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
（1300—1584）

俄罗斯民族

1300年以前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其北部大部分属于3个自治城邦：诺夫哥罗德（Novgorod）、菲亚特卡（Viatka）、普斯科夫（Pskov）。西部及南部的省份则是立陶宛的属地。而东部的莫斯科、梁赞（Ryazan）、苏兹达尔、奈尼、诺夫哥罗德、特韦尔等公国也各自为政，只是在名义上共同受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管辖而已。

“Horde”一字的名词来自土耳其文奥尔迪营地（ordu），其含义是从“圆顶的帐篷”衍生出来的，这种帐篷被成吉思汗（Ghengis Khan）之孙“辉煌者”拔都（Batu the Splendid）用来当大本营，其上覆以金布。征服了南俄罗斯及西亚的这些亚洲人后，建都于窝瓦河（the Volga）上游一支流上的萨赖（Sarai），每年接受俄罗斯各诸侯的进贡。这个部落半农半牧。统治阶级是蒙古人，其余的大部分是土耳其人。这个部落被称为鞑靼人，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来自戈壁的鞑靼族，早在9世纪就开始了所谓的蒙古人大西迁。俄罗斯受这个部落的统治，在社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莫斯科各亲王的专制，老百姓对其诸侯们的卑屈效忠，妇女地位的低微，俄国政府的军事、财政及司法等机构一切依照鞑靼族的习俗。鞑靼人的统治使俄罗斯形成西欧政体的努力往后延缓了两个世纪。

俄罗斯民族应付这些严酷环境的方法是沉默、坚忍，在苦难中他们仍鼓起勇气欢唱。他们的敌人形容他们性格粗鲁、残忍、不诚实、狡诈、凶暴。毫无疑问，这也是艰辛和难熬的气候使然。然而，他们的忍耐力、幽默感、友善及好客给予他们一些补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自认为是世间的中坚分子。野蛮的法律和可怕的刑罚鞭策他们进入文明：据说，一位杀死丈夫的太太要被活埋在地下，土要一直堆到她的脖子；巫师要被关在铁笼里活活烧死；骗子要被人灌以液体金属。与其他须与寒冷气候搏斗的民族一样，俄罗斯人酒喝得很多，有时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在他们的食物中还要调以酒味，以温暖他们的身体。他们喜欢热水浴，洗澡的次数比大部分欧洲人更频繁。宗教要求妇女们把她们诱人的躯体和头发隐藏起来，因为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撒旦的工具。虽然如此，在法律面前，妇女与男人平等，她们也常参加娱乐活动或舞会——这原本是被当成罪恶而受禁止的活动。俄罗斯教会的道德律极为严厉，在四旬斋期间绝对禁止性行为。显然，道德的严厉是用来抵制人民过分沉溺于他们仅有的欢乐。婚姻都是受父母之命，而且早婚；女孩子一到12岁，男孩子14岁便被认为已达结婚年龄。婚礼相当复杂繁冗，充满着许多古老的象征与祝福。在婚宴过程中，新娘必须保持适当的沉静，她报复的机会必须延后。洞房花烛夜次日，她得向婆婆展示她的儿子确实娶了一位处女。通常，家中的妇女们都住在房子的楼阁上，和男人分开；父亲在一家之中有绝对权威，其地位仿佛一国的沙皇。

他们的虔诚心使贫穷升华为进入天堂的准备。家家户户，不论房子大小，都要腾出一间来供奉圣像，作为不时祈祷的地方。一位知礼的访客，在向房主人打招呼之前，须先对圣像膜拜一番。善良的妇女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佩着念珠。他们把祈祷词当作咒语朗诵。据一本16世纪很有名的祈祷书《治家格言》（Domostroi）记载，凡是把某一首祈祷词每天朗诵600次，连续3年，那么，这个人就会体验到圣父、圣子及圣灵合而为一的感觉，不过，这个迷信的宗教却有许多很美的特性。复活节那天早晨，大家一见面就互相恭贺道：“基督复活了。”在这种希望中，大家多少觉得死亡易于接受了；面对死亡时，一位正当的人便能偿还债务、减轻债主的痛苦、给几位农奴自由、施舍贫民和教会，抱着对永生的信心安然长眠。

俄罗斯教会激发人们虔诚之心靠的是建筑、壁画、圣像、有力的布道词、催眠会及一些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圣歌。俄罗斯教会是国家的重要机构，它负有教育人民识字和道德律、训导品格、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得到的报酬也非常丰厚。修道院很多，而且大。1335年，圣塞尔吉乌斯（St.Sergius）设立的三位一体修道院到1600年便扩充至需要10万农民耕种的广大土地。为了答谢人民，修道院实施一种俄国式的慈善。有些修道院每天供养400人，有一年发生了大饥荒，位于沃洛克拉斯克（Volokloamsk）的修道院一天之内便供养了7000人。僧侣们宣誓过贞洁的生活，祭司们则非结婚不可。这些“教父们”大部分是文盲，可民众并不因此看轻他们。莫斯科大主教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当时最能干、最有学问的人，为了保护国家，往往不惜他们的金钱，他们甚至还帮助亲王们统一国家。圣阿列克谢（St.Alexis）主持莫斯科维特（Muscovite）教区时（1354—1370年），便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虽说俄罗斯教会为了履行某些工作有时不免有错，但在这段塑造时期，对于一个被艰苦生活和贪婪人性野蛮化的民族而言，教会是使其走向文明最强大的力量。

1448年，俄罗斯教会因拒绝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将希腊与罗马基督教合并，宣布脱离拜占庭主教独立。5年后，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时，莫斯科便成为希腊正教信仰的中心所在。约1505年，有一位虔诚的僧侣写了这样一句话给当时的莫斯科大亲王（Grand Prince）：“殿下当知，如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权都集中到殿下手中。因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第三个罗马帝国还在。将来不可能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因为殿下的基督教帝国将永垂千秋。”

俄罗斯教会几乎是文学与艺术的唯一保护者，因此也成为其独裁者。最好的文学不是写的，是众口相传。民歌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歌颂他们的爱情、婚礼、悲伤、四季变化、宗教节日及死亡。此外，有歌颂圣徒、古代英雄及如诺夫哥罗德商人萨得可（Sadko）冒险传说故事的短歌。失明者和跛子便沿村到处唱这些诗歌和圣歌，所有的文学几乎都是宗教的僧侣式文学。

这时将圣像绘画带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是僧侣。在一块画板上，有时（多加上一块布）漆上一层黏液后他们就在上面作起画来，他们着色的方法是利用水和蛋黄调和在一起，在画上加上一层釉之后就装入一个金属柜里。作画题材由教会决定。人物画和面貌多取材自拜占庭的模式，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细工到希腊化的亚历山大时代的绘画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最好的圣像画包括：一幅置于莫斯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名为《登基的基督》（Christ Enthroned）的无名氏画；一幅藏在诺夫哥罗德学校的《基督进入耶路撒冷》（Entry of Christ into Jerusalem）；一幅置于三位一体修道院内，由僧侣安德烈·鲁布廖夫（Andrei Rubliov）画的《神圣的三位一体》（The Holy Trinity）。鲁布廖夫及其师傅狄奥凡（Theophanes）画的壁画，其风格为半拜占庭式、拜占庭希腊混合式，他们的壁画分布在弗拉基米尔（Vladimir）、莫斯科及诺夫哥罗德等地，不过这些画都已因时代久远而不存在了。

每位统治者都以赐建一幢教堂或一所修道院来表示他的辉煌功绩，同时借此宽慰他的良心。以亚美尼亚、波斯、印度、蒙古、意大利等地的结构和精神为辅，以拜占庭的传统为主，形成了俄国教会建筑的风格，其特色是华丽的多样性构成单位、饰金的中央殿宇、精心设计用以防雨防雪的球形圆顶。东罗马帝国灭亡、鞑靼人被驱逐后，俄国依赖拜占庭和东方艺术的程度才开始减下来，从西方来的影响则改变了斯拉夫式风格。1472年，伊凡三世（Ivan III）为了继承拜占庭皇帝的权力及王号，娶了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国王的甥女卓娅·帕拉奥罗古斯为妻。卓娅从小在罗马长大，感染了早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她带来了多位希腊学者，并把意大利艺术传授给伊凡。伊凡于1474年派遣第一批俄国特使到西方，也许便是她的建议，希望能为莫斯科带回来几位意大利艺术家。具有非凡才干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波隆那的里多尔福·菲耶拉瓦特（Ridolfo Fieravante）接受了聘请。此外，彼得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阿列韦西奥·诺维（Alevisio Novi）及其他多位艺术家也来到俄国。就凭这几位意大利人，再加上俄国的助手和苦工，才把克里姆林宫（Kremlin）重新建立起来。

尤里·多尔戈鲁基（Yuri Dolgoruki）于1156年在他的别墅四周加了一道围墙，由此建立了莫斯科，这栋建筑正好位于具有战略地位的两条河流的汇流处，这个城堡便是克里姆林的最初形式。随着岁月的消长，这道围墙慢慢扩大，教堂和宫院也一栋一栋竖了起来，四周再围以厚厚的橡树墙。伊凡三世亲自费工夫把整个地方改头换面。显然，位于克里姆林的古老圣母升天大教堂一定是菲耶拉瓦特（Fieravante）1475年至1479年之间改建的，而这个教堂也成为后来沙皇们加冕的地方。这个教堂的设计仍是拜占庭式，其装饰却是意大利式。从普斯科夫聘来的建筑师于1484年至1489年在围墙内又加盖了一个报喜大教堂。此外，1505年至1509年，阿列韦西奥又在克里姆林造了大天使教堂。索拉里奥及其他的人于1485年至1508年再以粉红色的砖头在城外砌一道围墙，其风格仿造米兰的卡斯特罗·斯弗泽斯科（Castello Sforzesco）教堂。莫斯科的亲王和大主教们就以这个俄罗斯的教堂中心——世俗与宗教权威的大联盟——驾驭贵族、商人、农民，并以恩威并施的手段，奠定了历史上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基础。

莫斯科的亲王

莫斯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直到13世纪末丹尼尔·亚历山大诺维奇（Daniel Alexandrovitch）才扩展其腹地，使其成为一个小公国。历史上的记载把莫斯科的繁荣归之于其便于航行的莫斯科河。莫斯科河东邻窝瓦河，西南邻俄喀河、顿河与第聂伯河。莫斯科亲王尤里·丹尼尔诺维奇（Yuri Danielovitch，丹尼尔之子）垂涎邻近有富庶首都弗拉基米尔的苏兹达尔公国，特韦尔的亲王米歇尔也有相同的野心。莫斯科与特韦尔为此而交战，结果莫斯科公国获胜，米歇尔亲王被杀而受追封为信徒。尤里之弟，即继承者伊凡一世，后来同时拥有莫斯科大亲王与弗拉基米尔大公爵的双重头衔。

伊凡一世是俄国献给鞑靼可汗贡品的征收者。他向人民搜刮的远比他进贡的为多，以此自肥。他的强取豪夺使他赢得“钱袋”的绰号，却使他的公国有13年免于鞑靼的袭击。他死时（1341年）犹如一个出家的僧侣，被人们以圣徒供奉。他的儿子西梅翁·普努德（Simeon the Proud）继承了他收税的本事。虽然他声称对每个省份拥有控制权而自封为全俄罗斯的大亲王，却仍免不了死于瘟疫（1353年）。伊凡二世是一位温顺而爱好和平的君王，在他的统治下，俄国却陷入了内战。他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具有军人必备的气质，他击败了每一位敌手，而且公然反抗鞑靼可汗。1380年，马迈可汗（Khan Mamai）纠集了一群鞑靼人、热那亚的雇佣兵及一批浪人，向莫斯科进军。德米特里及其俄国联军在靠近顿河附近的库利科沃（Kulikovo）与鞑靼军相遇，击溃了他们（1380年）。两年后，鞑靼人挟10万大军再度向俄国进击。因胜利得意忘形但民穷财尽的俄国人，无法招募与敌军相当的兵力；鞑靼人夺取了莫斯科，屠杀了2.4万人，把莫斯科城夷为平地。德米特里之子瓦西里一世（Vasili I）与鞑靼人谋和，割让诺夫哥罗德公国，并强迫诺夫哥罗德和菲亚特卡两城邦奉他为君主。

莫斯科大亲王沿用鞑靼人的专制政治制度，也许对于乌合之众的文盲人民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暴力与权术的专制政体下，一个仿照拜占庭式的政府管理机构须受制于一个向亲王咨询、为亲王服务、由权贵组成的议会。这些权贵也是军队的统帅，地方的统治者，半自由农民的组织者、保护者与剥削者。富于冒险的殖民者移居至无人烟地区，他们清理沼泽，放火烧山以提高土地的肥力，这种无计划的耕种方式将土地资源榨取完之后，他们又搬到别的地方，就这样，他们抵达了白海（White Sea）和乌拉尔山脉（Urals），甚至深入到西伯利亚。在这些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散布了无数的小乡镇；所有的房子都是以泥土和木头建筑而成的，目的是至多20年后就烧毁它们。道路崎岖不平，唯有在冬天，冰雪覆盖道路，到处挤满了坐着雪橇、穿着保暖长靴的人时，这些路算是最畅通无阻的了。商人们喜欢河流，不喜欢陆路，靠着水或冰的力量，他们在南北之间辛劳地做着生意。此外，他们也跟拜占庭、穆斯林及北欧的汉萨同盟交易。也许在贸易扩大的过程中，这些亲王们的个人主义消失了，而俄国也被迫趋向于统一的局面。瓦西里二世之所以被称为“盲者”德米（Tëmny the Blind），是因为他被敌人挖出了眼珠（1446年），他曾以折磨、致残及鞭笞的方式使反抗他的人服膺于他的领导。因此，后来他留给其子的强大俄国，才足以洗清受鞑靼人统治的耻辱。

伊凡三世被称为“大帝”，因为他完成这项大业，而且统一了俄国。处境的需要，形成了他特殊的作风：不讲理、狡猾、精打细算、顽固、残忍，能坐镇克里姆林指挥军队在远方打胜仗；残暴地惩罚抗命者与无能者，甚至鞭笞、折磨、残害权贵，杀害医不好其子之病的医生。他过于严厉地对待其侍从，以致妇女们一见到他就昏倒。俄国人称他为“恐怖者”，直到他的孙子登基。

在他南征北讨中，征服诺夫哥罗德最不费力。对诺夫哥罗德城邦内的那个既蓬勃发展又可抽税的商业中心，他垂涎三尺，极欲夺取，而莫斯科的商人们更逼他进军把北方的这批竞争者消灭掉。这位大亲王控制了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之间的平原地带；而以经商为主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买卖货物的地方便在这个地区，伊凡只要下令将其谷仓和市场关闭、拒绝诺夫哥罗德的商人来此经商，这个城邦就得破产，就得向伊凡称臣纳贡。经过8年的停停打打，这个小共和国终于放弃了自治的权力（1478年）。其国内的主要居民7000人被迫迁到苏兹达尔，北欧汉萨同盟的商人被赶走，于是莫斯科的商人们继承了他们留下来的市场，而莫斯科亲王则分享了诺夫哥罗德的利润。

吞并这个共和国的殖民地后，伊凡将统治势力延伸到芬兰、北极圈及乌拉尔山脉等地区。普斯科夫幸好投降得早，方能保全其共和国，只是将其国家置于这位大亲王统辖之下而已。特韦尔则以寻求与立陶宛联盟而想保存下来，但伊凡亲自挂帅出击，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该城。罗斯托夫和拉罗斯拉韦尔也相继落入其手。伊凡的兄弟去世时，伊凡不准把他们的封地分给其继承者，而是并入自己的领土内。其中的一个弟弟安德烈因为和立陶宛私通，被伊凡拘捕下狱，死在狱中；伊凡虽然流下伤心的眼泪，仍然将安德烈的土地充公，因为政治是不讲感情的。

脱离鞑靼人的支配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实际上是轻而易举之事。由蒙古人和鞑靼人联合起来的残余侵略者已经分成相互敌对的3批，分别定居在萨里、喀山、克里米亚3个地方。伊凡实行各个击破的办法、直到他有把握他们不可能联合对付他为止。1480年，他开始拒绝向他们纳贡。阿赫梅特可汗（Khan Akhmet）率领大军向窝瓦河上游进发，沿俄喀河和乌拉河河岸，直到莫斯科南部，伊凡率领15万大军进驻河的对岸。就这样在没交战的对峙之下，两军在此驻扎了数月之久。伊凡不太敢以其皇位及生命孤注一掷，鞑靼人则对他的优良大炮惧怕三分。河水结冻，两军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不交战的局面时，伊凡即下令撤退。鞑靼人不但不乘机追击，而且也下令撤兵，直退到萨里（1480年）。这确实是一次大而荒谬的胜利。从那时起，莫斯科即未曾再纳贡给这个部落。伊凡大亲王自称为独裁君主（Samoderzhets），因为他无须向任何人纳贡。那些相互敌对的可汗们却互相打起仗来，阿赫梅特战败被杀，萨里金帐汗国从此消失了。

立陶宛仍然存在。即使是大亲王或莫斯科主教区也无法像乌克兰和基辅两国享有这么久的和平，而西俄罗斯则常常有个强敌威胁着莫斯科，引诱信仰希腊正教者改信罗马公教。据称，波兰人想要谋杀伊凡的计划，给了伊凡一个开战的理由，结果真的带来一场为收回被占领省份的圣战（1492年）。许多立陶宛的亲王，由于夹在波兰、罗马、天主教联盟之间感到惶惶不安，因此都打开大门，迎接伊凡的军队。立陶宛的大亲王亚历山大在韦德罗萨（Vedrosha）裹足不前，结果输了这一仗（1500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停，停战6年。莫斯科却保有它占有的土地——西至索日河，包括车尼哥夫，几乎抵达斯摩林斯克。伊凡三世年已63岁，只好把未收复的重任留给其继任者。

伊凡在位43年，对20世纪以前的俄国历史，其重要性当然不在话下。也许是受到财势的鼓舞，或是因为相信俄罗斯人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一个统一的俄国，伊凡三世对其国家的功业几乎可以媲美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教廷的亚历山大六世。上述这些事件同时发生，证明了国家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抬头，也为教皇政治的超国家强权敲响了丧钟。权贵失去了其独立性，公国们纷纷向莫斯科进贡，于是伊凡拥有了“全俄罗斯的统治者”的称号。也许听了他那位希腊籍太太的建议，他也采用了有希腊罗马之风的沙皇称号，以那代表帝国的双鹰作为该国的标志，宣称对所有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有继承权。于是，拜占庭的政治理论与仪典，视教会为国家的机关，也随着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拜占庭的希腊字母及拜占庭的艺术形式传入了俄国。而拜占庭地近亚洲，一切都东方化了，俄国早因鞑靼人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成为一个更东方式的君主政体，这种政体当然使西方人感到格格不入，难以了解。

“恐怖者”伊凡（1533—1584）

瓦西里三世继续统一俄国的工作。他把斯摩林斯克并入他的疆土，又强迫梁赞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克等公国向他称臣。一位俄国的编年史作者说过，曾经不可一世的普斯科夫共和国向瓦西里称臣时（1510年），“只有怀中的婴儿不流泪”。俄国现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瓦西里王已可和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查理五世、苏里曼大帝、教皇利奥十世等人并驾齐驱了。有几位权贵想要限制他的独裁政治时，他骂了他们一句轻蔑的话——“村夫”，并将其中的一位贵族杀头示众。他的妻子不能为他生子，他就和她离婚，另娶一位能干的海伦娜·格林斯基（Helena Glinski）。他去世后，她便代其3岁大的儿子伊凡四世摄政。她死后，权贵们恢复了他们的强横，政府重新被其钩心斗角的党团轮番控制。他们的暴力使城市大乱，他们把那些手无寸铁的农夫杀死，使国家陷入内战。

在这些争斗中，这位全俄罗斯的小君王几乎没有人理睬，有时甚至穿不暖、吃不饱。他看到处处血腥时，反而视之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也开始施行各种残暴娱乐，渐渐变得喜怒无常、猜忌心重。他13岁时（1544年），突然罢黜权贵的首领安德烈·舒伊斯基（Andrei Shuiski），自己掌握国家的统治权。3年后，他请莫斯科大主教加冕他为沙皇。之后，他又下一道命令，在其领土内为他挑选一批高贵的处女送给他，从这批处女中他选中了阿娜斯塔霞·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为妻，这个女人的娘家姓氏很快便成为一个朝代的名称。

1550年，他召开了全俄罗斯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Zemski Sobor）。会中，他忏悔少年时代的错误，并保证将以公平仁慈的政策统治国家。也许是受了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大会也讨论捐出教会财产给国家的动议。该动议未获通过，却通过了一项与此相关的提案，规定所有让与教会的独立地产——那些不含抵押权的地产——都要被收回，所有在伊凡未届法定年龄时捐给教会的礼物须注销，而且所有的修道院无沙皇的同意不得再置任何财产。僧侣们的怒气直等到伊凡选定希尔维斯特（Sylvester）牧师为其宗教导师，而且请他和阿列克谢·阿达舍夫（Alexis Adashef）为其主要牧师时，方才消退。在这些能干助手的支持下，伊凡21岁时其领土便已十分辽阔，西起斯摩林斯克，东至乌拉尔山脉，北达北极海，南方濒临里海。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整顿陆军，为此，他成立了两个直接向他负责的机构，以便与不甚友善的贵族军力抗衡：哥萨克（Cossack）骑兵队及配有火绳枪——这种枪炮于15世纪中发明——的斯特里尔茨（Strieltsi） 步兵队。哥萨克人在15世纪的南俄罗斯，其地位介于穆斯林与莫斯科的农民之间，他们必须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应战，因此他们常常有机会抢劫来往于南北之间的骆驼商队。主要的哥萨克“老大”——包括俄国东南部的顿河哥萨克人（Don Cossaks）和西南部的扎波洛什哥萨克人（Zaporogue Cossacks）——是一批半独立的共和国，施行很奇怪的民主政治：男户长们选出一位酋长作为由全民选出的代表大会的执行官；所有的土地是公有的，只是暂时租给每家使用；在法律面前任何阶级都平等。以勇猛著称的哥萨克骑士成为伊凡四世国内外稳定力量。

他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他想把俄国与波罗的海和里海连在一起。鞑靼人仍然占有喀山、阿斯特拉罕及克里米亚等地，仍要求莫斯科向他们纳贡，虽然这种要求不为莫斯科理睬。伊凡深信，俄国的安全与统一需要他取得上述这些汗国，并控制窝瓦河的出口。1552年，这位年轻的沙皇率领15万大军进攻喀山的城门，围攻50天之久。城内3万穆斯林秉其宗教信仰的不屈不挠精神坚决抵抗。他们屡次突击，突击队员有些被捕、被吊在城墙前的绞架上时，守城者反而以箭射之，因为他们说：“与其让被捕者死在不纯净的基督徒手中，不如让他们死在国人的干净手中。”攻城者因围攻一月不下而丧失信心时，伊凡派人从莫斯科取来一个神奇的十字架。他把这个十字架拿给士兵们看后，士兵们个个又恢复了活力。攻围双方都有上帝被召来服役。有位德国的工程师在城墙四周布以地雷，结果城墙应声倒地，俄国人边入城边叫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于是把所有不能当奴隶卖的人通通杀光。据说，伊凡曾经为打败仗者淌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他们虽非基督徒，却也是人。”他重新以基督徒去驻守废墟。俄国人礼赞他是第一位攻取鞑靼要塞的斯拉夫君王，而庆祝这次胜利的方式就像法兰西欢呼在图尔阻挡穆斯林（732年）的前进一样热烈。1554年，伊凡攻取阿斯特拉罕，窝瓦河也完全为俄国所有。克里米亚一直被穆斯林控制到1774年，但顿河的哥萨克人此时已臣属莫斯科了。

清除了东方的疆土后，伊凡开始觊觎西方。他梦想俄罗斯的商业能向西部和北部发展，沿着大河直达波罗的海。他极羡慕西欧的工商业扩张，因此他寻求任何机会使俄国和这种发展产生关联。1553年，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两人奉伦敦商人的委托，想在斯堪的纳维亚附近找寻一个通往中国的北极航线。他们从哈维奇（Harwich）乘3条船出发，两个船员在冬天死于拉普兰，钱塞勒仍旧抵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该地是英国人以米迦勒大天使命名的。钱塞勒历尽千辛万苦方抵达莫斯科。伊凡起初便是和他，后来又和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enkinson）签订了许多条约，批准伦敦与莫斯科公司在俄国境内做贸易的特权。

可是就伊凡而言，这些条约并不能当成通往西方的窗口或门户。他尝试引进德国的技术员，已经有123位技工聚集在吕贝克准备出发，但查理五世不放行。有一条大河南德维纳河（Southern Dvina）从俄国的心脏一直到里加（Riga）附近，流入波罗的海，中间流经敌对的利沃尼亚（Livonia）。德维纳河和窝瓦河的河源相距并不很远，只要挖几条运河就可以把这两条河接通。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故意把这条水路赐给俄国，以补偿其大片土地与海岸和港口数目不成比例的缺陷。因此，只要波罗的海能够和里海、黑海连在一起，东西方就可以有所接触，而且在货物及思想的交流中，西方也可偿还它负于东方的古老文化。

因此，1557年，伊凡便造出一个开战的理由——其实，这通常都是一种贪心的借口而已——向利沃尼亚挑战。他派遣一支由喀山留下的鞑靼可汗沙阿—阿里（Shah-Ali）率领的陆军向利沃尼亚攻击。这支军队在该国大肆劫掠，杀人放火，逼其人民为奴，到处强奸妇女。1558年，另一支俄国大军攻占了距波罗的海只有8英里的纳尔瓦城。利沃尼亚请求波兰、丹麦、瑞典和德国的协助，整个中欧都为这种斯拉夫人西犯的洪水感到不寒而栗，其情况与6世纪时他们西犯到易北河一样恐怖。斯蒂芬·巴托里（Stephen Bathory）后来唤醒了波兰人，他率领军队在波罗兹克（Polotsk，1582年）打败了俄国人。被击败的伊凡只好将利沃尼亚让给波兰。

早在这次决定性的挫败之前，伊凡在国内政策的失败已引起了反叛。那些想要伊凡多开几条贸易路线使其致富的商人们，已经对极度浪费而具有分裂性的战争失去了兴趣。反对这场战争的贵族们于是想联合拥有较精良武器的波罗的海诸强国、反抗在政治和组织上仍属于封建制度的俄国。早在开战之前及战事进行中，伊凡就怀疑许多权贵们有夺取其皇位的阴谋了。在一次几乎夺掉其性命的疾病中（1553年），他得知，一群强有力的贵族曾经计划等他一去世，就废弃其子德米特里，另拥立弗拉基米尔为亲王，因为弗拉基米尔的母亲已把大批礼物一一分发给军队。他最信任的顾问——希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与那些阴谋叛变的权贵们串通了。虽然对他们怀有疑心，伊凡仍让这些权贵们继续握权达7年之久，直到1560年才以非暴力手段驱除了他们，希尔维斯特死在一所修道院内，阿达舍夫则死在利沃尼亚战役中。权贵们中有几位逃到了波兰，拿起武器反抗俄国。1564年，伊凡的心腹、统率将领安德烈·库尔伯斯基（Andrei Kurbski）亲王也加入这种逃亡的行列，声称俄国的沙皇想要谋害他。库尔伯斯基从波兰送了一封是向他宣战的信，指骂伊凡为一位患有麻风病的犯人。据说，伊凡听完了这封宣战书后，马上拿了一根拐杖打那位带信者，并把他的脚用钉子钉在地板上。这位沙皇还是亲自向库尔伯斯基回了一封长达62页的答辩书，这封信以滔滔不绝、杂乱无章、慷慨激昂、引经据典的口气，说明权贵们如何罢黜他的阴谋。因为深信是权贵们设计毒死阿娜斯塔霞的，他在信中质问他说：“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不是已经夺走了我年轻的太太，而我却从未去杀死任何议员吗……我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库尔伯斯基在他行将就木之际，写了一篇充满敌意、冷酷无情的《伊凡的罪史》，从这份陈述中，我们方得到叙述伊凡的恐怖的来源。

这些阴谋计划和逃亡成为这一朝代最有名、最特殊的事件。1564年12月13日，伊凡举家离开莫斯科，带了一些圣像、宝物以及一小支军队，隐居到他在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rovsk）的夏日别墅去，同时写了两道声明送回莫斯科。其中之一宣称，权贵们、所有的政府官吏及教会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和国家；因此，在“万分悲伤的心情下”，他现在让出了他的皇位，今后将过着隐退的生活。另外一封则告诉莫斯科人，他实际上是爱护他们的，而且向他们保证，他将永远爱他们。事实上，他自始至终都站在老百姓和商人这边而反对贵族，这一点在当时的中下阶级人民中就可得到证明。这些中下阶级的怒气爆发了，他们叫骂那些贵族和僧侣，要求他们派遣一个由主教和议员们组成的代表团去见沙皇，亲自请求他重回皇位。结果一切按此进行，伊凡也“再次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不过附有许多他以后才想说明的条件。

他回到莫斯科后（1565年2月），马上召开僧侣和权贵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宣称要处决反对党的领袖，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以后他要握有一切权力，无须向贵族们或大会咨请，而且把凡是不服从其诏书者通通放逐。代表们为了防止群众的反抗，结果屈服解散。伊凡同时宣布，此后俄国将分为两部：其一为泽姆斯特奇纳（Zemstchina）或称各省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仍由权贵及其国会组成的政府控制；沙皇可以随意抽税，在军事和外交事务方面该会完全受他管辖，除此之外，他们可以自治自由；其二为奥普里茨尼纳（Oprichnina）或称“另外的财产”，由伊凡自己控制，这种财产是他授给普鲁里茨尼基（Oprichniki，“骑士”之意）或另外阶级的土地，这些阶级由沙皇选出，一方面为统治管辖这一半领土之责，另一方面为保护这块土地，以免发生骚动，借此沙皇可以得到保护，同时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服役。这一阶级的新军官——最初总数只有1000人，后来增加到6000人之多——大部分是从贵族的青少年子弟中选出。这批人原是无田阶级，为了报答伊凡授予的地产，个个都愿意为他效命。这些土地部分来自皇帝的财产，而大部分是从那些反叛的权贵那里没收来的，到了这个朝代的末期，奥普里茨尼纳阶级几乎占有全俄罗斯的一半、莫斯科的大半部及许多重要的贸易航线。这次革命和150年后彼得大帝施行的很相似——一种新阶级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俄国的工商业也开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全落在贵族手中的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位虽然只有一小支私人军队及不可靠的商人和老百姓的支持却不乏蛮勇的沙皇。从某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相信，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当时年仅35岁的伊凡，一下子老了20岁。

伊凡现在把亚历山德罗维奇当作他的公馆，并将之改建成一幢设防的城堡。这一连串和贵族阶级的作对，再加上连年征讨利沃尼亚不利，若是一位不够镇定的人一定会乱了脚步。他命令他的卫士像僧侣一样穿黑长袍、戴铁盔，自称是这些卫士的修道院院长，他唱他们的圣歌，每天参加他们的弥撒，他强烈的虔诚心使他匍匐在神坛前又站起时，额上都擦伤。这一点更使人望之俨然可敬，俄罗斯开始对他又惊又敬，甚至全副武装的骑士在他面前都自感卑微，因此，他们被称为他的朝臣。

伊凡的革命，就像其他人的革命，有其恐怖的一面。凡是阻挠革命而被捕者，皆格杀勿论。在一部修道院的编年史里——编者可能是他的敌对者——说明，在这几年中（1560—1570年）成为其暴怒的牺牲品的有3470人。从这部编年史的记载看来，这些牺牲者大部分不是连累“其妻”，就是连累其“妻、子”一起而被杀害，其中有一次甚至连同“来营救的十个人”都一起被处决。弗拉基米尔亲王及其母亲被杀，不过其子不但幸免，而且生活还被照顾。据说，这位沙皇还要求僧侣们为那些牺牲在他手里的灵魂祈求安息。他辩白说，这些处决完全是给叛国者的一种普通惩罚，在战时更需要。一位波兰的官员承认他的说法有道理，一位英国人看了这种杀戮之后祈祷说：“但愿上帝能够把这种效忠方法教给我们国内的那些反叛者，要他们履行对其亲王的职责吧！”

恐怖的高潮降临在诺夫哥罗德。伊凡曾拨了一大笔经费，要当地的大主教修理其境内的教堂，因为他自以为在当地的牧师心中享有相当大的名气。但他居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在诺夫哥罗德修道院内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背后，有人发现一张文件——该文件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上面说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城将联合波兰，阴谋推翻沙皇。因此，1570年的1月2日，一支由骑士为前导的强大军队突然向诺夫哥罗德猛攻，掠夺所有当地的修道院，逮捕了500名僧侣和牧师。1月6日，伊凡亲自抵达该城之际，即下令，凡是拿不出50卢布作为赎罪金的牧师一律要用鞭打死。结果，大主教被解除了教职，然后送入牢狱监禁。根据诺夫哥罗德的第三部编年史的记载，对居民的大屠杀持续5个星期之久，有时1天之中杀掉500人。据官方的记录，一共死了2770人。伊凡却辩说，只有1502人。据称有许多商人因极欲重新打开与西方的贸易之门，也参加了这次阴谋，沙皇的士兵也把城内的商店全部烧光，甚至商人们在郊区的家也未能幸免；住在其四周的农舍也被破坏殆尽。除非不友善的修道院编年史者把这次大屠杀作了过度的渲染描写，否则像伊凡的这种野蛮式复仇行动也许只有“勇士”查理（1468年）惩罚其叛变者列日，或查理五世（1527年）的军队洗劫罗马城堪可比拟。从此，诺夫哥罗德未能恢复俄国商业生活的昔日光辉。伊凡顺便到普斯科夫，但他不许其士兵再去夺该城。然后，伊凡班师回莫斯科，马上举行一场皇家化装舞会，以庆祝他从谋叛中逃生。

这样动荡的王朝当然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商业在和平中方能蓬勃，在战时会受到打击。在那些授给骑士的田及其他田地上，农人依法附属于土地，是一个不断生产的工具；在1500年数目仍然很少的农奴，1600年已经在土地法里成为定则了。课税都是掠夺性的，通货膨胀非常迅速。1500年，卢布的价值比1410年高出94倍，1600年则只有24倍。我们无须继续追溯其下降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的教训，即人不应视金钱如命。

家庭成员无节制的浪费和土地贫瘠，引起到新鲜肥沃土地的无休止的迁徙。这批人越过乌拉尔山区时，他们发现一个包括巴什基尔（Bashkirs）人和奥斯蒂亚克（Ostyaks）人的鞑靼汗国，汗国的首都，哥萨克人称为西伯尔（Sibir）。1581年，赛门（Semën Stroganov）召集了600名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在耶尔马可（Ermak Timofeevitch）的率领下征服了这些部落，结果大功告成，使西西伯利亚成为扩张中的俄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土匪头目出身的赛门居然被希腊正教教会封为圣徒。

教会仍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因为大家都非常敬畏上帝，伊凡的能力范围仍然有限。严格的典礼仪式——如非属于道德方面的话——处处束缚了沙皇。牧师们特别注意，要沙皇每次接见来自正教教区外的大使后，一定要洗手。在俄国，不许崇信罗马天主教，信奉新教却得到宽容，因为新教教徒是罗马教皇的敌人。与亨利八世一样，伊凡四世对自己在神学方面的知识引以为傲。他曾在克里姆林宫里和一位波希米亚的路德教牧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不过，我们得承认，这位最凶暴的沙皇在辩论进行中的风度，和当时德国境内的宗教争论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内进行礼拜仪式时（1568年），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当面拒绝为伊凡祝祷。这位沙皇哀求他三次，仍徒劳无功。一起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在仪式完毕后向菲利普询问他为何拒绝伊凡时，菲利普马上把伊凡的罪状和淫乱行为开列出来。沙皇听后说：“不要再说下去，请赶快为我赐福！”这位高级教士回答说：“我的沉默等于加罪给你的灵魂，加速你的死亡。”伊凡在未受赐福的心情下愤然离去，而菲利普也有一个月之久平安无事。然后有一天，一位伊凡的仆人进入这家大教堂，逮捕了这位大主教，把他带到特韦尔，关在监狱里。后人对他的命运如何有着诸多争论，据俄国教会的说法是，他被活活烧死。1652年，他被追封为圣徒，他的圣骨直到1917年仍然放在乌斯宾斯基索伯尔（Uspenskiy Sobor），受人膜拜。

教会还是俄国文学与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印刷术于1491年方才传入，而在这个王朝内唯一被印成书的只限于祈祷手册。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学者住在大主教区内。1529年，在秘书的协助下，他开始着手编纂其国家仅存的文艺作品，分为12大卷，这些作品当然以宗教性的为多，其中最多的是僧侣性质的和编年史。专听伊凡忏悔的教士希尔维斯特写了一部极有名的手册《治家格言》，这是一本俄国国内经济、礼节及永恒得救的指南。在这部书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劝告为人丈夫者应对其妻子严而不厉，及其他有关如何吐痰及擤鼻涕法的正确说明。伊凡本人，由其书信也可知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伊凡的治理下，俄国艺术的最辉煌产品便是受祝福者巴西尔大教堂（Church of Basil the Blessed），这所教堂今天仍然屹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场的一端。自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554年）凯旋后，伊凡便开始兴建他所谓的圣母玛利亚代祷大教堂的工作，因为他将他的胜利归之于圣母。在这座用石头砌成的大圣殿四周，后来陆续添建了7座以木头为材料的小教堂。每座教堂都饰以一个五彩缤纷的圆屋顶，每座都是球根状的，装饰各不相同。最后一座献给圣巴西尔，完成于1588年，与整个教堂的设计相得益彰。据说，这些建筑出自一位意大利建筑师的精心设计，伊凡恐怕他可能还会创造出比这些教堂更美的杰作，便挖出他的双眼。实际上，这些都是两位俄国人巴尔马（Barma）和波斯尼科夫（Postnikov）设计的，在装饰上采用了某些文艺复兴时代的主题风格而已。每年的圣枝主日，政府规定，所有莫斯科城内的诸侯和僧侣须列队走到这所大教堂。大主教骑在马背上，马头上佩戴着一副人造耳朵，装成相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所骑的那匹骡子的样子；而沙皇则谦卑地走在马前，拉着缰绳，引导队伍；此时整条路上旗海一片，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圣像；小孩子们则高声唱着赞美上帝、感激上帝的歌声，歌声震天，俄国人的生活也因而得到祝福。

1580年，伊凡似乎已克服了他所有的敌人。他在此以前娶过五个太太，五个太太都相继去世，现在娶了第六位，而且还想以友善的重婚多添一个。他一共有4个孩子。第一个夭折。第三个名叫费奥多尔（Feodor），是一位白痴。第四位德米特里被认为感染了麻风病。1580年11月的一天，他的第二个儿子伊凡的太太穿了一件他认为不顺眼的衣服，被他看到了，于是责骂她，打她；结果，她的胎儿流产了，这位小沙皇就责备他的父亲。暴跳如雷的沙皇以手中的权杖击其头，结果儿子就这样死于非命。沙皇在懊悔的心情笼罩下发疯了，他悲伤得日日夜夜号啕痛哭。每天早晨他都说要辞去皇位；可是权贵们现在已经对他比对他另两个儿子更有好感了。他又活了3年多。然后，一种很奇怪的病袭击了他，他全身发肿，发散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1584年3月18日，伊凡在和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下棋时忽然死去，爱说闲话的人指责是戈杜诺夫毒死他的，这个故事日后还被搬上舞台。

我们不应该把伊凡只当作一位野蛮的食人魔。他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外表还算潇洒，他的鼻梁宽而平，鼻下长了一丛赤鸢色的浓须。格鲁兹尼（Groznyi）一字被当作恐怖，可以说是翻译的错误，它的本义应是威严，就像人们以奥古斯都称呼罗马的皇帝们一样。在我们看来，甚至于在当世者的眼中看来，他当然非常残暴，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判官。他生在一个有西班牙宗教法庭、塞尔维特被烧死、亨利八世的斩首风俗、玛丽女王的迫害方法、圣巴托罗缪的杀戮的时代里。伊凡听到这种大屠杀之消息时（这种消息教皇却额手称庆），他斥之为西方式的野蛮。他很容易被人激怒，这一点因遗传和环境影响而变得更为剧烈。据目击者称，即使一件很小的烦恼事也会使他“暴跳如雷，七孔生烟”。对他的罪或错误他不只承认，有时甚至于过分夸张，这使他的敌人指责他时更有充分的借口。他好学不倦，凡是有关他的国家及时代的事他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富于幽默感，有时也会哄然大笑，不过他的大笑看起来笑里藏刀。他做了想做的工作：他常保护贫弱者不受富强者的欺侮；他也会拿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抵御封建及好争吵的贵族阶级的武器；他要打开和西方的通商之门，让西方的观念传入；他要为俄国扶植一批不受古板、死气沉沉的习惯限制，不像权贵的行政管理阶级；他要使俄国摆脱鞑靼人的支配，把她从混乱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达成全国统一的局面。他是一位以野蛮方法实现文明化的野蛮人。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征服自己以达到成熟的地步。所有的改革计划都因陷入革命的兴奋而一败涂地。他使农民比以前更受地主的压迫；他的战争使贸易一筹莫展；他把所有的壮丁赶到敌人的包围中；他使整个俄国陷入分崩离析，成为一个无政府国家。他给百姓一个以宗教为名而行残暴、不节制和无道德的榜样。他把他最能干的儿子杀死，却把皇位传给一位昏庸无能的懦夫，使俄国陷入内战。他是他那个时代中的这类人中的一个：要是他们不出生于世，也许对他们的国家和人类是一种幸运！

第二章

穆斯林的天赋
（1258—1520）

1095年至1291年，伊斯兰教世界遭受了一连串极剧烈的宗教性攻击，其情况就像是后来他们攻占巴尔干各国，将成千教堂改成清真寺时一样猛烈。在12位教皇的鼓舞下，8次十字军行动吸引了欧洲的王室、骑士和暴民去对抗穆罕默德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突尼西亚等地的城堡。虽然这些攻击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气势。在西班牙，十字军获得了胜利，攻入西班牙的穆斯林被打退了，但残留者后来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格拉纳达王国，得以苟延残喘。强悍的诺曼底人又把西西里从穆斯林手中夺去。可是这些创伤与蒙古人（1219—1258年）破坏性地侵入特兰索西亚纳（Transoxiana）、波斯及伊拉克等地比起来又算什么呢？曾经是伊斯兰教文明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洗劫、屠杀、焚烧——布哈拉（Bo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巴尔干、墨夫（Merv）、内沙布尔（Nishapur）、赖伊（Rayy）、赫拉特（Herat）、巴格达皆是。所有的省市政府都被摧毁；无人管理的运河任由流沙侵袭；商业消失得无影无踪；学校和图书馆都被破坏；学者和科学家们逃的逃，散的散，被杀的被杀，有的甚至被抓去当奴隶。伊斯兰教的精神被切断几乎达一世纪之久，然后才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帖木儿率领的鞑靼人扫荡了西亚，使西亚再次沦为荒地；奥斯曼率领的土耳其人则横扫小亚细亚，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历史上从未见过其他任何文明经历过这样多次、广远、彻底的浩劫。

蒙古人、鞑靼人及土耳其人带来了新的血液。穆斯林已经变得极为放纵，因循苟且。与君士坦丁堡一样，巴格达已经放弃抵抗；住在巴格达的人民由于贪图舒适的生活，对死亡已经看得极为淡泊。那曾经开过灿烂花朵的文明和拜占庭城如今已熟透到凋谢的阶段。由于其文化上的富庶——如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样——因此，它还能凭其被洗劫后的残留记忆，教化那些征服者。在蒙古伊尔汗国（ILKhans）统治下的波斯得以创造一个开明的政府，产生了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和辉煌的艺术，使历史因一位高贵学者的出现而增色不少。在特兰索西亚纳，帖木儿的建设成果几乎与他破坏的等量齐观。以蹂躏为能事的他，居然驻足赞颂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安那托里亚（Anatolia）的土耳其人也被文明化了，诗人数目之多可比他们的妻妾。在埃及，马穆鲁克（Mamluk）人像巨人一样继续繁殖；而在西非，穆斯林尊崇的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果让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最伟大的博学之士和他比较，将会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时，伊斯兰教此时正向印度传播，一直抵达最遥远的东方。

波斯的伊尔汗国（1265—1337）

马可·波罗起程横越波斯（1271年）去朝见中国的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时，他发觉所经之地几乎都在蒙古帝国境内。历史上从未记载蒙古帝国的疆域有这么辽阔。蒙古帝国西至俄国境内的第聂伯河；南部包括克里米亚、伊拉克、波斯、今中国西藏及印度境内的恒河流域；东边则包括印度、中国及高丽；北部则是其老家蒙古。在这么辽阔的疆域内，蒙古的统治者维护道路、促进商业、保护旅客，并容许境内的人民信仰不同的宗教。

成吉思汗之孙胡拉古（Hulagu）在征服巴格达之后（1258年），在波斯的西北部迈拉盖（Maragha）建立了一个新都。他逝世后，他的儿子阿巴恰（Abaqa）继承为波斯的可汗（亲王），臣属于远方的忽必烈国；这个统治波斯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朝代于焉开始，一直到1337年。这个族系中最伟大的是合赞（Ghazan）可汗。他几乎是军队中个子最矮的，他的意志力却比他们的武器更坚强。他拒绝效忠于中国的大汗国，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国王，建都于大不里士（Tabriz）。朝见他的公使来自中国、印度、埃及、英格兰、西班牙等国。他改革行政、巩固货币，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强盗们的迫害，恢复巴格达昔日的繁荣。他在大不里士建了一所清真寺、两所学院、一个哲学研究院、一个天文观测台、一所图书馆及一家医院。他把从某些土地上得到的利润拨为支持上述机构的经费基金，并为这些机构延聘当时的名流学者、医师和科学家。他本人修养很高，精通数种外国语言，可能包括拉丁文。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华丽的大坟墓，因此他的死亡（1304年）仿佛是凯旋，回到了光荣的家。

马可·波罗把大不里士描写为“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城市”。弗拉·奥德里克（Fra Oderic，1320年）则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做买卖的城市”。在这里，应有尽有。基督徒说，这个城市缴给其统治者的税收总额比全法兰西人民缴给其国王的还多。克拉维霍（Clavijo，1404年）称之为“物阜民丰的大城”“漂亮的建筑林立”，清真寺极为辉煌，“该地更拥有世界上最堂皇的浴室”。他估计该城的人口约有100万。

乌利加图（Uljaitu）继续执行其兄合赞可汗的开明政策。他在位期间出现了波斯历史上最华贵的建筑和灯饰。他的大臣拉什迪·丁（Rashidiu’d-Din Fadlu’llah）的事业说明了这个时代在教育、学术和文学上的盛况。拉什迪1247年诞生于哈马丹（Hamadan），他的双亲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他的敌人常拿他对《摩西律法》的精通作为证明。他曾经担任阿巴恰的医生、合赞的首相和乌利加图的财政大臣。在大不里士东郊，他设立了一个拉什迪基金会，是宽阔的大学中心。剑桥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一封他的信，这样描写这个中心：

在中心内我们建有24幢高耸入云的大旅馆，比金字塔还坚固的1500家商店和3万幢美轮美奂的住宅。到处建有对健康有益的浴场、美丽的花园、商店、磨坊、织布及造纸厂。其他城市的人民成群结队地迁居于这里。其中有200位朗诵《古兰经》者……在一条“学人街”上，我们为400名学者、神学家、法理学家及传统主义者提供住宅；每日的薪金、养老金，每年的衣服津贴、肥皂、糖等金钱都供给他们。我们召来了1000名学生……并下令免费供给他们每天的膳宿……好让他们安心、平静地研求学问，以备将来为人服务。我们同时也安排好了计划，规定哪位学生、多少学生应该跟哪位教授或老师学习；我们对每一位学问追求者的志向和学习能力了如指掌后，我们就下令他专心去攻读适合他的学科……

对50位来自印度、中国、埃及和叙利亚的名医，我们都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要求他们每天莅临“医疗室”（医院），而且请他们每人收10位能够学习医学的学生，把这一行高贵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对所有在我们医院内工作的光学仪器制造者、外科医生和接骨师，我们要求，我们侍者的5个儿子拜师于这些人门下，以学会眼科医术、外科手术和接骨术。我们特别为这些人在医院的后面造了一个住宅区，这条街称为“医生街”。其他我们从各国延揽来的技术人员和实业家也都各有安排，分别设有属于他们行业的街道。

一个积极参与王国行政事务者居然还有时间和知识写出5部关于神学，4本关于医学、政府及一部世界史的巨著，我们除了钦佩，还能说什么？此外，一位有地位的穆斯林说，拉什迪每天只有早祷和日出之间的时间可以利用，不过，即使在阿塞拜疆也应有阴天的时候吧。他花了7年的苦功才写成《历史摘要》（Compendium of Histories）一书，他把该书印成两大卷，翻成英文却有7册之多，主要叙述蒙古人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到合赞可汗；东西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朝代；穆罕默德生前死后的波斯和犹地亚；中国和印度，其中包括对佛陀和佛教的深入研究；欧洲各个国王、教皇及哲学家们的成就及思想。虽然迄今仍未译成欧洲的语言，然而凡是读过这些书的人，一致称之为波斯散文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学术作品。拉什迪不但运用政府的档案资料，还聘请中国的学者为他提供中国的各种条约及文件，从书的内容判断，显然他都翻阅过这些文件——此外，他参阅阿拉伯、希伯来、土耳其及蒙古权威性文件的原文。

为了让他的《历史摘要》一书名垂千秋万世，拉什迪特别送了很多部到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派人将它翻译成阿拉伯文，还拨出一笔经费，每年请人把该书抄两部——一部阿拉伯文，一部波斯文——送给伊斯兰教世界的某些城市。虽然如此，很多部还是遗失了，或许由于他的政治灾难，连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也不见了。1312年，乌利加图任命他和阿里—沙赫（Ali-Shah）共同担任财政大臣。在乌利加图的继任者阿布·赛德（Abu Said）的控制下，阿里—沙赫散布许多谣言指责他的同伴，并对可汗说，拉什迪与其儿子埃伯拉罕（Ibrahim）毒死了乌利加图。结果这位历史学家被贬了，很快被处死（1318年），时年70岁，他的儿子也一并处死。他的财产被充公，基金会的一切赠予也全被剥夺，在城外的大学中心也被摧毁无余。

事后阿布·赛德可能感到懊悔，任命拉什迪另一个儿子吉亚迪·丁（Ghiyathu’d-Din）为大臣，虽为时已晚，也不失为补偿之道。此子为政堪称公正精明。阿布·赛德死后，政局混乱犹如无政府状态，最终造成了伊尔汗国的颓亡，其领土分裂为许多小国家，饱受战乱的蹂躏。尚可称道者，唯有诗歌还出现过一些光华。

哈菲兹（1320—1389）

在波斯，诗人到处可见，而国王尊崇诗人，仅次于嫔妃、书法家和将军。在哈菲兹的时代，有将近20多位波斯大诗人，声名远播至西边的地中海、东边的恒河、南边的也门、北边的撒马尔罕。这些诗人都衷心佩服哈菲兹一人，因为他们都说，他的才华远超过赛德。他对此荣誉当之无愧，并自我吹嘘说：

我从未见过比你更美的诗篇，哦！哈菲兹，凭着《古兰经》我发誓，那是出自你心中的真言。

哈菲兹之名的本意即为善诵者，这是赐给凡是能像这位诗人一样，把整部《古兰经》背诵下来的人的尊称。他诞生于夏伊拉兹，由于他的诞生日期和祖先皆不详，他很快成为诗中的神话。他的第一位赞助人阿布·伊沙克（Abu Ishaq），曾经被合赞可汗任命为法斯（Fars）之王。阿布·伊沙克由于酷爱诗，疏于政事。有一次左右的人警告他说，大批的敌军正准备进攻其首都夏伊拉兹，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把这么美好的春天浪费在打仗上岂不是太愚笨了。毫无诗兴的将军伊本·穆扎法尔（Ibn Muzaffar）攻下了夏伊拉兹，捕杀了阿布·伊沙克（1352年），下令任何人不准饮酒作乐，并关闭城内的所有酒店。哈菲兹为此写了一首悲伤的追悼诗：

虽然酒可取乐，而风可使玫瑰花香泌出，

千万不可边饮酒边弹琴，因为警伯就在附近。

把你的高脚杯藏在缝补过的大衣长袖里吧，

因为时间就像玻璃酒瓶的眼睛，会倒出血液。

用你的泪水洗去你苦修僧衣上的酒污吧，

因为这是虔诚的季节，也是戒酒的时令。

穆扎法尔的继任者发觉禁酒并不实际，而且统治饮酒者到底比统治生活严肃者容易得多，因此，准许酒店重新开业。哈菲兹闻此，便写诗夸赞他，使他大名不朽。

哈菲兹模仿波斯人的作风，写了许多关于酒的诗句，有时他甚至将一杯酒视为“比一位少女的吻更可贵”。吟诗千篇后，他便对这类题材感到厌倦。不久他又发现爱情，不论是纯洁之爱，还是青楼之爱，仍然不能没有诗：

你可知道何谓幸运？那不外是获得美人青睐。

在路上向她求怜，此种幸福非荣华富贵可比。

此时，再也没有任何自由会像做爱情的俘虏那般甜蜜：

我们相见虽然短暂，可是想到

日后我们将获得爱情的成果，因此请勿厌于

聆听内心的要求。

生命的秘密并非我们可想象的。

因此，请你暂且放下你的工作，给你的爱人一吻。

我把这一含义甚丰的建议赐给世人；

春天的花苞向人招手时，风也离开了风车

轻轻地飘来，吻上了疏落的枝叶……

夏伊拉兹的美人儿，只要你答应我的请求，

为了得到你的那颗痣——那颗去不掉的沙粒

长在珍珠的面颊上——哈菲兹愿意

以全部的布哈拉、全部的撒马尔罕交换……

假使让我和命运之神打赌，

我一定下个赌注，不论我要付出多大代价，

我要与我的爱同呼吸。

为了乐园，我该付出什么呢？

那位用黄金和丝绸织成你的头发，

那位把红玫瑰与白玫瑰集于一身，

而且将之赐给你以蜜月之礼的人——

难道他无法给我这位作为其子的人一点耐性吗？

最后他似乎冷静下来结婚了；倘若我们的了解没错，他那些玄妙的诗句等于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了太太，而且生了几个孩子，这是他在女人与酒之间做的抉择。从别的诗句看来，我们似乎可看到他为太太的去世悲伤：

我的夫人确曾改变了我的家

她住在里面时，我家成了天堂，

从头到脚，她像美若天仙的天使

本性纯洁，不沾污点，

双颊美若皎月，聪明又贤惠。

像是绝代佳人，她有慈祥的双眸，

眼睛闪耀着可爱的光辉。

我心里想：这是我安息的地方！

四周散布她慈爱的气息。

可如今她已被运往远方去，

天啊，她不知那是何处，天啊！可怜的人！

有一颗冷酷无情的星，使我

松开她的手；她在远方

孤独地前进，而我的心极沉重。

总之，他变得喜欢过家庭的生活，还养成了静闭的习惯，很少外出。据他自己称，他愿意让他的诗带他到处旅行。他屡受邀请到许多皇家宫廷，有一个时期几乎被说动接受苏丹·艾哈迈德（Sultan Ahmad）的请求，住在巴格达皇宫的住宅里。可他对夏伊拉兹的喜爱使他离不开，他怀疑乐园里的小溪是否会像夏伊拉兹的那么可爱，那里的玫瑰会一样的红。他时常写赞美诗送给当时的波斯小国王们，希望借此能从他们手中获得一点恩赐，以济其贫穷。因为，在当时的波斯，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险为作家出书，艺术家往往要摘下帽子，在贵族国王的前厅等候他们的赏赐。哈菲兹有一次差点出国：一位印度王不只寄给他一封邀请信，而且还把旅行的盘缠寄给他。他果然出发了，还抵达了波斯湾的荷莫兹（Hormuz）。正当他登船起程时，一阵暴风雨打消了他的一切幻想，使他又迷恋于他安定的生活。他又回到了夏伊拉兹，然后寄给那位国王一首诗，表示物到人未到。

哈菲兹的诗集共有693首诗。大部分是抒情诗，有些是四行诗，有些是令人费解的断简残篇。这些诗比但丁的诗更难翻译，因为这些诗在字句上有许多重复，韵脚也极繁复，如果翻译成英文，就成了打油诗，而且这些诗堆满了典故，这些典故也许在当时读来觉得充满机智，今天读起来却很费力了。有时，他写起散文反而更好些：

黑夜即将告别之际，我被一股玫瑰的香气吸引，独自走到花园，就像夜莺一样，想要找出可除去令我发热的香气。就在树荫的那边有一朵玫瑰，红得像一盏笼罩着白纱的灯火，我一直望着那朵玫瑰出神……

这朵玫瑰之所以可爱，是因为我所爱的人的脸颊就像它一样可爱……倘若青草散发的香味和花园里吹着的微风，不是为我的爱人而发而吹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的爱人的双颊就像一朵郁金香……

在夜的黑幕下，我把被你卷发束缚下的心解了开来，可是我感到你的双颊贴着我，于是我吻你的双唇。我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让你的秀发像火焰一般把我团团围住。我紧紧地压住你的双唇，我把我的内心、我的灵魂尽情地奉献给你。

哈菲兹也是一位受天惩罚、受痛苦折磨的人，通过艺术、诗篇、模仿，及在有意无意中，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极为敏感，因此，利用他的双目、言语和指尖，他崇拜一切美好的事物，诸如石头或绘画、肉体或花朵。而且，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去领受。他同时又发觉，虽然他每天对美好的事物都有新的感受，美的事物总是那么短暂，死亡却具有无比的威力。因此，哈菲兹一方面诅咒，另一方面却有崇拜之心，有时他也会怨天尤人，有时也会歌颂众美之源的永恒上帝。

很多人把他的酒视为使他心醉神迷之物，他的酒馆是修道院，他的热火是神火。当然他后来确实当了教主，穿起了苦行僧袍，而且写了许多模糊的空论诗，但他的真正神祇仍然是酒、女人和诗歌。当时曾经兴起一个运动，要判他不信真神，可是都因他辩称“我的诗是叙述一位基督徒的观念，不是自己的表白”，而逃过了被杀的命运。让我们再谈谈他所写的：

哦，宗教狂者，别以为你的傲气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清真寺与异教教堂的差别不过是虚荣心而已。

他所谓的异教徒当然指基督徒。有时，哈菲兹似乎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虚构出来的希望而已：

在那些颠簸不定的日子里他带领我们，

我们崇敬他，虽说我们深知他杀了谁。

他也许会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离开之后

他也将化成同一火焰消失而去。

他逝世后，由于他的信仰令人怀疑，他的享乐论调又是汗牛充栋，有些人拒绝为他举行宗教仪式的葬礼。后来，还是他的朋友把他的诗寓言化，才使他免除下地狱的厄运。后来年轻的一代把他的灵骨安置在哈菲奇亚（Hafiziyya）的花园里，四周盛开着许多从夏伊拉兹移植来的玫瑰，而这位诗人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他的坟墓“成为世界上爱好自由者的朝圣之地”。在雪花石砌成的墓碑上刻了一首这位诗人写的充满深刻宗教意味的诗：

互融在何方？我要起身——

我要从尘土里起来迎接你的降临！

我的灵魂就像一只归鸟，渴望乐园，

起身往高处飞去，摆脱世俗的羁绊自由自在。

你唤我去当你的奴仆时，

我将起身奔向远方

超越生命、人生、时间及肉体的界限。

哦，上帝，请赐我无边的幸福，

倾注你的慈悲如骤雨，在我的坟上，

就像随风漂泊的沙石。

当你赐福的双脚君临我的坟前，

请你带给我酒与琴。

你的呼声将萦系我寿衣的周围，

我会起身而舞，和着你的诗歌吟游。

我虽年迈，请你紧紧搂我一晚，

而我，在黎明惊醒我之前，

会从你怀里起身，满面春风。

起身吧！让我的双眼欢悦于你崇高的恩典！

你是全人类奋力以求的目标，

你是哈菲兹崇拜的偶像；你的脸

将使他离开世俗人生，起身飞腾！

帖木儿（1336—1405）

我们首次听到的鞑靼人是中亚的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有亲邻关系，后来加入蒙古人的行列劫掠欧洲。据一位13世纪的中国作家的描述，他们和尤丹内斯（Jordanes）在1000年前描述的匈奴人外表并无两样：身材短小，不了解他们的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脸孔非常凶恶，缺乏文学涵养，能征善战，能用箭射杀急奔中的马匹，百发百中，以一夫多妻制拼命繁衍他们的种族。在迁居或战役的行程中，他们随身携带床铺与膳食用具——骆驼、马匹、羊群和狗；不打仗的时候，他们便喂他们的牲畜，喝它们的奶，吃它们的肉，穿它们的皮。如果补给品非常丰富，他们就吃得很多，但他们比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更能吃苦，更忍耐饥渴与冷热。经常佩戴弓箭——有时箭尖还带了燃烧着的油精——大炮及各种中古式的攻城武器。

成吉思汗临死时（1227年），把他的领土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察合台汗国（Jagatai）得到了撒马尔罕附近的地区，包括一些蒙古或鞑靼部落。诞生于特兰索西亚纳的凯什（Kesh）的帖木儿便是属于这些部落之一的酋长的儿子。根据克拉维霍的说法，这位“上帝的新鞭子”很早便开始纠集年轻的小偷成群结队去偷邻族的牛羊。他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便是他干这些勾当时被人砍掉的。有一次他的脚后跟受伤了，此后一生就成了跛子。他的敌人称他是“跛子”帖木儿，这个称号后来被像马洛那样不小心的西方人写成坦布拉内（Tamburlane）或塔梅拉内（Tamerlane）。他受过一点学校教育，会读诗，晓得区别艺术与堕落。16岁时，他的父亲就把酋长的领导权交给他，自己则隐退到寺院。因为这位老人家说，这个世界“比一个装满蛇蝎的瓶子还不如”。 据说这位父亲曾经劝他的儿子全力支持宗教。

1361年，蒙古的可汗指派霍贾（Khoja）为特兰索西亚纳的省长，并任命帖木儿为这位省长的顾问之一。可是这位精力过盛的年轻小伙子政治能力还不够成熟，他常跟霍贾的幕僚争吵，最后被迫逃离撒马尔罕到沙漠里。他纠集了许多年轻的战士，把他的党羽和遭受同等厄运的哥哥阿米尔·侯赛因（Amir Husein）的党羽合并为一。由于过着东逃西窜的生活，他们的身心每天都受到危险、无家可归和贫穷的折磨，一直等到有一天他被人雇佣并镇压在锡斯坦（Sistan）的叛变后，才开始过较好的日子。既然羽毛已经丰满，他们向霍贾宣战，不但放逐了他，还把他杀死，就这样，兄弟两人在撒马尔罕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联合统治者（1365年）。5年后，帖木儿暗中设计杀害其兄阿米尔·侯赛因，自己成为唯一的苏丹。

他那本可靠性不大的自传记载：“769年（1367年），我正好33岁。由于生性浮躁，我时时想去侵略我的某些邻国。”他冬天都在撒马尔罕避寒，可是每年春天，他都有新的战役计划。他叫特兰索西亚纳省内各乡镇人民和部落乖乖地听他治理。他攻下了库拉桑（Khurasan）和锡斯坦，征服了赫拉特和喀布尔（Kabul）两个富庶的城市，他以残暴的惩罚使反抗和反叛者失去勇气。经过一场代价极大的围攻之后，沙伯扎瓦（Sabzawar）投降了，他带走2000名俘虏，“将他们活活地堆在一起，再以砖块和泥巴堆积在上面，然后把他们抬放到清真寺的塔尖上，好让人们知道其盛怒之可怕，而不敢再受到傲慢的魔鬼的驱使与引诱”，这是当时一位歌颂作家记载的。济里赫（Zirih）城不知他的厉害，起兵反抗他，结果更多市民的头被悬挂在清真寺的塔尖。帖木儿蹂躏了阿塞拜疆，占领了洛雷斯坦（Luristan）和大不里士，把当地的艺术家遣送到撒马尔罕。1387年，伊斯巴罕向他屈服称臣，愿意接受一位鞑靼人的卫戍将军为其王，可是帖木儿走了之后，全城的人都动员起来，把那位卫戍将军杀掉。结果帖木儿又带领一批大军猛攻该城，命令他的每位士兵都要缴给他一名波斯人的首级。据说，总共有7万颗头颅不是被挂在城墙上，就是用来堆垒成塔。怒气消了的帖木儿同意该城缴纳给其省长的税可以减低。其他的波斯城镇从此便乖乖地缴纳他们的税金。

有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传说记载，1387年，在夏伊拉兹，帖木儿把该城最出名的公民哈菲兹叫到他面前，当面斥责他，居然敢说要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城换取一个女人颊上的痣。听说，帖木儿对他说：“凭我这把金光闪闪的利剑，我已攻下了世界上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增加我政府的大本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城的光彩；而你，你这位大浑蛋，居然要把这两个城市拿去换取夏伊拉兹土耳其人的黑痣！”我们可想而知，哈菲兹低下了头说：“天啊！亲王啊！原来你是为了这种小事浪费时间来接见我。”帖木儿听了他的这句答话后非常开心，于是赦免了这位诗人，并赐给他一份很丰盛的礼物。很可惜，以前为帖木儿写传记的作家居然没人提到这件趣闻。

帖木儿还在南波斯时，有人传话给他，金帐汗国的可汗图恰特米施（Tuqatmish）已趁他不在时，带兵攻打特兰索西亚纳，甚至还洗劫了那被哈菲兹估价半颗痣的布哈拉。帖木儿行军1000英里（试想如此的行军，军需品的问题怎么解决），把图恰特米施赶回窝瓦河。在南征西讨的过程中，他又乘机掠夺了伊拉克、乔治亚、亚美尼亚等地，沿途还杀戮了那些信仰异端邪说的萨耶德人（Sayyid）。他应巴格达居民的要求，占领了该城（1393年），因为当地的居民们已经无法容忍他们艾哈迈德·伊本·乌瓦伊斯（Ahmed ibn Uways）君主的暴政。他觉得该城已经渐渐衰败，因此他下令重建；同时他又为自己物色几名貌美的姨太太，为他的宫廷多聘了一位名音乐家。艾哈迈德到布鲁沙（Brusa）寻求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的庇护，帖木儿要求引渡艾哈迈德，巴耶塞特回答说，这么做会违反土耳其人的好客原则。

帖木儿本想马上领兵攻打布鲁沙，但图恰特米施此时又进犯特兰索西亚纳。这位怒气冲冲的鞑靼人带军横越南俄罗斯，趁图恰特米施隐藏在荒野中时，洗劫了属于金帐汗国的萨赖和阿斯特拉罕两个城市。在未受丝毫抵抗的情形下，帖木儿继续率军西进，从窝瓦河抵达顿河，甚至计划拿下全部俄罗斯，以并入其版图。俄国人疯狂地祈祷，弗拉基米尔的圣母玛利亚像被抬到莫斯科，沿途居民跪在地上求祷：“圣母啊！请你救俄国一命吧！”俄国东南欧部分的贫瘠土地救了俄国。因为帖木儿看到没什么可掠夺的东西时，转回顿河，带着饥累的士兵回到撒马尔罕（1395—1396年）。

传说印度拥有可买下100个俄国的财富。由于认为穆斯林统治者在北印度对印度教的崇信者过分宽容，而且所有的印度人必须改信穆罕默德，帖木儿虽然年纪高达63岁，仍然亲自率领一支9.2万人的部队（1398年）向印度迈进。他在德里（Delhi）遭遇到印度的马哈茂德王（Mahmud），打败了印度军，杀死10万名俘虏，蹂躏了那个首都，同时带他的士兵和牲畜所能负担的印度财富回到撒马尔罕。

1399年，他仍然念念不忘艾哈迈德和巴耶塞特两位君王，于是又率领大军出发。他横越了波斯，抵达阿塞拜疆，把那位挥霍无度的儿子流放到那里当省长，将所有引诱年轻人寻欢作乐的诗人和牧师都吊死，又蹂躏了乔治亚。他进入小亚细亚后，开始围攻西瓦斯（Sivas），对该城长久的顽强抵抗极为愤怒，因此他攻下该城时，下令活埋了4000名基督徒士兵——到底这是不是一种战事宣传，则不得而知了。为了保护他的侧翼，以便安心攻打奥斯曼人，他派遣一位特使到埃及寻求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这位阿尔—马利克（Al-Malik）君王反而把这位特使下狱，并雇了一位刺客去杀死帖木儿。埃及君王的这个阴谋失败了。相继攻下阿勒颇（Aleppo）、希姆斯（Hims）、巴勒贝克（Baalbek）、大马士革等城之后，这位鞑靼人继续向巴格达迈进，因为巴格达市民赶走了他任命的使者。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攻下该城，最后命令他的两万士兵每人缴给他一颗头颅。据说，大家果然遵命而行：不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少都缴了人头税，这些头颅就在城门前堆成一个恐怖的金字塔形（1401年）。所有的清真寺、修道院及修女院终能幸免于难，除此之外的一切东西都被洗劫、破坏一空。

既然时下已无左右之忧，帖木儿又下一封最后的邀请书给巴耶塞特，要他屈服。这位在尼可波利打了一次胜仗（1396年）而自负的土耳其人却说，他一定可以消灭鞑靼军队，把帖木儿的原配抓来当他的女仆。帖木儿订了一个战略，诱使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土耳其军和他的军队开战。结果土耳其军大败而逃。巴耶塞特被俘，君士坦丁堡欣喜万分，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因鞑靼人而有半个世纪之久免受土耳其人的骚扰。帖木儿继续往欧洲挺进，进攻布鲁沙，不但烧毁了该城，而且掠走该城拥有的拜占庭图书和银制的城门。他继续向地中海推进，从罗得斯骑士（Knights of Rhodes）手中获得了士麦那城，将该城的居民全部屠杀，然后在艾菲索斯休息。这下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又慌张起来了。仍旧控制希俄斯、福西亚及米蒂纳莱（Mitylene）三城的热那亚人马上派人向他求和、进贡。埃及的君王也马上把那位鞑靼特使释放，立即加入帖木儿属国的光荣行列。这位征服者于是以一位当时最威武的国王身份凯旋荣归撒马尔罕，他的领土北起中亚，南迄尼罗河，西至博斯普鲁斯，东到印度。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寄信恭贺他，法兰西也派遣一位主教携带赠礼给他，卡斯提王国的亨利三世也派一名特使克拉维霍（Ruy Gonzalez de Clavijo）庆贺他。

我们对帖木儿宫廷所知的一切资料都是从克拉维霍写的详细回忆录中得到的。克拉维霍于1402年5月22日从加的斯出发，途经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埃尔斯伦、大不里士、德黑兰、尼沙布尔及马什哈德，于1404年8月31日抵达撒马尔罕。帖木儿的首都居然如此庞大、繁荣，清真寺和宫殿如此富丽堂皇，上层阶级的风度如此高雅，其宫廷的财富如此丰富、如此奢华，其艺术家和诗人庆贺帖木儿居然如此热衷，使他甚为讶异。存在已有2000年之久的撒马尔罕当时共有15万余名居民，而且城内尽是美轮美奂的建筑和许多四周被树木围绕的宫殿。根据克拉维霍的估计，除掉其广大的郊区外，“撒马尔罕城的面积比塞维尔还大”。居民用水是把一条流经该城的河流，利用水管引进每户人家，灌溉用的运河使该城的腹地绿油油的、一片青翠。那里有果园和充满香味的空气；羊群静静地吃草，牛在原野上奔驰，到处是青葱的作物。城里有制造枪炮、弓箭、玻璃、陶器、瓷砖、纺织品等各色各样的工厂，包括染红布料的工厂。当时，城里的居民是各种民族的融合，他们在商店或工厂里工作，住在砖砌或土造木造的房子里，在河边悠游地散步。鞑靼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乔治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天主教徒、景教徒和印度人，他们各自遵行他们的礼仪，宣扬他们互相冲突的教义信条。城内的主要街道两旁种有树木，树木的后面是商店、清真寺、学校、图书馆和天文观测台；城内有一条大道笔直地贯穿全市，这条大道的主要地段都铺有琉璃瓦。

9月8日，鞑靼君王接见克拉维霍。他那天走过一个宽敞的公园，里面搭满了以丝绸织成的帐篷，许多以丝绸刺绣饰成的天盖。帐篷是鞑靼人通常的居所。在公园里，帖木儿自己住的帐篷宽300英尺。不过，在里面当然有许多宫殿，宫殿里的地板都铺以大理石或花砖，家具不是镶有宝石就是全部用金银制成的。克拉维霍在一幢极华丽的宫殿门口看见国王交腿高坐在一个丝绸椅垫上，面对着一个水池，水面上苹果不停地漂动，一根水柱往高空喷水。帖木儿身穿一袭绸缎外衣，头戴一顶饰有红宝石和珍珠的宽高帽。年轻时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两眼炯炯有神。如今年已68岁，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而且几乎失明了，他微微启开他的眼睑看到这位特使。

他有很高的涵养，是一位言出必行的人。他阅读历史，搜集艺术品，善待艺术家，对诗人和学者更是礼遇有加，有时他也风度翩翩。他的虚荣心和他的才干不相上下，即使他的才干举世无双。和恺撒正好完全相反，他视残暴为其策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对政府文官他也常滥用死刑——处死一位压迫百姓的市长或一位把肉价抬得太高的屠宰商。他认为，严刑峻法对统治一批仍然无法遵守法律的人民是必要的；另外，为了逼迫一群乌合之众遵守一个统一而有力的王国的秩序及维持其安全，大屠杀也是一个正当的方法。然而，与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不过是一位以权力和战利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人而已。

1405年，他率军出发，去征服蒙古和中国，梦想得到一个包括半个世界的国家，梦想把地中海结为一体。他的大军有20万人之多，当大军走到他领土内的北部疆界地奥特拉（Otrar）时，他一命呜呼了！临死时，他还下一道最后命令说，即使他死了，大军也必须继续前进；他的那匹白马，仍然挂着马鞍，没人骑，在队伍的前面领首前进了一段路。他的士兵们，深知他的精神和他的意志抵得他们的一半战力，因此个个马上调头，在满怀悲伤与如释重负的心情下，回到了他们的家。他的孩子为他在撒马尔罕造了一座极庄严的大陵墓，这是一座上面冠着巨大圆顶，表面铺有许多涂有土耳其玉色瓷釉的砖块的高塔。

他的帝国随他的死亡而崩溃。其帝国的西部行省部分几乎马上就陷入敌人之手，而他的后裔们只要能拥有中东就满足了。帖木儿族系中最聪明的是沙赫·鲁赫（Shah Rukh），他让他的儿子统治包括撒马尔罕的特兰索西亚纳地区，他自己则统治从赫拉特到库拉桑（Khurasan）的地区。在帖木儿的这几位后裔的治理下，这两个代表鞑靼之繁荣与文化的中心，可与当时（1405—1449年）欧洲的任何地方颉颃。沙赫·鲁赫是一位能干的将军，爱好和平，提倡文学与艺术，并在赫拉特设立了一幢有名的图书馆。一位帖木儿的亲王曾经写道：“赫拉特是世界的花园。”乌卢格·贝格（Ulug Beg）则独爱科学家，他在撒马尔罕造了一座当时最伟大的天文观测台。一位文采华丽的穆斯林传记作家写道：

他学识丰富，处事公平，极为干练，精力充沛，在天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在修辞方面，他更具有明察秋毫的功夫。他在位期间，学者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在几何学方面，他能阐释极细微的问题，而在宇宙志方面，他有办法解说托勒密的《天体论》……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王能像他一样高高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与一流的科学家们合作，共同把他们观察星象的结果记录下来……他在撒马尔罕创设的那所学院，论其美观、地位和价值，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匹敌者。

这位模范的庇护者于1449年被其私生子谋杀。然而，帖木儿王朝的高度文化在阿布·赛义德（Abu Said）和侯赛因·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ia）两位君主的主持下，在赫拉特继续发展至15世纪末。1501年，乌兹别克地方的蒙古人攻下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1510年，新的萨非（Safavid）朝代的阿伊斯梅尔（Ismail）王占据赫拉特。帖木儿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巴布尔（Babur）逃到印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莫卧儿王朝，这个王朝使得伊斯兰教的德里成为一个像美第奇的罗马城一样辉煌的首都。

马穆鲁克人（1340—1517）

伊斯兰国家在亚洲遭受不断的侵略和革命时，埃及却在马穆鲁克君王们（1250—1517年）的统治下过着相当安定的日子。黑死病使埃及的繁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破坏，可是经过一段沧桑后，马穆鲁克人继续以侵吞和凶暴的手段使行政和艺术并行发展。1381年，在马利克·阿尔·纳西尔·巴尔丘奇（Malik al-Nasir Barquq）的领导下，布尔吉（Burji）的马穆鲁克人又创造出一个充满奢侈、诡计、暴力及社会腐败的朝代。他们贬低了政府的钱币价值，抽取民生必需品的税，破坏了国家糖和辣椒的专卖制度，对欧洲人与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进行的贸易抽取重税，因此迫使许多西方商人另寻从非洲绕道到印度的路线。在达·伽马航行（1498年）后的30年内，埃及丧失了东西方的商业带来的丰厚利润。经济上的大灾难使埃及陷入穷困，塞利姆一世（Selim Ⅰ）结束马穆鲁克人的统治、把埃及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时，埃及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1258年至1453年，开罗一直是伊斯兰国家中最富庶、最美观、人口最稠密的城市。1326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把开罗描绘得最生动，而于1383年访问该城的伊本·哈耳敦（Ibn Khaldun）称之为“宇宙的首府，世界的花园，人类的蚁穴，皇位的宝座；一个充满宫殿和城堡、修道院、修女院、大学，闪烁着学者泰斗的城市；一座由于尼罗河的灌溉，好像是地球特别以礼物向该地人致敬的乐园”——其他地方终岁劳苦的农民，看到这个地方都会抱怨上天的不公平。

这一时期的埃及清真寺反映的是政府的严苛，而非天空的色彩。这里看不见我们在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看到的那种“伊凡”（帽状屋顶）或金碧辉煌的宫殿门及浓淡相宜的瓷砖，我们看到的尽是巨大的石墙，这些东西使清真寺像一个城堡，不像一个祈祷所。苏丹哈桑所建的清真寺是这个时代的奇迹，至今仍然是马穆鲁克艺术中最庄严的纪念碑。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Al-Maqrizi）认为，这所清真寺“非其他清真寺可比”，而实际上他是一位爱国的开罗人。有个不太可靠的传统说法，哈森从各地找来许多有名的建筑师，要他们说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并命令他们造一幢比最高的还高一点的建筑。他们告诉他，霍斯鲁一世在泰西封所造的宫殿最高大，因为它的大门离地面有105英尺之高。他要工人们去偷摇摇欲坠的金字塔的石头，为一所新清真寺建了一道高100英尺的墙，然后在其上加建一个高13英尺的飞檐，在墙的一角又造了一个尖塔，计高280英尺。这个高耸入云的塔虽使西方人叹为观止，却未曾令他们起敬仰之心。感到极为骄傲的开罗人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国王在造好这座清真寺后，即把建筑师的右手砍掉，以防他可能设计另一个相同的杰作——这样做好像是说，建筑师是用手做设计工作的。此外，他们在开罗城墙外建了一些埋骨的寺院。小时候曾经当过锡卡西亚（Circassia）奴隶的马尔丘奇·阿尔·扎赫尔王（Barquq al-Zahir）死后的坟墓，便是这些国王中最华丽的一个。

布尔吉的马穆鲁克人中最伟大的建筑师名叫卡伊特·贝。虽然常受土耳其人的骚扰而感到痛苦，他仍然致力于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等地修建大建筑。在开罗，他重新修复萨拉丁城堡（Citadel of Saladin）和艾尔—阿扎尔（El-Azhar）清真寺式的大学；他建造了一幢以错综图饰的石头闻名的旅馆；他在开罗城内另建了一所极华丽的清真寺；临死之前，他又以花岗石和大理石完成了一所纪念性的清真寺，其超然的装饰、崇高的阳台式的尖塔及依几何学原理雕刻成的圆顶等，使其成为伊斯兰艺术重要的代表之一。

在马穆鲁克人的统治下，所有的大小艺术都蓬勃地发展。利用象牙、兽骨和木头雕刻而成的产品漂亮而丰富，小至笔筒，大至讲坛，花样繁多，匠心独具。讲坛如放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内的，是卡伊特·贝设计的清真寺外的用品。在这一时期，金和银镶嵌物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千种花样的埃及陶器如今已把彩釉的玻璃贡献给世人：寺院台灯、烧杯、花瓶等东西上面都绘有生动人物图案或彩色瓷釉的正式装饰图，有时还镀了金片。就凭这些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方法，伊斯兰教艺术家们为美留下了永恒的形象。

奥斯曼人（1288—1517）

没有人确知土耳其人起源于何处。有人猜想，他们是属于匈奴人的芬诺—乌格利克（Finno-Ugric）族，而“杜尔克”（Turk）一字的意思即为“甲胄”，因为在土耳其方言中，甲胄便叫“杜尔科”（durko）。他们的语言是融合蒙古语和汉语，后来又加上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成的。这些土耳其式的方言，便是唯一可分辨他们来自何处的凭借。其中的一族就取其领导者的名字塞尔柱（Seljuq）为其族称，这一族因和敌人屡战屡胜越来越壮大。13世纪，这一族的后裔居然控制了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等地。其同宗的一族于13世纪内为了逃避蒙古人的侵犯，在奥图（Ortoghrul）的领导下，逃离了古拉山（Khurasan）。他们被住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科尼亚部落雇为军队，并接受了一块可饲养其牲畜的土地。

