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伟大的女王
（1558—1603）

善用逆境

1558年11月17日，一位递送快信的信差急驰进伦敦以北36英里的哈特菲尔德宫（Hatfield），禀告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她已是英格兰的女王了。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带着恶名，在天未破晓时逝去。在伦敦，国会接到这个消息后，高呼“天佑伊丽莎白女王！愿其长治吾民！”——谁也未曾想到，那会是45年的统治。教堂嘹亮的钟声充塞在空气中。英格兰民众像欢迎玛丽登基一样，在街上排桌欢宴，当天晚上他们还燃放象征永恒希望的焰火。

19日，星期六，王国的重要贵族、贵妇及国会议员齐集哈特菲尔德宫，向伊丽莎白宣誓效忠。20日，伊丽莎白极为庄严高贵地对他们发表演说：

诸位爵士：自然法则使我为我的姐姐悲伤，落在我肩上的责任使我感到惶恐。但是，由于我是上帝所创，注定要服从他的决定，因此我决定尽力去做。我由衷地希望现在给我的任务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使我成为天意的执行人。就实质而言，我虽奉天承运而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因而我希望你们全体，特别是贵族们，应根据你们的地位与力量来协助我。我职司统治，你们努力为国服务，这样才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有良好的表现，并在世上留给我们后代一些福泽。

28日，伊丽莎白身着紫色丝袍，在仪队的簇拥下，骑马穿过4年前她被囚禁待死的那座伦敦塔。沿途人群向她喝彩欢呼，齐声歌颂她的光荣，小孩大声向她背诵他们苦记的致敬词，街市被隆重地装扮，欢迎的场面极为庄严，这一切预示着英国在人类心智尊荣方面大放异彩的前所未有的朝代即将开始。

经过25年的考验，已使伊丽莎白了解应该如何君临天下。1533年，有亨利八世这样的父亲是幸运的，但是有安妮·博林（Anne Boleyn）这样的母亲却很危险。其母亲的不贤德及被处死，给未懂事的孩子打上烙印（1536年），而这个阴暗的遗产带来的痛苦一直伴着她的年轻时代，只有登基为王才能忘却。国会曾通过一项法案（1536年），宣称安妮的婚姻无效，使伊丽莎白顿成非法子女。不少卑鄙不堪的闲话谈到她的父亲究竟是谁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她是其母与人通奸所生，其合法性从未再被确立。但是国会的另一项法案（1544年）承认其在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及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之后继承王位的权利。爱德华在位时（1547—1553年），伊丽莎白信奉新教，但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入主时，她宁愿保留生命而不坚持自己的信仰，于是改信罗马旧教。在“怀亚特的叛变”（Wyatt’s Rebellion，1554年）无法迫使玛丽退位后，伊丽莎白被控参与叛变，并被送往伦敦塔。但玛丽判决其犯罪证据不足，将之释放并软禁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玛丽死前承认其妹为其继承人，并送王冠珠宝给她。之所以有伊丽莎白王朝，实应归功于那位“血腥”女王的仁慈。

伊丽莎白能继承王位，她接受的正式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其著名的家庭教师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夸赞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与英语一样流利，而且随时可以很流利地用拉丁语与我交谈，希腊语也讲得不错”。她每天有固定的神学课程，对新教教条极为精通，但是其意大利老师把得自蓬波纳齐、马基雅维利及文艺复兴的罗马文化的某种怀疑精神传给了她。

她从来不敢确定会入继王位。国会（1533年）又曾确认其母与其父的婚姻无效。国会与教会均认为她为非法私生，却漠视“征服者”威廉的英格兰法律，禁止她即位为王。整个天主教世界——此时英格兰多数人仍为天主教徒——相信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为亨利七世的曾孙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明白，假如她与教会妥协，则教皇自会洗刷其为非法私生的羞耻，并承认其统治的权利，但她并不倾向于妥协。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拥有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国会没收教会所得的财产。这些财产所有人深恐恢复天主教势力会导致强制归还那些教产，都准备为这位新教徒女王作战，而且英国的天主教徒宁可拥她为王而不愿再发生内战。1559年1月15日，在信奉新教的伦敦城的欢声雷动下，伊丽莎白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自爱德华三世以来，每位英国国王例必宣称自己为法国国王。女王登基诸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未发生任何事端。

现在，她25岁，具有成熟妇人的各种风韵。她中等身材，体态优美，容貌亦佳，皮肤呈橄榄色，双目明亮照人，红棕色的头发，灵巧的双手。这样一位淑女，似乎不可能成功地处置各种动乱。当时有互相敌视的教派在玩弄权势，并执武器作乱，使英国濒于分裂。贫穷是普遍性的，虽有亨利八世的严刑峻法，仍有流浪汉。伪币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半个世纪的伪币盛行，使国库信用极低，政府举债付息竟高达14%。玛丽专心执力于宗教，在国防方面极为吝啬，堡垒乏人照顾，海岸也未设防，海军不良，陆军待遇、补给均差，其军官遗缺往往不补。英格兰在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时代主宰欧洲的均势，如今却是软弱无力，夹在西班牙与法国当中任人摆布。法军驻扎在苏格兰，而爱尔兰正待引进西班牙军。教皇利用开除教籍、停止教权及天主教国家的入侵等威胁，紧紧地控制着女王。1559年，外国入侵行动确已成形，日复一日，伊丽莎白均生活在可能被暗杀的环境中。依靠敌人的不团结、谋臣的智慧及其自身勇敢的精神，她终于得救了。西班牙大使惊讶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她是受了魔鬼附体，魔鬼引导她去取代其地位”。欧洲各国以前从未预想到会在一个女孩的笑容后面发现一位帝王。

伊丽莎白政府

伊丽莎白选择大臣时，即表现出其知人善任的能力。与其随时备战的父亲一样——虽有哈特菲尔德的政治性演讲——她仍选择无显赫家世的人，理由是多数老贵族是天主教徒，而且某些人自认为比她更适宜成为英王。她任命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为其首席顾问，其人勤政善治，女王成功得力于他颇多，以至于不了解她的人认为他才是国王。塞西尔的祖父是一位富有的自由人，成为地方乡绅；其父也是自由人，替亨利八世掌管衣橱；其母的嫁妆使全家生活舒适无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未取得学位，曾在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公地垦种野生燕麦，23岁即进入平民院（House of the Commons，即下议院，1543年），并娶米尔德里德·库克（Mildred Cooke）为第二任夫人，她的严守新教道德与教义促成他加入新教的行列。他替护国主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工作，不久又在萨默塞特的敌人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手下服务。他支持简·格雷（Jane Grey）继承爱德华六世为英王，但是适时改为支持玛丽·都铎为王。在玛丽·都铎的影响下，他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命前往迎接红衣主教波尔进入英格兰。塞西尔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人，绝不容许自己宗教上的反复无常影响政治上的平衡。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大臣时，她像往常一样对他说：

我给予你的任务是担任我的枢密院大臣的职务，要为我及我的王国努力不懈。我对你的判断是，你不会收受任何贿赂而腐化，你会忠心为国，而且你不会顾及我的私心而能给我最佳忠告。同时，你若知道某些事只宜向我秘密报告，你会只禀告于我。我可在此保证我对此也会保持应有的沉默，基于上述理由，我在此赋予你这一任务。

他是否忠实能干，从她让他做了14年的枢密院大臣，任财政大臣长达26年以至老死，就可以看出来。他主持枢密院会议，处理对外关系，指导全国财政和国防，并协助伊丽莎白在英国建立新教的教会。像黎塞留（Richelieu）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君王单一的专制统治，以对付好斗的贵族分裂疆土的野心、贪婪的商人及手足相残的各种教派。他采取某些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虽不算残酷，但是对反对派却极为无情。他一度想派人刺杀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伯爵，但那仅是半个世纪的耐心掌政及个人真诚行为中偶有不耐的时刻而已。他广布耳目和间谍，认为永远的警戒就是保持权力的手段。他颇好利，生活极为勤俭，但是伊丽莎白因其智慧而宽宥了他的贪财，并欣赏他因过分节约而积蓄了一笔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资产。如果没有他，她可能会被那些轻浮浪费的人物，如莱斯特（Leicester）、哈顿（Hatton）、埃塞克斯（Essex）等人引入歧途。西班牙大使报告说：“其智慧高于枢密院其他的大臣，因此遭受各方面的嫉恨。”有时伊丽莎白听信其敌人的话，不时对他苛责，他离开她时极为伤心，因而落泪，但事后她知道他仍是王国稳固的支柱。1571年，她封塞西尔为伯利爵士，为新封贵族的领袖。他虽面对着众多敌视的贵族，终能支持女王，并使王国日趋强大。

女王手下地位较低的臣子，即使在那个短暂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以廉洁、能干、勇气及很少的报酬服务一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Nicholas Bacon）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父，从女王登基至他老死为止（1579年），一直是掌玺大臣。弗朗西斯·诺理斯爵士（Francis Knollys）自1558年一直是枢密院参赞，至其死前一直担任皇室内府大臣。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爵士（Nicholas Throckmorton）为女王驻法国大使，善于周旋。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则驻苏格兰、俄国和德国。在鞠躬尽瘁和政治才能方面仅次于塞西尔的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爵士，他自1573年起至老死止（1590年），一直担任国务大臣之职。这是一位高雅敏锐的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称之为“当代的麦西纳斯”，他为危害女王生命的种种阴谋而倍感震惊，因而组织保护女王的间谍网，从爱丁堡到君士坦丁堡皆在其监视范围内。正是依靠沃尔辛厄姆，才逮住了苏格兰那位富于悲剧性色彩的女王。统治者有这么多干练、忠诚而待遇微薄的部属是很少见的。

英国政府本身很穷困，私人财产胜于公共财富。1600年，国库收入为50万镑。伊丽莎白几乎就不曾课征直接税，她的关税收入也只不过是3.6万镑而已。通常她依靠皇家土地的收入、英国教会的赞助款项及富人的“贷款”，这种贷款虽是强迫性的，但政府总是准时偿还。她承诺偿还其父亲、弟弟及姐姐时代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赢得清还债务的名誉，因此可以在安特卫普以5分息借债，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常常一点钱也借不到。然而，她在服饰及给予宠幸者经济特权作为礼物方面，颇为慷慨。

她很少也不愿召集国会来提供财政援助，因为她难以忍受敌对、批评或监视。她不认可人民或议会主权的理论，她相信荷马和莎士比亚天无二君的论调——她既为亨利八世的骨肉又含有他的傲骨，为什么她不该为王呢？她主张君权神授说。她未经审判而且不宣告原因，即以她的意志拘禁人犯，而且其枢密院组成“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审判政治犯，停止人身保护状和陪审团制度。她惩罚阻碍实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向操纵国会选举的地方富绅建议，假如他们选择对于言论自由持严谨看法的人为议员候选人，则政事进行一定方便得多。因为她需要金镑，却不要议员的瞎扯。早期的国会高贵大方地顺从她，中期的国会愤怒地服从她，晚期的国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

她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部分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她不时出巡，不厌其烦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参加公共盛会，而且用近百种方法“勾引男人的灵魂”。西班牙大使虽然痛心于她的新教，但在上书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时说：“她如此受人民爱戴，人民围绕在她身旁，如此地信任她，而这都是实情。”试图杀害她的阴谋反而增加人民对她的拥戴，甚至受她迫害的清教徒也祈祷她的平安。其登基周年纪念日已成为全国感恩和庆祝的佳节。

她是否是实际的统治者，或只是英格兰低级贵族和伦敦的商业寡头政治中受人欢迎的前锋呢？其参赞虽惧其愤怒，经常可以改正其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常常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她讲不悦耳的真话，给她意见相反的忠告并服从她的决定。她“统而不治”。西班牙大使报告称：“她发布命令，其专制犹如其父亲。”塞西尔也很难预知她的决定，因为她经常拒绝他的苦心忠告而使他焦虑不安。他劝她不要与法国谈判而应依赖新教的支持时，她颇为严厉地斥责他说：“大臣，此事已了。我要听听法王的计划。我将不再跟你或你的基督教兄弟结盟。”

她的政治家风度赢得朋友与敌人的眼泪，在决定政策时，其迟疑不定令人烦厌，但很多事件因她的镇定而获益。她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比人更能解决问题。她善于静心等待的习惯，往往使初时复杂的情形终现端倪。她羡慕寓言中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答复问题以前，先默念字母以求心情平缓。她的座右铭是：“我了解，但我沉默。”她发现政治犹如爱情，欲速则不达，容易成为失败者。假如说她的政策善变，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各种势力才能发挥作用。四面为危险和阴谋包围，她要以值得宽宥的小心向前探路，一度采取某路线，继而改变，她的不即刻做决定是由于这个善变的世界。她的善变虽然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使英格兰在壮大前一直保持和平。她继承了一个政治混乱、军队腐化的国家，其唯一可行的政策是避免英格兰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它，鼓励胡格诺教徒（Huguenot）反抗法国专制君主，鼓励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鼓励新教徒反抗与法国关系至深的苏格兰女王。这当然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伊丽莎白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负责国政的领袖不应有所顾忌。不论透过其诡谲的弱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她使其国家免受外国统治，维持和平——中间有短暂的间歇期——有30年之久，并使英格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较以前富有。

作为一个外交家，她在情报灵活、因利制导、深不可测方面，给予当时许多外交首长不少教训。她是当时最善于说谎者。有四位女人——玛丽·都铎、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美第奇及伊丽莎白——代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所谓的16世纪末“妇人的奇异统治”，其中伊丽莎白无疑在政治能力和外交技巧方面棋高一着。塞西尔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妇人，她知道同时代各国君王的利益和脾性所在，而且对其王国有很清楚的了解，任何参赞无法告诉她前所未闻的事”。——自然，这点仍有存疑。她的优点是不必通过翻译和中间介入，即可直接以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与各国使节会商。西班牙大使说：“这个妇人是十万名魔鬼的附体，但她假装自己是活跃于寺院中的修女，每天由早到晚地祈祷。”欧陆各国政府谴责或赞扬她。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说：“假如她不是异端分子，那么她的价值就等于整个世界。”

多情的处女

伊丽莎白在外交上的秘密武器是她仍为处女。当然，其情形今人所知甚少，历史学家也难以确定。塞西尔看到伊丽莎白老与莱斯特调情，就会有刹那的疑惑，但是两位西班牙大使并非恨到必须毁坏女王的名誉不可，他们的结论是相信女王的清白。本·琼森（Ben Johnson）向霍桑顿的德拉蒙德报告，有宫廷谣言说：“她是石女（membrane），不能接近男人，虽然为了快乐她试过许多男人……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试图加以割治，但是她因为害怕不敢尝试。”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其《年鉴》（Annales，1615年）一书中说：“人民诅咒女王御医休伊奇（Huic），因为他认为女王的身体有某种缺陷而不宜结婚。”但国会屡次奏请她结婚，显然认定她有生育能力。在这方面，多数的都铎王族似乎都有某种疑问：也许阿拉贡的凯瑟琳生子所发生的不幸是受到亨利八世梅毒的感染所致，其子爱德华因某种难以描述的病症早夭，其女玛丽热切想要怀孕，结果是误将水肿当作怀孕。伊丽莎白虽则尽情与人调戏取乐，但从来不敢结婚。她说：“我总是因畏缩而不敢结婚。”早在1559年，她即已表达保持处女的意愿。1566年，她向国会承诺：“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尽快结婚……我希望会有小孩。”但是，塞西尔告诉她玛丽·斯图亚特已生一子时，她几乎落泪表示：“苏格兰女王已是漂亮男孩的母亲，我却是干枯不毛的树干。”那时她终于泄露了永久的悲哀——她不能生育。

政治上的意义加深了这个悲剧。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她的无生育能力是对其父罪恶的最适当的惩罚，也保证了天主教徒玛丽·斯图亚特将入继为英王。国会及其他英格兰的新教徒害怕这种结果，请求她结婚。她努力去做，可是一开始就钟情于有妇之夫。罗伯特·达德利爵士（Robert Dudley）高大英俊、多才多艺、彬彬有礼、勇敢过人，是那位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公爵曾迫使玛丽·都铎去位改立简·格雷为王，因而被杀。达德利娶艾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为妻，但未与她同住，谣言称他是无耻的玩弄感情者。其妻在坎诺厅失足跌下楼而断颈致死时（1560年），他正在温莎宫（Windsor）陪伴伊丽莎白。西班牙大使及其他人怀疑是他和伊丽莎白安排了这样愚拙的解决方法，尽管这是不公正的，但顷刻之间达德利成为亲王的希望也破灭了。她自以为已濒临死亡之际（1562年），要求封他为护国主。她承认爱他已久，但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作证，他们之间绝无“不适当的行为”。两年后，她把他介绍给苏格兰女王，并封他为莱斯特伯爵，以提高其吸引力，但玛丽讨厌与其对手的爱人同床。伊丽莎白赐予他种种专卖权以示安慰之意，而且在他死前一直宠幸不止（1588年）。

塞西尔以高贵的敌对态度来忍受这段罗曼史。他一度曾想要辞职抗议，因为他另有一个与欧洲某强国联姻以加强英格兰与该国友谊的计划。有无数外国追求者在这25年内常出现在女王身边。一位大使说：“有12位大使在追求女王陛下。霍尔斯坦公爵（Duke of Holstein）是另一个代表丹麦国王的追求者。芬兰公爵为其兄弟瑞典王求婚而来，威胁要杀害其他国王派来的人，因而女王深恐他们会在她的面前互相残杀。”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君主菲利普二世适时提出联姻要求时（1559年），她应该感到自豪才对，但唯恐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属国，她拒绝了联姻的要求。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考虑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联姻提议，因为当时法国国王表现得非常良好。法国大使埋怨说：“创造世界也只是花了6天时间，可是她已经花了80天仍然没有决定。”她技巧地答以世界是“由比她高明甚多的艺术家造成的”。两年后，她允许英格兰代表和大公爵查理讨论联姻问题，但应莱斯特的要求，她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国际局势有利于幽默的法国国王时（1570年），很多人鼓励艾列森公爵（The Duke of Alecson，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美第奇之子）成为37岁女王的丈夫。谈判因遇到三点障碍而触礁：公爵信奉天主教，他太年轻，又有酒糟鼻。5年后障碍之一已不复那么严重，当时为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的艾列森又被列为考虑对象。他被邀请至伦敦，5年多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一直玩弄着他和法国国王。经过最后的追求不成以后（1581年），这项快乐的追求终于渐告结束，安茹公爵退出情场，挥舞女王的袜带作为战利品。同时她却使他未能与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公主（Isabel Clara Eugenia）结婚，因而得与英国的两个敌国法国和西班牙结好。一个妇人因为不能生育而获利如此之多，因为处女而获得如此多的快乐，真是少见。

伊丽莎白及其宫廷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接受朝臣的献媚比与患有梅毒的年轻人做爱更为让人满足，这种献媚可以让她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乐。因此伊丽莎白常年享受别人的逢迎阿谀，而且贪婪地陶醉其中。贵族为取乐于她而极尽奉承之能事；舞剧和露天历史剧宣扬她的美德；诗人献上十四行诗和颂词；音乐家演奏她的赞曲。一首小情诗歌颂她的眼睛有征服别人的魅力，她的胸部就像“那座美丽的小山，其中蕴有德行和圣洁的灵巧”。雷利说她走路很像爱神维纳斯，打猎像狩猎及月神戴安娜，骑马像亚历山大大帝，唱歌时像天使，演奏时像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她几乎相信这是真的。她极其爱慕虚荣，仿佛整个英格兰的繁盛都是她眷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实情。由于不相信身体的魅力，她要穿最昂贵的衣服，而且几乎每天更换一套。她死时留下2000套衣服。她在头上、手臂、手腕、耳朵及衣服等处戴上珠宝。一个主教责备她太爱服饰时，她就警告他别再提起，否则他有早登天堂之虞。

她的举止有时会令人焦虑不已。她掌掴或抚爱其朝臣，甚至那些外国使节。达德利跪受伯爵之位时，她竟搔其颈背。 她倾听时会流口水——有一次流在昂贵的大衣上。通常她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她说话太快，滔滔不绝而不让别人有争辩的余地。她像海盗（若是可以这么说的话，她的确是一个海盗）一样起誓诅咒，“天杀的”（by God’s death）是其缓和的诅咒之一。她有时很残酷，如与玛丽·斯图亚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囚禁格雷夫人在伦敦塔受苦至死，但在本质上她极仁慈，恩威并施。她常常发脾气，但很快又恢复镇静。高兴时大声喧笑，那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她热爱跳舞，在69岁以前一直喜欢作芭蕾舞步的转足尖。她热心赌博和打猎，喜爱舞剧和戏剧。命运不佳之际，她也神采奕奕。面对危险时，她充满勇气和智慧。她饮食甚为俭朴，但喜爱金钱和珠宝。对没收富有叛徒的财产，她乐此不疲。除了贵族献上珍藏的宝石，她仍要设法取得苏格兰、勃艮第、葡萄牙皇室的宝石。她并不以感恩和慷慨驰名。有时她也试图赞许其臣仆几句，可是在其吝啬和傲骨当中，显然有爱国主义的存在。她即位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尊敬英格兰；她死时，英国夺得了制海权，并向意大利和法国的学术盟主地位挑战。

她究竟具有何种心智？她具有女王应有的学识。她一面统治英国，一面继续研修语言。她用法语与玛丽·斯图亚特通信，用意大利语与威尼斯大使交谈，以流利的拉丁语责骂波兰使节。她翻译萨卢斯特和波伊提乌的作品。她的希腊语修养很高，可以研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戏剧。她自称读书之多与任何基督教君主一样，而这也是实情。她几乎每天都读历史。她编诗和乐曲，弹奏维忽拉和小键琴。但她对自己的成就也能自嘲，了解知识与睿智的分别。一位大使赞扬她在语言上的成就时，她说：“教一个女人会说话不算稀奇，教一个女人不说话那才是难事。”其心智犹如其言词一样敏锐，而且其智慧足能赶上时代。弗朗西斯·培根记载称：“她惯于训其大臣，说他们就像衣服一样，初次穿上很紧身，但穿久便逐渐松了。”其书信和讲辞以英文写成，风格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迂回、包容、感人，富于古怪有趣的转折，在流利和风味方面颇见水平。

她的睿智超乎智性。沃尔辛厄姆称她“拙于处理任何有分量的大事”，或许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讽刺。她做事技巧是来自女性天赋微妙与敏锐的悟性，而非基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有时其结论却证明狡猾若猫的试探较之依赖推理更见智慧。她那种无法解释的锐气困扰了欧洲，振奋了英国，促成英国的兴盛繁荣。她重新进行宗教改革，更重视文艺复兴——尽情快乐地度过尘世一生，每天都要享受和美化人生。她不是道德的典范，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完美人物。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爵士——他因传播反叛的观念而被她送入伦敦塔监禁——在她监禁他的9年后，已对她相当谅解，写道：

如今若有人具有天才和手段能赢得民心的话，那就是这位女王。假如她曾经如此自诩的话，一定出之温和与高贵，而对最卑贱的人她也会示以高贵的关怀。她的全部才能皆已付诸行动，而每种行动皆很适当。她眼睛注视一个人，耳朵倾听另一个人，判断集中于第三个人，却对第四个人说话。她精神似乎分散各处，却又无分神之虞，就像一点也没有分散他处一样。有人受她怜悯，有人受她赞扬，有人受她恩谢，其他人则受她愉快促狭的揶揄，但是她不会轻蔑别人，也不会轻视自己的职务。她技巧地向人展露笑容、美丽的容貌及优雅的风度，因此人们倍愿证明他们喜欢她。

其宫廷代表了她的本性——爱其喜爱之事，提高音乐、运动、戏剧的鉴赏力，欣赏诗、情歌、戏剧、歌舞剧当中栩栩如生的词句及英国前所未闻的散文。在白厅（Whitehall）、温莎宫、格林尼治宫、里士满宫及汉普顿宫中，贵族与贵妇、骑士与大使、艺人与侍从，均被轮替的王家庆典和盛会吸引。一个特设的“典礼处”专司准备各种娱乐，内容包括猜谜和双陆棋戏，乃至复杂的舞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耶稣升天节、圣诞节、新年、圣诞后第十二夜、圣烛节、忏悔节，通常均有种种娱乐，举行体育竞赛、马上比武、哑剧表演、戏剧、歌舞剧等。歌舞剧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伊丽莎白喜欢戏剧，特别是喜剧。假如伊丽莎白和莱斯特受到清教徒的攻击而不支持戏院，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多少会搬上舞台或留传后世呢？

不以其五宫为满足，伊丽莎白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出巡”全国，一方面让别人瞻仰她，另一方面也巡视其贵族，并享受他们勉强的致敬。宫中部分人随她出巡，一面为改变环境而雀跃不已，一面对食宿设备和啤酒啧有怨言。镇上穿着丝织衣服的乡绅致辞并呈献礼品来欢迎她，有的贵族甚至因为款待她而破产。受到很大压力的贵族，祈祷她不经过他们那里。女王骑马或坐在软轿上，高兴地同拥挤在路上的臣民打招呼。人们战栗地见到了他们的无敌女王，在其高贵的问候和具有传染性的愉快态度中，他们又有了新的效忠观念。

宫廷迎合她的欢乐，采纳其自由的态度、豪华的服饰、热爱庆典及理想绅士的条件。她喜听华丽衣服的沙沙声，故她身旁的男士将东方式的衣料裁成意大利式的服装。欢乐是宫中的日常节目，每个人随时都要准备在大海上进行英勇的行动。勾引宫女要很谨慎，因为伊丽莎白自觉为了宫女母亲的荣誉，有保持其贞洁的责任。因此，她将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驱逐出宫，因为他使玛丽·费顿怀孕。和其他王宫一样，阴谋常常织成很复杂的网，女人无耻地竞争男人，男人则竞争女人，而大家又追求女王的宠幸，赏钱的多少则依此而定。那些善于作诗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和道德的绅士，渴望领取干薪，收贿或行贿，取得专卖权或分赃。贪婪的女王却纵容其侍从贪污不法。通过其赠予或得其允许，莱斯特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贵族，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在美洲取得大片的土地，雷利在爱尔兰取得4万英亩田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垄断了甜酒的进口，而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爵士由女王的走狗摇身一变竟成为贵族院（House of the Lords，即上议院）院长。伊丽莎白重视英挺的双腿而不重视敏捷的头脑——因为这些“社会的支柱”当时尚未为裤子包住。纵然她有这些缺点，她使英国的精英发挥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建立事业，唤起他们的进取精神，并培养他们高贵多智的仪态，促进诗、戏剧和艺术的发展。英国最伟大时代的全部天才几乎都集合在那个炫目的王宫和女王身边。

伊丽莎白与宗教

在宫廷和整个国家中，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斗不断，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将会困扰、毁灭女王。她是新教徒，可是全国有2/3或3/4的人口为天主教徒，多数司法官和全国僧侣皆为天主教徒，新教只在南方港口和工业城市发展。他们在伦敦占优势，欧陆各国的难民进入该城，使新教徒人口剧增，但在北方和西方的乡村里——几乎完全是农业地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过，新教徒远较天主教徒热心。1559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出版《教内事件述评》一书，热烈地描述新教徒在前朝受到的迫害。该书于1563年被译为《伟绩与丰碑》（Actes and Monuments），更出名的叫法是《殉道书》（The Book of Martyrs），对英国新教徒影响至深，历时一个世纪之久。16世纪的新教代表一种为将来而战的新思想的热能，天主教则具有深植于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力量。

在少数派的逐渐增加中，宗教纷争已经产生了怀疑主义——甚至到处产生无神论的主张。教派之间的冲突、抨击、互不宽容及基督徒信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强烈对照，促使某些抱实际观念者怀疑所有神学的价值。罗杰·阿谢姆在《教师》（Scholemaster，1563年）一书中说：

意大利人首先以《圣经》攻击英国裔的意大利人，意指他们生活的虚荣不比他们在宗教上的猥亵意见更厉害……他们重视西塞罗的《论政府》一书比保罗的书信更甚，他们重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故事较《圣经》故事为甚，而且他们把基督教神灵奇事视为寓言。他们认为基督及其《四福音书》只对教化人民的方策有利，是以不管任何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对他们均无所谓好坏。有时他们公开推广这种宗教，可是在某地他们又在私底下诋毁它们……在他们敢于言说的地方，和他们喜欢的友伴一起，他们就大胆地嘲笑，蔑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对《圣经》毫不关心……他们嘲笑教皇，他们责骂马丁·路德……他们向往的天国就是让他们快乐和获利的地方。由此他们简单地宣告了他们的宗派：那就是在生活上主张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在理论上则坚持无神论。

塞西尔抱怨（1569年）“那些嘲笑宗教的伊壁鸠鲁派和无神论者到处都是”；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宣称（1571年）“许多人完全脱离教会，而且不再参与宗教礼拜”；约翰·李利（John Lyly）认为（1579年）：“从未见到异教有这么多的宗派……也未见到不信教的人有这种异端邪说，像现在的这些学者中的分歧一样。”神学家及其他人写书攻击无神论——不过那可能意味着信上帝而不信基督的神性。1579年、1583年和1589年，凡否认基督神性的人皆受火刑。有几位戏剧家——格林（Greene）、基德（Kyd）、马洛（Marlowe）——均为著名的无神论者。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在其他方面都能广泛地表现人生百态，唯独很少表现宗教纷争，反而出现了取材自异教神话的伟大戏剧。

在莎士比亚《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一剧中，有两行意义模糊的句子：

哦！矛盾！黑色是地狱的徽志，

地牢的色彩及夜间的学院。

许多人把最后一句解释为意指在瑟本（Sherbrone）的雷利寓所的夜间集会，座中有雷利、天文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学者劳伦斯·基米斯（Lawrence Keymis），也包括诗人马洛、查普曼（Chapman）及其他人在内，讨论天文、地理、化学、哲学及神学。哈里奥特显然是这群人的领袖，据古董家伍德（Wood）的说法，“他对《圣经》有奇特的看法，而且总是低估创造世界的旧故事……他著有《哲学的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其中已扬弃了《旧约》”。他信神，可是拒绝基督的启示和神性的说法。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Robert Parsons）于1592年写道：“雷利爵士的无神论派……揶揄摩西和救世主、《新约》和《旧约》，而且这些学者不再重视上帝的特殊地位。”雷利被控曾静听马洛宣读一篇无神论的论文。1594年3月，政府设在多塞特（Dorset）的瑟恩寺（Cerne Abbes）——雷利的家就在该地——的委员会奉命调查邻近一群无神论者的谣言。就我们所知，当时并未立即采取行动，可是其后在雷利受审时（1603年），罪名之一却是无神论。在其《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自序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其对神的信仰一事。

有人怀疑伊丽莎白抱有自由思想。格林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根本没有宗教观念。”依弗劳德（Froude）的看法：“伊丽莎白并没有明晰的情感上的信念……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新教的教义并不比旧教为真……她对神学的教条主义抱着宽容又轻视的看法。”她吁请上帝——发着令其大臣惊怕的恶誓——毁灭她，以使她可以不遵守嫁与艾列森的诺言。可是在私底下对他的自夸，她屡加讪笑。她对一位西班牙使节表示，纷争中的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差别是“小事一桩”——因而使他认为她是无神论者。

虽然如此，就像1789年以前的多数政府一样，她也认为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和道德制裁的宗教，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直到她稳固其地位为止。她一度显得摇摆不定，意在让天主教君王抱着她会改信旧教的希望。她喜欢天主教仪式、教士独身的生活及弥撒的富于戏剧性，假如不是唯恐屈服于教皇之下，她会与教会保持友好。她不相信天主教，因为那是一种外国强权，可能使英国人对教会的效忠超过对女王的忠贞。她在其父的新教熏陶中成长，那种新教等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她想在英国建立的就是这种宗教。她希望英国教会采取半天主教礼拜式，可以缓和乡间天主教徒的情绪，至于抗拒教皇，则可以满足城市的新教徒。她同时希望国家控制的教育使新的一代接受自己的这种措施，因而宗教纷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在宗教方面，犹如其婚姻，她也迟疑不做决定，以便达成其政治目的，直到其强有力的敌人面对既成的事实。她让他们对她存有幻想而彼此分裂。

许多势力怂恿她完成宗教改革。欧陆改革者写信感谢她恢复新教，他们的信件感动了她。教会财产的占有者祈祷她做出有利于新教的决定。塞西尔劝她自己成为欧陆新教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新教徒取下圣托马斯的铜像丢到街道上，表达他们信新教的情绪。其首届国会（1559年1月23日—5月8日）成员多为新教徒。国会毫无保留地拖延通过拨款的决议，并向所有人征税；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人士。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1559年4月28日）颁布克莱麦（Cranmer）的《通用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重订英国礼拜仪式，并禁止采用其他的宗教仪式。弥撒被废止了。法案还规定英国人均应参加国教的星期礼拜，否则应付出1先令以救济贫苦。一个新的《神圣法案》（Act of Supremacy，1559年4月29日）宣称伊丽莎白是英国不分世俗与宗教的各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教士、律师、教师、大学生、地方法官及教会或皇家官吏均应起誓承认女王的最高地位；主张主要圣职的任命和教会的决定均由政府指定的高级宗教法庭发布；主张教皇在英国有权对初犯处以无期徒刑，再犯处死（1563年）。1590年，英国教会成为新教教会了。

伊丽莎白假装不压制舆论自由，她说，任何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可享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其唯一要求是为了全国的团结须有表面的一致。塞西尔使她确信“宽容两种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有安全”——但是伊丽莎白仍要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容忍新教徒。她不反对和平的伪善矫情，可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得转而解释为言论自由。在重要事件上有异议的传道士或被强迫缄默，或被解职；处置异端的法律重新确定范围并加强执行；唯一神教派和洗礼教派被宣告为非法；到伊丽莎白的统治结束，共有5名异端分子被焚杀——在当时，这个数目不算很多。

1563年，神学家的一项集会确立了新的教义。大家赞成预定论：上帝凭其自由意志，在创世之前，不管人类个体的善恶与否，已选择了某些人为其选民，注定得救，其余诸人则被扬弃受地狱的折磨。他们接受路德信仰得救之说——那就是说，选民的得救并不是因其善行，而是信仰上帝的慈悲及耶稣为救人类而流血。不过，他们采取加尔文教派的主张，认为圣餐是与基督在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交往。通过一项国会法案（1566年），规定此种新神学的“三十九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为英国教士的义务，它们至今仍是英国正式国教的教义。

新的礼仪也是一种折中。弥撒虽已撤销，令清教徒看不惯的是，教士布道竟穿白袍法衣，主持圣餐则着长袍。圣餐礼竟须跪受，而且仍然使用面包与酒。向圣者祈祷的仪式已被每年追念新教的英雄取代。坚信礼和任命圣职礼仍然列为圣礼，但不再视为耶稣建立的圣礼，只在临死时人们才被鼓励向神父忏悔。许多祈祷书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形式，但披上英国的外衣，成为英国文学中辉煌的一部分。400年来，这些祈祷书和赞美诗，在庄严高贵的天主教和俭朴尊严的各教区礼拜堂中，由僧侣和会众朗诵，给予英国家庭灵感、安慰、道德纪律及精神上的和平。

伊丽莎白与天主教徒

现在轮到天主教徒受迫害了。虽然他们占大多数，但不得做天主教礼拜及拥有天主教书籍。政府下令毁坏天主教堂中的宗教偶像，并把圣坛移走。6位牛津学生拒绝从大学教堂移走耶稣受难像，因而被送到伦敦塔监禁。多数天主教徒悲哀地服从新规定，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徒宁愿付出罚金而不愿参加英国国教礼拜。皇家委员会估计英国有5万名“不参加国教礼拜的天主教徒”（1580年）。国教派的主教向政府抱怨民间家庭仍然做弥撒，公众礼拜还杂以天主教仪式，以及新教徒在某些激烈的城市里不安全。伊丽莎白责备大主教巴尔克执行不力（1565年），其后法律更严予执行。在西班牙大使礼拜堂中听弥撒的天主教徒均被下狱；政府搜查伦敦民房；发现陌生者即命其说明其所属的宗教；下令地方法官处罚藏有罗马天主教神学书籍的人（1567年）。

我们不宜通过17世纪和18世纪哲学家及革命赢得的相对宗教宽容来看这些立法。当时各教派互相斗争，受政治影响而更加复杂——宗教宽容的范围受限。16世纪各党派和各国政府均认为宗教意见不同就是一种革命。教皇庇护五世自认经过很长时间的忍耐后才发布教谕（1570年），不但将伊丽莎白驱逐教籍，而且不允许臣民对她忠贞，禁止他们“服从其指示、命令及法律”。法国和西班牙当时想与英国结好，故压制该教谕的传布，但是其中一份教谕却让人秘密地贴在伦敦主教寓所。犯禁者立刻被抓获，处以极刑。面对这种宣战，大臣请求国会制定更严厉的反天主教法律。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其间称呼女王为异端、阴谋家、篡位者、暴君），凡传播教皇教谕于英国或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者，均犯死罪。政府授权高级宗教法庭审问所有嫌疑犯，并处罚其违法而未受处罚之罪，包括与人通奸。

欧洲天主教君主无法抗议这些严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多数英国天主教徒仍然不抵抗，伊丽莎白政府希望习惯会使他们接受，时间一久会使他们改变信仰。为防止此事发生，一位逃难的英国人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在当时西班牙属地荷兰的杜埃（Douay），创设一所学院和教士养成学校，专门训练英国天主教徒在英国传教。他热切地表达其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课题是要在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反对异端的热情及正义的愤怒。我们的方法是让学生看清天主教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表现的那种特别高贵的礼仪。同时，我们要唤起大家注意家乡那种可悲的对照：一切神圣的事物皆彻底毁灭……我们的朋友和亲属，我们尊敬的人及其他无数的人，均在教派纷争及无神状态中遭到毁灭的命运。监牢和地牢人满为患，监禁的不是小偷和不法之徒，而是基督的教士及其信徒及我们的亲友。我们不应受伤害，也不应旁观我们的国家深陷于痛苦中。

直到1578年加尔文教派攻占杜埃，该校才封闭，然后改设在兰斯，后又迁回杜埃（1593年）。《杜埃圣经》（The Douay Bible）——拉丁《圣经》本的英译本——在兰斯和杜埃（1582—1610年）成稿，“詹姆士王《圣经》本”出版前一年，该版译本才发行。1574年至1585年，该校将275名毕业生封以圣职，并派遣其中268人至英国传教。艾伦奉召至罗马，升任红衣主教，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续有170名僧侣于1603年伊丽莎白死亡以前，奉派至英国工作。在438名僧侣当中，98名遭受极刑。

英国传教士的领袖地位后来传给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此人热心勇敢，善做神学辩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坦白宣称，教谕已驱逐伊丽莎白，即使她被刺杀也是正当的。许多英国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但教皇格列高利八世的秘书托罗米奥·加利（Tolomeo Galli）赞成其主张。帕尔森呼吁天主教国家入侵英国，西班牙驻英大使谴责这项计划是“愚昧犯罪”的，耶稣会会长埃韦拉德·梅尔库里恩（Everard Mercurian）于是禁止他干政。但他不为所动，私自决定入侵英国。他化装成自荷兰服役归来的英国军官，其军人威武的神情，其金边外衣及羽毛帽，使他骗过了关卡的守吏（1580年）。他又协助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化装成珠宝商随他进入英国，之后秘密住在伦敦市中心区。

他们访问了被捕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并无受虐待的事实。他们广征世俗和僧侣助手，开始鼓励天主教徒继续对教会忠诚，并促使最近改信新教者回头。隐藏在英国的世俗教士，感到这些传教士太过胆大，因而警告他们迟早会被人发现并被逮捕，若为人发现，势必使英国天主教徒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请求他们返回欧陆。但帕尔森和坎皮恩坚持不肯放弃。他们潜往一个又一个城市，举行秘密集会，听人忏悔，做弥撒，并祝福把他们当作上帝使者的崇拜者。他们抵英一年内——自称——已使2万人皈依。他们建立印刷厂，广事宣传。伦敦街上发现了短文，宣称伊丽莎白在为教皇驱逐出教后已不复为英国的合法君主。另有一位耶稣会教士被派往爱丁堡劝请苏格兰天主教徒自北方入侵英国。威斯特摩兰顺应梵蒂冈（Vatican）的召唤，自罗马带金银无数回佛兰德斯以资助自荷兰入侵英国之举。1581年夏，许多天主教徒均相信，阿尔瓦（Alva）的西班牙军队将越界侵入英国。

受到政府密探的警告，英国政府加紧逮捕耶稣会教徒。帕尔森越过英伦海峡逃生，坎皮恩却被捕（1581年7月），押送时经过同情他的乡村和敌视他的伦敦，被禁于伦敦塔。伊丽莎白指名传唤并想挽救其生命。她问他，他是否承认她是合法君王？他答是。但是对其第二个问题：“教皇逐我出教是否合法？”他却和许多饱学之士一样，都无一致的看法，致使她无所适从。她把他送往伦敦塔，并训令好好看待他。塞西尔命令用刑追查其同谋。经过两天的苦刑，他说出几个名字，接着政府开始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后来坎皮恩恢复了勇气，向新教神学家挑战，要求公开辩论。经委员会允许，在伦敦塔礼拜堂举行了一场辩论，朝臣、犯人及公众均获允参观。那位耶稣会教士虽双腿疲软，仍然站立数个小时为天主教神学辩护。两方面均无法令对方心服，坎皮恩受审时，其罪名并不是异端，而是阴谋以内乱和外患颠覆政府。他与其他14人被判有罪，1581年12月1日受绞刑而死。

天主教徒正确预测耶稣会的任务会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迫害行动，伊丽莎白将她与那些试图取代其王位者和谋刺者之间的是非诉诸其子民。1581年的国会法律规定：改信天主教者以叛国罪处罚；任何做弥撒的教士应罚200马克并处一年的徒刑；拒绝参加国教礼拜者每月应付20金镑——除了最富有的天主教徒外，任何天主教徒皆会因此破产。不能支付罚金者即予拘捕并没收其财产。不久，监牢里面到处都是天主教徒，许多旧城堡也改为监狱。局面起伏不定，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即将处死及与西班牙和罗马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日趋紧张。1583年6月，一名教皇使节向教皇格列高利八世提供了一项由爱尔兰、法国及西班牙三国军队即时进攻英国的详细计划。教皇对于这项计划深表同情，并预先准备了特别的措施。但英国密探已预先得到风声，也有应对的准备，该计划只能搁置。

国会以更富压制性的立法来报复。自1559年6月起受封圣职的僧侣，依然抗命不承认英王最高地位而起誓者，在40天内应离开英国，或以叛逆罪处死，庇护他们者将被绞死。依据该法及其他法律，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共有123名僧侣和60名俗人被处以死刑，或许另有200人死于狱中。新教徒抗议这些立法过于严苛，某些人改信天主教。塞西尔之孙威廉逃亡至罗马，向教皇誓死效忠。

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反对以暴力对抗政府。其中一派向英王伊丽莎白请愿（1585年），表达其效忠之诚，并请“仁慈地考虑（彼等）遭受的迫害”。但犹如证实英国政府宣布这些措施可由战争获得证明一样，红衣主教艾伦竟发表一篇文章（1588年），试图使英国天主教徒支持西班牙人即将进犯英国的行动。他称女王是“一位乱伦的私生子，是恶名狼藉的妓女在犯罪中所生”，并指责“她……由于难以描述、难以置信的贪欲好淫，对莱斯特及其他人广施色相，滥用其肉体”，要求英国的天主教徒起而反抗这位“不道德、受诅咒、遭受逐籍的异端”，同时允诺任何人只要协助放逐“当代罪恶及厌恶的主要对象”，即可得到永久的赦罪券。英国天主教徒却与新教徒一样，勇敢地抗拒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对抗西班牙获胜以后，迫害继续不停，仿佛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一部分。1588年至1603年，共有61位僧侣和49名俗人被绞死。12位教士在女王逝世那年向女王提出动人的诉愿，请求准许其留在英国。他们驳斥否定女王继承王位权利的主张，并反对教皇有逐其去位的权利，但是依据良心他们无法承认除教皇以外的任何人为教会的领袖。请愿书在女王死前数天才送到女王手中，其后果如何尚无记载；但在无意之中，包容了两个世纪以后解决问题的各种原则在内。女王死时仍是其执政期间一次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但这次的胜利比以前沾染了更多的污点。

伊丽莎白与清教徒

在对付那群表面上较弱的清教徒方面，她却未获胜利。他们是受加尔文影响的教徒，其中某些人是玛丽统治时期流亡于外的难民，他们曾经访问加尔文教派重地日内瓦，多数人曾经阅读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翻译并注释的《圣经》，某些人曾听过或读过约翰·诺克斯的鼓吹文章，某些人也许听过威克利夫“可怜教士”罗拉（Lollard）的回声。以《圣经》为绝对可靠的指南，他们发现伊丽莎白将主教权利和教士法衣由罗马手中夺取转交于英国国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一方面，他们发现教士除基督外并不受国王的统治。他们承认伊丽莎白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但其目的只是要摒弃教皇而已。他们在心中杜绝国家控制宗教之说，反而希望以其宗教来控制国家。1564年，他们开始被称为“清教徒”——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澄清英国新教《新约》未有记载的各种信仰和礼拜的形式。他们采取预定论、上帝选民论及天罚论，并主张唯有生命的各方面合乎宗教和道德标准，才能脱离炼狱之苦。严肃的星期天他们在家中研读《圣经》时，面对着《旧约》中善嫉和记仇的耶和华，耶稣的形影仿佛已经消失了。

在剑桥大学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发表演讲，强调早期基督教教会长老组织与英国国教主教组织之间的对照比较时，清教徒攻击伊丽莎白已具体化了（1569年）。剑桥的许多教职员支持卡特莱特的主张，但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院长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在女王面前谴责他，使他被解除教职（1570年）。卡特莱特移居日内瓦，在西奥多·德贝兹（Theodore de Beze）的领导下，吸收了加尔文教派神权国家论的精华。回到英国后，他与沃尔特·特拉瓦斯（Walter Travers）及其他人合作，建立清教徒的教会，依其意见，耶稣已经安排让各个教区、各省及各国选出的牧师和世俗长老拥有全部教会权力。如此组成的教士和长老会有权依据《圣经》决定教条、礼仪和道德律。他们应与每个家庭联系，有权促使大家至少表面上过着“事神的生活”，并有权将抗命者驱逐教籍，处异端以死刑。民政官应执行戒律，但国家不得侵入宗教管辖权的领域。

1572年，旺兹沃思城（Wandsworth）首先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教区，而在东部和中部乡间也兴起了相似的“长老会”。此时，多数的伦敦新教徒和平民院议员是清教徒。伦敦技工阶级，已为法国和荷兰加尔文教派难民所渗透，纷纷攻击主教组织及其礼仪。城市商人把清教派视为新教，抵抗在传统中不同情高利贷者的天主教条及中产阶级的中坚。加尔文对此也有严格限制，可是他曾经鼓励放息，而且承认勤勉节俭的美德。就是女王也发现清教有某些优点。假若玛丽·斯图亚特能入主英国，塞西尔、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及诺克斯均有望借重清教来对付天主教。

但伊丽莎白觉得清教运动阻碍其减少宗教纷争的整个计划。她把加尔文教派视同与约翰·诺克斯的理论一样，而约翰·诺克斯轻视妇女统治者永不被她原谅。她轻视清教教条主义实较天主教为甚。长久以来伊丽莎白一直喜欢耶稣受难像及其他神像，她即位初期，反偶像的狂潮曾摧毁了一切圣画、圣像及染色玻璃，她下令赔偿损失与牺牲者，并禁止以后采取这种行动。她对自己的言语并不吹毛求疵，但讨厌某些清教徒把通用祈祷书描写为“取材自教皇粪堆的弥撒书”，把高级宗教法庭描述为一条“小臭水沟”。她认为民选大臣及由长老和宗教大会组成的教会组织应独立于国家，不受国家干涉，但这种共和体制威胁了君主政体。她认为只有保持其君主权力才可以使英国维持为新教国家，而人民普选会导致天主教的恢复。

她鼓励主教们阻挠这些妨害秩序者。大主教巴尔克禁止他们印书宣传、在教会中禁止他们发言、阻止他们集会。清教教士曾经集会公开讨论《圣经》，伊丽莎白命令巴尔克查禁这些“伪行知”（prophesyings），他立即照办。其继承人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试图保护清教徒，伊丽莎白暂夺其权位。他死后（1583年），她提升新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至坎特伯雷任职。此人致力于压制清教徒，他要求英国全部教士宣誓接受“三十九条款”、通用祈祷书及女王宗教最高地位。他传唤反对者至最高宗教法庭受审，在那里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受到详细而持续不断的审问，塞西尔将这种审判程序与西班牙异端裁判相提并论。

清教徒反叛的情况日益严重。一小群立场坚定的人公然与英国国教会分离，自建独立教会，选举他们的牧师，不肯承认天主教的统治权。1581年，卡特莱特的学生（其后为敌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是“独立派”、“分离派”或“自主集会派”的主要发言人，他远赴荷兰，在那里发表了两篇短文，其中包含基督教的民主宪法大纲，即任何基督教派均有权自行集会礼拜，依据《圣经》自定其教义、自选其领袖、不受外来干涉而过其宗教生活，除《圣经》外可以不承认其他法规，除基督外可以不承认其他权威。他的两位信徒在英国被捕，经判决定罪为轻蔑女王宗教最高权威地位，被绞死（1583年）。

在1586年国会议员选战期中，清教徒对不同情他们的候选人尽情予以攻击。有一位被称为“平凡的赌棍和赌注之友”，另一位则是“对教皇制度颇表怀疑，很少上教堂礼拜的妓院的龟公”。那是口诛笔伐的时代。国会集会时，约翰·彭利（John Penry）发表请愿要求改革教会，指责主教应为教士的滥权及流行的异端邪学说负责任。惠特吉夫特下令将之逮捕，但不久他又获得释放。安东尼·柯普（Antony Cope）提出议案拟废止整个主教组织，并依据设置长老的设计而改组英国国教。伊丽莎白下令国会不得讨论该议案。彼得·温特沃思（Peter Wentworth）起而询问国会自由何在，4名议员也对此表示支持，伊丽莎白将这5人关入伦敦塔。

在国会受到挫败，彭利及其他清教徒转而诉诸舆论。为了避免惠特吉夫特严格的新闻检查，他们私自印行了一连串的小册子，广传于英国境内（1588—1589年），均署名绅士马丁·马伯里雷特（Martin Marprelate），并以讽刺谩骂的言词攻击主教的权威和个人人格。惠特吉夫特和最高宗教法庭广布密探，想要找出作者和印刷者；但是印刷者在城市之间流动，又得到公众的同情协助，直到1589年4月仍未被发现。职业作家如约翰·李利和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答复马丁的文章，反使他大肆讽骂，针锋相对，最后竟然有泼妇骂街的情形。后来争议逐渐平息，正人君子为基督教竟堕落成破口大骂的艺术悲痛不已。

受了这些小册子的刺痛，伊丽莎白给予惠特吉夫特全权压制这些清教徒。所谓马伯里雷特的那群印刷人终被找到，政府大肆逮捕，跟着就处死很多人。卡特莱特被判决处死，却被女王特加赦免。两名“伯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领袖约翰·格林伍德（John Greenwood）和亨利·巴罗（Henry Barrow）于1593年被绞杀，其后不久，约翰·彭利也遭绞刑。国会随后决议（1593年），任何怀疑女王的最高宗教地位或继续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而参加“任何非国教的秘密聚会或秘密假做礼拜的会议者”，应予拘禁，而且——除非保证将来改宗国教礼拜仪式——应永远离开英国，否则处死。

就在此时，介于纷扰争端中，一位温和派牧师将争端升华为关于哲学、敬神及庄严的散文层次。理查·胡克（Richard Hooker）是奉派在伦敦寺（the London Temple）布道的教士之一，另一位是卡特莱特之友特拉瓦斯。晨间讲道，胡克阐述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到了下午，特拉瓦斯就依清教徒的主张批评教会政府，两人均将其讲稿集印成书。胡克能撰述文学和神学著作，因此他请求主教将他调至安静的乡间教区。他在维特郡（Wiltshire）的博斯坎比（Boscombe）完成巨著《论宗教政府的法律》（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的前4册（1594年），3年后在毕晓普斯堡（Bishopsbourne）他又将第5册送到报上发表。1600年他卒于该地，享年47岁。

他的《法律》一书，其论证在平和中显出高尚的风格，兼有拉丁风格的华丽文藻和磅礴的气势，因而震惊了英国。枢机主教艾伦赞其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佳杰作，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嘉许其滔滔雄辩和博学广识，女王伊丽莎白感激地阅读，视为替其宗教政府做了合理的辩护，清教徒为其词意温和明晰而感到心平气和，后世视之为寻求宗教与理性平衡的卓越尝试。胡克承认就是教皇也可获救，这使当代人感到惊奇。他又宣称：“依据上帝启示我们的信仰而得到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如通过知觉而得信仰的保证更为确定具体。”这也使许多神学家感到震惊，其意即谓人类的理性能力也是上帝赋予的神圣礼物和启示。

胡克的法律理论源自圣·托马斯的中古哲学，他开了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社会契约论”的先河。在说明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及其利益后，他辩称自动参加社会即表示愿意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法律的最终根源是在社会本身，君主或国会发布法律实受社会的委托授权。他又加上一段很可能为查理一世借鉴的文章：

英国国会以及附依其上的（宗教）大会，是本王国统治的根本所赖，甚至是整个王国的实体所在。它包括君主及王国受其统治的子民在内，因为他们都已在那里了，或是本人直接在那里，或是已主动放弃（委任）其权利了。

他认为宗教是国家内在的构成部分，因为社会秩序乃至物质繁荣必赖道德规律，而道德规律如无宗教的指导和支持，必归于崩溃，因此各国应对其人民施以宗教训练。英国国教固是不完整，可是其他亚当子孙组成的教会也是如此。

胡克的逻辑理论迂回而不够深入，缺少说服力，其学识局限于经院哲学，因此未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其感激社会秩序的立论，使他不能了解追求自由之背景。清教徒承认其文章流利通顺，但仍自行其是。许多人因为被迫在国家与信仰间做一选择，因而向外移民，正好与大陆新教徒移入英国的路线相反。荷兰欢迎他们，于是英国人将教会建于米德尔堡（Middelburg）、莱登（Leiden）、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流亡者及其子孙辛苦工作、教育、传道及写作，心情平静地准备完成他们在英国的胜利和在美洲的建树。

伊丽莎白与爱尔兰

爱尔兰于1169年至1171年被英国征服，自此以后即被英国长期占领，理由是若不如此则它可能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进攻英国的基地。伊丽莎白即位时，英国人在爱尔兰的直接统治只限于东海岸——“英国统治特区”——都柏林周围及南部，该岛其余地区则由爱尔兰酋长统治，他们仅在名义上承认英国的主权。爱尔兰与英格兰常年的斗争破坏了部族统治，导致爱尔兰的混乱，但也使爱尔兰产生许多诗人、学者及圣哲。全国大部分的土地仍是森林和沼泽地区，交通和运输的改善有赖于大胆的投资，土著凯尔特人约80万人民生活于近乎野蛮、几无法治的状态中。在爱尔兰特治区的英国人几乎同样贫穷，他们腐化，盗用公款、犯罪，增加伊丽莎白的麻烦。他们窃夺伦敦政府的财产就像抢劫爱尔兰农民一般。终伊丽莎白一朝，英国殖民者迫使爱尔兰地主和佃农“贫无立锥之地”。这些失去财产的人以暗杀来反抗，因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同样生活在不断的暴力和仇恨中。塞西尔认为，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统治就如同“佛兰芒人反对西班牙人的压迫，是没有理由的”。

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政策是基于她相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会危及新教英国的安全。她强制爱尔兰全岛改信新教，禁止弥撒，关闭天主教修道院，废除在狭小的特区外围的公开礼拜。幸存的天主教神父只有躲藏起来，暗中为少数人举行圣礼。宗教和和平导致的道德消失殆尽，谋杀、偷窃、通奸及强奸案件层出不穷。爱尔兰领袖诉之教皇和菲利普二世，求其保护或协助。菲利普不敢侵入爱尔兰，唯恐英国人会入侵和协助荷兰，可他在西班牙建立的爱尔兰难民营和学校甚多。庇护四世派遣一位爱尔兰籍耶稣会教士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e）至爱尔兰（1560年），沃尔夫具备他所属教会的勇敢和尽职的特性，因此能建立秘密教会，带进许多化装的耶稣会教士，恢复天主教徒的虔诚敬神和希望。酋长们心悦诚服，前仆后继反抗英人的统治。

其中最有力的酋长是蒂龙（Tyrone）的沙恩·奥尼尔（Shane O’Neill），他是传奇所歌颂及爱尔兰人愿为之战死的人物。他曾对付其阴谋篡位的兄弟，力守其“奥尼尔”的头衔，忽视十诫却崇拜教会。他阻止英国人的征服，冒生命危险访问伦敦，并与伊丽莎白结盟，得其支持，凯旋后不但统治蒂龙，而且统治阿尔斯特（Ulster）。他与强敌奥唐奈（O’Donnell）家族战斗，最后竟为其所败（1567年），他与一群定居于安特里姆（Antrim）的苏格兰移民麦克·丹奈尔（Mac Donnell）相偕逃亡时，被杀。

他死后的爱尔兰历史充满了叛变、集体屠杀及贵族纷争。菲利普爵士之父亨利·西德尼爵士忠诚地在伊丽莎白治下担任不为他人垂涎的职务达9年之久。他参加打败奥尼尔的工作，追捕并处死罗里·奥摩尔（Rory O’More），后被撤职（1578年），起因是其胜利的代价太过昂贵。沃尔特·德弗罗（Walter Devereux）是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在担任贵族代表的两年内，主要功绩是在安特里姆海岸以外的拉斯林岛（Rathlin）大肆屠杀。叛军麦克尼尔族人派遣卫士护送妻子和小孩、老弱和病人至该岛的安全处所，埃塞克斯派军队攻取该岛。该岛守军答应投降，条件是他们获允移居苏格兰。英军拒绝这个条件，他们无条件投降，包括妇孺和病人老弱在内共600人，均遭屠杀（1575年）。

伊丽莎白时期最大的叛变是杰拉尔丁族（Geraldine）在芒斯特（Munster）的叛变。许多人被俘及逃亡以后，詹姆士·菲茨莫里斯·菲茨杰拉德（James Fitzmaurice Fitzgerald）越过欧陆，调集一支混合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佛兰芒人及英国天主教流亡者的军队，登陆克立（Kerry）海岸（1579年），但他本人在一次与另一族人的战争中意外阵亡。其堂兄弟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德（Gerald Fitzgerald）——第15代戴斯孟德伯爵（Earl of Desmond）——继续叛变，邻近的巴特勒（Butler）氏族在新教徒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e）的领导下，宣告支持英国。英国特区的天主教徒组成一支军队，击败新贵族代表洛德·格雷爵士（Lord Grey）新征集的军队（1580年），不久格雷又获得支援，由海陆两路围攻在斯梅里克湾（Smerwick）的戴斯孟德主力军。600名幸存的叛军发现无法抵抗格雷的火炮，当即投降乞求从轻发落。除了答应提供大笔赎金的军官外，其余不分男女均遭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以及本地氏族互相对抗的战争，把芒斯特毁坏得很厉害，以致“这年自丁格尔湾（Dingle）起至卡舍尔海峡（Cashel），听不到牛叫或农夫的声音”。一位英国人写道（1582年）：“除了其他被绞或被杀的人外，在不到半年内芒斯特有3万人……死于饥荒。”一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说：“在该省区杀一位爱尔兰人被认为与杀一条疯狗一样。”芒斯特此时几无爱尔兰人，由英国殖民者划分为许多农庄（1586年）——当中有一位埃德蒙·斯宾塞，在当地完成了《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一书。

1593年，绝望的爱尔兰人东山再起。泰尔康奈尔（Tyrconnel）爵士——休·丹奈尔（Hugh O’Donnell）与第二代蒂龙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联合起事。此时的西班牙已答应协助他们，与英国公开作战。贵族院改选期间，奥尼尔在亚尔马（Armagh）一地大败英军，攻下英国北方重镇黑水河（Blackwater，1598年），并派遣一支军队重启芒斯特的叛变。英国殖民者放弃田园，向外逃亡。

就在此时，伊丽莎白任命年轻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为其爱尔兰贵族议员（1599年3月）。她给他一支1.75万人的军队——这是英国派遣至爱尔兰岛人数最多的一次。她训令他攻击奥尼尔，未经其同意不得签订和约，未得其允许不得返国。抵达都柏林后，整个春天他都不积极，只做了几次袭击，其军队又因受疾疫之害而报废。于是他未经授权即直接与奥尼尔签约停战，然后回到英国（1599年9月），向女王解释其失败理由。洛德·孟特乔爵士（Lord Mountjoy）、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迅速取代其地位，有勇有谋地对付狡猾的奥尼尔、骁勇的奥唐奈及一支停泊于金塞尔港（Kinsale）的军舰——舰上有西班牙军队与武器，并有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准备赐予保卫爱尔兰及天主教徒的赦罪券——上的联军。孟特乔急向南进迎击西班牙人，并予以致命的击溃，使奥尼尔屈服。叛变终告失败，其后全面赦免才赢得暂时的和平状态（1603年）。伊丽莎白也告去世。

她在爱尔兰的政绩使其光荣减色不少。她低估了在几无道路的国家施以征服的困难，更未顾及该地人民因热爱其土地和信仰而不惜牺牲的意愿。她责备其代表的失败，而不知道这些失败部分应归因于她自己的吝啬。他们无法给养军队，军队才会发现抢劫比作战更有利可图。她在停火和高压恐怖政策之间摇摆不定，从未决定一贯的政策。她建立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1591年），爱尔兰人却与以前一样未开化。在花了1000万镑的战费以后，她所得到的和平是岛上一半的土地荒无人烟，而在岛上存在着那种不可言说的积恨，终导致俟机而起的另一次残杀与破坏。

