侍候这位女士，但在18世纪的意大利，传统并不宽赦这种风俗带来的通奸罪。

虽然有神学的制止，犯罪仍然勃兴。贵族家庭的保镖、公路上的盗匪、地中海的海盗、政治和色情暗杀都很多，保罗·奥西尼像另外一位奥赛罗（指嫉妒的丈夫）一样，把伊莎贝拉·美第奇绞死在她的床上。彼得罗·美第奇也因怀疑妻子不贞而谋杀她。我们已看见约翰·韦珀斯特如何把维多利亚·阿克兰波尼的血腥故事改写成《白色的恶魔》，雪莱则同样改写比阿丽斯·塞西（Beatrice Cenci）的故事。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塞西（Francesco Cenci）是罪恶与兽性的典型。1594年，他被控通奸而受审判，但仅罚款10万斯库迪了事。他的首任妻子在生下12个孩子后去世。他与儿子们吵架，便带着比阿丽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卢克雷齐亚·佩特罗尼离开罗马，搬到通往那不勒斯路上的一座孤堡里。他把她们关在顶楼房间里，待她们非常残酷——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女儿有乱伦关系。比阿丽斯找到方法与看守堡垒的奥利姆皮奥·卡尔韦蒂联络。在比阿丽斯、她的继母、她的兄弟吉亚科莫和伯纳多的教唆和买通下，这位守堡人借着一个职业凶手的帮助，把这位父亲杀死在床上（1598年）。这些密谋者被捕受审，他们辩解因受到无法忍受的折磨。很多市民也请求克莱门特八世从轻发落，他拒绝了。比阿丽斯和佩特罗尼被砍头，吉亚科莫受酷刑至死。

无论如何，道德正在改进，礼仪正在柔化，意大利社会具有法国才能媲美的魅力与优雅。上层阶级的衣服是天鹅绒、缎子和丝料的混合。大约此时，贵族妇女开始修饰她们的面孔、装饰她们的头颅，用西班牙已流行的黑色丝绸“曼迪格里亚”（mantiglia）披在她们的肩上。社会地位高的男人仍穿着高筒袜，但平民和商人与土耳其人衣着相同，穿着长裤。意大利喜剧讽刺矮胖的滑稽人物潘塔罗尼（Pantaleone）的衣着，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老丑角”（Pantaloon）和“裤子”（Pant）这两个词。

在大多数拉丁国家，娱乐相当丰富。罗马在封斋期之前有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依照伊夫林在1645年见到的情形，街上“群涌着妓女、滑稽剧演员和各种乌合之众”。在科索（Corso）有赛马，主角是由从北非伊斯兰国家运来的千里马，没有骑士，但两旁挂有马刺来刺激它们，还有驴子、滑稽剧演员、老人、裸身男人和男孩的赛跑，戏剧在可移动的露天舞台上公演。舞蹈、会话和调情的艺术美化了家庭、花园和街道。意大利人还有不会唱歌的吗？

歌剧的诞生

宗教、爱情、舞蹈、宫廷甚至工作都产生音乐。伊夫林发现意大利乡下人“非常愉快，非常爱好音乐，每一个庄稼汉几乎都弹吉他……而且大都带着提琴到田里去”。每一位公爵都有唱诗班、作曲家、音乐教师等。在费拉拉，一个以“女子音乐会”闻名的女子四重合唱团曾使塔索感动落泪，并写出诗篇。爱情小曲织出了他们婚前的诉怨，表示对女人的崇拜，几乎像对圣母所做的祈祷。弥撒、晚祷、赞美诗、圣歌从一千架风琴上扬起；阉割的男童组成的唱诗班始于约1600年，震撼了教堂。一个新教访客描写天主教的教会音乐“由阉宦和其他稀有的声音唱出，加上琵琶、键琴和古提琴的伴奏，使我们销魂”。僧侣和修女接受合唱团的训练，能感化最野蛮的心灵。安德烈亚·加百利、克劳迪奥·梅鲁罗、安德烈亚的侄儿乔万尼·加百利相继吸引数以千计的人前往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去听他们的风琴演奏、他们的管弦乐和他们的唱诗。吉罗拉莫·费雷斯科保蒂（Girolamo Frescobaldi）在圣彼得教堂弹大风琴时，3万人挤在教堂倾听。他的各种谱曲，因艰难的实验变得复杂，影响了多米尼克·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更为巴赫的协奏发展做了准备工作。

乐器几乎像今天一样复杂。16世纪中，由七弦琴演变而成的提琴开始取代古提琴。最早的伟大提琴制造者加斯帕罗·萨罗和他的学生乔万尼·马吉尼在布雷西亚工作。安德烈亚·阿马蒂似乎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项艺术并带到克雷莫纳，他的儿子们又传下去给瓜奈里和斯特拉第瓦里。这项革新遭到那些比较喜爱古提琴柔软、温和音调的人反对。古提琴、琵琶和提琴竞争了一个世纪，但是阿马蒂找出方法缓和提琴的刺耳，这种新乐器在声乐中日渐重要的女高音帮助下获得无法挑战的地位。

作曲仍是以人的声音为主，不是为乐器而作。这段时期属于一位浪漫人物——维诺莎（Venosa）的君主卡罗·格斯阿尔多（Carlo Gesualdo），他以音乐美化门第，以情歌掩饰谋杀。他出生于那不勒斯（约1560年），成为琵琶名手，娶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女士，因怀疑她通奸而叫人把她和她的爱人杀死，逃到费拉拉，娶了唐娜·埃利奥诺拉（Donna Eleonora），并出版了5本情歌集，其大胆的和谐与升半音的变调，使他从文艺复兴转向现代的多音形式。1600年2月，埃米利奥·卡瓦里埃里（Emilio de’Cavalieri）在罗马圣菲利普教堂的祈祷礼拜室，演出一个半戏剧式的寓言故事，只有象征动作，还有管弦乐、舞蹈、合唱和独唱。这个“第一部圣乐”只比雅各布·佩里（Jacopo Peri）的歌剧《尤利迪丝》（Euridice）早了8个月，并在很多方面很像。30年之后，吉亚科莫·卡利西米（Giacomo Carissimi）谱写圣乐和圣乐歌咏，其单音乐曲影响了歌剧中叙唱部的发展。

很多其他脉络的音乐发展集合而成歌剧。某些中古的神迹剧，在动作之外还加上音乐与歌曲。这些作品如同受难曲。教会就像其他许多艺术的保姆一样，也是歌剧的母亲或保姆。有音乐伴奏的叙唱调在中古后期宫廷中也曾听到过。文艺复兴学者曾指出，部分希腊悲剧曾用乐器伴奏演唱或朗诵。1472年在曼图亚宫廷，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把音乐和戏剧结合在他简短的作品《俄耳甫斯的故事》中，现在那个悲哀的寓言由歌剧开始了它长期的漫游。16世纪宫廷流行的假面剧也为歌剧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也许现代歌剧中的芭蕾、奢侈布景和华丽衣着都是从文艺复兴假面剧动作中舞蹈、彩饰和华服演变而来的。

16世纪末，有一群音乐和文学迷在佛罗伦萨的乔万尼·巴尔蒂（Giovanni Bardi）家中聚会，建议复兴希腊音乐剧，使歌曲脱离沉重的复调音乐、重唱歌曲和烦人语言，恢复他们相信的古典悲剧具有的单音体裁。有一位组员维琴佐·伽利略（Vincenzo Galilei），即天文家伽利略之父，把但丁《神曲》的《地狱》部分配以单音音乐。两位其他组员，诗人奥塔维奥·里努奇尼（Ottavio Rinuccini）和歌唱家佩里为最初的歌剧《达芬尼》（Dafne）谱写了歌词脚本和总乐谱，此歌剧1597年在雅各布·科西（Jacopo Corsi）家中演出。这次演出太精彩了。里努奇尼、佩里和朱利奥·卡契尼（Giulio Caccini）被邀请为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谱词，那是用来庆祝亨利四世与玛丽亚·美第奇在佛罗伦萨（1600年10月6日）的婚礼的。在那里演出的《尤利迪丝》是现在仍存的最古老的歌剧。佩里为他仓促草成的作品的不完美而道歉，并希望“为其他天才打开途径，让他们踏着我的足迹行走，以达到我不曾达到的光荣”。

一位音乐史上的大人物来了。蒙特威尔第在他的故乡克雷莫纳成为名小提琴家。他在22岁（1589年）时被聘为曼图亚公爵的小提琴师，35岁时已是一个唱诗班的老师。批评家热烈指责他的5本重唱曲（1587—1605年）是双重乱调，“破格的变调”，“不合法”谐音变移，破坏对位法的规则。乔万尼·阿图西（Giovanni Artusi）在《现代音乐的缺点》一书中写道：“这些新作曲家似乎只要把完全不相关的音符和单调的不和谐音凑起来产生最大的杂音就满足了。”

为了试验他在佛罗伦萨听到的新形式，蒙特威尔第在曼图亚演出他的第一个歌剧，另一部《奥菲奥》（Orfeo，1607年）以庞大的36人管弦乐团伴奏。音乐和动作比佩里的《尤利迪丝》更进了一步。在蒙特威尔第的第二部歌剧《阿里亚娜》（Arianna，1608年）中，动作更戏剧化、音乐更迷人，全意大利开始唱起久已遗忘的阿里亚德尼的哀歌《让我死吧》。由于他扩大并重组管弦乐，以某一特定的音乐主调来代表每个角色及他歌剧之前的序曲，改良吟诵调和抒情调，又由于音乐与戏剧复杂而亲密的联合，蒙特威尔第在歌剧方面标示了决定性的进步，正像他同代的莎士比亚在戏剧方面做的一样。

1612年，蒙特威尔第搬到威尼斯，担任圣马可教堂的唱诗班老师。他创作了更多重唱曲，却把这种将衰的音乐形式变成滔滔的辩论，使批评家指责他把音乐附属在戏剧之下（正如贝尔尼尼被控将雕刻附属于戏剧之下），蒙特威尔第的作品——正如大多数歌剧——无疑都是音乐的奇作。1637年，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大众化的歌剧院圣卡西亚诺剧院。蒙特威尔第的《阿多尼》（Adone）从1639年演到1640年的狂欢节，他的《阿里亚娜》偶尔也在其他戏院上演。在演出他最后的歌剧《因克罗那齐奥尼·波皮亚》时，意大利很高兴看见蒙特威尔第在75岁高龄仍充满活力。一年后他逝世了，离开了一个由创造性革命所启示并复兴的音乐世界。

文学

即使在这段注定衰微的时期，意大利各方面仍然充满天才，这是最令人惊奇的。在丰富和热诚方面，这是意大利文学史上很有成果的时代。只是时间、空间和知识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对它做公道的评价。

文艺复兴的冲力枯竭以后，意大利学术自然而然地衰微了，人总不能老是继续发掘希腊和罗马。对文学的关注造成了许多研究机构，其组织本身使它们很保守。几乎每一座意大利城市都有一个协会，专注于文学的栽培和诗篇的彼此容忍。西斯卡学会于1572年在佛罗伦萨成立，它编纂语言字典（1612年）并尝试规定文学的体裁和风格，是弗伦奇学会的前身。

意大利历史学家是当时最优秀的。我们已特别提到沙比那本充满感情的《特伦特会议的历史》。枢机主教圭多·本蒂沃利奥（Guido Bentivoglio）对尼德兰的叛变写出了同情的记载。他本来可以有更多成就，但他即将被选为教皇时，死于秘密会议室中，尼奇斯·埃里斯拉斯（Nicius Erythraeus）说他是因隔室的一位枢机主教打鼾，使他连续11夜没睡而死的。枢机主教恺撒·巴罗纽斯（Caesar Baronius）编纂了12卷对开本的巨册教会史《教会年鉴》（Annales Ecclesiastici，1588—1607年），后来的学者将它扩大成38本。兰克（Ranke）说这些书相当缺乏魅力，但爱德华·吉本发觉它们很有用，而且作者也力求其完美。他写道：“我以一种特别的感情爱那个严格、苛刻纠正我错处的人。”法国神学家及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从事这项工作，但在写了800页对开纸的零碎导言后就停止了。

戏院繁荣了，戏剧却没落了。很少有值得纪念的剧本产生，却有不少戏演出，布景奢华，重戏剧技巧，英国的英尼戈·琼斯为之惊叹，也从中学习。意大利演员被全欧陆争聘。在英国，女性角色由男童担任，在意大利则由女人担任。女演员已受崇拜。塔索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来赞美伊莎贝拉·安德雷尼（Isabella Andreini），她不仅是漂亮的演员，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女诗人和好妻子。

这段时期中有两个剧本比较特别，部分原因是它们建立了舞台上的另一个类型——田园戏剧。塔索以他的《阿明塔》（Aminta，1573年）来推动这一形式。乔万尼·巴蒂斯塔·瓜里尼在其《忠实的牧羊女》一剧中，创立了田园剧的古典范例。塔索说：“如果他不曾读《阿明塔》，他就不会超越它。”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指责瓜里尼的剧本太放荡，说它对基督教的损害比路德和加尔文等异端更大。然而，谨慎的研究发现，最漂亮的场面莫过于美丽的科里斯卡将她胸部的两个“苹果”献给没有眼光的塞尔维奥，他是一个猎人，“捉到一个野兽……比天下所有仙女的爱情更令他快乐”。除了塞尔维奥，这出戏就像大多数当时的意大利诗一般，具有一种强烈的肉欲，把一切都融入爱情中。情节发自一个世外桃源，在那个“牛奶是唯一食物的黄金时代”，没有邪恶或悲哀来污染人性，爱情也不受任何责难和束缚。半因《阿明塔》和这个《忠实的牧羊女》，半因蒙特梅尔的作品《狄安娜》、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及弗莱彻的《忠实的牧羊女》，欧洲有阅读能力的一半人口被送往牧场。

克雷欣贝尼（Crescimbeni）列出661位十四行诗人，他们身在16世纪的意大利，很轻易从彼特拉克变化出共鸣诗来。一些当时最好的短诗都是康帕内拉和布鲁诺受哲学之火点燃而即席写成的。亚西山德罗·塔索尼写了意大利名诗之一《被偷的水桶》（La Secchia Rapita）来讽刺彼特拉克、马里尼及塔索的歌颂者和崇拜者。因为该书的牺牲品是一个很有权利的贵族，没有人肯出版，但需求量很大，抄这本书的人以每本8个克朗的价格出售而发财。最后它在法国出版，并走私运入意大利。使意大利读者着迷的，不仅是适当尖锐的指责，还有打断热闹场面的纯诗插曲——优美的恩底弥翁爱情故事。

这个时期只有两位意大利诗人超越了塔索尼—塔索和马里尼。马里尼出生在那不勒斯，接受法学教育，放弃了对诗的追求，一度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曼索侯爵谅解了马里尼抒情诗的放纵，在他宫中给他一个房间，这位青年以敬而远之的态度注视着忧郁、行将衰亡的塔索。因为帮助一位朋友拐走一个女孩，马里尼被关入监牢。获释后，转往罗马，温和的枢机主教阿尔多布兰第尼聘他为私人秘书。这位枢机主教带他到都灵将他交给萨伏伊公爵查理·伊曼纽尔（Charles Emmanuel）。有一段时期，马里尼啜饮着宫廷生活的美酒与酸醋。他捉弄一位诗人对手加斯帕罗·莫托拉（Gasparo Murtola），对方半路伏击他，但未射中，误伤了公爵的仆人。莫托拉被判死刑，马里尼替他求情得允，赢得对手最诚挚的感激。马里尼的讽刺因涉及严重的人身攻击而被下狱，他便接受玛丽亚·美第奇的邀请去装饰她巴黎的宫廷（1615年）。她家臣中的意大利人欢迎他，视之为他们在法国的心声。他被奉为偶像，领着丰厚的薪水。绅士和贵妇们为他预付尚未出版的史诗《阿多尼》。其中的这样一份版本到达枢机主教圭多·本蒂沃利奥处，他要马里尼删去诗中色情的段落，我们不知道作者费了多少精力去尝试。《阿多尼》于1623年在巴黎出版，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在意大利风行一时。马里尼回到那不勒斯（1624年），强盗以玫瑰投掷他的座椅，贵族出来护送他，美人从她们的包厢拥向他。一年后他逝世了，时年52岁，正是他财富与名誉的巅峰时期。

《阿多尼》是一篇杰出的诗，即使在一首诗几乎就像歌一样普遍适然的国家也不例外。它的篇幅吓坏了我们——1000页，4.5万行。它的体裁沉溺于卖弄文字的技巧，取悦于在英国的约翰·李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盖瓦拉和露易·贡戈拉。华词藻饰是欧洲普遍的现象。聪明的意大利人对文字有一种近乎肉欲的热情。他用铿锵的对偶、幻想的夸大、艺术化的迂回，甚至灵巧的双关语来玩弄文字。但16世纪的意大利人民，他们本身会因热情的语言而哄堂大笑，却不以这种文字的诡计或骗术为忤。在一部赞美各种性爱——正常的、野兽的、同性的、乱伦的——的史诗中，文字魔术又有什么关系呢？书中有文雅的希腊爱情神话，战神马尔斯、沃尔坎与爱神维纳斯嬉戏，宙斯引诱加尼米德的情节。男性身体的魅力是源源不绝的主题，而触摸的感觉被赞美成男人至乐的惊人泉源。英雄阿多尼斯天生具有女孩的一切美，被女人、男人和野兽追求。维纳斯以她最温和的技巧来追求他，一个盗匪领袖想要他做情妇。最后这位无助的可爱少年被一头野猪怀着色情企图伤了鼠蹊。这样颓废地专注于色情是为了解除或逃避过度的宗教和西班牙人的统治吗？

塔索

许多因素使塔索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544年，他出生于索伦托，那里的海是史诗，天空是抒情诗，山丘便是颂歌。他的父亲伯纳多是一位诗人、朝臣，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企图谋反总督，被逐出那不勒斯王国（1551年），从一个宫廷流浪到另一个宫廷，带着妻儿受着贫困的折磨。塔索的母亲波齐亚·罗茜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托斯卡尼家族，生来仿佛就带有文化的因子。塔索曾在那不勒斯一家耶稣会学校读书。他吞下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苦果，被训练得极度虔诚，使他在崇拜中感受到神学的振奋和一种不可形容的平静。10岁时，他到罗马投奔父亲，两年后他母亲逝世了，他陷入深深的思念和长期的痛苦中。他陪同父亲到乌尔比诺和威尼斯。伯纳多在该地出版了自己的《阿马迪吉》（Amadigi，1560年），把中古传奇改写成诗。

塔索现在正被诗鼓动。他被送往帕多瓦学习法律，但他父亲的楷模比他的箴言更有力量，这个少年不重视法规，却爱上了诗。他久已拜倒于维吉尔的魅力之下。他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曙光，决定用曼图亚卓越而严肃的风格描写阿里奥斯托曾描述过的那些骑士传说。他献上一部12篇的传奇诗《林纳尔多》（Rinaldo）给他的父亲，令他父亲大为惊奇。伯纳多又悲哀又欣喜：他预见一个除了才气外一无所有的诗人的兴盛荣枯，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儿子，年方18岁，其优美又富于想象的诗篇已可媲美当时最好的诗人。伯纳多出版了这本小史诗（1562年），所受的喝彩使他感到温暖，于是准许塔索放弃在帕多瓦的法律课程，转往博洛尼亚学习哲学和文学。在该地，这位少年的天才很是困扰了别人。他写讽刺诗攻击老师，受到诽谤罪控诉的威胁，仓皇地回到帕多瓦。

伯纳多说服了费拉拉的阿方索二世的兄弟，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聘请塔索为秘书（1565年）。这个诗人很高兴加入当时被视为意大利文化最美之花的宫廷。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活跃着音乐、舞蹈、文学、艺术、阴谋和爱情的环境。枢机主教的两位姐妹吸引了塔索的心：卢科雷齐娅高傲、美丽，31岁；莱奥诺拉29岁，是一位很虔诚的病人，她与阿方索公爵的争辩使她成为宫廷的偶像。一些故事，如歌德的戏剧和拜伦的《塔索的哀歌》（Lament of Tasso），描写这位诗人爱上了莱奥诺拉。当然他曾依照风俗献给她一些热情的诗，而她们也给他带来其家族气氛的友谊，但她们另两位长他11岁和9岁的姐姐，除了听他谈话或朗诵外，不曾给过他更温暖的柔情。塔索从未结婚，他只能爱公主，而她们只能为财产而结婚。也许他对自己的权力缺乏自信，并不亚于对自己诗作的自负，他害怕婚姻的义务与限制。

1569年，他的父亲去世，死时一文不名，塔索不得不举债来葬他。一年后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带他到巴黎。塔索发现查理九世与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领袖们非常友善，大为震惊，他公开批评政府结交异端。枢机主教亟须保持国王的好感，因此将这位烦人的秘书送回意大利。塔索永远不原谅他。

阿方索公爵安慰他，把他列为自己的家臣，每年给他年俸，除了要他将当时正着手写的有关第一次十字军的史诗献给公爵外，不负任何责任。这几年算是比较快乐的日子。1573年夏，塔索在宫廷演出了他的田园剧《阿明塔》，因成功而大受鼓励。素以剥削农人为生的费拉拉贵族和贵妇们，看到乡村的幸福——舞台上的——简直兴奋极了，而所有宫廷的绅士也很高兴看见黄金时代的画面，因为当时所有快乐的事物都是合法的、美善的：

哦，可爱的黄金时代！

并非河流鲜奶滚滚，

也非树林淌滴甘露……

仅是徒然而令人喘息的苦痛，错误偶像，

崇拜欺骗，

而荣耀——被惊吓之

粗鄙心灵如是称呼——

犹未蹂躏我们的本质。

也未曾前来侵蚀

温和人类的

甜蜜快乐之乡；

也非其严苛法律，束缚着

自由中孕育的灵魂；

是黄金的法律，

愉快而金黄的法律，

全然自由，全然宜适，

自然的手笔所写：

愉悦人者即为合法。

他写完史诗《耶路撒冷的自由》（Gerusalemme Liberata，1574年）后，那种不寻常的大无畏精神离他而去了。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如果它失败，或如果教会宣判这首史诗为淫逸或异端，他将永远不会快乐。他战战兢兢把手稿送给7位批评家，要他们评断这首诗的情节、人物、文辞和道德。他们对它有很多恶评，他不知道该如何讨好每一个人，于是将诗搁置一旁。这诗一直放了5年没有出版。诗人意识到他写出了一篇杰作，对他的批评家与对生命要求太多了。他坦陈“他无法忍受住在一个贵族们不将他放在第一位，或至少承认他绝对平等的城市里”。这当然是他应得的待遇，但他又说：“希望被朋友崇拜，被仆人服侍，被家属爱抚，被主人尊敬，被诗人歌颂，被所有人认识。”费拉拉有一个党派起而批评他的诗、他的性格和他的要求。他开始梦想在比较和善的宫廷找到更柔软之地。

身心两方面的干扰动摇了他的神经：疟疾，一再的头痛。他父亲流亡累积的打击，他母亲的死，他父亲临死前的穷困，尤有甚者，神学的疑惑——有关地狱、不朽、基督的神圣性——使他的心灵受着罪恶感的折磨，驱使他经常忏悔及与上帝交感。他相信自己经验到黑色（撒旦）魔术的力量。他曾幻见最后审判及上帝驱使恶人进入永恒地狱之火的恐怖景象。他幻想遭受迫害——怀疑他的仆人出卖他的秘密，相信他已受宗教裁判所指责，每天等着被监禁。他是一个难以款待的客人。

阿方索公爵同情他，毕竟当时最伟大的诗是献给他的，而且有半篇是歌颂他的世系。他原谅这个诗人不上朝，并将他送到愉快的贝尔里古阿多（Belriguardo）别墅变换环境和静养。但是，他发觉塔索与弗朗西斯科·美第奇—阿方索公爵最危险的对手与敌人——结交，并希望在佛罗伦萨宫廷被接纳为食客时，他的耐心终于枯竭。1575年11月，诗人离开费拉拉，自称要去罗马参加天主教大赦年的活动。他去了，却在途中两度拜访佛罗伦萨。大公并不喜欢他。弗朗西斯科写信给他的朋友（1576年2月4日）说：“我几乎不知道是否该称他疯子，还是有趣而狡黠的人。”一年后他决定“不要疯人在他的宫廷里”。塔索伤心地回到费拉拉。

他要求阿方索给他史官的职位，阿方索答应了。1577年1月，他在博洛尼亚宗教裁判所出现，承认他曾怀疑天主教信仰。宗教裁判所安慰他，并把他送回来。同年6月，在卢科雷齐娅（埃斯特）的住所，他拔刀砍杀一名他怀疑的仆人。阿方索公爵下令把诗人关在堡垒的房间里，不久释放他，带他到贝尔里古阿多。塔索写道，公爵的行为“仿佛兄弟一般，而不像统治者”。诗人要求将他送往圣方济各修道院，阿方索照令行事，并推荐一种泻药。塔索服从了。到了寺院，他突然疯症发作，指控别人在他的酒里下药。僧侣们要求把他弄走。他被送回公爵堡垒，由专人看守。他逃走了，乔装成农夫，独自步行流荡，越过亚平宁山脉，到索伦托他姐妹科内里亚家中。她以爱心接纳了他。

若不是忧心于他留在费拉拉未出版的伟大诗篇，他本可以在那儿享受简朴而快乐的生活。也许他已长久习惯于朝廷生活，怀念伴随他苦难的舒适环境。他赶到罗马，请求费拉拉大使替他向阿方索说情。公爵送钱照顾他，同意他回来，条件是要他安静，并接受医药治疗。到达费拉拉（1578年）后，他得到宫殿外面的一栋私人公寓，一个仆人侍候他，饮食由公爵家取来。塔索顺从地接受镇静剂和泻药，也继续写些好诗，希望再在宫廷受宠。相反，几乎每个人都将他当作疯子。公爵和公主们都不再容许他到他们面前。最大的侮辱则是阿方索下令把诗人自己的手稿，包括《耶路撒冷的自由》拿走，以免他毁掉。

1578年，塔索再度逃离费拉拉。他到曼图亚、帕多瓦、威尼斯、乌尔比诺、都灵。该地公爵查理·伊曼纽尔以荣耀接待他，并给予他费拉拉所有的舒适生活。但3个月后，这位不得空的诗人，也许是急于重获他的手稿，又请求阿方索让他回去，阿方索同意了。于是，1579年2月，塔索再度住到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的宫中。但阿方索由于渴望子裔，第三度结婚，根本无心享受诗，塔索并未被邀请赴宴。两个星期来他郁郁地忍受冷淡，之后（1579年3月12日）离开枢机主教的宅邸，闯入圭多·本蒂沃利奥的宫殿，公开反对公爵、新公爵夫人和整个朝廷。他跑到卡斯特罗（Castello），坚持要见公爵夫人并取回他的诗稿。公爵下令将他送往附近的圣安娜精神病院。他在那里被关了7年。

他不是完全疯了。他也有正常的时候，那时他可以写诗，也可以接待朋友，蒙田宣称曾拜访过他，几位宫廷贵妇曾来安慰他。有一次，卢科雷齐娅也曾带他到贝尔维德里她的别墅去，但他的狂暴把她吓坏了，她叫人把他送回医院。这个破碎了的心灵，有时幻想听见幽灵的声音，有时幻想看见天上圣灵侵入他的房间，偷走他的诗篇，因而陷入间歇性的恐惧中。

现在他的史诗终于出版了。那些拥有书稿的人听说盗印商抄袭该书，立刻将原稿送给印刷者（1580年）。批评家还是挑毛病，但全意大利极热烈地予以接受。教会当局也称赞它的主题与虔诚。一版接一版地再版，一天就可销售2000本，家庭和宫廷都回响着它的韵律。人们争论塔索应与阿里奥斯托、彼特拉克齐名。伏尔泰对基督教并无偏见，喜欢此诗甚于《伊利亚特》。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听了译为拉丁语的部分诗文，很羡慕费拉拉公爵竟找到一个荷马来使他不朽。

如果我们唤起历史感，便可了解何以全欧洲对第一次十字军的这篇动人描写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它被喝彩，因为是基督教世界长期等待、唯一需要的史诗。塔索开始写此诗时，欧洲正集资建立舰队要与土耳其人在莱潘托会战。写作中大战发生，那一仗打赢了，但土耳其人的迅速恢复正在威胁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首诗完成的时刻，基督教的堡垒罗马正陷于危险。在那样的气氛下，男人和女人读着感人诗句写成的故事，描写布永的戈弗雷，如何在1099年率领一支饱经患难但胜利的基督教军队占据耶路撒冷。

就这样，塔索牢记着，并向维吉尔的“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arma virumque Cano）挑战，骄傲地写道：

我歌颂虔诚的武力和那位队长，他解放了基督的大坟墓。

他请求缪斯在他胸中激起宗教的热情，并将他的诗献给“高贵的阿方索”，因为阿方索将他从命运的狂风中解救出来，并给他一个愉快的避风港。上帝派遣天使加百利前来吩咐戈弗雷勿再拖延，迅速进军耶路撒冷。基督徒接近这个城市时，该城的土耳其总督阿拉丁（Aladin）命令手下将圣母雕像从基督教堂搬到一座清真寺，相信这座偶像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胜利，雕像被基督徒抢回藏起，阿拉丁下令屠杀所有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可爱的少女索菲罗尼亚献出自己为全民牺牲。她谎告阿拉丁说她已偷走并烧毁偶像。他宣判把她烧死在火刑柱上。单恋她的奥林多想要替她死，自承罪过，他们都被判死刑，但被伊斯兰教女英雄克劳林达救走。地狱的神普鲁托召集手下开会，商量击败基督教攻城者的方法。他们选择一个有巫术的大马士革少女阿米达作为工具。里纳尔多和其他骑士被诱入她的魔法花园中，里纳尔多在她怀抱里松弛下来。完美而具有骑士风度又勇敢的基督教骑士坦克雷德仰慕克劳林达的勇气，超越宗教界限而爱上了她。在最生动的一篇诗中，克劳林达乔装与坦克雷德战斗至死，临死前要求他让她改信基督教。戈弗雷派遣军队去寻找里纳尔多和失散的骑士。他们发现了阿米达的城堡，转脸不看池中游泳的“裸美人”，解救了俘虏。阿米达愤怒里纳尔多抛弃她，宣称把自己献给任何杀死他的人。蒂什菲内斯接下这件工作，里纳尔多把他一剑刺穿。阿米达企图自杀，里纳尔多以复苏的爱情打消了她的求死之心。她同意改信基督教，以圣母的词汇向他投降。基督徒登上城墙，屠杀穆斯林军队，并对上帝表示感恩。故事并没有继续到烧尽犹太人那段。

阿里奥斯托曾眷顾骑士的故事，塔索以最完整的严肃手法予以复兴，在其神圣的古典结构之外，加上中古魔术与奇迹。反宗教改革运动一度压抑了热情的意大利人的幽默感，而缺乏幽默感造成了塔索的发疯。不能以太过严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塔索在史诗中表现的是无可置疑的信仰和无法释怀的感伤。他用很多手法来装饰这首诗，因此伽利略把它比喻为古董博物馆，而且在他那份抄本的页边空白处写下了愤怒的批评。模仿是很明显的：荷马的战争场面，维吉尔拜访地狱的描写，阿里奥斯托的桃色事件及维吉尔、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概念和整个诗行。魔术很孩子气，女英雄们很荒谬。《耶路撒冷的自由》可能不会像《伊利亚特》那样壮丽，不会像《奥德赛》那样迷人，也不会像《埃涅阿斯纪》那样高贵，但它像任何史诗一样扣住读者的兴趣，它的体裁附有快乐的转折与和谐的脉络，它的人物栩栩如生，它的事件很技巧地配合中心主题。其中很多场面和事件成为名画的题材，它的诗文和气氛协助构成了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它的诗节赋上音乐，慰藉了威尼斯船夫们疲倦的韵律。

塔索在他偶尔正常的时刻，并不见得从他诗篇的成功里得到多少乐趣，获利则更少。出版家没有给他一文钱。正像大多数作家，1盎司苛责便超过了1镑的称赞。他怕读某些批评家的严厉批评——说他的诗叠句太多，他的爱情场面太富美感，他的穆斯林太令人敬爱，他的女英雄往往太像男人。其他意大利人为他喝彩，说他是维吉尔再生，而且纷纷呼吁让这位罹病的诗人得到更好的治疗。然而，拜访他的人发现他需要小心的照料，而阿方索于百忙之中，已用一个常受冒犯的人可能的最体贴方式处理此事。

这位诗人的情况改善了。1586年7月，贡萨加，曼图亚公爵爵位继承人，答应照顾他。塔索在曼图亚住了一个月，然后转往贝加莫、摩的纳、博洛尼亚、洛雷托、罗马等地，卖诗并讴颂任何一个肯付钱给他的人。他在罗马受到很好的接待，不久又流荡到锡耶纳、佛罗伦萨、曼图亚，再到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曼索侯爵与他为友。他又回到罗马，枢机主教辛齐奥（Cinzio）与阿尔多布兰第尼让他住在他们梵蒂冈宫中的房间（1594年）。他希望回到费拉拉等死，阿方索拒绝他回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定一份年金给他，而且计划加冕他为桂冠诗人。1595年4月，这位病竭的诗人，以51岁的年龄又老又病，不得不被送入罗马的圣奥诺弗里奥（San Onofrio）修道院接受更好的照管。4月25日，他逝世了，口里念着“交在你的手中，上帝”。他生前没有机会戴的桂冠放在他的棺材上。他的遗体被游行行列抬到圣彼得教堂再绕回来，后面跟着罗马教廷人员、贵族和学者。尸体在修道院的教堂焚化，墓志铭很简单：躺在这里的是塔索。他占有的小室成为朝圣的目标，至今仍是如此。

巴洛克的来临（1550—1648）

古典艺术——万神庙和它的横饰带、米隆和波利克里托斯的雕刻、罗马议会堂、《埃涅阿斯纪》，拉斐尔的梵蒂冈作品组、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礼拜堂的人像——曾化混乱为秩序，化复杂为统一，化动为静，化情感为思想，化皂白不分为意味深长，化复杂晦涩为简单清晰，化材料为形式。但是，完美继续太久也会令人生厌。改变对生命、感觉和思想都是必要的。令人刺激的新奇可能只因新奇而显得美丽，直到后来被遗忘的旧形式又在时间的轮盘上转回来，被当作年轻与清新的事物来拥抱。所以文艺复兴把哥特式艺术赶出意大利，嫌它太野蛮，直到后来艺术家与赞助人对美的平衡与令人痉挛的对称厌烦了，且像大教堂的滴水口一般嘲笑着古典的廊柱、轩辕和三角墙，将哥特式的精神送回到巴洛克式（baroque）极不规则而精密的作品中。

古典艺术一心要表现客观、无私、完美。巴洛克式容许有独特性的艺术家，甚至凭他一时的兴致，表现并不真实刻画的题材（如荷兰绘画），而只是虚构的形式造成的情感印象。因此，埃尔·格列柯（El Greco）画的并不是西班牙的人，而是他自己的记忆或心境。牟里罗和圭多·雷尼笔下温暖的圣母并不是他们熟知的受尽折磨的母亲，而是他们意欲表现的虔诚典范。尤有甚者，一个感受过宗教改革的剧震、被罗耀拉、圣特蕾莎、格扎维埃和博罗梅奥·圣查理等人引向新鲜、紧密的宗教情绪的意大利——这个路德之后的意大利，已不再安于古典理想宁静而自负的和平。它违拗地重申它的信仰、展示它的信条、装饰它的神殿，在艺术中注入一股色彩与感觉的新暖流，结构与动作的新变化和无可限量的自由，解除古典规则、限制与线条。艺术变成借装饰而表达的情感，而非把思想浓缩注入的形式。

建筑不再是希腊数学或罗马工程，它是音乐，有时也是歌剧，就像巴黎的歌剧。设计师与建筑师由静态转向流动性与韵律感。他们摒弃静态的对称，采用优美的不平衡与不统一。他们存心雕刻或扭曲廊柱与轩辕。他们厌倦于平坦的表面和沉重的大块。他们中断雕花的嵌线，把三角墙一分为二，在每一转角都陈上雕刻。雕刻家本人也厌倦于完美的肢体、固定的五官、僵直的前身姿势，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态度来安置五官，以不同的方式使眼睛更动人。他们把绘画效果运用于雕刻上、把光与影雕入石头、把动作雕入身体，使脸上表现出思想和情感。画家把纯粹的线条、清晰的光线和无害的严苛留给佩鲁吉诺（Perugino）、柯勒乔和拉斐尔；他们将世界沐浴在色彩之中，如鲁本斯；加上神秘主义，如伦勃朗（Rembrandt）；引向感觉主义，如雷尼；赋予痛苦与狂喜，如埃尔·格列柯。木匠在家具中杂以装饰，金属匠将材料造成古怪或幽默的形式。1568年，耶稣会修士聘请维尼奥拉（Vignola）设计他们设在罗马的教堂耶稣堂。他们要求集中一切艺术来做大量廊柱、雕像、图画及贵金属，不是表现几何图形，而是激励并启发信仰。由于在艺术上意大利仍领导全欧，这种新的装饰、感觉和表达形式不仅传入天主教的西班牙、佛兰德斯和法国，甚至传入新教的德国，并在那里达成了某些最令人欢愉的形式。文学方面也受到巴洛克式的影响，如马里尼、贡戈拉和李利夸张的文字游戏，莎士比亚华美的语言，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歌剧即是巴洛克式的音乐，这种新形式并未赢得普遍的胜利。荷兰人喜欢平静的写实主义甚于巴洛克的刺激。委拉斯开兹最好的作品是古典与写实的。塞万提斯（Cervantes）过了浪漫的一生后，以古典的平衡与宁静写成了《堂吉诃德》（Don Quixote）。高乃依、拉辛和普桑都是非常古典的。但古典作品是不是永远很古典呢？还有任何东西比丑恶的挣扎的“拉奥孔”（Laocon）更巴洛克式（怪异）吗？历史对要将它的流向导入理论模型或逻辑归类的尝试，总是一笑置之。它毁坏了我们一致化的企图，打破了所有的规则。历史本身就是巴洛克式的。

一个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艺术方面始终持续着：教会仍是最活跃、最有效的赞助人。当然也有其他赞助人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皇族和有修养的主教建立私人宫殿，在装饰方面也采用某些异教的主题，所以奥多阿多·法尔内塞要卡瑞奇家族为他画《酒神的胜利》和《爱情的规则》（The Rule of Love）。但是特伦特会议和随之而来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已立下了较严苛的格调，裸体不再在意大利艺术中出现，而虔诚的题材也不再成为肉感的工具。只是罗马艺术家的恳求劝阻了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他才没完全封锁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丹尼尔·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的一切作品。会议维护宗教偶像，对抗胡格诺教派和清教徒的攻击，但它坚持这些表征必须激起崇拜，而不是挑起欲念。而改革派不赞成崇拜圣母和对圣徒的祈祷，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画家与雕刻家再度以粗糙的写实主义表现殉道者的受苦，以有意识的感伤手法表现圣母的故事。教会亟欲去除艺术的异教成分、灌注教条与虔诚、加上意大利政治与经济的挫折，使这个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最后回响。

罗马的艺术

罗马仍是世界的艺术都城。罗马绘画的伟大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没有任何意大利画家可以媲美鲁本斯或伦勃朗，但罗马建筑很繁盛，而贝尔尼尼曾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达一代之久。虽然博洛尼亚曾偷取了绘画的领导地位，那一画派的明星们却前往罗马去做最后的炫耀，瓦萨里也在1572年前来为梵蒂冈的雷古亚厅作壁画。仍为少数人敬爱的画家成为罗马的居民：塔迪奥·朱卡罗、费德里戈·朱卡罗、吉罗拉莫·马兹亚诺、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巴托洛梅奥、多米尼克·费蒂、安德烈亚·萨基。这些人大部分被归为“守旧派画家”——模仿文艺复兴某一位大师风格的艺术家。我们可以把“守旧派”（1550—1600年）列为巴洛克派的第一阶段。

费德里戈·朱卡罗在四个国家传播他的绘画。在佛罗伦萨他完成了瓦萨里在大教堂圆顶开始的壁画，在罗马他画了梵蒂冈的卡佩拉·保利纳（Capella Paolina），在佛兰德斯他设计了一连串漫画，在英国他画了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和玛丽·斯图亚特的肖像，在西班牙他与人共同装饰埃斯科里尔宫（Escorial）。回到罗马，他创立了圣路克学院（The Academy of St.Luke），该校的组织给予雷诺兹（Reynolds）办英国皇家艺术学院（English Royal Academy of Arts）一些灵感。在那一代的意大利画家中，朱卡罗最受欢迎，但是后代比较喜欢克托那。以文艺复兴的各种变化，克托那设计了罗马的巴尔贝里尼和帕费里（Pamfili）宫殿，并在佛罗伦萨的比蒂宫中画了充满巴洛克式古怪人像的壁画。

当时罗马绘画的真正大师是卡拉瓦乔，他具有西里尼亚的精神。他生为一个伦巴底石匠之子，到米兰学习，移居罗马，曾有十余次纷争，在决斗中杀死一个朋友，越狱逃出，奔往马耳他、卡塔尼亚和叙拉古。44岁时（1609年），他由于中暑，死于西西里的海边。其间他几乎把意大利绘画的气氛和技巧做了一次改革。他喜欢光和影的强烈对比，喜欢玩弄某些技巧，以隐藏的火炉照亮一个景象，以光来塑造他的人像，用黑暗的背景烘托出人物，开始了意大利“折中画派”——圭尔西诺、里贝拉和萨尔瓦托·罗沙（Salvator Rosa）的时代。他看不起博洛尼亚画家理想主义的感伤，以近乎野兽式的写实主义震惊当代。他采取宗教题材时，使门徒和圣徒们看起来像船坞上借来的魁梧工人。他的《玩牌者》（Cards Players）使他赢得国际性的名声。他的《音乐家》（Musicians）——三个歌唱家和一个可爱的琵琶手——尘封达3个世纪之久，直到约1935年才在英国北部一家古董店被发掘出来。它以100英镑的价格卖给一位外科医生，后来被纽约万国博物馆以5万美元买去（1952年）。教会通常摒弃卡拉瓦乔的宗教画，认为太粗鄙、不太高尚，如今那些画却是鉴赏家的珍品。鲁本斯很崇拜这位意大利人的《圣母像》（Madonna del Rosario），他在安特卫普的艺术家中聚集了1800基尔德来买它，把它献给圣彼得教堂。《基督的晚餐》（The Supper at Emmaus）不如伦勃朗的作品那样深刻，却是有力的农夫画像。《圣母之死》（The Death of the Virgin）——又是农村景象——是促成建立意大利的自然主义画派及西班牙和尼德兰写实主义画派的名画之一。卡拉瓦乔往往强调狂暴而粗鄙的通俗剧，但历史本身就像雄辩的文体，很少不夸张。这个时代耗尽了为强壮的码头工人而战栗的主题，后来便接受这些被遗忘的人物作为有生气的艺术题材。里贝拉学习卡拉瓦乔暗淡的笔调并与之齐名，伦勃朗捕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暗对照法而青出于蓝，即使19世纪的画家也受到那种暴风雨式的影响。

建筑方面现在已现出巴洛克式的到来与全盛。一个接一个的教皇把信徒心甘情愿的血汗与金钱化为罗马的光荣。庇护四世完成了梵蒂冈宫的贝尔维德里和其他房间。格列高利十三建立了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和奎里纳勒宫殿——此宫在1870年成为国王的住所。西克斯图斯五世最喜爱的建筑家丰塔纳设计了新的拉特兰宫，圣玛丽亚·马吉奥教堂的西斯廷礼拜堂，并在那个礼拜堂中设计了庇护五世的巴洛克式坟墓。同时枢机主教和贵族也为罗马增添了新的宫殿圭斯蒂尼亚、兰切罗蒂、巴尔贝里尼、罗斯皮格里奥西和新的别墅帕费里、伯吉斯、美第奇。破坏也在进行，这段时期庇护五世拆掉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原封不动保留至今的康斯坦丁的浴室。

好的建筑师非常多。有一位波尔塔，他很能干地完成了他老师维尼奥拉未完成的建筑，如耶稣堂的正面建筑、圣彼得教堂的圆顶；他还设计同样巨大壮观的卡佩拉·格雷乔里亚那，并完成了米开朗基罗开始的法尔内塞宫。另外两个华丽的喷泉也是他设计的，为罗马城增添了不少永恒青春的气息。最可爱的喷泉是“乌龟之泉”，是塔迪奥树立在马泰宫前的。马丁诺·伦吉和波尔塔共同借米开朗基罗的速写建立帕拉佐·康塞瓦多里，而他自己也开始了伯吉斯宫殿，后来由费拉米尼奥·庞齐奥为保罗五世完成。丰塔纳奉献出阿基·费利丝和阿基·保利那喷泉，并在圣约翰·拉特兰宫的北面门廊上建立美丽的为天主教特殊祝福仪式而用的走廊。他的侄子卡罗·马德拉继承他担任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师，把米开朗基罗的希腊十字架改为拉丁十字架；改变其整体计划，设计了大神殿的正面，从卡拉卡拉和戴克里先浴室找到了灵感而设计它巨大的正堂。马德拉的门徒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重新建立了圣约翰·拉特兰宫的内部，并开始他的代表作，即华丽的圣安格尼斯教堂，媲美耶稣堂，同为罗马巴洛克艺术的最佳解说。

耶稣教堂是维尼奥拉设计的（1568年），迎合耶稣会对建筑的要求，他们要建筑的壮观能吓住、鼓励并升华崇拜者。这位建筑师与他的继承者设计了一个宽阔的，没有过道，有华美台柱、三角壁、柱头和飞檐的正堂；一个突出的神龛、一个光亮的圆顶，并加上图画、雕像、大理石、银和金的鲜明装饰。1700年，本人也是耶稣会修士的安德烈亚，又建筑了圣伊格那修高贵的坟墓和神龛。耶稣会修士的人生态度与其他天主教教士不同，与清教徒观点也相反，认为艺术应该受世俗感性的磨炼，并欢迎用它来装饰生命与信仰。然而，没有特殊的“耶稣会式”。耶稣教堂是变钝了的巴洛克式，而很多耶稣会教堂，尤其在德国，都是巴洛克式，但是每一个教堂都追随地方性和流行的形式与气氛。

罗马艺术的最终成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留下了大厦的模型，但是西克斯图斯五世即位时只完成了圆顶。圆顶直径138英尺，只有佛罗伦萨的布鲁内尔斯奇敢不用支架就盖上这么大的区域。在波纳洛蒂接手这件工作之前，建筑师和工程师都畏缩不前。出钱的人悲叹说，它一定会花100万杜卡特和10年的时间。西克斯图斯下令这件工作赶快进行，希望他死前能在新的正堂做弥撒。波尔塔负责，以丰塔纳为助手。800人夜以继日工作，只有星期天才休息，1589年3月至1590年5月21日，这位坚强的教皇死前3个月，罗马得到消息：“令他永得荣耀，令其先辈惶愧，我们神圣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已完成圣彼得教堂正殿的圆顶。”

除非从远处观望，否则正堂的效果全被1607年至1614年马德拉修建的巴洛克式正面建筑削弱。教堂本身在1626年全部建完，距离最初设计已174年。1633年，贝尔尼尼以青铜在“圣彼得之墓”和高耸的圣龛铸造灿烂的华盖。这位伟大的雕刻家将通往殿堂的走道以巨大的椭圆柱廊包围起来，使圣彼得教堂成为地球上最壮丽的建筑物之一，因为它的圆顶是现代艺术至高的成就。

贝尔尼尼

乔万尼·洛伦佐·贝尔尼尼在他卓著的一生（1598—1680年）中，集17世纪罗马的多项艺术于一身。从佛罗伦萨籍父亲那里，他学得了雕刻艺术。从他那不勒斯籍的母亲那里，他可能承继了强烈的感情和热心的信仰。1605年，他父亲被召往罗马，参加兴建圣玛利亚·马格古奥雷教堂的工作。“吉安”就在那里，在古典雕塑和耶稣会虔诚的气氛下长大。他为梵蒂冈的安蒂诺厄斯和阿波罗·贝尔维德里而战栗，更被圣伊格那修的“心灵训练”（Spiritual Exercises）深深感动。他也自我训练，直到后来他感受到那种经历过地狱痛苦和耶稣爱的人感到的恐怖与虔敬。他天天听弥撒，两周接受一次圣礼。

他也尝试绘画，甚至画过100幅作品。其中罗马巴尔贝里尼宫中的《圣安德鲁和圣托马斯》（St.Andrew and Thomas）赢得最多赞美，虽然我们可能比较喜欢沃夫兹画廊收藏的自画像——一个专注于忧郁沉思的黝黑、英俊少年。他在建筑方面成就更大。他为玛菲奥·巴尔贝里尼完成了巴尔贝里尼宫。他的赞助人变成教皇乌尔班八世时，贝尔尼尼年仅31岁就被任命为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除了柱廊和圣龛上的罩盖外，在半圆形殿中建立华丽的佩帝大教堂，安置一张信徒们相信是使徒用过的木椅，在椅子周围他雕了四座早期教会教父们的人像，并在整个古怪的结构之上，他以一个胸有成竹者的放肆精神加上了天使雕像。在那附近，他为心爱的乌尔班八世放置了巨大的坟墓。他设计了阳台及许多装饰本堂桥墩的雕像。在本堂顶下，他放了圣朗吉纳斯的纪念雕像，在右边的甬道，他为托斯卡纳的马蒂尔达伯爵夫人立了纪念像。在教堂外面，他以比较高雅的风格重新塑造“皇室楼梯道”，通向梵蒂冈宫廊的圆柱。而在这个“皇室楼梯道”的小亭中，他立了康士坦丁的骑马雕像，它眼望天空接受基督的召唤。这座人像的情绪主义为整个巴洛克时代立下典范。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在圣彼得教堂的圣礼堂内建立一个神龛，它那光辉的大理石和至高的圣礼盒、殿堂、圆屋顶和崇拜中的天使对他而言并未具体表现弥撒中圣餐的神秘。圣彼得教堂之中和四周的全部作品，给一位近代艺术家的深刻印象，是戏剧性的强调和华丽的感官表现。对于贝尔尼尼而言，它似乎是狂喜与可以沟通的信仰的充分表达。

他到处把建筑和雕刻合而为一。他梦想一种艺术能将建筑、雕刻和绘画联合成一个激动的灵魂。在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他把珍贵的大理石——绿色、蓝色和红色——凑起来，并松弛他的装饰幻想而建立了科那罗礼拜堂，具有凹槽台柱和优雅的科林斯式廊柱。在该处他安置了吸引人、最情绪化的雕像之一：圣特蕾莎，跛脚，陷于狂喜的出神状态，有一位令人愉悦的天使正准备用一支燃烧的箭刺穿她的心，象征这位圣徒与基督的结合。圣特蕾莎那似乎没有生命的人像是意大利巴洛克艺术的一大胜利，而那位掷箭的天使是一首石头雕成的歌。

贝尔尼尼也有一些对手。蒙田曾对圣彼得教堂中保罗三世坟墓上吉罗拉莫·德拉·波尔塔所雕的“正义之神”有深刻印象。彼得罗·托里吉亚诺（Pietro Torrigiano）铸造西克斯图斯五世的一座有力而真实的半身像。博罗米尼和贝尔尼尼一样，把雕刻和建筑混合起来，那不勒斯圣·阿波斯多利教堂中枢机主教维拉马里诺的坟墓即是一例。亚历山德罗·阿尔加迪为圣彼得教堂中利奥十一世的坟墓刻了3座人像，可以媲美贝尔尼尼，而在雕刻镶画方面则超过了他，如现存圣彼得教堂的浮雕《教皇利奥一世与阿提拉会晤图》（The Meeting of Popv Leo I and Attila）即为一例。而阿尔加迪在多利亚·帕费里（Doria Pamfili）宫中所刻的英诺森十世的胸像，则比贝尔尼尼的作品更令人满意，几乎与委拉斯开兹的画像一样有力。但在艺术方面的多产、想象力和整体成就而言，这个时代无一人能媲美贝尔尼尼。

他以古怪的喷泉愉悦罗马人：特里多尼，河流喷泉——次要的雕刻家也在这儿刻了4个人像代表多瑙河、尼罗河、恒河和拉布拉他河。英诺森十世从许多温泉建筑计划中选中了贝尔尼尼的，并说：“我们一定不能看他的设计，除非我们准备接受它。”贝尔尼尼建造华丽的墓碑的天才必定曾给他的赞助人一些对死亡的愉快期望。乌尔班八世很长命，亲眼目睹圣彼得教堂中为他遗体预备的坟墓。

枢机主教伯吉斯仿效乌尔班给予贝尔尼尼不少金钱和工作。这位雕刻家为他作了生动的《春神被掳像》（Rape of Proserpine），一座由男性肌肉与女性曲线构成的梦境，大卫向巨人歌利亚投掷弹丸。《阿波罗和黛芬尼》（Apollo and Daphne）是非常理想的男性与女性青春的代表。这些雕像，使贝尔尼尼被人评为“守旧”和富戏剧性的夸张。枢机主教本人也在两座胸像中成为好本质和好格调的化身。更吸引人的是现存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院中的可爱的康斯坦萨·波那雷利像，她是贝尔尼尼助手的妻子。但贝尔尼尼的儿子说，他热烈地迷恋她的肉体之时，便将她铸成石像。

贝尔尼尼表现了巴洛克式的缺失，比其他艺术家犹有过之。他过于明显地诉诸情绪，误以戏院化为戏剧化、漂亮为美、感伤为同情、庞大为壮丽。他将绘画专用的强烈面部表情应用于雕刻。他太过仔细地描写细节，有时便将作品的心理效能降低了。他在人像中很少达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雕刻的那种永恒性的沉静。但雕像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沉静，何以生命的动作、情感和强烈的兴味不能侵入并赋予大理石和青铜以生命呢？使石头感觉和说话是巴洛克雕刻的优点而不是错处。贝尔尼尼观察贺拉斯作品中表现的观念和感触——少女光洁滑嫩的肌肤，少年轻灵的活力，领导者的关心与劳苦，圣徒的虔诚与狂喜。

他被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师几乎达50年之久。1665年，柯尔伯（Colbert）和路易十四建议重建并扩大卢浮宫，他们邀请贝尔尼尼到巴黎担任这项工作。他来了，设计得不聪明，却是太好了——太壮观而不适合法国的口味与钱袋。人们较喜欢克劳德·佩罗简洁的教堂正面建筑。贝尔尼尼失意地回到罗马。1667年，他画了著名的粉笔自画像，现存在温莎宫——白发覆罩在有力的头上，面部因工作而布满线条与瘤节。一度温和的眼睛变得严厉而惊惧，仿佛正在注视着通往荣耀的道路。但他未被打倒，他又花了13年时间修建并雕刻《愤怒》（Con Furia），“心灵迫切，工作果断，激烈暴怒”。他的生命之火终归熄灭时（1680年11月28日），他已超越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弥尔顿在1638年拜访意大利，曾记载说，意大利学者觉得他们那个世纪的光荣已随西班牙的统治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来临而消逝。也许臣属状态与检查制度已损害了意大利的心灵与艺术——虽然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委拉斯开兹等人也在西班牙严苛的宗教裁判所治理下取得辉煌成就，但是结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是一位葡萄牙的水手，而不是一位西班牙将军或一个禁书目录的编者。达·伽马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一条很长的路线，但比曾使意大利富庶的梵蒂冈或热那亚贸易通道还要便宜。葡萄牙和荷兰商业正在取代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英国的纺织品也正在夺取佛罗伦萨人的市场，而宗教改革已切断了德国和英国的金子运往罗马的一半流量。