奥图逝世后（1288年），其子奥斯曼（Othman），或奥司曼（Osman）当时年仅13岁，被选为继承人，奥斯曼人或奥司曼人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在19世纪之前，他们从未自称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他们称那些住在土耳其斯坦和古拉山等地的半野蛮民族的名字。1290年，他们发觉塞尔柱人衰弱不振、不足以阻碍他们的发展时，奥斯曼便自封为小亚细亚西北部一个小国的独立酋长。1299年，他又把他的大本营往西挪到耶尼—塞尔（Yeni-Sheir）。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他极有恒心。他的军力虽小，但他的士兵个个都是上乘的骑士，绝非步兵之流，为了争取土地、金子、女人和权力，他们都愿意冒杀头断脚的危险。在他们和马莫拉海（Marmora）之间正好有许多政风腐败、毫无设防的拜占庭城市在那里醉生梦死。奥斯曼率军先围攻其中的布鲁沙城，虽然第一次打了败仗，但之后又卷土重来。最后，布鲁沙城终于向他的儿子奥尔坎（Orkhan）投降，此时的奥斯曼本人却在耶尼—塞尔（1326年）奄奄一息。

奥尔坎利用他父亲的灵骨圣化布鲁沙，并将其建为奥斯曼人的新都。“天意”——意愿加上权力——诱使奥尔坎奔向地中海，奔向那个商业、财富与文明的古老地区。在布鲁沙落入其手的同一年，他攻取了尼科美底亚（Nicomedia），该地后来改名为伊兹米德（Izmid）。1330年，他攻下后来改名为伊兹尼克（Iznik）的尼西亚，1336年攻占后来改名为贝尔加马（Bergama）的佩加蒙（Pergamum）。这些弥漫着历史味道的城市都是工艺与贸易的中心，食物和市场完全依赖早已为奥斯曼人所拥有的四周农业区，他们必须依靠其周围的腹地，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没有作太久的抵抗，因为他们曾受过拜占庭诸省长的压迫，而且听说，奥尔坎抽税很轻，容许宗教的自由。此外，这些近东的基督徒中有很多都是属于受过侵扰的异教徒——景教徒或基督人神合一论者（Monophysites），因此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很快接受伊斯兰教的信条。在这种情形之下，战争反而可以解决那些理智上无能为力的神学问题。领土扩张后，奥尔坎便自称为奥斯曼人的君王。拜占庭的皇帝们争相与之谋和，雇用他的士兵，容许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欧洲领土内建立奥斯曼人的要塞。奥尔坎死于1359年，时年71岁，留给他的人民很深刻的印象。

他的继承者们建立了一个在综合战术、行政能力、野蛮残暴方面无人可与之匹敌，却醉心于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朝代。穆拉德一世（Murad Ⅰ）算是这一家系中最不出色的君王。因为他是一位文盲，他签名时，每次都以沾有印泥的手指头压在公文上，这是一位比较不高明的杀人者。他的儿子萨翁德基（Saondji）带领一支叛军企图向他进攻而失败时，穆拉德便将他这位小儿子的双目挖出，砍掉他的头，强迫那些叛军的父亲们也砍掉他们儿子的头。他训练了一支极为勇猛的军队，把大部分巴尔干人都征服了，还赐给他们一个比在基督徒统治下更有效的政府，以安抚被征服者。

巴耶塞特一世在科索沃（Kosovo）的战场上继承了他父亲的皇冠（1389年）。他率领的军队打胜仗后，他立即下令处决他那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雅各布（Yakub）。这种杀害亲兄弟的行为后来变成奥斯曼人继位的正规手段，其根据的原则是，叛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所有有资格问鼎王位者都应该及早处决掉为佳。巴耶塞特因此赢取了“雷公”（Yilderim）的称号——因为他的军事战略非常迅速，可是他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而且把大部分精力都浪费在性欲上。属国塞尔维亚的统治者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把妹妹送给巴耶塞特当姨太太，这位德斯波伊娜夫人（Lady Despoina）后来便成为他最喜欢的太太，教他如何喝酒及如何享受堂皇豪华的酒宴，并以不智的方法使他变得非常衰弱。他的傲气一直到去世前仍然不衰。摧毁尼可波利的骑士团后，据弗鲁瓦萨尔的报告（或他修改过的）说，他便以一种特殊的挑战方式释放了内维斯伯爵（Count of Nevers）：

约翰，本人深知阁下为贵国的大公爵，而且是一位大公爵之子。阁下年纪轻，倘若在阁下首次侠义的出师中，重任就落到阁下双肩上的话，阁下也许就成为众人指责或引以为耻的对象。为使阁下免于此种指责及恢复阁下的荣誉起见，料阁下愿意纠集一批壮丁，来向本人挑战。倘若本人无法确知阁下的决定的话，在阁下出发前，我将设法麻烦阁下依法宣誓，阁下或阁下的任何朋友决不会提起武器对抗我。可是本人决不会令阁下或阁下的任何朋友去做此种誓言或保证，不过，本人希望，阁下回来，而且心情极为愉快时，请阁下以您拥有的毫不掩饰的武力，全部用来对抗本人，本人将随时奉陪阁下或阁下的朋友……本人这席话敬请阁下转知所有的部下，因为本人是说话算话的人，正准备征服其他基督教国家。

帖木儿在安卡拉捕获了巴耶塞特时，仍对他礼遇有加。他命令左右的人为这位伊斯兰教君王卸掉枷锁，请他坐在身旁，告诉他一定会赦免他，还特别吩咐搭三个漂亮的帐篷作为他的套房。巴耶塞特企图逃走不成时，便被监禁在一间四周都封闭得紧紧的房间里，可后来的传说居然夸大事实说，他被关在铁笼里。巴耶塞特病倒时，帖木儿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还派德丝波伊娜夫人照顾、安慰他。这些未能恢复那位心里破碎的伊斯兰教国王的生命活力，巴耶塞特于一年后卒于狱中。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一世把奥斯曼政府和权力加以改组。虽然他曾把一位王位觊觎者的眼睛弄瞎，把另一位杀死了，他仍以优雅的风度、公平的原则以及十年与基督教国家无战事而赢得了“绅士”的绰号。穆拉德二世也有同样的风采，喜欢诗，不喜欢战争。可是，当君士坦丁堡鼓动一位敌人要革除他，以及匈牙利违反和平誓言时，他在瓦尔那（Varna，1444年）证明他也是一位和别人一样能干的将军。之后，他退居到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在那里，他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诗人和学者的联欢大会，大家读诗，谈科学和哲学。后来，由于亚得里亚堡发生叛变才被召回欧洲，他抚平了这次叛变，在科索沃的第二场战役把匈雅提（Hunyadi Janos）打败。他在位30年，被基督教国家的历史学家列为当时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逝于1451年，他的遗嘱说明，死后希望葬在布鲁沙一个无屋顶的小教堂，“好让上帝的仁慈和祝福能与日月之光一同降临到他身上，让雨水和露水直接落在他的坟上”。

在涵养、征服力、政治敏锐性及在位期间的长久方面，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父亲不分上下，可是在正直和高贵方面就不如了。为了提高基督徒的教育，他不惜破坏严肃的条约，并以过分的屠杀行为玷污了他赢取的胜利。他在谈判和战略上具有东方人的细致特性。有人问他计划为何时，他回答说：“假使我胡子中的任何一根毛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拔掉。”他能说五种语言，精读好几种文学作品，在数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极为丰富，他培养艺术的发展，以养老金供养30位奥斯曼诗人，把丰盛的礼物送给远在波斯和印度的诗人。他的内阁总理马哈茂德（Mahmud Pasha）也是一位文学和艺术的支持者。两人资助许多学院和慈善机构，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国王赢得了“伟大作品之父”的美誉。穆罕默德也有“胜利之君”的称号。在他和他的大炮轰击下，君士坦丁堡落入了他手中；在他的海军的枪炮下，黑海成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池子；在他的兵团及外交的包围下，巴尔干人也向他俯首称臣。可是这位让人无法抗拒的征服者征服不了自己。到50岁的年纪，他就因纵欲过度显得老态龙钟了，即使春药也激不起他的性欲。最后，他的妻妾干脆称他为太监。他死时（1481年），年仅51岁，此时正是他的大军即将为穆斯林攻下意大利的前夕。

他的儿子们争抢王位的结果反而让巴耶塞特二世当上了国王。这位新王不好战，可是威尼斯打下了塞浦路斯岛，向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东部挑战时，他奋然而起，向欺骗他的敌人伪装和平，建立了一支拥有270艘船只的无敌舰队，在希腊外海打垮了威尼斯舰队。一支土耳其军队蹂躏北意大利远至西部的维琴察（1502年），结果威尼斯求和。巴耶塞特同情地答应其请求，然后隐退到诗与哲学的国度。他的儿子塞利姆后来又革除他的王位，自己登上宝座（1512年）。不久——据说死于毒药——巴耶塞特呜呼哀哉！

历史有时不过是对立主题的交替：一个时代的作风与制度常不为下一代所接受，因为后者都会喜新厌旧；古典主义带来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生出了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又带来了印象主义；一段争战之后就需要10年的和平，漫长的和平又会引发侵略战争。塞利姆一世厌倦其父的和平政策。他天生一副刚健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不喜耽于宴乐和安逸，性喜追逐露宿野外，因此他绞杀9位亲戚来抚平叛变，以时常带军出征赢得了“冷酷者”的绰号。他听到波斯的沙赫·伊斯梅尔劫掠土耳其边界时并不感到愤怒。他曾经立过一个誓言说，假使安拉助他打败波斯人，他愿意分别在耶路撒冷、布达和罗马造三所巨大的清真寺。在点燃人民的战斗意志后，他马上率兵攻打伊斯梅尔，占领了大不里士，把北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改为奥斯曼的行省。1515年，他带领炮兵及其禁卫兵进攻马穆鲁克人，把叙利亚、阿拉伯与埃及列入其领土范围内（1517年）。他把正统穆罕默德教的开罗哈里发——职高位尊的僧侣——当作光荣的战俘，带回君士坦丁堡。此后，与亨利八世一样，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国王们便成为教会与国家的主人了。

他的权力正达巅峰时，便准备攻打罗得斯岛和基督教国家。一切准备齐全，他却得了瘟疫病死（1520年）。惧怕塞利姆的大军甚于路德反叛的教皇利奥十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所有的基督教堂唱一首连祷诗以感谢上帝的恩典。

伊斯兰教的文学（1400—1520）

即使“冷酷者”塞利姆也会写韵文诗，不但传给“恢宏者”苏里曼一部极美的诗集，还交给他一个包括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及尼罗河等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帝国。在过去600年内，2200位奥斯曼著名诗人中有12位苏丹和许多位亲王——其中包括被其哥哥巴耶塞特二世托付监管基督教国王及教皇责任的贾姆（Djem）亲王。这些诗人们作诗的结构和观念，有时甚至语言，都是采用波斯人的，他们不断运用不同的押韵法，称颂安拉的伟大、苏丹的智慧及瞥见爱人修长的玉腿表现出的像柏树的抖颤一样的爱慕之情。

西韦斯的艾哈迈迪（Ahmedi of Sives）（死于1413年）在一位波斯老师尼扎米（Nizami）的鼓励下，写了一部《亚历山大之书》（Iskander-Nama），这部气势磅礴、文体简陋的长篇史诗，不只叙述亚历山大被波斯征服的故事，也记载从远古至巴耶塞特一世近东的历史、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我们无法把他的诗句引给读者参考，因为英文的翻译看起来像是一堆梦话。艾哈迈德·帕沙（Ahmad Pasha，死于1496年）的诗曾得到穆罕默德二世极大的赞赏，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国王封他为臣。这位诗人后来爱上了这位征服者的侍从中的一位漂亮童仆，穆罕默德也喜欢这位童仆，便对诗人颁令赐死。艾哈迈德马上寄一首极为感人的抒情诗给穆罕默德，国王感动之余居然答应把这名童仆让给他，不过，把他们双双贬到布鲁沙。在布鲁沙，艾哈迈德随身带去了一位年纪比他小，其才华可能马上要超越他的诗人。内扎蒂（Nejati，死于1508年）的真名为伊萨（Isa），写了一首颂赞穆罕默德二世的诗，把它系在这位国王最欣赏的棋伴的包头巾上。穆罕默德的好奇心被这张纸吸引，他打开一看后，立即派人去请这首诗的作者，任命他为宫廷官员。巴耶塞特二世仍然宠爱他，给他过优裕的生活，而内扎蒂在无忧无虑的情况下，为这个朝代写了许多奥斯曼文学中最值得称颂的抒情诗。

即使如此，伊斯兰教诗中的巨匠还是非波斯人莫属。侯赛因·拜恰拉（Husein Baiqara）在赫拉特的宫廷内到处都是吟诗人，国王的首相大臣米尔·阿里·舍尔·纳瓦（Mir Ali Shir Nawa’i）抱怨说：“只要伸出你的脚，你一定会踢到一位诗人的后背。”一位诗人听了之后回答他说：“而你只要缩回脚，也照样会踢到另一位。”至于米尔·阿里·舍尔（死于1501年）本人，除帮助国王治理库拉桑、保护文学与艺术及当一名肖像画家与作曲家之外，也是一位大诗人——可以说是当时的梅塞纳斯兼贺拉斯。由于他开明的庇护与支持，比扎德（Bihzad）与沙赫·穆札法尔（Shah Muzaffar）两位画家、库尔·穆罕默德（Qul-Muhammad）、沙伊基（Shayki Na’i）和侯赛因·马迪（Husein Udi）3位音乐家及15世纪地位最高的诗人——拉赫曼·贾米（Mulla Nuru Rahman Jami）等人，方能在补助金下过着舒适的生活。

在长期无忧无虑的生活中，贾米成为一位学者、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站在神秘主义信徒的立场上，他以优美的散文解说古老的神秘题目。他说，灵魂与人所崇拜者——神——的欢悦的合一，唯有灵魂发现自我不过是一个妄念，而世上的万事万物不过是一种短暂幻影融化于一层死亡薄雾中时才能达到。贾米的诗大部分充满了以韵文写成的神秘主义，又加上一些迷人的肉欲以增添趣味，《萨拉曼》（Salaman）和《阿布萨尔》（Absal）是说明神性超越俗爱的美丽故事。萨拉曼是尤恩（Yun，指伊奥尼亚）的国王之子，没母亲而诞生下来的他（这比所谓的单性生殖还令人难以想象），是由一位漂亮的公主阿布萨尔抚养大的，他14岁时，这位公主就迷上了他。她利用化妆征服了他：

她眼圈的黑色眶眶

是用来使他在白天陷入黑暗的沙麻，

在眼圈上又饰以弓形的画线

以使他迷失自己；她那有麝香味的秀发

卷成蛇形状的卷发，

而诱惑的女神蜷伏在她的双颊上，

因为她的双颊泛起满面的粉红，

不停地发散出阵阵的麝香味，

像是一只要诱人入其陷阱的小鸟。

有时，她嫣然一笑，从他面前走过，

露出两片镶有珍珠的双唇……

有时，她蓦然站起，

使她的踝饰叮当作响，这些响声

像是召他成为其脚下俘虏的呼唤之声。

这位显然是王位继承者的亲王毫不费力地接受了她的诱惑，而且这两位少男少女确实享受了一段抒情式的爱情。国王责备他荒唐，要他自己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以培养应付战争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萨拉曼不但没听他的话，反而和阿布萨尔私奔，“像是一个贝壳里的双生珠核”。逃到海边后，他们造了一条小船，搭着这条船向“月亮出发”，不期却来到了一个鸟语花香、果实累累的青葱岛屿上。到了这个伊甸园后，亲王即因逃避自己应履行的职责而感到内疚。他劝服阿布萨尔跟他一起回到尤恩去。他开始训练自己，准备当国王，然而面对责任感与美人的两难选择而不知所措的他，终于陷入了半疯狂状态，居然和阿布萨尔双双自杀：他们堆了一堆干柴，然后手牵手一起跳入火堆。阿布萨尔被火烧死，萨拉曼却逃得快，没被烧死。如今，他的心灵已经无所牵挂，终于继承了王位，并成为一名很出色的君王——这一切都是寓言，贾米解释道：国王就是上帝，萨拉曼则代表人的灵魂，阿布萨尔则是肉欲快乐的象征；那个极乐仙岛是一个灵魂脱离神圣任务被引诱去的撒旦伊甸园；那堆木柴则是人生经验之火，肉欲被火烧毁；净化的灵魂获得的王位便是上帝本人的宝座。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一位能够把美人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诗人，居然还劝读者不可接近她。

有了这种成就，贾米便大胆地把之前十几位诗人的作品拿来再加上韵脚，《尤素夫与祖莱卡》（Yusuf u Zulailkha）和《莱拉·瓦马努》（Laila wa Majnun）两首即是。在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里，他把那位具有天人之美的苏菲（Sufi）的故事再讲一遍：

在太古洪荒，仍未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宇宙仍然蕴藏在虚无状态时，就有了某种东西……一种绝对的美，自己展露自己，而且只凭她自己的光。就像是一位绝代佳人一般，穿上一袭纤尘不染的外衣之后的她，便拥有一份闺房的神秘感。她的脸从未照过镜子，她的秀发从未梳过，从未被阵阵的香风吹过，夜莺也从未飞来依靠在她的玫瑰上……可是美人是不甘寂寞的。看那山巅上的郁金香吧！当春天露出第一缕微笑时。它便从石缝中发出第一枝新绿……因此永恒的美从神秘的神圣宫殿走了出来，向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微笑；而一道阳光，从她身上射出，照耀着大地及天庭。就这样，她暴露在被创造的万物镜子里。而宇宙的一切都变成反映永恒荣耀者的镜子。她的光辉一部分射在玫瑰身上，夜莺便欢悦得开始引吭高歌。火开始穿上她的热情，一千只蛾虫来飞在火焰里……她便是那位赐给卡拉昂的穆恩美丽光辉的人，祖莱卡因之而发疯了。

从天堂的高处，贾米一下子又飞降到人间开始以充满激情的重复法，仔细地描写祖莱卡的美丽可爱，描绘“她那纯洁的城堡与禁地”——

她的胸部是最纯洁的光之眼球，

是从卡弗喷泉中刚刚喷出的两颗泡沫，

两颗生长在一滴浪花上的小番石榴，

即使再怎么胆大包天的人都不敢去碰。

她在梦中看见尤素夫，第一眼就爱上了他，但她的爸爸把她许配给他的大臣波提乏（Potiphar）。然后，她看到了尤素夫本人，以奴隶的身份暴露在市场上。她买下了他，引诱他，他拒绝她的求爱，于是她逐渐消瘦。大臣死了，尤素夫便代替这位大臣的位置，和祖莱卡结婚。可是不久，两人都开始消瘦下去，最后一起去世了。只有上帝的爱才是真理与生命——这是老生常谈；可是谁能对这些说教不感动呢？

亚洲伊斯兰国家的艺术

在整个伊斯兰国家，从格拉纳达到德里和撒马尔罕，所有国王与王公贵族都利用人才和奴隶建造清真寺和大陵墓、绘画和烧瓷砖、织染丝绸及地毯、打造并雕刻木头和象牙，都用红笔加注古籍。伊儿汗人、帖木儿人、奥斯曼人、马穆鲁克人，及那些较脆弱地区的伊斯兰教王朝，多多少少都保存了东方的传统，他们以诗来调剂掠夺，以艺术来缓和屠杀。在乡村和城市的宫殿里，财富渐渐化为美丽，而一小部分的幸运者，由于享受了近水楼台之便，兴起了声色之娱的动机。

清真寺仍旧是聚集伊斯兰教艺术的殿堂。在那里，砖块与瓷砖构成了尖顶的抒情诗；彩陶制的大门把阳光的热感带入了闪烁的彩色世界中；讲坛表现出雕刻的轮廓或木头错综镶嵌的图案；壁龛的辉煌显示出信徒对麦加的向往；铁格子窗和枝形吊灯架是他们对安拉崇拜的金属象征物；地毯使铺有瓷砖的地板变得软而舒适，同时拿来作为祈祷时的垫子；名贵的丝绸套住有各种装饰的《古兰经》。在大不里士，克拉维霍看到“饰有蓝色与金黄色瓷砖的清真寺”时啧啧称奇：在伊斯巴罕，乌利加图的大臣在“星期五寺院”（Friday Mosque）里装了一个涂有粗糙之灰泥图案的壁龛，结果这个壁龛居然成为吸引人的错综图饰和文字雕刻。乌利加图则在苏丹尼亚造了一座极为华丽的陵墓（1313年），他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什叶教派的创立者——阿里和侯赛因——骨灰的收容所。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葬在这座气派雄伟的衣冠冢里的，是这位可汗自己的骨头。在瓦拉明（Varamin，1326年）有一座寺院的废墟占地极广，外表极为壮观。

帖木儿本人喜好建筑，他不但从被征服者那里偷窃他们的建筑观念，也偷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像一位征服者一样，他喜爱象征其帝国与意志的大规模的东西；像一位暴发户一样，他喜好鲜艳之色，常常做过分的装饰。因迷醉于赫拉特的蓝釉瓷砖，他把波斯的陶工请到撒马尔罕来，把他首都的寺院和宫殿都铺以光彩夺目的石板。不久，该城到处都有闪闪发光的美丽的瓷砖。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一个其底呈球状的圆顶，其塔尖逐渐尖细成一尖点。他马上命令他的工程师趁其还未被焚毁，先把它的图案和尺寸量好；回来后，他就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圆顶建成这个形状，并将这种建筑风格传播到印度和俄国境内，因此这种风格如今散布的范围从泰姬陵（Taj Mahal）一直到红场。他从印度回来，同时带回一大批艺术家和技工，这批人以3个月的时间为他造好一座巨大无比的清真寺——这所寺院的大门高100英尺，它的天花板由480根石柱支撑。他为其妹楚楚克·比卡（Tchouchouk Bika）所造的葬礼寺院，变成了他在位期间的一件建筑杰作。他下令建一所寺院以纪念他的原配夫人比比·卡努（Bibi Khanun）时，他不但亲自监工，还鼓舞或逼迫所有的工人不停地工作。

他的后裔达到了更成熟的艺术境界。位于德黑兰到撒马尔罕途中的马沙德，鲁赫王的太太乔哈尔·沙德（Gawhar Shad）请来建筑师加瓦·阿德·丁（Qavam ad-Din）造一所冠上她名字的清真寺（1418年）。吊有精致“宫灯”的尖塔保护着这所圣殿。四座壮观的拱门通向一块中央宫院，每座拱门都铺以“古往今来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彩陶砖——那是以一种永不褪色的色调，绘上成百种错综几何图形和花纹雕饰的砖块，这一切的光辉看起来显然胜过波斯的太阳。坐落于西南方的“圣堂回廊”，其圆顶上的蓝色瓷砖几可与蓝天颉颃；而在大殿的前面，在一块蓝色的地板上，以白色的大字写了一段骄傲而虔诚的给王后的献辞：

高贵伟大、其忠贞不贰之心可与日月争辉的王后……乔哈尔·沙德——祝福她的伟大，她的忠贞得长照永存！……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同时也为了最后的审判，秉着安拉的启示，充满着感恩之情，在伟大的国王——胜利之王——沙赫·鲁赫统治期间内，她捐出私产建立此一神圣的殿堂……但愿安拉能赐予他的王国和王位得以永垂千秋万世！同时但愿安拉能助他将善、公平及慷慨广布给全世界的人民！

乔哈尔·沙德的寺院不过是使马沙德成为什叶教派的罗马城的许多建筑之一。在这里，伊曼·里扎（Imam Riza）的崇拜者已继传了30代，在这里聚集了辉煌的建筑：这里有优雅的尖塔、气势磅礴的圆顶、铺有光亮洁白或金银板的瓷砖的拱道、镶有蓝白细嵌工或彩陶以与太阳辉映的宽敞宫院。在这里，凭着数不胜数、五光十色和奇形怪状的作品，波斯的艺术发挥了它的神奇效果，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圣徒，使大批的虔诚进香客也看得目瞪口呆。

从阿塞拜疆到阿富汗，在这个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兴起了1000所清真寺，因为对于人而言，信仰与大地的果实一样珍贵。乔哈尔·沙德的忠贞灵骨在赫拉特有个别致的陵墓；夏伊拉兹在14世纪重建马斯基德·伊·贾米（Masjid-i-Jami）；亚兹德（Yazd）和伊斯巴罕又为他们的“星期五寺院”添上两个五彩缤纷的壁龛。在空间、时间及思想上，我们与他们已经隔得太遥远了，因此，我们无法去领略这些皇皇巨构，而那些能领略其美妙处的信徒对我们日后的哥特式大胆作风，对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肉欲意象，当然也产生不了一点点感应或喜欢。然而，即使当我们站在坐落于大不里士的蓝色寺院的废墟前，我们一定也会受到感动的，我们会回忆起，当年那些名满天下的蓝色彩陶、金黄色的错综图饰；看到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塞特二世在君士坦丁堡（1463年、1497年）建造了可媲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雄浑的清真寺后，我们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奥斯曼人综合了拜占庭的设计、波斯人的大门、亚美尼亚人的圆顶及中国人的装饰题材，分别在布鲁沙、尼西亚、尼科美第亚、科尼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属于他们的寺院。在建筑方面，阿拉伯人至少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只有一种艺术——一位敢向巨人歌利亚挑战的大卫——敢在伊斯兰世界站起来与建筑相颉颃。也许比寺院建造者更受人尊敬的算是书法大师和那些以极细腻笔触装饰书籍的有耐性的肖像画家。在此之前有人作壁画，自此之后，壁画即销声匿迹。人像还有人画，倒是流传了一些。奥斯曼人公然服从《圣经》和《古兰经》的要求禁止雕刻人像，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威尼斯把非基督徒真蒂莱·贝利尼的一幅画输入君士坦丁堡（1480年），然后特别仿制该画，这幅画如今挂在伦敦国家画廊里。帖木儿的画像有很多复制品。一般说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比较喜欢中国艺术的传统，而不喜爱穆罕默德式信仰的禁忌。他们从中国取来龙、凤、云彩、圣光圈和花容月色的面容，与波斯的明晰色彩和明朗线条融在一起，创造出另一种画风。经融合在一起的两种风格具有近亲的关系。因为中国与波斯的肖像画家都是为那些有极高欣赏力的贵族们作画，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主要在于诉诸想象和感官的快乐，而形似便不重要了。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绘画的主要中心集中于大不里士、夏伊拉兹及赫拉特三个地方。也许由14世纪中许多艺术家完成的50页画集——菲尔德斯（Firdausi）的《国王画册》（Book of Kings）——便是伊尔汗国时代在大不里士完成的。不过，波斯的肖像绘画是在帖木儿王朝的国王在位期间，在赫拉特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鲁赫王请来一大批艺术家，他的儿子科松库尔·米尔扎（Baisunkur Mirza）则设立一所专教画法和绘画的学院。《国王画册》（1429年）——集色彩与美之大观的画册——便是从赫拉特这所学校出来的，如今这一画册已被人虔敬地深藏在德黑兰的奎利斯坦宫（Gulistan）图画馆内。第一次看这部画册时的享受就像首次读济慈的颂诗。

插画的真正济慈——“东方的拉斐尔”（Raphael of the East）——是卡马尔·阿尔·狄姆·比扎德（Kamal al-Dim Bihzad）。他把战争的真正恐怖及变化完全反映在艺术中。他于1440年诞生在赫拉特，小时在大不里士受教育，长大后回到赫拉特为国王侯赛因·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ra）和多才多艺的大臣米尔（Mir Ali Shir Nawa’i）画像。赫拉特成为乌兹别克和萨非的军事中心后，比扎德即回到大不里士。他是第一位在画上署名的波斯画家，他留下的艺术作品却少得可怜。存在开罗的埃及皇家图书馆（Royal Egyptian Library）有两幅肖像画，上面画了几位神学家在寺院里辩论难题。这两幅画记载完成的时间是1489年，而其题记写着：“由奴仆、犯罪者比扎德所画。”在华盛顿的弗雷尔（Freer）画廊里有一部《一位年轻画家的肖像画》画册，这部画册是根据真蒂莱·贝利尼复制而来的，上面也签了“比扎德”的名字。这部画册上的画充分表现出两位艺术家——画者与被画者——的才华。此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内有一张尼扎米的卡姆扎复制画和帖木儿《胜利画册》（Zafar-Nama）的草稿画，是否为比扎德的作品，则无法得知。

这些遗物根本无法说明比扎德的名气。它们只不过显示出一种对于人与物的敏锐透视力，一种对于色彩多样性的喜爱，一种在动作敏捷中仍然一笔一画皆毫不含糊的特征。它们不能和作于同一世纪的贝里公爵肖像相比。比扎德的同代人却以为，他已凭其富于创造的功夫、生动的风景画及其栩栩如生的人物，使肖像画发生了一次革命。比扎德逝世时（约1523年），快50岁的波斯历史学家华恩达米（Khwandamir）曾经以带有友情偏见的话评论说：“他的画已使世界上所有的画家黯然失色；他那双奇异的手已使有史以来的其他画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他的话写在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拉斐尔画梵蒂冈的房间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恩达米从未听过这些人的名字。

制陶艺术这一时期已从塞尔柱的拉伊（Seljuq Rayy）和卡尚（Kashan）的精良高峰开始走下坡了。拉伊已因地震和蒙古人的劫掠被夷为废墟，卡尚已将其大部分的窑改烧瓷砖。然而，新的陶器中心已分别在苏丹尼亚、亚兹德、大不里士、赫拉特、伊斯巴罕、夏伊拉兹和撒马尔罕兴起了。镶嵌的彩陶如今已成为大家喜爱的产品：在陶土制成的小板上涂以某种金属的颜色，便能使之变得光彩夺目，只要小心照顾它就不易损坏。赞助者经济情况较好时，波斯的建筑师们不但以彩陶作装饰壁龛之用，而且用它作为覆盖寺院大门和墙的表面。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便有一件从巴巴·卡森（Baba Kasin）寺院（约1354年）取来的壁龛的最佳范例。

穆斯林的金属作品有其特殊的技艺。他们为其清真寺（从布哈拉到马拉奎斯等地）做青铜门和枝形吊灯架，虽然他们所有的作品不能与在佛罗伦萨的、由吉贝尔蒂（Ghiberti）所做的《天堂之门》浸礼所（1401—1452年）媲美，可是他们铸出了当时最好的甲胄——铜盔铸成使攻击偏向的圆锥形，盾则在闪闪发光的铁外层加上一层银或金，剑则刻有金黄色字体或花案。他们铸造极精美的钱币和诸如上面刻有穆罕默德征服者的矮胖半身像奖牌等，他们更以黄铜铸出许多上面刻有庄严的库菲克（Kufic）文字或细腻的图案的大烛台；他们铸出烧香器、写字台、镜子、珠宝箱、火盆、烧瓶、水罐、浴盆、果盘；甚至于剪刀和罗盘也设计得惟妙惟肖。穆斯林艺术家兼技工在切珠宝或其他贵金属，或镶有象牙或木刻等方面的技巧也可算是独步古今的。虽然纺织品方面留下来的东西非常零碎，可是从该时代的肖像画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纺织制造业种类繁多，包括开罗的精致亚麻布和撒马尔罕的丝绸帐篷。事实上，为蒙古和帖木儿的织锦、天鹅绒、丝绸，甚至于即将成为欧洲人羡慕的波斯和土耳其地毯等，设计那么复杂、却富于逻辑性的图案者便是那些插画家。

伊本·哈尔敦

科学与哲学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宗教在成长的西方世界中撤退时，便等于已打赢了对它们的战争。最崇高的荣誉如今已集于神学家、苦行僧、圣徒等人身上；而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前人的发现，从未想过以新的眼光观察自然。在撒马尔罕，乌勒格·贝格天文观测台因绘出天文图表（1437年）而在欧洲享誉至18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算是放射出其最后一道光芒了。凭着几张天文图表和一张阿拉伯人画的地图，一位阿拉伯的航海家把达·伽马从非洲引导到印度，完成了一项结束穆斯林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的历史性航行。

在地理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穆斯林产生了一位大人物。于1304年诞生于坦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花了24年，自己一个人走过代鲁尔·伊斯兰（Daru’l Islam）——穆罕默德世界，然后回到摩洛哥，死于费兹（Fez）。他的行程说明穆罕默德的信条传播范围极广：他自称曾经走过7.5万英里；看过格拉纳达、北非、廷巴克图（Timbuktu）、埃及、近东和中东、俄罗斯、印度、今斯里兰卡和中国，而且拜访了当时每一位苏丹。他每到一个城市首先拜会当地的学者和神职人员，然后再去拜访当地有权势者。他不但描写每个地方的人民，而且他还叙述各地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矿产、食物、饮料、物价、气候、自然地理、道德风俗、宗教礼仪及信仰。他钦佩耶稣和玛利亚，显然他以满意的口吻写道：“每位到耶路撒冷的复活教堂的进香客，都付给穆斯林们一点点香火钱。”他回到费兹向人叙说他的旅行经验时，大部分听众都把他当成一位说故事者，当地的大臣却派了一位秘书把巴图塔口头所说的回忆录记载下来。这部回忆录后来遗失了，而且几乎被人遗忘了，一直等到有人在今阿尔及利亚发现后才又为人记起。

1250年至1350年，“自然历史”方面最杰出的要算穆斯林。开罗的阿德·达米日（Mohammed ad-Damiri）写了一部1500页的动物学方面的书。医学仍然是闪米特人的特长。在伊斯兰国家，医院林立。一位大马士革的医生阿尔·纳菲斯（Ala’al-din ibn-al-Nafis）解说肺的血液循环，比塞尔维特早了270年（约1260年）；一位格拉纳达的大夫伊本·阿尔·卡蒂伯（Ibn al-Khatib）首先提出黑死病是传染病的理论——他提议实行对感染者加以隔离的方法——而当时他是面对着一种将黑死病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的神学。他的论文《论瘟疫》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必须遵行一个原则——任何一个穆罕默德伴侣的传统和感官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该修正该传统。”

学者和历史学家多如诗人。他们都用阿拉伯语写作，很多时候，他们常会将学问研究和写作与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融合为一体。大马士革的阿布·伊·菲达（Abu-l-Fida）曾参加过十几次军事战役，当过开罗阿尔·纳西尔（al-Nasir）手下的部长，再回到叙利亚的哈马当省长，集有广博的图书，而且写了好几部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书。他的《地理学论文》（Taqwin al-Buldan），就其范围而言远超过当时欧洲此类的作品。该文推测说，地球的2/3都覆盖着水，又说任何一位向东或向西作环球旅行者都会快或慢一天。他那本名著《人类历史节略》（Abridg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可以说是西方所知的一部穆斯林历史的主要作品。

14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家名气最大的该算伊本·哈尔敦（AbderRahman ibn-Khaldun）。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他有丰富的经验、广泛的见闻、实际的政治经历，又通晓艺术和文学、科学和哲学，而且对于伊斯兰教的一切他都像他那部《宇宙史》（Universal History）一样无所不包。像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出生于突尼斯，而且在那里长大、受教育，显然说明北非的文化并非只是亚洲伊斯兰国家的模仿者，而是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和活力。在他的自传里，伊本·哈尔敦自述道：“从小我就显出对学问的渴望，对学校和功课我总是兢兢业业。”黑死病夺去了其双亲和多位师长的生命，他仍继续求学直至“我最后自觉得有所懂为止”。这纯粹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殊幻想。他20岁时就当了突尼斯君主的秘书；24岁则当费兹君王的秘书；25岁时却被捕入狱。后来，他迁居格拉纳达，被任命为该城驻塞维尔的“残忍者”彼得的大使。回到非洲后，他成为布日的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allah）亲王的首相。他的主人被黜被杀时，为了求生他只好逃亡。1370年，他被特莱姆森（Tlemcen）城派到格拉纳达为特使。在赴任途中，他被一位摩尔亲王逮捕，便在这位摩尔人的手下效劳了四年，然后退休到靠近奥伦的一个城堡。他就在那里（1377年）完成了其《绪论》（Muqaddama al-Alamat）一书。由于奥伦能够提供给他的参考书太少，他只好又回到突尼斯，他与当地的许多政要为敌，只好再迁居开罗（1384年）。此时他的学者声望已经达到国际性的水准。他在埃尔·阿查尔清真寺讲学时，教室往往挤得水泄不通，而巴尔丘奇苏丹秉着其“一向爱护学者的雅意”，赠给他一笔恩俸。他被任命为皇家法官。他执法甚严，关闭掉所有的酒馆，因此旋即被轰下台，再次隐退下去过他的私人生活。他再度被任命为大法官后，陪同纳西尔·阿德·丁·法拉基（Nasir ad-Din Faraj）出征攻打帖木儿，结果埃及军队打败，伊本·哈尔敦便逃往大马士革避难。帖木儿的军队包围大马士革，这位已届高龄的历史学家，便带领一个代表团求那位无敌鞑靼王大发慈悲赦免他。与作家一样，他随身总是携带一部历史书。他当场就把他论及帖木儿的一段念给帖木儿听，并请求他指正。也许他念的时候重新把那段修改过了。结果他成功了，帖木儿释放了他。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驻开罗的大法官。他殉职时已75岁（1406年）。

在这些年里，他写了一部有关阿威罗伊的哲学概要、许多篇关于逻辑和数学的论文、《柏柏尔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Berbers）、《穆恰达马》（Muqaddama）和《东方民族》（The Peoples of the East）。只有最后3本流传至今，这3部书在一起共称为《宇宙史》。《穆恰达马》或称《绪论》（Prolegomena），是了解伊斯兰教文学的必读作品之一，而且就“历史是哲学的分支”观点而言，对中古时代的人，它也是一部极“现代”的作品。伊本·哈尔敦把历史视为是“哲学上重要的一支”，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有很开阔的看法：

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的社会情况（指其文明），可以揭示原始生活的自然现象及人类因各种文化的进化而促使帝国和朝代的诞生，紧跟着更有分门别类的行业、职业、科学和艺术的出现，最后告诉我们万物本性的变化可能影响社会本性的变化。

因自认为是第一位采取这种方法撰写历史的，因此，他请求读者原谅他许多难免的错误：

我祈望海内外贤达之士能不吝指正我的作品。以学者的眼光看，也许我所能奉献给大家的价值甚为渺小……可是我仍然希望读者多多给予本人照顾。

他希望，他的作品在可见的未来的黑暗日子里，对人类将有所裨益：

当世界经历一次完全的瓦解后，其本质将会产生变化，以允许新的创造与另一新的组织出现。因此，我们今日的确需要一位能描绘世界状况，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并指出各地风俗习惯与信仰变化的历史学家。

他特别辟出专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犯的错误。他觉得，这些历史学家只顾把所有的事件按年代先后次序编成历史，鲜少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不论是神话、传说或事实，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罗列，对统计数字则常过分夸张，而且常将太多的事情的发生归之于超自然。至于他本人则完全依据自然因素去解说事件的发生。他以人类今日的经验去判断历史学家说的话是否正确，一旦在今人看来被认为不可能发生之事，他一定拒绝相信。他认为应以经验批判传统。他在自己的著作《绪论》一书内采用的手法，首先便讨论到历史的哲学；然后谈及各种职业、行业和技艺；最后讨论科学和艺术史。在随后的几卷中，他分别叙述各国的政治史，为此，他不惜牺牲时间的统一性以迁就地方的顺序。伊本·哈尔敦说，历史的真正目的是要讨论文明如何兴起、如何兴盛、如何产生文学和艺术及如何衰败的问题。就像每个人一样，帝国具有生命及其独有的轨道。帝国成长、成熟及衰亡，其顺序的前因后果到底是怎样的？

影响这一顺序的基本条件是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的影响是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住在寒冷的北方，甚至即使是南方来的民族都有白色的皮肤、细微的毛发、蓝眼睛及严肃的个性；而住在赤道地方的人多半有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动物性膨胀”、心情轻松愉快、迅速传达其欢悦之情、喜好歌舞。食物也会影响人的性格：多食肉类、调味品及谷类者体积重、心情沉重、较经不起挨饿或传染病；相反，食物较淡者，如沙漠地区的民族，身体则较矫健、性情也较开朗，而且不易患病。就先天的本质而言，世界各地的民族并没有先天性的不平等，不同的民族之所以有迟早的发育，完全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只要地理条件发生改变，或是迁居于不同的栖息所，他们的发育也将发生改变。

经济因素是仅次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伊本·哈尔敦依照每个民族摄取食物的不同方法，把所有的社会划分成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两种，而且把战争的发生归因于寻觅更充分的食物供应的愿望。游牧部落迟早要征服那些固定的社会，因为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条件的逼迫，必须维持其勇敢、忍耐与坚强的尚武特性。游牧民族只可能破坏文明，从未创造文明；他们在血统与文化上，会由被征服者同化，即使游牧的阿拉伯人也不例外。由于一个民族永远不满足于其食物的供应，战争自然不可避免。战争可促使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再生。因此，君主政体成为政府体制中最常见的一种。政府的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兴或衰。过重的税收或是政府干涉生产及分配等事项，可能阻碍企业的发展和竞争，而且会阻塞一切的财源。相反地，财富过分集中的社会，将会因革命的侵袭而分崩离析。

历史中也存有道德力量。帝国需要人民的团结方能维持，而人民的团结则可由谆谆的教诲和同一宗教的礼仪来达成。伊本·哈尔敦在信仰的一致的价值上完全同意教皇、宗教法庭及新教改革者的看法：

想要征服他国者首先必得拥有一批群策群力、合作效忠于你的人民。这种合作无间的精神与意志，则仰赖于神的力量和宗教的支持……当人们为获得某种东西而献出心神与热忱时，他们往往会互相忌妒，而且开始意见不合……可是倘若他们放弃世俗的虚荣心，愿去求取上帝之爱的话……忌妒便会马上消失，不合之气会马上停止，大家开始很热心地互相帮忙。他们的团结使他们更坚强起来。正确的目标带来迅速的进步，到后来甚至于促使一个强有力的帝国的出现。

宗教不只是战争的助力，也是社会秩序与个人平静心理的恩物。而这些理想唯有当宗教信仰无须强迫力量即可推行时，方能达成。尽管哲学家们发明了上百种思想体系，却没有一种可代替宗教来引导人生、启示人生。“既然人不能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人最好还是接受一位受启示的立法者能告诉我们的信仰，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而且他已为我们定出我们该信的及该做的。”紧随这段序言之后，这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即开始谈论自然主义的历史解说法。

每个帝国都会经历如下的发展程序：（1）一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安享被其征服的领土或国家。“文明最落后者征服的领土最广”。（2）社会关系越趋复杂，越需要一位维持秩序的集权者，于是部落酋长就成为国王。（3）在秩序安定的情况下，财富自然增多，城市兴起，教育与文学发达，艺术获得庇护，科学与哲学抬头。高度都市化和舒适的物质享受便是衰败的开端。（4）富足的社会倾向欢乐、奢侈，不喜创业、冒险或战争；宗教丧失其对人类想象力或信仰的影响；道德开始没落、奸佞横行；尚武精神与军事冒险衰退；雇佣兵被雇来防御社会；雇佣兵们一般而言都缺乏爱国的热忱或宗教的虔诚心；设防极弱的财富自然引诱饥饿的侵袭，国界边往往有几百万的敌兵在那儿虎视眈眈。（5）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阴谋（或者两者一起），推翻了国家。这便是罗马、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茨（Almoravids）和阿尔莫哈茨（Almohads）两个朝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国盛衰的循环：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上面所述不过是从几千个观念中挑选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而这些观念使《绪论》一书成为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作品。除了神学之外，伊本·哈尔敦几乎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因为他认为，在宗教方面有所创见是不智之举。他明明是在写一部哲学的大部头作品，却偏偏宣称哲学是一种危险之物，并奉劝读者别去碰它。也许此处他指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不是企图以较大的眼界去透视人类一切的哲学。有时，他像一位单纯的老妇人一样，在市场上谈些琐事。他相信所谓的奇迹、幻术、“魔眼”、字母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属性，用梦、内脏或鸟的飞行等占卜法。可是，他也崇拜科学，承认在科学成就上，希腊人确实胜穆斯林一筹。此外，对伊斯兰国家科学研究已开始衰退一事，他感到极为悲哀。他不相信炼丹术，不过还颇信服占星术的道理。

对伊本·哈尔敦的成就，我们必须对他打个折扣。虽然他的知识范围像伊斯兰国家一样广阔，但他也拥有伊斯兰国家许多的缺陷。在为数3卷的《绪论》一书里，他只腾出7页来讨论基督教。他只约略提及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他谈论北非、伊斯兰的埃及、近东和中东的历史时，他自认已经把“全人类的历史”都包括在内了。有时他犯了不可原谅的无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门廊教授他的弟子，而苏格拉底在浴盆里。他的真正历史著作远不及他的序言里所说的理论；他把柏柏儿的穆斯林和东方写成王族家谱史、宫廷阴谋和小型战争等沉闷的历史记载。显然，他只想把这几卷书写成政治史而已。

为了恢复对于伊本·哈尔敦的敬意，我们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在14世纪中有哪部基督徒的哲学著作可与《绪论》一书媲美呢？也许在他以前的作家已经有人部分地谈到他划定的范围；他自己的民族中就有阿尔·马苏迪（Al-Masudi，死于956年）在一部如今已经失传的著作里谈论到宗教、经济、道德及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法律的影响，而且论及政治衰败的原因。可是，伊本·哈尔敦本人自以为创立了社会科学，虽然也不无道理。在18世纪以前的文学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在影响力、深度及分析方面可和他的历史哲学体系或社会学体系比拟的。我们当代历史哲学家已把《绪论》一书评为“人类有史以来一部最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和他相比，也许略胜他一筹，可是斯宾塞的这部著作是经由许多助手才完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许可以赞同一位名科学史家说的话：“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该算是伊本·哈尔敦的《绪论》。”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
（1520—1566）

非洲的伊斯兰教（1200—1566）

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人可许很难接受，8到13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在文化、政治以及军事方面优于欧洲的事实。甚至在伊斯兰教式微的16世纪，它的势力范围都还包括从德里到卡萨布兰卡、从亚得里亚堡到亚丁、从突尼斯到廷巴克图的地区。伊本·巴图塔在1353年访问苏丹时，发现该地在穆斯林领导下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存在着；同时一个名叫拉赫曼·萨迪（Abd-er-Rahman Sadi）的黑人穆斯林后来竟能写出一部名叫《达利克·艾斯·苏丹》（Tarik-es-Sudan）（约成于1650年）的极富启发性的优秀历史书，在书中描述廷巴克图城里藏书1600部以上的各私人图书馆以及那些其遗迹足以证实那个与今世隔离的光荣之存在的巨大清真寺。

马林尼（Marini）王朝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并使费兹与马拉丘斯（Marraqesh）两城发展成为大都市，各有令人见而敬畏的大门，盖起清真寺、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坐落林荫间的大学，及能够以半价购物的喧哗市场。13世纪，费兹城居民有12.5万人，人口之多在欧洲各城市中可能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和巴黎。摩洛哥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卡罗瓦内（Karouine）寺院中宗教和科学并行不悖，吸引了非洲各伊斯兰国家热心向学的青年，严格地训练3年至12年不等，产生了无数教师、律师、神学家和政治家。坐镇费兹城或马拉丘斯城统治摩洛哥的埃米尔·雅克布二世（Emir Yaqub，1269—1286年）是本世纪中一名最开明的君王。他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聪明的慈善家，以哲学调剂神学、避开偏颇、鼓励和欧洲人建立友善关系。这两个城市容纳许多来自西班牙的避难者，因而在科学、艺术与工业方面增加了新血液。几乎游遍各伊斯兰国家的伊本·巴图塔称摩洛哥是人间的天堂。

现代的游客从费兹城到奥伦城途中，在特勒姆森（Tlemcen）城看到在13世纪时曾经住过12.5万人的朴素无华的遗迹时，一定会感到惊讶。该城64个清真寺中，贾马·埃尔·克比尔（Jama-el-Kebir，1136年）、阿布尔·哈桑（Abul Hassan，1298年）和埃尔·哈拉维（El-Halawi，1353年）是伊斯兰国家中极优异的三个。大理石廊柱，复杂的镶嵌细工，灿烂的壁龛（mihrab），有拱廊的庭院、木雕，还有寺院中高耸的尖塔，这些东西都留下来，告诉我们一个逝去的、而且几乎被遗忘了的辉煌时代的存在。阿布德·埃尔·瓦赫德王朝（Abd-el-Wahid）在此维持了近3个世纪较开明的政治，提倡信仰自由，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厚待文学与艺术。土耳其人占领该城（1553年）后，该城丧失了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逐渐式微，隐入历史的阴影中。

更向东行，阿尔及尔因商业与海盗行为的混合而极为兴盛。这个风景如画的港口半隐藏于岩石包围的半圆形海湾中，从地中海到卡斯巴，鳞次栉比地建起一排排的白色住宅与王宫，为私掠船的船员提供极佳的巢穴。远在庞培之时，这个地区的海盗早已劫掠毫无防备的船只。1492年以后，阿尔及尔成为逃离西班牙的摩尔人的避难所，其中有许多人加入海盗行列，带着复仇性的愤怒转而劫掠过路的基督教船只。这些海盗人多势众，胆子越来越大，其船队的浩大有如国家的海军，袭击地中海北部海岸各地。西班牙也以防卫性的远征军回敬，占领奥伦、阿尔及尔及的黎波里等地（1509—1510年）。

1516年，出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海盗。因为他蓄了一脸红胡子，意大利人称他巴巴罗萨。他的本名叫海尔·埃德—丁（Khair edDin Khizr），莱斯博斯城的希腊人，和其兄霍鲁斯（Horush）一起加入海盗阵营。海尔·埃德—丁自封为舰队司令时，霍鲁斯率军与阿尔及尔为敌，驱逐西班牙防军，自立为该市市长，后死于战事中（1518年）。海尔·埃德—丁继承乃兄势力，以精力和技巧来统治。为巩固其地位，他到君士坦丁堡，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统治权交给塞利姆一世，以求交换一支足以巩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臣属省长地位的土耳其兵力。塞利姆答应了，苏里曼大帝也首肯这一安排。1533年，海尔·埃德—丁因为从西班牙这个不友善的国家，把8万名摩尔人运至非洲，成为西部穆斯林心目中的偶像。巴巴罗萨被任命为整个土耳其舰队的总指挥官，统率84艘船只，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岸袭击各个城市，逮捕数千名基督徒，准备将这些人贩卖为奴。在拿坡里附近登陆时，他逮住据传当时全意大利最可爱的妇女——朱莉亚·贡萨加·科隆纳（Giulia Gonzaga Colonna）。她半裸逃脱，带着一名骑士做护卫，到达目的地之后，又下令处死那名骑士，其中原因人言各殊。

不过，巴巴罗萨热衷的是较不易腐坏的战利品，而不是美女。他的土耳其士兵在比泽特登陆后，他进兵突尼斯（1534年）。内弗西德（Nefsid）王朝自1336年以来把该城治理得很好，艺术和文学在他们的爱好之下极为兴盛，但当今的君王穆莱·哈桑（Muley Hassan）以其残酷与人民为敌。巴巴罗萨逼近时他只能逃命离去，突尼斯城就这么不流血地夺下。突尼西亚划入奥斯曼版图，而巴巴罗萨也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宰。

基督教再度面临危机，因为常胜的土耳其舰队随时可能在意大利这个马靴形的岛上建立伊斯兰教的根据地。说来奇怪，弗朗索瓦一世这时和土耳其人为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却和法国缔盟。幸亏克莱门特死了（1534年9月25日），教皇保罗三世向查理五世求取攻击巴巴罗萨所需的经费，安德烈·多利亚也提供热那亚舰队的全力支援。1535年春，查理在萨丁尼亚的卡利亚里召集400艘船只与3万大军，越过地中海，包围扼守突尼斯湾的堡垒拉戈勒塔（La Goletta）。经过激战，拉戈勒塔陷落，他继续进兵突尼斯。巴巴罗萨虽曾企图阻止，却战败落荒而逃。突尼斯城里的那些基督徒奴隶击碎锁链，打开城门，查理就这样未遭抵抗地进入该城。他让他的士兵在该城劫掠两天，否则士兵很可能会起而叛变；数以千计的穆斯林被屠杀；几百年来的艺术品尽数毁于一旦。基督徒兴奋地重获自由，而残余的穆斯林被役为奴。查理复立穆莱·哈桑为向他朝贡的属国，留置卫戍部队在波纳（Bona）和拉戈勒塔两城后重返欧洲。

巴巴罗萨逃向君士坦丁堡，得到苏里曼大帝的经费援助，重建一支200条船的新舰队。1537年7月，这支新军登陆塔兰托（Taranto），基督教国家再度被围。威尼斯、教皇和“帝国”成立一项新的神圣联盟，并在科孚城外集合200条船。9月27日，这两支敌对的舰队在亚姆伯拉西亚（Ambracian）湾入口处发生海战，几乎跟当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亚克兴角（Actium）与屋大维遭遇的水域同在一处。巴巴罗萨战胜，再度控制海权。一路东航，他一一占领威尼斯在爱琴海和希腊的土地，同时迫使威尼斯城与他单独签订和约。

查理想以礼物和立他为北非属国国王的方式来拉拢巴巴罗萨为他效劳，可惜海尔·埃德—丁喜欢伊斯兰教。1541年10月，查理和多利亚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阿尔及尔，这支军队在陆上被巴巴罗萨的军队击垮，在海上又被暴风雨袭击。巴巴罗萨还以颜色，蹂躏卡拉伯里亚城，势如破竹地直达罗马城的港口奥斯蒂亚。这个大都会的圣地不保，幸亏保罗三世当时和弗朗索瓦极为友好，巴巴罗萨据说由于想对其友邦表示礼让，在奥斯蒂亚取得大笔现钞后平和地离去。他北航土伦港，他的船队在该地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要求安拉的船只停泊港内期间教堂的钟不得敲响，因为钟声干扰他的睡眠。他和一支法国舰队携手从“皇帝”手中夺取尼斯和维尔弗兰彻（Villefranche）两地。77岁时，这个常胜海盗载誉退休，80岁时寿终正寝（1546年）。

波纳、拉戈勒塔和的黎波里三地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从阿尔及尔拓展至巴格达。

萨非王朝的波斯（1502—1576）

历经多次文化洗礼的波斯，又将进入另一个充满朝气和艺术创作的新时代。沙赫·伊斯梅尔一世创建萨非王朝时（1502—1736年），波斯境内是许多小王并立的混乱局面：伊拉克、亚兹德、塞姆南、菲鲁兹库赫、迪亚巴克尔、卡尚、库拉桑、坎大哈、巴尔干、克尔曼和阿塞拜疆等都是独立的小国。阿塞拜疆的伊斯梅尔经过一连串残酷的战役后，征服了这些公国的大部分，占领赫拉特和巴格达，再度设大不里士城为一个强盛王国的首都。人们拥戴这个本国的王朝，以这个王国带给他们的联合和势力为荣，并以一种新兴的波斯艺术来表达他们的精神。

伊斯梅尔的父亲死时，他只有3岁（1490年），立志争得王座时年方13岁，而自己加冕为波斯的沙赫时就是13岁。同时代的人说他“英勇有如斗鸡”“如农牧神一般有活力”，健硕的体格、宽肩、蓄着发怒的胡须、炽热的红发；左手挥舞一把万能的刀，只要佩挂弓，他就活像奥德修斯再世，10个横排着的苹果他可以射中7个。据说他“温柔如少女”，却杀死自己的母亲（或继母），下令处死大不里士城300名娼妓，屠杀的敌人更是数以千计。由于他名气甚大，在波斯境内“上帝早已被遗忘”，有个意大利游客说：“人们只记得伊斯梅尔的名字。”

伊斯梅尔成功的秘诀是宗教和他的胆识。波斯的宗教叫什叶——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党”。什叶只承认阿里和他的12个嫡系后裔是他们正统的苏丹——圣王（imams）。由于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根据教义，每个阿里的嫡系后裔都有治理教会和政府的神圣权力。就像基督徒相信基督会再度降临世上建立他的王国一样，信奉什叶的人也相信第12代圣王——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并未逝世，有一天必会再度出现，并把他恩赐的政权建立在世上。同样地，正如同新教徒指责天主教徒其宣称接受传统和《圣经》是建立正确信仰的指引是错误的一般，信奉什叶的人也指责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人——就是那些认为正义的“路”（Sunna）存于《古兰经》中，也存在于穆罕默德的朋友和门徒传下来的言行之中的人。新教徒拒绝向圣徒祷告，封闭修道院，信奉什叶的人也不赞成苏菲的神秘，并且封闭了伊斯兰教苦修僧的寺院。这些寺院就跟修道院在欧洲全盛时期的情形一样，一度是待客和慈善中心。新教徒称自己的信仰为“真教”，信奉什叶的人也自称为“真信徒”（al-Ma-minum）。什叶的虔诚信徒不跟逊尼（Sunnite）派同桌共食，要是信奉什叶的人的食物上有基督徒的影子掠过，整桌食物都会被认为不干净而弃置。

伊斯梅尔自称是第七代圣王的后裔，因此就用第7代圣王作为他这个新王朝的名字。伊斯梅尔宣布什叶是伊朗的国教，也是他奋斗的神圣楷模，同时联合忠贞的人民起来抵御包围着波斯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些人东有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西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他的战略成功了。虽然他很残酷，却被尊奉为圣徒，他的子民深信他的神力足以保护他们，有些上战场时竟拒穿甲胄。

赢得热烈的拥戴后，伊斯梅尔自信其战力足以向邻国挑战。一度统治过特兰索西亚纳的乌兹别克人已把势力延伸到库拉桑，伊斯梅尔从他们手中夺得赫拉特城，并将他们逐出波斯。在东部安定之后，他又挥兵向西攻打奥斯曼人。两种宗教相互以神圣的情绪迫害对方。据一个不可靠的说法，苏丹塞利姆在开战之前把境内4万名什叶教徒杀害或拘禁（1514年），伊斯梅尔也把大不里士城内逊尼教徒吊死一部分，同时强迫其余的人每天祈祷时咒骂头三个苏丹是篡夺阿里的权力的人。然而，查尔地兰（Chaldiran）一役之中波斯人发现什叶挡不住“狰狞的”塞利姆（Selim the Grim）的炮火，苏丹占领大不里士城，并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516年）。伊斯梅尔在手下叛变之后撤退，回到首都。文学在他狂热的王朝之下衰微，艺术却因其爱好极为兴盛。他保护画家比扎德，并宣称他值波斯的半壁江山。伊斯梅尔统治24年之后以38岁的英年去世，王位传给他10岁的儿子（1524年）。

沙赫·塔马斯普一世（Shah Tamasp Ⅰ）是个无信的懦夫、忧郁的享乐者、无能的君主、严厉的法官、艺术的爱好者、虔诚的什叶教徒、子民的偶像。也许他也有一些史书上未曾记载的美德。不断地强调宗教固然增强了政府的力量，却也干扰了政事，因为政府批准了十几次战争，使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教从1508年分裂到1638年。结果使基督教占了便宜，因为苏里曼大帝为了与波斯交战而中止了向西方的进击，斐迪南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只有波斯人妨碍我们，破坏我们两国。”1533年，格兰德·韦策尔·艾伯拉罕·帕沙（Grand Vizier Ibrahim Pasha）率领一支土耳其军队攻入阿塞拜疆城，以巴结波斯将领的方式把各个城堡逐一占领，最后不费一兵一卒攻下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两城（1534年）。14年后，苏里曼在和斐迪南休战期间率军攻打“红头流氓”（the rascally red heads，土耳其人对波斯人的称呼），占领31个城镇，然后举兵攻打基督教国家。1525年至1545年，查理一再与波斯会谈，据推测可能是想联合基督徒和波斯人共同抵御苏里曼。波斯攻占埃尔泽荣城时西方喜出望外。然而1554年苏里曼回来蹂躏大片波斯领土，强迫塔马斯普签订和约，规定巴格达和下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地方永远由土耳其人治理。

比这些黯淡的争战更有趣的，是安东尼·杰克逊为找寻通往印度和“华夏（中国）”的陆上商道而向特兰索西亚纳和波斯行进的那次冒险旅程。“恐怖的伊凡”对这件事却表现得极为热情，他在莫斯科欢迎杰克逊，并派他驻波哈拉（Bokhara）当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大使，同意让英国货物免税运进俄国，沿窝瓦河而下，渡过里海。在海上遭遇一场暴风雨后，杰克逊继续前行至波斯，抵达夸斯温城（Qasvin，1561年）。他在该城把波斯人认为是一个僻远的野蛮小国王后致塔马斯普的致敬信呈递宫廷。夸斯温人拒绝签订商约，而在杰克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时，他们命令他出境；“我们不需要不虔诚的人的友谊”，他们这么告诉他；而在他离去时，一个仆人在这位基督徒脚印上洒上细沙，以免什叶派的王宫被脚印玷污。

塔马斯普的逝世（1576年）结束了穆罕默德各王朝中第二长、也是最悲惨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除了被放逐的巴布尔（Babur）写的那些迷人的回忆录外，没有值得称道的杰出文学作品。萨非艺术仍未达全盛时期，在这两个朝代里已经开始产生灿烂精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前后22个世纪中可作为波斯的代表。伊斯巴罕城哈荣·艾·维拉亚（Harun-i-Vilaya）的陵寝表现出波斯式设计的全部技巧及镶嵌细工彩陶的最佳色彩与切割技术：一个复合的半圆顶覆盖于穆罕默德受难纪念大寺院的正门。还有一座马斯基德·艾·贾米建于施拉兹（Shiraz）城，可惜已为岁月湮没。

有些为书稿做彩饰的人和撰写书法的人的细腻作品远比建筑的碑石流传得更为久远，再加上细心的照料，使书本在伊斯兰国家几乎成为崇敬的偶像。骄傲的阿拉伯人迷上他们使用的那种富线条美的文字字母，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波斯人更把这种书法当作艺术，拿它来装饰清真寺的正门和壁龛、兵器、陶器、地毯等东西，同时把他们的经典和诗人的手稿抄录保存，使其留传后世。正如同清真寺集合了10余种艺术于一体一样，书籍也动员了诗人、撰书人、做彩饰的人和装订工，他们携手合作，其敬业和虔诚的程度并不亚于修建清真寺的人。

以彩饰使书籍增色的艺术繁荣于波哈拉、赫拉特、夏伊拉兹和大不里士等地。波士顿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夏伊拉兹城的阿尔·夸瓦姆（Arraji Muhammad al-Qawam）签过名的菲尔多西所著的《沙赫—纳马》（1552年）；克里夫兰城博物馆也有一本穆施德·阿尔·加蒂布（Mushid-al-Kiatib）做彩饰的墨宝（1538年）；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珍藏了尼扎米的《哈姆苏》（Khamsu）抄本的首页，真可说是大不里士城彩饰和书法的最佳范本（1525年）。当比扎德选定大不里士城作为其定居之地时（约1510年），穆施德·阿尔·加蒂布彩饰的中心也跟着移到该城。查尔地兰战役期间，沙赫·伊斯梅尔把比扎德和专事书法的马哈茂德·尼沙普里（Mahmud Nishapuri）当作至宝，把他们藏在山洞里。比扎德的弟子阿恰·米拉克（Aqa Mirak）在大不里士城画了一幅这个时期小画像的杰作之一——《库斯鲁与希林登基》（Khosru and Shirin Enthroned，1539年），该画现存大英博物馆。米拉克又将技艺传授苏尔丹王子穆罕默德·努尔（Muhammad Nur），王子生在富豪之家，他在沙赫·塔马斯普宫廷里成为“无价之宝”，因为他在书法与为书籍做彩饰方面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擅长设计书本封面和地毯的图案。1539年至1543年他抄录，同时还为尼扎米的那本《哈姆苏》画插图。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一巨页上画着库斯鲁国王骑在粉红色的马背上的情景，画中的他凝视着绿色、棕色、金黄色的树叶丛中，半裸着在银色的水池中沐浴的希林。色彩更夺目的是另一幅画，画中有一先知骑着长了翅膀的飞马布拉奇凌空而去造访天堂与地狱。图中的形象都极柔和，然而有意地、也为了宗教上的理由而使这些人和动物都缺乏独特之处。艺术家追寻的是装饰而非表现，从主观上说，他衡量美重于真，可能办得到，而客观地说，则又不可能。这些小画像使波斯的书籍彩饰达到其华丽的最高峰。

纺织品和地毯得到同样的钟爱，有着同样细致的图案。虽然这几个王朝的纺织品没有流传至今，但是象牙上的小画像有这种图画。在地毯方面，萨非王朝的设计师与工匠都是极优异的。地毯似乎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之一。穆斯林并非坐在椅子上进餐，而是在铺有地毯的地板或地上进食。特制的“祈祷用地毯”，上面通常织有宗教符号和《古兰经》文，以用于穆斯林虔诚的伏拜。送礼给朋友、国王或清真寺时，有很多人喜欢用地毯。塞利姆二世登基为奥斯曼苏丹（1566年）时，沙赫·塔马斯普就送给他20块大地毯，还有许多小地毯。有些设计专家把地毯的图案大致分为花园式、花卉式、狩猎式、花瓶式、菱形纹式、奖牌式等。除了这些基本形式之外，尚有蜿蜒的阿拉伯式、中国式的云状轮廓、只有被正式介绍之后才了解其秘密含义的符号、增添图案活力的动物、使线条更加优美愉快的花草树木；在这错综的整体之间奔驰着美学逻辑、线条上对位的和谐，比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情歌更繁复，比戈第瓦（Godiva）的秀发更柔美。

16世纪上半期有些驰名的地毯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块是奖牌式的地毯，在丝质的经络上有3000万个羊毛打成的结（每平方英寸上有380个结）；这块地毯在阿尔达比尔（Ardabil）城的清真寺里存放了好几个世纪，目前被分割后分别珍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院与洛杉矶的州立博物馆中。其卷轴装饰的一端织有哈菲兹的诗句，而在这个诗句之下又有这句豪语：“伊斯兰教946年（1539年）奴隶……卡尚的马奇苏德之作品。”同样存放于洛杉矶博物馆的还有另一块庞大的“加冕典礼地毯”，是190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上使用过的。米兰城的波尔迪—佩佐利（Poldi-Pezzoli）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该馆未炸毁之前，也把亚兹德的丁·贾米所织、比扎德设计的狩猎地毯视为该馆最珍贵的宝物之一。杜温（Duveen）珍藏的“安哈尔特（Anhalt）公爵地毯”更以其金黄色的底配上深红、玫瑰红与绿蓝色的阿拉伯式彩饰而享誉国际。地毯和书本成为萨非王朝的波斯留给人类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里曼大帝与西方

1520年，苏里曼大帝以26岁的年龄继承其父塞利姆一世为王。他因为作战英勇、慷慨待人，管理土耳其各省的行政效率极高，因而为自己赢得美名。他高贵的容貌和文雅的风度使看腻了冷面君主塞利姆的君士坦丁堡居民极为欢迎。有一个在苏里曼登基后不久见过他的意大利人说，苏里曼长得高瘦有力，强壮，脖子太长，鼻子弧度太大，胡须太少，脸形细长优美、表情严肃而安详，样子像个学者而不太像是个君王。其后8年，另一个意大利人说他“脸色惨白……忧郁、过度沉溺女色、大方、自负、易怒，有时却极为温和”。哈布斯堡驻波尔特大使吉斯莱因·布斯贝奇（Ghislain de Busbeq）对哈布斯堡不共戴天的死敌颇具好感地做了以下描写：

他永远具有成为谨慎、中庸之人的个性。就算在他早年，按照土耳其的规定，任何罪行都可宽恕的时期，他的生活也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他在年轻时，既不耽溺醇酒，又不犯上那些土耳其人常犯的不合天性的罪孽；连那些被革职后的人想办法要挑最不利于他的毛病时，除了他过分忠于自己的妻子这一点之外，也找不出更大的罪名了……尽人皆知，自从他把她当作自己合法的妻子之后，他一直完全忠于她，虽然法律上并无禁止他蓄妾的任何规定。

这种描写虽值得注意，却失之过分奉承。无疑，苏里曼是所有奥斯曼诸君主中最伟大、最高贵的一个，而且在能力、智慧与性格方面均足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君主抗衡。然而，我们也会发现，他时常犯残忍、忌妒、报复等过错。不过，我们不妨当作一次实验，公平地来观察他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军事方面的冲突已有900年的历史，早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去叙利亚时（634年）就已开始。随着萨拉森斯（Saracens）人逐年征服拜占庭帝国，加上摩尔人征服西班牙，战事愈演愈烈。十字军东征时，双方都以宗教的词句和热忱来掩护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企图和政治方面的罪行，在这几次东征中基督教还以颜色。穆斯林也立即施以报复，占取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半岛。西班牙人逐出摩尔人。历任教皇都呼吁新的东征来抵挡土耳其人；塞利姆一世发誓在罗马城里建起清真寺；弗朗索瓦一世向西方诸势力（1516年）建议合力完全歼灭土耳其政府，并将该国财富当作异教的战利品拿来均分。可惜这项计划又被粉碎，因为德国在宗教战争中分裂，西班牙的各公社反对查理五世，再加上弗朗索瓦自己改变心意——求苏里曼助他对付查理。由于路德教派的人欠苏里曼的人情债太多，路德差点救了苏里曼一命。

每个政府都尽力拓展自己的版图，一者以增大资源与财源，一者以增大边界与首都之间的防卫地区。苏里曼认为最佳的防御是攻击。因此，他于1521年攻占扎巴斯（Szabacs）和贝尔格莱德两地的匈牙利要塞。在西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把大军挥向罗得斯岛。岛上的基督徒在圣约翰的骑士们领导下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直接挡住君士坦丁堡通往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的通路。苏里曼认为罗得斯岛是土耳其人势力下的海域中唯一危险的外国基地；而事实上，骑士们的海盗船时常扑向穆斯林的商船，其情形有如在地中海的另一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海盗袭击基督徒的商船一般。穆斯林在被骑士们攻击抓去之后，通常被杀死。载运朝圣团开往麦加城的船只多被怀疑有不轨企图而被拦截。一位基督徒历史学家说：“总而言之，苏里曼要想攻打罗得斯岛并不需要正当理由。”一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又补充说明：“该岛应划归土耳其的领土，是为公共秩序着想。”

苏里曼率领300艘船和20万人攻击。防卫者在老迈的“大主人”菲利普·德韦利埃斯·德利勒——亚当的领导下与来袭者奋战145天，最后光荣地投降：骑士们和他们的军队得以安全离开该岛，限时10日；留下来的百姓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贡税5年。圣诞节那天，苏里曼求见“大主人”，慰问他，称赞他英勇的防御，并送他珍贵的礼品。他还向维策尔·易卜拉欣（Vizier Ibrahim）说：“迫使这位基督徒在他老迈之年放弃家园与财物，深感哀伤。”1523年1月，骑士们驶向克里特岛，其后8年，他们又从该岛移居至更远的定居之地——马耳他岛。苏里曼因为把乔姆王子的子孙杀死而玷污了自己胜利的英名，因为这些人已改信基督教，苏里曼怕他们会像过去的乔姆一样，想登奥斯曼帝国的王座。

1525年初，苏里曼接获当时身为查理五世的俘虏的弗朗索瓦来信，请他攻打匈牙利，营救法国国王。苏里曼复以：“马已加鞍，刀已系腰。”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侵略匈牙利。1526年4月，他率领10万大军、300门大炮起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鼓舞诸基督教君主前往救援这个受到威胁的国家；路德劝诸新教君王按兵不动，因为土耳其人显然是奉天之命而来，抵挡土耳其人就等于反抗上帝。查理五世仍留在西班牙。其后匈牙利在木哈赤的溃败对于基督教来说，除了武力上的失败之外，还有道义上的失败。只要天主教和新教、皇帝和教皇携手合作，匈牙利是有收复的希望的；路德派的首领却为土耳其人的胜利而高兴，也为皇帝的军队劫掠罗马城而高兴。

1529年，苏里曼回头，以20万大军围攻维也纳。受斐迪南委托来护城的尼古拉（Nicholas von Salm）伯爵从圣斯蒂芬教堂的塔尖可以看见周围的平原和山丘上黑黝黝地摆满了帐篷、士兵及奥斯曼人的武器。这一次，路德召集了他的党徒参加防守，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要是维也纳陷落的话，德国马上就是土耳其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全欧洲传播着一个谣言，说苏里曼已发誓使全欧只有一种信仰——伊斯兰教。土耳其工兵地道挖个不停，希望能炸毁城墙或在城里引爆，不过守城者在危险地区摆下船只，密切注意可能产生的地下攻势行动。冬天到来之后，苏里曼漫长的补给路线接济不上。10月14日，他呼吁展开最后决定性的攻击，并应允给予丰富的酬劳，可惜士兵精神和肉体两面不支，这次攻击被逐退，损失惨重，苏里曼黯然下令撤兵。他首次尝到败绩；不过他仍保有半个匈牙利，并把圣斯蒂芬的王冠携回君士坦丁堡。他向人民解释，说他之所以无功返国是因为斐迪南（战争期间安稳地留在布拉格）拒绝出战；他还承诺马上亲自逮住查理这个胆敢妄自称帝的人，并从他手中夺取西方盟主的地位。

西方也对他极为认真。罗马城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克莱门特七世总算认真起来，连红衣主教也得纳税，为的是要募集基金来巩固奥斯曼人入侵意大利时可能登陆的安科那等港口的戍防。1532年4月，苏里曼再度向西进军。他离开首都时的景象极为壮观：120门大炮开道，其后是全国的精兵——禁卫军8000人，1000头骆驼载运粮秣，2000名骑兵精英护卫神圣的军旗——先知之鹰，被俘虏的数千名基督徒少年穿着饰金的衣服，戴着饰上羽毛的红帽，以无邪的英勇炫耀着长矛；他的侍从个个极为魁梧，风度翩翩；苏里曼自己则在这些侍从簇拥下骑着一匹栗色马，身穿花边镶金的深红色天鹅绒丝绸衣服，头戴镶嵌宝石的头巾；随后行进的大军最后点阅时计有20万人之众。谁能遮蔽这种光彩，谁能抵挡这股势力？只有天气，只有空间。

为了迎战这支庞大的队伍，查理几经哀求，总算得到议会同意拨兵4万、马匹8000；他和斐迪南两人又自费筹集了3万名士兵；他们就在维也纳集合这7.8万人马，等待苏里曼来袭。苏里曼在金斯（Güns）受到迟延。金斯是一个小镇，防御虽佳，却只有700名士兵戍卫。前后3周他们击退土耳其兵想突破城墙的攻势；城墙前后共有11次被渗透，而守军也前后11次以铁器、身体和绝望来堵死缺口。最后，苏里曼派遣一支由护卫和人质组成的代表团求见统帅尼古拉（Nicholas Jurischitz），邀请他一同开会。他应约前来，备受这位土耳其首脑的礼遇。他的勇气与大将之风得到对方的暗暗称赞，苏里曼送他一件荣誉袍，保证不再攻击他，并以英俊的土耳其军官组成的侍卫队护送他回到要塞。这支常胜的大军在被700名士兵击退后，开向维也纳。

然而，苏里曼在维也纳也错失了他的猎物。查理不愿出战，他要真是为了赌赌运气而坐失防守的优势，那可真就成了傻瓜。苏里曼认为，要是他无法把既无皇帝又无国王在场、只有两万人驻守的维也纳城取下，那么他更无法攻下由年轻君主领导的7.8万名士兵驻守的城市，尤其是，这个君主还公开宣布过，说他自己要像基督徒那样战斗到死。于是他调头他去，转而蹂躏叙利亚和奥地利，沿路逮捕漂泊的俘虏来安慰自己的撤退。要是他知道他漫无目的地在匈牙利来回奔忙时，安德烈·多利亚早已把土耳其舰队追得四散奔逃、把伯罗奔尼撒沿岸的帕特拉斯和科隆两个港口占领时，他可能会很不好受。

斐迪南派遣密使到君士坦丁堡求和，受到苏里曼的欢迎。他愿意给予和平的年限“不只7年、25年，也不是100年，而是2个世纪、3个世纪，甚至连永远和平都可以——只要斐迪南自己不去‘破坏和平’”，他还要待斐迪南如亲生子。然而他索价奇高：斐迪南必须送他格劳城之钥，当作臣服与进贡的信物。斐迪南和查理两人都急于结束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事，两人都愿意向土耳其人让步。斐迪南真把金钥送给苏里曼，自称为苏里曼之子，并承认苏里曼对匈牙利大部分地区的宗主权（1533年6月22日），只是未和查理签订和约。苏里曼再度占领帕特拉斯与科隆两个港口，并且开始梦想着跨立于维也纳与大不里士之间。

他占领大不里士城之后再度西行（1536年）。他把神学摆在一边，在另一次与查理之战中同意与弗朗索瓦一世合作。他向这个国王许下条件：只有在他降服热那亚、米兰与佛兰德斯给法国之后才与查理和谈；法国商人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与土耳其人享受同等待遇地航行、买卖货物；境内的法国领事得享该地区法国人的刑事裁判权，而且法国人得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权。这样的协定成为后来基督教势力与东方各国之间签约的蓝本。

查理组成帝国、威尼斯与教宗三者间的联盟来表示反对。斐迪南也附议了：原来所谓“永远”竟是如此短暂。土耳其率先进攻威尼斯，威尼斯丧失了它在爱琴海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财产，另外单独签约（1540年）。其后一年，苏里曼在布达城的傀儡去世，他就把匈牙利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斐迪南一方面派遣特使到土耳其求和，同时派另一名特使赴波斯唆使沙赫攻打土耳其人。苏里曼西进（1543年），攻占格劳与斯图尔维森堡（Stuhlweissenburg）两城，把更多的匈牙利版图划归布达的帕沙的管辖区域。由于忙着对付波斯，1547年，他答应和西方休战5年。结果双方都违反了协定。教皇保罗四世求土耳其人攻打菲利普二世，当时菲利普比各主教的宗教权都大。弗朗索瓦和查理的双双去世使斐迪南更容易谈和。在《布拉格和约》（Peace of Prague，1562年）中，他承认苏里曼对匈牙利与摩达维亚（Moldavia）的统治权，请求每年进贡3万杜卡特，并同意支付9万杜卡特作为延迟支付的罚金。

其后两年他也随乃兄去世。苏里曼比他的死对头都长命，至于主教，又有几个活得过他的？他成为埃及、北非、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等地的主宰。土耳其的海军统治着地中海，土耳其的陆军向东向西都是所向无敌，土耳其的政府在政治作风和外交方面更表现得和其敌国一样强。基督徒丧失罗得斯岛、爱琴海、匈牙利，也签订过辱国的和约。如今的奥斯曼帝国要是不算全世界最强大的一国，也该是欧、非两洲最大的强国了。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

·政府

所谓土耳其人要是跟基督徒相比就显得是野蛮人的论调，其实只是自我陶醉的错觉罢了。他们的农业技术和科学至少与西方各国一样优异。农田由封建首领的佃农耕作，这些封建首领世代相传，每一代都须在行政与军事方面把苏丹侍候好之后，才能拥有这些土地。除了纺织、制陶、兵器、甲胄等方面之外，其他工业都未能有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等地的工厂制度的发展，然而土耳其的工匠因其优越的产品而闻名于世，而且不论贫富都不会为了没有资本主义而感到遗憾。16世纪的伊斯兰境内商人并没有西欧各国商人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地位。土耳其人之间的商业往来在诚实方面极为有名，至于土耳其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商业往来，敲竹杠并不犯法。国外的商业几乎全由外国人来做。穆斯林的商队很有耐心地走着古代与中古时期的陆路到亚、非各地，甚至还走过撒哈拉沙漠。容纳沙漠商队投宿的各个客栈，其中许多是由苏里曼建的，使商人与旅客在路上有歇脚之处。穆斯林的船只到1500年，一直掌握着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经红海到印度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海路，土耳其人就在印度和中国大帆船上进行货物交换。在达·伽马东航使印度向葡萄牙商人开放及阿尔布开克海上胜利之后，穆斯林丧失了印度洋的掌握权，埃及、叙利亚、波斯和威尼斯也都随之在商业方面走下坡路。

土耳其人在海上或陆上都很活跃，不像其他的穆斯林那么虔诚。然而他们也尊奉神秘学、苦修僧与圣贤，依据《古兰经》立法，到清真寺接受教育。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也规避偶像崇拜，认为基督徒是多神论的偶像崇拜者。实行政教合一：《古兰经》与传统即根本法律；负责解释“圣书”的那些“乌勒马”（ulema，伊斯兰教的学者群），同时担当境内教师、律师、法官或法学权威。在穆罕默德二世与苏里曼一世时期编纂奥斯曼法典的，也正是这些学者。

这些乌勒马之中为首的叫姆弗蒂（mufti）或什克—乌尔斯拉姆（sheik ul-Islam），也就是国内除苏丹与内阁总理之外最高的法官。苏丹总有去世的一天，乌勒马却永享权威，因此这些神学家和律师成为伊斯兰国家日常生活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以过去的法令来解释当前的事物，他们留下极为保守的影响，也造成苏里曼死后伊斯兰教文明的停滞。宿命论——土耳其语叫“奇斯梅特”（qismet）——强化了这种保守主义：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由安拉预先安排，产生反叛自己的命运就是不忠贞和肤浅的说法；一切事物，尤其是死亡，皆操于安拉手中，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偶尔也有自由思想者言论过于没遮拦，也有一两个因而被处死。然而，一般说来，乌勒马允许思想自由，而伊斯兰土耳其未曾有过审讯之事发生。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并获许处理不涉及穆斯林的事务时自治。穆罕默德二世故意袒护希腊正教，因为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对土耳其有利。基督徒虽然在苏丹统治下极为发达、繁荣，他们自己却严重地感到吃不消。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说来是奴隶，只要他们信奉伊斯兰教，马上可以脱离奴隶的地位，也有好几百万人就这么做了。排斥伊斯兰的不得服兵役，因为表面上说来，伊斯兰教的战争是把不虔诚的人感化，使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圣战。这种基督徒必须缴付重税来代替服兵役，通常这种人多是佃农，把农产品的1/10缴付地主。此外，他们每10个婴孩中必须拿出1个来教养为穆斯林，以为苏丹效命。