伊丽莎白与西班牙

女王最佳的表现是对付西班牙。她让菲利普幻想她会与他或其子结婚。为了用一枚婚戒赢得英国，他极尽忍耐之能事，直至其朋友纷纷与之疏远，伊丽莎白渐转强大。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不幸的苏格兰女王可能曾敦促他入侵英国，但他太怀疑法国，太操心于荷兰，以致无法下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政治赌注。他不能肯定在他与英国相持不下之际，法国不会趁机攻占属西班牙的荷兰。他讨厌鼓动任何地方发生革命。他相信，由于他的长期拖延，伊丽莎白会在适当时间寻求一条出路，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他不急于让亲法的苏格兰女王得到英国王位。有很多年他一直不让教皇将伊丽莎白驱逐出教会，他阴郁沉默地忍耐她对付英国天主教徒，并容忍她对西班牙虐待英国新教徒所做的抗议。在几达30年内，他与英国保持和平，虽然英国海盗已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商业为敌。

人的本性在品格上显现出来，但是这些品格只是属于我们内在的本质，人类大部分的行为，在表现之前都先考虑到宗教与外力引出的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当时在海上，《十诫》根本毫无作用可言，只有海盗允许才能有贸易行为。小海盗船利用英国海岸入口作为停泊港，由此向外盗劫。假如牺牲者是西班牙人，那么英国又可享受劫夺教皇党人的宗教狂欢了。勇者如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装备了大批私掠船，将大海作为活动领域。伊丽莎白虽未拥有这批私掠船，但并不打扰他们，因为她已从这些私掠船身上看出海军的雏形，并从海盗身上看出其未来的海军将领。“陷落于胡格诺派的法国北部港口拉·罗契尔（La Rochelle）成为英国、荷兰及属胡格诺教派的船只喜欢的会集所，他们攫取任何国家的天主教商船”，必要时也攫取新教商船。

从这种海盗行为入手，进而又经营有利可图的贩奴生意，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首先经营的。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在恶劣气候下从事非人的苦力活，以致人口剧减，很需要较强壮的劳工。土著的保护人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亲自向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建议，将较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更为强壮的非洲黑奴输入美洲，以便替当地西班牙人做苦工，查理同意了，但是菲利普谴责贩奴，并训令西属美洲总督禁止奴隶进口，但经由母国政府特许进口者例外——这是昂贵而稀少的。霍金斯洞悉某些总督的阳奉阴违，派遣三条船至非洲（1562年），抓了300名黑奴到西印度，卖给西班牙的殖民者，交换糖、香料及药材。回到英国以后，他怂恿彭布罗克爵士及其他人从事第二次冒险，又劝请伊丽莎白让他统带一条最好的船，供他使用。1564年，霍金斯率领4条船向南航行，抓了400名非洲黑奴，然后驶向西印度群岛，在枪杆的威胁下强迫西班牙人购买这些黑奴，最后回到祖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与其支持者及女王共享所得——女王共投资了60%。1567年，女王借给他“耶稣号”，他立即率领这艘船及另外4条船至非洲，抓住在其势力所及范围内的黑奴，然后以每名160镑的价格售给西属美洲。他带了价值10万镑的赃物起程返国时，却不幸为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墨西哥海岸的乌卢亚（San Juan de Ulua）逮住，除两条小船外他的船全被摧毁。他在历尽险阻之后，才得以乘那两条小船空手回到英国（1569年）。

这次旅程中另一位幸存者是霍金斯的亲戚德雷克。他受霍金斯之助接受教育，可以说已成为海上的居民。22岁时，他在霍金斯白费工夫的远征中指挥一条船。23岁时，除勇敢之名外已失去一切，他发誓向西班牙报仇。25岁时，他接受伊丽莎白任命指挥私掠船。1573年，他已28岁，在巴拿马沿岸攫取一支载运银条的商船队，回到英国时又发财又报了仇。虽则西班牙叫嚣应将他置于死地，伊丽莎白还是将他藏匿了3年。接着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及哈顿等人帮他装备了4条小船，总载重达375吨。他率领这些船于1577年11月15日自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注定将完成第二次环球航行。其船队自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时，遇到了暴风，船只尽皆碎裂无法修复。德雷克独自一人，搭乘“派立肯号”沿美洲西岸向上至旧金山，沿途袭击西班牙船只。然后他大胆西向朝菲律宾群岛行驶，穿过马六甲群岛至爪哇，越过印度洋至非洲，绕过好望角，1580年9月26日，经大西洋回到普利茅斯，距其离开该地已达34个月之久。他随身带着60万镑的赃款，其中27.5万镑献给女王。英国人欢迎他，视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海员和海盗。伊丽莎白在他的船上进餐，并封他为骑士。

此时，英国技巧地与西班牙保持着和平。菲利普屡次向女王抗议，她找了许多借口，紧握其赃款不放，并指责菲利普援助爱尔兰叛军也是违反国际“法”。西班牙大使威胁不惜一战时，她也威胁将与艾列森结婚，和法国结盟。菲利普急于征服葡萄牙，令其使节继续维持双方的和平。与往常一样，好运益使女王冷静迟缓的天才生色。假如天主教法国不因内战而分裂为二，假如天主教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为土耳其人困扰，假如西班牙不与葡萄牙、法国、教皇及荷兰叛军相争不已的话，那么她会有何遭遇呢？

多年以来，伊丽莎白对荷兰一直是时松时紧，随多变的时局而改变政策，任何所谓软弱不决或叛国的指控都不会使她盲从地遽然决定政策。她对荷兰加尔文教派绝不比对英国清教的好感为多，而且她并不比菲利普更想鼓动革命。可是她了解，对于英国经济来说，能与荷兰开展无阻的贸易是相当重要的。她计划支持荷兰的反叛，使其不至向西班牙投降或陷入法国手中，因为只要叛变一日不息，西班牙就不敢入侵英国。

一桩令人庆幸的意外之财充盈了英国国库，而且有助于荷兰的叛事。1568年12月，几艘西班牙船只携带荷兰境内阿尔瓦军队的15万镑军饷，被英国私掠船迫入海峡港口。女王刚刚听到霍金斯在桑·胡安·德·乌卢亚失利的消息，认为这是上帝赐予英国补偿损失的最佳机会。她询问主教朱厄尔（Jewel），对西班牙的财产她是否有处置之权。他断定上帝既是新教徒，一定很乐意看到教皇党徒被人劫夺。而且，女王知道，这笔钱是菲利普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来的，菲利普在该款安全送至安特卫普之前拒绝承认其所有权，因此伊丽莎白将这笔巨款移至国库。菲利普埋怨英国，阿尔瓦立即逮捕荷兰境内的英国国民并没收其财产。伊丽莎白则逮捕在英国的全部西班牙人。但是贸易需要使双方逐渐恢复正常关系。阿尔瓦不愿激使伊丽莎白与叛军结盟，菲利普强忍住气，伊丽莎白则得到了金钱。

不安的和平状态继续下去，直到英国不断袭击西班牙船只，而遭拘禁的玛丽·斯图亚特朋友的请求使菲利普牵连到一个谋刺女王的阴谋。女王相信他参加了这个阴谋，立即驱逐西班牙大使出境（1584年），并公开协助荷兰。于是，莱斯特率军进入弗拉辛、布里尔、奥斯坦德及斯卢伊斯，不幸于聚特芬一地为西班牙军所败（1586年）。到此问题已明朗化。菲利普与伊丽莎白两人均全力备战。这次战争将决定英国，甚而欧洲，甚而美洲大陆的海上霸权和宗教信仰。

由于教皇在1493年的仲裁几乎完全把美洲划归西班牙及哥伦布的恩赐，西班牙此时已很富有。经过许多航行和教谕后，地中海已不复为欧洲人的文化和权力中心，大西洋时代已经开始。欧洲濒临大西洋的三大国家当中，法国受到内战影响无法竞争海上霸权，英国与西班牙就像贪婪外伸的海岬一样，继续争取新地。当时似乎不太可能解除西班牙在美洲的优势。1580年，西班牙在那里已有几百个殖民地，英国却一无所有。每年自墨西哥和秘鲁等矿产取得的无数财富源源进入西班牙。这时命运似已注定西班牙将会统治整个西半球，让南北美洲成为其附属地。

德雷克很不满这种远景。争夺新大陆的战争一度是他与西班牙之战。1585年，得到朋友和女王的财政支援，他装备了30艘船，进攻西班牙帝国。他进入西班牙西北部维哥河口，抢劫维哥港，剥下圣母像外衣，并取走很多贵重金属及教会昂贵的法衣。他驶往加那利和维德角，劫掠其中最大的岛屿，然后越过大西洋，袭击圣多明哥，取走了3万镑作为不摧毁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的条件，接着劫夺和焚毁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城，最后因黄热病牺牲了1/3的船员，他才返回英国（1586年）。

这是一场无名的战争。1587年2月8日，英国政府将苏格兰女王处死。菲利普通知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他已准备入侵英国并迫使伊丽莎白退位。他请教皇提供200万金币。西克斯图斯愿在入侵行动实际开始时付给西班牙60万金币。菲利普令其海军大将桑塔·克鲁兹（Santa Cruz）侯爵准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船舰在里斯本会集建造，粮饷军械等齐集于加的斯。

德雷克请伊丽莎白准他率领一支舰队，在“无敌舰队”成立以前将其摧毁。得其同意，德雷克于1587年4月2日，趁她未后悔之前，迅速率领30条船自普利茅斯出发。她确曾改变主意，但已来不及通知他了。4月16日，德雷克率领舰队进入加的斯港，在岸上炮台射程外活动，击沉一艘西班牙战舰，袭击运输和补给船，攫取其船货，放火焚烧敌船，然后安然离港。他在里斯本外下锚，诱使桑塔·克鲁兹出战。侯爵拒绝出战，因为其船只尚未武装完毕。德雷克向北驶往拉科鲁尼亚（La Coruna），攫取该地的补给品，然后至亚速尔群岛（Azores）夺取了一条西班牙船只。拖着这条船，他回到英国。连西班牙人都对其勇武和航海技术感到惊奇，大加赞赏，并说：“假如他不是一位路德教徒的话，那么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类似的伟人了。”

菲利普小心地重建舰队。桑塔·克鲁兹侯爵不久去世（1588年1月），菲利普以麦迪那·西多尼亚公爵（Medina Sidonia）取代，其人依赖世代高官显爵的关系而居高位，非因能力特别杰出。“无敌舰队”终于组成时，共有130条船，平均每条445吨；半数为运输船，半数为战舰；共有8050名船员，1.9万名士兵。菲利普及其将领以古代的方法设想这次海战——钩住敌船登上敌船，然后人对人作战。英国的计划却是炮击敌船船身，击沉载运众多船员的敌舰。菲利普训令其舰队不必寻求攻击英国舰队，而应设法抢占英国滩头，越过佛兰德斯，装运帕尔马公爵的3万待命军队。加上这些增援以后，西班牙人打算直攻伦敦。同时，一封红衣主教艾伦（1588年4月）请求天主教徒联合西班牙人驱逐他们的“篡逆、异端及卖娼的女王”的信，被暗中带入英国。为了协助恢复英国天主教势力，几百个僧侣在宗教裁判所所长领导下，随“无敌舰队”出征。热切的宗教精神感动了西班牙海员及其船长，他们虔诚地相信他们在进行神圣的使命，把娼妓遣开，不再有渎神行为，赌博也告停止。那天早上，船队驶离里斯本时（1588年5月29日），船上每个人接受圣餐礼，西班牙全国都在祈祷。

风势对伊丽莎白有利，无敌舰队遭到破坏性的强风，便在拉科鲁尼亚避难，修补损伤，然后再行出发（7月12日）。英国在意见分歧、匆忙准备和失望中下定决心等激动热切的混合状态中，等待战争的来临。经过30年的吝啬小气和捣乱行动，伊丽莎白聚集了一笔财富，现在正用得上。其人民，包括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内，都勇敢地支持她。志愿军在城镇中操练，伦敦商人支援军团，并主动请求装备15条船、供应30条船。十几年以来，霍金斯一直替女王的海军建造军舰。德雷克现在是海军中将，私掠船队已将其船只驶至那个决定命运的地方。早在1588年7月，全部82条船在英国海军总司令埃芬海姆的霍华德爵士的统率下，即已集中于普利茅斯，准备迎战入侵的敌人。

7月19日 ，英伦海峡口见到“无敌舰队”的前锋船只，防卫舰队立即驶出普利茅斯。21日大战开始。西班牙人要等英国人靠近了才能将其钩住，反之，轻便的英国船——吃水线低，船身较窄——在沉重的西班牙船舰周围奔驶甚为便捷，敌舰行驶时即开火攻击其船身。西班牙船舰甲板太高，他们的炮火都掠过了英国船，只能造成很小的损害。英国船在炮火下行驶，行动的敏捷及其速度使西班牙人感到无助慌乱。夜幕低垂时，“无敌舰队”望风而逃，留下了一条船为德雷克所捕。据一位反叛的德籍炮手称，另一条船已经被击垮，残船落入英国人手中。幸运的是，这两条船都装满了武器弹药，很快就转到女王舰队的手中。24日，更多的武器弹药抵达，可是仍然只够英国人打一天的仗而已。25日，在怀特岛（Wight）附近，霍华德领导一次攻击，其旗舰冲入“无敌舰队”中，与每条西班牙船舰相互射击。英国炮火奇准无比，摧毁了西班牙人的士气。当天晚上，麦迪那·西多尼亚写信给帕尔马公爵说：“他们从早到晚炮击我方，但他们并不钩船……已无其他补救方法了，因为他们快而我们慢。”他乞求帕尔马送来弹械和援军，但帕尔马驻地港口已被荷兰船只封锁。

27日，无敌舰队在加来（Calais）港岸边下锚停泊。28日，德雷克纵火于8条无关紧要的小船，使之顺风驶入西班牙舰队内。因为畏惧这几条火船，麦迪那·西多尼亚命其船只进入大海。29日，在一次主要战役中德雷克攻击舰队，使它们离开法国海岸。西班牙人勇敢地作战，但是航海技术和操炮术皆欠佳。正午，霍华德的舰队抵达，整支英国舰队集中火力炮轰无敌舰队，许多条船毁损或沉没，它们的木船船身虽有3尺厚，也被英舰炮火洞穿。数千名西班牙人被杀，鲜血从甲板流入海中。当天无敌舰队共损失4000人，另有4000余人受伤，残存的船只仅勉强维持航行。鉴于其船员已无力再战，麦迪那·西多尼亚下令撤退。30日，海风把这支残破舰队带入北海。英国人向北追逐直到福斯湾，后由于缺乏粮食弹械方才回港。他们损失了60人，但船只毫无损失。

对于“无敌舰队”的残余船只来说，没有比西班牙更近的天堂了。苏格兰极为敌视西班牙，而爱尔兰港口已被英国军队占据。受损伤的船只和饥饿的兵士在绝望中只有绕英伦三岛返国。海水怒涌，风势狂暴，桅樯倾倒崩毁，船帆已破。日复一日，有些船只沉没，有些必须弃船，死者尽掷海中。在崎岖难行的爱尔兰岸边，有17艘船触礁沉没，仅在斯莱戈（Sligo）一地，就有遇难的1100名西班牙人被海水带至海滩上。某些船员登陆爱尔兰乞讨食物和饮水，但遭到拒绝。而且有几百人软弱不堪一战，竟被住在岸边的半野蛮人屠杀。130艘船只有54艘返回，2.7万人只有1万人返回，而且多数人均受伤或生病。菲利普日日听闻那幕延长的惨剧，自禁于皇宫密室，无人敢和他说话。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竟称并未发生入侵英国事件，不肯给予破产的西班牙金币。

伊丽莎白与教皇一样在乎金币。为免海军侵盗公款，她要求计算海军在战前、战争中及战后每先令的用途，霍华德和霍金斯自掏腰包应付无法解释的开销差额。伊丽莎白预期那将是一场长久的战争，故其船员和兵员的粮饷和报酬均甚短缺苛刻。这时有一种类似伤寒的恶疾横扫凯旋的战士，某些船上，船员均死亡或残废。假如疠疾在敌人未来临之前即已发生，霍金斯不知伊丽莎白的命运会怎样。

直到菲利普去世（1598年），海战一直持续不断。德雷克曾率领一支舰队和1.5万人，协助葡萄牙人反抗西班牙（1589年）。但葡萄牙人恨新教徒更甚于西班牙人，远征的结果只有失败与耻辱而已。霍华德爵士领导一支舰队至亚速尔群岛拦截携带金银至西班牙的西班牙船队，但菲利普的新无敌舰队迫使霍华德爵士的船舰败逃——除了“复仇号”因远落在后面，其余英舰都英勇地与15条西班牙船奋战至败亡为止（1591年）。德雷克和霍金斯旋即出征西印度群岛（1595年），但两人争吵不已，竟然双双死于中途。1596年，伊丽莎白再遣一支舰队摧毁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船只，在加的斯发现了19条战舰和36条商船，埃塞克斯洗劫该城时，这些船舰立即逃至大海。这次远征仍然失败，但又一次证明了英国在大西洋的海上霸权。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几乎影响了今日整个欧洲文明。海战技术至此有了决定性的转变，钩住敌船然后登船战斗的技术已经落伍，改为自船边和甲板上炮轰的技术。西班牙的衰弱导致荷兰人独立，亨利四世继为法王及北美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教势力也得以维持并增强，天主教在英国完全萎缩，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也不敢再勾结教皇。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建造适当、领导优秀，天主教可能收复英国，荷兰可能会屈服，而导致莎士比亚和培根成为胜利英格兰的象征和成果的那种骄傲与精力可能永远不会迸发，伊丽莎白朝人的欢乐也将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打击。所以战争能决定神学与哲学，而杀害和破坏的能力是允许生活和建设的必备条件。

雷利与埃塞克斯（1588—1611）

虽然塞西尔与沃尔辛厄姆、德雷克与霍金斯是光荣与胜利的直接工具，伊丽莎白却是胜利英国的化身，在她60岁时已达名位的顶峰。此时，她脸上已见皱纹，头发已见脱落，有些牙齿也已掉落，有些则成黑色，她戴花边头饰，穿飞扬的绉领，有衬里的袖子及衬有圈子的女裙，外饰宝石金光闪闪。在这样极具威严的服饰下，她看来极有傲气，相当精神，无疑就是一位女王。国会对其自视甚高的统治方式颇有怨言，但也只有屈服。老臣提供意见时仍有年轻侍臣的胆怯，而年轻的侍臣善于阿谀恭维，围绕在女王左右。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已经衰老，德雷克和霍金斯不久也将为他们想要统治的大海吞没。塞西尔——培根称他是“英国的阿特拉斯”——今已垂垂老矣，而且为关节炎所苦，不久，伊丽莎白将在其患不治之症时照顾他，并亲手喂他饮食。伊丽莎白深为老臣凋零而悲伤，但她不会因而减低其出巡的豪华与宫中的活泼气息。

在其身旁又有了新脸孔，使她分享了一些年轻气息。克里斯托弗·哈顿年轻英俊，她封之为贵族院院长（1587年）。9年后，她方接纳伯利爵士的劝告，引用其睿智驼背之子罗伯特·塞西尔为国务大臣。她更喜欢雷利的英俊和威武善战，而不在乎他对宗教的怀疑，因为她自己也有某种怀疑。

雷利集伊丽莎白朝人的典型于一身：绅士、战士、航海家、冒险家、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历史学家、殉道者，这是文艺复兴梦想中的完人，他在各方面皆显现才华。他于1552年生于德文郡（Devonshire），1568年入牛津大学。他不肯把生命浪费在书上，于是参加一群身世显赫的英勇志愿军，进入法国协助胡格诺教徒抗暴。6年的战争生活使他学到某种无耻的暴力行动和鲁莽大胆的言词，这是导致其后噩运的主因。回到英国（1575年）后，他强使自己研读法津，但1578年，他再次辍学，志愿从军协助荷兰人抵抗西班牙。两年以后，他到爱尔兰担任陆军队长，该军曾平定“戴斯孟德叛变”，而在“斯梅里克大屠杀”中，他一点也不迟疑。伊丽莎白赏给他爱尔兰1.2万英亩的土地，在宫中他也颇为得宠。由于容貌英挺、善于恭维， 又聪明智慧，女王能静听他在美洲设置英国殖民地的计划，而少有惯常的疑心。她赐予他特许状，1584年，他本人——虽不参加——却派遣了第一支远征队，拟至弗吉尼亚州建立殖民地，但失败了，只空留其名，作为女王不能得到殖民地的永久纪念。女王的名誉侍女伊丽莎白·思罗克莫顿较易亲近，她接受雷利为其情夫，并暗中嫁给了他（1593年）。由于未经女王允许宫中之人便不得结婚，热恋的这一对情人要在伦敦塔度过未经料到的蜜月。雷利写信给伯利爵士，称许女王为历史上最完美的人物，因而获释——但被逐出宫中。

他隐退于瑟本田庄中，计划航行和探险，阐述无神论，写诗，每首诗均富有辛辣讽刺的意味。两年的安静又使他静极思动。得到霍华德爵士和罗伯特·塞西尔的协助，他装备了5条船，驶向南美，寻找埃尔·多纳多（El Dorado），这是寓言中的大陆，其上有金殿、含有金沙的河底及日增魅力的亚马孙河流域。他航行100英里，驶入奥里诺科河（Orinoco），但并未发现女战士和黄金。受阻于急流和瀑布，只好空手返回英国。但他说，他将女王像出示给美洲土著时，他们都惊奇于女王的美丽，因而不久他又获允进入宫中。其流畅的著作《幅员广大、富有、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ch，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重新确立其信仰：“太阳底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财富都不如奥里诺科河流域。”他不断鼓吹英国应自西班牙手中取得美洲财富的必要性，他完美地说明了海权论：“谁掌握大海，谁就掌握了贸易；谁掌握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握了全世界的财源，因而他就掌握了世界本身。”

1596年，他参加赴加的斯的远征队，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他勇猛作战，结果竟伤了腿。现在女王“对他极为和善”，任他为卫队长。1597年，他指挥由埃塞克斯统领赴亚速尔群岛的部分舰队，受到暴风影响而与其他船舰分离，雷利的舰队首先遇到敌人并取得大捷。埃塞克斯永远不宽恕他的预先独占胜利。

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远较雷利富有吸引力。他有雷利的野心、活力及傲性，比他脾气暴躁一点，少他一点智慧，更慷慨，更具有显贵人应有的高尚品德。他是一位热爱智慧的外向人物——骑战和体育的胜利者，在战争中以勇武胆大闻名，也是诗人、哲学家的资助者和鉴赏者。其母成为莱斯特之第二任夫人时，莱斯特即将其置于宫中，以抵消雷利善于逢迎讨好的优势。那时女王已53岁，很自然地将其母爱尽付于这位敏感、英俊的20岁青年（1587年）：现在终于有这样的孩子来安慰她无子的遗憾了。他们在一起谈话、骑马、听音乐、玩牌，于是宫中传出闲话：“不到飞鸟啼晓，爵士是不回其寓所的。”他秘密地与西德尼的遗孀结婚时，她真是垂老伤怀。但她很快就宽恕了他，1593年，他已是枢密院的一员了。不过，他不很适应宫中生活，也不是大政治家的典型，其仆卡夫说：“他的爱恨均明显地表现在脸上，不知如何隐藏。”他使雷利、威廉·塞西尔、罗伯特·塞西尔成为他的敌人，最后连忘恩负义的培根和女王都成为敌人。

弗朗西斯·培根，注定比其他伊丽莎白朝人对欧洲思想有更多的影响。1561年他生于约克宫中，其父尼古拉斯爵士当时担任掌玺大臣，伊丽莎白把这个小孩呼为“小掌玺大臣”。身体羸弱迫使他由运动转向读书，运用其灵智饥渴地吸收知识，不久其博学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奇迹之一。在剑桥3年以后，他奉派随英国大使赴法学习治国之道。但他在法国时，其父突然逝世（1579年），来不及购买给次子弗朗西斯的地产，因而这位青年贫苦度日，只好回到伦敦的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他是塞西尔的外甥，向其要求某种政治地位。经过4年的等待，塞西尔却送给他一纸古怪的备忘录：“随着衣服的加长，我几年的反对或将会消逝无踪。”那年即1584年，虽然他仅23岁，却已用尽了种种方法获选入国会。他以主张给予清教徒更多的宽容而名噪一时（其母就是清教徒）。女王根本不知其主张，但是在其私自刊行的《关于英国教会论争启事》（Advertisement Touching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589年）中，他再次勇敢地陈述那一意见。他建议任何人皆不应受到侵扰，只要他答应保卫英国，抵抗威胁英国完整主权及其自由的外国强权——包括教皇在内。伊丽莎白和塞西尔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有点太激进——事实上，他的确是超越其时代的。

埃塞克斯喜欢培根清醒理智的头脑，邀其提供意见。这位年轻哲人立即劝那位年轻贵族要表现得好像——即使并不如此——很俭朴，很节约，要担任民政官而不要担任武官，因为政治上的挫折较之军事失败更易弥补，而受民众的欢迎反成为对女王的威胁。培根希望埃塞克斯终会成为一位政治家，从而使他这位顾问也有机会被起用。1592年，他又致信塞西尔，其中词句极为有名：

我现在已经老了，在时漏中31年的光阴包含了很多沙粒……我景况不佳多少令我激动……我该承认我有广泛的思索目标，犹如我有适度的生活目标一样，因为我已把知识当作我的领域……不论是因为好奇，或因虚荣，抑或本性使然，反正它已紧紧地固着于我的心上，不可分离。

埃塞克斯再三请求塞西尔父子和伊丽莎白把总检察官的空缺给予培根时，其请求完全落空。反之，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年纪较大，才能也较为平庸，却获得其位。埃塞克斯潇洒地承受失败，给予培根在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的一笔地产及1800镑现款。培根在可以使用这笔财产之前，便因负债过多而受到短暂的监禁。1597年，培根受任为枢密院顾问律师会议的一员。

不顾培根的劝告，埃塞克斯仍加入作战派，计划使自己成为陆军统领。他在加的斯作战时表现得极为勇猛，然而越得人望，越不受枢密院的喜爱。他在亚速尔群岛的失败及其日增的骄傲、奢侈及逞口舌之利，使他与朝臣疏远，并激怒了女王。他推荐乔治·卡鲁（George Carew）爵士在爱尔兰任职被女王率直拒绝时，竟脸带轻蔑的神色转身就走。女王立感狂怒，掴其耳光尖叫：“给我滚蛋——”他则手按长剑向她喊道：“你的这种暴烈举动我无法加以原谅。即使是令尊的手做出这种举动，我也无法忍受。”他愤怒地冲出房门，群臣均预期他会被关入伦敦塔（1598年）。可是伊丽莎白一无举动，反之——或许是要踢开他？——数月以后，竟任命他为爱尔兰代表，出任贵族院议员。

培根警告他别想以武力去做反信仰的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埃塞克斯仍要了一支军队。1599年3月27日，在人民热烈欢送、朋友颇表疑虑及敌人纷觉痛快中，他前往都柏林。6个月后，其任务终告失败，他未经允许急忙回到英国，并未经通报闯入女王的化妆室，试图解释其在爱尔兰的行动。她耐心而愤怒地听他解释，然后把他交给约克宫的总管大臣，直到开始审讯其罪为止。

伦敦市民议论纷纷，因为他们不知其失败，却难忘他过去的胜利。枢密院下令举行半公开的审判，并责成培根为律师顾问会议的一员和女王的辩护律师，负责撰写起诉书。培根自请回避，但他们坚持，他便同意了。他列举的罪状颇为温和适度，因此埃塞克斯当庭承认其真实性，并请堂上从轻发落。法庭判决他暂撤一切职位，并应留在自己家中，直到女王愿意释放他为止（1600年6月5日）。培根替他请求开恩，8月26日埃塞克斯即告恢复自由。

如今住在其伯爵官邸中，埃塞克斯继续追求权力。他的一位密友是莎士比亚的恩主南安普敦伯爵亨利·里奥谢思利（Henry Wriothesley），埃塞克斯派他至爱尔兰劝说当地贵族代表孟特乔领兵返国，协助埃塞克斯控制政府。孟特乔拒绝协助。早在1601年，埃塞克斯即曾上书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请其协助，并允诺支持他继任英王。詹姆士回信颇示鼓励。此时谣言四起于激动的首都：说罗伯特·塞西尔阴谋企图立西班牙的公主茵凡塔为英王，埃塞克斯即将被关入伦敦塔中，雷利发誓必置之于死地等。或许是想迫使埃塞克斯自露马脚，小塞西尔劝请女王致书埃塞克斯，要他参加枢密院会议。他的朋友都警告他这是逮捕他的计谋。当天晚上，一位朋友奇利·梅利克爵士（Gilly Merrick）请张伯伦（Chamberlaim）等人至索思沃克（Southwark）观赏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二世》（Richard II），演出一位君王公正地被罢黜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1601年2月7日），约300名埃塞克斯的狂热支持者全副武装地集合于其住宅的院子里。总管和三名显贵前来询问非法集会的原因时，群众反而把他们关了起来，并驱使迟疑不决的埃塞克斯跟他们到伦敦发动革命。他希望一般民众起而助他，但传道士请求群众留在家中，因此他们足不出户。政府军早在警戒状态中，他们击败了叛徒。埃塞克斯被捕，送至伦敦塔监禁。

他很快以叛国罪名受到审判。枢密院令培根协助科克替政府说话。他若拒绝即失去政治前途，他若同意则毁却身后名誉。科克提出控诉颇为迟疑不定时，培根即起而陈述此事，历历如绘，分析详尽明晰，令人信服。埃塞克斯随即供认有罪，并指出其帮凶。其中5位立被逮捕处以死刑。亨利·里奥谢思利也被处以无期徒刑，其后被詹姆士一世释放。女王曾送给埃塞克斯一枚戒指，并答应在必要时只要他把它送还给她，她就会前来救他，传说当时埃塞克斯终于把这枚戒指送还女王了。假如果真送去，那一定未被女王收到。1601年2月25日，35岁，埃塞克斯勇敢地接受了他的噩运，其表现符合其个性。雷利目击用刑，并为之落泪，他那断落腐烂的头颅悬在伦敦塔达一年之久。

奇异褪色（1601—1603）

埃塞克斯的头颅仿佛在日夜凝视着她，这或许是伊丽莎白晚年情绪低迷的重要原因。她经常独自一人，沉默、忧郁地坐着。她仍维持宫中娱乐，有时勇敢地强颜欢笑，可是健康已失、其心已死。英国已不再敬爱她，觉得她已活得过久了，应该让位给另一位年轻的帝王。在位时的最后一届国会较以前更激烈地反对她侵犯国会的自由、她迫害清教徒、她日增的开销需求、她赐给宠臣贸易垄断的权利。令大家惊奇的是，女王对最后一点终于让步，答应不再滥用此权。平民院议员纷往谢恩，他们屈膝拜听她最后悲伤的“黄金演说”（Golden Speech，1601年11月20日）：

纵使是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也不如……你们的敬爱更受我的珍视。因为我比尊敬什么宝贝都要尊敬它……虽然上帝令我们位居要津，但我在乎的是王冠的荣誉和在你们的敬爱下统治……

她令他们平身，继续说：

即位戴上王冠成为国王，旁观者感到这是很光荣的事，而当事人并不那么愉快……对于我而言，假如不是为了依照良心去尽上帝赋予我的义务，维持上帝的光荣，并保护你们的安全，依我的脾气，我真愿让位于他人，并放弃那努力求得的光荣，因为我并不希望长生或长治，我的生命和统治应以谋取你们的福利为前提。虽然你们已有、即将有许多强有力的贤君坐在此位，但是你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爱你们的君主。

她已尽其可能搁置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因为其王位合法继承人苏格兰女王在世时，伊丽莎白根本不愿让玛丽·斯图亚特继承，而破坏改奉新教的解决方案。现在玛丽已死，玛丽之子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已成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值得告慰的是，不管其人如何的不稳定或古怪，总算是一位新教徒。她知道罗伯特·塞西尔及其他廷臣暗中正和詹姆士谈判其顺利入继问题，以从中获得好处，而且他们已经在预计她在世尚有多少天了。

欧洲各国都谣传她染患癌症离死不远，事实上她是因为不耐烦活得太长才渐渐走向死亡。她的身体已无法忍受欢乐与哀愁、无情岁月的折磨与打击。其教子约翰·哈林顿（John Harington）爵士试图以蕴蓄智慧的诗句博得她高兴时，她驱走他说：“当知道大限已近时，对这些蠢事就毫无兴趣了。”1603年3月，她大胆地暴露于冬天的冷风下，以致大发高烧。经过三周折磨，病魔已耗尽了她的体力。在这些日子里，她大半耗在椅子上或躺在软垫上。她不要医生，只要音乐，因此有许多演奏者入宫，最后她才接受劝告躺到床上。大主教惠特吉夫特期望她可以活久一些，她反而加以斥责。他跪在床边替她祈祷。他自认祈祷够了想要起来时，她却令他继续祈祷。而当“老人双膝已软弱无力时”，她又一次要他祈祷。直到深夜她沉沉睡去，他才得以休息。她永远不会醒来了。第二天，3月24日，约翰·麦宁汉（John Manningham）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今晨约3点钟，女王陛下去世，温和得像一只小绵羊，安详得像树上落下的熟苹果。”

英国长久以来一直等待她的逝世，但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感到震惊。许多人意识到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只有力的手已经离开了船舵。另有某些人，如莎士比亚，深恐政权悬缺期间会引起内乱。培根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王：

假如普鲁塔克仍然在世，让他来写当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会很难在妇人堆里找到一位与她类似的人物。她在女性中独赋才学，即使是在男性君王中也很少见……关于其政府……在这岛上从未有这样安乐的40年时光。而这并非来自季节性的安静，而是得自她统治的智慧。因为若从一种角度来看，她已考虑到宗教建立的真理，是经常的和平与安全；良好的司法行政，适当地使用王权……学术研究的光辉灿烂……再从另一角度看，她顾及宗教分歧，邻近国家的侵扰，西班牙的野心和罗马的反对；她却是单独一人，无人可以分忧。这是我认为应加以注意的事情，我已无法另外找到更近和更适切的典型。同样，我也认为我已无法找到另一位更杰出、更优越的人物……如果考虑到君王的博学多才能与人民的幸福有适当结合的话。

如今在作“后见之明”的回顾时，我们似应稍减这个人物的光明面，要注意和宽恕这位盖世女王的许多缺点。她绝非圣人或贤哲，而是一位有脾气有感情、热爱人生的妇人。“宗教的真理”此时尚未完全建立，而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并非其全部臣民均能“在自己的葡萄林下吃他们自己种的东西，唱和平的欢乐之歌”。其统治的智慧部分为其朝臣的智慧。她的善变常常反而证明对她有利，这或是时局改变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决定了失当的政策，只有赖其敌人的内乱助她幸存。但通过公平或不正当的手段，她终究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兴隆。她从法国手中解放了苏格兰，使之与英国结合；她使那瓦尔的亨利发布《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宽容新教徒，以与巴黎的天主教弥撒抗衡；她即位时发现英国已经破产、受人轻视，死后所留下的英国是富裕而强盛的；而在人民富裕中，学术和文学的力量日见增强昌盛了。她继续其父的专制，但是因其人道和吸引力而减少许多专制色彩。她既无丈夫也无小孩，她把母爱施予英国，忠诚地爱护它，并鞠躬尽瘁地为它服务，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

第二章

欢乐的英国
（1558—1625）

工作中的英国人

是什么样的英国，给予女王权力和胜利，给予莎士比亚语言和灵感呢？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如此鲁莽、富有侵略性，如此坦诚、富裕，究竟他们是何种人呢？他们怎样生活、工作、打扮、思想、恋爱、建筑、唱歌呢？

1581年，他们共约500万人。多数人是农夫，其中许多是与地主分享收成的佃农，有些人是支付固定租金的佃农，另外日益增加的一群人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因为放牧较耕种更为有利。农奴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圈地运动和合并已使许多佃农丧失了土地，因而产生一群不幸的劳工阶级，他们在各个田庄或扩张的城市的各个工厂中不安地出卖劳动力。

不过，除了首都以外，其他城镇的规模仍然很小。仅次于伦敦的诺威奇和布里斯托尔两城，每城也只2万余人而已。在这方面有可喜之事：城中居民毗邻而居，就是在伦敦，多数家里也有花园，或靠近原野而能收集莎士比亚歌颂的种种奇花异草。英国人在屋中烧木取暖，多数工业以木炭为燃料。但16世纪，薪材的价格高涨，城里对煤炭日增的需求激使一般地主纷纷在其土地上找寻矿源，由德国入境的技术工人改善了开矿和冶矿的技术。伊丽莎白禁止伦敦居民使用煤炭，但其命令抵挡不过经济上的需要。荷兰的织布和漂布工人不堪阿尔瓦的压迫，纷纷逃至英国，英国纺织工厂得以扩张。胡格诺教徒自法国引进了工艺和商业技术，却是英国牧师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半自动织布物料机。渔业是此时最兴旺的，因为政府鼓励人们适应航行生活，作为海军的后备员。其后，伊丽莎白向罗马教会低头，下令其人民每周两天及在传统大斋期间不得食肉。

同业公会受到中古种种规矩的束缚，在这个个人主义改革的时代，不断失去其市场。聪明的生产推动者集结资本、买进原料、再配销给工厂和家庭，然后买进其成品，分售给交通所及的各个城市。英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开始于家庭，即由父亲、母亲、女儿及男孩共同贡献劳动力给企业经营者。此时，“家庭经营制”兴起，至16世纪晚期大为流行。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妇人在家中纺织亚麻、羊毛，裁缝、刺绣，准备药草、制酒，而且几乎很成功地发展了英国的烹调术。

伊丽莎白政府不仅勤于宗教立法，而且热心经济立法。政府了解都市对生产和贸易的种种限制会妨害工商业的进步，因此另以全国性的规定来取代地方规定。著名的《学徒法》（Statute of Apprentices，1563年）建立了由政府监督并强制的劳工立法，直到1815年该法仍有效。该法旨在避免懒惰和失业，规定每位身体健康的青年应为学徒7年，理由是：男人在23岁以前，多数是狂野、无判断力和无足够的经验去自治，虽则这并非永远如此。30岁以下每位故意不就业的男人，每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下者，地方政府迫其就业。在乡间，年龄在60岁以下的健壮男人强迫其参加收割工作。全国工人每年订一次工作合同，保障其每年的工资。王室法官有权决定辖区内最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伦敦工人的工资固定为每天9便士。雇主无故开除雇工者罚款40先令；非法离职者下狱；雇工未经其雇主和地方法官的允许，不得离开城镇或教区。工作时间在夏天为每天12小时，冬天则只在白天工作。任何罢工都禁止，违反则处以拘禁或重罚。

整体说来，该法施行结果是保护雇主对抗雇工、保护农业对抗工业及保护国家对抗社会革命。赫尔城（Hull）砖工行会在其会章上面加上一段动人的词句：“人类天生平等，均由一位‘工人’（指上帝）从类似的泥巴里捏成。”但是没有人相信它，塞西尔与伊丽莎白尤其不相信。也许是塞西尔领导1563年的经济立法呢！该法对于劳工阶级来说，就是强迫性的贫穷。该法计划定期调整工资，以配合基本食物的价格，可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地方法官却属于雇主阶级。薪资是提高了，但是远远赶不上物价：1580年至1640年，民生用品的价格涨100%，工资却只涨20%。1550年至1650年，技工和劳工的生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伦敦城外“住满一群比较贫苦而且多半做坏事的人，他们住在最低劣的公寓里”。有些地方的人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什鲁斯伯里伯爵的葬礼中约有2万名乞丐来求施舍（1591年）。

政府为消除这些弊病，制定了严法取缔乞讨行为，并另外制定一系列较为人道的济贫法案（1563—1601年），承认国家有免其人民挨饿的责任。每一个教区均征税作为照顾失业贫民之用，及促成有工作能力者在国家经营的工厂中工作。

物价上升影响工业和商业，犹如它对贫民是一种悲剧一样。其主因是欧洲的开采银矿、自美洲进口稀有金属及政府任由通货贬值。1501年至1544年，不论是进口或在欧洲制造的英国国内的全部白银，总价值相当于1957年的1.5亿镑；1545年至1600年，则价值相当于9亿镑。伊丽莎白尽力抗拒英币的贬值，她采纳谨慎的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Thomas Gresham）的忠告，他警告她的话成为“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意谓货币由贵金属所制成者将被人收藏并运至国外，只有劣质货币才作其他用途，特别是用来付税，国家“得到人民支付的是自己铸造的货币”。伊丽莎白、塞西尔改革女王父亲及兄弟曾加以贬值的货币，并恢复英国货币中的金质和银质。但是物价仍然上涨，因为金银的流入和货币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物品的生产量了。

垄断也是物价高涨的原因。伊丽莎白准许铁、石油、醋、煤、铅、硝、淀粉、纱、皮革及玻璃制品等垄断专卖。她特许专卖，部分是为了鼓励进口物资和建立新企业，部分作为某些朝臣未得适当报酬的补偿。反对专卖垄断的声浪令国会强烈要求改革时，伊丽莎白同意暂时停止专卖垄断，直到它们的经营受到国会调查并得其同意为止（1601年）。最后仍有某些专卖垄断事业得以维持下去。

受到这些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较对外贸易为慢。除了市集外，任何人不得在非其居住的城市出售货物。许多地方这类市集是定期举行的，而且一年往往有几百次。最受欢迎的是“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每年8月在伦敦附近举行，并有马戏班表演吸引观众购物。货物多经水道运送，少经陆路，水路交通频繁，极为活跃。道路不好，可是已渐改善，骑者每日可以跑100英里。传递伊丽莎白死讯至爱丁堡的使者，第一天就已跑了162英里。建立于1517年的邮政完全供政府使用，私人信件由朋友、专差、使者或其他旅客传递。陆路旅行多是骑马，约1564年开始使用驿车，直到1600年，还一直是少数人的奢侈工具。但1634年，驿车数目增加太多，因此政府宣告禁止私人使用驿车，以免交通拥挤。旅舍设备甚佳，侍女也很周到。但路人必须小心钱袋，并隐藏行程。即使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出门仍须特别小心谨慎。

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颇有进展。成品的输出是抵付进口原料和东方奢侈品的较佳方式。此时，市场的扩展是由地区到国家，再到欧洲，甚至及于亚洲和美洲。政府的工作范围和权力，也受商业扩张和贸易问题的影响而日见增加。英国就像西班牙与法国一样，希望输出货品，换回黄金，因为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以拥有珍贵黄金的多寡来计算国家的财富。培根显然是第一位谈及有利的“贸易平衡”的学者，其意思是说只有出超才会流入白银和黄金。塞西尔宣称其目标是“利用各种政策减少使用我们不需要的外国商品”。他知道金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它们是一种国际货币，在紧急时可用以购买很多东西，甚至收买敌人。国内工业在平时应善加保护，以免到了战时国家必须依赖外国产品，因此政府以关税阻碍进口，以补贴鼓励出口。“商行”纷纷组成，在外国销售英国的产品。英国“商业冒险家”在汉堡发展了一条外销路线，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率领贸易访问团至俄国（1557年）和波斯（1562年），另一团至印度（1583—1591年）。英商土耳其公司（English Turskey Company）成立于1581年，俄国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成立于1595年，划时代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则成立于1600年12月31日。舞台已为黑斯廷斯（Hastings）及克莱武（Clive）准备好了。喜爱海洋和财富的人纷纷冒险走向海洋，找寻新的贸易路线。地理学是他们热情的副产品的一部分。寻找市场和殖民潮带来了造船热，英国森林尽成桅樯和船身。英国开始统治海洋，大英帝国也已名副其实地诞生了。

商船到处扬帆时，金融机构也随之发展，以加速商业的成长。1553年，商业冒险家成立股份联合公司，开展与俄国的商业，共发行了240股，每股25镑。每次商团远征返国后，利润均分，投资也渐收回。东印度公司同样获利，其首次冒险就获利87.5%，迅速增加了一群新加入者——廷臣、法官、教士、骑士、寡妇、老处女、商人——来参与第二次冒险。当时也犹如今日，不分男女无不热烈地追求金钱。即使1552年，国会仍旧禁止贷款放利，视之为“最可恨的罪恶”。但平民院中商人集团力量日增，终有1571年《高利贷法案》（The Usury Bill）的制定。该法将一般利息与高利贷分开，并准许合法收息10%。股票生意日渐增加时，证券交易所也告成立，旨在交换股票或货品的所有权，政府又发行更多的货币，以方便商品出售和购入。1566年，格雷沙姆创立了皇家交换所，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1583年，它发行了最早的人寿保险单。

随着伦敦成为世界繁荣昌盛的市场和中心，商业气氛日见增长。原来黯淡的街道现已被货物照亮。一位足迹遍及各国的旅客认为伦敦金匠商店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地方。商人争取驻足之地，有些人利用圣保罗教堂为临时事务所，相信自加尔文以后基督已经改变了反对取利的主意。律师在那里会客，人们在坟墓上数钱，小贩在院子里贩卖面包、肉类、鱼、水果、麦酒及啤酒。行人、小贩、驿车、两轮马车，拥挤在狭窄泥泞的街上。泰晤士河是主要的运输干道，驳船、渡船及游船在其中往来行驶，几乎任何地方都可找到船夫待命转运货物和旅客，或往上游或往下游行驶，因而可以听到他们大声喊着：“向东呦！”“向西呦！”——那成为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戏剧的主要内容。河中臭气减低时，该河成为商业、娱乐、恋爱、举行国家盛典的理想场所。建于1209年的伦敦桥是城中之宝，为贯穿伦敦南北唯一要道。南边酒店、戏院、妓院及监狱林立，北边则是商业中心。这里商人才是主人，贵族必须经过特许才获允进入该区。皇室和贵族多数住在伦敦外面的宫殿里。国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当时是一个独立城，商人在那里也受到重视。1600年，商人已能威胁女王，而半世纪后，竟在此处处决了查理一世。

教育

莎士比亚时代的人并不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们很少人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较多人懂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们读书很快，狼吞虎咽，以经验来判断书的好坏。他们一生学习，对老师却是前所未有的不敬。

他们的日常语言与学校用语有别。他们的语言继承整个凯尔特、罗马、撒克逊族及诺曼时代的英格兰的遗产，受到法国和意大利语言的影响而增加了许多词汇；它吸收了伦敦街头的俚语 及各地的方言。不仅如此，它创衍生字，在创造性的字眼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尚可找到这样生动、有力、易变和丰富的语言吗？许多字没有一致的拼法，1570年以前，根本没有指导拼字的字典，莎士比亚从来不曾确定怎样拼他的名字。速记已经使用，但仍然满足不了忙乱的商业和繁荣的文学创作。

亨利八世解散女修道院后，结束了有组织的女性教育，但城中的小孩可以免费接受初级教育。伊丽莎白成立了100所免费的文法学校，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又另建288所。在温彻斯特、伊顿、圣保罗及什鲁斯伯里等地早已另建“公学”，容纳家世显贵的孩子，现在又增加了拉格比（1567年）、哈罗（1571年）及麦钱特·泰洛伊斯学校（1561年）等。学校课程是古典教育加上鞭打，国教教义是各校必修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早晨7点上课、下午6点下课，上午8点是早餐时间暂时停课，下午尚有小睡和短暂休息时间。父母认为学校应完成其主要功能——使他们免为小孩烦心。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垄断了大学教育。在宗教改革纷扰时期，它们失去中世纪的特权，并减少了注册人数，如今渐又复兴。1586年，两校各约有1500名学生。在剑桥大学，沃尔特·迈尔德梅爵士捐款成立伊曼纽尔学校（1584年），菲利普·西德尼之婶塞瑟克斯女伯爵弗朗西丝建立西德尼·塞瑟克斯学院（1588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由政府及其他基金会建立（1571年），詹姆士一世时又增加沃德姆（1610年）和伦布罗克（1624年）两座学院。1564年女王访问剑桥大学，引起一阵骚动，她微带抗议地倾听夸奖她的拉丁文演讲；在三一学院，她用希腊语答谢该学院用希腊语做的欢迎演讲；在街上，她和学生互以拉丁语致候；最后她自己作了一次拉丁文演说，表达她替学术界尽一点力的希望。两年以后她拜访牛津大学，处身可爱的学堂和广场中倍感光荣，离开时她热切地高叫：“再见！朕之佳子弟！再见！可敬的学者！愿上帝祝福你们研究学问顺利！”她深知如何担任女王。

仍有其他的英国妇女与她匹敌。安东尼·柯克爵士的女儿们即以博学驰名，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在威尔顿的华厦竟成为诗人、政治家及艺术家的集会场所，他们发现她具有欣赏最佳作品的心智。这些妇人靠家庭老师完成教育。文法学校虽然向男女两性学生开放，可是公学和大学只招收男学生。

这个时代的表征是伊丽莎白的最佳财政大臣在伦敦建立了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1579年），讲授法律、医药、几何、修辞及其他对工商阶级有用的学问。他规定授课不但要使用拉丁文而且也要使用英文，因为“商人及其他市民”也会来听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有钱和有爵位阶级的教育，是靠出外旅行完成的。学生至意大利完成医药和性启蒙训练，或学习意大利文学与艺术，许多人在留学之路上才喜欢法国。当时语言根本不是教育障碍，因为西欧及中欧凡受教育的男人都了解拉丁文。但旅行者纷纷返国后，就导致国内对意大利与法国文化某种程度的模仿及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不严肃的道德规范有所爱好。

善与恶

每位学童都知道罗杰·阿谢姆斥责意大利化的英国人（1563年）：

我认为到那里（意大利）……特别的危险……莫德曾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现在邪恶却使该国沦为从前乐于为它服务的国家的奴隶……我认识许多离开英国的人，他们原是过正常生活、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无人愿意像他们未出国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更无人说有见识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判断错误……有一次我也到过意大利，但是感谢上帝，我仅住了6天。时间虽短，虽只是一个城市，我就已经看到随意犯罪的情形，远较圣洁的伦敦城6年中我知道的罪恶为多。

这位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不是唯一持此种说法的人。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在《恶行学校》（The Schoole of Abuse）中写道：“我们已经学了意大利的恶风，把伦敦与罗马比较，把英国与意大利比较，你会发现盛行于我国的，一面是戏院，一面是各种恶行。”塞西尔劝诫其子罗伯特，千万不可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骄傲、亵渎神及无神论外，什么都学不到”。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s）在《恶行的解剖》（The Anatomie of Abuses，1583年）中，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描写为邪恶、虚荣、奢侈及以罪恶为荣的时代。主教在女王御前讲道中，痛心伦敦市民的道德竟是“嘲弄上帝的《四福音书》，比从前更加的淫荡，更加的重肉欲，更加的不道德……假如我们的生命终须面对宗教作证和报告的话……它会高呼……‘并无神的存在’”。

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也许为英国人喜欢的意大利酒有助于放松道德和血管，而且更持久。从意大利、法国及古典文学中可以得到一种直接感受的美感，虽然敏锐地意识到这短暂美感的消失使我们悲伤。即使是年轻男子的美貌都会提醒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使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赞扬浮士德像天空一样的英俊潇洒，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始终徘徊于同性与异性恋爱之间。女性的可爱可恋已不仅是诗中的夸张，而是一种能穿过血管、文学、宫廷和使海盗成为十四行诗诗人的迷醉物品。因为在宫中，妇人巧于装扮，不但攫取了男人的心，而且吸引了他们的神智。娇羞引起追求，倍增女性的魅力。社会反对保持处女贞洁的结果是不再向圣母祈祷，罗曼蒂克的爱情交织着未得满足的火辣辣的欲望，就发而为诗歌了。女人看到男人为她们而战就觉得光荣，不管结婚与否均会献身给胜利者。教会的许可或仪式已非结婚生效的条件，虽则如此，生效的婚姻仍被视为与法律同等重要的公共道德，这显示了教会权力的衰落。多数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和家事。

道德的松弛显现于公共生活上面。担任公职者多收受轻重不等的贿赂，伊丽莎白对此不闻不问，当作她不提高薪资的借口。战争时期的财务官除了薪资外，每年额外收入为1.6万镑。通过旧时受尊重的陋规，军队的队长可以虚报已死的兵额，吃空饷中饱私囊，并出售他们的制服谋利，死的士兵价值比活的还高。位居高位者向菲利普二世索取巨款，以使英国政策对西班牙有利。海军大将效仿海盗的掠夺行为，并贩奴谋利。教士出卖宗教利益。药剂师也能准备毒药，某些医师则开毒药处方。商人贩卖劣质货，竟成国际笑柄，1585年，“英国制造的假布和羊毛比全欧洲还要多”。军纪极为落后，无条件投降的士兵和不能战斗者在多数情形下，均会被屠杀殆尽。女巫则必遭焚杀，耶稣会教士从刑架上被拖下来分尸。在贝丝女王时代（Good Queen Bess，即伊丽莎白），人性中并没有增加多少仁慈。

司法与法律

纵然历经几世纪的宗教感化和政府统治，人性仍然讨厌文明生活，并通过那些罪恶与作奸犯科来表示抗议，法律、神话及处罚仅是稍阻此种洪流而已。伦敦城区有四家法学院：中寺法学院（The Middle Temple）、内寺法学院（The Inner Temple）、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及格雷法学院，总称为“宫廷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法学院学生住在学院里面，就像其他学生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舍和学院中一样。只有家世良好的“绅士”才获允进入法学院，全体在校生均应起誓为皇家服务，他们的领袖或易受领导者都成为女王法庭的法官。法官与律师执行任务时，穿着气派逼人的袍服，法律的庄严一半靠服装来体现。

法院的腐化是大家公认的。平民院一位议员将王室法官描述为“一种为了6只鸡可以不顾12种法律的动物”。弗朗西斯·培根要求给予法官较高的奖励。莎士比亚戏剧中悲伤的李尔王说：“只要罪恶镀上了金，那么正义的强矛就会断裂不伤人了。”女王可以随意解职法官，这种情形加深了法官的负担。女王的宠臣收受贿赂，引导女王干涉法院的判决。除了叛国罪外法院均采用陪审团陪审制，但陪审人员经常受法官和皇家其他官吏的胁迫，难以公平陪审。包括危及君王生命和威严的各种行动，即轻易被判为叛国罪。这类案件可以送往星室法庭受审——枢密院执行司法功能时称为“星室法庭”。在该法庭，被告被剥夺陪审、律师及人身保护权，受到穷诘或刑讯，而且常常被判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时的刑法是依赖吓阻而非监视或查证。法律变得软弱无力，刑罚也越来越重。有200种犯罪，包括勒索、砍断树苗及偷窃超过1先令以上的物品等，依国会法均应处以死刑。伊丽莎白时代，每年平均800人在欢乐的英国因犯罪而被处以绞刑。轻罪的处罚是木枷、坐木凳、马车拖人、耳朵或舌头烧一洞、割舌、割耳或割手等。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是清教徒律师，曾撰文指责伊丽莎白计划与艾列森结婚是向天主教投降，因而依法官判决被砍断右手。撑着伤肢，用左手把帽子向上挥，斯塔布斯高呼：“女王万岁！”西德尼上书伊丽莎白抗议这种野蛮行动。塞西尔也觉可耻，便给斯塔布斯一项高薪公职。刑讯是非法的，但星室法庭使用它。我们了解，这时纵已发展了有深度、有力的文学，可是其文明水平尚不如彼特拉克时代的意大利或亚威农，更不如圣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家庭

英国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要经受当时很高的婴儿夭折率的考验。布朗爵士是著名的医生，但他10个小孩中有6个夭折了。当时有各种流行疾病，如1550年的“汗症”（Sweating Sickness）、1563年、1592年至1594年及1603年的黑死病。人的寿命很短，有人估计平均寿命只有8岁半。人们较今日更早熟，更易进入老年，只有强者才活得久。他们在死亡中打滚，变得善于巧取豪夺。

卫生已渐改善。肥皂已渐渐由奢侈品转为民生必需品。约1596年，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抽水马桶。私人浴室很少，多数家庭使用木桶，置于未加炉盖的火前。许多城市有公共澡堂，巴斯和巴克斯顿两城供应上等阶级流行的沐浴设备。“热室”（Hot Houses）供应热水浴、膳食和幽会设备。只有富有家庭才有用水设备，多数家庭须从当作装饰品的公共水管处取水。

乡间和小镇的房子由灰泥和砖筑成，屋顶铺以稻草。靠近亚芬河的斯特拉特福附近有一处名为安妮·哈撒韦的小茅屋，它是一个经过妥善恢复原状的范本。在城中，住宅往往相连，使用更多的砖石，并有倾斜的屋顶，有直棂的窗口和飞扬的上层楼，对从未见过的人，颇为新鲜诱人。屋子内部饰以雕刻和半露方柱，壁炉使大厅高贵温暖，天花板——由木材或灰泥制成——可切刻成对称或奇特的花样。此时已有烟囱排出火烟，至于从前则是在天花板上开口泄出火烟，炉子对家庭确有助益。玻璃窗已很普遍，但晚上照明仍赖火炬或蜡烛。地板上铺以灯芯草或香草，新鲜时很香，但不久就发出恶臭，而且内藏昆虫。壁间饰以挂毡，到查理一世时改为绘画。多数人坐在长条凳或板凳上，有靠背的椅子是一种奢侈品，保留给主客或家长或主妇使用，故“请椅上坐”（To Take the Chair）就是“主席”之意。此外，家具均很牢固美观：碗橱、木柜、桌子、箱匣、四脚架均以胡桃木或橡木切割装置而成，可用几个世纪之久。有些床上铺以羽毛软垫，上有刺绣，并挂上丝帐，价值达1000镑，是家庭中最珍惜的传家宝。几乎各个阶层住宅周围，都有一座花园，内有树木、树丛、林荫，莎士比亚美化其诗句的那些香花——樱草、风信子、忍冬、燕草、美洲石竹、金盏草、丘比特花、鸡冠花、黑种草、铃兰、玫瑰，白的或红的，兰开斯特种的或约克种的。培根说：“全能的上帝首先开拓了一座花园，假如没有它的点缀，一切房屋和宫殿都成为俗不可耐的手工艺。”

打扮一个人往往比装饰一个家庭昂贵得多。在服饰豪华方面，找不到一个时代比得上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波隆尼尔（Polonius）劝告：“在荷包许可的范围内购置昂贵的服装。”有钱阶级，混合穿着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时装，聊补因失去食欲及随岁月而起变化的身体仪态。波西娅（Portia）讥笑年轻的福尔肯布里奇（Falconbridge）——“我想他在意大利购买外衣，在法国购买圆形袜，在德国购买无边帽，而其行为则是仿自各国。”伊丽莎白树立了时装典型，在其统治期间，竞相模仿消除了阶级的分界，使时装一变再变。《庸人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剧中一角曾痛心地说：“时尚穿坏的衣服比男人穿坏的更多。”限制浪费的法律试图根除这种时装病，1574年的立法，要根治“许多年轻绅士的浪费和无所事事”，这些绅士背后皆有田产为其后盾。该法规定除了皇室、公爵、侯爵及伯爵外，任何人不得着紫衣、丝绸、金丝服或黑貂皮；除男爵以上的贵族外，任何人不得穿着毛衣、粉红或深红的天鹅绒、进口羊毛衫、金丝、银丝或饰以珠宝的衣服。不久，大家就不遵守这些法律，因为有野心的中产阶级指责这些法律不但令人讨厌而且阻碍商业进展，因此1604年，它们就被废止了。

帽子有各种形状或颜色，有天鹅绒的、羊毛的、丝织的或人的头发制成的。走出家门或庭院，男人几乎永远戴着帽子，甚至在教堂也是如此，遇到女士礼貌上皆脱帽示敬，但立刻又戴上。男人留发长度与女士一样，普遍蓄着自己喜欢的胡须。男女在颈上均着绉领，这是一种亚麻和棉布领，围在纸板和铁线做成的架子上，然后利用“某种他们称为糨糊”的液体使之硬化为宽大尖锐的衣褶，这样就可在英国各地抛头露面了。凯瑟琳·美第奇曾引介这种圈套进入法国当作小绉边，可时尚又使它成为到达耳边的枷状物。

女人花半天时间来穿衣、脱衣，“装备一条船也比打扮一个女人快一些”。甚至头发也可时而装上时而拿下，因为伊丽莎白领头戴假发，其假发染成年轻时代的金色卷发，假发极为流行。莎士比亚称，穷苦妇人“按重量”出售其头发。多数妇人宁戴小帽或透明发网，而不愿戴帽，因为那样头发会显得更有魅力。化妆品用来增加脸部色泽和画眉，耳朵穿孔挂上耳环或耳圈，全身珠光宝气。女人的绉领与男人一样，但袒胸至某种程度。伊丽莎白胸狭腹长，故将紧身胸衣或束胸外衣放长成三角形，及至紧身裤的腰部就是三角形的尖端，这种款式也成时尚。女裙自臀部以下，利用鲸骨环或藤环加以张开。用轻软质料精心制作花样的礼服把双腿包住。女王首先使用丝袜。女裙拖地，衣袖突出，手套均为织绣和喷上香水。到了夏天，女王会与全身嵌上珠宝的崇拜者谈话，并说安慰的知心话。

居家生活很少正装。上午7点进早餐，11点或正午12点进中餐，下午5点或6点进晚餐，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正餐是在靠近中午时吃的，相当丰富。一位法国人说：“英国人装填其食袋。”此时仍然用手吃东西，不用叉子，要到詹姆士一世时代才使用叉子。有钱人家用银盘，储藏银盘就等于筑了反通货膨胀的樊篱。较低层的中间阶级则使用锡蜡盘皿，穷苦人家则惯用木盘和角制的汤匙。肉、鱼和面包是主要食物，然而买得起的人几乎都受痛风之苦，乳酪产品只有在乡间才受欢迎，因为城里尚少冷藏设备。只有穷人才普遍吃蔬菜，他们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雷利远征美洲带回的马铃薯仍是花园里的产品，而非田园中的作物。布丁是英国特产，比甜食还受欢迎。糖果之受喜爱也犹如今日，因而伊丽莎白的牙齿是黑的。

开心的餐食要有饮料为佐：麦酒、苹果酒、啤酒及葡萄酒，茶与咖啡此时尚未英国化。16世纪和17世纪全欧普遍饮用威士忌酒，在北欧，是由谷物蒸馏出来，在南欧是由酒蒸馏而得。醉酒是对天气阴湿的一种抗议，成语谓“醉得像贵族一样”，暗示社会各个阶级均爱这种调儿。烟草是由霍金斯（1565年）、德雷克及雷尔夫·莱恩爵士传入英国的，雷利使吸烟在宫中流行一时，即使在上刑架之前还要吸一两口烟。伊丽莎白时代，烟草昂贵，因此使用不广。在社交场合，烟管往往逐次传给每位客人吸上那么一口。1604年，英王詹姆士在有力的《对烟草的严重抗议》（Counterblast to Tobacco）一文中，痛心烟草传入英国，并警告其中含有“某种毒性”：