意大利在没落中仍闪烁照耀。她的艺术已从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巅峰时期倾颓，政治思想也失去马基雅维利时的深度与勇气。从利奥十世到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政治手腕却未见衰落，反而渐行进步了。在科学方面，从达·芬奇到伽利略，在哲学方面从蓬波纳齐到布鲁诺，在音乐歌剧方面从波利希安（Politian）到蒙特威尔第，都显出进步，只有在诗方面，从阿里奥斯托到塔索之间是值得争辩的衰落。同时，像一个乳养子女的母亲，意大利正将她的艺术与音乐、她的科学与哲学、她的诗与散文，越过阿尔卑斯山输往法国和佛兰德斯，越过英伦海峡输往英国，并越过大海输往西班牙。

第二章

西班牙的盛衰
（1556—1665）

西班牙的生活

菲利普二世即位（1556年）统治西班牙时，统有鲁西永、法兰奇·孔特、休达、奥兰、荷兰、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萨丁尼亚、菲律宾群岛、西印度群岛、南美的大部分、部分的北美、中美洲的全部，加上葡萄牙及其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属地；同时是萨伏伊、帕尔马和托斯卡纳等的宗主国，而且是菲利普的叔父斐迪南一世治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国。西班牙拥有一支5万人的陆军，以勇敢善战和训练精良著称，由当时最好的将军们领导。西班牙的海军有船舰140艘，每年的国库收入是当时英国的10倍。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进西班牙港口。这时的西班牙宫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西班牙贵族则是最骄傲的。西班牙语被西班牙境外数以万计的人使用着，而在很多国家中受教育的人皆学习西班牙语，就像在以后的18世纪中他们学习法语一样。西班牙式的建筑点缀在五大洲的各个城市之中。

当时西班牙人口约有800万。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饲养绵羊以生产羊毛，致使农业萎缩。约1560年，仅托莱多一地即有5万家纺织工厂。殖民地人们的需要，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塞维利亚成为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由殖民地送进母国的，则是黄金和白银。贵金属的内流促使物价疯狂上涨——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在16世纪物价上涨了500%。大部分工业由摩尔人操纵——表面上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家务则大部分委由从非洲或在对抗“异教徒”战争中俘虏为奴隶的人担任。西班牙平民鄙视劳动，但对少许的劳动则带有哲学意味的满足。他们睡在小茅屋中，曝日取暖，乱弹着吉他，哀伤着美丽的匮乏，似乎这样比摩尔人或奴隶们那样流汗更好。1609年驱逐摩尔人，是造成西班牙工业衰退期间西班牙产品价格高涨的原因之一。

1492年驱逐犹太人，曾在西班牙商业和财政结构上造成一个真空状态。热那亚人和荷兰人成为西班牙国外商业的主要承运者。大公统治下的西班牙，在外交和战争上远较在经济事务上熟练，其财富的增加依靠黄金的进口。有一段时期，人们仍很贫穷，政府却较前富有，大多数黄金被用于战争，或被承运西班牙商业的外国商人赚走，直到政府几乎变得和人民同样贫困。西班牙一再拒付它的债务，或用强力使旧债变成新的债款。就是这些财政危机迫使她于1559年停止与亨利二世、1598年停止与亨利四世及1609年停止与联合省份（United Provinces）的战争。

西班牙不仅拒绝了“宗教改革”，而且除了接受伊拉斯谟运动，也拒绝了文艺复兴。她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保持着中古的作风，并以此满足。人民的贫穷却因教会的富有而感到光荣。从比“教皇更天主教”的国王到土匪——没有一个匪徒是没有宗教勋章或法衣的——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1615年，为数4万的西班牙人游行示威，要求教皇将“圣母从圣灵怀孕”（即是说她没有原罪）定为所有天主教徒的一个信仰义务。祭司、僧侣、修道士到处都是，他们从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对生命和爱情中的乐事微笑，而是对所有事物（除斗牛以外），都投以一种埃尔·格列柯式忧郁的气氛。西班牙现在拥有9088个修道院及3.2万名圣多米尼克教派和圣方济各教派的修道士，耶稣会教士的人数正在上升。教堂都很黑，放满可怕的遗骸，而用写实恐怖的艺术品加以装饰。圣徒们的故事和神迹是人们心爱的诗篇。十字会圣约翰的抒情诗和圣特蕾莎的著作，使神秘主义深入民间。教会本身必须反对信奉“寂静主义者”声称的与神交感和天国的幻想。1640年，宗教裁判所将它的利爪伸向阿伦布拉多斯（Alumbrados）的一个支派——“开明者”——他们声称他们与神的神秘结合即使在他们欲情入狂时也能洗净他们的罪。如果我们想了解何以西班牙人能用热烈赞成的态度观望对异教徒的火刑、何以能因信仰而与德国和荷兰交战直至国家破产和精疲力竭，我们必须将这种普及而非常热心的虔诚记在心里。这种宗教狂热中也含有一些高贵的成分。这个民族似乎觉得除非其信仰是真实的，否则生命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荒谬。

因此，宗教裁判所继续它光明正大的残忍行为。它也使用“温和的”惩治方法——如一百鞭——这惩罚针对那些不认为私通是罪或认为结婚生活和修道院独身生活同样神圣的异教徒。但对“重蹈邪路”的马拉诺斯（Marranos）——原来改宗后来又秘密恢复犹太教的犹太人——标准的赎罪方法就是死亡或终身监禁。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抵达西班牙时，在瓦拉多利（Valladolid）宗教裁判所以处置刑犯的方式来欢迎他。那次处刑中，在这位国王的主持下，20万群众目击10名异教徒被绞死，另外两名被活生生地烧死。一位被定刑者向菲利普乞求怜悯，他拒绝了，并说了一句话：“若是我自己的儿子像你这么坏，我就亲自拿柴捆将他烧死。”他因此赢得群众的赞美。菲利普偶尔也会抑制宗教裁判所侵害民权的趋势，但大体而论，他是鼓励那个机构作为鼓舞民族热情和团结的工具的。被判罪的人可以得到改判，成为大型划船的奴隶。在一年中（1566年）他收到20万杜卡特，这是宗教裁判所的罚款和没收物中政府应得的2/3。这对于菲利普而言也是一种实利。

宗教裁判所因保持中古的信仰未被污染，及将西班牙从那种使法国瘫痪的宗教分离中拯救出来而自傲。它将重点置于信仰而不是行为，将维护道德的责任委诸教士——他们自己以行为不检而臭名昭著——和市政官员，他们对公众的权威，由于必须顺从宗教裁判所的拘禁和罚款而受损。妇女的纯洁不仅受宗教和法律的监视，而且受荣誉的约束，荣誉要求每个男子防卫或者对侵犯他家庭中妇女贞节的人用剑复仇。决斗是不合法的，却非常流行。女人和男人分开吃饭，很少在公共场合与男子同行，离家外出时就坐在密闭的马车中。求爱的人在街道上用音乐向格子窗后的少女们示意。在双方父母同意之前，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屋中，然而仍有很多自由恋爱的婚姻。在菲利普二世的治理下，道德水准保持在妇女的美丽和男人的想象所容许的高度上；官吏们贪财的天性因为受到国王的密切监视而较为缓和；“无敌舰队”被击败之前，西班牙的士气受到认为西班牙正领导一次反伊斯兰教、荷兰和英国的圣战这种信念的鼓舞。这个梦破灭后，西班牙就彻底崩溃了。

此时，西班牙的生活具有特有的豪华和魅力。慈善事业分布甚广，良好的礼节贯穿各个阶层。全国半数的人自称拥有贵族血统，尝试保持骑士礼节的虚伪，并坚持要穿得和最上层的1/10人口一样。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服饰相当简单：男子穿皱领紧身上衣、紧身黑长袜和带扣的长靴；淑女们将她们的曲线用僵硬的平胸衣遮盖起来，在异性面前除了眼睛以外整个脸部都用面纱罩住（西班牙女子的眼睛特别具有煽动力），她们的玉足被羞涩地掩藏起来，即使惊鸿一瞥，都要被认为是对一个求爱人祈求的最富刺激的回报。随着菲利普去世，道德较前松弛，女性的服饰较前富于想象，在无言的打趣中，扇子被夸大了，脸上、肩上、胸部和手中都擦了胭脂，神秘的腿隐藏在衬有铁环的裙子中。裙子非常宽阔，因此戏院老板要这种穿大裙子的妇女买两个位子的票。

斗牛仍是受人欢迎的运动。教皇庇护五世于1567年发布一个反斗牛的法令，但菲利普二世抗议，说这道禁令将会在西班牙引起一次革命，那道敕令因此归于无效。宗教的游行在平凡的生活中加进了一首严肃的诗，而嘉年华会中的面具掩盖了多样的罪恶。音乐是仅次于——也紧密关联于——宗教和爱情的兴奋剂。吉他型的维忽拉（vihuela）替爱情韵事拙劣地奏出催眠的助奏，情歌小唱流行了一段时期。教堂中，西班牙音乐与意大利互争长短。西班牙音乐中的委拉斯开兹—托马斯·路易斯·维多利亚——在圣特蕾莎的阿威拉（Avila）长大，或曾经受到她的影响。他具有美妙的歌声和神召，他或许在1564年被任命神职。一年后，菲利普确曾允许他到意大利研习音乐。1571年，他已是罗马语法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中的唱诗班长。1572年，他32岁，发行了一本赞美诗集，其中包含富有启发性的歌词，是耶利米（Jeremiah）对耶路撒冷的悲叹。1583年，他回到西班牙后，呈献给菲利普二世一本弥撒曲集，其中包含他最高贵的作品之一弥撒曲。为菲利普姐妹玛丽亚——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寡妇——的葬礼，他写了一首令人深受感动的安魂弥撒。一位著名的音乐史家将该曲列为“整个文学中最庄严华贵的作曲之一”。他把它叫作《维多利亚的天鹅之歌》，1603年，该曲印行之后，他就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职。他是西班牙最著名朝代中最显眼的装饰品之一。

菲利普二世（1556—1598）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最壮健的一个人物之一，狂热而正直，被西班牙以外的人们深切地恨着，却又被西班牙境内的人们热情地爱着。对任何为客观性而努力的学者，他都是一项挑战。他的祖先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父亲查理五世遗留给他一个王国和一付顽固的个性；他的祖母便是天主教徒菲迪南的疯女儿胡安娜·洛卡，因此在他的血液中也有疯狂和暧昧的因子，而遗传中有独断和专制的成分；他的母亲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她另有两子，都在童年时死于中风，菲利普12岁时，他母亲自己在36岁的英年去世。他1527年出生于瓦拉多利，正是他父亲的军队劫掠罗马、拘禁教皇之时。他生长于牧师和妇人之手，他们将他沉浸在虔敬之中，并使他相信天主教是道德和帝国不可或缺的支持者。虽然他那在佛兰德斯长大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西班牙的菲利普，尽管有美好的皮肤和丝绸般的黄发，却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西班牙人。

他几乎没有少年时代，13岁时被任命为米兰的总督，16岁便成为西班牙的摄政——后者不仅是挂名的。查理替他指定顾问，将他们的个性透彻而深入地解释给他听，命他利用一名议员对抗另一名议员，并怂恿他将一切实际的权力和最后的决定保留给自己——这事菲利普一直做到他去世。1543年，菲利普和他的表妹葡萄牙的玛丽公主结婚，在替他生了一名“命运多舛”的儿子堂·卡洛斯之后不久，玛丽便于1545年死去。现在菲利普娶了那位地位卑微的女子伊萨贝尔·奥索里奥（Isabel de Osorio），她替他生了好几个小孩。他父亲唆使他将这次婚姻作废，每一个哈布斯堡王子的义务是协助对他们古老的仇敌法国形成一个包围圈——经过婚姻或战争。为了使西班牙在荷兰的势力不受英国的干涉，菲利普牺牲他对美的享受而与英国的天主教女王玛丽·都铎结婚，让她生儿子，使英国保持天主教信仰。因此1554年，他横越英法海峡，和那位姿色平庸、常常闹病、乐观的玛丽女王结婚（她较他年长11岁），他尽一切力量使她怀孕，然而失败了，于是便在1555年离开她，成为荷兰的总督。

他的责任一年一年地增加，1554年，他曾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个王国的总督。1556年，查理将西班牙的王位让给他。有4年的时间，菲利普在布鲁塞尔治理他那四处分散的疆域，他竭力想将西班牙的严肃与佛兰德斯人的欢乐及荷兰的财政调和。他不好战争，但他的将军们于1557年替他在圣昆丁赢了一仗，导致他与法国签订《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为了和法国建立友谊，菲利普与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美第奇的女儿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结婚。之后，他认为事情已经平定，便向荷兰告别，于1559年8月自根特（Ghent）起航，将余生隐居在西班牙。

他将首都从托莱多迁往马德里（1560年）。不久，由于喜欢独居，自觉在人群中不自在，便委托胡安·巴蒂斯诺和胡安·赫莱拉在马德里西北27英里处替他建了一个宫室，其中包括一处王宫、一个行政中心、一所大学、一所神学院、一所修道院、一间教堂和一处陵庙的整套建筑——因为现在菲利普对宗教非常虔诚。圣昆丁一战中，他的大炮曾击毁一座奉献给圣劳伦斯的教堂，为了对这次亵渎神物表示忏悔，并对战胜表示感谢，他曾立誓替那位圣徒在西班牙建立一座神龛，他将这个巨大的建筑物集合命名为圣劳伦斯的王座。然而，日久之后，名字变成了埃斯科里尔，这是从附近一座小镇的名字而来，而小镇的名字又是由“scoriae”（铁渣）一字转化而来，因为该地有铁矿。一般人相信圣劳伦斯是被放在铁丝格子上烧死的，因此胡安·巴蒂斯诺将这座建筑的平面图设计成铁丝格子状，一边到另一边的那些厅堂互相交叉，将内部空间分成16个天井。

我们离开马德里驱车前往该地时，不禁会感到奇怪，在一个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比马跑得更快的时代，菲利普如何能从这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圣所中，治理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疆域。然而马德里距这个世界更为遥远。今天，那个伟大的建筑被遗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然而，在它的黄金时代，其建筑正面纵长744英尺，它的高塔和尖顶及教堂上巨大的圆顶，处处是西班牙权势令人敬畏的象征，各处都用虔诚和艺术加以修饰。基督教世界的一半就在这里被统治着，宗教和政府同处于权谋和石头的迷宫中。在这里，菲利普二世能像他盼望的那样远离朝臣，而和修道士、僧侣及圣徒的遗骸生活在一起，一天之中，他可听到数次弥撒钟声。这里的名人公墓（Panteón）埋葬了西班牙国王和后妃们的遗骸；这里的图书馆变成欧洲藏书最丰的图书馆之一；画廊中不久便集满了拉斐尔、提香、丁托列托、韦罗内塞、埃尔·格列柯和委拉斯开兹等人的杰作；贝莱格里诺·迪巴尔蒂、巴尔托洛梅奥·加尔杜奇、费德里戈·朱卡罗等人从意大利来到此地加入胡安·纳瓦雷特、路易斯·摩拉斯、路易斯·卡巴亚尔和其他西班牙艺术家的行列，共同为那无尽的墙壁和穹隆作壁画。皇宫很朴素，教堂虽然属于严肃的多利安柱式建筑，却拥有一个闪耀着斑岩、玛瑙的黄金光辉的祭坛，祭坛由一个高架支持着，那上面也被精巧地装饰着。接待贵宾的大厅广阔而华美，菲利普自己的房间却是整个建筑物中最可怜的一间，与隐士的小室一样朴实无华。整栋建筑物象征着菲利普的权势，他的房间则表现出他的个性。

他想成为一位圣徒，却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国王。他知道自己是世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觉得“傲慢”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政治上的义务。但他穿着如此朴素，有些陌生人在埃斯科里尔遇到他还误认他为侍从，让他做他们的导游。他那突出的下颌可能会使别人识出他的真相，因为它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显著的挑战。1559年，在时光和患难使他变得冷酷之前，一位威尼斯的大使描述他：“永远显得如此文雅和慈爱，没有任何王子能超过他。”而一位英国大使的报告说他（1563年）：“气质良好，本性温柔，耽于宁静。”无人发现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任何幽默的举动，无情的敌人说他终身只笑过一次——在听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私底下他喜欢开玩笑，而且笑得够热情。他兴致勃勃、热心地收藏图书，但对艺术的爱好更甚于文学。他是提香的著名赞助人，也是埃尔·格列柯的批评家。他爱好音乐，四处无人时，他会弹奏吉他。他懂西班牙的一切礼节，但因羞怯和笨拙，在庆典中显得很不自然。他嗜好发面食品和甜食，使他染患痛风而瘫痪，但在此之前，他的身材俊美。他从小身体就不好，但活到70高龄，那是由于他要完成工作的顽强决心支撑着他。他将治理国家视为神圣的义务，在工作上操劳达50年之久。他好像真相信上帝选择他来抑制新教的浪潮，因此也给予他冷酷的固执和非他本性的残忍，“他天性中并不喜好暴行”。他从不忘记一个恩惠（埃格蒙特的案子除外）或是伤害。有时他复仇心重，但通常度大量宏。他以诚挚的慷慨分发救济品。在一个腐化的时代，他不被腐化，没有任何的贿赂或礼物能改变他虔诚的迫害行为。

在政治道德上他足以和他同时代的任何君主媲美。他痛恶战争，没有主动挑起一次战争。在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之前，他忍受了几乎整整30年来自英国的伤害。他在假装虔诚和伪善上甚至能够超出大部分统治者。显然，他曾参与刺杀伊丽莎白的阴谋，作为他挽救玛丽·斯图亚特的最后手段。他治下的西班牙政府虽然专制，但很公正。他对他的臣民极为关怀，而且纠正他能发现的任何社会不公。

他的私人道德高出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如果我们相信他敌人们的话：年轻的他在布鲁塞尔时，是“非常放肆的”，“他主要的消遣就是夜间改装，以在一般的罪恶窟中沉迷于平民的和各式各样的淫行之中”。几年以后，领导荷兰起义的奥伦奇的威廉指控这位埃斯科里尔的隐士曾经谋杀自己的儿子，并毒杀他第三位妻子，但是一个愤怒者的话往往不可轻信。然而，一位可信的伟大而勇敢的历史学家——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士马里安纳——也提出一个相似的敌对意见：他承认菲利普具有“豪爽、果决、警觉、饮食节制”等美德，又指责他有“色情、残忍、骄傲、不忠及其他几种恶行”。一位近代荷兰历史学家说：“菲利普二世不应该被指责为放纵……浪荡，不道德……他回到西班牙后，据我们所知，过着一种严格的道德生活。”就像一位忠实的丈夫和关切的父亲一样，他的第三位妻子——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染患天花（当时经常致命）时，菲利普很少离开她的身边，虽然他的大臣们恳求他不要冒被传染的危险。伊丽莎白死后，菲利普和奥地利许多安娜中的一位结成另一次外交婚姻（1570年），安娜死于1580年。此后，菲利普便将他温暖的家庭之爱倾注到女儿们的身上。他写给她们的信，皆具有人类的幽默感和爱。在他老年的忧患和挫败中，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娅成为他最亲近的伴侣，也是他主要的安慰。在遗嘱中他把她叫作他的“眼中之光”。他不曾从他的儿子们那里得到安慰。

传说和文学及人类的同情，使菲利普的第一个儿子较这位父亲更为人熟知。堂·卡洛斯体质衰弱，易患间歇热、忧郁症，易发脾气。他慷慨近于浪费、勇敢近于凶猛，他取笑他的祖父——那位伟大的查理五世——说他曾经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莫里斯逃跑（1552年）：“要是我的话我绝不逃！”在《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的序文中，当时14岁的堂·卡洛斯曾被允和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结婚，但在条约本身，当时因玛丽·都铎之死而成为鳏夫的菲利普，自己娶了那位公主，将法国和英国的友谊变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友谊。一年以后（1560年），这位新娘来到马德里，堂·卡洛斯看到她动人的美貌，可能会愤恨他父亲改变主意，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和这位14岁的皇后之间有任何罗曼史。

堂·卡洛斯虽然多病，他仍是被正式承认的王位继承人。1561年，他被送往阿尔卡拉（Alcalá）大学。在那里，有一次色迷迷地追赶一个女孩子时，从楼梯上掉下来，头骨挫伤而陷入昏迷。伟大的维萨里为他头骨动手术而救了他一命；但一般人却将孩子的好转归功于一位神圣的圣多米尼克教派修士的骨头——那个修士在100年前去世——那些骨头被从棺材里拿出来放在这位王子的床边。在这个少年的漫长恢复期中，菲利普一直留在阿尔卡拉，大部分时间守在床边。堂·卡洛斯被带回马德里，在那里，他重新得到足够的气力加入那些少年贵族的行列，在街上对男人或女人冒渎不敬。他粗野的残忍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大家认为他的跌倒已经无法改变地伤及了他的头脑。他表示他同情荷兰起义时，并不能使菲利普受到他的影响。阿尔瓦被指派去坐镇荷兰时，堂·卡洛斯抗议那项职务应该给他，他禁止阿尔瓦前往，公爵坚持时，他便拔出匕首攻击他。显然，有一段时间这位王子想逃往荷兰去领导当地的叛变。菲利普命令那些不情愿的大臣们监视他。堂·卡洛斯设计逃走，他派人四出募集基金，聚集了15万杜卡特，并命令准备8匹马以便逃走（1568年1月）。他将计划透露给奥地利的堂·胡安，而胡安又将此事泄露给菲利普二世。菲利普担心他的儿子一旦被允离开西班牙，可能会被英国的伊丽莎白或奥伦奇的威廉利用，加以拥立而废立他。因此菲利普下令更加严格地监视王子。堂·卡洛斯以自杀威胁，菲利普便没收他的一切武器，将他拘禁在马德里的宫中。

至此为止，菲利普的行为被公认为是防护他的儿子，但从此顽固加深了悲剧。菲利普怀疑他的儿子是异教徒，除了一本每日祈祷书和祷告手册外，不许他接近任何书本。堂·卡洛斯将那些书本一脚踢开，并不理会一切宗教仪式。司铎警告他，宗教裁判所可能会因此而调查他究竟是不是一名基督徒。堂·卡洛斯尝试自杀，但被阻止；然而他在绝食3天后，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大量的肉和冰水而达到目的，结果染上了严重的赤痢。王子欢迎死神的降临，接受了最后的圣餐，原谅了他的父亲，于1568年7月24日去世，时年23岁。被菲利普放逐的敌人安东尼·佩雷兹指控他毒死了堂·卡洛斯，大部分欧洲人信以为真，调查以后证明是不确实的。但是苛刻地监禁那位年轻人，成为这位国王记录中许多污点中的一个。

他对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的行为，在他的记录上投下另一个阴影。查理五世与巴巴拉·布朗伯格（Barbara Blomberg）的私生子对菲利普似乎又妒又羡。即使如此，他将堂·胡安提升到王子的地位，并命令他组织一支远征军，去对抗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堂·胡安在这次行动中很勇敢，菲利普便命他统率陆军对抗格拉那达反叛的摩尔人。堂·胡安当机立断，铁面无私地完成了任务。菲利普又指派他——此时24岁——在“最后十字军”中担任联合海军的总司令。堂·胡安在莱潘托击败了土耳其人，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英雄。他觉得他应该得到一个王国，当菲利普仅使他成为荷兰总督时，他不高兴了。

这位沉默的国王——他太骄傲以致不愿意向公众解释并卫护自己——又因另一次悲剧而受到全面的指责。他曾经提拔了一位聪明而风雅的议员佩雷兹进入他的枢密院，一般人相信他是菲利普最信任的朋友埃伯利王子拉易·戈梅斯的私生子。戈梅斯死时（1573年），佩雷兹成为那位水性杨花的寡妇埃伯利公主阿娜·曼多扎的心腹之友——可能是爱人。菲利普本人据说在11年前也和这位独眼美女私通，但此处的“历史”可能浪漫化了。佩雷兹和她阴谋以探取国家机密图利。胡安·埃斯科贝多威胁说要暴露他们出卖机密的勾当时，佩雷兹便在菲利普面前进谗言，说埃斯科贝多阴谋叛国。国王命令佩雷兹刺杀埃斯科贝多。佩雷兹将此秘密藏于心中6个月，然后在令菲利普感动和尴尬的情况下，完成了命令（1578年）。一年后，奥地利的堂·胡安的秘密文件使菲利普相信埃斯科贝多是无辜的。他逮捕了佩雷兹并将那位公主监禁在她的宫中。佩雷兹在苦刑之下招供，而且同意缴还1200万马拉维迪给国库。在他妻子的协助下，他逃到阿拉贡，当地的宗教裁判所在菲利普的唆使下把他当作异教徒追踪。他逃到法国，将他的被迫害归罪于菲利普和埃伯利旧情的藕断丝连，将西班牙军事和财政上的弱点泄露给法国和英国政府，并鼓动埃塞克斯袭击西班牙的船只和海岸。他想取得菲利普三世的饶恕和收容，不得志后，于1611年死于巴黎。

菲利普发现遵从他父亲给他的、不要相信臣下的劝告是对的。西班牙的大公和法国的贵族们同样妒忌王室的权力，在阴谋反对国王这一点上，也不比法国贵族高级。他使他们互相对立，唆使一个反对另一个，综合他们对立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决定。由于对臣下失去信心，菲利普亲自为行政事务的细节——教皇的政策、公共建设、地方上的弊端、道路和桥梁、疏导河流以利航行、建立图书馆、修改或编纂西班牙的法律及指导一个从地理、历史和统计各方面出发而对西班牙做广泛的调查。而且，他的15本对开本的巨册犹未付印。他承担的事情，即使像他这样勤勉也无法胜任，因此他逐渐倾向于一种拖延的哲学。他发现，有许多问题，若决心加以迁延，便会失去它的紧急性和意义。然而，有几次，如对荷兰的事务，他在细思慢想之时，事情已对他不利。在他王宫的小卧室中，他口授或者亲自对他在五大洲的代表写下他的训令。他认为国王应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除阿拉贡一地外，他藐视其他的地方会议。他不经公开审判，便发布判决令，即使死刑也是如此。他以坚定的信心问心无愧地行使他的独裁，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欺凌。在一个几乎全面腐化的欧洲，他在他专制的国家中建立了一个相当有能力而且公正的官僚政治和司法系统。

他尊敬教会，认为它是道德的传统维护者和国王的保护人，但他使宗教屈服于国家之下，就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做法一样。他将宗教统一视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并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完全不统治也较统治异教徒好。”他深信那些摩尔人虽然装作信奉天主教，仍然施行伊斯兰教的仪式，因此他于1567年发布了一项专断的禁令，禁止一切摩尔人习俗，禁止使用阿拉伯语及保有阿拉伯书籍。1568年，摩尔人起而反抗，占领了格拉那达以南大片土地，屠杀基督徒，对教士们施以酷刑，将妇女和孩童卖给柏柏尔人为奴隶，以换取弹药和枪炮。经过两年以牙还牙的残酷斗争，这场叛变被平定。所有的摩尔人被逐出格拉那达地区，他们被分布在卡斯提境内的基督教社区之中，他们的孩子被置于基督徒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被强迫上学——这是欧洲首次如此要求。在和土耳其人作战时，菲利普怀疑留在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摩尔人有通敌的行为，但因他要处理的事太多了，只有将这个问题的最后阶段留给他的继承人。

他父亲的遗命中，防卫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是哈布斯堡政策的主要部分。1570年，他加入威尼斯和教皇发动的一次对穆斯林的战争，以求结束土耳其人对地中海的控制。菲利普正在拟定计划而3个同盟国正集合舰队时，塞浦路斯岛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571年夏，他们已在墨西拿聚集了208艘军舰、5万名水手及2.9万名士兵，每一船头都竖有一架耶稣受难像，旗帜都被祝福，祈祷文被掷上天空，那位勇壮的年轻海军上将发布圣战的呼号：“基督是你们的统帅，你们为十字架而战。”1571年9月16日，这支舰队夺得一次胜利，终止了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优势。由于西班牙在这次战斗中供给了超过他分内的船只和人员，莱潘托之誉降临到堂·胡安和这位国王身上，此时菲利普已接近他生命的顶点。他在1580年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将那块战略要地收入他正在增大的领域中时，他真正攀上了生命中的巅峰。

他历久难忘的伤心事是荷兰境内的叛变。他愤怒地获悉新教徒的领袖科利尼（Coligny）几乎已经说服查理九世使法国与叛军联盟。消息传来，说查理改宗旧教，对胡格诺教派展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菲利普为之大喜，同时也坚定了他对抗荷兰叛军的决心。他唆使并悬赏刺杀奥伦奇的威廉。他尝试用金钱购买那瓦尔的亨利的友谊，但亨利无法收买。因此菲利普收买了吉斯家族和“天主教联盟”，梦想使他的女儿成为法国的王后。如此，则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兵力将可征服荷兰，再使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英国女皇，这样即可将任何地区的新教荡平。伊丽莎白派兵援助荷兰（1585年）、后将玛丽处死（1587年）时，多年以耐心容忍伊丽莎白对西班牙船只与海岸进行财物掠夺等海盗行为的菲利普，决心转向战争，并竭尽政府的财力装备“无敌舰队”。全西班牙的人都支持这一努力，并祈求胜利，他们感觉这支舰队的命运将决定欧洲的历史。

菲利普以外表的坚忍接受了这一次屈辱的灾难，他说他派遣那些船只是去和人作战而不是去和风作战。但那次的灾难使他精神崩溃，甚至也使西班牙崩溃了，虽然此后他继续奋斗了整整10年。一个世纪后，西班牙才承认她的失败。他几乎不相信，在他花了30年的时间为此一信仰奋斗后，上帝竟遗弃了他。阴暗的真相最后一定降临到他身上，他以赋税而使民穷财尽，除了意外地取得葡萄牙及暂时地逐退土耳其人——他们再度占领突尼斯并正恢复势力外——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失败了。亨利四世在法国正走向胜利；荷兰人的叛变不能妥协；教皇对“无敌舰队”的损失分文不认账；新教已经掌握了繁荣的北方；英国取得了制海权，不久便控制了美洲和东方；而那位不能信任的泼妇伊丽莎白，正得意洋洋地坐在她安全的宝座上，已经愚弄了那时的每位国王。

亲人的逝去、孤独和疾病，联合起来打击这位一度骄傲而自信的国王。他的第四位妻子死于1580年；她替他所生的3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孩子，但第一帝国一定得传给他。人民依然尊敬菲利普，虽然他曾犯错而且遭受挫败。他们相信他曾经为一个神圣的动机而竭一己之力，而在强权的争夺上他不比他的敌人们更无耻，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的经济政策、赋税和失败带给他们的窘境。他老年时，他父亲的最后一件遗产——痛风——使他的四肢痛苦、全身瘫痪；一只眼睛因白内障而视力减退；剧痛折磨着他的肌肤。1598年6月，他睡在担架上被抬向埃斯科里尔，抬进他那心爱的房间，从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教堂的祭坛。

他衰弱地卧病53天，承担了一切痛苦，深信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信仰的考验，他将那个信仰一直保存到这个可怖的最后日子。紧握着狂吻耶稣受难像，他反复念着祷词。他下令释放了一些囚犯，作为最后的慈悲举动。他派人将他的儿子召来，忠告他永远要慈悲公正，又命他看这尘世间一切权势的卑微结局。1598年9月13日，他的痛苦终止了。

教育使他受太多的束缚，他的帝国使他过分褊狭，他担负的各种责任使他顽固；但他利用他的睿智，竭尽所能地做了许多事。我们不能说他的信仰是虚伪的；我们只是感觉它顽固而残酷，就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信徒一样，它安慰其子民的贫困及欲维持其自尊时，我们觉得它已蒙蔽了他及其人民的心志。但他并不是敌人们尖刻的笔刻画出来的食人恶魔。在他良知所及的范围中，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任何统治者（除了亨利四世外）同样公正和慷慨。在婚姻生活中他相当正经，他爱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家人所爱。在挑衅之下他容忍，在逆境之中他勇敢，在阴谋之中他不忘良心。为了他所继承的帝国，他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菲利普三世（1598—1621）

他的继承人是另外一个菲利普。看到这少年的毫无远见，他的父亲曾经悲叹道：“上帝赋予我如此众多的王国，却不赐给我一个足以治理它们的儿子。”菲利普三世现在已经20岁，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虔诚，人们私下闲谈，怀疑他是否曾经犯过最小的罪。菲利普三世胆怯而柔顺，统御方面十分无能，他将政府的权力和财产整个交给莱玛公爵罗贾斯（Rojas）。

这位大公真是一位善心人，他几乎将他所有的亲戚都安插在肥缺上。他也不曾忽略自己。在他担任首相的20年中，他中饱了如此庞大的一笔财产，一般人愤怒地估计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数目——4400万杜卡特。他在财政上省下足够的钱，两次装备舰队进攻英国（1599年、1601年），都被无情的风吹打得粉碎。莱玛赞成詹姆士一世的和平建议，经过19年的战争，西班牙和英国于1604年签订了《伦敦和约》（The Peace of London）。荷兰境内的战争仍然继续着，这场战争使从西班牙境内流出的黄金，较从美洲流进来的为快。莱玛发现，要从一个财力枯竭的国家岁入中，来满足他那些碍手碍脚的将军及自己口袋的需要，是他力所不及的。他明白拒绝联合省份独立的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因此他于1609年与他们签订了12年的休战条约。

他的下一步举动同战争一样浪费。他是瓦伦西亚人，该地住有3万个摩尔人家庭，他真够爱国，以致憎恨这些农夫和工人，他们的勤劳和节约使他们在那些骄傲无能而贫乏的基教徒中显得繁荣而富有。他知道这些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由于愤恨受到菲利普二世的迫害，和非洲、土耳其等地的穆斯林及那位想适时在西班牙境内掀起叛乱的法王亨利四世，都维持着秘密的联系。摩尔人滴酒不沾，也很少吃肉，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就将这类商品的赋税负担几乎整个加在西班牙的基督徒身上。塞万提斯表示过恐惧，他怕这些摩尔人——他们极少独身——的出生率高过“老的基督徒”，不久将会支配西班牙。瓦伦西亚大主教胡安·里贝拉向菲利普三世提出备忘录（1602年），怂恿他将7岁以上的摩尔人驱逐出境。降临到西班牙的一切灾难，包括“无敌舰队”的被风摧毁，都是（他如此解释）上帝对窝藏异教徒的惩罚；这些伪装的基督徒应该被放逐，或送到大木船上去划船，或者送到美洲的矿穴中去做奴隶。 由于教皇的警告，而且不顾从摩尔人佃户那里得到利益的地主们的抗议，莱玛于1609年发布了一项布告——除了某些例外——所有瓦伦西亚境内的摩尔人要在3天之内登上为他们准备的船只，送到非洲去，他们只能携带背得动的东西。117年前驱逐犹太人的景象现在又重现了。那些绝望的家庭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卖他们的财产。他们悲惨万状地向港口前进，在途中或上船后，很多人被抢劫，有些被谋杀。抵达非洲后，他们很高兴接触到伊斯兰教的土地，但2/3的人被饿死或被当作基督徒杀掉。1609年冬天，10次类似的放逐肃清了其他地区的摩尔人，总共有40万名西班牙最勤奋的人的财产被没收，人被放逐了。在西班牙人的眼中，这是那个朝代最光荣的成就，头脑简单的西班牙人盼望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降临，因为上帝已因西班牙摆脱异教徒而高兴。没收摩尔人财产的结果，使西班牙宫廷大喜。莱玛收入私囊的有25万杜卡特，他的儿子10万，他的女儿和女婿15万。

1618年，莱玛的贪婪和轻率、国王和宫廷的挥霍浪费、官吏的贪污及驱逐摩尔人造成的经济上的瓦解，已经使西班牙退到连这位无能的国王也看得出需要改变了。在一个匆促的决定中，他撤免莱玛公爵（1618年），却将首相的位子交给莱玛的儿子乌切达大公。莱玛庄严地退休了，接受了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在虔诚和富有中又活了7年。1621年，卡斯提议会警告国王，他的王国正因为“过度地负担赋税和关税，而面临全面毁灭的命运”，该会恳求他节约开销。他同意了，然后在一个装备和供养极其奢侈的王室巡行队伍的前呼后拥下离去。同一年他去世了，留给他的儿子一个庞大而虚弱的疆域，一个腐化而无能的政府，一国贫穷、顽固和盗窃的人民，一群骄傲到不屑于缴纳赋税的贵族及一个僵化人们思想、破坏人们意志并将人们的迷信变为金窖的教会。

菲利普四世（1621—1665）

这个儿子除了奢侈浪费酷似其父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和父亲不同。我们从很多委拉斯开兹替他画的像中认识他的外貌。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院收藏的画像中，他19岁（1624年），英俊、金发，有点发福；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是愉快而自信的27岁，肥胖而忧郁的50岁；在普拉多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光荣和衰落的5个阶段；在佛罗伦萨、都灵、维也纳、辛辛那提等地的博物馆也有他的画像——他一定有半辈子是活在委拉斯开兹的画室中。但是那些画像只显露出他的官式画像，实际上他并非真的如此严肃和骄傲。通过研究委拉斯开兹替他的孩子们所作的画像，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更公正的印象。大概他是毫无理由地爱着他的孩子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实际上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对艺术家、作家和女人非常慷慨，不像他父亲那样想做“半圣人”，而是享受食物和性、戏剧和图画、宫廷和狩猎，即使在一个垂死的西班牙，他也决心尽情地享受生活。或许由于他如此充分地欣赏生命，他在位时期，西班牙的诗歌和戏剧、绘画和雕刻都有着空前绝后的繁盛景况。他感觉享乐似乎太繁杂时，便增加祷告，他靠他的诚意铺平通往天国的道路。他有32个私生子，他承认其中8个。由于没有太多的时间留作处理政府事务，他将他的权力和工作托付给17世纪外交界的一位雄才。

奥利弗雷伯爵加斯帕·古兹曼（Gaspar de Guzmán）和黎塞留的事业相当，却站在对立的地位。为了争夺欧洲的领导权，这位伟大的伯爵和那位诡计多端的枢机主教斗智斗勇了21年（1621—1642年）。委拉斯开兹毫无恐惧也毫无指责地将奥利弗雷显示给我们，他那好斗的个性显示在他那端正的胡须上，那髭卷曲得像凶恶的镰刀，他的长袍和绶带、链条和国家的钥匙都显示出一种权威。他帝王般的骄傲，易于激怒的个性及严肃的执拗等缺点，使所有人疏远他。他以奉献式的热情和勤勉为西班牙服务，在那个贫渎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坦诚，除了取悦国王以外，他蔑视一切世俗的娱乐，私生活简约朴实。他热诚地支持西班牙的文学和艺术。只有知道他上述这些优点的人，才会继续和他亲近。他精诚努力以求减少浪费、抑制贪污，为财政上追回过去的侵吞款项，减少王室开销，在衣着和装备上力求经济、节约，甚至想抑制宗教裁判所的残忍。他亲自负起行政、政策、外交和战争各方面的重任。每天破晓之前他便开始辛勤工作，一直到精疲力竭。他咒骂那有着同样热诚的黎塞留，正在缓慢、狡猾又冷酷地蚕食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势力。为了面对这种致命的挑战，在加泰罗尼亚、葡萄牙、法国、那不勒斯、曼图亚、荷兰等地及那广阔而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战场，处处都需要军队。军队需要金钱，而金钱有待于赋税。货物税上升到14%，贸易因而受到阻碍。收税员在余款抵达国库之前，先侵吞了2/3。因此，凭借他爱国的决心，奥利弗雷损伤了西班牙的经济生活以挽救其政治权势。

我们撇开那血腥的战争场面，它们在增加我们的知识和人类尊严上一无助益。那是一场力量的搏斗而非原则的坚持，双方为了军事上的胜利都将宗教置之一旁：黎塞留资助德国境内的新教徒对抗天主教的奥地利；奥利弗雷每年给罗翰公爵亨利30万杜卡特，以延缓法国境内的胡格诺教派叛变。最后，西班牙被击败，她的海上势力在当镇（Down）一役（1639年）中为荷兰人终止，陆上势力则被法国人在鲁西永（1642年）和罗克罗伊（1643年）两地击败。在西班牙衰竭之时，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争取到了自由（1640年），而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则在法国协助之下和卡斯提对抗了19年。最后，这位曾在无数患难中信托其大臣的柔弱国君，勉强地免除了奥利弗雷的职务（1643年）。奥利弗雷逃离对他满怀敌意的马德里，自愿放逐到遥远的托罗，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癫狂地死去。

菲利普现在已亲政一段时间。他减少自己的开销，为良心所驱，将心力放在政府事务上。但是，导致西班牙衰落的各种因素，不是他能了解和控制的。战争继续进行，赋税未能降低，物产和人口减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西班牙求助无门，不得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之后，承认联合省份的独立。《比利牛斯和约》（The Peace of Pyrenees，1659年）中，正式承认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在这一切灾难中，菲利普忠实而忍耐的妻子伊萨贝尔死了（1644年），两年以后，他唯一的儿子巴尔塔沙也随她而去。委拉斯开兹曾替这孩子作过非常迷人的画像。此时国王只剩下一个合法的孩子——玛丽亚·特蕾莎。他将这个女儿许配给路易十四。由于渴盼一位继承人，这时年已44岁的菲利普和他14岁的侄女——奥地利的玛丽安娜结婚（1649年），此前，她曾和巴尔塔沙订婚。她替他生了两个儿子，菲利普·普罗斯波，在4岁时夭折，及以后的查理二世卡洛斯·塞冈多。这位疲惫的国王，胆结石使他痛苦，痔疮使他衰弱，又受巫医僧侣的折磨，1665年，他终于离开了王位，也离开了尘世。临终时他因后继有人而感到安慰，却想不到他那半白痴的儿子会把整个西班牙赠送给法国。

葡萄牙（1557—1668）

3件大事足以概括葡萄牙在这些年代中的活动：失去独立，重获自由，卡蒙斯（Cames）写作《鲁西亚》（The Lusiads）。

葡萄牙与西班牙分享扩张的狂喜和教条的残忍，却先西班牙而衰落。她殖民地的迅速扩张，将国内富有事业心的子民都吸往海外；农业被忽视或是留给工作情绪冷淡的奴隶；里斯本充满了腐化的官吏、贪婪的商人和一文不名的劳动者，完全依靠帝国的剥削或贸易生活。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受到满怀宗教热诚的耶稣会教士们的鼓励，向他的叔父菲利普二世建议，西、葡两国共同去征服摩洛哥并使之基督化。菲利普忙于其他事情，拒绝了这个意见；塞巴斯蒂安意欲单独负起这项事业。菲利普警告他葡萄牙的资源太少，不足以担负这场战役。塞巴斯蒂安坚持时，菲利普便对他的枢密院说：“如果他得胜了，我们将会得到一位好女婿；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将得到一个好王国。”塞巴斯蒂安入侵摩洛哥，结果大败，自己也在亚卡撒基维（Alcázarquivir）一战中被杀（1578年）。塞巴斯蒂安是一位虔诚的独身主义者，身后并无继承人，王位被他的叔祖枢机主教卡蒂纳尔·亨利（Cardinal Henry）继任。亨利本人也在1580年去世，自1385年开始统治葡萄牙的阿维斯王朝（Aviz Dynasty）至此告终。

这是菲利普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和萨伏伊的埃马努埃尔·菲力伯都是葡萄牙曼纽尔（Manuel）国王的孙子，因此成为这个空悬王位最直接的继承人。里斯本的葡萄牙议会承认菲利普，一些敌对的王位要求者则阻挠他进入葡萄牙。勇敢的阿尔瓦征服了他们。于是，菲利普二世在1581年进入里斯本，成为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他以谦恭和贿赂，极力赢取这个国家的友谊。他禁止他的军队掠夺乡村，阿尔瓦则因这种侵犯吊死了许多菲利普的军人，致使他担心绳子不够用。菲利普保证将葡萄牙的领土置于葡萄牙的行政官员管辖之下，不指派西班牙人担任葡萄牙的官吏，而且维护葡萄牙人的特权和自由。这些保证在他有生之年都是被遵守的。因此，菲利普轻易便继承了葡萄牙的海军及她在非洲、亚洲和南美等地的殖民地。那条古老的划分西、葡两国领域的教皇线不见了，欧洲国王中权势最大的一位，如今势力更大，此时正准备用入侵英国来毁灭自己。

正当葡萄牙帝国转让给西班牙和荷兰人时，她最伟大的诗人却在歌颂其征战的光荣。国籍和语言的障碍再一次阻挠了我们求知的欲望。那些不是在葡萄牙历史中成长的人，那些不能察觉葡萄牙语言中音乐感的人，如何能公正地评论鲁兹·瓦兹·卡蒙斯呢？

在写出他的诗歌之前，他早就亲身经历了他的史诗。他的一位祖先和他一样也是一位“大兵诗人”（Soldier-Poet）；他的祖母是瓦斯科·达·伽马的一位亲戚，瓦斯科·达·伽马便是《鲁西亚》史诗中的主角；他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船长，在果阿（Goa）附近遭遇海难。卡蒙斯出生于里斯本或科因布拉（Coimbra），出生后不久其父便死于果阿。这少年可能曾在大学求学，因为他的诗中带有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人的气息。他的罗曼史开始在一家教堂中，礼拜的那一刹那：他看见一位美丽的女人长着“雪白的脸和金色的发”，因此诗兴大发。他的某些诗句一定开罪了朝廷，他被放逐到塔古斯河（Tagus）上游的一个村落中。在那里，他梦想写出一首史诗，那诗将“增加葡萄牙的光荣，而使士麦那嫉妒，即使她是荷马的出生地”。那不知感激的政府，将他放逐或充军到休达。在那里，不知因为作战或打架，他失掉了一只眼睛。回到里斯本之后，在一次打斗中，他为了保护朋友而刺伤了一位廷臣，因此入狱8个月，后来可能由于他答应到外国服务而获释。1553年3月26日，他29岁，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搭乘卡布拉尔的旗舰前往印度。

在半年的航程中，他吟出《鲁西亚》一诗的前两篇，以打发那些潮湿夜晚的沉闷。9月，他的船抵达果阿。他参加了多次战役：在马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在阿拉伯外海，在蒙巴萨岛（Mombasa），在东印度群岛及澳门。他描述他自己一手舞剑一手挥笔，他的伙伴们叫他“虚张声势者”（Trincafortes），或是因他们佩服他的剑更甚于他的笔。澳门的一个洞穴，至今仍被认为是他当年写诗的地方。一个不确定的故事说他从澳门被戴上镣铐送回国，被捕的原因至今不明。另一个故事（略去了他的锁链）告诉我们，他的船如何在高棉外海遇难，卡蒙斯游泳上岸，嘴中犹不停地吟诗。然而，在那次海难中他失去了他心爱的中国妻子。几个月的苦难之后，他找到回果阿的道路，却因而被捕。释放之后，他又被监禁，这一次是为了债务。一位好心的总督释放了他。此后一段短短的时间，这位诗人得以享受生活及那些不同肤色的情妇们带给他的多彩多姿的感受。1567年，他借钱搭船回葡萄牙。他的钱在莫桑比克即已用罄，他在那里贫困地耽延了两年。一些朋友替他付清了债务和旅费，终于在1570年将他带回里斯本。他唯一的财物便是他的诗集。塞巴斯蒂安国王给他一笔适度的年金，那诗集最后终于付印（1572年），而他被允在贫困的宁静下度过了8年。1580年，他死于里斯本，和其他流行病的死者一起被埋在一座公墓中。葡萄牙将他的生日——6月10日——当作一个纪念假日来庆祝，而把他的《鲁西亚》一诗当作民族史诗一般珍爱。那诗的题意是“葡萄牙人”。卡蒙斯从西班牙西部，古罗马时名为鲁西塔尼亚（Lusitania）的地方，而得到鲁西亚一词。

那些曲折的故事围绕那次历史性的航行而发展，而航行是指瓦斯科·达·伽马（1497—1499年）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向塞巴斯蒂安国王和塔古斯河中的女神们祈告之后，故事便随着瓦斯科·达·伽马的舰队向非洲东岸进行。觉得模仿荷马和维吉尔是他的义务，这位诗人也刻画了一个众神的会议，他们争辩着究竟应否让这探险队抵达印度。酒神巴科斯投否决票，因而鼓动莫桑比克的摩尔人攻击那些上岸取水的葡萄牙人。爱神维纳斯和丘比特替水手们解围，摩尔人被逐退了。莫库里神命瓦斯科·达·伽马继续前进。舰队停在肯尼亚外海岸，受到殷勤的接待，当地的土王按照卡蒙斯的安排，要求瓦斯科·达·伽马告诉他葡萄牙的历史。那位海军上将最后答应了，他细述卡斯特罗的悲剧，描述惨烈的阿留巴罗塔（Aljubarrota）战役（1385年），那次战役使葡萄牙人首度从西班牙赢得自由，最后他说到自己这次从里斯本出发的探险航行。这位新的“冒险者”横越印度洋时，酒神和海神搅起一阵台风来阻止他们。由于卡蒙斯曾亲自遭受过这种暴风雨，他做了非常刺激的描绘。维纳斯使风浪平静下来，而那支舰队也成功地抵达卡利卡特（Calicut）。

回航时，维纳斯和她的儿子丘比特替这些疲倦的水手安排了一个宴会。在她的命令之下，可爱的海的女神内莱兹（Nereids）升出海面，在宫廷式的豪华桌面上堆满了美食鲜花，用食物、饮料和爱情来安慰这些水手：

那林中有着何等饥渴的吻！

又有何等柔和的轻叹之声！

何等甜蜜的爱抚！

何等亦怒亦羞的轻憎，最后却化为明朗的欢欣！

爱神燃起祝火，

他们自清晨直至日中，

追逐着如此的欢愉！

人们宁可尝试，何忍指责，

指责那些无法尝试它们的人。

唯恐某些葡萄牙人会抱怨这些诗句侮辱了一夫一妻制的尊严，卡蒙斯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寓言，女神们象征的“不是别的，正是荣誉……凭着它，我们可以提升和净化我们的生命”。无论如何，那些水手跌跌撞撞地回到他们的船上，舰队也觅路回到里斯本。诗的结尾请求国王论功行赏，并不要忽视这一篇爱国的诗。

即使通过翻译的迷雾，一位外国人也可以感受这位著名诗人飘荡的音乐和抒情的忘我情境，一位“大兵诗人”的热血，他将那扩张年代中葡萄牙人活泼的性格和冒险的历史介绍给我们。据说，塔索曾经提出卡蒙斯的名字，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位诗人，在他面前，塔索不敢充满自信地估量自己。而韦加（Lope de Vega）在西葡两国不像今天那样疏远时，将《鲁西亚》一诗同时列在《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两首诗之上。今天，只要是使用葡萄牙语的地方，这篇诗就是一体的结合、光荣的旗帜。

据说卡蒙斯听到菲利普正将葡萄牙收为己有时，就像他的临终遗言：“我如此深爱我的祖国，我愿和她一起死去。”菲利普在世时，这个被俘的国家生存得相当好，但是他的后继者违背了他的誓言。奥利弗雷建议将这两个民族和语言合并为一，西班牙从葡萄牙的属地和商业中取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英国和荷兰由于正与西班牙作战，不但掳掠西班牙，也掠夺葡萄牙的财产、市场和舰队。西班牙人拥进葡萄牙的机关，西班牙的传教士们进入葡萄牙的教区。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的文学和思想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国家收入减少时，民间的不满便升起了，直至最后，贵族和教士们领导这些激怒的人民起来叛变。受到英国和黎塞留的鼓励，爱国分子宣布布拉甘萨（Braganza）的大公约翰成为葡萄牙的国王（1640年）。法国和荷兰派遣舰队进入塔古斯河，而法国更保证它绝不与西班牙谋和，直到西班牙承认葡国的独立为止。西班牙为国外战争所苦，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和金钱可用来扑灭邻国的叛变。处压力减缓时，派遣了总数3.5万人的两支军队来镇压这个新政府（1661年）。葡萄牙只能召集1.3万人，但是英国的查理二世回报布拉甘萨的凯瑟琳一份更漂亮的嫁妆——一个厚利的条约，规定英国与世界上任何葡萄牙港口进行自由贸易，又派卓越的腓特烈·斯丘伯格将军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葡萄牙。西班牙的军队，在埃沃拉（Evora，1663年）和蒙特·卡拉洛斯（Montes Claros，1665年）两地被击败。1668年，精疲力竭的西班牙承认了葡萄牙的自由。

第三章

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
（1556—1665）

黄金世纪

“今天生活在我们西班牙的卓越天才真不少。”塞万提斯在1584年这样写道。当时或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是这些天才中最伟大的一位，他还未写《堂吉诃德》一书（1604年）。稍后，“黄金世纪”（1560—1660年）便进入全盛时期。

究竟是什么引起这次文化的爆发，使文学和艺术的灿烂交辉？或许是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多次胜利——美洲的征服和剥削，西班牙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印度等地的权势和利润，及在西班牙本土战胜摩尔人和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人。在西班牙人的危机已相去甚远的今日，我们很难了解，那些多姿多彩岁月中的危险和成功如何燃起天主教信仰的热情，从而使大部分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血统和对他们的宗教一样引以为荣。检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我们或许会觉得令人窒息，但在十字军抵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统一，却被政府视为必须采用的手段。那些被禁止逾越神圣教义的西班牙人，却在狭窄的领域内翱翔于小说、诗歌、戏剧、建筑、雕刻、绘画等至高无上的境界。

这也是一个属于耿直的学者们和大胆的历史学家们的时代，是一个属于神学、政府、法律、经济、地理、古典文学、东方研究等各种著名著作的时代。博学的亨利·哈勒姆评论说：“菲利普二世治下的西班牙，在学术上远超出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确实，教育更加普及。穷人和富人一样进入大学就读，这个时代有20所新设立的大学加入那些闻名遐迩的大学行列。萨拉曼卡（Salamanca）一校，1551年时即拥有学生5856人。“除了作家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自称为绅士。”国王、大臣、贵族和高级教士们都慷慨地资助学者、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然而，白璧之中也有微瑕：教会严格地监视着每位教师，而菲利普二世本人，为了保持西班牙大学的完美及西班牙人在神学方面的净化，除了科因布拉、博洛尼亚和罗马等地的大学外，禁止西班牙青年进入任何其他的外国大学。“黄金世纪”之后，这种知识上的垄断，可能已在西班牙的文明不育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此时，两位著名的耶稣会教士进入历史的画面，一位是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他是塔拉戈纳一所耶稣会学院的校长，曾写过一部3卷的小说《评论》（El Criticón），描述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圣赫勒拿岛乘船触礁，在那里发现一名孤独的土人，并对他加以教导（这或许是《鲁滨孙漂流记》故事的蓝本？），之后他们一起旅行世界，对欧洲文化进行深刻的批评。他们的悲观主义和对女性的憎恶颇得叔本华的好感，他把这本书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书籍之一”。一位朋友从格拉西安的著作中摘出了300个段落，印成《处世名言和艺术》（A Handy Oracle and Art of Worldly Wisdom），因而使他名闻国际。这书的很多译本中有一本是叔本华所译。下面是一些名言的例子：

勿光芒震主……高傲常为人忌，最高傲者受忌也最深。当小心掩饰你的美德，如同掩饰你的美丽。

平庸加勤劳胜于卓越但懒散。

幸运有路，智者的一切并非完全得自偶然。

完美不在于量而在于质……有人用数量衡量书籍，殊不知言贵精而不在多。

像少数人那样思想，像多数人那样说话……惟少数深思者得近真理……让智者常保沉默；自认宜于说话时，出语也当深思。

当知如何说“不”……切莫断然否决，因是非殊难肯定……用谦卑恳切填满拒绝的空处。

处世深者不轻信。

加上一句话易如反掌，收回一句话难如登天。

这时西班牙历史学家是欧洲最卓越的。菲利普二世将官方文书和其他文件，广泛地收集在他位于西曼卡斯（Simancas）的档案处，他说：“因为编年和历史学家对国家事务所知甚少，而那又是人所渴望知道的，为了免除这个缺点，我将一切可能用得着的资料集合起来。”自此，这些档案就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宝藏。耶罗尼摩·朱利塔（Jerónimo de Zurita）在撰写他的《阿拉贡编年史》（Anales de la Corona de Aragón，1562—1580年）时，参阅了数千种原始文件，因而赢得“精确作家”的美名。