苏丹、军队和宗教权威人士就是整个政府。苏丹一旦有命，每个封建首领就带领他征召之人前来组成“西帕赫斯”（sipahis），也就是骑兵，苏里曼在位时骑兵队人数高达13万人之众。斐迪南的特使称羡这些骑兵的光彩：猩红色、鲜黄色或藏青色的织锦或缎制服饰；布斯贝奇（Busbeq）前所未见的骏马身上的马具发出金、银、珠宝闪烁的光芒。步兵精英则由俘虏来的基督徒或纳贡后养大来苏丹王宫中专为行政尤其是为军事需要而服侍苏丹的幼童组成。这些士兵在宫中被称为“耶尼·策里”（Yeni Cheri，新军），西方的新军则堕落为近卫军。穆拉德一世时即曾创建这种奇特的团队（约1360年），其目的可能是在从信奉基督的百姓中抽取极有危险性的青年。这些青年为数不多——苏里曼在位时约有2万人。他们在各种战技上接受高度训练，不许结婚，亦不许参与经济活动，被灌输军事荣誉与热忱的思想及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他们打仗时极为英勇，和平时也一样焦躁不安。作为这些精兵的后盾的是为数10万人的人民自卫队，由骑兵和侍卫队来负责训练秩序与鼓舞士气。最受欢迎的兵器仍为弓箭与长矛，火器刚开始使用，士兵在近战时挥舞锤矛与短兵器。在当时，苏里曼的军事学在全世界可算最优。其他军队在掌握炮兵、挖地道及兵工方面，纪律与士气方面，对士兵身体的注意，长距离补给大部队等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然而，这些优点仅只为了一个目的：军队本身成为该目的；为了维持现状与约束，军队必须应战；而在苏里曼死后，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成为诸苏丹的主宰。基督徒的子女被征召与被迫皈依的子弟形成土耳其中央政府行政官员的大半。我们早该料到伊斯兰教的苏丹必然恐惧被那些像斯堪德贝格（Scanderbeg）一样渴望父辈信仰的人包围；相反，苏里曼较喜欢这些皈依者，因为这些人从小被训练来充任特种行政业务。奥斯曼政府的官僚政治很可能就是16世纪前半期最有绩效的政治，虽说收受贿赂的风气极为盛行。迪万（Diwan）有如西方政府的内阁，在内阁总理的召集下集合行政首长。内阁的权力与其说是为立法，不如说是顾问性质的，但通常内阁的推荐都由苏丹的律法（kanun）来立法。司法部则由法学权威中选出的恰迪斯（qadis，法官）与姆拉斯（mullas，大法官）充任。一名法国观察家记载各法院勤奋的情况及审讯与判决的迅速，一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更深信“在早期奥斯曼领袖的治理下，司法行政方面土耳其优于欧陆任何其他地区；诸苏丹的伊斯兰教子民比大多数基督教社区中的人民更守秩序，犯罪情形也较少”。君士坦丁堡的街道由近卫军巡行，“谋杀案件较欧洲任何其他首府为少”。落入穆斯林统治的地区——罗得斯岛、希腊、巴尔干半岛——也喜欢穆斯林的统治，而不喜欢先前骑士们或拜占庭人或威尼斯人统治，甚至连匈牙利也认为苏里曼在位时的政治比哈布斯堡统治时好得多。

中央政府的行政单位多坐落于塞赖（Serai），也就是皇宫区中——不是王宫，而是一大堆的建筑物、花园和宫廷，其中住着苏丹及其后宫、臣仆、副官及8万名官僚。而在这层层包围之中，方圆3英里的范围，只有一个入口，装饰得极为堂皇，法国人称之为“高门”（Sublime Porte）——这个称呼因为说法离奇的变异，竟是指奥斯曼政府本身。在这种中央集权化的组织中，地位仅次于苏丹的就是内阁总理。“维策尔”（Vizier）是一个阿拉伯字——“瓦策尔”（Wazir），意思是“挑重担的人”。他的负荷颇重，因为他既是迪万之首，又是官僚政治、司法部、全军及外交使团的头号人物。他主管国际关系、订定重要约会，而且在欧洲各政府最繁文缛节的仪式中，要扮演最繁文缛节的角色。最吃力的职责则是在上述事项各方面都讨得苏丹欢心，因为通常内阁总理多是以前的基督徒，说来是个奴隶，只要君主一句话，就可以不经审讯加以处死。苏里曼挑选的内阁总理对他的成功贡献极大，足以证明他判断正确。易卜拉欣·帕沙本是希腊人，被穆斯林海盗掳获，带来给苏里曼当作有前途的奴隶。苏丹发现他在各方面都极为能干，因此委任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支他年薪6万杜卡特，并将亲妹许配给他，定期与他共餐，欣赏他的健谈、音乐方面的成就、语言方面的知识及文学、世界方面知识的渊博。苏里曼以东方花团锦簇的方式宣布“易卜拉欣·帕沙所说的话，应一律认为即出自朕字字珠玑的口中一般”。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几乎可以说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易卜拉欣少了一样智慧，那就是以外表的谦虚来隐藏他内心的骄傲。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自负：他使土耳其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到最高，他制定外交政策，以与法国联盟的方式来分裂西方，他在苏里曼进军匈牙利时以改革弊端、公正可亲地对待百姓的方式来安抚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然而，他也有必须缜密细心的理由，因为他仍是奴隶，他的头抬得越高，在他头顶悬挂着的那把刀的线也就越来越细。他下令禁止劫掠——大不里士与巴格达两城，并企图阻止军队劫掠布达城，因而激怒了军队。在那次劫掠中他挽救了马蒂亚斯·科尔文努斯图书馆的局部，及赫耳默斯、阿波罗、阿尔特弥斯等三座铜像。他把这些铜像竖立在他君士坦丁堡的王宫门口，结果连他那最无所谓的君主也被他这种对民族的反对偶像崇拜戒律的蔑辱而颇为不悦。谣言中伤他蔑视《古兰经》。有时他宴请宾客的娱乐在费用与场面上都远超过苏里曼。迪万的委员控告他，说他讲话的口气，支使苏丹有如用皮鞭来指挥一头驯服的狮子。宫中女眷的最受宠者——罗克斯拉纳（Roxelana）——因为不满易卜拉欣的影响，每天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将怀疑与怨言奏向皇上的耳边。最后苏丹终于相信了。1536年3月31日，有人发现易卜拉欣被勒死在床上，可能是出于皇上的命令。这件事表现的野蛮性足以与烧死塞尔维特或波奎因相比。

更野蛮的是杀死兄弟姐妹时法律上的定罪。穆罕默德二世在《法典》（Book of Laws）一书中坦率地说：“立法者中大多数已宣称：那些应登基的最杰出的子孙有权处死其弟兄，以确保世界和平，他们必须依规定行事。”也就是说，“征服者”平静地把他嫡传长子之外的儿子都判了死刑。奥斯曼制度的另一个污点就是：被判处死刑的人的财产由苏丹没收，苏丹为了充实自己的财源，就横下心来不受理人们的申诉；在此必须补充说明一点，苏里曼抗拒过这种诱惑。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奥斯曼政府中有着间接民权的政治：除了苏丹的职位外，通往高位的道路开放给所有穆斯林，甚至包括所有皈依的基督徒。只是早期苏丹的成功可能会为能力方面的贵族遗传来辩护，因为当时别处的政府都没有土耳其王座上的诸君一样整齐、一样优异的办事能力。

·道德

奥斯曼王国与基督教方式的相异其趣很明显地说明道德规范在地域与现世方面的不同。拜占庭基督教正式要求一夫一妻制的地区仍偷偷地风行着多妻或多夫制。妇女一度登上恺撒大帝放置王座的地方，如今妇女们却隐藏在后宫中或布幔后边。苏里曼尽义务似的满足他后宫中女性的需求，使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亨利八世及亚历山大六世等人心烦又难以摆脱的情事并没使他感到一丝良心上的不安。土耳其文明，跟古代希腊的文明一样，也把妇女藏在屋里，同时对性方面的不轨容许相当的自由。

《古兰经》容许土耳其人娶四妻及少许妾室，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负担得了这个费用。征战的奥斯曼人因为经常和所爱的妇女相离很远，时常把他们征服得来的基督徒的寡妇或女儿纳为妻妾。其间并无种族要求：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德国、意大利、俄国、蒙古、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妇女一概竭诚欢迎，而且她们所生的子女也一律被认为合法而且是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形下通奸几乎已成不必，一旦发生，处罚极重：淫妇必须购得一驴，并骑之游行市区；奸夫则以百刀戳之；并亲吻执刑者，同时得犒赏他们。为夫者只要口头表示意愿即可离婚，而为妻者只有在经过一番既复杂又艰难的诉讼后方可恢复自由身。

苏里曼守独身直到40岁。巴耶塞特一世之妻曾被帖木儿与其鞑靼人俘虏，而且据传曾被蹂躏，因此奥斯曼诸苏丹为了报复这一丢人之事，曾规定不许结婚，除奴隶外谁都不准到他们床上。苏里曼的后宫有妾300名，不是购自市场就是俘自战场，而且几乎全是基督徒的后代。她们期望苏里曼，到时就穿着最美的衣袍，列队恭迎；他在时间许可范围内也尽可能多向她们礼貌地答礼，并将手帕置于最讨他喜欢的一个人的肩上。当天晚上临幸后，他要求得手帕者将手帕归还。次晨这个妾室就可得到一件金丝织成的衣服，而零用钱以后也增多。苏丹可能在后宫逗留两三夜，施恩泽，然后返回自己的王宫，日夜与男士相聚。妇女极少在宫中出现，而且从不参加国宴或庆典。被选入宫中仍是极大的光荣。后宫中年满25岁仍未得手帕的宫女可以获得自由，而且往往找到做高官的丈夫。以苏里曼来说，后宫并没有引起他身体的虚弱，因为在大多数事情上，他都是一个极有节制的人。

奥斯曼人的社交生活只限男性参加，缺乏女性魅力与笑谈欢愉的刺激。然而，风度之佳足以与基督教国度相抗衡，也许比中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优雅。家奴为数极众，但都极人道地对待，许多律法来保障他们，而且也容易获得自由。公共卫生极差，个人的清洁却极为普遍。公共澡堂的机构——似乎是由波斯人从希腊时代的叙利亚引进的——已传给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及奥斯曼帝国其他大城市中的公共浴池由大理石砌成，而且装饰得极为考究。有些信奉基督教的圣人以避水自豪，穆斯林在进入清真寺或念祈祷文之前必须沐浴净身——伊斯兰教注重清洁的程度仅次于神性。餐桌礼貌并不比基督教国家好，食物以手指自盘中取食，并无叉子。室内不准饮酒，虽然旅店中饮酒之风甚盛，酗酒的情形却比西方诸国为少。咖啡于14世纪开始为穆斯林饮用，我们首先在阿比西尼亚听说其事，然后似乎再由该地传入阿拉伯。据说，原先穆斯林饮用咖啡的目的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中保持清醒。欧洲的作家在1592年以前都未尝提及咖啡在伊斯兰国家之事。

土耳其人的体格极为强壮，而耐力也极著名。布斯贝奇（Busbeq）发现有些土耳其人脚掌或足踝被杖打100次以上，“结果往往许多山茱萸的树枝因而折断，却一声痛苦的叫喊也听不见”时极为震惊。甚至连平常的土耳其人也满脸尊严，当然长袍也隐藏了一部分营养过盛引起的痴肥。百姓衣着朴实，只戴一顶毡帽，考究的人则把毡帽裹在包头巾里边。男女都爱花。土耳其花园的色彩很有名，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的花木有紫丁香、郁金香、含羞草、桂冠樱和毛茛科植物等。土耳其人美学方面的爱好不是他们征战表现得出的。我们听到信奉基督的游客以下的叙述时不禁大吃一惊，他们说除了战场之外，土耳其人“本性并不残忍”，而是“驯良、温顺、和善……可亲的”，而且“一般说来极为仁慈”。弗朗西斯·培根抱怨说，他们对动物似乎比对人和蔼。残忍只有在信仰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产生，到那个时候，最野蛮的情感就是为所欲为。

土耳其的律法在战争方面的规定尤为严苛。敌人一概不饶命，妇孺得以幸免，但健壮的敌人，即或未武装、不抵抗，也得无罪屠杀。但许多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市的运气仍较被基督徒占领的土耳其城市好得多。易卜拉欣·帕沙占领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两城（1534年）时，他下令禁止士兵劫掠两城或伤害居民。苏里曼再度占领大不里士城（1548年）时，他也使该城不被劫掠，不受集体屠杀。然而，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城（1535年）时，他只能以任由手下劫掠的方式来支付士兵薪水。只是，土耳其法律在野蛮的处罚方面与基督徒可相抗衡。偷窃他人财物者砍去一手，以求减少其抓取他人财物的机会。

官场的道德与基督教国家无异。土耳其人以遵守诺言自豪，而且大致说来，他们总是遵守与敌人所签和约条款的规定。不过，土耳其的诡辩家，就跟基督教的圣约翰这个对手一样，也主张诺言无法约束忠厚的人一定不违背他们所信宗教的利益或义务，连苏丹都可能毁弃自己签过的条约，如先于他们的苏丹一般。信奉基督教的游客说：一般的土耳其人“诚实，有正义感……慈悲为怀，正直，有慈善心”，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土耳其官员都收受贿赂。有位信奉基督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说“土耳其的官员，以前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只是我们还得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些官员都是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成人的。在各省中，土耳其的省长，就跟古罗马的地方长官一样，在统治者一时兴起革去他的职位之前早已匆匆搜刮一笔财富，他从子民手中把当初为了获得任命时付出去的费用悉数刮回。卖官位的情形就和君士坦丁堡、开罗、巴黎或罗马城一样普遍。

·文学与艺术

奥斯曼文明最弱的一环，莫过于获得知识与传播工具的贫乏。一般教育多被忽略。授课的对象仅限于热衷于教学法、法律或行政学的学生，而这些课程既冗长又繁重。穆罕默德二世和苏里曼花时间重组、改良这些错综复杂的课程，而权威人士对清真寺学院的贡献不亚于诸苏丹。这些机构中的教师社会与金钱上的地位较拉丁正教区的同行高了许多。他们正式讲述的是《古兰经》，却设法将文学、数学和哲学包括其中。毕业生虽在神学方面比科学方面研究得透彻，工程与政府方面却和西方保持并驾齐驱的地位。

百姓之中只有极少数识字的，但是识字者几乎人人会写诗，连苏里曼也一样。土耳其人也举办诗人朗诵的公开比赛，苏里曼也极乐意主持这种诗人赛会。这个时期受到尊荣的诗人共有100人，只是因为我们只热衷自己的伟大与辞藻，使我们连他们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马哈穆德·阿布杜尔·巴奇（Mahmud Abdu’l-Baqi）也忽略掉了。他可以说是四代元老，虽然苏里曼去世时他已40岁，其后又活了34年。他放弃早年修理马鞍的生意不做，改以作诗过日子，要不是苏里曼给他一份领干薪的差事，很可能会难以度日。苏里曼除了给他福利之外，为了赞美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来夸奖巴奇诗歌的优美。巴奇则以一首哀悼苏里曼去世的挽歌来投桃报李。下面这份译稿，为了保存原诗多重押韵而丧失了其肃穆的气氛，原诗中表现的情感和才华依旧跃然纸上：

命运之神的豪侠王子！奋勇抵御来袭者，

战马旋转或后足立地腾跃时，赛马场就显得太小！

马札儿人见他宝刀的光辉马上鞠躬！

法兰克人一眼辨出其标志恐怖的闪烁之人！

有如轻柔的玫瑰花瓣，他轻轻埋首尘土中，

财神——大地，把他如珠宝般地摆入盒里。

事实上他是高官显贵光芒的照耀，

达拉（Dara）武装国度里由伊斯坎德尔（Iskander）加冕的沙皇，

斯菲勒（Sphere）俯首于他脚下的尘土中，

大地崇拜的祠堂就是他高贵的厅堂之大门。

把最卑贱的乞丐立为王子只是他最小的礼物：

远比君主的慷慨、君主的慈悲超出许多！……

莫要拿被忧伤多变的斯菲勒折磨的方式来衡量他，

他放弃荣华富贵，为的是接近上帝。

要是我们看不见生命与世界，该有多神奇！

如日月般，地球放射出他优雅的俊容……

让云血滴滴哭泣，弯曲其形象！

让洋苏木在淤血色的花丛中发新叶！

让众星的双眼带着忧凄淌下辛酸的泪水，

让昏黑的天体含怒的心中冒出的烟幕显现……

他的灵魂——鸟儿——休马（Huma）似的，飞入天际，

除了几根骨头之外，什么也不留在地上……

愿天般高的库斯鲁的荣耀永存！

降福于君上的灵魂——尚飨！

土耳其人忙着征服大国，以致无暇专注于使伊斯兰国家闻名于世的细腻艺术。产生的只有少数优美的小画，带着式样淳朴、风格多样的特性。具有代表性的绘画则留给可耻的基督徒去画，这些人在当时继续以壁画来装饰他们的教堂与寺院。因此，曼纽尔（Manuel Panselinos）可能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得到部分灵感，画在亚陀斯（Athos）山上的普罗塔顿（Protaton）教堂壁画（1535—1536年）比拜占庭时期的壁画更自由、更大胆，也更柔和。诸苏丹从东方与西方请来艺术大师——从威尼斯请来金泰尔·贝利尼，从异教世界的波斯请来专作小画的沙赫·卡利（Shah Kali）和瓦利·让（Wali Jan）。至于画瓷砖，奥斯曼人则不须外人协助，他们自己对瓷砖上的画，运用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伊兹尼克（Iznik）因当地彩陶的优异而闻名于世。小亚细亚的斯库塔利（Scutari）、布鲁沙和赫勒克诸城则专营纺织品，这些城镇所产的织锦和丝绒都绣着深色与金色的花饰，感动了也影响了威尼斯与佛兰德斯的设计师。土耳其的地毯虽然缺乏波斯地毯那种诗一般的光彩，然而它们庄重的图案与暖色博得欧洲人的称羡。科尔贝特（Colbert）唆使路易十四命令法国织业者抄袭某些土耳其的宫中地毯，却未成功。伊斯兰式的匠心仍然是西洋人技术所弗及的。

土耳其的艺术在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达到最高峰。 就连马沙德（Mashhad）城鳞次栉比的辉煌建筑，沙赫·阿巴斯（Shah Abbas）在位时的伊斯巴罕城都赶不上它，也许只有薛西斯一世在位时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城才能在波斯或伊斯兰教史上比得上苏里曼治下的首府。城中奥斯曼人的战利品和安拉同在纪念建筑物中表现出忠心与自负，众苏丹想以艺术和兵器来震慑其子民的用心也昭然若揭。苏里曼大帝在建筑物方面和他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足相抗衡。他下令建造七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建于1556年）以他的名字为寺院命名，虽然模仿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拿小圆顶来环绕中央的大圆顶建造的形式，却优于后者。这座寺院的尖塔把他们最高音的祈祷升高到骇人的高度，正好拿来和庞大的底部成一尖锐的对比。寺院内部是数不尽的装饰物的集合：大理石或彩陶上金色的镂刻、斑驳的廊柱、黑色或白色的大理石拱门、染色玻璃镶入有网眼的石头所制成的窗、讲坛刻得仿佛费了毕生之力来完成似的。这一切的一切，若为了表示虔诚，则未免太豪华，为了祷告，也太夺目。据说设计这个寺院的人，是一个名叫西兰（Sinan）的阿尔巴尼亚人，他还设计了其他70座寺院，活了110岁。

苏里曼其人

称苏里曼为“大帝”的是西方人，他的子民则称他“卡努尼”（Kanuni）——制定法律的人——因为他也参与编纂奥斯曼律法的工作。他之“大”，非在他的面貌，而是他手下军队和配备的大、战争范围的大、城市的美化装饰的大和建造清真寺、宫廷及著名的“四十拱门”水渠等工程的大；他周围的人和侍从的光彩之大；当然，也指他的权力和统治范围的大。他的帝国从巴格达到距维也纳90英里、距威尼斯120英里的地方。波斯和意大利以外有庆祝《圣经》和古典仪式的城市都在他统治下：迦太基、孟菲斯、泰尔、尼尼微、巴比伦、巴尔米拉、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士麦那、大马士革、艾菲索斯、尼西亚、雅典和两个底比斯城。伊斯兰国家的半月弯从未在月弯的空隙中有过这么多的陆地与海洋。

他指挥的才能是否与其范围同大？也许不然，不过我们除了安东尼统治下的阿沙梅尼德（Achaemenid）、波斯和罗马之外，任何领土广阔的国家都如此。在没有现代化交通、传输、道路之前，以一个中心来治理的话，统治的范围太广，国家就无法治理得完善。放纵和贪污之风弥漫整个政府，路德却依旧说：“据传没有比土耳其人治理得更好的俗世政权。”在宗教容忍这一方面，苏里曼要比基督教与他同地位的人来得大胆、来得慷慨：基督教人士认为宗教的一致是国力强盛的必需，苏里曼却允许基督徒与犹太人自由举行宗教仪式。雷吉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主教记载说：“土耳其人并不强迫他人接受他们的信仰。只要不攻击他们的宗教，谁都可以随便信教，极为安全。”1561年11月，苏格兰、英格兰和路德统治下的德国正宣布天主教为罪、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认为新教是罪恶时，苏里曼却下令释放一名信奉基督的囚犯，因为他“不想强制某人改信他教”。他在自己帝国境内为那些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逃出的犹太人准备了一处极为安全的栖身之处。

他的缺点在他的家庭关系方面比在政府中表现得更清楚。大家公认，除了战争方面不论之外——他说借进攻来防御——他是个极优雅、温文的人，又大方，又人道，又公正。人民不但崇拜他，更喜爱他。每个礼拜五，他到清真寺去时，人民在他经过身前时鸦雀无声。他向他们鞠躬——包括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然后在庙中祈祷达两个小时之久。我们没听说他也有沉溺于后宫妻妾，耗用继位的苏丹所必备的健康和财富的情事。然而，我们却发现他的确非常怀疑爱的感情，结果他忘却了细心、公正，甚至连父母对子女的爱都遗忘了。

他在位的早年最喜爱的女眷是一个西尔卡西亚的女奴“春之玫瑰”，她黝黑的美是几个世纪来黑海东岸该地区妇女的代表。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穆斯塔法后来成为一个英俊多才、极受欢迎的青年。苏里曼把重要的职位和使命委任于他，除了让他继承王位之外，还训练他如何成功。但是在爱情这一方面，胡任姆（Khurrem）——“笑美人”——西方人称之为罗克斯拉纳的俄国女奴，从西尔卡西亚的怀抱中夺走了苏里曼。她的美貌、欢欣和诡计迷惑了他，直到悲剧产生。苏里曼立胡任姆为后（1534年），而且极喜爱她为他生下的子女。他已年老，穆斯塔法继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胡任姆担心她儿子的命运，因为新登基的苏丹可以合法地杀死他们。她总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1544年成为内阁总理的吕斯泰姆·帕沙（Rustem Pasha），而因为这桩婚事，吕斯泰姆也被拖进来和胡任姆一道担心即将登基的穆斯塔法。

这时，穆斯塔法被派去治理第雅巴刻（Diyarbekir），以自己的勇猛、战略和慷慨获得美名。胡任姆利用他的美德毁灭他，她向苏里曼进谗言，说穆斯塔法正在争取人望以夺取王位。吕斯泰姆则指责这个青年，说他偷偷地把近卫军拉向他那边，为他效命。迷惘的苏丹年已59岁，先是怀疑，再是觉得奇怪，最后终于相信。他亲自到埃雷利，把穆斯塔法召至帐篷中，他一进来，马上叫人杀死他（1553年）。接着胡任姆和吕斯泰姆更觉得要苏丹把穆斯塔法的儿子杀死才好，以免日后来寻仇。胡任姆的儿子塞利姆被立为太子和继位人后，她满足地死去（1558年）。塞利姆的弟弟巴耶塞特眼看自己难逃被杀，举兵向塞利姆挑衅。内战因之而起。巴耶塞特战败，逃向波斯（1559年）。沙赫·塔马斯普为了苏里曼给他的30万杜卡特和塞利姆给他的10万杜卡特，终于交出挑战者巴耶塞特。巴耶塞特被扼死（1561年），他的5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听说病重的老苏丹还感激安拉，因为这些作孽的后代总算死尽，而今后他可以安享晚年了。

不过他却又觉得和平太烦人。他得知他从罗得斯岛放逐的骑士们在马耳他岛上极为强盛，并以自己抢劫的部队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一争短长的消息。这个71岁高龄的老苏丹认为，要是马耳他岛能归顺伊斯兰教，那么地中海地区就可以天下太平。因此，他在1564年4月，派遣150只船、2万士兵前去夺取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骑士们在让英明的领导下勇猛应战。土耳其人牺牲6000人，只占领了圣埃尔莫（St.Elmo）堡，其余一无所获，而且他们之所以占领该堡，又出于西班牙军队到来的迫不得已。

老迈的“大帝”不甘历史记下他辛酸的这一面就了此残生。继斐迪南登基的马克西米里安二世拒绝付出当初他父亲答应过的朝贡，并攻击土耳其在匈牙利的驻军。苏里曼决心再战一回，而且要亲自挂帅（1566年）。他率领20万大军骑马奔过索菲亚、尼萨和贝尔格莱德等城。1566年9月5日至6日晚上，围攻锡盖特堡（Szigetvar）时，他战死了，直立在帐篷里——就跟维斯帕西安一样，他很自负，去世时仍不愿躺下。9月8日，锡盖特堡陷落，但这次夺城牺牲了土耳其人3万条人命，而夏季已近尾声。条约签订后，部队哀伤地折返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去世的帝王。

我们是否应当批判他的地位？若是和西方同等地位的人相较，他有时更文明，有时更野蛮。16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4个领导者之一弗朗索瓦虽然也有过度夸张的虚荣和犹疑不定的宗教迫害，却是我们认为最文明的一个。他却认为苏里曼是他的保护者和友人，没了他，自己可能早毁了。苏里曼毕生与西方争战从未失败，事实上，马克西米里安二世在1568年重新支付朝贡给波尔特。查理五世虽然在维也纳挡住过老苏丹，但是，有哪一支基督教军队胆敢接近君士坦丁堡呢？苏里曼是地中海的主宰，有一阵子罗马城似乎是因他和巴巴罗萨的宽容才能依旧信奉基督教。他把整个帝国治理得很好，但是又比可怜的查理抵挡诸王分裂的德国强到哪里？他是一个暴君，却有不被质疑的习惯和子民同意，英国亨利八世和西班牙的查理的专制主义有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信心？查理几乎无法仅凭不忠的嫌疑就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查理年迈时却又能为异教徒流血而呼号，而亨利在把妻妾和天主教徒、清教徒送往断头台或烧人的柴堆时，饭还是照吃不误。苏里曼对于宗教的容忍这一方面，虽然也有限度，又使这些把异教徒处死的行为相形之下显得野蛮。

苏里曼征战太多，杀死了自己一半的后裔，未经警告或审讯，就把一名博学的权威人士处死。他也具有一般无人管制的权力造成的那些过失与缺点。不过，他在同一时期的众多领袖中，还要算是最伟大、最能干的一个。

第四章

犹太人
（1300—1564）

流浪者

罗杰·温多维尔（Roger Wendover）在《编年史》（Flores Historiarum，1228年）一书中叙述某亚美尼亚大主教，在13世纪初访问圣奥尔本斯（St.Albans）修道院时，被询问到最近流传的某位曾与基督谈过话的犹太人仍在近东活着的事，大主教向众僧侣保证该故事属实。他的助手更补充说明，说主教在离开亚美尼亚前不久还曾与该不朽之人共过餐，那个人的拉丁文名字是卡尔托菲吕斯（Cartophilus），耶稣离开比拉特裁判所时，这个名叫卡尔托菲吕斯的人敲着主的背，一面吆喝着：“走快一点。”耶稣对他说：“我走，不过你必须等到我回来。”别的亚美尼亚人1252年访问圣奥尔本斯时也重复同一故事。流行小说根据这个故事加以渲染，换了一下流浪者的名字，叙述每隔约100年，这个人如何患了重病，昏厥之后，醒来时又是个青年，而对基督审判、死亡和复活的记忆却犹新。这个故事有一段时期从文字记载中消失，却在16世纪再度出现。兴奋的欧洲人都号称见过这位阿哈素鲁斯（Ahasuerus）——现在有人称为埃维格·犹德（Ewige Jude）或勒尤夫·埃尔兰特（Le Juif Errant）——有的说是在汉堡（1547年、1564年），有的说是在维也纳（1599年）、吕贝克（1601年）、巴黎（1644年）、纽卡斯特（1790年），最后还有说是在犹他州（1868年）见过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在逐渐失去信仰的欧洲当然极受欢迎，因为这等于是基督神圣与复活的明证，及他再度降临的新誓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谜可以说是一个忧郁的象征，代表着公元71年失去祖国的人民，在四大洲间流浪了18个世纪，忍受着迫害，直到我们现代这个不稳定的潮流中重拾其古代故居的故事。

散居异邦的犹太人在土耳其的苏丹和法国、意大利的教皇统治下，受迫害的程度最小。身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得以安居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北非与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等地区。虽然柏柏儿人对他们勉强容忍，西蒙·杜兰却率领一批日益繁荣的殖民到阿尔及利亚。据拉比奥巴底亚赫·贝尔蒂诺罗（Rabbi Obadiah Bertinoro）于1488年描述的，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社区，人们生活安定，饮酒太多，盘腿坐在地毯上，走进聚会堂或棚之前必须脱鞋。逃难到土耳其的德国犹太人写信回家给亲戚时，兴致勃勃地叙述犹太人在当地享受的快乐优厚的生活环境。奥斯曼的国务大臣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山坡建造聚会堂。有些住在西方的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朝圣，认为能死在“圣地”，尤其是死在耶路撒冷乃是幸运。

然而，这个时期犹太思想的中心与热心在不宽容的西方。在西方诸国中，犹太人在开明的意大利最幸运。他们在那不勒斯有幸与安茹的国王罗伯特结交。他们在安科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维罗纳、曼图亚、佛罗伦萨、比萨及文艺复兴的其他酝酿地都极为繁盛。伊拉斯谟在1518年说：“意大利有许多犹太人，西班牙却几乎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商业与财政在意大利颇受景仰，而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人也被评价为对该行业极有贡献的从业者。这个半岛上已不再斤斤计较犹太人必须佩戴醒目的徽章，穿显著的衣服的老规矩，有钱的犹太人的衣着跟同一阶层的意大利人一样。犹太子弟也上大学，而且研究希伯来文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

偶尔也有像卡皮斯特拉诺（Capistrano）的圣约翰等神圣的仇恨者，会鼓动听道者要求全面施行对犹太人不利的“清教徒严法”（blue law）的规定，虽然卡皮斯特拉诺得到教皇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的支持，他的雄辩之才在意大利极为短暂。另一个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伯纳迪诺攻击犹太人最力，米兰、费拉拉和威尼斯等地的地方首长都命令他不得再乱叫，否则强迫他移居，特伦特城某犹太人家附近发现一名3岁幼儿尸体时（1475年），伯纳迪诺一口咬定是犹太人谋杀的。当地主教把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囚禁，其中有几个在刑罚之下供认他们杀死那个婴儿，并喝其血，当作逾越节（Passover）仪式中的一个项目。因此，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都被烧死。“小西蒙”（Little Simon）的尸体则在涂敷香料后拿来当作神圣的遗物展示，数以千计忠实的信徒到这个新祠堂朝圣。这个谣传的暴行的故事，向北经过阿尔卑斯山传到德国，强化了当地反犹太的情绪。威尼斯的上议会认为这一传说是宗教上的骗局，命令威尼斯辖区内有关当局保护犹太人。有两名律师由帕多瓦城赶到特拉特城调查证据，他们差点没被当地人民撕成肉丝。有人唆使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褒扬西蒙，但他拒绝了，同时下令禁止尊之为圣。然而，西蒙在1582年被行了赐福礼。

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比任何其他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享受到更公平的生活条件与自由，一是由于教皇通常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之士，二是罗马城被奥西尼和科隆纳两派人士分别统治，而他们彼此忙着相互攻击，无暇仇恨其他的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只顾及基督教做生意这一方面，对宗教并无狂热。当时罗马尚无犹太人居住区，城内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台伯河左岸的塞普图斯·希伯来库斯（Septus Hebraicus），但他们并非必须住在那里不可。罗马城贵族的王宫也建造在犹太人的住宅区中，及靠近基督教教堂的犹太教会堂附近。这时仍存留着某些迫害方式：犹太人被课税以提供运动会的费用，而且被迫派遣代表参加。参加时半裸体，这违反犹太人的传统。种族的对立依旧存在。犹太人在罗马城的舞台上和嘉年华会的闹剧中被拿来当作讽刺的对象，不过通常犹太女人还是在舞台上以温柔、美丽的面貌出现。请注意马洛所著《马耳他的犹太人》（Jew of Malta）一书中巴拉巴斯（Barabas）和阿比盖勒（Abigail）两个角色，及《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一剧中夏洛克（Shylock）和杰西卡（Jessica）两个角色强烈的对比。

大体说来，教皇对犹太人的宽大已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尊基督为弥赛亚，而仇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尚未来临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成立之时，教皇并未把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列入问罪的对象，他只传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犹太人，及企图使基督徒皈依犹太教的人。“大体说来，不肯宣称停止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教会“并不干预”，虽然政府和百姓不宽容他们。有些教皇为了缓和普遍的仇视，颁布了敕书。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致力于此，把属于教会的亚威农城作为逃离专事劫掠的法国政府的犹太人慈悲的庇护所。1419年，马丁五世正式向天主教世界宣布：

有鉴于犹太人是依主的形象所做，而部分在他日终必获拯救，而且祈求吾人庇护：为遵循前人的做法，兹下令不得在其会堂干扰彼等；彼等的律法、权利与风俗等也不得侵犯之；更不得强迫彼等接受洗礼，纪念基督教庆典，也不得迫其佩戴新徽章或阻止其与基督徒的商业往来。

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颁布迫害性的法律，容后详述；不过，据格雷茨（Graetz）说，其余的教皇在意大利各级首长中算来，对犹太人要数最友善的。其中有几个——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撇开老律法不顾，有病时向犹太医师求助。当时的犹太作家感恩地额手庆贺同胞在美第奇诸教皇治理下获得的安全，其中更有一个称克莱门特七世为“以色列的义友”。一个博学的犹太历史学家说：

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盛时期，一连串文明、有涵养、丰美、通达世故的罗马教皇认为文明的进步是彼等负责推展天主教堂的宗教利益中极重要的一环……因此，自15世纪中叶以降，他们似乎不再重视宗教法规中不合宜的细节，转而表现出……对非天主教徒极度的宽容。犹太经营钱庄的人在所住地区的经济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表现其宽宏大量，他们也赞成他们所接触的那些犹太籍医师等人的皈依。因此，教会神父一度苦心计较，并经第三、第四两届拉尔兰大会正式制定的那些迫害性的规定，他们几乎已不屑一顾……由于他们眼见这个例子，意大利的其他王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费拉拉的艾斯泰西（Estensi），曼图亚的贡萨加——也都起而仿效。虽然这些人偶尔也被偶发性的暴力或狂热主义干扰——如1497年萨沃纳罗拉重新掌握佛罗伦萨时——犹太人和邻居的民族融合，共同生活的程度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在文艺复兴的某些方面有极为杰出的表现……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和用希伯来文从事的文艺活动来反映这一事实；他们对哲学、音乐和戏剧都有极伟大的贡献，他们经常在许多意大利王宫中露面。

有些一度极为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明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代。埃马努埃尔·本·所罗门·哈洛米（Immanuel ben Solomon Haromi，意即罗马城生的）与但丁生于同年（1265年），而且与其为友。他已成为犹太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行医为业，又是宣道师、《圣经》学者、文法学家、科学家、富有而多情的人、诗人，而“所作之曲时常极为轻浮，超越端庄许可的范围”。他精通希伯来文，把十四行诗的形式引入希伯来文。他在流畅与神韵方面几乎胜过意大利人，而在海涅之前似乎没有一个犹太诗人能跟他表现出同样讽刺文章的天才、同样的聪明与机智。或许埃马努埃尔已感受当时阿威罗伊的怀疑主义思想， 他的一首诗表现出他对满是好人的天堂极为憎恨（他认为只有丑女人才是好人），却更喜欢地狱，他认为在地狱里可以找到历代艳姬。老年时，他仿效但丁作了一首软弱无力的作品《天堂与乐园》（Topheth we-Eden）。犹太教跟新教一样，没有炼狱。埃马努埃尔比但丁更大方，按照后期犹太教义（Rabbinical）的传统，允许“世界各国正直之士”全部进入天堂，却判亚里士多德入地狱，因为他提倡宇宙的永恒性。

同样轻松幽默的精神给卡罗尼莫斯·本·卡罗尼莫斯（Kalonymos ben Kalonymos）的作品带来韵味与活力。那不勒斯的国王罗伯特某次巡游普罗旺斯时，发现了这位有“美名”的年轻学者，并把他带到意大利。起初卡罗尼莫斯致全力于科学与哲学，他把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盖仑、法拉比和阿威罗伊等人的作品译为希伯来文，同时带着高度的伦理气质写作。但是他发现那不勒斯欢欣的情调极易吸收。搬到罗马之后他就成为犹太人中的贺拉斯，俏皮地讽刺基督徒、犹太人及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他哀伤自己生为男儿身，他认为要是自己生为女儿身，就不必去熟读《圣经》和《塔木德》，或去研习那613条箴言。他那本《普林节短文》（Purim Tractate）嘲笑《塔木德》，而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如此流行讽刺，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像住在其他国度的苦难同胞那么虔诚。

文艺复兴不但重新开始了对希腊文的研究，也开始了对希伯来文的研究。埃吉迪奥·维特尔波（Egidio de Viterbo）大主教邀请艾利亚·列维塔（Elijah Levita）从德国前来罗马（1509年）。前后13年，这位犹太学者以贵宾的身份住在大主教宫中，教埃吉迪奥希伯来文，也接受希腊文的教导。由于埃吉迪奥、罗施林及其他犹太教师的基督徒学生的努力，几所意大利大学和学院中都开了希伯来文的课。在帕多瓦教希伯来文的艾利亚·德尔·梅第戈（Elijah del Medigo）在当地极受尊敬，虽然他拒绝皈依基督教，奉基督的学生之间对某学识问题产生纷争时，学校当局和威尼斯议会都公推梅第戈来裁决。他凭其饱学和机智来处理，结果各方面都很满意。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邀请他前往佛罗伦萨教希伯来文。艾利亚在那里加入美第奇的人道主义圈子，今日我们仍能看见他跻身于美第奇王宫中贝诺佐·戈佐里（Benozzo Gozzoli）所画的人像之列。这位学者并没有助长皮科的发现，认为犹太教神秘哲学中有基督教的教条；相反，他耻笑那篇启示录是一大堆令人惊讶的荒谬之事。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犹太人就没有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那么幸运。他们分别于1290年自英国被逐出、1306年自法国被驱出、1370年自佛兰德斯被赶走。法国于1315年请他们回来，条件是把未被驱逐出境前他们应收借款的2/3缴给国王。王室从这些行业中所得的利益取完之后，犹太人再度被逐出（1321年）。他们再度回来时又因黑死病的连累而被放逐（1349年）。为了获得犹太人金钱上的资助及技术以便筹款从英国赎回被俘的法国国王，他们再度被召回（1360年）。然而1394年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以色列人突然神秘失踪，犹太人被冠以杀死那个人的罪名，有些被凌迟的犹太人供认说他们劝过那个皈教者重信犹太教。公议沸腾，查理六世勉强下令把这个被欺侮的民族再度驱逐出境。

布拉格城里犹太移民人数极众。其中有些前往听约翰·胡斯的先驱米利兹（Milicz）的布道，因为他对《旧约》极有研究，极为欣赏。胡斯研究希伯来文，研读希伯来文写成的经典注解，并引用拉什（Rashi）和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见解。把胡斯的改革带进塔波尔派（Taborites）——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并把他们作战的对象——德国诸省——命名为埃顿、莫亚德和阿马勒克等。然而胡斯派的人不反对杀死犹太人。占领布拉格城时（1421年），他们给犹太人的选择并不是伊斯兰教的那种皈依或课税择一的方式，而是不皈依就杀死。

在基督教国家中，波兰善待犹太人仅次于意大利。1098年、1146年和1196年，前后三次，犹太人自德国移居波兰，为的是避免被十字军杀死。他们被款待得很好，也在当地极为安定、繁荣，到1207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拥有大块土地。1264年，国王“虔诚的”波勒斯拉韦（Boleslav）给他们民权特许状。黑死病流行之后，逃往波兰的德国人更多，而在仍然缺少中产阶级的这个国家被视为促进经济发达的因素，而受到统治的贵族的欢迎。加西米尔大帝三世（1333—1370年）批准增加住在波兰境内犹太人的权利，维托维斯特（Vitovst）大公更向立陶宛的犹太人保证这些权利。不幸，1407年，某传教士向他在克拉科的手下报告说，犹太人杀死了一个基督徒男孩，并吸他的血。这项指控造成了一次大屠杀。加西米尔四世重新规定并再度放宽犹太人的自由（1447年），他说：“我们希望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加以保护的犹太人，在我们宽大的统治下能够觉得满意。”教会人士则指责国王，奥勒斯尼斯基（Olesnicki）大主教以地狱的烈火威胁他，而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前来波兰的约翰则在克拉科城发表煽动性的演说（1453年）。国王在战场失利时，有人力主他因偏爱不忠的人而被上帝惩罚。由于他在其后战争中需要教会的支持，他撤销保障犹太人自由的宪章。1463年和1494年波兰发生两次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许是为了防止这类的攻击，克拉科城里的犹太人最后被迫迁居郊区卡兹米兹（Kazimierz）。

犹太人在那里以及在立陶宛，克服一切困难，人数增多，也更繁荣。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他们除了居住自由之外，其他自由完全恢复，而他们仍然忠于西吉斯蒙德二世。1556年，住在索哈奇韦（Sokhachev）城的3名犹太人被控以刀戳圣化了的圣体，并使之流血。他们力辩无辜，却在凯尔姆（Khelm）的主教令下被烧死在柴堆上。西吉斯蒙德二世不赞成这种指控，说这次“宗教上的骗局”的安排，无非是用来向犹太人和新教徒证明说神圣化了的面包已真正变成基督的血和肉罢了。国王说：“我对这次秘密进行的恶行甚感震惊，朕也非无常识之人，断不至于相信‘圣体’中果真有血。”然而，在这个怀疑心重的统治者死后（1572年），波兰政府与犹太人之间的友善关系也告一段落。

犹太人一度安详地住在中世纪的德国境内。他们在贸易通道和大河上，在自由城市与港口，都表现得极为活跃，连各地的红衣主教都要求皇上允许犹太人停泊。到了颁布《戈尔登·布尔》法典（Golden Bull，1355年）时，查理四世皇帝与“帝国”选举人共享把犹太人拿来当“塞尔维卡梅拉埃”——家童——的特权。换句话说，就是选举人有权收容犹太人，保护他们、任用他们，并罚他们的钱。德国的情形跟意大利一样，急于了解《旧约》的原始资料的学者都研习希伯来文。罗伊希林与普费尔科恩（Pfefferkorn）的争执引起了这方面学习的兴趣，而《塔木德》第一次完整印出（1520年）更是一大刺激。

犹太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达到最高潮。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就是重返犹太式基督教那种教律简单、伦理要求更苛刻的时代。清教徒对宗教画像与刻像的仇视，当然是返回闪米特人反对“雕刻的形象”的主张。某些新教派尊星期六为安息日。反对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及崇拜圣贤，都已接近犹太人严格的一神主张，而新的宣道师，接受性与婚姻之后，已更像犹太教的牧师，而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批评主张宗教改革的人指控这些人“犹太化”，称他们为“半犹太”（Semi-Judaei）。卡尔斯塔特自己也说过梅兰希顿（Melanchthon）想回到摩西，约翰·加尔文把犹太化列入塞尔维特的死罪之一，而这位西班牙人也承认他研究希伯来文之后也影响到他怀疑三位一体的学说。

加尔文统治日内瓦后，重新恢复古代以色列教士的管辖权。茨温利因向犹太人学希伯来文，又根据希伯来文本的《旧约》来决定经文和注解，而被指为“犹太化的人”。他承认迷恋希伯来语：

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圣语”竟是如此文明、优雅、庄重。虽然从数字上来说少得可怜，我们却不觉得，因为它用得极妙。其实，我敢说，体会得出其庄重与优雅的人一定觉得其他语言无法用如此少的字来表达这么多的意思，而且这么有力；没有一种语言在……意象方面有这么多变化，这么有意义。其他语言无法这么振奋人心。

路德可没这么热心，他抱怨道：“我多么讨厌像茨温利一样硬扯上这么多种语言的人。他在马堡城讲道坛上说希腊文，也说希伯来文。”在他老迈情绪不稳定时，攻击犹太人，好像他从未跟他们学到什么东西似的：对于债主来说，谁也逞不了英雄。他在一本名叫《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Concerning the Jews and Their Lies，1542年）的小册子里大事攻讦犹太人：说他们拒绝接受基督为真神，他们长期受折磨证明上帝恨他们，说他们侵犯了基督教的地盘，说他们以高利贷发财极为可耻，而《塔木德》也许可欺骗基督徒、抢劫基督徒、杀死基督徒，他们在泉、井下毒药，把基督徒的子女谋杀之后，在犹太宗教仪式中使用他们的血。我们在探讨过他年迈的个性之后可以发现，他劝德国人烧犹太人的家，封闭他们聚会的场所与学校，没收其财产，征召男女为义务劳力，让所有犹太人在基督教和剪断舌头两者之中挑一种。在他死前不久一次祈祷文中他又补充说明，犹太医师故意毒害基督徒。这些主张助长了新教——亏欠犹太教太多——比正式的天主教更排斥犹太人，虽然其程度没有信天主教的人那么严重。他们迫使撒克逊和勃兰登堡两地的选帝侯驱逐当地的犹太人出境。他们的此种论调在德国维持了数百年，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种族并集体焚毁其尸体的残酷行为铺路。

受拷刑

为什么基督徒和犹太人彼此仇恨？毫无疑问，最偏颇也最长久的原因是宗教教义上严重的冲突。犹太人一直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永恒的考验。

这种宗教上的仇恨引起的种族隔离先是自愿的，后来是强制执行。1516年发布第一个设立犹太人居住区的命令。这种隔离强调了服饰、风度、容貌、崇敬对象及语言的不同，这些不同又促成了彼此的不信任与恐惧，而这种恐惧造成了仇恨。犹太人转而视不与基督徒通婚为荣耀，他们夸言自己是早于基督之前1000年即统治以色列的诸王之后。他们鄙视基督徒，说他们是怀疑心重的多神主义者，反应迟钝，口口声声所说的尽是包藏祸心的温文伪善，一面崇拜“和平的王子”，却一再引起阋墙的战争。基督徒则耻笑犹太人是外邦人，惹人厌的不忠之人。托马斯·莫尔叙述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虔诚的淑女知道“圣母”竟是个犹太女人时颇为震惊，她还坦白地说，从那次以后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炽热地爱着“上帝的母亲”了。

圣餐的理论造成了犹太人的悲剧。基督徒被迫相信，教士祝福过的无酵面包做成的圣饼化为基督的肉和血。有些基督徒，如洛拉兹等人就怀疑这种说法。神圣化的圣饼在碰到刀尖或针尖时会流血的传说坚定了信仰。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在中古时代后期极流行“圣饼”的传说，如在瑙堡（帕萨德附近）1338年就有过，布鲁塞尔在1369年也有过。这种断言造成了谋杀犹太人，烧毁其家园的事情。布鲁塞尔圣古杜尔（St.Gudule）大教堂里就曾建造一座礼拜堂来纪念1369年“圣饼”流血，而这种奇迹每年都以节日庆祝，这个庆典后来成为一个专门的活动佛兰芒庙会（Flemish Kermess）。瑙堡城的某职员就承认，他先把未神圣化的“圣饼”浸在血液里，然后把它藏在教堂中，再指控犹太人用刀戳它。附带说明一下，像库沙城的尼古拉等开明的教会人士，也指责这种犹太人触犯“圣饼”的传说为可耻的事。

宗教的仇视背后隐藏着经济方面的对立。基督徒尊重教皇禁止放息的规定，使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里几乎垄断了贷款行业。基督徒的银行家不顾禁令，如佛罗伦萨的巴迪·皮蒂（Bardi Pitti）和斯特罗齐（Strozzi）等商号，奥格斯堡城的维尔塞斯、赫斯泰特和富格尔等行号起来向这种垄断挑战时，新的冲突已告形成。基督徒和犹太人的银行家都索高利，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经济中贷款的风险。抬高物价使货币贬值，造成更不稳定的经济。犹太放款人所冒的风险比与他们竞争的基督徒为大：因为基督徒欠犹太人的钱很可能收不回来；十字军东征期间教会当局就宣布过延期偿付；国王可能，事实上的确也曾经向犹太人课征没收税，或强行向他们“贷款”，或放逐犹太人、赦免欠债人，或在许可的款项中强分一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除了商人以外的各阶层人士都认为利息即高利贷，尤其在向犹太银行家贷款时更是如此责骂他们。一般说来犹太人理财最富经验，因此有许多国家的国王雇用他们来管理国家财政。眼看犹太富翁霸占厚利的职位来向人民课税，人民普遍地感到不满。

虽然如此，某些基督教社区仍欢迎犹太银行家。法兰克福给他们某些特权，条件是利息不得超过33％，他们对别人则是43％。这个数字看来吓人，但是我们也听说过基督徒贷款予人的，索取266％；纽伦堡城的霍茨库赫尔（Holzschuhers）在1304年就要过220％；布林底希（Brindisi）城的基督徒贷款时索要240％。我们也听说某些城镇呼唤犹太银行家回去，因为他们比基督徒同行更宽大。拉文纳（Ravenna）在与威尼斯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为了发展农业与工业，必须把犹太籍的财政专家送返该城开办贷款银行。

民族主义是这种仇恨的另一个因素。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需要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统一，因而要求犹太人皈依。有许多教会委员会，还有许多教皇，仇恨的态度达到侵略性的程度。维也纳公会（1311年）曾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一切往来。札摩拉公会（Zamora，1313年）规定犹太人必须臣服、受奴役。巴塞尔公会（1431—1433年）重新规定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交往的教规，同时禁止为他们服务或用犹太人为医师，指示世俗的有关当局把犹太人约束在特定范围内，强迫他们佩戴醒目的徽章，并且确保他们参加宗教聚会，以使他们皈依。教皇尤金四世在与巴塞尔公会发生纷争时也没有放松对犹太人的限制：他确认该公会规定的无资格的项目上，更加上一点，即犹太人不得任任何公职，不得继承基督徒的遗产，不得增建犹太教聚会所，必须留在家中，关起门窗来度过复活前的第二周（对于基督教的暴行来说，这一条款规定得妙极）；更有甚者，犹太人不利于基督徒的任何见证在法律上一概无效。尤金埋怨说有些犹太人在谈到耶稣和玛利亚时极不恭敬，这也许是事实：恨上加恨。其后的教皇敕令中尤金下令，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若被发现阅读犹太法典的文献，其财产将被没收。教皇尼古拉五世也委托凯皮斯特拉诺城的圣约翰（1447年）负责确实监督他这严苛的立法的执行，授权给他，把任何为基督徒治病的犹太医师的财产充公。

虽然许多这样的规定，一般基督徒民众对犹太人还是极为友好的，这是人类以及动物在彼此利益不相冲突时发自内心的本性。在大多数社会中，总有少数不反对施酷刑的人，虽然这种行为大部分人不屑为之。以向“圣地”出发为目的而组成的牧人帕斯托瑞克斯（Pastoureaux）在途经法境而惹流氓注意（1320年），他们决定格杀不愿被施洗的犹太人。图卢兹城有500名犹太人到一个塔中避难，一群狂怒的民众包围他们，要他们挑选施洗或死亡。该市市长设法营救，却归无效。在发现自己无力抵挡时，这些逃难的人要求他们中力气最大的把其余同行杀死。据说，就这么死到只剩一名，而这名生还者虽答应受施洗，也被群众撕成肉块。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120个犹太人社区就以同一方式被毁，只剩下极少数的幸存者。1321年，在一项井中下毒的指控下，有12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希农城附近。1336年，一名德国狂热分子宣称他得到上帝的启示，命他杀死犹太人为基督之死报仇。他集合了5000名农夫，这些人手臂上佩戴皮环，自称“阿姆勒德”（Armleder）。他们从阿尔萨斯到莱茵河区，把看得见的犹太人悉数杀光。谋杀狂蔓延至巴伐利亚、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奥地利等国（1337年）。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阻止无效，只有在拉蒂斯邦（Ratisbon）和维也纳两地的犹太人才有效地被保护，其他各地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凌迟、屠杀。

对于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来说，黑死病是他们最大的悲剧。同一场瘟疫在亚洲也使蒙古人、穆斯林和犹太人死去，却没有人责怪犹太人。然而，在西欧，有一大堆因瘟疫的蹂躏而疯狂的百姓指控犹太人为了想赶跑所有基督徒，所以在井里下毒。狂热的想象力更是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说托利多城里的犹太人派遣大批人马，携带一盒盒用蜥蜴、基督徒的心脏研制成的毒药，到欧洲各处，把这些粉末投入井中或泉水里。查理四世认为这种指控太过荒谬，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也持同样看法，许多市镇长和城市议会也持相同见解。基督徒之间流传着一种骗人的说法，说犹太人只有极少数感染瘟疫。某些城市中——或许是由于保健法规和医疗服务的不同——他们受到疫病侵袭的程度没有基督徒严重；但在许多地方——维也纳、累根斯堡、亚威农、罗马城等——犹太人得病的机会也跟基督徒一样大。然而，有些犹太人在被施刑之后招认他们散发毒药。基督徒封闭井、泉，饮用雨水或融化的雪。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悲剧。法国南部某镇整个犹太社区全部化为灰烬。萨伏依城里所有的犹太人、利曼湖畔所有犹太人及伯恩、弗里堡、巴塞尔、纽伦堡、布鲁塞尔等城的犹太人也全被烧死。克莱门特六世再度公开指责这种恐怖和指控，宣布犹太人无辜，同时指出，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瘟疫也跟其他地区同样严重。他要求各教会约束该教区的居民，并将杀死犹太人或诬告犹太人的人驱出教会。不幸，斯特拉斯堡城的主教加入指控犹太人的行列，并劝那些不情愿的市议会驱逐所有犹太人。老百姓认为这个手段太过温和，便把议会解散改组，新议会下令逮捕市内所有犹太人。有些逃到乡下，其中有好多被农人打死。留在市内的2000名犹太人被捕入狱，被迫接受施洗；有一半答应，其余一半因不答应而被烧死（1439年2月14日）。共有510个犹太社区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被毁灭，更多的社区被大肆破坏——在萨罗戈萨城里，黑死病的瘟疫后每5个犹太人之中只有一名得以幸免于死。据估计，欧福城有3000名犹太人被杀，巴伐利亚则更高达1.2万名。在拉比乔纳的劝告下，维也纳城里全部的犹太人聚集在聚会所里自杀；沃姆斯、奥本海姆、克雷姆斯和法兰克福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集体自杀事件。一股逃亡的恐惧把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西欧带到波兰或土耳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实在很难在所有屠杀的记录中，找到一个比黑死病期间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件事更野蛮的了。

德国在黑死病中幸存的犹太人缓慢地爬回遗弃过他们的城市，重建他们的聚会所。不幸的是，他们在被亏待之后被恨得更深。1385年，斯华比亚联盟的36个城镇都狱禁镇上的犹太人，只有在取消他们欠犹太人的债这个条件下才答应释放他们。这对于纽伦堡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向犹太人借过7000镑。1389年，有一大批犹太人因被控亵渎神圣化了的圣饼而被集体屠杀，波森（Posen）城内的14名犹太人也以同一种理由被烧死（1399年）。借着各种理由，犹太人被迫离开科伦（1424年）、施派尔（1435年）、奥格斯堡（1439年）、符兹堡（1453年）、欧福（1458年）、美因茨（1470年）、纽伦堡（1498年）、乌尔姆（1499年）诸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正式下令把他们逐出纽伦堡，理由是“他们人数极众，而且他们的高利贷，他们已把许多值得尊敬的百姓的全部财产占去，使他们既小气又不名誉”。1446年，所有勃兰登堡的犹太人都被囚禁，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其理由据该城大主教史蒂芬所说的是用来掩饰贪婪：“由于无限度的贪婪心的驱使，那些王子的行为极不正当，无正当理由就抓了某些犹太人，把他们扔入牢里，并且拒绝补偿他们从犹太人手中抢来的财物。”1451年，库沙城的红衣主教尼古拉——15世纪最开明的人士之一——强迫经他审判过的犹太人佩戴徽章。两年后，约翰接管卡皮斯特拉诺城，身兼教皇尼古拉五世驻德国、波希米亚、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波兰诸国的特使。他在那极具影响力的布道中控告犹太人杀婴，并亵渎“圣饼”——这些指控先前诸教皇都认定是谋杀性的迷信。巴伐利亚诸公爵在这场“清除犹太人”运动的驱使下，把所有希伯来人赶出他们的公国。在法兰哥尼亚（Franconia），曾经给过他们完全的特权的符兹堡主教如今也驱逐他们，一镇接一镇地，犹太人被逮捕，欠他们的钱也都被赖掉。布勒斯劳（Breslau）城里有许多犹太人在卡皮斯特拉诺令下入狱。他亲自监督行刑，迫使有些犹太人招认罪名。根据这些供词，共有40名犹太人在柴堆上被活活烧死（1453年6月2日）。其余的犹太人也遭放逐，子女被强行抢去施洗。

累根斯堡城里犹太人的困境可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一个名叫汉斯·沃格尔（Hans Vogel）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谣传说一个名叫伊斯雷尔·布拉纳（Israel Bruna）75岁高龄的犹太教牧师曾向他买过一个信基督教的小孩，然后杀死他，取其血在某次犹太人的庆典中使用。百姓都相信这一指控，并大喊处他死刑。该市议会为了从群众当中挽救该老者，便把他拘入狱中。腓特烈三世皇帝下令释放。市议会不敢从命，却逮捕沃格尔，对他说他非死不可，并要求他认罪。他承认布拉纳确系无辜，因此该牧师即被释放。不幸消息传到累根斯堡城，说被拷刑的某些犹太人承认他们在特拉特城杀过一个小孩。相信沃格尔的指控的人又起来说话。于是市议会下令逮捕了累根斯堡城内所有犹太人，并没收全部财产。腓特烈过问此事，对该城处罚金8000基尔德。市议会同意释放犹太人，条件是由他们来付这笔罚金，加上1万基尔德的保证金。犹太人答称他们财产的总和也不足1.8万基尔德，他们根本筹不出这笔钱。因此他们又被关了两年，然后才获释放，释放时还得发誓不离开累根斯堡城，也不寻仇。教会人士又不满于犹太人被放逐，并威胁道，任何售物给犹太商人者即将之逐出教会。1500年，只剩24家犹太人，这24家人到1519年又被驱逐出境。

犹太人被驱出西班牙的情形已如上述，对该国的影响至关紧要。在葡萄牙境内，克莱门特七世在查理五世驱使之下允许葡萄牙教会的高级人士设立宗教裁判所（1531年）来强制这些“新基督徒”——大多数是非自愿地被施洗的犹太人——信奉基督教时，行刑之风再度吹起。他们采用严苛的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律法，派奸细监视这些皈依者是否举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关入牢里。犹太人不得移民，因为葡萄牙依旧需要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贡献。为了防止逃亡，基督徒不得向犹太人购置恒产，而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因企图逃离国境而被烧死在柴堆上。这些措施使克莱门特极感惊讶，也许因他收受犹太人的礼物而动摇了心志，废止了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下令释放其中的囚犯，归还充公的财物。在他1532年10月17日所公布的敕书中，对皈依的人订了以下比较人道的原则：

由于他们是以武力强行施洗者，因此不得认为他们是教会的一员。仅凭道听途说之言就处罚他们，违背了公正、和平的原则。至于最初的马拉诺斯（Marranos）的子女，情况又不同，他们是自愿加入而属于教会的成员。然而，由于这些人由其亲戚在犹太教世界中养大，而不断目睹这种例子，仅因他们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与信仰就以教会的法令来处分他们，未免太残忍。这些人应该好好对待才是，应该把他们纳入教会的怀中。

从他于1534年7月26日发布的那份简短的文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克莱门特的态度极为诚恳，那份文告指示教廷驻葡萄牙特使尽速释放那些被拘禁的皈教者。

教皇保罗三世继续努力协助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前后释放了1800名囚犯。不幸，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获胜归来时，他下令重设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以为酬劳。保罗勉强同意（1536年），但是附带的条件使约翰三世国王认为是抵消了他的同意：条件是被告与原告对质，被判罪者有权向教皇申诉。某个狂热的皈依者在里斯本大教堂钉上一块布告来帮助宗教裁判官，布告上有一段挑衅性的文字：“弥赛亚仍未出现；耶稣并非弥赛亚；基督教是谎言。”因为这种文字显然是为了害犹太人而写的，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怀疑某煽动者。保罗派大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情形，该委员会报告说：

假基督徒被谴责时——通常都因作假见证——宗教裁判官就把他拉到一处幽暗、不见天日的地方，不许和朋友交谈，以免他们援救他。他们以模糊的证据控告他，也不告诉他被控告犯法的地点与时间。然后，他获许请个辩护人，而这个辩护人往往不但不为他争辩，反而促使他走向行刑的柴堆。就这么让这个不幸的人承认他是坚信基督的人，而坚决否认他被控告所犯的罪，再判决应烧死，再没收他的财物。让他承认他犯了如此这般的罪，虽然并非出于故意，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所借的托词是他故意否认他的恶意。让他自由地完全承认他被控告的罪名，他可免除死刑，却被关入永无翻身之日的水牢里过凄惨的日子。而他们竟称之为慈悲、同情与基督教的仁慈对待被告！就算他果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被判缴纳罚金，以免人家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他。被关进牢里的被告都因吃不消各种刑具而承认被指控的罪名。好多人都死于囚中，而被释放的人，连同他们的亲戚，一辈子都得背着不名誉的罪名。

保罗虽然在政治发展上受到阻挠，冒着如利奥丧失德国、克莱门特丧失英国一样丧失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危险，也尽力缓和宗教裁判所。然而恐惧与日俱增，在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总算发现，不管所用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他们仍可以逃离他们的主人，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一道去寻觅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世界里容许他们保存他们的“律法”，也容许他们活下去的角落。

第二次流徙

他们能走向何处？犹太人住了1000年的萨丁尼亚和西西里岛，连同西班牙一起并入斐迪南排斥犹太人的范围内。1493年，最后一名犹太人已离开巴勒莫。在那不勒斯城数以千计的逃难者受到费兰特一世、多米尼克教派的首领及当地犹太社区人士的欢迎。但是，1540年，查理五世又下令驱逐那不勒斯城里所有的犹太人。

热那亚早已制定法律，限制更多的犹太人入境。1492年，孔维索斯（Conversos）从西班牙抵达该地时，只许在当地停留数日。一位热那亚历史学家形容这些人为“面色如死灰，双眼深陷，如憔悴的僵尸，和死人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能够走动”。有好多饿死的，妇女产下死婴，有些父母贩卖子女来筹措离开热那亚的路费。有一小部分被费拉拉城收容，但必须佩戴黄色徽章，也许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染。

威尼斯早已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虽然也有人想把他们赶走（1395年、1487年），但上议院因他们对商业与财政颇具贡献而保护他们。威尼斯大部分外贸生意都由犹太人经营，而他们也主动地从西班牙进口羊毛与丝、从印度进口珍珠。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们曾经出于自愿地拥有以他们的名命名的区域格德克（the Giudecca）。1516年，上议院和犹太人的首领磋商之后宣布，除了少数特别获许的之外，全部都必须住在该城名叫“格托”（the Ghetto）的区域，这个名称，显然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家名为盖托的铸造厂。上议院同时命令所有马拉诺斯（也就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迁离威尼斯。这是许多同行竞争的基督徒出的点子，有些经商的基督徒反对，因为如此一来有失去某些市场的危险。然而，查理五世一施压力，排斥犹太人的法令立即付诸实施。不过，犹太商人不久又偷偷回到威尼斯。来自葡萄牙的亡命之徒取代了被排斥的马拉诺斯，有一段时期，葡萄牙语竟成为住在威尼斯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

许多从伊比利亚半岛逃来的亡命之徒在罗马受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友善的招待，并在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和保罗三世等教皇治下繁衍生息。克莱门特七世允许马拉诺斯无拘束地信犹太教，主张他们没有被迫施洗的义务。在教廷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安科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方面仍然举足轻重，克莱门特七世为那些号称犹太人的人设立庇护所，并向他们保证无人骚扰。说到保罗三世，萨多雷托（Sadoleto）红衣主教评论说：“从来没有过一个教皇给予基督徒的荣耀、特权与让步有保罗给犹太人的那么多。他们非但受到协助，简直是被积极地武装了，既享利益，又获特权。”一位主教抱怨说，进入意大利的马拉诺斯立即重拾犹太教的信仰，他们“当着教皇和老百姓的面”为他们施洗过的小孩割包皮。在这种是非的压力之下，保罗在罗马重设宗教裁判所（1542年），却“毕生袒护马拉诺斯”。

继承他职位的人对文艺复兴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起了反感，因此采取使犹太人的生活不得安宁的政策。原有教规再度施行。保罗四世规定教皇国中每个犹太教聚会所捐赠10杜卡特以修护用来教诲犹太人信仰基督教的场所凯特楚孟斯之屋（House of Catechumens）。他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为佣人或护士，也不得医治基督徒病人，除了旧衣服之外不得将任何东西卖给基督徒，在可避免的情况下禁止与基督徒来往。他们不得用基督教以外的历法。罗马城里所有犹太人的聚会所全加摧毁，仅留一处。犹太人不得拥有不动产，已有者限6个月内售出。用这个计谋，基督徒得以用1/5的价格，买下了价值50万克朗犹太人拥有的财产。罗马城里残余的犹太人如今（1555年）被局限于每平方公里必须住1万人的犹太人居住区里，数户人家仅得房屋一间，而在这个低洼地区台伯河河水的定期泛滥，又使这个地区成为瘟疫流行的沼泽地。该区四周砌起阴森的高墙，城门子夜关闭，天亮开启，而星期日与基督教节日则为例外，终日关闭。奉教皇的诏书规定，在佛罗伦萨、锡耶那、安科那、博洛那等地也辟出类似的犹太人居住区——当地称之为“炼狱”。保罗四世下一道密令，要求安科那城里所有马拉诺斯悉数抓进宗教裁判所监狱，并没收其财产。有24名男士与妇女在狱中被当作堕落的异教徒而被活活烧死（1556年），另有27名犹太人被送上船去终身为奴。这段时期对于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来说，可真是黄金时代来临前最惨的一段时期。

虽然法国和英国各有排斥犹太人的法律规定，仍然有一大批犹太人往那边跑。整个德国几乎已完全不让他们进去。虽然也有许多去了安特卫普，但有少数获许停留一个月以上。葡萄牙的一名马拉诺斯——迭戈·孟德斯（Diogo Mendes）——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设在里斯本的银行的分行。他的事业极为顺利，约1532年安特卫普议会逮捕他以及其他15人，罪名是信犹太教。雇用孟德斯为其财政代理人的亨利八世干预其事，使13人在缴纳巨额罚金之后获释——罚金是许多这类逮捕案件的“终极目的”。其余的犹太人继续走向阿姆斯特丹，他们在荷兰脱离西班牙获得自由（1589年）之后，在当地颇为繁荣。

那些逃到非土耳其人直接管辖的伊斯兰国家的避难者，情况并不比在基督教世界好到哪里去。企图在奥伦、阿尔及尔、布希亚（Bugia）等地落籍的犹太人被摩尔人射杀，其中有些被杀死。由于他们被禁止入城，他们利用木材的碎片凑起来搭起小茅屋，形成临时性的居住区。有一间小屋着了火，整个居住区，包括好多犹太人都被烧了。走到费兹城的人也发现城门紧闭，不让他们进城。于是他们散布在田间，以药草与树根果腹。母亲们宁可把婴孩杀死，也不愿他们饿死。父母为了少许面包而贩卖亲生骨肉。传染病带走了好几百条小孩与成人的生命。海盗肆虐营区，把小孩偷去贩卖为奴。谋杀者把犹太人的尸体剖开，为的是寻找那些听说是被犹太人吞进肚里去的珠宝。在经过这许多灾难之后，幸存的犹太人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经过无数的艰辛，总算在摩尔人统治下的北非形成了新的犹太人社区。阿尔及尔的西蒙·杜兰二世一再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这些被放逐的人，同时将他们组成某种安全组织。费兹城的雅各·贝拉伯（Jakob Berab）成为当时信奉《塔木德》最有名的人。

在马穆鲁克（Mameluk）和奥斯曼苏丹治理下的西班牙逃难者在开罗受到人道的对待，不久就爬升为犹太社区的领导者。塞利姆一世废止原有王子（Nagid）的职位，借着该职位，犹太教的一个牧师可以任命埃及境内所有的牧师，并掌理一切犹太人的事务。其后每个犹太社区得以自选牧师，治理内部事务。开罗的新牧师大卫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他废止亚、非两洲犹太人使用的塞琉西纪年法，劝他们采用新的纪年法（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早于11世纪采用的那种）。这种历书计算年代的方式是以创造世界的那一年，也就是暂定为公元前3761年为基准的一种纪年方式。

不管赛菲蒂克（Sephardic）或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走到何处，他们在文化方面——通常是政治方面——处于领导当地犹太人的地位。他们在萨洛尼卡一直保持该城人口多数的情况直到1918年，致使移居该地的非西班牙犹太人得以学习西班牙文。在这种犹太人领导的情况下，萨洛尼卡有一段时期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欢迎犹太的流浪者前往土耳其，因为他们身怀手工艺、贸易与医学方面的技巧，正是本国最不在行的方面。巴耶塞特说：“你们把那个使自己的国家变穷，而使我们富有的斐迪南称为聪明的国王吗？”犹太人就跟所有伊斯兰境内的非穆斯林一般，也得缴付人头税，不过这个税使他们可以不服兵役。大多数土耳其境内的犹太人依旧很穷，但是也有许多腰缠万贯、深具影响力的。不久，君士坦丁堡城里的医生几乎清一色是犹太人。苏里曼极宠爱他御用的犹太医生，免他和他家人一切税捐。犹太人在苏里曼统治下爬升到外交官的职位，结果，信奉基督的大使得求这些犹太人才能接近苏丹苏里曼。苏里曼对保罗四世统治下安科那城的犹太人被迫害一事极感震惊，并为该事向教皇提出抗议（1556年3月9日）。他要求释放安科那城的犹太人当中曾为土耳其子民者，而这些人即被释放。孟德斯银行业世家的格拉西亚·孟德西亚（Gracia Mendesia）在安特卫普、费拉拉和威尼斯诸城行善却招来侮辱与伤害之后，总算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和平。

土耳其人治理下的“圣地”再度收容那些当初使该地成为圣地的人民。耶路撒冷对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同样神圣，因此只许少数希伯来人居住城内。在尤佩·加雷里（Upper Galilee）的塞弗德（Safed）城里，犹太人在人数与文化优势方面增加的速度很快，使雅各·贝拉伯想在当地设立犹太公会（Sanhedrin），作为全部犹太人的管理会。这个构想极为大胆，但是犹太人在居所、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大有差异，无法容许这种统治上的一致。然而，在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里，犹太人的祈祷文中都吁请“耶和华”“从世界各角落……集合散居的人”，而在赎罪日和逾越节这两天，各地的犹太人都一致怀着他们历尽辛酸却依旧抱着的希望——“明年我们要回耶路撒冷去”。

幸存的技巧

犹太人从不幸中爬起来的能力是历史上最感人的奇迹之一，也是人类在生命的悲剧过后表现的英雄式精神恢复力的一部分。

种族隔离并不是最失自尊的事，他们彼此相处时远比和外界仇视的群众在一起时要幸福得多，也安全得多。他们能忍受贫穷，因为他们已穷了好几个世纪了，而贫穷也不是他们的特权。事实上，他们可能宁可偶尔为自己的财富感到自负，也不愿意想及自身难忘的羞辱。最狠的一记创伤，不管其动机何在，就是使他们成为被瞧不起、被排斥的人们的标记——徽章或显眼的服装。犹太伟大的历史学家辛酸地写道：

犹太徽章等于是招来街头流浪儿来侮辱佩戴着它的人，并以泥土溅污他们身体的工具；它等于是用来向愚蠢的群众提示，要他们扑向犹太人、虐待他们，甚至于杀死他们；也让较高阶层的人有机会来排斥犹太人、抢夺他们，甚至放逐他们。比这种表面上的不荣誉更严重的是徽章对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们越来越习惯于本身屈辱的地位，失去了一切的自尊心。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外表……越来越口不择言，因为他们打不进文化圈，彼此都以黑话来表达心里的思想。他们也丧失了一切美的格调与眼光，而在某些方面变得卑鄙，这正中敌人的下怀。

这段文字渲染得太厉害，也有失体统。好多犹太人仍保持自尊，有些以其衣着的豪华来炫耀。我们也一再听说犹太少女的美貌极为驰名。而意第绪语，也就是在16世纪时加入斯拉夫与希伯来语的外来语成为德语行话，已逐渐演变成有力、多变化的文学，甚至连格雷兹在写那本《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时也曾使用。然而，那几个世纪中最大的罪恶就是故意把整个民族加以羞辱，降低其地位，这是对灵魂无情的谋杀。

这个罪行的基础就是把犹太人排出商业与财政之外的各种行业。由于前已述及的种种理由，也由于教会强索农产品的什一税，犹太人不从事耕耘农田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还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由于不许他们加入工会（原是基督教的宗教组织），他们无法参加制造业，而他们的商业经营又因基督教垄断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大体说来，他们与基督徒交易时，仅限于小型工商业与贷款。在某些地区，他们只能把二手货售给基督徒。13世纪以后，他们在财政方面也失去了令人忌妒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流动资金、他们的国际语言、他们和国外散居的亲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方面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犹太人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那些排斥他们的国家的国际贸易转移到接待他们的国家。这虽不是主因，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微，荷兰强大起来，安特卫普把自己在商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让给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

值得安慰的是，犹太人在内政事务方面可以依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来处理，也可以有自己的牧师和教会聚会所委员会。和伊斯兰教的情形一样，在犹太世界里宗教、法律和道德三者合而为一，牢不可分，宗教与生命共生共长。雅各·本·亚赫（Jakob ben Aher）牧师于1310年在那本《四行》（Arabaah Turim）书中规定犹太法律、仪式和道德。这本书取代迈蒙尼德（Maimonides）所著的那本《密西拿书》（Mishna Torah，1170年），其中有一项律法规定：《塔木德》所立之法及乔尼姆（Geonim）的规定，各地犹太人必须一体遵行。《四行》在1565年之前，一直成为牧师接受的法令与判决的指引。

14世纪和15世纪的不幸，瓦解了犹太人的社会组织。犹太教的牧师和基督教的传道士一样，得黑死病死亡的人数颇众。被迫害、被放逐，加上流亡的生活，几乎使犹太法律毁灭。塞菲蒂克犹太人觉得难以接受收容他们的犹太社区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设立自己的聚会所，讲他们自己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许多城市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德国的犹太人各自成立集团，维持自己的牧师、风俗，各自的慈善和忌妒。在此危机中犹太人的家庭挽救了犹太民族，彼此一致的忠心于双亲、子女、兄弟、姐妹，造就了稳定、安全的庇护所。几个世纪来犹太纪律的混乱在牧师约瑟夫·卡罗（Joseph Karo）于塞弗德颁布《萨尔占条律》（Shulchan Aruch，1564—1565年）时告一段落。在这份“秩序表”（Table in Order）里，重新制定犹太人的宗教、法律和风俗。但卡罗制定这项律法的根据，主要是西班牙的犹太教，使德国和波兰境内的希伯来人认为他过分不重视他们的传统和对“律法”的解释。克拉科城的拉比莫瑟斯·伊赛勒斯牧师在“秩序表”上加上他的“秩序表的封面”，把卡罗那份几乎全是塞菲蒂克式的律法作了适于阿斯克内兹（Askenazi）的修正。在加上这种补正之后，这份条律时至今日仍被犹太人遵奉为圭臬，有如《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与《黑石律法》（Blackstone）一般。说一个犹太人完全遵行《萨尔占条律》的条文，是对其最高的赞美。

由于所有犹太法令立法的依据都是《塔木德》，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犹太人遵循他们第二部圣书的变化时战战兢兢之情。圣书中文学气氛较浓，也较少权威性的部分——《赫格达》（Haggada）——有几段文字讥嘲某些基督教的信仰。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教徒首先一项工作就是指责这几段文字的错误，继而呼吁禁止整部《塔木德》。虽然有这种运动出现——其中的最高潮是普费福科恩攻击罗伊希林——利奥十世依旧鼓励《塔木德》第一次印行（1520年，威尼斯），但是尤里乌斯三世以命令宗教裁判所焚毁意大利境内发现的《塔木德》（1553年）来表示文艺复兴的结束而闻名于世。犹太家庭被骚扰，被抢走好几千册经书。罗马、博洛那、拉文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和曼图亚各地都看得见犹太书籍的烽火，然而米兰拒绝遵守这种纵火的训令。各犹太社区向教皇请求废止他的敕书，尤里乌斯一面拖延，一面让书一册册被烧掉。庇护四世认为只要经过检查，《塔木德》是可以印行的。其后，犹太人开始审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犹太教神秘学说的经文——《佐哈》（Zohar）——未受到焚毁，原因是有些天主教学者发现其中有证实基督的神性的说法。《佐哈》写于1295年以前，用来当作逃避贫穷和迫害的犹太人的秘法（Cabala），也就是“秘传”变形的一系列神秘学作品，及陷入默思数字、字母等的神圣、深奥象征主义字的倒读，耶和华不容亵渎的圣名，如此等等。忧伤的犹太人聚集在密室里，借着绝食、饮泣、各种禁欲的严峻，及（玄秘的）卡巴利斯蒂克（Cabalistic）理解等方式，来寻求某种新的解救方式，尤其是他日会从以色列的忧患中，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降临。

凡是设法体会犹太人在14世纪至16世纪体验过的那种全种族的忧患的人，一定能够了解这种逃入安慰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想法，及一再欺骗绝望的犹太人，使他们相信弥赛亚确实已降临世间的说法值得原谅。1524年，一个年轻、英俊的阿拉伯犹太人，自称大卫·雷贝尼（David Reubeni），骑着白马走过罗马来到梵蒂冈，向克莱门特七世自我介绍，说他是目前在阿拉伯统治古希伯来族的雷贝尼犹太国王派来的兄弟兼特使。他说他的王有兵30万、武器不足，如果教皇和欧洲诸王侯肯供应武器，该部落有本事把穆斯林逐出巴勒斯坦。克莱门特颇感兴趣，并以大使之礼来款待大卫。罗马城里的犹太人乐于看见自己的同胞有此殊荣，他们花钱为雷贝尼置办高级外交官的行头。葡萄牙的约翰三世邀他前往时，他就带了一大批随从，打着犹太的旗号坐船前去。

由于约翰三世被他的提议迷惑，结果竟延缓了对马拉诺斯的迫害。葡萄牙的那些犹太人多半都是被迫施洗的，因此他们高兴得有点歇斯底里，其中有许多宣称他们深信雷贝尼就是弥赛亚。身为国王的秘书的迭戈·皮瑞斯（Diego Pires）是一个皈依者，行割礼以证明自己信奉犹太教。他化名为所罗门·莫可（Solomon Molcho）向土耳其进发，宣布雷贝尼是弥赛亚的先驱，弥赛亚将于1540年降临。雷贝尼本人则既不自称是弥赛亚，也不说自己是其先驱，他只是个需要金钱、船只和武器、爱好幻想的骗子而已。化名为莫可的皮瑞斯的逃亡引起国王约翰的疑心，他对雷贝尼下了逐客令。大卫离城，在西班牙海岸搁浅，被宗教裁判所逮捕。查理五世显然是为了讨好克莱门特，下令释放雷贝尼。雷贝尼转向威尼斯（1530年），并向上议院建议，为了攻打土耳其人，该会应武装欧洲的犹太人。

其时莫可抵达安科那，从教皇那里得到护照，横跨意大利，热烈地在罗马鼓吹犹太教。宗教裁判所想以恢复的改宗者的名义逮捕他时，克莱门特为他解危，送他安全离城。虽然莫可已对雷贝尼失去信心，依旧和他携手组织草率成军的布道团到累根斯堡城，他们在该城恳请查理武装马拉诺斯，以便与伊斯兰教一战。查理将两人逮捕，并亲自押他们到曼图亚城。莫可被判以火烧死。在最后一刹那，他得到皇帝的恩赐赦免，条件是再度信仰基督教。他婉拒此番好意，并从容就义（1532年）。雷贝尼被送至西班牙，被宗教裁判所拘禁，死于约1536年，显然是中毒而死。其后，欧洲那些心碎的犹太人再度爬回他们的居住区，重温其神秘主义与绝望。

犹太人的思想

我们不能期望第二次流徙时期的犹太人会有任何高度文明，他们的精力在努力求生时已消耗殆尽。他们一度极为优越的教育，也因搬家和生命的不安全而中断。基督教在欧洲兴高采烈地迈向文艺复兴时，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却走进他们的居住区与神秘学说。第二戒律禁止他们参与艺术复兴的工作。犹太学者虽多，大多数却埋首研究《塔木德》。也有像普罗菲亚特·杜兰（Profiat Duran）和亚伯拉罕·巴尔梅斯（Abraham de Balmes）等文法学家，如伊萨克·普尔卡（Isaac ibn-Pulkar）等翻译大师把阿尔—盖查里（Al-Ghazzali）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如雅各·马丁把阿维森纳、阿威罗伊、迈蒙尼德、列维·本·热尔松作品译成拉丁文。艾利亚·列维塔向正统的犹太人提出警告，他确定地认为（1538年）《旧约》里马索留蒂克的经文——经文本身加上注解，附加子音上下以表示母音之符号，以及标点符号等——不会早于5世纪。