在高尚、虔敬及行为应该合礼的场合，人们无耻地吞吐烟管，并逐次吞云吐雾而使肮脏的烟气、臭气浸入食盘内，并污染了空气，这不是最虚荣和最不洁净的事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现在公开抽烟已经流行，已有各种人……虽无抽烟的欲望……却以独排众议为羞……因而至少是被迫使用了。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做丈夫的竟然无耻地使其可爱、健康及肤色明净的夫人也受此苦，以致她或是牺牲其甜蜜的呼吸，或是决心受长久的臭气折磨……这种习惯，看在眼中觉讨厌，闻入鼻中就可恨，进入脑中便伤神，吸入肺中更有害，而那种黑色臭烟，最像无底深渊中可怖的冥河黑烟。

虽然有这篇抗议文和重税，伦敦仍有7000家烟草制造厂。点火和抽烟并不妨碍谈话，男女可以自由畅谈各类事情，但所谈无非是吸烟室、街头巷尾及科学家等。女人与男人一样，做几近渎神的诅咒。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一部戏剧中，妓女拉住英雄的手肘，双关语则导出高度的悲剧。礼貌只是一种礼节，而不是真心表示客气，言语往往转为攻击。礼貌与道德一样，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礼仪手册亦然，使绅士成为贵族、女士成为淑女。家庭中随着光亮和欢乐而显得比以前恐怖的中古时期及以后阴沉的清教徒统治时期愉快得多。宴会经常举行，只要有借口就举行大游行，婚礼、分娩，甚至丧礼，都举行宴会，至少大宴宾客。各种运动在家里、野外及在泰晤士河上进行。莎士比亚已提到撞球，弗洛里欧（Florio）也谈起板球。法律严禁星期天游乐的规定受大家的讥笑，假如女王能作乐，为何其臣民不能亦步亦趋呢？几乎每个人都跳舞，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说也包括“脚指头比牙齿多的老人老妇在内”，而且整个英国都在唱歌。

英国的音乐（1558—1649）

只知清教徒统治后的英国情况者，不会了解音乐在伊丽莎白时代扮演的欢乐角色。在家中、学校、教堂、街上、舞台上、泰晤士河上，升起了圣乐与世俗音乐——弥撒曲、经文歌、情歌、民歌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演出的一整套爱情抒情诗等。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每周上两小时音乐课。牛津大学置有音乐教授一职（1627年）。每位绅士都能看懂乐谱且会弹某些乐器。在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简易音乐入门》（Plaine and Easie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l Musicke，1597年）一书中，一位善于想象、受教育甚少的英国人自觉羞耻地供认：

早餐完毕，依据习俗，乐谱就带到桌上来了，女主人给我某部乐曲，热切地恳求我唱一段。但在找了很多借口难以推辞后，我真诚地抗议说我实在不会唱，座中诸人立感怀疑，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低声询问我的出身。

理发店也准备各种乐器，让等待的客人弹奏。

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多为世俗的。某些作曲家，如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及约翰·布尔（John Bull）不顾法律规定，仍然信天主教，而且编写有关罗马教会仪式的圣歌，但这类作品已无法公开演奏。许多清教徒反对教会音乐，认为那是不虔诚的表现。伊丽莎白挽救了英国教会的音乐，犹如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挽救了意大利教会音乐一样。女王以其惯有的坚定，支持在皇室教堂及天主教堂中备有大合唱队和正式音乐的那些教堂牧师。《通用祈祷书》成为英国作曲家的伟大歌剧剧本，国教礼拜式几可匹敌欧陆天主教的圣乐飘飘和高贵尊严。甚至清教徒，服从加尔文的领导，也赞成会众齐唱赞美歌。伊丽莎白嘲笑这些日内瓦捷格舞曲（Jigs），但它们很快地成熟为高雅的赞美诗。

女王具有一种世俗精神，而且喜欢别人的追求，其在位时音乐的辉煌成就仅是“情歌”。理所当然——所谓情歌是指配合旋律的爱情歌曲，无乐器伴奏的单部歌曲。1553年，意大利情歌传入英国，并形成一个格调。莫利试图定其形式，在其引入的对话中加以解析，并欢迎大家模仿。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的五声情歌暗示了这些“曲调”的主题：

唉！这是何等龌龊的生命，何等龌龊的死亡呀！

在那里暴君喜欢指挥！

我那春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已趋衰败！

我那自负的抱负也已无望，而生命是一场胡缠。

我的欢乐此起彼落匆匆归去，

留下奄奄一息的我，

因为她轻蔑我的哭泣。

哦！她从我怀中离去，我的爱情已渐萎缩，

为了她的铁石心肠，唉！我死了犹有余恨。

威廉·伯德是伊丽莎白时代音乐界的莎士比亚，以善作弥撒曲、情歌、声乐或管弦乐曲驰名乐坛。当代人敬之为值得忆念的人。莫利说：“音乐家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充满尊敬。”地位同样崇高、多才多艺的皇室教堂音乐家奥兰多·吉朋斯（Orlando Gibbons）和布尔，这两人和伯德联合写出英国第一部键盘音乐的书《为小键琴印行的音乐处女作》（The Maidenhead of the First Music that Ever Was Printed for the Virginalls，1611年）。同时，英国人编成许多富有英国乡村健康淳朴风味的独唱曲，堪称一绝。约翰·都兰德（John Dowland），这位琵琶名手，因著有《唱曲》（Songs）而深受赞赏。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有谁不知坎皮恩的《樱桃熟了》（Cherry Ripe）呢？

音乐家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在查理一世时受到内战的纷扰。当时乐器种类之多几与今日不分轩轾：琵琶、竖琴、风琴、小键琴或小方形钢琴、翼琴或大键琴、横笛、古箫（今日之哨笛）、木箫、小音栓铜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鼓、各种今已为小提琴取代的弦乐器。音乐家演奏和伴奏喜用琵琶，年轻妇人至少在婚前较喜欢小键琴，那是钢琴的前身。乐器演奏主要是指小键琴、弦琴和琵琶。有一种室内音乐是由样式和音域不同的各种弦琴交响演奏的。有一次在詹姆士一世的王后御前表演的舞剧中，坎皮恩曾指挥了琵琶、大键琴、铜喇叭及9种弦琴齐鸣的交响乐（1605年）。由伯德、莫利、都兰德及其他人编写的多数管弦乐均流传至今。这类音乐大体根植于形式，依照意大利风格，而且在细腻和柔美两方面见长，而非以强壮或宏伟方面取胜。赋格曲（fugue）和对位法（counterpoint）已经有了进展，但并无主旋律变换和变调的技巧，也无决定性的音调不协或变音的和谐。但我们的神经受现代生活严重的刺激而趋于紧张时，我们发现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有净化治疗的功效，不会疲劳轰炸，不会有讨厌的不和谐，没有震耳欲聋的终曲，只有那些英国的青年或女孩痛切或高兴地为了挫折的爱情而歌咏的永恒赞美诗。

英国的艺术（1558—1649）

伊丽莎白时期艺术上的成就不太瞩目。金属匠出产一些可爱的银器，如穆斯丁盐窖，并制造华贵的烤架，如温莎宫圣乔治教堂的烤架。约1560年，英国人已自制威尼斯玻璃了，这类玻璃器皿被许多人珍视，较之同类银器或金器更受重视。雕刻和瓷器业并不发达，尼古拉斯·希拉德（Nicholas Hilliard）发展了缩型画绘画学派，伊丽莎白赐予其复制影像的专利权。肖像画家皆来自外国：费德里戈·朱卡罗（Federigo Zuccaro）来自意大利，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及其同名的儿子来自荷兰。穿着华丽长袍、佩戴嘉德勋章（Garter）的骑士塞西尔，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即是出于后者的手笔。此外，自霍尔拜因（Holbein）起至凡·戴克（Van Dyck），英国一直没有伟大的绘画作品。

伊丽莎白和詹姆士时代的英国，只有建筑是最重要的艺术，而且几乎全是世俗的建筑。欧洲还在进行宗教战争时，艺术已经忽视宗教了。中世纪时，最有深度的诗和艺术建基于天堂之上，因此建筑术都用在教堂建筑上，使家庭的建筑式样像监狱一样。都铎王朝的英国，宗教不再探讨生命，转而探讨政治问题。教会财富落到俗人手里，用以建筑民房和高贵的宫殿。建筑样式因而大变。1563年，约翰·苏德（John Shute）刚从发扬维特鲁维亚（Vitruvius）、帕拉底欧（Palladio）、沙里欧（Serlio）等人建筑术的法国和意大利归来。不久，他就出版了《建筑的基本原理》（The First and Chief Grounds of Architecture），赞许古典形式的建筑。因此意大利瞧不起的哥特式建筑反而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宽阔水平的建筑物中还有哥特式垂直的建筑物，一枝独秀地向天空发展。

这个时代的平民建筑有某种不凡的成就：凯乌斯学院的荣誉门及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四角大厦、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的皇家交换所与中寺等。由于自沃尔西以来，律师已代替主教掌理英国行政，伊丽莎白时代文艺复兴建筑的民间杰作是法学院的大厦，1572年落成于中寺。该厦内部尽头的橡木帘帏堪称一绝，可惜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巨厦竟被战火摧毁。

英国工商巨子财富足够开销时，他们建造许多可与卢浮宫匹敌的宫殿。约翰·泰尼爵士（John Thynne）建朗利宫（Longleat House）；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建哈德威克宫（Hardwick Hall）；苏福克公爵托马斯耗资19万镑建筑奥德利宫（Audley End），这笔款“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贿款”；爱德华·菲利普爵士依纯粹文艺复兴的款式建了蒙塔丘特宫（Montacute House）；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则筑成沃拉顿宫（Wollaton Hall）。威廉·塞西尔将其部分积蓄投入斯坦福附近的一所大别墅；其子罗伯特也投入几乎相同的积蓄于哈特菲尔德宫，该建筑长廊是当时建筑中最华丽的内部设计。这类在顶楼上的长廊，在伊丽莎白宫中已取代了封建领主城堡中木制大堂的设计。华贵的烟囱，牢固的胡桃木或橡木家具，高贵的梯道，弯曲的栏杆及木制天花板，使这些宫殿式的房间有一种法国封建时代的城堡所没有的温暖和尊严的气派。就我们所知，这些宫殿的设计者是最早被称为建筑师的人。沃拉顿宫的建筑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ythson）的墓志铭称他是建筑师——杰出的建筑者之意。自此以后，这种伟大的职业就有了现代的名字。

现在，英国的艺术具有特殊的风格，每个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其个性和意志。英尼戈·琼斯（Inigo Jones）1573年生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少时即显露设计方面的不凡才华。一位公爵遣送他到意大利研修文艺复兴建筑，回到英国后（1605年），他替詹姆士一世及其丹麦王后准备了许多舞剧的布景，旋又访问意大利（1612—1614年）。回国后，他热衷于维特鲁维亚著作的英译本（1567年出版）中提示的古典建筑理论，而且他发现这些理论就是威尼斯和维琴查两地帕拉底欧、佩鲁齐（Peruzzi）、桑米切利（Sanmicheli）、圣索维诺（Sansovino）等建筑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扬弃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德国式、弗莱明式、法国式、意大利式等不规则混合的建筑形式，设计了一种纯古典式，那是多利安式、伊奥尼亚式及科林斯式的分开或混合型式，但仍维持一致性和统一性。

1615年，他担任工程总督，负责皇家的全部建筑。白厅的餐厅焚毁时（1619年），他受命为詹姆士一世另建新厅。他设计一串宏伟的大建筑——全部为1152尺宽、874尺长——如果完成，英国皇室将拥有比法国的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宫（Tuileries）、凡尔赛宫或西班牙的埃斯克里卡尔宫（Escorical）规模更宏大的宫殿。但詹姆士宁愿终日沉醉而不愿建成传之几世纪的大建筑。他限制新餐厅的费用，因而无法照原定设计去做，呈现出古典派及文艺复兴时代从未具有的建筑物外貌。大主教洛德（Laud）请求詹姆士修建旧有的圣保罗大教堂时，建筑家竟将哥特式的本堂装入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中。幸而这座建筑物在1666年的大火中被焚毁了。其后琼斯的帕拉底欧式建筑逐渐取代了都铎式。直到18世纪中期，它一直在英国最流行。

琼斯不但是查理一世的主要建筑师，而且显然敬爱这位不幸的绅士，内战爆发时，他就把储蓄埋藏在兰贝斯（Lambeth）沼泽，然后逃到汉普郡（1643年）。克伦威尔的部下在那里捕获了他，但在缴了1045镑的赎款后他就被释放了。离开伦敦期间，他替彭布罗克伯爵设计了一所在维尔特郡的别墅。正面是简朴的文艺复兴式，内部装饰华贵高雅。“双重立方体”大厅60尺长、30尺宽，被公认为英国最漂亮的华厦。由于皇室军队耗尽了皇家财富，琼斯不但失去众望，也失去皇家恩宠。他默默无闻地退休，死时赤贫（1651年）。内战后重组英国政府时，艺术只好沉沉睡去。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综合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在德国，宗教改革压倒了文艺复兴；在法国，文艺复兴扬弃了宗教改革；在英国，二者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宗教改革获胜；但文艺复兴也获重现。固然有那些沉静的——并非无言的——清教徒，但他们不是此时的关键人物。此时统治人物是有过人精力的人，他们从旧教条和旧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仍未与新思想连在一起。他们有无限的野心，期望发展其才能，表现其幽默，如果文学涉及生活，他们就易受其影响。他们在暴力攻击、邪恶及残酷的行为举止中，也力争上游想做个绅士。他们的理想一直徘徊于卡斯底里欧内（Castiglione）的《谄媚者》（Courtier）中的彬彬君子态度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残酷无德之间。他们赞赏西德尼爵士，但更渴望成为德雷克。

同时，在崩溃的信仰裂痕中，哲学继续向前进展，最受困扰的那些人往往具有当代最佳心智。在无阻的洪流中，有正统和保守的人物，更有胆怯柔弱的人物，也有罗杰·阿谢姆这种好人，他绝望地传播从前大家遵守的德行，但其学生已有了冒险的情绪。请听加百利·哈维（Gabriel Harvey）在剑桥大学的演说：

《四福音书》虽然教了，但没有人学习；基督的天堂之钥是冰冷的；除了谴责以外一无是处；礼仪规范在口中已经废止；司法在事实上仍有效力；道德却已被扬弃……大家好奇地追寻新闻、新书、新时装、新法律……某些人则追寻新天堂和新地狱……每天都有新主张，神性、哲学、人文主义、礼貌等均有异端……大家恨魔鬼还不如恨教皇来得深。

哥白尼已经震惊了全世界，他宣称地球在太空中团团转。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于158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讲述新天文学和无限的宇宙，并声称太阳因热能逐渐消逝而趋向死亡，群星崩毁渐成原子尘。诗人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之流，觉得地球在脚下滑动。

1595年，弗洛里欧出版蒙田散文译本。从此，天下事已无定论，人们呼吸的是怀疑的气息。马洛是马基雅维利第二，莎士比亚则是蒙田的化身。智者怀疑之时，青年却在策划将来。假如天堂已在哲学疑云中迷失，那么年轻人就应下决心接受这个枯燥无味的人生，和采纳不管致命与否的各种真理、不管多么短暂的美丽及不管有害与否的各种权力。马洛就这样创造了浮士德和帖木耳大帝两个角色。

就是这种整理旧思想及热切发表新希望、新梦想的心灵自由，才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值得我们追念。假如以上述这些事为内容的文学不能反映每个时代有思想的人的希望、迟疑和决心，我们何必关怀其政治敌对、其宗教纷争、其海战胜利、其渴求黄金呢？那个激动时代的各种影响促成伊丽莎白王朝的狂欢：征服和发现的航行扩大了疆域、市场及心智；中产阶级的财富扩大了商业的范围与目标、异端文学与艺术的启示、宗教改革的兴起；英国扬弃教皇的势力，无意中引导人类放弃教条归向理性的神学辩论，教育发达及书本和戏剧的流行，长期有利的和平；然后是引起挑战，和对西班牙令人狂喜的胜利，对人力和思想日益增强的信心。这些是导致英国伟大的因素，这些是使英国因有莎士比亚而伟大的因素。自乔叟以来历经两个默默无闻的世纪，现在它终于迸发了散文、诗歌、戏剧及哲学的热情火花，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第三章

派那西斯山坡
（1558—1603）

书

此时书籍数不胜数，日见增多。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于1600年写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通病之一，就是全世界书的印行数目一直增多，大家难以消化这么多的无聊事。因为它们每天都在生产，然后传于全世界。”伯顿也说（1628年）：“我们已由于这么多的书而引起分歧纷扰，我们受这些书的压迫，我们的眼睛疼痛了，手指也翻痛了。”但这二人都写书。

贵族阶级知书达理，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塞西尔、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及夫人都是很好的赞助人，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查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讲学以后，仍然存在。发行人给予作者每小册约40先令，每部书约5镑。两三位作者试图专以摇笔杆为生，“文人”这种绝望的职业，此时已在英国成形。很多富有人家有私人图书馆，公立图书馆还很少见。1596年自加的斯返国途中，埃塞克斯暂时在葡萄牙的法罗（Faro）一地逗留，并尽取主教杰罗姆·奥索利亚斯（Jerome Osorius）的图书馆藏书。他把这些书赠予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爵士，博氏又将之藏起，后来遗赠给牛津大学（1598年）的博德利图书馆。

受到国家法律和群众兴趣的控制，书商是在焦虑中求生存发展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共有250个书商，因为此时印刷和卖书仍然是同一种生意，他们多数自营印刷。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印刷和发行两个行业才分开。发行人、印刷人及卖书人联合组成“印书公司”（Stationers’Company，1557年），印刷品在这个行会登记就有版权，不过版权不是保护作者，而是仅保护发行人。通常该公司登记的只是取得合法印刷执照的那些出版物，凡是著作、印刷、贩卖或持有损害女王或政府书籍的，印刷或进口异端书籍或教皇圣谕或教书的，或持有主张教皇权力优于英国国教书籍的，均犯重罪。违反这种禁令而受刑者不算少数。印书公司获得授权可以搜查印刷厂，可以焚毁无照的印刷品和拘禁其发行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检查较宗教改革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要严厉，文艺仍然欣欣向荣，就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出版危机反而使智慧更加敏锐。

学者很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批评的时代，在炽热的神学变革年代，人文主义的洪流已经枯竭了。多数的历史学家仍是编年史家，以年代来做不同的历史叙述。不过，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1603年）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很令伯夫利欣赏。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年）供给莎士比亚英国历朝帝王的史实，因而其声名意想不到地大为增加。约翰·斯托（John Stow）的《英国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1580年）具有“某种智慧的色彩，劝人为善，及对那些不适当的事情产生强烈的憎恨感”，其中的学识却贫乏得可悲，其文章具有引人沉沉欲睡的特性。其《伦敦观测》（Survey of London，1598年）一书显得较有学问，但并未使他赚到更多钱。到了老年，他甚至穷得要发给他乞讨许可证。威廉·卡姆登在其《大不列颠》（Britannia，1582年）一书中，以流利的拉丁文描述英格兰的地理、景观及古物。《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Annales Regnante Elizabetha，1615—1627年）一书是基于小心研究原始文件而写成的。卡姆登一味增加伟大女王的荣光，推许斯宾塞，忽视莎士比亚，赞赏罗杰·阿谢姆，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好的一个学者，竟因喜爱赌博和斗鸡致死，死时一贫如洗。

阿谢姆曾任“血腥玛丽”的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死时（1568年）曾留下英国最著名的教育论文《教师》。主要论述拉丁文的教学，但另以雄浑淳朴的英语，吁请以基督的仁慈教育取代伊顿学院严厉的手段。他曾提到一次与伊丽莎白政府要员吃饭时，话题转到鞭打教育的情形，并说塞西尔赞成采取较温和的方法。而理查·沙克维尔（Richard Sackville）爵士私自对阿谢姆供认，“一位好笑（愚蠢）的教师……使我为了恐惧鞭打，再也不爱读书了”。

学者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外国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心智中。16世纪末，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等国作品的译文，形成一股浪潮并横扫了整个英国。荷马史诗要等到1611年才由乔治·查普曼加以翻译。当时缺少希腊戏剧英文译本，也许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采取浪漫派形式而非古典派形式的主因，但是已有下述作品译本：西俄克里图斯（Theokritus）的《田园诗》，穆塞俄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埃皮克泰图斯（Epictetus）的《手册》（Enchiridion），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政治》（Ethics and Politics），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Cyropaedia）和《国家经济学》（Oeconomicus），狄摩西尼和伊索克拉底的《演讲集》，希罗多德、波力比阿、狄奥多鲁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约瑟夫斯（Josephus）及亚比安（Appian）等5人的历史著作，赫里奥多拉斯（Heliodorus）和朗戈斯（Longus）的小说，托马斯·诺思爵士（Thomas North）将阿米奥（Amyot）所译的普鲁塔克的《传记》（Lives）法文翻译本，转译成生动的英文本。译自拉丁文者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希尔（Martial）、卢肯（Lucan）等人的作品，也有普劳图斯、泰伦斯及塞涅卡的剧本，李维、萨卢斯蒂、塔西佗及苏多尼乌斯（Suetonius）等人的历史作品。译自意大利的有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薄伽丘的《菲洛科珀和菲亚玛塔》（Filocopo and Fiammetta，但是1620年以前未将《十日谈》译成英文）、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历史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奥尔兰多》（The Orlandos）、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Libro del Cortegiano）、塔索（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The Gerusalemme Liberata）和《阿明塔》（Aminta）、瓜里尼（Guarini）的《菲都牧师》（Pastor Fido），班戴洛（Bandello）及其他作者的寓言小说，后来集入威廉·班特（Welliam Painter）的《欢乐之宫内》（Palace of Pleasure，1566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迟至1640年才译成英文，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很熟悉。哈维说，剑桥大学中，“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和阿奎那的理论，因受学生骚动的影响……在校园中完全被摒弃了”，被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Jean Bodin）的学说取代。译自西班牙的有最长的爱情故事《阿玛迪斯·高拉》（Amadis de Gaula）、第一本描写恶汉的小说《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第一本古典乡土作品蒙特梅尔（Montemayor）所著的《戴安娜》（The Diana），取自法国的最佳战利品是普莱亚迪（Pleiade）的诗、蒙田的散文，均由弗洛里欧译成英文（1603年）。

这些译文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影响甚巨。模仿古典作品开始——继续了两个世纪——阻碍英国诗和散文的发展。多数令人追念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均熟知法文，因此翻译并非必要。意大利吸引着英国，英国的田园派仿自桑纳扎罗（Sannazaro）、塔索及里尼，英国十四行诗仿自彼特拉克，英国小说仿自薄伽丘和寓言小说。这些作品供给马洛、莎士比亚、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约翰·福特（John Ford）等人著作的材料，并使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都以意大利城镇为背景。排斥宗教改革的意大利，不谈宗教改革而排斥旧神学，甚至基督教的伦理观也受扬弃。伊丽莎白的宗教独自摇摆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知抉择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却已不顾宗教的纷争，径自恢复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活力。有一段时期，意大利受到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只好将文艺复兴的火炬传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智慧之战

在伊丽莎白朝的狂欢时代，诗与散文像一股狂流倾泻而出。我们已知200位伊丽莎白时代诗人的大名，但直到斯宾塞著《仙后》，只有散文受到当时英国人的注意。

约翰·李利于1579年著有富于想象的《尤弗伊斯》（Euphues）一书，或称《智慧的解剖》（The Anatomy of Wit），首先受到英国人的注意。李利表现的主题是通过教育、经验、旅行和谆谆诱导，即可产生明智善性的人物。尤弗伊斯（意为“良言”）是一位雅典青年，其出外冒险的故事，供给讨论教育、礼节、友谊、爱情及无神论的讲坛。这本书非常畅销，应归功于其特殊的体裁——对照格、头韵、直喻法、双关语、对称子句、古典叙述、想象的交互使用。这种体裁像暴风一样地扫过伊丽莎白的宫廷，流行达一个世纪之久。如：

这位英勇的年轻人，机智胜于财富，而财富又超过智慧，自视其快活不亚于任何人，以为其诚实远优于所有人，因而他自以为适合做任何事情，结果几乎终日无所事事。

李利文章的弊病，究竟是仿自意大利人马里尼（Marini）、西班牙人盖瓦拉（Guevara）或佛兰德斯的韵文家，至今尚无定论。无论如何，李利乐于接受这些影响，然后又影响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人。它破坏了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格调，影响了培根的论文集和语言的发展。

这是一个注意用词的时代，剑桥大学教师哈维发挥其全部影响力，试图使英国的诗由重视重音和韵律转向重视基于音节长短的古典脚韵。受其鼓励，西德尼和斯宾塞在伦敦成立文艺俱乐部，称为最高法院（The Areopagus）。有一段时间，该俱乐部力图迫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活力转入维吉尔形式的著作。纳什故意模仿哈维“跳跃式的”六步韵，讥为完全与宫廷文学脱离。哈维卖弄学问、谴责纳什之友格林的无德时，他成为笔战的目标。这次论战带给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尖酸谩骂的各种方法。

格林的一生是自维庸（Villon）至魏尔伦（Verlaine）止，上千种波希米亚人浪漫无行的文艺生涯的缩影。他与哈维、纳什和马洛一样，都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在那里，他与一群和他一样“荒唐的滑稽人”过从甚密，他和他们一起“消耗了青春的花朵”。

我沉浸于骄傲中。狎妓是我每日的运动，酩酊大醉是我唯一的嗜好……到此为止我对上帝一无所求，所以我很少想到上帝，反而喜欢拿上帝的名字来骂人和亵渎……假如我在世之时一直有欲望的存在，我就很满足，只有等死后再让我改变也罢……我畏惧法官审判的程度与我恐惧上帝的审判并无轩轾。

他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和做的恶事令人作呕而不愿说出”。返国后他成为伦敦酒店的常客，红发、针须、丝袜，还带贴身卫士。他结婚后，温柔地述说婚姻的忠诚与快乐。不久他就为了情妇而遗弃自己的发妻，在情妇身上花的却是发妻的财产。从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中，他写了《诈欺集团的惊人发现》（A Notable Discovery of Cozenage，1591年），描述黑社会的欺诈手段，并警告进入伦敦的乡下人注意骗子、玩假牌者、扒手、老千及妓女的诈欺手段。因此，黑社会想要取其生命。令人惊奇的是虽一直过着邪恶的生活，他竟还有时间写下12部小说（尤弗伊斯体裁）、35本小册及许多成功的剧本，笔调具有新闻记者的迅速和活力。其精力和收入锐减之时，他才发现德行也有相当道理，因而就像他作恶一样，他以过人的雄辩畅述他的忏悔。1591年，其《再见愚蠢》（Farewell to Folly）一书出版。1592年，他编写两篇相当重要的文章，一是《关于一个暴发户马屁精的妙语》（A Quip for an Upstart Courtier），攻击哈维；二是《格林的小智慧》（Greene’s Groatsworth of Wit Bought with a Million of Repentance），攻击莎士比亚，并吁请其腐化的同伙——显然是指马洛、皮尔（Peele）和纳什——改过迁善，敬神忏悔。1592年9月2日，他向受其遗弃的发妻请求付给一位鞋匠10镑，因为若没有他的照顾，“我已在街头中逝世了”。第二天，在这位鞋匠的家里，他告别了人间——据哈维说，是死于“吃了太多的腌青鱼和莱茵河流域的酒”。其女房东赞赏其诗，宽恕其债务，在其头上戴上桂冠，并替他妥为安葬。

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家中，格林之友纳什的口舌最不饶人，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是副牧师之子，讨厌俗礼的拘束，剑桥毕业后住在伦敦的波希米亚浪人区，撰文为生，学到能够“信笔疾书自成文章”。其《不幸的旅客》（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及《杰克·威尔顿传》（The Life of Jack Wilton，1594年），奠定了英国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基础。格林死后，哈维在《四字经》（Four Letters）中攻击格林和纳什，纳什也连续发表小册反击哈维，而至《与你同赴萨弗伦·沃尔登》（Have with You to Saffron Walden，1596年）一文发表时达到高潮：

读者，开心吧！因为在我身上不缺令你们开心的事……这或将使我倒霉，但我将使他被嘘出这所大学……我要扔掉他。我把他揪上剑桥最主要学院的舞台上时，你们会给我什么呢？

哈维面对这种攻击仍然幸存下来，活得比那群波希米亚无行文人长，他死于1630年，享年83岁。纳什续完成其友马洛的戏剧《狄多》（Dido），与本·琼森合著《狗岛》（The Isle of Dogs，1597年），后以引诱罪被起诉，终而默默无闻地消沉下去。34岁（1601年）即英年早逝，这也是他短暂生命的巅峰时期。

菲利普·西德尼（1554—1585）

远离那疯狂的一群，西德尼平静地更早走到生命的尽头。伦敦国家人像画廊（The National Partrait Gallery of London）中陈列的西德尼像，似乎脆弱得不像一个男人：瘦削的脸，褐色的头发。兰古特（Languet）说他“一点也没有健康的样子”，艾布雷说他“极为漂亮”，“不像个男性，但是……具有大勇”。某些腹中有牢骚的人，认为他有一点自负，并觉得他在过分追求完美。唯其英雄式的结局终使大家原谅他的德行。

其母玛丽·达德利夫人（Lady Mary Dudley），是爱德华六世时掌政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女儿，有此母亲谁不骄傲；其父亨利·西德尼爵士是威尔士首席贵族和爱尔兰第三任贵族代表，有此父亲谁不骄傲；得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为其教父，并因而得其基督教教名，谁不骄傲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部分时间是住在宽敞的彭夏斯特大厦（Penshurst），有橡木横梁，有天花板、画墙及水晶吊灯，是当时留下的最漂亮古迹。他年仅9岁即受封为世俗教区长，年俸60镑。10岁进入什鲁斯伯里学校，该校距其父任威尔士首席贵族的官邸勒德洛（Ludlow）堡不远。亨利·西德尼爵士不时写信给这位11岁的小童，信中充满了可爱的智慧之语。

菲利普用力甚勤，收效也大，成为其叔莱斯特及其父之友塞西尔的宠儿。在牛津大学3年后，他奉派赴巴黎担任英国使馆的小职员。查理九世宫廷曾殷切予以招待，他也目睹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他悠然自在，环游法国、荷兰、德国、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兰克福，他与胡格诺教派的学术领袖兰古特订下生死之交；在威尼斯，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曾替他绘像；在帕多瓦，他接受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传统。回到英国，他受到宫廷的欢迎，而且在两年内一直是女王的舞伴。有一阵子，因反对女王与艾列森的婚姻而失宠。他具有骑士高贵的各种特性——重视门第、马上比武的技巧与勇武、宫廷礼仪、谨守信誉及为爱情滔滔雄辩。他研读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试图模仿那位绅士哲学家所谓的理想绅士的典型，而其他人又模仿西德尼的举止行为。斯宾塞称他是“贵族和骑士的领袖”。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往贵族蔑视文艺，现在却开始写诗，并允许诗人附骥于门下。西德尼虽然并不很富裕，却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文学赞助人。他曾协助卡姆登、哈克路特（Hakluyt）、纳什、多恩、丹尼尔、本·琼森，尤其是斯宾塞。斯宾塞极为感激他的协助，誉之为“博学者的希望和年轻诗人的赞助人”。很反常的是，戈森竟赠给西德尼《恶行学校》一书，该书题旨称他是“令人欣然的抨击诗人、音乐家、演奏者、说笑话者及王国的那群像毛虫的无赖”。西德尼起而应付挑战，写下第一本伊丽莎白时代的古典作品《诗之辩护》（The Defence of Poesy）。

依据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评论家的先导，他将诗下定义为：“一种模仿的艺术……表达、模仿或想象……一种能以言词表达的图像”，要达到“教育和娱乐的目的”，他将道德置于艺术之上，认为艺术应借图像为例教人以德：

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前者通过箴言，后者通过范例，而达成其目标；是这两种人，若无此二者，则工作势将停顿下来。因为哲学家以锋利的论证定下了空洞的（道德）规范，很难加以解释，而且太含糊难以把握，所以除他以外找不到指点迷津的人，直到他进入老年为止，或在他找到可以坦诚一吐的事实之前，就会追随他。因为其知识建基于抽象和空泛的理论基础上，因此可以了解其理论的人就感到高兴了……反之，历史学家缺乏格言，注意的不是应该如何，而是已经如何……所举和范例并无必然如果，因而这就是收效较少的理论。现在无匹敌的诗人却表现了这两种东西，因为无论哲学家说该做什么，诗人都会提供已经做到的哲学家要求的那个人的完美图像，因而他就是以特殊范例来表达一般的观念。我之所以说完美的图像，是因为他随心灵的力量产生了影像，那是哲学家仅能以语言加以描述的，然而这类描述无法像诗人那样推敲深入或拥有其人的影像。

依据西德尼的观点，诗是包含各种想象性的文学在内——戏剧、诗及想象的散文。“并不是押韵及诗化便是诗；一个人的作品虽未诗化，然其本质可能仍是诗，也可能作品诗化了，而创作的却不是诗。”

他在箴言之上加上范例。1580年，著作《诗之辩护》的那年，他开始写《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伯爵夫人是其妹，为英国最受喜爱的夫人之一。她生于1561年，比菲利普小7岁，曾经接受各类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其魅力一直不衰。她成为伊丽莎白王室的一员，女王出巡时例必由她陪同。其叔莱斯特预付给她部分嫁妆，她才得以嫁给彭布罗克伯爵亨利。据艾布雷的说法，“她很淫荡”，另有情人取代其夫。但西德尼仍然很崇拜她，应其请求写下了《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

模仿桑纳扎罗的《桃园赋》（Arcadia，1504年），西德尼这篇散文冗长而轻松地幻想了一个有勇敢君王、漂亮公主、高贵骑士、神秘的化装及诱人景色的世界：“乌拉妮娅的可爱，是这个世界所能表现的最伟大的事”，然而如此的赞赏也仅能表现其万一而已；帕拉底亚斯“富有敏锐的机智，不会故炫其才，高尚纯正的思想寓于谦虚之心中；虽能滔滔雄辩，但谈吐温婉，言语甚为缓和；举止高贵，虽在困境亦如此”。显然，西德尼曾读过《尤弗伊斯》一书。故事本身是爱情的迷宫：皮洛克里斯伪装成妇人去接近美丽的菲洛可丽，令他感到挫败的是她竟爱他如同姐姐，而其父却爱上了他，误认他是女人，其母也爱上了他，认为他是男人。不过，故事的结局完全不违反上帝的十诫。西德尼根本未把这本书当作一回事，他从未校正原稿，临死前嘱咐将之销毁。但仍然被保存下来，重新编辑、出版（1590年），而且在10年内为伊丽莎白时代散文中最受欢迎的著作。

在写作这部罗曼史和《诗之辩护》中、在担任外交官和士兵生涯中，他编写了一连串十四行诗，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先河。要写这些诗，以有失恋的经验为宜。在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尼鲁普·德弗罗（Penelope Devereux）身上，他找到了失恋的感觉。她把他的呻吟和歌颂当作正当的游戏，最终嫁给男爵里奇（1581年）。西德尼继续写十四行诗向她倾诉，甚至在她与沃尔辛厄姆结婚后仍是如此。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为这种“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而震惊，没有人认为男人写十四行诗应以妻子为对象，做妻子的大方到足可使诗人安心写作。一连串的十四行诗在西德尼死后印行成书（1591年），题名为《爱星者与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该诗集模仿彼特拉克的体裁，奇怪的是这里的劳拉也有类似德弗罗的眼睛、头发、眉毛、双颊、皮肤和嘴唇。西德尼相当了解，他的热情本身就是一种写诗的手法。他曾写道：“假如我是一位情妇，十四行诗诗人永远不会令我相信他们爱我。”一经被视为美好的游戏，这些十四行诗立即成为莎士比亚以前的最佳作品，甚至月亮都害相思病：

哦！月亮，以何等悲伤的脚步，你攀上了云空，

多么沉寂，多么沉郁的面容！

啊！也许天堂亦不例外，

那忙碌的射手也试着射出爱情的箭？

的确，倘若那对渴望爱情的熟悉双目，

断定了爱已发生，了解了爱人的状况，

我就可从你的神色中看出，你动情的风姿，

对我，与卿相同，从你的情况即可了然。

那么，月亮呀！即使只为了友谊，也请告诉我，

除了缺少机智外，那里是否有永恒的爱？

在那里美丽是否与此地一样可傲？

它们是否比爱情更被喜爱，但是

那些爱人是否蔑视拥有那类喜爱的人？

他们是否把德行称为忘恩负义呢？

1585年，伊丽莎白派遣西德尼协助荷兰叛军反抗西班牙。虽然尚未满31岁，他已受封为总督。由于士兵的俸给均是贬值的货币，他要求小气的女王供应更多的补给和较佳的待遇，因而得罪了她。他率领士兵攻占亚塞（Axel，1586年7月6日），并身先士卒，在最前线作战。在聚特芬战役（9月22日）中，他表现得太勇敢了。其坐骑在战役中被杀，西德尼迅即跃上另一匹马，冲杀至敌阵内。敌阵中一颗步枪子弹射入他的大腿骨中。坐马失去控制，奔回莱斯特阵内。 西德尼立即被送回阿纳姆（Arnhem）的民房内安置。在25天中，他被那些无能的外科医生害得很苦，最后引起伤口化脓腐烂，10月17日这位“当代伟人”（斯宾塞挽语）去世。临死那天他说：“对这个世界性的帝国我不改我的乐观。”其灵柩带回伦敦时，葬礼的隆重为英国在纳尔逊之前未曾见。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

斯宾塞说：“西德尼逝矣，逝者是我的朋友，逝去的是活在世上的欢乐。”斯宾塞之所以有勇气写诗，应归功于西德尼的鼓励。斯宾塞不幸生为织工之子，只是贵族斯宾塞家的远亲，当然谈不上有显达的机会。依赖慈善机构的奖学金，他才能在麦钱特·泰勒伊斯学校就读，然后至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读书，仍须半工半读，自付膳宿费。16岁时，他开始写诗——甚至开始出版。哈维试图使他以古典形式和主题写诗，斯宾塞最初谦逊地取悦于他，但不久就反对接受这种限制，因为接受这类限制必须把不合己意的脚韵放在诗中。1579年，他把《仙后》的首部示于哈维，哈维不喜欢其中包含的中古寓言式的故事，也不欣赏其中精美的形式，他劝告斯宾塞放弃这种设计，但斯宾塞继续写下去。

暴躁好战的哈维替斯宾塞找到一个在莱斯特伯爵手下的职业。在那里，他认识了西德尼，很喜欢这个人，作《牧羊人的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1579年）献赠予他。该诗形式仿自西俄克里图斯的作品，但依据流行历书的安排，照每年各季节分配牧羊人科林·克劳特（Colin Clout）的工作。其主题是描写牧羊人科林·克劳特单恋残忍的罗莎琳德（Rosalind）的故事。这算不上值得推介的作品，幸有西德尼的赞扬，斯宾塞才赢得一些喝彩。为了谋生，诗人接受新任爱尔兰贵族代表格雷爵士亚瑟的秘书一职。随之出征，目睹格雷在斯梅里克屠杀投降的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也无异议。经过7年替爱尔兰的英国政府服务后，他从没收的爱尔兰叛军财产中取得位于马洛与利麦立克（Limerick）之间的基尔科曼（Kilcolman）城堡及3000英亩的土地。

在该地，斯宾塞定居下来，成为垦殖的乡绅，写作精美的诗。为了悼念西德尼的逝世，他写下流畅冗长的挽歌《阿斯特斐尔》（Astrophel，1586年）。之后他又更新、加长《仙后》一诗。胸中热情澎湃，他于1589年渡海返回英国，由雷利推介觐见女皇，并呈献该诗前三册给她，“这三本书将随女王的声名永存”。为赢取普遍的欢迎，他在该诗集的序中献赠颂诗于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卡鲁夫人、哈顿爵士、雷利爵士、伯夫利爵士、沃尔辛厄姆爵士、汉士顿爵士、布克哈斯特爵士、格雷爵士、霍华德爵士、埃塞克斯伯爵、诺森伯兰伯爵、牛津伯爵、奥蒙德尔伯爵、昆布兰伯爵等人。伯夫利伯爵与莱斯特斗争不已，攻击斯宾塞是一位无聊诗人，但许多人称他是自乔叟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女王心情愉快，答应每年给他50镑养老金，财务大臣伯夫利爵士却故意延缓支付。斯宾塞曾经期望得到实质的收获，现在失望了，只好回到爱尔兰的城堡，在蛮荒、仇恨和恐惧中，过着写作那部理想史诗的生活。

他曾打算把这部史诗写成12册。1590年印行3本，1596年印行另外3本，自此以后即无进展。即使如此，《仙后》比《伊利亚特》长两倍、比《失乐园》长3倍。每册是一个寓言故事——谈到神圣、戒酒、贞操、友谊、正义、礼仪，全书旨在通过既有的范例的教训，“剖画一个有德行有纪律的绅士或高贵的人”。这就与西德尼把诗当作通过想象的范例表现道德的观念完全相符了。因为非常注意礼仪，斯宾塞的著作很少谈到肉欲享受的问题。有一次他偶然目及“雪白的胸脯，袒露着等待糟蹋”，他却高傲地走过，置之不理。通过6篇诗，他高唱骑士爱情的高调，即是对美丽妇人的无私的服务。

对我们这些忘了骑士精神、讨厌骑士和惑于寓言故事的人来说，《仙后》最初读起来觉得清新可喜，却因太长而无法竟篇。书中的政论被该时代人所喜欢或厌恶，对于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书中轻描淡写的神学之战对于我们而言不能引起震动，其故事至多是对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及塔索等人的模仿而已。在人为的奇想、笨拙的倒置法、虚伪的仿古和求新及未受阿里奥斯托微笑影响的罗曼蒂克夸张方面，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到超过美丽的《仙后》的诗篇。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雪莱（Percy Shelly）喜欢斯宾塞，尊他为“诗人中的诗人”（The Poet’s Poet）。为何？是不是因为其形式上某种美感可以弥补中古的荒诞不经，还是某种绮丽的文笔可以美化其中的失真？斯宾塞的新九行诗是一种麻烦的体例。斯宾塞的诗虽极圆融，如行云流水，而常使我们感到讶异，但是有多少次他竟为了韵律而牺牲内容！

他曾经中断《仙后》的写作，改写一些短诗，也许那才是他成名的主因。其《小爱人》（Amoretti）十四行诗（1594年）也许是彼特拉克派的奇想，或是其长年追求伊丽莎白·波丽（Elizabeth Boyle）的反映。他于1594年娶了她，在其最佳的诗作《结婚曲》（Epithamium）中咏颂其结婚的快乐。他毫不自私地让我们分享她的魅力：

告诉我，商人的女儿，以前你曾否见过

如此漂亮的女人，在你们的镇上，

如此甜美、可人，温柔似她，

美貌兼备德行，便益增风采。

她善良的眼睛似青玉般明亮，

前额似象牙般白净，

她的双颊像太阳晒红的苹果，

嘴唇似樱桃般诱人欲尝，

她的胸脯像碗明净的乳酪，

乳头就像含苞待放的百合，

她的雪颈似大理石般光洁，

而她的胴体就像一座美丽的宫殿……

婚礼和欢宴过后，他敦请客人立即离开：

现在该停止了，少女们，欢乐已经过去，

你们整日的欢乐已经足够，

现在白昼已逝，夜晚也近尾声。

如今该将新娘送到新郎怀中……

她躺在床上；

躺在百合和紫罗兰的旁边，

丝帘低垂，

香气迷人的花帷床单和棉被……

但愿此夜只有沉静寂然，

没有暴风或伤心的争吵，

别像耶夫与美丽的艾尔可梅娜躺在一起……

让少女与少年停止歌唱，

不让森林回答他们，也不让他们的回声响过天空。

还有女孩完成终身大事比这更富情调吗？

斯宾塞这些奔放的感情，尽情表现于《四首赞美诗》（Four Hymns）中，尊重人间的爱、人间的美、天上的爱及天上的美，仿自柏拉图、费西诺及卡斯底里欧内，开济慈的《恩底弥翁》（Endymion）一诗的先河。他忏悔作了“许多首色情短诗”，而愿通过可爱的胴体，使其灵魂找到超俗的美，那是程度不同的隐藏于人间诸物之中的。

爱尔兰人的痛苦遭遇不啻一座活火山，斯宾塞住在那可以说每天都接近死亡边缘。就在怨恨积成的火山再次爆发之前，他写了一篇好散文（因为只有诗人才写得出好的散文）《爱尔兰现状之我见》（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主张英国方面适当增加经费和军队，以期完全征服爱尔兰。1598年10月，曼斯特失地的爱尔兰人如火如荼地起来抗暴，驱逐英国殖民者，并烧毁基尔科曼城堡。斯宾塞夫妇在千钧一发中死里逃生，逃回英国。3月后，其财产和热情均已消耗殆尽，诗人终于魂归道山（1599年）。不久注定随其逝世的埃塞克斯爵士为他收埋礼葬，贵族和诗人列队送他出殡，并在威斯敏斯特的墓上献花和致挽词。

现在整个英国竞相写作十四行诗，一时成为风尚，足与戏剧相比——形式上大体颇为精良，只是主题与用词多是陈旧套语；均致少女或其赞助人，并惋惜她们的过分拘谨，劝请她们在美丽褪色之前要善加利用；有时候新颖的旋律闯入心扉，男人答应其情妇在迅急的结合当中给予小孩以为报酬。每位诗人找到一位劳拉——或丹尼尔笔下的迪莉娅，托马斯·洛吉笔下的菲利普斯，康斯特布尔笔下的黛安娜，富尔克·格雷维尔笔下的卡利尔。当中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人是塞缪尔·丹尼尔，本·琼森虽是粗野工人，然非“未成熟之人”，称之为“诚实的人，惜非诗人”。米歇尔·杜雷顿（Michael Drayton）的《珀伽索斯集》（Pegasus）具有散文式的诗脚，在各种诗型中特立独行，其中一首十四行诗却有清新的旋律，通过向情妇道别，激使她不再小气——“因为已无他法可想了，过来，让我们吻别吧！”

总而言之，除了戏剧外，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较法国落后一个世代之久。散文极有活力、易变，常常纠缠混乱，屡有冗词，多幻想，有时却有高贵的风格和感人至深的韵律，只是未产生像拉伯雷或蒙田这类文学家。在诗歌方面，除了《结婚曲》和《仙后》外，均胆怯地模仿外国的作品。斯宾塞在欧陆从未拥有读者，但龙沙（Ronsard）在英国也未得到读者拥护。诗可以解释语言，我们可以感到其中有一种一般言语听不到的音乐在跃动。民谣较之宫廷诗歌更易获得一般百姓的注意与喜好，它们贴在酒家或酒店的墙上，街头巷尾均有人高唱和出售，兰德尔（Randall）爵士诗集中的挽歌至今使我们感动。也许受了这些民间流行诗歌的影响，而不是受了十四行诗诗人的高明技巧的感化，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才懂得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

戏剧舞台

英国文学在乔叟与斯宾塞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干旱期，为何一朝之间竟出现了莎士比亚呢？因为财富的增加，因为长期有利的和平时期，及刺激人心、终获胜利的战争，因为外国文学和出外旅行扩大了英国人的眼界。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教给英国人喜剧的艺术，塞涅卡则教以悲剧的技巧。意大利演员曾在英国公演（1577年起）。英国人曾经作了1000次的演出实验。1592年至1642年，英国共有435出喜剧上演。闹剧和幕间插剧演变成喜剧，由于一度神圣的神话如今失去了信仰根据，神秘剧和伦理剧转为世俗的悲剧取代。1553年，尼古拉斯·尤达尔（Nicholas Udall）创作《拉尔夫·劳埃斯特·道埃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喜剧。1561年，中寺法学院的律师演出《戈布达克》（Gorboduc）一剧，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悲剧。

有一段时间，传自罗马的形式似乎注定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典型。大学学者如哈维、律师兼诗人如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yne）、古典学派人如西德尼，都主张遵守戏剧三一论（The Three Unities in a Play）：剧中只能有一种行动或情节，情节只能发生于一个地方，发生的时间最长以一天为限。就我们所知，三一论首由洛多维科·卡斯特尔韦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70年）于一篇《亚里士多德〈诗论〉的评论》中力倡。亚里士多德本人仅主张情节的统一：情节应在“太阳单一旋转的范围内”，但他又增加了另一种可以称为“语调统一”的主张——喜剧是“低级人民的象征”，就不应与“代表英雄行动”的悲剧混在一剧中。西德尼在《诗之辩护》一文中，采纳卡斯特尔韦特罗的戏剧三一理论，并有力而富于幽默地将之应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且要强售其强制性的地理学：

亚洲是一边，非洲又是另一边，另外又有许多地方归属不同的王国统治，一个剧作家处身其中，首应说明他站在哪一边……现在他们是更为自由了，因为两名王亲恋爱变成常事，经过许多接触她就有了孩子，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又成长为壮男，又坠入情网，又会生小孩，而这些只是两个小时中的事而已。

法国采纳古典主义，并产生拉辛（Racine）这位大作家；英国却屏弃古典主义，其悲剧表现了浪漫的自由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因而产生了莎士比亚。法国文艺复兴的理想是秩序、理性、均衡、仪礼；英国则是自由、意志、幽默、生命。伊丽莎白时代的听众，包括了贵族、中产阶级、低级人士等，兴趣广泛并经常变换口味，他们需要的是行动，而非隐藏行动的冗长报告；他们喜欢大笑，根本不在乎掘墓工人与王子在一起讨论哲学；他们有一种奔放的想象力，在一种符号的召唤或在一行字的暗示下，曾由此处跳跃至另一处，甚而跃过了整个大陆。伊丽莎白的戏剧表现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语或波旁王室的法语，因而那是一种自然的艺术，反之学自外国的艺术即无英语根基可言。

英国的戏剧发展至马洛和莎士比亚戏剧之前，必须先打另一场硬战。初期的清教徒运动拒斥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视之为异教、猥亵及渎神的大本营。它谴责听众有妇女和妓女在内，并攻击妓院靠近戏院旁边。1577年，约翰·诺思布鲁克（John Northbrooke）撰文强烈谴责“赌博、跳舞、戏剧和插剧”，他写道：

我确信除了戏剧与戏院外，撒旦找不到更快的方式和更适当的学校，以满足教人放纵其欲望，及驱使男男女女陷入性欲和邪恶卖娼的淫欲罗网内。因此，政府有必要比照青楼妓院，禁止并解散那些场所和演员。

戈森的《恶行学校》较为温和，承认某种戏剧和演员可以“不加谴责”，但答复他时，戈森立即又放弃原有的立场。在《演员五错》（Players Confuted in Five Actions）中，他竟将戏剧描写成“邪恶行为、暴动及通奸的粮食”，演员则是“邪恶的主人，教人放纵的老师”。批评者从喜剧中看到的是邪恶和流氓行为的写照，从悲剧中看到的是刺激谋杀、阴谋和反叛的各类例子。伊丽莎白即位初期，星期天通常是演戏的日子。戏剧开始是以吹号通知的，犹如教堂钟声召唤人们参加下午祈祷一样。教士难过地发现其会众逃避礼拜，拥挤到戏院去了。一位传道士问道：“一出肮脏的戏剧，在号角的吹动下，立可召集1000人，不是远较1小时的钟声召集100人来参与布道会快得多吗？”而诺思布鲁克更强调：“假如你想学……骗自己的丈夫，或丈夫骗妻子，怎样当妓女……怎样拍马屁，说谎……谋杀……渎神……唱色情歌曲……难道在这类插剧中你还学不会怎样付之实行吗？”

戏剧家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击，并在戏剧中取笑清教徒，如马尔沃里奥（Malvolio）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即是。剧中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爵士问小丑道：“你难道不知道，因为你自负的德行，这世界就要没有饼和酒了吗？”小丑答道：“是的，依照圣安妮的意思，姜汁酒也会烫嘴哩！”剧作家，甚至莎士比亚亦然，继续在剧中加上暴力、强奸、乱伦、通奸和卖娼。莎士比亚《伯里克利》（Pericles）剧中的一幕，妓院老板抱怨他的人“断断续续地行动，差不多已经腐化了”。

伦敦市政府——某些人是清教徒——认为清教徒的主张较为正确。1574年，市议会禁止上演未经检查许可的戏剧，因而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一句“艺术已经政府封了口”。幸亏伊丽莎白及其枢密院喜欢戏剧，有许多贵族与演员来往，因而受到皇家的保护和松弛的检查，才有7家剧团获得许可在城中演出。

1576年以前，戏剧主要是在旅舍庭院中临时搭台上演的。1576年，詹姆士·伯比奇（James Burbage）建造了英国第一家永久剧院，它仅简单地称为剧院。为免受伦敦地方官吏的管辖，它正好坐落在该城之外肖雷迪奇（Shoreditch）郊区内。不久，别的剧院也兴起了：帘幕戏院（The curtain，约1577年）、皮影戏（Blackfriars）剧院、好运剧院（Fortune，1599年）等。1599年，伯比奇的儿子理查和卡思伯特拆毁其父的剧院，改在索思沃克建立著名的球形（Globe）剧院，正好在泰晤士河的另一边。外面是八角形，内部可能是圆形。因此，莎士比亚称之为“这座木头圆屋”（this wooden O）。1623年以前，伦敦的剧院都是木制的，多数是角形剧场，内部数重环形楼座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并容许另外1000名站在舞台周围空地观看。这些就是低级观众，哈姆雷特斥责他们的“愚蠢的行为和喧闹”。1599年，立位的价格是1便士，楼座价格为2至3便士，在舞台上的座位稍为贵些。舞台是一座宽敞的高台，自一壁延伸至院子中心；后面是更衣室，在那里演员换上戏服，舞台管理人则操纵剧院的道具，包括墓碑、头骨、黄杨树、玫瑰丛、珠宝箱、窗帘、大锅、梯子、武器、工具、小瓶的血及一些断首；设有机关可以使男神和女神自空中飘然而降，或使鬼和女巫从舞台上飞升而逝；拉一拉绳子就会有雨自空中落下，“双层带”（Double Girts）会使太阳悬在空中。这些道具可以弥补布景的不足，但公开和未加帘幕的舞台是无法尽速改变布景的，这样情节变换都在观众面前为之，而观众感到自己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观众不是整个景象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商人出卖烟草、苹果、硬果和小册子给观众，到了后来，假使我们可以相信清教徒威廉·佩赖恩（William Prynne）的话，商人还售给女人烟斗。有相当多的妇人去看戏，虽然教会宣称男女混杂而坐会引起诱惑，但仍阻挡不了她们。有时候——阶级之间的战争会影响戏剧的进行——低级的观众把残余零食丢向舞台上的花花公子。要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我们要谨记那些观众的特征：具有喜欢爱情故事的情绪，想要小丑与国王在一起演出的强烈幽默感，喜欢修辞的浮夸作风，欣赏暴力演出的激情，以及几近三边形的舞台导致剧中人的自言自语和偏向一边的表演。

此时，演员人数多如过江之鲤，每逢佳节，几乎任何城镇都可发现巡回演出的戏子，在城中广场、酒店院落、马房、大厦或在教堂落成仪式中演出戏剧。莎士比亚时代尚无女演员，只有由男孩来扮演女人的角色。贵族化的公学中，学生排演戏剧被当作训练的一部分。这些青年演员剧团与成人剧团竞争，在私人剧院上演戏剧并争取观众。莎士比亚对这种竞争颇有意见，1626年以后这类竞争才告消失。

为避免被视为浪人，这些成人演员在富有的贵族的照顾和保护下组成剧团——这些贵族有莱斯特、塞瑟克斯、沃里克、牛津、埃塞克斯。海军大臣有一剧团，张伯伦爵士也有一剧团。演员在贵族家里演出时，才由其宠主供养，此外他们必须依靠剧团的分红为生。红利不是公平分享，经理取得1/3，主要演员又取去其余大部分。最著名的明星理查德·伯比奇每年收入为300镑，其对手爱德华·艾伦（Edward Allen）竟出资创建伦敦的戴维克学院（Dulwich College）。舞台名角受到公众的崇拜，并拥有很多情妇。约翰·麦宁汉在1602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一段有名的故事：

有一次，伯比奇演出《理查三世》一剧时，有一位市民因为太喜欢他了，在离开剧院之前，约他当天晚上以理查三世的名义与她幽会。莎士比亚偷听了这件事，就先去她家，在伯比奇到达以前照约行事，很受她的款待。然后，门房消息到来，称理查三世已到达，莎士比亚即叫人告诉他，威廉大帝在理查三世之前，即已捷足先登了。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

剧作家不如演员混得那样得意，他们把全部剧作以4至8镑的价格售给剧团，他们对原稿未保留任何权利，而且通常剧团不准将剧作出版，以免被敌对剧团窃用。有时候一位速记人员在戏剧演出中，会把全剧记录下来，印刷商即据此记录盗印篡改版本，作者除了会得高血压外什么也得不到。这类版本并不会永远冠上作者的名字，因而某些剧本，如《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 Faversham，1592年）之类，历经数世纪始终佚其作者之名。

1590年以后，英国舞台上演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戏剧，一时显得生气蓬勃，虽然当时只有少数戏剧演出达一天以上。李利在喜剧中加上可爱的抒情诗，其剧中可爱的小精灵的魅力为后来《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开道。格林的《僧侣培根和邦吉》（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1589年）是关于奇异魔术的故事，可能受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影响。托马斯·吉德的《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约1589年）谈到杀人的血腥故事，终场几无活人。该剧的成功鼓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竟与将军和医生一比流血多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复仇者和戏中戏（A Play within a Play）。

马洛只比莎士比亚早两个月受洗。因他是坎特伯雷鞋匠之子，若不是大主教巴尔克给他奖学金，他可能无法上大学。在大学期间，被沃尔辛厄姆聘为间谍，探查反对女王的阴谋。他研究古典作品，使其神学主张一直不曾落实，他熟习马基雅维利思想，则使其怀疑主义转为讽世。在取得硕士学位移居伦敦后，他与托马斯·吉德共居一室，参加雷利的自由思想集团。政府密探理查·巴尼斯（Richard Barnes）向女王报告（1593年6月3日），说马洛曾经宣称：“宗教的开始是要使人们恐惧……基督是私生子……假如有什么好宗教的话，那么只有天主教了，因为该教事神而多礼……新教徒均是假道学的蠢货……《新约》的内容不干不净。”巴尼斯又说：“这位马洛……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劝人相信无神论，要他们别怕精灵鬼怪，完全轻蔑上帝及其使徒。”更严重的是，巴尼斯（1594年因为犯了“不名誉”的罪行被绞）强调马洛卫护同性恋一事。格林临终诉请其朋友改邪归正时，将马洛描写成从事渎神和无神论者。而托马斯·吉德于1593年5月12日被捕时也承认（受到刑讯）马洛“无宗教观念，纵酒无度，残忍”，惯于“冒渎圣经”、“讥嘲祈祷”。

远在这些报告送达政府以前，马洛就已经写作并上演雷霆万钧的戏剧，剧中暗示其不信仰上帝。显然，《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the Great）是在大学时写的，完成于毕业之年，其中的高超知识、美及力量都显示诗人的浮士德脾气：

我们的灵魂，它的能力足可理解，

世界上伟大的建筑，及

测量每个行星的轨道，

至今仍在追求无限的知识，

永远无止无息地向前迈进，

让我们尽情善用我才，永远自强不息

直到我们最成熟的果实终于丰收。

关于帖木耳（Timur）的两出剧都很粗糙而且不够成熟，造型太简单化了——每一个人一种个性。帖木耳大帝本来应以其权力自傲，可是实际表现的这种傲气却不是胜利帝王沉静自若的自信，而是大学生充满未消化的新奇感的那种自负。故事中血流成河，不时发生各类不太可能的事件。其风格似乎显得太过夸张。然而，这部戏剧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大获成功呢？或许是它表现暴力、流血和夸张，但是，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它的表现异端与雄辩。这里面包含比伊丽莎白时代任何戏剧更大胆的思想、更深刻的偶像、转折更适当的语句。里面有许多为本·琼森赞扬的“有力诗篇”，还有精致优美的文句，斯温伯恩（Swinburne）推许为同类作品的杰作。

马洛受到喝彩的鼓励，尽其精力写下其最伟大的戏剧《浮士德博士》。中古伦理学也许已知“知识的快乐是一种苦中作乐”，及“智慧越高悲伤越多”，因此将过分的求知欲视为大罪。但中古人类的热切抵拒这类禁忌，甚至诉之魔术和撒旦以追求自然奥秘和大能。马洛剧中的浮士德是维滕贝格著名的博学医生，他忧虑其知识有限，梦想魔术会使他成为全能：

在寂静的两极之间移动的万物

将听从我的指挥……

我可使精灵替我带来我喜欢的东西，

替我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并从事危险的工作；

我要驱使他们去印度寻金，

在大洋中搜寻东方的珍珠，

并搜遍新世界的每个角落，

找寻异果和珍馐；

我要驱使他们为我念哲学，

告诉我外国帝王的秘密。

在其吁请下，靡菲斯特出现了，答应若他肯把灵魂售给卢西弗（Lucifer），就可给他24年年限的快乐与权力。浮士德同意了，并从伤腕中取血签立契约。他第一件要求是与德国最漂亮的少女结婚，“因为我极放纵好色”。但是靡菲斯特劝他别做结婚打算，反要他选择一群妓女。浮士德向他要特洛伊的海伦，果然她来了，他为之狂喜不已：

这就是引来千艘战舰出征的红颜，

焚毁高耸的特洛伊城堡的人吗？

甜蜜的海伦呀！给我一吻永生……

哦！你比夜晚的天空还要美丽

群星的美尽集于你的一身……

最后一场戏特别有力：他绝望地诉之上帝，求其慈悲永远的处罚——“让浮士德在地狱中度过1000年，10万年，最后才获救吧！”——在午夜的闪击、黑云密布及怒吼中，浮士德就此消失了。合唱团唱出其墓志铭，也唱出了马洛的墓志铭：