西班牙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里安纳原是特拉维拉（Talavera）一位牧师的私生子。青年时代便离家自谋生活，为了应对贫穷和困乏，他磨锐了他的智慧。那些一向敏于辨识人才的耶稣会教士，给予他严格的教育。他24岁时，他们将他送往设在罗马的大学讲学，稍后，又送他到西西里，而后再送到巴黎。在巴黎，他发表了关于阿奎那的一连串演说，吸引了热情的听众。后来他身体转坏，37岁（1574年）时，他被允退休，回到他在托莱多的教会。残余的49年中，他很少离开住所。在那里，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引起国际热烈的赞扬，另外一篇《论王国的货币》（“On the Coinage of the Realm”）是一篇大胆攻击莱玛货币贬值的文章，还有一篇《耶稣会当局的谬误》（“The Error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未曾付印。最后的40年中，他主要致力于撰写《西班牙史》（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1592年）一书，此书用拉丁文写成，以便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了解西班牙如何崛起、成为领导和强权国家。在枢机主教班柏（Bembo）的鼓励下，他将此书的大部分译成纯粹的卡斯提语。这是西班牙编史工作中最光荣的成就，叙述生动，文体优美，精于性格描写，而作风坦诚不惧——“生动的记录与冷静的历史最杰出的结合，真是前所未见。”

古老的编年史逐渐变为具有文学和哲学形式的历史著作。这一时代的西班牙小说也历经带有骑士气概和田园韵事的过程，一跃而至小说史上的制高点。骑士的爱情故事仍然很多，从圣·特蕾莎到塞万提斯的每个西班牙人，都渴盼地读着这些作品。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或是对过度强烈的西班牙宗教的一副缓和剂，因为爱情故事的信条是爱，而骑士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他们选中或幻想中的淑女。为了保护和拥有这些，他们会击败许多其他的骑士，但并不是破坏上帝或人们的法律。塞万提斯开始写作时，人们对这类故事的疯狂热情正逐渐沉静下来。蒙田和胡安·鲁斯·维维斯（Juan Luis Vives）已经嘲笑过这类作品，而更早之前（1538年），卡斯提的议会就抱怨，浪漫爱情故事“对成人、男孩、女孩和其他人等，为害至大”，而且有很多人“被它们引诱而脱离真正的基督教义”。

另外一种文体也发展到极点。1553年，一位身份不详的作者在《引导盲人的孩子》（Lazarillo de Tormes）上曾写过第一部“恶汉体裁”的小说，将一位有趣的恶汉英雄化，他用违法补救穷困，又用机智补救违法。1599年，马提奥·阿里曼（Mateo Alemán）印行了一本《流浪汉》（Vita del Pícaro Guzmán de Alfarache）。5年后，塞万提斯采取了这两种情绪——骑士们褪色的梦和一般人的幽默智慧——将它们在他那本最著名的，也是最好的小说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塞万提斯（1547—1616）

依据西班牙在孩子出生那天为纪念圣徒而替孩子取名的风俗，创造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Sancho Panza）两个人物的作者，于1547年10月9日在阿尔卡拉受浸而命名为塞万提斯。他——或者他父亲也是——在名字前加上萨维德拉（Saavedra）一词，这个词来自一个卡斯提家族，他的加里西亚（Galicia）祖先们在15世纪曾和这个家族通婚。他父亲是一位医生，耳朵不好，贫困，常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替人接骨或疗治一些轻伤。显然，年轻的塞万提斯曾陪伴他到过瓦拉多利、马德里、塞维利亚等地。这孩子的教育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虽然他出生在一座大学城中，但似乎不曾接受大学教育。他不曾受到古典文学的磨炼和洗礼，必须从生活中拾取关于生活的知识。

除了他的受浸记录，我们所知有关他的第一件资料是1569年一位马德里的学校校长印行了一卷书，其中包括6首诗，由“我们可爱的学生”塞万提斯所写。同年9月，一位名叫米格尔·泽班兹（Miguel de Zerbantes）的人，因决斗遭逮捕，被判割去右手，之后离开西班牙，有10年之久。在12月的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位米格尔在罗马一位高级教士家中服务。1571年9月16日，同一位米格尔，或许（像卡蒙斯一样）为了逃避监牢而选择服兵役，此时正在奥地利的堂·胡安舰队中的“复仇号”战船上，从墨西拿出发。那支舰队在莱潘托遭遇土耳其人时，塞万提斯正因热症卧病舱中。由于他坚持执行自己的任务，因此被派去对付船边一艘小艇中的12个敌人。他身受3处伤，两处在胸部，另一处创伤使他的左手永远残废——“右手托天之幸”，他说。他回到墨西拿的一所医院中，而由西班牙政府付给他82杜卡特。此后他又在那瓦里诺、突尼斯、格莱塔等地参加其他的战役。最后，他被允回西班牙，但在回国的航程中，他和他的兄弟罗德里戈被巴巴里海盗所执（1575年9月26日），而后在阿尔及利亚被卖为奴。他从堂·胡安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信件，使俘虏他的海盗们相信米格尔是一个相当值钱的人。他们要他付出大笔赎金，虽然他的兄弟在1577年就被释放了，他则被羁押5年之久。他一再尝试脱逃，结果只是使他所受的惩罚更加严酷而已。他的母亲尽力筹措使他获释需要的500克朗，他的姐妹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牺牲了她们的嫁妆，最后（1580年9月19日），他终于获得自由。经过一段艰苦的行程，他回到马德里的故居。

一文不名而肢体残废，他发现除了再去当兵之外简直没法活下去。有迹象显示他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寻求服役的机会。他爱上一位比他小18岁的女士，这位女士——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帕拉西奥斯——除了名字长之外，别无长物。受到爱情和贫困的双重刺激，塞万提斯写了一本田园爱情故事《伽拉泰亚》（Galatea），这本书他卖了1336个瑞尔。那位女士现在和他结婚了（1584年）。婚后，他将他一年前一段露水姻缘中生下的一名私生女交给她，而且说服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卡塔利娜自己没有生孩子。她常因他的贫困责骂他，但显然她是一直忠于他的。她活得比他久，而且在临死时要求葬在他的墓旁。

《伽拉泰亚》一书不曾给他带来更多的钱财，书中角色们的对话——除了作诗之外——过分雄辩。虽然塞万提斯曾计划写一本续集，而且一直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杰作，他始终不曾有时间和灵感来完成它。有25年的时间他尝试写作剧本，他编了约30个剧本，认为它们都是杰作，他肯定它们“都上演过，未遇到任何冷场”。但这些剧本中并没有一本触及公众的嗜好，也不曾替作者掘到金矿的矿脉。他隐退到陆海军的一个补给部门（1587年），借着这个职务，他旅行了一二十个城市，将妻子留在家里。他协助补给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94年，他被指定担任格拉那达的收税员。由于账目不合，他被囚禁在塞维利亚，3个月后获释，但被免除了政府职务。他在塞维利亚又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日子，想靠笔杆子为生。然后，他在西班牙各地浪游时，又在阿加马西拉（Argamasilla）被捕。据说，在牢房和苦难中，他继续写作一本世界上最欢乐的书。回到马德里后，他将《拉曼卡的堂吉诃德的传记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the Renowned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一书的手稿卖给弗朗西斯科·罗贝尔（Francisco de Robeles）。1605年印行，现在，经过58年的艰苦奋斗，塞万提斯终于触到了成功之门。

除了批评家外，每个人都盛赞这是一本幽默而富于哲学意味的不朽之作。菲利普三世（据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天站在他马德里宫廷的阳台上，看见曼扎纳雷斯（Manzanares）河对岸有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正在阅读，但他不时地中断阅读而用力地敲打自己的前额，伴着无数乐极入狂的动作。‘那个学生，’国王说，‘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在读……《堂吉诃德》。’”

正如每本杰作，在这800页的篇幅中少不了白璧之瑕。结构不太精巧——一连串插曲，大多是些不相关的故事，而全书的结构就像书中的骑士那样毫无计划，他“骑马前进，由着他的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结构中的某些线索到最后都松软无力，或者纠缠不清，如桑丘失去其骡子，而后又复现，但未解释原因。生动的叙述不时陷入沉闷，文法松弛不严，用语粗俗不驯。地理学家们则断定书中的地理背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切何伤大雅？我们读这本书时，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中越来越被一种亲切的引力左右，我们会惊奇，塞万提斯在一切苦难中能对理想主义和幽默做如此的融合，能将人性中这距离遥远的两极如此高明地并置一起。体裁是长篇故事应有的体裁——不是枯燥无味的滔滔雄辩，而是一条清澈舒畅的小溪，偶然会闪现一两个隽永的语词（“他一脸福相”）。全书的故事皆显示其创造力，桑丘的格言永无竭尽，最后的一个幽默或哀愁绝不逊于第一个。塞万提斯所谓：“这个最庄严、自负、精细、厚道和幽默的历史”中包括的，就是西班牙的人民和生活，用一种无偏的爱，并借着无数生动活泼的琐碎细节加以描述。

塞万提斯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手法，伪称他的“历史”是采自一位阿拉伯作者西德·哈米特·本恩吉利（Cid Hamet Ben-Engeli）的手稿。序文中，明白地宣布他的目的是：描述对骑士风尚的一个讽刺……“那些曾如此奇妙地迷惑大部分人的……一大堆未加设计的有关骑士风尚的浪漫故事的衰灭……做了一个讽刺。”

乔叟曾在《坎特布雷故事集》中的《托帕斯爵士的押韵诗》（The Rhyme of Sir Topas）一文中做过类似的工作。拉伯雷在《巨人传》一书、普尔奇（Pulci）在《莫冈特·马焦雷》（Morgante Maggiore）、特奥费罗·佛兰格（Teofilo Folengo）和其他“混淆体”诗人也曾讥讽过骑士，而阿里奥斯托在《奥兰多的暴怒》一书中曾讥嘲过书中的男女主角。塞万提斯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否决浪漫故事，有些，如阿马蒂丝·高拉和他自己的加拉蒂，他是保留下来的，他在他的故事中穿插了一些游侠的浪漫韵事。最后，历经无数的挫败和不名誉的抛弃，富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仍是故事中的秘密主角。

塞万提斯把自己描画成一位想象中的乡绅——豪侠而机敏——非常沉迷于图书馆中的小说，所以将自己从头到脚穿上骑士的服装，携着骑士的武器，骑着马——罗西南特——冲出去保护那些被压迫的人，纠正邪恶，护卫圣洁和天真。他憎恨不公，梦想那金色的过去。那时没有黄金，那时“那两个不祥的字，‘你的’和‘我的’，压根儿就没有区别。在那个圣洁的年代，一切东西都是公用的……那时一切都是联合，世界上都是爱和友谊”。遵照骑士风俗的要求，他不但将他的武器，而且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一位女士——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他未曾见过她，但他能将她描绘成纯洁、优雅、一无瑕疵。“她的粉颈像雪花石膏，她的酥胸像云石，她的玉手像象牙。将白雪和她的玉体并列，白雪也将失去光彩。”这“云石”使他坚强，“白雪”使他温暖，于是堂吉诃德出发向全世界的邪恶作战。在这以寡敌众的战斗中，他并不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因为“我一个人抵得上100个”。陪伴着他进出小酒店和磨坊，跨过污秽的沟渠和冲过惊慌四窜的猪群，作者塞万提斯爱上了这位“不吉的骑士”，不仅把他写成疯人，也把他写成圣徒。历经那一切的灾祸和痛苦的挫败，堂吉诃德仍然保存着谦恭同情和慷慨的心灵。最后，这个忧郁的狂人被作者改写成一位哲学家，他即使身在泥淖中，仍仁慈地言及良知，而且原谅那个他不了解的世界。作者按照预定的计划仍使堂吉诃德一败涂地时，我们开始迁怒于作者的安排，而当桑丘告诉他城里唯一的一位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只是“一个粗壮的老妈子……一个高大、壮硕如男人一样的丑妇”时，我们开始同情这位梦成幻影的骑士。骑士用一句金言回答了桑丘，他说：“美德使肉体高贵。”“每一个人，”他说，“都是自己作品的继承者。”

堂吉诃德缺乏的就是幽默，而幽默是哲学的妻子。因此，塞万提斯给他一个健壮的仆人——一位庄稼汉的儿子桑丘——作为跟班。他替那位骑士服务，而骑士则管他吃喝，而且答应将来征服土地中的一部分由他管辖。桑丘是一个头脑简单、胃口奇佳的人，虽然常在挨饿的边缘，但直到最后一页，他一直是一个胖子。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家伙，爱他的驴子就像爱自己一样，看重它的“甜蜜的伴随”。他不是一位典型的西班牙农人，因为他太富于幽默而缺少威严。但是，正如任何从过度狂热的神学中解脱出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居心善良而仁慈，聪明但文盲，忠于他的主人。他不久就断定堂吉诃德疯了，但也变得爱他了。“我一直紧随着我的好东家，这些月来一直和他做伴，”最后他这么说，“现在他和我已经合成一人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代表着人性的两面。那个骑士转过来尊敬他这位随从的智慧，认为即使不如他本人那么高贵，也和他本人一样有好的根基。桑丘用谚语来表现他的哲学，这些谚语一个接一个，几乎占了他思想的全部：“母鸡女人爱漫游，游来游去迷了途。”“女人是不是真难分，中间容不下一根针。”“医院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孩子天真可爱，长大了越变越坏。”塞万提斯或者使用了一本这类谚语的谚语集，他说这些谚语是“长期经验凝结成的简短语句”。桑丘辩解他的“慢板”，说是由于这些谚语阻塞了他的喉咙，必须吐出来，“先来的先请”。堂吉诃德对这滔滔不绝的谚语毫无办法，只有认了。“老实说，”他说，“你似乎没有我清醒，我宣判你‘精神错乱’。我原谅你，而且已经这么做了。”

《堂吉诃德》的成功使塞万提斯得到两位赞助人，一位是莱莫斯（Lemos）的伯爵，一位是托莱多的枢机主教。他们给他一笔小小的年金。现在他可以供养他的妻子、私生女、守寡的姐妹和一个侄女了。这本书印行后几个月，他和他全家突然因涉嫌参与发生在塞万提斯家门口的加丝帕·埃兹贝雷塔（Gaspar de Ezpeleta）谋杀案而被捕。谣言说加丝帕曾爱上了那个私生女，但调查证明并无其事，又全被释放了。

塞万提斯好整以暇地进行《堂吉诃德》的第二部。1613年，他中断这个心爱的工作，印行了12本《训诫小说集》（Novelas Ejemplares）。“我曾给这些故事一个名字，叫作‘模范’，”他在序言中说，“如果你细读此书，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故事不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第一个故事关于一群盗贼和塞维利亚警察，可作为模范的和谐。另外一个故事《狗的对话》（Colloquy of the Dogs）描述该城市的礼节和道德。在这本书的序文中，塞万提斯描绘他自己：

本书中你看见的那个容貌倾斜，长着栗色头发，平顺而不纠结的眉毛，明亮的眼睛，钩形但比例均匀的鼻子，银灰色的胡子——不到20年前，还是金黄色的，上唇长着很长的髭……牙齿不多，不值得一数……中等身高……略微下垂的肩膀，相当大块头的人。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伽拉苔亚》和《堂吉诃德》两书的作者。

1614年，《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出现使他惊奇，因为这书不是他写的，而是由一位自称阿维拉内达（Avellaneda）而身份不明的人所撰写的。序文中取笑塞万提斯受伤，而为这个可能毁坏塞万提斯本人第二部的诡计自喜。这位被打扰的作者于是匆匆地完成了续集，于1615年付印。文化水准颇高的西班牙读者很高兴地发现这个续集无论在想象、精神和幽默各方面都不逊于第一部。经过这额外的500页，兴趣一直维持到那悲哀的——如果不是痛苦的——结尾。有人认为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在那位公爵宫廷中——桑丘的恶作剧及关于他挨打屁股的痛苦故事，使第二卷成为较好的一部分。桑丘被命为巴拉塔里亚总督时，每个人都预料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昏庸的一位地方官。恰恰相反，他善良的心地和常识，他简单而公正的管理和改革及他在一次抢劫案中聪明的判决，都足以使当时政府蒙羞。但那些残酷的邪恶势力太强大了，它们不断地折磨他，终使他怀着解脱的心情挂冠而去，恢复他做堂吉诃德随从的生活。

剩下来的是骑士同样由梦想中逃回现实。他出发去做种种新的冒险，但遭遇到最后的失败。在那次失败中，他得胜的对手逼迫他做出保证，他将回家去过一年非骑士的平静生活。这位疲惫的战士同意了，但他美梦的幻灭使他生命的源泉枯竭。他将他的朋友们召到床边，分送礼物，预立遗嘱，解除骑士的誓言，而让自己的精神加速崩溃。桑丘回到自己家中，满足地耕耘着田园。他入世已深，更使他感觉自己家乡的可爱。最后，他温和的现实主义显然胜过他主人丰富而虚幻的理想主义，但也不完全如此。那位骑士在墓碑上留下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就是为追求它们而死。”那位现实主义者继续活着直至死去，但那位理想主义者那时开始新生。

剩下的最后一年中，塞万提斯印行了8个剧本，时间还不曾肯定他对它们的估计，但已经给予他的《拉纽曼西亚》（La Numancia）一个崇高的地位，那是一首美丽有力的诗剧，赞美那个西班牙城市抵抗罗马人的包围（公元前133年）。他和他笔下描写的骑士一样，自己深信的事物遭受幻灭。他以为后世子孙们会由于他的剧本而记住他，他以带有不适切却值得原谅的嫉妒语气，谈论有着惊人成就的韦加。嘲笑了大部分的浪漫故事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自己写了另外一个浪漫故事《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Pérsilesy Sigismunda）。死前4天，他将它奉献给莱莫斯的伯爵：

昨天，我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今天我提笔写下这献词。时间不多，我的痛苦渐增，希望渐灭……所以我向诙谐，向我生动的幽默及愉快的朋友们告别。我感觉我行将死去，我别无欲望，只希望在另一个生命中见到你们快乐。

他死于1616年4月23日。

用他特有的堂吉诃德方式，他曾预计他的《堂吉诃德》一书会卖到3000万册。世人对他天真的话发出微笑，结果不止3000万册。除了《圣经》外，没有再比这本伟大的故事有更多的各国文字译本。在西班牙，最单纯的乡下人也知道堂吉诃德，大概除了《圣经》外，他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生动、最可爱、最著名的一个角色”，比历史上成千骄傲的著名人物更真实。塞万提斯使他的故事成为生活方式的深刻描绘，这种做法树立了现代小说的规范，也替勒萨日（Lesage）、菲尔丁（Fielding）、斯摩利特（Smollett）和斯特恩（Sterne）等人做了开路先锋。他使这个新形式的小说揭露并启发了人类道德的全域，因而使它升入了哲学的境界。

诗人

卡斯提语言中强有力的延长音，就像托斯卡纳的意大利语中悦耳的装饰音一样，正适于音乐和韵律，而这个民族的精神在天性中对诗较对散文更易于反应。诗人和僧侣一样众多。韦加在他的《阿波罗的桂冠》（Laurel of Apollo，1630年）一书中描述诗神的聚宴和竞赛，在他的幻想中，300名当时的西班牙人为桂冠而竞争。这种诗意的竞争对于西班牙这个民族而言，就像火焚异教徒一样盛行。这些诗中包括令人瞌睡的说教诗，写成韵文形式的教条、押韵的浪漫故事、田园诗、英雄诗体的滑稽诗、民谣、抒情诗和叙事诗。并不是所有作者都有弗朗西斯·菲格罗亚（Francisco de Figueroa）那种勇气，将自己的诗文付之一炬。

叙事诗中最好的是《拉阿劳卡娜》（La Araucana，1569—1589年），诗中描写南美印第安部落的反叛。它的作者是阿隆索·埃里奇拉·朱尼加（Alonso de Ercillay Zuiga），他在那次战争中是一名出色的西班牙士兵。所有抒情诗人中最好的可能是一位奥古斯丁教团的僧侣路易斯·庞斯，他的部分犹太血统并未阻止他表现基督徒虔诚中最优美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集神学家和诗人于一身，34岁时，他被指派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教授，至死他从未终止和那所大学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和严肃的生活并未终止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奔放。宗教裁判所在1572年即召他前往，因为他将《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译成田园诗的形式。他受了5年牢狱之灾，然后获释，再度到那所大学讲学。他用奇趣的话说：“我们上次见面时，曾谈到……”他同意他上级的看法，认为诗不适于神学家。因此他不曾将其诗付印，这些诗直到他死后40年才被印行。它们被认为是卡斯提语中最接近完美的作品。

贡戈拉和克维多·比列加斯（Quevedoy Villegas）两人更出名，因为他们用押韵诗和辩论搅动了学术的空气，他们死后留下贡戈拉派（Gongorismo）和概念派（Conceptismo）两个相争的学派，叫作文体哲学。塞万提斯对他所有的对手都有一番推荐的话——除开韦加和阿维拉内达两人，他把贡戈拉叫作“一个难得而活泼的天才，再找不到第二个”。我们从他《舰队颂》（“Ode to the Armada”）的一节中可以捕捉这位诗人怒吼的遥远回声：

啊，这岛啊！一度如此强壮的天主教堡垒，

现在，异端的污秽神龛充斥，

是训练战争的营地，智慧的神圣学校。

时光飞逝，这些高贵都曾属于你，

你皇冠上的光彩仍为人歌颂。

现在，从冥府水池萌芽之暗晦杂草

正适合你的花冠。这片土地曾为

亚瑟·爱德华、亨利诸王统治过，而今他们安在？

他的子民，正欣喜他们的倾倒，

是否仍坚决地站立于强大的信仰之下？

应该谴责和责难那些

现在统治着他们的耻辱与罪恶。

啊！可恶的女皇！你的心和额头如此无情，

秉性残酷、凶猛、卑下，而使你淫荡不贞，

你以女性而君临天下，实是美德的毁灭，

在各方面你都像一只狼，

让上帝的热情雨般地打在你虚伪的卷发上吧！

这是一支值得爱慕的笔。难怪菲利普四世要使这位激烈的诗人（现在成为一位僧侣）成为他的宫廷牧师，将他的才能传于皇宫。贡戈拉在风格方面力求洗练，字句力求斟酌，他反对韦加等人匆促写作的作风，坚持每一行都必须细加琢磨使之成为逸品。他在这方面的热心，将艺术带进矫揉的境界，字里行间夹杂着过多的隐喻、形容词、倒装和对语，及超过了李利的夸饰文体和马里尼的装腔作风。下面就是这样写一个女孩的迷人的妩媚：

她那对明亮如日的双眸

仿佛转向那酷似冬日的挪威夏日长空；

那惊人的白色是她如雪的玉手

真令那伊索匹亚的子民惊慌畏缩。

西班牙的诗人现在分成三个阵营，一是模仿贡戈拉的贡戈拉派，一是模仿克维多的概念派，一是对两者都加以抗拒的，如韦加。

在阿尔卡拉大学，克维多在法律、神学、拉丁文、希腊文、法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决斗方面都卓有声誉。虽然他近视而且有罗圈腿，但在笔和剑的任一方面，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讽刺和他的剑锋同样锐利。杀死了几名对手后，他逃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35岁时，他在那里担任财政部长。他参与欧逊纳反抗威尼斯的密谋（1618年），失败后入狱3年。回到马德里后，他并未因获得菲利普四世秘书的休闲职位而沉默，他的诗冒犯了国王、罗马教皇、奥利弗雷、女人和僧侣。他恶名昭彰的小书《狗与热病》（The Dog and the Fever，1625年）向所有的事物狂吠，将一些较桑丘使用的尤为尖刻的谚语，暴风雨似的向它们劈头泼去。他给世人一个最后的忠告，但他从未如此做：别插手那场战役，“让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过去”。克维多渴望树敌和惹事，他攻击贡戈拉派主张的迷信崇拜，而以概念派与之对抗：他认为诗人不应该在字句上慢斟细酌，而应该寻求概念——不是人人熟知的陈腐意念，或因常用而形成固定的意念，而是要寻求精巧、华美、庄严而有深度的构想。

他被误控写信给菲利普四世，其内容为警告他停止浪费，并将无能的大臣们免职。他在一间潮湿的地牢中被关了4年。获释后他的健康已被摧毁，三年后（1645年）去世。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文学生涯，而是一个充满战斗的生命，墨水就是鲜血，而诗就是战争。生命结束时，他警告他的国家，说它也在濒死边缘：

我曾见我祖国的城堡

一度如此坚强，而今却濒于倾颓。

它们的强劲为新的方式所毁，

这磨损并腐蚀了原有的庄严华美。

我走进原野，取新融之水，

而山顶上，呻吟的牲口焦急的徘徊。

它们的痛苦令我心灰意懒。

我走进家门，我看到它斑驳点点。

我疲惫的双足已弯曲，

时代获胜而我剑锈毁，

极目四顾，无一物非残存于临毁。

韦加（1562—1635）

在那个活泼的时代中，剧作家和诗人一样多。在此之前，正如在当时的英国，舞台都是临时搭架的，贫穷的江湖艺人在各小镇上卖艺。宗教裁判所致力于控制他们那些喜剧中的粗鄙，制止了一切戏剧（1520年）。马德里成为皇室居地后（1561年），两个演员团体要求国王允许他们可以永久在那里营业。他们获得许可，宗教的禁令因而被解除（1572年），两家戏院——克鲁兹（Cruz）戏院和普林西波（Príncipe）戏院建立起来了。戏院的名字表示西班牙的忠贞和权力。1602年，瓦伦西亚、塞维利亚、巴塞罗纳、格拉那达、托莱多和瓦拉多利等地也建立了戏院。1632年，马德里一地已有1000名演员，卡斯提境内有76名剧作家。裁缝、商人、牧人都在写剧本。1800年，西班牙人已经看过3万出不同的戏剧。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即使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曾对戏剧如此入迷。

戏院的形式由庭院演变而成——四周由房屋或临时看台围绕——早期的戏剧就在其中上演，所以这些永久性的戏院被设计成由渐升的座位和包厢围绕着舞台。无论戏剧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背景，服装全是西班牙式的。观众包括各阶层的人士。女人也来，但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且脸上围着很厚的面纱。演员们的生活极不安全，随时可能遭遇不幸。对他们的穷困和漂泊无根，唯一的安慰是希望。少数男性的“明星”发迹了，获得了财富和引人注目的美名。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在马德里的要道上，抚摸着佩剑和胡须。有些首席女演员则能和国王们共眠。

西班牙的戏剧之王是韦加·卡皮奥（Vega Carpio）。1647年，宗教裁判所不得不禁止一个已经印行的信条，那信条开端说：“我相信韦加是万能的，是宇宙的诗人。”历史上可能没有别的作者，在生前就享有如此美名，只是由于诗歌翻译的困难，才使他的盛名局限于西班牙。即使如此，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戏剧就在西班牙、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地上演。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他的名字被冠在并非他写的剧本前面，用以吸引观众。

在莎士比亚出生前两年，他出生于马德里一个贫穷然而（我们相信）高贵的家庭。14岁时，他逃离家庭和学校，投身军旅，在亚速尔群岛目击一些血腥的战役。他陷入爱情的罗网，但在仅受轻伤时候退出。他写了一些关于那位女士的低级讽刺短诗，结果因诽谤罪被捕，被逐出马德里。他又潜回那座城市，和乌尔比诺的伊萨贝尔私奔，后来和她结婚。为了逃避追捕和法律制裁，他加入“无敌舰队”，参与那只舰队被击败的战役，他的兄弟在那次战役中死在他的怀中。他妻子的去世使他免除了其他的纠缠。他和女伶米卡拉同居，生了两个小孩，因而再度结婚。1609年，他成为宗教裁判所的一名职员。在失去他的第二任妻子后，他被任命为祭司（约1614年），又坠入新的桃色事件。

西班牙因为他的剧作而宽恕了他的那些情妇。他写了多达1800部剧本，外加400部在宗教节日上演的短剧。他被认为曾在一周中写出10篇剧本，其中一篇是在早餐之前完成的。塞万提斯在这种迅速而大量的创作面前也自愧弗如，而把他的对手称为“自然界的怪物”。韦加能在灵感来时即兴写作，有这种不经细思即能多产的天赋，他无须伪装出一副艺术和哲学的脸。在他的《作剧新术》（New Art of Making Plays）一书中，他亲切地承认他的写作是在面包上涂奶油，所以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一些侵犯著作权的出版者派遣一些有着特殊记忆力的人去参观他剧本的演出，这些人听过三遍台词后就能背出一部剧本，而提供一个窜改的对白给这些出版者。他们不付作者分文，否则他可能不会将他的那些剧本付印。韦加的演员们一度拒绝继续演出，直到将一个记忆力惊人的观众撵出场外——因为剧本的印行可能减少观众的人数。韦加极小心地印行他的那些诗意的浪漫故事——阿卡迪亚、圣伊西德罗、耶鲁萨伦·康科斯塔达、拉赫尔摩苏拉·安吉丽卡、拉·德罗蒂——都是好听而平庸的。

在他剧本中，情节的安排是最重要的。剧中人物很少做过精密的研究，人们或许可以引用梭罗批评报纸的话批评这些剧本——你只需将人名和日期改变，内容永远是一样的。故事几乎永远转向两个要点：有关荣誉的事，谁将和那个女人睡觉。大众对于后者的变化从来不会厌烦，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从不允许有这种事发生。同时，他们欣赏附带的幽默、生动的对话及从那些美丽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嘴中轻快说出的抒情诗句。这些浪漫故事的精神在西班牙舞台上获得新的生命。

韦加的剧本中最著名的是《塞维利亚之星》（La Estrella de Sevilla）。卡斯提的国王——“大胆的桑丘”——来到塞维利亚，他称赞那些城市街道的壮丽，但是他要求他的顾问埃利亚斯更详细地告诉他关于该城市的女人：

国王：这城里的少女美如天仙，你为什么不谈谈她们？……告诉我，你在这温柔乡里难道无动于衷吗？

埃利亚斯：多娜·莱昂诺·里贝拉似乎就是天上仙女，因为在她脸上闪耀着春阳的光辉。

国王：她太苍白……我需要一个炽热的太阳，不是冰冷的。

埃利亚斯：向你投掷玫瑰花的那一个是多娜·曼奇亚·科罗内尔。

国王：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我看见其他更可爱的……我看见那边有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女，你略去不曾提起……她是谁，谁在她的阳台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向谁脱帽致意？那两眼闪烁着雷电似的光芒，而将那要命的光线射入我心深处的是谁？……

埃利亚斯：她的名字是多娜·史蒂拉·塔贝拉，塞维利亚城充满敬意地叫她塞维利亚之星。

国王：应该把她叫作“塞维利亚的太阳”……我的导星把我带到塞维利亚……埃利亚斯先生，你用什么方法能使我得以见她并和她谈话？……啊，那景象将深铭在我的最深处！

史蒂拉正与桑丘·奥蒂兹相恋，因此她愤怒地拒绝了埃利亚斯让国王享受君主所有权力的建议。于是，埃利亚斯贿赂了史蒂拉的女佣，让国王进入她的房间。然而，正在这荣誉攸关的时刻，史蒂拉忠实的弟兄布斯托斯进来了，他阻止了国王，准备杀他。但为王威所慑，他让国王离去，轻蔑国王但未伤国王。一小时后，国王看见那个受贿的女佣的尸体正悬挂在他的宫墙上。他派人将奥蒂兹召来，问他对国王是否无限忠顺，得到骄傲而满意的回答后，国王便命他去杀布斯托斯。奥蒂兹遇到布斯托斯，布斯托斯带给他史蒂拉的口信，她爱他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奥蒂兹向他致谢，然后杀掉他，几乎因此疯狂。国王害怕众人反叛他，因此将这件谋杀案是他主使的事实隐蔽起来。奥蒂兹被捕了，将要处死时，史蒂拉找到解救他的方法。结局并不愉快，这一对恋人承认那一次谋杀已将他们的爱情永远毒死。

写作了1000个这类剧本后，韦加成为马德里的偶像。贵族和平民向他表示钦敬，教皇送给他马耳他十字勋章（The Cross of Malta）和神学博士学位。他在街道上出现时，被热爱他的群众包围。女人和孩子们吻他的手，求他祝福。他的名字被冠在同种之中最好的东西上：韦加马、韦加瓜、韦加雪茄等称呼。一个曾经对他吹毛求疵过的批评家，终日生活在恐惧中，生怕这位诗人的忠实拥戴者会置他于死地。

虽然如此，韦加并不快乐。他曾因剧本得到相当好的报酬，但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此成功后他还是贫穷，以致必须向菲利普四世求援。菲利普四世虽也破产，仍然送给他一大笔钱。较贫穷更使他伤心的是丧失其子女。他的女儿马切拉进了修道院；他的儿子劳普加入海军淹死了；他的女儿安东尼娅和克里斯贝尔·多诺里奥私奔了，卷去她爸爸相当多的值钱的东西；韦加和她脱离了父女关系，而克里斯贝尔遗弃了她。韦加认为这些苦难都是神因他的罪而给他的处罚，所以将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中，凌虐自己的肉体，直到墙壁上沾染了他的鲜血。1635年8月23日，他写成了他最后一首诗《那个金色的黄金时代》（EL Siglo de Oro），4天后便去世了，享年73岁。马德里一半的居民参加了送葬的行列，行列故意绕道经过他女儿住的修道院，以便他女儿能在所居小室的窗口向他道别。他的礼赞在一个公共舞台上表演。

和伏尔泰一样，我们无法将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说，由于他卓越的天才、他生动的诗文及他可爱的性格，从那1000个剧本中闪射出来，因而使他在那“黄金时代”中，高升至文学领域的巅峰，唯有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足以与他颉颃。

卡尔德隆（1600—1681）

有人曾短暂挑战过韦加的地位。卡斯特罗·圭伦（Guillén de Castro）于1591年写成《西德的少年时代》（Las Mocedades del Cid），对这篇作品，有些人喜欢高乃依更有名的仿作。贝莱斯·格瓦拉（Luis Vélez de Guevara）放弃了他的法律业务，使他有时间写出400个剧本，其中包括《瘸腿魔鬼》（El Diablo Cojuelo），这是《勒萨热跛足魔鬼》（Le Diable Boiteux）一剧的蓝本。狄尔索（Tirso de Molina）于1630年在巴塞罗纳上演《塞维利亚的讥嘲者》（El Burlador de Sevillay Convidado de Pietra）一剧，这次演出使唐璜成为一名淫荡的渎神者，为莫里哀的《皮埃里》（Le Festin de Pierre）和莫扎特的《堂·乔万尼》（Don Giovanni）提供了故事的情节，也给予拜伦写《唐璜》一诗的灵感。这短短的几行略微暗示了一点西班牙戏剧在国外造成的广大影响。1803年，施莱格尔（Schlegel）宣称在现代戏剧中卡尔德隆为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而使德国举国大为震惊。

卡尔德隆和牟里罗一样，见证了“黄金世纪”的结束。他是菲利普二世和菲利普三世时代财政部长之子，在萨拉曼卡大学接受了一切耶稣会教士所能提供和允许接受的教育，在受教育期间宗教大大影响了他的作品和生命。他在萨拉曼卡大学研究法律，但他发现自己能成功地写出舞台剧本时，他放弃了法律。在一个剧本中，他太明显地提到一位有势力的传道者在讲道中的用词累赘。卡尔德隆因而入狱一段时间，但他的盛名已成。他剧本中的一卷，其中包括《浮生若梦》（La Vidaes Sueo），于1636年出版，使他立即赢得了西班牙戏剧界的领导地位。菲利普在那一年指定他继承韦加为宫廷剧作家。1640年，他加入一个胸甲骑兵连，在塔拉戈纳，因神勇而崭露头角。在西班牙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文士常常以立功来实现自己神秘的梦。两年战争生活后，卡尔德隆的身体衰退，他退休并依靠军队的年金度日。家属的死使他转向宗教，成为圣方济各教派中的一名俗人教士，被任命为祭司（1651年），有10年的时间在托莱多的一个教区中工作，在此期间他断续为舞台编写剧本。领受了世界上的一切荣誉后，他在81岁时逝去。因一生编写了好几百出圣剧，而且终生只有一个情妇，他死时满怀着获救希望。

他的宗教戏剧是所有宗教戏剧中最好的，因为在那里他写抒情诗的能力受到虔诚信仰的支持。他的俗世剧本一度为他得到比韦加更大的国际声望，在诗文上这些剧本和韦加的同样美丽，在思想上则有过之。他缺乏一些韦加那种难以想象的气魄和变化，他也用热情和技巧写出一些“斗篷和剑”的剧本。只有熟悉卡斯提语言的人才能充分欣赏他，但我们注意到两位英国诗人感受到他的天才，而费尽心力地将它从语言难局中抽出。对卡尔德隆和施莱格尔抱有同样看法的雪莱，用很流畅的手法翻译《奇异的魔术师》（El Mágico Prodigioso）中的部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卡尔德隆的六个剧本》（Six Dramas of Calderón）一书中尝试对这位西班牙剧作家做一些介绍工作，但失败了，6年后，他却很成功地翻译了穆斯林作家奥马·开俨的诗篇。

《荒谬的魔术师》（The Monstrous Magician）是浮士德传奇的变体。西普利安是安条克著名的学者，为了解除两位学生因争夺朱斯蒂娜而举行的决斗，他同意去找朱斯蒂娜，看她究竟爱谁，想使双方收剑入鞘。他去了，一见朱斯蒂娜便坠入情网。她轻蔑地将他赶走，之后又思念他。学生们也被拒绝了，他们就和她的妹妹利维亚相爱，但西普利安无法驱除他心中对朱斯蒂娜的爱意：

她如此美丽——而我，

介于爱妒之间，

因希望与恐惧而战栗，

没有她，

生命是如此痛苦而无意义。

听着，地狱的魔鬼，最可恶的精灵，

我愿将我的灵魂永远给你，

接受惩罚和痛苦，

为的是——

能得到这可爱的女人。

“我接受。”魔鬼说，但他发现朱斯蒂娜很顽强。最后他将她带到西普利安面前，学者上前拥抱她时，朱斯蒂娜的面罩打开了，显露出来的只是一副骷髅。魔鬼承认只有基督的力量才能和他开这个玩笑。最后，西普利安和朱斯蒂娜都被带到耶稣殉难像前时，她供认了她的爱。

菲茨杰拉德所译的剧本中，《萨拉米市的市长》（El Alcalde de Zalamea）一剧因为技术优异而赢得高度赞美。《浮生若梦》一剧则有较深的隐义，它抛开旧有的主题荣誉和爱不谈，大胆地将几乎是一个东方的问题带上舞台：生命的胜利和盛衰究竟有几许恒久和真实？或它们只是表面的幻象、幻影，遮盖基本的永恒的真实的薄幕？波兰国王巴西利厄斯（Basileus）因为星象显示他的儿子将会反叛他，将他新生的儿子下狱。西格斯蒙德因此被用铁链锁着，和森林中的野兽一起养大，成人以后，他比任何不驯服的野兽还要野蛮。这时，国王又发慈悲，邀他的儿子来共治国家。但西格斯蒙德对治术方面未受过良好训练，常在无意中做出粗暴的行为，必须用药物麻醉使他屈服。他恢复神志后，发现自己又回到林中被锁起来。别人告诉他，他近日登上王位只是一场破碎的梦，而后——请你相信——他像莎士比亚中被击败的理查二世一样说：

于尘世隐约的微光中，

生命仅是春梦一场：

在梦中，人扮演种种角色，

醒时万事却已成空。

国王梦见他是国王，

拥有无限权威地活在虚幻之宫。

环绕他的一切欢乐，

来自幽幻而飘荡的虚空，

终而死神夺去富贵荣华。

梦境醒时，

谁能将冠冕带过死神的门洞？

不问出生如何，

举世之人，浑然皆如梦。

生命究系何物？

虚幻的琼楼，虚幻的沉醉，一切转头空。

浮生至多成一梦，

梦中复有梦。

然后，经过另一次未充分说明的改变，西格斯蒙德脱离野蛮而变得有理性。一次革命后他登上王位，成为一位贤君，谦卑地体察到这次得意不过又是另一场梦，不过是生命泡沫中一个毫无实质的泡影。

剧本中的对话过分冗长，一连串空幻的语词大大冲淡了诗意的芳醇。它仍不失为一出有力的戏剧，全剧行为混合着思想，辅以戏剧性的悬疑。如果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教育因而能够充分了解卡斯提语言，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世界上伟大的戏剧之一。

我们的想象为时空所囿，无法了解戏剧在17世纪的西班牙扮演一个多么活跃的角色及它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在意大利，它几乎将本土的悲剧逐出境外。在法国，它提供给亚历山德罗·哈迪（Alexandro Hardy）、高乃依、莫里哀等10余位作家故事情节。它在拉辛之前确立了法国悲剧的形式，强调道义而唾弃修辞。我们回想到塞万提斯和其他西班牙小说家对勒萨日、笛福（Defoe）、菲尔丁和斯摩利特等人的影响及由这些人间接影响狄更斯（Dickens）和萨克雷（Thackeray）；我们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艺术，甚至是现代的法国艺术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建筑、雕刻和绘画加以比较时，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世界上西班牙语系的民族，在任何人面前都会因自己的遗传和血统而骄傲。

第四章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
（1556—1682）

多彩多姿的艺术

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为英国所夺，陆上优势复沦于法国，而经济又全部陷入失败或破产，她仍能建造塞格维亚大教堂，引导赫尔南德兹（Hernández）和胡安·马丁内兹·蒙塔涅斯（Juan Martinez Montaes）等人的雕刻，供给埃尔·格列柯、苏巴朗（Zurbarán）、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等人的绘画以灵感，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由于西班牙教会依然富有，西班牙的王室依然富裕，美洲的黄金仍旧进入塞维利亚，而靠信仰和财力支持的西班牙艺术家们感觉到一个光荣时代的余晖仍未完全逝去？

这一时期建筑方面的成绩最小，因为过去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已满足了信仰上的一切要求。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建筑超过摩尔人的成就，它的顶端加上一个基督教钟楼，使清真寺的尖塔更加完美（1567年）。一年后，巴托隆·摩瑞尔（BartoloméMorel）又在这整个结构上冠上一个“信仰”的形象，这个形象重达1吨，但安放得如此轻巧，一遇微风便能转动。一位埃斯科里尔的建筑师艾莱拉于1585年开始在瓦拉多利建造庄严的升天大教堂，教堂的规模非常宏伟。在俯视塞格维亚的一座山上，建筑师和工匠于1522年开始建造不朽的大教堂，费时200年之久，那座教堂骄傲地象征着西班牙信仰的优越和坚定。在萨拉曼卡，胡安·摩拉（Juan Mora）用多利安式加上圆顶的形式替耶稣会设计巨大的塞米纳里奥·康西利亚（Seminario Conciliar，1617—1755年）。

即使西班牙逐渐俗世化了，教堂和宫廷也要求艺术。菲利普二世于1575年在阿兰胡埃斯（Aranjuez）建造了一所夏宫，那凉爽的花园使他免受埃斯科里尔的酷热和严肃之苦。菲利普三世扩建了帕多王宫作为他游宴的中心，该宫装饰豪华的大使厅以它的枝形吊灯闻名于世。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在马德里的东门建造了一座游乐园（Buen Retiro，1631—1633年），这几乎为凡尔赛宫提示了蓝图，在它的宫廷剧场中上演过很多韦加和卡尔德隆的戏剧。在莱昂和阿斯托加建立起庄严的市政厅，在托莱多的那一幢是由埃尔·格列柯设计的。

在形式和气派上，雕刻几乎全部是教会的。哥特式的风格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和巴洛克装饰的修改，但肖像画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在西班牙却不受欢迎。画家们——即使是一代大师如苏巴朗和牟里罗等人——都使他们的雕刻品让礼拜者印上基督受难或殉教的真实感，几乎所有的雕像都是以多色的木头雕刻。一位非常热爱西班牙艺术的博学之士，苏格兰人威廉爵士，认为胡安·朱尼（Juan de Juni）是西班牙最好的雕刻家。朱尼因在瓦拉多利的大教堂中雕刻了一座祭坛而闻名，并在另外一座教堂中刻了一座雕像《悲恸的母亲》。那座雕像被群众珍爱，以至——在他们信仰感动的内心深处——他们请求让它穿上昂贵的衣服。西班牙通常将格里格利奥·赫尔南德兹（Gregorio Hernández）的地位排得更高，他也在瓦拉多利刻了一座《悲恸的母亲》，使用他特殊的写实手法，在她的袍服上画上血迹，而在她脸上用玻璃镶出泪痕。这位“悲恸的母亲”——死去的基督就躺在她的膝上——可能是这个时代西班牙雕刻中最好的作品。

这些雕刻家中最伟大的是蒙塔涅斯（Montaes）。他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塞维利亚的修道院时，只有18岁（1582年），他向它呈献了一座圣母像，他的报酬是终身自由在那里居住。他用伊格那修和格扎维埃等人的雕像赢得耶稣会的好感，又用圣哲罗姆的雕像取悦于圣哲罗姆教派（Hieronymite）的僧侣们。塞维利亚大教堂中仍然陈列着他的《耶稣受难像》，一位艺术史家认为那“可能是对那位神圣牺牲者最好的描绘”。教皇保罗五世应大众的要求强迫所有天主教徒接受“圣灵怀孕”说时，西班牙特别高兴，因为她和法国一样，在此之前即将虔敬集中于圣母玛利亚。蒙塔涅斯利用这个机会雕刻了他的《切夫·奥佛雷》——上帝的年轻母亲正在沉思她由原罪中解脱出来的神秘。这座雕像也被列入世界雕刻杰作中，但这位安达鲁西亚少女像似乎显得太平静和满足，虽然垂有帷幔。

我愿简洁公正地列举并赞美图画在西班牙艺术中所占的较小的成就，那些铁栅、屏风、铁式铜制的门；很多祭坛后面屏风上的木制品以及类似摩那（Pedro de Mena）为马拉加大教堂所刻的唱诗班座位；灯、十字架、圣餐杯、用银或金铸造的圣体器和圣柜，有如世界著名的胡安·阿佛（Juan de Arfe）的卡斯多迪亚（Custodias）；用木材、象牙、大理石或铜等刻成的小像；美化祭坛和女人的刺绣及锦缎，巴塞罗纳的搪瓷玻璃以及塔拉维拉的上釉锡制品。

委拉斯开兹之前，教会几乎是绘画的唯一资助者和仲裁者。西班牙神学和信仰的忧郁激情，反映出那个地区幽暗的巉崖和炽热。这种激情很少容许在处理主题时表现幽默、愉快或优雅，禁止裸体画，对人像和风景画也不赞同，鼓励的是一种粗糙的写实主义，这种主义强调的是信仰中的畏惧而不是慰藉的情感，图画是要以鲜明的形象和修道院似的庄严，将教义灌输并使它在灵魂中燃烧。最后，画家们自己看见种种幻象而声称受到神的启示。菲利普二世足以与教会匹敌而成为画家的资助者，图画的主题仍然是宗教性的。贵族们使用图画时，他们通常也服从于同样的规则，一直到委拉斯开兹和菲利普四世才真正使图画世俗化。有些外来的影响力修正了这种宗教影响。卡尔杜奇、朱卡罗和约18位其他意大利人将一种较柔和的情绪带进西班牙的艺术领域中。1572年，安东尼斯·摩尔（Anthonis Mor）自佛兰德斯来到西班牙，那些正在荷兰访问的西班牙画家，受到凡·戴克的影响。而才华洋溢的鲁本斯本人，于1603年旋风似的降临马德里，他要求当地的艺术家们看重生而不要看重死。

除了在这一时代主宰西班牙画坛的四位大家外，还有很多次要的画家：阿隆索·桑切斯·科伊罗（Alonso Sánchez Coello），他以佛兰德斯的风格为菲利普二世的皇子堂·卡洛斯和公主伊莎贝拉绘像；桑切斯·科伊罗的学生胡安·克鲁兹，留给我们一幅忧郁的《菲利普二世》和一幅有力的《圣奥古斯丁》画像；里巴塔以黑暗包围光明的特殊风格出现在《天使慰藉生病的圣方济各》一画中；弗朗西斯·帕凯科——他教导委拉斯开兹，并将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在《绘画之艺术》（Arte de la Pintura）一书中解说西班牙绘画的原则（1649年）。“艺术的主要目的，”他写道，“是说服人们虔诚并倾向于主。”1611年，他在托莱多访问埃尔·格列柯，鄙夷地批评希腊的图书是“粗陋的画稿”。

埃尔·格列柯（约1548—1614）

他出生在克里特岛，在那里他自称为基里亚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意为“上帝的神圣儿子”；在意大利，他被称为多米尼科·迪奥托科普罗；在西班牙，被称为多明各·迪奥多科普利；他用希腊字母把名字改成多米尼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时间一久这个名字就变成埃尔·格列柯，这是他在西班牙时别人给他的绰号。他在克里特岛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他的祖先可能是在穆斯林征服了克里特（1453年）后，从君士坦丁堡迁入该城的。无论如何，他能在克里特，正如以后在威尼斯，感觉到拜占庭镶嵌画的严肃影响。在他生活的那段日子，克里特隶属威尼斯。这位青年艺术家听说那里正是绘画全盛期时，满怀激动地希望搭船驶向那众多的碱湖所在地，并加入那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这并不奇怪。他在提香的指导下研究绘画两年或两年以上，他倾慕丁托列托在一幅拥挤的画中画着一群人像的艺术，也可能捕捉到韦罗内塞对鲜艳多彩袍服的鉴赏力。他以忍耐的谦恭在威尼斯、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 Emilia）、帕尔马、佛罗伦萨等地描摹名画，在米开朗基罗去世（1564年）不久后抵达罗马。

我们所有关于他的第一个肯定的文件是一封由朱利奥·克劳维欧（Giulio Clovio）于1570年11月16日从罗马写给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信：

一位年轻人从坎迪亚来到罗马，是提香的一个学生，我认为他是一位拥有少见才能的画家……他曾替自己画了一幅画像，那画受到罗马所有画家的赞赏。我希望他能受到阁下的资助，除了在法尔内塞宫供给他一个房间外，并无须捐助其他的生活所需。

那位枢机主教同意了，埃尔·格列柯用一幅杰出的画像报答了克劳维欧的善意。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那幅画中的裸像引起议论时，他建议，如果那幅画能够拿下来，他愿用另外同样好或更胜于它的着衣服的画像代替它。他和罗马艺术家们共处的希望失败了。有些住在罗马的西班牙高级教士告诉他，菲利普二世正在寻求画家装饰埃斯科里尔。1572年，他迁往西班牙，从衣服和鞋袜上拂去了罗马的尘埃，但在他画笔的尖端，却保留着一些意大利守旧作风的笔触。

直至1575年我们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那年，我们发现他设计并负责美化那位于西班牙宗教首都托莱多城中的圣安迪格奥教堂。他替它的祭坛画了那幅华丽的《圣母升天图》，现在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那幅画部分是模仿威尼斯弗拉里教堂中提香的那幅《圣母升天图》，依然保有意大利那种健康年轻的形体，配上庄严的旧有的风格。他替托莱多大教堂画了一幅著名的画《掠夺上帝的外衣》。指定评判那幅画的一个委员会抱怨耶稣衣服的红色过于耀眼，还有左下方的那些女人——三位玛利亚的位置不当，因为《圣经》上说她们是从远方旁观。虽然如此，那些裁判者仍然预言性地宣布：那画“难以估价，它的价值太高了”。三位玛利亚中的一位是那位画家的情妇多娜·耶罗尼玛·拉斯科瓦斯，她那忧郁而可爱的容貌出现在大部分埃尔·格列柯的圣母像中。他如此忠于她和教会，却未曾和她结婚。这不是一个古老的西班牙风俗，而是一个长期在艺术家的画室中尊崇的习惯。

30年后，有一位作者琼斯·马丁内斯（JoséMartinez）已相信埃尔·格列柯将会不朽，描述他：

他住在……托莱多，掀起一个至今仍无与之匹敌的放纵风格，尝试讨论他会使最健全的心智也感到迷惑……他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他的作品……他的本性就如他的绘画一样放肆……他总是说他的作品是无价之宝，所以他将那些画典押给它们的所有人，那些人心甘情愿地将他所要的东西预付给他……他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且能言善辩。他几乎没有学生，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他那种善变而放肆的画风，那种风格只适合他自己。

约1580年，菲利普二世召见埃尔·格列柯，要他画《圣莫里斯及底比斯军团》。经过4年的辛劳，艺术家将成果呈献给国王。菲利普发现那些成群的图像太混乱了。他买了那幅画，但不曾接受那幅画。他怀着忧伤的心情回到托莱多，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再离开那个地方。

似乎为了报复，他替圣书教会画了他最著名的一幅画（1586），那是绘画艺术中登峰造极的作品之一。合约中规定他应该表现僧侣们正在庆祝圣传，圣徒们自天而降，来埋葬堂·冈扎罗·鲁伊斯奥加兹伯爵；圣史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主教的法衣）要被画成正将尸体放进墓中，周围围着一群敬畏的贵族。在这些图像上端的天空——空处——将显示荣耀中的“上帝之子”。所有一切都按照合约绘制，而且绘得比约定更好，因为每个头都是一幅精巧的肖像，那些袍服是金色、绿色和白色组合成的奇迹，伯爵的甲胄闪着亮光；同时，在圣史蒂芬身后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埃尔·格列柯自己。这幅杰作之中的杰作是长着胡须、戴着法冠的圣奥古斯丁的头像。或者我们会更喜欢那具漂亮的尸体？或者那可爱的圣史蒂芬的面部？或者那位正在宣读葬仪的秃头牧师？或者是埃尔·格列柯的8岁儿子乔治·曼纽尔正愉快地擎着一只火炬，让一方手帕从口袋中显露出来以展开埃尔·格列柯的签名？在弗朗西斯·比萨的《托莱多史》（History of Toledo，1612年）一书中，我们读到或许如我们料想到的一些事：这幅《奥加兹伯爵的葬礼》“是全西班牙最精美的绘画之一。人们怀着特别景慕的心情从外地来看它，而托莱多的人民从未厌倦它，他们不断地从画中发现新的事物。在那幅画中，可以看见许多描绘逼真的当代人物画像”。然而，教区会议却在润资上斤斤计较，这位性格急躁的希腊人因此诉诸法庭，他赢了那次官司，得到了2000克朗。

他现在不缺钱了。他发现了自我。他不再想到提香或丁托列托。他能够实验形象的拉长，他这么做并不是由于视觉上有任何缺点，而可能是由于他感觉如此可以象征他的图像在精神上的超脱。普拉多博物馆中《圣安德烈》和《圣方济各》两幅画中这种憔悴似乎无法理解，除非我们考虑到这种象征性，同时想到哥特式的雕像由于建筑物的限制而细长化。我们看到他为伊利斯卡斯（Illescas）城的卡里达德医院所绘的《圣艾尔德古索》时，一切都被谅解了。这里，那位中古大主教值得尊敬的精神、全神贯注的心智、苦行者的面容、细长的白发及纤弱的双手是埃尔·格列柯最深刻的概念之一。“这一幅画就使西班牙之旅值回票价。”

从我们对埃尔·格列柯生平的这一点了解，我们无法相信他是西班牙式的虔诚信徒，他似乎倾向于享乐而非宗教。他替特维拉（Tavera）医院绘《神圣家庭》一画时，他赋予那位圣母以肉体的美丽而不是母性的奉献。《耶稣受难》一画在构造上是属于学术性的，但情绪是冷静的。格吕奈瓦德（Grünewald）对那个悲剧的感觉更为深刻。在宗教绘画中，他最长于表现那些附随的人像——如在《圣灵降临节》一画中的自己，白胡须和秃头。在一个挤满宗教人士的城市中，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使有力人士坐下来让他画像：他的朋友帕拉维奇诺之像，生着一副半学者、半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脸；或宗教裁判所的主席法官，枢机主教格瓦拉之像——不如委拉斯开兹摹绘英诺森十世的画像那么好。埃尔·格列柯自己在《特维拉的枢机主教》一画中更为醒目，他瘦削的脸、突出的骨头和阴沉的眼睛，再次表现那位画家宗教神圣化的概念。所有人像画中最好的是科瓦卢比亚斯兄弟的画像：一位是安东尼奥，俗世的、灰白的、幻灭的、倦乏的、仁慈的；另外一位是迭戈，穿着牧师的服装，但表情较前者有更多的俗世意味、更多的诙谐，调和得相当好。只有伦勃朗和提香的少数作品和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超过这些深刻的研究。