亚伯拉贝内尔一家人的流浪记可以表现出15世纪和16世纪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伊萨克·亚伯拉贝内尔（Don Issac Abrabanel）1437年生于里斯本，曾任葡萄牙阿方索五世的财政部长，但是他在公余之暇致力《圣经》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并把他宽敞的家作为学者、科学家与政要聚会的沙龙。阿方索死后，亚伯拉贝内尔失宠，逃到西班牙（1484年）。他埋首写作《圣经》里历史部分的评注时，“天主教徒斐迪南”征召他入宫，前后8年他参与卡斯提的理财工作。他设法挽救1492年降临犹太人头上的大灾难，失败之后，与他们悲戚地到处流浪。他在那不勒斯城获得政府聘用，然而法国来的入侵者（1495年）劫掠他家，破坏他心爱的图书馆，他被迫逃往科孚。他在那里尽一个犹太人的本分努力著述：“我的妻子、儿子，还有我的书都离我很远，我孤零零的，流落为异邦的陌生人。”他又到威尼斯，得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1503年）。在他运气起伏不定之间，他抽空撰写一些哲学或神学作品，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并无生趣。不过，他立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经书上的事件和观念，须视当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情况来作了解。他一生最后6年的时光或许在不常见的安全与和平中度过。

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光彩。萨缪尔·亚伯拉贝内尔（Samuel Abrabanel）在萨罗尼加城极为得意，在那不勒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因他的许多慈善事业而赢得人民的爱戴。莱昂·亚伯拉贝内尔（Judah Leon Abrabanel）——利奥·赫伯努斯（Leo Hebraeus）——在几内亚和那不勒斯两地行医极为有名，使人们只称呼他莱昂·梅第戈（Leon Medigo）。他学过好几门学科，写诗，也从事玄学的研究。1505年被任命为贡萨洛·科多巴的私人医生，不幸两年后，这位“大船长”随斐迪南垮台，莱昂去威尼斯与乃父相聚。他的那本《爱之语》（Dialoghi d’Amore，成于1502年，1535年印行）颇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喜爱，这些人认为对爱情作哲学上的分析，是赢来爱情战场上胜利的前奏，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步骤。知识美——秩序、计划及和谐的美——优于形态美。这本对话录主张：美之极是宇宙的秩序、计划与和谐，也是神圣的美的外在表现；爱情由对形体美的赞扬与追求的阶段经知识美而达对天堂美的赞扬与追求，最高潮是对上帝的知识爱——对天体秩序的了解与体会及和圣神结合在一起的渴望。这本书的原稿卡斯底里欧内可能看过，他在他那本《科迪加诺二世》（Cortigiano II，1528年）中也使贝姆波（Bembo）这个角色谈到同样的看法，而书印成之后可能经过一个世纪的辗转，影响到斯宾诺莎的那本《知性改进论》（Amor dei Intellectualis）中所持的看法。

散居各地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喜欢这种轻妙的“爱”，而喜欢乌斯科（Usque）用葡萄牙文写成的那本充满热情的散文诗《慰以色列的忧伤》（Consolation for the Sorrows ofIsrael，1553年）。该书刻画犹太人国家盛衰的连番更替，并以犹太人仍为上帝选民的保证来安慰他们。犹太人虽因他们有罪而被上帝处罚，但是借着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已被净化。世间的邪恶不足以在他们通往幸福与荣耀的神圣命运中欺诈他们。

不可避免地，犹太人对科学方面的贡献因其整个民族被长期肢解而慢了下来。除了不安全、贫穷和不稳定等因素足以窒碍科学方面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算是最受敬重、也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教牧师之一的所罗门·本·亚伯拉罕（Solomon ben Abraham ben Adret，住巴塞罗那城），在这个时期一开始（1305年）就下令禁止向任何年龄在25岁以下的犹太人教授科学或哲学方面的知识，违者逐出教会。所持理由是：这种教导可能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如此，托利多城的小伊萨克·伊斯雷利（Isaac Israeli）也综合了当时的天文学（1320年），并澄清犹太历和纪年表；塔拉斯康（Tarascon）城的埃马努埃尔·博费尔斯（Immanuel Bonfils）画出极具价值的天文表，也成为指数与十进式微积分的先驱；马约卡（Majorca）城的亚伯拉罕·克勒斯卡斯（Abraham Crescas）——也就是“亚拉冈政府地图与指南针的权威”——画了一幅（1377年）被公认为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以至于亚拉冈把它当作一项极突出的礼物，拿去送给法国的查理六世，如今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亚伯拉罕之子耶胡达·克勒斯卡斯（Jehuda Crescas）是“航海家亨利”设在萨格雷斯（Sagres）港的海洋实验所的头号顾问，并帮助绘制探险航程图。佩德罗·纽内斯（Pedro Nuñes）的那篇《天体论》（1537年）为莫卡托（Mercator）和现代制图法做开路先锋，而加西亚·德奥塔（Garcia d’Orta）的论文更是创植物学的新纪元，并且奠定了热带药物的基础。

亚伯拉罕·查库托（Abraham Zacuto）是15世纪犹太科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在沙拉曼卡（1473—1478年）执教期间，他收集了他那份《永久历书》（Almanach Perpetuum），其中的天文表被用来当作达·伽马、卡布拉尔（Cabral）、阿尔伯克基及（1496年以后）哥伦布航行的指南。查库托也是逃离西班牙（1492年）的逃难者之一。他在葡萄牙获得暂时性的庇护所。他被皇室召集，咨询有关达·伽马远征印度的筹备事宜，而船上也装有他改良过的星盘。然而，1497年的迫害也把他驱出葡萄牙。他贫穷地流浪数年之后，定居于突尼斯，在那里他以撰写民族史自娱。他的弟子约瑟夫·维西诺（Joseph Vecinho）是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御医，奉命画出几内亚海岸沿岸的纬度和赤纬，而他所画的资料果然对达·伽马颇为珍贵有用。维西诺是约翰二世召来洽商有关哥伦布西行寻求通往西印度群岛（1484年）的委员之一，当时维西诺持反对意见。

犹太医生仍是欧洲各国竞相礼聘的对象。虽然有宗教上的谴责和官方的约束，而且本人又得冒生命危险去为显赫的基督徒看病，他们仍是诸教皇与国王最欢迎的人物。他们对医学方面的贡献，除了德奥塔的热带药物之外，如今看来都不算杰出，但是阿马图斯·鲁西塔努斯（Amatus Lusitanus）是医生和犹太人优良传统的典型。他被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逐出之后，前后在安特卫普、费拉拉和罗马等地停留过，最后定居于安科那城（约1549年），他在该城时常奉召去为那个过去曾经尽力要摧毁《塔木德》的尤里乌斯三世医病。终其一生，他矢守诺言，绝不计较医疗费用，从不接受珍贵礼物，免费为贫民施医，病患不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土耳其人一律医治，为热心应诊，时间与距离的远近，都阻止不了他。他的一本医书（1563年）记录了他700个病历的诊疗记录。数百年来全欧洲的医生都悉心研究，并倍加珍惜。波兰国王邀请阿马图斯为其私人医师，阿马图斯宁可留在安科那城。不幸的是，保罗四世要求意大利境内的马拉诺斯不皈依就拘禁，1556年他再度被迫浪迹天涯。

本·阿德雷特（Ben Adret）对科学与哲学方面暂时性的禁令，对哲学比对科学的效果小，在法国的效力比在西班牙差。迈蒙尼德的影响在犹太人之间极为强烈，他们设法在法国南部活下去。约瑟夫·卡斯皮（Joseph Kaspi）胆敢撰述逻辑与伦理学方面的论文来指导自己的儿子，并为他从迈蒙尼德的《解惑》（Moreh Nebuchim）接受到古典解说的自由哲学传统辩护。这种趋近方式产生了一个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列维·本·热尔松，基督教圈子里的人称他热尔松尼德斯（Gersonides）。他跟大部分犹太思想家一样，也以行医为业，也了解希波克拉底“医生兼哲学家”的理想。他生在巴格诺斯（1288年）一个书香之家，一生几乎全住在奥伦奇、佩皮南和亚威农，并在诸教皇保护下平安无事地工作。各种学科他几乎没有一门不学，也不放过任何哲学难题不去思考。他是精研《塔木德》的学究，对乐理颇有贡献，也写过诗。

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可算是当时的泰斗之一。他（1321年）先于莫罗利科（1575年）和帕斯卡尔（1654年），发现用数学归纳法的方式来算出“n”个物件简单的排列法的公式。他的三角学论文为雷吉奥蒙塔纽斯铺路，而且评价颇高，教皇委人把它译成拉丁文（1342年）。他发明了、至少大大地改良了计量天体高度的测量仪器，这种仪器作为航海界的宠儿达两个世纪之久。他自己观察天文，并颇有见地地批评托勒密系统。他讨论且排斥太阳为中心的假设，由其讨论的方式看得出当时少有支持他的人。他制作了模糊镜箱（camera obscura），与观测距离的仪器配合使用，来更精确量出太阳和月亮表面直径的变化。

正如同本·热尔松的科学衍生自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他的哲学也是根据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注解的认真研究。1319年至1321年，列维对这些注解再加以注解，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在逻辑、物理、天文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论文，而在这些学科之外，他还一再研读迈蒙尼德。他自己的哲学，还有他大部分的科学方面的作品，多收入一本希伯来文的作品中，该书的书名也仿效时尚，定为《主的战役》（Milchamoth Adonai，1317—1329年）。在中古犹太哲学作品中，该作品享有很高地位，而且继承迈蒙尼德的未竟之志，把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调和，结果大大损害了信仰的部分。我们想及阿威罗伊和托马斯·阿奎那两人也曾同样地想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教义拿来和亚里士多德调和的时候，我们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中古神学的冲击已造成其瓦解，及由“信仰时代”转入“理性时代”的改变。热尔松尼德斯缓和正统派人士的反对的方法是公开表示，如果他的见解与经典违背，他愿意放弃他的看法——真是学究们的老套诡计。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停地大肆剖析上帝、创世记、世界的永恒性、灵魂的不灭等。他的结论和经典冲突时，他把经典的原文大大地曲解，使批评他的人把他那本书改名为《与主为敌的战争》（Battles against the Lord）。列维说：我们绝对不可以按字面的意思来相信约书亚使太阳静止等这一类的故事，这些类似的“奇迹”很可能是原因不详或已被遗忘了的自然现象。他最后还毫无隐瞒地说出他的理性主义的主张。他说：“摩西五经无法叫我们停止相信理性要我们相信的事物。”

热尔松尼德斯从“自然界的系统”引申出来上帝的存在就像后来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Holbach）一样，宇宙的规律与秩序显示出某种宇宙的“心智”。在这个东西之外，他还加上目的论的看法：天下的生灵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而上帝赋予每个生物体某种自卫、发展和生殖的能力。当作宇宙或秩序的世界及时创造出来的，却非无中生有。在永恒之中早已先存有某种惰性、无形的物质，创造只是给这种无形之物以生命与形状。在上帝与被创造出来的形态之间，有一种居间的力量，热尔松附和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看法，把这种居间力称为“nous poietikos”，即积极创造的智力。神化的智力引导万物，成为人类的灵魂。由于灵魂依赖个人的感觉，灵魂是会灭亡的。由于它了解共相，而且理解世界秩序和一致性，它也就有意识地成为“积极智慧”的一部分，因而不朽。

犹太人排斥本·热尔松的哲学，认为它根本上是阿威罗伊主义——一种将来终究会瓦解宗教信仰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基督徒中的思想家却研究他，而斯宾诺莎更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有思考力的犹太人的心智则由汉斯戴·克勒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escas）更忠实地表达出来，他接受了所罗门·本·阿德雷德的保守主义。克勒斯卡斯1340年生于巴塞罗那城，也经历过一段激烈反犹太的生活。他曾因亵渎圣饼而遭逮捕，不久即被释放，他的儿子不幸在结婚前夕，在1391年的大屠杀中被杀死。宗教迫害只有增强汉斯戴的信仰，因为只有借着信仰公正的上帝的确存在及一个补偿人类的天堂，他才能够忍受这种既不公平、又多折磨的生活。他儿子殉道后7年，他用西班牙语出版了一本著作，他想借着该书向基督徒解释犹太人不该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他很有礼貌地、很温和地主张说基督教独断的教条中“人的堕落”“三位一体”“圣灵怀胎”“基督之化为人”“基督拯救世人免罪之受难及死”，及“变体论”等，都包括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荒谬。然而，在他撰写他的主要作品《上帝之光》（Or Adonai，1410年）时，他采取基督徒可能会为这些理论而辩护的立场，他排斥理性，并要求理性屈服于信仰。虽然他并不是正式的犹太教牧师，却有着牧师般的看法，认为更新的迫害无非是针对那些使宗教屈服于理性的人的一种神罚。他如果阐述哲学，并非因他景仰哲学，而是想证明哲学和理性的弱点，强调信仰的必要。他也批评迈蒙尼德和热尔松想把犹太教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加以调和的尝试：这个希腊人算老几？上帝凭什么要和他看法一致？他抗议亚里士多德派人士认为“上帝最高的特质是知识”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是“爱”才对，上帝就是“绝对的善”。克勒斯卡斯承认理性不能使上帝的先知和人类的自由相调和：因此我应该拒绝理性，而不是拒绝自由。我们必须信仰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以求我们心境的平安和道德的健康，我们无须借口用理性来证明信仰。我们必须在将瓦解我们的信仰、带来绝望的那种自负、脆弱的理性，及只有凭借着它我们才能够承受生命中的羞辱和匮乏的那种谦卑地信仰上帝的道，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克勒斯卡斯是最杰出的中古犹太哲学家行列中的最后一个人。他并没有立刻得到同胞的欣赏，因为他的学生约瑟夫·阿尔博（Joseph Albo）那本可读性更高的《基本原理》（Ikkarim）吸引了哲学爱好者的注意，这本书以折中的方式把迈蒙尼德和克勒斯卡斯两者拿来和那种不打算承认信仰的非理性的正统犹太教合并在一起。约瑟夫死后（1444年），犹太人不再涉足哲学，几乎也不过问历史，直到斯宾诺莎。大屠杀、扰乱、贫困、居住和职业的限制等等，已使他们颇受挫折，并使他们的人数降至耶路撒冷70年沦陷以来的最低点。这群被鄙视、被排挤的人只有在悲伤的圣诗和聚会所里安慰他们的友谊中得到慰藉，也只有寄望上帝宽恕他们，现世的公平化，还有天国的祝福才能使他们的心灵有所逃避。学者埋首研究《塔木德》，把他们的理智局限于阐释救人的律法，有些则步入把不幸升华为天国一类的幻想的神秘学说。犹太人的诗歌再也听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偶尔迎着暴风雨敢大胆地抬起头来，或是把人生的讽刺以沉思的幽默和嘲弄的智慧来加以软化。只有等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个谦卑的犹太人 胆敢把犹太教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学说分成宗教和科学的至高合并物时，犹太人才会自长期的、治疗的昏睡中醒来。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
（1517—1564）

经济

就某种意义而言，充满16世纪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戏剧性冲突只是表面的，历史的台前幕后以及人类与土地、风雨等自然力、贫穷和死亡的日子的永远斗争才是深刻而现实的戏剧。毕竟，在与为了食物、庇护所、衣服、健康、席子和生活所作的奋斗相比之下，教皇的敕令和新教徒的风暴，因错误观点而引起的杀戮，皇帝和国王之卖弄、继承、痛风、梅毒等，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16世纪，欧洲的乡村必须日夜提高警觉，以防狼、野猪和其他的威胁侵入羊群和家园。打猎仍是必要的：人类必须杀戮不然就会被杀。无数的昆虫、森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鸟类，与农夫互争种子和辛勤工作的结果，而神秘的疾病毁灭了1/10的牲畜。雨水随时可能成为侵蚀性的急流或吞没人畜的洪水，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凋萎了才止住。饥饿始终充斥于各个角落，而火的恐惧永不远离人心。疾病经常叩访，医生距离病患却很遥远。而且几乎每10年，瘟疫就会感染家人或周围的人，夺走亲人的生命。每5个出生的孩子中，两人死于婴孩时期，另一个则死于成年之前。至少每一世代有一次，征兵的官员为了军队而带走一个儿子，军队则烧毁乡村并破坏田庄。从最后能收成的谷物里，1/10或更多的数量归地主，1/10归入教会。快乐若非得之于孩童的欢乐，傍晚时家庭的游戏、欢歌笑语、酒店的狂饮和对另一更仁慈的世界抱着半信半疑的希望中，则现世的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太过艰难了。食物生产出来养城堡里的男爵、朝廷里的国王、讲坛上的牧师、城里的商人和工匠，及医生、教师、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而且也是最少量的，才是属于土地的奴隶。文明是靠有锄头的人为生的寄生虫。

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大片土地取代小片土地。新获得土地的商人和资本家，为利益所驱使开进萧条的农业地区，增加产量的同时却给那里带来不幸。经营企业的进口商把含有磷和氮的肥料——在秘鲁海岸外，鸟排泄的粪——带进欧洲来。来自亚洲或美洲的植物和灌木被移植到欧洲的土地上，马铃薯、木兰树、龙舌兰、胡椒苗、大丽花、金莲花……也移植其上。1558年，烟草从墨西哥传入西班牙；一年以后，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简·尼科特（Jean Nicot）把一些烟草的种子送给美第奇的凯瑟琳，如今香烟中的毒素（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渔业随人口增加而成长，但宗教改革以准许星期五吃肉而给予鲱鱼业以短暂的打击。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矿业进步快速。纽卡斯尔于1549年输出煤。富格尔家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提炼矿物的方法，来增加矿物的产量。阿格里科拉（Agricola）把我们带进了16世纪的一个矿场：

主要的工人种类是矿工、铲工、绞盘工、搬运工、拣选工、洗濯工和熔炼工……一昼夜24小时中，被分成三个轮班，每个轮班7小时，剩下的3小时在三个轮班的间隔中，工人在这时进入或离开矿场。第一班始于早上4点，一直继续到11点；第二班始于12点，结束于7点；此两班是上午、下午的白天班。第三班是夜班，开始于晚上8点，早上3点结束。矿山监督不许强迫工人上夜班，除非有必要。若在那种必要的场合……他们点夜灯来保持警醒，为了不使他们自己因为时间太晚或太过疲倦而睡着了，他们以唱歌来减轻漫长而艰辛的劳作，而那些歌既非全无训练，也非毫不悦耳。有些地方，不允许矿工连续做两班，因为那样常发生由于工作过度疲劳而在矿场里睡着的事……别的地方则允许如此，因为工人靠一班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特别是如果食物变得更昂贵时……

星期六劳工不工作，而去买生活必需品，星期天或假日也不工作，而去做礼拜。不过，若实际需要，就工作而不休息，因为有时水的冲袭，迫使他们去工作，有时候水突然落下来……而在这时，星期天工作并不违反教规。此外，这类工人都很健壮，而且天生习于劳作。

1527年，阿格里科拉被任命为朱彻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市的市属医生。在该矿城，他不久成为矿物学家。他带着热诚和魔力在该地或其他地方研究采矿和冶金学的历史与操作。20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金属》（De le Metallica，1550年）一书，该书在这一领域为划时代的古典巨著，正如在同一时代的10年间哥白尼和维萨里所写的杰作。他以极精确的细节描述采矿和熔炼的工具、机械和过程，并请艺术家画图说明。首先主张铋和锑为真正的主要金属的人是他，他辨别了以前认不出来的20种矿物，他是第一个解释石层里的矿脉——流入地下的水把金属矿床带入而形成——成因的人。

采矿、冶金学和纺织品能得到大部分机械上的改进，应归功于这个时代。最早的铁路是为矿工在其上推、拉携带矿物的二轮车而设的。1533年，约翰·尤根（Johann Jürgen）把那时用手纺织的纺车加上了用脚纺纱的踏板，使织工的手得以自由，产量很快加倍。表的尺寸变小，准确性加以改进，而且被雕刻上名字、浮雕和花纹，着以彩色、镶上珠宝。亨利八世戴了一块每周只要上一次发条的小表。不过这一时期最好的表，每天也要走错15分钟。

交通与运输落在商业与工业之后。16世纪，邮政业务渐渐扩展到私人的通讯。商业革命刺激了造船业的改进：越来越深和越薄的龙骨有助于其稳定性和速度，桅杆由一增为三，帆则由一增到五或六。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不但在战争、爱情和衣着方面竞赛，在造船方面也互争长短，每人都为了命令与奇想而造船，富丽堂皇的船只上小燕尾旗飘扬着以显示其骄傲。在地中海，16世纪早期的船只，顺风时每小时可行10英里，但较重的船只行驶于大西洋，每天能行125英里算是幸运的了。在陆地上，最快的旅行是邮政的急差，日行85英里，但重要的消息从威尼斯传到巴黎或马德里也得花10天或11天。也许那时无人能欣赏使消息迟于到达而无采取行动的那种安慰。陆上旅行主要是靠骑马，因此房子进口的门上系着笨重的铁制系链环。马车增加了，但对于有轮的交通工具而言，道路并不太平稳。马车须配上6匹或更多的马来拉，才能通过不可避免的泥路，而每天的行程不能超过20英里。仆人抬的轿子仍由富家的女士使用，淳朴的人民则步行以横渡大陆。

不管道路和客栈如何，旅游很普遍。伊拉斯谟以为法国的客栈还不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女侍咯咯而笑，开着淫荡的玩笑，及“当你要走时，拥抱你”，而且“代价极低”。但他斥责德国旅店礼貌欠佳，脾气恶劣，动作慢吞吞，身手不干净：

你照顾好了马以后，你就得把靴、袋、泥和所有东西都带进暖炉房，因为那是所有来客的普通房间……在暖炉房间里，你脱去皮靴，穿上皮鞋，而且如你愿意，也可以换衬衫……在那里，一个人梳头，另一个……打嗝吐出蒜臭味，……在那里，人多嘴杂，正如巴别塔。以我的看法，再没有比拥挤一室、在同一蒸汽中，更为危险的了，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热气中敞开时……不必提……放屁，恶臭的呼吸……而且毫无疑问的，许多人有西班牙——或大家所称的法国——的梅毒（天花），虽然各国都有。

在有些客栈里，若情况真是如此的话，则在扩展经济网时，那些游商把乡村与乡村、国家与国家连在一起时所行的罪过，我们可以原谅之。每10年，有些新的贸易路线被开拓出来——如驻俄大使所开的陆上路线，成千的冒险家所开的海上路线。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交易于英国、里斯本、的黎波里、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热那亚在黑海、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有贸易的殖民地；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和平相处，而把武器卖给与基督教国家作战的土耳其人。法国看到这点，便与苏丹们协商，于1560年后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安特卫普接受各处来的货物，并转运到各地。

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经济需要，银行家改进其服务和技术。因为战费随着由封建的征税——此税带给他们弓和箭、短枪和剑——改变为大量的民兵和雇佣兵——他们配备火器和大炮，由城邦付薪——而增加，政府从银行家借入空前巨款，而他们所付或付不起的利息建立或破坏了财政上的稳定。人民的储蓄有息地借给银行家，他们则用来投入工商业。票据取代了不方便的现款或货物。利率与其说因贷方的贪心而异，不如说因借方的可靠性而不同。因此，在付款快的商人控制的德国城市，可以5分利借入，而弗朗索瓦一世则要付10分利，查理五世付20分利。经济稳定后，利率就降低了。

从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场来的金和银，充盈了货币市场。珍贵金属新的供应正当时，因为货物较货币增加得快。亚洲来的进口货，一部分由出口货抵付，一部分由金或银抵付，企业和贸易感到沮丧的是物价的低落。在欧洲矿场的改进与银和金自非洲和美洲进口之后，贵金属的供应超过了货物的生产，物价上涨，事业兴隆，以金融为基础的经济驱逐了以行会控制土地或掌握工业为基础的旧经济。

行会在崩溃中，它们是在都市的自给自足和保护政策下形成的，组成的目的既不是建立资本或从远方的出产地购入大宗的货物，也不是利用工厂的生产和分配办法，也不会把产品送到远方的市场。从13世纪起，行会已发展成一个贵族的排他势力，而且使职工的情况很艰难，驱使他们沦入资本主义雇主的权力范围。资本主义者因受到利润的鼓励而活跃起来，他们知道如何募集资本，如何、何处买机器和原料，经营矿场，建立工厂，招募工人，区分劳工并使之专业化，开拓并扩展外国市场，资助选举并控制政府。美洲的金子成为欧洲的资本。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的热心，商业的刺激，对生产和分配更合经济方法的热心追求，而这种主义不可避免地使过去迟缓的自足经济落伍了。在产品的量而非质上，新的制度超过了旧的，商人正大声地要求大量生产，以出口货来抵付自东方的进口货。

新的财富主要是由商人、金融家、制造者和在政府里的同伙分享。有些贵族仍借着拥有成百租户的土地，或具有供应羊毛给纺织工业的围栏来赚钱，但大部分拥有领地的贵族，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被商业控制的都市的挤压，他们在政治上衰微了，必须以家世来满足自己。劳动阶级与贵族共享通货膨胀的恶果。1500年至1600年，穷人烤面包的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上涨150％，在法国为200％，在德国为300％。1300年，蛋在英国10打4美元；1400年，同量的蛋值5美元；1500年，为7美元；1570年，则为42美元。工资提高了，但很慢，因为受到政府的管制。英国法律（1563年）规定雇农年薪12美元，农场工人9.5美元，“男佣人”7.25美元。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床铺和膳食都被加到工资上去了。大体而论，16世纪经济的改变使劳工阶级比以前更为贫穷，在政治上更为薄弱。工人生产货物，货物则输出以抵付使少数人生活快乐舒适的进口奢侈品。

阶级战争自罗马的斯巴达克时代以来就带着几分不为人所知的酷烈形势，就以在西班牙的公社分子的反叛、德国的农民战争、英国凯特的叛变作为例证吧。罢工无数次，但被雇主与政府的联盟压制。1538年，英国布工行会受到雇主的控制，有如下规定：职工在雇主所立的条件下拒绝工作者，第一次冒犯须入狱，第二次则须受鞭笞和烙印受辱。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所定的流浪罪法，太过野蛮，以致很少人敢不受雇。154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一个强壮的人，若离开工作而流浪于国内作为流浪汉，则须在胸前烙个“V”字，送给邻居市民当奴隶两年，只能有“面包、水、少量的酒和弃肉”；若又游荡无业则犯者颊上或额上须烙印“S”字，并判终生为奴。为了英国的荣誉，这些法案才没有施行，而且很快撤销了，但他们表现了16世纪政府的主张。撒克逊的乔治公爵颁令道：在他的辖区内，矿工的工资不得提高，矿工不得离开而到处找工作，雇主不得雇用在他地煽动不满情绪者。童工得到法律公开的批准或默许。佛兰德斯的刺绣制造业，完全由童工做，法律还禁止超过12岁的女孩子从事此项职业。禁止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或高利贷的法律却被避开或不理。

宗教改革迎合新的经济。天主教会的性情，不同情“商业”。它谴责利息，给行会宗教上的批准，使贫穷神圣，申斥财富，使工人假日免于工作，假日之多，1550年天主教国家里一年竟有115个非工作日。这可能是天主教地区工业化和财富迟迟无法进展的重要原因。教会认定的神学家，已为民生必需品用法律规定“公正的价格”。托马斯·阿奎那称追求超过自己需要的金钱，是“有罪的贪心”，并规定多余的产物“基于自然律，应用以救助穷人”。路德采取同样的看法。但新教徒的一般发展，不自觉地和资本家的革命合作。宗教假日废除了，劳工与资本俱增。新宗教得到商人的支持，并回报之以友善。财富受到尊敬，节俭受到赞美，工作被鼓励为美德，储蓄冒险出借所得的利息被认为是合理的报酬。

法律

这是残酷的时代，其法律则符合无情的经济、惭愧的贫穷、阴沉的艺术和耶稣为上帝所遗弃的神学。

在大部分注定此生贫困、来世受谴责的人口中，犯罪是很自然的事。各个阶级都充满谋杀事件。每个有才干的人都悬挂短剑（匕首），只有虚弱者才依赖法律来匡正错误。情欲上的犯罪在生活中经常发生，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般，而任何不能杀可疑的妻室的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奥赛罗》中主角名），被认为不够男子汉。旅客把拦路强盗视为当然，便结伴而行。都市的灯光未亮，强盗就已多得像娼妓一样，因此人需把家视若碉堡。在弗朗索瓦一世极盛时，称为“坏男孩”（mauvais garcons）的窃盗集团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巴黎。布朗托姆告诉我们，查理九世想要知道“扒手如何行其手艺”，便训令警察邀10个这样的艺术家参加宫廷舞会。舞会完后，他要看看他们的猎获物，钱、珠宝和外衣在不经意间被他们拿走了，其价值达到数千美元之多，“国王说他会笑死”。他允许他们保有其研究的成果，但要他们从军。如果我们把货物的伪造、商业欺骗的诡辩、法庭的贿赂、教会财产的掠夺、以征服来扩张疆界等视为犯罪的话，则欧洲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贼，我们可以从教士那里提取一些利益，来供养各地的诚实工匠。若加上纵火、强奸、叛逆，则我们就开始了解秩序和法律的力量面对的问题。

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是为了惩罚犯罪，而非防止犯罪。像巴黎这些大城市，士兵充作防卫者。都市的街区有他们的守卫，教区有他们的警察，但大体而论，都市的警戒很松懈。厌倦与人性相斗的政治家认为，颁令酷刑并让公众目睹其执行来控制犯罪要划算得多。有20种罪是很严重的：谋杀、叛逆、异端、亵渎神物、巫术、抢劫、伪造文书、伪造货币、走私、纵火、伪誓、私通、强奸（除非以婚姻来和解）、同性恋行为、兽奸、偷斤减两、冒牌货、夜间损害财产、越狱和自杀未遂。执刑可能采取比较无痛苦的砍头，但这是女士和绅士的特权；较不重要的人用绞刑；异教徒和弑夫者火刑；重大的谋杀者则被割取五脏和分尸。亨利八世的某项法律（1531年），像我们煮贝类似的，把囚犯活活地烹死。萨尔茨堡（Salzburg）法令规定“伪造文书者须烧或烹死，伪誓者须连根割去舌头；与其主人之妻、女、姐妹同床者须杀头或绞刑”。朱里尼·莱贝（Julienne Rabeau）因在极痛苦的分娩后把孩子杀死，而被烧死于昂热（1531年）。若我们可以相信博丁（Bodin）的话，也有很多人因星期五吃肉并拒绝忏悔，被活活地烧死；忏悔的那些人则只处绞刑。通常那些被处绞刑的尸体被悬挂着，以警告活着的人。犯了轻罪的男女，可能被鞭笞，或失去一条腿、一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只或两只眼睛被弄瞎，或被烙印。再轻一点的，则处以坐牢（其情况从礼貌到淫猥而有不同）、足枷、头手枷、鞭笞囚车和浸水椅。因负债而坐牢的，在整个欧洲是很普遍的。总而言之，16世纪惩罚的法规比中世纪更严厉，而且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紊乱。

人民并不愤恨这些残酷的惩罚。他们带着某种乐趣来参观其执行，有时还助一臂之力。在拷问之下，蒙特库科利（Montecucculi）承认说，他已毒害（或曾有意毒害）弗朗斯——弗朗索瓦一世所爱的而且极受欢迎的儿子——时，他的四肢被绑到马上，马向四边奔跑，把他活活地肢解（里昂，1536年）。据说，老百姓“把他的遗体割成小片，割掉他的鼻子，挖出他的两眼，打碎他的双颊，把他的头沾上泥污，而‘使他在死前先死过一千次’”。

惩治犯罪的法律又加上了“清教徒严法”，来惩治冒犯虔信的娱乐或太背离习惯的改革。天主教地区的共有法要求的星期五吃鱼，爱德华六世的新教英国立之为国家法，以支持渔业，并训练海军所需的海员。赌博始终是违法的，却很普遍。弗朗索瓦一世自己很会玩，却命令逮捕玩牌、掷骰子的人（1526年），但允许成立公共彩票（1539年）。法律很少惩处酗酒，但懒惰是主要罪行之一。禁奢法——防止新贵的铺张，并保存阶级区别——规定衣服、装饰、家具、膳食和款待的限制。“在我小时候，”路德说，“所有的游戏都被禁止，因此所有制牌者、吹笛者、演员都不允许参加圣礼。所有曾玩牌、在表演或戏中出现过的人，须对自己的行为忏悔。”这种禁令在宗教改革时代仍然存在，16世纪后期更达到最高峰。

真正的执行并不像法令那般严厉，这倒是一件可告慰的事。逃避很容易，受贿或受恐吓的法官或陪审员，让很多流氓只受到轻微的惩罚，或安然无事地逃脱。犯人庇护权法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仍获承认。然而，实施的松弛，常因使用拷问以诱出忏悔或口供，而得到平衡。亨利八世的法律，虽然是英国史上最为严苛的，却走在时代的前头：除非涉及国家的安全，禁止拷问。西班牙国会对查理五世的抱怨是，因轻微冒犯而受控者徘徊牢中，10年未判，而审判可能一拖就是20年。

牧师地位衰微时，律师增加。他们充塞于司法部和较高的政治机关。在全国集会或各省议会里，他们代表中产阶级，甚至贵族和教士团，在民法方面也依赖其指导。新的法衣贵族——拉伯雷的“有毛皮的猫”——在法国形成了。在新教国家里，教会法消失了，在大学里，法理学取代神学成为主流。在拉丁国家里，罗马法复活了，并占据了16世纪的德国。地方法随之在法国复活，在英国一般人则偏爱“习惯法”（不成文法），但《查士丁尼法典》对亨利八世专制政治的形成和维持有些影响。但在亨利八世自己的法庭里，他的牧师托马斯·斯塔基写了一本《对话录》，其主题在于阐明法律须指挥国王的意志，而国王须服从选举和罢免：

在所有人民都受非经选举产生而经自然继承而来的一个人的意志支配时，该国不能长久受到良好的统治，也不能保持良好的政策，因为借继承而领有王国和领域的人，很少被认为是值得拥有如此高的权威……还有什么比整国受到领主意志统治更为悖逆自然的呢？……还有什么比整国人民受到极缺普通理性者的统治更反理性的呢？……人类不能使天生缺少机智者成为其领主……但推选并选举既聪明又公正的人来做领主，若其为暴君则废之，这是人类权力范围内能做的事。

斯塔基在他写了《对话录》一年后，很奇怪地死了，该书在他死后334年才出版。

道德

拉丁基督教国家人民的行为如何？我们不可被他们宗教上的表白误导，这些表白常常是喧哗多于虔敬。如此强烈信仰的坚信者，也同样地会强烈地渎神，而星期天在圣母像前假装虔诚的女孩子，平常却满怀希望地搽脂粉，其中有些女孩子，把诱奸当作求婚，她们常受勾引。女贞必须用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亲的权威、教育法和“体面”等各种方法来保护，但女贞本身有意要舍身。从战场退下来的士兵，他们主要的慰藉是女色和酒气，如要适应节欲和节酒是痛苦的。学生抗辩道：通奸只是一种轻微的罪，开明的法官对此可能不予重视。罗伯特·格林宣称，在剑桥时，他已“把我青春的花朵浪掷于像我一样淫荡的诙谐者群体中”。跳舞的女性经常“赤身裸体”表演于舞台或别的地方。艺术家瞧不起性行为的规则和规定，绅士和贵妇同意他们的看法。布朗托姆写道：“在大多数人中，很少重视这些关于女贞的规则和自责……在伟大的世界里，那么多我认识的女孩子不将贞操保留到洞房里呀！”书摊上堆满淫荡的文学作品，很多贪欲的人为之付出很高的代价。像彼德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这样的人，在巴黎如同在罗马一样普遍。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使用了连阿雷蒂诺都会极力掩饰的词句，但他并不以为这样会减少销路。艺术家发现色情画，甚至性变态的图像，有了现成的市场。这种杰作由街上的小贩、信差、江湖上的卖艺人出售，甚至在大市集（或博览会）里也出售。这一时期多的是性变态，布朗托姆著作中描述贵族的篇幅里也屡见不鲜。

组织卖淫获利颇丰，其中老手被称为Cortigiane——娼妓，它是Cortigiani（朝臣）这个字的阴性。有些将军供应娼妓给其军队，以保护被占城市其他的妇女。但因性病几乎如瘟疫般迅速增加，于是一个政府接一个政府，立法反对这些不幸的妓女。路德肯定性欲是人性之常，却努力减少卖淫，而且在他的督促之下，德国的许多城市都使妓女成为非法。1560年，法国司法大臣米歇尔·埃霍皮塔尔（Michel de l’Hôpital）恢复路易九世反对这项罪恶的法律，很显然他的命令付诸实施了。

与此同时，肉体追求肉体的荒谬欲念，产生灵魂追求灵魂的饥渴，以及求婚和浪漫恋爱的优雅的修饰。偷偷的一瞥、情书、颂歌与声籁，叙事诗与情歌，满怀希望的礼物与秘密的幽会等，都能引起心灵的悸动。少数一些文雅的精灵，或爱打趣的女人，欢迎来自意大利和卡斯底里欧内的柏拉图式恋爱的消遣，贵妇和她的奉承者，可能是很热情的朋友，却很小心周到地保持纯洁。但这种约束并非此时代的风尚，男人很坦白地好色，女人则喜欢他们如此。情诗很丰富，但那是占有的前奏，而非结婚的序曲。父母太过现实，而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他们的处理下，结婚是财产的婚礼。对女人很敏感但对婚姻没有兴趣的伊拉斯谟劝青年依照年老者的希望结婚，而且相信爱随着结合而增加，而非随着满足而凋谢。拉伯雷同意其见解。不顾权威人士的警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珍妮·达尔贝特（Jeanne d’Albret），反叛门当户对的婚姻。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罗格·阿尚（Roger Ascham）惋叹说：“我们的时代离开教训和服从多么遥远，现在不但年轻的绅士，就是女孩子也敢……不顾父亲、母亲、上帝、良好的秩序和所有的一切，而去结婚。”梅兰希顿的儿子不征询其父径自与人订婚，维藤贝格的一位青年法官竟宣布那是正当的。路德获悉此事，极为惊讶，这位宗教改革家认为此事定会给该城带来恶名。在大学里，他写道（1544年1月22日）：

我们有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女孩子越来越大胆，直追到她们的房间和卧室里，而且无论在何处，只要能够的话，就向她们要求自由地恋爱。我听说很多父母已命令其儿子回家……告诉他们说我们已把妻子挂在他们的颈间……第二个星期天我做了强烈的布道，告诉他们说男人要遵守人类开始以来就有的正道常径……换言之，父母应慎重而善意地把自己的孩子给予男女对方，而不该让他们自己预先订婚……这样的订婚是可鄙的教皇所创，是魔鬼要他来破坏上帝慎重地赋予并托付给父母的权力。

婚约可以早在男女孩3岁大时就安排好，但若结婚不成的话，这种婚姻可以在以后取消。圆满结婚的法定年龄是男14岁、女12岁。订婚后，婚礼前的性关系是可宽恕的。在瑞典和威尔士，就像在后来的某些美洲殖民地，甚至“和衣同睡”也受到允许：情人可同卧床上，但规诫在两人之间以被单（忏悔服）隔开。在新教的国土里婚姻已不再是一种圣礼，约1580年，依俗约行婚礼或由牧师主持，两者互相竞争。路德、亨利八世、伊拉斯谟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尤其是作为离婚的代替物时，重婚是可以准许的。新教的圣职者渐渐地趋于允许离婚，但最初只准因通奸而离婚。法国尽管有杀奸妇的风俗，这种犯法行为却最为流行。社会地位良好的法国妇女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是非法的恋爱。像亨利二世、美第奇的凯瑟琳和波蒂阿的狄安娜那样的三角关系是很常有的事——礼仪“习俗”上合法的妻子以委屈的厚道接受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除非是贵族，女人婚前是女神，婚后是女仆。妻子在生活中表现母性，由子女身上得到光辉，而设法管理她们的管理人 。她们很强壮，习惯于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们为子女做大部分的衣服，有时候在家里承接来自工厂主的工作。纺纱机是家庭必备的，英国所有未婚的女性是“纺织娘”（双关语，又作“老处女”解）。法国宫廷女人是不同的一类，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鼓励而在肉体和服饰上大加修饰，有时她们的妩媚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女权运动从意大利输入法国，但她们感到权力和杰出无须依赖政治和法律时，很快就在此消失了。许多上层阶级的法国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富裕而有教养的女士把她们的家供给政治家、诗人、学者、僧侣、数学家聚会，沙龙正在形成中。法国的另一类女人，就以法国的安妮、布里塔尼的安妮，克劳德和雷妮等为例吧，却在色情的风暴中，静静地保持美德。一般说来，有条顿风格的宗教改革，助长了尊敬妇女和家庭的观点。它结束了女人被视为美的榜样和男人的教化者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观念。它谴责教会对性娱乐的宽恕，而在路德死后，它为清教徒的冷峻做铺路工作。

社会道德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慈善一时的瓦解而衰微。货币经济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时，人类天生的不诚实找到了新的形式和机会。重视债券甚于土地的新富，很少注意为他们挣利的劳工个人，也没有责任心与慷慨的传统，好像随土地的财富一起消逝了。中世纪的商业和工业曾接受同业公会、市政府和教会规定的各种方式的规制，新的资本家不接受这类约束，而驱使人们拼命竞争，置旧有法规不顾。商业上的欺骗代替了宗教诈欺。当时的小册子文献对食物和其他产品冒牌货大加指责。奥地利西部因斯布鲁克地方议会（1518年）抱怨进口商把砖粉加到姜粉上，胡椒里混有不健康的东西。路德注意到商人“学会把胡椒、姜粉和番红花等调味品放在潮湿的储藏室来增加重量的诡计。几乎无一事他们不能以假的量、秤、计算或大增人工颜色来谋利……其骗术是不会结束的”。威尼斯元老院当众把一般来自英国的毛织品加上烙印，以表明其重量、牌子和大小上的欺骗。

在拉丁国家里，慈善仍随着中世纪的快乐而实行。贵族家族把收入相当大的部分用在礼物和救济上。里昂自15世纪就继承了市政府慈善的复杂组织，人民以“豪爽的慷慨”支持这个慈善组织。在英国和德国，人民并不如此慷慨。路德尽其最大努力重建因领主没收修院的财产而中断的慈善事业，但他承认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叹惋道：“在教廷的主宰下，人民慈善好施，但在福音真理的宗教规定下，无人再施与。每人诈取他人……无人愿施舍1芬尼给人家。”1548年，拉蒂默也提供了相同的报道：“伦敦从未如现在这样缺德……在过去，任何富人死了……会将大笔的钱遗赠以救济穷人……现在慈善已渐渐消失了。”波尔主教告诉伦敦的人说，两座意大利城市施予的救济多于整个英国。弗洛德（Froude）论断说：“真理传播后，慈善和公正在英国凋萎了。”使慈善渐渐减少的，也许不是新教，而是重商主义和信仰缺失。

贫困随社会危机的比例而增加。被逐出的租户、无业的工人及被遣散的军人，漫游于公路上或躺在贫民窟里，以乞求和抢劫维生。在奥格斯堡贫者达人口的1/6，汉堡为1/5，伦敦为1/4。托马斯·利弗（Thomas Lever）这位改革家喊叫说：“啊，仁慈的上帝呀！这么多的穷人、弱者、跛子、瞎子、残废和生病的人……躺着和爬在泥泞的街道上！”路德，其心的仁慈一如其舌的尖刻，是主张邦国应把照顾和救助贫民的责任从教会手中接管过来的人之一。在他的《日耳曼民族的基督徒的高贵》演讲（1520年）中，他建议每个城市应扶养其贫民。他不在华德堡（Wartburg）时，他的激进门徒在维滕贝格组织社区基金会，来照顾孤儿，给贫家女孩子嫁妆，给贫困学生奖学金，并借钱给贫穷的家庭。路德在1523年拟订《公立钱庄规约》，该规约力促每地区的市民和教士团以征税来募钱，无息贷给穷困和不能工作者。1523年，奥格斯堡任命6个穷人的保护者（Armenpfleger）管理救济的分配。纽伦堡仿效，接着斯特拉斯堡、布勒斯劳（1523年）、累根斯堡和马格德堡相继如此。

该年，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让·路易·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为布鲁日市议会写了《贫民救济论》的小册子。他指出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而且警告说所有财产的极端不平等可能引起毁灭性的反叛的危险。他写道：“一个家庭里，而容许任何家人遭受无衣可穿或衣衫褴褛之辱，那是身为父亲者的屈辱。若一市之长竟能忍受其市民受饥饿和灾难的剧烈压迫，那也是极不合宜的。”维韦斯同意能工作者应有工作的说法，而且不准任何人行乞。但既然有许多人的确不能工作，必须建立收容所，在救济院和医院中收容他们，而受市政府财政支持的食物、医疗、初级教育等必须免费供给他们，尤其供应那些心理缺陷者。伊普尔把维韦斯的见解和德国的先例结合起来，于1525年组织社会资金，将所有慈善的捐赠联合成基金，而把所有的慈善分配统合在一个首脑之下。查理五世要了一份伊普尔计划的复本，并将之推荐给帝国内各城市（1531年），亨利八世也送了同样的训令到英国各教区（1536年）。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仍保持管理慈善事业之责。

政治道德仍保持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思想。秘探被认为是当然的，在罗马的亨利八世的密探被要求获知梵蒂冈的主教们最神秘的谈话。贿赂已成为传统，而在美洲金子注入之后，蔓延得更厉害。政府竞相破坏条约，土耳其和基督教的舰队在海盗行为方面互较长短。在骑士的侠义衰微中，战争的道德重新堕入半野蛮的状态，抵抗围城未果的城市受到抢劫或烧毁，投降的士兵被杀或被俘直到赎回为止。以前国王偶然服从教皇的仲裁，那种国际法和礼让，在民族主义扩张和宗教敌对的大混乱中，已荡然无存了。对待非基督徒，基督徒很少重视道德的约束，而土耳其人也回报以同样的态度。葡萄牙人俘虏并奴役非洲黑人，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时抢劫、奴役、杀戮美洲土著，而不致力于其使新世界基督化的崇高目标。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很痛苦，成千的人自杀。即使在基督教国家里，该世纪自杀的情形也增加得惊人。有些人文主义者宽恕自我毁灭，但教会规定自毁者会直接通往地狱，因此成功的自毁者从油锅出来又掉进火焰中。

在整个宗教改革过程中，虽然最后改进了欧洲的道德，却暂时伤害了世俗的道德。皮尔克海姆（Pirckheimer）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两人同情路德，惋叹说不受约束的行为的混乱早已随教会、权威的崩溃而来。路德像往常一样，对此极为坦白：

我们越往前走，世界变得越坏……现在的人比以前在教皇统治下更贪心、残忍、欠中庸、无耻、恶劣，这是很显然的事……我们德国人现在是所有民族的笑柄和耻辱；我们被认为是可耻和卑贱的猪……我们偷窃、欺骗……我们暴饮暴食，我们行每种罪恶……一般人都抱怨当今的青年完全淫荡和无秩序，而不再愿让他们自己受教导……维滕贝格的女人和女孩前后赤裸地外出，而无人惩罪或纠正她们，上帝的话受到嘲讽。

一位路德派的牧师安德烈·穆斯库鲁斯说，把他的时代（1560年）和15世纪的德国相比，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不道德时代，许多新教领袖同意他的说法。加尔文悲伤地说：“想到将来就使我胆寒，我不敢想到它。除非主从天降，野蛮将会吞没我们。”从苏格兰和英国，我们也可以听到相同的论调。亨利八世的热心拥护者弗洛德很公平地提出以下结论：

亨利八世开始的运动，以目前（1550年）的结果来判断，最后只是把国家带入冒险家的手里而已。人们交换了一种迷信，以最大的误用来规定尊敬和服从的虚文，使服从并入冒险的信念中。在此致命的影响下，不但自我牺牲的最高美德，而且正直和道德的最普通的责任都消失了。私人生活受到不纯洁的感染，与此对比的，天主教士团的淫荡像天真般的出现……保持不受感染的好人中，最好的人仍是属于宗教改革这一边的人。

我们几乎不能把在英、德的这种道德上的衰微归咎于路德解除性的束缚或他轻视“良好作品”，或亨利在性沉溺和无情的残酷上所开的恶例，因为一种类似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说更为不受约束的——特权，统治着文艺复兴的教皇治下的天主教意大利和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天主教法国。也许西欧道德松弛的基本原因是财富的增加。另外的原因是信仰的衰微，不仅是天主教的教条，甚至是基督教信条的基础。安德烈·穆斯库鲁斯惋叹道：“没有人在乎天堂或地狱，没有人想及上帝或魔鬼。”在宗教领袖所作的如此声明中，他们对改进道德生活所做的神学上的修正，不免表示失望，因此我们必须允许他们的夸大其词。人不会比以前好得更多，假如我们可以相信牧师的话，在以后的世纪里，人也不会比现在好得多。根据他们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找到16世纪的所有罪恶，而在他们的时代里找到我们所有的罪恶。

与此同时，天主教和新教已建立并加强了两个道德再生的焦点：婚姻或节制，教士行为的改进，及强调家庭为信仰和端庄的最后城堡。结果，宗教改革，即使过分了一点，也会真正地改革。终有一天，男女都会暗暗以羡慕的眼光来回顾这16世纪，在此时他们的祖先曾经如此的坏和自由。

礼俗

当时的人，就像现在，是以其礼俗而非道德来评断的。世人更容易原谅那些以最不低俗的优雅方式所犯下的罪恶。在此，就像大炮和神学之外的每件事情，意大利均居于领先的地位。和意大利人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民，除了法、英有薄薄的上层脸皮，其他外观相当粗鲁。意大利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许多法国人陶醉于夺自意大利人的田庄和卧室，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但“野蛮人”渴望受到教化。法国的朝臣和娼妓，诗人和下毒者，追随意大利的模式；英国人则勤勉地跛行其后。

卡斯底里欧内的《科蒂尔》（Courtier，1528年）于1537年被译成法文、1561年译成英文，有礼貌地辩论绅士的定义。礼俗手册成为畅销书，连伊拉斯谟也写了一本。会话在法国成为一种艺术，就像以后在伦敦的美人鱼客栈一样——机巧应答的诀要与斗剑艺术约同时从意大利横渡阿尔卑斯山。会话在法国比在德国更为讲究：德国人以幽默来压服人，法国人却以机智来刺伤他。言论自由是这时代有力的媒介。

因为外表比灵魂更容易表现出来，北方的新贵过分注意衣着。普通人的衣着并不讲究——正如勃鲁盖尔（Brueghel）描写的群众一般：环状帽，袖子凸出的宽松短上衣，裤脚触到舒适鞋子的紧身裤子，具有以阴囊为中心的不雅结构——一种粗野的袋子，有时装饰鲜艳，挂在男人双腿交叉处之前。德国有钱的男人把他们的体格包封在很多层衣服里，头戴宽帽，帽子就像平顶屋状的薄煎饼。但德国女人除穿主妇或厨子服外，显然不穿其他的衣服。在英国，男人也比女士穿着更为精致，一直到伊丽莎白才以成千套的服装使男人相形见绌。亨利八世在服装的奢华方面立下了榜样，以色彩、装饰和珍贵物来美化自己。白金汉公爵在亚瑟王子娶阿拉贡的凯瑟琳时，“穿着由针工织成的长袍，覆以值1500英镑的黑貂上衣”。禁奢令禁止地位低于爵士的任何男人去模仿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华丽装束。英国妇女所穿的衣服从脖颈一直到地板，从袖子一直到腕，紧紧地裹着身体，其衣服边镶的毛皮，有宽带扣以金属装饰品，有时带着垂饰或念珠——所戴珠宝没有男人那么多。

在弗朗索瓦一世的鼓励下，法国女人敞开胸衣，展示丰满的胸部，袍背几乎开到最后一根脊骨。若天生的乳房膨胀不够，就把假乳塞在胸衣之下。胸部以下衣服拉得紧紧的，而腰部也勒得紧紧的，袖子拂动时像起大浪似的，隐藏的金属线则展开于裙后和裙边，高跟鞋使女人走起路来意气飞扬，步伐轻快。有地位的女人——其他则不可——允许其服装加上长裙或拖裙，地位越高越长；若尊贵有加，长度可达7码，其女仆或随从随侍其后握其裙摆。另一类的女人以用金属线硬撑着的襞襟盖住颈部，在正常的心理下把自己像机械般在颈上加上枷锁。约1535年，塞尔维特注意到“西班牙女人有穿耳，挂金耳坠（常镶有宝石）的习俗，这在法国被认为是野蛮的”。但1550年，法国女人，甚至男人，也戴耳环了。珠宝继续受追捧。法国男人穿丝衬衣，绒紧身上衣，衬塞肩膀，用紧紧的有色骑马裤包扎其腿，用镶以丝带或饰以珠宝的袋形物来保护其男性的气概。颠倒15世纪的习俗，他们留短发长胡。女发式样之多，难以详述：结成辫子的、蜷曲的、网状的、填满假发的、饰花的，用珍珠装得艳丽夺目的、熏以油膏的、配合时尚而染上各种颜色的、在头上立起高塔或金字塔的。美容师在当时是时尚贵妇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变老似乎比死更可怕。

在服饰底下，身体干净不干净呢？一本16世纪的《青年女士指南》（Introduction pour les Jennes Dames）说到“女人不注意保持自己的清洁，除了见得到的地方之外，在内衣底下……一直很脏”，而犬儒派的谚语认为“除了脸和手之外，其他部分洗得较多的唯一女人是娼妓”。也许清洁随不道德而俱进，因为当女人展露其肢体给人看或给许多人看时，清洁就扩大其范围了。常常洗澡，尤其是用香水洗澡，特别是在法国，已成为良好礼仪的一部分。公共浴室随着家庭浴室的增加而减少，而这些家庭浴室通常没有自来水，用钵或浴盆取水。13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传入的蒸汽浴，整个16世纪很盛行。

在新教土地上，家庭几乎取代了教堂作为宗教崇拜的中心。父亲权充牧师，带领全家人做每日的祈祷、阅读《圣经》、诵读诗歌，而母亲则教小孩子教义问答。在中产阶级里，安慰随虔信而来。把支架和木板合起来，发展成完整的桌子，把凳子、褥垫发展成装有套面的椅子，而有雕刻和天篷的四柱床成为道德稳定和生活富足的象征。家具、盘碟、柴架、厨具做得发光、耐用，以供世世代代之用。锡铝合金制品代替了木制大浅盘，锡或银制的匙代替了木制匙。

人多屋大。女人几乎每年生产，但常养不活，婴儿死亡率很高。约翰·科莱特是22个小孩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32岁时，所有其他孩子都死了。纽伦堡画家安东·科尔格有25个孩子，其中好像只有3个成年。要使家庭圆满，家中宠物几乎与子孙一样多。鹦鹉已自西印度传入，来自印度的猴子是家中珍爱之物。有完整的文献教妇女和孩子照顾狗和鸟。

餐食浩大。蔬菜初受轻视，后来才渐渐地被人们接受，包心菜、胡萝卜、莴苣、大黄、马铃薯、赖马豆、草莓当时已普遍食用。主餐在上午11点吃，晚餐延到7点钟——阶级越高，时间越迟。啤酒和葡萄酒是每餐——甚至是早餐——的主要饮料。托马斯·莫尔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喝水。约1550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传入巧克力，当时咖啡仍未自阿拉伯渗进西欧。1512年，诺森伯兰公爵允许家眷每人——甚至8岁大的男孩——每餐后喝一夸尔的麦酒。16世纪时，英国中部考文垂的平均消耗麦酒量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一夸尔。慕尼黑的酿酒坊早在14世纪就很有名了。在英国酗酒不会带来恶名，直到“血腥玛丽”才受到抵制。在德国，它仍很盛行。法国人喝得不凶，可能因为气候没那么冷。

尽管贫穷和受压制，许多生活上的风雅仍然继续。即使穷，也有花园。驻君士坦丁堡的神圣罗马帝国大使贝斯贝奇于1550年首次带进西欧的郁金香，成为荷兰全国的宠物。在英国和法国，乡间别墅成为众所喜爱的时尚。乡下人仍有季节性的节宴——五月节、收获节、万圣节、圣诞节及许多其他的节宴。国王本人参加五朔节，用花冠替自己加冕。富人的娱乐有时为穷人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化装游行，就像1548年亨利二世以隆重的仪式进入里昂时的情形一般，而平民则在远处以恭敬的态度观看着领主们参加马上长枪比武竞赛——直到在狄安娜的国王死后，这项运动不再时兴为止。亨利八世的时代过渡到伊丽莎白时代时，宗教的游行变得更趋于异教。而在欧陆，放荡的道德允许裸女在化装游行中扮演历史或神话上的人物。丢勒承认他自己于1521年被安特卫普表演的这些节目迷醉。

游乐的种类繁多。拉伯雷仅开列名称，其中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想象的，就写满一章节；而勃鲁盖尔在其一幅画中，也几乎列出上百种项目。耍熊、斗牛、斗鸡，为百姓所喜；足球、保龄球、拳击、角力等则为锻炼青年，驱其邪气；单在巴黎一城就有250个网球场供16世纪的贵族名门使用。各阶层的人都打猎、赌博。有些贵妇掷骰子，有些主教玩牌赌钱。哑剧演员、卖艺者和演员漫游于乡间，为领主和皇室表演。在家里，人们玩牌、棋、西洋双陆棋和20多种其他游戏。

在所有消遣中，最为人所喜爱的是舞蹈。拉伯雷说：“宴后，他们都瞎闹在一起，到多柳的小树林去，在那里配合着愉快的笛声和悦耳的苏格兰风笛，在草地上跳舞，他们跳得多么庄严，就像是甜蜜而来自仙境的运动。”在英国的五朔节，乡下人也围聚在悦人的5月花彩柱四周，跳着他们快活的村野韵律，然后，显然是沉溺于亲密中，此情此景不由令人想起罗马的花节——花神之节。亨利八世治理下，五朔节游戏常包括摩尔舞（化装舞蹈），该舞是从西班牙的摩尔人传下来的一种西班牙的轻快三步舞加上响板的舞蹈。牛津、剑桥的学生跳舞跳得太疯狂，以致乌克汉姆的威廉禁止这种狂欢的行为在学校礼拜堂附近举行。路德赞成跳舞，特别喜爱“舞伴相互友善地鞠躬、拥抱和开心地旋转的方步舞”。那位严肃的德国学者、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也跳舞。16世纪，在莱比锡，城里的父亲们定期举行舞会，以允许学生“和大企业家、参议员和市民的值得尊敬和高雅的女儿们相识”。查理六世常在法国王宫中开芭蕾舞会。美第奇的凯瑟琳把意大利的舞蹈家带入法国来，在那里，舞蹈发展成一种新贵族的形式。让·塔布罗（Jean Tabourot）在关于最古老的艺术的一本书中说：“练习舞蹈，以便看看情人是否健康及是否互相适合。舞罢时绅士可以吻情人，以便能肯定她是否有怡人的呼吸。以这种方式……对于社会上的良好治理而言，跳舞是有必要的。”因舞蹈的盛行，音乐从声乐及合唱的形式发展成为器乐的作曲，而器乐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艺术。

第六章

音乐
（1300—1564）

乐器

在这几个世纪中，音乐的流行调和了历史赋予的沉郁的调子。由于宗教改革的激动和痛苦，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在唱歌。有激情的印刷（出版）商人埃泰内·多雷特（Étienne Dolet）说：“我不喜爱食物、游戏和爱情的乐趣；只有音乐……俘虏了我，把我握得紧紧的，把我融化在狂喜中。”从女童音或完美的笛声产生的单纯的调子，到德普瑞（Josquin Deprès）或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多音旋律配合法，每一民族和阶级都用音乐来救赎重商主义和神学。不但每个人都唱，弗朗西斯科·兰蒂诺（Francesco Landino）甚至抱怨每个人都作曲。在快乐或感伤的乡间民歌与教会庄严的大弥撒曲之间，上百种的音乐形式增添了舞蹈、芭蕾、宴享、求爱、求宠、游行、化装游行、表演和祈祷等的和谐，全世界都在唱歌。

安特卫普的商人每天由乐队护送到商业交易中心。国王们研究音乐，把它当作文明的标记和源泉。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世努力不倦而虔诚地收集献给圣母的歌曲《圣玛利亚》。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用翼琴和鲁特琴向玛格丽特·都铎求婚；法国的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时带皇家歌咏队同行；路易十二在皇家歌咏队里唱男高音；利奥十世作法国曲；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在财势方面用对抗性的歌咏队互献殷勤、互相挑战。路易斯·米兰把1540年的葡萄牙描写为“真正的音乐之海”。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尔文努斯在布达的宫廷中有个歌咏队，其规模与教皇的相当，在西吉斯蒙德二世治下的克拉科有个音乐学校。德国在路德年轻时，歌兴大发。亚历山大·阿格里科拉于1484年写道：“在海德堡，我们有很多歌手，其领袖为8或12个声部作曲。”在美因茨、纽伦堡、奥格斯堡和其他地方，诗乐会会员继续卖弄渊博的学问来和旋律配合，装饰流行歌曲和《圣经》的章节。在欧洲，德国民歌也许是最佳的。在每个地方，音乐都是虔诚之锥、爱之饵。

这个时代的音乐几乎都是声乐，但伴奏的乐器就像现代管弦乐那样不同。有像拨弦扬琴、弦乐器、竖琴、扬琴、尚姆双簧管、笛、鲁特琴和维奥尔等弦乐器；有长笛、欧波、低音笛、小喇叭、伸缩喇叭、小铜喇叭和风笛等管盘乐器；有鼓、钟、拍板、钹和响板等打击乐器；有风琴、翼琴、大键琴、小瑟、小键琴等键乐器；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中有很多乐器因时代和地方不同而种类各异。每个受过教育的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的乐器，有些家庭设有特别房间来收藏乐器。这些乐器常常是艺术珍品，制之者雕以爱怜，造以精心；拥有乐器的人视之为财宝和纪念物而世代相传。有些风琴设计的精致一如哥特式天主教堂的正面；因此为纽伦堡的塞巴尔杜斯基策（Sebalduskirche）和洛伦兹基策（Lorenzkirche）家族建造风琴的人百年而“不朽”。教堂里风琴是主要而非唯一的乐器；长笛、箫、鼓、伸缩喇叭，甚至是罐形鼓，也可能把召唤增加到崇拜上面。

最为人喜爱的单音伴奏是鲁特琴。像所有的弦乐器一样，它来自亚洲。随摩尔人传入西班牙，在西班牙成为西式的鲁特琴，升到独奏乐器的尊贵地位，最早为人所知的纯器乐乐曲即为之而作。通常其本体是由木头或象牙做成的，形状像梨，腹部穿洞成玫瑰花的形状。它有6根——有时12根——弦，由手拨响；颈部被黄铜的琴格分成适度的音阶，木栓盒则转到颈之背后去。如果漂亮的女孩手抱鲁特琴放在膝上，拨弹其弦，展歌喉以和其调，爱神丘比特就可能省却一支箭了。然而要使鲁特琴保持音调正确很难，因为经常的拉弦会使骨架歪曲，而有位见证者说，有位老鲁特琴师80岁的生涯中，60年是花在调乐音上的。

维奥尔与鲁特琴的不同，在于其弦的伸张于弦柱上，而且用乐弓来弹动，但原理是相同的——拉紧的弦被击时产生的振动通过穿洞以加深音响的盒子。维奥尔有3种尺寸：大的低音维奥尔，放在双腿之间，像现代的低音提琴一般；小的次中音维奥尔，握于臂上；还有最高音维奥尔。16世纪，次中音维奥尔发展成小提琴（Violin），18世纪就不再使用了。

乐器方面，欧洲人唯一的发明是键盘，借着它间接打击琴弦，而非直接弹或用弓拉。最古老的形式是翼琴，初次使用于12世纪，一直到18世纪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才调整其音调；其中最古老的（1537年）一架现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15世纪，大键琴变为较坚固的形式；这种琴可借压力的不同而改变音调；有时第二个键盘扩大了音域、音栓和联结器，给乐音带来新奇的效果。小瑟和小键琴是大键琴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变种。这些键盘乐器，像维奥尔和鲁特琴，以其美和音调为人重视，构成了富有人家装饰优雅的要件。

乐器在音域、音质和操作的复杂方面有所改进时，要演奏成功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与技巧；不杂人声的器乐演奏，听众越来越多，艺术鉴赏家因风琴和鲁特琴而出现。纽伦堡的盲风琴师康拉德·保曼（Conrad Paumann），优游于各朝廷之间，表演超群的独奏，使他获得爵士之衔。如此的发展鼓励了单为器乐本身作曲。15世纪，几乎所有的器乐都显然用来为声乐或舞蹈伴奏，这一时期的有些画却只显示音乐家的演奏，而不见有人歌唱或舞蹈。现存最老的器乐谱是康拉德·保曼所写的《作曲基础》（Fundamentum Organisandi，1452年），主要是作为风琴演奏的指南，但也有几首独奏曲。奥塔维亚诺·德佩特鲁西（Ottaviano dei Petrucci）把活字版应用于乐谱的出版（1501年），降低出版器乐及其他乐谱的价格。为舞蹈而作的乐谱适合独立的演奏，因此舞蹈影响作曲；为一系列的舞蹈而作的“乐章”组曲引生交响乐和室内乐的四部合奏曲，其音部有时仍保留舞蹈之名。鲁特琴、维奥尔、风琴和大键琴较适合于独奏或管弦乐演奏。阿尔贝托·达·里帕（Alberto da Ripa）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宫廷做鲁特琴手，其闻名的程度，使法国的诗人在他死时（1551年）对着他的遗物唱起挽歌来。

佛兰德斯人的音乐成就（1430—1590）

人们的歌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艺术表现，非宗教音乐形式的起源，音阶和主题即渊源于此，甚至弥撒曲也可能是由《情人再见》（Adieu mes Amours）之类的小调发展而成的。法国歌曲的范围包括坊间歌手的轻快故事歌和游吟诗人的民歌、纪尧姆·马肖（Guillanme de Machaut）和德普瑞复杂多音的赞美诗歌。

马肖（约1300—1377年）是新艺（ars nova）的领袖。这是一种把双重韵加到三重韵的音乐，三重韵是旧艺（ars antiqua）和教会认可的。马肖是诗人、学者、音乐家、理姆斯天主教堂的教士，可能也是一位多情人，因为他写了一些多情的抒情诗，至今读来依然热情洋溢。他精于十多种音乐形式——民谣、圆舞曲、一节二韵诗曲、经文歌曲、弥撒曲；我们把不知是谁作的最古的多音弥撒曲归到他的头上。他虽然是个基督教士，却参与了多音音乐世俗化的运动，将多音音乐从经文歌曲和大弥撒曲的正统韵律导向较自由、较柔顺的俗歌（cantilena）。

在这几个世纪里，英国人是音乐的民族。他们不和意大利人在旋律上争胜，也不和佛兰德斯人在多音上争长短，但他们的旋律有时会触及温柔灵敏的心，这就只有最深沉的法国歌才能媲美了。英国歌手在康斯坦茨会议中曾受到喝彩，而在那个时代，阿让库尔（Agincourt）的英雄亨利五世写了一个弥撒曲，其中的颂乐和《圣哉》（Sanctus）赞美曲保存至今。约翰·杜恩斯塔伯勒（John Dunstable，约1370—1453年）所作之曲从苏格兰到罗马处处可闻，而在佛兰德斯派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如佛兰德斯人在15世纪为绘画立下榜样，在繁荣的环境和爱好艺术的贵族及自治公民的支持下，音乐在此地也充满活力。约1490年，约翰尼斯·维尔威里（Johannes Verwere）写道：“今日，撇开数目众多的名歌手不论，我们有正在激增的为数众多的作曲家。”其作品“在创作愉快的声音上极为出色；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曲子我没有不喜悦的”。在天才和善行方面，时人可能已把杜法伊、奥克赫姆、德普利斯等人列入和让·万·埃克、克劳斯·斯鲁特尔、罗希尔·威伊顿差不多相等的地位。在佛兰德斯的多音音乐中，西欧使哥特式艺术的最后一面表现在生活中：宗教上的虔信受到世俗乐趣的调和，形式方面的基础和结构坚固，但在发展和装饰上脆弱而纤细。即使对哥特式艺术怀有敌意的意大利和西欧，也共同承认佛兰德斯人在音乐上的卓越成就，而从佛兰德斯找来音乐大师为主教的歌咏队和领主的朝廷效劳。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皇帝，迷醉于布鲁塞尔的音乐，仿效兰德斯的风格在维也纳组了一个歌咏队。查理五世把佛兰德斯音乐家带到西班牙；斐迪南大公爵也带了一些音乐家到奥地利，克里斯蒂安二世带了另一些音乐家到丹麦。韦内蒂安·卡瓦洛（Venetian Cavallo）说：“音乐的源泉在尼德兰。”由于这些佛兰德斯人优越的成就，专业性的音乐跨越了这一时期狭窄的民族主义的束缚。

纪尧姆·杜法伊是领导人物。生于埃诺（Hainau，约1399年），在坎特伯雷天主教堂被训练成男歌咏队指挥后，到罗马的西斯廷小礼拜堂演唱，然后回到坎特伯雷，使当地的唱咏队闻名世界，他在那里所作的弥撒曲在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各音乐中心到处盛行。那时所残存的那些弥撒曲，对适应现代生活之轻快敏捷的耳朵而言，听起来沉重而缓慢，但它们可能已极为适合于庄严的天主教堂和严肃的教皇歌咏队。畅快而忧郁的多音歌曲——听上去让人感觉昏昏欲睡，超过我们的心境（非我们所能接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穿着长袍的合唱队在坎特伯雷、伊普尔、布鲁塞尔、布鲁日、根特或第戎等地的哥特式厅堂唱着这样的歌，我们感觉到其建筑、绘画、服装、音乐和温暖多彩而壮丽的时代的礼俗构成了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而其本身则在一普遍的主题之下产生了许多变化。

有一位音乐导师，也许堪称历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进一步发展了杜法伊的方法，并将之传于全欧。这个人是约翰尼斯·奥克赫姆，生于佛兰德斯（约在1430年），大部分时间花在为法国的宫廷提供音乐和音乐教育。他的特别兴趣在于“轮唱曲”——一种遁走曲，在这种乐曲中，第一声部唱出的歌词与旋律，经过几小节后，由第二声部重复，然后第三声部，如此类推，使用流动的对位法，其煞费苦心与复杂之处，考验了歌手却迷住了作曲家。这些作曲家来自各天主教国家，跟他学习，也带走了他的技巧。一个老史学家写道：“经过他的学生，这种对位法和多音‘轮唱曲’的‘艺术’，被移植到所有国家；他应该被认为——因为可以从（风格的）谱系来证明——是从当时到现代各乐派的创始人。”但因为这段文字写于1833年，奥克赫姆对20世纪的音乐无须负责任。他死时（1495年），欧洲的音乐家写了经文歌曲来纪念他，伊拉斯谟也写了“哀歌”来纪念他。

他的学生成为下一代音乐上的领袖。从埃诺来到巴黎，德普瑞花很多年向奥克赫姆学习，然后以“教堂歌咏队大师”的身份服务于佛罗伦萨、米兰和费拉拉。他为艾尔科利一世公爵写了一首哀怜曲，该曲不久传遍整个西欧。在西斯廷小礼拜堂的歌咏队服务6年之后，他回到巴黎（1494年），以“小教堂大师”的身份为路易十二世服务。他最高贵的作品之一是《约翰尼斯·奥克赫姆的悲痛》，乃其亡师的挽歌。有一段时间，他用轮唱曲的风格作弥撒曲和经文歌曲，像数学中的数列与调和问题那样堆积了各种声音。他的技巧臻于完美、在“艺术音乐”上达到公认的无上地位时，他开始厌倦技巧，而以较单纯的和谐风格来写经文诗曲、赞美诗歌和俗歌，在这种风格中，音乐跟随歌词，使歌词的含义明朗起来，而非以多变化的轮唱曲来折磨歌词，或把一音节扩展成一首歌。师徒两人死后，习惯上人们称奥克赫姆为音乐艺术的多纳泰洛，称德普瑞为音乐艺术的米开朗基罗。

法国宫廷把音乐培养成财富和权力下最优雅的花朵。有一幅约作于1500年的可爱的绣帷（缀锦画，现存于巴黎戈贝林斯奥克赫姆博物院）画着四个女人，三个青年和一个秃头僧侣在花园里，围着喷泉；有个小男孩弹鲁特琴，一个女孩弹着维奥尔，一沉着的贵妇弹着手风琴。法国诗人有意要大家唱他们的抒情诗歌；皇家学院会员则献身于增进音乐和诗的统一；即使是现在，缺少其一似乎就是不完善的。德普瑞的学生克莱门特（Clément Jannequin）精于写意性的歌，他的《云雀之歌》（1521年）迄今仍传世界各地。

西班牙音乐反映了人民的虔信与风流。在阿拉伯、意大利、普罗旺斯、法国和佛兰德斯人的相互影响下，这个艺术的范围包括从忧郁的摩尔单音曲到具有佛兰德斯风格的庄严多音弥撒曲。16世纪最伟大作曲家之一的克里斯托巴尔·莫拉勒斯（Cristóbal Morales），把多音曲带到极高的和谐之境，并将其艺术传给他的更为有名的学生托马斯。与阿拉伯的传统对比，他写出了正好适合鲁特琴演奏的歌曲。路易斯·米兰和米格尔·德富恩拉纳（Miguel de Fuenllana）都为西班牙式的鲁特琴作曲并演奏，这些歌曲在种类和气势方面堪与德国的抒情歌抗衡。

意大利被佛兰德斯音乐家征服的情形一直继续到帕莱斯特里纳的兴起。亨利希·伊萨克（Heinrich Ysaac）专心于佛兰德斯的对位法艺术后，被洛伦佐·美第奇带到佛罗伦萨城去教马格尼菲科二世的孩子；他在那里住了14年，为洛伦佐的歌词配曲。受到法国侵略意大利的干扰，他转而服侍在因斯布鲁克（奥地利西部城名）的马克西米里安，在那里他参与德国抒情歌的创作。1502年，他回到意大利，他以前的学生（即当时的皇帝利奥十世）供他以年金。他的弥撒曲、经文歌曲和歌——尤其是他所有的《忠贞合唱圣歌曲》，是为整个宗教年节的弥撒圣事所作的58首四部曲——被列入当时最佳音乐之林。

奥兰多·拉索（Orlando di Lasso）把佛兰德斯派带到了艺术境界的最高峰，其成功的生涯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家影响势力的范围和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他小时候在家乡埃诺参加儿童诗班，歌声令人迷醉，以致希望利用他的歌声谋利的人，曾两度把他掳走，终于15岁（1545年）时，他的父母允许斐迪南·贡萨加（Ferdinand Gonzaga）把他带到意大利去。23岁时，他成为罗马的圣约翰教堂的歌咏队男指挥。1555年，他定居安特卫普，并出版了《意大利重唱歌曲第一集》，采用佛兰德斯对位法而创作的世俗抒情歌。同一年，他出版了意大利村歌、法国歌及四个宗教经文歌曲的杂集，此集反映出奥兰多·拉索踌躇于世俗享乐与旋律的悔悟之间的明智。从他呈献给波尔红衣主教和格兰威勒（Granvelle）红衣主教的经文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安特卫普的处境。也许是格兰威勒安排这个青年作曲家的工作，使他负责指挥慕尼黑的公爵歌咏队（1556年）。这位作曲家开始像喜爱意大利那样喜爱巴伐利亚，他从巴伐利亚娶得太太，然后为巴伐利亚公爵服务到死。

奥兰多·拉索好比是16世纪的快乐的莫扎特，后者的作品有626首，而奥兰多·拉索加倍。他因详论现行音乐形式的音域而享誉欧洲。对优雅的恋爱情歌、热情而轻浮的法国歌和神秘而虔信的弥撒曲，他似乎样样精通。1563年，他被任命为乐团指挥。他为阿尔伯特五世作的7首悔颂歌配曲。公爵仰慕他的曲子，派艺术家转写在羊皮纸上，饰以彩饰画，用红色的摩洛哥羊皮装订成两册对开本，这两册画本目前是爱好艺术的慕尼黑图书馆所有藏品中最受重视的画本之一。

全欧洲都以金钱来贿赂这一颗新星。他访问巴黎（1571年）时，查理九世每年要给他1200利维尔，希望他留下来，他拒绝了，但献给查理和美第奇的凯瑟琳一本法国歌，布朗托姆说该歌集是巴黎所听到的最富旋律美的歌集。一首歌颂法国首都爱好正义与和平的歌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之前一年演出。回到慕尼黑，他把一本包含拉丁经文歌曲、意大利情歌、德国抒情歌和法国歌的歌集献给富格尔家族的人。1574年，阿尔伯特公爵出资供他游历罗马，献给格列高利十三世一册弥撒曲集，又接受了金刺马钉勋章。即使是上帝也重视他的奉献。1584年的圣餐节，由于被一场严重的风暴雨威胁，例行的全慕尼黑街道的宗教游行被取消了，他的经文歌曲《请看上帝多仁慈》由歌咏队唱出时，竟雨过天晴了。此后每年的圣餐节，都唱这首曲子来求神庇佑风调雨顺。

1585年，年迈而悔悟的奥兰多·拉索出版了《情歌第五集》，用他的曲式来表达属灵的主题，每首都是他动人的作品之一。5年后，他的心智开始衰退，不再认得出他的太太，所谈者除死、最后审判和增薪外几无他事。他接受了增薪，死于成功和神志不清中（1594年）。

音乐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音乐、神学、礼仪、伦理和艺术的革命。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是贵族式的，这种庄严仪式以不可侵犯的传统为基础，而且在语言、祭祀、象征和音乐方面毫不掩饰地居于人民之上。基于这种精神，教士团把自己定义成教会中以人民为羊群，可用神话、传统、布道、戏剧和所有艺术来牧养的有道德和获解救的人。基于这种精神，弥撒是一种秘密的宗教仪式，一种牧师与上帝奇迹的交通，而弥撒曲是与崇拜者分开的牧师与男歌咏队员所唱的。但在宗教改革时期，中产阶级维护自己；人民成为教会，教士团成为他们的牧师，本国的方言成为礼拜式的语言，音乐需是易领悟的。会众先取得了主动的角色，最后又取得了领导的地位。

路德爱音乐，欣赏多音和对位法，1538年，他热诚地写道：

自然的音乐受到艺术的磨炼和润饰，人便开始以惊讶的眼光看到上帝伟大和完美的智慧出现于奇妙的音乐作品中，那里有一单纯的声部，而三、四或五个其他声部，像在天堂跳方步舞，围绕着那一声部唱着、跳跃着，增添那单纯的声部神妙……不能发现这种不可言喻的上帝神迹者确是一个笨瓜，不值得被当作人。

与此同时，他渴望音乐能用歌声与信仰的融合来打动人心。1524年，他与选帝侯“智者”腓特烈的乐团指挥约翰·瓦尔特（Johann Walther）合作写出第一本《新教赞美诗》，增订和修订了好几次。歌词部分取自天主教圣歌，部分取自德国诗乐会歌集，部分取自路德自己粗鲁的诗笔，部分取自变成宗教主题的民歌。路德说：“魔鬼无权听所有好听的调子。”有些音乐是路德写的，有些是瓦尔特的，有些是从流行的天主教歌词配曲改编而成。路德派教会有一世纪之久一直把多音弥撒包括在其礼式中；但渐渐地，拉丁文被方言取代，弥撒的角色减少，会众所唱的歌扩大了，歌咏队的歌从对位法移向较易的和声曲，音乐遵从并解释字义。从路德及其助手所作的伴奏《福音书》故事叙唱调的诗班乐曲，产生了18世纪高贵的新教教会音乐，并在亨德尔（Handel）的圣乐和巴赫的弥撒曲、圣乐和合唱赞美诗中达到顶点。

并非所有新教的创立者都像路德那样喜爱音乐。茨温利本人虽是音乐家，却把音乐排除于宗教仪式之外，加尔文除了会众所唱的单音曲外，禁止唱任何教会的音乐。但他允许家庭的多音合唱曲，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却从多声部的圣歌和赞美歌的家庭合唱中，得到力量和勇气。克莱门特·麦罗把诗篇译成法文时，加尔文如此喜爱，宽恕了克劳德为歌词所作的多音配曲，而这一新教作曲家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杀的事实，反而使他的赞美诗集加倍地成为神圣的书。克莱门特之后一个世纪，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对这些译文和配曲在法国的宗教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羡慕。“在法国新教徒中，背诵这些诗篇是教友友谊的象征；在人数很多的城镇里，可听到艺匠口里唱着，在乡下，土地的耕者口中也哼着。”宗教音乐的平民化，划清了宗教改革的地界，解放的快乐之歌因而遮掩了信仰的黑暗。

圣乐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

如同赞助其他的艺术一样，天主教会仍是音乐的主要赞助者。阿尔卑斯山之北，天主教音乐沿着佛兰德斯派所定的路线发展。这种传统因奥地利的亨利希·伊萨克和巴伐利亚的迪·拉索而加强。路德曾致信路德维希·森夫尔（Ludwig Senfl，1530年），恭维他在慕尼黑作的曲子，并赞扬该地的公爵，因为“他们栽培和敬重音乐”。

西斯廷礼拜堂的歌咏队仍是十四至十五世纪各国国王和领主建立其“礼拜堂”的模范。即使是在新教徒中，音乐作品的最高形式也是弥撒曲，而其无上的光荣是被教皇的歌咏队唱出。歌手最高的野心是加入该歌咏队，而该歌咏队因此能够拥有西欧最好的男歌者。阉人首次被允许参加西斯廷歌咏队约在1550年，不久有些阉人出现在巴伐利亚的朝廷。男孩子被劝说最高音是比生殖力更为伟大的资产，经同意后，他们的去势被执行了。