可以长得挺直的树干今已断矣，

阿波罗的桂枝如今付之一炬。

在这几幕剧中，马洛可能已经清算了他自己对知识、美及权力的热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净化作用清算作者之处多、读者之处少。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约1589年）一剧中，其权力意愿表现为贪财的形式，并在序曲中由一位“马基雅维利信徒”强为辩解：

恨我最深的人就是羡慕我的人。

虽然有人公开抨击我的书，

但他们都会阅读，为了取得

彼得的宝座；而他们把我丢开时，

已经中了我攀升的花毒。

我把宗教看作小孩的玩具，

相信除了无知以外世上没有罪恶。

贷款人巴拉巴斯（Barabas）代表了另一种特性，即他的贪婪使他怨恨任何阻碍他得利之人，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罪恶：

我在佛罗伦萨学会吻我的手，

他们叫我是狗，我只是双肩一耸，

像赤脚和尚一样低肩垂首，

希望看到他们在厩房中忍受饥饿。

注视着他的珠宝，他面对“有这样无限财富的一个小房间”而感到战栗不已。他女儿取回他失去的钱袋，他以凡是无情高利贷放款人都会有的感情冲动，高声叫道：“哦！我的好女儿，我的黄金，我的财富，我的幸福！”这剧中有一种力量，几近狂暴，一种尖锐的描述和强有力的文辞，使马洛不时可以进逼莎士比亚而无愧色。

在《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592年）一剧中，他更接近莎翁。这位加冕不久的年轻国王，邀请其“希腊朋友”格夫斯顿（Gaveston）来宫，并赐予他官职和财富，受忽视的贵族逐走爱德华。他退而研修哲学，呼唤其仅存的同志说：

来吧，斯宾塞，来吧，巴德克，与我同坐。

现在我们探讨那个哲学，

在我们驰名的艺术养成所中

可以沉浸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海中。

从这出结构严谨的戏剧中，从敏感、富于想象及威力万钧的诗篇中，从各种不同但一贯刻画的角色中，因具有年轻人的单纯和善意而值得原谅的这位国王中，可以看出这幕剧与一年后的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一剧，已十分相近。

假如他已成熟，这位27岁的青年剧作家会有怎样的成就？在那个年纪，莎士比亚只写了一些无价值的戏剧，如《徒劳的爱》、《维罗纳二位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及《错误的笑剧》（A Comedy of Errors）。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马洛学会使每一幕剧都有井然有序的剧情。在《爱德华二世》中，他学会使角色不只包含一种个性。在一年或两年内，他可能清除剧中的过分夸张和通俗，他可能达到更广博的哲学水准，更能同情人类相信神话与其弱点。他的缺点是缺少幽默感。在其戏剧中缺少开心的大笑，偶有喜剧也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可以在悲剧中表现应有的功能——在听众被引进更大的悲剧之前，松弛紧张的神经。他会欣赏女人的胴体美，但不知欣赏其温柔、关怀和优雅。在他的剧中没有生动的女性角色，即使在尚未完成的《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Queen of Carthage）中，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其诗篇。有时剧中的演说家会压倒诗人，滔滔不绝地作“一个伟大和雷霆万钧的演说”。但在许多幕戏中，都流动着富有生动想象和情调的诗句，致使人们误以为这些诗句是莎士比亚幻想的清流。马洛的无韵诗已经被证明是英国戏剧的推动力，有时固然甚为单调，但通常韵节鲜明而富于变化，极为自然。

他自己的“悲剧史”，现在突告落幕。1593年5月30日，3名政府密探，英格拉姆·佛瑞哲（Ingram Frizer）、尼古拉斯·史凯利（Nicholas Skeres）、罗伯特·布雷（Robert Poley）与诗人一起——也许他仍是间谍——在伦敦数英里外的戴佛（Deptford）酒店中吃饭。根据验尸官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的报告，佛瑞哲与马洛相骂，原因是他们对支付饭钱，“无法取得协议”。马洛从佛瑞哲皮带上取下小刀，刺他一刀，伤口很小并无大碍。佛瑞哲反抓住马洛的手，把武器对着他，“然后当场给马洛右眼致命的一击，伤痕深达两寸……马洛立告死亡”，刀叶插入脑中。佛瑞哲被捕，辩称自卫杀人，一个月后即获释放。马洛于6月1日葬于今已不知其名的墓中，死时只有29岁。

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一剧外，他还留下两个优秀的作品。《海洛与利安德》是浪漫派作品，采用英雄双行体，表现的是穆塞俄斯述说的、5世纪一位青年为了守约游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热情牧羊人致其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情诗之一。莎士比亚在《温莎的欢乐夫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第3章第1节中，使伊凡爵士（Hugh Evans）吟出该诗的片断，并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第4章第5节中亲切地加以引述，表达他对马洛相当的感激：

死亡的牧羊人，如今我才发现你力量的所在，

谁会去爱第一眼看去就不顺眼的人呢？

在这样短暂的生命中，马洛的贡献相当大。他使无韵诗（Blank Verse）成为易作且有力的辞章，他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免受古典主义者和清教徒的影响，他使思想剧和英国历史剧有了确定的形式。他影响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和《理查二世》的情诗，及其夸张的遣词倾向。通过马洛、吉德、洛吉、格林和皮尔，窍门已经开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形式、结构、风格、材料都已确定了。莎士比亚的产生不是一种奇迹，而是集前人之大成的结果。

第四章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

早年（1564—1585）

为了本书完整起见，让我们综合看看这大半个世界的人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忠诚的学者既已在其遗物中钻研了3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知道的已相当可观了，对被列入其名下的戏剧作品的真实性及存有的一切怀疑，我们大可不予理会。

不过，我们对他的名字的确不很确定。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对拼字比宗教信仰还自由。在同一份文件上，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拼法。一个人也可以凭其喜怒而签不同的姓名，因此当代人对马洛即有Marlo、Marlin、Marley、Morley等不同的拼法，而莎士比亚也留下6种签名：Willm Shaksp、William Shakespē、Wm Shakspe、William Shakespere、Willm Shakespere、William Shakespeare。当今通用的拼法，在其手稿中的确不曾见及，而上列的后三种签名，都出现在同一份遗嘱上。

他的母亲玛丽·阿尔登（Mary Arden）出生于窝立克郡（Warwickshire）的一个古老家族。她带给她的丈夫佃农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一笔可观的嫁妆，包括土地和现款，并生下8个小孩，威廉排行第三。约翰于是成为靠近亚芬河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on Avon）的一个富有商人。他购置两栋房子，成为镇上的麦酒品酌家、警察、议员和镇长，并慷慨地救济贫民。1572年后，他运道不济，因30镑被控，因此被捕。1580年，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法院要他保证不得扰乱治安。1592年，他被列为“未遵照英王殿下之法，按月上教堂者”。据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抗王令”的天主教徒，也有人认为他是清教徒，更有认为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敢面对债主。后来，威廉挽回他父亲的财务状况，他父亲逝世（1601年）时，坐落在亨莱（Henley）街的两幢房子登记的是莎士比亚的名字。

斯特拉特福教区教堂记载的威廉受浸日是1564年4月26日。第一位莎士比亚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依（Nicholas Rowe），在1709年记载斯特拉特福的传统时写道，他的父亲“抚养他……在一所公立学校好几年……但家境转坏及家中需要他帮忙，父亲不得不使他辍学”。现在一般人都已相信这是真实的。本·琼森在其剧本第一版的对开版前的挽歌中，形容他已故的对手：“君知拉丁文少矣！而希腊文亦不甚懂。”很显然，希腊剧作家们在“莎士比亚”中保留了希腊文，但他所学的拉丁文已足以让他在较不重要的剧本上堆积拉丁俏皮话和双关语了。假如他学得太多，也许只不过成为一位学者，辛勤地工作却鲜为人知。伦敦就是他的学校。

另一个传说是理查·戴维斯（Richard Davis）在约1681年所载，他形容年轻的威廉“在偷窃鹿肉和兔子时，尤其是向托马斯·露西爵士下手时，运气总是不佳，露西爵士常鞭打他，也曾监禁过他”。1582年11月27日，这位异教徒18岁时，便和25岁左右的安妮·哈撒韦（Anne Hathaway）结婚。当时的情况显示，莎士比亚是被安妮的友人强逼成婚的。1583年5月，即婚后6个月，他们得到第一位女娃儿，取名为苏珊娜（Susanna）。随后安妮又给这位诗人带来一对双胞胎，他们在1585年2月2日受浸，得名哈姆内特（Hamnet）和朱蒂丝（Judith）。也许莎士比亚就在这年年底离开妻儿。1585年至1592年，亦即我们发现他是伦敦的一位演员时，找不出有关他这一时期的记录。

发展（1592—1595）

莎士比亚在伦敦第一次被提到时是不受恭维的。1592年9月3日，格林在临终前警告他的友人，伦敦戏剧界将被“一只突起的乌鸦，饰以我们的羽毛，他却自以为跟你们的最佳能手写的一样好，简直是个花花大少而自负在全国只有莎氏布景（Shakes-scene）”。底下这段文字原本是准备付印在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所著《格林的小机智》（Creene’s Groatsworth of Wit）一书中。亨利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对格林攻击的两个人（也许是马洛和莎士比亚）中的一位致歉：

两位受攻击者，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个即使永不认识，我也不在乎。至于另外一个，我觉得遗憾……因为我曾亲自目及他的举止行径，文质彬彬，不下于他在职业上的杰出表现。此外，种种对他的崇拜也可看出他行为的正直不阿，这足以证明他的诚实美德。他写作上的高雅，又是他艺术造诣的证明。

格林的攻讦与切特尔的致歉显指莎士比亚无疑。他曾经是斯特拉特福的偷猎者，现已成为首都的演员与剧作者了。多德尔（Dowdall，1693年）和罗依（1709年）提到他“被引入剧院当侍者”、“阶级低贱”，乃属可能。但是，他胸怀大志，“欲有某人的技巧和某人的气度”，“思想无不表现庄严而伟大”。不久，他饰演小角色，成为“出场的小丑”，后演《皆大欢喜》一剧中仁慈的亚当和《哈姆雷特》剧中的鬼魂，他可能跃升到高一点的角色，因为在本·琼森的《各有其幽默》（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年）一剧中，他名列演员表之首。在本·琼森的《塞让努斯》（Sejanus，1604年）一剧中，他和理查德·伯比奇被誉为“杰出的悲剧演员”。1594年年底，他是张伯伦戏剧公司的股东。莎士比亚走运，并非因为他是剧作家，而是因为身为戏剧公司的演员与股东。

从1591年起，他开始写剧本。他似乎先从剧本润饰做起，为公司编辑、修改和改编剧本。由这种工作，他进而开始与人合写剧本，《亨利六世》中的3篇显然就是这种作品。此后他以大约一年两剧的速度写作——总共写了36部或38部。早年的几部作品如《错误的笑剧》（1592年）、《维罗纳二绅士》（1594年）和《爱的徒劳》（1594年），都是轻快的戏弄体，充满了现在看来令人厌烦的揶揄字眼。莎士比亚来日的伟大还待其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莎士比亚这一成长过程，非常快速，他从马洛的《爱德华二世》剧中得到启示，发现英国历史有许多戏剧题材。《理查二世》（1595年）与早期作品无殊，而《理查三世》（Richard III，1592年）则远超过早期作品。从某种观点看来，他有些缺点，常以同一特质来刻画所有人——如驼背王的叛逆不忠与图谋陷害他人的野心，但他时常把剧本水准提升至马洛之上，他分析深刻，情感表现强烈无比，而且文辞光辉灿烂。不久，“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国就为了一匹马”，成为伦敦的流行话语。

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1593年）一剧中，他的天才削弱了一味地模仿而呈令人厌烦的死亡之舞。舞台上，泰特斯杀其子，而其他的人又杀了他的女婿。新娘在幕后被强暴，双手被斩断出现在台前，舌头也被割断，满口是血。在低级趣味的观众贪婪的眼前，一个叛徒绞断了泰特斯的手，泰特斯两个儿子的首级也在台上出现。另有一位护士在台上被杀，其虔敬的批评者误认莎士比亚不可能写这种无意义的作品，于是尽量将这一杀戮情节全部或部分责任归之于他的同事。事实上，莎士比亚写得不少。

约在这时，莎士比亚开始写叙事诗和十四行诗。约1592年至1594年，伦敦的剧场因瘟疫流行而关闭，带给他一段穷困的闲暇时间，他以为写点诗给诗的爱好者是不错的。1593年，他将《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献给第三代南安普敦伯爵亨利·李欧色斯利。洛吉曾采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的故事，莎士比亚又从洛吉处取得这一题材。南安普敦伯爵当时正年轻英俊，好女色。也许这诗就是为迎合他的口味，其中大部分内容对于老年人显得索然无味。但是，在他那种无边的魔力下，也有好几段非常富于感官美（如679—708行），这在英国并不多见，受到大众的喝彩和伯爵的赏识。莎士比亚在1594年出版《露克利斯的狂喜》（The Ravyshement of Lucrece），它的吸引人处在于诗句精简，这是他自愿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约从1593年起，他开始写十四行诗，但都未出版。十四行诗开始建立起他在当时诗歌界的杰出地位。从技巧上来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最完美的部分是取材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这一宝库——如爱人的瞬息之美，她残酷的犹疑和矛盾，闲暇的时光凄凉地流逝，情人的嫉妒和热切的渴望及诗人自夸在他的诗律中，淑女的可爱和名声将永留于世等；甚至于字句和描述词，也取自康斯特布尔、丹尼尔、沃森（Watson）和其他十四行诗诗人，不过这些人本来就是窃取他人之美的，他们无一人能将十四行诗处理得一贯，他们仅是偶尔作作诗。此外，我们不能将那种阴晦的情节看得太严重——如诗人对年轻人的爱，对宫廷中“忧郁夫人”的深情，她拒绝了他，而接受了他的朋友，之后另一个诗人对手又赢得了她的感情及莎士比亚万念俱灰的荒唐生活。莎士比亚曾在宫廷上演戏剧，对含情脉脉、装扮迷人的女王侍者，遥远地投以渴求的眼光，自属可能，但他不可能和她们谈话，或追随她们芳香的诱惑。其中一位叫玛丽·费顿的侍女，后成为彭布罗克伯爵的情妇。她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与日俱逝的色彩，无论如何，她并未结婚。在莎士比亚的剧中，这位淑女背弃了床头誓约，投向诗人和他的“孩子”。

1609年，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显然他并未征得诗人的同意。由于作者未将它献给任何人，索普便提供了一个，而这成为百年之谜，其中说：“万古诗人以底下的十四行诗祝福W.H.先生快乐和永生，愿这位好意有意的冒险者迈向前去。”签名T.T.两字代表托马斯·索普不错，但W.H.是指何人，也许指第三代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他曾引诱玛丽·费顿，并指定和他弟弟菲利普接受莎士比亚死后第一版对开版本的致献，其中称他们为“对于有学问的人说来，在那个时代而自那时起最伟大的赞助人”。莎士比亚开始创作十四行诗时，赫伯特仅13岁（1593年），但诗延续至1598年才谱成，而这时赫伯特在爱情和对文学的资助方面已渐成熟了。诗人对这“少年”热切地表示“爱”，“爱”在当时常指友谊，但在十四行诗第20首上，诗人称这少年为“我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并以性爱的字眼来结尾；在第128首（很显然是献给第116首上可爱的少年），更提到爱的欣狂。这种对同性爱侣的颂扬，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界并不鲜见。

十四行诗的重要性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其诗之美，其中有许多首（如第29、30、33、55、64、66、71、79、106、117首等），字里行间都充满深度的思想、温馨的感情、想象的光芒和优雅的字句，这使他称冠英语世界好几个世纪。

成熟（1595—1608）

但是，十四行诗的刻意技巧与格式的限制，使他的想象力无法发挥。他沉湎于历史上伟大的爱情诗篇时，他必欣然于无韵诗的自由。《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故事，随马苏西斯和班戴洛的小说传到英格兰，亚瑟·布鲁克将这个故事谱成叙事诗（1562年）。莎士比亚继布鲁克或较之更早的相同主题的剧本，约1595年被搬上舞台。其文体充满着可能是谱十四行诗而沾上的想象力，隐喻用法比比皆是。罗密欧娇弱的造型和充满活力的默丘蒂奥（Mercutio）成一对比。剧的结局是所有荒谬的组合，但是，任何人若记起他年轻时，或任何在心灵上存有一丝梦想的人，在听到如此美妙而罗曼蒂克的甜蜜音乐时，能不忘掉必须尊崇的教规，而屏息于诗人的召唤，进入这个狂奔的热情与令人战栗的焦虑与和谐的死亡世界吗？

莎士比亚在戏剧界取得成功快一年时，伊丽莎白的犹太籍医生雷德里戈·洛佩兹（Rodrigo Lopez）在1594年6月7日因被指控受贿欲毒害女王而被处决。证据不充分，女王迟迟不签死亡令，但伦敦群众认为他的罪至为明显，而群众反犹太人之风非常炽烈。或许是受到触动，或许是受委任要试探这种舆情，莎士比亚写了《威尼斯商人》（1596年）一剧。他有几分同情民众的看法，他把夏洛克（Shylock）塑造成小丑，衣着臃肿，巨大的鼻子，他刻画高利贷主的恨意与贪婪，这点可以匹敌马洛；但是，他赋予夏洛克某些可爱的特质，这易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同时莎士比亚赋予夏洛克锐利的口才，替犹太人辩护，使剧评家们仍在辩论是夏洛克有罪还是人们使他有罪。莎士比亚在此一展其才，将来自东方和意大利的各种故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同一幅织锦画，他使变节的杰西卡成为这种天上的诗篇的接受者，这只有至高感性的心神才能做到。

莎士比亚在以后的5年中，主要致力于喜剧。他或许认为我们这些受困扰的人类，能借着嘲笑与想象来摆脱困扰，将是最好的报酬。《仲夏夜之梦》是颇有气势的无聊，只有门德尔松（Mendelssohn）才将它稍作补救；《皆大欢喜》也未得到其中主角海伦娜（Helena）的帮忙；《庸人自扰》正如其名；《第十二夜》还可称道的地方是薇奥拉（Viola）变成一个漂亮的孩子；《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更是夸张得令人无法信服，泼妇是永远无法驯服的。所有这些戏剧都是为稿费而创作的粗制品，迎合低级趣味观众的口味，把羊群围在槛内，把野狼屏弃门外。

在《亨利四世》（Henry IV，1597—1598年）这部剧中，伟大的魔法师再度精湛表现，他把小丑与王子——福斯塔夫（Falstaff）与毕斯托尔（Pistol）、霍茨波（Hotspur）与哈利王子（Prince Hal）两个角色，非常成功地处理在一起，使西德尼都要为之踌躇片刻。伦敦人喜好这种加上流氓恶棍来处理王朝历史剧的形式。莎士比亚随后又写出《亨利五世》（Henry V，1599年），垂死的福斯塔夫“在绿野上喃喃自语”，观众又感动又好笑，惊于阿让库尔（Agincourt）的夸张，对刚强的国王以两种语言向凯特公主求婚的安排，观众更是欣喜。若罗依所述为真，女王是不赞成福斯塔夫就此寿终的，她嘱咐创造这一角色的人使他复醒，而且使他陷入爱河中。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于1702年也有过相同的叙述，还说伊丽莎白希望在两周内完成这一奇迹。这些若是不假，那么《温莎的欢乐夫人》是喜剧的惊人之作，因为剧中虽然喧哗嬉闹、充满双关语，但的确有福斯塔夫在展露高超的才华，直到他被装在洗衣篮扔到河里才停止，据说女王非常高兴。

在一段时期内（1599—1600年），一个剧作家写出如此毫无意义的作品，另外又能写出相当灵巧的田园诗景，如《皆大欢喜》这部剧，也许他是以洛吉的小说《罗莎琳》（Rosalynde，1590年）为样本的。该剧具有高雅的音乐，虽然不乏尖刻的揶揄，但它的情感表现既细腻又精微，而且文辞也很优美。我们可看出西利亚和罗莎琳的友谊是多么美好，而奥兰多将罗莎琳的芳名刻在树皮上，“在山楂树下挂情诗，荆棘上挂哀歌”。福图内特斯的雄辩不绝，跃然纸上。他的歌声比“高卧绿阴林中”、“吹，吹，冬天的风”、“一个情人带着他的姑娘”等更是脍炙人口，被争相传诵。这些令人愉快的愚行和感情表现，是文学界他人不能望其项背的。

不过在忧郁可爱的贵族贾奎斯的丰盛果篮中，也夹杂着酸果，人生在他看来如同“在广大宇宙的舞台上，演出了比我们扮演的那一幕更为悲惨的一幕吧”！除了视茫茫、齿牙动摇而意兴索然的这一“段”，老年后的死亡，才是真实：

便这样，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成熟又成熟，

然后又一小时一小时地腐烂又腐烂，

如此便是一生。

所以阿文的斯旺警告我们：《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欢乐的最后作品。此后他开始苛评人生，显示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于是他开启悲剧的心绪，将苦物混以芳香。

1579年，托马斯·诺思爵士所译《普鲁塔克》的出版，使被遗忘了的戏剧宝藏公之于世。莎士比亚取其中3位名人生平，著成《尤利乌斯·恺撒的悲剧》（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约1599年）。他发现诺思的翻译相当精彩，因此有些地方他逐字录用，只将原来的散文体改成韵诗的形式。安东尼在恺撒被刺时的演说，则是诗人的创作。这一段真是匠心独具、精彩绝伦，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给予恺撒唯一自辩之处。他对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和年轻时的埃塞克斯的敬仰，使他从处于危险和满腹阴谋的贵族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谋杀，因此布鲁特斯（Brutus）成为全剧的中心。我们受了莫姆森（Mommsen）描写恺撒推翻腐化的“民主政体”的影响，自易同情恺撒而讶然发现在第三幕主角已死。现在仅是重复地再以一瞬间的念头重新塑造而已，过去的事无助于现代人的笔。

如同《尤利乌斯·恺撒的悲剧》一样，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Hamlet，1600年）也受到较早期的同一主题剧作的影响。在6年前伦敦即演过《哈姆雷特》。我们无从知悉他从哪部被人遗忘的悲剧，或是从法国的贝勒福雷（Belleforest）的《历史的悲剧》（Histoires Tragiques，1576年），或是从丹麦历史学家萨克梭·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的《丹麦史》（Historia Danica，1514年）中取材多少，我们也不敢断定他是否读过法国人杜·劳伦斯（Du Laurens）中世纪作品的英译本《忧郁症》（Of the Diseases of Melancholy）。虽然我们非常怀疑把戏剧转化成自传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否认个人的忧伤——尤其是在那一哭泣的时代中——加深了他的悲观色彩，不仅在《哈姆雷特》剧中如此，在后来各剧中更为严重。这有可能是由于爱的希望再度幻灭的结果，而这是因埃塞克斯第一次被捕（1600年6月5日），还是因埃塞克斯叛变失败，与南安普敦一起被捕，而埃塞克斯遭处决之厄运呢（1601年2月25日）？这些事件很可能使这位曾在《亨利五世》最后一幕序言中以及在《露克利斯》的致献中，对埃塞克斯如此亲切称道的善感诗人，发誓永远支持南安普敦。无论如何，莎士比亚这部最伟大的作品是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期间或之后写成的，将它拿来和前期的作品相比，布局更加细腻、更具有深度思想、文辞也显得更有气魄，但是在所有作品中，对人生也最为苛责。哈姆雷特犹疑不决的意志，甚至于他那“高贵而崇高的理智”，因为发现了罪恶如此真实赤裸而又近在周遭，到沦为冷酷凶残为止，一直都尝着复仇的苦汁，使它变成混乱无序，而奥菲莉亚不但未进修道院，反而疯狂致死。最后是一片残杀，除了贺瑞修因为太单纯未发狂而幸存。

伊丽莎白逝世后，苏格兰詹姆士六世成为英格兰王詹姆士一世，他即位后赐予并扩大莎士比亚公司特权，他们便成为“王室剧团”。莎士比亚的戏剧定期在御前献演，同时得到皇家无限的鼓励。1604年至1607年间的3年，诗人的天才和痛苦达到顶点。《奥赛罗》（Othello，1604年）气势如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观众为苔丝狄梦娜的死和忠贞所感动，为伊阿古机敏的恶意所吸引。但是在塑造纯一而无心的罪恶于一身时，莎士比亚犯了马洛的独一个性的相同错误，甚至连融合慷慨与愚蠢于一身的奥赛罗，也缺少哈姆雷特和李尔、布鲁特斯和安东尼等人具有的高贵的复杂因素。

《麦克白》（Macbeth，约1605年）更是十足罪恶的恐怖组合。莎士比亚虽从荷林塞处引用刻板的史实，但热情的幻灭把故事更加灰色化。在《李尔王》（King Lear，约1606年）一剧中，气氛跌至最低处，而技巧却达到最高超的境界。《李尔王》的故事，蒙茅斯的杰弗里曾经记述过，后来由荷林塞传述下来，并曾为一个不知名的剧作家搬上舞台，也就是《李尔王真事记》（The True Chronicle of King Lear，1605年）。这一幕剧情在当时已非常普遍。早先这一出戏剧根据荷林塞的编排，使李尔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李尔和考狄丽亚团圆，并恢复王位。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发疯，逊位而死，又加上格劳斯特盲目屠杀等情节，实不能辞其咎。痛苦是全剧的主调，李尔鼓励纵淫，奸情繁盛，“因为我缺乏战士”。在其灰色的眼光中，一切美德都是好色之徒摆出的模样，政府都是贪污腐化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追杀。他发疯了，体会到罪恶的深奥和胜利，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约1607年）较少深度与高潮。安东尼的失败比李尔王的愤怒更为高贵，罗马人迷恋于埃及女王，也比不列颠人对他女儿近乎荒唐的残酷来得合理和可信。克娄巴特拉在战场上虽表现懦弱，但她的自杀确也雄壮。在此，莎士比亚仍有较早的作品可供取材，他改进它们，对角色的细腻分析与不竭的神奇力量及文句的灿烂火花，使老调的故事焕然一新。

在《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约1608年）一剧中，他的悲观色彩是讥讽而无可救药的。李尔将箭头指向女人，对人类仍带点怜悯之心。《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约1608年）剧中的英雄鄙视人民，认为他们不过是不屑一顾的善变、阿谀而愚蠢的小卒。但是泰蒙弃绝所有人民，否认一切，不管高贵的或低贱的，而且诅咒文明为败坏人类之物。普鲁塔克在描述安东尼的一生时，提及泰蒙为一个恨世者，卢奇安也将他纳入对话录中。同时在莎士比亚和他的一位友人创作此剧8年前，英国也曾经有过这部戏剧。泰蒙是雅典的巨商，为谄谀的朋友所包围，但他破产后眼见朋友在顷刻之间都离开他，他撇掉一切文明而退隐至山林深处——成为一个冷酷而诚实的杰奎斯（《皆大欢喜》剧中冷眼旁观人生者），在那里他希望他“发现最凶恶的野兽也比人类更宽厚”。他但愿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为一只狗，“也许我对你还有一点好感”。他以草根为生，挖掘而找到了黄金，于是朋友又来了，他叱责他们，赶走他们，但娼妓来时，他以要求传染更多的梅毒为条件，给了她们金子：

在人的骨头里散播梅毒，

让他的骨髓枯干，

让他的颈骨上长疖子，不得踢马奔驰。

让律师的喉音嘶哑，

永不得再为不法权益辩护，

永不再高声地咬文嚼字。

让那痛骂肉欲

又不能自持的祭司

浑身长满疮疤，

烂掉鼻子，整个地烂掉，

把鼻梁完全烂掉……

让那些没有受过伤而只会夸口的战争英雄，

从你身上吃一点苦头。

收拾所有的人，

以你的风骚泼辣击败一切能令阴茎勃起的根源。

这儿还有金子给你们，

你们去害别人，

让这个来害你们……

陷入极致恨意的恍惚状态中，他要求自然不要再养育人类，希望凶猛的野兽繁衍来吞噬人类。这种太过分的恨世，看来不很真切。我们不相信莎士比亚认为这一荒谬者胜过罪恶的人类，这个懦弱的无能者胜过欲望的生活。这一归罪须告诉我们，疾病正在自我清除，莎士比亚就要再度绽开笑容。

艺术才华

一个受教育如此少的人怎会写出如此精深而广博的戏剧呢？其实并不尽然是博学。莎士比亚了解的《圣经》，仅得之于早年学生时代的一点机会，对《圣经》的爱好可以说是偶然而平凡的。对一切古典的学习也是不经意的，只局限于翻译作品。对异教的神祇，非常熟悉，但这很可能得自奥维德的《变形记》的英译本。培根永不会犯的小错误他犯了，比如称忒修斯为公爵，将公元前11世纪的赫克托尔和公元前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及，《科利奥兰纳斯》剧中主角（公元前5世纪的人物），竟引用加图（Cato，公元前1世纪的人物）的话。

他不太懂法文，只略晓意大利文，略有地理知识，这使他的戏剧具有从苏格兰一直到艾菲索斯的地方色彩，但他送给波希米亚一个海岸， 又送瓦朗蒂讷经海路由维罗纳到米兰，普罗斯帕罗由米兰登上洋船。他的罗马史大多取自普鲁塔克的作品，英国史则来自荷林塞的著作和较早期的剧本，他认为历史上的错误对剧作家不甚要紧，比如恺撒时的罗马有时钟，克娄巴特拉的埃及有弹子戏。在《约翰王》（King John）剧中未提及《大宪章》，《亨利八世》剧中未提宗教改革。在这里，我们又可看到过去的事会随现代人的笔而改变。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英国历史剧大致上是对的，但在细节上不很可靠。若就爱国主义观点看来，圣女贞德在莎士比亚剧中，只不过是胡言乱语的女巫。然而有好多英国人如马尔勃罗（Malborough），确实认为他们英国史的知识都得自莎士比亚的戏剧。

如同伊丽莎白时代其他剧作家一样，莎士比亚常常使用法律术语，而有时用得并不正确。这些他可能是搜罗自四法学院——他的3部剧曾在该法律学校演出——或是得自他父亲或他本人的法律诉讼中。他的音乐知识丰富，对音乐的悟性很高——“羊的内脏能将灵魂抖出人的身体之外，这不很奇怪吗？”（意即羊内脏做的风笛激励作战将士。）他忠诚地记起英格兰之花，在《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剧中，他将它串成玫瑰圈，装饰在欣喜欲狂的奥菲莉亚身上。他提过180种不同的植物，对户外运动和马的特点相当熟悉。但对培根迷恋的科学毫无兴趣。与培根一样，他相信托勒密天文学，有时（在十四行诗中第15首）似乎相信占星术，他称罗密欧和朱丽叶为“噩运的情人”，但在《李尔王》剧中的埃德蒙和《尤利乌斯·恺撒》剧中的凯西阿斯，则又否认它：“亲爱的布鲁特斯，错不在于我们的星运，而在我们本身，我们是下贱的人。”

这一切都可看出，莎士比亚的学习都是不经意的，他终日忙于剧作的安排、上演和生活本身，无暇沉湎于书本。他惊愕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他参考拉伯雷，借取蒙田的话和思想，但他不可能读过他们的作品。冈萨罗对理想之国的描述，取自蒙田《论食人肉的野蛮人》一文。同一剧中的人物卡力班或许是莎士比亚用以讽刺蒙田、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理想化。哈姆雷特的怀疑性格是否源于蒙田的那种天生猜疑性，也不得而知。该剧于1602年推出，早于弗洛里欧译本的出版，但莎士比亚认识弗洛里欧，因此他必然见过手稿。蒙田对传统思想的批评，可能使莎士比亚思想更加深刻，但在这位法国人的作品中，找不出自言自语的哈姆雷特或李尔王、科利奥兰纳斯、泰蒙和麦克白对人生尖刻的指责。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与众不同，不管是取美于他人的情节或文辞字句，他总是历史上最有创意、最突出的作家。

他的创意表现在语句、风格、想象、戏剧技巧、幽默、剧中人物和他的哲学。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文句最丰富，总共有1.5万字，包括文章、音乐、运动和其他各种职业的术语，各种方言、俚语和成千个机智的临时性用语或偷懒用语，隐没的、揭露的、刺激的……他很喜欢各种字眼，运用语言技巧；他深爱通俗字句，在喜怒哀乐中倾泻而出；若他举出一个花名，他会不停地再举一打之多——而每个名字本身即显得有趣。他笔下的小角色咬文嚼字，善言大而无当的话。他掀起文法的大动乱，将名词、形容词甚至副词化成动词，把动词、形容词甚至代名词变成名词，单数主语带着复数动词、单数动词前接复数主语，他的英文似无文法、无规则——他埋首写作，匆促即成，无暇改正文法上的错误。

但是，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华丽和巴洛克式”的风格也有缺点：毫无规律的华美的雕砌，词句的使用刻意而奇特，意象牵强不自然，字句繁复，双关语、隐喻反复使用，时而前后不一，陈腔滥调比比皆是，无聊的疲劳轰炸也时而有之。毫无疑问，受过正规训练可以洗练这种风格，减少双关语，果真如此，我们失去的将太多了。也许在他要斐迪南形容阿德里亚诺时，他想到的正是他本人：

古怪的辞藻装满了他一脑壳，

他爱听自己的放言高论，

就好像是沉醉于迷人的音乐，

你们爱听与否，我不晓得，

我倒是喜欢听他胡扯……

从这个制“句”厂，发行了近乎所有流通于世界的词句：

譬如我们隐忍难堪的严冬，

承平时代，

欲望乃思想之母，

说实话使恶魔蒙羞，

坐在那一角落的风上，

戴王冠的反倒失眠，

白百合之上再敷粉，

动之以情，

大家即翕然一致而无异议，

这些人类真愚蠢啊！

魔鬼也会引用《圣经》的话作辩解，

仲夏的疯狂，

真正的爱绝非慢条斯理的，

将我心放在袖口上，

身上的每一分一寸都是国王，

生而习惯的，

简短是智慧的灵魂……

我们就此止住。

除了上述以外，另有无数的隐喻语，如“看到船的帆受狂飙之孕而鼓个大肚子”，同时有好些文章，现在也同词句一样脍炙人口，如奥菲莉亚搅乱了花草世界、在恺撒尸首上的安东尼、垂死时的克娄巴特拉、洛伦佐对音乐的礼赞等都是。其他还有整段整段的歌，如“谁是西尔维亚”、“听！听！云雀在天门歌唱！”、“把这些唇齿带走吧！”或许莎士比亚的观众不仅是来看他的故事，而且要听他的巧言。

“疯子、情人、诗人，都是用想象力造成的”，莎士比亚已具备其中两个特性，也可能略具第三种。在每一部剧中，他创造一个世界，而且他还不满足，在他幻想的国度、森林和石楠丛中，还充满着天真的戏法、神速的小仙、恐怖的巫怪和幽魂。他的想象力创造了他的新风格，他以意象来思索，化观念为形象，把抽象事物化成可见或可感之物。被逐出维罗纳的罗密欧，嫉妒猫与狗都能窥见朱丽叶，而他则不能，这样的一个罗密欧，除了莎士比亚和彼特拉克外，谁能塑造得出呢？在《皆大欢喜》一剧中被放逐的公爵埋怨道，他必须不停地猎兽，而这些动物都比人类美丽，除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外，谁又会如此描写呢？在各方面都很精明的他，如此强烈地反对丑陋、贪婪、残忍、色欲、痛苦及有时似乎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忧伤，是不足为奇的了。

在戏剧技巧上，起初他的创意极少。但作为一个以戏剧为业的人，他懂得卖弄自己的特点。他开始写剧时，设计的舞台布景和所用的语言，都是为了吸引那些嗑胡桃、玩牌、狂饮麦酒、爱戏弄女人的观众。他充分利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丰富的道具和设备，他研究演员，创造适合演员身心特性的角色。他用尽伪装和洞察的技法，制造各种布景的变化和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形，但是在戏剧技巧上，显得有点草率。有时情节中的情节将全剧分裂为二，如格劳斯特的悲剧与李尔根本无关，但牵连在同一部剧中，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巧合、暗中的并合和极度偶然的表现。在歌剧或戏剧中，为了故事或歌曲本身起见，我们自可要求尽量相信这种安排，但是一位艺术家应将其梦想中“无基础的结构”减到最低。还有一些较不重要的瑕疵，就是时间或角色的矛盾；也许以如此惊人速度写作而又漫不经心将其出版的他，认为这些小缺点不会被激动而兴奋的观众觉察。古典文学的标准和现代文学的风味，都谴责莎士比亚舞台剧中常有的暴力，这是对正厅后座观众的另一种让步，也是为了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家的竞争中获胜。

莎士比亚写作成熟后，便以幽默来挽救暴力，而且学会了以滑稽的调剂来加深悲剧的艰难技巧。早期的喜剧，是一种并非用以慰藉的机智和幽默；早期的历史剧，是毫无幽默感的生硬作品。《亨利八世》一剧，悲喜剧交替出现，但未能圆熟地融合，《哈姆雷特》剧中，则已达到这种巧妙的融合。有时，幽默显得太过分。索福克勒斯和拉辛必定会翘着他们的古典鼻子，对这些以人类的虚张声势或马屁为材的笑话表示不屑，时而冒出一句色情双关语，对现代口味来说是太猛烈了一点。但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幽默是用意良善的，不同于斯威夫特粗野地厌恶人类，他觉得世界上有一两个小丑会更好。

伟大的丑角和哈姆雷特鼎足而立，是莎士比亚创造角色的至高成就——这是对剧作家的最大考验。理查二世与理查三世、霍茨波与沃尔西、刚特与格劳斯特、布鲁特斯与安东尼，在莎士比亚笔下，都脱出炼狱而获得第二生命。在希腊剧中，甚至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具有如此一贯的特质与巨大的威力。因复杂个性而显得有点矛盾的人物创作，最富真实性，如李尔王的残酷与和善，哈姆雷特富于思考而鲁莽，勇敢而寡断。有时角色又显得太单纯，如理查三世似乎仅是卑鄙而已，泰蒙只是愤世嫉俗，而伊阿古一味地恨。一些剧中的女人，似是取自同一模式，如比阿特丽斯和罗莎琳、考狄丽亚与苔丝狄梦娜、米兰达与赫迈奥尼，因而失去真实性；但有时几句话，又使她们显得栩栩如生。因此，奥菲莉亚在哈姆雷特对她说他绝不爱她后，心平气和，但悲伤而带着令人感动的天真说：“我是被骗了。”观察、感觉、神入，令人叹为观止的感受力，敏锐的悟知力，审慎选择重要和特别的细节，超人的记忆力，创造了这批已故的或想象的人物。随着剧本不断推出，这些角色渐渐成长而趋于真实、复杂和深刻，到《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两剧，诗人莎士比亚成为哲学家，而其戏剧成为他思想上的光芒四射的表现。

哲学

“你也懂得一点哲学吗，牧羊人？”试金石（Touchstone）如此问科林（Corin）。我们也可同样地拿来问莎士比亚。他的一个公认的敌手，提出否定的答复。我们也可能接受萧伯纳（Bernard Shaw）对他的评断——他说在莎士比亚身上找不出形而上学，找不出他对实体的自然本质的看法，也没有上帝的理论。莎士比亚太聪明了，不认为人可以分析他的创造者，甚或栖于肉体上的心灵也不能了解这个世界。“贺瑞修，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都能梦想得到的。”也许在暗地里他曾追索过，而自认为是哲学家，他不尊重专业哲学家的言论，同时怀疑他们是否能耐得住牙痛。他嘲笑逻辑，欣赏想象的光芒，他并不提出解决心灵或生命奥秘之法，但他对其深刻的感受与洞察，令我们对其所为的假设更觉得有深度或显得羞愧。他超然旁观独断论者互毁，或在时间的催化中解体。他藏身于他所创的角色中，难以观其面目，我们不可贸然认为何者为他的意见，除非这些意见至少在他所创两部作品中，都受到相当的强调。

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比较像心理学家而不像哲学家，也不像理论家，而像一个心灵的摄影师，捕捉揭露人性的内在思想与表征性的行为。但是，他绝不是一个表面的现实主义者，事情未发生，世人也不谈论，生活如同他的戏剧一样。但从整体而论，由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及过分夸大的描写，我们感觉到更加接近人类本性和思想的核心。莎士比亚同叔本华一样，很了解“理性迎合意志”。在他笔下，渴望而疯狂的处女奥菲莉亚唱出色情小调，这是十分弗洛伊德（Freud）化的。研究麦克白和其“更坏的”一面时，他更超越了弗洛伊德，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境界。

假如不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而以其为对人事的广阔透视，以其为对道德、政治、信仰，而不仅是对宇宙与心智的概括看法，那么莎士比亚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比培根更有深度，正如蒙田比笛卡儿更深刻。哲学并非形式。他了解道德的相对性：“世界本无善恶，全凭个人怎样想法而定”，而“我们的优点是要靠世人来衡量的”。他对决定论感到困惑，有些人是生而为恶，“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本性（性格）无法选择其出身”。他了解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的道德论，理查三世认为“良心只是懦夫们使用的一个名词，当初撰造这个名词只是为了吓唬强者。我们强大的军力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剑是我们的法律”。理查二世裁断道：“用最强硬、最稳妥的方法去攫取的人，都有资格得到。”但这两个尼采式（Nietzschean）人物，都落得悲惨结局。莎士比亚也赞赏封建贵族的荣誉伦理，同时用高贵的字眼形容它，但他同霍茨波一样，诋毁那种趋于骄傲与暴力的倾向，“欠缺温文儒雅的礼貌，毫不自制”。所以，他的伦理是一种包含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和斯多葛学派的自制。适度和理性是尤利西斯谴责阿喀流斯和阿贾克斯的演讲的主题，仅有理性仍不够，还须克制感情：

人必须忍耐，

一死犹如一生，不可强求，

随时准备即是……

死亡若在自我实现后来临，是可以宽恕的。莎士比亚也欣赏伊壁鸠鲁，承认享乐和智慧之间毫无内在冲突。他轻蔑清教徒，在《第十二夜》剧中女仆玛丽亚告诉管家马尔利欧“去摇摇你的耳朵”，意即“你是一只驴”。对肉体的罪恶，他处之宽厚宛如宗教家一样，在发了疯的李尔王口中，更唱出交媾欢乐的赞美歌。

他的政治哲学是保守的。他深知穷人疾苦，借李尔王之口道出。在《伯里克利》剧中的一位渔夫，形容海洋里鱼的生活：

和人在陆地上一样，大鱼吃小鱼。我把有钱的吝啬鬼比作一条鲸鱼，那是最适当不过了。他玩玩滚滚，赶得一群可怜的小鱼纷纷逃走，最后一口吞掉。我听说陆上也有这样的鲸鱼，他们不把整个教区、教堂、塔尖、钟及一切吃光是永不肯闭上嘴的。

《暴风雨》（The Tempest）剧中的人物梦想一个无政府的共有制度，在那里有“所有有益于人生的东西”，而无法律、无治者、无劳工和战争。但莎士比亚对此一笑置之，他认为这一乌托邦就人性看来，不可能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鲸鱼总是吃小鱼的。

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念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如同追寻其哲学一样困难。借着他所创的角色，他表现各色各样的信仰，同时怀着宽容之心，以至于清教徒将他当作异教徒。他常引用《圣经》，而且非常恭敬地引用，他让看来本是怀疑论者的哈姆雷特，表现得非常有信仰地谈论上帝、祷告、天堂和地狱等。莎士比亚本人和他的儿子，都依英国国教仪式受浸，在他的剧中，有好些段落极富新教色彩。约翰王认为教皇的宽恕如同巫术戏法，这十足是亨利八世的先声：

……意大利的教士，不得在我的领土内抽捐上税。我奉行天道，是人间的至尊，所以我只对上天负责，在我统治的区域内，我要维护我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一个凡人的帮助。就这样告诉教皇，我对他及其僭越的权威没有任何敬意。

不过，约翰王后来还是道歉了，后来由莎士比亚参与创作的《亨利八世》一剧中，亨利和克兰默（坎特伯雷大主教）相安共处，最后以一段伊丽莎白的颂词结束。这些人都是英国宗教改革期间的主角。当然，剧中也有支持天主教的地方，如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劳伦斯修士（Friar Lawrence）这两个同情者的造型即是，尤其后者在莎士比亚笔下如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小说中一样。

对上帝的几分信仰，在所有的悲剧中都可发现。李尔王在极度痛苦中认为：

我们在天神掌中，就像苍蝇在顽童手里，

他们做游戏就把我们杀了。

但埃德加答道：“天神是公正的，以我们的色欲的罪恶，作为惩罚我们的工具。”哈姆雷特也肯定这个信念：“我们无论怎样大刀阔斧地干，成败还是在天。”虽然在公平对待我们的上帝前，有挣扎的信念，但在莎士比亚伟大的戏剧中，生命本身仍是充满着一股不信的气氛。杰卡斯嘲弄道，人生到“第七节”时，只是缓慢地成熟并快速地腐烂。在《约翰王》一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论调：

生活像是一篇重复不已的故事一般腻烦，

在一个昏昏欲睡的人耳边絮聒不休。

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如此责难这个世间：

一切卑鄙，简直是一座蔓草未芟的花园，

到处是蓬蒿荆棘而已。

而在麦克白的谈话中：

灭了吧！灭了吧！短短的烛火！

人生不过是个人行动的阴影，一个可怜的演员

在台上高谈阔步，

之后便听不见他了。

不过是一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

都毫无意义。

有何不朽的意义可以减轻这种悲观主义呢？洛兰纳在向杰西卡解释过音乐的范畴后，又说：“不朽的灵魂里面，原来也有和谐的乐声。”在《恶有恶报》（Measure for Measure）剧中的克劳狄奥憧憬来世，却以但丁的地狱或普鲁特的地府那种阴森森的调子道出：

是的，可是一死，我们不知走到哪里；

僵冷地躺在那里，然后腐朽。

这有感觉的温暖的活泼泼的生命就要变成

一块烂泥巴；这习于安乐的灵魂就要

沉沦到一片大海里去，或住在

冰天雪地寒气袭人的地方。

被无形的狂风所卷起，

绕着这世界被吹得团团转……

这真是太可怕了！

哈姆雷特偶然也提及灵魂不朽，但他的独白肯定无信仰。在该剧早期版本中，哈姆雷特临死前说：“上天请接受我的灵魂吧！”莎士比亚将它改为“安息是永寂”。

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悲观色彩有几分来自悲剧的要求，有几分是莎士比亚心情的写照。但它的不断表现和受到强调，即指出他的哲学较黯淡的时刻，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唯一的慰藉是他终归承认在这罪恶的世界上也有光明和幸福，在恶棍充斥的地方就有英雄和圣人，有伊阿古就有苔丝狄梦娜，有贡纳莉就有考狄丽亚，有爱德蒙就有埃德加或肯特，甚至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有贺瑞修的忠诚和奥菲莉亚盼望的温柔的一股清风。这位厌倦了的演员和剧作家，在远离伦敦喧哗却孤独、杂乱的生活，在迈向绿色的田野并得到斯特拉特福老家慈父的安慰后，重新得到勇者对生活的喜爱。

调和

无论如何，他没有抱怨伦敦的理由，因为伦敦带给他成功、声名和财富，在他之后的文学生命中，他被提过200次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赞赏他的。1598年，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的《戏剧名家》（Palladis Tamia：Wits Treasury）一书，列出西德尼、斯宾塞、丹尼尔、杜雷顿、瓦尔纳、莎士比亚、马洛、查普曼等人为英国杰出作家，而把莎士比亚列为所有剧作家之首。同年，另一个重要诗人理查·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称莎士比亚作品（在当时他的最好作品尚未出现）已使他名列“不朽名人录”。即使在他的劲敌中，莎士比亚也深孚众望。杜雷顿、琼森和伯比奇是他的密友，琼森批评他风格夸张，文体不拘，很嚣张地漠视古典文学的规则，但在莎士比亚的第一版对开版本中，琼森将其名列于古今剧作家之上，认为他“并非属于这一代，而是亘古长存”。他逝世时，琼森写道：“我爱这个人……在这方面近乎偶像崇拜。”

传统的说法是，在布雷德街美人鱼旅馆（Mermaid Tavern）举行的文人会议中，琼森和莎士比亚两人见了面，认识他们两位的弗朗西斯·波门（Francis Beaumont）对此赞道：

我们在美人鱼所见是多么美好！——

一切的言谈是如此伶俐，

如此充满着微妙的情感，

俨若每人自他们来到之后，

便将他的一切机智当作笑谈，

而决定在他晦暗的余生中，

过着愚人生活。

托马斯·福勒（Thomas Fuller）在《英格兰杰出人物》（Worthies of England，1662年）一书中说：

莎士比亚和琼森两人有过无数次的机智之战。这两个人，我将他们比喻为西班牙的大型帆船和英国战舰。琼森（如同前者）学问方面建构高，但在演出方面则较稳固、缓慢。莎士比亚……体形小，航速快，抢风顺潮时掉向容易，而以他的机智和创意的敏捷，占尽风势之利。

艾布雷在约1680年，续说莎士比亚的“敏捷、爽快和平稳的机智”这一令人可信的传统说法，他说他“是一位洒脱而体面的人，极易相处”。现存仅有的肖像是藏于斯特拉特福教区之墓的半身塑像，和第一版对开版本前的铜版像。两幅像十分相似，都是半秃，留着胡子，尖鼻，沉思的眼睛，但没有戏剧中那股燃烧的火焰。或许是他的戏剧误导我们对他性格的想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敏感的活力和热情的人，在思想与诗篇的顶峰、忧伤及失望的深渊之间上下震荡。同时代的人形容他彬彬有礼，诚实无欺，不容易发怒，具有“开放而自由的个性”，享乐生活，不太顾及子孙，表现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气质，与诗人造型似乎不太相配。不知是因为节俭或馈赠，1598年他已非常富足而入股全球剧院。1608年，他和其他6位人士合建布莱克法尔斯戏院。这些事业的股份，加上他身为演员和剧作家的收入，使他的收入相当可观——一年200镑至600镑不等。600镑这个数字很可以解释他在斯特拉特福不动产的购置。

艾布雷说：“他惯于每年回故里一趟。”他常常在牛津驻足，那里有一位约翰·达文南特（John Davenant）经营一个小旅馆。威廉·达文南特爵士（William Davenant，1637年桂冠诗人）每爱提及他是莎士比亚在那里荒嬉度日的意外结果。1597年，我们的戏剧家以60镑购得斯特拉特福第二大房地产新厦，他仍住在伦敦。1601年，他的父亲逝世，遗留给他斯特拉特福亨莱街的两幢房子。一年后，他以320镑购得斯特拉特福附近的127亩土地，租给佃农。1605年，以440镑取得斯特拉特福和其他3社区有所发展的教会什一税股权。他在伦敦写作他最伟大的戏剧时，在斯特拉特福则因身为成功的商人而闻名，时而涉入产权和投资的诉讼。

他的儿子哈姆内特死于1596年。1607年，他的女儿苏姗娜和约翰·赫尔（John Hall）结婚，后者是斯特拉特福杰出的医生，一年后莎士比亚当了外祖父，现在他有新的回家理由了。约1610年，他自伦敦和舞台退出，移居新厦。他显然是在此地写出《辛白林》（Cymbeline，1609年）、《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前两剧重要性不大，《暴风雨》显示出他仍具相当的威力，其中的米兰达，在岸旁看到沉船船骸时流露出本性，叫道：“啊！我看到那些遭难的人，我心也难过。”其中的卡力班是莎士比亚对卢梭（Rousseau）的答复。其中的普罗斯帕罗，一位仁慈的魔术师，放弃魔杖而向这个快活的世界可爱地告别。从普罗斯帕罗的言语中，在不衰的口才中表现出来的是诗人忧郁的回响：

我们的游戏现在完了，就像我曾预先告诉你，

这些演员是精灵，

现在化成空气，稀薄的空气：

顶着云霄的高楼，富丽堂皇的宫殿，

庄严的庙宇，甚至地球本身。

对了，还有地球上的一切，

将来也会像这毫无根基的幻象一般消逝，

也会和这刚幻灭的空虚戏景一样地不留一点痕迹。

我们的本质原来也和梦的一般，

我们短促的一生在睡眠中结束。

但这已不是莎士比亚现在的心境了。相反，在该剧中，莎士比亚逍遥自在地谈谈小溪和花草，唱唱歌，如“五寻深处”、“在蜜蜂吸蜜的地方我吸蜜”。谨慎的反对者不表赞同，但事实上普罗斯帕罗的告别词是这位年老诗人的话：

……坟墓曾受我的命令，

惊醒里面睡眠的人，张开口，

借着我伟大的法术放他们出来。

但这种强暴的法术，我现在放弃了。

……我将折断我的法杖，

深深埋在土里，

并将我魔术的书沉到

不曾测知的海底。

也许是因为他的女儿和外孙带来了快乐，他通过米兰达叫道：

啊！好奇怪！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人！

人类有多么美！啊！优美的新世界，

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1616年2月10日，朱蒂丝和托马斯·昆尼（Thomas Quiney）结婚。3月25日，莎士比亚立下遗嘱，他把财产遗给苏珊娜，给朱蒂丝300镑，给他的演员一些馈赠，而将他那种“第二等的床”送给他疏远久矣的妻子。也许他安排苏珊娜照顾她母亲，他的妻子安娜·哈撒韦多活了7年。根据斯特拉特福教区牧师约翰·沃德（John Ward，1662年—1681年为教区牧师）的说法，1616年4月，莎士比亚、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琼森有一次快乐的聚会。他们畅饮过度，莎士比亚死于这次感染的热病。1616年4月23日，死神来临，遗体安葬在斯特拉特福教堂圣坛下，在该处一块未署名的石头上刻着词句。据当地传统说法，这是莎士比亚的亲手笔：

好朋友，看在耶稣面上

挖掘这里的尘土。

祝福省却石头的人，

诅咒移动我骨头的人。

身后

据我们所知，他本人并未出版他的剧本，他在世时共有16部问世，这些显然并未得到他的同意，而都以4开本形式，有文字上的各种错误。由于受到这些盗印本的刺激，他的两位前同事约翰·海明（John Heming）和亨利·康迪（Henry Condell），1623年出版第一版对开本，这一大卷是以每页900字双栏形式印行的36部剧最可靠的原文。在前言上说：“我们只想……为故人做点善事……无沽名或获利的野心，只为保留对一位如此有才华的朋友的记忆……就像我们的莎士比亚仍然活在人间。”这一卷当时售1英镑，现存约有200部，价值连城，除《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外，价格无出其右者。

莎士比亚的声誉很奇怪地随时代不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30年）赞道：“最可爱的莎士比亚，幻想的孩子。”但在清教徒革命期间、剧院关闭时（1642—1660年），诗人的声名减退，随着复辟又恢复。约翰·索克令爵士（John Suckling）在凡·戴克为其所绘的画像中，就是拿着一本打开了的第一版对开本的《哈姆雷特》。17世纪晚期贤人德莱顿评赞莎士比亚具有“所有现代诗人，也许还包括古代诗人中……最深邃、最宽宏的心灵……际遇伟大的时刻，总是表现伟大”。但是，“时而表现平淡，风味不够，风趣技巧太陈套，严肃之处又过度发挥”。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其日记（1661年）中说：“由于皇上久居海外，古老的戏剧引不起这高雅时代的喜爱”——意即查理二世和返国的皇族将法国戏剧风味带回英国，就在复辟后，剧院演出现代文学界中最猥亵的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仍然上演，但都受到德莱顿、托马斯·奥特维（Thomas Otway）和其他复辟时期的标准作家的“改编”。

18世纪，莎士比亚的戏剧恢复到本来面目。尼古拉斯·罗依于1709年出版第一修订本和第一本传记，蒲柏（Pope）和约翰逊又推出新版本和评论。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肯柏尔（Kemble）的西顿夫人（Mrs.Siddons）造成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界风行的空前盛况，托马斯·包德勒（Thomas Bowdler，1818年）出版删节本，删除“不宜在家中诵读的部分”。19世纪初，浪漫运动更以莎士比亚为中心，运动的顶尖人物，如柯尔律治（Coleridge）、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兰姆（Lamb）等人都将莎士比亚奉为部落的神祇。

法国方面的态度迟疑不定，1700年以前，他们的文学标准格式是由龙沙、马莱伯（Malherbe）、布瓦洛（Boileau）等人形成，他们依照一定的排列、逻辑形式、彬彬有礼的风格和理性的控制等拉丁文学传统。拉辛的作品接纳了戏剧的古典规则，但这受到莎士比亚浮夸多言的戏剧、滔滔不绝的感情的狂飙、粗野的丑角、融悲喜剧于一身的纷扰。伏尔泰（Voltaie）在1729年从英国回来后，带着他对莎士比亚的称颂，第一次向法人展示“我在一片乱糟糟的堆肥中发现的一些珍珠”。但是，有人将莎士比亚列名拉辛之前时，伏尔泰即刻起而为法国抗辩，称莎士比亚为“一个和善的野蛮人”。在他的《哲学字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765年）一书中又略作修正：“这个人的好些文章不凡地发挥了想象力，贯穿人心……他并未追求却达高尚的极致。”斯塔尔女士（De Stal，1804年）、吉佐（Guizot，1821年）和维洛玛（Villemain，1827年）帮助法国人接受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之子弗朗西斯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成流畅的法文，终于赢得法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尊敬，虽然其程度未达法国人对拉辛虔敬景仰的地步。

在德国，莎士比亚的一切情况良好，因为德国没有能和他匹敌的剧作家。1759年介绍莎士比亚给德国人而将他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的，是德国第一位伟大剧作家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赫德（Herder）对此也表示赞同。奥古斯都·冯·施莱格尔（Augustvon Schlegel）、路德维格·狄克（Ludwig Tieck）和浪漫主义的其他领导人物都扛着莎士比亚的大旗。歌德（Goethe）在《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1796年）一书中更热衷于对《哈姆雷特》的讨论。莎士比亚戏剧风靡德国剧界，在考证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戏剧方面，德国学者有一阵子还领先英国。

在浓厚的莎士比亚气氛中成长的人，要对莎士比亚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比较是不可能的。唯有懂得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语言、宗教、艺术、习俗和哲学，才能体会出狄奥尼索斯悲剧的庄严，它的结构上不能改变的逻辑与完全的朴实无饰，它的言行上可贵的自制，它的合唱的感人记事，它从宇宙与命运的观点来透视人，发现人类本身的高尚工作。唯有了解法文及它的特性和伟大世纪的时代背景的人，才能在拉辛与高乃依（Corneille）的戏剧中，不仅体会出他们诗的悦耳和庄严，而且感受到理智克制感情与冲动的英雄事功，自我抑制附着于困难的古典规范里，及把戏剧浓缩入一段综合人生与决定人生的紧张片刻中。唯有了解伊丽莎白盛世时代的英国，才能体会伊丽莎白时代的修辞、抒情和谩骂之风，并认为戏剧在反映本性和发挥想象力上没有一定的界限，才能以开怀的态度欣然接受莎士比亚的伟大和戏剧应有的价值地位。这种人讶于莎士比亚才气的辉煌喜极而战栗，心灵深处的无限感动，使他追寻探测莎士比亚的思想。在全世界戏剧中，有三个划时代的贡献，我们应不顾及可能受到的限制，迎接它们而使我们更加深沉，感谢我们有希腊的智慧、法国的美、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三项遗产。莎士比亚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第五章

苏格兰女王玛丽
（1542—1587）

美丽的王后

在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和伊丽莎白王朝政情的一连串戏剧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悲剧充满美。热情如火的爱，宗教和政治上的冲突、谋杀、革命及英雄式的死亡的各种诱惑，她的门第带给她不寻常的命运。她是苏格兰王斯图亚特·詹姆士五世（Stuart James Ⅴ）和法国洛林的玛丽所生的女儿，也是英格兰王亨利七世女儿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的孙女。因此，她是“血腥玛丽”和伊丽莎白的侄女。假如伊丽莎白死而无嗣，一般公认她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有些人如天主教徒（亨利八世也曾是）认为伊丽莎白是一个私生子，没有资格君临天下，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而非都铎的伊丽莎白应该在1558年继承英格兰王位。玛丽成为法国王后（1559年）时，她应允她的随从和国家公文公告中称她为英格兰女王，这更加奠定了悲剧的发生。法国国王同时为英王及英王同时为法王，长久以来这只是一种徒然的假设。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假设就与一般的认可很接近。只要玛丽活在人世，伊丽莎白就无法对其王位有所把握，唯有从常识层面看来才不成问题，君主们很少愿意如此屈从。

玛丽不满一岁时便得到王国。在出生一周内，她父亲的驾崩使她成为苏格兰女王。亨利八世因为希望统一苏格兰成英格兰的附属，于是提议将这个婴孩许配给他的儿子爱德华，而将她送往英格兰抚养长大，成为新教徒，作为爱德华王后。但她的天主教徒母亲接受法国亨利二世（1548年）所提与其子（太子）的亲事。为防被绑架到英格兰，玛丽在6岁时即奔往法国。她在法13年，与皇族子弟同受教育，本来血统上她已是半个法国人，现在更是十足具有法国人的精神。她长大成熟后，可谓具备所有年轻妇女美貌与体态上的诱人优点，活泼的心灵使其举止行径显得优雅快乐。她歌唱得甜，能演奏一手好弦琴，能以拉丁语交谈，还能写出诗人赞赏的诗。恭维者怦然心动于她那“雪白纯洁的脸孔”，她“卷曲编成发辫的金发”，纤细优雅的手，其丰满的胸部，甚至于严肃而忧郁的米契尔也认为她可爱动人。如今她成为在欧洲最华丽的宫廷中最吸引人又多才多艺的社交人物。16岁时，她嫁给太子（1558年4月24日）；17岁时，由于太子继位，她便成为法国王后。所有梦寐以求的似乎都告实现了。

弗朗索瓦二世当政两年后去世（1560年12月5日）。18岁的寡妇玛丽想退隐于在都兰（Touraine）的一处房产，因为她喜爱法国。但这时，苏格兰倾向于新教，这有失去盟友法国的危险。法国政府认为玛丽应回爱丁堡去，使其祖国重归为法国的盟友并恢复天主教。这虽非其所愿，玛丽也安然离开安适而灿烂的法国文明，回归苏格兰生活。她对苏格兰已毫无记忆了，她曾形容它为野蛮与阴冷的地方，她修书给执政的苏格兰贵族们，保证她对苏格兰的忠贞。然而，她并未告诉他们，若她死而无嗣，则据其婚约，她要把苏格兰献给法王。贵族们，不论其教别皆大喜，苏格兰议会敬邀她返国取得王位。她向伊丽莎白要求假道英格兰的安全通行，但为伊丽莎白所拒。1561年8月14日，玛丽在加莱挥泪道别法国，她在船上凝望逐渐消失的海岸，一直到它隐没在海面上。