它们夹杂在托莱多城的卡萨德尔博物馆收集的珍品之中。那里还有一幅名为《托莱多平面图》的画，在那幅画中，这位艺术家好像自云中俯视全市和包围那座城市的群山。在格列柯晚年，在《托莱多的风景》一画中，他将那幅画又画了一次，这次是在暴风雨的天空之下——那是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完全鄙弃了写实主义的正确性。1600年以前，这位“希腊人”已成为该城最出名的市民之一。他那骄傲而善变的精神、神秘而爱钱的个性，在一个旧皇宫中占用了24个房间，雇用乐师在吃饭时替他演奏，将托莱多城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四周，而被尊称为“杰出的哲学家”，这些事已为全城熟知。约1605年，他画了一幅被假定为是他的自画像——秃头、灰发、近乎憔悴的容貌。1611年，帕凯科发现他已虚弱得无法举步。虽然他保有他的24个房间，但无力偿还债务；市议会一再给予他大笔的金钱。他死于1614年，享年73岁。

他在艺术世界中的地位来自身后的变化。贡戈拉替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赞美诗，委拉斯开兹也承认他的天才，但他那奇怪的艺术引不起别人模仿的兴趣，也无法归入任何学派。1650年之前，他在委拉斯开兹盛名的光辉下显得黯然无光。有两个世纪之久，他几乎被人遗忘。而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重新发现了他，德加（Degas）、莫奈（Manet）、塞尚（Cézanne）等人则从他的情绪描写中找到榜样，而高更（Gauguin）则从其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前辈。1907年，格拉佛（Graefe）的《西班牙之旅》将埃尔·格列柯的地位提升到远超过委拉斯开兹，而至西班牙绘画的最高地位。这种声望的时高时低是不稳定的，完全取决于“趣味的剧烈变化”。但埃尔·格列柯对以后许多世纪那些超出形象而进至概念和感觉，及超出肉体而至灵魂领域的艺术家，是一个具有鼓励作用的榜样。

苏巴朗（1598—1664）

埃尔·格列柯之后三十年，西班牙绘画的特点是出现了一些次要的角色，他们尽力而为，然后消逝无踪。几乎是在同时，苏巴朗和委拉斯开兹将伟大的艺术带进西班牙。在这三十年中，二人互补不足：苏巴朗像一个被恐吓而敬慕和靠近上帝的修道士般作画，委拉斯开兹则在俗世中发达，更接近国王。

1598年11月7日，苏巴朗在西班牙西南部的佛恩特·坎托斯（Fuente de Cantos）受浸命名，他是一位成功的零售商之子，他的父亲有足够的能力将他送到塞维利亚去发展他的才能。研习两年后，他在他的第一张记有日期的图画上签名（1616年），一幅《圣灵受孕图》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一年后他迁往雷累玛（Llerema），距他的出生地15英里。附近散布着修女院、教堂和隐士住所，在那里他赚取微薄的佣金和灵感。为了使他的孩子身份合法化，他和长他9岁的玛丽亚结婚。她在替他生了两个小孩后便去世了。1625年，他和一位长他10岁但有一份诱人嫁妆的寡妇结婚，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了。她死之后，他又和一位有钱的寡妇结婚。她又给他6个孩子，其中5个也于童年夭折。爱情总是很辛苦地使他面对死亡。

在艺术上，他的创作期始于一份绘画的合同，6个月中为塞维利亚的圣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院圣保罗画了21幅画（1626年）。完成这个任务后，他显然访问过马德里，并受到委拉斯开兹的影响。在此之前，他的绘画中反映出卡拉瓦乔，也许是里贝拉的深色而魁伟的画风。现在，他在他严格的自然主义风格中加进一些阴影使它更精巧优雅。此后不久，我们发现他在塞维利亚替圣母教团画了22幅巨幅油画，致力于赎回被捕的基督徒。这些画中流传下来的4幅称不上杰作，但值得纪念的是在其中一幅画中，有个孩子气的脸，或许是那位艺术家的儿子胡安。塞维利亚的群众一定爱上了这些画，因为1629年，该城正式要求他定居下来——“塞维利亚将深感荣幸……认为绘画艺术是该政府主要的装饰之一。”他同意了。

1630年，他替圣布纳芬杜拉（San Buenaventura）的圣方济各教会画了一些他最伟大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圣布纳芬杜拉为圣阿奎那指示耶稣受难像》：那位伟大的神学家——不幸是一位圣多米尼克修士——被温和地告诫，宗教不存在于哲学的理论，而存在于对基督的冥想。这幅画——苏巴朗艺术的主题画——于1810年被马沙尔·苏尔特（Marshal Soult）从西班牙盗走，送入柏林的凯瑟尔（Kaiser）博物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这一系列画中的另外一幅：《圣布纳芬杜拉在他的棺架上》也被苏尔特盗走，1858年卖给卢浮宫存留至今，其左边的4个图像非常精巧。更好的一幅是《圣阿奎那被封圣徒》，这幅画是他替塞维利亚城中一所圣多米尼克的大学绘的。他惊讶地从一个深刻的面孔转到另一个——安布罗西、格列高利、杰伦、奥古斯丁和查理五世。然而，委拉斯开兹替该画做框却拿到6倍于作画的苏巴朗的报酬。

1630年，为圣阿尔贝托的圣衣会教堂，这位忙碌的画家画出圣方济各全神贯注于谦卑的祈祷，而修道士圣彼得·托马斯则因等待天堂而形容枯槁。1631年，他回到圣母教团，他为该院一些最受尊崇的修道士画像。这些肖像中有一幅是华丽的《弗雷·佩德罗·马卡多》。1633年，他接受别人的委托作了许多画：他替里斯本的一家教堂画了十二使徒像，替加尔都西教派画了3幅画，又替那大教堂中的圣彼得礼拜堂画了10幅画。其中之一《忏悔者圣彼得》仍留在原来的地方，那是写实主义的引人注目的小品文，或许令人想起里贝拉。

现在各处都要求苏巴朗作画，很多作品他都委托助手代作。他替埃斯特雷马杜拉修道院画了《圣哲罗姆的考验》一画，其中那位圣者的头和手是绘画技术上的奇迹，而那些正在玩弄乐器的女士的诱惑几乎令人无法抗拒。求画的订单甚至来自秘鲁和危地马拉。一套使徒画像送往利玛，另一套送往安提瓜。《伊姆瓦斯的耶稣》一画则送往墨西哥城，画中将复活的耶稣画成一位强壮而快乐的农夫，正在用餐。这些油画中的某些部分是仓促草成或由别人代作，而苏巴朗必须到利玛取他的报酬。

1645年起，他在塞维利亚的优势受到年轻的牟里罗的挑战，牟里罗以非常亲切的基督故事的图画供给当地的教堂和修女院，以致人们对苏巴朗那种杂乱的写实主义的需求急剧减少。这位年长的艺术家尝试使他的画柔和，有一段时间他也努力以虔敬和驯良的情感与牟里罗对抗，如《圣母、圣子和圣约翰》，但这种新的画风不适合他的艺术和情绪。他迁往马德里（1658年），企图重拾他的运气，但这时菲利普四世自己也一文不名，除了请他装饰一个猎舍外，没有更好的事请他做。委拉斯开兹待他很好，但突然过世。苏巴朗活得比他的朋友长，也享受了较久的盛名。

他的声望本来是很难越过比利牛斯的，直到拿破仑的将军们爱上了苏巴朗画的那些不朽的修道士和忧郁的圣者，而将其中的一些带回法国。西班牙的那些修道院在1635年俗世化后，他的更多作品被带到巴黎。1638年，菲利普四世在卢浮宫放置了一个西班牙画廊，共藏400幅画，其中有80幅是苏巴朗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而论，他的范围太窄，修道院的气氛太重，他的精神太郁闷而恍惚。我们在他的画中找不到牟里罗画中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和委拉斯开兹画中的那些哲学家和美丽的公主。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固定的真诚、一种奉献的深度、一种彩色和形式上的强而有力，这些使他超出无常的好恶领域，进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委拉斯开兹（1599—1660）

他的祖父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失去所有财产后，便和他的妻子从奥波多迁到塞维利亚。委拉斯开兹是胡安·塞尔瓦和多娜·耶罗尼玛所生的。他和凡·戴克同年，较苏巴朗和贝尔尼尼晚一年，较牟里罗早18年。他被取名迭戈·罗德里格斯·席尔瓦·委拉斯开兹，通常他以母亲的名字自称，这种做法在西班牙南部很普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过一些拉丁文和哲学，有段时间也尝试学习科学，而后转向绘画，跟艾莱拉学习一段时间，跟帕凯科学得较长。“我把女儿嫁给他，”帕凯科告诉我们，“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年轻、正直、良好的品质及他伟大的天赋将会给他带来的远大前途。”

委拉斯开兹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不久就因他偏爱俗世的主题而引人注意，他和出身低微的人混在一起，喜欢将他们的思想和身世画在他们的脸上。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少年时，画了一幅伟大的画：《塞维利亚的挑水夫》，包藏在破衣和耐力中的是诚实的贫穷表现的尊严。23岁时，他以成熟的透视力描绘诗人贡戈拉——眼睛和鼻子惟妙惟肖，使他声名大噪。

这幅画可能是委拉斯开兹第一次到马德里（1622年）时画的。塞维利亚和那里的教士们对于他来说太狭隘了。热切的野心促使他前往西班牙的首都，手臂下挟着“挑水夫”那幅画。他想投身宫廷，但未能如愿，因为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正忙于政治、婚姻和战争，除此之外，那些借此进身的艺术家也太多了。他回到塞维利亚。一年过去了，这时英国的查理·斯图亚特王子来到马德里，向公主求婚，并表示了对艺术的兴趣，于是奥利弗雷将委拉斯开兹召来。这位黑眼、黑发的青年，再一次骑马进京，成为宫廷画师。为了迎合国王，他将他画成一位无畏的骑士，骑在一匹腾跃的战马背上。菲利普不仅本人替委拉斯开兹做了10余次模特，并鼓励他的家人和朝臣轮流地出现在这支不朽的画笔之前。他在皇宫里拥有一间画室，在那里，或在附近，他几乎度过了剩余的37年。那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也是一个狭窄的监禁。

两个主要的影响扩大了他的眼界。鲁本斯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画家，1628年，他再度造访马德里，他是一位善于调和光和影的大师，一位不知顾忌的画家，他画异端的邪神，也画刺激肉欲的裸像，委拉斯开兹被他鼓动了。鲁本斯劝他到意大利，尤其到威尼斯研习那些色彩的精髓。他向菲利普请求，菲利普答应了，并送他400杜卡特作为旅费。委拉斯开兹于1629年8月10日离开巴塞罗纳、于8月20日抵达热那亚时，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当时的航海速度。他穿过意大利来到威尼斯。在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的伟大油画前，及提香的肖像和神话中诸神的画像前停留了很多天。然后继续前往费拉拉和罗马，在罗马广场中描绘古代的大理石像，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上作的壁画。那些庄严的形象，协助委拉斯开兹越过卡拉瓦乔黑暗的阴影，而进入在明确的光线中更锐利地表现形象。然后他南下到那不勒斯拜访里贝拉，再从那不勒斯回航西班牙（1631年1月）。

是否由于虚荣——这是每个自私的人终身无法拂去的阴影——促使菲利普经常坐在一位具有如此敏锐的眼光而明察秋毫的艺术家面前，或由于他想将他的画像给予每一个向他求画像的朋友？从早期画像中那位修挺的翩翩公子，变成晚期画像中显示的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因岁月和打击而从冷静的蓝眼睛和卷曲的哈布斯堡下额中，显示出阴郁专横的固执。如果这些君王画像都有某些肤浅的话，那必然是由于在目见的外壳下空无一物。如果那里有东西的话——像在贡戈拉和奥利弗雷等人画像中所有的——一定会在画布上表现出来。

夹在国王画像中的有伊莎贝拉皇后的画像，而后有玛丽安娜王后和菲利普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亚王后的画像，都是普通的坐姿像。菲利普的弟弟——枢机主教斐迪南王子——扮成一名猎人，带着一只肌肉发达、激动而机警的狗。存放在普拉多博物馆的一张奥利弗雷的画像，骑在一匹黑色的战马背上，而一匹白色战马也有同样姿势的那幅画则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至于马鞍上坐的是谁，这在西班牙是毫无争论的。这些西班牙宫廷画像中最可爱的是年轻的巴尔塔沙的那些画像，那个王朝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委拉斯开兹一再用明显的愉快感来描绘这个可爱的孩子：1631年他和一位陪伴的矮人一起；1632年他已经成为宫廷的宝贝；1634年的那一幅，他摇着一位将军的官杖（5岁），并骄傲地骑在一匹巨马身上；1635年他扮成一位猎人，小心翼翼地握着枪，但很明显，他太文雅而不会杀伐和统治。那一派纯真的脸，是对那些认为委拉斯开兹只会描绘表面者最好的解答。他替巴尔塔沙画了同样一系列的画，从他2岁一直画到16岁，那年这位可爱的王子因感染热病去世。

这些图画中的一幅里见到的那位侏儒，是宫廷里数名侏儒中的一位，这些侏儒给菲利普宫中那些失意者一种自感卓越和伟大的安慰感。这种习惯由罗马帝国或更古老的东方流传下来。甚至在教皇的宫廷也有侏儒，枢机主教维特利搜寻了44名侏儒侍候他的宾客。第一任白金汉公爵送给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一块饼，它的馅为一名18英寸高的侏儒。为了使他们满意，也为了取乐大众，菲利普四世的侏儒们穿着豪华的衣服，闪耀着珠宝和黄金。委拉斯开兹用同情和幽默的笔法描绘他们：有一位名叫安东尼·艾尔·因格尔斯的，因为比他的狗高而神气得不可一世，虽然他赶不上那狗一半漂亮；另外一名塞巴斯蒂安·摩拉，从他那大胡子后面露出满面愁容，握紧拳头反抗他的命运。宫廷中也有小丑，委拉斯开兹画了其中的5个：第一个叫“地理学家”，因为他指着一个地球仪，那神情比奥利弗雷还要理智；第二个“巴巴罗萨”，凶恶地握着一柄剑；第三个把他自己打扮得和奥地利的堂·胡安一样；第四个满头大汗地读着一本厚书；第五个，在《白痴》一画中扮演一个不伤害别人而善于逢迎的疯子。

虽然他一直是宫廷中的一员，而且毫无疑问是一位绅士，但委拉斯开兹私底下喜欢研究那些点缀在西班牙各个地方的庄严的普通人的生活来松弛自己。在他画家生涯的早年（1629年），他说服两位漂亮的青年和五六个农夫替他的《酒徒们》（Los Borrachos）一画做模特：一位几乎全裸的酒神坐在一个酒桶上；头上戴着葡萄藤的，是一个跪姿的形象；围绕他们的，是一些粗犷的嗜酒者，有些因工作而形容憔悴，有些因年老而头发斑白。这或许是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唯一著名的酒徒画像。较这些酒徒画像更著名的，是两幅奇怪的图画，一幅委拉斯开兹命名为《埃索普斯》（Aesopus），画的是一位年老而忧郁作家的像，贫困、半盲，手里拿着他多年写的书；另一幅《美尼普斯》（Menippus），是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的画像，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面孔。委拉斯开兹遗留在世上的动物画像也不少：那些马现在看起来好像壮得不好看，但这缺点由那骄傲的头部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得以弥补；一匹雄马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面部，给人一种人类狰狞的感觉；那些狗对各种行动都很警觉，或是机警地睡熟了。

这些是委拉斯开兹画笔触到的旁支，或许是为了减少因画图而未对朝中显要表示敬意的危险。我们看到图画中的这些贵族穿着非常谦逊的袍服，用一种骄傲的信心面对着这个世界，而他们心爱的祖国几乎因衰败而瘫痪时，我们对17世纪的西班牙人的评价更高了。堂·迭戈·克拉尔·阿雷拉诺，枢机主教加斯帕·包亚·维拉斯科，那壮健的雕刻家蒙塔涅斯，那傲慢的《圣地亚哥的骑士》，那漂亮而害羞的弗朗西斯二世，那庄严、威风凛凛的弗朗西斯·皮曼塔尔（Francisco Pimental）——这些都是画笔触及灵魂的画像。如果罗马卡皮多林画廊（Capitoline Gallery）中陈列的《人像》中画的确是委拉斯开兹自己，我们无法不爱他——那漫不经心的卷发、谨慎的服饰、柔和而沉静的眼睛。

在委拉斯开兹画中，非常显著的是宫廷画如何超过了教会和神圣的宗教主题，他在画满面皱纹的年老使徒和圣者方面，不是埃尔·格列柯和苏巴朗的对手，他的宗教画中只有《圣母的加冕礼》一幅表现出他的力量。他对俗世的景象更加喜爱。在《拉斯·兰萨斯》（Las Lanzas）——这画更常见的名字是《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一画中，他倾全力使它成为艺术史上最大也是最详尽的一幅油画（120英寸宽、144英寸长）。在西班牙对抗荷兰反叛分子的长期战争中，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Ambrosio de Spinola）替西班牙攻占了那座位于布拉班特（Brabant）北部的战略城市布雷达（1625年）。1629年，委拉斯开兹从意大利回西班牙时曾遇见过斯皮诺拉，那位伟大将军侠义的高贵情操，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将其表现在一幅杰作中，那幅画显示出胜利的西班牙枪手们高举他们的矛；被占领的城市正在四处被焚；战败而投降的将军拿骚岛的贾斯汀正将该城的钥匙交给斯皮诺拉；那位勇武的得胜者则正在赞扬失败者守城的英勇。在颜色显明的对比和图中人物个性的刻画上，委拉斯开兹得到非凡的成功，菲利普四世很高兴地将它陈列在布恩·雷蒂罗（Buen Retiro）宫中。

1649年，为了报答他26年的工作，菲利普出资让委拉斯开兹第二次造访意大利，委托搜求古典雕像的铸模，并购买意大利诸大师的画。委拉斯开兹发现价格已高得惊人。那些伟大威尼斯人的主要作品几乎很难买到，为了5幅画他必须付出1.2万克朗。是否那些百万富翁和其他人已经使用艺术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樊篱？

1650年，意大利最好的画是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的画像。这位教皇同意坐下让他作画时，那位艺术家自感荒疏太久，因而替他黑白混血的奴隶胡安·帕雷亚（Juan de Pareja）先画了一张像，来做手和眼的准备工作。 这幅画受到罗马艺术家们的一致赞扬。他们立刻将委拉斯开兹选进圣卢克艺术学院。教皇只在画家面前摆过少数几次姿势，委拉斯开兹对教皇头部作过多次的预备研究，这些研究画中的一张，现存于华盛顿国家艺廊，几乎和那张完成图的头部毫无分别。那张完成图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成为教皇所属的多利亚家族的传家之宝。它被保藏在多利亚·帕费里宫，雷诺兹在那里看到它，断定它是“罗马最美的画”。今日我们在那里见到这幅画，会感觉画中有一股力量，一种同属于人物和艺术的力量，那种力量使之得以与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肖像》和提香的《保罗三世肖像》并列于所有时代最能感人的画像中。英诺森十世被画时已76岁高龄，5年后便去世了。如果他不是穿着教皇的衣服、戴着教皇的指环，我们会将他误认为一个使如此众多教皇大伤脑筋的土匪头目。但经仔细研究那幅坚强而决断的画像后，我们了解英诺森十世实在不得不像画像中的他——一个治理无法无天的意大利人的统治者，一个领导由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的教皇，所辖之地从罗马到菲律宾群岛，再从罗马到巴拉圭；他必须具有坚定的热血、刚毅的眼神及尊严的容貌。委拉斯开兹看到这一切而将它们融入画中。看到这幅画像后，教皇作了一个离谱的评论：“太逼真了！”罗马的艺术家们钦慕那精密的构图，那红色、白色和金色惊人的和谐，那蓝灰色眼睛中显出怀疑、搜查、斜视的眼神及那将个性表露无遗的双手。委拉斯开兹离开意大利时（1651年6月）不再是一个访寻名师的学生，而成为当世公认的名家。鲁本斯现在已死，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卑贱的荷兰人，被债务弄得焦头烂额而且不久就退隐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将会在几个世纪后从坟墓崛起，向他的优势挑战。

回到马德里后，委拉斯开兹做了一件生平大错事：他要求被指定为宫廷管理员，或许他已倦于绘画，或许他感觉自己在绘画方面已达于极限。他的新差事并不是一个闲缺，它涉及对宫廷、家具、装饰、取暖和卫生各方面的亲自监督；更有甚者，他要安排宫廷中的表演、舞会和比赛，并在皇室旅行时为宫廷人员预备住所。他必须陪伴国王从事一切主要的旅行，无论是为游乐、为政治或为战争。对于一个曾替英诺森十世画过像的人来说，还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更为荒谬的吗？对于委拉斯开兹而言，地位的虚荣超过了他对天才的意识。

在他所余的9年中，只有在公余之暇他才作画。他重新替王室、宫廷中的达官显要和国王本人画像。他替玛格丽特公主画了3张可爱的画像，再一次把她画成其杰作《宫娥》（Las Meninas）一画的主角；仆役、侏儒和狗围绕着这位公主，在背景中可以看见委拉斯开兹本人，他将他们一起置于画布之上。他再一次描绘她穿着那条大蓝裙子的像，使她的腿成为神圣而不可测的神秘。他死前不久，将她画成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天真无邪的奇迹。1657年，他离开宫廷的主题，画了一幅《编织挂毡的人》（Las Hilanderas）——由工作的喧闹和尊严中捕捉到的庄严形象。同年，他不怕得罪宗教裁判所和愤慨而欢愉的西班牙，画了一幅罗科比·维纳斯漂亮而绰约的背部及臀部的画像，该画如此命名是由于它长期被保存在一个英国家庭中，那家庭以500镑将它买进而以4.5万镑卖给伦敦国家画廊。这幅画曾被一位女权主义运动者撕成6块，但又被补合起来。

在《宫娥》一画中，我们看到委拉斯开兹在晚年描绘的他自己的形象——浓密的头发、骄傲的胡髭、略现忧郁的眼睛。嘴角有一丝浪荡，然而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不曾听说那些大多数艺术家都有的性放纵和个人的冲突。他美好的仪表、他的幽默感及他庄重的家庭生活，使他在宫廷中得到很高的地位。他留给我们他的妻子胡安娜（Juana）和女儿弗朗西斯卡的画像，《拿扇子的淑女》一画中的主题可能又是弗朗西斯卡。她的丈夫胡安·包蒂斯塔·马佐画了一幅《艺术家的家庭》，在画室的背景中显出委拉斯开兹和那5个孩子。

他的死归因于他的职务。1660年春，他安排《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公主和路易十四订婚同时而来的复杂庆典，那条约将在边境的毕达索亚河（Bidassoa）中的一座小岛上签订。委拉斯开兹必须安排宫廷横越西班牙至圣·塞巴斯蒂安的运输，并照顾那4000头驮着家具、图画、挂毡和其他装饰用品的驴子。画家现在迷失于公务，“因为夜间旅行、白天做工而疲惫不堪”，返回首都后，他向一位朋友这样报告。7月31日，他因隔日热而卧病。8月6日，或者，依据他第一本传记中的话：“在基督变容节那天……他将他的灵魂交还给那位将他造成人间奇迹的上帝。”8天后，他的妻子也被埋在他的墓旁。

我们这些不懂绘画技术的人只能欣赏委拉斯开兹的作品，而无法判断它们的品质，只能让它们向我们显示一个时代、一个朝廷及一个高傲但文雅的灵魂。即使如此，我们能够赏玩那些画中古典的澄澈、单纯、庄严和真理。我们可以推测那潜伏在成功之下的劳力和技巧，那试验性的草图，那用来实验的图像分配，那色彩的配合、深度和透明，那光暗的铸造。批评家们已倦于陈腐的谄媚，他们已指出这位西班牙大师的缺点：一些小瑕疵，如公主画像中笨拙的头饰，那些马像酒桶一样的肚子，《罗科比·维纳斯》一画中不相称的镜中之脸。主要的缺点，如他的缺乏感情、想象、理想或情趣，他几乎专注于女性的形貌而忽略了概念，他显然盲于任何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在委拉斯开兹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对手之一卡尔杜奇指责他是一位近视的自然主义者，把图画艺术的最高功用误认为外表真实性的诚实再现。

谁愿替委拉斯开兹答辩（他即使听到这些话也不会答辩）：他对那些头饰和那些马的腹部是无须负责的，含蓄的情绪较表现在外的情绪更能感人。堂·卡洛斯王子和那些公主的画像，《宫娥》和《布雷达的投降》画中表现的是一种细致的情感；《埃索普斯》和《美尼普斯》是哲学的研究；贡戈拉、奥利弗雷和英诺森十世等人的画像，不仅绘表面，而且触及灵魂深处。在委拉斯开兹的画中没有明显的唯美的追求，而是一种对启示的寻求。些微女性的持重使女人可爱，但线条和性格赋予大多数男人生命。

委拉斯开兹一直被誉为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但很少为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人所知——或是由于他大部分画收集在普拉多博物馆中——一直到1761年拉斐尔·曼格斯（Raphael Mengs）将他介绍给德国，及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诸次战役将他显示给英国和法国，他的声望才越出西班牙。莫奈和印象主义诸画家向他欢呼，认为他在对光线和气氛的研究和模仿方面是他们的先驱；有半个世纪，委拉斯开兹被排在最高的地位。维斯特勒（Whistler）称他为“画家中的画家”，将他视为所有人的老师。罗斯金承认其“权威地位”，“委拉斯开兹所做的一切，都可被认为绝对正确”。米埃尔·格拉佛到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去寻委拉斯开兹，他在托莱多发现了埃尔·格列柯，并宣布“委拉斯开兹停步的地方正是埃尔·格列柯的起点”及“永远逗留在艺术的接待室中”。霎时间，半个世界都相信委拉斯开兹是二流画家。

美名如同时尚。我们已倦于用我们的笔再复述以前的赞美，我们发现将陈腐的偶像从我们想象中抛开是一件乐事。同样，我们也乐于将已死的伟大人物移下他们的宝座，而换上对新神的赞美。这些新神由我们的创见所捧起，或由一些新的名望发掘。我们无法预知，兴趣的风向针再度转动时，委拉斯开兹又会变得如何伟大。

牟里罗（1617—1682）

一度，在我们充满信仰的少年时代，牟里罗的《圣灵受孕图》在声望上足以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匹敌。欧洲和美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已使图画的美失去一半，这些图画都是我们一向认为美丽的。牟里罗正是这种情形下的一个牺牲者。

但是，首先让我们对阿隆索·卡诺（Alonso Cano）致意。他是一个怪人——祭司、决斗家、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他生于格拉那达，移居到塞维利亚，随帕凯科学画，随蒙塔涅斯学雕刻。他替圣阿尔贝托学院和桑塔·保拉教堂设计了讲坛背面凸起的装饰构造，他在和苏巴朗竞争中成功了。他替保拉教堂所刻的宗教雕像引来很多外地学生来对它表示赞美并模仿。他作过一次决斗，重伤了他的对手后，逃到马德里，由于委拉斯开兹，他赢得奥利弗雷的保护。他在西班牙首都或其附近的作品，替他获取了一项宫廷职务。1644年，他的妻子被人发现死在床上。他控告他的仆人，但他自己有杀人的嫌疑。他再次逃走，躲藏在一座遥远的修道院中，后来仍被发现并逮捕，身受酷刑。他忍受了一切痛苦，但不承认犯罪，结果又被释放，一切重新开始。1651年，50岁时他重回格拉那达，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牧师和大教堂的牧师会会员。他替教堂刻了很多雕像，绘了很多画，又做了一个读经台和一扇大门。那扇大门做得非常好，他的傲慢也取得别人的谅解。他受格拉那达一位王室会计官的委托，替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做雕像。他完成该雕像，那位官员十分满意，却和他讨价还价。卡诺要100杜布伦。“你花了几天时间做它？”那官员问卡诺。“25天。”“那么，”那会计说，“你做一天工要4个杜布伦啰？”“你是个差劲的会计，因为我学了15年，所以才能在25天内做成。”“我把我的青春和家财都花在大学求学中，而今天，我是格拉那达的会计，我的职业比你高贵，但我一天只1个杜布伦。”“你的职业比我高贵！”雕刻家喊着，“你知道国王以地上的土造就出会计，而上帝将创造阿隆索·卡诺的权利保留给他自己。”盛怒之中，他将雕像一下子砸得粉碎。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宗教裁判所会囚禁他，但菲利普四世保护了他，卡诺继续画画和刻雕像——几乎都是宗教性的——那些被他多种天才感动的崇拜者称他为西班牙的米开朗基罗。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通常都用在慈善布施上，晚年非常穷困，以至那所教堂的牧师会不得不筹募他的救济金。临死前他拒绝别人送给他的基督受难像，“因为它刻得太差了。”

牟里罗——全名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里罗——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谦虚、文雅、虔诚，是学生们的偶像，对手们爱戴的人，也是一个慈爱的人。1617年，当时西班牙的艺术大都会——塞维利亚目睹他降生于世，他是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胡安·卡斯蒂罗的指导下学习绘画。14岁时，父母去世，这个孤儿便在一个每周一次的市集上以出卖那些粗陋而草成的绘画维生。他听说菲利普四世善待艺术家，便前往马德里，在那里——根据一个不确定的传说——委拉斯开兹照顾他，让他寄住在自己家中，担保他获准进入皇家艺廊，并鼓励他研究里贝拉、凡·戴克、委拉斯开兹等人的作品。

然而，我们发现1645年时，他又出现在塞维利亚。那里的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以一个不太高的价钱征求7幅大画。有地位的艺术家们嘲笑那个价钱，牟里罗同意了，并画了他的第一幅杰作《天使的厨房》（The Angel’s Kitchen）。画中显示天使们自天而降，带来了食物，烹调好后又收拾饭桌，喂饱那些饥饿的虔诚信徒。牟里罗虽然尝试追随里贝拉、苏巴朗等人的阳刚风格，但他用一种柔和的感情表现这个故事。这幅画和《桑塔·科拉拉之死》使这位艺术家获得声望。塞维利亚半数的知识分子赞美他，订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画几乎全是宗教性的，所以牟里罗推出大量的圣母、神圣家庭和圣者的画像，他在基督教传说中画了如此美丽的妇女、英俊的男子、迷人的孩子、艳丽的色彩和神秘的气氛，天主教的欧洲都热情地称他是最可爱教义的最可爱解释者。

经济上有了来源，牟里罗在30岁时冒险踏上婚姻之路，使他家中充满了9个孩子的喧嚷、吵闹和快乐的叫声。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劳苦地工作至死。大教堂的牧师会付给他1万瑞尔购买他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肖像，那幅画至今仍挂在那里。宙克西斯（Zeuxis）曾说过的一个传奇，却在牟里罗死前11年印出来，故事告诉我们说小鸟们飞进大教堂，想栖息在图画中的百合花上，并啄食画上的水果。

虽然他的主题几乎全是宗教性的，但牟里罗使它们充满人性，而不是宗教意味。如果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欧洲非常关心他送出去的许多《圣灵受孕图》的仿本，那不仅因为它们赞美一个在当时的西班牙格外令人感到亲切的主题，而且因为它将女性捧上了理想主义与神圣的云端。安达鲁西亚可爱而带有羞涩肉欲的妇女是《玫瑰经的圣母》（The Madonna of the Rosary）、《吉卜赛的圣母玛利亚》（The Gypsy Madonna）及朦胧而美丽的《圣家与鸟》（Holy Family with the Bird）诸画灵感的来源。

谁画小孩会比他更好？普拉多博物馆中的《报喜》让我们看到一个刚过10岁的小女孩，害羞而娇美，正是一个生命的杰作。牟里罗把基督画成各种形式的孩子，他喜欢以家中和附近街上的美丽小孩做模特：可能是因为那些小孩，而不是那些固定的主题，引起他的兴趣，他把他们画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耶稣童年画像》一样迷人可爱。如果他无法把那些孩子硬塞进他的宗教画中，他就单独画他们。慕尼黑的哈斯·科斯特有一面墙挂满了那些孩子的画像：孩子们掷骰子，吃西瓜顺便洗脸，一个孩子大口咬着面包，而他母亲正从他头发里捉虱子。《一个靠在窗外的男孩》（A Boy Leaning out of a Window）明白地表示出金钱和快乐之间有了争论，而且分道扬镳。《一个和狗在一起的男孩》（A Boy with a Dog）显示世界是他的小天地。在陈列于卢浮宫的《乞儿》（Beggar Boy）一画中，这位理想主义的画家告别了超自然，将眼光凝注于地上的生命，他发现生命是可爱的，即使处在贫困中。在他的写实主义中，牟里罗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他的生活就像他的绘画一样没有悲剧，除了最后。在加的斯一个教堂中，他爬上一个架子去完成一幅画，失足落下来，伤口很大，毒素进入体内，这位全安达鲁西亚的宠儿便去世了（1682年）。他死得如此突然，没有完成他的遗嘱。依据他的遗言，在他的坟上刻了他的名字，一具骷髅和两行字——“像你即将死去一样地活着”。

经过两个世纪，在那些注重图画内容胜于表现方法的人们心中，牟里罗保持着很高的声望。拿破仑的将军们偷窃他的作品，之后当作合法的战利品卖出，因而使他的美名得以远播。无能的临摹画家大量模仿他的作品，因而惹起批评家们对他艺术的怀疑。他了解他那行的技术，却因教会的成功而限制了他作画的范围。他太易于倾向生命中阴柔而善感的一面，而开始时的美丽，经过铅版的复印，变成毫无笔触的表面美。他画像中的圣徒们如此固执地仰望苍天，以致欧洲背弃苍天时，牟里罗也就从欧洲人的眼中消失。同样的理由，西班牙绘画约自1680年后也从欧洲人的眼中消逝。欧洲人对基督信仰发生争论时，西班牙仍执着于她的中古遗产，直到戈雅（Goya）的降生，她的艺术才再次震动世界。

在牟里罗的一生中，数以百计的致命因素结束了“黄金世纪”。黄金本身及向外寻求黄金，都是原因：西班牙的青春和活力，毁于该半岛对美洲的探勘和利用；而他们从美洲送回的黄金腐化了西班牙的生活，助长了怠惰，提高了物价；西班牙的商业运输落入荷兰和热那亚人手中。西班牙政府贮存黄金，货币贬值，将从事生产的摩尔人逐出国外，以钱财鬻爵，向每种物品征收高税，使经济陷于停滞。工业萧条、失业大增、商业萎缩、人口减少、而城市倾颓时，却将财富虚掷于海上探险和宫廷的奢侈生活上。狭隘的贵族政府失去了一切威严，街道上到处陈放收款箱，挨家挨户地乞求捐献，以支持国内的财政无能和国外的失败。西班牙军队据守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米兰，强行通过新大陆上的丛林和沼泽崎岖之地，在“三十年战争”中丢掉性命，对顽强得难以置信的荷兰人做失利的战争。这一切使一个微小的，土地贫瘠而多山，领土被海面局限，而海面复为外国商业竞争者与海上敌人所制的小国家，逐渐消耗了它的人力和资源。只有修道院和教堂依然存在，固执地把守着它们巨大的、不容剥夺、不容征税的财产，而那些除生活奢侈之外一无所长的僧侣人数却与日俱增。当宗教以天堂应允的空话来劝慰贫困、钳制思想、引导西班牙过已过时的生活时，法国和英国却致力于奖励工业、掌握商业，向“未来”进军。对日益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是生命的体现，也是生命的价值。

第五章

法国的角逐
（1559—1574）

敌对的势力

人只要心里疑惧不安，便表现出竞争性。各种团体、阶级、国家、种族，一如其组成分子因疑惧不安而钩心斗角，争其所欲，尤以法律不彰和缺乏保护力量的社会为然。大自然使所有生物为生存而竞争。欧洲1517年宗教改革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纷乱期间，这种集体的竞争利用宗教为其外衣，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经过一个世纪后，斗争集团终于放下了武器，而基督教仅于废墟中幸免于难。

法国首遭其难，但最先复原。1562年至1594年的“宗教战争”对法国的影响如同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对德国及1642年至1648年的内战对英国的影响一般。法王亨利二世在1559年比武中不幸去世时，他15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弗朗索瓦二世。法国因哈布斯堡王朝与瓦洛伊斯家族的长期战争，几乎濒临破产局面。当时法国政府每年收入为1200万里弗，公债为4300万。许多地方官4年从未领到薪俸。法国人不理政府催促，拒绝纳税。财政冲突迫使里昂于1559年陷入经济混乱的局面。美洲的金和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法国以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工资与物价竞相上涨。在此情况下，除消息灵通、老谋深算的金融业者和投机者外，一般民众都深受其害。1567年和1577年，政府曾明文规定最高物价和工资，但实际经济情况的混乱，并非法律条文所能遏制。战争一日不停，通货膨胀难以遏制。或许这是偿付宗教战争的一种不虔诚的手段。天主教会是全国一枝独秀的机构，1600年，全国共有9.4万名传教士、8万名修女、7万名僧侣或修道士及2500名耶稣会教士，拥有雄壮宏伟的大教堂、堂皇的主教辖区及广大肥沃的土地。法国1/3（有人说2/3）的财富属于教会。宗教战争的幕后，隐藏着争夺或保有这份教会财产的野心。

所幸教会有一名叫查理·吉斯的人，他35岁时曾被推为洛林枢机主教，现为弗朗索瓦二世的首相。吉斯公爵世家之名，得自其靠近拉昂（Laon）的城堡，但大本营是在洛林，其地不久前刚并入法国版图。洛林枢机主教英俊潇洒、机警、睿智，生活严谨。他长于行政工作，并能说一口漂亮的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只热衷于财富和权力，巧言令色，排除异己，大力削减政府的支出，到处树敌。他的长兄弗朗西斯（即吉斯公爵）曾以熟谙兵略名噪一时，被聘为国防部长，但在法国财政濒临破产需要和平时，他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喜欢光荣、华服和表现骑士精神，他高雅的风采和优美的仪表，使他成为崇信天主教的法国人的偶像。他不能容忍异端，主张以武力铲除它。他和他的弟弟都认为，如果法国像英、德两国一样地接受新教，法国教会可能会寿终正寝，同时也可能使维持法国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的宗教热忱消失无踪。为了维护他们的信仰和权力，吉斯兄弟冒险犯难，备尝拂逆，负起拯救法国的责任。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在来自日内瓦的教改家加尔文的号召和领导下，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已成为从教义和社会两方面反抗教会的一股急速蔓延的力量。加尔文认为这些人约占1559年全法国人口的10%。米什莱（Michelet）则估计他们到1572年时，人数将增加两倍。从多芬省到布列塔尼省，他们都有据点，尤其在法国西南部的势力更强。300年前，阿尔比派的异端曾在该地被根除。新教徒不顾弗朗索瓦一世与亨利二世严刑峻法的压迫，照常举行祈祷会，在庄严的布道上讲述宿命道理，并出版许多小册子，揭发教会的黑暗并攻击吉斯家族的暴政。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全国大会（1559年5月26日）。他们坦承效忠于法国的君主政权，但要在新教势力所及的地区组织共和政体。像其他被压迫的少数分子一样，他们对自由有一套暂时性的观念，但他们同意天主教的主张，法国须推行“真正的宗教”使之遍播全国。他们的教规比其他敌对的教会的教规更严格。他们不参加舞会，不穿华丽的服装，不看戏。他们愤怒地指责宫廷的淫乱，诚如珍妮·阿尔伯特告诉她的儿子说：“那里并不是男人勾引女人，而是女人主动勾引男人。”

当时太后凯瑟琳·美第奇认为双方均“以宗教为外衣，掩护罪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并无宗教的存在”。她或许言过其实，但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无疑是造成宗教不和的主要原因。农人仍崇信天主教，他们信仰天主并非物质上的因素，是因为天主教古老的信仰中，有令人向往的神话，也有节日庆典慰藉身心，非严肃刻板主张宿命论的新教可比。无产阶级人数虽少，反抗却大，他们谴责雇主，凡提倡改革的事，他们都表示赞同，至少意味着某些改变。正如罗拉派信徒和清教徒时的英国，也如“农民战争”（The Peasants’War）时的德国，《福音书》成为革命的教科书。中产阶级也同样听信那些在日内瓦受训练、被遣送到法国的勇敢传教士的话，法国的商人在大博览会里遇见有钱的德国人、英国人和瑞士人后，都注意到这些商人和新教徒领袖的合作无间及他们信仰新教而获致的繁荣。他们长久以来遭受主教的轻视商业和墨守种种封建陈规的压迫，听说加尔文对商业和财政具有好感，并与俗人合力控制教会、重整道德，他们既感兴奋，又感艳羡。他们憎厌教会的财富、什一税和封建的贸易税。他们不能原谅君主国对中央政府的懦驯，致将数百年来他们视为政治禁脔的地方行政区归隶于中央政府。甚至银行家也欢迎胡格诺派教徒，因为胡格诺派教徒主张贷金取息，而教会对这件事自始即不赞成，虽然后来对此视若无睹。

不少贵族正进行叛乱的工作。他们不愿和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唱和。他们一定听过德国诸邦领主联合新教以抗拒教皇与皇帝，并瓜分教会财产以充实自己财富的事。但勇敢的胡格诺派教徒如何适时地作为压制国王的工具呢？贵族们控制了法国的农庄、粮食和农夫。他们组织统领军队，握有城堡，统治各省。如果这次改革能够赢得贵族阶级的拥护，就可获得全国的支持。早在1553年，洛林枢机主教曾警告亨利二世说：贵族阶级正秘密与新教徒勾结。1559年，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塞东奇等省的贵族们，已公然出面领导新教徒的反抗。

骄傲的波旁王朝并不谅解瓦洛伊斯王朝驱逐波旁公爵，即查理三世，而导致他的反叛与早死（1527年）。他们也不喜欢被吉斯家族排挤出法国政府之事，因为他们视吉斯家族为来自洛林省的异族。出生于波旁王族的路易一世（孔代亲王）是路易九世的后代，他具有皇室血统，官阶高于吉斯，他加盟胡格诺派，因企图扩张新教势力而去世。他的兄弟安东尼虽尊称为那瓦尔国王，实际上仅统治法国西南部的贝阿恩省，受到王后让娜·阿尔伯特的影响，有一段时期曾倾向胡格诺派。野心勃勃的让娜是文静的玛格丽特的女儿。玛格丽特表面上遵从其兄弗朗索瓦一世，信奉正统的宗教，暗中却保护过很多异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热爱诗和生命的玛格丽特是文艺复兴时代妇女的典型人物，她的女儿也代表了法国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们扮演的角色和特质——对宗教坚信不移，培育并鼓励她们的孩子前仆后继以赢取神圣战争的胜利。她把她有名的儿子（后来的亨利·果特）抚养成人，使他具备了斯巴达和清教徒的美德，却未亲眼看到她儿子恢复文艺复兴时代的放纵欢乐。她一定极为仰慕科利尼，因为他正是她的理想的化身：他有高贵的荣衔与人格，他是献身胡格诺派革命的一位思想缜密、志虑忠纯的领袖，又是严肃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完美无缺的德望实令伪信宗教的宫廷诸臣感到惭愧。

加尔文曾警告他的信徒，对政府不要采取激烈的反抗，但他们在政府加紧迫害之下失去了耐性。1559年6月，亨利二世曾经命令全国的法官将反抗政府的新教徒处以死刑。弗朗索瓦二世在吉斯唆使下重申前令，又下令摧毁所有新教徒聚会的场所，凡隐匿新教徒或知情不报者，不论其是否该犯的亲戚，均处以死刑。1559年的最后5个月，有18个人，以执迷不悟崇信异端、拒绝参加弥撒或接受天主教圣餐会等罪名而被活活烧死。数百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因此逃入日内瓦接受加尔文的援助。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开始组织军队以应付未来的内战。

1559年12月23日，伯格的安妮在巴黎议会上大胆发言攻击迫害异教徒，因此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随后加斯帕德·休被吉斯下令在查蒂·维琴尼斯被绞死。他的姻弟拉·雷纳迪的领主格德佛罗伊·巴里阴谋联合贵族和其他人预定在昂布瓦斯发难，推翻吉斯王朝。但洛林枢机主教揭发这个阴谋，立即调动军队平复叛乱，逮捕了叛徒，有的吊死，有的砍头，其余的分别装入布袋中投入卢瓦尔河。当时的一部史书记载：“整整一个月来不是吊死，便是淹死，浮尸漂满了卢瓦尔河面。”孔代因这事被召进皇宫为共谋罪辩护。他否认这些控告，并以决斗方式向任何控告者挑战。他终因无任何证据被释放。“昂布瓦斯之乱”因恶毒的镇压手段和激怒贵族与胡格诺教徒的那股复仇狂热，惊扰了凯瑟琳·美第奇，她说服孱弱的国王和勉强同意的吉斯允许从宽审判。她征召米契尔·奥皮塔尔（Michel de L’Hpital）为首相（1560年5月），并敦促他绥靖全国。奥皮塔尔在意大利求学时便立志做人道主义者而非教条主义者，他任法国行政长官后，以同等的恕道和体恤对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对国会的数点建议，将安妮送上火刑：“每人均曾选择一种自己信仰的宗教。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宗教应被他人接受，而其他宗教则应受排挤……各种宗教应设法和平相处，发明一项和平法则。”凯瑟琳听从他的建议，举行了一次“名人大会”（Assembly of Notables），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组成，双方于1560年8月21日在枫丹白露集会。科利尼当场将一份胡格诺教徒的请愿书呈给国王。胡格诺教徒在请愿书内向国王申致效忠之忱，但要求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有些主教呼吁双方抑制，并敦促天主教教士重整宗教道德。大会认为各有关问题必须由法国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代表集会解决。国王下令10月10日召开国会，同时禁止审判异教徒，直到这个新国会解决了各种使法国面临分裂的基本问题。

信奉胡格诺教的波旁王朝因怕被捕下狱，拒绝参加“名人大会”。孔代亲王和安东尼怀疑这是一种怀柔的手段，阴谋筹组军队，并以里昂为首都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但孔代的一个信差被政府军截获，重要文件落入政府手中，军机外泄，孔代被捕后送审，并于12月10日处死。吉斯王朝重掌专制政权。

12月5日，年仅16岁的弗朗索瓦二世驾崩，整个情势为之一变，他的弟弟查理九世继位，因年仅10岁，由其母后摄政，开始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鼎足而立，共同维持欧洲混乱的局面。

凯瑟琳·美第奇

经过400年的各种诠释之后，她仍然是谜一样的人物，她是“慷慨者”洛伦佐的后裔、教皇利奥十世的侄孙女，是典型的美第奇族人。她因世袭得到权位，其血液中具有聪明狡猾的特质。她于1519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未满月时父母亲即双双死于梅毒。她小时候是无助的孤儿，一直被她好战的亲戚利用为外交谈判的抵押品。直到14岁那年，她的叔祖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将她许配给未来的法王亨利二世。但婚后10年她一直没有生育，阴郁的亨利便沉迷于狄亚娜·普瓦提埃（Diane de Poitiers）怀中。之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几乎一年一个，共生了10个。她企图安排她的孩子继承王位，其中3个夭折、3个儿子成为法国国王、两个女儿成为王后，她所有的儿女几乎都尝到了悲剧的苦果，尤以其本人为最，她亲眼看着她的丈夫和3个儿子死去，身为王后和太后，她身负4个朝代的兴亡。靠着谨慎、自制和不择手段的欺骗，她安然度过她经历的4个朝代。

当时的人形容她：“挂着面纱时，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换句话说，她有美好的身材，布朗托姆（Brantme）肯定地告诉我们，她的胸脯“雪白而丰满”，她的“大腿非常美”，她的手指也是纤细的。但她的脸多皱纹，眼睛太大，嘴唇太厚，嘴巴又太大。如果她要勾引男人，只有找别的女人代劳。当时谣言指控她的身边有一队行动快捷的美女，能把她所要的男人带到她的身边。但这显然是一种虚构的传说，在狄亚娜与亨利二世相恋并干预政治时，凯瑟琳受到心灵的创伤。亨利死后，她利用这个机会报复。长达35年的时光，她在幕后控制大权。她的精通谋略弥补了她儿子们的无能，他们憎恨她的干预，但他们的失败，使他们徒呼无奈。她卷入宗教革命的旋涡中，被一群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一些偏执的教条主义包围，她用她仅有的3种武器与环境搏斗——美第奇的财富、意大利人天生的精明能干及马基雅维利的外交权术。马基雅维利曾以《君王论》一书赠予凯瑟琳的父亲，她几乎不需要这本书的指导，因为她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都已看过这些原则的实践。如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她击败了所有环绕在她四周的政治家，使之无还手之力。“她的诡计比为国王决策的枢密院还多。”她工作勤奋，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一个意大利观察家说：“任何一件事都须先经她批准才能施行，她甚至工作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虽然如此，她照胖不误。她的道德观念超越当时的标准，她似乎对她不忠实的丈夫及以往两人的情感忠贞不贰。丈夫死后，她终生戴孝。她最伟大的继承人亨利四世，宽大地评论她：

一个寡妇要抚育5个小孩，又要对付2个法国王族——我们波旁王族和吉斯王族觊觎王位，一个女人能够做些什么呢？为了保护她的儿子们，在她精明的指导下陆续继承王位，她怎不会被迫到处玩弄欺骗的手段呢？我很惊奇！因为她始终没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们或可将上述这段话，作为1570年以前对她的公允的评价。她在强敌环伺下，以灵活的手腕纵横捭阖，使各种敌对势力互相制衡，减轻对自己的压力。她写道：“我深深了解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满足外，对上帝、国王和我均无敬爱之心。如果上帝恩待，我将不容许被任何人指使。”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气息太浓，以至无法体会出胡格诺派教徒宿命论的严肃性。她还要求教会拨一笔款项，以防止国家财政破产。虽然如此，为了法国，她准备将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嫁与信奉胡格诺教派的那瓦尔的亨利，并让其子亨利与被教会逐出的伊丽莎白结婚。她认为当时局势是王朝的与政治的因素多于宗教与经济的因素。她必须保护她分裂的国家，以对抗由奥地利与西班牙联盟组成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使西班牙王权在佛兰德斯称霸，并威胁到法国的东北部。瓦洛伊斯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随时都可能重燃战火。那时法国需要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和平与团结，以应付外来的危险。

在这种想法下，她与首相奥皮塔尔准备在奥尔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并非依地区选出，而是来自各阶层。贵族、僧侣及第三阶级——贵族和僧侣以外的平民，他们大部分是乡镇或特别行政区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且在较低阶层的代表中，也有农夫与早期的无产阶级。这些代表是由各阶层和地方派系推举，并非由普选，因此没有立法权，只有对君王咨商的权利。然而在需要经费的情况下，看在金钱的分上，君王对这些建议也给予适当的尊重。

1560年12月13日，奥皮塔尔召开会议，希望双方互相容忍。她呼吁，政府的功能是维护和平秩序与正义，不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当然最好是所有的法国人都信奉同一宗教，因为共同的宗教可以促使全国团结、使法国强大，但这个理想若不能以和平的手段达到，大家就应该互相容忍。最后，她问到底有谁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呢？“你说你的宗教比我的好，我说我的比你的更好，那是否由我采纳你的意见就会比由你采纳我的意见更合理呢？让我们停止这些罪恶的、煽动性的党派称呼——胡格诺教派、路德派、天主教派，让我们改称基督徒！”

她的陈词虽慷慨激昂，但反应一般，巴黎神学院一位博士主张对所有异教徒判以死刑，罗马教皇的使者建议凯瑟琳把所有胡格诺教的代表全部烧死，然后对付在奥尔良的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的代表建议太后做各种改革：所有教堂的牧师应由会议选出，而非委派；所有的主教应由教区的牧师与贵族选出；1/3的教会收入应作为救济穷人之用，1/3用于建筑教堂、学校、医院；教会的教义应以《圣经》记载的为限。这些建议对于凯瑟琳来说太激进了，何况她又迫切需要教会的钱。她为了安抚胡格诺教徒而释放孔代，敦促教皇庇护四世下令允许撤除教会里的神像，允许以酒与面包来施圣礼。1561年1月28日，她释放所有因宗教罪名被捕下狱的人，而且命令，除非另行公告，应停止所有对宗教的迫害。同月31日，她又令全国代表大会休会，定于同年5月重新召开，届时缴付她需要的款项。

胡格诺教徒在此情况下迅速扩展。3月2日，他们在普瓦提埃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新教的牧师在枫丹白露广场、孔代及科利尼寓所中自由传教。1561年1月1日，在法国南部卡斯特尔市的选举中，所有当选的官员都是新教徒。不久，所有的市民都得参加新教礼拜。天主教仪式遭到禁止，宗教偶像则由官方没收并予以摧毁。在阿让和蒙托邦（Montauban），胡格诺教徒接收了未经使用过的天主教堂。1561年4月6日，老蒙特莫伦西和吉斯公爵马沙尔·圣安德烈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以保护天主教的利益。巴黎、卢昂、博韦及其他各地都发生暴动。太后公布了《七月诏书》（Edict of July）禁止暴行及胡格诺教徒公开聚会，但胡格诺教徒不予理睬，在很多城镇攻击天主教的游行，并进入天主教堂、烧毁圣物、捣毁偶像。1561年秋，蒙彼利埃60个教会与修道院都被抢劫了，很多传教士被杀；蒙彼利埃的卜克列修道院被烧毁；修女们被遣散，并劝告她们去找丈夫成家。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天主教徒屠杀了所有他们找到着的新教徒。在尼姆（Nmes），胡格诺教徒驱逐了全部天主教传教士，摧毁教堂或占为己有，烧毁了大教堂，并把供奉用的圣体放在地上践踏（1562年2月）。在朗格多克与吉耶纳，新教徒一旦占据优势，即夺取天主教堂、教产并驱逐天主教牧师。新教牧师的个人品德虽比天主教牧师堪为表率，却同样心胸狭窄，不能容忍异教。他们把由天主教士主持婚礼的，或允许其子女与天主教徒结婚的胡格诺教徒逐出教会。至此，双方都没有容忍的迹象。

1561年8月1日，全国代表大会再度在蓬蒂兹（Pontoise）召开，该会献出了政府所需的款项，但先决条件是政府今后征税或宣战，须先获得该会同意。身为该款项主要供应者的第三阶级，又增加了一项大胆的要求：法国境内所有天主教会的财产应收为国有，天主教教士应由国家支薪，从由此获得的7200万银币余额中，应拨4200万清偿公债。天主教牧师惊慌之下，匆促地与凯瑟琳订了一项和约，由天主教提供1660万银币，谨慎地采取了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凯瑟琳接受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就解散了。

同时，奥皮塔尔在凯瑟琳的授意下，不理教皇的抗议，邀请天主教与新教牧师共同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1561年9月，6位枢机主教、40位主教、12位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博士、12位圣典学者、来自法国的10位新教牧师、1个英国新教徒、日内瓦的贝兹、20位新教徒居士，在巴黎以西11英里的普瓦西举行有名的普瓦西会谈（Colloquy of Poissy，9月9日）。国王、太后、各亲王及国会都参加。贝兹代表年迈的加尔文，受到几近皇室的礼遇。他在凯瑟琳的宫中布道，并举行一次新教的礼拜仪式。起初他言谈温和，并以其完美的法文吸引了所有与会人士，但他评论圣餐：“基督的圣体远离供奉的圣饼，就像天堂离人间这么远”时，天主教代表起哄抗议，秩序一时大乱，主教们敦促凡怀疑实存说布道者均应被驱逐。这次会谈因教义的冲突，彼此积怨而破裂。