教会仍很保守，在仪式方面拘泥的程度甚于对信仰的固执。相反，作曲家厌倦于旧的模式，就像他们在各个时代均抱着这种态度，而实验无疑是他们的艺术生命。经过这些世纪，教会挣扎着要阻止新艺的实现和佛兰德斯派对位法达到精妙境地，避免削弱大弥撒曲的尊严和壮观。1322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出一道严厉的训令反对音乐的新异和装饰，并命令弥撒乐曲必须固守齐音平白的歌曲——以格列高利的歌为基础，只允许崇拜者能理解并足以加深虔诚，而非分散其虔诚的和谐韵律。此法被遵守了一个世纪之久；后来被打破了，因为有些演唱者比所写的低音部唱高了八度；这种错的低音（faulx bourdon）在法国成为众所喜爱的诈术。弥撒乐曲的复杂性再度发展。五、六或八个音部出现于逃遁曲和对位法中，仪词以职业性的混乱方式紧紧地跟在一起，或被歌手随兴插入的花腔压制。修改通俗曲调成为弥撒曲的习俗，导致俗字插入神圣的经文。有些弥撒曲因为其世俗的起源而为世人熟知，像《情人告别弥撒曲》、《丛林阴影下的弥撒曲》。开明的伊拉斯谟本人如此地厌恶“艺术弥撒”的做作，在他出版的《新约》里附注说：

现代教会乐曲如此的结构，使会众无人能听清一个字。歌咏队员本人也不了解他们所唱者为何……圣保罗时代并无教会音乐。那时的歌词听来平白易解。现在的歌词毫无意义……人们离开工作上教堂去听比希腊、罗马戏院所曾听到更多的噪音。人们必须赚钱来买风琴和训练男孩子哇哇叫。

在这方面，天主教会里的改革派同意伊拉斯谟的看法。维罗纳的主教吉伯提禁止他教区里的教会使用情歌或流行曲调，而摩德纳的主教莫罗内禁止所有“藻饰”的音乐——即饰以煞费心机的动机或主题的音乐。在特伦特会议中，天主教的改革者力促排除多音的乐曲于教会仪式之外，而回复到格列高利单音曲调。教皇庇护四世袒护帕莱斯特里纳的弥撒曲可能挽救了天主教多音乐曲的命运。

帕莱斯特里纳的名字取自罗马近郊平原的一小城，该城在古代以“Praeneste”之名列入历史。1537年，我们发现11岁的他列名于罗马的圣玛利亚·马焦雷教堂的歌咏队中。他被任命为其故乡天主教堂的歌咏队指挥时，还不到21岁。如此建立基础之后，他和一个名叫路克莱西亚·戈利斯（Lucrezia di Goris）的小有资产的女子结婚（1547年）。帕莱斯特里纳在教皇尤里乌斯三世登基后，被带到罗马，教皇任命他为圣彼得教堂的朱利亚歌咏队的首领，那地方是把歌手训练成西斯廷礼拜堂的歌咏队员的。这位青年作曲家把他的《弥撒曲第一册》献给新教皇（1554年），其中有一首是用三部对位来伴奏另一平白的声部。教皇很喜欢这些弥撒曲，提拔他为西斯廷歌咏队员。已婚的男人居于僧侣组成的团体，似乎是不合规定的，这激起了某些人的反对。尤里乌斯死时，他正要献上一本情歌集（1555年）。

马尔塞鲁斯二世在升任教皇后仅21天就死了。为了纪念他，这个作曲家献上（1555年）他著名的《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此曲直到1567年才以此名出版。缺乏变通而又服膺清教徒原则的教皇保罗四世，把西斯廷礼拜堂歌咏队三位已婚队员革职，每人给予极少的年金。帕莱斯特里纳很快地被任命为圣约翰教堂的歌咏队指挥，这个职位虽足以糊口，却不足以赞助他出版音乐作品的费用。随着庇护四世登位，教皇的恩宠回来了。帕莱斯特里纳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所写的《谴责曲》（Improperia）给庇护四世很深的印象，从这时起，这部作品成为西斯廷礼拜堂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正规的一部分。他的婚姻仍使他被排除于西斯廷礼拜堂歌咏队之外，他的地位却随着被任命为圣玛利亚·马焦雷的歌咏队指挥而升高了。

一年后，重聚的特伦特会议提出调整教会音乐以适应新改革精神的问题。禁止多音的建议完全不被接受；反而通过一妥协方案以力促教皇当局“把所有……介绍不纯或淫荡的音乐排除于教会之外，以便上帝之屋的确就是……祈祷者之屋”。庇护四世任命8个红衣主教组成委员会在罗马教区履行这项法令。有个风趣的故事说，当委员会的委员红衣主教求帕莱斯特里纳作一弥撒曲，该曲要表现多音与虔诚的完全调和时，委员会正要禁止多音；帕莱斯特里纳写了，有个歌咏队为委员会唱了三首弥撒曲，其中之一是《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在这些曲中宗教升华与精练的音乐艺术之深沉完美统一，使多音免于受谴责。不过，《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已有10年之久，而帕莱斯特里纳与这个委员会的唯一联系是获取年金。我们仍相信帕莱斯特里纳呈献于罗马歌咏队的音乐——忠于字义，避免世俗的动机，使音乐艺术隶属于宗教意向——在导致委员会批准多音音乐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帕莱斯特里纳为教会所作的乐曲免除了乐器的装饰，几乎始终用礼拜堂的风格——即只为声乐——而作，这是多音音乐的另一次额外争论。

1571年，帕莱斯特里纳再度被任命为朱利亚礼拜堂的歌咏队指挥，留任至死。同时，他以控制不住的多产方式作曲——总共作了93首弥撒曲、486首唱和曲、供献歌、经文歌曲和颂歌，及很多的情歌。其中有些是关于世俗的主题，年迈时他甚至把这种曲式转用于宗教的目的。他的《精神情歌第一集》（1581年）包括他的最美的一些歌曲。个人的不幸可能反而促使他创作出更好的音乐。1576年，他的儿子安吉罗死了，留给他两个可爱的孙子让他照顾，几年后这两个孙子也都死了。另一个孩子约死于1579年，而1580年他太太的死使这位作曲家想出家。然而在一年内他又结婚了。

其作品量与质的惊人成就使他升到意大利（若非全欧的话）音乐领袖的地位。他的《所罗门之歌的29首经文歌曲》（1584年）、《耶利米亚的哀悼曲》（1588年）和《圣母悼歌及其赞美歌》（1590年）增强了他的名誉和不屈不挠的力量。1592年，他的意大利同行共同呈献《晚祷颂歌集》（Collection of Vesper Psalms）来赞扬他为“所有音乐家的共同祖先”。1594年1月1日，他把《精神的情歌第二集》（A Second Book of Spiritual Madrigals）呈献给托斯卡纳的女公爵克里斯蒂娜，再度把宗教的虔诚与音乐的造诣结合起来。一年之后他死了，终年69岁。在他的墓碑名字下刻着他所获得的头衔——音乐的王侯（Musicae Princeps）。

除非我们自己在宗教的情绪中，身历其境地听到他那作为庄严仪式的一部分的音乐，否则我们不可期待时至今日还能欣赏他。而且，其技巧方面所留给我们的仍是惊讶多于感动。实际上，其时其境是不可能再回复了，因为它是天主教改革时期的音乐，一种反抗异教文艺复兴的肉欲享乐的严厉反应的沉郁调子。它是米开朗基罗的不朽超越拉斐尔、保罗四世取代利奥十世，罗耀拉排除班贝格，加尔文继承路德。我们当代的偏好是变更而易错的规范；而个人的口味——尤其是缺少技术上的能力、神秘主义思想和原罪的观念——要作为评判音乐及神学的标准，这个基础就未免太狭隘了。但我们可以完全同意：帕莱斯特里纳把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多音音乐带到了完美的境地。像大部分崇高的艺术家，在感情和技术的发展线上他站在最高峰；他接受了传统接着又完善它；他接受训练，然后通过这种训练把结构赋予音乐，以结构上的稳定对抗变化的风尚。一个现代人厌倦了管弦乐的响亮和歌剧的罗曼史，可能会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中再度发现情感的深度、和谐以及深而静的流动，更适于表达净化了理性与象征权力的精神的平和，再度谦逊而无畏地站立在湮没一切的无限之前。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
（1517—1564）

书籍出版

古登堡之后，自我表现的冲动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出版的渴望。那是一种昂贵的愿望，因为那时为人所知的唯一版权，是政府或教会当局赋予出版规定的书籍的“独享特权”。这种赋予是特别的，没有出版商，即使在本国，也只能靠“盗印”而秘密出版。若书销路好，出版商常会给作者酬劳金；但足以赚到这些利润的通常是流行的罗曼史、魔术或神奇的故事和滥加出售的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学术作品能付得起出版费用的已是很幸运了。出版商鼓励作者把学术作品献给城邦或教会的显贵、富翁或领主，以期因赞美而得到赠礼。

印刷与出版通常由同一个公司包办，而经营的个人或家族是该城那个时代活力的动因。单因出版而成名者很少。巴黎的克劳德（Claude Garamond）的成名是因为他废弃德国印刷者采用的自手写体而发展出“哥特”体，并设计了（约1540年）以9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阿尔迪内（Aldine）印刷所发展成的卡罗龙吉安（Carolongian）小写体为基础的“罗马”体。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印刷者都选了这种罗马体；德国人固守其哥特体一直到19世纪，某些活字版仍承用克劳德之名。

在出版方面德国居于领导地位。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纽伦堡、维腾贝格、莱比锡、法兰克福和马格德堡有极为活跃的公司。出版商和书商每两年在法兰克福的博览会聚会一次，买卖书籍并交换意见。一家法兰克福印刷商出版了第一份报纸（1548年），分发于博览会中，报道的是最近的消息。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Plantin）把他的装订所变成印刷店（1555年）时，安特卫普成为出版的中心，两年后他送了1200册书到法兰克福博览会。法国书商的中心是里昂，200个出版机构使该城有资格和巴黎竞争法国文化首都的地位。

出版家和人文主义者埃提内·多莱特是里昂的名人。他生于奥尔良，在巴黎受教育，他爱上了罗马作家西塞罗的作品；“我只同意耶稣和西塞罗”。听说在帕多瓦城的思想特别自由，他匆匆地赶到那里，并和怀疑论的阿威罗伊学派交换不敬神的警句。在图卢兹，他成为嘲笑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自由思想群的灵魂人物。被放逐后，他到里昂，以诗文而小有名气，但在一次争论中他杀了一个出版家，于是逃往巴黎，在那里，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使他获得国王的宽恕。他成为麦罗和拉伯雷的朋友，并常与之争吵。回到里昂，他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异教的作品。罗马天主教裁判所传唤他，审问他，囚禁他；他逃了，但在他私访其子时被捕。1546年8月3日他被活活烧死。

法国出版界最有名气的是埃提内家族，他们称霸印刷界，有如富格尔家族支配财务界一样历久不衰。约1500年，亨利·埃提内在巴黎开设出版公司，其子弗朗西斯、罗伯特和查理继之，法国有希腊和拉丁古典名著最精致的版本应归功于这四个人。罗伯特编了《拉丁语文宝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1532年），该书成为日后法、拉字典依据的标准。对于埃提内一家人而言，拉丁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习以为常地在家庭生活中讲拉丁语。弗朗索瓦一世赞扬他们的作品，支持玛格丽特保护他们对抗巴黎的索邦神学院，而且在某个场合参加了集会于罗伯特的商店的学者小团体，一个有名的故事提到这位国王耐心地等着罗伯特改正紧急的校样。弗朗西斯提供一项基金，罗伯特以此雇用克劳德设计和铸造新的希腊字活字版，这个活字版精美得成为日后希腊文印刷的典范。索邦神学院不赞成国王与希腊主义调情，有位教授向国会（于1539年）警告说“传播希腊与希伯来知识，将促使所有宗教的毁灭”。又有一个僧侣说，至于希伯来文，大家“都知道学希伯来文的人立刻就变成犹太人”。在受到索邦神学院30年的困扰之后，罗伯特把他的出版公司迁往日内瓦（1552年），就在那里，他在临死的那一年（1559年），出版了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来揭示他的新教倾向。他的儿子亨利·埃提内在巴黎出版了版本很美观的古典名著，并编了5册的《希腊语文宝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1572年）——该书是所有希腊字典中最为完备的，由此而大大地提高了家族的声望。他出版了《希罗多德的辩白》（Apologie pour Herodote，1566年）招致索邦神学院的轻视，在书中他指出基督教奇迹与希腊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对比。现在轮到他逃往日内瓦要求庇护了，但他发现加尔文教派和索邦同样不宽容。

这个时代的许多出版物是活字印刷术、雕刻术和装订的典范。15世纪，半金属的笨重装订已为较轻而廉价的皮或羊皮纸的封面取代。法国1534年的财务部长把他的3000册书用上等摩洛哥羊皮装订得十分优雅，被列为现存最漂亮的书之一。私人图书馆这时为数甚多，公共图书馆也在许多城市开放：克拉科（1517年）、汉堡（1529年）、纽伦堡（1538年）……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治理下，查理八世收集的旧皇家图书馆从卢浮宫迁往枫丹白露，并充实了新的藏书和精美的装订本；大革命后，这个皇家图书馆变成了国家图书馆。许多寺院的书库被毁，也有许多落入私人手中，较有价值的典籍则流入公共书库。随历史失散的很多，许多有价值的仍被保存下来。

学校

大革命中，西欧教育制度一度被瓦解，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那样的制度几乎完全效命于教会，天主教教士团对教育的控制若非受到破坏，则其影响力所受的挑战不会成功。路德谴责现存的文法学校只教学生“够恶劣的拉丁文使之能成为僧侣并能念弥撒……而终其一生仍是一个可怜的无知者，既不适合呵呵笑，也不适合下蛋”。大学，对于他而言，似乎是谋杀者的巢穴，古代火神的庙宇，腐化的会堂，地球上所曾出现过的……或可能出现的……没有一件会比之更为凶恶的了；他的结论是：大学“只值得化为尘土”。梅兰希顿基于大学正在把学生变成异教徒的理由而同意了他的看法。卡尔斯塔特，这位茨维考（Zwickau）的预言家和再洗礼派教徒，认为教育是无用的矫饰，危及道德，又有碍于救赎。这种看法很快地被父母们接受，他们舍不得付出费用让子女受教育。有些父亲说：既然次级教导主要用来引导学生作僧侣前的准备，而僧侣现在又如此不合时尚，送孩子上大学是不合理的。

宗教改革家曾期望，将城邦占用的教会财产总收入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建新学校，以取代那些修道院关闭后消失的学校。但路德抱怨道“诸侯和领主太忙于酒窖、厨房和卧室中高尚与重要的事业，以致没有时间”帮助教育。他写道（1524年）：“在德国各省中，各地的学校都将毁灭。”1530年，他和梅兰希顿为德国大学的衰颓而哀悼。在欧福，学生入学人数从1520年的311名降到1521年的120名，再降到1524年的34名；在罗斯托克，从1517年的300名降到1525年的15名；海德堡在1525年教授人数多于学生人数；1526年，巴塞尔大学的学者人数只有5名。

路德和梅兰希顿努力修复这种伤害。在《致市长的书信》（1524年）中，路德恳求世俗当局设立学校。1530年，远远地超越他的时代，他建议初级教育应该强制执行，并由公家负担费用。对新教赞助下逐步重建的大学，他建议以《圣经》为课程的中心，但仍教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法律、医学、历史和关于“异教或基督教……的诗人和雄辩家”的知识。梅兰希顿以复兴教育为其终生的事业。在他的领导和激励下，许多新的学校开设了。16世纪末，德国有300所学校。他为学校和大学的组织草拟了一个学校计划（1527年），写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神学的教科书；为这些新学校训练了成千名教师。他的国家很感激地称他为德国的教育家。北德的大学一个接一个地在新教徒的控制之下产生了：维腾贝格、马堡（1527年）、图宾根（1535年）、莱比锡（1539年）、哥尼斯堡（1544年）、耶拿（1558年）。反对“正确、真实的新教教条”的教授或学生均被开除。加尔文派教徒被逐出路德派的学院，天主教掌握的大学仍拒收新教徒。一般而论，《奥格斯堡和约》之后，德国学生不准进入与其领主信仰不同的学校。

约翰尼斯·斯图姆（Johannes Sturm）在斯特拉斯堡设立了中级学校（1538年），并于同年出版了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正当地开设文科学校》，新教育大为跃进。像中欧的许多思想领袖一样，斯图姆从共同生活兄弟会中接受教育。然后他到卢万和巴黎，他在巴黎遇到了拉伯雷，巨人卡冈都亚关于教育的闻名信件，可能是他们相互影响的回音。在使“聪明的虔诚”变成教育的主要目标的同时，他强调研究希腊和拉丁语的重要。这种古典文学的彻底训练后来传到德国的中级学校，建立了一支学者军，在19世纪时翻搜穷研了古代的文献世界。

英国学校忍受宗教上的颠覆之苦甚于德国的学校。天主教堂、修道院、商会和附属礼拜堂的学校，在攻击教会的滥权和财富的狂热中融掉了。大部分大学学生是由以上的学校升上来的。1548年，牛津只有173名文科学士毕业，剑桥只有191名，而1547年和1550年，牛津根本无此类毕业生。亨利八世觉察到这一问题，但他对战争和婚礼的款项的需要，限制了他设立三一学院、剑桥和财政资助国王所设的神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医学和法律各种讲座。这一时期，私人慈善事业建立了克里斯蒂学院、基督教会学院、圣约翰学院、牛津的三一学院和剑桥的抹大拉学院。克伦威尔派往牛津和剑桥代表国王的皇家委员会（1535年），使其教职员和课程均受到政府的控制。经院派在英国的主宰权终于结束了。约翰·邓斯·斯各特的作品实际上随风四散了；教会法被置于一边弃而不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研究受到鼓励；课程大大地世俗化；但教条主义仍存在。1553年的法律要求所有攻读学位的候选人要赞同英国宗教条款。

在天主教的法国和佛兰德斯，大学的衰微不在于捐助或注册人数，而在知识上的活力和自由。新大学开设于兰斯、杜亚、里尔、贝桑松等地。卢汶大学在学生人数（5000人）和维护正统（即使教皇也认为是极端的）方面，和巴黎大学抗衡。巴黎大学有极多的注册人数（6000人），但它不再吸引数目相当可观的外国学生，也不再像13世纪鼎盛时期那样容忍新见解的传播。其神学院索邦的教职员支配其他的教职员，几乎使索邦成为该大学的同义词。神学和修订过的古典作品的课程，对于蒙田而言，似乎是遵照表面例行公事。拉伯雷永不厌于讽刺索邦经院派的拘泥形式和逻辑上的健身术——把学生的岁月浪费在细心地摆脱对实际生活关心的辩论上面。克莱门特·麦罗发誓道：“我宁愿失去天堂的享乐，只要这些伟大的野兽——教授们——能不毁我的青春。”该大学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是用来反对法国的新教徒和法国的人文主义的。

曾喝过意大利酒并曾遇到过沉湎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传教士的弗朗索瓦一世，极力维护法国的学术，使之不致受到来自索邦的保守派的阻碍。受到比代、让·杜贝尔莱红衣主教和永不疲倦的玛格丽特的敦促，他提供基金来设立（1529年）与大学完全独立的一所学校，该校主攻人文方面的研究。四位“皇家教授”被任命——两位教希腊文、两位教希伯来文，拉丁文、数学、医学和哲学讲座不久就被加进去了，不收学费。这所皇家学院，以后重新命名为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国人文主义者温暖的火炉和自由而受过训练的智者的家园。

西班牙虽然属于很热情的正统教派，却有极佳的大学。1553年有14所，包括在托利多、圣地亚哥、格拉纳达新建的在内；1584年有70位教授和6778位学生的萨拉曼卡大学，足可跟任何大学相比；博洛那大学在1543年，文科教职员中有57位教授，法律方面有37位，医学方面有15位，而帕多瓦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追求进步的学生心目中的圣地。波兰一度以15338位学生入克拉科大学来表明其黄金时代。在波兹南，约翰主教创立（1519年）的鲁伯兰科学院，奉献于人文主义的追求。总而言之，在这个剧变的世纪，在天主教国家的大学所受的灾难不如在新教国家那么多。

教师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更悲惨的是待遇过低。法国皇家学院的教授一年收到200克朗的薪水，但这是例外。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教授是通过试教由学生选择之后才被任命的。教导方式大部分采用演讲式，有时则恢复辩论式。笔记使许多学生用以代替教科书，字典极少。除了对炼丹家外，实验室几不为人所知。学生住在廉价而热度不足的房间，因为不干净和不适当的食物而生病，很多人半工半读。课于上午6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训练严厉，接近毕业的学生也会被鞭打。学生们以巷斗和他们出得起价钱的酒和女人来温暖自己。借助任何的方式，他们完成教育，获得学位。

阶级低的女孩子仍不识字，中产阶级的女孩子在女修道院里获得中等教育，富裕的少女有家庭教师。荷兰自夸有数名女士须以拉丁文求婚，而且可能其结婚的能力强于婉拒的能力。在德国，普丁格尔（Peutinger）之妻和皮尔德海姆的姐妹和女儿均以博学闻名；在法国，弗朗索瓦国王四周的妇女以古典的引文来增加其挑逗的情调；在英国，有些女学者——托马斯·摩尔的女儿、简·格雷、“血腥的玛丽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王都很博学。

这个时代有两位名师。一位是托马斯·艾略特（Sir Thomas Elyot），其作品《管理者》（The Governour），引出教育纲要，以教育望族学生成为政治家。该书以痛骂英国贵族在文化上的粗鄙开始，他将之和古代希腊和罗马老于世故者所信的学问对比，并引用犬儒大师第欧根尼的话——他“看到一个无学问的人坐在石头上时，他就说：‘注意！那块石头坐在另一块石头上。’”7岁的男孩必受教于细心挑选的家庭教师，他将教他音乐、绘画和雕刻等基本课程。14岁时，他将被教以世界志、逻辑、历史，而且在角力、打猎、长弓射击、游泳和网球方面加以训练；不训练足球，因为那是庸俗的，“而且其中除了野兽般的狂暴和外在的暴虐外，一无是处”。小孩子在教育的每一阶段都要学古典作品——起初是诗人的，然后是雄辩家的，然后是史学家的。然后是将军的，然后是哲学家的；像是后来才想到的，艾略特又加上了《圣经》，如此正好倒转了路德的计划。尽管他有新教思想，他爱古典还是甚于爱《圣经》。“上帝啊，在柏拉图和西塞罗的作品中，其言词和事件具有多么难以形容的甜美，其中加入了严肃和愉快，卓越的智慧夹带着神圣的雄辩，绝对的美德带有难以置信的乐趣”，因此“这些书几足以造就一个完美而卓越的统治者！”

人文主义者中最富人本精神的约翰·维韦斯遵行的是更大的目标和更宽广的途径。他1492年生于瓦伦西亚，7岁时就离开西班牙，此后没有回去过。他在巴黎研究的时间长得使他爱上哲学而轻视经院学派。26岁时他写了第一本近世的哲学史——《哲学的源流与殊荣》（De Initiis，Sectis，Et Laudibus Philo Sophiae）。同年，他以攻击经院派的哲学教学法来向大学挑战；他觉得以辩论来增进思想的方案，只是增进不合逻辑的无谓争吵而已。伊拉斯谟称赞此书，推荐给莫尔，而且很客气地担心“维韦斯……可能使……伊拉斯谟黯然失色”。也许由于伊拉斯谟的影响，维韦斯被任命为卢汶人文学的教授（1519年）。由伊拉斯谟力劝，他出版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一书，附有极为精辟的评注；他将之献给亨利八世，而收到很热诚的回报，所以他搬到英国（1523年）。他受到莫尔和与他同国籍的凯瑟琳王后的欢迎，而亨利任命他为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之一。很显然，为了指导她，他写了《论孩童的教育》（De Ratione Studii Puerilis，1523年）。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对亨利废婚的抗辩表示不赞同。亨利停止给他薪水，逮捕他并软禁42天。获释后，他回到布鲁日（1528年），在那里度其余年。

37岁了仍具有理想主义的思想，他向查理五世提出伊拉斯谟式的请求——以国际法庭的仲裁来代替战争（1529年）。两年后，他出版了其主要作品《学问的传播》（De Tradendis Disciplinis），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为进步的教育论文。他要求教育要导向“生活的需要、身心的改进及尊敬的培养与增进”。学生进入学校应“像进入神圣的殿堂”。但他在那里的研究，应为他成为可敬的市民做准备。那些研究应包括生活的全部，而且应被授以其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在生活中的作用一般。自然界和书本都要研究、事物本身比理论更具教导性。让学生注意血脉、精神、骨头和在解剖及行动中的身体其他部分；让他向农夫、猎人、牧羊者、园丁请教……并学习其特具的学问；这些东西聚集起来将会比“以逻辑为名而使各种知识腐化的”经院派的“胡言乱语”更为有用。为青年而修订的古典作品应保留为课程中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现代历史和地理也应该学习。方言和拉丁语应被传授，而且以民生日用的直接方法来教导。

维韦斯超越其时代如此之远，以致时代看不见他，而让他死于贫穷。他到死仍是天主教徒。

学者

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学术院和人文主义者的特殊的工作，是收集、翻译和传播希腊与罗马的旧世界文化。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而古典的启示是很完全的。

有两个值得被表扬的启示的贤哲。比代活了62年，希望使巴黎继承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在弗朗索瓦创立皇家学院时，自己反而成为其继承人了。他以学法律开始其成人教育，几乎有10年之久埋首于《查士丁尼法典》的研究。为了更为了解这些条文——用拉丁语写的，却属于拜占庭语的含义——他向约翰·斯卡里斯（John Lascaris）学希腊文；他如此专诚，以致其师将死时，把希腊书籍的珍贵书库遗赠给他。41岁时，他出版了《查士丁尼法典文摘》（The Digest of Justinian，1508年），文艺复兴时代里第一次有人研究法理学本身及其环境，而非代替以词典编注家的评注。6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深奥且意义深远的著作——表面上是古代硬币和度量衡的讨论，实际上却是古典文学对经济生活的关系的不殚其烦的考虑。令人产生更深印象的书是他的《希腊语评注》（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1529年），书中秩序杂乱，但在词典编纂学上的知识和说明的丰富，使比代被列为欧洲希腊主义者的领袖。拉伯雷给他一封致敬的信，伊拉斯谟表示佩服。伊拉斯谟是一位老于世故的人，学术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比代而言，学术与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他写道：“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伴侣，我的同志，我的情妇，以感情的每个结紧紧地跟我系在一起的是文献学……但我已被迫去松弛我如此贪婪的爱着的结……因为我发现它对我的健康有害。”他哀叹须从研究中偷闲来吃和睡。在心情纷乱中，他结了婚，并生了11个孩子。他的画像（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显示出他的悲观情绪，但弗朗索瓦一世必定在他的身上找到温暖，任命这位老学者为枫丹白露的图书馆长，并喜欢和他在一起，甚至在旅行中也是如此。在某次旅行中，比代生热病。他留言严训后人对其丧礼不得铺张，然后静静地死了（1540年）。法兰西学院是他的纪念碑。

他那个时代的巴黎还没有吞没法国的知识生活。法国有成打的人文主义中心，布尔热、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尤其是里昂等地，在这些地方爱与人文主义、贵妇与文学，成了愉快的混合。在亚仁，没有人期待帝王而只是企盼人文主义、诗人和学者的到来。尤里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在比代死后，帝王般地统治着文献学。可能是生于帕多瓦（1484年），他在41岁时来到亚仁，住在那里一直到死（1558年）。每个学者都怕他，因为他极为精通拉丁粗话。他攻击伊拉斯谟，因为他只是靠贬抑“西塞罗主义者”——严厉地责骂西塞罗式拉丁文者而成名。他批评拉伯雷，然后又因多莱特批评拉伯雷而批评之。在一册论文（Exercitationes）里，他考订杰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的《论精妙之物》（De Subtilitate），并证实：该书所肯定者均错，所否定者均对。他的《拉丁语原理》（De Causis Linguae Latinae）是第一本根据科学原理写成的拉丁文法书，而他对希帕恰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在风格及对科学的贡献方面，极为有名。他有15个孩子，其中之一成为下一代最伟大的学者。他死后4年出版的《诗论》（Poefice），收有他儿子的作品——及跟随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到法国来的意大利人的影响——共同把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从希腊转回到拉丁的研究。

希腊复兴的特别礼物之一是阿米奥特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Lives）。阿米奥特是被玛格丽特保护的人之一，由于她，他被任命负责布尔茹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讲座。他的《达菲尼斯和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ë）及其他希腊爱情故事的翻译，在当时极受推崇，获得一所富有的大修道院作为报酬。得到如此的保障后，他广游意大利，沉湎于他对古物和文献学的嗜好中。出版《名人传》时（1559年），他在序言中以雄辩的方式论述说，历史作为“人文主义的宝库”，是人类为教训而保存善与恶，是政治家风度与腐败的成千例子的博物馆。与拿破仑一样，他认为历史是比哲学更佳的哲学教师。然而，他还是翻译了普鲁塔克的《道德》（Moralia）。他被升任为奥沙的主教，80岁时死于此地（1593年）。他的《名人传》译本并非完全精确，但它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具有与原著极为相等的自然与习语化的风格。其影响是无止境的。蒙田沉迷于斯，而从圣巴托罗缪的法国转向这部精选而高贵的古代作品；莎士比亚有三个剧本取材于诺思根据阿米奥特译本的刚健的再译本；普鲁塔克式的英雄理想成为上百的法国剧本与革命者的典型；而《名人传》的法文译本带给法国适合激起灵魂中更多男性美德的名人万神殿。

法国的文艺复兴

称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至亨利四世被暗杀（1610年）这段期间为寓意丰富的法国文艺复兴，是合于习惯，而且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法国诗、散文、礼俗、艺术及服饰的多彩多姿的旺盛时期，与其说是再生，不如说是成熟。由于人类坚忍的精神恢复力和新生力量的成长，法国的经济和精神从百年战争中复原了。路易十一为法国建立了坚强、中央集权、有秩序的政府；路易十二给法国带来成果丰硕的十年和平。自由、松弛而异想天开的哥特式的创造性重生了，大部分表现于拉伯雷身上，他极为称赞古典作品，所以他几乎把他们全部引用了。但伟大的觉醒也是一种再生（文艺复兴）。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无疑因为更加熟悉古代文化和古典形式而受影响。这些形式和古典的气质——知识的秩序凌驾热情——继续地表现于法国的戏剧、诗歌、绘画、雕刻和建筑达3个世纪之久。促成新生的原动力是法国的发现与侵入意大利，法国研究罗马废墟、法理学和文献与意大利文学和艺术，及意大利艺术家和诗人输入法国。许多因素促成了此快乐的结果：绘画；古典文句的传播与翻译；法国国王与其情妇（或其女主人），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传教士和贵族赞助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受到能欣赏自己以外之美的女人的鼓励。所有这些因素汇成法国的兴隆。

继承这一切的弗朗索瓦一世，让诗人克莱门特·麦罗做他的侍从。这位诗人使哥特风格过渡到古典风格，使维庸过渡到文艺复兴。根据历史的记载，13岁时他仍是嬉戏的孩子，他以快乐的做事和活泼的巧答来取悦国王。几年以后，法国国王对这青年与“所有巴黎贵妇”的奇遇和争吵，附以会心微笑，因为他同意麦罗的看法——她们的确很迷人：

法国妇女是无瑕完美的，喜乐引导她们，她们不喜爱利益。总而言之，不管什么人用什么话来取笑她们，法国妇女仍然是自然的杰作。

麦罗像起泡的喷泉似的随口吟诗。他的诗少有深沉的，但常触及温柔的情愫。那是偶兴的诗作，谈话的片段、民谣、圆舞曲、情歌和使人联想起贺拉斯和马夏尔（Martial）的讽刺文和书信，他以愠怒的心情提到，要说服女人，用钻石比用同情感强烈的诗歌或演说更具威力（他自己则相反）：

当小娼妓们开价钱

并发现某个省钱的勇敢的情人

他能握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于她们橄榄般的笑眼前，

咯！她们就全然神魂颠倒地堕落。

你笑？还是先谴责那误入歧途的人吧！

因为美德属于那块宝石

而宝石会引诱最贪婪的眼睛。

这样的礼物和恩宠比

美丽、祈祷、沉静的智慧更为有利；

他们把贵妇的女仆遣去睡觉，

而狗也忘了吠或哀叫。

紧闭之门随你意而开，

宛如为魔心所迷，

能见之眼也变瞎。

现在告诉我，你还怀疑我吗？

1519年，麦罗成为玛格丽特的侍从，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两人恋爱了。传言说她回报以呻吟，更可能的是她只是为他祈祷而已。在他恋爱期间，他对新教产生了适度的同情心。他随弗朗索瓦到意大利，像巴亚尔（Bayard）般战于帕维亚，而有与国王同被俘的光荣——而诗人不用赎金——被释放了。回到法国，他公开主张新教见解，以致沙特尔（Chartres）主张传唤他，把他拘于主教宫中的上流监狱中。由于玛格丽特的说情，他被释放，但不久因助犯人逃脱警察的逮捕而被捕。弗朗索瓦保释他出来，并带他到巴约尼（Bayonne）歌颂其新娘——葡萄牙的埃莉诺（Eleanor）。再次被提审——因在封斋期中吃腌肉——之后，他随玛格丽特到卡奥尔（Cahors）和那瓦尔去。

这时候又有海报出现，恢复反对法国新教徒的运动。麦罗获悉他在巴黎的房子被搜，而且逮捕令已发出（1535年）。他唯恐玛格丽特的裙裾也不足以隐藏他，便逃往意大利，投奔费拉拉的雷妮女公爵。她欢迎他，好像他是来自曼图亚的维吉尔的再生降临似的；也许她知道他喜把他们的名字和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连在一起。他更像无忧无虑而多情的奥维德，或他所偏爱的维庸，他编了维庸的诗，并模仿维庸的生活。公爵艾尔高利二世对新教徒感到厌腻时，麦罗移到威尼斯去了。人家传话给他说，弗朗索瓦愿意原谅那些誓绝异端信仰的人，想到巴黎的贵妇值得膜拜（望弥撒），他誓绝新教。法国国王给他一幢有花园的房子，他设法成为中产阶级的绅士。

在皇家学院教希伯来文的弗朗索瓦·瓦塔布尔（Francois Vatable）求他将《诗篇》译成法文，并一字一字地对他解释。他把其中的30首译成有旋律的诗，并予以出版，很明智地献给国王。弗朗索瓦深为喜爱，特地送一本给查理五世，他当时是法国的朋友，查理送给诗人200克朗。麦罗译出更多的《诗篇》，于1543年出版，题词献给他初恋的“法国仕女们”。前文我们已经谈过了，古迪默尔（Goudimel）将之谱成音乐，半数的法国人唱和着，路德和加尔文也喜爱它们。索邦神学院猜疑他有新教思想，或许那是成功的严格考验，他一再喃喃地说出他的异端思想。反对他的运动又起。他逃到日内瓦，但发现当地神学的气氛太严厉，不利于他的健康。他溜入意大利，死于都灵（1544年），时年49岁，留下一个私生女让那瓦尔的皇后照顾。

拉伯雷

·拉伯雷小传

“自有故事出现以来，最有趣、让人获益最多的故事”，其作者于1495年生于希农。他是一位发达的法律公证人的儿子，独特、永不疲倦、多疑成性、喜热闹、有学问而淫荡猥亵。他早就被送进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日后抱怨说：“怀胎9个月的女人……不能忍心让他们受9年之苦……而仅仅加了‘L’形物在他们的衣服上，而把头发剪去很多，并说了一些话就把他们变成鸟。”意即，她们将他们的头发剃去而使之成为僧侣。这个孩子之所以会接受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倾心于研读，而且可能像伊拉斯谟般，被修道院的图书馆吸引。在那里，他发现另有两个僧侣希望研究希腊语，这方面的学术揭露的广大古代世界刺激了他。他进步得很快，因而比代亲自写信赞扬他。事情很顺利，1520年，这位未来的怀疑者被任命为牧师。但有些老僧在文献学中察觉出异端思想，他们控告这几位青年希腊主义者用布道所收的费用来买书，而不把该项费用交给公共财库。拉伯雷和另一僧侣被单独地关起来，无异于他们半个生命的书也被剥夺了。获悉这个意外，比代向弗朗索瓦一世求情，于是国王下令让这两位学者恢复自由和特权。更进一步的求情带来了教皇的敕令，允许拉伯雷改变他对修道院的誓言；他离开圣方济各修道院，进入迈勒泽斯的圣本笃会（1524年）。在那里，格奥弗罗伊主教非常喜爱他，与院长共同安排拉伯雷的去处，且以其意愿为准。拉伯雷走了，忘了回来。

试过几家大学后，他进入蒙彼利埃的医学院（1530年）。他必已先受过教导，因为他在1531年就得到医学士的学位。不知什么理由他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恢复漫游的生活，直到1532年他安居于里昂。与塞尔维特一样，他把行医和学术追求结合成一体。他充当出版家塞巴斯蒂安·格里菲乌斯（Sebastian Gryphius）的社论助理，出版了好几版希腊文句，把希帕恰斯的警句译成拉丁文，而且自愿淹没于当时在里昂已颇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潮流中。1532年11月30日，他寄了约瑟夫的作品给伊拉斯谟，附上一封奉承的信，对于37岁的人来说未免奇怪，却也令人欣赏那个时代的热诚：

格奥尔格·达马格纳斯……最近送我一本弗拉韦乌斯·约瑟夫的历史著作……并求我……将之送给你……我很渴望地把握这个机会，噢，神父中最有人性者啊，以我感激的敬意向您表明我深沉的尊敬和虔诚。我的父亲，我说过？若您的溺爱能允许，我应叫您为母亲。所有我们知道的母亲，她们在见到爱子之前，甚至在知其为何物之前，就滋养其子宫中的孩子，她们保护之，庇护之以抗空气的残酷无情——您已做的都是为了我，为了我，我的脸您未曾见，我的微贱之名不能给您任何印象。您已把我养大，您已喂我以您贞洁的胸中的神圣知识；我之所以成为我，我之所以有价值，我唯独归功于您。我如不大声宣扬出来，我就是最忘恩负义的人。再次向您敬礼，可爱的父亲，贵国的荣耀，文学的支持者和不可征服的真理的战士。

1532年11月，我们发现拉伯雷成为里昂市立医院的医师，年薪40利维尔。但我们不可以为他是典型的学者或医生。他的学问杂而博，这倒是真的，像莎士比亚，他似乎对于十几个——法律、医学、文学、神学、烹饪、历史、植物学、天文学、神话等——领域具有专业性知识。他提到上百个古典传说，引用数十个古典作者的作品——有时候他很浅薄地炫示他的博学。他忙得没时间完成细节精确的学术，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细节的典范。他没有伊拉斯谟或比代那种献身于人文主义的人具有的那种性格，他爱生命甚于书籍。他被描绘成具有出众的仪容，高而俊，学识如源泉般喷涌而出，谈话间闪烁着光和火。他并不如旧有传说（根据他对酒鬼的致敬和对酒的赞美歌所作的错误推论），是个酩酊醉汉；相反，因为活得如此短暂，除了有一个私生子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过。他过着一种很合理的高尚生活，而且受到当时精神最崇高的人物，包括教会的几个显要人物的尊敬。同时，他本人具有法国农夫的许多品质。他喜爱在田园、街道上所遇见的豪放和乐观之类的人；他欣赏他们的玩笑和大笑，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下流话。很不智地，他使伊拉斯谟的名声在他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因为他收集、连缀这些故事，改进并增订之，用古典的学识使之尊严化，提升至有结构的讽刺文，很小心地加入猥亵的成分。

当时流行于农村地区的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仁慈的巨人名叫卡冈都亚，他的洞穴般的胃口和爱，及力量方面的功绩。地方的传述说，他走过时，从他的篮子里掉下的小山和圆石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一直传述于法国小村庄里，直到1860年，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也许是拉伯雷自己对自己开玩笑，把寓言略记下来，而以《巨人卡冈都亚的伟大而无价的年代记》为名在里昂出版（1532年）。此书销路极好，因此拉伯雷决定写续篇，关于卡冈都亚之子的事。在1532年10月的里昂博览会中，出现了一本匿名的书《最有名的庞大固埃之可怖、可怕的事迹与本事》。这个名字已被用于某些流行的剧本中，但拉伯雷赋予这个人物以新的内容和深度。索邦神学院和僧侣们责备此书猥亵，但其销路极好；弗朗索瓦一世喜欢它，某些教士团人士也喜欢它。近14年后，拉伯雷才承认为该书的作者，因为他怕他的学者之名（若非生命的话）受到影响。

他和学术依然结了不解之缘，因而忽略了医院方面的责任，乃被革职，若非巴黎主教、法国学院的共同创立者让·杜·贝雷请拉伯雷当随行医生一起出使意大利，恐怕他连吃饭都成问题（1534年1月）。4月回到里昂，拉伯雷于10月在当地出版了《庞大固埃之父、伟大的卡冈都亚之可怕的生活》。这是那部书的第2卷，后来成为全书的第一册，包含对教士团的讽刺，因此又遭到索邦神学院再度谴责。不久这两个故事一起出版，除了《圣经》和《效法耶稣》外，没有一本书在法国的销路超过它。据说弗朗索瓦再度笑倒而喝彩。

但在1534年10月17日和18晚上，张贴在巴黎各大建筑和国王自己家门上的侮辱新教徒的告示，使国王由人文主义者的保护者变成异端的迫害者。拉伯雷再度隐匿作者的身份，但已受到普遍的猜疑，而且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把国王当作随从的索邦，可能会要这个丑闻作家的头。让再度拯救他。这位和蔼的教会人士，现在是红衣主教，他把这个遇到危险的学者、医生、色情文学家带出里昂的是非之地，到罗马去（1535年）。拉伯雷的运气还算好，在那里发现一位开明的教皇。保罗三世原谅他对僧侣和牧师职责的疏忽，准许他行医。为了正式道歉，拉伯雷把日前“紧急收回”的版本中最冒犯正统嗜好的章节，从下一版中删去；埃提内·多莱特为了开他玩笑而未经其允许，就出版他那未经删节的版本时，拉伯雷把这位出版家的名字从朋友的名单中删除。在红衣主教的保护之下，他再度于蒙彼利埃作学问，接受医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对广大听众讲课，然后回到里昂恢复医生和学者的生活。1537年，多莱特描写拉伯雷在聚集的学生面前，一边解剖一个被处决的罪犯、一边讲解剖学课的情景。

此后，我们只知道他那起伏不定的生活的片段。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在艾古斯莫特斯召开历史性的会议时，他是国王的扈从人员之一（1538年7月）。两年后我们发现他在杜林，跟随居纪尧姆·杜·贝雷——红衣主教让·杜·贝雷的兄弟——现为驻萨沃伊的法国大使。大约此时，侦探们在拉伯雷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内容，并在巴黎激起骚动。他匆匆赶回首都，很勇敢地坚持到底，国王终于免了他的罪（1541年）。不顾索邦神学院对他的寓言式著作的重新谴责，弗朗斯给这位受困扰的作者一个小职位，即政府的请愿厅长，而且正式允许其出版《庞大固埃》第二册，拉伯雷很感激地将之献给那瓦尔的玛格丽特。该书在神学界引起偌大的骚动，拉伯雷经过审慎的判断，避难于梅斯——当时为帝国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在市立医院充当一年的医生（1546—1547年）。1548年他回到里昂，以为可以安全，1549年他前往巴黎。最后，他的教会方面的保护人使他得到莫顿教区牧师的任命（1551年），该城就在首都的西南方，而这位被追逐的年迈的人物恢复了他的僧侣袍服。显然，他把圣俸的职守委托给属下，自己则仰赖收入为生。就我们所知，他有点不合常规地出版其作品的第四册时，他仍是莫顿的牧师（1552年）。该书献给沙蒂永的红衣主教奥德特，一般猜测曾获其准许。显然，在当时的法国，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红衣主教那样的有学问而宽大的高僧大有人在。然而该书受到索邦神学院公开指责，国会并禁止其出售。此时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均已死去，而拉伯雷又不获阴沉的亨利二世的宠爱。他一度离开巴黎，不久返回，他经过长期的疾病之后死去（1553年4月9日）。据说，在他的病床上，有人问他要往何处去时，他回答：“我要去寻找一个我所向往的未知的世界。”

·巨人卡冈都亚

该书第1卷的序言（原为第2卷）一开始就交代了全书的情趣和风格：

最高贵、最有名的饮者，和你们3位可爱的花花公子（因为我把此作品献给你们，而非别人）……为了已看到苏格拉底外表和因其外表而尊敬他，你可能不会为他而付出洋葱的嫩皮……你们，我的好学徒，和一些安逸享乐的其他傻瓜，读了我们创作的一些书的愉快标题……就草率地判断其中只是些笑话和嘲笑，淫词秽语和闲散的谎言……但……在精读这些论文时你将发现……一种深奥而抽象思虑的学说……我们关心我们的宗教，正如关心公共城邦的事物和经济生活一般……某一些糊涂虫花花公子说我的书的坏话，只不过自己的轻机关枪……现在嬉戏吧，我的孩子，开怀，愉快地读……进行吧，干杯！

这是厄克特（Urquhart）有名的译文，其译文有时超过原作，但很忠实于原作，甚至用了那时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所不允许的一些暗语。从上面那段引文里，我们已可看出拉伯雷的精神与目标：披着粗俗玩笑的外衣，骨子里都是严肃的讽刺，有时被没有用熏烟消毒的淫词污染。我继续我们的冒险，而感谢被印出来的字没有散发臭味，并相信会在粪堆中找到几块钻石。

在形式上，该书以绝世无双的模仿《圣经》的族谱开始。巨人的父亲是格朗古杰（Grangousier），乌托邦的国王，母亲是卡冈梅莱（Gargamelle）。她怀了他11个月之久，她开始阵痛时，朋友们为了一次快乐的酒会而欢聚，坚称自然憎恶空虚。这位骄傲的父亲无痛苦地告诉他太太：“用羊的勇气继续加油！”“生出这个孩子后，我们还要赶快工作……来制造另一个。”在那一瞬间，她恨不能让丈夫变成另一个亚伯拉德（一位被阉割的法国作家），没想到丈夫一口答应，于是她又改变了心意。未生出来的卡冈都亚发现母亲的出口几受到不合时宜的收敛剂的阻碍后，就“进入母亲的上腔静脉”，经过她的横膈膜和颈向上爬，而“从左耳生出来”。他一生下来就叫喊，声音大得两个县都听到了——“喝！喝！喝！”17913罐牛奶被放在一旁以供滋养，但他早就挑选了他偏爱的酒。

教育这位年轻的巨人以使之适合于继承王位的时间到来时，他接受迈特（Maitre Jobelin）作为他的家庭教师，这位教师为了愚弄他，用死的知识来填塞他的记忆，并用经院哲学争辩来迷乱他的心智。被极度的权宜之计驱使，他把教育的责任转移给人文主义者潘诺瑞斯（Ponocrates）。师生都外出赴巴黎求取最新的教育。这位巨人骑在一匹巨大的母马上，马前进时，其瑟瑟作响的尾巴把森林中的巨木扫倒了，因此法国有部分土地成为平原。到达巴黎之后，巨人偶遇巴黎圣母院的塔；他爱钟，把它们扯下来悬挂在马颈上。为再教育这个被惯坏的巨人，潘诺瑞斯开始用大量的泻剂来洗涤其肠和脑。其肠与脑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如此净化之后，他爱上了教育，他立刻很热心地开始训练他的身体、心智和性格。学《圣经》、古典作品和艺术；学弹鲁特琴和小提琴并欣赏音乐；学跑、跳、角力、爬和游泳；学骑马、马上长枪比武和战争所需的技能；打猎以增勇气；为了使肺部强健，他大喊大叫使全巴黎都听见了。他访问金属品制造工人、石工、金匠、炼丹家、织工、制表者、印刷者、染工，“给他们一些喝的”，学习其手艺，他每天参加有用的体力工作，有时他参加演讲、审判或“听福音牧师的布道”（新教的接触）。

在整个教育期间，巨人突然被召回父亲的领土去，因为另一国王毕可肖（Picrochole）已对其父宣战。拉伯雷从普鲁塔克的《皮洛士的生活》中剽窃故事，而说出毕可肖的将领如何地夸口他们将要征服以下的地方：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意大利、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罗德、希腊、耶路撒冷……毕可肖高兴而自负。但一老哲学家问他：“如此兴师动众的结果是什么？”他回答：“我们回家时，我们将会坐下来，休息、享乐。”老哲学家建议：“但是，万一你们回不了家，因为旅途漫长而危险，现在就休息岂不更佳？”他叫道：“够了，继续前进；我不怕什么……爱我的人跟我来。”单单巨人的马几乎就赢得了抵抗毕可肖之战，马仅仅方便一下就淹死了1000个敌人。

此战的真正英雄是托钵僧约翰，他爱战争甚于祈祷，他拿哲学来冒险。他曾问道：“贵妇的大腿始终新鲜而凉快的原因何在？”——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作品里，他找不到这个迷人的问题的答案，他自己却以学者的博学姿态给予答案。国王所有的部下都喜欢他，给他好吃好喝；他们邀他脱下道袍，好吃得更多，但他怕没有道袍就没有好胃口。新教改革者坚称僧侣的所有过失都可在这个快乐僧身上找到对应：懒惰、贪吃、狂饮、含混祈祷，及除了狭窄的研究和见解外，对一切均怀敌意。此僧说：“在我们的大修道院里，我们永不研究如何远离美食和女人。”

巨人建议使此僧成为现有一修道院的方丈，以报答他的善战，但他乞求给他建一所新的大修道院的资金，新修道院的规矩要和“其他所有的院规相反”。第一，没有围墙，居住者可随意离开。第二，不排斥女人，但只准“美貌、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且年在10到15岁之间的女人进入。第三，只收12到18岁之间的男人，他们均须漂亮、出身好、有教养；酒鬼、盲信者、乞丐、律师、法官、抄写家、放高利贷者、金主或“假装悲伤的伪君子”均不得申请。第四，无须发誓守贞洁、贫穷或服从；会员可结婚，享受财富；而且一切都自由。这个大修道院预定命名为“德廉美”或“Theleme”，而其唯一的规则是“为所欲为”（Fais ce que vous vouldras）。因为“自由、出身好、教养好，与诚实的伙伴有交情的男人，自然地有一种本能或刺激，使自己趋善避恶；而此本能即称为光荣”。巨人给这个贵族式的无政府制度提供基金，在拉伯雷所提供的详细说明之下绘了图，大修道院就依此说明兴建。他提供了一图书馆、戏院、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小礼拜堂、花园、打猎公园、果园、畜舍和9331个房间。简直是美洲式度假旅馆。拉伯雷忘了提供厨房，或忘了解释谁应在这个园里做仆人的工作。

·庞大固埃

卡冈都亚继承其父为国王之后，负起了生育和教育的责任。在“400个40加400个40又44岁”时，其妻巴德贝克（Badebec）生了庞大固埃，其妻生产时死了，卡冈都亚为其妻之死“哭得像母牛叫”，又因其强壮的孩子而“笑得像小牛”。庞大固埃依照斯威夫特（Swift）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大人国的比例长大。他有一次用餐，不留心吞下了一个人，必须用开矿的操作才能在这个年轻巨人的消化道中把那个人挖出来。这个巨人到巴黎接受较高的教育时，他父亲给他一封暗示文艺复兴思想的信：

最亲爱的儿子：

……虽然我回想起就感到快乐的亡父格朗古杰曾尽最大的努力使我在所有完美的学问和政治知识上获利，而且我的努力和研究也完全与之一致，的确，甚至超过他的期望，然而，正如你将会彻底了解的，当时不像现在一样适合于学习……因为那个时代是阴暗的，为无知之云所蔽，而且一点点品尝哥特人的不当行为和灾难所带来的滋味，他们无论到何处，总是把所有好的文学摧毁，而其文学在我们的时代里由于神圣的善意而被恢复到以前的光辉和尊严的境地，与这种境地相伴而来的是知识的改良和增加，而这种改良和增加竟会进入文法学校的小孩童的初级教育之中。对此我几乎不敢承认。

现在人的心灵已具有接受各种训练的资格，而且已灭了数代的旧科学已复生；现在人所学的语言已恢复到原始的纯正——希腊文（无此则自认为学者的人应以为耻）、希伯来文、阿拉伯文、迦勒底文和拉丁文。印刷同样地被使用，如此优美、如此正确，因此没法想再求更为完美了。

我有意要……你学习这些语言学到家……不要有在你记忆中无所准备的历史……你还小时，我要你欣赏几何、算术和音乐等人文艺术……在这些科目中继续求进步……至于天文学，要学习其所有的定律；但占星学……只要及格就成了……因为那只是诚实的欺骗和无价值的事物而已。至于民法，我要你熟记其条文，然后与哲学互相参照……

我要你精细研究自然的作品……要最细心地精读希腊、阿拉伯和拉丁医生的作品，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编著和犹太神秘哲学家；借着经常地进行解剖，使你获得小宇宙——人类——的完全知识。而在白天有些时间里，把你的心应用到神圣经典的研究上：首先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然后是由希伯来文写的《旧约》……

但因为正如智者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不进入不善者的心灵中，而且无良知的科学只不过是灵魂的毁灭；你应服侍、喜爱、敬畏上帝……常助邻居，爱人如己；要尊敬你的教师；规避和你不愿与他相似的人交谈，不要糟蹋上帝赐给你的恩典。而在你了解到你已得到在那部分所应得到的所有知识时，回我这里来，使我在死前能见到你，给你祝福……

父卡冈都亚

庞大固埃热心研究，学习许多语言，若非遇见巴努什（Panurge），他可能已成为书虫了。甚至比托钵僧约翰更甚，这位配角人物比其主人显得更为突出，正如丘桑·潘沙（Sancho Panza）有时胜过堂·吉诃德。拉伯雷没有充分发挥其不相干的幽默和恣情的渲染的机会；他需要这个1/4无赖、1/4律师、1/4维庸、1/4哲学家，作为其讽刺的工具。他把巴努什描写得瘦如饥猫，走起路来极度小心谨慎，“就像踩在蛋上行走似的”；一个英勇的人，但有点儿淫荡，而“患有缺钱病”；一个扒手，一个“好色的歹徒、骗子、酒徒……和非常不道德的人”，“在别的方面，却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德行的人”。拉伯雷把最下流的俏皮评语放入他的口中。巴努什特别厌恶巴黎妇女把她们宽松短衫的扣子一直扣到背部的习惯；他在法庭里控告妇女，可能已失败，但他威胁要男人服从同一习俗——穿裙状的长裤，因此法庭判定女人在衣服前面要留适度、可以通过的开口。巴努什被一个轻视他的女人惹怒之后，看到她跪在教堂祈祷时，把一种搅动春情的带着母狗体味的臭味剂泼洒在她的裙裾上，当这位女士一出现，巴黎全市600014只雄狗全体出动，紧追不舍地追逐着她。庞大固埃本人是个彬彬有礼的领主，喜爱这位无赖，作为逃避哲学的借口，邀他参加每次探险。

故事嬉闹到第3卷时，巴努什与自己和他人辩论他是否应结婚。他把争论的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列举成100页，有些理由才情洋溢，有很多则无聊乏味；但在这几页里，我们遇见跟哑巴结婚的人和以掷骰子做最佳判断的著名法律学家勃利德古斯（Bridlegoose）。第4卷的序言学卢奇安的样子，描写天堂里“诸神的宗教会议”，朱庇特抱怨非世俗的混乱统治着地球，同时有30个战争在进行中，人们之间相互仇恨，神学的分离和哲学家的三段论法。“我们应如何处置拉姆斯和加兰德……他们把全巴黎都弄得彼此不和睦了。”普来埃帕斯建议把这两个人变成石头（Stones法文作Pierres。此二人名中都带有Pierre）；在此，拉伯雷从《圣经》偷来一个双关语。

第4卷和第5卷是记录回到地球上的事 ——关于庞大固埃、巴努什、托钵僧约翰和一乌托邦的皇家舰队漫长的格列佛式的游记，为的是要发现神瓶庙（Temple of the Holy Bottle），并问问巴努什是否应该结婚。在20多次的冒险——讽刺封斋期的斋戒，新教徒的恨教皇者，固执的教皇崇拜者，僧侣，伪造古物的交易者，律师（穿皮袍的猫），经院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后，探险队终于到达了神瓶庙，在庙的正门上有一希腊文的铭刻，其意为“酒中有真理”。附近有个泉半沉着一个瓶子，从瓶中冒出声音，汩汩作响，发出好听的声音。女牧师巴克布克（Bacbuc）解释说酒是最好的哲学，而且“不要笑，只要喝……清凉、可口的酒……是人特有的性格”。巴努什得此与他所知一致的神谕后，很快乐。他决心要吃、喝、结婚，而且以男子气概来接受后果。他唱着一首淫荡的赞美歌曲，巴克布克辞退这群人时，说了这样祝福的话：“愿那被我们称为上帝，其中心无所不在，而没有周围的知识的天体，使你们受到他全能的保护。”因此，混合了淫荡和哲学的典型作风，这一伟大的罗曼史结束了。

·国王的弄臣

在这种无意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酒色欢乐的细头大坛中是否有任何智慧呢？拉伯雷让故事中的笨驴之一说：“我们国家的小丑有点儿不雅，又喜欢在混乱中乱批评。”他喜爱词汇，不停地提供词汇，还创造了成千的词汇；像莎士比亚，他从各行业、哲学、神学和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吸收词语。他把形容词、名词或动词列成表，好像是以沉思自娱似的；在重复的狂喜中，他把同义语增加了；这种冗词（赘言）在法国舞台上是一种老把戏。那是拉伯雷无限和不可控的幽默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或莫里哀的幽默跟他比起来，好像细流见到洪水。他的粗劣是这一不可控制的曲流的另一面。也许其中有些是反抗修道院苦修的一种反映，有些是反抗医生解剖上漠不关心的一种反映，有些则是对卖弄学问的精确的大胆挑战，而大部分则为时代的习尚。拉伯雷无疑描写过分，在12页的泌尿生殖器、排泄和气体状态的描写细节之后，我们会感到厌烦而不想再看下去。古典影响的另一个世纪须把这种火山似的喷溢驯服成有训练的形式。

我们原谅这些缺点，因为我们沉湎于拉伯雷的风格，他自己亦然。那是一种不虚饰、不文绉绉的风格，自然、简易、流畅，正好是一种说长故事的媒介。其神韵的秘诀在于想象加精力加清晰；他看见了我们大多数人见不到的成千事物，注意到不可计数的服装、行为和演说的奇行怪癖，然后异想天开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让这些混合物在嬉戏的篇章里彼此追逐。

他像莎士比亚那样，随着风尚东偷西借，所偷的一经他的手就更臻完善。他自行取用了伊拉斯谟的谚语集中成百条格言式的片段，并仿效了《愚人颂》或《箴言集》。他吸收了普鲁塔克作品中数十个条目，此事在阿米奥特译本向文学上的窃贼打开伟大的宝库很多年之前。他把卢奇安的《天堂对话》（Heavenly Discourse）和弗伦戈（Folengo）的《自溺之羊》（Tale of the Self-drowned Sheep）的故事据为己有。那时，有出喜剧表演一个男人治好自己的哑巴妻子后，反而后悔了，拉伯雷以之作为其作品的题材之一。他有成百的题材源自中世纪的法国流传下来的故事诗和插曲。描写巴努什航海时，他依赖新世界和远东的探险者出版的叙述。然而，就是借用了这么多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作者比他更具创造性；只有在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里，我们才能有像托钵僧约翰和巴努什这种如此生动形象的人物的创造。然而，拉伯雷本人是该书的主要创作者，他是庞大固埃、托钵僧约翰、巴努什、伊拉斯谟、维萨里和斯威夫特混合而成的人物，模糊乱语，大声而笑，捣碎偶像，热爱生活。

因为他热爱生活，他严责那些使生活不可爱的人。也许他对不能与他同享人道主义者的虔诚的僧侣的责难，有点过分。他必定曾吃过一两个律师的亏（他称律师为“穿皮袍的猫”），因为他报复性地撕其毛皮。他同时把鞭子放在法官、经院派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旅客、特权持有者和女人的身上。他的整部书中，几乎找不到对女人说过一句好话；这是拉伯雷最为盲目的地方，也许因此他永远得不到温柔之情的回报——只能当僧侣、牧师和光棍。

人们曾为他是否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或无神论者而辩论。加尔文认为他是无神论者；而他的喜爱者法朗士下结论说：“我相信他是不信任何东西的。”有时他写作，就像是一个不诚挚的愤世嫉俗者，其使用的语言正如羊贩子在找最好的方法使土地肥沃一般。他取笑斋戒、免罪、宗教裁判官、教谕，并且乐于解说如何成为一名教皇。他很显然是不信有地狱的。他随时附和新教徒的论调，说教皇耗尽国家的金子。罗马红衣主教过着贪吃而伪善的生活。他同情法国的异教徒；他说，庞大固埃并没有久住图卢兹，因为在那里他们“把他们的摄政活活烧死，就像烧红鲭鱼般”——他指的是一个异教法学教授被处以死刑。但他对新教徒的同情，似乎只限于对人道主义者。他很敬仰地追随伊拉斯谟，但只温和地赞成路德，而对加尔文的教条和清教主义则不欣赏。除了对不容忍外，他对一切都容忍。像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被迫选择时，他宁可选择天主教的传说、不容忍和艺术，而较不喜欢新教的宿命论、不容忍和清净。他一再肯定信仰基督教的基础，但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谨慎所在，他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时，愿意专断地孤注一掷，他对上帝的定义爱得如此深，以致他（或其继承者）重复地提到它。他显然接受了灵魂不朽说。但一般说来，他爱粪便学甚于末世学。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称他为叛教者，因为他接受了莫顿的牧师职，但捐赠者和接受者都了解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他的真正信仰在于自然界，就是这方面，也许正如他的正教邻居一般，他兼具信仰和轻信两种性格。他相信自然力终极的目标是为善而工作，但他低估了在人与蚤之间，自然力是中性的。像卢梭一样，他反对路德和加尔文，相信人性本善；或者，像其他的人道主义者那样，他相信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向善。与蒙田一样，他劝人效法自然，他可能带着顽皮的不关心，来看自然将发生于社会和文明的事件。在描绘德廉美大修道院时，他似乎在传播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他只准许那些有好教养、受过教育、有荣誉感而适合受自由的考验的人进入该大修道院。

他最后的哲学见解是“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善意而粗率的讽刺）。这个词可不能与有用的烟草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on）相混。庞大固埃主义就像庞大固埃般地活着——自然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蔼而容忍的情谊，感恩地享受着生活上所有美好的事情，很愉快地接受我们不可逃避的变迁和结局。有一次，拉伯雷曾把庞大固埃主义定义为——“在轻视生活中的事件下保存的一种愉快的精神”。它结合了节制派的芝诺——愤世嫉俗派的第欧根尼和享乐派的伊壁鸠鲁：以平静的态度忍受自然的事件，以不冒犯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自然的冲动和作用，不行清教徒的抑制，而享受每个令头脑清醒的乐趣。庞大固埃“接受所有事情好的一面，从最好的方面来解释每一个动作；他绝不使自己烦恼或不安……因为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的善……其价值并不值得我们为之打扰或混乱我们的情感，烦扰或混乱我们的感官或精神”。我们不可夸张这种哲学带有的享乐派的要素；拉伯雷有关酒的连祷文，口头上多于实际的沉溺；这些连祷文并不和当时的人对他的描写——一个“沉静、仁慈、仪表坦诚”的人——的情形相称；他赞颂的酒是生命之酒。而这位假装的嗜酒者领主，借卡冈都亚之口，说出了向我们自己的时代挑战的警句：“科学而无良知，只会带来灵魂的毁灭”。

除了珍视蒙田、莫里哀、伏尔泰外，法国珍视拉伯雷，甚于其他任何文学上的巨人。在他的世纪里，埃提内称他为那时最伟大的作家。17世纪，礼仪在花边和假发下僵化、古典变成了文学上的礼仪的必需品时，他在国人的记忆里失去了地位。但莫里哀、拉辛、拉封丹仍承认受其影响，冯特内尔（Fontenelle La Bruyère）和塞维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喜爱他，帕斯卡挪用了他对上帝所下的定义。伏尔泰起初轻视他的粗俗，最后却成为他的虔信者。法语改变时，19世纪的法国读者几乎不能理解拉伯雷，也许目前他在英语世界里比在法国更受欢迎，因为在1653年和1693年，托马斯·厄克特（Sir Thomas Urquhart）出版了第1卷和第3卷的英译本，文笔刚健，嬉笑嘲讽，一如原作。1708年，彼得·德·莫特（Peter de Motteux）完成全译本；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巨人传》成为英国的古典名著。斯威夫特也从该书获取灵感，好像当了牧师就有特权，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必定从书中发现机智的酵母。它是属于世界而非一国文学的作品之一。

龙萨与七星诗社

正在那时，一股澎湃的诗潮也在法国泛滥。在弗朗索瓦及其子统治期间，约有两百位知名的诗人；他们不是在默默无闻的荒野上无病呻吟的人而是文艺战场上的战士——形式与内容交战、龙萨决斗拉伯雷——他们决定了法国文学的性格，一直到大革命时期。

一种复杂的狂喜激荡着他们。他们渴望在风格的纯正与形式的完善方面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争长短，在措辞和意象的优雅方面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人抗衡。然而他们决定，不像教导和激励他们的学者一样用拉丁文写作，而用他们自己本国的法文；同时他们欲以窃自古典名著的字词、片语、结构和见解来使那仍然粗陋的语言成熟而精练。像拉伯雷的罗曼史那样不拘形式的插曲，在他们的眼光中，使法语成为用手匆促捏成的粗糙器皿，没有上绘，也没有加釉。他们将在那世俗的活力上，加以精心设计的形式和受理性控制的情感的训练。

复古的十字军始于里昂。莫里斯·塞维（Maurice Séve）花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去找他自己以为的彼特拉克之劳拉（Laura）的墓，然后写了446首诗给他自己所爱的德利埃（Délie）。其诗中的忧郁与精致，为龙萨清出了一条路。他在里昂最有力的对手是一个名叫路易丝·拉赫（Louise Lahé）的女人，她像另一个佩皮南的琼那样全副武装地斗争，然后由于跟一个制绳者结婚而冷却下来。他以很亲切的高卢式的风尚，对她的附属的恋情眨眼示意。她能读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她的鲁特琴弹得令人销魂，有个沙龙让她的竞争者和爱人聚会，写了一些最早和最精致的法文十四行诗。有位年谱作家说，我们可以从她丧礼（1566年）的隆盛来推判她的名声，她的丧礼表现了她的“功成名就。她的脸没被覆盖，被抬着游遍全市，头上戴有花环。死亡没法破坏她的姿容与尊荣，里昂人用花和泪来掩埋她”。经由这些里昂诗人，彼特拉克的风格和情趣传到巴黎，进入七星诗社（Pléiade）。

七星诗社这个词是古典的回声，因为公元前3世纪时，亚历山大城有7个诗人组成的星云，同样以星球命名，而该星球是纪念神话里阿特拉斯和普勒俄涅的女儿的。龙萨是法国七星诗社里最亮的一颗星，但他很少用这个名字，他敬仰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甚于亚历山大城的忒奥克里托斯或卡利马科斯。1548年，在托赖内（Touraine）的一家客栈中，他遇到了约阿希姆·杜贝雷，与他共同使法国诗古典化。他们又争取了另外4个青年诗人——安东尼·德拜弗、雷米·贝洛、埃提内·约德勒和潘图斯·德奇亚德——参加他们的计划，学者让·多莱特也参加了，他在法国学院和科凯雷学院有关希腊文学的教学煽起他们对古代希腊抒情诗人的热情。他们自称“军旅”（Brigade），并发誓要把法国的诗神，从让·莫格（Jean de Meung）和拉伯雷的粗手中、维庸和麦罗松弛的韵律中解救出来。他们瞧不起《巨人传》放纵的语言和隐含的智慧；他们在这些混杂的动词和形容词中及色情文学的狂喜中发现不到古典的约束，也发现不到有对女人、自然或艺术形式美的感情。一个有敌意的批评家，见他们有7人，便起了绰号，称他们为“七星”。他们反以此成名。

1549年，贝拉伊宣布“军旅”语言方面的计划，包括使法语表达所有古典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使法文本身更光辉更洗练，只要把流行的法国散文的粗俗措辞和法国诗的民歌、圆舞曲、三韵诗形式搁置一边，而以输入古典术语和古典形式，如阿那克里翁、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彼特拉克等，使法文纯化并使之丰富。因为对于七星社而言，彼特拉克已经是古典，其十四行诗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为完善的。

龙萨在他的诗中实现了杜贝雷以灿烂的散文表达的理想。他出生于新贵家庭，父亲是弗朗索瓦一世的侍臣，有一段时期龙萨住在显赫的宫廷里。后来他先后成为太子弗朗索瓦（Dauphin Francis）和马德雷娜（Madeleine，她后来和苏格兰的詹姆士五世结婚）的侍从，然后成为未来的亨利二世的骑士侍从。他期待从事军事探险，但16岁时，耳朵开始变聋。他将剑插入鞘中而舞动起笔来了。他偶然阅读维吉尔的作品，发现了形式和措辞的完美，这种完美是当时的法国所没有的。多莱特引导他从拉丁文到希腊文中获益，并教他读阿那克里翁、埃斯库罗斯、品达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这位青年大喊：“哦，老师啊！为什么你把这些财富藏了这么久？”24岁时，他遇见杜贝雷。此后，他把时间很专心地分散在歌、女人和酒上。

他的七音步诗（1550年）完成了抒情诗的反叛。他坦白地模仿贺拉斯，却把七音步诗的体裁介绍到法国，而在语言的纯粹、措辞的典雅和形式的精确方面，奠定自己的地位。两年后，在其《恋情》（Amours）的183首十四行诗中，他以彼特拉克为典范，达到了法文诗未曾被超越的高雅和精练的境界。他写的诗是要让人家唱的，许多诗在他在世时就已被谱成音乐，有些还是出自名作曲家，如杰尼昆（Jannequin）和戈蒂默（Goudimel）之手。他对他所求婚的女人发出了邀请——及时行乐，但即使在这种古典的主题中，他敲出的调子仍具有独创性，正如他劝告一位谨慎的少女，终有一天她会因失去被著名游吟诗人引诱的机会而后悔的：

你年老时，傍晚时分，坐在火炉旁，在烛光旁闲谈和缝纫，你将会背诵我的诗，而在惊异中，会说：“我美貌时，龙萨曾夸示我的名字。”那时你的助手由于织布机的低语声而昏昏欲睡，但她们听到这些话时，没有一个人听到我的名字时会醒来，祝福你有得到如此不朽的称赞的命运。我那时将在地下，成为一个没有骨头的幽灵；我将休息在桃金娘的树荫下。你，一个弯腰于壁炉的老妇人，那时将会后悔拒绝我的爱并骄傲地轻视我。现在仍活着，且相信我，不要等待明天，采集今天正盛开的生命玫瑰吧！

这种风格意气扬扬，非常适合美第奇的凯瑟琳的宫廷，她把一个意大利家仆带回法国，此人后来享有彼特拉克之名。这位新诗人——听觉困难，举止傲慢，具有军人的容貌，有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和普拉克西特利斯所雕的赫尔墨斯那样的脸庞——成为凯瑟琳、亨利二世、玛丽·斯图亚特，甚至英国的伊丽莎白（她是他的第17代表亲，曾送他一枚钻戒）的红人。希腊和罗马神话在七星诗社很受欢迎。这位诗人谈到奥林匹斯时，朝廷承认其恭维；亨利成为朱庇特神，凯瑟琳成为朱诺神，狄安娜成为狄安娜神；而让·古戎（Jean Goujon）的雕刻正好使此相符。

亨利死后，查理九世继与龙萨为友，结果并不好，因为这位青年君主要人写法国史诗来和阿内德匹敌。“我能予人死亡，”查理说，“但你能予人不朽。”龙萨开始写法国史诗，但发现他的诗才呼吸太短促，不适合这样长的赛跑；不久他就放弃了他的虚饰而回到抒情诗和爱。他平和地进入老年，不受世界的纷扰，在政治和宗教上保守而安稳，受到青年游吟诗人的敬重，受到所有人——除死神外——的尊敬。死神于1585年降临。他的遗体埋于图尔，但巴黎给他奥林匹克式的丧礼，首都所有的显贵人物都来为他送行，并听主教吟诵一篇丧礼演讲。

以他为首的许多诗人写了很多诗，很精巧，却不生动。他们大部分，就像这位大师一样，是异教徒，他们在安逸时承认天主教为正教，而轻视道德的法国新教徒。不管有些诗人多么穷，他们在傲慢方面却有贵族之风，有的在血统上确是贵族，他们为有闲而喜爱形式的那一圈人写诗。对他们所怀的敌意，拉伯雷报以取笑，讽刺其卖弄博学，卑屈地模仿希腊与罗马的韵律、措辞和描述，他们对古代主题的处理手法、彼特拉克式的自负和哀悼的脆弱回音。在自然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冲突中，法国文学的命运决定了。法国诗人和悲剧作家将选最直接而狭窄的结构和凿刻优雅的道路；散文作家将企图以实质的力量来取悦读者。因此法国诗在大革命之前是不可译的；定型的瓶子不能打破了再用外国的模子来重塑。19世纪，两大潮流才遇合，文质并茂方始出现，内容结合形式，法国散文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韦艾特与萨里

不像洪流，而像经过许多出口流到海的河流，意大利的影响，经过法国而达于英国。一代的学术激励了下一代的文学，希腊和罗马的神圣启示成为文艺复兴的《圣经》。1486年，普劳图斯的剧作在意大利上演，不久之后，又演于互相竞争的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的朝廷。1508年，比别那（Bibbiena）的《卡兰德拉》（Calandra）肇始了意大利方言古典喜剧。1552年，祖蒂（Jodelle）的《被俘的克娄巴特拉》（Cléopatre Captive）成为法国方言悲剧的开始。1553年，尼古拉·尤德尔（Nicholas Udall）写出第一部古典形式的英国喜剧。一位批评家说，拉尔夫·罗斯特·多伊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发出了普劳图斯的香气”，的确如此，但它也发出英国的香气，而且是莎士比亚为迎合伊丽莎白时代戏院的低级趣味对观众所道出的那种粗鲁的幽默。

意大利的影响在都铎王朝的诗里显得最为耀眼。中世纪的风格复活于《明媚的少女颂歌》（The Notbrowne Mayd，1521年）的精美民谣中；但那些在青年亨利八世的太阳下取暖的诗人沉溺于诗中时，其理想和典型是彼特拉克和他的诗集。在伊丽莎白登基的前一年，伦敦的一个印刷商理查（Richard Tottel）出版了一本《杂集》（Miscellany），在此集中有两名朝臣的诗显示出彼特拉克胜过乔叟，古典形式胜过中世纪的充溢。托马斯·韦艾特（Sir Thomas Wyatt）以为国王服务的外交家身份游历法国和意大利，并带回了一些意大利人助他开化他的朋友。像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好心的朝臣，但他自寻烦恼于爱火中。传说他是安妮·布林恩（Anne Boleyn）的早期情人之一，当她被送往伦敦塔后，他不久也入狱。同时，他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而且是第一个把英诗压缩成紧密形式的人。

韦艾特39岁死于热病时（1542年），在亨利的朝廷出现了另一位浪漫派人物亨利·霍华德，萨里的伯爵，接下了他的七弦琴。萨里歌咏春之美，责骂顽抗的少女，而且轮番地向每个少女发誓永远忠贞。在伦敦，他过度地沉溺于夜生活，因挑战决斗而系于狱中一段时期，因在斋封期吃肉而被传唤受审，用他的嬉戏的弓打破窗子，再度被捕，再度获释，在法国为英国英勇作战。回国后，他大声戏言自己将成为英国国王。他被判受绞刑、被四马分尸，但最终被斩首了事（1547年）。

在这个精力充沛的人的生活中，诗只是一种附带的装饰。萨里译阿内德史诗中的几卷，把自由诗介绍到英国文学中，赋予之后莎士比亚所用的十四行诗的形式。也许预见不适当的骄傲可能导向断头台，他以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为主题写了一首充溢沉思精神的田园诗给一个罗马诗人：

马夏尔，要达到快乐的生活，

我发现这些东西不可少：

祖先留下的财富，不劳而获；

能结果的土地，平静的心巢；

平等相处的朋友；没有遗恨，没有斗争；

规律或统治不改变；

健康的生命，没有疾病；

绵延不绝的家眷；

中等的饮食，而非海味山珍；

真正的智慧配合以质朴单纯；

思虑俱释的夜间；

畅饮不至多到智虑鲁钝；

忠心的太太，从不争论；

足以消遣夜晚的酣睡；

满意你自己的身份，

不希望老，但对之也不惧畏。

汉斯·萨克斯

德国在1530年以后，古典作品的出版几已停顿；书籍的出版已经很少；它们被大量出版的争论性质的小册子取代。圣方济各会的一名僧侣托马斯·穆诺以尖酸的笔调，用一系列关于流氓和傻瓜的小册子鞭笞每一个人——流氓商会、愚者群……全都剽窃自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 被穆诺鞭挞的许多愚者是教士，因而他最初被误认为是路德派，但后来他“赞扬”路德为“一条野蛮的大侦察猎犬，没有感觉、愚笨、渎神的叛徒”。亨利八世送他100镑。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情况较为好些。宗教改革时，他在奥格斯堡当牧师。他向宗教改革致敬，认为那是勇敢而必要的反叛，因而成为路德派的牧师（1525年）。3年后，他和奥蒂利埃·贝哈姆（Ottilie Beham）结婚，其兄弟为再洗礼派教徒。他对这个受迫害的宗派渐生同情之心，谴责路德派的不宽容，因而被逐出斯特拉斯堡，在乌尔木以制肥皂为生。他取笑德国公爵决定宗教的正统，他指出“假如一个领主死了，其继位者宣布另一个信条，而此一新信条则立刻成为上帝的话”。“疯狂的热心占据了所有的人，以致我们应相信……上帝也属于我们自己，而且除了在我们的宗派里，世上没有天堂、信仰、精神、耶稣。”他的信仰是不关门的宇宙派神论。“我的心并不和任何人不同，我在土耳其人、教皇派、犹太人和所有的人中都有兄弟。”他矢志追求“自由、不分宗派的……基督教，不为外物所束，甚至不受《圣经》所限”。因在性格上如此地不适于他那个时代，乌尔木的人将他驱逐出境。他在巴塞尔找到印刷的工作，在诚实的贫困中卒于该地（1542年）。

这时的德国诗和戏剧沉湎于神学中，以至不再是艺术，而成为战争的武器。在这个争斗中，任何一行业的术语、粗俗话和猥亵语都被认为是正当的；除了民歌和赞美诗，诗失去了应有的艺术趣味。那些15世纪时过多的舞台宗教剧因不合大家的口味而过期了，而被攻击路德或教皇的流行讽刺剧代替。

有时人会超越愤怒而看清整个生命。若汉斯·萨克斯曾服从过纽伦堡的市长们，他可能只是一个鞋匠。他不获出版许可权而出版了《巴别塔的韵文历史》时，他们禁止他出版，郑重宣布诗并非其职业，并命令他只管干好自己的事（只做鞋匠活，不得作诗）。但汉斯有此权利，因为他已成为诗乐会会员。他所属的织工和鞋匠商会定期表演会唱、并一年3次举行公众音乐会时，他对诗歌的热情愈加高涨。为了在商会和在其他的机会中有所表现，他专注于写作诗歌和剧本。

他或许不是大诗人，却是愤恨的世纪里一个头脑清醒、心情愉快的歌唱家。他的基本兴趣在于淳朴的人民，而非天才；他的剧本几乎均与这些人有关；在这些剧本中，即使上帝，也是仁慈的普通人，上帝就像教区的牧师那样跟人交谈。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充满痛苦、庸俗、猥亵，而汉斯的作品描绘及赞扬爱情、责任、虔信、军事上的忠贞、父母之情、子女孝顺之爱等美德。他第一部出版的诗（1516年），计划“提高上帝的赞颂和光荣”，并“助其同胞过忏悔的生活”，这种宗教上的精神温暖了他终生的作品。他把半部《圣经》译成韵文，用路德的翻译作为范本。他祝贺路德为“维滕堡的夜莺”，他将会净化宗教并恢复道德：

醒来！醒来！白天已近，

我听到一曲唱于森林。

那是愉快的夜莺；

其歌声在山谷间传鸣。

夜已落入西方，

白天从东方耀上，

黎明终于到来，

忧郁夜的云彩已离开。

汉斯成为宗教改革时代的游吟诗人，用倔强的打油诗来讽刺天主教的过失。他写了关于无赖僧侣的剧本，并追溯其源流到魔鬼。他出版了讽刺滑稽的诗和讽刺剧，而指责牧师引诱少女和做弥撒时喝酒之类的事。1558年，他出版《约纳教皇韵文历史》（History in Rhyme of the Popess Joanna）——大部分新教徒把这个寓言当作历史来看。但汉斯也讽刺路德派，公开揭发其生活丑陋与其信条相反：“由于吃肉、喧嚣，滥用牧师，争吵、欺骗、侮辱人和所有其他不适当的行为，你们路德派教徒已大大地侮辱了《福音书》。”他和其他100人共同哀悼当时的商业主义和不道德。