5天后，她登陆爱丁堡的一个港口利斯（Leith），看见了苏格兰。

苏格兰（1560—1561）

苏格兰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根深蒂固的国家：北部有崎岖高地和一群近乎独立的封建贵族政权，带动并剥削这一游牧与佃耕的半原始文化；南方情形尚好，有可爱的低地，雨量丰富，但漫长的冬季与酷冷的气候使其失色不少。在此地落居的是一个欲在文盲、违法、腐化、漫无法纪、暴力之中，挣扎创出一个道德与文明的秩序的民族，迷信横行，巫师要受火刑，在严谨的宗教信仰中，希望求得不太艰苦的生活。为补救采邑贵族造成的分权态势，国王支持天主教教士，以导致贪污、怠惰和姘居的财富来资助他们。贵族渴望教会的财富，他们以其俗世子弟取代教会神职来贬低教士的地位，他们支持宗教改革，并控制苏格兰国会，犹如教会与国家的主人。

外在危险是达成内部统一最有力的诱因。英格兰与不驯服的苏格兰人共存于岛上，总觉得不安。英格兰每每以外交、婚姻或战争手段企图使苏格兰归其统治，而苏格兰唯恐被吞并，与英国世敌为盟。塞西尔建议伊丽莎白女王支持新教贵族对抗天主教女王，如此苏格兰必告分裂，而不再是英格兰之患和法国的支持者。同时，若能成功，新教徒领导分子们必会背弃玛丽，另举一个新教贵族为王，全苏格兰必奉新教。塞西尔私下梦想说服伊丽莎白女王与这位新君王结婚以完成统一大业。法国派兵赴苏格兰平定新教徒之乱时，伊丽莎白遣兵前往，并驱出法国人。法国战败，其代表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签一份决定性条约（1560年7月6日），不仅规定法国撤离苏格兰，而且规定玛丽不得再主张要求英国王位的权利。玛丽因其夫弗朗索瓦二世的劝告，拒绝签约，伊丽莎白则记挂在心。

宗教情势始终混乱异常。1560年，苏格兰新教徒支持的议会正式废止天主教，而奉加尔文教为国教。这些法案并未得到玛丽的支持，而国王的批准是当时议会有效制定全国遵奉之法的必要条件。天主教僧侣们占大多数圣职，贵族半数以上是“教皇派”，出身王室的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在议会中仍是苏格兰天主教的大主教。然而，在爱丁堡、圣安德鲁斯、珀斯、斯特林和亚伯丁，由诺克斯领导的虔诚的传教士们，替加尔文教派赢得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信徒。

在玛丽回国的前一年，诺克斯和其左右起草一份教规戒律，陈明其教义与目的：唯有新教才是宗教，唯有加尔文教徒才是“上帝的信徒”，“偶像崇拜”包括“弥撒、圣徒祈灵、形象崇拜及对这些的保存……”，而“这些憎恶事的顽强坚信者与教导者应受执政者的惩罚”。所有与《四福音书》相违的教条皆“有害于人类的拯救，应彻底予以压制”。大臣应由会众（教会组合）选出，应设立学校，对上帝的子民开放，应控制苏格兰大学——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和亚伯丁。天主教教会的财富与继续征收的教会什一税应用于国家政务所需及教育与救济贫民。法律应由苏格兰的长老教会（Kirk）制定，而非由世俗国家制定，并规定如何处罚破坏者——包括酗酒、暴食、亵渎神明、衣着放纵夸张、欺压贫民、猥亵及通奸罪。所有拒绝不从新教条或坚持不为其服务者，应交给世俗的权力，并依长老会的建议，处以死刑。

控制议会的贵族拒绝接受新戒律（1561年1月），他们不欢迎一个强有力而又独立的长老教会，他们另有其运用被压制教会的财富计划。但新戒律仍为长老教会发展的目标与指针。

在建立一个神权政体——一个由主张代表上帝的教士们组成的政府形式——失败后，诺克斯不屈不挠地致力于组织新教会，寻求财政支援，并将其广布至全苏格兰，当时天主教士仍在全国执行其职务。他传道时表现的独断力和他对会众的热诚，使他在爱丁堡和整个国家中，成为一个广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信奉天主教的女王若要巩固统治权，必须要考虑到他。

玛丽和诺克斯（1561—1565）

唯恐有人阻止她登陆返国，她打算比预定计划早两周到达苏格兰。但她到达利斯的消息不胫而走，首都居民皆知，街道挤满人群。他们惊奇地发现女王是一位不满19岁而活泼美丽的女孩，她温文优雅地骑上驯马前往霍利伍德宫（Holyrood Palace）时，民众向她欢呼。在霍利伍德宫，新旧教的贵族都欢迎她，为苏格兰有这么迷人的御者及在未来她个人或她儿子可能会将英格兰收归于苏格兰统治而感到骄傲。

流传至今的两幅画像，可证明她是当代最美丽的女人之一，这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敢确定，佚名的画家于作画时将她如何理想化，但在两幅画像中，都可看出她具有非常娇美的面目，可爱的双手、华丽的棕发，令贵族与传记作家为之销魂。但这些画像并未呈现年轻女王的真正动人之处——她的神采飞扬，欢笑的俏唇，伶俐机智的言谈，充满活力的热诚，仁慈而友善的涵养，她对爱的企求，对强壮的男士不顾一切地爱羡。对于她而言这是悲剧，既身为女人，又身为女王——欲享有罗曼史的温暖，却不能减损统治者的威严。她沉浸在侠义故事中——具有傲人但温顺的美，纯洁而诱人，多愁善感，带有亲切的同情心，不移的忠贞及危急时的勇气。她是一位擅长驭马的骑师，飞跃墙壑，无所顾忌，耐得住驰骋之苦，毫无倦意，更无怨言。但是无论就身心言之，她都不适合为女王。除具有充沛的活力外，她很脆弱，间歇性的昏厥症类似癫痫症、一些诊不出的病症时常折磨她。她没有伊丽莎白那种男人的智慧，她很聪明，但很少表现机智，而是不断任凭情感驾驭外交。她常表现非凡的自制、耐心与机智，她受美丽之罪，而未得聪明之福。她的性格正如她的命运。

她处于凌人的贵族、敌视的教士和对她的信仰不表尊重的腐化的天主教教士之间，她曾努力改善现状。她选出两位新教徒为枢密院领袖：一个为她同父异母26岁的兄长詹姆士·斯图亚特，后来成为莫雷伯爵；另一个为36岁的列兴敦的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他富于才智，直至死为止，都在各派别中间周旋妥协。列兴敦的外交目标是值得赞许的，联合英格兰与苏格兰，以为解决双方仇视的唯一途径。1562年5月，玛丽派遣他到英格兰，安排她与伊丽莎白的会晤。伊丽莎白答应，但其枢密院反对，唯恐她对玛丽要求王位继承权最间接的应许，会成为天主教徒刺杀伊丽莎白的借口。两位女王保持外交上的友好关系，暗地里则钩心斗角。

玛丽统治的最初3年内，除在宗教方面，可谓绝对成功。虽然她永远无法适应苏格兰的气候与文化，她借着舞会、化装舞会和装饰，把霍利伍德宫变成亚北极地区的“小巴黎”。在她欢乐的光照下，大多数贵族都融化了。诺克斯咆哮道他们都被魔术迷惑，如让莫雷与列兴敦治理王国，而两位的确治理得法。一度宗教问题因她的让步而似已解决，教皇代表敦促她恢复天主教为国教时，她答道目前已不可能，因为果真如此，伊丽莎白会强行干涉。为平息苏格兰新教徒的气焰，她发布公告（1561年8月26日），禁止天主教企图改变国教，但她要求能够私下做礼拜，而在皇家教堂望弥撒。8月24日，礼拜日举行弥撒时，一些新教徒聚集在外，要求“处死崇拜偶像的教士”。但莫雷不准他们进入教堂，他的左右将教士带到安全的地方。在第二个礼拜天，诺克斯指责贵族容许弥撒仪式的举行，并告诉教会群众说，对于他而言，一次弥撒比一万敌军还严重。

女王接见他，企图得到他的宽容。9月4日，两种信仰的代表在她的皇宫内进行历史性的会晤，我们仅由诺克斯的报告中得知其详情。她谴责他挑起对她的母亲合法权威的叛乱及对“庞大的妇女团”进行书面的“爆炸性攻讦”——这份文件诋毁所有女性君王。他答道：“若叱责偶像崇拜是鼓励臣民反抗君王，则我不能辞其咎，因为这令上帝高兴……使我（在好多人之中）揭穿天主教这个浮华国度和罗马反基督（教皇）的暴政、欺骗和骄矜。”至于爆炸性攻讦，“夫人，那本书主要是针对英格兰那位邪恶的荡妇”（玛丽·都铎）而发。诺克斯继续报道：

“你想臣民会反抗其君王吗？”她说。

“若人君所为超过其限……则他们无疑将会反抗，甚至以权力为之。”他（诺克斯）答道……女王似是惊住了……最后她说：

“我想那时我的臣民会服从你，而非我。”

“上帝不准我令任何人服从我的命令，或让臣民们自由无束地去做他们喜爱之事。但我的职责是要君王与臣民都服从上帝……而夫人，这一对上帝和其受难的教会的服从，是人类在这世上所能得到的至高尊荣。”他答道。

“不错，但你不是我要信奉的教会，我要替罗马教会辩护，因为我认为那是真正代表上帝的教会。”她说。

“夫人，你的意志是不理智的；你的思想也不能使罗马的妓女成为耶稣基督真正而纯洁的配偶。夫人，对我称罗马为妓女不要惊讶，因为那个教会完完全全地沾上了所有精神上的猥亵行为……”他回道。

“我心确非如此。”她说。

若这段对话是忠实的报道，那真是君主政体与神权政体、天主教派与加尔文教派戏剧性的冲突。若诺克斯的话诚足为信，则女王接受其谴责而并未报复，仅说“你令我非常伤心”，而后去进午餐，诺克斯则退下。列兴敦希望“诺克斯先生和善地待她，因为她是一位年轻而不易劝服的君王”。

他的信徒并不觉得他对她太过苛刻。她在大众场合露面时，有人称她为偶像崇拜者，而小孩子们告诉她望弥撒是一种罪过。爱丁堡市长下令驱逐“僧侣、修士、教士、修女通奸者和所有此类的污秽者”时，玛丽将他革职，下令重新选举市长。斯特林想让那些帮她忙的教士都被斩首，而她“在那里孤零无助地哭泣”。长老教会的总会议要求她不能在任何地方望弥撒，但贵族会议拒绝赞同。1561年12月，议会与教会针对教会财政收入分配权爆发了严重的争执，新教牧师得1/6，女王也得1/6，而天主教教士（仍占多数）得2/3。诺克斯对此事一概评为2/3落在魔鬼手上，1/3则由魔鬼与上帝平分。新教牧师们每年得到约100马克。

在随后的一整年内，新教教士不断攻击女王，他们对玛丽宫廷上的歌舞与玩乐，化装舞会与飨宴感到愤怒。由于这些抗议，她减少欢乐活动，教士们仍觉得她做得太过分，因为她仍然去望弥撒。当时有人写道：“约翰·诺克斯在讲坛上暴跳怒喝，因此，我唯恐有朝一日他会毁坏一切。他为首统领，而大家都怕他。”在这里，又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紧紧缠在一起。

1562年12月15日，玛丽召见诺克斯，当着莫雷、列兴敦和其他人的面，指责他教导他的教徒恨她。他答辩说：“王公们……你们花在虚度光阴和恣情放纵上的时间比花在阅读和听取上帝最神圣的训示上还多。在你们眼中，谄媚者与玩乐之辈……比睿智和庄重之士可爱，他们大量的谏言，总是战胜其本身可能有的浮华与骄矜，但这些习性对君王们则因其罪恶的教育而根深蒂固。”据诺克斯报道，女王（以不寻常的温和态度）答道：“若你听到有关我的事，你不满意的，来看我并告诉我，我愿意听听。”他却答道：“夫人，我是应召在上帝的教会内替大众做事，奉上帝之命去责备所有的罪过与邪恶。我并非奉命去告诉每个人本身的过错，因为这样将劳碌至极。若阁下愿意常去公开布道会，我相信你会完全了解我希望的和不喜欢的事情。”

她让他平静地离去，但信仰之战继续进行。1563年复活节时，有几位天主教教士因主持弥撒而违法，为地方官吏所捕，这是偶像崇拜，有遭处死的危险。其中有些因此而下狱，有些则逃逸并躲藏于森林中。玛丽再度遣请诺克斯来，向他恳求放出禁锢的教士。他却答复说，若她依法执行，他将保证新教徒的顺从；否则，他认为天主教教士只好记取此次教训。她说：“我答应你的要求。”他们暂时成为朋友。在她的命令下，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和其他47位教士因主持弥撒被审，被控入狱。新教教会对这件事大为喝彩，但一周后（1563年5月26日），玛丽和她的随从盛装到议会时，有些人大声惊叫：“上帝祝福那一副可爱的面孔吧！”新教教士们则攻击“其辫子上的目标（丝穗状打扮）”。对这事诺克斯写道：“如此恶劣的桀骜的女人……苏格兰从未见过。”

不久，诺克斯听说列兴敦正安排玛丽和菲利普二世之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的婚姻。他唯恐这一桩婚事会是苏格兰新教徒致命的打击，因此，在贵族们列席的议会的讲道会中，他表明他的看法：“现在，各位大人，阻止这一切吧！我听到女王的婚事……对于这，我要说：苏格兰信仰耶稣的贵族同意一个异教徒（所有天主教徒皆是）作为你们的君王，无论怎么讲，你们这样做，在你们一生中已将基督屏弃于这个王国之外。”

女王大怒，召见他，质问他（诺克斯做此报告）：“我的婚事与你何干？你在这共和国又算什么？”他做了一次很有名的对答：“夫人，我是一位同在此国度出生的臣民。虽然我并非这个国度的伯爵或男爵，但是上帝使我（不管在你眼中我如何卑微）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位有用的分子。”玛丽哭了，命令他离去。

诺克斯咄咄逼人的态度，在10月（1563年）到达顶点。是时，某些群众再度聚集于皇家教堂附近，抗议即将举行的弥撒。安德鲁·阿姆斯特朗（Andrew Armstrong）和帕特里克·克兰斯敦（Patrick Cranstoun）闯进，威胁教士退离。女王当时不在场，她下令审判这两位加尔文教徒。10月8日，诺克斯发出一封信，呼吁凡“我各阶级的弟兄，爱好真理者”列席审判。枢密院认定这一呼吁为叛逆行为，征调诺克斯受审。他出庭了（1563年12月21日），但其支持者挤满了座位和法院场地，“甚至挤到女王和枢密院委员所坐的议事厅门口”。他很巧妙地替自己辩护，枢密院不得不宣告他无罪。女王说：“诺克斯先生，你可以回家过夜了。”他答道：“我祈祷上帝为你洗去天主教教义之罪。”

1564年圣枝主日（Palm Sunday），年59岁而不屈不挠的诺克斯二度结婚，他太太17岁，是女王远亲玛格丽特·斯图亚特。一年后，女王也二度结婚。

陷入情网的女王（1565—1568）

谁能和她结婚而不引起外交风暴呢？若是西班牙人，则英、法会抗议，而新教苏格兰人会愤怒；若是法国人，则英格兰会反对，甚至以战争来阻止法苏联盟的重新复活；至于奥地利人查理大公，诺克斯早已在讲坛上大发雷霆，愤慨地反对与一个天主教徒结合，而伊丽莎白也告诉玛丽，与哈布斯堡皇族的婚事是一种敌意行为。

在一阵情意冲动下，玛丽斩断外交上的死结。兰诺克斯（Lennox）伯爵马修·斯图亚特（Matthew Stuart）本自认是继玛丽承继苏格兰王位的人，因为支持亨利八世对抗苏格兰而失去他的财产和地位，同时逃至英格兰以避开苏格兰人的报复。他想现在（1564年10月）是回去的好时机。不久，他19岁的儿子达恩里爵士（Lord Darnley），亨利·斯图亚特也回来了。由于他母亲的关系（同玛丽一样），他也是英格兰亨利七世的后裔。玛丽深爱这位嘴上无毛的年轻小伙子，她羡仰他的网球与琵琶技巧，她原谅他的浮华习气，认为是美貌造成，在她未识破他毫无诚意前，即与他坠入爱河。1565年7月29日，在伊丽莎白的抗议和她的枢密院半数表示不赞成的情况下，玛丽和这位少年成婚，并封他为王。莫雷于是退出枢密院，加入这位刚愎自用的女王的敌对阵营。

她享受了几个月带着麻烦的幸福时光。4年的孀居日子，已激起她对爱的渴望，而这股欲愿得偿真是莫大的快乐。她慷慨地付出她的爱，不惜赠予她丈夫一切。伊丽莎白的大使托马斯·伦道夫曾如此报告：“所有她能给予她丈夫的尊荣都已给予了，除了她丈夫使她满意外，没有人能令她高兴……她把她整个意志都献给了他。”好运改变了这位少年的心态，他变得独断异常、蛮横无理，他要求只有他与女王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他狂欢纵饮无度，冷落枢密院，不时地嫉妒与猜疑玛丽与大卫·里齐奥（David Rizzio）有暧昧关系。

里齐奥何许人也？他本为意大利籍的音乐家，1561年28岁时，他乘萨伏伊（Savoy）大使之车来到苏格兰。深好音乐的女王提拔他为音乐活动的负责人，她欣赏他的机灵、敏捷的智力及他具有的多彩多姿的欧陆文化。由于他熟谙法文与拉丁文，而且写得一手好意大利文，玛丽又用他为秘书。不久，她又让他草拟和撰写她的国外通信。他成为顾问，一位掌权者。参与决策，与女王共餐，有时与她静坐至深夜。苏格兰贵族发现他们被取代，又怀疑里齐奥替天主教会服务，因此图谋排挤他。

最初，达恩里本人也被奸巧的意大利人迷惑，他们同游共寝。里齐奥的职权与地位大增后，达恩里的平庸便使他在政治上被架空，加之女王对这位由仆从而大臣的深爱情感，更增加了达恩里的恨意。玛丽怀有身孕时，达恩里怀疑是里齐奥之子。伦道夫大使也相信。后来，亨利·果特（Henri Quatre）讥讽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必是“当今的所罗门”，因为他的父亲是演奏竖琴的大卫。达恩里喝过威士忌之后，勇气遂增，于是参加摩顿伯爵（Earl of Morton）、巴顿·罗斯文（Baron Ruthven）男爵和其他贵族行刺里齐奥的阴谋。他们签了“约”，保证他们支持苏格兰的新教徒，并给予达恩里“亲王之权”、苏格兰王同具实权及玛丽死后的王位继承权。达恩里保证签约者免于“任何罪名”的后果，而且恢复莫雷与其他被逐贵族的地位。

1566年3月6日，伦道夫向塞西尔透露这个阴谋。3月9日，阴谋展开。达恩里进入闺房，玛丽、里齐奥和阿及尔（Argyll）正在那里进餐。他拧住女王，摩顿、罗斯文和其他人冲入，在玛丽无力的反抗声中将里齐奥逮出房间，刺杀于楼梯旁，总共有致命的56处刀伤。这时有人拉了警铃，一大群武装的市民向宫中进发，提议要把玛丽碎尸万段，但达恩里劝服他们离去。是夜和次日，玛丽留在霍利伍德宫中，成为谋杀团的俘虏。玛丽利用了达恩里的恐惧与爱情，因此他帮助她并伴随她于次夜逃脱至丹巴（Dunbar）。她在那里发誓要报复，请求所有王室支持者保卫她。或许为了分化敌人，她也召莫雷回枢密院。

保护她最得力的是第四代博斯威尔伯爵（Earl of Bothwell）詹姆士·赫伯恩（James Hepburn），一个奇怪而注定失败的人物。长得并不潇洒，但身体强壮，热情而有意志力，在陆上海上都堪称冒险家，精于刺术。他那种冷峻无畏的眼神令男人震慑，而他的言谈、粗线条作风、善诱女人的声名，也颇能吸引女人。他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位作家及热爱书籍的人，当时无数的苏格兰贵族甚至无法书写自己的名字。女王本来讨厌他，因为他说女王坏话，但这也是赢得女人好奇心的一种手段。后来，女王见他具有勇猛好战的气质，便推举他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区的代理指挥官；又据闻他熟谙船舰，便命他为海军部长；在获知他对珍·戈登（Jane Gordon）小姐有意时，她又促成这一桩婚事。

现在，因畏惧里齐奥的谋害者，并怀疑其丈夫和他们共谋，她转而向博斯威尔求助。她不是很快就喜欢上他，但他那种极端勇猛、精力充沛、充满信心的男性气质，正是深具女性特质的她一向渴求的，而且是弗朗索瓦二世或达恩里身上所未有的。她对其剑道无比尊敬，他的军队将叛者驱走或降服。不久，她就安安全全地回到霍利伍德宫了。虽然诺克斯赞成谋杀里齐奥，玛丽却以改善其生活费用的决定，暂时平息、安抚牧师们的不满。苏格兰平民从未喜欢过他们的贵族，都同情她，而有几个月，她深得众望。法国大使如此写道：“我从未见过女王如此被喜欢、被看重、被尊以荣耀，及她的臣民如此和谐。”她快分娩时，她愈加不安，因她怀疑在她无助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杀或被罢黜。她安全地产下一名男婴时（1566年6月19日），苏格兰举国欢腾，好像预见到这个孩子会成为苏格兰与英格兰之王。玛丽这时正居生命中的最高点。

但她和达恩里过得很惨。他抱怨她再度信任莫雷及她逐渐倾慕博斯威尔。曾有谣传说博斯威尔会绑架王室的婴孩，而以他的名义来治理国家。达恩里控告贵族杀害里齐奥，而自认无辜。贵族为了报复，向女王提供他参与阴谋的证据。阿及尔、列兴敦和博斯威尔皆建议女王应和他离婚，但她反对，以为这有害于王位继承。列兴敦答复说他们会寻求某些方法使她脱离达恩里而不伤害她儿子，她不赞成。她提议她宁愿退隐而由达恩里治国，而且提出警告来结束这次会晤：“我要你们不要做出任何使我的荣誉与良心沾上污点的事情，因此，我恳求你们，任事情照原状发展，直到上帝来解决为止。”至此她已好几次提及自杀之事了。

约1566年10月，阿及尔、詹姆士·巴富尔（James Balfour）爵士、博斯威尔及也许是列兴敦3人商定，决定除去达恩里。达恩里之父闻及风声，警告他的儿子。达恩里已和玛丽分居，现在前往格拉斯哥其父处（1566年12月）。他病倒在那里，虽然谣传他因毒药而病，实际是由于天花的缘故。这时，玛丽和博斯威尔逐渐亲近，令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过奸情。诺克斯公开称她为妓女。她似乎曾要汉密尔顿大主教安排博斯威尔和他妻子的离婚。她提议去拜访达恩里，而他给她一封侮辱的回信，但她仍然去了（1567年1月22日）。她坚决地证实她的忠贞，再度唤起旧日的爱情。她求他回爱丁堡，保证她在那里照护他，使他恢复健康和快乐。

“宝盒信笺”（Casket Letters）此时上场了。这些信件据说是放在玛丽送给博斯威尔的银盒子中，1567年6月20日被欲图推翻女王的贵族的侦探从博斯威尔的一位仆人处取得。次日，宝盒由摩顿、列兴敦和其他枢密院要员打开，其内容不久之后送到苏格兰议会展露，后又送至1568年审判玛丽的英格兰委员会。其中有8封信和一些片断的诗，全是法文，没有署名和日期，但被认为是玛丽送给博斯威尔的。枢密院的贵族向苏格兰议会保证这些信是真实而未被篡改过的，玛丽则坚称其为伪造。其子显然认为是真的，因此将其销毁，现在只有复制本留传下来。欧陆君王们看过复本后，都相信是真的。伊丽莎白最先存疑，但还是怀疑地接受了其真实性。阅读它时，我们第一个反应必定是怀疑，一位图谋杀害丈夫的女人是否会如此大意并过分地在信上表示其意，而将它交给可能被截获或可能被收买的信差。信中如此诬蔑博斯威尔，而他还将之保存，似乎更显得不太可能。但在苏格兰更不可能有人，甚至包括精明的列兴敦（他相当受到怀疑）在内，能在获得宝盒与展示书信于枢密院或议会的一天之内，伪造具有如此分量的信。最热烈的一封——第二封——出奇的长，印刷时大概多达10页。若其为假，则这真是相当高明可赞的伪造术，因为其深具情感的内容太合乎玛丽的个性了，正如其笔迹也完全与她的相吻合。这显示出玛丽在谋杀达恩里预谋中是一位怜悯的、犹疑不决的及羞耻的共犯。

有病在身而心怀畏惧，又不得不信赖他人的达恩里，接受建议回到爱丁堡，他被安置在市郊古老的教会牧师公馆。玛丽解释说为避免其子遭感染，她不能立刻带他回霍利伍德宫。他在那里过了两周，玛丽每天去看他，照顾得如此勤奋与周到，他恢复健康，便写信给他父亲（1567年2月7日）：“……我很快恢复健康……是得自女王妥善的照顾。女王，我保证她确是如此，而她正如同一位自然又可爱的妻子。我希望上帝会照亮我们的心，让这久受痛苦煎熬的心愉快。”假如她知道他将被杀，则何以浪费烦而无聊的几周时间来照顾他，这实在是玛丽·斯图亚特之谜的另一部分。2月9日夜，她让他参加她的一个女仆在霍利伍德宫的婚礼。是夜，教区广场房子发生一起爆炸案，次晨达恩里被发现死在花园里。

玛丽最初表现得像是无辜的妇人，她悲恸、哀伤，发誓要报仇。她将房间漆成黑色，让窗帘深垂不见阳光，而独自待在黑暗中。她命令司法侦查，而宣布以土地与金钱重赏提供凶嫌的情报。市区墙上出现许多标语，控告博斯威尔谋杀，其中有一些影射这是女王所为，因此有公告要控者前来提出证据，并保证其安全且兑付赏金。标语的书写者拒绝露面，但兰诺克斯伯爵促请女王立刻捉拿博斯威尔来审判，博斯威尔对此表示同意。4月12日他受审。兰诺克斯或是因无实据，或是恐惧博斯威尔在京城的军队，选择留在格拉斯哥，并未到场。博斯威尔被判无罪，议会正式宣布他无辜。4月19日，他劝阿及尔、亨特里（Huntly）、摩顿及其他12位贵族，签《恩斯里之约》（Ainslee’s Band），表示他们相信他的无辜，保证护卫他，并赞同他和玛丽的婚姻。现在，女王公开赞扬博斯威尔，赠送给他贵重的礼物。

4月23日，她去斯特林探望她的儿子，此后她注定永不能再见到他了。在回爱丁堡途中，她和列兴敦被博斯威尔及其兵士拦截，被强解到丹巴（4月24日）。列兴敦抗议，博斯威尔以死来威胁他。玛丽搭救他，列兴敦获释。从此，他加入女王的敌阵。在丹巴，博斯威尔离婚的谈判复起；5月3日，他和玛丽回到爱丁堡，她宣布她已不受羁束；5月7日，他获准离婚；15日，她的天主教神父拒绝为他们主持婚礼，天主教前奥克尼（Orkney）的主教依新教仪式为他们举行婚礼。以前挚爱玛丽的欧陆天主教国家，现在都反过来认为她已堕落。苏格兰天主教士也不理会她，新教牧师要求她下野，民众敌视她，只有少数一些同情者将她那种鲁莽不顾后果的迷恋，归罪于博斯威尔给她的一剂爱之药。

6月10日，一伙武装群众包围了玛丽和博斯威尔所居的博思威克（Borthwick）城堡。他们逃走了，玛丽女扮男装。在丹巴，博斯威尔召集1000人，借此，他和玛丽企图打回爱丁堡。他们被一支兵力相当的队伍挡在卡伯里山（Carberry）附近（6月15日），这支队伍所举的旗上，画的是已故达恩里和其子詹姆士六世的像。博斯威尔提议以个人决斗来解决问题，玛丽不准。她同意屈服，但要以博斯威尔能逃走为条件。之后，她又要求，若她和平地加入他们，叛军领袖保证效忠于她。博斯威尔逃到海岸，前往丹麦，以后一直为丹麦王所禁，10年后去世，是年42岁（1578年）。

玛丽回到爱丁堡，途中军民喧叫“烧死这位妓女！烧死她！”、“杀死她！”、“溺死她！”她被安顿在门禁森严的市长官邸中，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在其窗下，群众不断地以粗劣的话来威吓她。6月17日，在其强烈抗议下，她被移到离首都北方30英里的利芬湖（Leven）上偏僻而安全的小岛监禁。据其秘书克劳德（Claude Nau）的报告，她在那里生下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她修书陈情法国政府，法国拒绝干涉。伊丽莎白令其公使保证玛丽安全，并以重刑威吓贵族不得伤害女王。诺克斯要求处决玛丽，并预言若宽宥玛丽，上帝会降一场大瘟疫来惩罚苏格兰。6月20日，贵族得到宝盒信笺，她要求议会准予申诉，但议会以信笺已足以处置她的案件为由拒绝。7月24日，她签字退位，莫雷代其子摄政。

她在利芬湖城堡当了11个月的俘虏。对她严苛的监禁逐渐松懈下来，她与堡主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一家共餐。堡主之弟乔治迷恋她，助她逃亡（1568年3月25日），但被俘回。5月2日，她再度逃亡成功。在年轻的道格拉斯的保护下，她逃抵外界大陆，遇到一群天主教徒，乘夜赶往福斯湾，渡过福斯湾后，在汉密尔顿家中受到庇护。5天内，6000人马聚集，发誓为她恢复王位。但莫雷号召苏格兰新教徒武装起来，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兰恩塞德（Langside），两军相遇（5月13日），玛丽纪律不佳的军队被克，她再度逃亡，一连三夜赶至索尔威湾（Solway Firth）上的邓德雷南（Dundrennan）修道院。这时，她将一粒钻石还给赠送者，这是以前伊丽莎白送给“她最亲爱的妹妹的”。她同时附上一言：“我将这颗珠宝送回女王，这是她应允的友谊与助益的象征。”1568年5月16日，她乘一艘未遮盖的渔船，渡过索尔威湾，进入英格兰，将其命运交给她的劲敌。

赎罪（1568—1587）

从卡莱尔（Carlisle）她再寄一封书信给伊丽莎白，要求会晤，她将解释其行为。在原则上不支持对合法王权叛变的伊丽莎白，本想邀请她，但枢密院的警告使她拿不定主意。若玛丽被容许前去法国，法国政府可能会派军至苏格兰，恢复她的王位。而苏格兰再度成为法国的天主教盟邦，这对英格兰如芒刺在背。而玛丽对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要求也可能得到法军和英国天主教徒的支持，若玛丽留在英格兰，将成为天主教徒反叛的中心和可能的来源，而此时，英格兰仍是天主教徒居多的国家：若英格兰强制苏格兰贵族再度拥立他们的女王复位，他们的命运必定危险，而英格兰可能会失去苏格兰新教徒的友谊。塞西尔可能会同意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的看法：强迫苏格兰女王退位是违背所有法律——自然法、公法、市民法，但他觉得他最大的职责是保护英格兰。

外交的功能之一是在道德之上披加一件现实主义的外衣，因此玛丽被通知说，在她要求获准能与伊丽莎白会晤前，她应在一个审判委员会前洗清她所受的控告。玛丽答复，她是女王，不能受审于世俗组成的委员会，尤其是他国的委员会。她要求回苏格兰或法国，要求在伊丽莎白面前会晤摩顿和列兴敦，并保证要证明他们对达恩里之死的责任。英国枢密院令她从卡莱尔（此处太靠近英苏边界）移到约克附近的波尔顿城堡（Bolton，1568年7月13日），玛丽服从了对她的松懈监禁，因为伊丽莎白保证说：“放心由我安排，我不会听信任何有害于你的话，你将会安然无恙，恢复王位。”这话令人宽慰，玛丽便同意挑选调查委员会代表。她假装接受英格兰教会的信仰与教条，以博伊丽莎白的欢心，但她向西班牙的菲利普保证她永不放弃天主教。从这时起，玛丽和伊丽莎白竞相欺骗作假，一个假装成被出卖的王室俘虏，另一个自称是被危及的女王。

审判委员会于1568年10月4日开审，玛丽一方有7位代表，包括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天主教罗斯（Ross，苏格兰北部一郡）主教和苏格兰西部边区（临近英格兰）的天主教主教赫里斯（Herries）；伊丽莎白则派3位新教徒：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塞瑟克斯伯爵和塞德勒爵士（Ralph Sadler）；同时，莫雷、摩顿和列兴敦列席。他们曾私下将宝盒信笺显露给英国人看，他们说，假如玛丽承认莫雷为摄政，而同意由苏格兰得到大笔恩俸而居住在英格兰，就不公开信笺。梦想和玛丽结婚而在伊丽莎白驾崩后成为英王的诺福克拒绝，而塞瑟克斯致书伊丽莎白，称玛丽似可能要证实她的无辜。

伊丽莎白下令将审判移至国会。就在那里，莫雷将宝盒信笺呈现在枢密院前。对此文件的真假，意见分歧很大。但伊丽莎白裁定她不能接见玛丽，除非等到信笺的真实性被证明。玛丽要求看看信笺，不管是原本或副本，但委员会拒绝，因此玛丽一直未能看到原本或副本。委员会未裁决就解散了（1569年1月11日），莫雷在伊丽莎白接见之后，便带着信笺回到苏格兰。愤而抗议的玛丽被移至特伦特的图特伯里（Tutbury），受到更严密地监禁。外国政府抗议，伊丽莎白回答道，若他们看到送到委员会的证据，他们必会认为这种处置是宽宏而不严苛的。西班牙大使建议菲利普入侵英格兰，并保证北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合作。菲利普对这一合作表示怀疑，而阿尔瓦更警告他，伊丽莎白若见军队入侵或叛乱事起，可能下令处死玛丽。

叛乱发生了，1569年11月14日，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两位伯爵带着一支5700人的叛军进入达勒姆（Durham），推翻英格兰教会，烧毁“通用祈祷书”，恢复天主教祭坛和举行弥撒仪式。他们准备向图特伯里进军以解救玛丽，计划受阻，因伊丽莎白（1569年11月23日）将玛丽移往考文垂（Coventry）。塞瑟克斯伯爵以一支大部分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迅速地平定叛乱。伊丽莎白命令对所有被俘的叛乱者和共谋的随从都处以绞刑。约有600人被如此处决，而其财产由王室没收。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逃往苏格兰。1570年2月，李奥纳德·戴克斯（Leonard Dacres）领导另一次天主教徒的叛乱，也遭败绩而逃过边界。

1570年1月，诺克斯致书塞西尔，劝他立刻下令处死玛丽，因为“若不除根，则其枝干虽然受损仍会再次发芽”。他现在已完成其著作《苏格兰境内宗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ealme of Scotland）——这本书并不伪称公平客观，其记事并不正确但生动有力，其风格独特，用语尖刻，是一位直称妓女为妓女的牧师的语调。他是一位刻薄的人，也是一位伟人，他将梦想变成实际力量，进行得比加尔文还彻底。怨念深切，勇猛作战，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发挥无遗。1572年，他已精力耗尽：若无人扶持他便无法走路，但每个星期日，他总要人扶他到圣格里斯（St.Giles）教堂他的讲坛上。1572年11月9日，他最后一次讲道，全部教会会员护送他回家。11月24日，他撒手西归，时年67岁，几乎和他出生时一样贫苦。他“并未将《圣经》当作商品”，他让后世评断他：“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虽然不知感恩的这一代不会知晓，但未来的时代将被迫看到真理的见证。”很少人能对一个民族的信仰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鼓励教育、宗教狂热和自治，在这方面他那个时代很少人能比得上他。他和玛丽分治介乎他们两者之间的苏格兰人，他是宗教改革，她是文艺复兴。她失败了，因为她不像伊丽莎白知道如何结合二者。

玛丽就像一头困于笼中永不安静的老虎，在各角落乱撞，欲图逃脱。1571年3月，活跃于伦敦的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Roberto di Ridolfi）作为玛丽与西班牙大使、罗斯主教、阿尔瓦、菲利普及教皇庇护五世的居间人，提议阿尔瓦派遣西班牙军队从荷兰进入英格兰，而一支天主教军队同时由苏格兰入侵英格兰，逼迫伊丽莎白逊位，玛丽便可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之王，而诺福克可以和她结婚。诺福克知悉计划，未明确表示赞同，也未透露该计划。玛丽暂时同意。教皇接济里多尔菲金钱以资进行，并答应说服菲利普。菲利普以阿尔瓦答应为赞成条件。而阿尔瓦斥责该计划为幻想，除带来玛丽友人的悲剧外，会一事无成。里多尔菲和诺福克的书信，在被捕的玛丽和公爵的仆人身上被发现，一些天主教贵族被监禁。诺福克被控叛国罪，伊丽莎白对这位卓越的贵族的死亡书犹疑不决，不知应否签署。但塞西尔、英国议会和英格兰教会都要求将诺福克和玛丽两人处死。伊丽莎白妥协了，将诺福克送上刑台（1572年6月2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的消息传到英格兰时（8月22日），处死玛丽的呼声复起，但伊丽莎白拒绝答应。

除非我们牢记玛丽受禁达19年之久，否则我们无法相信其绝望情形和她极度受屈的感觉。她受监禁的地方时常更换，以防止左右邻居和看管对她的同情，会产生或有助于新的逃跑计划。她受禁锢的情况非常人道，她可得到法国每年1200英镑的供奉，英国政府提供她相当数额的食物、医护、仆从和娱乐，她也可以参加弥撒和其他天主教活动，她以刺绣、阅读、整理花园及与心爱的西班牙小狗玩耍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在对自由的希望减退后，她便不在乎照顾自己的身体，她很少运动，同时变得虚弱肥胖。风湿症折磨她，有时腿肿得无法走路。1577年，她年35岁时，头发开始变白，此后，她便戴假发。

1583年6月，她提议若能获释，便放弃英国王位的继承权，而且永不再与预谋者勾结，并居住在伊丽莎白选定的英国任何地方，而绝不离居住地10英里以外，并接受附近绅士们的监视。伊丽莎白被劝不要听信她的话。

玛丽又萌起逃亡动机。借着各种苦心的设计，她设法暗中与法国、西班牙大使与政府及她在苏格兰的拥护者和教皇代表互通声息。书信夹在洗濯的衣服中、书本中、竹棍里、假发和鞋子的衬里中，但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侦探都及时揭发了每个计谋，甚至在兰斯的耶稣会学院的学生与牧师中，沃尔辛厄姆都布有眼线，不时向他报告。

被俘女王浪漫的气质触动了许多年轻英国人的同情心，也激起天主教青年的热情。1583年，弗朗西斯·思罗克莫顿，即伊丽莎白后来派驻法国大使，信奉天主教的侄儿，组成另一个试图营救她的团伙，但立刻被查出，被拷打之后认罪，他悲伤地说：“我透露了在这世上最令我心爱的人的秘密。”他死于刽子手的斧头下时，仅30岁。

一年后，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一位塞西尔手下的侦探，诱使巴黎的教廷大使向格列高利十三世请求完全的特权，因为他正在进行试图解救玛丽和将英格兰归返天主教教会的危险行动。教廷回复（1584年1月30日），教皇已看到帕里的请愿，对他的决心感到高兴，并给他想要的特权，要褒赏他的努力工作。帕里将这个答复交给塞西尔。而另一位英国间谍，埃德蒙·内维尔（Edmund Neville）控告帕里怂恿他刺杀伊丽莎白。帕里被捕后认罪，受绞刑而未气绝，遂被分尸。

由于对一连串的阴谋非常震怒，对奥伦奇的威廉遭暗杀感到害怕，伊丽莎白的枢密院便草拟（1584年10月）了一份《联合约束》（Bond of Association），签约者宣誓永不接受任何人作为其女王的继承人，因为为了这位继承人的利益，女王的生命将受攻击；同时宣誓涉及这一企图或行动者将处死刑。这个约束的签署人包括枢密院全体委员、议会大多数议员和全英格兰的显要人士。一年后，议会使之成为法律。

这并未吓阻进一步的预谋发生。1586年，一位天主教徒约翰·巴勒德（John Ballard）诱使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天主教徒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组成暗杀集团暗杀伊丽莎白，并从西班牙、法国和荷兰进军英格兰，扶助玛丽复位。巴宾顿致函玛丽说明有关计谋，告诉她6个天主教贵族已取得一致，要“赶走王位的篡夺者”，请求她批准计划。在1586年7月17日的一封信中，玛丽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未明确表示同意暗杀伊丽莎白，只是答应若成功则重赏。她的秘书信任的信差是沃尔辛厄姆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将信复制后，将复本送给沃尔辛厄姆而将原信送给巴宾顿。8月14日，巴宾顿和巴勒德被捕，300名重要的天主教徒也随之下狱。两位领导者认罪，玛丽的秘书招供确证其为玛丽的书信，13个预谋者被处决。全伦敦为烽火照亮，教堂钟声齐鸣，小孩子们皆唱赞美诗，感谢伊丽莎白生命的无恙，而全英格兰的新教徒呼吁处死玛丽。

玛丽的房间被搜索，她的只字片纸皆遭取夺。10月6日，她被转移到福瑟令加城堡（Fotheringay），在那里受审于43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她没有辩护律师，但她果敢地答辩。她承认对巴宾顿计划的共谋，但否认批准暗杀。她抗辩道，对于一个遭受不法与不公平的监禁达19年的人，有权用任何方法使自己脱身。委员会全体一致判她有罪，而议会请求伊丽莎白处死她。法王亨利三世恳请英王的慈悲，但伊丽莎白认为这一种请求来自未经审判而屠杀数千清教徒的政府，是非常勉强的。这时，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护卫他们的女王，但她的儿子因猜疑到她会在遗嘱上不承认她这个新教徒儿子，因此只做了不太热心的调停。他在伦敦的部属向沃尔辛厄姆提示，詹姆士六世虽然对其母亲可能会被斩首之事极其焦急，但英国议会若确保他继承伊丽莎白的权利，及如果伊丽莎白增加给予他的恩俸，则他是可以妥协的。这位狡猾的苏格兰人如此贪婪，爱丁堡的市民在街道上都对他嗤之以鼻。到这个地步，玛丽的生死只看犹疑的伊丽莎白的决定了。

这位困扰不堪的女王拖了3个月才下决定，但决定仍未执行。她是能够表现得宽宏大度和慈悲为怀的，却倦于日日生活在可能对其王位有要求权的女人的支持者试图刺杀她的恐怖之中。她也考虑到，若她处决女王，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会抗议并侵入英格兰，同时她也估计到自己或面临一种自然的或暴烈的死亡的可能，而让玛丽和天主教来继承英格兰。塞西尔促她批准死亡令，保证负全部责任。他想暗示玛丽的看守者阿米亚士·保雷爵士（Amias Paulet），据女王或枢密院的希望，仅做一个口头上的说明即下令处决，而不直接由伊丽莎白下令。但保雷说，除非伊丽莎白下书面命令，否则他拒绝执行。最后，她终于签了令状。她的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将之交给枢密院，枢密院在伊丽莎白改变心意前即刻送交保雷。

经过长期的拖延重新萌生希望的玛丽，得知这个消息时，起初不相信，而后即勇敢地面对它。她写了一封扣人心弦的信给伊丽莎白，要求她“让我的可怜的、凄惨的仆从……带走我的遗体，和其他法国王后同葬在圣地”。据说，在行刑的当天早上，她写了一首洋溢着具有古典优美与狂热的拉丁诗：

啊上帝吾主！我信奉你！

啊亲爱耶稣！现请释我！

在残酷禁锢，极端苦痛之中，我渴求你。

企盼着，呻吟着，我屈跪双膝，

我敬慕你，恳求你，赐我自由。

她要求能向天主教教士忏悔，但遭拒绝。她的狱官建议一名英格兰教会长老，但为她所拒。她打扮得非常高贵，很细心地整理假发，在面上覆以白色面纱，颈上挂一串金十字架项链，手中握着象牙十字架。她询问何以侍奉她的妇人在其受刑时不准在场，旁人告诉她，她们可能会情绪失控。她保证她们不会，因此，她被允许带着其中两个女仆和四个男仆到场。处决在福瑟令加城堡的大厅进行，当时约有300名英国绅士在场（1587年2月8日）。两位蒙面的刽子手请求并得到原谅。她的侍女开始号啕时，她制止她们说：“我替你们保证过不哭的。”她跪下来祈祷，之后将头放在断头台上。假发从她断了的头上跌落，白发露了出来，这时她44岁。

宽恕可用来说明一切。我们宽恕玛丽，她勇敢地吃苦耐劳，努力地要做一个公正快乐的女王。我们无法相信长时期照顾丈夫并挽回丈夫健康的她，会同意谋杀他。一个年轻的女人，无论她多么愚蠢地为所爱而放弃一切，也是值得原谅的。对一个被遗弃的悲惨妇人来到英格兰请求庇护，反而得到为时19年的监禁，我们应该对她怜悯。我们也可以理解她为重新获得自由而进行的那种狂烈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应原谅伟大的女王，她的左右坚持玛丽的监禁，对英格兰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而她本人眼见其生命和政策不断地受到各种图谋解救其对手及拥立其对手为王的威胁，把这段残酷的囚禁期间拖得如此长久，只是因为她无法逼自己签下玛丽的死亡令来结束它。

她们都是高贵的女人，一位高贵而感情充沛，另一位则高贵而带有踌躇的睿智。刚巧她们都长眠一处，葬于威斯敏斯特，并左右为邻，在安息与平静中得以和好。

第六章

詹姆士六世和詹姆士一世
（1567—1625）

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1567—1603）

詹姆士六世在13个月大时（1567年7月29日），便被加冕为苏格兰国王，他的母亲却被俘于利芬湖城堡。8个月大时，父亲达恩里被杀。最后一次与其母见面时他只10个月，她仅留给他一个名字与纠缠不清的侮辱和悲剧。他被唯利是图的贵族抚育长大，教师们也教导他敌视其母。他接受了充分的仁慈教育，神学方面的教导极丰，道德的熏陶却很欠缺，成为当时欧洲最博学的酒翁。

依继承的惯例，4个摄政者以他的名义统治苏格兰——莫雷、兰诺克斯、马尔、摩顿。这四人，除一位外其余皆死于暴力，贵族们联合起来挟制国王作为自己权力的护身符。1582年，一些新教贵族因获得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支持，监禁他于拉斯文（Ruthven）城堡，因为害怕他可能对其近亲天主教徒耶斯密·斯图亚特（EsméStuart）屈服。释放后，他答应保护新教，并与新教的英格兰签订联盟。当时（1583年）他只不过17岁，却跻身为具有实权的国王之列。

几位君主中，他算是很独特的。他态度粗鲁，步伐不雅，声音洪亮，谈话充满卖弄学问的粗俗语言。有人很不客气地评断他说：“就文学、科学及政务而言，他较任何一位苏格兰人更为有学识。”但是，这位观察家又附带说：“他是一位极度自负的人。”或许，这些特征正是在极端困境中能保持生命的人具有的一个特点，或是一位不为王者难以了解的歪曲见解。他必须以智慧维持其苏格兰的王位，而且成为英国历史上伟大君主且寿终正寝。他的婚姻生活有点不稳固，他娶了丹麦信奉天主教的公主安妮为后，但他显然对女人兴趣不浓厚，而且沉迷于友善闲谈。

他必须在当时狂暴横行的独断主义时局中，以狡猾迂回的手腕前进。法国的查理、西班牙的菲利普、罗马的教皇，都要求他将苏格兰带返天主教阵营；但是，苏格兰长老教会极为严格地监视他的言行，以免他脱离加尔文教派。他并未切断支持他的力量，他很有礼貌地与天主教的君主们交往，而且削减国内对付天主教的法律。他秘密地释放了被捕的一位耶稣会会员，而且纵容另一位逃走。天主教的阴谋家们仍对他极为愤怒，在英格兰占优势的新教徒也对他施展压力。最后，他终于选择与苏格兰教会共患难。

约1583年，主要大臣由占多数的苏格兰教士组成。他们在收入方面和对世俗的了解颇为贫乏，然而竭尽所能奉献其心智，并富有勇气。他们致力于重建被忽视的教会，设立学校，施济慈善，支持农民对抗贵族及以聚会时的冗长讲道来代替印刷品。在苏格兰长老教会的集会、教区的宗教会议和总会议（General Assembly）中，新的牧师们享有一种权利，足以匹敌天主教教会的层级系统所能支配的力量。因为宣称接受神明的启示，所以在信仰与道德方面绝对无误，他们对公共和私人道德的控制，远比古老教会的松弛监督更具宗教性。

在许多城镇，他们对未参与教会服务的苏格兰人课以罚金，他们指定确定有罪的人公开忏悔或施以体罚。受当时风行的乱伦通奸的风气所惊动，他们委托长老重视这种罪状的严重性，复向长老教会报告。他们对允许英格兰戏剧演出一事感到震惊，要求禁止在苏格兰演出戏剧，失败之后他们转而阻止人们观戏。恰似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视异教徒为重大罪犯，将巫婆处以火刑。他们试图游说国会制定法律，对做弥撒的教士处以死刑，但法律未能执行。听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苏格兰教会也要求在苏格兰进行一次对天主教徒的大屠杀，然而政府却未予以合作。

除了宣称宗教的启示与绝对无误外，苏格兰教会可以说是当时最具民主制度的组织了。教区牧师由年长者选举，由会议通过，俗人也可以参加宗教会议或总会议。这种民主的试验激怒了贵族的国会与神圣化的国王，詹姆士抱怨说：“一些牧师中性情刚烈之士引导人民……尝到政府的甜头，便开始幻想民主的形式……在讲道中毁谤我，他们所说的不是我的任何罪恶，而只因为我是国王。他们认为这便是最大的罪恶了。”中古时期教会与国家的论争又复开始。

这使牧师攻击主教。主教是天主教留给苏格兰教会的遗产，主教由教士们正式选出，但实际上都由摄政或君主提名，迫使教士同意其提名，摄政与君主将一大部分的宗教税收收入国库。牧师们认为《圣经》中并无主教制度的规定，这种制度与苏格兰教会的人民组织不相容时，便决意将它驱逐出苏格兰。

他们的领导者，安德鲁·麦尔维（Andrew Melville）是一个性格暴烈的苏格兰人，继承了约翰·诺克斯的衣钵。在圣安德鲁斯接受完大学教育后，渡海赴巴黎继续学习，然后在日内瓦从毕兹那里听取加尔文教派的福音。1574年，返回苏格兰；29岁那年，一度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他以卓著的才华重新调整课程与学校纪律。1578年，他获准编纂《戒律第二书》（Second Book of Discipline）。在该书中，他宣称主教和教士的名位相等，主张罗马教会与国家范畴的截然划分，这点影响了以后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但他主张，教士的权利是教导官吏“如何以语言”执行他们的权利。不过，詹姆士希望成为如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那样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君主，他相信这好比教会行政组织中必须有主教一样，而且他也希望成为教会和国家的中介人。

1580年，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总会议“痛斥”主教制度，以其为“人类创造的蠢货”。所有的主教在驱逐教籍的处罚下，皆应停止他们的职权，而且经大会议允许降为单纯的教士。然而政府拒绝接受《戒律第二书》的意见，认为除非经政府批准的逐籍，否则都无效。1581年，后来的摄政者诺克斯，提名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ie）担任格拉斯哥的大主教。格拉斯哥的教区牧师们拒绝推举他，但他仍坚决主持大主教职务，因而麦尔维领导的大会议便于1582年决议将他逐出教会。蒙哥马利让步了。麦尔维被控以煽动叛乱之罪，他拒绝接受民事审判，而要求宗教审判，又被宣判蔑视法庭，于1584年逃离英国。詹姆士随即游说国会宣布：凡是任何拒绝服从世俗的管辖权，牧师干扰国家事务，反抗主教制度的人，未经君主同意而召开的宗教会议，皆可宣布为叛国行为。许多牧师不愿接受这条法令，宁愿追随麦尔维。詹姆士尝到主权的滋味，使他耽于恐怖统治。许多牧师因为替那些被放逐的弟兄祈祷而受罚，其中有两人因为与那些人私通而被处死，另有两人则被控阴谋叛国，也遭处决。

带有苏格兰人固执脾气的教士与会众仍然抗命，许多匿名的小册子攻击他，许多民谣暗讽他暴政的可耻，有些妇女甚至诅咒詹姆士下地狱。其主教们所得金钱甚少，即使如此也须奉送给国家。詹姆士发现自己缺少财富，而财富正是他意志的来源。年复一年，他逐渐衰弱。1592年，国会在他的同意下，投票通过苏格兰教会的自由规章，恢复所有审判权和戒律清规，取消了主教制度，所有以前被放逐的人皆可返国。

麦尔维较以前更为大胆，当面称詹姆士为“上帝愚蠢的属臣”，并于1596年向他传述神学的福音——这正与500多年前（1077年）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所为相同——说：“在苏格兰有两个君主和两个王国：一个是基督耶稣及其王国苏格兰教会，他的属臣詹姆士六世……不是一个君主，既非领袖，也非贵族，只是个属员。”圣安德鲁斯的一位教士，大卫·布莱克（David Black）在1596年的集会中说，所有的国王都是魔鬼的后裔，伊丽莎白是无神论者，詹姆士本人即是撒旦。英国大使提出抗议，枢密院传审布莱克。布莱克拒不出面，声称对讲坛的攻击只属于苏格兰教会法庭管辖，而且夸耀他已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詹姆士命令缺席审判他。教士们组成的委员会向詹姆士求情，他不做任何让步。相反，他要求教会会议的行动，应像国会一样，臣属于国王。教士们宣布普遍斋戒，更语焉不详地宣称，无论发生何事，“国王的血液仍是自由的”。

1596年12月17日，骚动的群众聚集于詹姆士的居所附近。他逃往霍利伍德宫，翌日清晨，才得以将爱丁堡的宫中眷属全数搬来。他通过一个传令官向其子民说：该地不适宜作为国都，除非审判暴动者，否则他永不再作返居的打算。随即他命令所有的教士和非该地区居民离开该城市。暴动者无一人被杀，都被驱散。商人们悲叹丧失了法庭的兴隆生意，市民惊叹该次争执在经济上是否值得。詹姆士于1597年1月1日返回，但其心情愤恨难平。大会议在珀斯召开，提议苏格兰教会应该屈服，并同意重要城市教士的任命须得国王和国会的同意，教士们不得向国会或枢密院做说教行动，而且在讲坛上不得向任何人做人身攻击。随后于1597年，教士们终于被准许进入该城，但是，该城恢复了主教总辖制度。至此，一场国王与教会之间的中古式斗争终于结束。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文学史上出现两个杰出的人物，即国王本人及其颇享盛名的老师。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有惊人的成就。1506年，布坎南出生于斯特林郡，在巴黎受教育，服役于法国和苏格兰。他从约翰·马约（John Major）的演讲中得到学术和政治的火炬，复返巴黎学习，以善于嘲讽的异教徒姿态回到苏格兰，却被红衣主教大卫·比顿（David Beaton）监禁，随后逃往波尔多（Bordeaux），在那里以教拉丁文度日。他精通拉丁文学、诗和歌剧，欣赏其学生蒙田在这些剧本中的演出。不久，他又任孔布拉地方某一所学院的院长，复以戏弄托钵僧的罪名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监禁。出狱后，他回到苏格兰，转赴法国，终返居苏格兰。1562年他成为苏格兰玛丽女王的老师，1567年任总会议的仲裁官，宣布珠宝盒信笺是真实可靠的，却被指控伪造了其中某部分。他还在《喜歌》（Detectio Mariae Reginae，1571年）一书中谴责玛丽，不顾她的抗议转任她儿子的家庭教师。他于1582年谢世。1579年他的著作《苏格兰的历史》（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致力于将其国家的历史从“英国的束缚与苏格兰人的虚荣”中解脱出来。1579年问世的论文《论苏格兰人的主权》（De Iure Regni Apud Scotos）更大胆地再次肯定说：从他未来将担任国王的学生面孔可以看出，中世纪的理论，认为上帝之下政治力量的唯一来源是人民。他又说：“每一个社会皆植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互为义务和限制的暧昧契约，而且大多数人的意志是能正确地统治全体的，国王应屈属于人民代表通过的法律下，人民可以抗拒、罢黜或处死暴君。”这种观点比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早一个世纪，较卢梭早两个世纪。他的著作遭到苏格兰国会谴责，被牛津大学焚毁，但仍不失其影响力。塞缪尔·约翰逊认为他是苏格兰土生土长的唯一天才。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谦和地将这种荣耀给了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则因诺克斯的《复活》（Redivivus），而提议应该将此荣耀加给诺克斯才对。然而，詹姆士六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国王看重自己的著作如同王冠。1616年，他以大开页出版了《最崇高与万能之王詹姆士之书》（The Works of the Most High and Mighty Prince James），作为奉献给基督耶稣的礼物。他也写诗，对诗人提出忠告，也翻译《旧约》中的诗篇，并研读《圣经》里的《启示录》，更有论述恶魔的文章。1598年，他有两篇8开本的著作，主旨在护卫绝对的君主专权理论：一篇为《国王的礼物》（Basilikon Doron），教给其子亨利为君的责任与艺术，文中强调苏格兰教会的统治不是“国王官员的一部分”；另一篇为《自由君主们的真实律法》（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以极巧妙的手法详细说明君权神授论：国王是由上帝选择的，因为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上帝指定的，他们的神圣职位和神权造成了一种圣洁的神秘感与圣礼般的不可言传的特性；因此，他们的统治应是绝对的，反抗君权的人，一定是傻子、罪犯或犯了比暴君更严重的滔天大罪。这个理论被伊丽莎白采纳，詹姆士更是将之作为一个原则——他天生即为女王之子。他的儿子查理承袭他的原则而受到惩罚。

不过，1598年的英国无法预见1649年的事情。詹姆士宣誓为新教徒后，伊丽莎白枢密院的领导者便承认他是继玛丽后的英国王位合法继承人。在伊丽莎白逝世4天后，1603年4月5日，他便愉快地从爱丁堡前往伦敦。他沿途停留以接受英国贵族们的祝贺，5月6日才抵达伦敦。在那里，也有盛大的欢迎仪式——群众跪拜于前，贵族们亲吻其手，表示恭贺。两国经过了一段无关宏旨的争吵后（直至1707年为止，仍有两个国会）才正式合并于一王的统治之下，不育的伊丽莎白可说是丰产了！

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1603—1614）

像他那种人，到37岁时会变成什么样子？中等身材，细瘦的小腿，稍微隆凸的肚皮，像填塞了东西的紧身上衣与携带防身小刀的马裤，褐色头发，红润的面颊，瘤形的鼻子，一双具有怀疑和忧伤眼神的蓝眼睛，好像上帝有意铸造的躯体一般。他有点懒惰地停止了伊丽莎白未竟的工作。他言语中常有亵渎，消遣活动也显得粗鲁。他稍微口吃，说话时经常慢得令人起鸡皮疙瘩。个性极端独特，颇为自负与慷慨，因为经常面临危险和陷阱，所以略显胆怯和奸诈，随时准备向他人攻击，也随时准备宽恕他人与请求他人宽恕。有一次，约翰·吉布（John Gib）否认遗失一些重要档案，詹姆士立刻大发雷霆，踢了他几脚。等事情过后，又发现那些文件，他便立刻到其助手面前表示惭愧，一直到吉布原谅他为止。他不再提起此事。他的个性是无容忍中带有容忍，有时又很倔强，平时很和蔼而富有情感。他曾猜忌其子亨利的盛名，但对查理溺爱得近乎痴呆。他与女人的关系显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有戏弄英俊男人的癖好。他很迷信，也很好学，虽然看起来有点呆，却颇为狡猾、嫉恶如仇，很欣赏培根和琼森，妒忌名学者又经常迷恋于书本。他入主为英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授权牛津和剑桥两学区可以派驻国会的代表。他到牛津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大叫说：“假若我不是一个国王，我将是一个大学生。如果那样，我就会是个囚犯，若我能有自己的希望，我期望身为这座图书馆的囚犯，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囚犯。那么，我便能终日与有名的学者和过世的名人为伍。”他完全是一个有平衡发展而能掌握重点的人，但实际上，他也是有良好本质、极为幽默而聪明的人。但他之所以能为其子民宽恕，是因为：直至其抑郁而终，他给予他们安定与和平的生活。

他对水殊无好感，因此懒于以水漱洗。他经常饮酒过度，而且允许宫廷宴会在大家非常兴奋时结束。他的衣着颇为奢侈。他宫廷中的欢愉甚至超过伊丽莎白等先祖。蒙面戏剧颇受伊丽莎白欣赏，然而现在因为本·琼森的叙述路线和英尼戈·琼斯的服装与布景的设计，各种角色由裹着国家财富的慷慨的贵族男女饰演，所以当时荒唐和玄幻的艺术达到极端，宫廷也较以往放荡、腐败。一位琼森剧本里的女演员曾说：“我的确这么想，假如除了我的穷丈夫外，没有人爱我，那么我将自缢。”朝臣们纷纷接受大量“贡礼”，而且以他们的影响力争取特许、特权、专利或官职。蒙塔古（Montagu）男爵以2万英镑买到财政大臣的职位。

詹姆士对这些事视若无睹，政府的诸多困难并未使他觉得麻烦。他把行政大权托付给罗伯特·塞西尔，以及包括6位英国人和6位苏格兰人组成的枢密院。塞西尔于1605年被封为索尔斯堡伯爵。塞西尔承袭优良遗传，但健康欠佳，是跛足的驼子，然而具有其父选择与任用人的敏锐智慧，个性固执阴沉，谦虚兼带狡诈，经常利用机智战胜国内外敌手。1612年，塞西尔去世时，詹姆士正沉迷于年轻潇洒的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封他为萨默塞特伯爵，并在决策和行政上允许他取代如弗朗西斯·培根和爱德华·柯克那类年老而无成者的位置。