胡格诺教徒习于在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举行集会，并用洪亮的赞美诗来干扰天主教弥撒的进行，这样做他们深感快慰。天主教徒则以教堂顶上的钟声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干扰以为报复。在巴黎圣马达德教堂前面，新教徒的一次集会因受教堂钟楼嘹亮钟声的干扰而取消。这时，一个新教徒到教堂抗议而被杀。出于愤怒，新教徒劫掠了这座教堂，并把神像与十字架捣碎。在这场争斗中，有80个信徒受伤（1561年12月27日）。

凯瑟琳想用《元月诏书》（Edict of January）来安抚天主教徒（1562年）。该诏书要求胡格诺教徒把以前侵占的教会建筑还给天主教，只能在城墙之外的郊外举行聚会。天主教领袖同意贝兹的观点，认为该诏书实际上要求双方互相容忍，并承认新教是法国一个合法的宗教。议会领袖们当面告诉凯瑟琳，他们宁可死去，也不愿签署通过该项诏书。蒙特莫伦西与圣安德烈指责凯瑟琳的政策时，她即解除他们的职务。图尔农（Tournon）枢机主教抨击她时，她命令他退休，并解除他教区的教职。天主教的传教士指责她是一个残忍淫荡的王后——当时苏格兰教改家新教徒约翰·诺克斯，也以同样的词语形容“苏格兰天主教王后”。

1562年3月1日，星期日，吉斯公爵带着200名武装随从经过第戎（Dijon）西北方约40英里的瓦西村庄时，停在该地一所教堂内望弥撒。这时附近谷仓内胡格诺教徒聚会所唱的赞美诗干扰了仪式的进行。他派一个人请那些新教徒暂停15分钟，等弥撒完毕后再唱。胡格诺教徒拒绝了。吉斯公爵继续他的弥撒时，他的一些随从与新教徒发生言语上的冲突，随即拔出宝剑，胡格诺教徒也用石头攻击。一块石头在吉斯公爵离开教堂时打到他，公爵头破血流，他的随从立即冲入由男女老少500人组成的聚会，杀死了23人，伤了100人。“瓦西惨案”激起法国新教徒战争的狂热，天主教徒，特别在巴黎，认为应该给少数捣乱分子一个适时的警戒。凯瑟琳命令吉斯公爵到枫丹白露来见她，他拒绝了，继续往巴黎迈进。蒙特莫伦西和圣安德烈，带领2000人加入他的阵容。孔代召集新教徒的军队，携带武器在摩城（Meaux）集合。天主教由3人联合率领的军队向枫丹白露进军，监禁了太后和王室，并强迫他们前往距巴黎27英里的麦兰（Melun）。他们设立一个新的枢密院，大部分由吉斯公爵的亲信组成，而把奥皮塔尔的人排斥在外。孔代领导1600名战士到奥尔良，呼吁所有新教的聚会所提供军队。宗教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1562年4月）。

仲裁浴血记（1562—1570）

双方都寻求并接受外援，天主教徒的援助来自西班牙，新教徒的则来自英国和德国。伊丽莎白，被加莱以承诺贿赂派遣了一支6000名的军队，其中的2000人攻占了卢昂。但吉斯又于1562年10月26日攻占该城，掠夺整座城市，他的部队疯狂地抢夺战利品，不分天主教徒、新教徒，均遭劫掠杀戮。在这些战役中，信奉天主教并加入其军队的波旁·安东尼受到了致命的创伤。胡格诺教徒控制了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城镇。他们抢夺天主教堂，捣毁神像。在孔代和科利尼领导下，1.7万主力军向诺曼底出发，以期和英国的增援部队会师。到德勒（Dreux）时，这支部队被1.7万名天主教军队截击。12月19日，发生一场猛烈的大战，6000人在此役中遗尸沙场。圣安德烈被杀，蒙特莫伦西受伤后被胡格诺教徒捕获，孔代受伤后也遭天主教徒逮捕。一时之间，法国式的殷勤大行其道，蒙特莫伦西被天主教徒视为英雄，礼遇备至。他虽贵为国王军队的总司令，但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曾在7次战争中受伤。而吉斯公爵也待孔代为上宾，与他同桌共餐，并同寝于营中唯一的床上。天主教徒赢得这次非决定性的胜利，但有一段时间巴黎人士和王室认为胡格诺教徒已获胜利。凯瑟琳听到这消息时显得很平静，她说：“好极了，那么我们就用法语向上帝祷告。”

吉斯公爵在这次胜利后去世。1563年2月18日，他分兵围攻奥尔良时，中了埋伏，被19岁的胡格诺教徒波得洛特击伤，卧于病榻6日后不治去世，波得洛特被带到凯瑟琳面前时，坚称科利尼曾以巨金雇他谋杀吉斯公爵，并答应若他成功的话，让他上天堂。凯瑟琳随即写信给科利尼，要他答复这项指控。他否认参与此次暗杀计划。他说以前经常警告公爵，要提防暗杀，不过他承认曾听过波得洛特扬言要谋杀公爵，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次谋杀行动。他曾给波得洛特100银币请他做一些事，但与本案无关。他对此次阴谋的成功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对于法国和上帝的教堂，特别是我的家族和本人而言，幸运之神无法再给予更佳的恩赐了”。波得洛特于3月18日惨受五马分尸极刑，临刑之时，他重申对科利尼的控告。亨利继承为第三任吉斯公爵后，誓言为他死去的父亲复仇。

凯瑟琳继续为法国的和平努力。很显然，敌对的派系中只要有一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便会废除她的儿子，并把她丢在一旁。她将奥皮塔尔召回她的枢密院，然后安排蒙特莫伦西和孔代会谈，并说服他们签署《昂布瓦斯诏书》（Edict of Amboise）。1563年3月19日，第一次宗教战争结束。这些条款只是胡格诺教派的贵族们的胜利：给予所有的伯爵、高级司法领主与其家人臣属及在法国境内领有属地但无臣仆的贵族，特别是这些贵族与其家属本人，享有良知的自由和实践宗教的革新。新教徒可以在1563年3月8日以前在城镇聚会的地方做礼拜仪式，之后就要到地方官所辖区域以外的市郊，但在巴黎，他们所有的活动一律受到禁止。科利尼指控孔代为了保护他的阶级利益，而牺牲了信奉胡格诺教派的老百姓。

查理九世于9月15日正式宣布届满即位3年，实际上他未满14岁。凯瑟琳结束了她的摄政，仍掌有实权。1564年3月，她率领国王和文武百官出巡全国各地，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新君，一方面巩固脆弱的和平。在鲁西永她发布了一项要求双方局部容忍的诏书，呼吁各宗教尊重其他信仰的自由。皇家之旅经14个月后，于1565年6月3日到达贝约讷（Bayonne），凯瑟琳满怀欣悦地在那里与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已成为西班牙的王后）相见，并与阿尔瓦公爵举行秘密会谈，这惊动了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自然怀疑阿尔瓦公爵主张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新教徒。但阿尔瓦公爵致菲利普的信澄清了那些谣传，信上说明凯瑟琳曾反对他的建议，她拒绝革除奥皮塔尔的职务，并将继续坚持她的和平政策。1565年12月，回到巴黎后不久，她即运用各种影响力，以缓和科利尼、蒙特莫伦西、孔代和吉斯之间的紧张情势。

耶稣会会员于1564年进入法国，他们的布道立即引起天主教徒的热情，特别在巴黎一地，他们曾使不少新教徒改变信仰。在几个省份，天主教徒强烈的反应使新教徒前功尽弃。那些容忍异教的诏书一再被破坏，双方野蛮的行动愈演愈烈，信奉天主教的地方，行政官经常吊死信奉胡格诺教派的人。在尼姆，新教徒屠杀了80个天主教徒（1567年）。1561年至1572年，有18宗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案件，5宗屠杀天主教徒的案件，暗杀事件则超过30次。凯瑟琳从瑞士引入雇佣兵，孔代询问这支军队作何用途时，她并无令人满意的答复。孔代和科利尼认为自身已陷入危险之境，于1567年9月率人到摩城企图擒拿国王和太后，但阴谋被蒙特莫伦西所阻而不能得逞。凯瑟琳从此对科利尼深怀戒心，这种情形就像当年她忌惮吉斯公爵一般。

科利尼和孔代觉得胡格诺派教徒权力受制，第二次战争无法避免。这次轮到他们引入雇佣兵，以补兵员的空竭。这些雇佣兵大部分来自德国，他们攻陷奥尔良和拉·罗契尔，大军直逼巴黎。凯瑟琳便向阿尔瓦求助，他立即派军增援，蒙特莫伦西率领的1.6万大军，在巴黎郊外的圣丹尼和孔代的军队遭遇，随即展开一场最惨烈而又不能决定胜负的浴血战。蒙特莫伦西受伤去世，这次战争使法国人再度怀疑是何种宗教使人们如此互相残杀。奥皮塔尔利用这个机会于1568年3月23日促成《隆瑞莫和约》（Peace of Longjumeau），恢复《昂布瓦斯和约》适度宽容的精神。

天主教徒摒斥这份和约，拒绝履行和约中规定的条款。科利尼向凯瑟琳抗议，她诿称爱莫能助。1568年5月，西班牙驻罗马大使胡安·苏尼加（Juan de Zuniga）报告称，他曾听教皇庇护五世透露法国政府正考虑暗杀孔代和科利尼的阴谋。也许他两人已经得到同样的情报，即逃往拉·罗契尔，在那里他们会合了让娜和她15岁血气方刚跃跃欲试的儿子。他们组成了一支胡格诺教徒新军，集结一个舰队，增强城堡的防御工事，而且击退了所有政府军想攻入这城堡的企图。英国私人的船只受孔代的雇用，悬挂着孔代的旗帜，任意抢劫天主教徒的财产。孔代此时俨然成为法国南部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者。

凯瑟琳认为第三次宗教战争是一场革命，企图瓜分法国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国家。她谴责奥皮塔尔和解政策的失败，奥皮塔尔辞职，吉斯受命继其首相职位。1564年9月28日，政府取消宽忍法规，宣布法国的新教为非法。

那年整个冬天，双方都在积极准备下一次决定性的战争。1569年3月3日，两军在昂古莱姆附近的雅那科相遇。胡格诺教徒被击败，孔代受伤后投降，但被人自背后刺杀身亡。科利尼继续指挥作战，重整军队并循序撤退。在蒙康图尔胡格诺教徒又被击败，但科利尼战略运用得当，兵力又渐复原。这支胡格诺教徒军队虽未获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却不屈不挠，继续进军至距巴黎仅数小时行程处（1570年）。那时法国政府虽有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资助，但支付战场上的军队的庞大军费仍感力不从心，再加上贵族们无心恋战，要想维系军力也是一大困难。当时成群结队的外国雇佣兵蹂躏法国，皂白不分地到处打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财物，胆敢挺身抵抗者均遭杀害。

凯瑟琳促科利尼重新履行《隆瑞莫和约》，但他认为条件不够，拒绝接受，并下令军队继续前进。这时年轻的查理九世突然运用他的权力，于1570年8月8日在圣热尔曼（St.Germain）与新教徒签订一项和平条件，给予屡战屡败的胡格诺教徒比以前更优厚的条件——允许胡格诺派教徒在巴黎或皇宫附近以外的地区自由礼拜，不受限制地担任公职，并有权利独立统治4座城市达两年之久，以作为对这些条款的保障。天主教徒对此大为愤怒，他们不明白经过多次的胜利，为何还要做这样的投降让步。菲利普和教皇提出抗议，凯瑟琳支吾其词，只说她正在等待机会。

虽然如此，她继续致力于加强和平，尽管凯瑟琳与让娜是死敌，尽管亨利曾在战争中杀死了一部分天主教徒，她仍以其女玛格丽特下嫁那瓦尔国王，亨利在孔代死后继承为胡格诺派教徒的名义领袖，这是凯瑟琳最后、最大胆的一举。亨利年轻有为，也许年轻貌美活泼的玛格丽特能够使他放弃宗教上的成见。盛大的婚宴将在巴黎举行，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的绅士淑女们都将会被邀请，快乐的文艺复兴气息，将重现于艰辛的宗教改革中，战争、屠杀、宗教歧视暂时平息。法国此时有一个短暂的宁静。

大屠杀

但亨利的母亲会同意吗？让娜从里到外完全是一个胡格诺教徒。1561年，她到王宫时，曾宣称：“即使他们以性命要挟，我也不去做弥撒。我宁可马上将我的儿子与国家丢入海中，也不愿屈服。”相反，她要她的胡格诺教派牧师公然向她布道，而且大胆忽视巴黎民众的指责。1562年，她的丈夫改信天主教时，她就离开宫廷回到贝阿恩，替孔代招兵买马筹募粮饷。在她丈夫死后，她强迫贝阿恩地区民众信奉新教，天主教的教士被排除，其职位由胡格诺教派牧师取代。在以后的50年，贝阿恩再没有听到弥撒的声音，教皇庇护四世开除她的教籍，并希望能废除她，但被凯瑟琳劝阻。让娜同意瓦洛伊斯与波旁王朝联姻时，她或许对此仍有记忆，同时也想起凯瑟琳长期为和平所做的奋斗。此外凯瑟琳几个儿子体弱多病，或许有一天他们全部死去，而把法国王位让给那瓦尔的亨利？占卜者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不是曾预言瓦洛伊斯王朝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凯瑟琳最体弱多病的儿子查理九世，除偶尔大发雷霆、神志不清外，还算是可爱的年轻人。他像风中的芦苇，很少有自己的主意。也许他是因纵欲过度而致身体虚弱，他与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但他与胡格诺教徒玛丽私恋甚久。他对艺术、诗歌、音乐极为敏感，喜爱背诵皮埃尔·龙沙的抒情诗，他也能写出像龙沙那般优美的诗句：

我俩都拥有王冠，

身为国王，我接受加冕；身为诗人，你赐封他人。

你的诗，以柔和的韵律令人销魂，

你屈服了人们的心灵，而我只能屈服人们的躯体。

你的诗令人心酥神醉，而令世俗之美黯然无光，

我能带来死亡，你却给人永生。

科利尼在布卢瓦（Blois）入朝掌权时（1571年9月），查理对待他犹如弱者欢迎强者相助一般。至此，科利尼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无视百官的殷勤，他是绅士、贵族，但文静而沉着，半个法国臣服在他的号令之下。年轻的国王称呼这位年老相国为“我的爸爸”，任命他为海军舰队司令，并从国库内拨发10万银币以偿还他在数场战争中的损失。科利尼参加了枢密院，国王缺席时即由他主持会议。查理对菲利普二世一直又妒又怕，而天主教法国依赖西班牙之事，也使他愤怒不已。科利尼建议他向西班牙开战，如此，可使整个法国团结一致，同时也可更正目前正受西班牙侵占的东北部的国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奥伦奇的威廉正领导荷兰人反抗他们的西班牙领主，只要稍加推动，佛兰德斯就将归入法国的版图。查理听了颇以为然，即于4月27日写信给拿骚的路易伯爵，他此时正在埃诺（Hainaut）领导新教徒的叛乱。他信上说他“已下定决心……运用上帝赐予的力量，解救‘低地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路易和他的弟弟威廉奉献佛兰德斯和阿图瓦两地给法国，以报答他们在对抗西班牙时所给予的决定性的帮助。同年秋天查理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商讨法国与新教徒德国之间共同防御的问题。

凯瑟琳指责科利尼的建议虚浮、不切实际。既然她已获有法国迫切需要的和平，若因此而使战火重燃，岂非愚不可及？西班牙虽如法国一般破败，但仍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强的国家，因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西班牙刚恢复往昔荣光。如果法国加盟新教国家，西班牙很可能在所有天主教欧洲（以及天主教法国的大部）的支持下对抗法国。如果战争一旦爆发，科利尼将会担任总司令的要职，加之无主见的查理对他言听计从，他将成为实际上的君王。到那时，凯瑟琳即使未被放逐到意大利，也会被放逐到切诺凯（Chenonceau）。国王的弟弟——吉斯公爵亨利和安茹公爵亨利——获悉查理正批准科利尼派遣胡格诺教徒军队加入拿骚的路易之大军后颇为惊恐。但阿尔瓦事先受到他在法国宫廷内的朋友的警告，于1572年7月10日击败了这支部队。御前会议便召开大会（1572年8月6日至9日）听取科利尼就他向西班牙开战的计划提出辩护，遭到一致的反对。科利尼继续坚持说：“我为了个人因素而答应援助奥伦奇亲王（The Prince of Orange），希望在我借助朋友之力或亲身实践这项诺言时，国王不要为此不悦。”他又向太后进谏：“夫人，今天国王正想躲避一场对他非常有利的战争，但愿上帝不再让另一场他避不开的战争爆发。”面对这似乎是另一场内战的威胁，群情怨尤，御前会议因此散会。马沙尔·塔内尼（Marshal de Tavanne）提出警告说：“让太后晓得她儿子的密谋策略和言论；她要是不提高警觉，胡格诺教徒将会控制他。”凯瑟琳把查理带到一旁，责备他不该对科利尼言听计从。如果他再坚持对西班牙的战争计划，她将请他和他的一位弟弟退回到佛兰德斯。国王听了这话，即请求母后原谅，并表示此后将会孝顺，但仍与科利尼维持知己之交。

在这种情况下，让娜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使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望弥撒，凯瑟琳同意了，虽然此举会引起和教皇之间更多的麻烦，教皇本已不允许玛格丽特和被逐出教会的新教徒的儿子结婚。让娜即到巴黎购物，突发肋膜炎病逝（1572年6月9日）。胡格诺教徒疑有人下毒，但这个假设并未引起一般人的兴趣。那瓦尔的亨利在伤心和怀疑之余，8月从布卢瓦赶到巴黎，同行的有科利尼及800名胡格诺教徒。接着有4000名武装的胡格诺教徒跟着他们进入巴黎，一则为参观结婚庆典，一则保护他们年轻的国王。天主教的巴黎被这次新教徒的大量流入及新教徒煽动性的布道唤醒，指斥这次婚姻为政府向新教徒势力的屈服。然而8月18日，婚礼在未得教皇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凯瑟琳特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教皇的干预。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的门口，自己并未进入，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他和玛格丽特临时住在巴黎的卢浮宫。

巴黎一直很少有这样热闹的场面，科利尼极力呼吁法国公开赞助荷兰人的反抗运动，这时一般人相信科利尼正准备开赴前线。某些天主教徒借此机会向凯瑟琳提出警告，称新教徒正阴谋绑架她和国王。而巴黎城内到处传来一片打铁的声音，显示出正在赶制兵器。这时候凯瑟琳应其子亨利的要求，同意谋杀科利尼。

8月22日，科利尼从卢浮宫回到寓所时，突然窗口两次枪击，射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并将左臂到肘之间撕裂。他的左右护从立即冲入该幢建筑内搜索，只发现一支火绳枪，枪口还冒着烟，暗杀的人已从后门逃之夭夭。国王闻讯后大为震怒，说：“我就永远不能有一点安宁吗？”他派私人医生——胡格诺教徒派尔治疗科利尼的伤势，命令御林军到他的寓所保护他，并下令邻近的天主教徒迁到别的地方，允许胡格诺教徒迁入。太后、国王及亨利亲身慰问这位伤者。查理发了“最可怕的重誓”，决定报复这次攻击。科利尼趁机一再敦促他发动战争，以取得佛兰德斯一地。他把国王带到一旁，低声地说了些机密。回到卢浮宫时，凯瑟琳坚持要国王说出那些秘密，国王答道：“很好！我就对上帝发誓，因为你就会知道，下面是他讲的话：‘权力在你手中粉碎，罪恶则将归之于我。’”在疯狂状态中国王关门独处私室，凯瑟琳则在极可怕的愤怒中沉思。

那瓦尔的亨利来访科利尼，商讨防御之策，科利尼几个手下情绪激动，立刻要去暗杀吉斯家族的领导者，但被他所阻。那些胡格诺教徒说：“如果此事公理未彰，他们自己可能会采取行动。”当天胡格诺教徒整日在卢浮宫附近徘徊，其中有一个人告诉太后说，如果不马上主持公道，他们自己便要动用私刑了。成群结队携有武装的胡格诺教徒一再地经过吉斯家族居住的洛林旅社（Htel de Lorraine），大声恫吓要杀死他们。吉斯家族向国王求援，要求保护，并在房屋四周设防。查理怀疑他们藏匿行刺的罪魁，逮捕了几名家仆，威胁吉斯公爵。亨利和他的弟弟奥玛尔公爵请求离开巴黎，获准后即远走高飞到遥远的圣安东尼港，随后又回到巴黎，秘密潜入洛林旅社。

8月23日，枢密院召开会议审问罪犯。与会人士获悉凶手开枪的那栋建筑属于吉斯公爵夫人所有，她曾誓言要为被谋杀去世的丈夫复仇。本案的凶手即从吉斯官邸的马厩中夺马逃逸，凶器则属于安茹公爵的一名卫兵所有。凶手一直未逮获归案。依据安茹后来的叙述，他和吉斯决定科利尼及胡格诺教徒必须被铲除。正当凯瑟琳和枢密院数名院士在土伊勒里皇宫集会时，安茹的代表波查瓦尼（Bouchavannes）奔入报告说，住在科利尼寓邸的胡格诺教徒正酝酿暴动，时间可能是在次日晚间。凯瑟琳对这位总司令最感不满的事，是他诱使她的儿子脱离她的领导，她深信与西班牙重启战端只会给法国和她控制的王朝带来不幸，眼下她又获悉生命有危险，而且大权可能很快就落入科利尼及其党徒之手。于是她赞同铲除胡格诺教徒的领导分子。

国王对科利尼被人袭击一事仍耿耿于怀，要求严办一切牵连在内的人，铲除胡格诺教徒领袖虽然不一定要获致他的同意，但最好能经他认可。约8月23日晚上10时，太后派遣雷斯伯爵（Count de Retz）向查理警告可能发生的暴动。凯瑟琳和她的咨询大臣们随即包围在国王的四周，他这时的激动几达疯狂的程度。凯瑟琳肯定地对他说，3万名胡格诺教徒图谋在明晨捉拿他，将他带到某个新教徒碉堡内软禁，如此，国王即变成阶下囚，听人摆布。以前新教徒不也曾发动过两次类似事件吗？他们如果胜利，可能一口咬定凯瑟琳曾下令批准对“总司令”袭击为借口而杀死她。他们告诉这位23岁的大孩子，要在他母亲的性命和6名胡格诺教徒的性命之间做一选择。他若是不同意，天主教巴黎一旦荡平暴乱，他可能因愚懦而遭放逐的命运。国王对这些理由不以为然，他问难道逮捕胡格诺教徒领袖并遵循法律途径加以审讯还不够吗？大臣们答称现在采取这项行动来避免战争暴动，已经太迟了。凯瑟琳威胁要迁回意大利，让查理独自面对恶劣的情势。最后，约午夜时分，狂怒交集的查理几临精神崩溃边缘，一阵发作后他突然叫嚣说：“天啊！既然你们一定要杀‘总司令’，我同意！但你们必须杀死法国所有的新教徒，免得留有活口跑来责备我……杀吧！统统把他们杀光！”他口出秽言，躲开了他的大臣们，把自己关在房中。

如果本来阴谋者只计划谋杀少数几人，现在他们更利用国王疯狂的命令尽可能将胡格诺教徒赶尽杀绝，凯瑟琳坚持保全那瓦尔的性命，而年轻的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和蒙特莫伦西则得助于他们高贵的出身而幸免于难。派尔医生被国王所救，这时巴黎各区的队长已接获命令，武装其部下准备在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节，凌晨3点，教堂钟响时采取行动。全权委任状已下达吉斯家族，准许他们执行延缓多时对“总司令”的报复行动。吉斯传话给民兵队军官说，教堂钟响时，他的部下应四处搜捕胡格诺教徒，见者即杀。为防止逃逸，巴黎的城门将关闭。

夜晚时分，吉斯亲自率领300士兵前往科利尼下榻的寓所，在科利尼身边的，有他的私人医生派尔、秘书莫林和仆人尼古拉斯。他们被士兵行进的声音惊醒。接着是一连串的枪声和喊叫——科利尼的卫士被杀了。科利尼的一位友人冲入他的房间喊道：“我们完了。”“总司令”回答：“我对死亡已早有准备。你自己逃命要紧。我不希望你们的亲人因你们的死而见责于我。我已把灵魂交给仁慈的上帝。”他们看时机紧迫，各自逃命去了。吉斯公爵的士兵破门而入，发现科利尼跪在地上祈祷。一个士兵冲上前去打他耳光，其余的人用剑刺他。他仍未死去，被掷出窗口，刚好落在站立人行道上吉斯的脚边。他确定科利尼已死后，即传令士兵到巴黎各处，散布“杀！杀！国王下令杀！”的口令，到处喊杀。科利尼的头被砍下来送至卢浮宫——但有人说是被送至罗马。

这时候，太后突然感到一阵懊悔或恐惧，即下令吉斯家族停止屠杀，但他们回答已经太迟，因为科利尼一死，胡格诺派教徒必须根除，否则反抗必随之而起。凯瑟琳屈服了，命令敲打警钟，开始屠杀胡格诺派教徒。有些城市的屠杀行动惨绝人寰，几至空前疯狂程度，即使真正残酷的战争中也很少有这种情形。一般人因久受压抑，获此解放，也欢欣地参加了屠杀的行列。他们搜杀了2000—5000名胡格诺派教徒或不相干的人。一些以前尚心存顾忌的凶手，现则目无法纪，放胆杀人；苦恼的男子或变心的妇人趁机抛开了讨厌的伴侣；商人被竞争的对手所杀；老而不死的长辈被其继承家产的子孙指控为胡格诺派教徒。在一名嫉妒的教授的唆使之下，一人杀死了哲学家拉莫斯。人们闯入每一个涉嫌藏匿胡格诺派教徒的房中进行搜索。胡格诺派教徒和家属被人拖到街上杀死，信天主教的瑞士籍的御林军冲进嘈杂的人群，皂白不分，逢人便杀，纯粹以此为乐。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公爵前日曾陪国王打网球，今日则被一位他以为是来邀请他参加皇家娱乐节目的蒙面人所杀。住在卢浮宫的那瓦尔国王随员中的胡格诺派教徒、贵族和官员，被召唤到庭院一一被杀，亨利于当天黎明时分即往网球场打球，查理把他和孔代召来，问其选择“弥撒或死亡”。孔代选择了死亡，但太后赦免其罪。那瓦尔表示归顺，才免于一死。他的新娘子玛格丽特睡得焦虑不安。她在一位受伤的胡格诺派教徒闯入卧房，并钻到她的床上时惊醒，她说服追逐者放过他。“在我执笔之时，”西班牙大使的报告中说得很详尽，“他们正在把新教徒彻底杀光、剥光……即使婴孩也不能免。上帝可怜可怜他们吧！”法律规章此时已不生效力，抢劫作奸犯科则不受拘束。这时有人告诉国王：某些朝廷官员居然也参与了抢劫首都的勾当。中午时分，一些受惊的市民联名请求国王遏阻这场屠杀，并有一群警察自愿帮助恢复秩序。国王即下令停止残杀的行动，他命令警察拘捕新教徒入狱，以免再遭攻杀。一部分人因此幸免于难，另一部分人则在这道命令下投入塞纳河身亡。一时之间杀戮已然稍减。但在25日（星期一）那天，一棵山楂树在无辜者公墓（Cemetery of Innocents）上突然开花。因为这不是山楂开花的季节，天主教教士为这一奇迹欢呼。巴黎各教堂的钟声再度响起，以宣告此事。民众误认为这是屠杀的钟声，残杀之事再度发生！

26日，国王统率百官威风凛凛地经过仍然堆满尸体的街道，抵达了司法宫，骄傲地对巴黎议会证明他曾下达屠杀的命令。议会主席即以长篇演说表示祝贺。议会投票表决：将科利尼之子孙放逐，其在沙提永（Chatillon）的故居应予拆毁，其家产被安茹公爵没收。28日，国王、太后及朝廷百官访问了数家教堂，为法国免于异端之害及王室得以保全性命举行宗教感恩仪式。

其他省份也多少响应了巴黎的行动。里昂、第戎、奥尔良、布卢瓦、图尔、特鲁瓦、摩城、布尔日、昂热、卢昂、图卢兹等地获悉巴黎事件后也受到感召，于8月24日至26日展开疯狂的屠杀。依雅克的估计，里昂一地有800名受难者，奥尔良则有1000名。国王先鼓励他们的响应，但后来即下令禁止杀戮。他于26日口头下令各省总督杀死所有的新教徒领袖，27日又下诏书，保护恭驯守法的新教徒。

同时他写信给驻在布鲁塞尔的代表洽邀阿尔瓦的合作：

公爵辖境内有不少我国叛逆，望他能攻夺蒙斯城并惩罚城内俘虏。若他回答说，此无疑是要求他杀害蒙斯城的战俘，并碎尸其居民之事，你可向他进言：此为他必须做之事。

阿尔瓦公爵拒绝这项邀请。他攻陷蒙斯城时，他让法国驻军安全撤离。他私下斥责，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事件是引起战争的一种卑鄙的手段；但在公开场合，他下令举行庆祝会，颂扬这次大屠杀为唯一真正的基督精神的一大胜利。

有些省份的行政长官则有效控制民众，防止野蛮杀戮。香槟、皮卡迪、布列塔尼等省没有残杀事件，奥韦涅、朗格多克、勃艮第、多芬等地也只有少数几起。里昂的天主教徒斥责屠杀的行为，当地的士兵则拒绝参与这项行动。维也纳的主教给予胡格诺派教徒庇护，而当地的天主教徒把有生命危险的胡格诺教徒藏匿起来。奥尔良和特鲁瓦两地的主教则纵容屠杀。波尔多一位耶稣会会员宣称天使米歇尔下令屠杀，他指责地方官迟迟不下令执刑。各省在这个事件中被杀者约5000人，巴黎几达2000人。但据一般估计，被杀者总数为5000至30000人。

天主教徒通常诿称这是多年来胡格诺教徒压迫天主教徒，积怨日久终致宣泄复仇的惨案。菲利普二世一反日常严肃态度，笑道：现在可不必再担心法国干预荷兰了。教廷驻巴黎大使向教皇报告说：“余谨以至诚恭贺圣驾之荣邀天主圣宠，圣驾登基以来，由于诸事因应得体，致使法国国王及太后得受恩宠，慎谋能断，适时一举捕捉叛逆，铲除恶根。”消息传到罗马，洛林主教欣喜若狂，立即赏赐传令者1000克朗。顿时，整个罗马灯火通明；圣安吉罗城堡发射礼炮庆祝，教堂钟声大作，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率领枢机主教们参加庄严的感恩弥撒，感谢“这次对基督子民的恩赐”使教廷和法国免于一场浩劫。教皇并下旨订制一种特别的奖章以纪念新教徒的战败或屠杀——同时命令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的雷古亚厅绘画一幅大屠杀图，刻上“教皇特准杀死科利尼”等字。

欧洲的新教徒把这次大屠杀事件视为卑鄙野蛮。奥伦奇的威廉告诉法国特使：查理九世永远无法洗清他血腥的双手。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接到许多复仇的要求而感困扰，主教们进谏称安抚民愤的唯一方法是，立即处死那些拒绝宣誓效忠王室而被捕下狱的天主教徒，至少苏格兰王后应即刻处死。伊丽莎白不为所动，她一大早即整装上朝接见法国大使，她对法国大使所称胡格诺教徒阴谋叛变，致被屠杀一事颇表怀疑。但她继续联法抗西，并对阿朗松（Alenon）的求婚加以戏弄。11月，她答应做查理九世女儿的教母。

凯瑟琳满怀欣悦地脱离屠场，国王再度成为她的臣属，而胡格诺教徒的问题也似乎获得解决了。但她错了。虽然很多法国的新教徒见风转舵以免被杀，但这种反悔，日后被证明是一种权宜之计。大屠杀后不到两个月，胡格诺派教徒发动第四次宗教战争。拉·罗契尔以及其他几个市镇闭门禁止御林军入内，随后陆续负隅顽抗。1573年7月6日，查理签订了《拉·罗契尔和平条约》，保证新教徒的宗教自由，就政治方面言，这次大屠杀并无任何成就。

胡格诺派教徒知识分子以前曾表示效忠国王，现在对查理九世感到恐惧，并怀疑诸侯的权力和君主政治的体制。胡格诺派教徒法学家弗朗索瓦·霍特曼（Franois Hotman）于大屠杀后逃亡瑞士，一年后他著书大胆攻击查理。在书中他说：“国王的罪恶已使人民失去了对他的忠诚。他是一个罪人，应予废位。”那年年底以前，霍特曼又在日内瓦出版他的《法国—高卢》（Franco Gallia）一书，该书为宪政史上最早尝试的论著。他认为高卢—法国的君主政体，皆由选举而来；至路易十一以前的历代君王均向国民大会或其他类似机构负责；目前卑鄙的议会及久经忽视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为选举权被削弱的剩余物；而该选举权即由人民授权上述机构而来的。“仅人民有权选举和罢免诸王。”他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大会，该会有权制定法律，宣战或媾和，任命主要官吏，规定承继权，并废除庸君。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肇端。

死神不久劫走了查理九世，其内心善恶交战的紧张心情，终使先天不佳的身体不支倒地。他有时注视着他心黑手辣的斑斑罪迹，有时则谴责自己不该同意那场屠杀，有时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哀号一直在他耳际回绕使他难以成眠。于是他开始责备他的母亲：“你就是罪魁祸首。上帝的血，你就是罪魁祸首！”她抱怨她的儿子精神不正常，他渐渐郁郁寡欢，形容枯槁，脸色苍白。他常有患肺病的倾向，现在抵抗力更加薄弱，1574年咯血，病况一再恶化。近春天时咯血不止，病中他仿佛又看到那些被屠杀的胡格诺派教徒，他对着护士大喊：“溅血啦！残杀啦！我就是听信谗言！上帝啊！饶了我吧！……我完了！”在他去世的1574年5月30日那天，他召来了那瓦尔的亨利，深情地抱着他，说道：“弟弟，你马上要失掉一位好友了。如果我相信别人跟我说的话，你可能活不到现在了，但我永远爱着你……我相信你会好好地照顾我的妻女的。为我祈祷吧，再见了。”说完后不久他便断气，时年不到24岁。

第六章

亨利四世
（1553—1610）

爱情与婚姻

亨利的祖母即玛格丽特，她是勇敢善战而又多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可爱、聪敏、虔诚。亨利之母即是叛逆而难以驾驭的异教徒——让娜，他的父亲波旁·安东尼是圣路易的后裔，温文风雅，英俊潇洒，勇敢出众，只是宗教信仰不坚定。1553年12月14日，亨利在贝阿恩的波城诞生时，他可能秉承了除虔诚以外的一切先人特质。他快乐的祖父确认这是一个好兆头，于让娜分娩阵痛时，劝她对圣母玛利亚颂歌一曲。这位婴儿在贝阿恩受浸时，他用大蒜头摩擦婴儿的嘴唇，并给其饮酒。这位英雄一共吸干了8位奶妈的乳水。

他不喜欢读书，讨厌文法，却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喜欢阅读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记，视之为英雄主义的《圣经》。他几乎是在户外长大的，擅长跑步、追逐游戏、角力、骑马、拳击；吃黑面包、干酪和洋葱；严冬溽暑，无不欣然乐在其中。他出身于胡格诺教徒家庭，父母将他培养成一个新教徒，但他绝不让宗教妨碍他的生活。他9岁时奉召入宫学习宫廷仪礼和道德规范，很快就接受了天主教教规；13岁时返回贝阿恩，像更换衣服适应天气一样，又重新信仰新教。他轻易地经历了数度恋爱——拉·佩蒂特、梅莉·蒙塔古、阿娜迪尼、拉加尔丝、凯瑟琳·鲁克、安妮·康伯福。他在更换信仰和情人时，从没有良心上的不安。

他的目标是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19岁时父亲去世，他即继位为那瓦尔王，这仅是王权的初步尝试。他到巴黎与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成婚时，他成为仅次于安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二人外法国王位的第三个继承人了。他成婚后便发生屠杀新教徒事件，他及时叛离新教而保全了生命。

他的新婚夫人玛格丽特是法国最娇媚、最殷勤的女人。没有人对她的美表示怀疑，龙沙以诗歌赞美她的美；布朗托姆歌颂她那晶莹雪白的肌肤、如云的秀发或变化的假发、她那善解人意而发射出喜怒哀乐的迷人的眼睛、她的像一个妓女般美好，但也庄严得像皇后的身材、她那领导宫廷舞会活泼的玉腿以及她那明朗活泼的性格。成群的追求者都在她的魅力下成为爱情的俘虏，流言传播她那些机巧甚至乱伦的艳事。亨利自己风流成性，对这种事情几乎无从抱怨。但玛格丽特被迫和他成婚，婚后不久，她又不安于室了，亨利开始怀疑到底哪一个男人会是他孩子的父亲呢？他有了一个情妇，后来病倒了。虽然玛格丽特说他荒淫无度，罪有应得，但仍细心看护他。不久两人因猜忌而疏远，她这样写道：“我们既不睡在一起，也不再互相交谈。”

他满心不情愿地在宫廷中待了3年。有一天晚上（1575年）狩猎时，他疾驰狂奔出领界之外，然后化装越过法国国界，经过重重难关抵达内拉克，以正义和睿智来统治贝阿恩和吉耶纳。他舍弃了天主教，在贝阿恩恢复新教徒的势力，在吉耶纳保护新教徒。3年后玛格丽特来了，而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出外狩猎或与天主教徒战争之余，即帮她举行小规模宫廷宴会，以遮掩彼此的不忠。1582年，她厌倦了帮他的情妇分娩，返回巴黎。但她在巴黎秽行四播，致使她哥哥亨利命令她速返丈夫身边。在贝阿恩又待了2年后，她退隐到阿让。两个国王——两个亨利，同意将她软禁在查蒂·德·乌松（Chateaud’Usson），并给她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养老金（1587—1605年）。她把监狱变成沙龙，招待一些诗人、艺术家、学者、情人，写她那漫谈式的回忆录。黎塞留推崇她的文体，蒙田把自己的文章献给她，布道家赞扬她的仁慈。经过多方劝诱后，她同意离婚，于1605年回到巴黎和王宫，重拾沙龙和浪漫的生活。她的身材逐渐肥胖，内心也感到一丝悔意，于是请了维琴特·保尔当私人牧师，创设一座女修道院，1615年在安详与虔诚中去世，享年62岁。一位当时人士曾这样评论她：“玛格丽特作为瓦洛伊斯王族唯一的残存者，浑身充满了善意……除了她自己之外，她不曾伤害过任何人。”

亨利三世（1574—1589）

安茹公爵登上波兰王位后不久即回国，时年24岁，成为亨利三世—法国瓦洛伊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巴黎的卢浮宫内有一张未具名的画像，显出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表情玄默——一个性情善良而掺杂着不良遗传的人。他身体孱弱，情绪不稳，容易疲劳，不得不避免骑马和狩猎，动辄便在床上休息数天。他皮肤常发痒，无药可治。加上头痛、胃痛、耳鸣，年未36岁即已齿牙脱落，白发皤皤。他表面上的傲慢其实是缺乏自信，他冷酷表情之下隐藏的是恐惧，通常他是温和而谨慎的。不幸的是，他有异装癖。有一次他出现于舞会中，穿着低领的服装，颈上挂着一串珍珠，耳带有珠宝装饰，双手套上了手镯。他在身边召集了12个娇小妩媚的男孩子，卷曲着长发，脸上涂抹脂粉，穿上化装的服饰，再洒些香水，使之摇曳生香。他有时候装扮成一个女人，由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前呼后拥，于晚间逐街嬉游并戏弄市民。在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而政治几成无政府状态之时，他竟不惜耗费巨资以1100万法郎用在一个男宠的婚礼上，并将法官的捐俸加倍为另一个男宠购买结婚礼物。不过他也将民脂民膏用在公益的方面——建造新桥，装修卢浮宫，整顿脏乱，使巴黎数个落后地区楼阁林立，焕然一新。他推动文艺活动和戏剧，励精图治，为了偿付他所有的借贷，他步行到沙特尔（Chartres）和克莱里（Cléry）朝圣。他走遍巴黎的教堂，手中不离大串的念珠，热心地收集主祷文和圣母颂。他参加了“蓝色苦修僧”（Blue Penitents）幽灵似的夜间游行行列，将麻袋套在身上，只开几个洞供眼睛看和脚活动。他没有孩子，他母亲将双亲孱弱多病的体质又传给了他，伤心地眼见她的子嗣即将凋零灭绝。

当时政治环境的混乱，远非亨利所能了解。他天生不善战，凯瑟琳年纪大了，渴望的是和平。胡格诺教徒虽失势，但未屈服，他们继续起来反抗。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这时正在和英国信仰新教的女王互通款曲，参加荷兰境内新教徒的叛变，并加入那瓦尔的亨利在贝阿恩的势力。一小部分被其批评者称之为“政治家”的天主教领袖，采纳奥皮塔尔的意见（他于1573年抑郁而死），建议双方在敌对的信仰中互相宽容，并力主国家在宗教不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够继续生存，显然这个意见在双方阵营中都不受欢迎。他们争辩说，如果教皇不容许这样的妥协，则法国应终止其与罗马的宗教关系。慑于“政治家”和胡格诺教徒的联合及增援新教徒的德国军队的入侵，亨利于1576年在博略（Beaulieu）签订《蒙塞尔和平条约》（Peace of Monsieur），并公布了和平诏书——《博略诏书》（Edict of Beaulieu），结束了第五次宗教战争。《博略诏书》赋予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各地充分的信教自由，适任各种公职，并允许胡格诺教徒在8个城市享有政治和军事的完全独立自主。

大部分天主教徒，尤其是巴黎那些顽固守旧的民众，都对这次向那些本以为可被铲平的新教党徒所做的让步感到震惊。1562年，洛林的枢机主教曾提议筹组“神圣同盟”，其会员须宣誓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和代价来保护教会，亨利·吉斯于1568年在香槟即曾筹组类似的组织，此时很多省份也已成立类似的机构。1576年，吉斯公爵公开宣布“神圣同盟”的组织，并誓师出征，决心彻底消灭胡格诺教徒。

我们自应避免赘述第六、七、八次宗教战争的前因后果，除非其能影响法国国情或思潮。此时，哲学再度介入这个纷争之地。1579年，一位未经指明的作家——很可能是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Philippe Duplessis Mornay），那瓦尔的一位议员——从瑞士西北的巴塞尔城，发出一则激动人心的宣言，名曰《人民有权反对暴君的辩白》（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它以拉丁文写成，但马上被译成各国文字。它的影响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法国，胡格诺教徒以它为工具，荷兰人则用它来对抗菲利普。清教徒用它来反抗查理一世，英国的辉格党利用它为废立詹姆士二世辩护。往昔国家与统治者之间默许的“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至此定型。而日后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等政治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第一，政府是上帝、人民与君王三者组成的盟约（Covenant）以维护和服从“真正的宗教”（True Religion）——新教；任何国君未能遵行这些原则，均应遭废立。第二，政府是介乎国君与人民之间的一项协定：国君治世，凡百庶政，大公无私，臣民在野，恭驯服从。国君与人民均须服从自然法则——理智和天生的正义的法则，类似神圣的道德律，而超乎所有“成文的”（人制定的）法则之上。国君的职责即在维护这项法则，使之具有积极的、自然的、神圣的性质。他是推行这一法则的工具，而非其主宰。“人民……是一个整体，应被视为王国绝对的主人和所有人。”但国王是否为暴君将由谁评定呢？不是群众可以决定的，“那就像万头的怪物”，宁可由地方长官来决定，或是像法国国民代表大会一类的议会来决定。

阿朗松公爵于1584年逝世、亨利三世承认那瓦尔的亨利为假定王位继承人后，双方武力和思想的冲突更加尖锐。一夜之间，胡格诺教徒闭口不谈暴政和废位问题，他们成为亨利继承王位的热烈赞助者，盼望着体弱多病的瓦洛伊斯王早日驾崩，把法国让给他们新教的波旁王朝。胡格诺教徒最近公布的宣言——《辩白》不再受欢迎，而霍特曼则宣称凡反对那瓦尔的亨利继承王位的都是罪人。但大部分法国人一想到胡格诺教徒国王来统治他们，就不寒而栗。一个新教徒怎能在兰斯接受教会的涂油仪式呢？而不经这种涂油仪式，谁又能成合法的法国国王呢？保守的教会人士在激昂的耶稣会教士领导之下，指斥这项王位的继承，并召集所有的天主教徒加入神圣同盟。亨利三世在局势驱迫之下改弦更张，加入神圣同盟，并命令全国的新教徒改信天主教，否则即须离开法国。那瓦尔的亨利向欧洲各国控诉，要各国承认他的继位是正当的。但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将他逐出教会，宣布他是一个固执的异教徒，无权继承王位。波旁枢机主教查理现在宣布自己是假定继承人。凯瑟琳再度为和平奔忙，表示如果那瓦尔放弃新教的话，她愿意支持他，但那瓦尔拒绝。他率领一支包括部分天主教徒的军队首先发难，在数月内攻陷了6座城市，并在库特拉斯（Coutras）击败一支两倍于他的“神圣同盟”的军队（1587年）。

胡格诺教徒的数目约占全法国人口的1/12，现在占有法国主要城市的一半。巴黎是法国的心脏，该城热烈支持神圣同盟。神圣同盟不满亨利三世暧昧的态度，由来自16个区的代表在巴黎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这一“十六人当局”（The Sixteen）即与西班牙磋商，要求西班牙入侵英国和法国，并计划捉拿国王。亨利迫于局势，召来了瑞士禁卫军团。“十六人当局”即要求吉斯公爵控制巴黎，但被国王阻止。此时吉斯抵达巴黎，民众夹道欢呼，拥他为法国天主教领袖。亨利三世遭此羞辱，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他逃亡到沙特尔。后来又失去了勇气，排除了那瓦尔的亨利，任命亨利·吉斯为统帅，并下令全国代表大会在布卢瓦召开。

代表们集会时，国王愤愤然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皇族荣耀都为吉斯一人占尽。一日，他做了疯狂的决定，要他的助理谋杀吉斯公爵。他邀吉斯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这位年轻的贵族接近国王的房间时，9个刺客拥上将他刺死。国王开了房门，满怀兴奋地注视着这一场景（1588年12月24日）。他下令监禁“同盟”的领袖们，宣判吉斯公爵的弟弟吉斯枢机主教死刑。怀着骄傲和恐惧的心情他向母后报告自作主张的行动，她绝望地搓着手说：“你已经把法国毁了。”

12天后太后驾崩，享年69岁。她因责任、焦虑、阴谋或懊悔而心力交瘁，几乎无人为她的去世哀伤。她下葬于布卢瓦的一个普通的墓中，因为提出把她的遗骸安葬于她预先准备好的圣丹尼墓地时，“十六人当局”马上宣布：若她的遗骸被运回巴黎，他们便把它投入塞纳河中。半数的法国人指责亨利三世是谋杀者，学生沿街示威，要求他退位。在教皇的支持下，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家解除人民对国王的效忠。各地的教士们呼吁进行武装叛变。国王的亲信一一被捕，担心被认为是保皇党的男女，大群挤入教堂内寻求保护。神圣同盟政治宣传小册子的著者接收了胡格诺教徒的政治理论：人民被视为统治者，可以通过议会或官吏行使他们的主权废立暴君；未来任何一位君王都须受宪法的限制，而君王主要的职责是推动真正的宗教——天主教。

此时亨利三世与一些贵族和士兵，在图尔城受到两大可怕势力的夹击：“同盟”的军队在马耶纳公爵率领下，正从北方南下；攻城略地的那瓦尔大军，也从南方直上；两军都志在捕获他。胡格诺教徒的亨利把握机会，派遣杜普利西斯·摩那晋见国王，表示支持与保护，并请国王加盟。1589年4月30日，两个亨利在普罗西斯尔斯—图尔会师，誓言互相忠信。他们会师，一举战败马耶纳，大军继续向巴黎推进。

在这个疯狂的首都，有一位叫雅各·克莱门特（Jacques Clément）的圣多米尼克教派僧侣，热情地倾听着有关亨利三世被指控为刺客的事。他确信，一次神圣伟大的壮举可以使他消除业障。同时被杀的吉斯公爵的妹妹，蒙庞西耶（Montpensier）公爵夫人凯瑟琳的悲伤和美丽——也激励了他。他身藏一把匕首，摸索潜入国王营帐之内，然后将匕首戳入国王腹中。他当场被卫兵杀死，死时怀着灵魂升入天堂的信心。亨利·瓦洛伊斯于翌晨逝世（1589年8月2日），临终时嘱其部属要投效他的表亲那瓦尔。这时军心大乱，士气低沉，进攻巴黎的计划只好暂搁一旁。消息传到巴黎时，“同盟”及其部属欣喜若狂。有些教堂的祭坛上挂着这位僧侣的遗像。虔信的徒众为这次暗杀喝彩，他们认为这是自基督降生以来，上帝最伟大的行动。克莱门特的母亲被人从乡下请到巴黎的各教堂传道，人们以一首赞美诗欢迎她：“怀汝之胎有福了，赐汝吸吮的乳头有福了。”

通往巴黎之路（1589—1594）

亨利·那瓦尔正面临生命的危机，突然之间，他因法律和传统而成为法国国王，但几乎同样突然地，他的部队有一半背弃了他。先前效忠亨利三世的贵族离他而去，归返家园，他部队中大部分天主教徒也不见了。法国有2/3的人表示坚决反对新教徒当国王。两次暗杀事件暂时使“政治家”沉默下来，巴黎议会承认波旁枢机主教为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向神圣同盟保证倾美洲的黄金为后盾，维持法国为天主教国家。这时令菲利普稍感快慰的是：法国生产和贸易的瓦解使法国到处荒芜寥落，人怨沸腾，民不聊生。

巴黎反对那瓦尔甚为激烈，以他目前骤然大减的兵力和杂乱无章的军队，进攻巴黎实在大有问题。那瓦尔统帅指挥受到情妇的阻挠多于敌人的阻挠，这时他谨慎地撤回北上的部队，以接受英国方面的援助，而马耶纳公爵乘机快速追赶。在迪耶普（Dieppe）之南的阿奎兹（Arques）两军遭遇，亨利兵力只有7000人，马耶纳公爵则有2.3万人之多（1589年9月21日）。我们可从亨利致他的指挥官克里朗的信函中得知战果：“你自己上吊好了，勇敢的克里朗，我们曾在阿奎兹奋战，而你却溜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的胜利使各地暗中支持亨利的人受到鼓舞，好几个城镇大开城门欢迎他进入；威尼斯共和国承认他为法国国王；伊丽莎白女王为了使法国免沦为西班牙的统治，也和威尼斯同样急迫地派遣了4000多士兵前来支援他，赠送他2.2万金镑，7万磅火药，数船的鞋子、食物、酒、啤酒等。菲利普则从佛兰德斯派遣一支部队增援马耶纳以为报复。援军于1590年3月14日在厄尔（Eure）的伊夫里大战。他在头盔插上一根装饰用的白翎——几乎不能称为白色的羽毛，并对他的部下说：“若你们在战事最激烈时被冲散了，赶快在我右方的梨树下集合……如果你们失去了军旗，就以我头盔上的白翎为准——你们会永远发现它在荣耀的道路上迈进，我希望我们旗开得胜。”他和平常一样，总是身先士卒。他的右臂因搏杀而青肿，宝剑变形。他仁慈的美名对他非常有利，因为马耶纳属下数千名未获薪饷的瑞士兵归降于他。亨利在此役中大获全胜，“同盟”战败，已无可战之兵。他一路无阻，再度向巴黎围攻。

1590年5月至9月，他那支又穷困又饥饿的军队，迫切地想攻入巴黎抢劫一顿，但为亨利所阻。他拒绝下令屠杀，担心造成比圣巴托罗缪惨案更坏的局面。巴黎被围一月后粮食不继。巴黎人仅以马、老鼠、狗和草糊口。亨利顿生怜悯之心，下令让粮食入内。菲利普命令驻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率领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西班牙精锐部队前来救援。亨利使出谋略，大军退至卢昂诱敌来犯。帕尔马尾追不舍，两军展开策略决战。帕尔马因病魔缠身无能为力而溃败，亨利大军再度把巴黎团团围住。

现在，他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身为新教徒，他能在这个90%都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赢取并保有王位吗？甚至他的兵士多半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困扰他的难题是他现在财政短绌，已无力给他的兵士发饷。他召进重要幕僚，坦承有意改信天主教。有些幕僚赞成，认为这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另一些人指责该计划，认为对于曾经提供血泪和金钱以期能有一位新教徒当国王的胡格诺教徒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残酷而丑陋的背弃行为。对此，亨利的回答是：“如果我照你们的意见继续战争，法国很快就没有皇帝，也没有国王了。我希望把和平带给我的臣民，也让我的灵魂得到休息。你们好好商量，看什么才是你们需要的，我将永远准备满足你们。”他补充说：“这两个宗教之间差异之所以扩大，或许因传道者的仇视而起。有一天，我将借我的权力设法解决这件事。”然后他给自己的基本信仰下定义：“那些坚信不疑不违背良心的人，就是我的教友，所有勇者和善者信仰的宗教也就是我的宗教。”杜普利西斯·摩那、阿格里帕·德奥比格尼（Agrippa d’Aubigné）及其他的新教领袖纷纷离开他，但亨利最忠诚的顾问索利公爵仍坚信新教，却同意了他的决定：“巴黎很值得做弥撒。”

1593年5月18日，亨利派人告知教皇和巴黎的天主教当局，说他愿学习天主教的信仰。教皇格列高利十四世重申破门律，但法国天主教当局不盲从罗马的决定，准备辅助这位新的忏悔者成为虔诚的国王。但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他不愿保证对异教开战，他拒绝签字或相信“他十分清楚，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信的无价值的东西”。他婉转地接受赎罪的教条因为“这是你们收入最好的部分”。在7月25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情妇说：“我即将尝试一次危险的跳跃。”他到圣丹尼修道院忏悔，接受赦罪，并聆听弥撒。

两大阵营中成千上万的人谴责他是伪君子。耶稣会对他改信天主教之事加以否定，神圣同盟的领导分子继续反抗。但自帕尔马公爵和波旁枢机主教死后，神圣同盟势力大为减弱，而“十六人当局”因支持菲利普促成其女为法国王后之事，已失去法国爱国人士的拥护。很多贵族投奔亨利，视亨利为能够阻止西班牙侵略的一位将领，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他能使濒临四分五裂边缘的法国恢复原来健康的面貌。这时有一份构想精巧的刊物《梅尼普斯讽刺诗》（Satyre Ménippée）道出了“政治家”和中产阶级的心声，以机智讽刺的文章调侃耶稣会会员和“同盟”，并宣称：“从来没有和平是如此不公正的，甚至它连最公正的战争都比不上。”连有宗教狂热的巴黎也呼吁和平。小部分人的敌视持续8个月之久。1594年3月22日，亨利在几乎无人阻挡的情况下，受到热烈的喝彩和欢呼，他必须被抬着穿过人群，进入巴黎圣母院。22年前，他在卢浮宫当阶下囚时，几乎性命不保，如今他在同一个地方登上王位，心中乐不可支，发布大赦，甚至连吉斯王族及“十六人当局”也包括在内。他对一部分敌人以宽恕礼遇争取过来，另一部分则以借贷得来的款项加以贿赂。