总而言之，姑且不论瓦格纳（Wagner）把他理想化，汉斯实在是坦直、粗鲁而亲切的德国人的典型，至少在德国南部这类人占大多数。在他的家和诗中，我们想象他快乐而和谐地过了40年。第一位太太死时（1560年），他再娶，时年68，新娘却是27岁的漂亮女人，他甚至活得比太太长。一个补鞋匠能成为人道主义者、诗人、音乐家，得到并使用大图书馆，学希腊文学和哲学，写了6000首诗，活得相当健康和快乐，到82岁时才死去，就一个时代、一个城市而言，必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伊比利亚半岛的诗人（1515—1555）

在葡萄牙文学上，这是一个活泼的时代。探险的刺激，因扩展商业而增加的财富，意大利的影响，科英布拉（Coimbra）和里斯本的人文主义者，有教化的朝廷的赞助，共同促就了一个开花期，并很快因卡蒙斯（Camoëns）的《卢西亚德斯》（Lusiads，1572年）诗作而达于鼎盛。一场快乐的战役蔓延于吉尔·维森特（Gil Vicente）的旧派和奥斯·奎亨蒂斯塔斯（Os Quinhentistas）之间。吉尔·维森特，“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以其简单的节目主宰戏院34年之久。朝廷对他微笑，并期望他以剧本来称赞（或庆祝）每个王室事件。国王与教皇争吵时，吉尔奉命讽刺教廷，其自由的程度，使在布鲁塞尔看他剧本的哲罗姆·阿林德以为自己正在中萨克森听路德讲话呢。这位多产的剧作家，有时用西班牙文写作，有时用葡萄牙文写作，有时两种均用，并插入了意大利文、法文、教会拉丁文、农民俚语等断简残篇。其剧本的动作，就像莎士比亚剧本中一般，常常被涌现于人们心中的抒情诗中断。同莎士比亚一样，吉尔是演员和剧作家，也是舞台经理，指导布景。而且，他是当时最好的金匠之一。

弗朗西斯科·萨·米兰达（Francisco Sá de Miranda）在意大利停留6年之后，于1524年回葡，并带回了文艺复兴的古典狂热。像法国的龙萨和七星诗社，英国的斯宾塞和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他要以构塑主题、格律、风格于古典诗行中来使民族的文学尊贵起来；像约阿希姆·杜·贝雷，他把彼特拉克列入古典范围，并将其十四行诗介绍给国人；他用自己的国语写第一部古典悲剧（1550年），此前他已用古典的形式写了第一部葡萄牙散文喜剧（1527年）。他的朋友里贝罗（Bernardim Ribeiro）用维吉尔的风格作牧诗（或田园诗），而过着塔索式的悲剧生活：他热恋一个宫中贵妇而被逐；后来被原谅而恢复宠幸，却死于疯狂中（1552年）。

一群多彩多姿的历史学家把探险家的胜利记录下来。卡斯帕尔·科雷亚（Caspar Correa）到印度去，晋升为阿尔伯克基的秘书之一，公开谴责官方的腐化，于1565年被谋杀于马六甲。在其活跃的生涯中，他写了8册他所称的葡萄牙征印“简史”，充满了扩张的色彩。卡斯坦赫达（Castanheda）半生游历东方，花20年的光阴致力于《葡萄牙征印度历史》的写作。巴罗斯（Barros）在里斯本的行政部门服务40年，以不聚财而令其前任官员汗颜。他曾去过所有档案保存处，把资料收集起来，编成他仅称为《亚洲》的书，但该书后来以《十年》命名，因其4巨册中的3册，每一册都包含了某一个10年中发生的事件。除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作品外，这部书可与当时的任何作品在秩序、精确和清晰各方面相比。骄傲的国家可能不会接受这两个例外，而给他以“葡萄牙之李维”的称誉。

卡斯提语现已成为西班牙文学语言。加利西亚、瓦伦西亚、卡塔罗尼亚、安达鲁西亚等方言残存于人们的语言中，而加利西亚语成为葡萄牙语，但卡斯提语在斐迪南、伊莎贝拉和西蒙尼斯的统治下，成为城邦和教会的语言，这使这一方言得到不可驾驭的特权并从当时以迄我们的时代，其男性的洪亮之音已影响到西班牙的文学。对语言的迷恋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某些作家中。安东尼奥·古瓦拉立下了语言异想和修辞辞藻华丽的榜样，而他《领主的罗盘》（1529年）的译本助长了约翰·黎里（John Lyly）在其作品《艾福埃斯》（Euphues）中铸炼的夸饰文体和莎士比亚在其早期喜剧中铸炼的愚笨的文字游戏。

西班牙文学歌颂宗教、爱情和战争，对侠士的罗曼史的热情达到高潮，以致1555年其国会建议把罗曼史禁止。这项命令实际颁行于西班牙所属的美洲，若在西班牙果真强制执行的话，我们就见不到《堂·吉诃德》这本书了。在骑士书丛的净化中得到前牧师宽容的罗曼史之一是葡萄牙人蒙特梅约（Jorge de Montemayor）所作的《多情的狄安娜》，它模仿西班牙籍意大利诗人桑纳扎罗（Sannazaro）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Arcadia，1504年），又被悉尼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1570年）模仿。蒙特梅约的散韵夹杂诗是意大利文学对西班牙文学产生影响的千例之一。胡安·波斯坎（Juan Boscan）把意大利剧作家卡斯蒂利奥内的《科尔蒂贾诺》（Cortigiano）译成散文，与原作甚为相宜，并接受威尼斯诗人纳瓦格罗（Navagero）的建议，使十四行诗的形式在西班牙通俗化。

其友加尔西拉索·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几乎用卡斯提语使这个形式达到完美的地步。像这时期的许多西班牙作家，他出身高贵的世家，他的父亲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驻罗马的大使。1503年生于托利多，他早期献身军戎。1532年，因逐土耳其于维也纳而声名大噪。1535年时，在突尼斯受包围中，两度重伤，几个月以后他在普洛凡斯参加查理五世徒劳无益的战役。在弗雷瑞斯（Fréjus），他自愿领导士兵攻击一座破城堡，他第一个登上城墙，头部受伤，不久因之而死，时年33岁。在其遗赠给友人波斯坎的37首十四行诗中，有一首敲出战争的调子：

比以前更大的诅咒存在

于我们的这个时代；以前

一切的诅咒仍一直在改变其面目，越来越坏；

而我们都感觉到战争的出现——

战争接近着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流亡、危险和害怕

而我们每个人都彻头彻尾地烦厌

于见到自己的血从矛（枪）上流下——

矛未中的，而自己仍然幸存。

有些人已失去其财物和所有的马具，一切都垮，

甚至是房屋和家人

太太的名字和记忆都已成灰。

那么战争的用处何在？为了国家的感恩？

为了小名气？为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有人会写一本书，其用处我们可从中一窥。

他见不到，但成千的书纪念他。历史学家把他的死作为当时的主要事件记录下来。他的诗被印在携带方便的册子里，西班牙的军人把它带在口袋里转战各地。西班牙鲁特琴琴手把他的抒情诗谱成音乐，作为西式鲁特琴的情歌，而剧作家把他的牧诗变成剧本。

西班牙的戏剧著称于时代，不久将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剧本竞争。独幕喜剧、讽刺剧，或取材于通俗罗曼史的插曲被漫游的表演者表演于公共广场或酒店的庭院中，有时则在领主的别墅或皇宫里。继承吉尔·维森特给这种歌团提供节目的主要供应者罗佩·鲁埃达（Lope de Rueda）以他的波波斯（Bobos，小丑）之名——并给我们提供这个新字——闻名。

历史学家辈出。龚萨洛·费尔南德斯·奥维埃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被查理五世任命为新世界的史官，他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完成了浩瀚而秩序凌乱的《西印度通史及自然史》（1535年）以充数。在西班牙属美洲住了40年，他因采金矿而致富，并愤恨《印第安之破坏的简要关系》（Brevisima Relacion de la Destruycion de las Indias，1539年之后）一书，该书揭发了在美洲的矿场里土著奴工受剥削的残酷情形。1502年，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与哥伦布一同航行，后来成为墨西哥恰帕（Chiapa）的主教，而且几乎为印第安人献出了一生。在致西班牙政府的陈情书里，他描绘土著因殖民者加诸其身的工作的严苛而急速死亡的情形。印第安人由于温暖的气候和简单的饮食，已习惯于偶尔的工作。他们未曾挖金，却已满足于从土地的表面或浅溪的河床上得到的金子，且仅用之作为装饰。拉斯·卡萨斯估计印第安的土著人口在38年间，已从1200万人（无疑猜测过高）减少到1.4万人。多米尼克教派和耶稣会的牧师与拉斯·卡萨斯联合起来反对印第安的奴隶制度，伊莎贝拉则一再公开指责之。斐迪南和西蒙尼斯规定印第安劳工征用条令，但这些绅士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政治时，他们对土著待遇的训谕多半被忽视了。

少数人为征服墨西哥而辩论。弗朗西斯科·罗佩兹·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提供这一征服计划的国会报告。德尔·卡斯蒂洛（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为了反抗，写了《新西班牙的征服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1568年之后）——该书在称赞国会之余，谴责了弗朗西斯科把征服的所有光荣和利益都夺走，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给像贝纳尔（Bernal）一样勇敢的战士。那是一本很迷人的书，充满行动的诱惑，胜利的乐趣，而且很诚实地对阿兹特克人（Aztec）的财富和光辉表示惊讶。“当我看到我周围的景色，我以为这是世界的花园。”然后他又说“所有的被摧毁了。”

这一时期最为成熟的西班牙历史著作和最有名的西班牙小说归于同一人。门多萨在斐迪南征服11年后生于格拉纳达；其父在被包围期中得到桂冠诗人头衔，并在城陷后成为该城的统治者。门多萨受教于沙拉曼卡、波隆那、帕多瓦等地，他在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哲学和法律方面接受广泛的教育。他以文艺复兴时代领主般的热忱，收集古典版本。他为苏里曼做了几宗宗教仪式后，苏里曼询问他将索要何种报酬时，他只想要一些希腊手抄本。他晋升到高的地位，为查理五世出使威尼斯、罗马和特伦特宗教会议。当转述来自查理的苛刻信息给教皇而受到保罗三世的指责后，他用西班牙贵族的傲气回答：“我是一个骑士，我的父亲也是，以一个骑士而言，完成我的主人的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不必怕你——圣皇陛下，只要我遵从对耶稣代理人的正当尊敬。我是西班牙国王的使者……作为他的代表，即使你不乐意，我仍是安全的。”

最近的研究，对欧洲文学第一本以恶汉及其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托马斯的《拉撒路的生活及其冒险》——其作者是否是门多萨，表示怀疑。那本书虽然直到1553年才被印出来，但可能在许多年前就已写成了。比王族的地位稍低的家族的后裔竟把一个贼当成英雄，这可是令人惊奇的事。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初有意做牧师的人，竟在他的故事里写下了对教士团很尖刻的讽刺，以致宗教裁判所禁止其再版，直到所有冒犯的部分被删除为止。拉撒路（Lazarillo） 是一个流浪者，做一个盲丐的向导，学得卑下窃盗的诡计，进而学会了较高级的罪恶，做牧师、托钵僧、私人牧师、州官副手、赎罪券出售者等人的仆人。即使是有些小聪明的青年贼，对赎罪券出售者为卖出其商品安排的奇异事情也会产生很深的印象。“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也受骗，而认为我的主人是神圣的奇迹。”这种嬉戏的叙述，形成了小说的风格。它激起了无数的模仿者，而以勒萨日（Alain Lesage）所作的最有名的《恶徒罗曼史》（Gil Blas，1715—1735年）达到顶点。

因为在一次争论中抽出菲利普二世的剑而被逐出宫廷，门多萨隐居到格拉纳达，作了随兴之诗，由于太不注重格律而在生前没有出版。他还在《格拉纳达史》中详述摩尔人的反叛（1568—1570年），由于书中公平而正直地对待摩尔人，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610年才印了一部分。他以萨卢斯特为典范，试图与之抗衡，并从塔西佗处剽窃一两个主题。但大体而言，这本书是第一部超越编年史或史实的宣传，以哲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以文学的艺术加以表现的西班牙作品。他死于1575年，时年72岁。他是充满完人的时代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

在这些急就章节里，良知常与时间竞赛，并警告急挥之笔说，像走马看花的旅客一般，只不过能潦草涂写到表面而已。多少出版家、教师、学者、赞助者、诗人、罗曼史作者和鲁莽的反叛者，半个世纪以来，为生产文学而努力，而一旦不朽的天才被一行描绘而轻轻带过时，他们的文学成就在此难免受到狭隘的限制，许多杰作未被指出名来，许多国家受到忽略。文学是自然发生的事。男人和女人从神学和战争中摆脱开来，休息片刻，然后去爱恋美的形式和真理及权力的幻想，接着把文辞加以铸造、雕琢并彩绘——直到思想披上艺术的外衣。智慧和音乐出现，文学兴起以让国家发言，以让时代将其精神注入模型中，它如此深受喜爱而相沿成风尚，结果时间本身会珍视它，经过千百次大灾难仍被人视为传家宝般的流传下去，文学延续时，必有其保存下来的充分理由。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
（1517—1564）

艺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只要新教徒相信《十诫》，艺术就得遭受宗教改革的摧残。上帝不已说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模仿天空、大地和地底、水中的百物”吗？在扫荡性的禁止之后，象征性的艺术怎能存在呢？犹太人曾服从戒令，也疏忽过艺术。穆斯林大体上也服从过戒条，而使艺术仅作装饰之用，大半是很抽象的，常常以之代表事物，很少代表人，绝不代表上帝。新教重新发现《旧约》，遵从闪米特传统。天主教徒，其希腊罗马遗产盖过犹太的起源，越来越忽视这个禁止权：哥特式雕刻已把圣徒和诸神刻在石头上；意大利绘画已绘出《圣经》故事，文艺复兴却在盛开而放纵的象征艺术中，早把第二诫忘得一干二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赞助者，则以良好的见识藐视原始和现已无意义的禁忌。

所有赞助者中最伟大的是天主教会，她把艺术用在信仰上无文字表达的教条和传说上。在认为神话对道德具有教化作用的主教看来，这种艺术的利用似乎是合理的。但神话像炼狱一般，受到操纵，以资助教会的奢侈和滥用时，改革家就会在可原谅的情况下，反叛灌输神话的绘画和雕刻。就此事而言，路德是很适度的，即使不得不去修改《十诫》。“我不主张《福音书》必须摧毁所有的艺术，如同某些迷信的人相信的那样。相反地，或乐于见到所有的艺术……创造艺术并以之为我们的上帝服务。摩西律法只禁止上帝的偶像。”1526年，他召唤他的信徒“借着绘画来攻击……罗马反耶稣派的偶像崇拜者”。即使加尔文（其追随者最热心地反对崇拜偶像）也有限度地赞同偶像。“我并不认为一切偶像都应被毁灭……但明白绘画和雕刻的艺术……来自于上帝，我要求的是艺术的实践必须纯正而合法。因此不应描画或雕刻除了眼所能看见以外的任何东西。”人情味不如路德、谨慎不如加尔文的改革者偏好把宗教上的绘画和雕刻全部宣布为非法，并把教会的所有装饰清除掉；“真理”把美当作不信教者加以驱逐。在英国、苏格兰、瑞士和德国北部，破坏是不分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法国，新教徒把圣物盒、神龛和在受其控制的教会发现的其他器物熔毁。人们在胜利之时会摧毁其一向所服从的偶像；在了解这种愤怒的情绪之前，我们须再思及人们冒生命之险去改革宗教的热情。这种破坏是残忍而野蛮的，但几世纪以来妨碍其本身改革的机构，对这种罪过也难辞其咎。

哥特式的艺术结束于这一时期，宗教改革只是其死因之一。反对中世纪教会的情绪随之带来对与教会联系长久的建筑和装饰的风格的排斥。然而，哥特式艺术在路德发言之前已垂死。它摇摆于天主教的法国和反叛的德国与英国，它自毁于灿烂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哥特式艺术的敌人。文艺复兴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从未爱过哥特式艺术，即使接受它，也加以嘲弄。文艺复兴主要散布于受教育者中，这类人不太能体会十字军东征和哥特时代的热心信仰。在宗教改革的进步中，天主教会本身（教会在哥特式的建筑中有其无上的艺术表现），由于失去了不列颠、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并因天主教的国王对其总收入的挥霍而太穷，不能像以前那样慷慨地资助艺术或决定嗜好和风格。于是一天一天地，世俗化、异教化的文艺复兴以其古典的偏好超过中世纪信仰和形式的神圣传统。人们不虔敬地逾越了虔信而敬畏的世纪，去再度了解古代爱尘世、爱享乐的热情。哥特艺术被认为是摧毁罗马帝国的野蛮艺术，战争因反抗这种艺术而起。被征服的罗马人再度恢复生活，重建其庙宇，揭露其神的雕像，并且先命令意大利，再命令法国和英国恢复曾象征希腊光荣和罗马伟大的艺术。文艺复兴征服了哥特艺术，在法国它则征服了宗教改革。

法国文艺复兴的艺术

·建筑的狂热

在法国教会建筑方面，哥特艺术成功地为暂时解脱而扩张。有些天主教堂加入了新鲜的元素，所加必是哥特式的。因此，康恩的圣皮埃尔教堂完成其闻名的歌咏队的席位；博韦建其南面的十字式教堂的左右翼部；而让·瓦斯特（Jean Vast）在左右翼部建起一横跨其间500英尺高的尖塔时（1553年），哥特艺术几已达到巅峰。在1573年的耶稣升天节，那高耸的旁若无人的物体塌垮而坠入歌咏队席位上时，这场灾难象征着建筑史上最高贵风格的结束。

哥特艺术的光辉，在此时期，兴起于法国的蓬图瓦兹、库唐斯和许多其他城市。在巴黎，随意一瞥都显示出信仰在过去时代的某些神奇，在此城有两个壮观的哥特教堂形成了：圣埃提内·杜—蒙特和圣艾乌斯塔策。但文艺复兴的风格潜入其中：在圣埃提内·杜—蒙特教堂，有壮丽的石屏风伸展于歌咏队席位之上；在塔策教堂，复合的半露方柱和仿科林斯式建筑的柱头伸展其上。

天主教哥特建筑为世俗的文艺复兴建筑取代，反映出弗朗索瓦一世的嗜好和人文主义者强调尘世乐趣甚于天国的希望。所有经济方面的成果，贵族的赞助，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已形成的艺术上的异教主义，现在滋养了法国的建筑家、画家、雕刻家、瓷器匠和金匠的虔诚。意大利的艺术家被带入法国，把他们的技巧和装饰的动机与复活的哥特式形式融合。不仅在巴黎，在枫丹白露、图尔、布尔日、昂热、里昂、第戎、阿维尼翁和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等地，意大利设计的光辉、佛兰德斯绘画的写实主义、法国贵族的嗜好和两性的文雅，这些因素结合而在法国产生了一种足可向意大利的权威挑战并继承这一权威的艺术。

这一运动的领袖是具有放纵态度和鉴赏力且爱艺术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把自己的无忧无虑和微笑的精神带进其王朝的建筑中。他告诉他的艺术家“敢”——然后让他们试验甚至意大利不允许的东西。他认识到佛兰德斯人在肖像画上的力量，请让·克卢埃作为他的宫廷画家，委托约斯·克里夫（Joos van Cleve）画他自己及周围人的肖像。在精制和装饰的所有艺术中，鼓励他的是意大利。征马里尼亚诺（1515年）成功后，他访米兰、帕维亚、波隆那及其他意大利城市，而且很羡慕地研究其建筑、绘画及其他艺术。切利尼引用他的话：“我很清楚地记得要检视所有的好作品，特别是所有意大利最伟大的大师所作的作品。”夸张的地方可能属于热情洋溢的切利尼。乔吉·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十多个例证中，特别提及弗朗索瓦一世通过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的代理人去买意大利艺术品的事。经过这些努力，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莉达》、布龙齐诺的《维纳斯与丘比特》、提香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上千种的器皿、勋章、素描、小雕像、绘画和缀锦画翻过阿尔卑斯山而到法国的卢浮宫来。

这位热心的君主若能为所欲为的话，可能已把意大利最好的艺术家都引进来了。诱人花钱的地方多如牛毛。“我将以金子来使你窒息。”他答应切利尼。本韦努托（Benvenuto）来了，并且不定期地留下来（1541—1545年），其留下的时间长得够法国金匠加强在传统设计和技术上的技艺。多米尼科·贝尔纳贝已在查理八世时来过法国，弗朗索瓦雇用他为巴黎设计一个新的市政厅（1532年）。当它完成时，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1871年的公社（Commune）革命把它烧毁了，它依博卡多罗（Boccadoro）的设计重建起来。达·芬奇老年时来到法国（1516年），法国艺术和门阀各界都崇拜他，但我们知道他在法国并无作品产生。安德烈·德尔·萨尔托来了（1518年），但很快逃跑了。乔万尼·巴蒂斯塔受到佛罗伦萨的引诱（1530年），然后停留在法国一直到自杀。罗马诺接受急邀，但为曼图亚城迷醉，他派他最显赫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普里马蒂乔（Francesco Primaticcio，1532年）来。弗朗西斯科·佩莱格里诺、维尼奥拉、阿巴特、塞巴斯蒂安·塞利奥和其余十多人先后来法国。同时，法国艺术家受鼓励去意大利研究佛罗伦萨、费拉拉和米兰各城市的宫廷及新建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自从希腊的艺术和思想征服古代的罗马以来，也未曾有过如此丰富的文化血液输入。

半个世纪以来（1498—1545年），法国的建筑是根深蒂固的哥特风格，和仿效被征服的征服者而渗入法国的意大利式样，体现于里尔皇宫的石头上。在此，哥特艺术仍有大手笔，高卢的石匠主宰设计的封建碉堡设于壕沟内，有堡垒状的塔垂直地自角落升起；宽大有坚框的窗引来阳光，斜屋顶可使雪滑下，而天窗像单片眼镜从屋顶窥视出去。但意大利的入侵者被允许把尖拱压平，使之回复到较旧的圆形；并使长方形阶梯式的正门并排，窗子被支持以半露方柱，并冠以三角墙，装饰以古典圆柱、柱头、腰线、壁带、圆形饰物。阿拉伯式圆饰和植物、动物等雕刻的羊角状物，帝王的本身像和神话上的圣物。理论上，这两种哥特式和古典的风格是不相称的。他们受到法国人的鉴别和品赏而融合成为和谐的美，这与其他因素共同使法国成为近世世界的希腊。

建筑的狂热——一位表示惊奇的将军称之——现在袭击法国或弗朗索瓦。建筑师雅克·苏尔多为了王后克劳德在布卢瓦的旧皇宫加了北面的厢房，其风格是十分文艺复兴式的。发现在厢房里建一楼梯不方便，建筑师便设计了当时建筑上引人注目的东西——向外的螺旋式楼梯，以一个八角塔的形状向上升起，通过3个台阶到从屋顶向外投射的优美走廊，每个台阶富丽堂皇地装饰着雕刻的楼座。

王后死后，弗朗索瓦把他建筑上的热情转到尚博德（Chambord）——卢瓦尔河南3英里、布卢瓦东北10英里。在那里，奥尔良公爵曾建造过一处打猎住的房子，弗朗索瓦以无上的哥特式皇宫取代之。该皇宫如此广大——有440个房间，容纳1200匹马的马房——以致需要1800个工人的劳力经过12年才能完成。法国的设计师使其北正面很迷人，混以由塔、“灯”、尖塔和雕刻建筑构成的迷宫；其内部以螺旋式楼梯闻名，该楼梯极为壮丽，有独一无二的上下双重过道。弗朗索瓦喜爱尚博德，以之作为快乐的猎区。在此，其宫廷喜聚集所有装饰品；在此，他度过了日渐衰老的残年。其内部装饰大部分毁于1793年的革命，另一座弗朗索瓦的皇宫——坐落于博洛涅森林里的马德里德宫，由吉罗拉莫·德拉·罗巴（Girolamo della Robbia）装饰以马尤利贝（Majolica）陶器的正面——在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毁了。

奢侈并不只限于国王，其助手很多自行享用那仍像自神仙国度里输入的宫殿。最完善者之一是勒里多（Azay-le-Rideau）——在安德尔（Indre）的一小岛上，建此宫者吉勒斯·贝特罗特（Gilles Berthelot）并非一个无所事事的法国财政大臣。诺曼底的税务总监托马斯（Thomas Bohier）建了舍农索，财务部长让·科特鲁（Jean Cottereau）重建迈特隆（Maintenon）宫，纪尧姆·蒙特莫雷西（Guillaume de Montmorency）在尚蒂伊（Chantilly）建了领主似的皇宫（1530年）——大革命的另一个灾祸。其子安·蒙特莫雷西（Anne de Montmorency），法国的高级军官（主管城堡），在接近圣丹尼斯（Saint Denis）的地方建立了埃科恩宫（Ecouen）（1531—1540年）。让·布雷顿重建威廉德里皇宫，查理·斯皮纳伊完成了于塞（Ussé）宫。此外，图尔一地的瓦伦盖宫、森伯兰考宫，康尼一地的埃斯科雷勒宫，图卢兹一地的贝尔努埃斯宫，布尔茹瓦一地的拉勒蒙特宫，罗翁一地的布格泽龙德宫和成百个其他的宫，都是这个无顾忌的王朝的产物，我们可以从中推断领主的富有和人民的贫穷。

感觉到住室不合适，弗朗索瓦决定重建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在枫丹白露所建的皇宫（切利尼说，因为这个地方是“国王在其王国里最喜爱的地方”）。城堡主楼和小礼拜堂恢复了，其余被毁掉；在原址，吉勒斯·德布雷顿（Gilles de Breton）和皮埃尔·尚比格斯（Pierre Chambiges）建了一大片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皇宫，和优美的首相画廊毗连。这片皇宫的外观并不吸引人，也许像佛罗伦萨城的商人领主那样，法国国王担心，如果皇宫的外表太过奢华，加之又在都市附近，可能会招来百姓忌恨。他使内部保持艺术的水准，在那里他依赖受拉斐尔和罗马诺装饰传统培养的意大利人。

艾尔·罗索（Il Rosso）为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廊工作了10年之久（1531—1541年）。瓦萨里描绘他，当时才37岁，是个“仪态大方，言词庄重而亲切的人，有成就的音乐家，精通学问的哲学家”，而且是个“卓越的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罗索把墙安排成15个方格，每格装饰的都具有高级的文艺复兴的风格：以雕刻和镶嵌的核桃树的壁板为柱脚（柱基），取材于古典神话或历史景色的壁画，由灰泥装饰而成的雕像、贝甲、武器、大奖牌、动物或人像、果园或花园的富丽堂皇的环境，装饰深浓的木头的天花板——这些完成了暖和之色、肉欲之美、无忧无虑乐趣的效果。所有这些正对国王的胃口。他给罗索一栋在巴黎的房子和1400利维尔的年金。瓦萨里说，这位艺术家“生活宛如领主，有仆人和马匹，开宴会款待朋友”。他聚集五六个意大利人和几个法国人（都是画家和雕刻家）为他服务，这些人构成了枫丹白露派的始祖和核心。在他成功和灿烂的高峰，他的意大利脾气结束了他的事业。他控告他的一个助手弗朗西斯科·佩莱格里诺偷他的东西，后者在受了一顿拷打之后，被发现是无辜的，罗索既惭愧又忏悔，吞下了毒药而死于极端痛苦中，时年46岁（1541年）。

弗朗索瓦哀悼他，但他发现普里马蒂乔有能力以相同风格来继续罗索的工作。普里马蒂乔在1532年到达法国时，年仅27岁，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法国国王不久就相信他有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的各种能力，他给他一群助手、一份好的薪水，以后并给他等同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收入；因此这些忠心者的贡献被转变成震愕僧侣的艺术。普里马蒂乔设计皇家缀锦的作品，为艾莱奥谱拉（Eleonora）王后在枫丹白露的房间雕刻了一件杰出的作品，为了报答埃唐普的女公爵的赞助和保护，他用绘画和灰泥雕像装饰她的房间。这些绘画在一再地恢复之下已死了好几次，但这个雕像光荣地保存下来；灰泥雕像中一名贵妇举手对着飞檐，是法国艺术中最美的人像之一。

亨利二世登位后，并没有伤害到普里马蒂乔的地位及风格。1551—1556年，受到德洛尔姆（Philibert Delorme）和阿巴特的协助，他设计、绘画、雕刻和用其他的方法来装饰在枫丹白露的亨利二世的画廊。现在其绘画已经被毁，其女像的优美却很迷人，而残墙是古典要素的庄严灿烂的表现。据说更为精致的是尤利西斯画廊（Ulysses，已毁于1738年），那是普里马蒂乔及其同伴用《奥德赛》史诗中161个人物装饰成的。

枫丹白露宫象征古典风格在法国的胜利，弗朗索瓦用买自意大利并以其卓越来加强其古典信息的雕塑和艺术品布满其厅堂。同时，曾在枫丹白露工作一段时期的塞巴斯蒂安·塞利奥出版了《建筑作品》（Opere di Architettura，1548年），该书传播其师巴尔塔萨·佩特夏奇（Baldassare Petruzzi）的维特鲁威派（Vitruvius），此派主张为公元前1年的罗马建筑家及工程师的古典主义，该书立刻被译过维特鲁威（1547年）作品的简·马丁译成法文。枫丹白露派在罗索或普里马蒂乔门下受过训练的艺术家，把古典的规范和理想散布至全法国；而且随同被七星诗社开创的相关的古典文学的形式，这些规范和理想几世纪以来在法国保持主宰的地位。受到塞利奥和维特鲁威的激励，法国的艺术家，雅克·塞尔索、让·布兰特和德洛尔姆等人到意大利研究罗马的遗物，回国后便写了论文，有系统地陈述古典的见解；像龙萨和约阿希姆·杜贝雷，他们认为中世纪的风格太野蛮并谴责它，决定以形式净化材料。经过这些人及他们的工作和书籍，建筑家才以艺术家身份出现，和艺匠截然不同，在社会阶级上占有高的地位。法国建筑不再需要意大利的艺术家，因为法国现在已超越意大利而远及古代罗马本身以追求建筑上的灵感，于是产生了由古典秩序和法国传统与倾向合成的艺术。

在这种思想与艺术的环境中，法国最高贵的民间建筑形成了。今日从塞纳河左岸来看卢浮宫，或站在其庄严的宫廷里，一天一天地漫游于此世界的宝库，看那些巨大的石碑，我们会怀着敬畏之心，精神为之退缩。假如宇宙必须毁坏而只有一个建筑物可以留下来，我们应选这一个。菲利普·奥古斯都曾于约1191年首次建立它，作为防卫巴黎抵抗沿塞纳河入侵的碉堡。查理五世曾添上两个厢房（1357年），其外有一个楼梯，布卢瓦的佳作即因此楼梯获得暗示。发现这个半皇宫半牢狱的中世纪结构不适合作其居住和享乐之用，弗朗索瓦叫人把它毁了，委托皮埃尔·莱斯科（Pierre Lescot，1546年）在原址建了一座适合法国文艺复兴的皇宫。一年后，弗朗索瓦死去，亨利二世命令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莱斯科是一个贵族和牧师，克拉格尼（Clagny）的爵士，克莱蒙特大修道院院长，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设计圣劳克斯罗伊斯教堂（毁于1747年）崇高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卡姆瓦勒特宫的就是他。在这两件工作上，其友让·古戎帮助他雕刻装饰，在新卢浮宫的工作有点进展时，他也请此友来装饰。1548年，莱斯科修建现围绕卢浮宫方院的宫廷的两个厢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支配了这两座建筑。从地面到屋顶的正面——正如拉伯雷所说的排外的：3排长方形的窗，排与排间用大理石飞檐分开，窗则为古典柱廊分开；3个门廊由优美的古典柱子支撑；只有斜状屋顶是法国式的，而其装饰用的嵌线仍属于优雅的古典风格。若非古戎在门廊的壁龛中插入雕像，在三角墙里和飞檐下雕刻以精致的浮雕，并在中间的突出部分镶以亨利和狄安娜的纹章，其外观可能就太严肃了。在这个莱斯科所建的厢房里，古戎建了卡丽亚德斯（Cariatides）宫；一条通往亨利四世休息的皇家卧室的大楼梯的拱形圆屋顶的修建者仍是古戎。在查理九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卢浮宫的修建工作仍在继续，始终忠于莱斯科和古戎所立下的风格直到今天，其伸展的大厦是350年文明所凝结的精华。这种文明榨取老百姓的劳力以成灿烂的艺术。若贵族政治是公正的话，卢浮宫有存在的可能吗？

为了亨利二世和波蒂阿的狄安娜，德洛尔姆创造了建筑上的天堂。年轻时，德洛尔姆研究并估量古典罗马的遗物，但回到法国之后，他宣布此后法国的建筑必须是法国式的。他的古典偶像崇拜和爱国精神，的确是属于七星诗社的计划的。他在枫丹白露的离别宫设计马蹄形楼梯，在亨利二世的画廊设计壁炉和有装饰的天花板。为了狄安娜，他在阿内特（Anet）建了一个有皇宫和正式花园的十足的城市（1548—1553年）。在那里，切利尼把他的枫丹白露的山泉女神放在一个三角墙里，古戎则以他的一组狄安娜和她的牡鹿的景物来超越佛罗伦萨城的艺术。这个宝贵的乐园大部分已毁，只剩一个不感人的大门现存于巴黎的艺术学校里。为这个好胜的女士，德洛尔姆完成了舍农索——国王送给她的小礼物，想出横过察尔河（Cher）来延伸皇宫的主意的人是菲利普。美第奇的凯瑟琳从狄安娜的手中接收这个宫殿时，德洛尔姆继续其工作，直到完成。他太过于数学式的风格曾一度失宠，于是他退隐而去写百科全书式的《建筑论》。老年时，他再度被凯瑟琳召回，为她设计新皇宫——杜伊勒里宫（Tuileries，1564—1570年）——该皇宫被1871年的公社所毁。他从他的所有赞助者那里收到很丰裕的报酬。他成为牧师，而且掌握几个圣俸。1570年去世时，他仍为巴黎圣母院的教士，遗嘱中言及供养两个私生的孩子。

让·布莱特（Jean Bullant）是另一位杰出的建筑家。30多岁时，他在艾科恩为安内·蒙特莫雷西设计了具有古典风格的完美皇宫，因之闻名于世。60多岁时，他继德洛尔姆建杜伊勒里宫，一直工作到死——正如他所说的，“日日不停息，正当学习时，却要死去”。

当时的风尚是排斥意大利风格输入法国建筑，原始的哥特艺术留下的不偏离影响可能已演变成一种城市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比相当严苛的古典风格更适合法国的优雅。但哥特艺术因年迈而亡，可能因衰老过度和火焰式的旧饰带而死：它的衰亡是自然而然的。希腊对约束、单纯、稳定和清朗的建筑线条的强调，很适合把法国艺术的繁荣充沛转化为有礼有节的成熟。某些中世纪的古怪风格曾被牺牲，而这里曾有过辉煌的日子，现在因为它死了而显得栩栩如生。法国文艺复兴的建筑发展其自己的民族特性时——天窗、斜屋顶和圆柱柱头、三角墙混合——法国产生一种3个世纪以来为西欧羡慕的建筑风格；而现在这种风格正在消失，然而我们仍觉得它是很美的。

·附属的艺术

成千的艺术家、艺匠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快活时代里，装饰法国的生活。木工雕刻博未、亚眠、欧什和布劳等教堂的歌咏队席次，并敢用农牧神、女预言家、酒神巴库斯的祭司、森林之神，甚至有时用维纳斯、丘比特、加尼米德（Ganymede）等文艺复兴的情节来装饰哥特式的建筑。或者他们制造——为了我们疯狂的追求——桌、椅、架子、祈祷台、床架，有架或抽屉的橱柜，雕以过多的装饰品，有时镶以金属、象牙或宝石。金属工，在其卓越的高峰中，以贵重金属镶嵌或雕刻使器皿或武器增添光彩，并设计铁格子窗——诗在铁制花饰窗格里——为小礼拜堂，圣堂、花园、墓，或做巴黎圣母院两边门的那种枢纽，其手工之精美，使虔信者以为那是出自天使之手。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只稍微称赞别人的切利尼承认在制造教会金银器皿——或让·杜雷特为亨利二世所刻的家用盘——方面，法国的金匠已“无人能超越的完美地步”。在布劳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小礼拜堂，或在博未的圣埃提小礼拜堂及巴黎的圣埃提内·杜·蒙特小礼拜堂，彩绘玻璃至今仍有光辉。弗朗索瓦在枫丹白露建立一个工厂，缀锦一件一件织成，不像以前分开来做，然后缝在一起；金线与银线被充裕地混以染上色的丝和羊毛。1530年以后，法国缀锦的图案和题材不再是哥特式和骑士风格的，而仿效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设计和主题。

文艺复兴的主题支配了里昂的陶器、南法的彩陶、利摩日的瓷釉等陶器制造业。列奥纳德·里莫辛（Léonard Limousin）和其他人用鲜艳的珐琅色，把植物、动物，人和神的优美形象画在铜浴盆、瓶、大口小罐、杯、桌用盐罐和其他升为艺术品的日常器皿上。弗朗索瓦在这方面也插一手，任列奥纳德为利摩日陶业皇家制造所所长，并冠之以国王侍臣之衔，列奥纳德精于在铜盘瓷釉上绘肖像之术；一个卓越的例子——弗朗索瓦本人的肖像——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更多的作品存在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静静地证明这段黄金时代。

在意大利人来之前，肖像画在法国是充分发展的艺术。哪个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能够超越1520年一位无名大师画的纪尧姆·蒙特莫雷西的肖像？这不是图画般的恭维，那是一个人！罗索、普里马蒂乔、阿巴特和其他的枫丹白露派画家，把从拉斐尔、瓦卡、乔万尼·达·乌迪内（Giovanni da Udine）或罗马诺学到的装饰半露方柱、飞檐、天花板等以“古怪”或嬉戏的有翼天使、孩童、螺旋形物错综图饰和植物的形象，带回法国来。此派一个无名画家画了波蒂阿坐着化妆，戴着后冠。1545年以后，许多佛兰德斯的画家，包括大勃鲁盖尔（Brueghel the Elder），都到法国研究枫丹白露的作品。但他们自己的风格太根深蒂固，不屈服于意大利的影响，他们的肖像画写实的活力胜过拉斐尔的继承者那种女性的优雅。

在法国有一个佛兰德斯家族单独地组成一派。图尔的让·克卢埃与巴黎的弗朗索瓦的宫廷有联系。全欧洲都知道他约1525年画了此王的肖像，该像现存于卢浮宫：在即将衰落之前傲慢、自负和快乐的王权。其子弗朗西斯·克卢埃继之为宫廷画家，用色粉笔画或油画记录了四朝的权贵。其亨利二世肖像胜过乃父的弗朗索瓦肖像：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愉快的勇敢者和阴沉的儿子之间的冲突；我们能了解这个人如何地认可（批准）异教迫害的热忱，虽然在这张几乎是博尔贾的脸孔中，看不出他对狄安娜永远的献身有任何的暗示。有段时间，德·利翁（Corneille de Lyon）开了竞争性的艺术馆，以玛格丽特的情人马雷夏尔·彭尼维特（Maréchal Bonnivet）的肖像向克卢埃族人挑战。但在法国，没有一个同时代的人能和肖像的画廊里弗朗西斯·克卢埃为美第奇的凯瑟琳、弗朗索瓦二世、苏格兰的玛丽皇后，瓦尔瓦的伊丽莎白、菲利普二世、亨利四世未来的妻子玛格丽特和青年时代的查理九世——太可爱了而难以想象他就是大屠杀的恐怖国王——所画的肖像相比。这些受到法国的纤细、精确和活泼的气质调节的肖像表现了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和逼真的风格；其色调缓和，其线条精确而大胆，复杂的个性的要素被捕捉住和统一；只有霍尔拜因的英国才能欣赏这样多彩多姿的画家。

雕刻是建筑的女仆，但使建筑有光彩的是雕刻家。的确，现在法国的雕刻产生了仅次于米开朗基罗和其他在卡拉拉所刻的杰出作品。领主的墓碑被做成模型：乔万尼·于斯托·贝蒂（Giovanni di Giusto Betti）所做的路易十二及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墓碑，罗兰·勒鲁（Roland Leroux）和让·古戎在鲁昂所做的安布瓦斯两位红衣主教的墓碑，及在同一天主教堂里由不知名的人所做的狄安娜之夫路易斯的墓碑。鲁昂的墓碑似乎装饰太过分，而不适合死人用。弗朗索瓦一世、其妻克劳德及其女夏洛特被埋在圣德尼教堂里，这是德洛尔姆设计的一个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墓，有皮埃尔·彭特姆普斯（Pierre Bontemps）做的极佳的雕刻。附近是彭特姆普斯做的一个小杰作——国王的情人的骨瓮。法国雕刻家不再需要意大利的教导来继承罗马的古典艺术。

让·古戎至少继承了古典的优雅。我们首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1540年。被列入鲁昂教堂的“石匠和泥瓦匠”的名单中。在那里，他雕琢支持圣马克卢教堂的风琴的圆柱，为红衣主教的墓碑雕像，也可能为布雷泽的墓碑雕像。他装饰圣罗克斯罗伊斯教堂的圣坛屏的雕刻（有部分仍保存于卢浮宫）在线条韵律性优美方面使人想起希腊的浮雕。古戎的女性优美的特性，在他贡献给勒斯科特设计的“天真之泉”的林泉女神（1547年）中达到完美的境地；贝尼尼以为这些形象是在巴黎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我们已在阿内特留意到他的狄安娜及其牡鹿、在卢浮宫的雕刻。他的异教的神性和女性形体的理想化，为法国提示了文艺复兴胜过宗教改革，古典艺术见解胜过哥特艺术，女人胜过其中世纪的诽谤者。不过，传统上人们把古戎描绘成法国新教徒。约1542年，为了惩罚他参加路德派的布道，他被判穿着衬衫走遍全巴黎的街道，并目睹一个新教徒的布道之处被烧。约1562年，他离开法国到意大利。1568年死于波隆那，默默无闻，几乎连把法国文艺复兴带到高峰的那个人也不认识他了。

彼得·勃鲁盖尔（1520—1569）

除了勃鲁盖尔和缀锦以外，低地国荷兰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为休耕时期。绘画则处于本地天才与意大利人争胜的局面。意大利风格在于精练的技术、丰富的色彩、古典的神话、裸体的妇女、罗马建筑背景等方面，而本地特色在于为显赫人物和普通事物所作的写实的肖像。赞助不仅来自朝廷、教会、贵族，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富商。这些富商把强壮的形体和饱满的颚颊留下来给他们的后代赞扬，而且喜欢看到画家把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家常景象和乡村风景反映在画中。幽默感，有时是古怪感，取代了意大利大师崇高的情操。米开朗基罗批评佛兰德斯人的艺术中缺乏的鉴别力和高贵性：“佛兰德斯人只为了欺骗外在的眼睛而画些使你高兴的事物……田野里的青草、树影、桥和河……这里那里的小东西……对取舍毫不在意。”对于他而言，艺术是为了表现高贵而对重要事物的选择，而非对现实不分青红皂白地表现；包裹在他那不可移动的靴里和轻视人类的那种庄重本性，对绿色田园的自豪和火炉的感情是有免疫性的。

我们怀着谢意向约阿西姆·帕蒂尼（Joachim Patinir）鞠躬，只因他在圣哲罗姆画中画了列奥纳德风格的风景；向约斯·克里夫鞠躬，因他葡萄牙的埃莉诺画的肖像；向奥利鞠躬，因他在普拉多画的高贵的家族和在布鲁塞尔的圣古杜勒教堂所设计的缀锦画和彩绘玻璃；向莱顿的卢卡斯鞠躬，因他在39年的岁月中创作如此多的上乘雕刻和木刻；向斯科雷尔鞠躬，因他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该画叙述她用油瓶洗耶稣的脚，而使油瓶珍贵的故事；向安东尼斯·莫尔鞠躬，因为他画了阿尔瓦、格兰维勒红衣主教、菲利普二世、玛丽·都铎，还有他自己的有活力的肖像。

且留心这些艺术世家如何在绘画的技巧方面展开竞争。斯科雷尔把某些技巧传给他的儿子科内里斯（Cornelis），他在发疯之前画了几幅精巧的肖像。让·马西斯（Jan Massys）继承了其父昆丁的画室，以精选裸体像画了朱迪斯、苏珊娜及其姐等画；其子昆丁·马西斯二世继其业，其兄弟则传其艺于英国，并画了亨利八世老年时的像，此像表现出画中人的傲慢与可憎。彼得·波布斯及其子弗朗兹在布鲁日画肖像和虔信者，弗朗兹之子弗朗兹·波布斯二世在巴黎和曼图亚画肖像。还有彼得·德洛尔·勃鲁盖尔（Pieter Droll Brueghel），其画家太太，其画家岳母，其子彼得·赫尔·勃鲁盖尔和让·威尔威特·勃鲁盖尔（Jan Brueghel），其画家孙子，其画家曾孙……

大勃鲁盖尔，其名可能取自布拉班特（Brabant）两个名叫勃鲁盖尔的乡村。其中之一靠近赫托根波斯基，博施曾生于此，勃鲁盖尔可能曾在此城的教堂里看到几幅画，这些画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岁（约1545年）时，他迁到安特卫普当彼得·科埃斯克的学徒，这个人的风景木刻可能促成了这个青年画家对田园、森林、河川和天空的兴趣。这位较不闻名的彼得曾生一女名叫玛丽亚，这个女孩子小时候常被勃鲁盖尔抱在怀中，后来成为他的太太。1552年，他追随当时的潮流，到意大利学画。后来他回到安特卫普，带着一本厚厚的满是意大利的风景的素描书，但看不出其技巧受到意大利的影响，结果他几乎轻视南方大家那种微妙的模型制作术、明暗对照法和着色法。回到安特卫普后，他和管家的小妾住在一起，他答应她只要她不再说谎，就跟她结婚；他把她说过的谎话以在棍子上刻痕记录下来；因为没有棍子记下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当那个计数刻痕没法再记下去时，他就把她抛弃了。他40多岁时（1563年），和玛丽亚结婚，她这时17岁，服从他的召唤而搬到布鲁塞尔去。他只余下6年的生命。

他的画使他有了“农夫勃鲁盖尔”的绰号，他却是有教养的人，读过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拉伯雷，可能还有伊拉斯谟等人的作品。荷兰的瓦萨里·卡雷尔·曼德（Karel Mander）把他描写成“宁静而有秩序，很少说话，但和大伙儿在一起很能取悦人，以吓坏人为乐……说些鬼和预报死亡凶信的女妖精的故事”。因此，也许这是他另一个绰号“滑稽的勃鲁盖尔”的由来。他的幽默感倾向于讽刺，但他以同情心来节制。有一具雕刻显示出他胡须很多，满脸因为严肃的思考而皱纹很多。有时，他追随博施，认为生命是大部分的灵魂漫不经心地匆匆赴地狱。在《杜勒·格瑞特》（Dulle Griet）一画中，他把地狱描绘得像博施所描绘的那样可恶和混乱；在《死亡的胜利》中，他不把死视为疲惫的躯体的自然睡眠，而视为像鬼般的把四肢和生命割除——骷髅用箭、斧、石和镰刀来攻击国王、红衣主教、骑士和农夫；罪犯被砍头，上绞刑或绑到车轮上；头盖骨和尸体骑在二轮车上。这是“死之舞”的变种，这种舞飞跃于这个阴沉时代的艺术中。

勃鲁盖尔的宗教画继续这种严肃的心境。它们没有意大利画的富丽堂皇，也没有其轻快的优美；它们仅仅用佛兰德斯人对地域、相貌和服饰的说法来解释《圣经》故事；它们很少揭露宗教上的感情；它们大部分是画群众的状态，即使其中的脸也没有感情；推挤着要看耶稣带十字架的人似乎对自己的受苦并不在意，只是急着要看个够。其中有些是《圣经》里的寓言，像《耕者》；有些其他的画，追随博施，以格言（谚语）作为主题。《盲导者》显示出一连串的视觉不灵的农夫，极丑，一个跟着一个地跑到沟里去；而《荷兰格言》用一组画举例说明近百个格言，包括一些沾有拉伯雷气质的人在内。

勃鲁盖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农夫大众，及以无关紧要的善行或恶行来掩蔽其无益可恕的人类活动的风景。也许他在群众中有安全感；在此他不必使每一张脸孔具有个别性或模铸肉体。他拒绝画为艺术或历史而摆姿态的人；他偏爱展示在不同的活动和自然的生活中散步、跑、跳、舞、比赛的男、女和小孩。他回溯他的童年生活的景象，乐于沉思，参与农夫的玩乐、享宴、音乐和结伴。他和一个朋友在很多次的场合中，化装成农夫，参加村集和婚礼，而且——假装是亲戚——送礼物给新郎和新娘。毫无疑问，在这些外出的场合中，彼得带了他的素描簿，因为在他现存的画中，有许多乡村人物和事件的画。莫尔和提香为贵族画肖像获利很多，但勃鲁盖尔未曾被这些贵族喜欢，而且也未从他们身上获得任何酬劳，他只画淳朴的人民。甚至他所画的狗也不过是在市巷或村屋里能见到的杂种狗。他知道农夫生活的辛酸，而且有时视之为众多愚人的混合。但他爱画村童的游戏、村童兄长的舞蹈和婚礼的骚动。在《科卡伊内之乡》一画中，倦于工作、爱好饮酒的农夫伸手坐卧于草地上，梦想着乌托邦。他似乎要说，知道如何玩、睡和工作，知道结伴和死的人就是农夫。

反抗死，他只看到一种安慰——那是他以美、恐怖、生长、衰微和再生的各种形式来接受的自然的一个完整的部分。风景补偿了人；部分的荒谬在整体的庄严中得到原谅。直到此时——除了阿尔托费（Altdorfer）以外——风景曾被作为人物和事件背景的附属物；勃鲁盖尔使风景本身成为画，人在其中只是偶然事件而已。在《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天空、海洋、山和太阳曾吸引了画家和参与者的注意；伊卡洛斯是两只不引人注意的腿，可笑地沉入海中；而在《暴风雨》中，人几乎见不到，失落而且无助于风雨的残酷和威力中。

勃鲁盖尔的艺术和哲学在表现季节的系列5幅画中达到高峰。《小麦收割》一画描绘一捆捆小麦收割和堆积，工人午餐或小睡，让观者感受到夏天的热与静的情景。在《稻草收获》中，男女孩子把秋果放在篮里顶在头上，一农夫磨快镰刀，强壮的妇女用耙聚拢稻草，男人将之抛到四轮马车顶上，马在休息时嚼着草。《兽群回家》一画预报冬天——天渐暗，牛被引回其厩。这个系列画中最好的是《雪中猎人》：屋顶和地面皆白；住宅沿着平原和小山伸展出令人出奇的远景；人们溜冰，玩曲棍球，滑倒在冰上；猎人和狗外出猎食；树木光秃秃的，鸟在树枝间预报春之到来。《忧闷的日子》是蹙额告别的冬天。在这些画中，勃鲁盖尔达到他的高峰，而为未来荷兰艺术的多雪风景开下先例。

只有画家或鉴赏家才能评判这些画的艺术品质和技术。他似乎很满意于赋予他所画的人物以两度空间，以实质混以阴影，他并不会觉得麻烦。假如必要的话，他会让我们的想象把第三度空间加到他的两度里。他太有兴趣于大众，以致不关心个人；他的农夫几乎都一样，像不雅的一块一块的肉。除了在画群体画时，他并不假装是写实主义者。他把很多人或插曲放在一幅画中，牺牲了统一性；但他抓住了一个乡村，一群人或一时激昂高涨的生活不自觉的统一性。

他要说的是什么？是否他仅仅把人类讥笑、嘲笑为古怪的“有叉的萝卜”，并把生活讥笑、嘲笑为愚笨而神气十足地走向衰亡？他欣赏农夫跳舞时摇摆的快活，同情他们的劳苦，以宽容的幽默冷眼旁观他们醉后的酣睡。但他从未从博施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像那个神志不清的杰伦，他带着讽刺性的嘲笑来描写人类喜剧的辛酸面——跛者、罪犯、失败者和淫荡者，死的残酷的胜利。他似乎曾搜索过丑恶的农夫；把他们作成讽刺画，绝不让他们微笑或大笑；若他赋予粗鲁的脸孔任何的表情，那就是沉闷冷淡，为生活所重击、所鞭打的敏感的脸。幸运者对不幸者的不幸缺乏同情，活着的人很快地忘掉死者因而获得解脱，这种感受使他产生很深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伤害。他受到自然的浩大远景的压制——那天空的无边无际，在其下所有人类事件似乎沉溺在无足轻重之中，而善与恶，生长与衰亡，高贵与卑贱，同样地似乎都消失在浩大而分不出青红皂白的无用之中，而人类就被吞没于世界的风景中。

我们不知道是否这就是勃鲁盖尔真正的哲学，或是仅仅用艺术来开玩笑。我们也不知道何以他这样快就放弃战斗，49岁就死了（1569年），也许更多的岁月会缓和他的愤怒。他遗留给他的太太一幅晦涩的画《赴绞刑的快乐之道》，此画是由这些景色构成的上乘作品：清新的绿色和淡远的蓝色，农夫在乡村绞架附近跳着舞，而放在绞架上的是鹊，这是饶舌者的象征。

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在宗教改革中，德国教会建筑处于停滞状态。没有新教堂因艺术虔信而兴建；许多教堂仍在未完成状态中；许多已毁，领主的碉堡连同他们的石头被放在一起。新教教堂献身于严格的单纯中；天主教教堂则故意叛逆，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艺术发展时，它却往过分重视教堂礼拜用品发展。

民间和皇宫建筑取代天主教堂，正如公爵取代主教和城邦包围教会。这一时期有些栩栩如生的民间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遇灾祸：在布兰兹维的阿尔特豪斯，在希得斯罕的屠宰公会大厦和内梅根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这一时代和下一时代最为自负的建筑构成了领主的巨大碉堡的形式：花费10万弗罗林的德累斯登碉堡；在斯图加斯特的克里斯托弗公爵皇宫，在房屋的附属装置和家具上太浪费，以致市长们警告公爵，说其宫廷的奢侈和其人民的贫穷成为耻辱性的对比；还有巨大的海德堡碉堡，开始于13世纪，以文艺复兴风格重建于1556年至1563年，部分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艺术的技巧在为领主、贵族、商人和金融家服务方面保持卓越的地位。制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木刻家、象牙雕刻家、雕刻家、制缩图者、纺织工人、铁工、陶工、金匠、兵器制造者、珠宝商——所有这些人都具有中世纪的技巧，虽然他们为了装饰的复杂而倾向牺牲趣味和形式。许多画家为木刻画图案，其细致的笔法就像做国王肖像似的；而木刻家，巴塞尔的汉斯·卢岑贝格尔等人，用德国木刻家和画家丢勒的忠诚来工作。纽伦堡、慕尼黑和维也纳的金匠居其世系的顶峰；温策尔可能曾向切利尼挑战过。约1547年，德国的艺术家开始用瓷釉的色彩来漆玻璃杯；以这种方式，瓶和窗采用粗而富于色彩的图案，繁荣的中产阶级可能使其喜好融入家中的玻璃窗中。

德国雕刻家保持其对金属铸像和浮雕的偏好。彼得·维舍尔的孩子继其技巧：小彼得铸的青铜薄金属板；汉斯为纽伦堡市政厅的庭院设计了漂亮的“阿波罗泉”；以纽伦堡的抹大拉闻名的美画常归功于保罗。纽伦堡的彼得铸了羡慕之神、正义之神、农神和舞蹈的缪斯女神的极佳浮雕。卢浮宫里一件最悦人的物品是约阿希姆·德谢勒做的帕拉蒂纳伯爵奥托·亨利希的半身雕像，6英寸半高，体态肥胖，有着一张因多年的好胃口而成的脸。这是最普遍的德国式幽默。

德国艺术继续在绘画方面保有光荣。霍尔拜因和丢勒相埒，克拉那赫紧跟其后，而巴尔东·格林、阿尔托费和阿姆贝格形成了可赞扬的第二世系。巴尔东·格林因为弗赖堡布赖斯高盖天主教堂的祭坛后方及上方之画（或雕刻）而闻名。但更吸引人的是《与鹦鹉为伴的圣母》（The Madonna with the Parrot）——这幅画画的是有金黄色头发的丰满美丽的条顿妇女，一鹦鹉正啄其颊。克里斯托弗画了一些优美的肖像，里尔博物馆有他的查理五世肖像，真诚、理智、刚开始有狂热的气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一个男人的肖像》是用凿刻的精致的温柔的脸。阿尔布雷奇特·阿尔托费以其风景的富丽而突出于这一小群画家。在他的《圣乔治》画中，骑士和龙在密集的树木围绕中几乎看不见；甚至在《阿贝拉之役》（The Battle of Arbela）中，战争的主人失落在塔、山、河、云和太阳的衬托中。这些和《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是近代画中最初的真正的风景画。

大克拉那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取其名自故乡上法兰哥尼亚的克罗纳赫（Kronach），直到32岁被任命为维藤贝格的智者腓特烈的宫廷画家（1504年），我们对他所知不多。他在那里或魏玛的萨克森宫廷任职约50年。他遇见路德，喜欢他，一再地为他作画，并以讽刺教皇的画来为某些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作插图；然而，他也同时为天主教贵族，如阿尔瓦公爵和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的大主教等人画肖像。他有良好的商业头脑，把他的画室变成肖像和宗教画的工厂，卖书和卖药于其侧，1565年成为维藤贝格的市长，死时年龄很大，钱也很多。

此时意大利的影响已达维藤贝格。它出现在克拉那赫宗教画的优美中，在他的神学中更可以见到，最突出的则是在其裸画中。当时，正如在意大利，异教的众神和玛利亚，耶稣和圣徒们竞争，但德国的幽默以取笑安全地死去的神来使传统上的众神有生气。在他的《巴黎的裁判》中，这位特洛伊的引诱者睡觉去了，而那些令人颤抖的美人正在等着他醒来并裁判她们谁最美。在《维纳斯和丘比特》中，爱情女神在平常的裸态中展示出来，尚有一迷人的帽子——好像她很害羞地暗示着欲望是因习尚而形成，所以可以用不习惯的附加物来使之解脱。维纳斯显得受欢迎，因此得到帮助之后，他就以十多种形式使她在法兰克福、列宁格勒、博尔盖赫塞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处亮相。在法兰克福，她隐隐约约地在十几条游丝的后面来隐藏其魅力；这些形式再度适用于在柏林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一画，她很愉快地准备用光秃秃的束发针来补偿她的荣誉。为此画做模特的贵妇也为《泉之女神》摆姿态，躺在小池旁由绿叶做成的床上。在日内瓦博物馆里，她成为朱蒂斯，不再裸体，而穿上衣服要杀人，手握剑放在被供上的霍洛费内斯的头上，那把剑还很幽默地对着这个不幸的头闪闪发光呢。最后这位贵妇以裸体成为在维也纳的《天堂》，在德勒斯登的《亚当与夏娃》，在芝加哥的《夏娃与蛇》各画中的夏娃。几乎所有这些裸体画都有某种特性，那种特性使这些画不致流于色情——一种恶作剧的幽默，色彩的温暖，意大利线条的精致，或存在女性形体里那种非爱国心的苗条。在此有一种征服女性的勇敢企图。

克拉那赫及其助手创作的肖像画比他那些老套的裸画更能引起人的兴趣，有些还可以和霍尔拜因的一较长短。《安娜·库斯皮尼安》（Anna Cuspinian）一画体现了写实主义调和的精巧，画幅中有华丽的袍服和气球状的帽子；这位女士的丈夫约翰尼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坐着，以让他画一个更为精致的肖像——一个青年人文主义者——他所有的理想主义全反映在沉思的双眼中，以及爱抚地抱于怀里的书中。这个受欢迎的画室为成百位权贵画油画或色粉画，但没有一个人的肖像比《萨克森王子》这个孩子的肖像（现存华盛顿）更值得流传，这幅画中的王子纯真、温柔并有金黄色的鬈发。约翰尼斯·舍纳医生的肖像是生活的另一面，在形象上很可怕，在艺术上却很高贵。在此或在彼，在他的作品中，有华丽的动物，全是纯种，而牡鹿画得如此自然——有一个朋友说——“狗看到了就吠”。

若非成功过早过甚，他可能会更为伟大。其赞助者倍增——分散了他的天才；他没有时间把全部天才用在一件工作上。经过81年的生命，不可避免地，他退隐而松弛下来了；细节被他规避了，同样的脸、裸体、树木被重复得毫无生命之感。结果我们必须同意年迈的杜瑞对克拉那赫早期的画所作的评论——他能描绘形象，但不能描绘灵魂。

1550年，78岁时，他自画肖像：与其说是强壮的画家和雕刻家不如说是强壮的议员和商人，强有力的方头，庄严的白胡子，大鼻子，充满傲慢和个性的眼睛。3年后他的肉体向时间投降了。他身后留下3个儿子，都是艺术家，约翰·鲁卡、汉斯和小鲁卡，其《睡着的海格力斯》一画展示出大力士因为其周围的侏儒只能用箭刺穿他的外细胞层，而很平和地不理睬那些箭，把主题由拉伯雷转移到斯威夫特。也许克拉那赫也同样冷静地不理睬那些因为他的中产阶级理想和不谨慎而匆忙谴责他的人；在刻有晦涩的恭维语——最匆促的画家——的墓碑下，他睡得极佳。

德国绘画的伟大时代随他而逝。其衰亡的基本原因与其说是新教对宗教想象的弃绝，不如说是宗教争执的密集。或许道德的堕落，使德国绘画在1520年以后变得粗糙；裸体画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圣经》的画里——画家表现像苏珊娜及其姐，波提法之妻试炼约瑟夫或拔示巴在洗澡等画的主题。克拉那赫死后两世纪以来，德国的艺术退缩到神学和战争的反动中。

都铎时代的风格（1517—1558）

亨利八世的王朝开始于亨利七世小礼拜堂的哥特式杰作，结束于皇宫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的改变适当地反映出国家征服教会。政府对主教、修道院和教会岁入的攻击，使英国教会建筑停滞了约100年。

亨利七世预料将死，便拨款14万镑，在威斯敏斯特建一贵妇小礼拜堂（Lady Chapel）来容纳他的墓。从衣冠冢本身，到扇状地下坟墓的纠结不清的石头堆——这曾被人称为“由人类似乎所曾放在一起的最为美妙的石匠作品”——这是装饰上的杰作，而非结构上的杰作。因为小礼拜堂在设计上是哥特式的，装饰上却是文艺复兴的，我们以此作为都铎式华丽风格的开始。亨利八世，作为一个青年人文主义者，很快爱上了古典的建筑形式。他和托马斯·沃尔西带了几个意大利艺术家到英国来。其中之一的彼得罗·托里贾诺受委托设计其父之墓。在白大理石和黑石头的精美石棺上面，这位佛罗伦萨城的雕刻家在雕刻或镀金的青铜里放上过多的装饰品：圆胖的绑腿，气体般优美的花环，圣母和诸位圣徒的浮雕，天使坐在坟上并伸展其美足到空间，在这些物体之上，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王后横卧休息着。这是在英国未曾见过的雕刻，也从未曾有人能超越过它。培根说，在此，这位省用小钱耗费大钱的吝啬国王“死后所住比生前住过的任何皇宫都来得阔绰”。

亨利八世不是一个允许任何人埋葬得比他更为奢侈的人。1518年，他订契约要付2000镑给托里贾诺做一个墓，“在第四部分方面”比他父亲的更为伟大。这件事永不会完成，因为这个艺术家和这位国王都有皇家的脾气。托里贾诺一气之下离开英国（1519年），当他回来后他不再为第二个墓工作。相反，他为亨利七世的小礼拜堂设计一个高的圣坛，包括圣坛后的屏风和神龛，这些1643年时为克伦威尔的部下所毁。1521年，托里贾诺离开英国到西班牙。

沃尔西于1524年委托另一个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罗韦查诺（Benedetto da Rovezzano）为他在温莎的圣乔治小礼拜堂建墓时，人类致命的喜剧又恢复了。尚伯里的赫尔伯特（Lord Herbert of Cherbury）写道：“设计如此荣耀，远超过亨利七世的墓。”红衣主教衰亡时，他乞求国王至少在约克较卑下的墓里保留一角存放他的雕像。亨利拒绝了，他把整个墓没收了充作自己的容身之器；他还命令艺术家以自己的像来取代沃尔西的；但宗教和婚姻分了他的心，因此葬礼的碑铭最终没有完成。查理一世希望将来被埋进里面，但怀有敌意的国会把装饰物一件一件地变卖，直到最后只留下黑色的大理石棺，这个石棺最后充作圣保罗教堂纳尔逊（Nelson）神龛的一部分（1810年）。

除了这些以及剑桥的国王学院礼拜堂的辉煌灿烂的幕、台和彩色玻璃及地下坟墓以外，这一时代可纪念的建筑物很多是把贵族的乡下房子美化成神仙般的宫殿，遍布于英国的田园和森林之中。建筑家是英国人，但十多位意大利人列名为装饰而工作。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混合风格建成的壮丽的宽大正门，通往宅邸有小塔的大门，为拥挤的宾宴而设的宽大宴会厅，通常用雕木做的宏伟的楼梯，装饰着壁画或缀锦和有格子窗或凸出壁外之窗而光线充足的房间，建筑四周的花园、鹿苑和远处的猎场——这是英国贵族预先创造的乐园。

这些都铎时代领主宅邸中最为有名的是汉普敦宫，沃尔西红衣主教为自己而建，后因恐惧遗赠给他的国王（1525年）。它并非由一个建筑家，而是由英国建筑大师联合起来创建，基本上是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并依中世纪风格设计，有壕沟和塔以及有枪眼的墙。乔万尼·马亚诺（Giovanni da Maiano）在正门的赤土制的小圆形窗里加上了文艺复兴的特征。维藤贝格公爵于1592年访英时——称汉普敦宫为世界上最庄严堂皇的宫殿，耗费仅次于此宫者为萨里的苏顿宫（Sutton Palace）和诺内苏赫宫（Nonesuch Palace）。一本古老的书描述道：“他邀请到这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最卓越的技师、建筑家、雕刻家和铸像家，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本地英国人；而在皇宫装饰方面，这些人在艺术方面提出很多奇思妙想，而在皇宫的内外均装饰以雕铸之像，这些像在文学上的再创造使人想起罗马古代的作品，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像在卓越方面超过罗马古代的作品。”230人被雇佣来为此宫工作，这是有意要使弗朗索瓦一世的尚博德和枫丹白露的宫廷相形见绌。英国国王未曾如此富裕过，英国人民也未曾如此穷过。在诺内苏赫宫完成前亨利死了，伊丽莎白女王使之成为她最爱的住处；查理二世将它给予他的夫人卡斯尔迈娜女士（Castlemaine，1670年），她把它给拆毁并卖了，因为这是把债务变成资产的唯一方法。

小霍尔拜因（1497—1543）

小霍尔拜因的父亲是奥格斯堡重要画家之一。从他的身上，霍尔拜因学到艺术的要素；从汉斯·布克迈尔，他学到一些意大利的优美气质和模型制造术。1512年，他画了4个圣坛的画板，现存于奥格斯堡画廊——称得上是中等作品，但就15岁的小孩而言，却是出奇的好。两年以后，他和他的兄弟安布鲁斯，秘密而匆匆地移居瑞士西北的巴塞尔。在巴塞尔，这两个小孩子发现自由是一种考验。霍尔拜因为不同的书作插图，包括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一书在内。他做了一些艰难的画家的工作，为一小学校长做告示牌，他用取材于圣诺波底——那位敏捷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被控犯了每一件匿名的恶作剧，但绝不说句话来为自己辩护——的快乐事件来装饰一张桌子的顶部。在此作品中表现的技巧使他赢得一项获利的酬劳——画雅各·梅耶尔市长和其妻的肖像（1517年）。这些肖像的声名不胫而走。雅各布·赫腾施泰因（Jakob Hertenstein）叫霍尔拜因到卢塞恩，在那里，他在这位赞助人的家的正面和墙上作壁画，并画本尼迪克特·赫腾施泰因（Benedict Hertenstein）的肖像。从卢塞恩他可能已去过意大利；他的作品因此在解剖上的精确、建筑上的背景和光线的布置各方面显示出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当他回到巴塞尔，年已22岁，他建立自己的画室并和一个寡妇结婚（1519年）。那一年他的兄弟死了，1524年他们的父亲也死了。

这时霍尔拜因所作的宗教画里，混合着德国的写实主义、罗马的建筑与古典的装饰风格。引人注目的是《墓中的基督》的写实，反映曼特尼亚·安德烈的作风：皮包骨、两眼张开令人悚然、蓬发散乱、目瞪口呆、勉强呼吸；看来准死无疑，无怪乎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这张画会破坏人的宗教信仰。约在这个时期，霍尔拜因为巴塞尔的大议事厅作壁画。议员们都大为赞赏，有一个议员还委任他为加尔都西修道院供应圣坛屏风。这就是《基督的热情》，很不幸，在1529年的反偶像暴动中被破坏，只留下两扇套窗转送给弗赖堡—伊姆—布赖斯高（Freiburg-im-Breigau）的天主教堂。这两件艺术品模仿巴尔东·格林（Baldung Grien）的地方很多，但从圣子所发散出来的光辉来看，它们也有本身的力量。1522年，巴塞尔市的书记官订了另一件圣坛屏风；这件作品就是安宁而高雅的《圣母玛利亚》，制作时霍尔拜因用他的妻子和儿子做模特，那时候他太太还是个温情标致的女人，尚未受到悲剧的打击。很可能在这时，他做出了他的宗教巨构《与梅耶尔市长一家为伴的圣母与圣婴》——结构、线条、色彩都甚为壮丽，感情的表现也非常强烈；在图中，两个儿子倚在他膝下，而跪在右边的两个太太中的一个已经死去。

但是，为像这样的宗教画获得的酬劳，就其所需要的心思和劳力的比例而言，实在太少了。肖像更能获利，而且家庭人口越来越多，他的负担越来越大。1519年，画青年学者博尼费修斯·阿梅尔巴赫——一张高贵的脸，表情中理想主义使洞察世界的眼光复活了。约1522年，他画伟大的印刷商弗罗本——一个忠于工作，心情被扰乱，因创造而被生活弄得精疲力竭的人。经弗罗本，霍尔拜因认识了伊拉斯谟。1523年，他画了两张这位忧伤的人文主义者的肖像。这位艺术家现已才力充沛，捉住了这位活得太久的人的灵魂，疾病和路德已加深了其脸上的皱纹和眼睛中忧伤的神色。巴塞尔·孔斯萨姆鲁格（Basel Kunstsammlung）的侧面像显示出他更为宁静、更有生气；鼻子像格斗者的剑般，好像要打斗似的。也许在其笔下的抄本是被列入反路德的目录中的《自由的公断》的草稿（1524年）。可能是1524年，他再度画伊拉斯谟，现悬挂于卢浮宫，看到那张深沉而贞洁的脸，我们不禁想起德西勒·尼萨尔德有见识的批评——伊拉斯谟是多了解而少肯定的光荣者之一。

约1523年，霍尔拜因画自己，时年26岁，看来似乎很成功；但其冷淡的目光暗示对生活的挣扎与斗争的愤怒。酒色占据了他的生活，他与妻子相处不睦。显然，他具有某种路德派的观点；他的《死之舞》木刻（约1525年）讽刺教士团——但当时即使是教士团也如此做。那一套木刻指出死追随每个男、女或阶级——亚当、夏娃、帝王、贵族、医生、僧侣、牧师、教宗、百万富翁、占星家、女公爵、弄臣、赌徒、窃盗——的脚后跟，这些人都正走在通往最后审判的途中，它是像杜瑞的任何作品一样的力作。除了这种绘画的杰作和《梅耶尔夫人》（Meyer Madonna）外，霍尔拜因并没有显明的虔信可见。也许他从伊拉斯谟和巴塞尔的人文主义中吸收了某些怀疑思想。他对解剖比对宗教更有兴趣。

虽然他假装赞成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却毁了他在巴塞尔的市场。没有人再请他画宗教画。他为市议厅作画的酬劳被暂停支付。因农民战争而恐惧的富人退避隐居，日益吝啬，以为此时画肖像不吉利。1526年，伊拉斯谟自巴塞尔来信说：“此地艺术正在冻结中。”他为霍尔拜因写介绍信给在安特卫普和伦敦的朋友，而霍尔拜因离开家人，到北方去找财富了。他拜访了昆丁·马西斯，无疑，他们互相交换了伊拉斯谟的信件。从安特卫普，他越海赴英国。伊拉斯谟的信使他受到托马斯·莫尔热诚的欢迎，并在他位于切尔西的家里腾个地方给他。在那里他画了莫尔的肖像（1526年），该像现存于纽约弗里克的画廊。这位殉道者的虔诚和倔强从其坚强而半忧郁的眼神中表露无遗，某个艺术家的洞察力却惊奇于袖子上的毛皮和褶缝。1527年，霍尔拜因画《托马斯·莫尔及其家人》一画，此画是阿尔卑斯山以北世俗艺术中，为人所知的最古老的多人画。

1528年下半年，霍尔拜因已赚了些钱，他回到巴塞尔，给伊拉斯谟一幅莫尔及其家人的画的复本，并与其妻重聚。这时他画了他最伟大、最诚实的画像之一，他以毫不宽容自己的写实主义的风格表现他的一家人。三张脸孔里的每一张都是忧伤的：女孩子顺从而几乎没有希望；男孩子忧愁地仰视他的母亲；她看着他们，神色显得极为忧愁而富于情爱——忧愁的是妻子失去丈夫之爱，而情爱则为母亲与其子女在生活上的唯一联系。画了这幅自我控诉的杰作三年后，霍尔拜因再度离家。

在他停留巴塞尔期间，他画了弗罗本的另一幅肖像，并为伊拉斯谟又画了6幅，但不如1523年至1524年所画的那样具有追索般的深沉。市议会重新委托他作议室上的壁画，但屈服于反崇拜偶像者，议会谴责所有的宗教画而规定“上帝曾诅咒那些制造宗教画的人”。委托不成，1532年，霍尔拜因回到英国。

在英国，他画肖像画得极多，在那动乱的岁月中，主宰英国命运的人物大部分靠霍尔拜因的魔力之手仍存人间。在温莎的女王图书馆里有87幅用炭笔或粉笔画的素描，有些是为漫画而作的，大部分则为肖像而画的。显然，艺术家只需要从他题材中得到一两个坐姿图，他就可以从如此的素描中画肖像了。在伦敦的汉撒商会的商人求他作画，但没有激发他产生最好的画。为汉撒商会的公会厅他画了两幅壁画，现只保留其复本或画：一幅表现《贫穷的胜利》，另一幅表现《财富的胜利》。两幅均极富个性，活泼的动作和调和的设计构成的奇迹，说明了该公会格言的含义——金钱是乐趣之父，忧虑之子；缺之者悲，具之者虞。

为了要做这个格言的榜样，托马斯·克伦威尔允许他那生硬的脸孔和柔软的骨架服从霍尔拜因的笔（1534年）。透过他，艺术家找到通往朝廷最高人物的道路。他画了《法国诸大使》，其中之一的查理·索第尔（Charles de Saudier）被他画得极为成功。其他的四位大使——亨利·奎尔弗德、尼古拉·卡雷、罗伯特·切西曼和约翰·尚贝斯——暗示其皮之厚而凭此就能很安全地生活在热度过高的国王的四周。约1537年，霍尔拜因拥有的官方皇室画家的身份使其成为这些上层人士之一。他接受在怀特霍尔宫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工厂，住得很舒适，像其他人一样有情妇和私生子，而且穿着彩色的绸衣。他被召唤去装饰房间、设计典礼服装、书的装订、武器、桌上用物品、图章、御用纽扣和带扣以及亨利献给他的太太们的珍珠。1538年，国王送他到布鲁塞尔画丹麦的克里斯蒂娜公主；她显得很迷人，亨利可能很想据她为己有，但她嫁给了洛林的弗朗茨公爵，也许她偏爱被悬挂在画廊上而不愿死于断头台上。霍尔拜因趁机简单地游历巴塞尔，他安排了40基尔德的年金给他太太，然后匆匆返回伦敦。不久受托去画《克里夫的安妮》（Anne of Cleves）；霍尔拜因在这幅肖像（现存于卢浮宫）的眼神上几乎预示了其结局。

他为国王本人画了好几幅大画，几乎全部失传。有一幅现残存于伦敦的理发外科医生厅堂里：《亨利赐颁特许状给理发外科医生公司》，画着亨利穿着城邦官服俯临此地。他为亨利的第三位太太简·西摩和第五位太太凯瑟琳·霍华德画了吸引人的肖像。亨利本人坐或站着给霍尔拜因作画时，画家起而应对挑战，创作出了只有在卢浮或巴塞尔他所画的伊拉斯谟肖像才能超越的肖像。1536年的肖像显示出帝王具有条顿式的自大和强壮。亨利很喜欢这幅画，便任命霍尔拜因把王室家族绘成怀特霍尔宫的壁画。此画于1698年毁于大火，1667年给查理二世所作的复本揭示其杰出的设计：左上是亨利七世，孝敬而中庸；下面是其子，挥舞着权力的象征，像巨人般伸展其腿；右旁是其母和第三位太太；中间是大理石的墓碑，用拉丁文记述国王的德行。亨利八世肖像被精心地画得如此逼真，以致传说进入该宫的人误认此肖像为活着的国王。1540年，霍尔拜因画了一幅更为堂皇的肖像——《穿着结婚礼服的亨利八世》。最后（1542年）他把亨利表现在心身俱衰之中，在此画中，复仇女神内梅西斯（Nemesis）悠闲地工作着，把神的报应从干脆和突然的死亡延长到漫长而屈辱的衰亡。

两幅可爱的画挽救了王室的画廊：其一为两岁时的爱德华王子，天真无邪；另一幅是《六岁时的爱德华》。这第二幅肖像看起来很悦目。我们看到霍尔拜因在两年内不畏缩地描绘这位父亲的肥胖而骄傲，然后以如此神秘的技巧捕捉住这位儿子的诚实的亲切时，我们就可肯定霍尔拜因的艺术了。

45岁（1542年）时，他再度以描绘国王的客观态度画自己：一个怀疑而好闹的人，有不经心修剪的头发和胡子；再度（1543年）在一圆形饰物里以更温柔的心情显示他自己。该年鼠疫侵袭伦敦，并选他为其牺牲者之一。

就技术而言，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画家。他观察得过于仔细，而且同样仔细描绘出来；每一个线条、颜色或态度，及每个能显示重要性的光线的投射和变化，都被他捕捉，并被钉在纸、亚麻布或墙上。其线条如此精确，颜色如此有深度、柔和而温暖，将细节排列成统一的结构如此有技巧！但在其目标不在题材而在报酬的许多肖像里，我们看不见人物的秘密灵魂以及让观者产生震动的那种同情心。我们在卢浮和巴塞尔的伊拉斯谟和其家人的肖像中能发现那种感染力。除了在《梅耶尔夫人》外，我们看不见能使扬·凡·埃克《敬拜羔羊》一画高贵的那种理想的现实主义。他对宗教的不关心使其作品缺少格吕纳瓦德（Grünewald）的高贵，并使他和丢勒截然有别，丢勒始终有一脚是踩在中世纪的。霍尔拜因不像提香那样具有文艺复兴的风格，也不像克拉那赫那样具有宗教改革的风格；他有德国、荷兰、佛兰德斯和英国相混而成的那种实事求是和实际的见解。也许他的成功阻止了意大利的绘画原则和精巧技术有效地进入英国。在他之后，清教主义胜过伊丽莎白时代的热情，而英国的绘画凋萎到霍加斯（Hogarth）出现为止。同时，光荣离开了德国的绘画。当美感在中欧再度找到声音之前，野蛮的洪流必须流过此地。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除了埃尔·格莱科、委拉斯开兹、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龙，西班牙并没有得到含义丰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从远方赚来的财富重新装饰了其基督教的文化，并给予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生产性的报酬，但它并没有——像在意大利和法国一样——使异教文明产生令人激动的再生，而这种文明在耶稣生前或死后曾经装饰过地中海地区的世界，而且在西班牙本土产生了塞涅卡、卢肯、马尔修、昆体良、图拉真和哈德良等大人物。西班牙基督教和摩尔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已使古典纪元的回忆负担过重。所有光荣的记忆是属于被延长的胜利，曾经赢得这种胜利所产生的信心，成为骄傲回忆不可分离的部分。当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污辱教会时，西班牙教会的组织随着一代一代而变得更为强健。它向教皇挑战并不加理睬，即使西班牙人统治梵蒂冈时也同样如此；它使斐迪南、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虔诚的专制主义残存，然后支配西班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西班牙教会几乎是唯一的艺术赞助人，因此它决定基调、指定主题，而且使艺术像哲学般成为神学的仆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认定艺术上的裸体、不贞和异端为非法，并指明处理雕刻和绘画方面关于神圣题材的方式，引导西班牙艺术朝向信仰的转移和坚信方面。

意大利的影响正倾注入西班牙。西班牙人升到教皇的地位，那不勒斯和米兰为西班牙王征服，西班牙陆军之战役和西班牙政治家、教会人士在意大利的使命，西班牙和意大利港口间忙碌的贸易，弗蒙特（Forment）和贝鲁格特（Berruguetes）族人等西班牙艺术家造访意大利，多里加诺和莱奥内·莱奥尼（Leone Leoni）等意大利艺术家之造访西班牙——所有这些因素影响西班牙艺术的方法、装饰和风格，但在精神或主题方面几不受影响，对绘画的影响甚于雕刻，建筑所受的影响最少。