柯克是法律的化身与保护者。他之所以声名大噪因为1600年坚持检举埃塞克斯，1603年检举雷利和1605年的“火药阴谋案”（Gunpower Plotters）。1610年，他提出了深具历史性的意见：

在我们的著作中显示，许多案件里，普通法引导国会的行动，而有时判决其行为完全无效。因为当国会的行动违反一般权利和理性……或不可能被执行，普通法可以支配它，并判决这种行动无效。

国会对这方面并不十分感兴趣，詹姆士于1613年任命柯克为王座法庭（The King’s Bench）的首席法官和枢密院委员。但他个人的行为使其从国王的亲信变为讨厌之人。他谴责宗教裁判所私人意见的介入，主张国会言论自由，并大肆攻击王室的专制主张，提醒众人说：国王只不过是法律的仆役罢了。1616年，他的对手培根控告他渎职。柯克立即被免职，却回到国会，继续抗拒国王。1621年，他被送到伦敦塔，但不久便被释放。1634年去世时他作风不改，依然顽强地强调法律的条文与活力。其所遗的4册著作中，《法典》（Institutes）至今仍为英国司法制度的柱石与不朽文献。

那时，詹姆士与国会进行大争辩，终于引发其子统治时的内战与弑君。他不仅承袭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惯用的威吓，或应付牢骚满腹的国会议员的伎俩，而且宣称他的决定都是神圣的。1609年，他向国会宣布说：

君主政体是世上最崇高的制度。因为，国王不仅是上帝在尘世的助手，享有上帝的王位，同时，君主能假借上帝之名以令群神，众君主能命令群神，因为他们在尘世运用相同的神权；因为假如仔细考虑上帝的属性，则能了解何以他们同意某人为王。上帝有创造与毁灭的能力，做与不做全视其喜好，给人生命或置之死地，审判所有人类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审判，握有相同权力者即为君主。他们对其子民有役使或不役使、擢升或贬谪及操生杀大权，审判所有子民及所有讼事之权，除上帝外不对任何人负责。君主有权……正如人下西洋棋一样役使其子民——移动一个主教或骑士——及像君主们花钱一样轻松地赞赏或蔑视其子民。

这在当时而言，真是倒退的论调。因为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已主张国王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只有教皇才是上帝的世俗总督。以冠冕堂皇的哲学加之于这种主张之上，我们须先肯定：教皇——中世纪时被认为权威的最后所在——相信人类是有力量的，唯有利用人类的尊敬宗教权威及尊敬教皇为上帝、福音与代理人的方式，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但宗教改革导致教皇威权的衰弱与破坏，负责社会秩序的责任便转移到世俗政治上。然而，他们过分武断，纯粹的人类权威受到挑战，以致无法有效地限制人类的反社会倾向。因此，国王神权理论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教皇权力的衰落而日益成长。德国路德教派的王公们允许在其境内古老教会的精神力量存在，使他们自身感染神权气息。所以，1789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统治者，皆认为道德威权与社会和平是无法分隔的。詹姆士的错误在于过分明确表达这些假定及将之推演至极端。

国会可能（因私人的善意表示）已被认为是接受了这种绝对主义的理论，如伊丽莎白的全盛时期，成员们多数是大地主，因受都铎王朝的恩宠而据有贵族头衔。但是，现在的平民院有467位议员，许多都是新崛起的商业阶级代表——这些人无法忍受无限制皇权对他们荷包的干预——复有许多清教徒拒绝国王统治他们宗教的要求。平民院不顾詹姆士自己创说的神权而自行界定本身的权力，宣称判断争论的唯一方法是竞争性议员选择的结果，要求言论自由和免于开会期间被逮捕的安全保障，并称：若缺乏这些保障，国会空有其名。平民院建议宗教性立法，否认国王未得国会同意而做任何决定。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则主张英国教士会议（Convocation）有权统筹宗教事务，而且只服从国王的批示。平民院议长通知詹姆士说：国王不能制定法律，仅能批准或拒绝国会通过的法律。1604年6月，平民院宣称：“我们的特权和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与遗产，正与我们的土地和财物相同……它们不得被剥夺……倘若如此，显然是整个皇土国家的大错。”

这种态度导致国王“特权”与国会“特权”之间的历史性争执——自此，经历数百次的胜利与失败，终于创建了英国的民主制度。

火药阴谋案（1605）

宗教战争的蔓延虽然超越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也根植于此。半数以上的小册子暴露了清教徒攻击英国国教主教及其宗教仪式，英国国教徒攻击清教徒的酷苛与不可妥协性，或两派联合起攻击天主教阴谋恢复英格兰受教皇的统治。詹姆士不重视这些仇恨，他希望能调和清教与英国国教，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于1604年1月14日召集各派宗教的领袖集会于汉普顿宫，颇似君士坦丁堡会议。与会的两派惊讶于他的神学涵养和辩论技巧。他坚持“单一的原则和单一的宗教戒律，在本质与仪式上只有一个宗教”，而且宣称主教制度是绝对必需的。伦敦主教认为詹姆士接受神的启示，“他是自从基督时代以来，尚未为人了解的那一类人”。但是，清教徒们抱怨詹姆士的举止带有党派色彩而非公正的法官。这项会议除了意外地作了翻译《圣经》的历史性决定外，并未有任何成果。1604年的英国教士会议宣布所有宗教应与英国国教看齐，凡是拒绝接受的人全部受到惩罚，有些人被判下狱，有些人自动辞职，有些人则移民荷兰和美洲。

詹姆士将两位唯一神教派教徒处以火刑——因为他们怀疑基督的神性，虽然他们拥有他签发的证明文件——这使他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但他宣称自此以后不再因宗教异议而处决任何人，这也使他扬名。这是英格兰最后两位因异端而被处死的人。此后，世俗统治逐渐改善，认为宗教容忍的思想与公共道德和民族统一的思想相容，而反对过去几乎普遍被接受的信念：必须以信仰和教会组织来维持社会秩序。1614年，莱奥纳德·布希尔（Leonard Busher）于其《宗教的和平》（Religious Peace）一书中便讨论到：宗教迫害使反对情势紧张化，迫人虚伪，有碍贸易活动。而且，他再度提醒詹姆士：“犹太人、基督徒和土耳其人共容于君士坦丁堡，和平相处。”然而，布希尔认为有些人的宗教与“具有叛国罪一样的污点”——或许是指天主教将教皇置于国王之上——所以应于伦敦近郊十英里内禁止其集会或居住。

大体而言，詹姆士是一位具有容忍个性的独断主义者。他允许——有人则认为是鼓励——提倡星期天运动（Sunday Sports），首次注意英国国教的服务事业，触怒了清教徒。他曾尝试放宽反对天主教活动的法律，未经由塞西尔领导的枢密院的同意，而独自中止不服从国教应遭处罚的律令。他允许传教士在乡村和私人家中做弥撒，他以不精确的、哲学的方法，梦想调解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不和。但是，正当天主教多方面表示慈爱与新教宣称仁慈的时刻，他于1604年重新准许伊丽莎白时代制定的反天主教法律生效与扩张执行。任何人出国后进入天主教的学院或学校，则被判处罚金100镑；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皆被驱逐出境；所有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律禁止；任何忽视英国国教服务的人被判每月罚金20镑；任何不履行支付此项罚金者，则处以没收其不动产与动产；有拖欠债务者，其土地上的家畜、家具与衣服也皆收归国王所有。

有些天主教徒因而近乎疯狂地认为，现在除了暗杀之外，已没有补救的方法。罗伯特·凯茨比（Robert Catesby）由于其父在伊丽莎白时期因抗拒英国国教而下狱，曾参与埃塞克斯反叛女王的行动。现在，他绞尽脑汁想出了火药阴谋案，企图炸毁威斯敏斯特，此时詹姆士、王室成员、贵族们、平民院议员等正准备召开国会。他将阴谋告诉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托马斯·波西（Thomas Percy）、约翰·莱特（John Wright）、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等人。他们5人在耶稣会传教士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处秘密歃血为盟，觅得一间最靠近皇宫的房子，以一天16小时的强度努力挖掘，试图打通地窖。终于，他们如愿以偿，置13桶火药于贵族院开会的地下。由于国会会期的一再延期，经过一年半后，那些阴谋者终于得以点燃炸药。他们不时疑虑，因为这件事可能导致许多无辜者丧生，是否合乎道德。为了再度向他们保证，凯茨比请教英国耶稣会的会长亨利·加尼特（Henry Garnett）说：是否战争中允许杀害未参与战斗的无罪者？加尼特回答说，所有人类信仰的神都会给以肯定的答复。但是，他警告凯茨比说，任何杀害政府官员的阴谋，只会徒增英国天主教徒的痛苦而已。凯茨比素来便怀疑教皇与耶稣会的总会长会阻止他采取政治阴谋，阻止不利国家的任何企图。凯茨比也向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奥斯尔沃德·格林威（Oswald Greenway）泄露过这一阴谋，包括使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地位提高的措施。这两个耶稣会教士无法决定到底应出卖谋害政府的同僚或保持沉默，他们最后终于选择保密，但尽全力劝阻阴谋者。

凯茨比为了避免其同伴的疑惧，在指定日期的清晨，向国会中友善的议员们发出紧急通知书，请求他们尽快离开威斯敏斯特。在国会会期开始前数天他便将其计划告知其友人蒙第哥，蒙第哥转告塞西尔，塞西尔转告詹姆士。于是，警卫进入地窖，发现福克斯正在那里，爆炸物也已安置于适当位置。福克斯随即被捕（1605年11月4日），他供称他们图谋于第二天炸毁国会。无论施以何种极刑，他拒绝透露同谋姓名。其他人却无法忍耐，拿起武器准备作战。他们被追捕，旋即开战，凯茨比、波西、莱特皆受重伤，数名僚属也被追捕。犯人们被判刑后才供认阴谋，但仍无法威逼诱导他们供出耶稣会教士的姓名。福克斯和其他3位同谋者被装上囚车，从伦敦塔带至国会大厦，1606年1月27日被处死。后来，英国人定于11月5日为纪念福克斯的殉难日，该日须放烟火，并在街上举画像游行，以示纪念与追悼。

杰拉德和格林威逃往欧陆，加尼特与另一名耶稣会教士欧康（Oldcorne）一同被捕。在狱中，两人发明秘密谈话的方法，不巧，被密探记录谈话的内容并加以检举。加尼特否认，欧康予以承认，致使加尼特被迫供认是说谎。最后，他承认知道阴谋案一事，但是，他坚称所知全由格林威处得来，而格林威也是在告别时才泄露这个计划，因此他也无法知晓详情，但已尽全力阻止。他被判有罪，罪名不是同谋，而是隐匿阴谋不报。判决裁定后，拖延了42天，詹姆士仍未签署死亡状。加尼特误以为格林威被囚于伦敦塔，于是送一封信给格林威，但被截获。被询问他是否曾与格林威密通时，他矢口否认。信被出示时，他以双关语回答，说是得自某一位愿救他性命的人的允许才这么做的。1606年5月3日，他被绞死，然后拖曳于地，最后被分尸。

国会认为加强控制天主教徒的法律是合理的（1606年）。天主教徒被禁止开业为医生或律师，不能为行政官和军人；不得做离家5英里路程的旅行；而且，要求他们宣誓新誓言，否认教皇有处置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认为教皇的权力是亵渎神明的，是异端的，是该死的。教皇保罗五世即刻下令禁止采信这种誓言，英国境内有半数以上的天主教徒服从他，只有极少数接受这种誓言。1606年有6个教士因为拒绝接受这种誓言并曾做弥撒而被处死，1607年至1618年有16人被处死，监狱内有数百个教士与数千个天主教徒。尽管如此，耶稣会教士继续进入英国，1615年至少有68人，1623年后有284人。有些耶稣会教士从苏格兰进入，约翰·奥格尔维（John Ogilvie）在1615年被用刑具夹腿，针刺肌肉的酷刑使他连续保持了八昼夜的清醒，最后才被处死。

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

英国人继续沉醉于宗教和文学。属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有：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作品，查普曼的大部分作品，琼森、韦伯斯特、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等人的许多作品以及马辛格的某些作品，波门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的全部作品，在诗歌方面有多恩的作品，在散文方面有伯顿及最高贵的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这些光荣的成就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詹姆士本人也尝试过写剧本。曾有一个圣诞节，14出戏同时在宫廷演出。1613年，上演《亨利八世》时，剧中的两尊大炮把球形剧院夷为平地，但不久重建。约1631年，伦敦及近郊便约有17家剧院。

查普曼较莎士比亚年长5岁，较莎翁长寿18年，历经3位君主（1559—1634年）。他使他的时代渐趋成熟。约1598年，他成功地完成马洛的《海洛与利安德》一剧，出版7本有关《伊利亚特》的著作。但他翻译的荷马著作直至1615年才完成，最得意的戏剧可能于1607年至1613年才完成。他的《伯西·德安博伊斯》（Bussy d’Ambois，约1607年）取材自法国最近的历史，把英国戏剧带入新的领域——有5出戏是以只言片语替代虚张声势的修辞，但是，在叙述伯西与他的敌人彼此交换难以理解的讽刺那一页，则有腐化力。

查普曼并未从其教育中获得知识的更新，他过盛的希腊与拉丁修养导致思泉闭塞，现代人读其剧本可能说他是做学问的奴隶，缺乏感情。当然，不至于像济慈所说的“第一眼看查普曼的荷马译本，是那样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七音步诗行里有刚毅的活力，到处显得比教皇的译本好。但是，诗的韵律无法在翻译中表达，和谐飞跃的六音步诗行的原始含义带给我们的感受，远较其表现急剧的旋律更含有赞美诗的音韵。英国人赞美诗的内容不再是一些船夫歌的幻梦，查普曼将其转成“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每一对有10个音节——因为他用《奥德赛》手法，有着同样温和的力量。詹姆士忘了支付亨利王子答应在查普曼完成译作时付给他的300英镑，萨默塞特伯爵解救了这位诗人的贫困。

我们是否应耽搁一下，看看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米德尔顿、德克尔、西里尔·托尔诺（Cyril Tourneur）、马斯顿等人，或请他们允许我们带着一种对他们闪烁之名谦恭的致敬之意离去。弗莱彻是不能被一笔带过的，因为在他的全盛时期（1612—1625年），英国人颇赞许他。在戏剧界，他的地位仅次于莎翁和琼森二人。他的儿子成为伦敦主教，侄儿或侄女在诗界也有名气，他本人精通韵文和押韵诗。除了这些遗产外，他还与莎翁合编《亨利八世》和《两个贵族亲戚》（The Two Noble Kinsmen），也曾与马辛格合作《西班牙的助教牧师》（The Spanish Curate）一剧，其最成功的杰作要算与波门的合作创作。

波门的出身也很相似，他是一位杰出法官的儿子，其兄弟是一位小诗人。未能从牛津及内寺法学院毕业的波门试写肉感的诗，后来与弗莱彻共同写作剧本。这两位英俊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同床而居，衣服、用品、情妇、剧本主题等共用。艾布雷说：“他们之间有位小姐！”，“一个奇妙幻境的共同体”。历经10年，他们终于创作并出版了剧本《菲拉斯特》（Philaster）、《肉欲狂》（Love Lies a Bleeding）、《少女的悲剧》（The Maid’s Tragedy）、《燃烧杵臼的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等，其中对话很生动，但颇为空洞；情节充满了艺术气息，分解起来却很造作；思想鲜达于哲学境界。虽然如此，至该世纪末（德莱登向我们担保），这些剧本仍较同时期莎士比亚的著作受到双倍以上的欢迎。

波门在30岁逝去，莎士比亚也在同年去世。以后，弗莱彻单独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写了一连串成功的剧本。纠缠不清、喧闹的风流喜剧作品，是从西班牙模型中滋长出来的，着重淫行，王权复兴后戏剧倦于这种血腥与淫秽的情节。他发表（1608年）的一出以田园情调为主题的剧本《忠实的牧羊女》（The Faithful Shepherdess）与《仲夏夜之梦》一样荒谬，但在诗文方面尚可与之匹敌。她的牧羊情人死后，克洛恩（Cloirn）便隐居在他墓边的乡村小屋，发誓永远留在那里，直至死亡：

啊！圣洁的大地，它的冰凉臂膀拥抱着

那个最忠诚的人，他曾放牧他的羊群

在那丰饶的西萨利的草原上。

因此，我向你的坟墓致意，让我诉说，

我眼中早有的誓约和礼赞，

对你遗爱长存的亡骨；让我免于

对以后爱情可能发生的激动和热心，

所有的运动、嗜好和快乐的游戏，

那些牧羊人十分熟悉的，都要避开。

现在，将无法再使这柔软双肩被环绕，

以鲜嫩的花冠，并翩翩起舞。

不再有那些清新可爱的少女们

及那些任性而使我愉快的牧羊人，陪伴着我；

也无清脆悦人的笛声，

在一些荫僻小溪之下，凉风轻起，

呼啸于林叶之间：一切都已远去，

因为他们都已远去，在他们的身边

我曾多次静坐，冠着新鲜的花朵，

作为夏日的皇后，每个牧羊的男孩，

穿上他华丽的绿衣，拿着俗丽的镰刀，

戴上最好的小袋子，

但是一切都已远去，都与你一同逝去。

所有都已逝去，只留下一些有关你的珍贵回忆，

那将存之长久，永远保留如昔，

每当笛声响起或快乐的牧羊人歌唱的时候。

田园诗曾有一次被搬上舞台，然后消失。以伊丽莎白时代的热情，是否还能以温火慢慢将赞美诗煮沸，仍保留其纯洁呢？

在詹姆士一世时代，最有权力而不为人喜爱的戏剧家是约翰·韦伯斯特。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无几，甚至完全不知。我们只能从他最得意的剧本—1611年的《白色的恶魔》（The White Devil）——的序言搜集关于他的资料，他称听众为“无知的驴子”，而且宣誓说“无能的群众吐出的气息是有毒的……是最根本的悲剧”。这是1581年至1585年被判有罪的维多里亚·阿克兰波尼（Vittoria Accoramboni）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意大利。维多里亚时常感到丈夫的微薄收入对于她的美貌而言是不公平的，于是她接受了白拉契诺公爵的金钱照顾，更建议公爵处置她的丈夫及公爵的妻子。阿克兰波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请求维多里亚一位经营妓馆的兄弟弗拉米尼欧（Flamineo）协助，由此导致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讽刺的案件之一。她因嫌疑被捕，她恐吓一位律师会失去他的教籍，一位主教会失去其地位，她以如此大胆无耻及这种技巧为自己辩护。她被白拉契诺自法院绑走，他们被追捕，最后，所有追捕的人与被追捕者——正义与不正义双方——皆在戏剧性的浩劫中被杀，这使韦伯斯特在一年内厌倦了这种血腥的欲望。情节经过良好的处理，基本角色的刻画前后一致，对话经常是强有力的或是低微的，主要的几幕都很有力量，诗句有时也如莎翁的滔滔不绝。以文明的态度来评赏则易令人作呕，暴力与弗拉米尼欧的粗俗低贱言语，经可人的小嘴所说出的炽热诅咒语（“哦！我们一天杀你40次，4年做一次结算，这实在是太少了！”）充满了全剧。每两页便出现娼妓、嫖妓的字眼，无数的双重意义，甚至会令莎翁赧然。

韦伯斯特在1613年的剧作《马菲的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中恢复其蹒跚的步态。卡拉布里亚（Calabria）公爵斐迪南阻止其年轻貌美而守寡的妹妹公爵夫人再嫁，因为假若她无配偶，他便能继承其财产。所以，她悲悼她的被迫守贞说：

鸟儿们在草地上生活，

享受旷野大自然的恩惠，

生活比我们更快乐，

因为它们可以自己选择心爱的偶伴，

并为春天欢愉地颂赞。

受欲望和禁令的鼓舞，她引诱她的管家安东尼，两人终于秘密结婚同枕共眠。最后一幕真令人感到窒息：医生们准备好毒药，恶棍们拿着剑，人们没有耐心再等到法律的制裁了。这幕中最坏的恶棍——偷走了她的财产，以她为情妇，之后又杀死她——是一位红衣主教，韦伯斯特本身并非天主教徒。同时他也挖掘咒骂的词汇，谴责人类的生活。只有在这个黑暗尽布的遥远角落里，我们才找到高尚、纯真与温柔。斐迪南俯视其死时仍然美丽的妹妹，他忘形了，表现得非常软弱：

盖起她的脸！我的双目晕眩，她死得如此年轻……

不久，他又使自己变得野蛮。

让我们发现比写这些“以你的眼睛来陶醉我吧”等诗句更美的东西吧！

本·琼森（约1573—1637）

本·琼森在其父去世后一个月出生于威斯敏斯特，是遗腹子。施洗时取名为本杰明·约翰森（Benjamin Johnson），他为了与他人有所区别而将“h”去掉，直至1637年逝世为止，其出版物均沿用此名。它也出现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墙上的薄金属板上。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部长，第二任却是一个泥水匠，家庭很贫穷，本·琼森勉强凑足钱上学。在一些善良朋友的接济下，母亲才送他到威斯敏斯特学校念书。他很幸运，在大学时受教于历史学家卡姆登，他以比常人更少的愤恨心情研读古典文学，私心倾慕西塞罗、塞涅卡、李维、塔西佗、昆体良等人。后来，他很公正地宣称，“远较所有英国诗人更精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唯有他引人入胜的幽默与伦敦的骚动状态才使他维持学习而不荒废其天生的艺术才能。

从威斯敏斯特学校毕业后，琼森转入剑桥，他的早期自传说：“在那里，继续数周的勤勉便能进一步维持所需的水准。”他的继父要他做泥水匠的学徒，此后七年间，他于搬运砖头的同时沉思于诗篇之中。然后，正好赶上征兵，他毅然投入战争，打仗就如砌砖一样灵活。他服役于荷兰时，与一个敌兵决斗，他杀了对方并劫夺其物，返家转述渲染这个故事。他结婚后生育许多子女，其中约有3个或以上夭折。他一度曾与其妻争吵，之后离去5年，又与她复合。虽与她不睦，但仍同住，直至死亡。他自己也不知他是如何赚钱糊口的。

我们知道他成为一个演员时，奇迹发生了（1597年）。他敏锐的思考和适当的诗句，使他骤然成名。虽然仅是重复朗诵别人的思想，这对他却无大碍。他对纳什邀请他共同编写《狗岛》一剧感到十分高兴，毫无疑问，他贡献大部分精力于这部被枢密院评为“富有煽动性和污蔑事件”的剧本。枢密院下令停止演出，关闭戏院，逮捕作者。纳什是这种困境的老手，马上避难于雅茅斯（Yarmonth），琼森则身陷囹圄。依照监狱的惯例，囚犯需要自己支付食物、宿费、手铐、脚镣等费用，他向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借来4英镑支付。出狱后，加入亨斯洛（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公司（1597年）。

一年后，他撰写了第一部重要喜剧《皆大欢喜》，并在球形剧院观赏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演出。也许，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不喜好当时流行的“序言”的范例，而接受古典的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和地点的单一性：

生下小孩，现今襁褓，生长

成人，之后茁壮，长须髯髯，

六十年后……你将欣见

如其他戏剧所示

那里既无合唱之声越海飘送，

也无赫然王权降落，孩童们欣喜……

但是如人惯行的行为、语言。

而人，诸如喜剧所选

当其欲显示对时代的印象。

琼森转而支持莎士比亚早期揶揄贵族的喜剧，支持“浪漫”歌剧的奇异地理与年表。他将伦敦贫民窟的生活情节搬上舞台，并对下层社会的对话和生活方式重新做了一个奇异的改造。这隐含其博学，以讽刺描述剧中人物，而非以复杂的哲学创作描述。但他们确实存在，他们似韦伯斯特所指的无价值，但他们是人类，他们的心智是未经修饰的，他们也不是智慧的谋杀者。

拉丁文使用“umor”表示“潮泾”或“流体”的意思。以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习惯，幽默（humor）是指人体的4种流体——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等，其中一个或两个以上在人体中占优势，则被人认为是具有多血的、多痰的、患忧郁症的或暴躁的“性格”或气质。琼森对该名词界定意义为：

当某人拥有独特的气质

可以推论出他的

所有情感、精神、力量

将其综合，以一种方式表达——

就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的“性格”。

该字用于描绘博巴蒂尔（Bobadil）船长——他是普劳图斯喜剧中那个自负士兵的直系后裔——的真实生活，体现其特异的“性格”及不自觉的幽默。除了危险时刻，他是非常勇敢的；除了有人向他挑战，他都勇于战斗。他是一把随时入鞘之剑的主人，他是插剑的能手。

现在，他很愉快，充满了信心，以诗人自傲，与贵族谈话不必卑躬屈膝，尽情享乐，品尝坦率和粗俗幽默的乐趣，随时想勾引妇女。但是，最后他告诉德拉蒙德，他宁愿有位“淫荡的太太，也不愿有个羞答答的主妇”。他放弃表演而以笔杆过活。有一次，亨斯洛得以为宫廷写一出剧本，他天生轻快富有幻想的思路正与琼森设计的情景不谋而合。但琼森大发雷霆，与他争吵。琼森成功后的第一年便与演员加百利·斯宾塞拆伙，而且与他决斗，杀了他，1598年以谋杀罪被监禁。他将事情弄得更糟，在狱中改信天主教。虽然如此，他接受了公平的审判，他被允许享受“教士的便利”，因为他读拉丁的祷告韵文“很像教会里的执事”。后来，他被释放，却在拇指被烙上“T”字符号。有此记号，若再杀人便能很快查出他是个再犯。他背负着重罪犯的身份了却残生。

经过一年的自由生活后，他再次因债务被判入狱。亨斯洛再度保释他出狱。1600年，他写成《各有其癖》（Every Man out of His Hamour）一剧，以清偿他的债务。他以古典的滥调来衡量喜剧，给戏剧的人物加上3个角色，作为一个专事批评的合唱队，猛烈抨击清教徒是“以宗教做外衣，头发剪得比自己眉毛还短”。冲着那些破坏了亚里士多德学派三一律的学者，舞动他的箴言，对不守信的贵族们无法与之谈论爱情故事，他建议他们去看看伦敦的残忍情形：

面对镜子

大似我们表演的舞台，

那里他们将见时代的丑陋

细审每一勇气与能力

以无穷的勇气和无畏的恐惧。

该剧本除了激怒王室家族外，还得罪了许多敌人。他对球形剧院中吵闹的听众十分不满，便继续写另一个喜剧《辛西亚的暴动》（Cynthia’s Revels，1601年），是为一个全为男童演员的公司所写，在布莱克法尔斯戏院演出。德克尔和马斯顿认为该剧本是在讽刺他们，1602年张伯伦公司不满布莱克法尔斯戏院男童演员的竞争，于是推出德克尔的《被鞭打的讽刺者》（Satiromastix），该剧嘲笑琼森是位短小、有痉疮、欺弄学术、谋杀者和泥水匠。这次的谩骂却以互相标榜收场。有一段时间他们皆大发利市，一位有名的律师邀请琼森到他家中，当时的彭布罗克公爵付给这位诗人20镑要“买该书”。受到这种礼遇，他便尝试写作悲剧，他撰拟的主角塞尔诺思（Sejanus），是提比略（Tiberius）的宠臣。他小心地叙述了塔西佗、苏多尼乌斯、迪奥·卡修斯（Dio Cassius）、尤维纳尔（Juvenal）等人的故事，体现了学术性，发明一些活动布景与静止幕等。听众对其冗长的演讲感到十分厌烦，也不喜欢无生命个性的乏味道德训示，该剧不久即停演。琼森将其剧本出版，在书页边的空白处注上古文的出处，并用拉丁文为注脚。有一个贵族奥比尼（Aubigny）对他印象颇好，对这位尴尬的作者保护了5年之久。

1605年，琼森与他最伟大的剧本重返戏剧界。《沃尔波内》（Volpone，“狐狸”之意）这个剧本，以大讽刺的手法攻击伦敦猖獗一时的贪财之风。就像各种喜剧一样的平常——从普劳图斯到《可钦的克莱顿》（The Admirable Crichton）——一位伶俐的仆人是整个阴谋的主脑。摩斯卡（Mosca，意大利文，“苍蝇”之意）为他守财奴的主人沃尔波内（他假装生重病）带来了几个欲得遗赠而向人谄媚阿谀的财产继承人——波特尔（Voltore，“兀鹰”之意）、科尔巴乔（Corbaccio，“乌鸦”之意）、科尔维诺（Corvino，“贪婪”之意）——他们留下丰富的礼物，希望能被指定为沃尔波内的财产继承人。“狐狸”以一种贪婪的勉强态度，接受了每份礼物，甚至借科尔巴乔的妻子共宿一夜。

摩斯卡最后欺骗沃尔波内成为仆人中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但伯纳里欧（Bonario，“本性好”之意）揭穿其骗局，威尼斯的元老院判决所有阴谋者入狱。该剧终于使球形剧院里的听众对琼森喝彩不已。

但很快他又由成功踏入逆境。在1605年他与马斯顿和查普曼合作的《向西去啊！》（Eastward Ho！）一剧，被政府认为是侮辱苏格兰人，因而将作者逮捕，犯人被威胁要割去鼻子和耳朵，但他们均未受伤，而且被释放。一些贵族如卡姆登和赛尔登（Selden）之流，参加了为这3位重获自由的作家举行的宴会。1605年11月7日，本·琼森因是天主教徒而被召往枢密院，询问是否知悉“火药阴谋案”事件。他矢口否认一月前曾与逃走的阴谋者凯茨比共餐，但1606年1月9日，他又以一个犯罪的天主教徒而被召往法庭。他因太穷无法缴付罚款，控告才得以停止。1610年，他又回到英国国教的怀抱，在圣餐宴中，“他以爱国主义的心情开怀畅饮”。

那一年，他推出最负盛名的剧本。《炼金术》（The Alchemist）不仅轻描淡写讽刺炼金术，而且讽刺蹂躏伦敦的庸医。剧中伊皮柯·马蒙（Epicure Mammon）爵士确定，自己发现了炼金术的秘密：

今晚，我将

把我房内所有金属都变为黄金，

明晨，我将它送

给所有的铅匠和锡匠，

买入他们所有的锅与铅，到洛斯贝里

买下所有的铜……我也将购买得文郡和康瓦尔

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印度群岛……我意指

列举一份妻妾名单

与所罗门不相上下，他拥有

与我有相似的宝石；我将使自己成为一个大浅桶，

放满长生不老之药，使我强壮

有如海格力斯一晚迎战敌人五十回合

……拍我马屁者

将是那些纯洁与严肃的牧师

我将获得金钱……

我食用的将是全来自印度的贝壳

玛瑙碟上放着金子，饰以

翡翠，蓝宝石，红锆英石及红宝石；

鲤鱼之舌，骆驼之踵……

老蘑菇，及刚割下的

一只怀孕肥母猪隆起又滑腻的乳头……

我将对厨子说：“那是黄金；

去吧，去做一名骑士。”

伊皮柯爵士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其他的角色是多余的，他们的对话充满了污秽的猥亵语。学者本·琼森这样博学的人，使用渣滓和贫民窟的俚语，真是令人感到遗憾。清教徒宽恕地攻击该剧本，琼森复在1614年的《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一剧中重复这种漫画情调。

他创作了许多充满了生活与岁月辛酸的喜剧。有时，他也反感自己的粗俗写实主义，在《悲伤的牧羊人》（The Sad Shepherd）剧中，便尽量让他的想象力奔放漫游：

她的脚步并未踩断花草的嫩芽

也未将它茎上的露珠儿震落

但，似温柔的西风般，她徐徐穿过

她所到之处，花朵也深植了它的厚根

随着芳香的脚步，她散播了花的种子。

但是，他未完成此剧，至于其他的部分，他的浪漫气息被放置于可爱的抒情诗里，这堆积于他的喜剧作品中，如同珠宝被弃之于渣滓中一样。在《恶魔是一个愚人》（The Devil Is an Ass）一剧中，他忽然唱道：

你曾看过一朵

未经粗糙双手触摸过的盛开百合？

你曾注意过天空落下

未被泥土污斑的白雪？

你曾摸过海狸的毛，

或天鹅落下的羽毛？

你曾嗅过石楠的良蕾，

或火中的甘松？

你曾否尝过蜂蜜？

啊！她是如此洁白！如此温和！如此甜美！

当然，这首《给西里亚》的诗歌是很雅致的，是剽窃自希腊人菲洛斯特拉托（Philostratus）的诗句，而以完美的学问与技巧改写成“以你的眼睛来陶醉我”。

莎士比亚死后，琼森是当时诗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成为英国未正式加冕的桂冠诗人——这虽非正式的名称，但大多时候政府都予以承认，并可从政府处获得每年100镑的年金。许多友人聚集于美人鱼酒店欣赏其暴躁脾气和尖锐声调里蕴含的朴素气质。他们寄望其活泼的演说，且如下个世纪的人接受与他相同名字的人的领导一样，也寄望他领导学术界。现在本·琼森就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肥胖，不再潇洒了，他对其隆起的肚皮、松动的脸与带有坏血症的身体大感叹息。他拜访朋友，几乎没有一次不毁坏一张椅子。1624年，他从美人鱼酒店迁到舰队街的恶魔酒店（Devil Tavern），在那里，他创设了阿波罗俱乐部（Apollo Club），定期举行聚餐、酒会和研讨会。琼森在这处房子的尽头设了一张高椅，加上扶手以便他的肥大躯体能够入座。在传统上，称他的跟随者为“本之辈”（The Tribe of Ben），围绕其身边之人，如詹姆士·谢利（James Shirley）、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他们称他为“圣者本”（Saint Ben）。

他须以神圣及很不情愿的耐力忍受残年的贫穷与病痛。他估计所有剧本的收入未超过200镑，但很快便花光了，其余时间则挨饿度日。他没有理财意识，无法像莎士比亚那样熟练地处理不动产。查理一世继续给他年金，但国会紧缩王室基金时，养老金就不能经常如期付出。1629年，查理一世仍给他100镑，后来，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副主教和教士团体会议同意“琼森先生因病及需要”而付给他5英镑。他的最后剧本演出遭到失败，他的声望跌落，朋友们离他而去，而妻儿已死。1629年，他兀自独居，瘫痪缠绵于病榻，只有一个老妇人照顾他。在痛苦和贫穷中，他苟延了8年之久，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由约翰·扬（John Young）为其雕像。面对着坟墓的墓碑上，刻着著名的墓志铭：

啊！这就是伟大的本·琼森。

约翰·多恩（1573—1631）

在汉普顿宫会议上，一位清教徒代表建议重新翻译《圣经》。伦敦主教认为现有的译本已经够完美，因此加以反对。詹姆士王反驳，并命令说：“应特别致力于统一的译本，并应由各大学中最博学者来担任这项工作，然后由主教们审查，呈送给枢密院，最后由国王批准，给全体教会阅读，而不再采用其他译本。”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爵士和其他46位学者进行这项艰巨工作，他们偏向早期威克利夫和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译本，经历7年（1604—1611年）才全部完成。这本“权威译本”于1611年成为官定本，从而对英国人生活、文学、演说产生极大的影响，无数含蓄的词句由此成为日常语言。对《圣经》的尊崇，新教徒自不用说，而英国清教徒、贵格会信徒（Quakers）及循道宗教徒（Methodists）也复如此，这种情形只有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崇拜稍可比拟。《圣经》的翻译影响英国文学的形式是善意的：它破坏了伊丽莎白时代冗长和充满幻想的复杂的散文，使它成为简短、强健而自然的语句；取代了外来的语句，建构了活泼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词语与英语成语；在学问上造成无数的错误。但是，却将文辞优美的希伯来和通用的希腊《新约》和《旧约》转译成不朽的英语散文。

另外两篇杰出的散文也足以使王国生辉：雷利的《世界史》和伯顿1621年所著的《忧郁的解析》（Anatomy of Melancholy）——这是一部庞大的著作，这位牛津的圣托马斯教区牧师将他的神学、占星学、有关古代典籍及哲学的著作，皆搜集入内。最初许多人认为他是“极为快活和乐观的人”，但是，以后他变得非常忧郁，以致除了泰晤士河上船夫们的下流语外，任何事情都无法使他快乐。为了减轻“忧郁”，伯顿利用牛津大学图书馆来满足其“贪婪的著作”。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伴着这些资料、占星学及牧师的工作，他度过了无数个忧闷的白天和多星的夜晚。他计算自己的天宫图，预测死亡的日期，他如此精确地计算，因此牛津的青年们怀疑他是否应上吊以证明他的先见。

他在书中表现出无限活力。他自如何检查忧郁及为忧郁开了一剂药而开始本书，他发现离题探讨比照原定计划讨论更吸引人。带有一种拉伯雷式的离题的幽默，在尚未有人漫游过的领域内是独一无二的，他像蒙田一样漫不经心地讨论各种问题，每页书都填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同时恳切地指引读者继续走向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领域。他否认文章的独创力，认为所有的著作都是从他人偷窃而来：“我们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只有组织与方法才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他承认他了解的世事得自书本和牛津图书馆的新闻：

我每日听新闻，经常是战争、瘟疫、火灾、洪水、窃盗、谋杀、屠杀、流星、彗星、光谱、不凡之人、鬼魅、城市被占，在法国、德国、土耳其、波斯、波兰等国城市被围的消息；每日的检阅和准备，及动乱时代产生的诸如战斗、许多人被杀……海难、海盗、海战、和平、同盟、计谋和新的警报及含混不清的誓愿、希望、行动、敕令、请愿、诉讼、请求案、法律、公告……意见、派系、异端……婚宴、化装舞会、哑剧表演、娱乐、狂欢节……葬礼。

而且，他感觉似梭罗（Thoreau），假若他读了一天的新闻，便能推测其余一年的新闻亦必如斯，只是换换名字和日期罢了。他怀疑人类的进步，然而“我将创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乌托邦……在那里，我们自由地主宰一切”，他详细地加以描述。不过，事实上他宁愿静静地从容浏览群书，或在泰晤士河畔沉思；同时，希望所有世上的作者送给他美食甘露。他的文辞常被引文阻塞，而使其再度陷入阴郁之处，记述了114页以后，他便了解到忧郁的原因，那些便是罪过、贪婪、不节制、恶魔、蛊惑、宿命、便秘、纵欲过度……它的症候包括“饥肠辘辘……呕吐胃酸……做噩梦”。他归纳200个迹象，开出一连串治疗忧郁的药方：祈祷、饮食、医药、缓泄剂、利尿剂、新鲜空气、运动、游戏、表演、音乐、愉快的团体活动、酒、睡眠、放血、洗澡，然后他再度离开本题，因此每一页都是充满失望及令人欣喜的——假如时光停止。

如今，在诗歌方面，十四行诗人已销声匿迹了，而“形而上学派诗人”（Metaphysical Poets）来了：理查·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约翰·多恩、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等人都是以温雅谦恭的词语叙述英国国教的知名之士。约翰逊称他们为形而上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偏向哲学、神学与争辩，主要原因则是因为他们采用——从李利或贡戈拉或黎德以来——一种语言学上的新奇和想象，言词的机智和复杂，古典的摘录和不流畅的晦涩文字等的形式，所有这些缺点都不能阻止多恩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

像琼森和查普曼一样，多恩历经了3个王朝。伊丽莎白时期，他写爱情诗，在詹姆士时期便改写虔敬的诗，死于查理时代。他被抚养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接受耶稣会、牛津、剑桥的教育，他了解被迫害的辛酸痛楚，而养成了藏匿的沉思。他的兄弟亨利因为庇护一位被逐的教士而遭逮捕，死于狱中，约翰的忧郁取自于圣特里萨（St.Teresa）和利厄斯·德格拉那达（Luis de Granada）的神秘作品。但是，1592年，他年轻自负的理性拒绝接受他信仰中的神奇事迹，在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他沉醉于勇武的冒险、色情的追逐及怀疑论的哲学中。

有一段时间，他的沉思默虑呈现混乱的局面，在悲歌的第17首中，他歌颂“爱人，变心——”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之时何等快乐，

他们享受多种之爱，而未犯罪！

在悲歌第18首里，他漂浮于“塞斯托斯（Sestos）与阿比奥兹（Abydos）之间的海勒斯邦海峡的核心地带”。在悲歌第19首《与情妇上床》中，他很诗情画意地脱去她的衣裳，吩咐她说：“准许我以手抚摸。”他将昆虫学与爱情混在一起，认为既然一只叮过他们二人的跳蚤已混合了他们的血液，他俩在血液里便已结婚，而可以无罪地狂喜玩耍了。之后，由于接触过繁，他卑劣地挑剔慷慨的女人，忘记他们幽会时的迷醉，只见在残酷的世界中学得的诡计。他愤怒地诅咒朱丽叶，劝告读者应该选择一个朴实的配偶，因为“建筑于美丽之上的爱情，会因美的消逝而死亡”。

1596年，多恩与埃塞克斯同船，帮助他袭击加的斯；1597年与埃塞克斯再度同船赴亚速尔群岛和西班牙。回到英国，他担任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Thomas Egerton）的秘书。不久，他与掌玺大臣的侄女私奔，1600年跟她结婚，以后经常写诗赞美她。小孩们像写赞美诗一样容易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他经常没有能力抚育他们，妻子的健康又逐渐转坏。他便撰写了一篇自杀的辩护。在不多的同情之中，埃杰顿送给他们一笔津贴（1608年），1610年罗伯特·德鲁里（Robert Drury）爵士送给他们一间在杜里街大厦中的公寓。一年后，罗伯特失去他唯一的女儿，多恩只有匿名发表对她的挽歌，这是第一部主要的作品——《对世界的解析》。他强调了伊丽莎白·德鲁里（Elizabeth Drury）的死因是人类的普遍腐败：

世界从开始便即腐败……

新的哲学被怀疑。

发光之源已遭熄灭，

太阳消逝，而地球上没有智者

能好好地指引他去寻找它。

自由的人们坦称世界的消殒：

在行星与穹苍之中

他们寻找如此多新的，然后看看这些

再度被粉碎……

它们全都成为碎片，全部都粘住了。

一切只是补充品，它们全都相关连。

他为这个地球的“如此残废与残缺”而叹息，现在，在新的占星学呈现的神圣的赎罪景象，只有世界的“郊区”而已。他以一种语气赞美“科学的神圣饥荒”，又以另一种语气怀疑科学是否会毁灭人类：

我们之间的战争给我们新的疾病

在有了新的医药后，却又给予更

恶毒的动因。

基于此，他回到宗教上。一再生病，及朋友们接连去世的噩耗，使他对上帝万分恐惧。虽然他的理性仍对神学生疑，他也学着不相信理性，就像宗教不信理性一样，如果仅是为了心灵的平静和获得面包的保证，则他决定旧有的教条无须经过辩论即应接受。1615年，他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现在，他不但以忧郁和激动的韵文传教，也写成了英文中最感人的宗教诗篇。1616年，他担任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牧师，1621年担任圣保罗教堂的高级职员。他从未发表过年轻时期的恋爱抒情诗，却允许流传他原稿的抄录本。现在，据本·琼森的记载：“他非常后悔，并企图毁掉他所有的诗。”他撰写了《神圣十四行诗》，在黑暗中呼啸，向死亡挑战：

死亡，不用骄傲，虽然有些人称你

万能而可怕，但你并非如此；

虽然那些你认为已被瓦解之人

逐渐消灭，可怜的死亡，你也无法杀我……

我们短暂的睡眠已逝，我们已永远醒来，

将不再死亡。死亡，你将死亡。

1623年他重病康复，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著名的句子：“任何人类的死亡都使我渺小，因我涉足于人类之中；从此我不被派遣去打听，铃声对谁摇——它是为你而鸣的。”1631年，封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五，他从病床起身，向被召集来为其做葬礼讲道的人传道，他的助手们试图说服他。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做的。挚友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说：“他病弱得仅剩皮包骨。他发表演说，对复活充满信心而滔滔不绝，同时为上帝使他能执行自己期望的责任而充满欢愉。他急忙走回房间，立刻便不能动弹……不久便被虔敬的人抬往坟场。”他死于母亲的怀抱——她承担了他的罪过并热爱他讲道。那是1631年3月31日。

这是一个充实、紧张的生命，历经欲望与爱情、怀疑与腐败的过程，而且终于在古老信念的舒适与安详中死去。今天的我们，发现这样一位奇异而富于幻想力的写实主义者及具有现代人气息的中古智者，他的每一页书几乎都会令我们惊讶。他的诗句质朴，但他希望如此；他拒绝伊丽莎白时代故作优雅的措辞方式，喜欢从没用过的词语和引人入胜的韵律；他喜欢最终能形成新颖和谐的那种粗粝的不和谐。一旦结束了创作的苦思，他的诗句中绝无陈词滥调。这个人，像另一个加塔拉斯（Catullus）的用字一样，经常含有优美的猥亵字眼，精致的感情、思想的优美及深度。句子的独特性及富有感情，似乎已无其他诗人堪与匹敌，在他的巅峰时代，大概也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之分庭抗礼。

詹姆士散布旋风（1615—1625）

爱情与外交是不可靠的伙伴。1615年，詹姆士坠入情网，他以恳切巧妙和熟练的手法，与潇洒、勇敢及富有的23岁的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陷入情网。他封维利尔斯为伯爵，然后又封为侯爵，最后又封为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1616年后，他允许维利尔斯指导国家的政策。白金汉的太太，凯瑟琳·曼纳斯夫人（Lady Katherine Manners）表面上信奉英国国教，暗地里却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信徒，所以促使他与西班牙亲善。

詹姆士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愿因为神学或海盗事件而卷入欧洲大陆的纠纷中，他继位后不久，即结束英国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巴拉丁挪（Palatinate）的君主——詹姆士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夫腓特烈——于“三十年战争”后丧失其君位时，詹姆士便以适切的姑息来玩弄西班牙的哈布斯堡（Hapsburg）君主，希望他能影响哈布斯堡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让腓特烈复国。由于人民的厌恶，詹姆士建议菲利普四世将其妹妹玛丽亚公主嫁给查理王子为妻。

雷利以血腥的结果作为詹姆士西班牙政策的祭品。他私下反对詹姆士的继位权，也强烈反对詹姆士的支持者埃塞克斯。抵达伦敦不久后，詹姆士便免掉他所有的公职。他个性热情而且性急，雷利自己便卷入教皇推翻国王的阴谋中。他被送入伦敦塔，抗称自己无罪，并企图自杀。结果他被审讯，因含混的证据而被定罪，1603年12月13日，遭受一个叛逆者所能遭受的全部痛苦后，被判死刑。12月9日，他曾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流露他很少对世人表示的关切与虔诚，使该信热情洋溢。詹姆士拒绝了王后与亨利王子宽恕他的请求，但允许他在狱中多活15年。雷利的妻子得以进入狱中看望他，并与他同住于伦敦塔内临时建起的小屋里。朋友们给他许多书，他做了许多化学实验，写了一些著名的诗，并撰写他的《世界史》。1614年出版时，他以虔诚而冗长的序言，表露自己一颗纷扰和分散的心。他以叙述尼尼微（Nineveh）开始，历经埃及、犹太、波斯、迦登、希腊和迦太基，而终止于罗马帝国。雷利并不期望叙及近代，因为“不论谁，在撰写现代史时，因紧紧跟随着真实而会过分接近其踵部，便很可能在偶然间被拔去牙齿”。他以壮丽的手法描述萨拉米斯（Salamis）战争。当他继续描写时，他的风格改变，将话题转入“雄辩的、公正的及全能的死神”，使故事进入最精彩部分。

他不甘心于被打败。1616年，他筹足了1500镑，贿赂白金汉公爵，请他代为向国王请求宽恕。他还保证：假若被释放，将远赴南美洲，去发现他断定黄金储量极丰的圭亚那，并带回黄金作为王室的战利品，以充实即将枯竭的国库。詹姆士在这种条件下释放他，并同意他与其同伴可以占有从那些“蛮人”处所掳获财产的4/5。然而，谨慎的统治者宣布死刑的宣判仍有效，以作为激励。西班牙大使冈多莫（Gondomar）伯爵立刻指出圭亚那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希望他们不要无端干扰。詹姆士正期求和平，而且准备与西班牙通婚，以即刻发布死刑令的威胁，禁止雷利涉足任何天主教地区，尤其是西班牙。雷利欣然签名同意这些限制条件，冈多莫仍抗议不已，詹姆士发誓：假若雷利违背了他的指令，立刻将其处死。

经过好友的协助，雷利准备了14艘船，于1617年3月17日出航，赴奥里诺科河口。当时有一位西班牙的殖民者桑托·托马斯（Santo Tomas）阻碍他往传说中储有金矿河流的去路。雷利的手下（他自己留在船上）登陆，攻击当地住民，烧毁村落，并杀害其头领。随后，因遭遇西班牙殖民者顽强抵抗，空手返回船上。雷利获悉其子在攻击中被敌人杀害时大感气馁，他痛斥副指挥官的无能，并命令他自杀。他的随从随即对他丧失信心，船只一艘一艘地脱离其舰队。他不得已折返英国，国王对他极为愤怒。雷利秘密安排想前往法国避难，但被捕；他试图逃脱，逃至格林尼治时被一个法国密探出卖。他再度被捕，被送到伦敦塔监禁，国王迫于冈多莫的外交压力，下令执行死刑。

疲乏的残生使他但求一死，他于1618年10月29日以庄严镇定的步伐走向执行台，他被处死使他成为仇恨西班牙的民族英雄。他曾向一位郡里执行法律的官吏要求说：“让我们速了吧！”“此时正是我疾病复生之时，我将不至于让敌人认为我是为恐惧所怖。”他以大拇指摸摸斧刃说：“这是一剂清澈有效的特效药，能治疗我一切的疾病与苦痛。”他忠实的妻子乞求领回尸体，葬于一座教堂之中。她写道：“主给了我他的尸体，虽然他们否认了他的生命。上帝在我的智慧中扶持我。”

雷利的探险是詹姆士的子民满怀希望地航向美洲的历次探险之一。农夫们渴求自己的土地，冒险者追求商业或战利品，罪犯逃避法律的酷刑，清教徒们决心计划在这些处女地插上信仰的旗帜——这些及其他原因带来了不断的冒险与冗长的海上生涯，并为英格兰人赢得土地。1606年至1607年殖民于弗吉尼亚，1609年殖民于百慕大群岛，1610年殖民于纽芬兰。分离教派的教士们因为拒绝接受《通用祈祷书》和英国国教的仪式，与同僚们逃至荷兰（1608年），从代尔夫特（Delft，1620年7月）至南安普敦、普利茅斯（9月），这些“清教徒”们（Pilgrims，译按：指1620年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之清教徒）横渡大西洋，历经3个月的严厉考验，终于在12月21日定居于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指令以3万英镑和17艘船，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手里攫取贸易港口与航线，失败后，又增添了60艘船，经费增加到54万英镑。1615年，托马斯·洛伊（Thomas Roe）爵士终于在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苏拉特（Surat）、阿格拉（Agra）和印度其他地方建立不少的贸易站，完成了使命；并于1640年在圣乔治堡（Fort St.George）建筑一座堡垒准备以武装保护他们。如此便迈开了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事业的第一步。

不顾商业利益的诱惑、国会的敦促及流行的盲目爱国主义，詹姆士维持了16年的和平政策。平民院要求他参加“三十年战争”，支持波希米亚和德国境内的新教徒，请求其子勿与西班牙通婚，而与新教徒的公主结婚。他们谴责詹姆士并不抓紧反对天主教的法律，督促他命令所有天主教徒的子女应与其父母分离，以培养他们成为新教徒；最后警告他，容忍将会导致罗马教会的成长，因此要他坦白保证不再容忍天主教徒。

1621年，国会与国王之间意见的尖锐化对立几乎预演了1642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与查理一世冲突的情景。平民院指责宫廷的奢侈情形与王室坚持贸易独占性的错误，平民院对独占者加以罚款并放逐，拒绝了他们主张的认为初期工业需要免于竞争才能发展的观点。詹姆士对这种谴责大感不满，认为那会干预企业发展，国会便于12月18日提出了历史性的“大抗议”（Great Protestation）。再度主张“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的遗产”，而且附言：“关于国王、国家及王国保卫的辛勤与紧急事务……是专有事务，是议会的职务，应在国会中讨论。”詹姆士更为愤怒，将平民院公报上有关这份抗议的那页撕毁，1622年2月8日下令解散国会，指令监禁4个国会领袖：南安普敦、赛尔登、柯克及平姆，并大胆地实施白金汉的请求，与西班牙做军事联盟准备。

这位轻率的部长敦促国王派查理王子去马德里，探视玛丽亚公主并完婚。詹姆士勉强同意，因为他担心菲利普会不高兴而遣送查理回英国，成为欧洲的笑柄。

查理于1623年3月抵达马德里，王子与公爵同时发现可爱的公主是无法接近的，西班牙百姓对公主下嫁一个清教徒，其愤怒有如英国人愤怒查理王子将带一名天主教徒回家一样。菲利普与其部长奥利弗雷（Olivares）以谦恭客气的态度招待访客，当时的歌剧家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撰写了欢迎宴会的剧本，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描绘了查理的肖像，白金汉更代为向西班牙美人以极其荣典之礼求婚。但若缔结姻缘则会造成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即英国天主教徒将重新获得宗教自由。查理立即答应，詹姆士则到后来方勉强同意。终于，婚姻条约签订了，但詹姆士进一步要求菲利普答应在情势需要时，使用西班牙武力支持腓特烈恢复巴拉丁挪的王位时，菲利普拒绝了他的请求，致使詹姆士愤怒之余命令其子与宠臣返回。在1623年6月14日写给查理王子的信中，我们可以见到国王人性的一面：“现在，我极为后悔因让你远行而受苦。我所欲者非婚姻也非他事，因此，我可以再度将你拥入怀中。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公主曾向查理道再见，并要他答应返回后照顾英国的天主教徒。返国的王子英雄般地受到英人欢呼，因为他未将新娘带回来。

现在，白金汉本人因为被西班牙人戏弄，感到十分愤怒（尤其是奥利弗雷给他的保证），转而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并努力为查理争取亨利四世的最年幼的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她的天主教信仰是在国会受到阻挠的原因之一。然后，急躁的年轻部长由于得到身心日渐衰退的詹姆士的支持，再度获得平民院的信任，向西班牙宣战。1624年2月，国会重新集会，部分人士由于追逐商业利益，部分人士由于决心阻止西班牙借款给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抗信奉新教的德国，他们制定政策，热切要求掠夺西班牙的战利品、殖民地和市场。人民曾指责爱好和平的詹姆士是懦夫，现在反因他征募百姓入伍服役而指责他是暴君。资金与兵士都不充足，致使詹姆士对其和平王朝无故参与无用的战争大感头痛。

他的各种病症在最后数年集聚一身。过度的吃喝腐蚀了他的各个器官，现在，他患有黏膜炎、关节炎、痛风、结石、黄疸病、腹泻和痔疮等病。他每天总在流血，有时甚至使王室成员感到困扰。他仍旧拒绝就医，却接受英国教会的圣餐。他于1625年3月27日逝世，弥留之际仍喃喃地为其信仰而感到安慰。

不论其自负和粗鲁的态度如何，他确实较以往那些比他更富活力、勇气和事业心的某些国王好得多。他的君权绝对主义仅是理论而已，他是一个胆小的人，经常向强有力的国会让步。他的佯称神学并未阻碍容忍的意志，反使他远较其先驱们更为慷慨。他的酷爱和平使英国得以繁荣，阻止了国会的好战和人民的受苦。谄媚他的人称他是“英国的所罗门”，因为他极富智慧，当时的索利（Sully）因无法使他卷入欧陆的纠纷而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聪明的呆子”。他既非哲学家也非呆子，他只是一位错扮为统治者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充满神话和战争时代的爱好和平者。詹姆士一世手订《圣经》予人的影响，远较一个征服者的王权给予人的影响大。

第七章

召唤理性
（1558—1649）

迷信

人是因为无知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无知呢？这是一个问题，致使政治哲学家们区分成强调相沿成习的保守分子（心智能力的天生不平等）与重视环境的改革者（机会与教育的力量能改造一切）两大派。社会中，知识的成长，使迷信衰落、财富增加与分配平均，而即使在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尤其是处于遭受贫穷折磨或富有却无所事事的环境中——思想必定是生活于迷信的丛林中：占星学、命理学、手相术、预兆、凶眼、巫婆、恶魔、鬼魅、魔鬼、念咒、驱邪、析梦、神谕、奇迹、骗术、玄秘术、巫医或毒害，这些充斥于矿场、农场和动物界里。而在一个财富不足以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国度里，知识的瘴气则毒害了科学的根，使科学的花朵枯萎。对贫穷者而言，躯体和心灵的迷信是其生活圈里的诗歌源泉，沉闷的日子使人期望虚饰各种事情，并进而希求以神妙的力量来弥补自己的不幸。

1646年，英国医生、作家布朗以652页的著作，简介了当时流行的迷信。几乎所有这些神秘学，都孕育于伊丽莎白时期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不列颠人中。1597年，詹姆士六世出版了一本权威著作《鬼怪论》（Demonologie），该书充满文学界嫌恶的内容，把巫婆具有的力量归因于她经常出没的房子上，她能使男女相爱或仇恨，并将疾病由一人传给另一人，利用烤蜡制雕像来杀人，导引破坏性的暴风雨。进而他倡导说，所有的巫婆和魔术师都应处以死刑，甚至应罚及他们的顾客。他与其新娘自丹麦返国途中，曾遭到抗议，几乎被杀死。他愤怒之余立即逮捕了4名嫌疑犯，加以苦刑要他们坦白招供他们利用神秘方法图谋杀害他。其中一人约翰·费恩（John Fain），经过最野蛮的拷问后，于1590年被活生生地烧死。

对于这些事情，苏格兰教会同意詹姆士的做法，并拟下令地方长官若对巫婆判轻刑者，将会受到除籍的威胁。1560年至1600年，仅苏格兰地区便有8000妇女因女巫之罪被烧死，几乎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幽魂。英格兰巫术也很盛行，著名的医生如威廉·哈维和布朗也都相信。头脑冷静的伊丽莎白女王却批准1562年的法律规定，将巫婆处以死刑，她掌权时期有81名妇女被处死。詹姆士在位期间，对这种幻想主义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坚持给予被告公平审判，因而揭穿许多虚伪的供词与控告，并拯救了5位被指控使男孩歇斯底里的妇女的生命。追捕巫婆几乎在查理一世时期停止，但不久又开始，甚至达到巅峰状态。两年之间（1645—1647年），便有约2000名“巫婆”被无谓地毁灭。

在死亡的愤怒声中，夹有诉诸理性的呼声。雷吉纳德·斯科特（Reginald Scot），一些英国人均轻视其名，1584年在伦敦出版了《论巫术》（The Discourses of Witchcraft）一书，此书仅略逊于约翰·维尔（Joham Wier）的《恶魔的戏法》（De Praestigiis Daemonum）——1564年出版于巴塞尔，在充满危险的意境里缓和虐待狂的迷信。斯科特描述“巫婆”是贫穷的年老妇女，不致伤害任何人；甚至说，即使撒旦利用她们来工作，她仍应受怜悯，而不该被活生生地烧死；进而他指出，把奇迹推到这些老太婆身上，正是对基督神秘力量的侮辱。他说利用刑罚让巫婆们坦供，是没什么意义的。他也揭发了许多审判程序的松弛无规则可循和不公正，指责法官与询问者的不可信任，但该书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力。

在这种气氛下，科学便试图成长。

科学

商业和工业的迅速扩张，迫使科学随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学派及艺术家的压力无法与经济的兴隆匹配；精神需求的增长，便会考虑到事实与数量的问题及理论与观念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复活了，剥夺了亚历山大的文化和中古文明的面罩。意大利人文主义强调的古代文学和艺术界的光荣史迹，使人们稍微重视当代的实际需要。人类必须以带竞争性的准确与速度来考虑和计划，测度与设计各种事务。他们要求观察和记录的工具，要求利用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显微镜、望远镜、统计方法、航海指引、天文学设备等科学方法来处理事务，当时整个西欧社会致力于追求这些需要。

1614年纳皮尔在苏格兰，1620年朱斯特·比尔吉（Joost Bürgi）在瑞士，各自发现了对数系统（数目的逻辑），利用商和根，能很快地根据所给的数目，求出混合数目关系的结果。亨利·布立格斯（Henry Briggs）在1616年修正了他们的系统，提出以10为基础的一般计算方法，发表了从1到2万的所有对数的数目表。现在两位数的数目，能以乘的方法算出，在表中，数目的log是所有数目的log乘起来的总数；而且，a能被b除尽，是利用数目的log，从a的log减去b的log，剩下来的，便是所要的答案。威廉·伍特黎德（William Oughtred）在1622年，埃德蒙·甘特（Edmund Gunter）在1624年，设计了计算尺，利用此尺，对数的计算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出。这些发明，大大缩减了数学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航海者、工程师们的算术工作时间。开普勒（Kepler）使用新的方法，计算行星的运动。1620年，他撰写一封极为热诚的赞颂信，致马基斯顿·莱尔（Merchiston Laird），但未告知他纳皮尔在3年前即已死亡。纳皮尔犯了一个小错误，他误认为世界将会在1688年和1700年之间灭亡。

由于天体运动的计算、日历表、航海有关天文计算等复杂运作的需要，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时常有紧密的合作。如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建立了现代代数学的标准形式，介绍根的象征，“较大”和“较小”，发明了以小字体代替以往数目大写字体的笨拙方法，并将所有相等的数量置于一边，而另一边则置以零的简便方法。又有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太阳的微粒及他本身对木星行星系的观察心得，成为后来伽利略（Galileo）独立观察的主要基础。查普曼本人是学术界泰斗，也认为哈里奥特的学问是“无可比拟与无底深渊的宝藏”。