虽然如此，人心并未全部归向他。在里昂，皮雷·巴里耶雷买了一把刀，把它磨得锋利后，即动身前往巴黎，声称此行的目的是要刺杀国王。他在麦兰被捕，立刻被处以绞刑。“啊！”亨利说，“如果我知道这件事，会饶恕他的。”教皇克莱门特八世颁召赦免国王之罪，但耶稣会教士继续传道反对他。12月27日，年仅19岁的让·查特尔（Jean Chatel）以匕首向国王行刺，但仅割破口唇和打碎一颗牙齿。亨利又建议饶恕这个狂徒，但有关当局认为查特尔须受弑君罪应得的刑罚制裁。查特尔傲然坦承刺杀这一异教皇帝的意愿，并供认为其本身的超脱，他准备进行另一次暗杀。他承认是耶稣会的学生，但不愿意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牵连到他们。西班牙耶稣会教士马里安纳曾说过赞成昏君被弑，亨利三世尤其该杀。法国耶稣会教士圭格纳德（Guignard）曾经撰文评论亨利四世，认为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即应被杀，而现在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和运用任何手段”加以铲除。1595年初，巴黎议会应巴黎神学院世俗教士的请求，下令耶稣会教士们离开法国。

富有创造力的国王（1594—1610）

亨利披荆斩棘，发现国家重建的工作比权力的征服更为艰难。32年的宗教战争使法国的景象萧条混乱，几乎像100年前“百年战争”后一样，法国商船已从海上消失。30万家园惨遭摧毁。战争的仇恨使道德坠落，复仇的狂欲已经毒化了法国。复员的士兵横行于道路和乡间，到处抢掠、谋杀。贵族们以效忠为条件阴谋敲诈，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主权；各省长久以来自谋发展，使法国分割成一些自治政府；而胡格诺教徒叫嚣着政治独立与宗教自由。神圣同盟仍有一支仇视的军队继续作战。亨利以金钱收买该军指挥官马耶纳同意休战，最后于1596年1月达成全面和平。在签订议和条件时，亨利让这位胖公爵步行得气喘如牛精疲力竭，然后告诉他这是给他唯一的惩罚。这时亨利手下一位将领比龙公爵查理·贡托阴谋叛变，亨利愿意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比龙公爵加以拒绝，被处以极刑（1602年）。至此全法国才意识到那瓦尔是法国国王了。厌倦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法国人开始拥护他——商人阶级请求他——奠立新波旁君主专制政体。王室的专制政治是英国内战的起因，却是法国内战的结果。

政府首要之需既为金钱，亨利下令征税。现在的法国财政委员会因贪污声名狼藉，亨利以不畏任何势力的索利公爵主管财政，并授以全权来清除纳税人与收税者之间沆瀣一气的污浊气氛。马克西米利安·贝苏尼（Maximilien de Béthune）是与亨利交往达25年之久的知己，随他南征北讨已有14年，现在（1597年）才37岁，他采取铁腕措施攻击盗用公款和腐败无能的官吏，使自己成为法国内阁中最重要但不受欢迎的阁员。挂在卢浮宫内一张杜蒙斯蒂尔（Dumonstier）所画的人像显示：他大头浓眉，有一双锐利而表示怀疑的眼睛。对辅助一个风流成性的国王——像卡萨诺瓦（Casanova）一样忙于女人的事情，因此无法做出查理曼那样的伟业，他是所需要的真正的天才。索利以政府的守望者自居。他身兼财政、公路、交通、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炮队的监督者，巴黎巴士底监狱狱长，巴黎总检察官。他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坚持做事要有效率、节约及正直。他从起床一直工作到就寝时，生活在一间朴实无华的房间中，墙壁上仅挂着加尔文和路德的画像。他维护胡格诺教教友们的利益，稳定金融货币，重新整顿官僚，并加以训练，强迫盗窃公款公物的官吏如数退还，要求老百姓将战时据为己有的国家财产和岁收退还给政府，并强迫4万个逃税者缴税。他上任后，发现国家财政负债达2.96亿里弗，他不仅偿清了这些债务、平衡了预算，而且积存了盈余达1300万里弗之多。他保护、鼓励开创各种经济的新局面，如筑路、建桥、计划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航运，并使法国内部的卢瓦尔河衔接塞纳河。他宣布所有可资航行的河川均属于王室领土，禁止任意封锁，重新舒畅陆上货物的流通。

得益于这几位精选的贤能部长的辅助，亨利才能着手重建法国的工作。他使朝廷和议会恢复其合法的职权和威信，如他批准官吏把职位让给他们的儿子，不仅可收集一笔款项，还可稳定政府，使中产阶级抬头——特别是合法的团体或法官等高贵阶级，以与敌视的贵族阶级互相抗衡、抵消。亨利平时忙于享受生命和工作，很少有时间看书，但对奥利维·塞尔斯（Olivier de Serres）的《农业剧场》（Les Théatre d’Agriculture，1600年）细心研读。该书详介更科学的耕种方法，他将这些改良的方法用于皇家土地，作为忙碌度日的农人耕作的鞭策和榜样。他曾说，他渴望看到每个家庭星期日用餐时锅中都有一只鸡。他下令禁止贵族们狩猎时在葡萄园或稻田上骑马奔驰，也严禁军队践踏农田。他取消农民欠缴的2000万里弗的税款（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收不回这笔款项），将人头税从2000万减至1400万里弗。在柯尔伯（法国政治家、财政家）之前，就实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现存的工业，并将制造精致陶瓷和玻璃、丝织等新工业引进法国。他在土伊勒里皇宫和枫丹白露两处的花园种植桑树，要求每个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他帮助并扩展巴黎戈布林工厂（The Gobelins）的织挂毛毡。为使工人免受同业公会中工头们法律规章的束缚，他重组法国的工业，使其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各行业的雇主与受雇者联合而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但贫穷继续存在，部分是由于战争、瘟疫、税捐，部分则因各人才能不等，但贪欲则一，使大多数的物资历代都被少数人占取。国王本身生活俭朴，只在情妇身上挥霍无度。为了辅导失业者就业并清除乡间成群好吃懒做的老兵，他筹资兴建一系列公共工程：铺平并拓宽街道，开凿运河，沿着公路栽培树木；开放公园和广场——如皇家广场和多芬广场，好让巴黎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国王还为残废的穷人创设慈善医院。这些改革在他突然去世以前虽未能一一实现，但终他统治之期，法国确已享受到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未有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教导天主教与新教徒和平相处。双方并不友善，因为虔信的天主教无法容忍胡格诺教徒权利的存在，而狂热的胡格诺教徒也视天主教的崇拜为异端的偶像崇拜。1598年4月13日，亨利冒险颁布历史性的《南特诏书》，赋予除17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如巴黎）的城镇外法国800个市镇信仰自由。自此胡格诺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已经确定，国会中已有两名胡格诺教徒担任要职，而胡格诺教徒蒂雷纳（Turenne）将出任法国元帅。政府将支薪予新教徒部长和每一所新教教会学校的校长。新教徒的子女与天主教徒的子女享受同等待遇，得以进入小学、学院、大学和医院，由胡格诺教徒控制的城镇——如拉·罗契尔、蒙彼利埃和蒙托邦将保留原状，其城堡和驻军将由政府维持。像这样已经放宽的宗教自由仍未臻完美，因它仅针对天主教和新教而已，其他宗教则未受惠，但它已在欧洲创立最进步的宗教容忍范例。唯有这么一个对信仰充满怀疑的人才能改变“笃信基督教的国王陛下”成为一个基督徒。

法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呼吁反对这个诏书，认为这是背叛了亨利支持他们信条的诺言。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责“这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不幸的事件，人人享有良心的自由，那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天主教作家再次宣称异教国君应被废或被杀死，而像霍特曼之流的新教作家，在亨利三世时曾为民权论辩护，现在对新教国君专制的德政大加赞扬。巴黎议会在很长的时间中拒绝给予该诏书官方的登记，依照惯例，如果没有这项登记，任何皇家谕令均无法成为被接受的法律。亨利召集该会会员，解释其所作所为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议会终于让步，并接受6位胡格诺教徒为会员。

1603年，亨利允许耶稣会会员重返法国，可能是平息天主教反对势力和抚慰教皇的一种手段。索利坚决反对这一措施。他辩称，耶稣会教士都是“天才人物，但巧言令色，诡计多端”；他们为哈布斯堡王族效力，是法国之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人；他们宣誓无条件效忠教皇，而教皇地理上是哈布斯堡王族的阶下囚，财政上是其依赖者；他们迟早会左右亨利的政策，此计未能得逞，他们将会说服几个狂人“以下毒或其他方法取你性命”。亨利回答，如获耶稣会教士的支持，对法国的统一工作是一大助益，若继续予以放逐和敌视，对于他的生命及政策而言，可能比让他们回到法国更危险。他以耶稣会教士皮埃尔·科顿（Pierre Coton）为听他告解的神父，后来发现他忠诚、人缘好、热心于法国的行政和慈善运动。

登徒子

在孔代博物馆内，有一张小法兰斯·波伯斯（Frans Pourbus the Younger）画的愉快的亨利肖像，显示他骄傲和权力的充分成熟：体格柔软，衣着简单，仅穿松弛垂落的宫廷仪式裤，黑色的紧身上衣和长筒袜，左手叉腰，灰色胡子下有一条绉领，庄严的鼻梁，坚定的嘴巴，眼光锐利、怀疑而仁慈。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具有军人的仪表、涵养和名望，强壮、活跃、不知疲倦、过分忙碌使他无法保持清洁或按时更换衣服。有位朋友说，有时“他臭得像腐尸一般”。终日行军或战斗后，他还叫手下安排田猎。他是勇敢的人，但披挂上阵时，即有腹泻的毛病。在他去世前7年中，他患了赤痢、小便困难、痛风等症。他的心志跟他的身体一样具有坚定和弹性。他能够很快听出讨好的话，立刻把握问题的本质，写信快捷，精神勃勃，他的睿智使法国历史平添光彩。他提名拉·维维里（La Vieuville）任某项职务时，这位感激的受惠者以《圣经》的口吻说：“主啊！我不配。”亨利答道：“我很清楚，但我的甥儿要我任命你呀！”有一次他参加餐会，被一位请愿者挡驾了，那人一开头就以浮夸的口气说：“陛下，阿格西劳斯，斯巴达拉塞达埃蒙之王——”亨利叹了一口气说：“肚子要紧！我曾听过这个人，但他已经吃过饭了，我还没有呢。”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称：“他是法国历代君王中最英明的。”

他也是最受爱戴的国王，但不是最受欢迎的，尚有半数的法国人只是勉强接受他。那些熟知他的人誓死为他效力，其中一部分人不惜一切予以支持。他是最随和的统治者，不矫揉造作，纯真，本性善良，不轻易动怒，永不吝于宽恕他人的过错。他的朝臣抱怨他不喜欢展示国君威仪，他允许诗人和剧作家对他开玩笑，虽然他更喜欢马莱伯把他塑造成美德和迷人之神。他跑去看那些讽刺他的闹剧，他的笑声使他们黯然失色，他不对曾经以言行反抗他的人施加报复——“如果吊死那些曾经著书或布道反抗我的人，那就是砍尽全国的木材，也做不出足够的绞台。”他像诗人一般敏感，对人民的疾苦，正如欣赏尤物佳丽一样地感受深刻。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的美德不包括控制感情在内。他有很多缺点，可能漫不经心地露出粗俗或愉快的粗犷举止。他身旁有位像拉伯雷的幽默家——他喜欢听黄色淫秽的故事，自己也讲得非常好。他嗜赌如命，输了很多钱。他也经常作弊，但最后总会把那些不义之财交还别人。他穷追女人，以致无法追赶撤退中的敌人。

我们不必列出他所有的情妇，在他登上王位的历程中，有3个女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在写给“美丽的科里桑迪”热情如火的信上说：“多少次，我紧紧吻着你的双手……吻你的玉腿……我们互相厌倦之处会是多么荒凉。”1589年他感到厌倦了，又爱上伊瑟·伊伯特·波丝兰伯特。一年后，他已37岁，不顾淋病缠身，又移情别恋，投入17岁的加百利·埃斯特雷丝的怀中。有位诗人描写她有“金黄色的秀发，星光明亮、含情脉脉的明眸，像百合花的咽喉，珍珠般的玉指和雪白光滑的胸脯”。她的情郎贝尔加德鲁莽地向国王描述她的美丽，亨利一听，马上乔装，快马加鞭，冲过敌阵，奔驰了12英里的路程去会见这位丽人。她嘲弄他的长鼻子，而他立即拜倒在她的脚下。贝尔加德看情形不对，只好急流勇退。后来她终于屈服在金钱和皇家的权势诱惑下，替亨利生了3个孩子。他带她入宫、狩猎，在公开场合抚爱她，心想如果玛格丽特答应跟他离婚的话，就跟她结婚。胡格诺教士与天主教教士联合起来攻击他，骂他是可恶的色狼，索利大胆斥责他把公帑花在高级妓女身上。他恳求大家的谅解，辩称他婚姻失败，精神无所寄托，为消除战争和公务疲惫的身心，他应像标准的军人一样，有一些娱乐。8年来，他热爱着加百利，对她敬畏得无以复加。但她后来发胖，又贪求无厌，阴谋暗算索利，称他为“奴才”。亨利听到后大为震怒，当面对她说，像她这种模样的情妇十个都比不上一个这样好的大臣。后来他还是原谅了她，再度谈论婚嫁。1599年4月10日，她产下一个死婴并因此去世。国王哀痛不已，特为文悼念：“我心中的爱苗已凋谢了。”

两个月后，爱苗重新在他的心田滋长。她是曾服侍过查理九世的玛丽·托切特的女儿亨利特·恩托拉格斯。全家人劝告她除非带上了结婚戒指，否则不可被甜言蜜语所惑。亨利写了一份婚姻的允诺书给她，答应跟她结婚，条件是要她为他生一个儿子。索利当着他的面把它撕成碎片。亨利又写了一封，附了2万里弗，差专人送去。她也知情会意，便成为国王的情妇。国王的几位外交官认为，这该是他定下心来的时候了，他们劝玛格丽特在亨利答应不和情妇结婚的条件下同意离婚。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也答应在同样的条件下允许他们离婚，同时他又建议托斯卡纳大公爵的女儿玛丽亚·美第奇为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提议：如果这件婚事成功的话，他们愿意将法国向其借贷的为数庞大的款项一笔勾销。婚礼由人代理，在佛罗伦萨举行（1600年10月5日），亨利特地从战场上脱身，远奔至里昂迎亲。他发现新娘子身体高大肥胖，神态傲慢。他尽了各项宫廷礼数，生了路易十三后，重回恩托拉格斯的怀抱。虽然如此，他仍旧定期履行做丈夫的责任。玛丽亚·美第奇在10年内一共生了7个孩子。在圣热尔曼·拉伊，亨利把他们及加百利与恩托拉格斯所生的孩子，一起抚养长大。

恩托拉格斯被介绍给王后，住在卢浮宫附近的另一座宫院内。因替国王生了一位王子，她坚持合法的王后是她，而非玛丽亚。她的父亲和异母兄弟阴谋绑架玛丽亚和她的儿子，把他们劫持到西班牙，要求菲利普三世承认她的儿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1604年）。这项阴谋被人发现，她的兄弟被捕，她父亲在退还亨利结婚的许诺后被释放。亨利继续纠缠着恩托拉格斯，像一头饥饿的色狼。她对他的爱抚则报以厌恶和憎恨，同时她接受菲利普三世的贿赂，权充西班牙的间谍。

暗杀事件

在这些难以令人相信的荒谬事件中，国王也曾打算突破哈布斯堡王朝封锁法国的包围圈——西班牙占领下的荷兰、卢森堡、洛林、法兰奇·孔特、奥地利、瓦迪林隘口、萨伏伊公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包围法国坚固如钢铁的圈子。索利在撰写回忆录时，透露他曾向亨利和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建议一个“伟大计划”：联合法国、英国、苏格兰、丹麦、瑞典、联合省份（荷兰）、新教德国、瑞士、威尼斯等国，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使美洲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解放德国，使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手，驱逐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然后战胜者把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以外的欧洲瓜分成一个由15个自治邦组成的联邦“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Republic）；各自治邦免除关税，互通贸易，将外交决策提交拥有最高军权的联邦委员会处理。亨利对这个伟大的构想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仅希望扩张法国的领土到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及莱茵河等“天然疆界”，并消除法国遭受西班牙和奥地利威胁的恐惧感。为达到这些目标，他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他与新教国家结盟，帮助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策划与支持西班牙瓦伦西亚城内摩尔人的叛乱，同时他鼓励土耳其人攻打奥地利。

一点小小的争端便激发了波旁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仇恨，酿成一场欧洲大战。1609年3月25日，科隆附近三人执政的小国朱立奇—科利维—伯格（Jülich-Cleves-Berg）的公爵约翰·威廉去世，身后无嗣，他的宗主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凭借宗主权力，想给这个小国立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新君。亨利提出抗议，他说这个小国若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操纵，势将威胁到法国东部的疆域。他联合勃兰登堡、巴拉丁挪及联合省份，决心任命一位新教国王以继承约翰·威廉的王位。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大公以神圣罗马帝国的陆军占领朱立奇时，亨利做了战争的准备。

他的最后一次罗曼史也与准备这场大决战同时发生。他已届56岁高龄，外表比实际年龄更老，1609年，他却对年轻貌美的蒙特莫伦西发生了不可抑制的迷恋，那时她不过16岁。她拒绝了他的追求，但在他的命令下，她同意和新的孔代亲王结婚。据说他的情妇恩托拉格斯曾揶揄他：“你想和你的媳妇同床，不是很下流吗？因为你大约也记得以前曾告诉我，他（亲王）是你的孩子？”孔代为情势所迫，与他的新娘子逃到布鲁塞尔。亨利心痒难禁，穷追不舍。诗人马莱伯把这段风流韵事写成诗章。亨利的外交部长维勒鲁瓦（Villeroi）请求荷兰的阿尔伯特大公把这位王妃引渡回巴黎。阿尔伯特大公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为其撑腰，拒绝了这项要求。维勒鲁瓦以“一场足以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天翻地覆”的战争要挟。大概是天意安排，布鲁塞尔处于往朱立奇的路上，这对亨利甚为有利。他将可以获得那位女人——及西班牙控制下的荷兰——作为征服西班牙、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的前奏。他招兵买马，雇了瑞士佣兵，并准备募集一支3万人的大军。英国詹姆士一世答应另外支援4000名士兵。

天主教法国为此感到惊慌，一般人都相信，王妃的美丽是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人们察及国王的盟友和手下大将大部分是新教徒时，不免垂头丧气。他们怀疑，一旦天主教势力把持的南方被北方的新教徒征服，而国王又是前不久才从胡格诺教徒转换成天主教徒，天主教和教皇政治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战祸连绵、苛税不停，使亨利不稳固的声望每况愈下，甚至朝廷上下也众叛亲离。他们认为他太愚蠢，未能了解他自己已无法集罗萨里奥（Lothario）和亚历山大的风流与智勇于一身。这时到处流传一个预言——国王即将被弑。

昂古莱姆的弗朗西斯·拉瓦亚克（Francois Ravaillac）听到了这个预言。他当时含冤入狱，在狱中沉思时有一些幻象出现。他潜心研究神学，研读鼓吹暴君应被铲除的小册子。他臂力极强，但心智脆弱，这时他脑海里转着一个念头，即上帝挑选他去实现这项预言，以拯救法国免遭新教的祸害。出狱后他到了巴黎（1609年），与恩托拉格斯的朋友埃斯科曼（Escoman）夫人住在一起，他向夫人坦承谋杀国王的企图。有人立即将这个消息向亨利报告，但他听惯了这些警告，并不在意。亨利经过街道时，拉瓦亚克设法接近他，但被卫兵所阻。他说，他想问问亨利关于对教皇发动战争和胡格诺教徒正准备屠杀天主教徒这两件事是否真实。他想要进入一家寺院，参加耶稣会，但被拒绝，只好回到昂古莱姆，参加复活节的礼拜。这时他接受了圣礼，并收到某位僧侣寄来的小包裹，里面装的据说是耶稣罹难的十字架的碎片。他买了一把刀，回到巴黎。埃斯科曼夫人向索利示警，索利也将这个消息转告国王。

亨利正要动身到沙隆加入他的部队。1610年5月13日，他任命王后为摄政王，在他出征时掌理政事。14日，他的私生子旺多姆（Vendme）公爵请他待在家中，因为人们预言暗杀将在这个不幸的日子发生。下午，他决定坐马车兜风，访问卧病中的索利及呼吸“一口空气”。为了避免外人注意，他遣散了卫士，仍由7位朝臣陪同前往。拉瓦亚克已在卢浮宫守望多时，一见国王车骑出行，即尾随不舍。一行人到弗隆内里（Ferronnerie）街时，因交通拥挤，只好停了下来。拉瓦亚克一个箭步跃到国王面前，手中利刃猛然插入他的心坎。由于用力过猛，刀子直透背部，亨利当场毙命。

拉瓦亚克受到严刑拷打，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全部承担，否认有任何唆使者或共犯，他为他的暴行感到悲痛，但相信上帝会宽恕他这种替天行道的行为。他惨遭四马分尸的酷刑。遗尸在一个公共广场上火化。很多人谴责耶稣会鼓励暗杀暴行，他们指出马里安纳的一本书《论国王及其教育》内容尽为弑杀暴君辩护，曾在巴黎的书店公开出售。耶稣会回答说，1606年在巴黎集会的耶稣会，曾明白地斥责该书。巴黎神学院判定耶稣会危险的教义是罪魁祸首，并正式焚毁马里安纳的作品。玛丽亚·美第奇身为摄政，下令保护耶稣会免于遭到迫害，同时接受他们在信仰与政策方面的指导。

亨利的最后功业和突然逝世，使法国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少数人认为这次暗杀是上帝的旨意，以拯救教会。但大多数人，不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则哀悼亨利之死，他们认为亨利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远非其过错、愚蠢和罪恶所能比拟。法国人不会忘记他登基时法国的贫穷，宗教混乱，官吏无能，贪污盛行；而在他的大力整顿下，法国现已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税捐虽高，但社会安定繁荣，国势富强，足以向西班牙的长期霸权挑战了。他们欣然忆起亨利朴实的言行和衣着，仁慈的天性和善解人意的幽默，战场上豪迈乐观的神情，热情的友谊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们原谅亨利的好色，因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常情。他曾保证要成为一位“忠诚笃信和纯真的国王”，他是最有人情味和慈善心肠的法国国君，他也是法国的拯救者。他计划扩展法国领土到“天然疆界”在当时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20年后，黎塞留遵行这项政策，路易十四则实现了这个理想。他死后不久，欧洲同意称呼他为亨利大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继他之后的国王都遭责难，只有亨利四世仍高居在人们心中。

第七章

黎塞留
（1585—1642）

二王之间（1610—1624）

亨利四世的突然去世，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多种根深蒂固的斗争普遍存在于各阶层和各势力之间：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胡格诺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新君路易十三对抗他的母亲，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能安抚庶黎，维持社会秩序，打败封建势力，平息新教徒的愤怒，使教会臣属国家，拯救新教的法国的崩溃，突破环绕法国四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提高法国君权为一独立自主，睥睨欧洲的人，是一代雄才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最无情的政治家。

亨利去世后，继位者是年仅8岁的路易十三，这也可算是他悲剧的一部分。新君因年幼无法掌理国事，由太后摄政，她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寡妇，如果对方的条件对她有利，她愿意把法国的政权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当政者。她放弃了亨利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相反，她令子女与西班牙的王子公主联姻——以其子路易娶奥地利的安娜，女儿伊丽莎白（波旁的伊莎贝拉）下嫁未来的菲利普四世——作为法国和西班牙联盟的手段。以后的事实证明，黎塞留的意志比这种姻亲关系更坚强。

法国在亨利和索利的经营下，国库已盈余4134.5万里弗之多，孔西尼和他的妻子莱昂拉·加利该、伊普农公爵及其他垂涎欲滴的皇亲国戚，对这一大笔金钱都存觊觎之心。索利用各种手段保存了这笔款项，但孤掌难鸣，该款项最终还是被动用了。索利见大势已去，愤而提出辞呈，退隐后专心撰写他敬爱的亨利的回忆录。

贵族们见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决心趁机恢复往昔的封建权力。在他们的要求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这次会议将与以往一般，是他们借以对抗君主政体的一项利器。但全国代表大会于1614年10月在巴黎召开时，由于第三阶级（The Third Estate）——即既无爵位也无教职的平民，他们由律师代表表达中产阶级的权力与意愿——势力雄厚，未能与贵族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贵族与教士认为家世和涂油礼超乎财富和法律之上，向造成一个敌对贵族势力的司法官的新继承权挑战。第三阶级则要求彻查政府最近拨给贵族们的一笔庞大的恩俸及礼物作为报复；他们要求教会消除各种弊端，反对在法国境内实施特伦特会议的严厉法令；要求教士须受平民服膺的法律约束，犯罪须受法庭制裁；要求无须纳税的教会停止继续扩张其教产；教士主持洗礼、婚礼和葬礼不收任何费用；最后，第三阶级更拥护国王的神圣和最高权力，不但教皇无权罢免，也不受制于贵族。这是意料不到的革命。闹事的代表被各项许诺安抚，大会于是解散（1615年3月）。然而大部分的诺言被遗忘，盗用公款和管理不善之事死灰复燃。此后直到1789年，君主政体、贵族制度和教士制度崩溃时，全国代表大会再未召开。

然而，法国的天主教教士现在进行诚挚而有效的自我改革，教会的混乱情形并不能全归咎于他们，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都是由那些生活放荡、信教不坚的王公贵族做主，许多弊端因是而生。亨利四世赐给索利4个寺院，任命情妇科里桑迪为沙提永的女住持。贵族的领主们往往将主教、僧院长、女修道院长等职位赠给他们的王子王孙和勇敢的部下或宠爱的情妇。在特伦特会议的改革命令未被法国接受之前，没有几所训练教士的神学院。任何已剃度的年轻僧侣，凡能读拉丁祭文、懂得祭礼者，均可任祭司之职。有很多出家前生活优裕的主教，任命知识浅薄、缺乏虔诚的人担任教士之职。一位教士说：“教士已成为放荡和愚昧的同义字了。”圣文森特·保尔说：“教会中最大的敌人，是它那些卑鄙无耻的牧师。”

波杜斯神父攻击教会道德败坏，他于1610年建立牧师住所，并要求一个教区的全部教士宣誓以忠诚与朴素精神同住一处。1611年，贝吕勒神父创立礼拜聚会所，该聚会所模仿意大利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所创，后来成为训练青年教士使其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奉献的神学院。1641年，让·雅克·奥利尔（Jean Jacques Olier）神父组织了苏尔比斯修道会（The Sulpician Order）储备教士人才，并于1646年在巴黎开放圣苏尔比斯教会和神学院。1643年，皮雷·让·厄德（Père Jean Eudes）神父（圣约翰）组成耶稣和玛利亚聚会所训练教士和传教士。往后的几代中，波舒哀、布尔达卢（Bourdaloue）、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等聚会所相继成立，同时教会权力也在路易十四的极力提倡下有卓越的成就。

新的宗教组织显示出人们宗教虔诚的复苏。乌尔苏拉修女会（Ursuline）的修女们于约1600年进入法国，负起教育女子的责任。100年内，她们共创设了350个聚会所，并有1000幢建筑物。西班牙胡安·迪奥斯（Juan de Dios）于1540年所创的仁爱兄弟会在玛丽亚·美第奇的推荐下传入法国，不久即筹设了30所医院。1610年，珍妮·弗雷米奥特（Jeanne Frémiot）男爵夫人，在弗朗索瓦·塞尔斯（Franois de Sales）的帮助下，创办了圣母探视聚会所以照料贫病的妇女。1640年，它已拥有100所修道院；1700年，仅一个支会即有400位修女。1600年，法国全境约有8万名修女。

有两人对17世纪天主教的复兴功不可没。弗朗索瓦·塞尔斯以他的出身地萨伏伊作为名字的一部分。他在帕多瓦攻读法律，后来成为萨伏伊参议院的一位官员。但他的血液中流着宗教的血。他被任命为神父，并于1594年承担赢取日内瓦湖南部的查布拉斯（Chablais）的人民重信天主教的艰巨的工作，该地区自1535年后即为加尔文教徒把持。5年内，他完成了使命，部分是将那些不改变信仰者驱逐出境，绝大部分是靠他具有说服力的虔诚、忍耐和机智。荣升主教时，他自己以身作则，教导孩童和成人。他到巴黎访问时，高尚淑女对他敬爱有加，那时虔诚成为一种风尚。

另一位知名人士为文森特·保尔，他的业绩并不遵循传统的轨道前进。起初，他是养猪的，但他终能进入加斯科涅（Gascony）的圣方济各学院进修。他的父亲像每位信仰天主教的家长一样，想奉献一个孩子给教会，冀求一人得道后，九祖能获升天堂，卖了一对母牛筹款把他的儿子送到图卢兹大学研究神学。文森特在图卢兹获授神父职位（1600年）。他在一次地中海航行途中落入海盗之手，在突尼斯被售为奴。他借机逃离，回到巴黎，权充与亨利国王离婚的玛格丽特的私人神父，后来又成为冈蒂（Gondi）夫人精神上的指导者。在冈蒂夫人的赞助下，他在农村设立了布道会，又在各布道会设立慈善会，以救济当地的穷人。为了继续筹募资金，他组织布道会修士聚会所——通常称为“拉撒路”（The Lazarists），因为他们巴黎的总部设在圣拉撒路修道院。冈蒂先生任法国船队司令时，文森特即向船上的罪犯讲道。他对罪犯的疾病困厄感到震惊，特为他们在巴黎和马赛两地设立医院，同时呼吁法国人拿出善心对待囚犯。他劝服一些富裕的妇女定期到这些医院服务，筹募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慈善款项。为了管理这一切事务及帮助他的“慈善妇女”（Ladies of Charity），1633年，他组成“慈善姐妹会”（The Sisters of Charity）为人道服务。

他貌不惊人，衣着粗陋，类似一些满脸皱纹、蓄胡的犹太教师。他因极力为穷人、病人、罪犯谋幸福，被人称为“文森特先生”，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表示爱戴与尊敬。他筹集大笔款项，建立医院、收容所、神学院、养老院、俗人或教士退休的地方。他的善行难以穷尽。1648年至1653年巴黎被围时，他供养了1.5万名困苦的民众，但教条凌驾慈善的目的之上，他要求以信仰天主教作为领取食物的条件。他参加了反对波特·罗亚尔（Port Royal）的运动，但设法减轻对该岛修女们的迫害。他逝世时，巴黎一半民众为他哀悼。法国教会于1737年把他列入圣徒墙时，全国各地民众心悦诚服。

在他和弗朗索瓦·塞尔斯、不屈不挠的耶稣会教士及无数热心服务的妇女的努力下，法国天主教在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恢复元气和信仰。老的修道院重振教规，修女院也自我改革，詹森派信徒（Jansenist）们在波特·罗亚尔岛发扬基督救世精神。那些认为灵能与神交流而专心冥思上帝的人大为增加。新国王年少热情，郑重其事地下诏，使法国置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使所有的臣民能够进入天国……这是他的善意与心愿。”与中世纪的法国一样，守夜人仍然以钟声唤醒巴黎居民，叫他们为死去的人祷告：

醒来吧，沉睡中的人们，

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

信仰的冲突仍然痛苦地持续着，不顾对天主教的虔诚，玛丽亚·美第奇固执地遵守着《南特诏书》。但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无意容忍，教皇及其派驻巴黎的使者和天主教教士，都谴责法国政府允许异端的存在。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新教徒举行礼拜仪式，摧毁新教教会、家宅，有时杀死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的孩子被强迫离开他们的父母，因为胡格诺教徒家长们阻碍他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的愿望。反之在新教徒控制的地区，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在他们控制的250个城镇中，不允许天主教徒做弥撒。他们要求政府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禁止天主教徒的游行行列。新教徒嘲笑、骚扰游行行列。他们禁止新教徒参加天主教的洗礼、婚礼或葬礼。他们的牧师们则宣称：凡父母允许子女与天主教徒结婚的，皆停止给予圣餐。一个有名的自由思想家说过：“天主教在理论上比新教固执时，新教徒也以牙还牙，比天主教更固执。”在压迫异端与批评方面，新教的传教士足可与天主教教士抗衡。他们把耶雷米·费里尔（Jérémie Ferrier）天主教教士逐出教会，并“让予撒旦”（但未将其烧死），原因是他嘲笑宗教集会。新教徒写文章攻击天主教的“作品中包含的愤恨，鲜有其他作品能与比拟，更不要说超越了”。胡格诺教徒一方面担心废止《南特诏书》，另一方面怨恨法国与西班牙结盟，觉得法国应以其本身的军力和法律，努力争取政治独立和军事上的安全。

路易十三访问波城时（1620年），惊讶地发现，找不出一所天主教堂供他做礼拜。这位年轻的国王以惊慌憎愤的表情，思索着威胁分裂法国国土与民心的信仰问题。他焦虑地在文武百官中寻找一位铁血汉子，以改变这个混乱的局势，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富强的国家。

路易十三

他知道自己缺乏应付这些挑战所需的体力与智力。得自48岁纵欲过度身体孱弱的父亲的遗传，他患上肺病、肠炎，说话时结结巴巴，易露窘态。长时间里他因身体太虚弱，无法运动，因此转而作曲，演奏音乐，种植豌豆，腌藏水果蜜饯，参与炊事。遗传与疾病使他的容颜体态毫无迷人之处。他的体型瘦不禁风，头和鼻子太大，悬垂的下巴使他的嘴巴经常微微张开，他铅色的面孔却与有意穿着的浅黄色外衣显得很配。他长期受医生和药物的煎熬，一年内医生为他放血47次，给他215次灌肠药，并有212次将药汁倒入他的喉咙。他能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他能够在体力允许范围内想办法运动、狩猎，加入军旅生活，露天睡觉，吃兵士们吃的简单食物。

由于屡次被老师鞭打，他憎恶受教育，除祷告时翻开《圣经》外，他似乎不曾阅读任何书籍。他每日定时祷告，对少年时灌输给他的宗教信仰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遇有任何载有上帝神座的游行队伍，便立即加入，而且相随到终点。他天性仁慈，但偶然的神经质使他变得残暴不堪。他害羞、隐秘、脾气不好，以为生命对他并不宽厚，他也不怎么爱惜它。他的母亲因他心智薄弱，对他毫不关心，并公开表示偏爱他的弟弟加斯顿奥尔良公爵。他因此恨她而崇拜父亲的英雄事迹，由此变得厌恶女人。在私慕奥特福（Hautefort）小姐的姿色后，他将感情移转到年轻男子身上。他的原配为奥地利的安娜，每次都须别人逼他上床和她睡觉。她流产后，他一直未再和她接触达13年之久。朝廷亲信劝他找一个情妇，但他另有嗜好。37岁时，他禁不住举国上下渴求他生下一位太子来继承王位，他再度尝试，而满怀感激的安娜也非常合作，终于（1638年）生下路易十四。两年后，她又生了奥尔良的菲利普一世，菲利普一世继承了父亲喜爱男宠的嗜好。

在某些方面，路易也有其国君的威仪。16岁那年，他忽然不能忍受孔西尼的贪污无耻，暗中下了一道命令将他暗杀（1617年）。太后抗议他这样铲除她的宠臣时，他竟把她放逐到布卢瓦，另以策划此次行动的查理·阿尔伯特为首相，并册封他为路易尼斯（Luynes）公爵。路易在教皇保罗五世和路易尼斯公爵的压力下，下令胡格诺教徒缴回得自教会的财产。贝阿恩藐视这个命令时，他即向这个省份进击，强迫他们服从命令，并置贝阿恩与那瓦尔（该省曾为其父的封邑）于国王的直接统治之下。当时胡格诺教并未立即反抗，但1620年，他们在胡格诺教徒势力最大的城市拉·罗契尔举行总会议时，要求退回那些缴还的财产，因为它们本是属于人民的，并非教会所有。更有甚者，他们将法国分成8个区域，在每个区域中任命一位行政首长，同时设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以缴税和筹组军队。路易宣称，他对法国国土内竟然有这样的国家感到无法容忍。1621年4月，他率领一支大军，在其他将领率领的3支军队的陪同下，向新教徒据守的城堡进攻。夺下几个城堡后，在蒙托邦遇到顽强的抵抗，该城在亨利（即罗翰公爵）督战之下，固若金汤。懦弱无能的将领无计可施，战事拖延达1年6个月之久。1622年10月9日签订和平条约，规定新教徒不得集会，但允许新教徒保有蒙托邦和拉·罗契尔两地。在这几次战争期间，首相路易尼斯去世了，黎塞留爬上了相位，大权独揽。

枢机主教与胡格诺教徒

这个人如何攀上权位的顶端呢？那时，出身名门对事业有很大的帮助。黎塞留的母亲是巴黎议会一位律师的女儿，他的父亲塞纽尔·黎塞留（Seigneur de Richelieu）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古老的普瓦图家族有一项世袭权利，即向国王推荐一位卢肯（Luon）的主教候选人。黎塞留21岁即如此被亨利任命了（1606年）。依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年龄尚差两岁，因此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赐予职位。黎塞留妙计得逞后，坦承谎言，要求赦免。教皇允其所请，并批以“该年轻人往后必将成为一个大无赖”。

这位年轻的主教形容他的主教辖区是法国“最穷、最肮脏的”，但他家里有钱，不久他就有马车银盘装点门面。他上任后，努力工作，恪尽职责，且尽量逢迎巴结权势。普瓦图的僧侣们特选他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614年）。在大会中，他严肃的面孔、高瘦的身材及抓住问题核心、条理井然地诉说观点的才能，打动了每一个人，尤其给玛丽亚·美第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和孔西尼的安排下，黎塞留被任命为国务卿（1616年）。一年后孔西尼被杀，黎塞留失去了他的职位，他偕同被放逐的太后逃到布卢瓦。很快他回到卢肯。太后企图逃亡，黎塞留也被人列入共谋的嫌疑犯，被放逐到阿维尼翁（Avignon，1618年），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结束。但即使他的敌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太后在晚间从布卢瓦城堡的窗口逃亡，与一支由贵族组成的叛军会合后，路易尼斯公爵再度征召这位年轻的主教，并派他前去说服太后和国王，他圆满地完成任务。路易即令他担任枢机主教，而且给他参议会之职。不久，黎塞留优异的才能表露无遗，1624年8月，39岁，他登上法国首相的宝座。

国王发现他客观的才智、清晰的目标、坚韧的意志和灵活的手段，正是自己所希冀的，聪明的国王接受他的指导，征服了新教徒、贵族和西班牙。黎塞留在他的回忆录中感激地说：“唯有雄才大略的国君，方能知人善任。”路易并非一味听从首相的话，有时也当面斥责他，但总是嫉妒他的才能，时而会想把他开除。但他如何能将一位在法国握有绝对权势、在整个欧洲有极为崇高地位的人免职呢？何况这人比索利给国库带进更多的税收。

这位大主教首先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显露出他的才华。他未经讨论，即全盘接受天主教教会的原则，而且增订了一些迷信条文，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迷信会出自如此睿智的头脑。但他略去“教皇至上论者”（Ultramontanist）主张教皇有充分权力统治各国国君的要求，保留法国教会内享有“高卢式的自由”（Gallican libetry，即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自由）以对抗罗马。他像英国人一样果断，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免除考辛（Caussin）神父的职务，因为他身为王室告解神父，居然干预政治。依照他的观点，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瓜葛。他为法国筹组的同盟，是采用不偏不倚的姿态与新教和天主教两种不同势力合组而成的。

他应付玩弄政治手腕的胡格诺教徒时，始终坚持他的原则。胡格诺教徒无视于1622年所订的和平条约，他们将拉·罗契尔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由胡格诺教的商人、牧师和将领控制。商人利用这个富战略地位的港口，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海盗们则利用该港抢劫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或任何船只。而且，只要经过胡格诺教徒的许可，包括与法国敌对的任何船只，都可驶入港内。路易也破坏了上述和约，他曾允诺拆除路易炮台，因为该炮台直接威胁拉·罗契尔的安全。路易非但没有拆除炮台，反而增强工事，并在邻近的勒·布拉维特（Le Blavet）港集结了一支小型舰队。本杰明·罗翰（亨利的弟弟，苏比斯的领主）指挥一支胡格诺教徒的舰队，捕获了这一支皇家舰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拖入拉·罗契尔港内。黎塞留又造了另一支舰队、筹组一支军队，随同国王向这个胡格诺教徒盘踞的要塞进攻。

苏比斯领主说服白金汉公爵遣送一支由120艘战船组成的大舰队保护这个城市。这支大舰队驶抵法国时，受到雷（Ré）岛皇家要塞炮火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只好不光荣地撤回英国（1627年）。同时，黎塞留因国王生病，代理统帅的职务。他领导下的大军把通往拉·罗契尔路上的要津全部占领了，仅留下出海口尚需封锁。他命令工程师和士兵们建造一座1700码长，由石头砌成的防波堤，横在该港入口处，仅留一个缺口调节潮水的涨落。但涨潮与落潮高低相差12英尺，猛烈的潮水使这项工程不切实际，每天堆砌的石头有一半被潮水冲失。国王见久攻不下，感到厌烦，返回巴黎。许多大臣预料他会因黎塞留久战无功而剥夺其相位。最后，防波堤终于筑成，也产生了它预期的效力。拉·罗契尔一半的居民死于饥饿，仅最富有的人取得少许食物，他们以45里弗购买一只猫、2000里弗购买一头母牛。拉·罗契尔市长让·古顿（Jean Guiton）声言将以其匕首杀死任何谈论投降的人为要挟，禁止人们投降。然而，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后，拉·罗契尔在绝望中陷落（1628年10月30日）。黎塞留一马当先进入城内，随后的士卒则仁慈地把面包分给饥饿的民众。

半个法国鼓噪着彻底根除胡格诺教徒。这时胡格诺教徒已弹尽援绝，精疲力竭，仅能祈祷。但黎塞留所订的和平条件使他们大为惊奇，那种宽大的作风使天主教徒愤愤不平。拉·罗契尔城不再享有自主权，它的城堡和要塞都被撤除。樊篱虽失，但居民的生命财产未受伤害，幸免于难的战士准予解甲回家，城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徒信教自由也受到保障，其他胡格诺教徒盘踞的城市也接受与上述相同的和平条件，相继投降。凡胡格诺教徒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均须退还，但那些暂时无家可归的胡格诺教牧师，由国家津贴20万里弗，而且比照天主教教士，免缴人头税。政府颁布了大赦，凡以前参与叛乱的人均获赦免。1629年6月28日，黎塞留颁布《恩典诏书》（Edict of Grace），重申《南特诏书》的基本精神。全国陆、海军及其他文职职务开放给各教人士。看到法国的天主教徒服膺并尊崇新教将领蒂雷纳、斯丘伯格和亨利·罗翰等人时，整个欧洲都报以惊愕的目光。“从那时起，”黎塞留说，“我在任命胡格诺教徒各种要职时，宗教的歧异从未成为一种障碍。”以一种路易十四缺乏的明智，黎塞留洞悉——如后来柯尔伯注意到的——胡格诺教徒对法国确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们放弃了反抗，安居乐业，从事发展工商业。繁荣景象前所未有。

枢机主教与贵族

黎塞留以同样的决心平定主张各自为政的贵族的叛乱，其手段不如上述对新教徒的宽大。这时封建制度并未根除，为取得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贵族曾多次参加宗教战争。势力雄厚的贵族有其坚固的城堡，拥兵自重，交战不休；自定法律，各有私人法庭和执行法律的人员；他们仍然拥有佃农，遇有人通过他们的领地，则强收过路费。法国受封建主义和宗教的祸害而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为完整的国家。她是一个不稳健和骚动的结合体，由傲慢、半独立的伯爵控制，他们随时能够破坏和平，动摇国家经济。大部分省区则受公爵的统治，他们宣称拥有终身统治权，并将其传给子孙。

黎塞留认为，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可以想见，他之所以恢复某些市政自治权就是为了抑制这种权力，不使其过分伸展。但他无法恢复中古的自治区，因为它是建立在同业公会及保护性的地方经济的基础上。由城市演变为国营市场的过程，使公会和自治区的制度受到破坏，而且将中央立法的重要性提升于地方立法之上。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黎塞留恢复专制君权之举，似乎是一种反动的暴政；但就历史演进及当时17世纪大多数法国人的想法而言，这是从封建的暴政趋向全国统一的一种开明的进步。那时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大部分法国人仍然恶衣恶食，目不识丁，笃信怪力鬼神，社会黑暗异常。法国的乡镇大多为商人控制，他们除自己的利润盈亏外从不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而这些人因受到封建特权的限制，也无意笼络次要的贵族，组织类似英国的国会以遏阻君权。法国的议会不是代议和立法（Legislative）的议会，它们是超然的法庭，墨守成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机构却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中产阶级、工匠和农人赞成实施专制的君权，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想见的唯一可以免遭封建领主专政迫害的途径。

1626年，黎塞留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令，使封建制的基础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下令摧毁法国边界之外所有的堡垒，往后任何私人住所不得设有防御工事。同年，（由于他的哥哥在与人决斗中被杀）他宣布决斗非法。蒙特莫伦西·布特维尔（Montmorency Bouteville）和康特·查普利斯（Count des Chapelles）对此置之不理、依然进行决斗时，两人均被处死。为此，他坦承“良心不安”，但他告诉国王说：“这是一个根除决斗或陛下令出不行的问题。”贵族们为此怀恨在心，誓言复仇，企图逼他下台。

他们发现太后是志同道合的人。她一度支持过黎塞留，后来见黎塞留反对她的政策，才开始憎恨他。路易患重病时（1630年7月），太后和王后细心照料。他病体复原将半，两人乘机挟恩索报，欲以黎塞留之头为酬。太后在其卢森堡皇宫，心想黎塞留现远征外地，再三向国王催逼要求，并建议以掌玺大臣米歇尔·马里亚克（Michel de Marillac）取而代之。黎塞留这时由秘密通道到来，未经通报径自闯入房中，适和太后相遇。她坦承曾对国王说过与黎塞留势不两立。国王为此颇感左右为难，决心退出这场纠纷，骑马到了凡尔赛专供狩猎的别墅。朝臣以为太后将再得势，都向她靠拢。不料路易遣人召唤黎塞留，重申他继续留任首相之职，保证给予皇室的支持，同时下了一道命令拘捕马里亚克。参与此项阴谋的贵族受此“愚人节”（1630年11月10日）的愚弄，陷入愤怒之中。

马里亚克留住了性命，但其身为法国元帅的弟弟，后来被控盗用公款，旋即被处死（1632年）。路易在事情过去之后，诏请太后退隐到摩兰（Moulins）的别墅修身养性，不再插手政治。她置之不理，竟逃至佛兰德斯（1631年），在布鲁塞尔组织流亡政权，继续为打倒黎塞留的工作奋斗。从此，她未再与国王晤面。

她另外一个儿子加斯顿先生，即奥尔良公爵，在洛林省筹募了一支军队，公开反抗他的哥哥（1632年）。一些贵族响应并加入阵容，其中包括法国地位最高的蒙特莫伦西公爵和朗格多克总督亨利。成千的贵族也参加了这次叛乱。37岁的蒙特莫伦西在卡斯特尔纳达里（Castelnaudary）附近与黎塞留遣派的大军决战。他奋勇杀敌，直至身受17处伤后始被擒获。他和加斯顿的部属均空负盛名，缺乏良好的军纪，一受到攻击即溃不成军。蒙特莫伦西被俘，加斯顿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他供出同谋的名单后获释。路易命令图卢兹的法务院以叛国罪审讯蒙特莫伦西，经判决裁定死刑。蒙特莫伦西王族的最后一个公爵从容就义时说：“我认为国王的旨令就是上帝的恩诏。”大部分法国人指责国王和黎塞留冷酷无情，路易回答：“我若有私情作祟，也不配为人君了。”黎塞留则辩称，这次的死刑是一个警告，使贵族们引以为戒，知道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他说：“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官爵相等的达官，实是申张法治最好的方法。”

至此黎塞留要获得政权尚需剔除两大障碍：摆平各法务院和各省总督的势力。他对贵族总督、资产阶级或小贵族的地方官的渎职和无能，而使各省财政的收入受到严重损失之事感到愤怒，因此他在各区设置“监督者”（Intendants），监督财政和司法的管理及法律的执行。这些朝廷命官比任何地方官的职位都高，地方分权从此式微，而行政效率和税收也大大提高了。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执行政务的制度，在亨利四世时期已实行了一部分，后来被弗朗得（Fronde）的贵族所阻。路易十四即位后，使这一制度奠定基础，拿破仑又加以修改，监督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主要特色，由此进一步统筹运用全法国的法律。

巴黎法务院认为在脆弱的君主政体下，将该院现有的登记和解释法律的功能，扩展为国王的咨询机构，时机已经成熟。黎塞留不能忍受法务院与他的参议院（Council of State）为敌，或许是在他的锋利言词激励之下，法王路易召集了巴黎法务院的领袖们，并告诉他们说：“法务院的职责仅在判决彼得大爷和约翰大爷们之间的是非，如果你们贪求无厌，当心我打断你们的狐狸尾巴，那时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巴黎法务院只好让步，各省的法务院也步其后尘，甚至连他们传统的职能都被削减。黎塞留又设立了一些“特别委员会”（Extraordinary Commissions），审判特殊的案件。至此，法国已成为一个警察国家。黎塞留的特务充斥各地，甚至娱乐憩息的场所也有这些人的影子，密令变成政府部门常用的手段。这时的黎塞留，事实上已是法国的国王了。

枢机主教位极人臣

黎塞留大权独揽后，各种措施都以法国的富强为目标，很少考虑到人民的福利。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整体，而非个人的总和。他不曾把一般老百姓理想化，但很有可能，他认为老百姓为国鞠躬尽瘁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会牺牲他们，使未来的法国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他日理万机，至深夜才就寝，但大部分时间以处理外交政策为主。他无暇改进国家的经济，除非搜查逃税者。国家的岁收和情报必须保持完整，使他不得不花一番工夫处理。1627年，他设置了公共邮局。

税捐由一些承包收租的财政人员负责征收，这些人将两三倍于缴给国库的税收金额塞入私囊。贵族和教士豁免缴纳一些主要的税。聪明狡猾的商人和囤积居奇的官吏，笼络收税员，或以特异手法逃税。市镇等商业区仅缴付小额税款以掩人耳目，逃避人头税。因此主要税收落在农人肩上。黎塞留上台后，一心想把法国打造成基督教世界中最强盛的霸主，任凭农村荒凉贫困。如同亨利四世一样，他喜欢以金钱而非鲜血征服敌人。他签订的多项条约，即是以金钱津贴盟国，使之肇启战端。有时遇到财政困难，他倾私囊给国库，有一次他雇了一位化学家帮他制造金子。税捐和强迫性的国家劳役——道路上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劳工们——加上天旱、饥荒、瘟疫、军队的破坏，几乎使农人自杀。有些农夫因为无法生存，杀死家人后自杀。有些饥不择食的母亲，竟忍心宰杀自己的婴孩食之（1639年）。1634年，根据一项可能夸大的报告称，巴黎竟有1/4的居民以乞食为生。穷人为生活所迫，此起彼落，定期反抗，但都被无情的手段荡平。

黎塞留以税款建立数支陆军和一支海军，因为武力是伸张主权最坚强的后盾。由于他拥有大元帅之名，容易贯彻命令，坚决果断地执行职务。他修筑港口，增强防御工事，建立军火工厂和粮仓，造了85艘船，设立海事学校，训练海军。他成立了100个步兵团，300队骑兵，恢复了军队的纪律。他唯一的失败，即是不能够扑灭娼妓。随着军备的重整，他面临着自玛丽亚·美第奇摄政时所遗留的混乱的外交关系，他回到亨利四世时代的外交政策，由此集中全力，解放法国免受哈布斯堡王朝在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包围。

太后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联盟，依黎塞留的说法，她曾经向敌人臣服。同时，她同亨利四世时代曾与法国结成秦晋之好的国家——英国、荷兰、新教德国疏远了。黎塞留独具战略远见，特别重视瓦迪林隘口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该隘口衔接奥地利和西班牙控制下的意大利，是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互换补给品和军队的要塞。12年来，他一直为夺取这些隘口努力。几场对胡格诺教徒和贵族的战争使他分心，争夺隘口均遭失败，但他成功的外交政策弥补了战场上的失利。他曾赢得弗朗索瓦·克拉克·特雷布莱（Franois Le Clerc du Tremblay）的忠诚服务。弗朗索瓦出家为圣方济各教派托钵僧后即自称为约瑟夫，约瑟夫神父奉命执行外交事务，他以灵活的手腕从事外交工作。当时法国人称喜欢穿玄色僧袍的约瑟夫神父为“玄衣主教”，称喜欢穿红色衣服的黎塞留为“红衣主教”，两人互为辅佐。黎塞留获此得力助手后，更是如虎添翼，他誓言将“向世人证明，西班牙的时代正在消逝，法兰西的时代已经来临”。

1629年，德国国内划时代的冲突似乎即将结束，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帝大获全胜，压制了信奉新教的诸邦领主。黎塞留即以金钱改变整个局势。他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Ⅱ）签订了一项条约（1631年）。根据该项条约，这位英勇的国王每年获得法国100万里弗的援助，将攻入德国以拯救新教各邦的命运。法国国内亲教皇的人士随即指责黎塞留是天主教的叛徒。他机敏地答称，凡主张中立的，都是法国的卖国贼。古斯塔夫在吕岑（Lützen）一地获得胜利却不幸去世时（1632年），大部分德国小邦国王，也一一向皇帝投降。黎塞留看情势不妙，便积极加入这场战争。他扩充法国陆军，由原来1621年的1.2万人，至1638年时增加到15万人。他又鼓动西班牙境内加泰罗尼亚的叛乱。他以外交手腕控制了特里尔、科布伦茨、科尔马、曼海姆、巴塞尔等地。他的军队攻占了洛林省，并经萨伏伊向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势力中心——米兰推进。

不久，幸运的钟摆又荡到另一边，以前的大小胜利显得毫无意义了。1636年7月或8月，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经荷兰侵入法国，陷亚琛和科比埃，直逼亚眠，将索姆和瓦兹河的青翠山谷夷为平地。黎塞留的军队远在天边，无法解燃眉之急，通往巴黎之路毫无设防地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下。太后这时在布鲁塞尔，王后在圣热尔曼，亲西班牙的党徒在法国欢欣不已。他们已在计算黎塞留将会在何时覆亡。巴黎城内，愤怒的民众群集街道之上，要求处死黎塞留。但他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在庄严威武的马背上显得那么平静，这时没有一个人敢向他接近，很多人祈祷上帝赐给他力量以拯救法国。那时他不仅显出智慧和勇敢，他的真知灼见和勤奋的精神也表露无遗。很久以前，他即训练巴黎的民众成为后备民兵，他为他们贮藏了武器和各种物资。现在，他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操，他们也响应了他的号召。同时，巴黎法务院、商业团体、各业公会也踊跃捐款，不到几天就成立了一支大军，踏上征途向科比埃城进攻。加斯顿统率着这个部队，调度不当，延误军机。黎塞留特地赶来亲自指挥，下令进攻，在11月14日那天攻下了科比埃。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节节退败，大军撤回荷兰境内。

1638年，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公爵伯恩哈德（Bernhard）率领一支由法国资助的大军攻占艾尔萨斯（Elsass）。一年后他去世了，将该地转给法国，艾尔萨斯和洛斯林根（Lothringen）并成阿尔萨斯—洛林，开始归入法国的版图。1640年，大军又攻陷阿拉斯。1642年，国王和黎塞留又率领一支大军攻陷佩皮尼昂，使鲁西永附近省区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每到一个地方，黎塞留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是胜利的筹划者！