天主教堂主宰风景和城镇，正为信仰主宰生活。在西班牙旅行不啻是天主教堂的狂热者从一地到另一地去朝圣。教堂令人敬畏得无边无际，其内部装饰的繁复，其本堂半明的沉静，其回廊神圣的石工，加重了这些宏伟的教筑下面挤成一团的民宅的淳朴与贫穷，这些住宅仰视它们，如同仰视着另一更好的世界的希望似的。哥特风格仍旧统治着矗立于萨拉曼卡（1513年）和塞哥维亚（1522年）两城的巨大天主教堂；但一个哥特式雕刻家的儿子迭戈·西洛埃（Diego de Siloé）在格拉纳达用古典圆柱及柱头来设计其天主教堂的内部，并在此哥特式的设计中冠以古典的圆顶（1525年）。在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的皇宫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完全驱逐了哥特式的风格。查理曾谴责科尔多瓦主教以在850根柱之间建立一座基督教堂而破坏那伟大的清真寺。但他把摩尔族王室宫殿阿尔罕伯拉的厅院拆毁充作一建筑物的空间时，他几乎犯了同样严重的罪。该建筑物严格的整体性和沉闷的对称，属于罗马风格的建筑物，但和摩尔人城堡的不坚实的优美和愉快的变化多端相比，显得惊人地不和谐。

摩尔人对建筑装饰的眼光表现于使民间建筑有名的“镀金匠”风格中。此风格得自于银匠或金匠在金属器皿或其他物品上滥用的复杂而纤细的装饰。在正门和窗之顶和侧饰以缠绕的石头的错综图饰；它以摩尔人的异想把圆柱挖成沟槽，弄成螺旋状或弄成花状；它以大理石的花形饰物和刺绣刺穿窗格和栏杆。这种风格使马德里的奥比斯波小礼拜堂、亚威拉的圣托马斯教堂和科尔多瓦天主教堂的歌咏席位有名，并在塞维尔市政厅以无约束自娱（1526年之后）。葡萄牙人采用这种风格于布满装饰的正门和雕以装饰的圆柱上，及贝伦的圣玛利亚庄严的修道院（1517年之后）。查理五世将这种风格带到荷兰和德国，表现于安特卫普、莱登和海德堡的市政厅上。菲利普二世发现镀金匠风格对于他的嗜好而言太过于华丽，在他否决之下，这种风格很早就死了。

西班牙的雕刻比建筑更快地向正在膨胀的意大利潮流屈服。彼得罗·托里贾尼在佛罗伦萨城挑战米开朗基罗和在伦敦公然藐视亨利八世后，定居于塞维尔（1521年），并用赤土模铸了一个不好看的圣哲罗姆像，戈雅误断此像为现代雕刻的无上作品。感觉圣母像所付之报酬过少，他把它捣成碎片，被宗教裁判所所捕而死于狱中。达米安·弗蒙特从意大利回到阿拉贡后，在他的凿子和夸言里把文艺复兴的精神带回了。他自称是“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竞争者”，大家也接受了他对自己的估评。教会当局允许他把他自己和其妻的像雕刻在他为蒙特·阿拉贡大主教所做的祭坛背后墙壁或屏风的柱脚上。为了萨拉戈萨的努斯特拉·塞诺拉·皮拉教堂，他用半浮雕在雪花石膏里雕刻了一个巨大的圣坛上突出的狭长物，把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式的要素、绘画与雕刻、色彩与形式结合在一起。其生命的最后13年（1520—1533年）贡献于胡斯卡（Huesca）天主教堂圣坛的突出狭长物上。

正如在查理五世之前半世纪中，贝鲁格特曾主宰过西班牙的绘画，其子成为当时西班牙重要的雕刻家。自其父那里，阿伦索学得色彩的艺术，然后赴意大利跟拉斐尔学绘画、跟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学雕像。他回到西班牙（1520年）时，带回了米开朗基罗在强烈情绪和沉毅态度中捕获的形象爱好。查理任命他为宫廷雕刻家和画家。在巴利阿多利德，他花了6年时间为圣贝尼托·艾尔·努尔教堂雕刻圣坛屏风。此建筑有42英尺长、30英尺宽，只有片断被保存，圣塞巴斯蒂安被彩绘得极为生动，还带有因受伤而流的血。1535年，他和他的主要对手菲利普·博尔戈纳一起雕刻托利多天主教堂的歌咏队席台；在此，表现了太多的米开朗基罗的风格，预示了在西班牙的巴洛克式风格。他高龄时受委托在托利多的圣约翰医院为其创立者胡安·塔韦拉红衣主教立一个纪念碑。他带其子去当助手，雕刻了西班牙的杰作，在死之前（1561年）仍为此努力。

仍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教导的西班牙绘画，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大家。查理五世喜欢外国画家，邀请安东尼·莫尔（Anthonis Mor）来画西班牙贵族的肖像，至于他本人，他宣称除了提香外，不让任何人来画他。这个时代西班牙唯一的画家，其名声横越比利牛斯山者为路易·莫拉勒斯（Luis de Morales）。其生命的最初50年贫困地在巴达霍斯（Badajoz）隐居，在埃斯特雷马杜（Estremadura）省为教堂和小礼拜堂画画。菲利普二世命令他到艾科立（Escorial）画画时，他已经54岁了（1564年）。他穿着极为庄重的服装来晋见国王，国王认为穿那样的服装与艺术家的身份不相称，但国王知道路易花了终生的积蓄置装以晋见国王时，其态度就缓和下来了。画家所画的《耶稣背十字架》没有获得皇上的喜爱，他便回到巴达霍斯，依然过着贫困的日子。他的画有几幅在纽约的西班牙学会可以见到，全都很美；但最佳者为在普拉多所画的《圣母与圣婴》——有点太过于拉斐尔的作风。菲利普于1581年路过巴达霍斯时，分派一批迟迟不来的年金给这位艺术家，那使他——那时因中风和失明而失去能力——在剩下的5年中能够有规律地饮食。

除了名义外，西班牙的艺匠从各方面来说，常常就是艺术家。西班牙的花带和皮革在欧洲续居无上的地位。木工也是无人能超越的，泰奥菲勒·戈捷（Théophile Gautier）认为哥特艺术未曾比托利多的天主教堂更接近完美。金属工为圣堂的屏风、铁格子窗、包厢栏杆、门轴，甚至指甲做艺术品。金匠和银匠把自美洲流入的贵重金属变成领主的装饰品和教会的器皿；有名的是他们用有精美图案花纹装饰金或银做成的用以盛圣体的遗骸容器。吉尔·维森特不满意于在这个时期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重要的剧作家，完成了圣体匣——为了把圣体展现给会众——这曾被认为是“葡萄牙金匠作品中的杰作”。弗朗西斯科·霍兰达（Francisco de Hollanda）使即将垂死的金银、彩色图案、图画来装饰书籍和文字的艺术继续下去。其成就很卓越。

总而言之，不管在宗教改革方面产生的专注和分裂，艺术在不到半世纪中，极光荣地发展了。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的大师，与以神学来震惊全欧的巨人几乎不可相比；宗教是时代的基调，艺术只能沦为伴奏。但法国的罗索、普里马蒂乔、莱斯科、德洛尔姆、古戎和克卢埃家族，西班牙的贝鲁格特，佛兰德斯的勃鲁盖尔，德国的克拉那赫，奔波于各地的霍尔拜因，等等，一个世纪以来如此激动而短暂地制造了艺术家的名簿。艺术是秩序，而一切都在混乱中——不仅仅是宗教，道德、社会秩序和艺术也是。哥特艺术与古典形式做正在失势的战斗，而以过去为根底的艺术家必须以试验来试验，而这种试验并不能给他以在信仰时代中榫合的稳定性的庄严。在宇宙性的动乱中，信仰也是怀疑的，不再给艺术以明确的命令。宗教的偶像受到攻击和摧毁，曾经鼓励过美的创造者和观看者的神圣的主题，正失去其激励天才、赞赏或虔敬的力量。在科学方面，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人，把地球在神学上的王位给废了，在无终止的空虚中，把曾神圣地晤访人间，而且构成中世纪心灵、产生中世纪艺术的世界也失去了。稳定何时再度到来呢？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
（1517—1565）

秘教的盛行

在这个人们专注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时代，能够产生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两位科学家——哥白尼、维萨里——可说是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浓缩他们两人学说的精义的文章竟同时发表在1543年出版的《奇妙的年代》（Annus Mirabilis）中。当时很多因素有利科学的发展，美洲的发现、亚洲的探险、工业的需要及贸易的扩展，这些发展带来了与传统观念相反的新知识，并鼓舞着新思潮的到来。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译本，阿波罗尼乌斯所著《圆锥体》（Conics）的印行（1537年）及阿基米德的论文（1544年），都刺激了数学和物理的研究。除了这些严谨的知识之外，仍有许多旅行家漫天撒谎，一些印刷品也散布着形形色色的知识。当时虽已有许多种科学仪器，但都相当原始粗劣。当时还没有显微镜、望远镜、测温器、湿度计、测微器、微计时器等。文艺复兴时代重视文学及其格式，对哲学的兴趣则稍逊，而对科学毫不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对科学并不敌视。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都很虚心地倾听哥白尼的解说，保罗三世也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哥白尼呈献的那本惊动世界的《天体运行论》。但在保罗四世时期反动派兴起，在意大利宗教法庭发展起来，再加上在特伦特召开的红衣主教大会上发布的敕令，使科学研究在1555年之后越加困难。

新教徒不喜欢科学，因为其信念是以不容置疑的《圣经》为基础。路德拒绝接受哥白尼主张的天文学理论，因为《圣经》记载约书亚命令太阳站着不动，而不是地球不动。梅兰希顿则倾心于科学，他研究数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教古代数学史，但他的多方面的兴趣被自己强有力的天性及路德死后狭隘的路德教派的声势压倒。加尔文对科学没有多少贡献，约翰·诺克斯对科学的前进就更谈不上有所助益了。

这种迷信的环境气氛一直笼罩、困惑甚至威胁着未来的科学家，尤其是卡丹和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从埃及传来的炼金术、希腊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派学说及新柏拉图学派、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吸引了上千人，人们的想象接受了这些新的刺激，因此在那一时期历史的撰述中充满了神话与奇迹。旅行者叙说有喷火的龙和能爬索的行僧。几乎公私生活中任何一件不寻常的事都被解释为上帝或魔鬼对人类的告诫或诱惑。许多人相信彗星与流星是愤怒之神投出的火球。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都收到传单说重金属能够转变成金子，当时的一篇报告称：“所有听到或看到这些传单的裁缝师、鞋匠、仆人将会把他们所有的钱付给那些懂得这种法术的到处流浪的骗子。”1549年，在英格兰一个案件中，一位名叫威廉·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的魔术师说，在那个岛上有500位像他一样的魔术师。在德国四处巡游的学生出售抵抗女巫和恶魔的护符，士兵中也流行携带保证能避枪弹的符咒。人们常在弥撒中祈雨或盼天晴，甚至祈求战争的胜利。祈雨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似乎过分灵验。如果过分灵验的话，教堂的钟将会敲响，以通知上帝停止下雨。1526年至1531年，特鲁瓦（Troyes）的僧侣即曾对传染植物病害损害收成的蝴蝶判驱逐教籍，但补充说明这种敕令只对那些向教会付什一税的农人拥有的土地有效。

一般来说，大多数事件被归因于恶鬼甚于上帝。一位新教徒作家在1563年很惋惜地称：“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极其无耻可怕的事，而那只是魔鬼的阴谋，他企图利用各种肉体或灵魂的引诱来消灭神圣的《福音书》。”甚至路德也像群众一样，认为大多数疾病是由恶魔闯入人的身体引起的，这一看法并不与我们现在的理论完全不同。许多人相信疾病是由恶魔的眼睛或其他奇怪的方法得来的，因此疾病能被一些神奇的药帖治愈。大多数治病的方法要依靠行星的方位，医学生必须研习占星术。

占星术的产生基于宇宙间有一种不变的法则这一假说，其得以成为一个学科则是由实验而来的。在这期间相信人世的事件受星象的位置与运行支配的人已不像以往那样普遍，但16世纪单单巴黎一地就有3万名占星术者，只要付一块硬币，他们就能为人们画出一幅天宫图。占星预言的历书是当时最畅销的，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讽刺他们为阿尔科弗里巴斯（Alcofribas）大师。在这方面，路德和巴黎大学神学院都一致谴责任何形式的占星术。对这种占星预卜先知之事，天主教会官方的态度并不欢迎，因为这种占卜蕴含着宿命论并将教会置于星象的支配下。当时一位驻教廷大使说，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教皇保罗三世如果没有择吉日或观察星象，绝不召集宗教法庭会议或外出旅行。其他如弗朗索瓦一世、美第奇的凯瑟琳、查理九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等都询卜问卦。梅兰希顿更改路德的生日，以使他能在天宫图上占有更吉利的位置，并要求路德在新月时不要旅行。

在这个时期，占星术士仍然很受欢迎。法国有位占星术士名叫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精通医术与天文，被认为是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的半官方占星官。凯瑟琳为他在勒斯·霍尔斯（Les Halles）建了一所观测台。1564年，他预测查理九世能活到90岁。但后者在10年后即去世，时年仅24岁。1566年，他自己去世，遗留下一本预言的书，在该书中他很聪明地使字里行间显得模棱两可，而且总能与以后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相印证。

因为16世纪的基督徒相信能从魔鬼那里得到超自然的力量，而且从小就害怕魔鬼，他们认为必须将女巫烧死。路德和加尔文追随教皇英诺森八世，呼吁惩罚女巫。路德说：“对这些女巫我没有丝毫的同情，我要将她们都烧死。”1540年6月29日维滕贝格烧死4人，1545年日内瓦烧死34人。当然，改革教派可从《圣经》中获得其焚烧巫师的正当理由，而清教徒也能从《出埃及记》中取得根据。天主教伏魔的仪式鼓励了人们相信巫术，认为魔鬼的力量潜伏在人体内。路德宣称，在莱比锡的敌手埃克曾和魔鬼撒旦签订条约，而约翰尼斯·科舍罗反驳说，路德是撒旦与玛格丽特·路德的私生子。

当时常利用指控对方施行巫术作为除去仇敌的手段。被指控的人只有选择冗长的拷问，以说出供词或因供认而即被处死。在16世纪的欧洲，执行拷询是极具系统的，常常极其冷血残暴地迫害异教徒和不信教的民族。许多受害者好像也相信他们自己是有罪的，认为自己曾与魔鬼有心灵或肉体的交感。有些被指控者自杀，一位法国法官注意到一年之内有50件此类案件。在这种迫害行为的高潮中，俗世的官员有时常超越神职的界限进行迫害。依照1541年亨利八世的法律，任何有施巫术行为者均处以死刑，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认为施行巫术是心智耗弱者的幻觉，如此则否决了大众焚烧女巫的要求。

当时提出保护女巫的人比保护异端的人还少，虽然异教也信巫师。但1563年，有一位克莱沃的名叫威尔（Johannes Wier）的医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魔鬼的骗术》（De Praestigis Daemonum），才稍微缓和了那种迫害的疯狂。他没有对魔鬼的存在提出疑问，而只是提出女巫是被魔鬼侵入体内的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受魔鬼引诱去相信他们所供认的荒谬行为。他认为，女人及那些心灵或肉体受着疾病折磨的人容易成为魔鬼可能附身的对象。最后，他下结论称，巫术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病。他要求欧洲各君王们停止对那些可怜妇女的迫害。几年之后，威尔又写了一本书，很详细地描述地狱的情形，包括它的头目、组织及内部的情形。

我们可以从浮士德的故事中看出当时的看法。我们最早知道浮士德是在约翰·特里特缪斯（Johannes Trithemius）的信上。特里特缪斯称浮士德为江湖郎中，然后到1513年穆蒂亚努斯·鲁弗斯（Mutianus Rufus）再度提及，但也无好评。有一位沃姆斯的医生名叫菲利普·比加迪，在1539年写道：“在之后几年，有一位相当杰出者名叫浮士德，他曾周游列国，而且自夸为伟大的医生，并精通手相、面相、预言及其他各种技能。”这位划时代的浮士德似乎在1539年去世，据梅兰希顿说，他是被魔鬼捏死的。4年之后，浮士德与魔鬼结交的神话出现在巴塞尔一位清教徒牧师约翰·加斯特（Johannes Gast）写的《欢乐布道》（Sermones Conviviales）一书中。有两个古老的观念使这位历史性的江湖郎中成为神话、戏剧及艺术中的人物，这两种观念是：人如果与魔鬼勾结即能获得神力；世俗的知识是一种无礼的自负，可能将人导入地狱。总而言之，这个神话可能是路德对天主教的一种讽刺，用一种更深入的眼光表示宗教排斥凡俗的知识，自认为本身即已是一种真理，就好像他反对谦卑地接受《圣经》一样。歌德反对这种对凡俗知识的排斥，认为宗教应吸取知识，以便应用到日常的善行之中，进而净化宗教本身。

浮士德的神话在阿格里帕（Henry Cornelius Agrippa）悲惨的一生中得到验证。阿格里帕于1487年出生在科伦的一个世家中。他到巴黎打天下，并在那里交结了一些自认为具有奥秘的智慧的魔术师和庸医。为了寻求学问与名望，他研习炼丹术和秘术，而且确信有一个不是遵循正轨观念和理性可达到的开明世界。他把一本《秘教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的手稿送给特里特缪斯，并附有一封私函：

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也觉得不平，因为竟然到现在尚无一人起来为这种崇高的研究辩护，虽然所研究的被指为不敬之事。我内心沸腾，希将我所思予以哲学化，因此我欲著一本值得称赞的著作，如果我能为它辩护，这种古老的魔术将为所有明智之士学习，脱离被指控不敬的悲惨之境，而获得其本身应有的合理地位。

特里特缪斯给予他很好的建议：

对大众只能说可以公开的事，而秘密或高调只能对最亲密的朋友说。要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因对象不同而话题有异。好好地加以考虑，以免你也像别人一样遭人残害。

可能是谨慎，也可能是无人肯出版，阿格里帕一直将该书压了20年未付梓。后来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征召他到意大利作战，他在战场上表现甚佳，又曾抽空到比萨大学讲解柏拉图的课程，并在帕维亚大学取得法律和医学的学位。1518年，他被任命为梅斯的律师，不久之后即因干涉一件年轻女人被控施巫术的案件被免职（他将她从宗教法庭中释放）。那个时候他认为换个职位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之后两年他充任萨伏依的路易丝的医生，因他仍卷入甚多纠纷中，她停发了他的薪水。他带着第二任妻子与小孩搬到安特卫普，并担任奥地利玛格丽特·雷根的史官及皇家图书馆负责人。至此他方能三餐不辍。这时他完成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科学的不定与虚幻论》（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他在1530年将其发表，然后再将其早期的作品《秘教哲学》加上一段序言，称他仍继续相信该书所指的神奇的护符，并将该书予以发表。这两本书触犯了整个世界。

《秘教哲学》主张如果人的灵魂支配着人的肉体，则整个宇宙也由宇宙精神（spiritus mundi）支配。而我们可遵循拜火教的方式来净化我们的心灵，然后就能发掘这种伟大的灵魂力量。如果用这种方式再予以加强，我们的心便能洞悉各种物体之质，也能透视星象的秘密控制地面上的各种力量和半空中的魔鬼。该书发行甚广，甚至到他死后仍发行数版，使人传说阿格里帕亦曾与魔鬼结盟，魔鬼化身为他的狗伴着他，并使他能够在地球上飞翔、睡在月亮上。

生命的兴衰缓和了阿格里帕对超感官体验的主张。他知道魔术或炼丹术并不能维持他一家人的温饱，也不能偿付其债务以免于入狱，故转而拼命追求知识，在39岁那年完成《科学的不定与虚幻论》，那是在16世纪蒙田散文问世前最具争论的书籍。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很清楚我必须面临一阵苦战……首先必定是由污秽的文法学家挑起的战端……然后紧跟着便是乖张的诗人，唯恐天下不乱的历史学家，咆哮夸言的讲演家，顽固的逻辑学家……占星术士、魔术师及爱好争辩的哲学家……”并称所有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所有的科学都是无用的，而无知是最快乐的一种生活。接着又指出，知识破坏了亚当与夏娃的幸福，及苏格拉底承认无知带给他满足与名望。

阿格里帕开始质疑法文的文法，并指责字母的发音不一致。他嘲笑文法家，认为所谓文法的例外比规则还多，那些人一再地为人们排拒。他又称诗人都是疯子，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能写出一首诗。他还称大部分历史都是虚构的，但不像伏尔泰所称的“一个不变的虚构”，而是一个每一位历史学家或每一个朝代都在改变的常变的虚构。演讲是用流利的词句引诱人们的心智走入歧途。阿格里帕指出他自己的书谈论的神秘论只是一个虚假的赝品，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谎言。如果他正式地从事占星术、魔术、占卜、炼丹术或其他不学无术的伎俩，那主要是因为顾客纠缠不休地恳求告知人不可知的天机，并能付出可观的代价。巫术是有害的迷信。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对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无疑是自掘坟墓。我们可以不予理会而让他们自相残杀。至此，在哲学家寻求从理性演绎出道德的规范中，如果主张因时地不同而有道德标准的差异，那将是可笑的事。科学渗入了虚伪的成分时，艺术也将开始腐坏。每一个宫廷都是腐化习俗的集大成，也是罪恶的归宿。交易是欺诈的行为，司库是盗贼，无所不偷，无所不抢。战争是少数人残杀多数人的一种活动。医学是一种杀人的艺术，其对医生本身常较病患本身来得更危险。

如果科学仅是短暂的一种观念看法，而哲学只是对不定的大自然所作的一种无谓臆测的狂想，那人将依赖什么生存？那只有信赖《圣经》所说的“圣道”了。阿格里帕怀疑之事有些过于偏激，但也有许多地方显示出其改革之道。他反对教皇具有世俗的权力的说法，他甚至指出如教皇违背《圣经》所言，其宗教的权威性也值得怀疑。他谴责宗教法庭，认为它不是用理性与《圣经》来说服人，而是用柴薪与烈火来说服人。他希望天主教会少说教，多行善事。但他比改革教派更进一步指出《旧约》和《新约》的作者们也会有误的说法。他认为只有基督才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只须信赖他，只有他才是我们的心灵与灵魂的最后归宿。

阿格里帕对他的言论引起的风潮甚感满意，但在他的余年中他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牺牲欢乐。查理五世命令他收回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他拒绝了，因此他的薪水也被削减。他因负债入狱，他要皇帝负责，因皇帝有责任支付他的宫廷史官的费用。坎佩基欧（Campeggio）红衣主教和列日的主教保他出狱，但查理五世仍将他驱逐出其帝国领土（1531年）。阿格里帕搬到里昂，据说，他在那里又因债入狱。释放之后，他搬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之后，他在此地去世，享年48岁。他可能对形成蒙田的怀疑论有所影响，但他唯一为世所知的书是那本为他自己废弃的评论秘教之书。秘教思想及其应用之术一直兴盛到16世纪末。

哥白尼的革命

现在看起来平凡无奇的数学，其进步大大地改进了这个时代的计算工具。迈克尔·斯蒂佛（Michael Stifel）的《算术加减法》（Arithmetica Integra，1544年）介绍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加减符号。罗伯特·雷考德（Robert Recorde）的《智慧的激励》（Whetstone of Wit，1557年）第一次出现了现在所用的等号。一度闻名的亚当·里萨（Adam Riese）的算术使德国人从指算进步到笔算。约翰尼斯·维尔纳（Johannes Werner）在1522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圆锥形的论文。而乔治·雷蒂库斯（George Rheticus）除了促成哥白尼的成就之外，还承继了雷乔蒙塔努斯（Regiomentanus）有关三角关系的著作。

天文学仰赖计算多于仪器。在计算的基础上，一些占星家预测第二次大洪水将在1524年2月11日来临。因为木星与土星在那天靠近“双鱼宫”。为此，图卢兹建了一艘逃难用的大方舟，谨慎的家庭则将食物贮藏在山顶上。当时大多数观测星象的仪器仍是中古时代所传下来的，如地球仪、浑天仪、象限仪、六分仪、四象仪、圆柱体、钟、圆规及其他发明，却没有望远镜和照相机。哥白尼就利用这种设备使我们有了地球在转动的认识。

哥白尼1473年生于西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河畔的多恩。波兰人称他米科莱·哥白尼（Mikolai Kopernik），德国人称他尼克拉斯·哥白尼（Niklas Koppernigk），而一般学界称他为尼古劳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多恩在哥白尼出生前7年被条顿族的骑士割让给波兰。因此，在空间上他是普鲁士人，在时间上算是波兰人。他母亲来自普鲁士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父亲原来住克拉科，后来才移到多恩定居，从事铜的生意。1483年，哥白尼父亲去世，其舅舅卢卡斯·瓦泽尔罗德（Lucas Watzelrode）为埃尔姆兰德的亲王主教，就照顾这些孩子。哥白尼在18岁时被送到克拉科大学就读，准备当牧师。他不喜欢学校那种压制人性的经院哲学，说服其舅让他到意大利求学。他舅舅经过一番活动，替他弄了一个在波兰人所占的东普鲁士区的弗劳恩堡（Frauenburg）教堂教士的职位，而准他有3年的假期。

1497年至1500年，哥白尼在波隆那大学研攻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他的一位老师名叫多米尼科·诺瓦拉，曾是雷乔蒙塔努斯的门徒，他批评“天动说”是荒谬的，而将古希腊天文学家介绍给他的学生，因为希腊天文学者对地球不动而为宇宙中心的说法感到怀疑。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一位信奉毕达哥拉斯学说的菲洛劳斯（Philolaus）主张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环绕着一团名为赫斯提（Hestia）的看不见的火球，地球上所有已知部分都是由该火球分裂出来的。西塞罗曾说，公元前5世纪，西那库斯有位叫希斯塔斯（Hicetas）的人相信太阳、月亮及其他星星都是屹立不动，而它们看起来在动是因为地球自转之故。阿基米德和普鲁塔克报告称，萨摩斯岛（Samos）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前230年）曾说地球是环绕着太阳而行，为此他被控为不敬神，他只得撤回这个论调。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巴比伦的塞琉古曾在公元前2世纪再度提出这一说法。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在公元前2世纪提出极具权威性的地球中心说，令人不敢驳斥，太阳中心说可能很早就已经成立了。托勒密本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曾主张，科学必须采信由观察所得的结果组成的最简单的假设。也正如在他之前的希帕恰斯解释行星的移动一样，托勒密也被地球中心论者强迫接受大周转圆及离心圆周的复杂理论。 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和尼古拉（1401—1464年）曾再度提出“地动说”。达·芬奇（1452—1519年）曾写道：“太阳并没移动……地球并非位于太阳周转的圆心上，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哥白尼觉得，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比托勒密的说法更简洁地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1500年，哥白尼到了罗马，时年27岁。他到罗马可能是以参加大赦年庆典为名。他在罗马发表了一些演说，在这些传统的演说报告中，他试验性地提出地球转动的假说。这时他3年的假期已告届满，因此回到弗劳恩堡担任教士的职务。但地球中心说的数学使他的祈祷感到困扰。他请求重返意大利继续研究，声称这次将研究医学和宗教法。这对其上级来说还比天文学像话一点。在15世纪结束之前他回到了意大利。1503年，他在费拉拉取得法律学位，但没取得医学学位。再度回到弗劳恩堡，可能是为了给他更多的时间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他舅舅很快地派他当私人秘书和医生（1506年），因此哥白尼在赫思堡主教的城堡住了6年。在那里，他研究出其理论的数学基础，并以文字记录下来。

当那位好心的主教去世后，哥白尼接替了他在弗劳恩堡的职位。他继续行医，免费为穷人看病。他代表教会到国外从事外交，并为波兰王西吉斯蒙德一世准备一份改革普鲁士货币的方案。在他所著的几篇有名的财政论文中，他说：“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成了以后著名的“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也就是说，当政府发行贬值的货币时，价值良好的货币就会被贮存起来或流出境，而不再在市面上流通，人们会用劣币来付税款，这样国王就只能收回自己发行的货币。虽然哥白尼关注这些杂事，但他继续天文学的研究。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观察星象，因为弗劳恩堡靠近波罗的海，有半年时间为云雾所笼罩。他很羡慕托勒密，因为后者能“有更明朗的天空，他们在尼罗河不必像我们在维斯杜拉河一样呼吸雾气。大自然不赋予我们那种舒适和祥的空气。”无怪乎哥白尼几乎崇拜太阳。他观察星象天文次数不多也不太正确，但这对他的最终目的没有太大影响。他利用托勒密观察的大部分资料提出他的论点，认为所有的观察结果都符合太阳中心说的理论。

约1514年，他将所得的结论简单地记载在一本《小评》（Little Commentary）中，该书终其一生未曾付印，但他曾分发几份手抄本，作为一种试探。他用一种叙述简单事实的方式说出他的结论，而不是对基督教的历史作重大的改革。他说：

一、整个天体周转并没有一个中心。

二、地球的中心并非为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个重力及月球轨道的中心。

三、所有的行星环绕着太阳运转，因此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四、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与天空之比远小于地球半径与其离太阳距离之比，因此在整个天空之下，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微不足道。

五、在整个天空之内若有任何移动，其并非因天空的移动，而是导自地球的移动，地球与其周围的物质在一天内，以其固定之圆心作了一完整的旋转，而整个天空毫不变动。

六、太阳看起来在动，并不是因太阳本身的移动，而是因地球本身在移动。因为这种移动，地球就像其他行星一样，环绕着太阳周转。

七、其他星球看起来逆行或顺行，并不是因它们本身的移动，而是因为地球的移动。只须地球移动，就足以解释天空中那么多的变动。

有一些天文学家看到哥白尼这篇小评没有加以太多的注意。教皇利奥十世也知道他的理论，并表示他非常有兴趣，让一位红衣主教写封信给哥白尼，要他示范证明其假说。当时，这种学说在开明的教皇宫廷内确实受到相当的好评。一直到了1530年路德才拒绝这种理论：“人们信服那个极欲展示地球在周转而不是天空或太阳及月亮在转的暴发户占星家………这个愚人希望改变整个天文的体系，但《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屹立不动，而不是地球。”加尔文引用圣诗第1003章（Psalm XCIII）的话回答哥白尼说：“这个世界也是固定的，它不能移动。”他反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哥白尼对其所著《小评》一书所受到的反应甚感挫折，约1530年当他的整部著作完成之后，他决定暂不发表。他很冷静地执行他的职务，研究政治，他60多岁时，被控养了一个姘妇。

1539年，出现了一个十分狂热的青年数学家乔治·雷蒂库斯。他年仅25岁，基督徒，是受梅兰希顿保护的人，维腾贝格大学的教授。他曾研读《小评》一书，并深信该书所言属真，并渴望帮助那远在文明边缘的波罗的海的老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深深地盼望别人也能体会地球看不见的自转与周转。这位青年深深地为哥白尼的理论所迷，称他为“最好最伟大的人”，并对哥白尼醉心于科学的态度深表感动。雷蒂库斯研究那厚厚的手抄本达10个星期之久。他怂恿将该书出版，而哥白尼予以拒绝，但同意由雷蒂库斯对其前4本发表简单的分析。1540年，这位年轻的学者在但泽发表其研究天体的《天体周转论丛》第一篇报告《从排列顺序论天体的运动理论》。他满怀希望地送一份副本给梅兰希顿，但这位仁慈的神学家不予以采信。雷蒂库斯在1540年初回到维藤贝格时，他自己说，奉命改教约翰尼斯·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的天体论。1541年10月16日，梅兰希顿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有些人认为那个普鲁士天文学家发现太阳固定而称地球是移动的理论是一件非常卓越的成就。事实上，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应该压制人们的胡思乱想。”

1540年夏，雷蒂库斯回到弗劳恩堡，并停留在那里一直到1541年9月。他再度请求哥白尼允许将他自己的论文公开发表。另外两个声名卓越的教士也有这种请求时，哥白尼可能觉得自己已行将就木了，也就答应了。他加了一些补充，让雷蒂库斯将它送至纽伦堡的一个印刷商处出版，由该印刷商负担所有的费用和风险（1542年）。至此，雷蒂库斯离开纽伦堡到莱比锡教书，他派他在纽伦堡当路德教派牧师的朋友安德烈·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负责监督该书的出版印刷。

1541年10月20日，奥西安德尔写信给哥白尼，建议应将哥白尼的新观点当作一种假说，而不是一件可经证实的事实。同一天他写信给雷蒂库斯说，只有这种方法，“经院学派和神学家们方能易于妥协”。哥白尼在他的《小评》及论文的本文当中，已一再地说明他的理论是一种假说。同时，他在他的献词上说，他的观点有“最明显的证据”支持。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回答奥西安德尔。不管怎样，奥西安德尔没有注上自己的名字，而在前言里说：

献给关心这本书所提假说的读者——

鉴于这些假说已众所周知，无疑，有许多科学家将深为本书所提的理论惊吓……然而，大师的假说也未必属真，它们甚至无法证实。但如果那些假说能符合我们对天文星象观察的结果，那已是相当完备了……天文学家一定会采信这一假说，因为它们最容易被了解。哲学家可能会提出更惊人的可能性，但两者都无法发现任何可确定的东西……除非从上天的启示得知。因此让我们在那个无法证实的旧假说之外，再加一个新的假说。再者，这些新假说被一致认为更容易了解，同时我们能在本书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观察结果，那可算是一大笔财产。此外，我们不要期望从天文学的假说里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这本书无法给予我们这种确定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把他为了其他目的所做的结果视为真理的话，那他将使这一科学比他刚开始研究时更不受人重视。

这一篇序言常被指责为无礼地篡改文字。哥白尼可能反对这篇序言，因为他深信其理论已达30年之久，他认为那些理论已成为自己的生命与血肉之躯，而且是实际对宇宙观察所得事实的叙述。但奥西安德尔的序言是明智且公正的，因为它将各方面对这种惊动世界的革命性观念可能产生的抗拒消减至最少，同时提醒我们，我们对宇宙所作的描述仅为沧海一粟，极易犯错，而且很可能被他人纠正。

该书终于在1543年春天出版，书名为《尼古拉·哥白尼之运行论第一册》，之后，该书以《天体运行论》闻名于世。哥白尼在1543年5月24日收到该书，当时正仰卧病榻上。在临终的一刻，他看到该书的封面，含笑去世。

献给教皇保罗三世题词本身就是为了瓦解对该理论的排拒，因为哥白尼很明白其理论与《圣经》的条文完全背道而驰。他很虔诚地保证：“我仍然相信，我们必须避免与正道背驰的理论。”他犹豫之下不肯出版，因为他怀疑“是不是应效仿毕达哥拉斯的例子，用口头而不用书面的方法将其哲学的秘密告知其亲朋”。但有一些有学问的教会人士，如卡普阿的红衣主教尼古拉·申伯格（Nicholas Schonberg）和库尔姆的主教提德曼·吉斯（Tiedeman Giese），怂恿他应该将其发现予以发表（哥白尼认为不要提路德教派的瑞笛卡斯更明智些）。他知道其理论中有很多论点都是抄自希腊天文学家的著作，但他对阿利斯塔克之名略而不提。他相信天文学家需要一种比“天动说”更好的理论，因为他们发现，如果采用地球中心说的看法，将很难精确地衡量一年的长度。他向教皇呼吁，请求爱好各种学问、甚至包括数学的教皇来保护他，以对抗那些缺乏适当的数学知识的毁谤者——那些人自认为有权力裁制此事，或假借《圣经》上的一两句话攻击他的理论。

他以下列的假说来阐释：第一，整个宇宙是一个球形；第二，地球是圆形的，一团物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动，故形成圆形；第三，天体星球的移动同样都是作圆周转，或近乎于圆周，因为圆周是最完美的形状，因此学术上不敢称星球的移动是完全相同的。

哥白尼注意到移动的相对性：“所有看起来的移动是由于视者位置的移动，或由于被视物体位置的改变，或两者位置同时做不同方向的改变。几个物体相对地做同样的移动时，那在视者与被视者之间看不出有移动的现象。”故其他星球每天看起来绕着地球在转只是因为地球每天以其轴为圆心而自转，而太阳看起来每年在移动只是因为地球每年绕着太阳周转。

哥白尼预测会遭到反对。托勒密曾辩称，如果地球是自转的话，那云层及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飞掉。哥白尼回答称，这种反对的意见更足以驳斥星球环绕地球之说，因为那些星球距地球如此之远，则其环绕的轨道与速度更大。托勒密进一步指出，如果站在一个自转的地球上往上抛物体，那该物体必不会掉落在原来那点。哥白尼回答称，所抛上的物体仍然是地球的一部分，其抛上的空间也是地球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也跟着转。对有关地球每年环绕着太阳周转的反对意见，后者认为要知道此种周转，我们从地球轨道的两端分别看这一星系以外的固定星球时，那就应该看出其位置的移动。哥白尼答称，这种移动是有的，但因为其间距离太远，我们不能察觉到其移动。

他用很简洁紧凑的一段文字复述其理论：

最初，只有那些恒星系，包括恒星本身及其他物质，这些都是不移动的……然后产生了行星，最早是土星，它围绕一周为时30年，然后是木星，它环绕一周为时12年，然后是火星，为时2年。再来就是地球，它以太阳轨道为其周转圆，环绕一圈需为时1年。接着就是金星，为时9个月，最后是水星，费时80天。而太阳位居其中。无怪乎有人称它为宇宙之灯，或宇宙之心，或宇宙的统治者。的确，太阳就好像稳坐在宝座上统治着其周围的星球。因此我们发现，在这种有规则的排列下，宇宙是一个极为匀称的整体。各个星球的大小、移动的关系是绝对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任何方法所能得到的。

一般来说，人类有关理论的进步都会保留一些被新理论所取代的遗迹。哥白尼将其概念建筑在托勒密传下来的观察的基础上，他仍保留托勒密提出的星系、周转圆、偏心圆等，这些论点到了开普勒才予以推翻。偏心圆中最著名的是哥白尼所作的太阳并不是在地球轨道的圆心的计算。他推算宇宙的圆心在离太阳三个太阳直径距离之处。而行星轨道的圆心也不是太阳，所有的轨道也不是同在一圆心上。哥白尼把过去两种有关地球的观念移转到太阳上，其一为太阳可等同于宇宙的中心，其二为太阳是静止不动的，而这两种到现在已被推翻。他认为地球不仅自转及环绕着太阳轨道公转，还有第三种转动，因为那才能解释何以地球自转轴的倾斜与岁差的现象。

我们不应讥笑那些必须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接受哥白尼的理论的人。因为他们不但必须要接受地球会倒转过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太空中冲撞的观点（这正与我们感觉的完全相反），并且要接受仅比托勒密的理论稍微简单，但相当复杂的数学迷阵。在开普勒、伽利略及牛顿等发明了新理论的机械装备来证明其精简性和正确性之前，它确实比旧的理论高明些。那时，我们甚至应将伽利略用以叙述地球的方式来说明太阳。同时，图彻·布拉赫（Tycho Brahe）驳斥了哥白尼的假说，其理由为哥白尼回答托勒密的问题并不能令人心服。比这类驳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理论很快为雷蒂库斯、奥西安德尔、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伊拉斯谟·赖因霍尔德（Erasmus Reinhold）等天文学家接受。其中赖因霍尔德在1551年发表银河运行图，其中大部分是根据哥白尼的理论。只要新理论自认为是假说，那天主教对之也不予以反对，但当布鲁诺将这一假说认定为事实，而且很明白地说明其对宗教的影响时，宗教法庭则予以无情的反击。1616年，在讨论禁书目录的宗教大会中，禁止信徒阅读《天体运行论》，除非它予以删改。1620年，教廷允许天主教徒阅读那些修改过的版本，在那些版本中有几句指出这一理论为事实的话被删除。1758年，《天体运行论》已不在禁书目录中，但直到1828年才公开解除对该书的禁令。

地球中心说对那种主张万物皆为人而设的神学相当合适。但现在人们对自己居住“在整个宇宙中仅为渺小的一个行星上的事实”实在难以适应。“上”与“下”的观念失去其意义时，而且在半天之内所谓的“上”与“下”能互相倒置时，那“天堂”又能代表什么呢？1575年，杰罗姆·渥尔夫（Jerome Wolf）写给图彻·布拉赫（Tycho Brahe）的信中说“没有一项对基督教义的攻击会比指出天堂是无限高无限大之事来得更危险”。虽然哥白尼没有指出宇宙无限之事，人们静下来思考这一理论时，他们必定会怀疑这一混沌宇宙的造物者会将其子送到这个半大不小的行星上。诚如歌德所说，所有有关基督教义的美丽诗词都在这个波兰教士的火把前付之一炬，随灰烟消散。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促使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粗浅或不再认为神人合一论，并使神学面对在宗教史上最严重的挑衅。因此，哥白尼的革命远较宗教改革的影响来得深远，它使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有关教条解释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它超越宗教改革而引导世界进入启蒙时期，从伊拉斯谟、路德到伏尔泰，甚至超越了伏尔泰19世纪的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而达尔文论的产生也应视为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他凭一己之力对抗他人的攻击，证明在任何一个时代中仅有少数的人能掌握真理。哥白尼被遗忘时，太阳仍旧继续“上升”与“下降”。

1581年，克罗默（Kromer）主教在弗劳恩堡教堂靠近内墙的教士坟旁为哥白尼立了一个墓碑。1746年，那块碑被移开，以放置什泽姆贝克（Szembek）主教的石像。

麦哲伦与地球上的发现

对地球本身探险的速度远较对星象的探寻来得快，而且对宗教与哲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圣经》中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使人们对它不能存有任何怀疑，因此地质学进步得最少。有一位意大利裔的英国宗教改革家彼得·韦尔米格里（Peter Martyr Vermigli）说：“如果创世记上的创造说被证明是错的，那基督所有的允诺将落空，而我们也将丧失我们所有的宗教生活。”除了达·芬奇广为散布的学说外，在16世纪前半世纪最具意义的地质学上的成就是阿格里科拉建成的。他在1546年出版的《地壳的起源与成因》（De Ortu et Causis Subterraneorum）一书中讨论山脉的起源：

山是由两种力量造成的，一种是水的力量，一种是风的力量；然后我们还要加上地热……最初是倾盆大雨洗刷地表较软的部分，然后冲刷较硬部分，最后带动了岩石，这样经过数年的时间就侵蚀成了平原或坡地。由于经年累月地冲刷，侵蚀得更厉害，故出现了山川河流。我们常见有桑田沧海之变……风依靠两种方式促进山的形成：一种是强风吹动并堆积沙砾，另一种是风吹到地表凹面而风蚀成山。

阿格里科拉的《矿石的性质》（De Natura Fossilium）是第一本系统讨论矿物学的著作，他的《论金属》（De Re Metallica）一书最早有系统地介绍地层学，及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矿砂存在的说明。

关于人种学有两部主要的著作，一为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1544年），一为笔名非洲人利奥（Leo Africanus）在1550年所著的《非洲纪行》（Descriptio Africae）。艾尔哈桑（Al-Hassan）是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他曾旅游非洲，并南到苏丹。他被基督教海盗捕获，当作礼物送给罗马的教皇利奥十世，利奥十世对他学术上的造诣十分赏识，将他释放并予以赔偿。他因此改信基督教并改用利奥之名以为报答。在其后30年内，他完成了那部书，最初是用阿拉伯文写成，之后译成意大利文。在该书付印前，他回到突尼斯，并在1552年死于该地，死时回复原先的信仰。

这一时期是地理学上令人兴奋的时期。传教士、探险家、航海家及旅行者的报告不断涌现，使欧洲人对整个地球的认识大为增加。西班牙人在这一段时期征服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中美洲和秘鲁。西班牙人不安于本土的贫困，向海外寻求财富与刺激。在不顾一切地向外扩张中，他们抛弃了文明的拘束，采用武力至上的观念，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欺诈和屠杀。如果能有一个相关的第三者来予以裁判的话，他们的行为很难被原谅，除非说他们为该地带来文明。然而，我们对此仍有疑问，因为当时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甚至高过征服者。我们只要想想科尔多瓦1517年在尤卡坦（Yucatán）半岛上所发现的玛雅文化（Mayan Culture），科特（Hernando Cortes）1521年在蒙特苏马（Montezumas）流域征服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及皮萨罗1526年至1532年征服秘鲁时摧毁的印加帝国（Incas），就会发现被征服者或许并未因此获益。如果这些文明能有力量保卫自己并能发展下去，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地理上的发现仍然继续。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带着西班牙国旗到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探险。索托（De Soto）横越佛罗里达、海湾国到俄克拉何马（Oklahoma）。阿瓦拉多发现得克萨斯帝国，科罗拉多跨过亚利桑那、俄克拉何马到堪萨斯。玻利维亚的波多希矿场在1545年开始将银子送回西班牙。年复一年，新大陆的地图被用金银或血液绘成了。在这场大争夺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落后甚多，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留给他们的北美洲缺乏贵金属，也没有森林。约翰·鲁特沿着纽芬兰岛和缅因州的海岸航行。弗朗索瓦一世派韦拉扎诺探求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他在北卡罗来纳登陆，进入纽约港（为纪念他，在巴特里立了一座他的雕像），并自科德角进入缅因州。卡蒂埃带着法国国旗航行圣罗伦斯河到蒙特利尔，为法国争取到加拿大。

在第二期越洋探险中，最令人注意的是环球探险。麦哲伦是葡萄牙人，曾参加多次葡萄牙的航海和掠夺行动，但终与其政府不和，而转投为西班牙服务。1518年，他说服西班牙王查理一世资助他组织探险队，以便找寻一条从西南方向通往亚洲的航路。那时这位年轻的国王并不富有，他拨给麦哲伦的5艘船都像经不起风吹雨打，以致一位船长宣称这些船没有用。其中最大的为120吨级，最小的为75吨级。有经验的水手都不愿参加，不得已只有征用港口的地痞流氓。1519年9月20日，该舰队驶出圣路卡（San Lucar）的瓜达尔基维（Guadalquivir）。从北大西洋航行到南大西洋时是夏天，有利于航行。但1520年3月，冬天到了，船只停泊在巴塔哥尼亚5个月，水手们甚为惊惶。当地的土著甚为高大，平均身高在6英尺以上，但他们对待矮小的西班牙人相当殷勤友善。虽然如此，仍是困难重重，5艘船中有3艘船的水手叛变，使麦哲伦必须与自己人作战，迫使他们继续航行。有一艘船偷溜回西班牙，另一艘撞上暗礁。1520年8月，继续航行，每天都急迫地瞭望横过大陆的水道口。11月28日，他们终于找到了。该舰队进入以后所称的麦哲伦海峡，他们花了38天通过320海里长、沟通两个大洋的海峡。

然后他们开始横渡没有尽头的太平洋。在98天的航程中只看到两个小岛。他们的粮食贮备已所剩无几，水手都染上了坏血病。1521年3月6日，他们抵达关岛，但因土著过分凶恶，麦哲伦等只有继续航行。4月6日，到达菲律宾，次日他们登陆宿雾岛（Cebu）。为了取得补给，麦哲伦答应帮助土著酋长对抗邻近的敌人。他参加一支攻击麦克坦岛（Mactan）的远征军，而在1521年4月27日死于战役中。他并没有航行环绕世界一周，但他是第一个实现哥伦布向西航行以到达亚洲梦想的人。

这时水手死伤甚多，剩下的人仅够操纵两艘船。其中一艘横过太平洋折返，可能去寻找美洲的金矿。只有维多利亚号留下。该船载重85吨，由坎农（Cano）指挥，通过香料群岛，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从非洲西海岸北上。因为迫切需要补给，水手将船停泊在维德角群岛中一个岛屿外海，却受到葡萄牙人的攻击，半数人被捕入狱，剩下22人逃走。1522年9月8日，维多利亚号驶入西班牙西南部的塞维尔港，3年前280人自西班牙出发，现仅回来18人。但根据该船的航海日志记载，该船是9月7日到达的；红衣主教孔塔里尼解释这种矛盾是因为其西向航行而减少了一日。这次航行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一次航程，也是地理学上收获最丰的一次航行。

接下来该由地理学家赶上探险家的发现。意大利地理学家、游记作者拉穆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花了30年的时间搜集航海家和旅行家带回来的资料，并加以编译。在他死后13年，其3巨册的著作得以发表（1550—1559年）。我们从保存在纽伦堡的德国国家博物馆中的1520年的世界地图看出，当时画出的欧洲、非洲、南亚的海岸都相当正确，此外尚有美洲东部自纽芬兰到麦哲伦海峡的东海岸，及从秘鲁到墨西哥的西海岸。如果我们拿保存在纽伦堡国家地理博物馆中的1520年的世界地图来和里贝罗（Diogo Rebeiro）在1527年至1529年画的3幅地图比较，则能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地理学家在10年内达到的成就。前者只显示出西印度群岛而没有美洲大陆，而距亚洲的海洋也相当窄；而后者画的欧洲、非洲及南亚的海岸都相当精确，并画出自纽芬兰到麦哲伦海峡的美洲东海岸及自秘鲁到墨西哥的西海岸。纽约市立图书馆所藏的美丽的《拉穆西奥地图》（Ramusio Map，1534年）美洲地图可能是抄自里贝罗的地图。1538年，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抄录同一份地图，在该地图上首次将南美洲与北美洲分开。1524年，阿皮安（Peter Apian）试图改善测距的方法，使地理学向前迈进。

这些探险的结果影响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1420年至1560年时期的航海几乎使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变为原来的4倍。新发现的动物、植物、矿物、宝石、食物、药物使欧洲的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菜单食谱、药方都扩大了范畴。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新发现的品种是否在诺亚的方舟上也有一席之地。文学也改变了，那种古老的骑士小说已变成了到远地探险旅行的小说。寻求金矿取代了寻找圣杯。这时候也发生了飞机发明以前所发生的最大的商业革命，为欧洲贸易打开了大西洋及其他海域，使地中海变成商业——以后变成文化——的沼湖。文艺复兴从意大利移到大西洋国家。由于拥有较为精良的船炮及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民，欧洲接二连三地征服或殖民新发现的土地。土著备受压迫，用来为欧洲人生产粮食。奴隶制度因之而起。这个最小的大陆变成了最富有的大陆，全球盛行欧化，虽然在我们这一时代欧化的趋势已倒转过来。由于受到远地各种不同的新事物的刺激，欧洲人的心境大为扩张。蒙田对基督教的怀疑论有一部分是源于外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道德与风俗习惯也由古老的教条式与绝对性变为相对的。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宗教信仰，基督教本身也须开始检讨，以寻求新的方向。就像人文主义在纪元前已取得相当成就，像哥白尼发现了天文的奥秘一样，探险与贸易也在基督教之外揭开了许多新的领域。一旦证实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所知的世界是那么小之后，他们的权威一落千丈。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的崇拜衰退了，人们由于新发现所获的信心使其知识与贸易的领域日益扩张。

现代科学和哲学兴起，开始重新勾画新世界的工作。

生物学的复兴

自希腊时代以来几乎毫无进展的生物学现在重新活跃了起来。植物学逐渐脱离制药学而独立，最后终成一系，但不可避免地，植物学中的大师仍是药剂师。伯恩市医生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以他所著的《植物动态图》（1530—1536年）一书揭开了这一转变的序幕。该书文字大部分抄袭自泰奥弗拉斯托斯（希腊博物学家）、迪奥斯科里斯或其他学者，但也叙述一些德国地区土生的植物，该书所附的135张木刻图栩栩如生。不来梅市医生居里休斯·科杜斯（Euricius Cordus）于1530年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设了第一座植物园，以研究这一新生的科学，1534年他写了一本《植物学》（Botanilogicon），后来又成为其研究医学的媒介。其子瓦勒里乌斯·科杜斯（Valerius Cordus）疯狂地沉迷于研究植物中，至死方休，去世时仅29岁（1544年），死后其遗著《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发表，该书很明确清晰地描述500种新发现的物种。图宾根的一位医科教授列奥纳多·富克斯（Leonard Fuchs）最初为制药而研究植物学，后来则专注于此。他在1542年发表《植物志》（Historia Stirpium）一书，可以说是对科学贡献最典型之例。该书共343章，分析了343种植物类属，并附有515幅木刻插图，每幅图各占一整页。他还准备了一套包罗更丰富的1500块木刻插图，但没有一个印刷者能够承担出版的巨额费用。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晚樱科植物（Fuchsia）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这一时期对生物学贡献最重大的可能是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在他的《鸟类自然史》（1555年）一书中令人惊讶地记载了有关人类骨头与鸟类骨骼之间的关联。但在这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最伟大的人物是格斯纳（Gesner），其著作和学问之多之广，以致居维叶（Cuvier，法国博物学家）称他为德国的普林尼，甚至称他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1516年，他出生在苏黎世一个穷苦家庭。由于他表现出的才能及睿智，该市及一些私人赞助人共同资助他到斯特拉斯堡、布尔茹瓦、巴黎和巴塞尔接受更高的教育。他作了（或是搜集了）1500幅画作为其《植物史》的插图，但要把该书付印则耗资甚巨，因此一直到1751年，一直都是手抄本而无印刷本。在该书中，他对植物属科卓越的分类为植物学带来了曙光，但对林奈（Linnaeus，瑞典植物学家，发明二分法）来说则为时太迟，不能有多少帮助。在其有生之年，他发表了4册（1551—1558年）《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的巨著，而遗留第五册未发表。该书用拉丁名字排列每一种动物的属科，并描述其外形、起源、习性、栖息地、疾病、心智与情感状态，医学与家庭用途，文学上的地位。其分类是依照字母排列，而非依科学分类。但这种将有关的知识有秩序地累集起来，使生物学一科得以成形。之后，格斯纳开始着手编辑一部21巨册的《世界书目》（Bibliotbeca Univer-salis），在该书中，他要将所有已知的希腊、拉丁及希伯来的作品加以分类，他完成了20册，赢得“目录学之父”（Father of Bibliography）的美名。在一本称为《米特里达特》（Mithridate）的旁白书中，他试图将世界上130种语言加以分类（1555年）。他在1541年出版的《比拉底山的描述》（Description Montis Pilati）是第一本发表有关研究山脉之美的书。瑞士这时即体会到该书的伟大。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1541年至1565年完成的。1565年，研究精神的化身格斯纳逝世了。

其他方面，胡安·维韦斯（Juan Vives）在1538年出版的《论动物及其主要器官》（De Anima et Vita）几乎创造了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好像要规避休谟在两个世纪后所阐释在心智活动以外有关“心”的存在的诡辩主义，维韦斯建议其学生不要问“心”或“灵魂”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们永不能探知其真相。我们仅应探询心是做什么，心理学不应变成理论的形而上学，而应该变成一种建立在明确而逐渐累积起来的观察上的一门学科。维韦斯比培根早一个世纪得知应重视“诱导”的重要性。他很详细地研究观念、行动、记忆的改进、知识的程序及感觉与感情的角色。与以前的许多学科一样，我们从他的书里可以看到心理学如何困难地从哲学中演变过来。

维萨里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发表了一本医学著作，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ier）誉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他的父亲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Wessel）是布鲁塞尔一个很有名气的药剂师，其祖父曾是勃艮第的玛丽女王的医生，之后成为其夫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御用医师；其曾祖曾为布鲁塞尔市医生，其曾曾祖父也是医生，曾对阿维森纳的《卡农》（Kanun）写了一篇评论，他渊博的家学一如巴赫。从维萨里出生时起就具备这种家学，因此很快地养成一种解剖的习性（他对任何一种动物都具有危险性，他很细心地解剖狗、猫、老鼠等）。但他并未忽略掉其他课程。22岁时，他已能用拉丁文演说，而且能读希腊文。1533年至1536年，他在巴黎跟从杰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习解剖学，后者对许多肌肉和血管的命名一直沿袭到今日。正如他的老师一样，维萨里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尊崇盖仑如同尊崇《圣经》一样，他从未抛弃对后者的尊敬，但他更相信观察与解剖的权威性。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参观许多停尸间，里面停放着许多从墓地掘出的尸骨。因此，他们能熟悉人类骨骼的各个部分，他说：“我们甚至蒙住眼睛，和同伴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能用手摸来辨认任何骨头。”在杜布瓦的课堂里，只要他对课堂所教的相当熟悉的话，他就经常代老师操刀，从事实际的解剖的工作，有“野蛮的外科医生”之称。

查理五世侵入法兰西时（1536年），维萨里回到卢万。被缺少尸首困扰，他和他的朋友伽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其后成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意外地找到一具。他的报告说明了他的情绪：

我们到处游荡寻找尸骨时，我走到乡下路旁一块通常埋放着被处决者的尸首的地方，我碰到一具已枯的尸首，肉已腐烂无存，仅剩枯骨。得伽玛之助，我爬上尸堆，拉出大腿骨……肩胛骨则连着臂及腕一起出来……在几次秘密地把腿和手臂拿回家以后……我在夜里溜到城外，以便取得胸廓，因为那是一大串连在一起。我内心充满了这种欲望……第二天我从另一个城门零零碎碎地将骨头运回去。

市长知道这一问题后，将所能得到的任何尸首提供给这所解剖学校。正如维萨里自己所说：“市长自己也常定期地参加我主持的解剖示范。”

一个有这种“高度欲望”的人是不容易减低工作热诚的。他为了有关放血的方法而与一个老师有过激烈的冲突，因而离开卢万顺莱茵河而下（153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他这时技术已经相当熟练，在同年底就在帕多瓦以最少的费用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依照当时的规定，学生学位程度越高，其毕业所交的费用越低。毕业后第二天（1537年12月6日），威尼斯元老院指派他为帕多瓦大学外科和解剖学教授。当时他仅23岁。

在以后6年中，他在帕多瓦、波隆那、比萨教书，亲手做过数百次的解剖手术，发表过一些短文。在他的指导下，一位名叫卡卡尔的学生（Kalkar）画了6幅图板，1538年发表时命名为《解剖六图》（Tabulae Anatomicae Sex）。一年之后，维塞利亚斯在《放血通讯》上著文支持巴黎皮埃尔·布里索（Pierre Brissot）的放血方法。在他的论文里透露了一些他对静脉系统解剖的结果，这种观察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大有贡献。1541年至1542年间，他与其他学者合辑了盖仑书的希腊版本。他发现盖仑书中的错误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最简单的人体解剖就能证实那是错误的。盖仑认为下颌有两块组成，胸骨有7块，肝有好几叶。只有假设盖仑解剖其他动物，而不曾解剖人体时，我们才能解释这种错误并原谅之。维萨里觉得必须修改人体解剖科学。因此他开始从事他的著作。

奥波里努斯（Johannes Oporinus）于1543年在巴塞尔出版《人体结构论》一书，该书厚达663页。刚问世时，其封面是杜瑞画的一幅维萨里在50多个学生注视下，示范解剖一条手臂的图，使读者大为震惊。然后有许多插图：有277幅史无前例精密正确的解剖木刻图，在主体的后面刻着一些与科学无关而富艺术气息的风景佳作陪衬，而主体则如在书桌前的一幅骨骼。这些大多是卡卡尔所作。那些木刻画非常精美，人们以为那是提香画室里的作品，至少是在他监督指导下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在这些画中有几幅是维萨里画的。他自己用骡子带着那些木刻板由威尼斯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印刷完成之后，那些木刻板在妥善保存之后，被转卖、交换，最后终于遗失了。1893年，那些木刻板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被发现，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弹炸毁。

比那些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那篇论文，是一个29岁的青年写的，可称为是分类学的成就，也是科学上的革命。我们称它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在解剖学上，这本书结束了盖仑的时代，重新修正了解剖科学，而且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这篇论文首次描述了静脉的正确系统和心脏的解剖，而且做了划时代的声明，称最仔细的解剖显示，心脏里并没有盖仑所说沟通两个心室之间血液的孔。这篇论文为塞尔维特、科隆博及哈维铺下了道路。盖仑的错误一再被纠正过来，如有关肝脏、胆腺、颚骨、子宫等。然而维萨里也犯了一些错误，即使透过观察，他还是不能从心脏的解剖跳到发现血液的循环。但这篇论文的确对各种器官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的正确的描述。他用那双熟练自信的手将人体的每一部分呈现在科学面前。

但他也有个性上的缺点。多年来夜以继日分秒不停地研究使他骄傲地攻击别人，不愿承认前辈的成就和对手的能力。他深爱那句“真正的《圣经》是人体与人的本性”，以致伤害许多神学家。他曾讥讽地提到，他在课室里研究并展示生殖器官时，最受吸引而前来的是那些牧师。他树敌甚多，虽然像格斯纳和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Gabriele Fallopio）很倾仰他的成就，但大多数老一辈的教授，包括他过去的老师杜布瓦，都骂他是粗野无礼的暴发户，并且拼命在他的书中挑毛病。杜布瓦解释盖仑并没有错，而是从盖仑那个时代以来，人体的结构起了变化。他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看起来并没有弯曲的大腿骨是符合盖仑的描述的，其后来之所以弯曲是因为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裤子太窄之故。

在对这些人的态度极度失望中，维萨里烧毁了一大本《评论》及10本《医学百科全书》（Kitab al-Mansuri）的注释。1544年，他离开意大利，做查理五世的幕僚，充当第二御医。同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于是他结了婚，并在布鲁塞尔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他曾写了一本《人体结构》献给查理五世。1555年，该书第二版问世，内容经过详论与修正。这本书指出，虽然胸膛被切开，但利用人工呼吸能够保持动物的生命，同时利用风箱使停止跳动的心脏复苏。从此以后，维萨里对解剖学就不再有其他贡献了。他专心治疗国王和百姓的病、行医及研究外科。查理五世逊位之后，他又变成菲利普二世的第二御医。1559年7月，国王派他帮助帕雷（Ambroise Paré），希望挽救受伤的亨利二世，维萨里试用一种临床检验，发现亨利没有治愈的可能。同年底，他和他的家人伴随菲利普到西班牙。

同时，其他人在解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卡诺（Giambattista Cano）发现静脉活瓣（1547年）；塞尔维特解释血液在肺的循环（1553年）；里亚多·科伦坡也有同样的发现（1558年），并用活的心脏来证明。但以后经过了70年，哈维才有了划时代的发现。他指出血液从心脏，经肺，再到心脏，再经动脉、静脉，再回到心脏的路线。阿拉伯医生伊本·阿尔纳菲斯（Ibn al-Nafis）在1285年就预测到塞尔维特的发现，可说其理论的传统一直传到西班牙，由塞尔维特在年轻时继承起来。

维萨里在西班牙也相当冒险。在西班牙王宫里，当地的医生尊敬他，却不理会他的诊断。菲利普的独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因跌倒而导致脑震荡时（1562年），维萨里建议用环锯施行手术。他的建议被拒绝，堂卡洛斯处于死亡的边缘。他们用圣徒的遗物和符咒来保护伤者，虔诚的人民鞭笞自己来祈求上天创造奇迹，以使堂卡洛斯治愈。但这一切都无效。最后维萨里坚持剖开脑壳，他打开它，取出一大摊脓。王子的病况很快改善。8天之后，菲利普参加一项神圣的游行，感谢上帝。

两年之后，维萨里离开西班牙，原因为何现在仍无定论。帕雷说，维萨里为一个因子宫压缩而即将死亡的妇人开刀，救了她一命，使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得不对其赞佩之至。帕雷说：“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再一割之后，那妇人突然醒了过来，使她所有的朋友大为吃惊，并由衷地敬佩……在这之前，他们认为这个医生是可憎而不名誉的。”但亲戚们不很欣赏这种突如其来的痊愈。这位法国新教徒医生继续说：“因此，他认为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如果他要很安全地生活，他就必须放弃对国家的热诚。”1579年，一位名叫休伯特·朗格特（Hubert Languet）的法国新教徒也说出同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名叫维萨里的医生解剖了一个活人，使自己必须受宗教法庭的审判，之后他答应到巴勒斯坦朝圣以赎罪，方得以脱罪。但当时的记载没有提到这件事，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斥其为无稽之谈。可能维萨里只是厌倦了西班牙。

他回到意大利，1564年4月从威尼斯起航，到达耶路撒冷。在回航途中，他的船破裂，他因曝晒而死在希腊西海岸外的桑德岛上，身旁无一个亲友，时为1564年10月15日，享年55岁。同一年米开朗基罗去世，莎士比亚诞生。100年来在意大利闪耀的光辉已开始北移。

外科医学的崛起

虽然欧洲在解剖学上有相当的进步，但在医学和医术方面仍然依赖希腊和阿拉伯的权威。由感官上所获的证据也很难用来驳斥盖仑或阿维森纳的话，即便维萨里也是如此。他的解剖证实了盖仑的错误时，他说：“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编译盖仑或希波克拉底等作品、传播古老的知识将压制新的实验，好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彼特拉克与法国诗人龙萨努力模仿维吉尔的史诗而抹杀了他们原有的天分。林纳克（Thomas Linacre）在1518年设立了后世所谓的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时，其主要工作就是翻译盖仑的书。

各种药品传到欧洲，使医疗之术大为改善，如金鸡纳树皮、吐根、大黄、苏门答腊的姜、安息香、马六甲来的丁香、越南来的芦荟、中国来的樟脑和肉桂。这种发展也使欧洲人利用土生植物的数量大增。瓦勒里乌斯·科杜斯在1546年编纂了第一部德国药典。由西印度传来用零陵香木泡制之汁来治疗梅毒的方法变得非常普遍，使富格尔家族又一次从其债务人身上获得大利。查理五世在其王国内垄断这种买卖。

贫穷与肮脏使疾病在百姓中流行。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粪便，污染了空气，有时甚至充塞在道路上。巴黎有排水系统，亨利二世原希望将污水排到塞纳河。但市政当局向他解释塞纳河是全市一半市民饮水的唯一来源，使其计划作罢。1532年英格兰已经成立了排水委员会，但一直到1844年，英格兰总共才有两个城镇用公款来清除贫民区中的垃圾。

这时传染病已经不像中古时期那样猖獗，但在高的出生率和高的婴儿死亡率下，人口数量基本稳定。1500年至1568年，德国和法兰西全境不断地发生瘟疫。1422年、1577年、1586年，英格兰则因虱子的传染流行斑疹伤寒。1528年、1529年、1551年、1578年在英格兰流行一种“出汗症”——可能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同样的病在1543年至1545年流行于德国，1550年至1551年流行于法兰西。据说在几天之内，汉堡和亚琛两地各死去万人。流行性感冒被认为是上天的影响，因之得名。1562年，鼠疫再度在德国出现，使汉堡4万居民中的9000人丧生——虽然我们怀疑这些死于流行性疾病的统计数字可能过于夸大，而在好的一方面，则是癞病的消失及精神病的减少。

医术的进步远比医学的进步来得慢。庸医仍然到处都是，虽然有一些限制的法律，无照行医仍然很容易。大部分婴儿都是由产婆接生。当时几乎还没有分科的专门医生。牙科、药科及外科都没有分家。理发师也能拔牙，并装上象牙制的假牙。除了维萨里等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将外科手术留给理发医师去做。这些理发医师不仅替人理发，而且很多人还是受过训练的技术外科医生。

帕雷开始时也是一名理发医师的学徒，最后终于执外科学之牛耳。他1517年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缅因的波哈森，后来到了巴黎，并在圣米歇尔区开了一间理发店。在1536年战争期间，他充当随军医生。治疗那些伤兵时，他接受当时盛行的一种理论，认为枪伤的伤口是有毒的，而且也像维萨里一样，用当时的方法以滚烫的熟油来烧伤口，那使伤痛更为剧烈。有一晚油用光了，帕雷用蛋黄、蔷薇油及松脂做成的软膏涂在伤口上。第二天早上他写道：

昨晚我一直在想着那个我不能替他腐蚀伤口的病人，以致整夜失眠。我原以为第二天早上他们都会去世，也正因为有这种念头，我起得特别早，去看他们。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发现那些我用软膏涂在他们伤口上的病人已经不太痛，也没有发炎……他们整晚睡得相当舒服。而其他用滚烫的熟油替他们消毒伤口的病人则发高烧，伤口发炎……而且非常痛苦。因此，我决定今后决不再用那种残酷的方法来消毒。

帕雷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育，直到1545年才发表他著的小本手册，即现在我们熟知的医学古籍——《论伤口的治疗》（Méthode de Traicter les Plaies）。在1552年战争中，他证明在割伤的止血方法中，绑扎动脉比烧灼腐蚀来得有效。后来他被敌方所俘，因他主持了几次很成功的手术而获释。回到巴黎之后，他被任命为圣康姆（St.Côme）学院的外科主任，该学院位于阴森森的索邦，在那里一个教授若不懂拉丁文将被视为生物学上的怪物。他成为亨利二世的外科医师，然后替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当御医。虽然他是新教徒，但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他因皇命而受宽宥。1573年，他发表《外科二册》（Deux Livres de Chirurgie），并没有增加多少理论，但对外科的方法确较多讨论。他发明了一些新的工具，介绍义肢，普遍运用脱肠带来治疝气、改善胎位的转换方法。他是第一个自手臂关节切割肘的人，指出一氧化物的毒性和苍蝇能传染疾病。他在医学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谦虚，他曾对那些恭贺他在一次困难的病例中取得成功的人说：“我医他，但上帝使他康复。”他死于1590年，享年73岁。他改善了外科医师的地位与能力，并使法兰西在外科术上执牛耳达数世纪之久。

医生帕拉切尔苏斯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满医学之保守落伍，凭借宣称他们自己有某些奇特神妙的医疗方法而轰动一时，但最后都因过于夸张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中。然而这种令人讨厌的大夫的偶尔出现使得医学思想必须不断地求新，而在治疗人类的生命方面，医药必须一再地检查革新，如此来说，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政治与哲学一样，在医学方面，激进的青年与保守的老派彼此很不情愿地合作，而使千奇百怪的医疗方法得以保持平衡的发展。

菲利普·泰奥弗拉斯托斯·霍亨海姆（Philipp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自命为奥里欧鲁斯（Aureolus）再生，因为其承继了后者的智慧；帕拉切尔苏斯可称为拉丁化的霍亨海姆。其父威廉·霍亨海姆（Wilhelm Hohenheim）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德国巴拉维亚境内一个贵族的私生子。为了改变环境，威廉到瑞士靠近爱茵西德伦（Einsiedeln）的穷乡僻壤行医，并娶了埃尔莎·奥克斯纳（Elsa Ochsner），后者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女儿，任助理护士之职。没多久，埃尔莎就变成了心智衰弱的精神病患者。这两种不同的遗传使菲利普趋向不稳定，而且因环境而造成了一种憎恨地位阶级的情绪。他出生于1493年，从小就与其父的病人为伍。同时也可能受了旅店的影响，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兴趣。有一个不太可靠的故事说，他被一只野猪或是一名喝醉的军人阉割了。在他的成年期中，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记载。他9岁时，其母自溺而死。可能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们父子两人离开菲拉赫（Villach）到提洛尔。据说，威廉在那里的一所矿工学校教书，并涉猎炼丹术。当然附近有矿场和熔冶厂。菲利普可能是从那些地方学到一些化学知识，他运用这些知识改革了医疗方法。

他12岁时，出外到海德堡念书。这时他不断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他从弗莱堡大学到因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科伦大学、图宾根大学、维也纳大学、欧福大学，最后就读费拉拉大学（1513—1515年），虽然在中世纪这种游学的情形是常有之事，但也充分显示出他不稳定的天性。1515年他仍未取得任何学位，他加入西班牙查理一世的军队，充当一名理发医生，此时已改名为帕拉切尔苏斯。战争结束后，他恢复四处游荡的生活。如果他自己说的可信的话，则他曾在格拉纳达、里斯本、英格兰、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及其他地方行医。1525年“农民战争”爆发时，他在萨尔茨堡为伤患疗伤，同情其纲领。他谴责金钱、高利贷、商人，宣扬土地与贸易的共有主义，主张一切均分。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智慧》（Archidoxa，1524年）中，他驳斥神学而赞扬科学的实验。农民革命失败后他被捕，但由于证明他从未亲执干戈作战，他得免以上绞架，但仍被放逐出萨尔茨堡。他只得匆匆离去。

1527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执外科业，并向理发医生讲授课程。其所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虽是理所当然，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则含混着道理与胡言、医学与魔术。他驳斥占星学，但后来又接受了。他绝不在月亮的形状不对的时候替人灌肠。他嘲笑有魔棒之说，却又宣称曾将铁变成金。正如阿格里帕一样，他受知识的欲望激励，渴求寻找出一些能点石成金的“哲人之棒”，就好像那些能解释宇宙现象的定律。他用与生病的器官颜色或形状相似的药物来治疗。他有时也用魔咒或护符来作为治疗的方法。

除了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妄想外，他也很大胆地将化学应用在医药方面。有时他的言论好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人由物质而来，物质是宇宙的整体。”人类与整个宇宙相比好像小宇宙与大宇宙之别，两者都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最基本的是盐、硫黄和水银。很显然，这些无生命的金属与矿物充满了生命。化学疗法是用大宇宙的物质来治疗小宇宙的毛病。在身体上，人是化学的组合，疾病不是盖仑所说的体液失调，而是组成身体的化学物质的失调，这就是最早的现代新陈代谢的理论。然而，那时候的治疗方法仍然取决于植物与动物做成的药物。他精于炼丹术，因此强调无机物质治疗疾病的可能性。他将水银、铅、硫黄、铁、砷、胆矾及钾的硫化物列入药典中；他推广化学合成药与提炼剂的运用，他是第一个将鸦片溶在酒中当药用的人，我们称该药为“鸦片酊”。他鼓励洗矿泉浴，并解释其各种不同的性质和作用。

他注意到职业与所居地区对疾病产生的影响。他在矿工身上研究肺结核，他也是第一个将痴呆症与地方甲状肿腺症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对癫痫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将麻痹与语言的障碍归诸脑部的损伤。当时一般认为痛风和关节炎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可避免、无法医治的疾病，但帕拉切尔苏斯宣称，如果对这种痛风和关节炎的诊断结果是因为食物的残渣停留在结肠太久，而产生的酸所致的话，那这种痛风及关节炎就可治疗。他说：“所有的疾病都能导源于未能消化的食物的凝结。”他称那些肠内腐败物质产生的酸为“塔塔”（tartar，齿垢），因为它们存在于关节、肌肉、肾及膀胱中，“像地狱之火在燃烧，而塔塔罗斯（Tartarus）就是被关押的地狱之神。”他说，“医生们吹嘘他们对解剖的知识，但他们看不到留在牙齿上的齿垢。”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他建议人们遵守好的食谱，服滋补品不要过重以阻止身体内这种残余物质的积存。他用橄榄油和树脂的合成物来软化这些残余物质，在更严重情况下，他更提倡用手术割除。他宣称曾用这些方法治好了许多痛风的病例，而许多我们这一时代的医生也采用帕拉切尔苏斯的诊断方法医好了许多人。

帕拉切尔苏斯在斯特拉斯堡的医疗成就传到巴塞尔。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弗罗本被其右足剧痛困扰甚久，而医生们都建议将其割除。弗罗本邀请帕拉切尔苏斯到巴塞尔替他诊断。帕拉切尔苏斯去了，而且未用手术刀就把他的病治好了。当时与弗罗本住在一起、多病的伊拉斯谟也向帕拉切尔苏斯请教，后者也为他开药方。我们不知后果如何。无论如何，这两位著名的病人为这位年轻的医生带来了新的名气。也由于这种奇遇，他更接近其日夜盼望的大学教授职位。

那时，在巴塞尔的市议会中新教徒占多数，他们不顾伊拉斯谟和天主教少数派的反对，解除了该市医生旺内克尔（Dr.Wonecker）的职务，其理由为旺内克尔发表反对改革的谬论。他们让帕拉切尔苏斯来接替该职务。市议会和帕拉切尔苏斯都认为这一任命使他有权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但大学教师们谴责这一任命，他们知道帕拉切尔苏斯在解剖学上的弱点，因此提议对他进行公开的适任考试。他逃避了那次考试，开始执行市医生的职务，并在私人场所公开演说教学（1527年）。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邀请来召集学生：

本人，泰奥弗拉斯托斯·邦巴斯特·霍亨海姆，医生兼医学教授，向诸位医科学生问好。在所有的科系中，只有医科被公认为最神圣的艺术。然而，现在很少医生能很成功地行医，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它恢复原先的光荣，扫除野蛮人的影响，补救错误。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并不执迷着古老的教条而不放，而纯粹以研究自然之学及运用多年行医所获的经验为方法。谁不知道大部分当代的医生都因局限于阿维森纳、盖仑及希波克拉底的箴言而失败……他们那样做可能获得虚名，但不会成为真正的医生。医生所需要的不是谈话著书方面文字优美，而是必须对自然之学及其工作本身有足够的知识……

我很感谢巴塞尔的绅士们能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将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我写的有关外科学和病理学的教科书，作为介绍我的医疗方法。我这本书不是从希波克拉底或盖仑的书上抄袭而来的。我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地研究，才完成这部以经验为基础的宝典。如果我要证明某件事情，我将不会引用某些权威人士的话，而是用实验和推理来证明。因此，如果亲爱的读者想探讨这种神圣的秘密，希望在短时间内了解医学的奥妙，那么就到巴塞尔来找我……1527年6月5日于巴塞尔。

有30位学生注册上课，开始，帕拉切尔苏斯穿着一件传统的医师长袍，但他很快把它脱在一旁，穿上一件粗劣的外衣，围上一件炼丹术士所穿的油腻腻的皮围裙。他用拉丁文讲解其秘书奥波里努斯（他以后将维萨里的《组织学》付印）准备的医药讲稿，动手术时则用德文讲解。帕拉切尔苏斯建议称“任何药剂师不能违反医生的指示”时，使所谓正统的医师惊讶不已。为了表示他对传统医学的嘲笑，他把一本当时的医学书籍，可能是《雅各比述丛》（Summa Jacobii）这本书，投到他学生为庆祝圣约翰节（1527年6月24日）燃起的营火中。他说：“我把该书摘投入圣约翰之火中，这样那些不幸将随烟消逝。而医学的领域也能为之澄清。”人们常将这一行为与路德焚烧教皇的训谕比拟。

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的生活就像他的教学一样怪异。奥波里努斯说：“在我与他相处的两年中，他日以继夜地狂饮暴食……随意挥霍，常常一文不名……每个月他都做一件新外套，而将旧的送给别人，旧的通常是脏得连我都不想要。”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也对帕拉切尔苏斯做了同样的描述，称他为“最肮脏的酒鬼”。但奥波里努斯也证实其主人所做的杰出的治疗，他说：“在他人都已放弃希望时，他像奇迹一样地治好了溃疡。”

这一行业的其他人却称他为庸医，粗鲁而没有经验，不能解剖又忽视解剖学。他反对解剖，认为各个器官只有在整个一致，而且均能活生生的时候，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他用最生动的下流话来回敬那些医生的嘲讽。他嘲笑他们近乎野蛮的处方、丝衫、戒指、软皮手套及昂首阔步的骄傲姿态。他向他们挑战，要他们走出课堂到化学实验室中较量，穿起围裙，用双手拿起化学药品，靠近熔炉，用亲身的劳力来实验，以探讨自然的奥妙。因为没有学位，他自封为“哲学与医药之王”、“内外科医师”、“哲学的传播者”，借此来满足虚荣心。他写道：“所有的人均应追随着我……医药的宝座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大学和老学究们加起来的智慧都不及我的多……”由于被别人排斥，他以如下这句话为其座右铭：“不依赖他人者必能自立。”后世的人指责他的吹嘘，把他的中间名邦巴斯特（Bombast）当作一个普通名词，其意为“夸大之词”。

不知道是大学教授们串通合谋，还是学生被鼓动，反抗教条式的老师，有人用不正确的拉丁文写成一首不具名的讽刺文，假装是盖仑本人从地狱写的，以驳斥其诽谤者，并称那些人为“口出秽物者”。文中人取笑帕拉切尔苏斯的神秘的术语学，称他为疯子，并建议他悬梁自尽。由于无法找到犯罪人，帕拉切尔苏斯要求市议会逐一地询问学生，并对犯罪者予以惩罚。议会对该项请求不予理会。就在这时巴塞尔天主教堂有一位教士悬赏100金币征求能为其治病者，帕拉切尔苏斯在3天之内将他治愈，该教士仅付其6个金币而拒付余额，其理由是其治愈所需时太短。帕拉切尔苏斯向法院控告该教士，但败诉。这时他可真发了脾气，谴责批评他的人为“骗子”与“背后中伤者”，而且不具名地发表一本折页，称教士和官吏为贪污腐败。议会下令将他收押，但将这项命令的执行拖延至次晨。当夜，帕拉切尔苏斯逃走了（1528年），在巴塞尔停留了约10个月。

在纽伦堡，他重蹈在巴塞尔的覆辙。该市的牧师让他主持监狱医院，其成就卓越，但他抨击那些忌妒的医生，指责他们不诚实，甚至他们太太的体形。他注意到大部分的议员是新教徒，因此为天主教辩护。他并指出那些所谓“神圣的木头”的愈疮木对治疗梅毒无效，而引起卖愈疮木的富格尔家族的注意。1530年，他说服一位不出名的印刷商出版了《法国疾病三论》，在该书中，他痛骂群医，以致引起一阵风暴，迫使他再度流浪。他希望能就同一个主题发表一篇更大的著作，但议会禁止该书付梓。帕拉切尔苏斯在致议会的函件中，用一种不甚流畅的文字请求给予出版的自由，但终其一生该书从未出版。该书包括有关梅毒病症的临床报告，其为所有记载中的最好的一项，他还建议将汞内服，而非外涂。因此，梅毒成了植物药物与化学药物治疗法的战场。

帕拉切尔苏斯搬到圣高尔，在那里他住在一个病人的家中达一年半之久。后来他在那里写了《最奇妙的工作》（Opus Paramirum）、《反对谷物》（Paragranum）、《伟大的手术》（Die Grosse Wundartzney），这些书都是用粗浅的德文写的。那些书就像成堆的矿石，到处都藏有瑰宝。1534年，他又对魔术发生兴趣，并写了一本《秘术概要》。

他在圣高尔的病人去世后，他又上路，在德国境内到处流浪，有时甚至要为三餐乞食。他年轻时，曾说出一些异端的话，他指出“受洗”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圣餐礼只对儿童和笨人有益，而对智者是无用的，并说向圣徒祈祷是纯浪费时间而已。这时（1532年），他又穷又落魄，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他很快地将自己仅有的财物送给贫穷的人，并写一些奉献上帝的散文，以进入天堂的希望来安慰自己。1540年，萨尔茨堡主教给予他庇护，使这个15年前在该地鼓吹革命的人感激万分地接受。他立下遗嘱，把他剩下的少许的钱分给他的亲戚，把他的工具留给该市的医生。1541年9月24日，他辞别人世。