天文学和占星学渊源颇深。“时间”的占星学决定了群星对时光的徇私情形，“司法”的占星学是预知事情的学问……所有这些风靡一时的时尚，在莎士比亚时代即已发生（虽然无法证明它是人类的主要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很流行。月亮在占星学的理论地位，制造了潮汐、眼泪、狂人和小偷，而每一个黄道带的记号控制了人类解剖学，特殊个体的个性与命运。约翰·迪（John Dee）利用混合占星学、魔术、数学和地理学等知识，撰写了《大揭秘》（Treatise of the Rosie Crucean Secrets）一书。他被控对玛丽·都铎女王实施巫术（1555年），替伊丽莎白女王草拟地理与航行水道的蓝图，建议由西北水域航赴中国的新航线，进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名称。他曾在巴黎向群众讲授欧几里得的数学知识，驳倒了哥白尼的理论，极力主张采用格列高利的日历（比英国设计的日历还要早170年），81岁那年才寿终正寝，曾一度享受过美满生活。他的学生托马斯·狄格斯（Thomas Digges）极力促使英国接受哥白尼的理论假设，并预告了布鲁诺的宇宙观。托马斯与其父莱奥纳多·狄格斯（Leonard Digges）曾使用“观察镜”，这种镜极有可能是望远镜的先驱。约1639年，威廉·加斯科因（William Gascoigne）发明了测微计，利用这种仪器，观察者以史无前例的精确度来调整望远镜。杰里迈亚·霍罗克斯（Jèremiah Horrocks），一位兰开夏郡的贫穷副牧师，只活了24岁，他认为月亮是椭圆形的星球，并以1639年首次观察记录的时间为根据，预测金星越过太阳的时间。他关于行星运动力量的推测，影响了牛顿的地心引力理论。

同时，地球吸引力的研究也替牛顿的理论做好了准备工作。德国牧师乔治·哈特曼（George Hartmann）在1544年、英国的罗盘制作者罗伯特·诺曼（Robert Norman）在1576年，各自发现了磁针的倾斜现象，认为它自由地停止于引力的中心，从地平线位置倾向地球表面的一角。诺曼在1581年的著作《新的吸力》（The New Attractive）中，主张磁针是倾向地球内部的。

这种惊人的磁路发现，随即被伊丽莎白的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继续研究。历经约17年的研究与实验后，他才发表了英国科学史上的伟大著作《论磁铁及最大的磁铁地球》（1600年）。他成功地在圆形的天然磁石上装配罗盘磁针轴，刻画磁针指示的线，再将这些线延长至形成围绕磁石的大圆圈。他发现所有这些线圈在地球上的两个相对立的直径点交汇，这便是磁极，吉尔伯特误认为即是地球的地理极。他描述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因而说明磁针的运动，指出任何金属棒长期留置于南北位置，便会含磁性。一块磁铁置于圆形天然磁石的两极会与地球成垂直现象；置于南极间的中间点（此点构成磁性的赤道），磁铁便形成水平线。吉尔伯特下结论说，若置于地球的两个地理极里，它便会接近倾斜的磁针。这并不十分正确，几乎为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在1608年探险北极时确定。从他自己的观察所得，吉尔伯特从磁针倾斜的程度，草拟了纬度计算的方法，他认为“有关磁体的纯磁性是从每一边倾吐出来的”，认为地球的旋转受这种磁场的影响。经过研究电——自古代即很少注意它——他证明除了琥珀外，其他许多物质都可以摩擦生电。从希腊文的“Amber”（琥珀）一字而创出电（Electric），用以表示使磁针偏斜的力量。他相信，所有天上的物体都赋有磁力，开普勒利用这个思想解释行星的运动原理。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最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实验过程的范例，在科学和工业效果上，其影响是无法计算的。

致力于进取或地理、商业目的的探险，复发掘了“大磁”，致使科学进步显得更为戏剧化。1576年，汉弗莱·吉尔伯特（此人与威廉·吉尔伯特并无血统关系）出版了《讨论至中国的新航路》（Discours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hay）一书——建议向西北航行经过或环绕加拿大。在那年，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r）以3条小船起程准备实地发现航道，其中一条船沉没，其余便放弃冒险，他本人乘25吨的小船“加百利”号继续前进，终于抵达巴芬岛（Baffin Land），但遭遇爱斯基摩人的攻击，而折返英国请求更多的人员与船只同往。以后他的航行不再是寻求地理上的发现，而是徒劳于寻求黄金。吉尔伯特曾提出西北航行的看法，但1583年，他在试图航行时被淹死。4年后，约翰·德维斯（John Davys）通过现在以其名命名的海峡，之后他攻打西班牙派征英国的“无敌舰队”，复与托马斯·卡文狄希（Thomas Cavendish）赴南大西洋，发现了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1605年，在接近新加坡时，他为日本海盗所杀。卡文狄希探险南方的南美洲，完成了3次环球航行，1592年死于海上。哈德森于1609年发现了哈德逊河，在另一次航行中曾抵达哈德逊湾，但他的船员们，因困苦和渴望回家而发狂与叛变，将他与其他8人同置于一小船，任其漂流海上（1611年），此后音信全无。威廉·巴芬（William Baffin）曾探查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海湾与海岛，他曾北航至纬度77°45'——经过236年后，仍未有人再度航行至此纬度——他也曾进一步利用观察月亮，区划了最初发现的经度。理查·哈克路特在他那部充满英勇与恐怖事迹的叙事诗中，对这些船与橡树林中心地带的描述，远超过《伊利亚特》的任何情节，在其连续的著作中他也收集了他们的故事。一些最著名的书籍，如《主要的航行》（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旅途》（Voyages）、《英国的发现》（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其内容被塞缪尔·波卡斯（Samuel Purchas）记载于《波卡斯的朝圣记趣》（Hakluytus Posthumus，1625年）。由于对黄金或贸易的渴望，及对冒险和远方的热衷，地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日益滋长了。

这段时期，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最伟大工作多数完成于欧陆各国。不过在英国，凯纳尔姆·狄比（Kenelm Digby）发现了植物生命需要氧气的现象，罗伯特·弗卢德（Robert Fludd）是一位神秘学者和医生，远较詹纳（Jenner）早150年便主张人要种痘。医药处方仍依赖于他们讨厌的东西，1618年伦敦官方的药典里，仍旧建议胆汁、血液、爪、鸡冠、毛皮、汗、唾液、蝎、蛇皮和蜘蛛网为药剂；抽血首次被采用。虽然如此，这段时期，颇爱自夸的托马斯·帕尔（Thomas Parr，即老帕尔），因当时被公认已有152岁高龄，健康状况良好，于1635年被推荐给国王查理一世。帕尔并未主动表明其真实年纪，但当地教区当局的记载：他生于1483年，却在1500年要求加入军队，他曾详细回忆1536年修道院被亨利八世解散时的情形。查理一世说：“你较别人活得更长……但你较别人多做了些什么？”帕尔回答说，他100岁时，曾玩弄了一个女孩子，为这件事曾公开忏悔过。他几乎完全以番茄、蔬菜、粗糙面包、提去奶油的酸乳维持生活，很少吃肉。有一段时间，他成为伦敦的店铺和旅店最凶猛的人。他也热衷于参加宴会，在会见国王那年，便告死亡。哈维特地为他做了一次尸体解剖，发现他没有动脉硬化，诊断其死亡原因，认为是因空气和食物改变之故。

这时正是由于哈维解释血液循环而使科学达到巅峰——“自盖仑以来，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1578年出生于福克斯顿（Folkstone），在剑桥大学求学，后至帕多瓦跟随名师法布里齐奥（Fabrizio）。返国后定居并开业于伦敦，成为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私人医生。经历数年的忍耐，他数次对动物和人类尸体做实验和解剖，其研究重点是受伤时血液的流动与方向。1615年，他建立其主要理论，却一直沉默了数年，才于1628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当时的医学名著《关于动物体内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实验》，此书是英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和最伟大的古典著作。

后人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足以说明科学是无国界的。历经1000年的历程，盖仑在2世纪时解释心脏和血液功能，认为血液由肝和心脏流向各组织，空气经过肺而进入心脏，动脉和静脉是血液的两条输送线，利用心脏收缩来推送与吸收；而且，血液通过心室间隔膜的孔后，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约1506年，达·芬奇怀疑空气是从肺入心脏的说法。1543年，维萨里（Vesalius）进一步否认隔膜里气孔的存在，他描述动脉和静脉，显露了它们的末端如此微细，几乎启发了流通与循环的理论，法布里齐奥指出静脉中的瓣膜是使静脉的血液不致流向心脏的组织。盖仑的理论至此已逐渐丧失权威性了。米歇尔·塞维塔斯在1553年、里尔多·科隆博（Realdo Colombo）在1558年，发现了血液的肺部循环——认为是从右心室经过肺部的动脉进入，并经过肺部，在那里利用空气加以洗净，再经肺部静脉回到左心室。1571年，安德烈亚·切萨尔比诺（Andrea Cesalpino）以实验方法——如我们日后所见——预示了循环的全部理论。哈维的工作只是将理论转为可以证明的事实而已。

他的病人培根赞赏归纳法时，哈维则是利用演绎和归纳的惊人混合方法，说明自己的结论。估计每一个心脏的收缩，或收缩时从心脏压出来的血液总数，竟多达半盎司之多的液体，他计算出半小时内，心脏将注入动脉超过500盎司的液体——这个数量远较包含的整个血液量还多。这些血液又从何而来，如此大量的血液，似乎不可能同一时间从食物的消化过程制造出来。哈维下结论说它是从心脏压出来的血液，再回去，除了静脉外，别无其他的明确门径了。利用简单的实验和观察——如利用手指压缩人造静脉——便显示了静脉的血液流向组织，而且流赴心脏：

我观察许多证据时，看其是否得自于活体解剖或先前从活体解剖中悟出的道理，或得自那些进入心室和从脉管中流出的……这常使我深思……输送的血液量可能有多少？但也未发现这是摄取养分的汁补充，它一方面不经静脉管即流出；另一方面，动脉由于血液超过正常量而破裂，除非血液能寻求道路从动脉管进入静脉管，这才能回到右心室。我观察这些证据后，我思索是否当它循环一周时不能称之为一个运动，现在我被允许发表我的血液循环理论了。

因为他十分了解当时医学的保守主义，对是否发表其结论而犹豫不决，他预测没有一位超过40岁的人士接受他的理论。艾布雷曾说：“我曾听他说，他的《血液循环》（Circulation of the Blood）一书出来后，他在同行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精神错乱了的蠢货。”一直到1660年，马尔皮吉（Malpighi）证明毛细管的存在是为了将血液由动脉输送至静脉，才使学术界知悉循环是一个事实。这个新观点几乎解释了生理学的每一个领域，并影响了躯体与心灵间关系的老问题。哈维说：

与获得痛苦或愉快，希望或恐惧有关的每一种心灵的感情，就是引起心灵激动的原因，几乎每一种感情（情绪）出现时，表情随之而变，血液到处窜流。在愤怒时，眼睛似火，瞳孔紧缩；害羞时，面颊涨满了血液而脸红；情欲冲动时，器官又是多么快地充满血液而扩张啊！

哈维继续替查理一世效劳，几乎至查理一世去世。革命爆发后，查理被逐离伦敦，他仍随侍在侧，在埃奇山（Edgehill）之役也与他同在，幸免于死亡。同时，暴动者掠夺他在伦敦的房子，破坏其手稿和解剖学的资料。或许他因刚毅的脾气和观点的歧义，得罪了无数敌人。艾布雷说，他经常斥责人“仅是大的顽皮狒狒”，并认为“我们欧洲人不知道如何命令或统治我们这些受忧患的人类”，而“土耳其人是唯一有智慧役使他们的民族”。73岁时，他仍富有热情，在1651年出版有关胚胎学的论文，《论动物的孕育》一书，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以它是退化肌肉的微小组织的看法。哈维认为“所有的动物，产生它们的年轻生命时，包括人类自己，都是从卵进化而来”，他铸造了一句名言——“每种动物都由一个卵而来”。他在瘫痪6年后去世，死后将他所有2万镑的财产遗赠给皇家医学院，10镑赠给霍布斯，“以示其爱的象征”。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1）

现在我们介绍当时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智慧人物。我们准备关注其出身和血统关系，他接受的文学、外交和法律的教育，他突然的贫困及其未被知悉的求官内情，由于他的仁慈而提出的毫无效果的警语与勉强向人提出公诉。学问和野心如此严重地消耗了他的精力，致使他对女人没有欲望，不过，他喜欢年轻男人。最后他终于在45岁时（1606年）与艾利斯·巴恩海姆（Alice Barnham）结婚，她带给他一年220镑的收入，他却未给她任何“财产上的人质”——他没有孩子。

詹姆士一世登基时，培根附和当时风尚，写了一封极其谄媚的信给詹姆士，自荐他适于政府的某一职位。这位掌玺大臣的儿子，也是塞西尔的侄辈和表亲，认为他长期等待职位正反映了权势部门的一些敌对态势，或许他缺乏忍耐的机会主义就是其所以迟延任命职位的一个结果与原因。他已在国会服务了19年之久，经常替政府的立场辩护，以广博的学识、建设性的思想，以及清晰而动人心弦的演讲赢得声誉。有时，他呈送给国王一些动人及谨慎劝告的“备忘录”，如：如何改善贵族院与平民院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如何团结统一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会，如何结束因宗教歧异导致的迫害事件，如何利用天主教的势力来绥靖爱尔兰，如何在英国境内不对教皇开放言路但给予天主教徒较大的自由，如何发觉英国国教与清教之间的妥协方法等。就历史学家的观点判断，他是当时研究政治最透彻的人，“施行那些计划，便足以防止后半个世纪发生的罪恶”。詹姆士认为这在当时的言论状态下是不切实际的，而将它搁置一旁，却将培根归类于1603年将授予骑士名誉身份的300人名单里，于是弗朗西斯爵士只有继续等待下去了。

虽然如此，他适合当律师的才干使他逐渐富裕。1607年，他的财产估计有2.4155万英镑，他住在哥汉布里（Gorhambury）的豪宅，备以高薪挑选请来的仆役与机敏的秘书如霍布斯之流，他很明智而非盲目地享受美丽和舒适。他以园艺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并在花园中建了一间供私人研究的昂贵书房。他像哲学家般写作，生活却像一个王子。

他并不是一直失意的。1607年，詹姆士终于赏识他，任命他为副检察长，1613年任命他为首席检察长，1616年封他为枢密院院士，1617年封他为掌玺大臣，1618年任命他为大法官。新的尊荣使其权力益增光彩。1618年，他成为首任威鲁兰（Verulam）男爵。1621年1月，他又被封为圣奥班（St.Albans）子爵。詹姆士赴苏格兰时，便留任这位大法官来统治英格兰。培根“对大使们常以庄敬威严的身份演说”，住在豪华的哥汉布里，使他“似觉朝廷即在此，而非在白厅或圣詹姆士宫”。

在赢取荣誉、追逐职位的过程中，培根曾数度牺牲自己坚持的原则。如在首席检察长的职位上，他利用其影响力使法官依国王期望的司法裁决来判决；任掌玺大臣时，他辩护、保障独占事业，明显地维持了白金汉宫的意愿；任法官时，他从理应出席法庭的人手中接受实质的礼物。这些是当时的陋规，公务人员薪水微薄，于是他们从那些获助益者的“礼物”上求取补偿。詹姆士明白地说：“假若我……处罚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则不久之后，我便不再有诚实的子民了。”詹姆士本人也曾收受贿赂。

国会于1621年1月集会，愤怒地反抗国王的作为，指责培根是詹姆士的最高顾问，认为他已使其独占地位合法了。若无法撤免国王，也应控诉其大臣。2月，国会指派一个委员会组成法庭。3月，该委员会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不法情事，特别是大法官的行为，结果拟示以23个特殊的贪污案件来控告他。他立即向国王请求帮助，并预言：“这些人现在攻击大法官，不久便将打击王权了。”詹姆士反而劝他自己承认控告的事实，以便树立先例，以吓阻官吏更大的贪污事件。4月22日，培根呈递自白书给贵族院，他承认像其他法官一样也从诉讼当事人处取得礼物，但否认因而影响其判决——在多个案件中，他对送礼者做了不利的裁决。贵族院处罚他：“付4万英镑的罚款；随国王的同意监禁于伦敦塔；永不能担任公职……不得再赴国会开会，并不得再进入司法界。”5月31日，他被送往伦敦塔监禁，但4天后由国王下令释放，他也被恕免缴足以毁灭他生活的巨额罚金。被惩戒的大法官旋即退居于哥汉布里，尝试过简朴的生活。他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威廉·罗利（William Rawley）从他死时留下的字条中发现了一段很著名的陈述：“50年来，我是全英国最正直的法官。但这却是200年来国会所做的最公正的谴责。”

弹劾的效果很好，公务员的贪污事件得到抑制，特别是法庭绩效转好。这个事件还建立了国王、大臣向国会负责的先例。这次之所以将培根从政界圈中驱走，因为他是一个言论上的自由分子和行为上的反动分子。他选择回归科学与哲学，在这方面他“鼓吹智者结合”。在优美的散文中，他宣布了理性的革命和内容。

大更新

长久以来，哲学成为他的避难所，这正是他的嗜好和颖悟所致。1603年至1605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名的书《学问的精通与进步》（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但这本书对于他而言，似乎只是一些意见，而非实际执行的方案。1609年，他写信给艾里（Ely）主教说：“假如上帝给我假期，让我撰写一本公正而完善的哲学著作……”1610年，他写信给卡索邦（Casaubon）说：“将人类生活带到更美好的境界……利用健全和真实意图的帮助——这便是我想象的目标。”在官场数年烦困的生活中，他接受了——在富裕日子里的草率假定——科学和哲学革新的权威计划。在去职前的7个月，他宣布了拉丁文的工作计划，写信给所有欧洲的学者，大胆地标名为《大更新》（The Great Renewal）。书的内封便是一个挑战，一艘张满帆的船，经由海格力斯之柱，驶入大西洋。有一句中古的箴言刻立在这些柱上，警告来往的船只“请勿越此”（Ne Plus Ultra）。培根改写道：“会有许多人经此，知识将因而增加。”狂傲的序言补充说：“威兰的弗朗西斯其本人推断如此，并断言为了现在及以后数代的利益，应使他们认识其思想。”

他发觉“科学中的任何事，不过是纷乱与不断地搅动，而终止于其开始而已”，因此他总结说：

仅留下一个方向……在一个较好的计划下，重新尝试处理整个事件，并开始全面的科学、艺术及所有人类知识的重建工作，建立适当的基础……此外因他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这些事对其他人发生影响……因此他致力于立刻出版那些他能完成的书籍……在他逝世时，便可遗留一些他表明的计划和大纲……在他眼中所有其他人的野心，若与其手边的工作相比，便显得太可怜了。

他将全部计划书献给国王詹姆士一世，并附了一段道歉词：“为此工作需要，将挪用不少办公时间，但我期望结果将会‘纪念您的名字与您的光荣时代’。”——的确如其所愿。詹姆士是一个相当有学问而善意的人，假如他被游说资助该计划，又有何事不能做成？就像1268年的罗杰·培根，将他的著作《大作品》送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一样，祈求知识的扩散，现在与他同姓之人也向其君主请求，将之视为一项“皇家工作”。为了人类物质与道德利益之故，建立科学研究的组织并将哲学单一化。他提醒詹姆士，“哲君”如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他们带给罗马帝国一个世纪（96—180年）的良好统治，是否因他对资助款项的需求与期望，而使他坚决且盲目地支持詹姆士？

在下一个序言中，他要求读者视当时的科学为千疮百孔，之所以有错误并停滞不前，是因为：

在每一个连续的时代，最伟大的智者总是被迫跃出自己的方向。超越一般百姓之上的具有潜力和智慧之人，他们为了保持名声，会欣然屈服于时代与大众。因此，若无一更高秩序的期望在各地燃起，不久便会被这股世俗意见之风熄灭。

他向神学家们绥靖，这些人与人民或国王，都属于有力量的团体，他警告他的读者们要对其所运行“有关神圣事件的责任限制内作‘限制的意识’”。他放弃讨论宗教信仰或宗教事务，“正在进行的工作……不是仅持有意见，而是要实际从事……我辛苦建立的根基，不是任何派别或学说，而是人类的幸福与权利”。他敦促其他人也自愿效劳和加入他的工作行列，并深信接连几个世代后便会实现。

在一个皇家的计划书（Distributio Operis）中，他提出事业的详细计划。第一，他将试图对既存或可期望的科学做一新的分类，划分它们的研究问题和领域。这项工作，他在其著作《学问的进步》中已完成，此书在1623年加以翻译和增补于《知识的成长》（The Advanl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以便流传于欧陆。第二，他将检验当时逻辑学的缺失，寻找远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理则学》（Organon）“对人类理性的更完美利用”。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完成这项工作。第三，他将开始一个“宇宙现象”——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的“自然史”研究。第四，他将在一个“知识的阶梯”中，依其新方法对科学的研究做一展示。第五，他将效仿“先驱们”，描述如其所见的这些事情。第六，他将开始从科学的追求，详细说明哲学将被发展与证明。“不过，这个最后部分的完成是……超越我的能力与期望的。”对于我们这些现在挣扎于知识和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培根的计划似乎是最高贵的徒劳。但知识并非如此无限与微细，部分的辉煌成就会使我们放弃对全体的假设。他告诉塞西尔说：“我已将所有知识纳入我的领域中。”他并非意指他能够详细地从事于所有的科学工作，而仅是说他意欲研究的科学“从一块岩石出发”，而使各学科能相互协调与帮助。哈维谈论培根“写哲学书时就像一个大法官”。是的，他就像一位至尊的将军拟定计划一样。

我们循他的著作《学问的进步》去探索，可以发现培根心智的范畴与聪敏。他以不寻常的谦虚态度贡献其思想，说那“并不比……音乐家们调准他们的乐器时所发的噪音好多少”。但是，他在此几乎表现了他所有的特点。他要求多样性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动物园、科学博物馆和工业界的广泛支持，为了支付教师和研究员的薪水，为了科学实验的充裕财政基金，为了欧洲各大学之间的分工、沟通和合作。他在对科学的崇敬方面，并未失去正确的眼光。他为一个包括哲学和文学在内的普遍而自由的教育辩护，为对改进科学方法的目的做广泛的评断。他试图以逻辑的秩序将科学分类，决定它们的范畴与界限，并指出有待研究和解答的主要问题。他的许多要求都利用各种科学方法来处理——要求较好的临床记录，利用预防法的医药延长生命，要求“精神的现象”等须小心检验及要求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等，他甚至预示了现代的研究技术。

《大更新》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大胆的部分，是试图形成新的科学方法。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甚至宣扬归纳法，但他的逻辑学主要模式仍是演绎法，其理想形式是三段论法。培根认为老的《理则学》由于强调理论而非着重于实际的观察，致使科学停滞不前。因此他的《新工具》一书便极力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思想组织与体系——经过经验与实验方法来做自然的归纳研究。虽然此书本身残缺不全，而且仍有许多不妥善之处，却是英国哲学史上最光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堪称为“理性时代”的作品，以拉丁文撰写，但是用词清晰流利，半数以上的句子，都是向人发出内心警告的心声。第一行便揭露了综合的哲学，宣称归纳的革命，预示了工业革命，更给霍布斯、洛克、密尔（Mill）和斯宾塞的经验主义以启示：

人类，已成“大自然”的仆役与解释者，能做的与了解的如此之多，就像他观察的如此之多。但在实践和思想上，这仅是“大自然”的程序而已。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也不能做任何事……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力量合而为一。因为，天道所在不为人所知，其效果便无法产生了。“大自然”也仅是服从其命令而已。

而且，像17年后的笛卡儿，在其著作《方法论》（Discourses on Method）里，从怀疑每一件事情作为哲学的开始，因此，培根在《大更新》中要求一个“知识的修正”作为开始的第一步。“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知识，只是混杂与难以消化的东西，由许多轻信与意外及第一次吸收时即由不成熟的许多概念组成。”因此，在开始时便须尽我们所能，澄清心中所有的先入观念、偏见假设和各种理论，甚至我们须从柏拉图即刻转变到亚里士多德；我们须摒除思想中的“偶像”，或循循相因的幻想与玄思，天生的个人判断的癖好或传统信仰及团体的教条；我们须驱除所有内在期望上的思想逻辑轨道和所有思想暧昧的荒谬言语。我们必须把那些哲学中主要的演绎系统——那些仅是意欲从少数的定理与原则而推论出永恒的真理——置之身后。在科学中没有魔术的帽子，任何从著作中得知的事物，都必须放入观察或实验中。不仅是因果关系的观察，也不仅是对资料作“简单的列举”，而是利用“经验……寻找，实验”的方法。于是，培根经常藐视假的科学方法，他描述现代科学的实际方法说：

真实的经验方法首先在点燃了蜡烛（利用假设）之后，利用蜡烛照明道路，似以经验的正确程序开始……再从它推断出公理（“第一个果”，暂时的结论），然后，再从这已建立的公理施以新的实验……以实验本身来判断。

不过，培根的假设是谨慎的。他经常利用传统、偏见或期望来建议，也就是再度利用“偶像”。他不信任任何有意或无意地选自经验的确定资料里，及掩饰或盲于反证的假设。为避免这个陷阱，他建议累积所有与问题有关的资料，分析、比较、分类相关系数，及“利用排斥与拒斥的适当程序”，一个接着一个地削减假设，直至“形式”或“一个现象的基本原理和一个现象的本质出现，用这些方法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归纳法”。“形式”的知识将增加对事情的控制，进而使科学逐渐改造环境与人类自己。

培根深深感到，这是其终极的目标——科学方法将能适用于灵活的分析与人类个性的再造。他催促直觉与情绪的研究，认为它们与心灵的关系，正如同风浪之于海一样重要。但是它的错误，不仅在于知识的追求，也在于传递方面。假若我们愿意给他充分的补偿与光荣，便能草拟出第一流的教育学，那么人类便能够利用启发的教育方式来重塑了。培根赞美耶稣会教士皆是教育家，希望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他谴责摘录、改善的大学戏剧，要求在课程表中，增加更多的科学项目。科学与教育之所以应被接受，并非是因为作为政府的工具和侍女，而是因为作为政府的指导和目标。这位有信心的大法官大声疾呼：“在自然界的竞赛里，我敢打赌，将会得到技巧上的胜利。”

一位政治家的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他并未自成任何系统，除逻辑外，他并未留下有关思想方面的任何有秩序的解说。他的思想轨迹很明朗清晰，却是属于一位从哲学的宁静中反复向前冲，以尝试解决法律事件，在国会中与反对者相争，或与难以教诲的国王周旋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只有从他偶发的评述与片断的著作，包括他的一些《论文集》（Essays，如1597年、1612年、1625年）等资料来搜集他的观点。培根所写的，就像一些天生自负的作者的态度，而将其成果奉献给白金汉公爵说：“我认为……小册子可以像书籍一样持续久远。”在他写的书中，他的文体矫揉造作而混乱，因此他的太太坦称：“我不了解他曲折难解的写作。”在《论文集》中，他仍旧隐匿繁难句法，训练其文笔使之表达清楚，而达到简洁的境界。在当时英国的散文界，很少有人能以易懂的直喻方式说明重大的事情，使两者密切配合，成为一种完美的形式。这就好像塔西陀对哲学采取的态度，尽量使之明晰易解。

培根的智慧是世俗的，他经常会从玄学转入神秘或草率了之。即使他有过大的雄心，也很少能使他从片断的智慧跃进整体观念。不过，有时他也像是陷入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说：“本质上，除个体依固定律则完成纯粹的行动外，无一物确实存在。”“若从物理学开始探讨，而终于数学的境界，则这种对自然的探讨，将会得出最好的答案。”但这里的“自然”很可能仅指永久的世界。他有时宁愿接受苏格拉底先前的那些怀疑论哲学家们的看法，而不愿接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赞美唯物论的德谟克利特。但他接受个体与灵魂截然区分的观念，并预示了柏格森（Bergson）对智性叱责为“一个天生的唯物主义者”的看法：“人类的领悟力是受了表现为机械性艺术的标志的影响！这些想象使我们对相似事物在其共同方面的特点，有一种持续的看法。”他也进而大加反对笛卡儿的机械论生物学。

他以谨慎的具有双重矛盾情感的态度，用“宗教和机智”来“调和”哲学。“我宁愿相信《黄金传奇》、《塔木德》和《古兰经》等的所有寓言，也不愿采信那些缺乏心思架构的普遍假设。”在著名的文献中，他两度重复无神的论调。他曾解析了无神论的导因，说明该卷册的主题所在：

假若有许多不同宗教的话，导致无神论的原因，便是宗教的分派。因为任何一个重要的支派，都须附加双方的热心，但许多的分裂导致了无神论。另一个原因便是教士们的丑闻。最后，尤其在和平而繁荣的学术发达的年代。因为困难和逆境，人类的心思更会向宗教屈服。

他创下了一原则：“一切知识均受制于宗教。”依照他的私人牧师罗利所言，他“在其健康允许时，经常到教会服务……并逝世于英国国教建立的真诚信仰里”。虽然如此，就像他的伟大先驱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一样，他注重区分神学与哲学的真理：认为信念可能促使信仰，因为科学与哲学无法利用证明方法，而哲学须依赖理性，科学须纯粹以寻找物理的因果关系作为世俗解释的根据。

不论他对知识兴趣如何，培根将知识附属于道德之下，若知识的扩张无法带来善行，那么，对人类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就一切心灵的美德与尊荣而言，至善是最伟大的。”不过，他述及基督教的美德时，他平常的热情便消沉了。美德应当适度实行，因为邪恶可能会利用轻率的至善。稍微的假装即使不是文明，也是成功必需的条件。爱是疯狂，结婚是圈套。“他，一旦有了妻子与儿女，便有了财产的人质。因为他们是完成伟大事业的障碍……对公众有益的最好工作与最伟大者，仍属于未结婚与无儿女之人的事业。”像伊丽莎白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培根便引之以为赞成牧师独身生活的重大理由。“一个独身生活的人，较有了儿女的人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慈善就像一池水，平时很难弄湿地面，只有在填满水塘之后，才会满溢出来。”友谊远较爱情为好，结婚的人会使朋友情感不坚固。培根以为一个已婚者会为了野心而放弃其温柔的情感，从治国比治家更适宜的观点出发，来谈论爱情和婚姻。

他的政治哲学是面对许多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玄妙的理论。他有勇气替马基雅维利说好话，并坦白地接受了国家不受其人民所谓的道德律限制。像尼采一样，他说好的战争会使任何理由都被视为值得尊敬与神圣的，“没有一个经院学者的意见是可接受的，战争除了事先的侵害或挑衅之外，都是公正的……对即将来临危险的恐惧，虽无攻击行动——是战争的合法原因”。无论如何，“一个正义与光荣的战争，是保持一国于事实完整的一切行动。”“对于帝国与大国而言，以武备来维护他们自己重要的光荣、知识和占领是最重要的。”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受邻国尊敬的强有力保证：“做海的主人是君主的座右铭。”“在国家的初期，武力使其强盛；中年期，学术使之繁荣，之后两者融合一段时期；衰落期，则有赖于商业行动与商人。”城市居民并非好战士，农人较佳，自由民最好。因此，培根像莫尔一样，谴责圈地运动，认为它削减了人口中地主的比例。他反对财富的集中，认为那是暴动与革命的首要原因：

最重要的补救或预防方法是，尽所有可能的方法扫除物质因素……便是匮乏与贫穷……为达此目的便是贸易的分开与适度的均衡，辅导制造商，消灭懒惰，抑制浪费和以法律禁止过度的奢侈，土壤的改善与耕作方法的改良，规定贩卖物品的价格，适度的税额……在这些方法中，应有良好的政策，使一国的财政与金钱不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金钱，像粪土一样，除非广泛散播，否则会有不良后果。

培根本人并不信任国会，认为国会由一些未受教育与无容忍风度的地主与商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组成。他认为詹姆士一世若与之比较，便显得颇具学问而富有高尚气质了，甚至国王的神权专制统治也成为改变贪婪派系和教条的慈善之法。正像他同时代的黎塞留一样，培根认为君主集权、大地主们臣属于君主，是有秩序演进政府的必要步骤。而且，他像伏尔泰一样，认为教育一人远较教导群众来得简易。他自己拥有的财富，并未使他感到困扰，况且詹姆士已证实了婚姻的支出、赋税与和平的用费皆可观。

培根曾讪笑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替想象中的共和政府制定想象的法律，其理论多似繁星，却因太高而光辉黯淡”。但在他的致仕期间，他屈服于诱惑，去描述一种人可以居住的社会。他无疑读了莫尔在1516年的《乌托邦》一书。1623年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刚出版，现在（1624年）培根也撰写了《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一书，此书说“我们从秘鲁经南太平洋航向中国与日本”。长期的平静航行，却因缺粮而幸运地来到一个小岛，岛上居民快乐地生活在先王所罗门替他们制定的法律之下。他们以所罗门议院代替国会，拥有天文台、实验室、图书馆、动物园和植物园，以供科学家、经济学家、技术员、医生、心理学家、哲学家们研究。他们在受过机会平等的教育之后，经过平等的考试（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情形）方法来选拔人才，而后（不需要选举）这些人便统治国家。或许他们都以人类利益作为其统治的本质所在。其中一位统治者向来自欧洲的野蛮人解释说：“我们立国的基础，是各种事情的原因与秘密动因的知识。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去影响所有的事情。”在这个南太平洋的神秘国度里，所罗门的奇才已经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自动上发条的钟、潜水艇、汽车和飞机，也发明了麻醉剂、催眠术及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的方法，并发明了移植植物的方法，制造新品种、使金属变形及传递音乐到远处的方法。所罗门议院的政府与科学结合在一起，这里有培根乞求詹姆士提供的一切研究需要的工具与组织。该岛经济上是独立的，避免对外贸易，以免陷入战争的罗网，只输入知识，而不是货物。如此，这位骄横的政客转变为谦逊的哲学家，他曾忠告：一场偶然的战争是社会的一剂滋补品。现在，在他的晚年也梦想一个和平的天堂。

理性的司晨者

他继续朝其目标努力。退休后一年，他出版了《亨利七世王朝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一书。他建立了史料编纂的新标准：以简明有力的散文，清晰地记载各种问题、政策及大事，以不将之理想化及富有启发性的真实为骨干，描写这位公正无私而不朽的统治者。接着他出版了各种论文：《风史》（History of Winds）、《浓与稀研究》（History of Density and Rarity）、《生命与死亡之研究》（History of Life and Death）、《森林志》（Sylva Sylvarum）及其他论著。他现在有预想不到的闲暇时间——身无半职，没有小孩，也没有朋友。他掌权时，那些聚集在他左右、希望从他那里谋求职位者，现在都已钻到其他名门之下了。一次，他问一位与他通信的人：“你在工作上，有些什么伙伴？”“至于我，我是纯粹的孤家寡人。”

为了试验雪能使新鲜的肉类保持多长时间不至于腐烂，在春天的某日，他中断了散步，专程去买一只鸡，宰了以后用雪填塞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受寒，便到距离最近的阿伦德尔（Arundel）爵士家中，准备睡觉。他想不舒服不久便会过去，他记载此次实验“极为良好与成功”。结果，他保存了那只鸡——自己却因而丧失了生命。高热严重地消耗了他的体力，痰阻塞了他的咽喉，在1626年4月9日他逝世了，享年65岁。一根炽热的蜡烛，突然宣告熄灭。

他并不是如教皇乌尔班八世认为的，“人类中最睿智、最聪明、最卑鄙的人”。蒙田比他聪明，伏尔泰较他灵敏，亨利八世比他卑鄙得多，培根的敌人却称他仁慈、乐意助人、易于宽恕别人。他因自私而卑躬屈膝，其骄傲也足以使神明愤怒；但我们也有与他相同的缺点，因为他散发出的人道光辉而宽恕他。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其航行的助力，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们一样，都会受到损伤。

他不是科学家，却是科学的哲学家。他的观察范围很大，但也因他的思维范围太广泛，以至无法有充足的时间做专门研究。他尝试了一些，但收效甚微，他较当时的科学进步落后很多。他反对哥白尼的天文学，但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忽视开普勒、伽利略和纳皮尔等人，他经常注意这些，如《新大西岛》一书中，仍旧低估了想象力、假设和演绎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他建议对资料做耐心的搜集和分类工作。他天文学成就尤著，以星光的观察和数千研究员的记录，为哥白尼革命性的演绎方法提供了归纳的资料。但他对当时发现的星球运动、木星卫星、地球的磁性及血液循环等定律的实际方法，仅有少许涉及。

他不认为自己发现了归纳法，他知道在他之前早已有许多人使用过这个方法。他并不是第一个“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人”，罗杰·培根和佩特鲁斯·拉姆斯（Petrus Ramus）在数世纪前即已如此。这些学者欲摒除的并不是希腊学者（培根有时也了解），亚里士多德便经常运用、赞赏归纳法和实验法，他们摒除的是使之变形的阿拉伯及经院学派的“不够水准的哲学家”。培根本人推翻的对象是从古代玄学里演绎出中古信条的错误想法。无论如何，他有助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从其过分固步于尊敬古代的境界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第一位强调知识是通达权力的途径，罗杰·培根曾经如此强调过，坎普尼拉也以培根式的简洁说法称：“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或许，政治家容易过度强调科学的功利目的，但他承认“纯粹”科学的价值，若与“轻渺”的“实用”科学的价值相比——就像与“水果”彼此不同一般。他力陈目的的研究与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他认为若人类发明的动机不变，则一个世纪之后，发明的新物品留给人类的问题远较发明能解决的问题严重。他或许已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松弛，因知识的增进超出人格的训练造成的深渊。

究竟这些演绎法留给后代什么？弗朗西斯·培根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最富影响力的智者。当然，莎士比亚在想象力与文学艺术方面远超过他，但培根的心灵声音蔓延整个宇宙，像探照灯似的以奇异的眼光凝视并窥探地面的每个角落与秘密的地方。所有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振奋的狂热，哥伦布航行入一个新大陆时的兴奋与骄傲感，他都具备。听听这位知更鸟（Cock Robin）愉快的呼喊，他宣布黎明即将来到：

如此，我已经推论这部分的知识是论及“公民知识”，从“公民知识”推论出“人类哲学”，从“人类哲学”再推论出“总体哲学”。目前正是某一程度的停顿，就一个人能从自我著作中检视自己而论，回溯我完成的这些著作对于我而言，并不比音乐家在调整其乐器时发出的噪音好听。这些噪音是人不喜欢听的，但也正是为何以后的音乐更为甜美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已经满足于调整诗人的工具，使他们能以更巧妙的双手来演奏它。我将这个时代的各种情形陈列在我面前时，我可以确定：学术界及时代的特质已开始形成第三个周期；这个时代智者的杰出与活力；借着古代著作的结晶，使我们有很大的助益与见解；印刷的技术使书籍与拥有所有财富的人类得以互相沟通；航海使世界门户为之洞开，揭露了实验的多重性与自然历史的广大层面……我除了做这种说服，此外无能为力。这第三个时代将远超过希腊和罗马的知识成就……至于我的作品——如果我有，假若有人随其自己或他人之意来谴责这些作品，他们将会向古老知识移动，耐心地追求（假如你愿意，揍我吧！但要听我的话），让人们来谴责它们，这样他们就会观察、衡量它们。

由于他表明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尚情感——由知识的扩张而改善生活——后代的子孙将会记得他是一个活的里程碑。科学家们不是因为他提供的方法，而是受其精神的鼓舞与振奋。有数世纪之久，人们的心灵被限制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或囿于他们自己的希望织成的网中，一旦解脱，对于一位热爱事实、喜欢寻根究底及热衷于怀疑的诗句，却处于无知、迷信及恐惧的深渊中的人而言，这是多么新鲜啊！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像多恩，认为这个世界是颓废的，急速地走向衰颓、破灭的末路。培根却宣称那时代是个充满向上的奔放活跃的年轻世界。

最初人们并不听信他的言语，因此，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地，他们宁愿在宗教上彼此竞争，而不愿做武力上的裁决。愤怒平息时，那些不受既成事实束缚的人，他们依照培根的要旨自己组织起来，以扩大不是基于人数而是超越人类生活的条件与困难的人类社会。1660年，英国人为了增进对自然知识的探索，设立了伦敦皇家学会，这也是弗朗西斯·培根的荣耀与灵感的感召，而且在其《新大西岛》中，一再提到的所罗门议院，大体也是针对这个目标。莱布尼茨称培根为使哲学再生的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致力于1751年举世轰动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工作，他们后来便决定将它奉献给弗朗西斯·培根。在计划书中，狄德罗（Diderot）说：“如果我们成功了，将归功于大法官培根，他曾建议创作科学和艺术的‘通典’（Universal Dictionary），这位杰出的天才，虽在一时间内无法将他所知的全部写出来，却写出有必要知道的那一部分。”阿姆贝特（Alembert）以狂热的语气称培根是“哲学家中最伟大、最受欢迎和最有口才的人”。“启蒙时代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其议会却以国家的经费出版了培根的一些著作。”英国思想界，从霍布斯到斯宾塞的路程与事业——除伯克利、休谟和英国的黑格尔学派外——都追随培根的路线。他的趋势是接受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永恒世界，给予霍布斯唯物主义的动力；他强调归纳方法刺激洛克产生一个经验主义的心理学，而使其对心灵的研究脱离灵魂的形而上学；他与爱尔维修（Helvétius）哲学共同强调的“货品”与“果实”，而导引边沁（Bentham）认同“有用”和“善”。培根的精神为英国工业革命做了铺路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将培根置于理性时代的先驱地位，他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一样，是理性的崇拜者。他不相信所有未经过实际经验检查过的认知及受欲望玷污的结论。“人类的知识能力并不是洁白的，有时受到意愿与情感的混入。如此，从事研究的科学可以被称为‘科学即人所欲’。因为一个人会更急切地相信他所意愿的，一定是真实的。”培根指出：“理性是由种种事实中引析出来的……从实验与理性两种技巧的密切、完美的结合中……可以企求发现它。”

他并不像18世纪的哲学家们，置理性为宗教的敌人，或以理性来取代宗教，他在哲学与生活领域中，替他们两者安排各自的范畴。但是，他拒绝依赖传统与威权，他要求利用理性与自然的解释来替代情感的想象、超自然的干涉和流行的神话。他替所有的科学树立自己的旗帜，起草以后数世纪以来最热切的思维。不论他愿意与否，他揭示的事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组织，知识的普遍扩张与播散——促使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为其生存而与科学和哲学扩张对抗。

第八章

大革命
（1625—1649）

变迁中的经济

封建制度是农业的组织与依附，西欧的君主专制是封建制度的组织与顶峰，这两者由于其深植于土地和地主的经济组织而密切结合。在英国，两种经济的发展，切断了这种封建的根源。一是“绅士”的成长，小有财产而无贵族名衔，这些人就土地而言，介于有头衔的贵族和自耕农之间。他们周旋于国王、法庭和封建思维的惯性之下，以钱购买或占取平民院的席位，渴望一个屈服于他们的国会和屈服于国会的政府。二是中产阶级财产的扩张——银行家、商人、手工艺者、律师、医生——和中产阶级要求的与经济力量相对应的政治权力。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并无共同利益存在，他们只在尝试牵制地主望族、谄上骄下的法庭及一个世代相传的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之源的国王。

年复一年，英国的经济基础已由静态的土地转变成可流通的金钱。1540年以前，兴建一座铜矿工厂需要等于300美元的资金（以1958年美国的货币价来衡量），1620年，便需12.5万美元。约165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大量的资本，在约克郡地区的明矾工厂、达特福的造纸工厂，布伦德利的大炮铸造厂及无数埋藏于地下的矿场，需挖出更多的煤、铜、锡、铁和铅矿。1550年，只有少数几个英国矿场年产量超过300吨；1640年，便有数个矿区能每年出产2万吨。技工们使用的金属，依赖于采矿和集中于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冶金工业中。纺织工厂为了供应货品，雇用500至1000名工人，编织工人与裁缝则散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数千家庭里。农业在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改变中，也占有一席之位：资本家们大量购买并围起广阔的土地建立牧场，以供给城市肉类及国内外工厂所需的羊毛。于是，英国的对外贸易在1610年至1640年间增长了10倍之多。

在英国人的记忆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并非极为悬殊。“工人的劳务报酬在17世纪上半叶陷于最恶劣的状况，因为食物的价格上涨，而工资并无增加。”以100为基数，1380年英国木匠实际工资约为300，1480年约370，在伊丽莎白时代约200，查理一世时只有120——是400年中最低的待遇。1634年，失业人数很多，以致查理强令拆毁新建的机械锯木厂，因为它使许多锯木者失业。与法国的战争使税捐增高，法国内战减少了出口贸易，1629年至1630年的粮食歉收使物价波动而面临饥荒的边缘，膨胀的经济造成不景气（1629—1632年、1638年）。所有这些因素，配合了宗教迫害而驱使许多英国家庭迁居美洲，加上英国卷入内战，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阶级战争逐渐演变成地域与道德的冲突。北方是农业经济，大多数为秘密的天主教徒。伦敦与南方日益增长的工业区却信奉新教。新的工业阶级坚持独占事业与保护性的关税，要求自由经济，工资与价格应由劳力与货物供给决定，生产、分配、利润及财产不由封建领主或政府控制，商业财富，利益取偿，或财富的控制皆无瑕疵。贵族及其农夫仍坚持彼此义务与团体责任的旧封建观念，要求国家规定工资与价格，利用习惯与法律限制就业与利润分配等。贵族们抗议为了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新商业经济，瓦解了阶级关系与社会秩序。贵族（及绅士与政府）因通货膨胀影响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传统税、租税、税捐的价值而颇受威胁，他们以愤怒与蔑视的眼光注视着在行政上享受优势的律师与统御城市的商人。他们恐惧重商业的伦敦的力量，他们占全英国500万人口中的30万，有能力资助一支军队和一次革命。

宗教的坩埚（1624—1649）

新的国王崛起于古老的封建社会与土地的社会律典中，却沉沦于商人与清教徒弥漫的伦敦，他无法忍受宗教信仰的变化多端与剧烈冲突。每一种新意见都以讲道为借口直至其获得权力为止，因此，个人的判断权力与《圣经》的传播结合，助长了各教派的分歧。1641年，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29个教派。1646年，一本小册子列举了180个教派。除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外，还有很小的区别，新教分成英国国教、长老教会和清教徒，清教徒又分成梦想一个共和国的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及反对战争、暴力与誓言的教友派、千禧年派（Millenarians）——或第五君政（Fifth Monarchy Men）——这些人相信，耶稣不久将再度君临地球。唯信仰论者（Antinomians）主张上帝的选择是免除人类律法的痛苦，又有布朗分立派（Brownist Separatists）及希克派（Seekers）与循道宗初期的热心说教者（Ranters）。一位国会议员抱怨说：“商人们都建立讲坛，传播自己的信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圣经》的经文中披上经济或政治要求的外衣。”再洗礼派教徒认为只能对成人施行洗礼。浸信会教友在1606年自分离派教友脱离，并分成拒绝宿命的一般浸信会教友（General Baptists）与接受宿命论的特殊浸信会教友（Particular Baptists）两大派（1633年）。

派别的复杂性及他们激烈的论争，导致少数人怀疑基督教的所有形式。1622年，福瑟比（Fotherby）主教哀叹说：“《圣经》已丧失其威权性，被认为仅适于无知与白痴。”1646年，詹姆士·克兰福德（James Cranford）牧师谈到一批群众“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变成怀疑主义……或无神论，不相信任何事情”。1646年，一本名为《地狱逃出樊笼：这个时代弥漫的各种错误、异端，对上帝或神祇的亵渎言论及行为的目录》（Hell Broke Loose：A Catalogue of the Many Spreading Errors，Heresies and Blasphemies of These Times）的小册子，引述了一个异教徒的意见：“《圣经》是真实版本（可信的内容）或不是……它只不过是个高尚制品（人写的），并不能显露一个神圣的上帝。”另一个异端则宣称：“正确的理性是信仰的原则，而且……我们相信《圣经》，三位一体的教义，耶稣为人性与神性的结合，复活，迄今为止，它们符合理性，仅此而已。”多数的怀疑者皆否认地狱与基督的神性。数目日益增加的思想家们，被称为自然神教者，建议基督徒应将他们的信仰限于神和不朽，而达成怀疑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妥协。着重于推论真理的切伯里的哈柏特爵士爱德华，在《论真理》（De Veritate，1624年）对这折中的论调提出哲学上的陈述。哈柏特说：真理是独立于《圣经》外，而且不能由教会或任何其他权威公布。真理的最好试验是普遍的同意。因此，最聪明的宗教仍是循“自然的”，而不是一个接受神启的宗教，宗教本身自限于能以不同的教义表示而为一般人接受的教条中：有一个最高的上帝，他只被纯真的生命崇拜，不论今生或来生，善行将有报酬，恶行将受惩罚。艾布雷说哈柏特在拒绝圣餐后，“平静地去世了”。

国会对天主教远较对异端苦恼。1634年，英国的天主教徒约占人口的1/4，无视所有法律与危险，仍旧约有335位耶稣会教士。卓越的贵族们接受旧信仰。巴尔的摩（Baltimore）的贵族乔治·卡尔沃特（George Calvert）在1625年宣布改宗。1632年，查理颁给他特许状，建立日后的马里兰（Maryland）殖民地。天主教的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1633年派遣一位大使赴罗马替英国子民请求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信奉国教的国王答应若乌尔班八世支持查理外交上的婚姻计划，便准许设置一位主教（1634年），但为教皇拒绝。天主教徒呼吁宗教容忍，但国会——忆及天主教的不容忍、“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与“火药阴谋案”，加上不愿冒险追究新教徒是否有权获得曾属于天主教徒的财产——进而要求全面宽施反天主教的法律。一种强烈的“不要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的情感，滋生于绅士和中产阶级中，反对天主教教士流入英国及英国国教与天主教仪式及思想日趋相近。

英国国教充分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保护。国教的教条与崇拜皆是合法的强迫，甚至1628年“第三十九条款”成为英国的法律。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宣称自基督使徒以来由主教的牢不可破的神权递嬗（the Apostolic Succession），而否认长老教会和清教主张的，除主教外的其他人也能正式任命教士的说法。在这个时代的许多英国国教牧师都是博学和心地善良的人。詹姆士·厄谢尔（James Ussher），亚尔马的大主教，便是一位真诚的学者，虽然他著名的计算（1650年的著作《旧约编年史》）称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创造了世界——这种记载的错误，却出现“权威译本”，而成为半官方的记载。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是英国驻荷兰大使的私人牧师，谈到怀疑、理性和宽容时说：

领导我们获得任何知识的方法……都只有两种：一是经验，二是推理。他们告诉你相信什么、做什么，他们不告诉你为什么……智慧的最主要力量与能力是不容易相信的……那些我们推崇的古风，他们最初又是什么？他们是否有误？时间无法使他们更为真实。时代的细节……仅是不相干的……它并非意见的分歧，而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推论——那些认为人都会自满于与自己意见相同的想法——这对教会多么不方便。我们不准备指责彼此意见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在心里合一……两件事可以造成完全相同的基督徒——真实的信仰与诚信的言语（行为）。首先，虽然这似乎较有价值，给予我们基督徒之名；而其次，最终，将证明其纯真……人并没有差别……即使他是一个异教徒与偶像崇拜者，基督徒的感情也能加在他身上。

海尔斯的慷慨说法并未获得一些“偶像崇拜者”的回报。一位耶稣会修士于1630年，以爱德华·诺特（Edward Knott）为笔名，撰写短篇文章《误施仁慈》（Charity Mistaken），主张没有任何新教徒能得救，绝无例外。威廉·奇林沃思（William Chillingworth）抚慰了被谴责的新教徒，他的《新教是得救的安全之道》（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a Safe Way to Salvation，1637年）一书是当时著名的神学论著。奇林沃思知悉两派的看法，他转改天主教，又回到新教。克拉伦登（Clarendon）说：“他沾染了怀疑的习性，逐渐对任何事皆无信心，至少，对宗教的最伟大的奥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在这些加罗林时代（指英王查理一世与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国教徒中最富辩才的是杰洛米·泰勒（Jeremy Taylor）。他的讲道是值得一读的，而且较波舒哀（Bossuet）的讲道更为感人，甚至一位法国人也被它们鼓动。泰勒是一位热心的保皇党（Royalist），是查理一世军队中的随军牧师。长老教会与清教徒控制国会时，虐待一向不能容忍的英国国教徒，而使人无法忍受，他便于1646年写了《预言的自由》（The Liberty of Prophesying），大胆地呼吁容忍：任何一位接受使徒信条的基督徒在教会的友善气氛下，应被接纳，若非天主教徒坚持教皇的权威超过英格兰及英王， 他们应是自由的。内战期间，泰勒被国会党逮捕并监禁，复辟后，他被提升入主教团里，之后，他对容忍的热心趋于冷淡。

那时，在国教派占优势的地区，天主教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威廉·洛德（William Laud）是一位有抱负的人，天生即有治人的欲望，性情严厉、固执。他像一位好教士，认为统一宗教信仰是一个成功政府不可或缺的，复杂的礼仪正是沉静与有效信仰必需的。他痛心于长老教会与清教，建议取消教会服务的规定、美化祭坛、讲道坛与盛圣水的洗礼盆，举行仪式时恢复画十字，并恢复祭司的白法衣等。他命令将圣餐桌安置在教堂东面尽头的栏杆后面，以前，此桌置于圣坛所的中央（该处有时用作帽摊）。这种改变正是恢复伊丽莎白时的习惯与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喜爱简洁的清教徒而言，这正表示对天主教热诚的减少及教士和会众阶级分立的复苏。洛德似乎已经感觉到，天主教会以礼仪及赋予教士一个神圣气氛来环绕宗教是正确的，罗马教会很重视他的观点，甚至加给他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但这项建议似乎使清教徒对他更加反感，他们称他是反基督者的先驱。查理在1633年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及财政部委员，另一个大主教便是苏格兰的大法官。人民抱怨教士们重返政界，就像中古教会的全盛时代一样。

在兰贝斯宫，这位新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再度塑造英国国教的仪式与道德。他将最高委员会——由伊丽莎白设立的司法机关，转为宗教性并抽税，对被确定为通奸罪者处以罚款，而被处罚金者后来发现，他们的钱都被拿去修补颓毁的圣保罗大教堂及在礼拜堂中驱散律师、小贩与闲散人士等时，颇有微词，于是洛德给自己树立了几百个新敌人。拒绝新宗教仪式的教士们皆被削去薪俸，因此，凡一再指责他的作为或质疑基督教义，或反对主教制度的作家或演说家，均被除籍，或锁以镣械，或可能被割下耳朵。

从洛德政权下残忍的处罚，便可猜知他的命运。1628年，在他的逼迫下，一名清教徒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在星室法院前承认自己是一本书的作者，此书指控主教制度是反基督的、邪恶的。莱顿被加上铁镣脚铐后，单独囚禁，在没有暖气的小室内关押15周之久。1633年，卢多伊克·波耶（Ludowyc Bowyer）被控诉在心理上是天主教徒而交给洛德，因而被罚款、烙印、切断手足，被判无期徒刑。威廉·布赖恩（William Prynne）是清教徒的鼓吹者，在《来自易普威治的消息》（News from Ipswich，1636年）一文中，谴责洛德的主教制度是教皇与恶魔的仆役，并建议吊死这些主教。他的面颊都被烙印，耳朵被割落，并被监禁到1640年长期国会释放他为止。一位妇女，坚持以星期六为安息日，也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

洛德的首号敌人清教徒，也同意他的不容忍。他们认为这是从基督与《圣经》的神圣渊源得来的合理结论，任何一个反对信仰的人，必是罪人或傻子，社会应对那些随宗教教义而来的责难加以辩护。长老教会在1648年请求国会制定法律，以对那些继续替天主教、亚美尼教派、浸信教会或贵格会传教的人处以无期徒刑，对那些否认三位一体或耶稣是神性与人性的联合之说的人，处以死刑。不过，克伦威尔的独立派便对那些接受基督的基本信条者给予容忍，但他们排斥天主教、唯一神教派与教长政治的辩护者。

在清教中派系如此繁多，所以很难掌握所有不同的派系。其中多数坚持极严格的加尔文主义、个人的政治自由、争取集会的权利、不受主教团的监督而能讨论自己的事务，并不拘于礼仪及平等地做礼拜，从宗教艺术的迷乱中解脱。他们在神学方面与长老教会持相同观点，关于主教权力的运作，他们则拒绝长老制度。他们坚持《圣经》的文义解释，谴责虚伪的理性能判断神启的真理。他们对《旧约》与《新约》同样尊敬；他们引用犹太人的观念，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以《旧约》中受尊敬的人及英雄之名做子女的教名；他们对上帝的想法是认为他是严厉的耶和华，附加加尔文主义的看法，认为大多数人都是“遭天谴之人”，经过残酷无情的神以其独断意志，让人在未出生前即已注定要遭受永无止境的地狱之灾；而且，他们认为少数“被拯救”者之所以被救，并非因为有良善的工作，而是因为上帝神圣的恩典。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能直接与上帝交谈，一些人认为自己该死，沿街呻吟着，以预期自己的祸患，认为上帝的霹雳怒喝似乎经常悬挂在人类头上。

这种自我惩罚的恐怖，使“快乐的英国”几乎消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伊丽莎白时代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反而产生出一种罪恶感，惧怕神明的报复，视这些欢愉是撒旦的诡计及对上帝的挑战。布赖恩因而宣称所有人都是“猥亵的”，都是上下来回疾动的“淫乱”。对于大多数清教徒而言，音乐、彩色玻璃、宗教的想象、白色法衣、神圣化的教士，是直接与上帝交感的障碍。他们学习《圣经》的态度是勤勉的，几乎在文章的每一章节、每一次谈话中都引用《圣经》上的文句。有些信仰过分热心的人甚至在他们的衣饰上也绣上了《圣经》的内容，尤其是虔诚地加上“真实地”或“是，真实地”以证明其诚。善良的清教徒拒绝使用化妆品，并不得烫发以免被视为虚荣。他们赢得“圆颅”（Roundheads）的绰号，因为他们将头发剪短紧贴头皮之故。他们宣称戏院是散布流言的地方，对粗俗之人的蹂躏是野蛮的，当时的道德是异端的。他们谴责宴会的饮酒作乐以及五月柱节中的一连串集会、玩纸牌等。他们禁止安息日的所有游戏，认为该日是上帝所保留的日子，不再享有异教徒命名的星期日。他们——包括弥尔顿在内——查理一世和洛德重新公布詹姆士一世的法律时，愤怒地大叫，于1633年发表了“运动宣言”（Declaration of Sports），制裁在星期天的祈祷后做游戏的人。清教徒延长他们的严守安息——替忧郁的星期天辩护——到圣诞节。他们不赞同那种以欢愉、舞蹈、游戏来庆祝基督诞生的时尚。他们直接将许多圣诞节的习俗归之于异教徒。他们要求圣诞节应是斋戒和赎罪的神圣日子。1644年，他们战胜了国会，以法律方式加深了这些观点。

新教比天主教强调讲道，清教徒又将其强化，甚至超过新教的习惯。对讲道的渴望折磨着一些人的心，诺威奇的市长专程到伦敦听取更多的讲道。一位绸缎绒呢商从集会中离去，因为每星期日一次讲道。特别的“演讲”兴起，以缓和这种渴望。为弥补这种饥渴现象，俗人被教区牧师请去在星期日讲道，以补充正规牧师的不足。许多清教的传教士很严厉地执行任务，他们描述地狱的恐怖，指名道姓地公开谴责某些人为罪人。有一位指出醉汉的名字，并在谈及妓女时，特以一位教区居民的妻子做例子。另一位告诉他的旁听者说，若通奸、诅咒、欺骗与破坏安息日可以带人上天堂，那么所有的教区居民都会得救了。清教的教士们觉得规定人民的行为、衣着、学习和娱乐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禁止遵守由异教习惯或天主教教会设立的节日，如此每年增加了50个工作日。整个清教徒的伦理观就是要求尽其本分，而且对勇敢、自强、谨慎、节俭和工作都有严格的训示，这是与中产阶级相符合的伦理道德。它造就了勤勉的工作，并对商业和私人财产做了宗教上的认可。贫穷是罪，财富不是罪，这显示了上帝的仁慈。

在政治上，清教徒渴望一个民主的神权政治，在那个国度里，人们仅有道德与宗教上的不同，此外皆无差别；除基督外无统治者，除《圣经》外无法律。他们怨恨支持英国国教教会的重税，他们中的商人感觉自己深受奢侈而优越的国教教会的榨取。有一位小册子的作者说：“国家贸易的一部分，在这种教长政治下被吞蚀了。”清教徒为财富辩护，但唾弃贵族的奢靡。他们过分严守道德，如同后世的运用自由一样，但或许他们不人道的律典是纠正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松弛道德所必需的。他们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些极强烈的人物——克伦威尔与弥尔顿及那些征服美洲荒野的人士。他们卫护并传递给我们议会政府与陪审团审判的范例。对于他们而言，在某些方面英格兰欠缺不列颠人具有的冷静，欠缺不列颠大家庭应有的稳定和英国人公开生活的整合性。

清教徒与剧院

清教徒的初次胜利是他们与戏院对抗的成功。每一件事情都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选民”与“堕落”的神学，他们严厉的道德律，他们庄严的情绪与《圣经》的话语等——在充满浪漫和不可宽恕的时代，是一件可笑的事。1629年出现罪恶的极致：一位法国女演员在布莱克法尔斯戏院表演时，大胆地用一位男孩来替代女性担任的角色，结果遭到被掷苹果与臭蛋的噩运。

新戏剧家可能使清教派感到满意，因为虽然他们偶尔卑屈以猥亵的手法来征服低级趣味的观众，大体上他们仍是绅士。马辛格的《清偿旧债的新方法》（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1625年）讽刺的对象，不是拘泥的美德，而是独占性的贪婪。其中并无火爆的诗，也没有令人激赏的机智，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无耻的敲诈者在最后情节里获得正义，而五幕戏中没有娼妓的穿插。约翰·福特以《遗憾她是一个娼妓》为剧名钓取观众，但这和《破碎的心》（The Broken Heart，1633年）都保持适当的水准。

清教徒在他们大胆的领导者布赖恩于1632年出版其《演员的惩罚》（Histriomastix）一书后，便开始对戏院大肆攻击。布赖恩是一位律师，除了公平无私别无要求，他曾经替一位原告提出多达1000页的摘要。他引用《圣经》，教会的教士，甚至还引用异端哲学家的言论，证明戏剧是撒旦发明的，而且是以崇拜恶魔的形式，多数的剧本是亵渎神明、淫猥的，充满了好色欲念、淫荡的表情、引起色欲的音乐、歌曲及舞蹈；所有的舞蹈都是过分的，每一步都是迈向地狱的一步；大部分演员都是亵渎神明与无神论的大罪人。“上帝的教会，不是剧场，是唯一的‘适当’的学校，《圣经》、讲道与虔诚和忠诚的书籍……是唯一的教训。”这才适合于基督徒。而如果他们需要消遣：“他们观察太阳、月亮、行星、星星，所有宇宙受造物的变化，都能取悦他们的眼睛。他们有小鸟的歌声……来愉悦双耳。以一切草木花朵、新鲜水果等做成的无与伦比的芬芳香料，使鼻子感觉清新。一切食物的可口，果园、河流、花园、池塘、森林的欢愉……都能供给他们欢乐，及神赐予他们的朋友、亲戚、丈夫、妻子、儿女、财富的安慰和永恒的祝福。”