法国不妥协的贵族、朝廷亲西班牙的派系和图谋不轨、蠢蠢欲动的名门贵妇，发动最后一次打倒黎塞留的运动。1632年，黎塞留军事和外交上的助手埃菲亚侯爵去世，遗下寡妇和一个俊秀的12岁男孩，名叫亨利·考费尔·鲁兹，辛马斯的侯爵。黎塞留将这个孩子带回照顾，并将他推荐给国王。他可能是利用这个小玩物把路易从心怀不轨加入阴谋集团的奥特福身边拉过来。事情因此发生了。国王被这位面貌姣好的少年的机智和无礼的态度迷住了，即封他为御马长官，要求陪他睡觉。辛马斯到21岁时，偏偏看上了高等妓女玛丽安·德洛姆（Marion Delorme）和平步青云后来成为波兰王后的贡萨格的玛丽，后者更是黎塞留的死对头。或许出于她的建议，或许被她以退为进的战略激怒，这位少年竟一再要求路易准其参与御前会议，并能统率一支军队。黎塞留反对这些建议时，辛马斯便要求国王解除黎塞留首相的职位。这种要求又被拒绝，他愤然投向奥尔良的加斯顿（即布永公爵）及其他的人，企图挟持色当（Sedan）投降西班牙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当后盾，这些阴谋家打算攻入巴黎以控制国王，同时加斯顿本人也誓言安排刺杀正动身往佩皮尼昂途中的黎塞留。辛马斯的友人雅克·奥古斯特·图征求王后的合作，但安娜王后正期盼路易能早日去世，好让她升为摄政，因此将这次的阴谋暗示给黎塞留。他假装手头上持有一份法、西协定的副本，加斯顿信以为真，坦承一切阴谋，而且又像以前一样，背叛了他的同党。辛马斯、图、布永被捕，布永以无罪获释。这两位年轻人在里昂的法庭受审，被判有罪。他们从容就义，使叛国之罪显得神圣庄严。

叛乱事件发生后，国王匆匆赶回巴黎以保卫他的王位。黎塞留则病况垂危，在抬轿上，经过疲于胜利与切盼和平的法国国土。

墓志铭

黎塞留自认不配为好人，他的言行也不像一位基督徒。那么，这位伟大人物该属于哪种人呢？卢浮宫珍藏一帧菲利普·德·尚帕涅所绘的稀世名画，将他的形象显示给后人：高大的身材，形状可笑，穿着红袍、戴着帽子才显示出他的威严，他像在法庭上争辩的样子，清秀的五官和优雅的双手使他平添许多高贵的气质，他的双目对敌人深具挑战性，但在无情岁月的捉弄下，他的眼神苍白而忧伤。他是热衷权力与热忱服务的人。

为了使目标顺利达成，不因错误而受阻，他必须是坚强的。他初入朝廷时，逢迎拍合，态度谦恭有礼；后来得势了，便目空一切，态度傲慢，以为报复，自认仅在一人之下而居万人之上。有一次，王后访问他，他仍高居座位之上——这是国王之外，无人敢做的无礼行为。他和一般人一样，自认相貌不凡。他贪求虚荣，不喜欢别人的批评，却渴望声名远播。他对诗人高乃依又妒又羡，梦想有朝一日能以诗人和戏剧家的美誉扬名世界。实际上，从他的回忆录的文笔显示，他的确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像沃尔西（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剧中的一个角色）一样，他迅速协调对基督的信仰与对财神的小心崇拜。他拒绝贿赂，也不领薪水，但他领取好些教职的收入，宣称这是为了资助他的政策。与沃尔西一样，他为自己盖了一座冠冕堂皇的宫殿，又觉得太过分，在未去世之前献给了太子，所以大主教宫变成了皇家宫殿。不过我们可以这么看：这座宫殿是为办公和外交目的而建的，并非纯然出于个人的奢侈浪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他帮助亲戚，使之富有，而且适时拨支公帑慷慨助人。他以私人积蓄之半赠送国王，劝他在“财政制度因循延误而又急需款用时”动用这笔款项。

在他看来，残酷无情是治理国事必须的手段，而且自然而然地认为对人、对诸邦不能存有仁慈心肠，他们应受严刑峻法控制。他热爱法国，但法国人对他很冷漠。他同意科西莫·美第奇的看法，即祈祷念经无法治理国家大事。他也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无法安全无虑地被用以统治或保全一个国家。他写道：“一位基督徒很快地原谅一次伤害，但一位统治者对一个反抗国家的罪行，则应立即加以严惩……缺少这种（严厉的）德行——杀一若能儆百即是慈悲——国家将会覆灭。”黎塞留使“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at）一词普遍流行：道德律应屈服在国家的动机之下。他似乎从未对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需要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像惩罚国王的仇敌一样排除异己。

在他的城堡与外交阵线内，他是通情达理的。他感到高官厚爵后的落寞，因此特别渴望友情的温馨。塔拉曼特（Tallemant）的闲话“闻逸”中，使我们相信黎塞留曾经想以大他20岁的太后玛丽亚·美第奇作为他的情妇，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又有一些传说，谈到黎塞留的秘密艳史，甚至与尼农·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也有关系。如果黎塞留不这么风流成性的话，也不会触怒当时的显贵。关于他的罗曼史，我们知道最详细的，是他和他的外甥女玛丽·马迪列尼·康伯拉特（Marie-Madeleine de Combalet）那段亲密的孽缘。她婚后不久即守寡，心灰意懒之下，想出家做修女。此事为黎塞留获悉，即说服教皇勿准其所请，并把她留在身边，替他管理家务。而他即承受她较诸其他恋情更为炽烈的奉献。此后她装扮得像一位修女，但包藏了满头秀发。黎塞留借各种正当的理由亲近她，王后和太后则蓄意阻挠，飞短流长地造谣，使黎塞留的艳闻更为刺激。他所爱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指修女），而二者都向他寻隙复仇。

他的意志力更值得一提。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贯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他的意志力实非常人所及。他热心工作，经年累月、日夜不休地忙于国事，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在他不眠不休的悉心照顾下，其他人均能乐享安息。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面对强权贵族和图谋不轨的妇人及一再威胁他生命的阴谋，均无惧色，并能避开他们的攻击，最后歼灭他们。他时常甘冒生命危险而执行既定的政策。

他身体不太好，自从在普瓦图的沼泽害一场热病后就容易头痛，有时甚至持续数日方能停止。或许他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很脆弱，不然就是先天已受损害。他的一个妹妹是低能儿，一个弟弟一度疯狂，而宫廷中谣传他曾数度爆发癫痫和病态的幻觉。他患过痔疮、脓肿和膀胱的疾病，与拿破仑的情形一样，他每次政治危机多多少少与小便不通有复杂的关系。为此，他曾经不止一次打算退休，而后因其意志，重新振作，继续奋斗。

当然，除非我们能看到他的全貌，了解包括以下所要提到的各种特点，否则很难得出公平的结论。他是宗教容忍政策的先驱，学识渊博，灵敏机智。他是音乐的行家、具有鉴赏力的艺术品收藏家、戏剧和诗歌的热爱者、文人骚客的益友及法国研究院（The French Academy）的创办者。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丰功伟绩在于解救法国，使其脱离西班牙统治。在此之前，法国由于宗教战争，几已沦为西班牙的附属国。他完成了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渴望而未能达成的目标。他破除哈布斯堡王朝环绕四周欲置法国于死地的包围。对于法国本身而言，他以独裁与君主专制政体的代价换取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而独裁与君主专制在后来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若说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人民谋幸福与自由，黎塞留在这方面则离标准太远了。雷斯大主教——一个精明但不公正的判断人——指责他“建立最丑陋与危险的暴政，使整个国家沦为奴役”。黎塞留将会回答说，政治家必须考量本人及后代的自由和幸福，因此须先使国家富强，防止外力入侵和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有正当理由牺牲这一代，以便其继承者获得安全。从这个观点，黎塞留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累斯称赞他为“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最能干的首相”，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查斯特菲尔德公爵把他列为“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他从鲁西永胜利班师回朝，简直像一个活人的出葬行列一般。在罗讷河之上，他乘坐一艘御船自塔拉斯孔（Tarascon）航行到里昂。到了里昂，他停留直到辛马斯和图两人受审和处死。因为痔疮剧痛，他的身体越显虚弱，卧于抬轿之上，由其24名扈从扛护。该抬轿甚大，除能放下一具病人的卧床之外，尚可放置一张桌子、椅子，并容纳一位秘书，记录外交训令和军事命令等。死亡之旅共历6周，沿途民众引颈观看这位集宗教和政治大权于一身、不为人民所爱却令人敬畏的大人物。到巴黎后，被连人带病床移入他的宫内。他即向国王提出辞呈，但获慰留。路易亲自来到他病榻之旁看护他，喂他食物，担心他一旦去世后自己能否应付那种局面。黎塞留听告解的神父给他施了最后的圣礼，问他是否已饶恕了他的敌人。他回答，他一生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的公敌。他昏迷一日后，于1642年12月4日去世，享年57岁。国王下令以一周时间举行葬礼，人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瞻仰遗容。但在很多省区，人们点燃了庆祝的火烛，感谢这位“铁血主教”的逝世。

他推荐马扎然为首相的继任人，路易答应了。他留下了10册回忆录，记述国家大事俨如出于人君之笔。在晚年，他将一本《政治圣经》（Testament Politique）献给路易，“我死之后，可作为治理国家大事的参考”。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也不乏言简意赅、确切可行的行政箴言，文藻足以与当时任何名作媲美。他劝告国王要避免战争，因为陛下天生不适此道。“能够协调一打敌人，比摧毁一个敌人更有利、更光荣。”此外，法国不适合战争，法国人虎头蛇尾，一开始显得热忱勇敢，但在紧要关头缺乏耐性和冷静，最后“意兴索然，变得比妇女们更软弱”。人君应该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将领，必须具备英武勇猛的气质始能克服情感上的好恶。他不应予妇女有置喙政治事务的余地，因为妇女受制于情绪和欲望多于理智。女人拥有才智是不相称的，“我从未见过多才多艺的女人未受其知识所伤”。女人不能守密，而“机密则是政治家精神的灵魂”。“一个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多闻寡言”，避免因失言而冒犯他人，除非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外，绝不说人之长短。路易应对“诸国，尤其是其本国的结构和历史，有广泛的认识”。黎塞留希望国王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措施。“伟大人物被授命掌管国家大事，就像那些罪犯送去服刑一般，唯一不同之处，即后者因罪须受刑罚，而前者则是因功。”

国王较黎塞留多活了约5个月，他短暂的仁政深获民心，人民欢声载道。他释放政治犯，准许在国外的流亡分子返国定居，并开放言论。他抱怨黎塞留未能让他随心所欲作为一番。他的母后较黎塞留早逝数月。他将她的遗体自科隆运回巴黎，以隆重葬礼安葬，而且在他即将去世时，一再地祷告，要求上帝和人民宽恕他对母后的无情。

他清楚自己逐日衰弱，但眼见他4岁大的儿子的俊美和活泼，也甚觉安慰。他开玩笑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路易十四。”“吾儿，未到时候，未到时候。”国王回答。

他吩咐朝中文武大臣尊崇王后为摄政，直到太子即位为止。左右告诉他死神降临时，他说：“啊！上帝，我现在死而无憾了。”他于1643年5月14日去世，享年41岁。塔拉曼特记道：“人民奔丧，如同参加结婚庆典一样欢愉。他们出现在王后面前，又像参加竞技一般。”经过令人望而生惧的黎塞留的苦心经营，“泱泱大国”和“伟大世纪”已现曙光，伟大的日子即将降临于法国国土之上。

第八章

战争下的法国
（1559—1643）

道德

宗教的分歧曾为许多战争制造似是而非的借口，但现在开始因政治方面的涉足而身受其害。许多人逐渐怀疑那些为流血冲突辩护的教义的权威。在上流社会中，对基督教伦理的怀疑开始夹杂着对教条的怀疑。

农民仍保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对基督教教义的尊崇也不因触犯教规而稍减。他们可能一时恍惚而互相残杀，也可能在无人监视而有机可乘的情况下不遵从一夫一妻制，在别的方面，他们过着一种还算正当的生活，按时望弥撒，每年至少领一次圣餐。中产阶级——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为基督徒德行做了最佳的表率：他们衣着朴素无华，一生只结婚一次，专心致力于事业和照顾孩子，上教堂，做教士、医师、律师、行政官服务于国家，并使国家安定。甚至在贵族社会中，也有可做模范的妇女。查理九世曾经称道他的妻子奥地利的伊丽莎白是世界上最贤德的妇女。但一般说来，在都城的有闲阶级和市镇的技工中，色情的勾当逐渐成为无法控制的事情。柏拉图式的恋爱继续存在于上流社会中，不过这多半是一种女性的策略，一种深度的抗拒使她们歌颂这一避难所。

就我们所知，凯瑟琳·美第奇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和热爱子女的慈祥母亲，当时谣言却指控她训练美丽的女子勾引她的敌人使他们屈服。阿尔伯特（一位极端谦逊守礼的人）将当时的宫廷描述为：“有史以来最腐败、最令人痛恨的社会。”布兰托姆是喜欢散布谣言的人，但他的证词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至于我们法国的美丽妇女……在最近50年里，学会了如此的温文体贴和高尚有礼，她们的服饰、姣好的脸庞和淫荡的作风是那样诱人……谁也不能否认，无论在哪个方面她们都超过其他的女人……尤有甚者，在法国谈情说爱时的淫言秽语较其他语言更加淫秽，更富于刺激，听来也更甜美。在上天赐给法国的自由下……使得我们的妇女较其他妇女更合人心意，更吸引人，更温顺和容易接近。加上私通在法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地受到惩罚……

国王们开风气之先。弗朗索瓦二世即因荒淫过度早逝。查理九世拥有玛丽·塔切特。亨利三世不喜欢情妇，但专情于男宠。亨利四世则对异性恋爱十分忠实，他本人和情妇加百利·埃斯特雷丝似乎未反对在她被绘像时腰部以上裸露。他的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在17岁那年与查理一世结婚时，已经与许多人发生暧昧关系，以至于她的牧师劝她应以抹大拉的玛丽亚为榜样，好好改邪归正，并以英国作为自己忏悔赎罪之地。

即使如此，女人们的顺从与男人们的渴望之间仍然有差距，为迎合这种日益膨胀的需要，娼妓辛勤地工作。巴黎的娼妓有三种类型，分别服务于宫廷、中产阶级和贫苦阶级。也有受过教育专与贵族交往的女人，例如玛丽安·德洛姆，她在将死之时，曾忏悔了10次，因为在每次忏悔之后，其他的罪又浮上心头。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曾下诏书宣布妓院为非法，而路易十三（1635年）曾下令对所有被查出之娼妓加以“鞭打、削发和驱逐出境”，所有株连此项交易的人都应被遣入帆船中服终生苦役。包括蒙田和一位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牧师在内，好几个人曾抗议此种措施，并建议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娼妓应该合法化。不过一直到18世纪末，上述君王所颁布之法规条文，仅徒具形式而已，并未积极实施。

社会和政治道德因战争每况愈下，卖官鬻爵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索利整顿之前，财政管理已腐败到混乱的程度。军队里不论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徒，正忙于屠杀、抢劫、强奸，将市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了强索私藏的黄金，更是到处放火。决斗在16世纪更加风行，也许这是因为佩剑已成为男人服饰的一部分。查理九世时，在奥皮塔尔的劝谏下，将决斗禁止了。但到亨利三世时更加普遍，上等人士和次等人士都可能发生战斗。决斗一词，依蒙田之言，现已成为战争。黎塞留的法令和其前任不同，他强力地、公平地下令禁止决斗，在他死后，决斗又死灰复燃。

犯罪是寻常之事，夜巴黎十分黯然，抢劫、谋杀触目可见。漫天的争吵使街上秩序大乱，在乡间旅行则随时有丧生和断手残足的危险。处罚是残酷的，我们不能确定这种处罚是否有效制止犯罪，但没有处罚，情况可能会更糟。坐牢是上流社会绅士们犯罪时的专利，贵族们犯罪后被送至巴士底监狱，在那里他们可付钱住在装设自己家具的舒适房子内，并可与妻子同住。一般罪犯则被遣送于足以令人窒息的地窖，或被驱逐至殖民地，或被判服划桨的劳役。这种划桨劳役的惩罚，可追溯至1532年，但在法国最早被颁定成为法律，应在1561年。划桨劳役一般期限是10年，在罪犯的背后贴着“GAL”三个字母。到了冬天，罪犯有的停留于船坞的桨船上，或成群被关入牢中，这些地牢主要在土伦或马赛。宗教战争期间，许多被俘的胡格诺教徒就被判入划桨劳役中，在这里，他们承受残忍的虐待，死对他们算是一项恩赐。在痛苦的10年处罚中，自杀十分普遍。

礼仪

道德虽然堕落，礼仪却有改进。凯瑟琳·美第奇带来意大利式的礼仪，美感、高雅的鉴赏力、约会的优雅气氛及华丽的服饰。布兰托姆认为她的宫廷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宫廷，至少300多名穿着极其华丽的仕女和少女穿梭其间，使她的宫廷成为“真正地球上的乐土”。法国宫廷的礼节是弗朗索瓦一世所设，现在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国家的典范。亨利三世设立专司法国宫廷礼节的职务，并颁布诏令详细说明宫廷仪式和外交礼节。还规定在国王面前服侍的人如何称呼国王，如何服侍国王起床、梳洗、餐膳及退朝，哪些人陪伴他狩猎或散步，哪些人可参加宫廷舞会等。亨利三世是一位胆怯而讲究细节的人，坚持照这些细节实行，亨利四世却把它破坏了，路易十三不理睬这些仪节，路易十四则将之增订为一种特别礼拜仪式可以与大弥撒匹敌。

宫廷服饰越来越华丽、昂贵。马沙尔·巴索皮雷（Marshal de Bassompierre）穿一件纯金制的衣服，镶满重达50磅的珍珠，价值约1.4万埃库。玛丽亚·美第奇在她儿子洗礼时，穿一件镶着3000颗钻石及3.2万颗其他贵重宝石的礼服。一个朝臣倘若没有25种不同式样的服装，会认为自己太寒酸了。限制服饰价格的法令层出不穷，但无人理睬。其中，亨利四世曾发布一则禁令如下：“本王国之子民除娼妓和穷贼外，一律禁止穿金制或银制的衣服。”虽然如此，这项法令依然失败了。牧师们抱怨女士们尽量使曲线毕露所呈现的危险，如果我们相信蒙田——他并不惯做惊人之语——的话，“我们的女士们（虽然是那样娇美）常常袒胸尽可能低至肚脐”。为了使白皙的皮肤和粉红的脸颊更加明显，17世纪妇女们采用一种平常叫作莫切斯（mouches）的点和块来作装饰。她们用鲸鱼骨头使胸衣变硬，用铁线撑开她们的环裙，将头发梳成12种以上诱人的发型。男人蓄着长而下垂的卷发，戴着插有羽毛宽而华丽的帽子。路易十三因太早秃头，使假发大为流行。男女之间在虚荣上互相竞争。

他们优美的礼节却没有影响到他们以手取食的习惯。1600年以前，即使在贵族之间，刀叉仍然没有取代以手取食的习惯。而1700年以前，除贵族外，其他阶级用刀叉的习惯仍不可见。拉托尔·阿根特（La Tour d’Argent）是一间十分时髦的餐厅，因为在亨利三世打猎回程时，供应刀叉给亨利三世用膳而名噪一时。在17世纪的法国，已经有吃青蛙和蛇的习俗。酒是他们喜爱的饮料。咖啡开始上场，但不是必需品。巧克力从墨西哥经西班牙传入法国，有些医生认为它是不合宜的泻便剂，有些医生则用它作医治性病的处方。塞维涅侯爵夫人说，有一个极喜爱巧克力的孕妇生下一个迷人的小黑炭。

礼节的进步可由交通工具和娱乐反映出来。公共马车在西欧已十分普遍，法国富有的人家开始用装设有窗帘和玻璃的华丽四轮马车到处游历。网球十分流行，跳舞在各阶级也很普遍。壮丽的西班牙舞由西班牙传入，其名由西班牙文“孔雀”一词转化而来，它愉快、优美的旋转动作深得贵族喜爱。接吻是跳舞中的一部分，加速了血液的循环。用诗或哑剧配合音乐和舞蹈来表现故事主题的芭蕾舞，在凯瑟琳·美第奇的提倡下，成为当时宫廷最高尚的娱乐。由她最宠幸的女士参加演出，服装和布景都经过美术设计，一出这样的芭蕾舞剧会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一日在土伊勒里皇宫演出。

音乐家是当时的英雄。在法国他们具有如此迷人的魅力，1581年的一个演奏会上，一位朝臣激动得以手拍剑，发誓他必须与他遇见的第一个人决斗，因此乐队指挥立刻指挥他的乐队演奏柔和的曲调，从而缓和了此人暴戾的心胸。琵琶仍是最受欢迎的乐器，但1555年，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巴尔塔扎尔·博若耶（Balthazar de Beaujoyeux），带领一队小提琴手至凯瑟琳的宫廷演奏，使小提琴深受欢迎。1600年，里努奇尼继玛丽亚·美第奇之后到了法国，介绍了歌剧的观念。歌唱一直是人们喜爱的音乐，梅森（Père Mersenne）正确地断言：自然界没有其他声音足以与女人的声音媲美。

音乐、文学、优美的礼仪及文雅的谈吐交织成一项法国对人类文明最基本的贡献——沙龙（Salon）。现代艺术的发源地——意大利，已为这种文雅的聚会指明了方向，就像卡斯底里欧内《谄媚者》一书中描述的乌尔比诺。沙龙一如小提琴、城堡、芭蕾舞、舞剧等由意大利传至法国。而在法国，沙龙的创建者是出生在罗马（1588年）的凯瑟琳·维冯娜，其父是法国驻教廷大使让·维冯娜（Jean de Vivonne），母亲是奥西尼女继承人朱利亚·萨维莉（Giulia Savelli）。凯瑟琳·维冯娜12岁时嫁给查理·安根尼斯（Charles d’Angennes），即朗布耶侯爵，他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均高居要职。年轻的侯爵夫人曾批评法国的语言和礼貌在正确性和礼节上比起意大利差太多了，她不赞成让各知识圈——诗人、学者、科学家、博学之士——与贵族各行其道。1618年，她为自己家人设计了位于巴黎圣托马斯·洛弗雷街的朗布耶厅（Hotel de Rambouillet），有一个房间挂满了以金银镶边的蓝色绒布的窗格。在这样宽敞的“沙龙”内，侯爵夫人邀来她的客人，而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她以适当的礼节，加上不同方式的关怀，招呼来访的男女宾客：贵族们，如伟大的孔代和拉罗什富科；教会人士，如黎塞留和休伊特（Huet）；将军，如蒙塔西尔（Montausier）和巴索皮雷（Bassompierre）；出身名门的淑女孔蒂公主、隆格维尔和罗翰公爵夫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仕女拉法叶（La Fayette）夫人、塞维涅夫人及斯屈代里（Scudéry）夫人；诗人马莱伯、沙普兰（Chapelain）和巴尔扎克；学者康拉德（Conrart）和沃热拉（Vaugelas）；才子沃图雷（Voiture）和斯卡龙（Scarron）。波舒哀12岁时曾在此处布道，高乃依则在此处宣读剧本。贵族们从此处学习有趣的语言、科学、学问、诗、音乐和艺术，男人们从女人处学习文雅的礼节，作家学习消敛其虚荣心，博学之士传授所学，才子们相互切磋。语法被讨论，谈话成为一种艺术。

侯爵夫人以她的机智，使这些如狮似虎的人毫无困难地修整自己的锋芒利爪。虽然她已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纤长的身段和妩媚的笑容足以煽起诗人们——如沃图雷和马莱伯——如火的热情。她具有燎人的火焰，但她对平庸丈夫的忠贞受大家的尊敬。她玉体欠安，她仍以欣然的神情和活泼伶俐的智慧周旋于宾客之间。虽然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也皈依天主，但直至她死前撰写碑文时，她一直未曾表露内心的悲伤。在这性放纵和大放厥词的年代，她仍保有那份彬彬有礼和端庄的行为。良好的风韵和优雅的格调成为进入沙龙必需的条件。高级军官和诗人在大门口留下了他们随身的刀剑。礼仪消除了歧异，讨论风气盛行，争吵被抑制了。

文雅的作风太过火了，因此侯爵夫人草拟一项修改言词和行为的规则，那些过分风雅的人被称作“矫揉造作”（précieux）。1659年，侯爵夫人隐退后，莫里哀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将她的艺术残渣攫获，而且以讥讽的口吻结束了它们。即使文雅过分，矫揉造作却发挥了作用，他们使许多文字格言的意义和暗示更加明显化，并使方言、生硬文法、迂腐得以涤除。这后来成为法国学院的起源。在朗布耶厅，康拉德和沃热拉将这些文学的优美鉴赏力带至布瓦洛与古典的世纪中。过分的风雅助长了爱的热情，而且诱惑了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他们利用撤退的战略来润饰两性之间的关系，对难以琢磨却十分珍爱的爱人加以理想化，因此也就造成浪漫的爱情。女人的地位兴起了，在文学、语言、政治、艺术上，女人逐渐增加了影响力。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渐增，美感也随之散播。

沙龙和学会是否使讽刺家的幽默消失？是否会使法国轻松活泼的气氛、放任的伦理及如蒙田炫耀才学的心灵为之闭塞？或驱使这些才子臻于更微妙、更高深的艺术境界呢？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朗布耶夫人开设沙龙时，蒙田已辞世26年。让我们回到主题，静静倾听法国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事迹吧！

蒙田（1533—1592）

·教育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记载，蒙田的父亲是一位贩卖青鱼的商人。这位伟大的学者记载有误，是他的祖父格里蒙·埃奎姆（Grimon Eyquem）在经营生意，从波尔多出口干鱼和酒。格里蒙从蒙田的曾祖父拉蒙·埃奎姆（Ramon Eyquem）那里继承了庞大的事业，蒙田的曾祖父曾给这个家族带来财富，买下了在城郊小山上著名的蒙田大厦及地产。格里蒙利用明智的婚姻选择，大大地扩充了他父亲的遗产。他的儿子皮埃尔·埃奎姆（Pierre Eyquem）喜爱战争，而不愿做青鱼生意。他曾参加法军，跟从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作战，他带回脸上的疤痕和一块文艺复兴时期的磨石，回来后晋升为波尔多的市长。1528年，他与图卢兹富商的女儿安托瓦妮特（Antoinette）结婚，她是犹太人，受的是基督教的洗礼，却具有西班牙文化的背景。日后成为“蒙田先生”的米歇尔·埃奎姆（Michel Eyquem），是皮埃尔和安托瓦妮特所生，混着加斯科涅人和犹太的血液。蒙田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则可能是新教徒，兄弟姐妹则是加尔文派信徒，这些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

皮埃尔对教育有他自己的想法。蒙田曾说：“我那好父亲，在我尚在襁褓时就把我送到属于他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抚养，在贫贱和质朴的民风里，我度过了婴儿期，甚至也许更长一段时间。”“我尚在哺乳时，他请了一名德国看护，整天用拉丁文对我讲话。”“6岁以前，我的阿拉伯文比法文要好。”蒙田进入吉耶纳学院时，他的老师们（乔治·布坎南除外）已无法教他拉丁文，因为他讲得实在太流利了。由于精通拉丁文，他深获赞誉：“不需课本、教则、文法，不需鞭打的好学生。”

也许他的父亲曾读过拉伯雷有关教育的书。他试着以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感情取代强迫来教养他的儿子。蒙田很喜欢这种方法，曾在一封公然写给黛安·佛伊科斯（Diane de Foix）女士讨论教育问题的长信中推荐。但在后来一篇散文中，他又撤回这种见解，并推介教鞭主义，认为能有效地弥补理性的不足。同时，他对拉丁文和古典文学也不像他父亲那样重视，他的古典文学造诣极深，但他反对单纯的古典教育，轻视书中的学问和书虫，而强调训练强健、富有活力的身体及培养谨慎优美的性情。“完美的心灵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打一场网球可能比议论卡蒂利内更有益。男孩应刚毅、勇敢，能忍受暑热酷寒而不啜泣，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冒险甘之如饴。蒙田引用雅典作家的话，但偏好斯巴达的作风。他的理想是具有勇敢坚忍的德行，如同在罗马人的意识里“勇敢”对于他们是不必赘述的——除了勇敢外，他又加上希腊人的理想“节制”。对每件事情都要有节制，即使节制本身也不能例外。一个男人对饮酒要有节制，但若情况必需时，则要能喝一些，至少要能喝许多酒而不致昏迷不省人事。

对于教育来讲，旅行是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抛开偏见。“苏格拉底说：‘某种人旅行对他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他说：‘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某些人是将自己囿限于某些范围内。’”倘若我们打开心胸和眼界，世界将是我们最佳的教科书，因为“有许多奇异的幽默、各色各样的宗教、互异的见解、不同的法律、奇异怪诞的习俗，教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旅行以外，最佳的教育就是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浏览。学生“应借历史之助，吸取人类智慧的精华……读了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生命》一书，还有什么他不能收获的呢？”最后，学生应知道一些哲学——并非那些锋芒毕露的逻辑诡辩，而是如下的哲学，如：“教我们如何生活……什么应该去认识，什么不应认识；什么是勇气、节制和公平；以及野心与贪婪的分别，奴役与自由的分野；人如何识别真正的和全然的满足；人对死亡、痛苦或耻辱当惧怕到何种程度……从孩提成长中所得的‘教训’，比他由学习读写中所得到的，更具深刻印象。”

在吉耶纳学院7年后，蒙田继入大学学习法律。以他富于推论和明晰的言词而言，没有一门学科比法律更适合他。他从不倦于褒扬习俗的可贵和痛恨法律的可恶。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没有派律师到西属美洲去，以免印第安人之间增加纷争之事，使他大为愉悦。他也希望医生不要被派到那里，以免因他们的治疗方法而产生新的疾病。他认为法律最多的国家是最不幸的国家，他责备法国“是世界各地立法最多的国家”。他以为法律在人道方面毫无建树，并怀疑在野蛮民族中是否能发现这样的野蛮人，如同欧洲各地在拷问房内施加暴行的穿着宽袍的法官和削发的传教士。他自慰道：“在今天所有法律环绕之下，我仍然是纯洁的。”

·友谊与婚姻

我们发现，1557年蒙田是佩里格（Périgueux）的艾迪斯法庭（Court of Aids）的议员，1561年是波尔多议会——自治法庭——的议员。在那里他遇见并结交了埃蒂尼·拉波蒂（Etienne de La Boétie）。这位年轻的贵族，18岁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论志愿奴役》（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该书后来被称为“Contr’un”，意即反对一人统治。他以丹顿（Danton）流利的口才，鼓励人们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也许蒙田在年轻时具有这种共和的热忱。无论如何，他已被这位贵族里的叛徒吸引，拉波蒂只长蒙田3岁，但他似乎成为智慧与正直的典范：

在我们素未谋面以前，即已相互寻找，由于消息报道，我们彼此互有所闻……我想在上苍冥冥安排之下，我们的名字已在对方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次会面，是在镇上庄严会议的大餐会上偶然相识，我们如此惊异……如此熟识，如此志趣相投，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们这样接近。

为何能有这样深的情谊？蒙田说：“这因为是他，也因为是我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各方面如此不同，能取长补短。拉波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热诚而具温情；蒙田也具有智慧、谨慎，而能持平献身于社会。因此，蒙田这位最好的朋友描述他为：“能为至圣，也可成大恶。”也许蒙田一生最刻骨难忘的经历是眼看他朋友死去。1563年，波尔多的一场瘟疫中，拉波蒂突患热病和痢疾。拉波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基督徒的耐心，与病魔缠斗，这给一直陪伴他至临终的友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蒙田继承了那篇具危险性的散文的原稿，保藏达13年之久。1576年，有盗印的翻印本问世，他立即印行原版，并解释说：这是一个“16岁”男孩修辞学上的练习罢了。

这种亲密的友谊使蒙田对往后的友谊都感乏味。他写了又写，称他半个心灵已随拉波蒂而去。“过去我多么习于彼此相依，而不惯于形单影只，依我看，现在的我仅是半个我。”在温馨的回忆中，他将友情置于一切父子之情、男女私情、夫妇之情之上。对任何女人，他似乎不曾付出任何浪漫的爱情：“年轻时，我反对任何足以僭取我心的爱情意念。我尽量减少迷恋于它，以免最后我会因怜悯而被俘虏。”

他同意许多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仅是欲望的膨胀不能构成婚姻的理由。“再也没有比美色和欲念造成的结合崩溃得更快、更令人困扰了。”婚姻应由“第三者”安排，婚姻应该丢弃“性”爱的陪伴与条件，而应该“模仿友谊”，婚姻应以友谊的形态存在。他赞同希腊思想家的观点，男人在30岁前不应结婚。他尽可能避免受到束缚。28岁时他到了巴黎，爱上了那里，享受短暂的宫廷生活（1563年）。回到波尔多后，他与弗朗西丝·沙赛涅（Franoise de Chassaigne）结婚（1565年）。

他的结婚更多是为了理性上的原因：为了有一个家庭来延续他的财产和姓氏。在他总共1500页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是关于他妻子的，但那也许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他声称他对她是忠实的：“尽管世人指责我放荡不羁，我确实是谨守着婚姻的律法，远超过我当初允诺或希望的。”她对专于自己事情的天才丈夫十分容忍，因为丈夫对事业全然不管，她对家务、土地的治理、账务等显得十分能干。他对她是很尊敬的，他离开家时，他托付她一切重任，并偶尔以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她表示关爱之意——他从马背上掉下来时，他对她迅速的帮助由衷感谢，或将他出版故友拉波蒂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安慰信》（Letter of Consolation）献给她。这是十分成功的婚姻，我们对蒙田《散文》（Essays）中，对女人所做的讽刺不应看得太认真，这是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风尚。弗朗西丝为他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孩。除了一个女孩外，其余都夭折了。这个仅有的小女孩，他对她十分娇宠。他54岁时，收养了一位20岁的女孩子，名叫玛丽·古尔娜。“我俩之间已真正超越了父女之爱，而她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部分，她使家中的孤寂一扫而空。”总之，他不能超越人性的共同情感。

·散文

1568年，他父亲去世了，蒙田以长子身份继承了遗产。三四年后，他辞去波尔多议会的职务，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清静的乡下。但这份宁静也是岌岌可危，因为宗教战争正使整个法国的家族和城市陷于分裂。士兵们侵入村庄，窃入民宅，偷窃、抢劫、杀戮。“许多个夜晚，我上了床，想象我或许就在今天晚上在床上被出卖或被杀。”为了劝阻暴力，他门不加锁，并下令：若抢劫者来到，他们将在不抵抗的情况下被接纳。这些抢劫者避开了，使蒙田得以在教条与武器的喧扰声中，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哲学的领域。巴黎和某些省份正在圣巴托罗缪事件中屠杀新教徒时，蒙田写出了法国散文的最佳作品。

他最喜爱的僻静处是面对他别墅的一座高塔三楼上的图书馆（别墅于1885年毁于大火，此塔仍在）。他爱他的图书馆，就像他的另一个自我：

圆形式样的图书馆没有平面，除了我的书桌和椅子……一眼望去我的藏书尽收眼底……我的座位就是我的宝座。我竭力遵守我的原则，并使这个角落与妻子和孩子熟知的社会分离。

很少人对孤独如此有兴趣：

人必须退隐，从自己寻求自我……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保留一个贮藏库……糅合我们……在贮藏库里，我们可以贮藏并建立真正的自由。对于男人而言，世上最伟大的事是知道如何成为他自己。

在图书馆，他拥有1000册书，大部分用精细的皮革装订，他称这些书为“我的喜悦”（meas delicias）。在这些书中，他可选择他的同伴，并与其中最智慧和最佳者在一起。单只普鲁塔克一人，“因为他说法文”（经过阿米奥的翻译），他就可以找到近百位伟人与他交谈，而在塞涅卡的《书信》（Epistles）中，他领会了斯多葛学派含有韵味的词汇。这两位（包括普鲁塔克的《莫拉利亚》在内）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从他们我可以在心灵空虚时，如汲水般，随汲随空，无厌倦之时……我对这些书的熟悉，在我年老时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几乎成为我的战利品，使我与他们的荣耀共存。”

虽然他时常引用圣奥古斯丁，但他绝不引用《圣经》（也许过于家喻户晓）。大体言之，他喜爱古代甚于现代，同时也比较喜爱异教徒的哲学家，而不太喜欢基督教神父。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深爱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历史，但他并不盲目崇拜古典和原稿。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立论肤浅，西塞罗只是空发议论而已。他不十分精通希腊文，他旁征博引地引用拉丁诗，甚至连马希尔的最神秘的讽刺短诗也被他引用。他敬佩罗马诗人维吉尔，却较喜爱卢克莱修。他读伊拉斯谟的《阿达吉亚》（Adagia）。在早期的文章中，他以古典事物来推崇自己，是一个爱炫耀学问的人，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读者若无法阅读原文，而爱好这些作品，就好像用小窗一瞥古代之景一样，有些人因此埋怨其文章无独特之处。由他收集来的作品，蒙田表现了特异的自我，他讥讽学问的卖弄，而且由这些收集来的资料，构成自己的心灵和言词，它看起来像剪刀和糨糊，而品尝起来却极神妙。

因此，他在1570年后，悠闲地页复一页、日复一日写下了《散文》。 他似乎发明了新名词和新形式。他发现了一些名词，但在其谈话中免不了有些传统的格式。不过，他这种风格直至他死前仍深深注入他的文章中，而造成现代散文的主题。“我对纸说话，”他说，“好似我遇见的第一个人一样来谈。”他的风格是自然、暗示、自信；心平气和地叙说心灵中熟稔的主题。翻开任何一页来看，我们就会被他的笔捕获，我们将不知道也不会注意到被带往何处。他写得很零碎，他的主题是袭上心头的灵感或与心灵一致的主题。他浏览而有所领悟时，他又从他起始的题目上分岔出其他标题。在《论教师》（On Coaches）一书，他综论古代的罗马和新兴的美洲，其中有3册是题外之言。他是懒惰的，没有任何事比安排和维持一贯的思想或人物更费力的了。他承认自己踌躇和繁杂，他本人并不十分崇拜一贯性，他的思想随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最后组成的图样则是蒙田本身。

随着他的观念复杂而不断改变，他的风格随心灵的朴素而愈加清晰。然而，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它闪烁着匠心独具的隐喻。那些发人深省的逸事，可立刻将抽象转成真实。他明察秋毫的好奇心，随时套取事物的本质，无视任何道德的阻力。

·哲学家

他声称仅有一个主题——他自己。“我的全部关注都在自己内心；我没有自己的事业，而仅有自我；我不断地思考……品尝我自己。”他以自己的感情、习惯、好恶、疾病、感触、偏见、恐惧与思想做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人类的天性。他没有写过自传，在文章中，他几乎不曾提到他议会议员和市长的生涯，或他的旅途及他访问宫廷的任何事。他本人不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色彩。他给我们的是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对他本人的肉体、心灵、个性做坦白和深入的分析。他以欣然的态度极详尽地叙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为了完成他的目的，他要求畅所欲言。他不顾良好风尚，将人的肉体与心灵袒露出来。他以喧嚣的坦诚谈论自己的生理机能，并引用圣奥古斯丁和维维斯关于浮夸的言论。

每个人总是避免去看一个人出生，却急于跑去看他死亡。为了毁灭他，我们找寻一个广大的空间和足够的光亮；为了创造他，我们将我们自己隐藏于黑暗的角落，并就我们所能，尽量秘密地工作着。

即若如此，他声称做了某些保留。“我说的是真理，非倾我所有，而是尽我敢言者言之。”

他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自己的身体，逐页告诉我们他的养生之道，健康是至善。“利用神意，辉煌与荣耀往往可由具有如我这般心境的人获得。”他找寻着哲学的瑰宝，却发现它贮存于自己的身体中。他希望在爱情的狂喜中超越这些宝石，却发现它们“奇异地惊怪我”，使他丧失人道能力。他以骄傲的度量自慰道：“贮满十小时路程的水”，并可长时间骑坐而不疲惫。他结实强壮，非常贪吃，在大嚼时几乎咬到自己的指头。他以对艺术爱好的不屈不挠精神深爱着自己。

他深以他的家世、纹章、华服和作为一个圣米歇尔勋位得主为荣——而且写了一篇文章《虚荣》（“Of Vanity”）。他有很多缺点，并向我们保证，若有任何美德存在他心中，那一定是秘密进入的。然而，他确实有着许多优美的特性：诚实、和蔼、幽默、镇定、怜悯、节制、容忍。他将富有爆炸性的思想投入空中，却在落地前将其捕获并熄灭。处在一个因教条冲突任意杀戮的时代，他请求他的同胞们对这方面的谋杀不可太过偏执。他成为近代世界首先具有容忍心灵的一个范例。我们原谅他的错误，因为我们也有相同的错误。我们发现他的自我分析十分吸引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中提及的是我们自身。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自己，他研究哲学家。虽然这些哲学家以虚荣的自负来分析宇宙整体，指示超越坟墓之外的人类命运，他仍然喜爱他们。他引用西塞罗说的话：“除了哲学家所言外，没有一件事看来是荒谬的。”他赞美苏格拉底，因为“将人类失落已久的智慧从上苍重新带至凡间”。他附和苏格拉底道：劝世人少研究些自然科学，而多研究些人类行为的导向。他自己毫无“体系”，他的思想无休止的演化，没有一种标志可说明他哲学思想的飞驰。

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勇敢地采纳了禁欲主义。基督教已分裂成许多自相残杀的宗派，利用战争与屠杀，使本身染上血迹，很明显，它已很难给人一个控制本能所需的道德标准了。于是蒙田转向哲学，寻求一种自然伦理，其道德法则不受教条起落的影响。禁欲主义似乎颇符合这个理想，至少它曾塑造了几个古代最佳人物作为典范。有一段时间，蒙田以禁欲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来训练自己的意志以自我征服。他尽量避免让感情骚扰他行为的正当和心灵的平静。他以平和的气度面对噩运，把死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虽然某些禁欲色彩陪伴着他以至终了，但他不久发现另一种哲学来辩护它的正确性。于是，他反对倡导追随“本性”又极力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他透过自己的本性来解释“本性”，而且决定在不伤害到理念的原则下，随心所欲。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伊壁鸠鲁并非粗浅的感官论者，而是为正当享乐辩护。他非常惊异地发现卢克莱修具有如此的睿智与高贵气质。现在，他热心地宣扬人类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承认唯一的罪恶是无节制。“无节制是扼杀快乐的瘟疫。节制并非快乐的枷锁，它是一种调味品。”

由于他的看法游移不定及当时法国基督教的堕落，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后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父亲曾经深受图卢兹自然神学家雷蒙·萨邦迪（Raymond Sabonde）的影响，此人继承了经院学派的努力，意图证明基督教合乎理性。蒙田的父亲要他的儿子翻译论文。他照做了，并在156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传统的法国受到他的熏陶，但一些议论指责雷蒙的理性主义。1580年，蒙田在他《散文》的第2集中，刊入了一篇200页《为雷蒙·萨邦迪辩护》的论文。其中他正式对反对者提出答辩，他辩证理性是有限制而不可信任的工具，而且提到最好将宗教建立在对《圣经》和圣母院的信仰上。他这样做等于自动放弃了作者的学术立场，反而为雷蒙作了一次反宣传。一些人如圣伯夫，指出这是一次毫无诚意的辩证。不管怎样，这是蒙田最具毁灭性的论文之一，而且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怀疑论最具体的表现。

早在洛克之前，蒙田就确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依靠感性，而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范围，得到的结论为理性是不可靠的。“在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充满了弱点和虚假。”甚至于听任直觉的本能都要比理性安全些。且看看动物是如何利用这种本能相处——它们有时确比人要来得聪明些。“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差异，要比一群人和一群动物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人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就好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一般。人认为他和神相差不远，人的事情是神关心的焦点，世界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些想法都未免过于妄自尊大。更荒谬的是，人自以为他的心灵可以彻底了解神的本性。“唉！麻木不仁的人呀！你甚至不能造出一条虫，何况想造出一打的神！”

蒙田由另一条途径掠近怀疑论——他思考人们对法律、道德、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信仰及其变异——在这些真理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他喜欢哥白尼的天文学甚于托勒密的。但是“又有谁知道，一千年后，是否会有第三家理论起而代之”，而“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世上没有科学”，只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做的武断假设罢了。在所有哲学中，最好的莫过于皮洛（Pyrrho）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最多的部分，即是我们所不知的最小部分。”“我们所坚信的是我们所知最少的部分。”“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也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的生灵，都在不断地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之后，蒙田重新建立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可知的神，唱着宇宙即神的赞美歌，他渐渐地治愈了心灵的创伤。

此后，蒙田常怀着对教堂的尊敬，将他的怀疑论引用到所有事物上。“我到底知道了什么”变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将它刻在他的印信和书房的天花板上，他还在屋椽上刻了这些箴言：“赞成与反对都是可能的”“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不了解任何事，我不做任何决定；我不匆促下判断，我必须审视清楚”。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部分是受苏格拉底“我无知”的影响，部分则取法于庇罗和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大部分则取自塞克斯都·恩皮里柯（Sextus Empiricus）。所以他说：“我把自己紧紧地系缚在我看到的和把握到的东西上面，因而我不会离岸太远。”

如今，他到处所见都是相对的，没有一处是绝对的，尤其在审美的标准上，他更是如此，我们这位活泼的哲学家沉迷于女人胸部美的不同意见的研究。他相信很多兽类比我们美，并认为人们衣饰自己是明智之举。他发觉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常由其环境决定。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对善与恶的判断，常受主观意见的影响。”“人的烦恼起自他对事的看法，而非起自事的本身。”良知的法则不是出自上帝，而是来自习俗。我们违反了部族的习俗时，我们才感到良心的不安。

蒙田并不认为由于道德是相对的，它们可以因而被忽视；相反，他坚决反对扰乱道德的稳定。他大胆地谈论“性”，并为男人要求更多的自由。但仔细审视他时，将会突然发现他是传统派的人物。他力劝年轻人注重贞操，因为他知道，花在性方面的精力，来自平日力量的贮存。他还特别提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是绝对戒绝性爱与接触女人的。

将他的怀疑论扩展到文化本身，是他的心愿之一，在这方面他要比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抢先一步。他在卢昂看到印第安人，激发他阅读旅行者日志的决心，从这些日志中，他写成了他的论文《食人族》（“Of Cannibals”）。他认为折磨活着的人，要比吃死去的人野蛮得多。“我不觉得在那个国度里（指印第安美洲）有任何野蛮或残暴的地方，除非人们认为，那些不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就是野蛮。”他猜想这些土著很少生病，经常是快乐的、可不用法律而能融洽相处的。他赞扬阿兹特克（Aztec）人的艺术和印加（Inca）人的生活方式。他借书中卢昂印第安人之口，提出对欧洲财富与贫穷的控诉：“他们发现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应有尽有，另一些人则因饥饿而濒于死亡，他们惊奇于贫穷者安于现状和对不公平之事的忍耐力。”他比较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道德观，提出了如下指控：“那些虚伪的基督徒……带着罪恶的传染病，传给了那些急于学习、身心健康的无辜者，使他们受到了感染。”蒙田一度忘记了他的诚恳而爆发他高贵的愤怒：

如此多的美好城镇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如此多的国家被破坏或变得荒凉；成千成万的各种性别、阶级、年龄的无辜者，被置于刀剑之下，遭到了屠杀与蹂躏；那些世界上最富足、最美好的部分，为了胡椒和珍珠的交易，被破坏和本末倒置！啊！这就是机械带来的胜利！啊！这就是彻底的征服！

他对宗教的尊敬是出自诚心吗？很显然，他对真理的追求，早已使得他和基督教的教条绝缘。他对神保有的模糊的信仰，是将神想象为大自然，有时则想象成宇宙的灵魂或世界上深不可测的智慧。好几次他还预言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神将我们当手球般玩着，时而抛上，时而抛下”；但他将那些无神论者讥为“违反自然、荒诞不经”。他还将那些不可知论当作另一种教条主义而拒之千里——我们怎知道我们将永不知道？他将所有企图定义灵魂或解释其与肉体关系的努力，视为矫揉造作而徒劳无功。他想要真心接受灵魂不朽的说法，又苦于找不到经验或理念上的证据，而且这些永恒存在的想法，着实曾令他惊骇不止：“除非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绝不相信神迹。”他讥讽那些朝圣者，他们认为不管教会行政人员如何腐败，基督教能在这样长的时间中屹立不坠，必然有其神圣性。在这件事上，他比伏尔泰抢先一步。他提到，他之所以为基督徒，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若不是如此，他说道：“我宁可参与那些崇拜太阳的人。”就一位读者所记得的，蒙田只提过一次基督（耶稣），而那些有关圣母的可爱的故事，也只在他冷静的心中激起适度的感应而已。虽然如此，他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放下了4尊许愿的肖像。他缺乏那些所谓宗教精神具备的特征——谦卑、罪恶感、忏悔、自我惩罚及对神的宽恕和救赎的切望。他是一位厌恶殉道的自由思想家。

在他不再是一位基督徒后很久，他仍保持着一分天主教徒的诚心。好像早期一些明智的基督徒偶尔也崇拜异教的神一般，蒙田，一个极端的基督异教徒，有时也会抛开他精选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去冥拜基督的十字架，甚至亲吻罗马教皇的脚。他不像帕斯卡只从怀疑走到信仰，他还身体力行，不只是小心而已。他可能早就了解他的哲学是如此犹疑和矛盾，只能作为文明的心灵的奢侈品及当代浴教条于赤血的法国，是不会易之以信仰“只有死才是实在”的智慧迷宫。他也认为一种具有智慧的哲学，是不会和宗教互相抵触的：

单纯的心灵、缺乏好奇心和缺少深一层的教育，可以造成好的基督徒，他们由对神的敬畏和顺从，坚守着他们单纯的信仰和遵行法律。在那些中等资质的智慧中，却容易产生意见的错误……那些所谓最好、最明视的心灵，形成了另一类好的信仰者，他们由长久对宗教的探讨和对《圣经》意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基督教会的神圣奥秘……那些淳朴的农人是诚实的一群，哲学家也是如此。

因为所有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掩饰人们无知的恐惧，在他对基督教做了彻底的批评后，他劝导我们接受此时此地的宗教，而他也忠于他的地理处境，回到他先人的宗教信仰。他喜欢具有仪式、感情强烈的宗教，他喜爱天主教甚于新教。他厌恶加尔文教派的过于强调宿命，作为一个具有伊拉斯谟血统的人，他喜欢入世的、亲切的罗马枢机主教，甚于日内瓦的罗耀拉。他对新的教条因袭了旧教条狭隘的观念感到遗憾。虽然他嘲讽那些因竞争性神话而小题大做的异教徒，他看不出焚毁这些迷途的羔羊有何意义。“毕竟，只因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就将之活活烧死，是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了。”或是别人以此对待我们。

在政治方面，他也只是一个安分的保守主义者，他看不出改变政府的形式会有什么作用，新的政府将会和旧的一样不好，因为它还是由人治理。社会是如此“大的一个架构”，如此由本能、习俗、神话和法律构成的复杂的结构体，它由“尝试—错误”的智慧的历程而成形，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单种的智慧——不管它多么强有力——可以不造成混乱和伤害，将它拆散又复合。除非他们企图限制人们的思想，否则最好服从当今的统治者，即使他们劣迹昭彰。思想受到牵制时，蒙田可能毅然决然地起来反抗，因为“我的思想是不可屈的，虽然我的膝盖如此”。智者只对公职怀着敬意，但尽量避开它。“最伟大的职业是保护大众福利，而又对大多数人有利”，然而“就我来说，我远离了它”。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哀叹他的大半生是在法国的惨遭破坏中度过，“在一个如此堕落又无知的年代里”，“看看所有古代的史实，没有一个是如此悲哀，你将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们日常所见相比的”。在当时法国的斗争中，他不是一个中立者，“我的兴趣从没使我忘记敌人值得颂扬的特质和我方遭人谴责的缺点”。他虽然没有披挂上阵，但他的笔总和“政治家”站在一起，他们是一群主张与胡格诺教徒妥协而且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他称赞米歇尔·奥皮塔尔的中庸及有远见的人道主义。他的朋友那瓦尔的亨利成功地实行了奥皮塔尔的政策而步上胜利之途时，他兴奋极了。蒙田是那个野蛮年代中最文明的人。

·结石

膀胱结石比法国的战事更困扰着蒙田。1580年，他的《散文》初版后不久，他就起程做了一次全面的西欧之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看看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广求医术，以减轻一直缠绕着他的“腹痛”（colic，他自己所称）。他留下他的妻子看管财产，却带着他的弟弟和一位内弟埃斯迪萨克（Estissac）男爵。他还带着一位秘书，替他笔录部分旅行日志，加上一些服侍和驾车的家仆。他这一行所做的记述都很简短，以致蒙田宁可留作纪念，也不拿出来出版。他将它们藏在箱底，一直到他死后178年才被发现。

他们这一批人首先来到巴黎。这位骄傲的作家将他的《散文》的复本呈献给亨利三世，而后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布隆比利（Plombières）。在这里，蒙田在9天中，每天喝下两夸脱的药水，才痛苦地除去了一些小的结石。后来，他们经过洛林到了瑞士，“他看了这个国家自由美好的政府后，内心充满无限的喜悦”。第三者的日记曾如此记载。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取了药水后，进入德国。他不但参加天主教的仪式，还参加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的礼拜式。他和新教的牧师讨论神学，他提到一位路德派的教士，发誓宁可做1000次弥撒，也不参与加尔文的教会——因为加尔文教派否定圣餐中有基督肉体的存在。进入提洛尔（Tirol）时，他比卢梭更早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由因斯布鲁克，他们登上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这时蒙田又除去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结石。而后，他们经特伦特、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到威尼斯，在这里，他又将“两块大的结石”投入大运河（Grand Canal）中。他认为这个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美丽，娼妓也不如想象中的标致。到达费拉拉（根据《散文》而非根据日记所说）后，他拜访了发疯的塔索。他又去了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阿尔诺河（Arno）接受了他的“两块结石及一些小结石”。经锡耶纳到了罗马，他又“除去了一块大如松果的结石”。所有的这些分泌物加起来，应该足够构成一个美丽的角锥了吧。

在罗马，他访问了犹太教会堂，亲眼见到了割礼，与犹太教的牧师谈论他们的宗教仪式。他甚至和罗马的娼妓交换哲学观。他不像司汤达（Stendhal）所说的丝毫不懂罗马的艺术。日复一日，他徘徊于古迹之间，从未停止对它们的伟大发出赞叹之声。最重要的，他拜访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就如所有教会的子民一般，蒙田亲吻了罗马教皇的足趾，教皇还特地亲切地将足提起来，给予蒙田方便。在这同时，掌理关税的官员发现了《散文》的复本，他们把它送到宗教裁判所审理。蒙田被召唤到圣殿去，受到恳切的劝告，他们告诉他，有些章句确是充满了邪说异端，问他在以后的版本中会不会改变或删除。他做了保证，“我使他们对我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还邀请他到罗马住下（他将他的保证置之脑后，1676年，他的书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他特地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供奉了一块许愿的匾额，然后再度横过亚平宁山脉到卢卡拿取药水。

1581年9月7日，传来他被选为波尔多市长的消息。他推辞不就，但亨利三世命他接受，如此一来，由他父亲遗留下来为公服务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他从容地取道回法国，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了阔别17个月的庄园。

市长的职务很轻松，除了荣誉以外没有薪给。他做得很成功，1583年8月，再度连任了两年的市长。1584年12月，那瓦尔的亨利携同情妇与40个随从拜访他。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睡在这位哲学家的床上。他第二任期届满时，瘟疫袭击了波尔多。蒙田和所有的行政官一样，离开了城市，退避在乡间。1585年7月30日，他将印信交给继任者，退休在家。

那时他只有52岁，但他的结石定期侵扰着他，有时甚至几天无法排泄。1588年年初，他的健康还允许他做第三次巴黎之行。在那里，他被视为亨利三世的拥护者，而被当时统治首都的联盟党（The League）拘捕，拘禁在巴士底狱（7月10日），但同一天晚上就由凯瑟琳·美第奇说项保出。10月，他参加了在布卢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及时返回波尔多而避开了吉斯公爵被刺后引起亨利三世盛衰的风波。

