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希望以第7卷《理性开始的时代》结束撰述文明史的工作，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化发展情形。但是，这段历史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利益时，就呈现了越来越多依然生动地影响今天的人物和事件。这就不是刻板的罗列所能竟其功的，而是需要做人性的透视，对篇幅的要求也要增加。因篇幅扩充，使原先作为最后一卷而开始的工作增加到3卷，而且现作者之一，年事虽不称，但在继续完成这最后一段行程中却变成了女主角。

3卷中的两卷已完成初稿，另一卷已改写完成，即是现在要付印问世的。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1558年）、培根（1561年）和莎士比亚（1564年）降生起，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Treaty of Westphalia）（1648年）、伽利略（1642年）和笛卡儿（1650年）逝世为止的欧洲诸国，及土耳其和波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人物、宗教、道德、礼仪、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史。在这一时期，基本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神学的式微。

除非作者或文明上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第8卷《路易十四时代》准备于1963年问世。倘残躯许可，最后一卷《伏尔泰时代》将于1965年印行。这3卷的统一主题是理性的成长。

这几卷或以前各卷，都无意依赖当代的资料和文献写成政治、经济或军事史。那样做要贯穿欧亚各国世世代代的活动，穷个人一生之力也难以完成。但是，就作为本卷主旨的文化史来说，几乎完全采用原始资料：每一种主要宗教都研究过其发源地，每一部文学巨著都会一读再读，每一件艺术杰作都曾亲临研摹，每一个哲学上的主要思潮都曾深入探讨。

由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大论战是近代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篇幅中对这方面的记载，远比寻常见到的更坦诚。大家向来认为宗教信仰在维持个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担当的功能太重要，公开讨论其纷争是不当的。就这个观点而言，要说的太多了，我们会找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来说明它。但是，很显然，它并不能卸去史学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中去寻求和叙述其基本演进过程的职责，不过可使他在选择和陈述事实、人物及有关他们对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上的影响时，保持公正不阿的立场。我们将会听到帕斯卡和波舒哀及斯宾诺莎和伏尔泰的宏论。

对我女儿埃塞尔打印几乎不忍卒读的二校稿及改正一些错误的耐心和技巧致以由衷感谢。对C.爱德华·荷普金博士、弗罗拉、莎勒、玛丽及哈瑞·考夫曼处理资料上的帮助，同致谢忱。

杜兰特夫人在最后这几卷中做了实质性的工作，我们的名字必须并列在卷首。

威尔·杜兰特
1961年5月于洛杉矶 BRWCg9h7BQtPIBHR9bBj9f6kcromOE1Ey4M8DqYRCHv4Q9fHOpg0QDefXJQukx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