论述是博学而又雄辩的，但文中称所有的女演员都是娼妓。当时王后正从法国引入一批女演员，而且自己也在宫中的蒙面戏剧里担任角色。亨丽埃塔·玛丽亚开始采取攻势，同时，洛德以煽动性的诽谤罪名来控告布赖恩。作者立刻抗议说他并非蓄意诽谤王后，他为书中放纵的语句道歉。虽然如此，却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清教徒们永远记得，他被禁止从事律师职业，被罚5000英镑，并被判无期徒刑。他被铐上枷锁，双耳被割。在狱中，他发表《来自易普威治的消息》（1636年）一文，指责英国国教中的较高职位的教士是穷凶极恶的叛徒，是狼吞虎咽的恶狼，而且建议说：“这些主教们都应缢死。”他再度被铐上枷锁，残留的部分耳朵也被全部割除。他一直被关在狱中，直到1640年长期国会释放他。

1642年，国会下令关闭所有的英国戏院。这最初是战争措施，显然是要对“这些灾难的时代”加以限制，但这种强制力直到1656年仍具效力。伊丽莎白时代所长期栽培的戏剧事业远较英国任何时代所表现的戏剧更为伟大与辉煌，到此却宣告结束。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散文

在英国，至少有两个人在面对激昂的情况时，仍能保持平静与远大的眼光。约翰·赛尔登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因此人们常说：“赛尔登不知道的，便没人知道了。”像一位考古学家一样，他收集了诺曼大帝以前英国的国家档案记录，在1614年编纂了权威的著作《名人录》（Titles of Honor）；又以一位东方通的身份，研究多神教而享誉全欧洲，在1617年作了《辛达格马塔海湾散记》；还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详细说明了希伯来的法律，并写了《提斯国史》（History of Tythes）一书，驳斥什一税神圣渊源的主张；作为国会议员，参加了弹劾白金汉和洛德的工作，起草了《权利请愿书》，因此也曾两度入狱。他以非宗教人士代表身份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观看驴子们的战争”，请求缓和宗教论争。他死后，他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由其秘书记载，顿时成为英国的古典文学名作。我们是否应当举个例子？——

与异教徒谈论是一件白费心思的事，因为一个人能想的，不会不同于他所想的。在早期有许多意见，其中一些被某些君王欣赏……其余的便被斥为异端……没有一个人在他所学的事上是聪明的……但机智（才智）和智慧是与生俱来的……聪明人在危险的时候不置一词。一只狮子……叫羊来，问羊是否可以嗅到他的呼吸？羊说可以。他就把羊当傻子似的一口咬掉头。他叫狼来，问狼。狼说不可以，他将狼当作谄媚者，将它撕成碎片。最后他叫狐狸来，问它，为什么（狐狸说），它得了感冒，无法使用嗅觉。

托马斯·布朗是一只狐狸，1605年出生于伦敦，在温切斯特、牛津、蒙彼利埃、帕多瓦、莱登等地接受教育，学习艺术、科学和历史。他在诺维奇行医。他以著述来升华他的工作，《医术》（Rligio Medici）一书动人地隐藏了他的神学（1642年），是英国散文界的里程碑之一。这是英国的蒙田，十分古怪而富有幻想力、起伏不定而变化多端。他将其怀疑主义臣服于国教中爱好理性及坦诚的信仰，文中充塞着古典的暗示与引述，但喜欢言词的艺术与音乐，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写作。

他受的教育使他倾向于怀疑派，他最冗长的著作是1646年出版的《异端百科书》（Pseudodoxia Epidemica），说明并谴责当时欧洲数百种“错误思想”——红宝石在黑暗中也会发亮，大象无关节，凤凰能从其灰烬中复生，蜥蜴能生活在火中，独角兽只有一只角，天鹅在垂死时歌唱，禁果是一个苹果，“卑鄙的人撒尿并以这种方法扩散他的毒气”。但是，他像每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偶像。他接受天使、恶魔、手相术与巫术，在1664年他参与谴责两个被视为巫婆的妇女，她们不久即自缢，以抗议自己的无罪。他天生对女人没有兴趣，认为性是荒谬的：

我从未结过婚，我赞赏那些独身者的意见……如果人能像树木一样，无须两性结合就能生育，或者不以这种烦琐和粗俗的结合方式而能不朽于世，我就感到满足，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其一生中所做的最愚蠢之事；当他考虑到他做的是一件多么奇怪与无价值的荒唐事情，那么就没有什么事能影响他冷静的想象力了。

至于他名义上的宗教身份，他很抱歉地自称是基督徒：

关于我的宗教，虽然有某些现象能说服这个世界的人相信它，但我没有被它说服（由于我的职业引起的反感，我修习的自然科学，我对宗教事务的冷漠行为与讨论，并非我强烈地防卫某一观点，也非我以粗俗的热情和意图反对另外的观点）。虽然如此，关于这点，我无须僭越，我是一个高贵的基督徒。我拥有这个头衔，不仅因为受浸，我所受的教育及我的出生地……而是因我的年长成人，我坚定的判断力了解、检查这一切。

他认为世界的奇迹与秩序揭示了神圣的心灵——“自然是上帝的艺术作品”。他坦承能容纳一些异端，却怀疑《圣经》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明，但现在他感觉需要一个已建立的宗教来引导迷惑与迷惘的人。他哀痛异教徒的空虚，这些异教徒们以其热诚无误的信仰来扰乱社会秩序。清教徒是不会做此尝试的。在内战期间，他默默地效忠查理一世，后来查理二世为报答其劳苦而封他爵位。

在他的晚年，诺福克的一些古老而阴森的古墓使他对死亡沉思，他将其思想记载在《瓮葬》（Urne-Buriall，1658年）中，这是英国散文漫谈的杰作。他认为火葬是想从这个世界中解脱的最无效的方法。“生命是一团火焰，我们活着，是因为在我们体内，有一个看不见的太阳。”但我们可鄙地匆忙将它熄灭。“一代代地逝去，而树木犹存，古老家族的延续不超过3棵橡树的寿命。”在“这时间的背景里”，世界本身可能已经接近末日。我们对不朽的期望使我们对抗这短暂的时光，这是一个使我们感觉自己不朽的宝贵支柱——但也是一件憾事，由于地狱的观念使我们必然受恐吓而走入善行。天堂不是一个“高贵的空间”，而是“在这可感觉得到的世界之内”，存在于心理的满足与平静的状态。那么，从异端的边缘急遽回头，他在《雷利吉奥》（Religio）一书的结尾，对上帝做了一个最虔诚的祷告：

上帝佑我！祈我此生安心恬淡、抑控情欲、敬慕你并友爱密友，如此我将喜乐而足以怜悯纵欲的恺撒。哦，主啊！这是我最正当的希冀的小愿望，是尘世中我胆敢要求的快乐；而对你，则凡事顺服，永无限度。引领我，根据你的意愿与睿智。顺服你的旨意，至死不渝。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诗

同一时期，有一小群诗人以爱情的押韵诗及音调谐美的虔敬言语，做悠闲的消遣。因为国王很喜欢他们，他们的诗也留传至今，历史称他们为“骑士诗人”（Cavalier Poets）。罗伯特·赫里克，这位本·琼森的学徒，曾经有段时期认为，只要手边有一杯酒，他便能写出一本诗集。他写完诗时，举杯向酒神祝贺。之后，他准备做一个教士。不久，他坠入情网，但发誓宁愿自己有许多位情妇，也不愿结婚，并劝告处女们当在青春时“采集其花蕾”。他的科琳娜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激励——

醒来，惭愧地，醒来吧，绮丽的清晨

披戴她的双翼，展现上帝赋予的

自然美善。看乌巴拉

新鲜线条的色彩遍布空中；

起来，酣睡的懒人，看

露珠使草木光灿……

来，让我们走，我们正值青春，

去做些无害的荒唐事！

我们迅将年老，死亡

在我们知道自己的自由之前……

之后，时光流逝，我们只有衰亡。

来，我的科琳娜，来，让我们去采五月花吧。

1648年，他出版了《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其中有许多淫荡的诗篇，甚至在道德松弛的时代，也需要加以删改，才能适合“每个人”（Everyman）。但生存是很现实的事，于是他离开了心爱的伦敦（1629年）——带着卡图卢斯——悲伤地到遥远的德文郡当教区牧师。不久他开始写《高贵的诗篇》（Pious Pieces），第一次为求赦免祈祷：

为那些我未受洗礼的诗，

在我放荡亵渎之时写的，

因每一句子，子句与字，

均未嵌入我主，

宽恕我，主啊，并从我书中

涂抹那不属于你的每一行。

1647年，清教徒剥夺他的圣俸。在共和时期，他度过阴郁难忍的饥饿日子。但复辟后，恢复了他教区牧师的职务和俸禄，84岁死于科琳娜的怀抱，似乎在记忆的薄暮中消失了。

托马斯·卡鲁却没有活这么长，但也将时光虚掷在情妇身上。他喜欢与费解迷人的女人饮酒作乐，疯狂地歌颂她们，如骑士般地轻蔑贞节。其他的诗人经常训斥他的放肆无忌。清教徒不能原谅查理一世封他为枢密院的绅士，也许国王已原谅了这些外在的行为。这一时期的诗，大都接受从法国输入的龙沙及七星诗社（The Pléiade）的高卢式技巧，使诗篇由于艺术及下流欲望而增色不少。

索克令爵士在33岁时便跻身诗人林中。他出生于1609年，18岁那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因此有钱远赴欧洲旅行（Grand Tour）。“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投戎于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麾下，被查理一世封为爵士。1632年，返回英国，由于他的一表人才、机智及丰厚的财产，成为宫中的宠儿。艾布雷曾说，他是“一位当代最风流的人物，最擅长滚木球游戏及纸牌。他的姐妹们……曾到滚木球场痛哭，害怕将失去她们的妆奁”。他发明过一种纸牌游戏。他终身未婚，却与“许多出身良好的妇女”维持关系。在某次舞会上，他送给妇女们丝袜当作小礼物，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他的剧本《阿格劳拉》（Aglaura）以豪华的布景推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荷包来支付。他筹组军队为君王而战，冒险拯救被监禁在伦敦塔的大臣斯特拉福特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失败后，他便逃亡欧陆。在那里，财产被没收，他于是服毒而死。

理查·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也在诗界和战争期间替国王效劳。他富有、潇洒，安东尼·伍德在牛津看到他时曾说：“他是我曾见过的最和蔼可亲而美丽的人。”1642年，他自肯特起程，率领一个代表团，请求长期国会（暂时由长老教会把持）恢复国教的仪式。由于这种大胆的正统派作风，他被监禁了49天。他的艾西亚（Althea）曾去安慰他，他为她写了一首不朽的诗：

当爱神展开他无拘双翼

翱翔于我的门内，

我圣洁的艾西亚

在铁栏窗外带来了慰语。

当我解开她的秀发

围住她的双眸，

鸟儿在空中飞翔

毫不知觉于这等自由……

石墙不能造就囚犯，

铁栏也不能限制监狱。

纯真安详的心灵

适足以成为一个隐居之所。

若我在爱中自由

则我灵也必自由，

天使们孤独地，翱翔天空，

享受这等自由。

1645年，他再度前赴战场，在给他未婚妻露西·萨谢弗雷尔（Lucy Sacheverell）《赴战场前给卢卡丝塔》（“To Lucasta，Going to the Wars”）的诗中，向她道歉：

不要告诉我，亲爱的，我太残酷从修道院内

发自你贞洁祥和的心中

到我所去的战争之地告诉我……

而这种变幻无常

也应为你所尊崇；

我不能更深爱你，亲爱的，

因爱你而更不忠于我的国家。

因错误的报道说他已丧生战场，卢卡丝塔（仁慈的露西）便与另一位求婚者结婚。他失去了心爱的人，复因保皇党的关系而被没收财产。洛夫莱斯落魄了，须仰赖友人的接济。当年身着金缎银裘的他，如今衣衫褴褛地居住在贫民窟。1658年，他死于肺病，享年40岁。

他或许曾学过埃德蒙·瓦勒（Edmund Waller）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瓦勒在“大革命”时期在敌对的双方活跃了60年之久，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瓦勒远较弥尔顿活得更久，81岁时寿终正寝（1687年）。他16岁时便进国会，23岁发疯，康复后，25岁时与伦敦一位已继承财产的女士结婚。3年后她便逝世。不久，他以改变自古诗的清新的诗句，向多罗西·西德尼（Dorothy Sidney）求婚。

去吧，可爱的玫瑰！

告诉她，那将浪费她和我的时光，

如今她已知晓，

当我将她与你相比，

何等甜美可人的姑娘。

告诉她，仍年轻，

当避免优雅的流逝，

你可有源泉

在沙漠之中，那里无人居住，

你必将落落寡合地死亡。

而死亡……

一切稀有之物的共同命运

她将由你处读知；

他们共享的奇妙甜蜜与温馨

是时光中多么微渺的刹那！

另一位年轻的诗人也进入诗坛。克拉肖并非出于肉欲，而是因宗教的热忱而燃烧一团烈火。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经常写一些短篇文章反对天主教，并常灌输其子对教皇的恐惧感。然而，克拉肖成了天主教徒。1644年，因为他支持国王而被逐出剑桥，他从英国逃到巴黎。在那里，他以上帝的异象来安慰自己的贫穷。西班牙的神秘主义启示他强烈的宗教感及为宗教献身，站在圣特蕾莎神像前，他羡慕基督的镖能贯穿她的心灵，并请求她收他做她的门徒：

在最后吻别的完美国度里，

掳走了你部分的灵魂，烙上他的标志；

你的天国是在于他

（六翼天使的美丽姐妹）。

他所拥有的，我们可由你见之，

在我却无有丝毫。

让我认知你的生活，

我的一切生活将逝去。

这些诗与其他的诗，收集在1646年的著作《通向神殿的足迹》（Steps to the Temple）中公之于世，成为一本虔诚的狂喜和诗人的自满的模糊混合物。由他和后来与他相似的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我们可以发觉并非所有英国人在这段兴奋的日子里都分成清教徒与骑士党派。相反，在诗与神学界的愤怒战争中，有些智者发现宗教不在宏伟的神龛里，也不在催眠的仪式或恐怖的教条与骄傲的选举中，而存在于迷惑丧志的心灵与仁慈宽容的上帝之间坦率信任的交流之中。

查理一世与国会的抗衡（1625—1629）

现在，整个英国人民都准备起来反抗这位悲惨的国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和统治者？在风暴使这位心地仁慈的国王变得乖戾以前，他确实是一位知理的好人——在家是可爱的孩子、少见的忠实丈夫、忠诚的朋友和深受孩子崇拜的父亲。他自出生即与先天的衰弱体质挣扎，直到7岁时仍不能走路。他利用坚毅百忍的心情追求激烈的运动以克服这个缺陷，直到成年时他才能与好友们一起骑马或打猎。他有口吃，10岁时仍不能流畅地谈话！他的父亲认为必须为其子的舌头动手术。查理的情形逐渐好转，但是，终其一生，说话仍结结巴巴，须慢条斯理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其深孚众望的兄弟亨利王子死时，他成为法定继承人。查理因而被怀疑是害死亨利的同谋，这项指控并不公正，一直给王子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他宁愿独自埋头勤学，也不愿在其父的宫廷中饮酒作乐。他精通数学、音乐、神学，也懂希腊文与拉丁文，能说法语、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他喜好艺术，珍爱并扩大其兄弟遗留下来的藏品，不久便成为一个有鉴别力的收藏者，也是艺术家、诗人与音乐家们的慷慨资助人。他邀请意大利画家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到皇宫，又邀请鲁本斯（Rubens）、凡·戴克与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等人。哈尔斯婉拒，以特使身份到英国。但举世皆知查理是一位骄傲而潇洒的国王，留着凡·戴克型的胡子，让凡·戴克再三替他绘像。凡·戴克的学生威廉·杜布森（William Dobson）继续替皇家的绘像理想化。

查理的出身及其婚姻是促使他毁灭的重大因素。他继承乃父王室绝对特权的观念，以其权力制定、执行法律，其统治凌驾国会之上，藐视国会制定的法律。这种观点，从先例看来，似乎很正确，在法国与西班牙被视为当然，何况查理还受白金汉公爵与母后的支持。亨丽埃塔·玛丽亚当年在法国宫廷深受黎塞留的影响：当时黎塞留正教导其兄弟路易十三。她来到英国时仍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她婚礼的车队中带着教士。她眼见英国天主教遭受的压迫而无能为力时，更坚定了信仰。她美丽、活泼和机智，并具有全套美第奇家族的政治手腕。无可避免地，她敦促她热心的丈夫减轻英国天主教徒的痛苦，也梦想改变国王的信仰。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如此一来，国王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来阻止他的孩子们被抚养成天主教徒。终于，他使他们忠实地依附英国国教。当然，他也明白英国是新教徒占优势，并十分敌视具有威胁性的教皇政治。

查理的第一次国会于1625年6月18日集会。贵族院共有100位贵族，包括贵族与主教；平民院有500位议员，其中约400位是清教徒。他们因不同形式的财政或政治阴谋被选为代表，因此并无民主伪装。或许这个国会的能力水准远较由成人投票选出的代表为高，如柯克、赛尔登、平姆、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爵士、温特沃思爵士及其他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平民院议员们持有财产的总数远超过贵族院贵族们拥有财富的3倍以上。平民院曾要求全面实行反天主教的法律，以表示他们的立场。国王却要求政府费用的拨款及对西班牙战争的费用。国会当时只允许给他14万英镑，这笔款项很明显是不够用的：仅就舰队本身而言，便须花费这个数目两倍的费用。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君主须由国会允许，在他们的统治期间，享有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现在，国会的法案只准许查理一年内享受这项权利，因为国会认为，以前的款项已在詹姆士的宫廷奢侈中浪费了，并抱怨道：“那些征税未得国会同意，因此今后每年召集国会一次，而且每年由国会来检核政府的开支。”查理对这些经济条款与其他意图大为愤怒，瘟疫威胁伦敦时，他很好地利用此次机会，于1625年8月12日解散国会。

现在，政府行政大权掌于白金汉手中。查理不仅从他父亲处继承这位和蔼可亲但轻率的公爵，而且与他一起长大、共同出游，形同好友，然而国王对其朋友的不智和惹出的祸患颇感烦恼。白金汉在获得国会支持的情形下，将詹姆士牵入与西班牙的战争。然而，国会此时拒绝支付这项战争费用，公爵只得自己组成一支舰队出航，准备捕获西班牙的战利品或攻打其港口，结果失败。其军队因未付薪而风纪败坏，到处抢夺，贿赂盛行，滨海城镇弥漫着失败主义。

资金的短缺使查理不得不自行签署召集第二次国会。在他这种迫切的需要下，反对党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民院警告他说，未得国会的准可，不得征收各种税捐。一度为白金汉公爵朋友的艾略特痛诋公爵是一位腐败的无能者，说他在每次战略或政策失败后，都比以前更富有。国会因而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白金汉。查理立刻谴责这项举动，说：“我不允许平民院审问我的仆役，何况他又是最接近我的人。”艾略特也劝导国会扣压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除非国王允许国会有权撤免部长。查理随即很愤怒地提醒国会，他能随时解散它。平民院即以正式弹劾白金汉表明立场，1626年5月8日控告白金汉叛国；并通知国王，除非完成这项工作，否则无法获得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国王于6月15日解散国会，部长责任的争执留待后世解决。

查理两度陷于贫穷，大量的王宫金银器皿出售。向全国征收“自由恩捐”，即给国王的礼物。收获却不够丰盛：英国人的金钱是支持国会的。查理未经国会同意，命令属下征收进出口税，并没收那些无法缴税的商人的货品。他命令各港口由舰队维持。他允许其属下强迫人民入军队服役。当时的英国与丹麦军队正在德国境内为新教徒而战，但被击溃。英国境内的丹麦盟军便要求承诺给付的补助金。查理无可奈何，只得命令强迫贷款——每位缴税者贷款给政府其土地价值的1%和私人财产总值的5%。许多富有的反抗者被下狱，贫穷的反抗者被充入陆军或海军服役。同时，英国商人在波尔多与拉罗契尔送货物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与黎塞留，支持他们作战，法国于1627年向英国宣战。白金汉率领一支舰队在拉罗契尔攻打法国，但失败了。贷款所得的20万英镑旋即被花光，查理再度陷于财政枯竭。于是，他召集了第三次国会。

1628年3月17日，国会集会，柯克、温特沃思、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都回来了，汉丁顿镇（Huntingdon Borough）首次选派了刚毅的乡绅克伦威尔出席国会。查理以国王的身份演说，坚决要求拨给基金，复以蛮横的口气说：“不要以这个把柄来作威胁，除了对我的大臣外，我不愿威胁任何人。”国会因而提议付给国王35万镑。但在投票通过之前，要求国王同意其提出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5月28日），致使在争夺国会至上的过程中，树立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里程碑：

致最伟大的国王陛下：

我们谦恭地向统治者国王表明……它已被宣布并制定成法律了……在爱德华一世时……即国王不得征收或分摊地租或其他额外负担……在未得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和其他共和国自由民同意之前……您的子民已继承这种自由，他们不得被迫承担任何税收，地租、额外负担或其他未得国会一致同意的任何指控。

请愿书继续抗议强迫性的贷款，以及被国王破坏的1215年《大宪章》（Magna Charta）中规定的人身保护状的权利与陪审团的审判程度。柯克说：“由这个（请愿书）我们可以知道国会的存亡。”查理含糊地同意，国会以拨款为由要求明确的答复，查理屈服了。伦敦感觉到此事的重要性了，数年来未闻的钟声又大肆摇响。

国会进一步要求国王将白金汉免职，为查理所拒。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是一位曾经受伤的士兵，负债累累，因愤怒其年金的久置不发，又遭一本小册子的辱骂，带了一把屠刀，从伦敦走了60英里路到普利茅斯以凶器刺入白金汉的胸部。白金汉于1628年8月23日死亡。其妻即将临盆，见到尸体时立即崩溃。费尔顿事后克制愤恨，觉得颇为懊悔，请求她的原谅。她原谅了他。费尔顿在未受痛楚刑罚的情况下被处死。

国会告诫国王说，继续征集进出口税即是破坏了《权利请愿书》。查理答称这项税捐并未包括于该文件中，国会鼓励商人拒绝支付此项征税。国会不顾国王宗教上的优越地位，重申宗教立法的权力，宣布一项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反对亚美尼教派的第三十九条款为英国的法律。建议这是属于国会自己的威权，在此基础上执行宗教的一致性，对天主教与亚美尼教派做同样的处罚。查理立刻命令国会休会。议长服从，离开其座椅。但国会拒绝休会，许多议员强迫议长返回座位。1629年3月2日，艾略特提议3项解决方案，对“天主教、亚美尼教派及其他与正统教会意见不同的教派”，企图或参与未得国会同意而聚敛进出口税，或任何人付给未经批准的税金，皆处以极刑。议长拒绝对这些动议交付投票表决，一位议员对其付之表决，平民院全体一致欢呼通过。之后，得知国王的军队集合并欲解散国会，国会自行休会解散。

3月5日，查理命令逮捕艾略特、赛尔登及其他7位被控煽动暴乱的国会议员。其中6位不久便被释放，3位被处以重罚金与长期监禁。艾略特于1632年死于伦敦塔，仅享年38岁。

查理的专制（1629—1640）

在11年无国会的情况下，英国度过了它最长的专制时期。现在，查理是一位自由的专制国王了。理论上，他要求的不比詹姆士、伊丽莎白与亨利八世来得多，但实际上很多，因为他们以前从未似现在这样，将国王特权扩展到足以毁灭的边缘。查理征收未经国会允许的税，强迫贷款，军队宿营于民房，肆意拘捕，否认犯人的人身保护权利与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政治上扩展星室法庭的专断与严厉，扩大宗教事务和审判宫廷最高委员会。查理的最基本错误是没有承认平民院代表们统领的财富远多于国王支配或忠实于国王者的财富，以及国会的力量势必相应地日益增长。

处在这种危机中，国家在未发生流血事件以前，经济与其父时期一样繁荣，因为查理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使英国置身于战事之外。此时，黎塞留竭尽其力使法国与德国成为野蛮的国家。这位困扰的国王尽其所能减轻财富的自然集中。1625年至1630年，他下令英格兰中部的五郡停止圈地，并对顽强抵抗的地主处以6000镑的罚金。他于1629年、1631年和1637年，提高了纺织工人的工资，吩咐王室法官执行物价控制，任命一个委员会保护工资与监督贫民救济事项。洛德警告雇主们不要“榨取贫民的膏血”，因而树立了许多新敌人。同时，政府却允许肥皂、盐、淀粉、啤酒、酒和皮革等专卖事业，并从中得利。政府维持煤的专卖，以一锅11先令买进，夏天时以17先令卖出，冬天则以19先令出售。这些专卖大大剥削了贫民，这段时期，2万名以上的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New England）。

查理辩解他必须寻找一些方法以支付政府的费用。1634年，他尝试了导引大灾祸的新税。濒海城市以往就有先例，为了回报海军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战争期间装备船只或贡献“船金”给政府以维持舰队。1635年，查理未引用先例，在和平时期向整个英国要求这种船金，宣称必须重建破烂的海军，作为紧急需要与保护英国商业不受海盗的侵袭。许多人抗拒新税。为了维护法律，汉普登拒绝支付。他立刻被控，但不久获得自由。他是白金汉郡人，一个十分富有的清教徒，未燃起反抗火把，是一位“相当冷静与严厉”的人。他有礼但固执，温和但富有领导力。

他的审判延误了很久，但终于在1637年11月被移送法庭。国王的律师引用船金征税的先例，主张国王在危难时期，不必等待国会集会，便有权征收财政补助金。汉普登的辩护律师回答说，现在并非紧急情况，有召集国会的充裕时间，况且该项税金破坏了国王接受的《权利请愿书》。法官投票的结果，以7对5票支持国王。然而，公共舆论支持汉普登，怀疑法官的不公正与偏向于皇室的立场。汉普登不久便被释放。查理直至1639年仍然聚敛船金，他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建立海军，终于在1652年击败了荷兰。

同时，他也将这个谬误扩及苏格兰地区。他与一位天主教徒结婚而使信奉长老教会的苏格兰人大为震惊，随后又扩张主教威权于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体系。1625年的《废弃法案》（Act of Revocation）取消了自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以来教会或国王的土地，而分配给苏格兰各家庭，半数以上的贵族大感惊慌。他任命5位主教与一位大主教约翰·斯波提斯渥德（John Spottiswoode）担任苏格兰的枢密院职掌，1635年又任命这些高级教士为大法官——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教籍人士被任命这一高职。又在令人恼怒的迟延后，于1633年赴苏格兰加冕，他允许主教们施行几乎全是天主教仪式的英国国教仪式——祭袍、蜡烛、祭坛、十字架，并决定他们的权利优于长老教。苏格兰的主教们草拟了一套宗教仪式的规律，因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校订与赞成，成为闻名的《洛德教规》（Laud’s Canons）。这份文件给国王全权处理宗教事务的管辖权，除国王请求外，禁止教士会议的召开，严格限制传教的权利须得主教的许可，接受这些教规的候选人，才能被任命为神职人员。查理批准这项教规，并命令他们向所有的苏格兰教会颁布。长老教会的教士们纷纷抗议，半数以上的改革因而被迫取消。他们还警告：查理准备使英国向罗马屈服。爱丁堡的圣格里斯教堂，当时正准备依照这项新的公式行使仪式，却引发了暴动，棍棒与石头纷纷向主持仪式的副主教掷去。珍妮·格迪斯（Jenny Geddes）举起她的凳子放在头上，喊道：“你这卑劣的贼，你能硬拖住我（的耳朵）讲弥撒吗？”各阶级的请愿书纷纷呈送给查理，要求取消那些教规。他对这种请愿的回答是将这些请愿者烙上叛国的烙印。现在，苏格兰已迈出反抗国王的步伐了。

1638年2月28日，苏格兰教士与俗人代表在爱丁堡签署《国民宪章》（National Covenat），重申长老教会的信念与仪式，拒绝新的教规，并誓言要保卫国王与“真实的宗教”。几乎所有的苏格兰人，因受教士们的敦促，均在此宪章上签名，除4位主教外。斯波提斯渥德与其余主教逃往英格兰。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教会总会议中背弃所有的主教，宣称苏格兰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查理对总会议发出解散命令，否则将被控以叛国罪。但会议继续。国王召集了不很热心的2.1万人的军队，向苏格兰进军。“宪章派”则以爱国与宗教狂热为号召聚集了2.6万人。两军对垒时，查理同意将该争执提给自由的苏格兰国会与未遭阻碍的苏格兰教会的总会议做裁决。1639年6月18日于伯威克（Berwick）签订停战协定，在未流血的情况下终结了“第一次主教战争”（First Bishop’s War）。新的会议在1639年8月12日召集于爱丁堡，确认了格拉斯哥会议所做的“叛逆”决议。苏格兰国会批准了总会议的决议，双方都准备作“第二次主教战争”。

在这些危机中，查理称他的助手是一个果断而周全的人，如同他自己是一个踌躇不决和无能的国王一样。温特沃思21岁时（1614年）即出席国会，而且经常投票反对国王。查理以任命他为北方委员会的主席来拉拢他，又任命他为枢密院院士作为他全力执行皇家政策的酬劳，1632年复派他为贵族代表去爱尔兰。在那里，他以残忍的“周全”政策粉碎了叛乱，但和平并不稳定。1639年他被册封为斯特拉福特伯爵，并任查理的第一顾问。他劝告国王召集大量军队，以镇压宪章派，主张以极端的方式对付国会的顽固分子。但大量的军队需要大笔资金，若无国会同意便无法筹款。查理很勉强地召集第四次国会。这个短期国会（Short Parliament）在1640年4月13日集会，他展示一封被截的信，其内容是宪章派分子请求路易十三的援助。为对抗此种阴谋，国王坚称他有权组织军队。平姆秘密地与宪章派分子沟通，做了一个决定，认为宪章派与国会对抗国王，其利害是一致的，于是说服国会拒绝给国王任何补助金，安排与苏格兰组成联盟。查理于1640年5月5日以叛国的罪名，解散短期国会。伦敦的暴动立即爆发，一位暴民攻击大主教洛德的宫室，并未发现他，只杀了一位拒绝入新教的天主教徒。

查理以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北进。苏格兰人南下至边境，1640年8月20日，打败英格兰人，占领了北英格兰。无助的国王答应支付他们每日850镑，直至达成令他们满意的条约为止。但他支付不出费用，使苏格兰军队驻留于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成为英国国会与国王作战的强大盟友。狼狈的查理不顾一切地召集了由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在约克会商。他们劝告他，其威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必须寻求与敌人妥协的方法。最后，他召集了一个国会，是英国史上时间最长与最具影响力的国会。

长期国会

国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平民院由500人组成，代表财富，而不是代表英国人民。短期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又回来了，筹划报仇。赛尔登、汉普登与平姆两度掌权。克伦威尔虽然还不是领袖，但已是一个受人瞩目的人物。

时隔久远，无法对之进行客观地描绘，因为从他崛起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描述他是一位极富野心的伪君子，或称他是一个政治家圣人，个性极为矛盾——有时候他加以调和——他个性中相反的性质产生了这种矛盾的意见。这或许是了解奥立弗·克伦威尔的关键所在。

他是一位地主，但并非门阀，这使他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但他仍很辛苦地为维持它而付出代价。他的父亲罗伦在汉丁顿有点小产业，每年收入约3000镑。他的曾祖父理查德·威廉姆斯是亨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侄儿，改其姓为克伦威尔，从大臣或国王那里获得没收自天主教教会的庄园与税收。奥立弗当时只是10个小孩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未夭折的。他是文法学校的教师，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教皇是反基督的，另外一篇是记载这些声名狼藉的罪人所受的处罚。1616年，奥立弗进入剑桥西德尼·塞瑟克斯学院。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为其导师，此人1643年死于狱中，因为他采取强烈的清教徒立场反对洛德的改革与查理的“运动宣言”。很显然，奥立弗未毕业便离开了剑桥。后来（1638年）他述及自己当年的淘气：

你知道，我所持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哦！我是生活在可爱的黑暗与可恨的光明里，我是罪魁、罪魁，这是真的：我恨敬拜神明，但上帝怜悯我。哦！他何等丰富的慈爱！为我赞美他——为我祈祷，他开始了一件好的工作，将会在基督里完成。

他经历过所有忏悔的狂喜，他有死亡的幻觉与其他心灵的恐怖，使他永远与忧郁纠缠在一起，在其余生都以清教徒的虔敬规范其言行。他定居后结婚，有9个孩子，1628年成为市民的模范。28岁时，被选为汉丁顿代表出席国会，1631年，以1800镑出售其汉丁顿产业，移居圣艾芙斯（St.Ives）后又移住艾里。1640年，剑桥重新推举他出席国会，另一位议员描述他“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一套素色的衣服……他的亚麻布不很清洁……衣领上总有一小点瑕疵，或两三点血迹，他的脸肿胀而有血色”，他的声音“尖锐而不和谐”，脾气“过度暴躁”，却能镇静控制。他支配他的时间，与上帝交谈，而具有10个人的力量。不过，上帝仍选择了其他方法。

平姆指责斯特拉福特是一位秘密的天主教徒，密谋自爱尔兰带军队入英国推翻国会及“改变法律与宗教”，国会表示其愤怒的情绪。1640年11月11日，平民院——从未忘记曾遭国王摒弃——弹劾斯特拉福特是叛国者，并将他送往伦敦塔监禁。12月16日，宣布新的英国国教教规是不合法的，倾向于教皇与叛逆，而弹劾洛德大主教，也将他送入伦敦塔。后来赛尔登供称：“我们控告教会里的高级教士，天主教的仪式使他们可憎，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这种罪过。”查理对这些不妥协的举动甚为困惑，他并未对其助手采取保护行动。王后为免除对国会的恐惧，请求她的告解神父向教皇求助。

双方的激动与热情日渐高涨。伦敦的激进派中的“彻底”派（Root and Branch Faction）——包括弥尔顿在内——请求国会废除主教管辖及恢复人民管理教会。某些主教认为它是恶劣的，“教皇不是反基督的……在宗教（天主教）中才能获得拯救”。平民院拒绝其诉愿，投票结果将教士逐出所有的立法与司法机关。贵族院有条件地同意主教们保留他们在贵族院的席次。不过，这正是平民院希望结束的，因为他们认为贵族院的主教们经常投票支持国王。有许多小册子辩护或攻击主教制度，致使该问题变成激烈的焦点——约瑟夫·贺尔（Joseph Hall）主教宣称这是由使徒或基督建立的神圣权力。5位长老教会信徒，便以假名“斯迈特纽斯”（Smectymnuus）公开发行有名的小册子给予答复，前面几篇为他们所写，以后的5篇为弥尔顿所写。1641年5月27日，克伦威尔再度提议全面取消主教制度，平民院通过该法案，却遭贵族院拒绝。9月1日，平民院决议三位一体的“可耻绘像”，所有圣母玛利亚的想象，所有的十字架与“迷信绘像”都须从英国教会中除去，安息日那天应该避免所有的“跳舞与其他运动”。另一阵迷信破除风也横扫英格兰，围绕祭坛的栏杆与屏风都被拿掉，彩色玻璃的窗子都被捣毁，神像也被推翻，绘像被切成许多碎片。平民院复于10月23日通过一项排斥主教的法案，国王因而诉诸贵族院，宣称他决心至死维护英国国教的既存教义与纪律，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的干预使法案失败，但愤怒的群众因而阻止主教们出席国会。他们中的12人签署了一项抗议书，宣称他们缺席时所做任何立法事项均为无效。国会弹劾、监禁他们，贵族院于1642年2月5日批准了排斥法案，主教们以后便不再出席国会了。

胜利的平民院开始巩固其力量。从伦敦城外借款来维持财政支出，通过法案，禁止任何在国会集会期间50天内或未得其同意而解散国会的举动，改革税制与司法，取消星室法庭与宫廷的最高委员会，停止各项专卖与船金的征收，取消不利于汉普登的裁决，承认国王有权征收进出口税，但仅限于在国会特许期间。查理也同意这些措施，国会从改革迈向革命了。

1641年3月，国会将斯特拉福特送审，4月宣布他叛逆的罪名，并送呈褫夺公权令给国王签署。不顾洛德的劝告，查理前往贵族院，宣称虽然他准备取消斯特拉福特担任公职的资格，但绝不同意以叛国罪名将其定罪。平民院称，这种皇室的出席破坏了国会的特权与自由。翌日，便有“众多的群众”聚集于贵族院与国王的王宫前，高喊“正义、公正”，要求把斯特拉福特处死。胆怯的枢密院要求查理让步，但遭到查理的拒绝。约克大主教请求签名。贵族们警告国王，他自己、王后以及儿女的性命都处于危险中，但仍为国王拒绝。最后，斯特拉福特自己呈给他一封劝他签署的信，作为驱走暴民的唯一抉择。查理签署了，但仍不原谅自己。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特被执行判决。斯特拉福特经过时，洛德从他的狱中小室伸出手祝福他，斯特拉福特在满是敌意的群众前“成仁”而毫不啜泣。

斯特拉福特事件将平民院截然划分成后来竞争的辉格党（Whigs）与托利党（Tories）——一些人同意，而一些人反对进一步地将国王权力移转到国会。卢修斯·喀利（Lucius Cary）、福克兰（Falkland）子爵与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即后来的克伦登公爵）便支持国会，他们现在怀疑：已遭受如此严重折磨的国王，是否能在伦敦统治暴民，在宗教上是否能统治清教徒的堡垒；已脱缰的国会是否废除政府对国教教会的支持，是否会威胁私人财富；是否会危害整个英国人的阶级结构。平姆、汉普登和克伦威尔或许承认这些危险，但还有比他们走得更远的人。他们已步入深渊，因此害怕若查理恢复其权力则将会危及他们的性命。在任何时刻国王都能从爱尔兰处调集由半数天主教徒组成、似斯特拉福特建议的军队来镇压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国会决定维持在英格兰北方友善的苏格兰军队，给予苏格兰礼金30万镑，又答应以后每月2.5万镑的补助金。

爱尔兰突然爆发的野蛮暴动（1641年10月）使国会更加恐惧。菲利姆·奥尼尔（Phelim O’Neill）、奥摩尔三世（Rory O’More III）与其他领导分子号召自由战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天主教徒反抗压迫，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残忍迫害，这次反叛因为带有愤怒情绪，他们的作风极为野蛮。爱尔兰的英国人，为保护那些在当时对他们来说似乎合法的财产与生命，以残忍回报野蛮，每一次胜利都演变成屠杀。英国国会又错误地怀疑国王鼓励爱尔兰的暴动，以便恢复天主教，而这种行为在日后将施之于英格兰，因此拒绝国王筹集资金以组成军队拯救在北方的英国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军队可能会转向对抗国会本身，致使爱尔兰的暴动继续蔓延于英国革命时期。

查理将两位被排斥与弹劾的主教升任至较高的职位时，革命行动便因而向前迈进一大步。愤怒的平民院议员提议“大抗议”（Grand Remonstrance），扼要公开地表示国会反对国王，并迫使他允许国会有权否决其对重要职位的任命。许多保守人士认为，这项措施将使行政权移转到国会，而减少国王的权力，使其成为无能力者。党派的分立愈来愈尖锐，争辩也愈趋激烈。议员们手持利剑支持各自的言论。克伦威尔稍后宣称，若该议案失败，他将远赴美洲。终于，议案以11票的优势通过，而在1641年12月1日呈送给国王。该议案首先肯定了对王室的忠诚；其次详细地陈述了国王对国会的攻击、他给予国家的损害、对国会的改革及已经矫正的那些弊病，做了一个评论，控告“天主教徒……主教们与教会中的腐败人士”，自私的议员与朝臣图谋英国恢复天主教；一再指出国王破坏了《权利请愿书》与试图利用高压手段来解散民选的国会，并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恢复英国国教信仰洛德改革以前的形式，建议国王撤除枢密院中所有反对国会政策的人，以后只能任用这类参赞、大使，其他部门首长……要被国会信任，否则他就不能对国王提供他个人的支持也不能提供新教徒的助力。

查理在该项最后通牒的期限内做出答复。12月15日，国会越过国王，向人民公开发布了“大抗议”。查理这才答复。他同意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压制所有“天主教”的侵略；他拒绝剥夺主教在议会的投票权；他坚持有召集枢密院的权利，并公开录用那些他认为适当的人选；最后，他再度要求资金。相反，平民院提议《民兵法案》（Militia Bill）以控制军队。

平常就犹豫不决的查理，现在匆忙卷入国会宣布的战争状态。1642年1月3日，首席检察长以国王的名义，在贵族院控告5位平民院议员：平姆、汉普登、贺利斯、希西里格、威廉·斯托得——罪名是叛国与寻求推翻军队对国王的服从及鼓励“外来力量”（苏格兰）入侵英格兰而向国王挑战。翌日，查理带领他留守于门口的300名士兵进入平民院，逮捕那5位议员。他们跑到朋友家中避难。遭到挫折的国王说：“我看到所有的鸟儿都飞逃了。”他走出来时，他被那些大喊“特权”的人责难，因为这种王室与军队侵入国会显然是非法的。因担心议员可能全被逮捕，平民院便迁至市政厅，处于市民的保护之下。查理离开伦敦前赴汉普敦宫，平民院与被指控的5人才返回威斯敏斯特。亨丽埃塔王后秘密地遁回法国，以珠宝收买支持国王的力量。查理与掌玺大臣同赴北方，他试图进入赫尔，并在此补给军需，但该城拒绝他进入，他只好转赴约克城。国会于1642年3月5日，命令所有的武装力量只服从国会。35位贵族与65位平民院议员从国会中退出，共赴约克加入查理的阵营。海德现在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

6月2日，国会转送查理19条建议，他接受即是维持和平最基本的条件。他须将军队与所有军事要地的控制权交给国会，国会校订宗教仪式与整顿教会行政，任命与解职所有皇家大臣与皇子的监护人，排斥所有在这次事件以后产生的贵族院议员。查理拒绝那些建议，认为那样无疑是君政的实质破坏。好像是法国大革命的预演，国会指定了公安委员会，7月12日命令：“立刻组成一支军队。”克伦威尔与其他人便返回自己的自治市镇招募志愿军。8月2日，在向国家的上诉中，国会反叛的基础不在于国会向往统治权，而在于以天主教徒在英国起义而祸患即将来临。警告全国说，国王的胜利将会迎来对新教徒的大屠杀。8月17日，特务分子包围了军事仓库。8月27日，查理在诺丁翰扬起军旗，从而启开了内战。

第一次内战（1642—1646）

现在，英格兰的分裂是有史以来罕见的。伦敦、港口、制造业城镇，大致说来，南部与东部地区、多数中产阶级、部分绅士、尤其是所有清教徒都支持国会；牛津与剑桥，西部与北部地方，多数贵族与农民，几乎所有天主教徒与圣公会教徒、英国国教等，都站在国王这边。平民院本身又分为有300名议员的革命派和有175位议员的保皇党；贵族院110位贵族中，有30位是最先与国会站在同一阵线的。财富的均势也在对抗国王，伦敦有一半的国家财力与贷款都为革命所用，查理在任何地方都借不到款，海军也反抗他，封锁了外来的援助。他只有依赖领主与大财主，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土地利益有赖于他的胜利。具有骑士美德与情感的古风仍残留于古老的家庭中，他们无节制地对国王奉献自己的忠诚，像绅士一样参与战斗、奔赴死亡。五彩缤纷的骑士党，留着鬈发，他们的马装束轻便，带有战争浪漫的气氛，除了弥尔顿外都是诗人。

1642年10月23日，双方于埃奇山正式展开交锋，各有1.4万人。保皇党由鲁伯特王子（Rupert）统领，他是查理的姐妹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22岁大的孩子。圆颅党由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率领，他是第三代的埃塞克斯伯爵。此战并无实质结果，埃塞克斯撤兵，国王也推进到牛津，并以该地为其大本营。尼赫迈亚·威灵顿（Nehemiah Wallington）是一位热心于政治的清教徒，称这是国会与上帝的伟大胜利：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仁慈……因为，以我听到的，被杀的有5517人；但是敌方被杀的人数是我方的10倍。观察上帝的奇妙佳作，在我方被杀的几乎是正在逃跑的人，那些坚定立场的士兵几乎都是骁勇的，他们大部分都活着……

假若我能与上帝的伟大之手相连，而命我们的炮兵与子弹去摧毁敌人，那该多好！——哦！上帝如何引导他们的子弹……有些落在他们的前面（我方），有些却只是轻擦而过，有些子弹从他们的头上飞过，有些子弹落到他们旁边。哦！那些勇敢挺立的人，很少或根本未被他们的子弹所伤！这是主的杰作，是我眼睛所见的奇迹。

不过，在紧接而来的春天，战争的发展对国会并不十分有利。亨丽埃塔王后偷偷携带军火与军队返回英格兰，在牛津加入查理的阵容。埃塞克斯却因逃兵与疾病的折磨，不得不拖延战事。汉普登在查尔罗夫（Chalgrove）战场中身受重伤。1643年6月30日，国会的一支军队在阿德瓦尔顿·穆尔（Adwalton Moor）被打败，另外一支军队也于7月13日在环路镇（Roundway Town）被歼灭，布里斯托尔城也陷入国王手中。在最晦暗的时期，国会转向苏格兰求助，9月22日，与苏格兰委员会签订了《神圣联盟与宪章》（Solemn League and Convenant），请求苏格兰派遣一支劲旅帮助国会，以换取每月3万镑的津贴，附带条件为国会应在英格兰与爱尔兰地区建立新教的长老教会的教会形式——教会行政由长老会议控制，而不受主教统辖。在同一月，查理也与爱尔兰的暴动者达成和平协议，并引入一些人入英格兰替他打仗。英国的天主教徒们大为喜悦，新教徒对国王的反对日益剧烈。1644年1月，爱尔兰的入侵者在南特威奇（Nantwich）被打败，苏格兰的入侵者却节节进入英格兰。现在，内战涉及了3个国家与4种不同的信仰。

1643年7月1日，由121个英格兰教士、30个英格兰俗人（后来又有人加入）、8个苏格兰代表组成的威斯敏斯特会议，集会处理英格兰新长老教会的新教。由于国会统治的阻碍，会期拖延6年之久。有少数委员赞成主教制度，他们退出会议；一小撮清教独立派人士便要求每次集会须免除长老与主教们的干预；绝大多数人，遵循国会的保证与意志，赞成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由长老、长老会议、教区宗教会议及总会议，以管理宗教。国会于1643年取消了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1646年采用并制订长老会制的组织与教义，但它本身享有所有宗教决议的否决权。1647年，威斯敏斯特出版了《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ion of Faith）、《大教义问答》（Larger Catechism）和《小教义问答》（Smaller Catechism），重申加尔文派的命定论、选举与定罪的信仰。威斯敏斯特大会议的决定却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与英国国教教会的恢复而被废止，但忏悔与基督教教义的问答却在说英语地区的长老教会里占有理论上的影响力。

威斯敏斯特会议与国会都同意拒绝其他小教派请求的宗教容忍。伦敦这个混合的城市，向国会请求镇压所有的异教。1648年，平民院通过法案，对反对幼年洗礼者处以无期徒刑，对否认三位一体、耶稣为神性与人性的联合、《圣经》的神圣启示、灵魂不朽论等观念者，处以死刑。许多耶稣会教士于1642年至1650年被处死。1645年1月10日，72岁的洛德大主教从伦敦塔被带上断头台。国会认为当时正是面临生死之战，无法做令人愉快的事情。克伦威尔当时却挺身而出采取一些容忍的措施。1643年，他在剑桥组织一个军团，称之为“铁军”（Ironsides），此名源自鲁伯特王子对克伦威尔个人的称呼。该军团除天主教徒与圣公会教徒外，欢迎任何信仰者参加，因为圣公会教徒“在军团前畏惧神，对他们所做的事求诸良心”。一位长老教会官员期望撤免一位中校，认为他是再洗礼教派，克伦威尔抗议：“先生，国家在选择人时，并不注意他们的意见如何。假若他们愿以忠诚服务，那便足够。”1644年，他恳求国会“致力发现一些较温和意识的方法，那些无法在所有事情上都臣属于共同的（宗教）规律之人……照《圣经》的指示，应该容忍他们”。国会无视该要求，但他继续在军团内实行比较宽大的容忍，直到他在英格兰握有权势。

克伦威尔能成为一位将军，是战争中最令人惊异的事之一。他与贵族费迪南多·费尔法克斯（Ferdinando Fairfax）在温丝比（Winceby）的胜利中（1643年10月11日）共享光荣。1644年7月2日的马斯顿·摩尔（Marston Moor）战役中，费尔法克斯溃败了，克伦威尔的“铁军”却幸存。其他的国会领袖，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均遭到严重挫折或失败。曼彻斯特坦白他不愿意推翻国王。为了除掉这些挂名将军，克伦威尔于1644年12月9日提出《自我牺牲的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基于此条例，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放弃指挥权。该项建议于1645年4月3日再度被提出并被通过。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退休，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费迪南多的儿子，被任命为最高统帅，不久他任命克伦威尔中将为骑兵司令。国会下令组成“新式”军队2.2万人，由克伦威尔统领并训练。

他在战事爆发之前，没有军事上的经验，但他人格的力量、坚定的目标与意志、他玩弄人类宗教和政治情感的纯熟技巧，使他将军团锻炼成为单一纪律与忠诚的队伍。清教的信仰与斯巴达的伦理观念，同样使他造就了这支意志坚强的军队。这些人并不破口骂人，相反，在他们的军营里从未听到诅咒，只听到传道和祈祷声。他们不偷不抢，但侵入教会并赶走那些“高级教士”或“天主教”的教士们。他们碰到敌人时，便以欢愉或愤怒的心情射击对方。他们战无不胜。1645年6月14日，在内斯比（Naseby），保皇党军正击溃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的步兵时，克伦威尔以他新的骑兵扭转劣势，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国王丧失了所有步兵、炮兵、半数的骑兵及通信文件的复本。这些文件被公布，揭露了他计划从爱尔兰带更多的军队到英格兰及废除抵抗天主教徒法律的企图。

从那时起，查理的情况急剧恶化。蒙特罗斯的马奎思子爵是他在苏格兰的一位英雄式将军，经历数次胜利后，在菲利藩（Philiphangh）被击溃，逃往欧陆。1645年7月30日，国会的军队占取了巴斯；8月23日，鲁伯特在布里斯托尔向费尔法克斯投降。国王转向各方求援，皆徒劳无功。其军队感觉无望，便用各种借口纷纷投奔敌方。他想利用分离与迂回曲折的谈判，试图分化敌人——将独立派与国会分立，国会与苏格兰分离——但均告失败。他准备遣送怀孕的妻子越过敌战区逃赴法国。现在，他只吩咐查理王子尽各种可能逃离英格兰，他自己化装后只带两个随员转道向北而去。1646年5月5日，查理向苏格兰投降。第一次内战至此结束。

激进作风（1646—1648）

查理期望苏格兰仍旧待自己如国王，但他们却把他当阶下囚。他们向他提出条件，假若他签署《神圣联盟与宪章》，使基督教的长老教会制度能于整个大不列颠岛强迫实施，他们便帮助他复位。查理拒绝接受。英格兰国会也派遣一个委员会赴苏格兰的缪塞，若查理接受该宪章、同意放逐保皇党的领导分子、允许国会控制所有军事武力与所有国家的高级官员，仍接受查理为英王，亦为查理拒绝。假若苏格兰人返回苏格兰，并使国王屈服于英国的委员会，国会同意给予苏格兰40万镑以支付他们的欠债与费用。苏格兰国会同意，他们接受的金钱不是作为售卖国王的代价，而是作为补偿其战争时的费用。然而，查理感觉自己是商品，1647年1月被英格兰国会以俘虏身份移至北安普敦郡的霍姆比宫（Holmby House）。

英格兰的军队现在驻扎于萨弗伦·沃尔登（Saffron Walden），只距离伦敦40里，正在计算其胜利的成果，而要求对等的报酬。为维持这批3万人的费用，迫使国会提高税率至查理时代最高税率的两倍。即使如此，仍旧拖欠兵士4月至10月的薪金。清教的独立派在国会中被击败，在军队里却掌握最高的职权，他们的领袖克伦威尔，被怀疑有野心并与国会的主权统治不一致。更糟的是，其军团中的“平等主义派”（Levelers）拒绝教会和国家的阶级差异，要求男子的平等投票权与宗教的自由权。他们中的少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宣称万物皆应其有，则“便不再需要政府，因为将不会有强盗或罪犯”。约翰·利伯尼（John Lilburne）在每次被逮捕与处罚后仍不屈服，他是“英格兰最孚众望的人”（1646年）。克伦威尔被抨击为平等主义派分子，他虽然同情他们，但敌视他们的观念，认为在那个时代，民主将会导致英国的混乱。

现在的国会由长老教会控制，愤恨在如此庞大烦扰的一支军队中潜藏着独立派分子，于是通过一项法案遣散其中的半数，而且编列其余为自愿军，派至爱尔兰服役。士兵们要求支付他们的欠薪，国会仅拨付部分现金，其余只是口头答应。军队要求除非全数给付才愿遣散。国会因而重开与国王的谈判，几乎与他达成协议，只要他接受该宪章3年，即可让他复辟。有一队骑兵袭击了霍姆比宫，俘虏了国王，1647年6月3日至5日带他到纽马克（Newmarket）。得到这个通知后，克伦威尔急忙赶往纽马克，自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1月10日，军队开始向伦敦缓慢前进。在途中，向国会致送一篇由克伦威尔能干的女婿亨利·爱利顿（Henry Ireton）起草的宣言，谴责国会中的绝对独裁主义者并不比查理好，要求以较广泛的选举权来选举新的国会。国会面临两边开火的窘境，一边是商人，一边为厂主。伦敦的居民们因恐遭军队占领，大声疾呼要求国王复辟，为此不惜任何代价。7月26日，一群市民攻击国会，迫使国会邀请国王赴伦敦，并将军事置于长老教会的指挥下。67名独立派分子离开国会，投入军中。

8月6日，军队挟带着国王进入伦敦，67位独立派人士被护送回国会的席次。从那时起直至克伦威尔掌握最高权力，军队统治了国会。它维持了城市与军中阶级的秩序。而其要求，虽然在当时可能无法实行，也会由其后代认可。1647年10月9日，一本名为《军队保障法案》（The Case of the Army Truly Stated）的小册子，要求贸易自由、取消专卖、恢复穷人的共有土地、任何人不得被迫于法庭中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另于10月30日的《人民的协议》（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中，宣称“所有的权力其渊源与本质在于人民全体”，唯一公正的政府是由男人以投票方式自由选择其代表组成，因此国王和贵族，若允许其存在，应该臣属于平民院，没有任何人能免于法律的管辖；而且，所有人应该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蓝斯波拉夫上校（Rainsborough）说：“每一个在英格兰出生的人，王国中的富人、穷人”，对选择那些与其生死攸关的土地法律的制定者，应有发言的自由。

克伦威尔召集他们的领袖祈祷而平息了争论。平等主义派指控他是伪君子，及秘密安排国王复辟。他坦陈仍相信君主制度。他向民主人士解释，抗拒他们的建议将太可怕，不是仅以“血肉之躯”所能克服的。经过冗长的辩论后，他说服了那些领导者，对他们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减低至仅要求选举权的扩大。有些军人拒绝妥协，他们在所戴的帽子上写着“协议”（Agreement），漠视克伦威尔的命令，不愿擦去。他逮捕了3位暴动首领，以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他命令他们以掷骰子来决定生死，有一位输了，立即被枪毙。军队纪律重新恢复。

同时，国王从军队的手里逃脱，逃往海岸及怀特岛，在卡里斯布鲁克堡（Carisbrooke Castle）寻求友善的临时住处。他听到保皇党在乡村和海军里反抗国会的消息后，颇为振奋。苏格兰派驻伦敦的委员们，宣称假如他愿意采纳长老教会的基督教而压制所有其他形式的教派，他们能秘密提供苏格兰军队助其复辟。他接受这个“协议”，但只限期3年。委员们离开伦敦筹组军队。苏格兰国会批准了他们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于1648年5月3日发出一宣言，要求所有英格兰人接受该宪章，除长老教会外，压制所有其他教派，遣散独立派军队。英格兰国会认为假若这些建议以武力实现，则其自身便被替换，而且英格兰便臣服苏格兰了，于是仓促与克伦威尔达成和平协议，说服他带领军队对抗苏格兰。国会无疑乐于将克伦威尔调至远地，并使他处于危险之中。他用3天说服军队追随他返回战场。他勉强地前进，有些领导者发誓说，假若他们再度拯救英格兰，那将是他们的“责任……去召那位血腥的查理·斯图亚特，清算他所流的血”。

终结（1648—1649）

克伦威尔的才干使第二次内战很快结束。费尔法克斯在肯特扫荡保皇党的暴动时，奥立弗西进并在威尔士地区夺取了保皇党的大本营。苏格兰军队于7月8日渡过特韦德河（Tweed），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进入距利物浦只有40海里的地方。在兰开夏的普勒斯顿城（Preston），克伦威尔的9000名士兵于8月17日击败了两倍于他们的苏格兰军和保皇党。

克伦威尔和他的将士们正在拯救国会时，国会图谋利用重启安排国王复辟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但仍坚持他应签署与执行该宪章。查理不同意。回师的军队提出对王室特权的严格限制，以作为支持他复位的条件。他也于11月17日拒绝。为了预防他被国会拥戴复位，军队再度逮捕他，并使他宿居于赫斯特城堡。此地位于怀特岛的正对面。国会谴责他们的行动，投票决定以国王是否接受其条件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军队的领袖们预知，若查理复位，他们将被处死，因此宣称除非继续“忠诚于公共利益”的人，否则任何人皆不许进入平民院。12月6日一早，托马斯·普赖德（Thomas Pride）上校率领军队包围并侵入平民院，迫使140位保皇党与长老教会议员离去，40位抵抗的议员，全被下狱。克伦威尔赞成这项行动，亲自参加投票，赞成迅速审判，并处死国王。

1640年，由500名议员组成的平民院，现在仅幸存56位。这个“残余的国会”（Rump Parliament），以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一项法令，指责国王对国会的开战是叛国。贵族院不理会平民院的权威，拒绝其法令。1649年1月4日，平民院强调人民是“在上帝之下，所有正义力量的源头”。平民院是由人民代表组成，具有“国家最高的权力”，因此它所定的法律，不需要贵族院或国王的同意，便具有法律效力。1月6日，他们任命135位委员审判国王。其中一个委员，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向克伦威尔说，他们没有审判国王的合法权利。克伦威尔因而大发雷霆，咆哮道：“我告诉你，我们将砍掉他戴着王冠的头。”军队的领袖们做了避免弑君的最后努力，他们提出，假如他同意出售主教们的土地，并放弃对国会法律的否决权，便宣告其无罪。查理说他不能如此，因为他已宣誓向英格兰的教会效忠。他的勇气是可嘉勉的。

1649年1月19日，审判开始。60或70位事先毫无准备的法官，同意坐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一边尽头的隆起座位上，士兵们直立两旁，旁观者挤满了走廊，查理单独坐在中央。主审官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朗读指控文，并要国王回答。查理否认法庭审判他的权力，并否认法庭是英格兰人民的代表，宣称：由军队统御下的残余国会来统治政府，远较他过去的统治更为专制。走廊的旁观者高喊：“上帝拯救国王！”教士们谴责该审判，布拉德肖担心自己的安全。查理王子从荷兰送来一封仅有他署名的短函，他以其名义保证，假如法官能宽恕其父，则他可以承诺任何条件。4位贵族要求代替查理被处死刑，但都被拒绝。59位法官，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签署了死刑判决，1月30日，在浩瀚汹涌的人群前，国王安静赴死。他的头被行刑者的斧头砍下。一位目睹者说：“当时，在场的数千群众同声一叹，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我希望以后也永不再听到。”

处死是合法的吗？当然不。就现有法律而论，前进的与鲁莽的国会据有了皇家特权，而被100年中的一些先例认可。查理真诚地护卫他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继承来的权力，他犯了罪而对抗以至继续犯罪，但其致命错误是否定为了社会安定，财富须重新分配，政治力量也须重新分配的意见。

被处死合乎正义吗？是的，像战争一样公正。以前法律可因军事审判而摒弃，失败者只可要求恩惠，但胜利者须预防新的反抗，为吓阻其他事情的发生，或为其自身与追随人员的安全，便可处以最高的刑罚。假定国王胜利了，克伦威尔、爱利顿、费尔法克斯和其他许多人都会被吊死，或对那些被判有叛国罪者处以酷刑。

处死是聪明的措施吗？可能不是。克伦威尔显然相信，一位活着的国王，无论他是多么安全地被监禁，将会再度刺激保皇党叛变。而如此将使国王的儿子，在远不可及的法国或荷兰，不因其父亲的错误而染有瑕疵，不久又会浪漫地发放光彩。查理一世的悲剧导致国民感情上可预见的激变，在11年后又重蹈覆辙。后来的历史间接显示慈悲是明智的。查理的儿子詹姆士二世也犯了同样大的错误。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贵族政治的手腕来管理，准许他逃往法国，但废立的结果是永远的。无论如何，早期的大革命使后来的光荣革命成为可能。

此次大革命与法国16世纪胡格诺教派的起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似，虽然有许多歧异——第一个事件是严格与俭朴的加尔文教派，因商业的财富而力量大增，反对重仪式的教会与绝对专制的政府的叛变；第二个事件是国民会议的革命，显示了财产与中产阶级的力量，反对由富有却落伍统治者领导的土地贵族的政治。1789年，英国已消化了前两次的革命成果，而能以恐怖的心情来正视他们自己相同的革命。因为过去，他们为了安定曾使国家遍染血腥，并杀了一位国王。 qOvw/hGDeYOUlDfU7Ex3KXmtF+ZhumSBpWpIgJ7QgRCj/JpM3G2HfS6G+ku75F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