在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经验论》（“Of Experience”）中，他描述了身体的衰退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牙痛已经到了那种所谓“自然而然延续着”的地步，但他能忍受它的“煎熬”而没有一点痛苦。他的一生，大致是如他计划的一样度过，因此他骄傲地写道：“回顾以往，你将很难找到一打曾过着固定而有计划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正是智慧的象征。”他被告以大限将至时，他把他的管家和遗产继承人集合到他的周围，亲自将遗嘱中所列的财物分给他们。他虔诚地接受教会的临终礼，好像他从不曾写过一句怀疑的话一般。1592年9月13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59岁。

蒙田的思想影响及于4大洲达3个世纪，黎塞留曾高兴地接受了由古尔娜小姐出版的最后一版《散文》。他的朋友和弟子沙朗早在1603年就把蒙田的论文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正式而有条理的哲学。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将之译为英文，但他做得不怎么好，他给原著的简洁涂上了累赘冗长的色彩。莎士比亚可能看过他的译本，并从这本书出发，形成他伟大悲剧中怀疑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已提到过。本·琼森批评英国作家剽窃蒙田的思想时，相信他心中已想到莎士比亚。培根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笛卡儿也深深感觉到蒙田所予他对宇宙怀疑的启发。帕斯卡为了逃避蒙田的怀疑，以拯救自己的信仰，甚至濒于发疯边缘。以蒙田为根源，先后出了贝尔（Bayle）、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其中卢梭受益于他的《自白》及《教育论》、《食人族》两篇论文，伏尔泰则接受了所有其他的。贝尔是启蒙运动之父，而蒙田则是祖父。迪凡德夫人，一位有锐利眼光的女人，她亟欲“除了蒙田以外，放把火烧掉哲学家们所有广博的作品，因为他是这些哲学家之父”。蒙田还将心理分析带进了法国文学的领域，从高乃依和莫里哀、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到安纳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都深受他的影响。梭罗博采这位哲人的智慧，爱默生（Emerson）在写《论文集》前，将自己沐浴在他的思想中。读蒙田的作品，如同读18世纪前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

世人很久以来认识并原谅了蒙田的过错，那些过错很多他已经自己承认过，以至于他几乎挖空了评论家的心思。他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与自负有深刻的了解。有时我们不免对他作品上的引文感到厌烦，而且可能陷入了马勒伯朗士对《散文》所做不公正的批评：“一叠除了稗官野史、小故事、隽语、诗、箴言外，一无所有的东西……确是如此。”毋庸讳言，蒙田使自己的作品紊乱无章，因而减少了紧密性和扼要性。他在成百的问题中自相矛盾，他说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所以他注定是对的。对宇宙的怀疑在某方面麻痹了人心，它虽然使我们免于宗教的控制，却使我们意志消沉，失去了扬起生命之帆的原动力。我们被帕斯卡不顾一切维护信仰感动的可能性要比被毫无信仰的蒙田感动的为大。

我们万不可陷自己于此不公的评论中，它会妨碍我们对这位多言哲学家的欣赏和欢笑的学习（Gaya Ciencia、Allegro Pensieroso）。在哪里我们还能够找到如此生动的智慧与幽默的结晶？智慧与幽默二者之间有微妙的相同点，因为二者可能都是透视万事万物的结果。蒙田集两种特质于一身，他多言的缺点被诙谐与明晰补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陈腐的字句，更没有华而不实荒谬绝伦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思想晦暗不明、空洞无内容的文章，往往如此厌倦，以至于可以忽视隐含在文章下夸大的自我主义。我们看他的文章时，却惊异于亲切的健谈者（Causeur）如此深知我们的心。我们感到很慰藉，因为我们发现，如此的一位智者也分担了我们的错误，而且都被他解决了。我们看到他也有不知和犹疑时，可以此自慰。他述说道，我们的无知一经认知也会变成哲学，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后，我们能碰上如此一位不具破坏性的人，那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做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有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这样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己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而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最后也显出罕有的热心，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

“不朽人物”

蒙田以后，法国文学整整有一个时代毫无发展。它几乎成功地逃过了宗教战争的灾祸，一直冬眠到战事过去。但另一方面，一些好战的宗教狂热摧毁着法国的文学。正如英国文学在内战后落在法国之后一样，在蒙田到高乃依之间，法国文学也遥遥地落在英国和西班牙后面。政治家黎塞留曾试着用恩俸养士，却以检查制度来妨碍它，并使它沦为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他死后，这种恩俸制度被路易十三轻松地一笔勾销：“我们不想再受到它的困扰。”此外，予法国文学以更大刺激的有朗布耶厅的著作家协会及黎塞留创设的法兰西学院。

这个学院始终聚集学者与作家于康拉德的私宅中，他是国王的秘书（1627年）。黎塞留不但注意战争，也注意文学，他羡慕意大利的学院和西班牙的文学，建议组成一个为国家承认的研究团体。有些人反对他的计划，而视之为对传统的贿赂。但诗人沙普兰，一位枢机主教的养士，发出了如下警语：“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想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指黎塞留）。”沙普兰的警告发生了效果，最后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将这个团体编入了法兰西学院（1635年）。它的规章里宣称：

除了将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舌之列提升出来以外，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拉丁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媲美一样。院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染过的亵渎，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中的群众……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

最初30位会员之一的沃热拉被委以编纂辞典的工作，在它第1版发行前（1694年），整整56年的光阴已如水逝去了。学院方面也提升了学者们的地位，能当上40位“不朽人物”（Immortals）中的一个，就如同在政府中居高位一般光荣。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这样尊崇文学的。这个大多由老者组成的学院，时常像老的制动器一般，限制了文学与语言的进展，且有时闭门不纳一些天才之人（如莫里哀、卢梭）。但它能超出党派之外，要它的会员诚恳地接纳不同的意见。法国给予它的是恒久与不变，使它能在大多数都被摧毁的改变中，屹立不移。

聚集了诗人和学者后，黎塞留把他猎鹰般的眼光投向了新闻记者。1631年5月，西奥弗拉斯特·雷那多特（Théophraste Renaudot）靠枢机主教的帮助，发行了法国第一份报纸，后来名之为《法兰西报》（Gazette de France）。每周出版一次，每次8大张，刊登经黎塞留同意发布或提供的官方消息，它还增辟了一般新闻（nouvelles ordinaires）的篇幅。路易十三经常投稿。在这份报纸中，他答复一些对政府的批评，并为他放逐母亲的事辩护。有时他还亲自送来自己的文章，并监督它们排成铅字。即使一位国王，都会因自己的文章被付印而雀跃。从此，法国的印刷事业成了宣传的工具——这意味着向少数能阅读的人解释政府的政策。人们很快就不再信任《法兰西报》，他们宁可在街头，买那些由枢机主教的政敌出版的嘲弄性文章。

在那个年代，最畅销的是罗曼史之类的作品。那些骑士风范的风流艳史慢慢过时了，不只是塞万提斯和其他人的嘲讽，而是因为封建制度屈服于王室之下，越来越丧失影响力。那些花一般的骑士们的故事，也已渐渐为欲望受到压抑而形成的苦闷的罗曼史取代。在路易十三的年代，每一位悠闲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都读霍诺里·乌尔费（Honoréd’Urfé）的《阿斯特莉》（The Astrée，1610—1619年）。爱情的创伤激发作者的天赋。他的妻子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戴安娜，她喜欢逐猎式的性爱甚于婚姻。她和她的狗一起用餐和睡觉，她几乎每年都要堕一次胎。后来，霍诺里退隐到他的家园，写一些像田园派罗曼史一般的自传，来掩饰他的悲哀。他发现这对他的创痛有非常令人满意的弥补作用，所以他把它加长至5500页，1610年至1627年分5巨册陆续出版。在描写牧羊人塞拉丹与牧羊女阿斯特莉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听到了蒙特马约尔的《戴安娜》以及桑那沙罗和西德尼的《桃园赋》冗长的反响。这种反响是和谐而美妙的，牧羊人和牧羊女都有法国宫廷的温文与优雅，描写的文笔足可达到著作家协会的要求，叙述情节的婉转绮丽，比之亨利四世的恋史毫不逊色，其对女人的敬慕，更使那些专制造纯情派情史的沙龙女神愉悦。从此，这股活泉先后涌出了斯屈代里夫人、普雷沃神父、塞缪尔·理查森及卢梭等的感情派罗曼史——他们都承认，在他们的大半生中，几乎每年看一次该书。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法国、德国、波兰宫廷中的贵族和仕女，都在玩着阿斯特莉同样的爱情游戏。大半的法国散文的沃野，都在耕耘罗曼史。

另一半包括让·路易的书信（1624年后）在内的作品，则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散文，是真正好的论文，它想予人对“矫揉造作”有深刻的印象，并与沃热拉、马莱伯一同负起净化文学和为法国散文塑造古典形式与伦理的责任……布兰托姆离开了愉快的朝廷和军队生活后，到他死时（1614年），留下了一束传记，他很艺术、风趣地描述法国仕女的爱情、凯瑟琳·美第奇的美德、玛丽·斯图亚特的美丽、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的机智。很可惜他这些迷人的故事都无法予以证实。他认为：“拘泥于一个圈子里过活并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曾如此做过。一个人必须大胆地在各方面冒险，在战场上如此，在爱情上也是如此。”他的智慧达到更圆熟时，他认清了：“上帝给我们婚姻最佳的祝福，是姣好的后代，而非乐享齐人之福。”……亨利四世的朋友、国家参议员、法官迪图，曾帮着草拟《南特诏书》，并花上他大半生的时间，写了《生涯历史》（Historia sui Temporis，1604—1608年），此书以其学识、公正、及指控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的爆发”的勇气而闻名于世。索利公爵也在他的晚年，得秘书之助，写成著名的作品《亨利大帝逸事》，他以此书奉献给“法国，所有的好战士及法国人民”……在路易十三治下的最后一年，一个由让·博兰德（Jean de Bolland）领导的佛兰德斯耶稣会会员的团体，开始发行《使徒行传》（Acta Sanctorum），叙述那些依照天主教教条起居的圣徒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审慎的批评。虽然耶稣会一再变迁，他们这种工作一直进行着，到1910年已出版了65卷。一些宗教贩子曾提出了他们的抗议，但这种工作一直被教会认作最有学术意义的探讨而继续不辍。最后，我们还须提一下那无处不插一手而又不可思议的黎塞留。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文采，并传下了著名的回忆录——虽然这个回忆录稍微偏袒了枢机主教，却在那些无可匹敌的法国回忆录中，享有极高的评价。

无足轻重的诗人在此时充斥了整个法国。西奥菲尔·维奥（Théophile de Viau）、文森特·沃图雷（Vincent Voiture）、霍诺拉特·布埃尔（Honorat de Bueil）等人的作品，至今仍然被一些忠实的法国人阅读着，即使仅局限在学校。西奥菲尔放荡不拘的爱和诽谤性的刁疑，使他成为当时的维庸，他因而招致被判火刑，但后来改为放逐。沃图雷如春风般的机智，使他变成了朗布耶沙龙里最佳的讽言家。波舒哀年仅12岁就在该沙龙中做午夜布道时，沃图雷幽默地称之为“从未听过的，最早也是最晚的传道”。

在那个时代，出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诗人。其中，马莱伯阐述了“每一个时代，如要使它别具风格，必须指责与推翻过去”的原则。伟大的龙沙在马莱伯年轻时仍健在，他和他的七星诗社曾使法国诗走向古典的模式和主题。然而他们的接棒人，日后却钻研于十四行诗，他们的一些情妇则沉湎于古代的语法、新奇的句型、意大利式的理解力、笨拙的倒装句、隐晦的暗示和奥秘的神话。马莱伯崛起后，认为这些已经够了，是该停止的时候了。马莱伯在1555年生于卡昂（Caen），在巴塞尔和海德堡（Heidelberg）求过学，并曾花数年时间游历各处。他被网罗入法国朝廷时，已50岁。虽然他表现鲁莽而不恭，但他我行我素，成了亨利大帝眼中最宠信的诗人，亨利大帝赐予他的“称颂比金钱多”。他卖诗给出高价的人，赖以维生，并撷取前人的精华，推广他本人的作品。就好像朗布耶沙龙的“矫揉造作”一般，他向那些乡野鄙里的、累赘冗长的文句提出挑战。他摒弃了那些倒装句法、暧昧的文句、口语文章、乡土文章、吹嘘文字（对国王尤其过分）、添凑语、刺耳的音韵、违反语法、外来语、拉丁语法、专门用语、诗的破格用法和不完全的韵律。他特别注重文章中思想的高尚、表达的精简、韵律的和谐、譬喻的一致及叙述的条理和句法逻辑化。好的著作必须诉说清晰，并悦人耳目。间断常造成一种听觉上的不适和呼吸上的不均。马莱伯就曾在仆役的耳边试过他诗句的韵律。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诗《慰藉》（“Consolation”），这是他为一位哀悼亡女的朋友写的：

毕竟她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最美好的事物总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一朵玫瑰

在晨曦里含苞待放……

但死神无处不咄咄逼人。

我们无望地向它祈祷，

它却掩塞双耳，

任我们哀号。

可怜的老人在他的茅屋里，在葺草屋顶之下，

无言地服从了它的定命；

然而，即便是看守卢浮宫大门的卫士

也不能阻止他亲近吾王的心愿。

马莱伯的原则，似乎比他的实际作为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他的诗从他的原则里感染了冷漠的气氛。当代从事散文改革的巴尔扎克就曾指出，在马莱伯的诗中，他只见到优美的散文。虽然马莱伯是一位注重原则而不重实际的人，但朗布耶沙龙仍把他当作该组织的核心，学院也接受了他的箴言，而布瓦洛甚至将这些箴言当作古典风格的基础。它们在往后两个世纪中，变成法国抒情诗人披着坚毅而高尚的外衣。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马莱伯渐渐地成为诗宗及解决文学风格和语言疑难的哲人。一些崇拜者称颂他是“空前伟大的雄辩家”，而且他也同意。“马莱伯的作品将永垂不朽。”在他垂死的病榻前（1628年），他甚至不忘从最后一次昏迷中醒来，只是为了谴责护士的用词不当。

马苏林·雷尼耶（Mathurin Régnier）认为马莱伯是惹人生厌的人，他忽视马莱伯的原则，而且像维庸一样，写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诗。他在维纳斯堡（Venusberg）削发为僧时如此迷惘，年纪轻轻的他，看起来已非常苍老。31岁时，他因染上了痛风和梅毒，显得孱弱不堪。他仍认为“每个女人我都喜爱”，只不过她们越来越挑剔而已。他写了些法国文学上最具力量的诗，鲁莽的性爱、残酷的讽刺是它们的特色，几乎可与贺拉斯的格调、尤维纳利斯的醋意匹敌，其中穿插着他所见所觉的人或地，益见生动。他嘲笑“矫揉造作”、纯洁不邪的诗句和马莱伯严谨的古典作品。从内心发出的热情，比之传统的文法、修辞学和韵律学，赋予他的诗更多的养分和生命。在古典主义刚兴起的时刻，浪漫主义又激起了它的浪花。即使是科学与哲学都不免因自我吹嘘，而遭到雷尼耶的攻击：

做着梦的哲学家呀！

你们趾高气扬地谈论着——像小孩子一般。

你们不能从地球跳到另一个星辰；

却要使整个穹苍随着你们的韵律舞动，

用宇宙的尺度，衡量你们的论述……

你们提着一盏小灯，

走向深不可测的大自然。

你们说你们因而知道了花儿色彩的故事……

描述着天国与地球的奥秘；

啊！

你们的理智欺骗了你们，

正如你们的眼睛一样。

1609年，雷尼耶成了亨利四世的宫廷诗人。4年后，他因纵欲过度而死，享年39岁，死前他曾自拟了墓志铭：

我活着，不带一点思想，

依照自然美妙的法则，

逍遥自在地过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神会记起了我，

我可不管纾尊降贵去想起她。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高乃依是黎塞留时代的文学巨子，他使法国戏剧成为文学，而且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戏剧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许多试验。1552年，埃丁尼·乔德尔（Etienne Jodelle）上演第一出法国的悲剧，模仿塞涅卡的悲剧也继之而起。它模仿塞涅卡暴力、心理分析及华丽的辞藻，但除去了古典式的合唱，被套入所谓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之中，亚里士多德只要求情节的统一而并未要求地域的统一，也不坚持时间的统一。博学的斯卡利杰尔·朱利阿斯在他《诗论》（Poetices Libriseptem，1561年）一书中，却要求所有戏剧家遵循希腊和拉丁的形式。沙普兰在1630年重复这一要求，但这一争论在英国因一位既拙于拉丁文又不精希腊文的乡野天才的兴起而失败了。在继承拉丁语文及文化的法国，却获得全面的胜利。1640年后，塞涅卡三一律的形式在法国悲剧舞台上，历高乃依和拉辛，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帝国复辟，把持了法国上演的悲剧，直至维克利·雨果的《赫纳尼》（Hernani，1830年），浪漫剧赢得其历史性的迟来的胜利。16世纪，法国的戏剧上演并无定所，而寄托于学院且需奔波于宫廷与宫廷、厅堂与厅堂之间演出。1598年，第一家永久性法国剧场建于莫肯塞尔街的博格尼旅馆。1600年，又有马亚斯剧院于现在的维埃尔街开幕。二者的形式均是中央一长形的场地，下层阶级站着，一面吃、赌、吵，一面欣赏剧情的进展。沿着墙壁是两排包厢，专供有钱的士绅使用。在黎塞留朝代以前，仅有一些邋遢的妇女跑跑龙套，参与演出。舞台位于长方形的一端，距离观众太远，以至演员们根本不须用面部的表情来传达感觉和思想，只要放大音量使远处观众能够听见。演出时间都是在下午，通常在5点到7点。由于这两家剧院皆处于危险地区，因此法律规定演出必须在天黑前结束。在莫里哀以前，演员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时女性角色均由女人担任；同时为了增加剧院的收入，特别在喜剧中对“性”做夸大的强调。教会和议院曾尝试净化或压抑喜剧，但无成效。黎塞留一方面资助、监督剧作家，一方面自己亲临观赏演出，又和罗特劳（Rotrou）、斯卡龙等剧作家合作写剧本，因而提高了法国戏剧的道德水准。在他全面督促下，高乃依的先驱者——加尼尔（Garnier）、哈迪和罗特鲁——替《李·奇德》（Le Cid）成功的新时代铺下了坦平之途。

高乃依在成名之前也曾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于1606年生于卢昂，生长在这个小省会里，他接触不到巴黎的文学气氛和文学研讨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的法官，能供给他上当地最好的耶稣学院。在这里，那些热心的教育学者把戏剧当作一种教育的工具，教导学生们参演拉丁、古典或其他的戏剧，这种耶稣会训练影响了法国戏剧的主题、技巧与风格。当然无人期望高乃依成为一位剧作家，他受的是法律的训练，而且曾开业一段时间，而雄辩的艺术和习惯对他日后悲剧中的铿锵言词多少有些作用。

21岁那年，他同时陷入爱情与诗的旋涡中，他的爱遭到拒绝，只好在韵律中寻求慰藉。受了这次创伤，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抑郁而胆怯，把对爱情的向往寄诸戏剧写作中。11年后，他才找到一位妻子——还是黎塞留的帮忙——但在同时，他构思了一系列的悲剧、爱情喜剧和英雄豪侠剧。1629年，他到巴黎发表了他第一出戏剧《梅利特》（Mélite），并在博格尼旅馆的剧院上演。此剧描写爱与风流艳事的荒谬事迹，但它生动的对话使此剧大大地成功，高乃依陶醉在成名的喜悦里。黎塞留要他和另外4个剧作家根据枢机主教建议的题目和结构写剧本，高乃依不甘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因而触怒了枢机主教。盛怒之下，他回到卢昂，此后他继续支领黎塞留每年500银币的恩俸。

受到麦雷特（Mairet）的悲剧《索福尼斯比》（Sophonisbe）演出成功的激励，他放弃了喜剧，转而研究塞涅卡的悲剧，并于1635年在巴黎发表他的作品《美迪》（Médée）。此剧中，他首次表露他基本的特质——有力的思想和高贵的言词。此后他塑造的舞台人物仍不免稍有瑕疵，但都是很有地位的绅士淑女，充满着高尚的情操，而这一切赖以表达的是华丽的言词和严密的推理。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埃德蒙·瓦勒听了《美迪》之后，喜见一位新的艺术大师的出现。他说：“别人……（单纯）作诗，高乃依则是唯一具有思想的剧作家。”最高的艺术是隐含哲学的艺术，从罗马和希腊英雄剧里，由于他受耶稣会牧师的影响及他特有的忧郁和孤独的沉思——壮丽的亚历山大诗行，在其梦际即已成型——高乃依成就了法国戏剧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和风格水准。

他还受到另一种戏剧文学的吸引和影响，他由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获得的启示很少，因其太忽略古典法则，无法投合他古典的思想形态。但这时，西班牙热衷于戏剧，并极力推崇韦加、狄尔索、卡尔德隆等人，将之誉为自索福克勒斯、泰伦斯及塞涅卡以来为数不多的悲剧承继者。在西班牙的戏剧中，高乃依发现一个自然的戏剧主题——荣誉传统在面临侮辱或诱惑时必须以死亡为代价。他学习西班牙语，阅读卡斯特罗的《拉斯·莫切达迪·奇德》（Las Mocedades del Cid，约1599年），和莎士比亚一样毫不客气地借用情节，写成了法国文学上最著名的戏剧。

《李·奇德》于1636年演出，观众觉得在法国的舞台上从未上演过如此生动有力的戏剧。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它是如此之美，即使是最冷酷无情的妇女也会亢奋，她们有时也会不由自己，在公共剧院中任由感情奔放。那些平日很少离开金碧辉煌的大厅、雕着鸢尾花的靠臂椅的人，也出现在包厢里。”很少人知道这些情节是借来的，高乃依也坦白地承认，大家惊异于错综复杂的微妙情节。出身高贵的奇米尼与贵族罗德里格深深爱恋着对方。但奇米尼的父亲堂·戈梅斯与罗德里格年老多病的父亲吵起来，而且侮辱了他。罗德里格在荣誉心的驱使下，觉得应该为他的父亲报仇，向堂·戈梅斯挑战并把他杀死。奇米尼虽深爱着罗德里格，却决心请求费南德国王将罗德里格驱逐或斩首。荣誉与爱情的冲突，使故事和复杂的情感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力量。罗德里格将自己的宝剑献给奇米尼，并请她杀死自己，但她迟迟不忍下手。他离她而去，与摩尔人作战，拖曳着掳获的国王与如云的荣誉回到了赛维尔，所有赛维尔人都歌颂着他的名字。奇米尼仍祈求他的死亡，费南德国王拒绝了她的请求后，她发誓将委身于任何能将她所爱的人杀死之人。桑乔接下这份工作，罗德里格愿意死在桑乔手下。奇米尼懊悔她的报复行为，哀求他防御自己，最后他制服了桑乔，但赦免了他。结果荣誉传统获得满足，奇米尼接受了他的爱，一切皆大欢喜。

有半季之久，巴黎赞美奇米尼的美，并为她这样做是否明智辩论着。黎塞留已禁止决斗，而剧中决斗似乎仍是最高法律的一部分。憎恨黎塞留的贵族们，以此剧表现了自掌法律的贵族政治而感到光荣。枢机主教因高乃依曾拒绝接受其文学指导，对他这次的成功不以为然。他要求他新成立的学院就此剧发表一篇公正的评论，而且毫不隐瞒他的意愿——对此剧做不利的批判。学院延长讨论，以使火暴气息冷却。最后，经过了5个月，他出版了《观点》一书，总之此批判是适度而公正的。显然它反对赞扬浪漫的爱情，认为结局缺乏真实感，认为奇米尼在罗德里格与桑乔交战前向罗德里格最后说的话不合适又荒谬空洞——“待你胜利归来，奇米尼即作为你的战利品”。但是，学院很漂亮地以一段结论缓和了以上批评：“即使博学之士也应该原宥一部作品的逸出常轨，它能引起社会的共鸣，必有其特殊的美……而且其热情的自然和激烈，思绪的有力和微妙，及混合着瑕疵的一种无以描述的魔力，使它在同类法国诗中获得很高的评价。”

学院以后再也没有从事文学批判的工作，高乃依为了缓和这种情势，将已出版的《李·奇德》献给枢机主教的爱侄，并将他下一部杰作《贺拉斯》（Horace，1640年）呈献给枢机主教。李维在《历史》一书中提到这段传奇：

在同一天，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一对孪生姐妹各生了三胞胎的男孩。作父亲的分别是罗马的霍拉修斯（Horatius）和阿尔巴·朗加（Alba Longa）的克里亚图斯（Curiatus）。等到孩子成年，这两个家族又以克里亚图斯的女儿萨比娜（Sabina）与霍拉修斯的儿子贺拉斯联姻，及霍拉修斯的女儿卡米拉（Camilla）与克里亚蒂（Curiati）的三胞兄弟之一缔婚而结成亲家。

那时，这两座城市正浴于血战中，两军正面交战。卡米拉与萨比娜在罗马的军营极度害怕，因而萨比娜就发出了充满女性主题的呼喊：

吾为罗马人！啊！因为贺拉斯是罗马人！

自出嫁以来，我得此名衔，但如果我因此而不得再见我出生的故乡，则此结合将陷我于奴役禁锢之中。

啊！阿尔巴斯土！我生命中第一次呼吸！阿尔巴斯土！我挚爱的土地，我的第一所爱，眼见战争在你我之间掀起。

我害怕我们战胜，正如害怕我们战败。

如果罗马，你抱怨这是对你的背叛，那么选择那些我可以恨的人与之为敌吧！

我从你的城墙中，看见两军交锋，一方是我的3个兄弟，另一方有我的丈夫，我又怎能祈祷上苍助你得胜而不致冒渎他呢？

高乃依的主题不仅是人与人、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争战，而且是内心忠贞与情感的冲突，正义与正义不能两全的悲剧。基于这种高尚的情操，他的笔凿出了简洁有力的词汇，及势如千军万马、铿锵和谐的句子。

阿尔巴的司令官提醒罗马人，他们和阿尔巴人是同一血统、同一土地上的（高乃依此处是否想到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若因内部的不和而瓦解了意大利（法国？）是有罪的。而且他建议：以3个阿尔巴人和3个罗马人的决斗来解决战争。此议被接受了。妇女们于是有一小时既忧且喜的时刻，阿尔巴首领选了克里亚蒂的三胞兄弟，而罗马也选了霍拉蒂的三胞兄弟，妻子们伤心哀悼，英雄们也一度在她们的眼泪下软化。但霍拉修斯这位父亲，道出了男性至上的主题，谴责他们是在和妇女们浪费时间，因为荣誉正在召唤：

尽你的责任吧！将其他的一切付诸天命！

上帝搜寻着！克里亚蒂三兄弟被杀，而霍拉蒂三兄弟只贺拉斯一人幸存，他妹妹卡米拉怨詈他杀死她的未婚夫，诅咒罗马、战争和它光荣的传统。嗜杀的凶性被挑起，贺拉斯在盛怒之下又杀死了他的妹妹，以她不配作为罗马人；他的妻子萨比娜谴责他残忍，哀恸她逝去的兄弟，要求贺拉斯将她一并杀死，但贺拉斯试图要她了解爱国主义是超越爱情之上的。

这个情节当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其可信度还算高的，戏剧的定义本来就有别于寻常事物，如果它们只如实地描述现实，也就不成其为戏剧了。如果能略过不相关而选择有意义的部分，我们对生命产生更圆满的关照，戏剧将擢升为艺术。高乃依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的推崇。他主张人应不畏艰苦，尽其应尽之责，反对那些在他之前泛滥法国舞台的放纵爱情观念。他剧中的主角不是情圣，而是爱国者或英雄。

他从天主教的编年纪中选了一位圣者作为他一出更强烈的戏剧的主角。圣伯夫说：“世人皆知《波连克特》（Polyeucte），知它且能背诵。”此处结构甚为古典，完全符合三一律，但呈现的是强而错综的悲剧。时至今日，唯有剧中的滔滔雄辩，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在舞台上，荣军院（Invalides）或卢浮宫庭院里，夜晚星辰之下，法国演员穿着庄严华美的戏装，慷慨陈词。而且那时我们甚至像是会法语，具有法国人的心境，重燃年轻的赤诚。《波连克特》的情节是一位新近皈依基督教、自负而有教养的罗马人——波连克特——决心捣毁异教神祇的祭坛。时间是249—251年，地点在美利蒂尼，罗马在亚美尼亚的前哨。全剧以罗马总督费里克斯的宫殿作为背景。由于罗马人的统治，所有基督徒濒于死亡边缘，他们被迫参加一项全国性的祈祷大会，并献身对古老神祇的祭礼，以祈求上天助罗马对抗围绕于四周的野蛮民族的入侵。身为皈教者，波连克特心中充满了热情，他很戏剧化地鼓舞基督徒起来反抗皇帝的敕令。他对妻子宝琳——总督的女儿——的爱阻止了他这么做。但是，有如高乃依剧中真正的英雄，他为担负起责任而牺牲了爱。当着费里克斯的面，他和一位朋友打断了异教的仪式，并恳求那些异教徒舍弃淫逸的宙斯，改信天地间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的基督徒的上帝。为揭发罗马众神的无能，他们登上祭坛将仪式用的器皿及宙斯的雕像倾倒在地。费里克斯逮捕了这些暴乱者，宝琳恳求丈夫为他的亵渎神圣忏悔，他反而要求她与他同信上帝，她于是向父亲求情，然为其所拒，她决定改变她的信仰，并准备伴夫一同就死。费里克斯在深受感动之余，辞去了他的职务，而成了一名基督徒！突然，迫害终止了。费里克斯再度被任命，波连克特也殉道了！

除了殉道及亵渎祭坛的神圣外，高乃依不过是对历史稍加润色，同时傲然地侮辱圣者和残暴的行为也是他的独创。作者在朗布耶厅朗诵此剧本时，包括主教在内的好几位听众同声责难波连克特为不必要的残酷与极端。高乃依曾一度考虑不发表它，不过它在舞台上的成功，把他的事业带入巅峰。在以后的41年中，他致力于剧本的写作，与拉辛互争长短，但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已经写出了他最伟大的3出戏剧——有人说此剧在法国戏剧史上是最杰出的。这些戏剧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和19世纪法国的“浪漫”剧截然不同，因此必须借助想象力来解释它们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以及对现代戏剧的影响。与莎士比亚一样，高乃依也是浪漫的，而且比在笛卡儿的谨慎与精细中学得更多的热情。随着那个时代的古典理想，这种热情虽很生动地被表达出来，不过多少蒙上了理性——或是辩证——的色彩。无数的辩证是这些戏剧的基石，因此它们的光芒也就无法如拉辛耀眼逼人。舞台上没有动作，有的只是叙述、劝诫和雄辩，高乃依描写的人物都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不过就法国人而言，这些不足都在高乃依华丽的文体和雄伟的主题下消失了。如果我们想在任何艺术作品中寻求高贵的情操，让某些思想或感觉提升我们超越自己或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可在高乃依的作品中找到。他的作品似乎是为政治家和哲学家而写，他遣词造句有如推敲乐曲。现在这种古典的贵族化的精神——以理性抑制热情，造型支配实体——掺杂了坚忍主义式的自我克制、西班牙式的光荣及法国式的睿智，产生了迥异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品，与拉辛、莫里哀一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珍贵而璀璨的一页。

建筑

是否古典思想对所有艺术的影响一如其在文学上的显而易见？面对那个时代留传下来的法国建筑，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哥特式的教堂如奥尔良大教堂即以哥特式重建的，但是许多老式的教堂——如圣杰瓦伊斯和圣埃蒂尼—蒙特的教堂——却被重新装饰以文艺复兴式的外貌。新式的教堂可能完全显示出新意大利式的风格，因此勒梅西耶·杰克斯设计的索邦教堂，即以圣彼得教堂——其柱、墙、圆顶——等为模型。就建筑而言，有如道德、文学和哲学，异教的复活给基督教一种崭新夺目的外貌。

甚至耶稣会会员也被卷入文艺复兴的潮流，自此以后，更迅速地、如出一辙地，他们摆脱了中古时代的束缚。最初几个时代，在罗耀拉和雷恩斯的领导下，他们是严峻无畏的传教士和正教及罗马教皇的虔诚卫道者，但在特伦特会议上，他们保全了一些人文主义的标准。此外，正如古典文学一样，建筑在他们执教的学院里被列为主要课程。于建筑方面，他们著名的教堂均采取半古典式的建筑。从他们罗马光辉灿烂的格苏教堂，他们携带这种华丽装饰的风格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他们并非毫无变化地以丰富的装饰令人折服。最著名的建筑家——曾替奥尔良大教堂的袖廊正面设计的建筑家——在不违背其风格和预算的前提下，以最淳朴的结构设计教堂和学院。不过教会蓬勃后，教堂建筑也随之趋于典雅富丽。1627年，一般称之为耶稣堂的教堂在巴黎完成，外部是罗马式的，其内部的柱头、圆拱及飞檐都雕刻着精致的花纹，飞檐和唱诗班席位上的拱形圆屋顶和谐地交叉相合，以支撑光亮的穹隆。伊夫林在1644年遨游巴黎时，称赞此教堂为“欧洲最完美的建筑之一”。此建筑不属于令人感觉不快的巴洛克式的风格，它并无扭曲或怪异之处。在法国，巴洛克风格被贵族化的风格端庄化了，犹如龙沙和马莱伯把拉伯雷的残锐磨平一般。

宗教战争期间，宗教式的建筑式微，而和平时期，平民式的建筑兴起，市政厅也林立于拉·罗契尔、里昂、特鲁瓦、兰斯诸城市。在巴黎，凯瑟琳·美第奇希望把卢浮宫让给查理九世及其王后，雇了菲利伯特·德洛姆（Philibert Delorme）为她及其随从建了土伊勒里宫，此名取之附近的陶器砾瓦。此新宫位于现在的卡鲁塞尔广场，即卢浮宫西侧，沿着塞纳河绵延807英尺，正面采取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和科林斯式的柱子。此宫焚毁于1871年，只留下花园——悦目的图里雷斯花园。

城市建筑在亨利四世在位时迅速翻新。新桥于1604年通车，成为横跨塞纳河最受欢迎的桥。市政府建于亨利四世驾崩那年，1871年以前，它一直与圣母院、卢浮宫鼎足而立，使法国人引以自豪。与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一样，亨利四世召集艺术家于他的羽翼下，了解他们并协调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为他扩充了卢浮宫，加上了地方植物阁，而且把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宫以大画廊连接起来。在枫丹白露，他们建造了礼拜堂、牝鹿走廊、椭圆形沙龙宫、多菲尼门和晨钟走廊；枫丹白露在亨利的领导下实现了法国的文艺复兴。

寡妇玛丽亚·美第奇在和黎塞留冲突以前，曾要布罗斯·萨洛蒙为她设计普拉伊斯卢森堡宫，位于塞纳河以南的沃吉拉德街。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摆脱她后，他们授权勒梅西耶再次扩充卢浮宫作为政府的所在地。那时霍络奇阁（I’Horloge）已完工，侧旁厢房也大大地扩充了，而此气度轩昂的建筑，成了当今卢浮宫的主要部分。由于勒梅西耶的计划，黎塞留在巴黎建立了极尽奢侈华丽的卡蒂纳尔宫（Cardinal），里面陈列着绘画、雕刻及其他艺术收集品，其中包括了曼泰尼亚、达·芬奇、韦罗内塞、米开朗基罗精心的杰作。宝藏的大部分经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而到了卢浮宫，并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在住宅式建筑方面，弗朗索瓦·芒萨尔重新改造了巴黎建筑物的轮廓，他创新一种双重斜坡的屋顶——屋顶有两个坡度，较低面比较高面陡峭，作为雪雨的流通处，并让顶楼有较大的空间；很多巴黎的学生或艺术家都曾住过这种双斜式的阁楼。在巴黎芒萨尔设计了好几所教堂，又在法国各地设计了许多城堡别墅——最成功的一座位于巴黎近郊，现今的米松·拉菲特（Maisons Laffitte）。1635年，加斯顿任命他重建其在布卢瓦的家族城堡，芒萨尔只完成了西北边厢房部分，其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和壮丽的楼梯，仍然是“法国最精巧的建筑师”的主要杰作。

其他艺术

古典传统在法国的文雅和敏感中被冲淡了，在同一思潮下，雕刻家们美化了教堂、大厦、花园及伟人的墓园。热尔曼·皮隆（Germain Pilon）继承了切利尼（Cellini）、普利马蒂西奥（Primaticcio）、让·古琼（Jean Goujon）等人文艺复兴式的典雅，但也没忘记哥特式的纤细与力的结合。他的杰作是3座墓园。一座位于圣丹尼的僧院教堂，凯瑟琳·美第奇与其露水丈夫亨利二世死后即合葬此处，王后使它有了理想化的美，以求温暖她孤寂的芳心。另一处如今在卢浮宫，是光荣的里尼·毕拉格（Renéde Birague）——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的首相——一幅骄傲屈服于虔诚之下的景象，一块柔软的布幔嵌刻在铜板上的奇景。旁边是里尼的太太瓦伦蒂尼·巴尔比亚尼；在上方是这位青春年少的贵妇，穿着饰以图案的长袍。在下方，同是这位大美人，却无情地被雕成尸体的模样，虽具有姣好的脸蛋和四肢，胸部满是皱纹，乳房下陷而空荡，这是对当时对美的亵渎一个有力的抗诉和嘲讽。单只这些坟墓就足以使皮隆凌驾当时法国任何一位雕刻家之上，但他又加上许多引人入胜的雕像，如今这些都齐集于卢浮宫中，成为法国无价的宝藏。

在那里，数步之内可见到皮隆后继者的杰作：巴斯里米·特雷布莱（Barthélemy Tremblay）的亨利四世雕像，如真人般大小，嘴角带着一抹媲美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巴斯里米完成的蒙特莫伦西的坟墓；皮埃里·布里亚奥德（Pierre Briard）完成生动的雷诺米（Renommée）——一位裸女正鼓着脸颊吹气，在风中写诗——像是在诠释约翰·济慈的诗：“此处躺着一位女郎，她的名字写在风里。”在尚蒂伊的礼拜堂有一座雅各·萨拉辛（Jacques Sarazin）为枢机主教贝鲁尔所作的纪念碑。这些雕刻家，有几位在罗马研究雕刻，并带回了由贝尔尼尼开创的巴洛克式的式样，倾向夸张的装饰、动作和情感；但此种夸张在黎塞留的冷眼和路易十四对古典的爱好下消失无踪了。平滑完美的《伟大的世纪》（Le Grand Siècle）也已出现在让·瓦兰（Jean Varin）的大奖牌中，他是由列日迁到法国的。而且在他为黎塞留、马扎然及奥地利的安娜皇后所作的小型肖像，使他成为史上最有成就的雕刻家。

即使法国没有为我们留下雕刻、建筑或绘画，她在一些次要艺术上的成就仍会赢得我们的礼赞。甚至在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这段外敌侵扰期间，法国的绘画、雕刻、瓷釉、冶金、金工、铸工、木工、丝织、织锦画及庭园设计，仍可媲美——有人说超越了——当时由佛兰德斯到意大利的类似产品。雅各·卡洛（Jacques Callot）画中的吉卜赛人、乞丐和流浪汉散发出强烈的生命气息，他一系列的蚀刻——《战争的悲惨》——超前两个世纪。这个时代的铸铁艺术可从卢浮宫中加雷里德·阿波龙（Galerie d’Apollon）的铁栅来评定。织锦画被视为和雕刻或绘画一样重要的艺术。让·戈布林（Jean Gobelin）于15世纪在巴黎开设了他的染坊，16世纪又增设了一间织锦画工厂；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建立了另一工厂，第三家由亨利二世在首都设立。凯瑟琳·美第奇在贝约讷召见西班牙公使时，随身带着她的22片为弗朗索瓦一世所织的织锦画，以显示法国的财富之盛和艺术之美。亨利二世时，这种手工艺术渐趋式微，但亨利·果特征募了新一代的佛兰德斯的设计者、染匠、织匠来到巴黎的戈布林工厂，重新恢复了这种艺术。在他统治期间有五幅最著名的作品，其中《黛安娜之猎》（The Hunt of Diana）现存纽约摩根图书馆。

由室内装潢可感觉出由意大利渗入的巴洛克式风格的影响，椅子、客桌、大箱、餐橱、架橱、床架皆有华丽的雕刻和弯曲的线条，并常嵌入乌木、碧琉璃、半宝石、玛瑙，或被饰以小的雕像。在路易·特雷泽（Louis Treize）时代，许多椅子都装有天鹅绒、刺绣或织锦。墙壁、檐板和天花板可能被雕或画上植物或动物形态的嬉戏图。壁炉已经丧失一些中古粗犷之风，有时还被饰以五彩精致的错综图饰。

在陶器方面，由两位老人而达其全盛时期。利穆赞（Limousin）直至1574年才造出搪瓷制品，使他在弗朗索瓦一世时颇负盛名。另一个是巴利西·伯纳多（Palissy Bernard），他生于1510年，死于1589年。巴利西是一位醉心于陶器艺术的人，同时对农业、化学和宗教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从石头的形成到神性都深感兴趣。他研究不同土壤的化学性质，选择最佳的黏土做窑，而且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一种白色的瓷釉，能够着上精致的色彩。他典当一半的财产以维持他的制陶熔炉，而且他雇不起助手，凡事均亲自动手。他常常划破手，他说：“喝汤都得用我绑着破布的手。”……“如此工作10年以后，我瘦得在手臂或腿上找不出一块肌肉，我的腿细长若竹竿，而我用以系住袜子的袜带（不再有任何作用）……走路时，我的长袜却掉到褴褛的鞋子上”。他的邻居们都责备他迷恋魔术而忽略他的家庭。约1550年，他找到了他一直找寻的混合物，造出了彩虹色的瓷釉，使用它做成容器和小雕像，上面饰以光彩夺目的鱼、蜥蜴、蛇、昆虫、鸟、石头等各式各样的自然物。凯瑟琳·美第奇喜欢在她的花园和花圃中放置这些工艺品，她在土伊勒里给这位老陶工一座工厂，而在新环境里，他加添了水晶和河边女神等装饰品。他是热心的新教徒，却未遭圣巴托罗缪屠杀的厄运。因为凯瑟琳皇后的朝臣们为他的花瓶、杯盘、烛台及其古怪有趣的构想着迷。但在1588年，天主教联盟再度对新教徒施行迫害，巴利西被逮往巴士底监狱。一份1590年的日志记着：“在这年（1589年），在巴士底监狱的地牢里，巴利西，一位因宗教被捕的罪犯，去世了，享年80岁。他死于悲伤、恶劣的待遇及匮乏中……他的姑母曾至监狱探视，并询问他的状况……狱吏告诉她，如果她希望看到他，可沿着监狱四周土堤在人狗尸体混杂的地方找到他。他们把他像狗般丢弃在那里。”

普桑与其他画家

法国的绘画仍局限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桎梏中。佛兰德斯的织锦画者支配了巴黎的艺术，而佛兰德斯的画家们在巴黎、里昂、图卢兹、蒙彼利埃、波尔多等地兴盛起来。此时最好的法国肖像画是旅居法国的佛兰德斯人弗朗索瓦·克卢埃（Franois Clouet）所作的《可爱的奥地利女皇伊丽莎白》，年轻的法兰斯·波伯斯所作的《骄傲的亨利四世》，而最出名的是尚帕涅的《黎塞留》。

这段时期法国绘画的主要影响来自意大利。学艺术的学生都到罗马，有些是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成行的，回国时却徘徊于17世纪佛罗伦萨的理想主义和17世纪博洛尼亚或那不勒斯黑暗的现实主义之间。西蒙·武埃（Simon Vouet）在14岁时（1604年）就以绘画闻名。三个国家都在争取他。查理一世曾想把他留在伦敦，但是桑西男爵带他一同前往君士坦丁堡担任一项特殊使命。在苏丹召见大使一小时之内，西蒙暗中研究他的面孔，画出这张不凡的艾哈迈德（Ahmet I）的肖像。回程经意大利，他爱上了威尼斯、韦罗内塞及罗马的卡拉瓦乔，那些地方的公爵和枢机主教都善待他，他因此在意大利停留了15年之久。1627年，路易十三召他回国担任宫廷画师，每年给他4000银币恩俸，并在卢浮宫里给他一个房间。不久，整个法国都需要他了，他装饰了黎塞留庄园的礼拜堂，为圣尤斯塔切教堂设计祭坛，提供皇家织锦画的图案设计，并为宫廷画肖像。由于专心于他的使命，他召集了一些助手组成一间学校，后来成为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在那里他训练出并雇用了勒叙尔（Le Sueur）、麦纳（Mignard）、勒诺德（Le Ntre）、布尔东（Bourdon）和勒布仑（Le Brun）。他留传下来的作品几乎不能用来解释他为何具有如此高的声名，但他是法国历史上绘画达到巅峰时期之前的关键人物。

勒南三兄弟安东尼、路易斯、马蒂厄，改变了时代的路线。他们以抑郁的同情画出农人的生活，并在农民身上发现了17世纪法国无言的贫困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也把他的画笔对着这些低阶层的人民，他的《农夫》（A Peasant Man）和《农妇》（A Peasant Woman）几为当时绘画作品之冠。我们可以由他的《看相者》（Fortuneteller）以高价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而鉴定其价值。类似这种由宫廷而到田舍的转变，是这个时期法国绘图的特殊成就——风景渐成为绘画艺术的主要特质。

尼古拉斯·普桑的父亲是亨利四世军队的一名士兵，在伊夫里战役驻扎于尼古拉斯·德莱塞蒙（Nicolas Delaisement）的家乡，他娶了尼古拉的女儿——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家妇，在接近诺曼底的李斯·安德利（Les Andelys）附近躬耕而食。他们的儿子热爱田园风光，而且有时也以铅笔或钢笔把风光的瞬间捕捉住。昆丁·瓦兰（Quentin Varin）到李斯·安德利装修一所教堂时，年轻的普桑热切地注视着他，请求瓦兰在素描和绘画方面指点一二。瓦兰离开后，18岁的普桑（1612年）即离家出走到巴黎学习艺术。在巴黎，他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发现雷蒙迪（Raimondi）雕刻的拉斐尔作品，又使他的生命光耀起来。在这里普桑得到两个启示：线条，而非色彩，是艺术的工具；其次，罗马是艺术之都。前后八年，他一直尝试到达那里。有一次他已远至佛罗伦萨，但是在无钱、生病、沮丧失意下，又回到了巴黎。他再次尝试，但被债主阻于里昂。在卢森堡王宫，以一些不入流的绘画来偿还他的债务并维持贫贱的生活。1622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尼到了巴黎，雇用他为他的诗《阿多尼》绘图。普桑的图画博得马里尼的赞赏及一些佣金。普桑勤勉地作画，将赚得的每一分钱储蓄起来，终于在1624年到达罗马。

马里尼把他推荐给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巴尔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说：“你将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着魔鬼似的狂暴，疯狂地沉浸于绘画中。”他也醉心于意大利。但他热衷的是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断壁残垣的美，对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绘画则没有多大兴趣，他发现古代残留下来的壁画对他的吸引力还不如罗马本身——远景、田野、树木、山峰、特有的土壤。与一些日后的热心者一样，他一定极欲知道为何上帝不让他生在意大利。

枢机主教巴尔贝里尼任命他画《杰马尼科斯之死》来试验他，结果令人满意，不久普桑的艺术几乎无所不包了。他的赞助人——俗世的或教会的——渴望裸体画，他一度以女性化的作品来满足他们，如为枢机主教奥摩迪奥（Omodeo）所作的《佛洛拉的胜利》（Triumph of Flora）及为黎塞留所作的《酒神祭的一景》（A Bacchanalian Scene）。他在罗马定居下来，36岁那年与一位17岁的女孩结婚，而且过了10年与她和油料厮守的快乐时光。那时（1640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召唤他回巴黎。普桑说：“我回去就像是去接受腰斩两半的判决。”他得到很高的荣誉及1000银币的恩俸，但面对巴黎艺术家们的恶性竞争，他觉得极不自在，于是又匆忙赶回意大利（1643年）。他在品西安山（Pincian）买了一幢房子，就在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隔壁。在那里他专注艺术的创作，安享宁静的家居生活以至天年。

他的生涯有如他的画，是古典的组合，是秩序，有分寸和自我约束的楷模。除了绘画工具外，他没有一般艺术家的表征。他既不像拉斐尔风流多情，也不像提香热衷名利，更不像米开朗基罗般充满魔鬼似的天才，他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照顾着他的家庭，偿还着他的债务而已。枢机主教马辛摩看过他朴素的家后说道：“好可怜！你竟没仆人！”普桑也还之以牙道：“好可怜！你竟有那么多的仆人！”每天早晨，他在山上散步，然后整天画画，他宁愿相信努力而不相信灵感。以后当有人问他如何达到巅峰，他回答：“我不忽略任何事。”

就他以辛勤作画及不求助于人的方法而论，他的作品实在很多，他应该一共画了约400张画，因为就我们所知有些已失落，剩下的342张至今留存着；加上1300张的素描，温莎宫收藏了其中100张，以线条的精确和淳朴而深爱之。不过他不擅长变化。他的裸像画常是无生命的雕像，而我们常是喜欢更丰满而肉感的。他是一位以画笔做工具的雕刻家，他有意将女人视为雕刻的人物——虽然有时他把她们当作神圣的艺术原作一般认识。他说：“我们在尼姆街道看到的女人愉悦我们的眼睛和灵魂，并不逊于麦逊·卡里（Maison Carrè）可爱的大柱，因为后者只是前者古老的翻版。”同时，对《圣经》的主题他也不甚娴熟，有些则很成功，如《在城门倒下的腓力斯人》（The Philistine Struck Down at the Gates）和《杰里科城的盲人》（The Beind Men of Jericho）。而《埃列泽及丽贝卡》（Eliezer and Rebecca）一画中的妇人又是多么可爱庄严。他的长处是描绘古代废墟中的古典神话，背景是一片古意盎然的宁静。他绘画中的人物并非取自活生生的人，而是沉湎于古代的爱的幻想——其中的男人都是强壮的，女人都是美丽的。为路易十四所绘的《阿卡底的牧羊人》（The Shepherds of Arcady）中的女性形体已臻完美之境。注意在所经过的牧羊人的墓上，有如下的题字“我也曾在阿卡底”，是否普桑也梦见他与奥菲欧及诸神共处于希腊草原上？《福基翁的葬礼》（The Funeral of Phocion）是普桑最有力的神话。《奥菲欧与尤利迪丝》则最动人心弦，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忆起了格鲁克（Gluck）痛苦绝望的旋律。这种浪漫式的心灵，在发现故事几全消失于田园景色之中时，不禁感到困扰。事实上普桑爱的并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净化心灵的一片广阔的田园、山水和青空——所有周遭的景色，在闲逸中缓缓地变幻着，或被永恒嘲弄。人类的不幸也在时空的透视下消失了。因此，他最伟大的绘画是山水画，在其中人只是像在中国绘画或现代生物学中不占重要位置罢了。

这些山水画都很雄伟，却显得单调。如果普桑不加上一些辨认的符号或随意的标题，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图画中的人物。很明显，他十分喜爱线条，但因为太喜爱了，忽略了色彩的协调，而抹了太多棕色。难怪后世的画家们会反对他这种似乎欲从树上滴下的浓厚色彩，然而那些极轻淡、柔和色彩的林荫景色，虽不得深喜特纳（Turner）明朗色彩的罗斯金的欢心，但在经过我们这个时代绘画界意识形态的冲击后，是一种慰藉。他持有的美的观念是古典的——整体的美存在于部分的和谐，并非近代的“表现”艺术观——可能是孩童的涂鸦，也可能是小贩的叫嚣。在特异的格调和巴洛克式风格之间及面对着17世纪意大利绘画的情感、力量，普桑谨守凡事不可过分的古典理想。没有叫嚣的色彩，没有眼泪，没有奇形怪状，没有光和阴影的强烈对比。这是男性的艺术，类似高乃依而与拉辛不同，较接近于巴赫而不近于贝多芬。

他于1650年完成的自画像里，眼神显示了些微的疲惫，这可能由于绘画或是在微弱光线下阅读的缘故。他广览群籍，尝试全盘通晓古希腊罗马的生活，自达·芬奇以来，从无一位艺术家如此博学。迈入老年时，他发现他的视力衰弱，他的双手颤抖。他太太在41岁时逝世，把他生命的联系力切断了，他仅苟延残喘地比她多活了一年。“阿佩莱斯仙逝了。”一位朋友这样写着。在圣洛伦佐教区教堂的墓场上或附近，夏多布里昂（1829年）树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以昭示这业已凋零的不朽者，上面写着：

夏多布里昂

为尼古拉·普桑

乃法国最光荣

因艺术而得荣名者

作为一名风景画家，他最亲密的对手是他的邻居、他的好友克劳德·盖利（Claude Gellée），因出生的省份又被称为洛兰，他一样坚持必须到意大利。为了在意大利生活，任何卑贱职位均可屈就工作。在那里，这些搜寻者的眼光每一转动都会发现基督教艺术的一些永垂不朽的事物，或是一些令人振奋的古物。在罗马，他拜阿格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为师，帮他调色、为他掌厨，并跟他学习绘画。他画了近1000幅试验性的画，并创作了一些仍为现代鉴赏家称道的蚀刻画。他工作进度迟缓而拘谨。有时为一个小地方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终于他也成了画家，并得到一些欣赏他的大公或国王的酬劳。不久，他在品西安山上有了他自己的家园。他和普桑一同满足日渐兴起的对自然景物体验的需要。

他内心深受感应，因为他深爱罗马的土地和天空。他黎明即起，注视着白天的光线，捕捉太阳跃出时造成的光和阴影的变化。对于洛兰来说，光线不仅是他画中的一个要素，而是主要的主题，虽然他不像特纳审视太阳的真实面目，他是第一位研究并告诉我们有关光的外缘扩散的人。他掌握了原野上和天空中不可捉摸的景色，其花簇、叶、水、云、天空中每一瞬间都是新奇的，而且他似乎专注于使每一流动的瞬间，凝固在他的艺术里。他喜爱帆遇风的战栗和威武的船凌驰海面。他感到远处的诱惑、透视的逻辑和魔力，他渴望在眼目所及的范围外，观看无限的空间。

风景画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在普桑的忠告下，他将古典式的结构——庙宇、古迹、半身塑像——融入他的画中，目的可能是使随风即逝的风光有一种古代的庄严性。他曾应允加添一些人物于他的自然景物画中，他的心思却不在这些累赘物上。“人物的插入不为什么。”他“卖掉了他的风景画，也将人物抛弃”。标题及它们暗示的故事，是对那些若无基督传奇的柔美和古典片断事迹便不能感觉出光的奇迹和宇宙的奥秘的心灵的让步。但事实上，洛兰只有一个主题——日出、日中、日落的世界。他给欧洲美术陈列馆可喜的变化。那些画的名称毫无意义，其泛神论则是诗和哲学神秘的结合。

我们可能同意罗斯金对洛兰和普桑的批评，认为他们表现了自然温和的一面，错过了她的宏伟壮丽的景象，忽视了她无情的破坏的狂暴。但透过他们的作品，一个伟大的风景画的传统得以建立。现在将有更多风景画来和图画、肖像、《圣经》的、神话的景色一争长短。这种方式已经从雷斯达尔、雅各和萨洛蒙到科罗特以自然的程序展开。

黎塞留和国家统一，高乃依和法兰西学院，蒙田和马莱伯，布罗斯·萨洛蒙和芒萨尔，普桑和洛兰——对于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来说这些已是极其丰硕的成果。路易十四屹立于那些不断上升的艺术遗产中，在伟大的时代里统治着法国。 q3Cogj/qK1qas72Xztglk8vaHXqHApfJZP61KIzPwtAP59T9zcTCjtscPD4fdf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