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天才压倒的人，经历广、理解力高，但受的教育太少，以致无法分清何为科学、何为魔术。他脾气躁，易怒，过于敌视旁人而无法将其影响力注入他那个时代。也许他的事业与阿格里帕的成就使浮士德的神话更能远播。直到一个世纪前，在奥地利，人们如果得了传染病，还会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坟墓朝拜，希望能因他的灵魂或骨头的魔力得以痊愈。

怀疑论者

16世纪对于哲学来说是一个相当贫瘠的时代。神学控制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吸引了所有思想家和信仰的注意力，也使理性随着它的方向发展。路德驳斥理性，认为理性会导致无神论，无神论的案件却很少。1512年，一位荷兰传教士在海牙被烧死，因为他否认基督的创造、永生及神性之说，但他不是很明显的无神论者。英国的一位史学家记述1539年道：“这一年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死在巴黎大学，他说从他20岁起，他就一直认为没有上帝，他死时已八十几岁，终其一生，他从未泄露这一秘密。”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在1552年发表《反无神论》（Contra Atheos），但“无神论者”这一词与“自然神教信奉者”、“泛神论者”或怀疑论者等名词没有多大区别。

怀疑论者则为数甚众，以致引起路德的攻击。据传，路德曾说：“对于世界上那些盲目无知的子民而言，信仰对他们是陈义太高。在三位一体中事实上只有上帝一人，而上帝之子变成了人类。基督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神的本质，一种是人的本质。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无知的人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而已。”他更指出：甚至有些人怀疑上帝是否创造那些他预知将受天谴的人类。在法兰西有些人怀疑是否有永生的存在。1537年，波拿文都拉·德斯佩列（Bonaventure Desperiers）在他所著的《世界钟声》（Cymbalum Mundi）一书中称，所谓的神迹奇迹是无稽之谈，《圣经》中的矛盾及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书被加尔文和索邦谴责，并被官方的绞刑吏所焚烧。因此，玛格丽特必须将他从她在聂拉克的宫廷放逐，但仍送钱给他，使他得以在里昂过活。1544年他自杀身亡，留下一些手稿给玛格丽特，他称她为“万善的支持保护者”。

怀疑的精神表现在政治上攻击国王的神权与不可侵犯。因此，通常怀疑论者就是那些在天主教统治下的基督教思想家，或是那些在国家至上理论下的天主教思想家，两者对环境均感格格不入。1558年，约翰·波内特主教因不满都铎王朝的玛丽女王，发表了《政治权力短评》（A Short Treatise of Politique Power），在该书中他称：“放逐国王，杀死独夫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断发生过，这些都证实一个事实，即国王、君主及总督能讨好人民时，人民能接受他们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这就是符合上帝的判断与旨意。”有一位苏格兰的教授，约翰·梅杰（John Major），曾帮助约翰·诺克斯形成其学说。梅杰辩称，既然所有世俗的权力都来自社会的意志，人民可以放逐或处决一个恶君，只是必须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

最有趣的反对君王绝对权论的是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他因死在蒙田的怀里而留名后世。埃堤内·波伊提（Etienne de la Boétie）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论文家，“在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波伊提是佩里格（Périgord）一个高官的儿子，在奥尔良攻读法律。在他到达所规定的年龄之前，他已成为波尔多议会的议员。约1549年，他19岁时，由于受了罗马和希腊文学而获致的共和思想的鼓舞，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攻击专制主义的论文，但从未将它发表。他称该文为《自愿奴隶论》（“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谴责一人凌驾众人之上的独裁，名之为“反抗独夫”（Against One）。

以下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无以计数的人宁愿像奴隶似的服从一个暴君时，那将是多么可耻的事。一个独夫专制暴君剥夺了人民对其财产、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他们自己生命的权利，这种暴君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大力士海格力斯，也不是巨力法官萨姆森（Samson）！而只是一个侏儒，一个最优柔寡断的懦夫，他只是最卑鄙的娼妓的奴隶，他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力量所致。他的臣民是多么可怜，如果这些三四个人不起来反抗独夫，那很明显是他们缺乏勇气，但如果成百上千的人不起来摧毁那些独夫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人类的尊严与个人的意志则荡然无存。要解救自己并不需要对暴君使用武力，一个国家对这个暴君厌倦时，他自然要崩溃。被他奴役的人们只须否认暴君的任何权力。要求得到解脱只有唤起高度的意志去摆脱枷锁……立定决心不再受奴役，然后你就得以自由。拒绝向暴君提供任何援助，这样就像巨石像的底座被抽出，其像必崩溃破碎。

这时，波伊提已为卢梭和潘恩的思想铺了道路。他提出：人类生而向往自由；人幸与不幸非我们能料，幸运的人有为其同胞服务的责任，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上帝用同一块泥土做出来的。很奇怪的是，这段激进的声明吸引了一向冷静谨慎的蒙田，造成历史上最著名的友谊之一（1557年）。当时蒙田24岁，波伊提27岁，可能当时蒙田还年轻，能够容纳激烈的言论。波伊提32岁去世时（1563年），他们的友谊方告一个段落。蒙田描述波伊提临终那几天的情形时，就好像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之死一样。他如此哀悼那位满怀热诚的青年的过世，以致在17年之后他再提起这件事时，仍然比任何事都来得激动。他对出版《自愿奴隶论》一书并不太赞成，一位日内瓦牧师在1576年将它出版时，他触景生情，感到非常忧伤。他认为该书之成归因于青年高洁的精神，故将其完成此书时的年龄提前至16岁。这本书几乎成为法国革命之音。

拉米斯与哲人们

拉米斯（Pierre de la Ramée）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的独自尊荣的风头。其一生甚为浪漫，结果却惨遭横死。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影响长达3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不仅是肉体，而且是内心，几乎控制了灵魂，因为从没有一个异教徒的思想家能成为罗马教会认定的官方哲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曾打算以柏拉图来取代他的地位，但宗教改革者当时正要扼杀人文主义，或可以说害怕人文主义。因此路德在1546年去世时，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仍是基督教德国及天主教法国等地的思想主流，虽然路德曾诅咒它。对于饱学的年轻人来说，要将亚里士多德从其宝座上拉下来不啻是一种诛杀暴君之举。1536年，拉米斯只有21岁时，他提出一个很激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都是假的”——作为向巴黎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他花了一整天时间为他的论文向教员及其他反对者辩解。

拉米斯的事业可以说是对教育的颂歌。他出生在皮卡迪（Picardy），靠近加尔文的家乡努瓦永。因为急欲上大学，他两次尝试徒步到巴黎。但两次都没成功，他很沮丧地回到家乡。1528年，他12岁时，他充当一名在那瓦尔大学注册的有钱学生的书童。这种情形好像法国诗人维庸所做的那样。他白天工作，晚上念书，这样熬了8年终于完成了文学院繁重的课程。在这期间，他几乎失明，但他发现了柏拉图：

我来到巴黎时，我觉得像置身于巧辩家的诡谲之中。他们用质问与争辩的方式教导我有关自由放任的艺术，却没有教我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毕业后，我认为这些争辩并未使我得到任何知识，而只是浪费时间。由于这种念头，又因为有幸运之神的引导，我开始研究色诺芬和柏拉图，而且学到有关苏格拉底的哲学。

我们有多少人在年轻时能够有这种令人振奋的发现！在研究柏拉图著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柏拉图天生是一个饮酒诗人，柏拉图在雅典那种空气中听到了哲学，而且从风飘之中将它把握住，遗之后世亿万年。他又感觉到在一片为淫乐贪欲之事而争辩声中，苏格拉底与其门徒之音仍绕梁不去。看了亚里士多德枯燥的文章后、念了一大堆有关中庸之道的理论后，再接触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著作是何等轻松的事。当然，只要我们稍将亚里士多德的演说稿与其老师的语录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与拉米斯对亚里士多德稍微不公平。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够了解亚里士多德。拉米斯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工具论》一书的逻辑学著作者，而学院派的亚里士多德只是挽救了那些变成基督教正统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经院哲学。拉米斯说，在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学3年中，他未发现一点能用在科学或生活上的东西。

拉米斯获得硕士学位，这不仅是他本人知识学问与勇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巴黎大学教员们的赏赐。这也可能是那些教授对这些所谓的逻辑与中庸之道感到厌烦。也有一些教授对此甚感愤怒，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本钱在一天的辩论中被损害了。从此，拉米斯必须开始面对那些敌意与仇恨而终其一生。

他获得的学位使他有资格教书，他也很快在一所大学教一门课——演说。他将哲学混杂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他的课程越来越多，所得也增，使他能偿还他母亲为付他学费所花的储蓄。经过7年的准备，他在1543年发表两本著作，继续推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努力。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批判》（Aristotelicae Animadversiones），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做正面的攻击，有些地方甚至攻击得很激烈。第二本是《逻辑的分类》（Dialecticae Partitiones），在该书中，他提出一套新的体系来替代旧的。这本书对“逻辑”也重新下定义为“谈话的艺术”，他把逻辑、文学、雄辩术夹杂在一起用来说服别人。大学当局看到这种教学方式有点危险，但予以谅解。更有甚者，他们对拉米斯的某些论点持怀疑的观点，认为它带有异端邪说，如“怀疑是知识之母”。这是笛卡儿出现之前的笛卡儿方法学的怀疑；或是他呼吁应多研究《圣经》以取代巨册的经院哲学，这带有新教徒的论调；或是他为神学所下的定义，使道德逐渐取代了宗教。而拉米斯的这些骄傲、喜好争辩、粗暴的反对声调，他武断地自视为超乎教条之上，等等，都是他激怒他人的地方。

他那两本书出版之后不久，该校的校长就将他召至巴黎大教堂指控他为宗教的敌人，公共秩序的危害者，用危言耸听来腐化青年。该审判由5位皇家委员会成员主持，由拉米斯指定2人、控诉人指派2人、弗朗索瓦一世指定1人。由于对审判程序感到不满意，拉米斯撤回其所任命的2人。余下的3名判定拉米斯有罪（1544年），由国王发布一道敕令，禁止他上课演说、发表著作或再攻击亚里士多德。谴责他的告示贴满城市，甚至送到其他一些学校去。学生上台讽刺模仿拉米斯的稀奇古怪的动作，拉伯雷对此也大大地取笑一番。

沉静了一段时间后，拉米斯又在圣玛利亚大学（Collège Ave Maria）开了一门演说课，但他限定自己只教修辞和数学，而政府对他的违抗命令视而不见。1545年，他升任德普雷勒学院（Collège de Presles）的助理校长，这时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亨利二世继承弗朗索瓦一世时，他将对拉米斯的判决重新予以考虑，允许他自由论著讲学。一年之后，亨利二世任命他为皇家学院的院长，在那里他不受大学的控制。

这时他已到达事业的顶峰而成为巴黎声望最高的教授，开始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改革教学方法。如果他强调修辞——那时候即指文学——则他不只是要复兴哲学与诗词，他更要将充满热情活力的人文主义注入枯燥无味的抽象与经院哲学的课程中。在5篇有关文法的论文中，他将逻辑运用到语言上，他要使法文的拼音完全符合其发音，但法文仍照它绕来绕去的老办法拼。无论如何，他将“j”及“v”两个字母介绍到法文中以取代子音的“i”和“u”时甚为成功。他自己苦读出身，因此建议设立清寒奖学金，并谴责毕业必须付巨款的制度。同时，他致力于提高教师们的酬劳。

1555年，他发表了一部《辩证法》（Dialectique），那是第一本有关逻辑的法文论著。此时，他不但讨论推理的过程，更论及理性本身。他天生就有一种反抗传统与权威的气质，他唯一服从的只有理性。他具有文艺复兴那种热情，相信如果理性能充分发挥，100年之内所有的科学将达到完美的境地。他说：“我不断地研究，想把文理学科上的各种障碍一扫而光，使各门学科更为通畅简易，不仅使我们能增加智慧，而且可将其加以运用的境界。”

他的哲学与个性使他倾向同情新教徒的革命。法国新教徒获得政府的容忍时，他甚至有一段时期参加这项运动，1561年，他宣称服膺改革后的新教。第二年初，他的一些学生在德普雷勒学院的教堂里公然诋毁宗教信仰。这时政府继续支付他薪水，但其地位已逐渐动摇。1562年，内战爆发，他随着一队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凯瑟琳所派的卫队离开巴黎。一年之后和平条约签署了，他又回到巴黎。他婉辞波隆那大学的聘请，他说他自己欠法国太多而不能离去。

他的主要对手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坦白承认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但用钱买通进入皇家学院任数学教授时（1565年），拉米斯谴责这一任命，夏庞蒂埃则威胁他。拉米斯向法院请求保护，夏庞蒂埃被系入狱，但很快又被释放。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争执不下，一直到拉米斯去世。1567年，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内战再度爆发，使拉米斯再度离开巴黎。这时政府规定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在皇家学院任教，因此拉米斯回来后隐退。凯瑟琳继续并加倍付其薪水，使他得以全神贯注地研究、著述。

1572年7月，瓦朗斯（Valence）主教蒙特卢克（Montluc）邀他加入瓦朗斯驻波兰的大使馆，这可能是主教预测到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而希望保护这位高龄的哲人。但拉米斯予以拒绝，因为他对到波兰坐在安茹王朝的亨利王子的座旁毫无兴趣。8月17日蒙特卢克离开巴黎，24日大屠杀即开始。26日，两名武装兵士侵入德普雷勒，登上拉米斯在六楼的书房，发现拉米斯在祈祷。其中一人开枪射他的头，另一人则用刀刺，之后两人合力将他抛出窗外。他的学生和一些顽童将他奄奄一息的尸体拖到塞纳河边并投入河中。其他的人将他的尸体寻回并将之碎尸万段。我们不知道谁雇了这些凶手，但绝不是政府，因为查理九世和凯瑟琳始终支持拉米斯。夏庞蒂埃则为这次屠杀和凶手欢呼：“8月天灿烂的太阳为法国带来了光明，那些废物和胡言随着其主子一起消失，所有好人都将齐声同庆。”两年之后夏庞蒂埃去世，有人说他是懊悔而亡，但这对他来说太褒奖了。

拉米斯去世了，其影响力也好像被击败，其对手获得了胜利。虽然在以后的30年之中，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地听说有其信徒，一直到笛卡儿出现为止，拉米斯攻击的经院主义一直是法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如要说在这一段期间内哲学有少许成就，科学上的进步则是划时代的。现代的科学可以说始自哥白尼和维萨里。地球上我们所知的范围已经加倍扩大，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地改变。在速度与范围方面，知识的领域急速地增加。在科学与哲学上利用本国语言和文字使过去为少数学者与教士独占的工具与学识已为中产阶级共享，如佩尔及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上、拉米斯在哲学上都用本国文字书写，习惯、信仰及权威都已破产。信仰已开始不稳定，并随着新的自由成为数百种形式。

一切都在变迁中，唯独罗马教廷例外。处身革命的风潮中，它显得有些迷茫，起初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但是接着很断然地面对其所遭遇的问题：是改变教义来适应观念的新气候与流变呢，还是顽立不动，等着思想与感情的钟摆使人们卑逊地、渴求地来祈求它的慰藉与权威？它的答复决定了它的近代史。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
（1517—1565）

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满布异教气氛，天生的多神教信徒，喜爱祥和而艺术的信仰，多的是不朽的圣徒，他们令人怖畏或喜爱的肖像每年被人抬在大街上游行，金银财宝非常富足，那是来自上打的属地的朝贡，我们不能期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善男信女，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过于虔敬地去养肥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各地有不少的人已察觉使罗马教廷道德败坏的各种弊端，他们比德国人、瑞士人、英国人有更强烈的切肤之痛。意大利的教育阶层虽比任何别的地方享有更多的教学与思想自由，仍要求从大多数人着迷的、被教化的神话中解脱出来。

路德的某些著作于1519年出现于米兰、1520年出现于威尼斯。圣马可修道院居然有一个天主教修士公然宣扬路德的教义。红衣主教给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报告（1532年）说，威尼斯的宗教正陷入低潮，威尼斯人很少持斋和告解，而异端的书刊发行甚多。克莱门特自己也说在意大利的僧侣与俗众之间路德的谣言满天飞。1535年，德国的改革者宣称他们在罗马教会的本土有3万名信徒。

费拉拉城的第一夫人是热衷的新教徒。雷妮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她的新观念一部分得之于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一部分得之于她的女家庭教师苏比斯夫人。1528年，这位公主嫁给未来的费拉拉第二任公爵埃尔科莱·埃斯泰，她把她的女老师一起带去。加尔文于1536年到费拉拉访问她，加强了她的新教信念。克莱门特·麦罗与法国加尔文派出版商休伯特·朗格特也前后来访。埃尔科莱原先都以时髦的文艺复兴礼节接待他们，直到其中一人嚷着说这是偶像崇拜时才改变，这是发生在1536年复活节前的礼拜六作十字架崇拜时的事，于是他让宗教法庭质询他们。加尔文和麦罗逃走了，其他人则因宣称坚信罗马公教的正统而幸免于难。但1540年后，雷妮另外聚集了一批新教徒众，而且不参加天主教的崇拜。埃尔科莱为了讨好教皇，把她放逐到波河沿岸康山多罗（Consandolo）的公爵别墅；但她依然故我，随侍左右的都是新教徒，并以改革的信仰来教养她的女儿们。埃尔科莱因为担心他这几个新教的女儿在政治的婚姻中无足轻重，干脆送她们到女修道院。最后他还是让宗教法庭对雷妮及她的24位家属起诉。她被控以异端罪，判处终身监禁（1554年）。她撤销新教言论，接受圣餐，而得以恢复宗教与政治上的尊荣。而她真正的想法，可由其晚年感伤的孤独而见。1559年埃尔科莱死后，她回到法国，住在法国加尔文教徒的避难所蒙塔日。

在埃尔科莱治下的摩德纳，有一阵子也闹了新教的风潮。科学家与哲学家聚集的学术院容许相当的讨论自由，但包括维萨里的学生和继承人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在内的某些人员却有异端之嫌。保罗·里奇（Paolo Ricci）公然布道反对教皇权柄，路德的观念在商店、广场、教会到处引起争议。里奇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萨多雷托红衣主教替学术院的人辩护，声称他们效忠教会，而且学者应该有权享受研讨的自由。教皇保罗三世要他们签字声明信仰了事，但埃尔科莱解散学术院（1546年），使一个不愿悔改的路德教徒在费拉拉被处死（1550年）。1568年天主教的反动转趋强烈时，13个男人、1个女人在摩德纳以异端被焚。

在卢卡，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副院长彼得·韦尔米格里筹组博学的学术院，引进特殊的教师，鼓励自由讨论，而且告诉会众不必把圣餐看成神秘的变化，只须当它是纪念基督的受难就行了，他是路德教外的路德。设在热那瓦的一个教团传他质询，他逃离意大利，公开谴责天主教的错误与滥权，又接受了牛津大学神学教授职位（1548年）。他参与编撰《一般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1552年）时的论争，天主教在英格兰再度得势时他离开英国，1562年死于苏黎世，仍担任希伯来文教授。他那在卢卡的小修道院有18个教士跟随他舍弃教职与意大利。

由于尤安·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的影响，贝加莫的索拉诺主教、威弥利及其他一些人改变了新观念。他和他的兄弟阿尔法诺（Alfono，也许是历史上最具天赋的孪生兄弟）是卡斯提贵族的后裔，阿尔法诺倾心于伊拉斯谟，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的拉丁文秘书，写了一本《哺乳对话集》（Dialogo de Lactancio，1529年）来为攻击罗马教会辩护，他以为如果罗马教会把路德公允地批评的滥权之处改过来，路德就不会脱离罗马教会了。尤安在同书补上一篇《默丘里奥·卡龙对话录》（Dialogo de Mercurioy Carón），他的异端是政治方面的：应使富人自力谋生；穷人有权分享富人的收入；王侯的财富为人民所有，而不该在王侯之间或宗教的战争中损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很自然地选上了巴尔德斯，使他在30岁时就任御前大臣。巴尔德斯却搬到那不勒斯去，矢志写作与教学。他依然效忠罗马教会，信仰上则支持路德的释罪论教义，认为虔诚的神秘主义比任何以外在仪式上表现虔敬更崇高。许多名绅士、贵妇聚集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领导：威弥利、伯纳迪诺·奥基诺、诗人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彼德罗·伽纳塞奇、维多利亚·科隆纳、科斯坦查·阿瓦洛斯、阿马菲的女公爵、西班牙大宗教裁判官的女儿伊莎贝拉·曼莉奎及朱丽亚·贡萨加，她的美色我们已有所闻。尤安·巴尔德斯死后（1541年），他的学生四散于欧洲各地。包括维多利亚·科隆纳在内的一些人留在天主教会内，有些人则把他的思想发展为公然的异教学说。3个较不出名的学生于1564年在那不勒斯被砍头焚烧，伽纳塞奇于1567年在罗马被砍头，朱丽亚·贡萨加的性命因残酷不仁的保罗四世之死而得救；她于1566年进入女修院，那不勒斯的改教分子则随她销声匿迹。

伯纳迪诺·奥基诺历经宗教演变的各个阶段。他的出生地是锡耶那，靠近圣凯瑟琳出生的地方，但他向她的宗教虔敬挑战。他原本加入圣方济各教团，但发现他们的仪规太松懈，转而投入较严的嘉布遣会。奥基诺那种禁欲的无我深深地使他们惊异，他的肉体的苦修也是如此；他们选他为司教总代理时，他们以为找到了圣徒。他在锡耶那、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的布道词，在意大利各地引起回响。从100年前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热诚与雄辩滔滔的声音。查理五世亲自跑来听道；维多利亚·科隆纳深受他的感动；彼德罗·阿雷蒂诺是一个罪迹累累的人，听他布道后内心里起了极虔敬的骚动。任何教堂都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会众。谁会想到这个人死时是个异教徒。

但是他在那不勒斯遇上了巴尔德斯，也因而熟知了路德与加尔文的著作。释罪论很合他的心，他也在布道时开始暗示。1542年，他被威尼斯的教皇使节召见，受命不准布道。不久，教皇保罗三世邀他到罗马讨论某些圣方济各教徒的宗教观。奥基诺本来信任开明的教皇，但他畏惧宗教法庭无边的权力，而孔塔里尼红衣主教也警告他有危险。这位意大利的圣人与偶像，他与彼得·韦尔米格里在佛罗伦萨相遇后，突然决定与他一样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新教的地区。科隆纳有个兄弟给他一匹马；他留在费拉拉时，雷内供应他衣物。他路过格里松（Grisons）去苏黎世，然后又到了日内瓦。他赞成加尔文所创的清教徒的仪规，但是他的德文比法文好，他搬到巴塞尔，再到斯特拉斯堡，最后到奥格斯堡，想靠口才或写作谋生。1547年，查理五世清剿米尔贝格（Mühlberg）的新教徒后，进军奥格斯堡做德国的主人。查理五世获悉他在那不勒斯听到的那个圣方济各修士住在那里，而且结婚了。查理五世下了逮捕令，但执行的官员们偷偷地放过他。他逃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就在近乎断炊之时，克兰默大主教邀他到英格兰去。于是他在坎特伯雷工作了6年（1547—1553年），担任支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对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有很深的影响；玛丽·都铎登基时，他匆匆逃回瑞士。

他在苏黎世获得某一会众的牧师职位，但是与他的唯一神教观有了抵触，他发表了一篇对话录，主张一夫多妻的观念比主张一夫一妻的论点可取，结果他被革职了。他受命三周之内离开该城，虽然时值12月（1563年）的大寒天。巴塞尔不准他停留，纽伦堡只容许他短住。不久，他举家搬到波兰，因为比较来说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思想家的避难所。有段时间他在克拉科布道，国王下令驱逐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国人时（1564年），他也被赶走了。从波兰到莫拉维亚的路上，4个孩子中有3个因鼠疫而死。他比他们多活了两个多月，1564年12月死于夏考（Schackau）。他最后说的话是：“我不愿做个布林格教徒，不愿是个加尔文教徒，也不愿是天主教徒，只想当个基督徒。”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艰险的呢！

意大利当然不可能走新教的路。一般百姓虽然反对教权，即使他们不上教堂，他们还是生活在宗教中。他们喜爱被时间圣化了的仪式，有益于人或会安慰人的圣徒，及那些使他们从穷困的生活提升到伟大歌剧的崇高而深信不疑教条（上帝的死救赎了沦落的人）。带着强烈宗教信仰的西班牙统治意大利，在两个半岛发展了天主教的势力。教廷的财富是意大利的传家宝与天赋的利益，大多数意大利人会把想结束这个受贡的人看作丧心病狂。上层阶级因意大利中央地带的政治权力而与教廷有所争执，但他们喜爱天主教，因为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府方面是活泼的助力。他们深知意大利艺术的荣耀不能没有罗马教会，需要她的各种传说来引发灵感，也需要她的财力来支持。天主教本身已成为艺术，它的感官因素已湮没禁欲与神学的因素。彩色玻璃、香炉、音乐、建筑、雕刻、绘画，还有戏剧，都是罗马教会里的活动，也为她所有，这些艺术汇流在一起，更可见他们与罗马教会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与学者无须脱离天主教改奉他教，因为他们潜心学术与艺术就是改教。成百上千的学者与艺术家由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支持。许多人文主义者、某些温文的怀疑论者，在罗马教会里身居高位。意大利深爱可及的美，而剥除了不可及的真理。而且，难道那些好发异想的条顿人、那个日内瓦的小教皇，那个残酷不仁的英格兰国王，就找到了真理吗？意大利的知识阶层差不多忘却了地狱与天谴时，那些改革家的叫嚣是多么无聊而令人气闷呀！我们很能了解那种静静地、私下地放弃基督教神学，而支持朦胧的、温暖的合理神论的处境，但以定命、宿命的恐怖来取代变体论的神秘，看来就像一条从振奋人心的象征主义走向自杀的荒谬的通道。就在这时，罗马教廷对意大利人民的异教癖好广加宽恕时，加尔文却要求全世界自梏于清教徒的严训之中，威胁着要从人生中排除所有的愉悦与自主权。然而，如果野蛮的条顿人与英国人不把他们的资财进贡到意大利来，意大利人的愉悦与艺术又如何继续发展呢？

意大利的天主教改革者

的确，忠实的教士们几个世纪以来承认教会改革的需要，宗教改革的爆发与进展予改革的需要与要求以新的迫切性，成百上千的小册子与讽刺书将矛头指向僧侣，罗马遭劫触及了受惊吓的红衣主教和民众的良心与收入，上百位教士表示这个大灾难是上帝的警告。史塔菲里奥（Stafileo）主教1528年在教廷法院讲教战，以新教徒的口吻解释上帝何以打击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因为所有的躯壳都变得腐败了，我们不是罗马这个圣城的公民，而是巴比伦的，是腐败之城的公民。”正如路德曾说过的话。

1517年前不久，乔万尼·彼得罗·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fa）和加埃塔诺·蒂内（Gaetano da Thiene）在罗马创设了“圣爱祷告所”——为祷告与自我改革之用。许多显赫的人物参加，其中包括萨多雷托、吉贝蒂、朱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1524年，加埃塔诺制定了僧侣规程——教区牧师遵从修道院的誓约。在罗马之劫后，该祷告所被解散了，而卡拉法及他人参加了新的教团，采用的名字为塞亚蒂内斯，源自卡拉法的两个塞亚特辖区；基耶蒂声望高的人被允许加入——班贝格、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路易吉·普列里、孔塔里尼、雷金纳德·波尔……他们保证固守贫穷、照顾病患及严格的道德生活，去“补偿”“僧侣们欠缺的，他们被恶意和无知所腐败而危及人民”，其会员散布在意大利，而他们的例子连同教堂的改革，连同圣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例子被广泛宣传，以恢复天主教僧侣和教皇道德的情操。卡拉法领先推却其所有的圣俸，并将其可观的财富分给穷人。

吉贝蒂本人及其经历是天主教改革的缩影。在利奥十世教皇的时代，他是主要的人文主义者；在克莱门特七世时，他当教廷法庭的第一书记。受到1527年大灾难的震荡，他回到维罗纳当主教，治理其教区俨如一个苦行僧。他震惊于该处宗教的败坏——教堂毁坏，宣讲教义甚少，教士在弥撒时不解拉丁文，民众甚少使用告解室。经过例证、箴言及坚定的训练，他改革了他的僧侣团体。不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表示：“地牢中关满了纳妾的教士。”吉贝蒂在1531年重建卡利特德联合会，此为朱利亚诺·美第奇红衣主教于1519年创建；他设立孤儿院，开创了平民银行以便借债者免于高利贷者的剥削，埃尔科莱·贡萨加红衣主教在曼图亚，维达在阿尔巴，法比奥维吉利在斯波雷托推行了相似的改革。许多主教了解教廷必须改革，否则便将死亡。

几位正教改革的英雄其后受到他们曾协助拯救的教会的褒扬。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是一位佛罗伦萨城的贵族，1540年在罗马创立了特殊的教团（Trinitàde’Pellegrini）：由12位俗人组成，在参加星期弥撒后，将赴长方形会堂之一或草原地朝圣，在该地表示或听从真诚的经语并唱宗教乐曲。他们很多都做了教士，奥拉托里的教父由他们对音乐的爱好组成了合唱之义圣查里·波罗维梅奥（St.Charles Borrowmeo）。教皇庇护四世的侄子辞去了罗马红衣主教的高位以清洁米兰的宗教生活。作为大主教，他在僧侣中维持纪律，并由其本身的严肃与奉献来显示其决心。不过那里有些反抗，乌米利亚蒂（Umiliati）3个教团，首傲于其谦恭，退化沉溺于一种逸乐的、甚至放荡不羁的生活，红衣主教命令他们遵守他们的规矩。其中一人在他祷告时对他放了一枪，结果民众把他当成宗教革新最好的示范加以崇敬。在其一生及其主教辖区之内，庄重在僧侣和俗人中成为流行的品质。整个意大利皆可感受到他的影响，并将红衣主教由世俗的贵族变成奉献的教士。

由于这些人物刺激，教皇们才开始关注宗教的改革。教皇保罗三世任期之初，著名的法学家乔万·巴蒂斯塔·卡西亚（Giovan Battista Caccia），就教会的改革呈给他一篇论文。他在序言中表示：“我认为教会这样改变，使她失去了《福音书》派的品格；而教会本身也找不出谦恭、节制、节欲及使徒的力量。”保罗用接纳这篇论文表示了他的态度。1534年11月20日，他任命皮科罗米尼、桑塞韦利诺、塞斯3位红衣主教起草教会道德改革的计划。1535年1月15日，他敕令严格执行1513年利奥十世改革的训谕。由于受困于教皇和帝国的政治，惊恐于土耳其人的出现，以及不愿意在这些危机中以激进的变革干扰教会法庭的结构与功能，保罗延缓了积极的改革，但他所举荐的红衣主教们几乎都以廉正和热诚而著名。1536年7月，他邀请了孔塔里尼、卡拉法、萨多雷托、科尔特塞、杰罗姆·阿林德尔、波尔、托马索·巴地亚和古比奥的弗德里戈·弗雷戈塞（Federigo Fregose）主教，他们都致力于改革，在罗马召开改革会议，并命他们将教会的弊端见于文章，及采纳他们所欲建议的方法缓和弊端。萨多雷托以勇敢的声明引出了开场白，他声言，教皇们的罪愆、恶行及财政的贪污，正是教会退化的主要原因。该会议持续了3个月。其精神领导者为孔塔里尼，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中的最佳人选。他1483年生于威尼斯的贵族家庭，并受教于自由的帕多瓦，很快升任为威尼斯政府中的高位。他被派往查理五世德国的使节，陪同他到英格兰和西班牙，并在教皇法庭中担任元老院的代表（1527—1530年）。退出政坛后，他勤于研读，使他家成为威尼斯最好的政治家、传教士、哲学家及人道主义者的聚会之所。虽然是俗人，他思虑宗教的革新，并与卡拉法、吉伯提、科尔特塞、波尔等人积极合作。意大利视他为知识与品行罕有的结合。1535年，他被保罗三世任命为红衣主教，但他从未见过教皇。

1537年3月，调查团呈给教皇们一致的建议。改革教会而任命的红衣主教会议以令人惊讶的直白暴露了教皇政府的弊端，并勇敢地将其归因于“精于宗教法典者肆无忌惮地夸大教皇的权威”。该报告认为：“有些教皇擅用权力变卖教会的办公处所，而卖圣物扩展了唯利是图与腐败之风，使教会这个伟大的组织由于人民对她的廉正缺少信心而濒于崩溃。”该报告力陈对所有教廷的活动予严格的监督，对特赦有所节制，停止对他们金钱的酬佣，对所有任命有较高的标准及其对红衣主教和传教士的适任性，禁止多重或不在位而领取圣俸。该报告又说：“在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牧羊人都放弃了他们的羊群并将之托付于佣工。”僧侣的规约必须恢复，而修道院应置于主教的监督之下，因为僧侣的巡视曾招致毁谤与亵渎。赦免一年只能宣布一次。该报告以对教皇严肃的劝诫结束：

我倒已满意我们的良心，虽然希望渺茫，在你的任期内，神的教堂恢复了……你领取了保罗之名，我倒希望你模仿他的慈悲，他被选为传达基督之名给异教徒的工具，而你，我们希望，已中选去复活并寻找那些早已被异教徒和僧侣们忘记的名字；去治愈我们的病痛，去团结基督的羊群于一栏之中，使我们的头免于愤怒，免于上帝威胁性的报复。

保罗愉快地接纳此“金言”，正如许多人所说的，并分送每个红衣主教一份副本。路德将之译为德文，刊行出来作为与罗马决裂的理由。然而，他判断该文件的作者们是“骗子……绝望的激进派以嘲笑来改造教会”。1537年4月20日，保罗任命了4位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卡拉法、西莫内塔、吉努西——改造达塔利亚，它是教会法庭的一个部门，已因授予特赦、恩惠、特权、特典和圣职而腐败异常，而该权力是保留给教皇的权力。这种作为需要勇气，因达塔利亚每年贡献5万杜卡特给教皇——几约其收入之半。行动立即引起了官员及其家属的痛苦叫嚣，他们抱怨罗马生活费太高，并宣称若他们被束缚于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则他们的家庭立即就匮乏不堪。保罗谨慎地进行，但阿林德尔书告莫罗内（Morone，1540年4月27日），“改革的工作忙碌地进行”。12月13日，保罗召集了居住在罗马的80位大主教和主教，敕令他们回到他们的辖区。又一次产生了许多反对意见。莫罗内警告教皇：急迫地执行这项命令可能驱使一些主教回到目前新教徒占优势之地，加入路德派。这种事确有发生。不久保罗在帝国政治中丧失了他自己，而将其改革留诸其继任者。

内在的改革运动获胜于它的领导者卡拉法膺选为保罗四世（1555年）。僧侣们未获正式的许可及明显的需要而离开他们的修道院的，被命令立即回去。1558年8月22日晚上，教皇命令关闭罗马所有的城门，并逮捕所有游荡的教士。相似的做法在整个教皇国内施行，一些触犯者被罚做划船苦工。修道院不再供给不在的官吏岁收。主教及修道院长们若非确实在教庭法院有固定的工作，皆被请求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否则将丧失他们的收入。双重圣俸被禁止。教廷法院所有的部门被命令减少他们的支出，并消除任命圣职时任何买卖职位以谋利的行为。虽已削减了他自己的收入，保罗又做进一步的牺牲，终止为确认大主教地位的付款。几项教皇敕令针对放高利贷者、优伶及娼妓，淫乱则处死。丹尼尔·沃尔特拉（Daniele da Volterra）被要求以衣遮盖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中某些较敏感的部位。罗马目前采取了一种外在的虔敬与道德不相适宜的气氛，在意大利——其外较不明显——教会改革了其教士与道德，同时使她的教条光荣地存在。

改革来得很晚，当它来临时却是真诚与伟大的。

圣特蕾莎与修道院改革

道德重整同时发生在修道院教团中。我们可由虔敬的正统的米开朗基罗的评论想象他们的名声如何，当他听到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Sebastian del piombo）要在蒙托里奥之圣彼得教堂绘一幅教士图像时，他表示反对，因僧侣们败坏了这个世界，而该图像是如此庞大，若其将损及教堂是不足为奇的，何况教堂又是如此之少。格里高利·科尔特塞（Gregorio Cortese）在帕多瓦开始耐心地改革本尼狄克特派；吉罗拉莫·塞利潘多（Girolamo Seripando）改革奥斯丁·卡农（Austin Canons）；埃吉第奥·卡尼西奥（Egidio Canisio）改革奥古斯丁·埃雷米特斯（Augustinian Eremites）；帕奥罗·吉斯蒂尼亚尼（Paolo Giustiniani）改革卡马尔多利特斯（Camaldolites）。

新的修道院教团强调改革。安东尼奥·玛利亚·拉卡丽亚（Antonio Maria Laccaria）1533年在米兰创立圣保罗的克勒克斯·勒古拉尔（The Clerks Regular of St.Paul），是个教士的组织，誓约固守于修道院之贫穷；他们最初集合于圣巴纳巴斯（St.Barnabas）教堂，因此他们被称为“巴纳比特斯”（“Barnabites”）。在1535年，圣安吉拉（St.Angela）组织了乌尔苏利纳（Ursuline）的修女，以教育女孩、看护病患或穷人；而在1540年，圣约翰（St.John of God）在格拉纳达创立了慈悲兄弟会（the Brothers of Mercy），做服务工作。1523年，马特奥·德巴西（Matteo de’Bassi）下定决心去遵守他们的创导者给圣方济各所定的规律。其他教士参加了该组织，而在1525年前，参加者鼓舞了马泰奥（Matteo）去要求教皇的批准成立弗朗西斯的新支流，奉行严格的规律。其教团之狭窄性使其因抗命而入狱，但马泰奥不久即被释放，而在1528年克莱门特七世确认了圣方济各的新教团——其如此命名因僧侣们穿着相同于弗朗西斯曾穿过的修士服。他们穿粗劣的衣服，以面包、蔬菜、水果和水维生，保持严格的斋戒，居住在狭窄的破陋茅屋之中，从不旅行，整年赤脚。他们的名声在于其忘我地照顾1528—1529年间的疫病病人。他们的热诚使维多利亚·科隆纳及其他刚萌念头的新教徒对教会效忠，该教会仍可能产生如此热忱的基督徒。

在这个世纪，修道院改革中最值得一书的人物是一位在西班牙的纤弱、巧妙的女修道院院长。特蕾莎（Teresa de Cepeda）是亚威拉一位卡斯蒂里安骑士的女儿，该骑士自负于其清教徒的正直品行及其对教会之忠诚；每晚念圣者之生活给他的家庭成员听。特蕾莎的母亲，一位长期病患，以侠士之罗曼史来充实其苦涩的日子，并在她的病榻上享受高尔的阿马狄斯（Amadis of Gaul）的冒险事迹。特蕾莎的童年幻想逡巡于浪漫的爱情与崇高的殉道。10岁时她立誓要成为修女。但4年以后，她突然绽放成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了，跳跃在生命的欢愉中，多彩的服装使她倍加妩媚而使之遗忘了修道院的装束。崇拜者接踵而来；她与其中之一热恋了，并被邀约。在最重要的关头她受到惊吓并向她父亲供认了这“可怖的阴谋”。其时母亲已死亡，阿伦佐·德塞佩达（Don Alonzo de Cepeda）将此敏感的女孩子交给亚威拉之奥古斯丁（Augustinian）教会的修女们。

特蕾莎憎恶修道院中严肃的生活与纪律。她拒绝立誓作修女，且烦躁地企盼着16岁生日之来临，届时她将被允许离开。但当这个月快到达时，她病得很厉害，几至死亡。后来虽然恢复了，但她的年轻的欢愉却消失了。显然地，她得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痫症，可能由于对不合其本性之束缚的压抑的反抗。虽痊愈了，但已使她疲惫不堪。她的父亲将之迁出修道院，送她去乡下与同父异母之姐妹同住。在旅途中一位叔父给她一册《圣哲罗姆》。那些栩栩如生的字句描绘地狱的恐怖，及性的挑逗在通往永恒破灭的道路上将带来怎样的惩罚。特蕾莎读得很用心。经过另一次严重的打击，她放弃了追求世俗快乐的想法，并决心去履行她童年的誓言。她回到亚威拉，并加入加尔默罗会（the Carmelite Convent of the Incarnation，1534年）。

有一个时期她对日常的弥撒、令人安慰的祷告和净心的忏悔觉得快乐；当她领取圣餐时她觉得圣体如同真实的基督在她舌头及血液之中。但她被修道院的松弛的纪律所困扰。修女们不住在小室而是住在舒适的房子里；除了每周的斋戒外她们忙得很；她们用项圈、手镯及指环装饰自己；她们在客厅接待访客，并在修道院外享受长假。特蕾莎感觉这些情况不足以保护她使之免于情欲之诱惑与想象。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及她渐增的不满，她的病发作得更加频繁且更痛苦。她的父亲又将她送到她姐妹处，而且在路途中她的叔父又给了她一本宗教书籍：《宗教初阶》（The Third Abecedarium），作者是弗朗西斯科·德奥苏纳。它是一集神秘祷文，是祷告文而无文字；因作者认为：“只有以静默来接近上帝，话语才能被听见并会被赐予答案。”她在乡间休息并练习静默的冥思的祷告，这种祷告与她发病时的恍惚状态非常吻合。

一位草药医生曾给她治疗，但他的调理几乎致她于死，当她在1537年回到亚威拉修道院时，她濒于死亡，并渴求其来临。现在病情严重得发作了；她昏厥而被误以为死亡；有两天的时间冰冷而寂然地躺着，显然地并无呼吸；修女们为她挖了个坟墓。她恢复了，但仍软弱得无法消化硬质的食物，且不能被碰触。有8个月之久她躺在修道院的疗养所呈现完全之瘫痪状态。她的病情逐渐发展到半瘫痪，但“的确我不受重病之侵袭的时间很少”。她扬弃了医药治疗，而决定完全仰赖祷告。3年之间，她受苦、她祈祷。但突然地，在1540年的一个早晨，这位缠绵病榻，几乎无可救药的病人醒来发现她的四肢不再麻痹了。她起身而行。日复一日，她更积极地参加修道院的活动。她的恢复被称为一次奇迹，而她也如此相信。也许是因为祷告使其冲突的情欲、罪恶感及对地狱之恐惧之过度紧张的神经系统得到抚慰；而其平静了的神经，给其身躯带来了不寻常的安宁。

因卡纳西翁（Incarnation）女修院因这一神奇的痊愈而变得名声斐然。人们由附近的乡镇来探视这位上帝所复原的人；他们捐钱及礼物给此神圣的修道院；女修道院院长鼓励这种访问，并令特蕾莎出现在访客面前。特蕾莎觉得苦恼的是她因访问、名声及英俊男人之出现而感到愉快。一种罪恶感回流到她身上。1542年的一天，当她在客厅与一位特别吸引她的男人谈话时，她认为她看见基督站在访问者的身边。她陷入恍惚中，而不得不被人用帆布床抬到陋室之中。

其后16年之间，她继续地发生此种幻觉。此幻觉对她变得比生活更真实。1558年，当她贯注于祈祷时，她觉得她的灵魂移出了躯壳而奔向上天，并在那里看见并听到基督。这些幻觉不再使她疲惫，它使她振作。她写道：

常常，由于可怕的痛苦连带之虚弱与感动，灵魂由其中涌出充满了生命力及可赞赏地适合采取行动……如同上帝已决定肉体本身，已服从于灵魂的渴望，应分享灵魂的快乐……灵魂经此眷顾而被赋予极大之勇气以致在当时若躯体为上帝之故而成粉碎，它也只会觉得最真实的舒适。

在另一个场合她认为一位“非常美丽的天使”，用一枝长的金标枪，尾之以火，“几次地穿过我的心，所以它达到了我的体内”——

这种苦楚是如此真实，迫使我大声呻吟，然而它是令人惊讶甜蜜，因而我不欲被由其中救出。没有其他生命的喜悦能给予更多的满足。当天使收回标枪，他遗留给我对上帝的伟大的爱的狂热。

圣特蕾莎著作中的这一段及其他记载是精神分析的现成资料，但没有一个人能怀疑这位圣者的高度真诚。如同伊格内修斯（Ignatius），他相信她见过上帝，而这最深奥难解的问题在这些幻觉中对她表明得很清楚：

一天，在祈祷，在一瞬间我被赋予洞察上帝所看之事务及其内在……那是上帝所曾赐给我的所有的恩典的最佳代表……我们的主使我了解到如何一位上帝能显然在3个人身上，他使我看得如此真切，因而当我被慰藉时，我是极端地惊讶……而现在，当我想到三位一体之圣时……我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快乐。

特蕾莎的修道院姐妹们解释她的看法为幻想与病态的发作。听她告解的神父倾向此种观点，并严厉地告诉她：“魔鬼欺骗了你的感觉。”城里的人认为她被恶魔附体，招致宗教裁判来检查她，并建议一位僧侣来为她驱邪。一位朋友劝告她将生活及幻觉的描述报告给裁判法庭。她写下了古典的《人生》（Vida），调查者审视它，并宣布其为神圣之文件，其可增强阅读者之信仰。

由此判决而使她的地位强化，特蕾莎现在已57岁了，决心去改革加尔默罗修女教团。她并非去恢复古老的因卡纳西翁修道院的苦行纪律，她决定开创一所隔开的修道院，她邀请愿意接受绝对贫穷统治的修女及见习修女参加。原来的加尔默罗会穿着破旧的忏悔服，永远打赤脚，吃得俭省并常斋戒。特蕾莎要求她的不穿鞋的加尔默罗教徒以相似的严苛规律，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作为谦卑与抗拒此诱人的世界的代表。但引起了上千的障碍；亚威拉城里的人指责此种计划为终止修女及其亲戚的来往。她发现有4位修女参加，而新的圣约瑟修道院于1562年在亚威拉的一条小街上成立。修女们穿着草鞋，以稻草为褥，戒荤食，严格地足不出户。

180位旧制修女简单表明对她们平易作风的不满。修道院的副主持，认为特蕾莎应遵守她服从的誓言，并命令她重着她以前之白道袍、穿鞋子，并回到因卡纳西翁的修道院。特蕾莎服从了。她被判以傲慢之罪，并被困于其小室内。城议会票决关闭圣约瑟修道院，并派遣4个壮汉驱逐无领导者之修女们。但着草鞋的修女们说：“上帝希望我们留下，因之我们应留下。”而冷酷的法律官员们不敢强迫她们。特蕾莎因谈及凡阻止其计划者即为触犯圣灵而使加尔默罗的俗人震惊，她被释放了。4位修女与她一起离开，这5位妇女经过雪地回到她们的新家。4位创始的会员把她当作圣母那般，愉快地欢迎她。对几乎所有西班牙人而言，她现在成为特蕾莎·耶稣（Teresa de Jesu），即上帝之密友。

她的规则是亲爱、欢愉和坚定。她们的住处不对外开放，访客不得进入，窗户蔽以布幔，砖地作为床、桌及椅子。一个旋转的盘子装在墙中间；不论什么食物放在桌子的外半边皆被感激地接受，但不许乞讨。她们以纺织及刺绣来增加收入；其产品置于修道院外，任何买者可以选取他所喜爱的并留下他愿付出的。不顾这些清规，新会员加入了，其中之一是亚威拉最美貌、最受爱慕的女人。加尔默罗的修道会长，访问过这小修道院，印象是如此深刻而要求特蕾莎在西班牙其他地方设立相似的房子。1567年，她带了一些修女，乘坐一辆简陋的马车，经过70英里的崎岖道路在麦第纳德康波（Medina del Campo）设立了赤足加尔默罗（Discalced Carmelite）修道院。给予她的唯一一所房子是个废弃的、倒塌的建筑，所有的是残墙与漏顶。但当居民看到修女们要住进去时，木匠和建筑工来了，未受请求亦不要求报酬，为她们修补并做简单的家具。

麦第纳的加尔默罗派修道院副院长，希望改革他的纪律松弛的教士，想到特蕾莎并求教其训练的方法。这位副院长很高，但陪同他的一位青年是如此弱小，而使特蕾莎用启发她苦行的幽默，在他们离开时喊道：“我主保佑，因我有一个半修道士作为我的新修道院的基础。”这位小的教士名胡安·耶皮斯（Juan de Yepisy Alvary），注定了要成为圣胡安·德拉·克鲁兹（San Juan de la Cruz），即圣十字的圣约翰（St.John of the Cross）——赤足加尔默罗会教士们的灵魂与荣耀。

特蕾莎的困难并没有结束。加尔默罗会的大主教，也许是为了考验她的意志与勇气，任命她为因卡纳西翁修道院的副院长。该地的修女们恨她，并害怕她会为了报复而对她们极尽侮辱之能事，但她的举止是如此之谦恭及仁慈而将她们一个个地争取过来，逐渐地，新的及更严格的制度代替了旧有的松弛，由这个胜利，特蕾莎更进一步在塞维尔设立一所新的修道院。

规则较松的修道士则决定停止此种政策之延伸，有人偷偷地将一名密探伪装为赤足修女派到塞维尔修道院，不久这女人声称特蕾莎鞭笞修女并偷听告解，俨如她是一位僧侣。宗教裁判所被请求去调查她。她被招至可怕的法庭；法官听她的证言，并作判决：“你可免于所有的指控……回去并继续你的工作。”但教皇的使节被她的敌人说服。他谴责特蕾莎是个“不服从的、顽固的女人，她假借虔敬散播有害的教战，她违抗她的长者之命令私离修道院，她是有野心的，并教授神学恍如她是宗教的解释者，藐视圣保罗，她禁止妇女教书。”他命她退职而幽居于托利多（1575年）的修女院。

因在此新的变化中无所适从，特蕾莎写信给国王。菲利普二世曾读过并喜爱她的《生活》一书，他派遣了一位特使请她来觐见；他听了她的辩解，并相信她的高尚品格，教廷之特使被国王谴责，而撤销了他对特蕾莎约束的命令，并宣称他是被蒙蔽的。

她开始旅行，在苦难之中写了著名的带有神秘信仰的著作：《美满之道》（El camino de la perfección，1567年）及《内在之城》（El Castillo interior，1577年），在后一书中她提到她身体的疾病又回来了。“感觉上似乎是许多泛滥的河流冲激在我的脑子里，越过一处悬崖，然后再度地被水浪声所淹没，那是鸟的歌声与啼声，我使我的脑筋倦怠并增加我的头痛。”心脏病复发了，而她的胃感到难以吸收食物。虽然如此，她艰辛地经过她所创建的、检查的、改进的、激励的一个个修女院。在马拉加她被一阵麻痹所侵袭；她恢复了，继续到塞哥维亚、巴利阿多利德、帕伦西亚、布尔戈斯和阿尔瓦去；肺出血迫使她中止行程。她愉悦地接受死亡，深信她要离开一个痛苦及邪恶的世界，并要永远地陪伴基督。

经过一场可耻的竞争，及阿尔瓦和亚威拉二地对其遗体之抢夺后，她被葬在她出生的城镇，虔敬的崇拜者声称她的躯体永不会败坏，而在她的坟墓有着许多神迹的报道，1593年，赤足托钵教派这个团体得到教皇敕准。著名的西班牙人如塞万提斯和维加联合呼吁教皇至少要美化她，要求在1614年达成，而8年后，特蕾莎连同阿波斯特尔·詹姆斯（Apostle James），被宣称为西班牙守护神之一。

同时在西班牙有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来改革教会并推动世界。

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罗耀拉（Don Iñigo de Oñez y Loyola），1491年生于吉普斯夸省（Guipuzcoa）的巴斯克（Basque）之罗耀拉城堡。他是贝特兰·德奥内兹·罗耀拉（Don Beltran de Oñez y Loyola）所生的八子五女之一。被抚育成为一名军人的伊格内修斯受的教育很少，并对宗教没有兴趣，他的阅读限于高尔的阿马狄斯，并喜爱豪侠的浪漫生活，7岁时被遣往唐·胡安·贝拉斯克斯（Don Juan Velasquez de Cuellar）当一名从仆，经由他而有机会接近皇室，在14岁时他爱上了天主教的新后格尔迈内·德富瓦（Germaine de Foix），终于他成了骑士，并选择她为他的“心中的皇后（Queen of Hearts）”，穿着她喜爱之颜色，并梦想在比武中由她手中赢得一块花边手帕。这并不能约束他而使他不发生偶然的恋情与争执，那是一个军人生命的一部分，在他1553—1556年间口述的简单而诚实的自传中，他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掩盖这些自然的胡作非为。

当他被指派到那瓦尔之首府旁普罗纳（Pamplona），去从事实际的军职时，他的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他在那里度过了4年光阴，梦想着光荣并执行例行任务，一个彰显他自己的机会来了：法国攻打旁普罗纳，伊格内修斯以他的勇敢激励了防御；然而敌人还是攻陷了城，伊格内修斯的右腿被炮弹所伤，胜利者仁慈地对待他，矫正他的骨骼，将他置于担架送到他祖先的城堡，但骨骼接错了；而必须再打开又再接合，第二次手术结果比第一次还坏，因有一根骨头的一部分穿出腿部；第三次手术使骨骼得以矫正，但腿变得太短，伊格内修斯难耐于数星期之久的矫正架子的煎熬，觉得无望，虚弱和痛苦。

在他恢复健康的那段日子里，他遍览书籍，偏好一些刺激的骑士及危难的公主的故事。但这堡垒的图书馆只由二本书构成：鲁多尔夫（Ludolfus）的《基督的生活》（Life of Christ）及《弗洛斯·桑克托鲁姆》（Flos sanctorum），记录圣者之生活。起初这位士兵厌烦于这些书籍；然后基督及圣母的形象，对他的影响渐增，而圣者的传奇故事证明其美妙不亚于宫廷恋情与战争之史诗；这些基督的骑士们的英勇完全与卡巴勒罗斯（Caballeros）相同。逐渐地，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是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的想法在心中形成，在他内心，如同在多米尼克教派的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a Kempis）心目中一样，西班牙信仰的热烈使宗教不能成为沉静的信仰，而是一种热烈的冲突，一种神圣的战争，他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并欲将此圣地由异教徒控制之下解救出来。有一晚他幻想着看到了圣母及其子；此后（他告诉神父）色情的诱惑不再指向他。他起床，跪拜，并发誓为基督及圣母而奋斗，直到他死亡为止。

他曾听说圣杯一度被藏在巴塞罗那省蒙塞拉特山（Montserrat）的一座城堡之中，有个最著名的浪漫史说到阿马狄斯曾在圣母的形象面前守夜，以为自己获得了成为骑士的资格。一旦伊格内修斯能够旅行，他立刻骑上了驴子向遥远的圣地出发，有时他仍然以为自己是个配备齐全准备战斗的士兵。但在他读过的书中圣者们都没有武器，没有甲胄，有的只是破旧的衣服及最坚定的信仰。到达蒙塞拉特山后，他以3天的忏悔及苦修来洗涤他的灵魂；他将他昂贵的衣服给了乞丐，而穿着一件粗布圣袍。1522年3月24日、25日两晚，他单独在本尼狄克特派修道院的教堂之中，在圣母面前顶礼膜拜，发誓永固于慈悲与贫穷。次晨，他领了圣餐，将他的驴子给了教士，并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向耶路撒冷。

最近的港口是巴塞罗那。在途中他曾停留在曼累沙（Manresa）的小村，一个女人指引他到一处洞穴栖身，在一些日子里，他把那里当成了他的家；渴望在禁欲方面超越圣者，他的苦行使他徘徊于死亡边缘；后悔曾过于顾及自己的容貌，他停止洗涤修剪梳理他的头发——不久就脱落了；他不修指甲或洗他的手、脸或脚；他依靠他所能乞求的食物维生，但不沾肉食，一个时期总要斋戒几天；他每天要鞭笞自己3次，每天要花数小时祈祷，一位虔敬的妇人，恐怕禁欲会致他于死，将他带回她家，看护他使之恢复健康，但当他迁到一个在曼累沙的多米尼克修道院的小室，他恢复了自我鞭笞。过去罪恶的回忆使他惊吓；他对自己的身体发起斗争作为其罪恶之代理；他下定了决心，将所有的罪恶想法驱出其肉体，有时这奋斗看似无望，而他曾想过自杀，然而幻觉出现而强化了他；在圣餐礼时他相信他看到的不是一块面包而是活生生的基督；另一次基督及圣母出现在他面前；有一次他看到三位一体之神，并在瞬间洞察中，无法用文字或理性来解释三位一体之神秘；而“在另一次，”他告诉我们，“上帝允准我去了解他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景象治愈了他的精神冲突；他将他年轻的荒唐事置于脑后；他放松了他的禁欲，而已征服了他的躯体。他现在可以洗涤它而无影响，由于他奋斗的经验，几乎有一年之久，他设计了“精神的运动”，能使异教徒的肉体臣服于基督的意志，现在他可能将他自己呈现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古迹前。

1523年，他由巴塞罗那开始航行。途中他在罗马停了两星期，在7月14日，他乘船由威尼斯赴雅法，在抵达巴勒斯坦以前他遭遇了许多灾难，但意志支持了他。耶路撒冷本身是个灾难：统治那里的土耳其人允许基督教旅客来此地，但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想法；而当伊格内修斯建议穆斯林改变信仰时，圣方济各修会人士曾被教皇责成保持和平，而命这位圣者返回欧洲。1524年3月间，他回到巴塞罗那。

也许他现在感到虽然他是他的身体的主宰，但他仍受制于其想象，他决心以教育磨炼他的心志。虽然已33岁，他与学童一起研究拉丁文。但教导的欲望强过学习的意志。不久，伊格内修斯，这是对他学术的称呼，开始向一群虔敬而动人的妇女说教，她们的爱人们谴责他是个扫兴者，并无情地殴打他。他在1526年迁到亚卡拉（Alcalá），研究哲学及神学。在此地他也教导一个小团体，主要是贫苦的妇女，有的则是渴求赎罪的娼妓。他试着用精神的锻炼去驱逐她们罪恶的倾向，但有些学生陷入癫痫或恍惚，宗教裁判所将其召去。他被监禁了两个月，但终于使宗教裁判官信服了他的正统思想；他被释放了；然而，他被禁止传教。1527年，他到了萨拉曼卡，并举行相似的宣扬，被宗教法庭审判、监禁、宣告无罪，并禁止再传教。对西班牙失望了，他出发到巴黎去，永远是步行并做朝圣打扮，但现在又驮了书本。

在巴黎，他住在贫民院中，并在街上乞讨食物及学费。他进入蒙塔古学院（Collège de Montaigu），在那里他蜡黄色的、消瘦的脸孔，饥饿的身子，蓬乱的胡须及破旧的衣服，使他成为异类；但他追求他的目标是如此全神贯注而使学生开始尊他为一位圣者。在他的领导之下，他们加入祈祷、苦修和沉思之精神锻炼。1529年间，他转学到圣巴尔贝（Ste.Barbe）学院，在那里召集了门徒，他的两位室友由不同之途径相信他的神圣。皮埃尔·法贝尔（Pierre Favre-Peter Faber）——一个在阿尔卑斯山的萨伏依（Savoyard）的牧人，深受迷信的或真实的恐惧之害，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曾发誓永葆节操。法贝尔现年20岁，在他严谨的举止下，隐藏着一个激烈地挣扎的灵魂以免于肉体之引诱。伊格内修斯，虽然不自命为大智者，却有能力经由其本身之热忱感受他人内在之生命。他猜测他这位年轻朋友的困难，并保证他肉体的冲动能由有训练的意志所控制。如何训练意志？伊格内修斯的回答是经由精神的锻炼。他们在一起锻炼。

另一位室友圣泽维尔（St.Francis Xavier），来自旁普罗纳，罗耀拉曾在那里当过士兵。泽维尔有一长列显赫的祖先；他英俊、富有、骄傲，是一个放荡的纨绔子弟，他熟知巴黎的酒店和酒女。他嘲笑这两位苦行者，并吹嘘其应付女人之得法。然而他敏于学习；他已获有硕士学位，并在攻读博士学位。一天他看到一个人脸孔有梅毒的痘疮，这使他踌躇。有一次，他正在解释他要显赫于世的野心时，伊格内修斯沉静地对他引述了《福音书》的话：“一个人若赢得世界而失去灵魂，那他有什么收获呢？”泽维尔憎恨此询问，但他不能忘怀，他开始加入罗耀拉及法贝尔的精神锻炼；也许是他的骄傲刺激他要在忍受剥夺、冷淡及痛苦上而与另二人并驾齐驱。他鞭笞自身、斋戒。穿薄衬衫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们赤着脚并几乎光着身子站在雪地里，去强化并驯服他们的肉体。

精神的锻炼初现雏形，现在有了较固定的形式。伊格内修斯模仿加西亚·西斯内罗斯（Don Garcia de Cisneros）的精神生活训练，他是蒙塞拉特山本尼狄克特教派之院长，他倾入炽热的感情与想象写成一部小书，并使其成为现代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罗耀拉将永远正确的《圣经》及教会作为他的起点；个人对宗教的判断，他认为，是虚伪的骄傲与软弱的意志及虚荣混乱滋生的结果。“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相信，对我们说来白的是黑的，若教会是如此地下定义的话。”为避免天谴，我们必须训练我们成为上帝毋庸置疑的仆人，和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及教会的仆人。

第一次精神锻炼时我们必须回想我们许多的罪愆，并考虑它们应得多重的惩罚。撒旦因一项罪恶而被诅咒。我们每一项罪愆不正像对上帝的反抗吗？让我们在线上做记号来计数我们的罪愆，该线即表示日子，并让我们每天努力去减少记号。跪在漆黑的房间或小室中，让我们尽可能地对我们自己勾画一幅地狱的景象；我们必须凝聚该永恒火焰之恐怖；我们必须想象那被堕入地狱者所受之折磨，听听他们痛苦的尖叫及他们绝望的呼号；我们必须嗅察燃烧硫黄及肉体之臭气；我们必须感受火舌之焦烤我们的躯体；而后我们可以自问，我们如何可以避免那永恒的痛苦？只有经由拯救的牺牲。而上帝他自己，作为基督曾把自己贡献在十字架上。 然后让我们沉思基督的生活，并及于每一个细节。我们必须在想象中现身在世界历史上最意义深远的事件中。我们必须跪拜在那个神圣年代的圣像之前神游，并吻他们衣服的边缘。经过两星期此种默想，我们必须陪伴基督在他受难事迹的每一个步骤，他经过的每一个地点；我们必须与他一同祷告在喀西马尼（Gethsemane），感受我们与他一起被鞭笞、被击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体验他的痛苦的每一个时刻，必须与他死在一起，同他一起躺在墓中；而在第四个星期我们必须想象我们自己由墓中胜利地复活，与他一起复活进入天国。被那种保佑的想象所强化，我们应准备好打败撒旦并为基督争取群众，作为忠诚的战士；而在那神圣的战争中我们应愉悦地承担每一个苦难并愉快地贡献我们的生命。

这种终身贡献之号召在巴黎有9名学生准备去接受。热忱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到世界的不可理解，并渴求在沉重的怀疑与恐惧中有些安全感。他们相信自己最终将免于惩罚，因而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命及拯救置于罗耀拉的计划之中。他建议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应该一起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过着尽可能像基督一样的生活。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法贝尔、泽维尔、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阿伦索·萨尔梅荣（Alonso Salmeron）、尼古拉·波巴迪拉（Nicolas Bobadilla）、西蒙（Simon）、罗德里古兹（Rodriguez）、克劳德·勒雅伊（Claude Le Jay）、让·科杜雷（Jean Codure）和帕斯查塞·伯罗埃特（Paschase Broet）在蒙马特尔的一个小教堂，誓守慈悲及贫穷，并保证他们自己，经过两年进一步的研究，要到圣地去并住在那里。他们还没有打击新教集团的概念，伊斯兰人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他们无意于神学的争论；他们的目标是纯洁；他们的行动植根于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而非当时智识的冲突。最佳的论据是神圣的生活。

1536年至1537年间的冬天，他们步行通过法国，穿越阿尔卑斯山，横穿意大利到了威尼斯。在那里希望发现通往雅法之路。但威尼斯正与土耳其人作战；旅行被中断了。逗留期间伊格内修斯与卡拉法晤面，有个时期加入了西埃廷会（Theatine）。与这些虔敬的教士的相处经验对改变他的计划有些影响，由立志生活在巴勒斯坦转变到为欧洲的基督教服务。他和他的门徒同意，若经过一年的等待，巴勒斯坦仍不得通行，他们将把他们自己奉献给教皇，做他所指定给他们的工作。法贝尔为他们争取到牧师的资格。

这时罗耀拉是46岁，他头秃了，仍因他的伤而有点行动不便。他的5.2英尺的身躯会使他相当地不受注目，幸好有贵族的高雅外表，尖挺的鼻子与下颌，忧郁的、尖锐的黑色眼珠，严肃的、热心的面容；他已经是专心一意的几乎没有幽默感的圣者。他不是迫害者，虽然他赞成宗教裁判。他是受害者而非其代理人。他严厉但仁慈；他自愿为医院及疫病病患服务。他的梦想是赢取改信者，不是用火葬堆或用刀，而是捕捉可变的年轻人的性格并将之坚定不移地转注到信仰上。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育规范之创始人，他不强调学习或智识。他不是神学家，不参与经院学派之争辩；他较喜直接感受而非理性的了解。他不需要争辩上帝、圣母及圣者之存在；他相信他曾看见过他们；他感觉在他的周遭他们较任何物体或人体更接近他；他的作风表明他是对上帝痴迷的人，然而他的神秘的经验并未使他不切实际。他能够将方法的可变性与目的的不屈性结合在一起。只要最终目的是好的，他不在乎所采取的手段，他能等待，缓和他的希望与要求，调适他的方法以符合性质与条件，需要时使用权谋，精明地判断，选择适当的助手及代理、管理人员，好像他——正如他认为他自己——将领导一个勇武的团体。他用一个军事名称称呼他的小团体，耶稣的骑士；他们是编组的兵士，终身为反对不相信基督及离异分子而战。对他们来说，那是理所当然及必需的。他们在绝对的领导之下接受协调的行动之军事训练。

1537年秋，罗耀拉、法贝尔、莱内斯由威尼斯出发到罗马去，要求教皇俯允他们的计划。他们步行而往，乞讨食物，并大部分依靠面包及水来维生，但他们一路上欢愉地唱着赞美诗，好像他们知道由他们这个小数目将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力的与光辉的组织。

耶稣会

到达罗马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要求觐见教皇，因此时保罗三世正陷入外交危机之中。他们服务于西班牙医院，照顾病患，教导青年。1538年初，保罗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赴巴勒斯坦并欲居住在那里作为典型教士之想法深为感动；保罗及一些红衣主教捐赠了210克朗给这个团体做路费。当这些虔敬者必须因其想法之不可行而放弃时，他们将这笔钱还给捐赠者。留在北方的会员被召至罗马，使这个团体有11位会员。保罗任命法贝尔及莱内斯为罗马大学教授，而伊格内修斯及其他的人献身于慈善及教育工作。罗耀拉从事一项使娼妓皈依宗教之特别工作；由他的支持者所募集之金钱，他创立“玛莎之家”（House of Martha）；他狂热的反对性的违常的教诲使他在罗马树了很多敌人。制定加入的资格与团体应遵守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当新的成员被接纳加入此团体时，服从被加到原有之纯净与贫穷之誓言内；这位“将军”由他们选出而应被服从之程度仅次于教皇。第四项誓言被采纳为“侍奉罗马教皇（Roman Pontiff）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和“立即且毫无犹豫及借口地执行在位教皇及其继承者可能加诸他们的责任，即为生灵之利益或信仰来宣扬”，且在世上的任何地方。1539年，罗耀拉请求孔塔里尼红衣主教将该组织的这些条文交给教皇保罗三世，并请求教皇认可该团体为一个新教派。教皇是赞成的，有些红衣主教反对，认为该团体是无法驾驭的极端主义者；但保罗克服了他们的反对，并以“为地上教会之规则”（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之敕令正式建立敕令中所宣称的耶稣会（Societás Jesú）（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之名直到1544年才出现，而后主要被加尔文及其他的批评者当作一种讥讽用语；伊格内修斯自己从未如此用过。他死后因这个新教派的成功而失去了昔日讽刺的意味，而在16世纪成了荣誉的表征。

1541年4月17日，伊格内修斯被选为修道会长。其后数日他洗刷盘子并尽职于这最谦卑的工作。在他的余年（他当时是50岁），他把罗马当成了他的家，该城市也变成耶稣会永远的总部。在1547年到1552年之间，经过慎思及试验，他起草了规范，后稍经修改，成为今日耶稣会之戒律。在戒律中最终的权力属于彻底宣誓加入的分子。这将由每一个主教辖区选两名代表，而这些代表——连同主教辖区之领袖教会会长及他的助手——合而为“宗教会议”（General Congregration）。当需要的时候，将可选举一位新的会长，并可授权给他，只要他不犯大错。他有1名“劝谏者”及4名助理，他们将监视他的每一个行动，警告他的任何严重过失，并在有需要时，召开宗教大会来免他的职。

欲加入之候选人须经历两年的学习，他们依该会之宗旨及戒律而被训练，经历精神的锻炼，履行低贱的责任，并对上级绝对的“神圣服从”。他们必须将个人的意志搁在一边，并使他们自己能像一个士兵一样被命令并像“一具死尸”一样地被指挥；他们必须服从他们的长者就像服从上帝；他们必须同意把他们同事的过失报告给长者，并且不因被报告而心怀怨恨。这种戒律是严格的但是有差别和弹性的；它很少使意志崩溃或摧毁发动力。显然地，去服从的意愿是学习命令的第一步，因这种训练造就了许多能干的并有进取精神的人。

那些通过这种试探性的见习修行者可以作“简单的”——可收回的——贫穷、慈悲及服从的誓言，并可进入“第二阶段”。他们有些人将停留在那个阶段作为凡人修士；有些作为“养成学者”，渴望有教士资格，学习数学、古典文学、哲学及神学，并将在学校及学院中教书。那些通过更进一步的测验得进入第三阶段——“养成主教助理”。有些人将升入第四阶段“宣誓加入者”——所有的教士，特别是宣誓承担任何教皇给他们指定的任何工作或任务的修行者。这“宣誓加入者”通常只占整个团体之一部分，有时不及全人数的1/10。所有人在四个阶段均过着与僧侣一样的生活，但由于他们许多行政的及教学的责任，他们被免除于每日7次祈祷。禁欲的执行是不需要的，虽然有时可能被劝告。饮食有所节制，但并无严格的斋戒；躯体及心灵保持者适合任何工作。会员可以保留当他加入教团时所拥有的财产和头衔，但由之而来的收入将缴给团体，该团体并将成为最后之继承者，每一位耶稣会士的财产与行动必须贡献给上帝的伟大的光辉（ad Majorem Dei gloriam）。

很少有一个教会能如此确定地拥有同一类的人格。罗耀拉活得够长的了，使他将该规约修改为一成功的有效用的戒律。由他的狭小简陋的房间，他以严厉的权威及优越的技巧指导他的“小军队”在欧洲每一个地方及地球上其他地方行动。他统理该教团之任务，建立并管理两个学院及几个在罗马的慈善机构。在他年老时证明这不适合于他的脾气；虽然对衰弱者仁慈，但他变得对他最亲密的同伴残酷而粗暴。他对自己也很严厉。他常以一把果核，一片面包及一杯水作为食物。他经常只睡4小时，甚至每天以半小时的时间他让自己沉湎于天国的幻想与教化。当他死时（1556年），许多罗马人感觉刺骨的风停止了呼啸，他的一些跟从者混杂着解脱与悲伤之感。人们不能如此快地了解，这位不屈不挠的西班牙人将被证明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在他死时，该教团约有1000名会员，其中35人是“立了誓”的。几经争论而几乎使精神解体，迭戈·莱内斯被选为修道会长；因他在四代以前有犹太人祖先，使他不能为一些西班牙贵族所接受，这些人在教团中颇有影响力。教皇保罗四世，害怕耶稣会会长之职位（由于其为终身职位）可能发展到与教皇权竞争，因而命令将教会会长之任期限制为3年；但庇护四世废除了这项命令，而会长成了（由他的黑色法衣）“黑色的教皇”（the Black Pope）。在博吉亚（Francis Borgia），甘迪亚的杜克（Duke of Gandia），参加该教团并贡献其财富之后，该团体在范围及力量上增长得很快。第三位会长在任时（1565年），共有3500名会员，拥有130间房子，散布在18个省。

欧洲只是它活动的一小部分，耶稣会派遣教徒到印度、中国、日本及新大陆。在北美，他们是冒险犯难及不能被打倒的探险者，忍受每一个苦难，将之视为上帝的礼物。在南美洲他们在发展教育及科学的农业方面比任何其他团体要做得更多。1541年，圣泽维尔乘一艘葡萄牙船离开里斯本，经过一年的旅行及艰辛，他到达了果阿。在那里他去街上以摇铃来招揽听众；他以真诚及口才解释基督之教义，并以愉快地分担他可怜的听众的生活来阐释基督徒的道德，因而他在印度教徒及穆斯林中争取了成千的信仰改变者，甚至使一些受苦受难被放逐的葡萄牙基督徒信服。他的治疗可能由于他那感染人的信心或他的一点医药方面的知识；后来神迹被归附于他，但他自己表示并无此事。教皇的敕令赞扬他（1622年），并称其拥有“舌尖的禀赋”——在需要时说任何语言之能力；但事实上这位英雄式的圣者是个拙劣的语言学者，他花了许多时间记忆坦米尔（Tamil）、马来及日本语证道辞。有时他的信心对他的人道来说是太强了。他促使葡萄牙的约翰三世在果阿建立宗教裁判所，并建议除非有几代的基督教祖先，印度人不能被任命以圣职；他不能忍受一个葡萄牙人向一个本地人悔罪的想法。他终于离开了果阿，因为他的目标太混乱了。“我希望到一个没有穆斯林或犹太人的地方。给我完完全全的异教徒！”——这些人，他认为，较易改变信仰，因较少受另一种信仰之感染。1550年，他起程赴日本，在途中学习日语。在鹿岛（Kagoshima）登陆之后，他及他的同伴在街上布道，并受到民众谦恭地听从。两年后他返回果阿；他安抚了那里由基督徒所引起之不安，而后乘船赴中国传教（1552年）。备极艰辛后他到达珠江口，中国皇帝认为一个欧洲人进入中国是犯了一项重罪；然而泽维尔没有放弃，他想找到别的出入口。在等待中，他病倒了，他死于1552年12月2日，口中呼喊着：“在你，上帝，我怀抱希望；让我永不受困惑。”他当时46岁。

耶稣会教士在欧洲也表现出同样的热忱。他们忠于职守，照顾病人，在有瘟疫的时候。他们对各阶层传教，并调适其用语于每一种情况。他们优越的教养与风度为妇女及贵族们所喜爱，终于也为国王所喜爱，他们积极地参与世界的事务，但注意谨慎和技巧；伊格内修斯劝告他们说，较多的谨慎与较少的虔敬比较多的虔敬及较少的谨慎为佳。大致上他们是有高贵道德情操的；虽然他们赞成宗教法庭之裁判，但他们是敬而远之，宁可经由教育之途，他们会员人数有限而只能将教导幼童之事留给他人；他们致力于中等教育；在发现大学被其他教派，或世俗的或新教徒的僧侣所把控时，他们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学院，并希冀训练那些经过选择的年轻人成为下一代影响力的中心。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家。

在欧洲重要的地点他们设立了初级研究院（Studia Inferiora）——相当于德国的高等学校（Gymnasien）和法国的公立中学（Lycées）——及高级研究院（studia superiora）——学院。有时，如在科英布拉及卢万，他们能接管现成的大学。他们因免费的教授而使他们的竞争者震惊，课程可能仿自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在荷兰及德国所设立的学校，有些取自斯特拉斯堡的狂飙课程，有些取材自德国及意大利的人道主义学校。它是基于古典文学并以拉丁文教授；学生禁止用本国的语言，但在假日可以。在较高的年级，经院哲学被恢复了。人格教育——道德的及礼仪的——被给予新的重视，并重新与宗教信仰发生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信仰每日再三地教诲，而祈祷、默思、忏悔、圣餐、弥撒及神学以正统之说浸染学生。因此在16世纪，只有很少的人脱离正统，人道主义由异教回归于基督教。尽管如此，这个制度仍有严重的缺点：它太依靠记忆，以至丧失了创造力，如同当时其他的课程，它在科学课程方面欠缺，并修订历史以统治现在。如此，独立的思想家培根，不久即批评耶稣会，“像他们那样，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有进步，我们应当想想这是否是我们需要的”。其后两个世纪，他们的毕业生在几乎每一个行业中有优越的表现，除了在科学研究以外。

在罗耀拉死之前，已有100所耶稣会学院。经由教育、外交、热忱，经由有训练的狂热，经由对目标的协调和各种技巧的运用，耶稣会阻遏了新教徒的潮流，并为教会争取了德国的大部分，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基督教波兰的全部，很少有这么小的团体如此快速地达到这种成就。一年又一年，其声望及影响力增加了，耶稣会自其正式建立后20年，被认为是天主教改革最辉煌的成果。最后，教会终于敢于召开一次大会，使其成为欧洲长期之向往，并以之来安息神学之争论，治愈其自身之创伤，这要归功于少数耶稣会会员——由于他们的博学、忠诚、谨慎、机智及口才——教皇们依赖他们以保卫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以及古代信仰之永不磨灭。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
（1517—1565）

教皇处于困境

如果我们以宽容政治家的风度来看待他们，那么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也许只有一位例外）都是善良的人。虽然不完全是无私或无罪的，但本质上是庄重的、人道的、睿智的，真正相信教会这个组织对于欧洲人来说，不仅与个人成就，而且与道德的健全和心智的和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因为贵族的贪心和官吏的贪婪而推翻民众的政府，那么是否更不愿意倾覆那千年以来，用宗教、教育、文学、哲学和艺术滋育欧洲文明，作为文明之母的教会呢？假如已经发现某些教条有助于提高道德与秩序——而对于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来说似乎是难以消化的——是否新教徒倡议的教义就更合乎理性或更可信赖，而有足够的理由使欧洲在歧异点上天翻地覆？在任何例证中，宗教信条并不是由少数人的推理，而是由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决定的。它们由一种信仰之心，使普通人能被塑造成有充足纪律的和自我控制的人，使社会和文明成为可能。假使那种信仰心粉碎了，另一个还会建立起来，然而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道德和心理上的混乱。因为改革者与罗马教会岂不是都同意，道德典范除非由宗教信仰支持，否则将失去效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他们在新教王公下比在天主教教皇下生活得更自由、更快乐？艺术不是在教会的领导下绽放了吗？不是在改革者的敌意下枯萎了吗？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将基督教王国缩小到无可计数的小宗派，互相诋毁、互相抵消，使单个的人失去抵抗的本能？

我们不确定是否这些就是宗教改革时教皇们的感觉，因为活跃的领袖很少发表他们的哲学。但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利奥十世（1513—1521年）的心情——他被征召去享有教皇权时，发现教皇的权位已经动摇得很厉害了。他同我们一样——有罪恶感而且也会犯错误，但总是可以原谅的。总体来说，他是最仁慈的人，供给罗马半数诗人的粮食；然而他把布雷西亚的异教徒置于死地，并企图相信分歧的观念可以自人类消失。利奥误以为宗教改革是涉世未深的教士之间无礼的争执；然而，1517年初，他刚担任教皇时，皮科在教皇和红衣主教面前发表精彩的演说，“以最暴露黑暗的手法描绘腐败深入教会”，并预言“若利奥……拒绝去医治创伤的话，他应惧怕上帝不再使用慢性治疗，而将以火和刀斩断并摧毁有病的肢体”。不顾这种警告，利奥为了保护教皇国，专心致力于在法国和最高权威之间维持平衡；有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他从不考虑那已成为必要的大规模的改革……罗马的教廷保持着和以前一样的凡俗。”

阿德里安六世的失败是改革可以由外来的一击而发生的最佳证明。坦白地承认滥权而想由高层开始改革，阿德里安被罗马人讥讽和辱骂，认为他威胁了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金子的供应，经过两年不明智的争辩，阿德里安抑郁而死。

累积起来的风暴爆发在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的头上。在智识和道德上他是最好的教皇之一，悲天悯人、慷慨，卫护被追捕的犹太人，没有性或财政上的放任，终其多灾多难的一生，鉴赏、钟爱、维护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也许他受了太好的教育不能成为好的行政官。他的优柔智识足够敏锐地察知每一次危机的根源，他的学识削弱了他的勇气，他的寡断使权力分化。我们不能对一个如此有心的人不表同情。他亲眼看到罗马被劫掠，而自己被暴徒和一位皇帝囚禁；他被阻止而不得与亨利八世达成和解，他必须在失去亨利（英格兰）或查理（德意志）之间做出选择。他抗议法国与土耳其人联合时，那个最基督化的国王告诉他，假如教皇再抗议，法国将由教皇国分裂。从来没有一位教皇身在圣职而过得如此艰辛。

他的错误造成大灾难。他误估了查理的性格与力量而招致罗马之劫时，他带给教皇权威的打击使法国北部放弃了对罗马的效忠。他加冕那个允许那次攻击的人时，他甚至丧失了在天主教王国里的尊崇。他之所以屈服于查理，部分原因是缺乏抗拒的物质力量，部分是因为害怕反叛的国王会召开一个俗人和僧侣的大会，将夺取教会和世俗的权柄，这将会使教廷屈服于猖獗的国家，也因为国王可能骂他为杂种。假如他具有他叔叔洛伦佐·美第奇于1479年在那不勒斯表现的勇气，克莱门特可能会采取主动并召集会议，而在他的放任的领导之下可能改造教会的道德与教义，并拯救西方基督王国。

他的继承者最初看似拥有智识与性格的所有条件，生在富有而有教养的家庭，由彭波纽斯·莱图斯（Pomponius Laetus）教以古典文艺，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中长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受到教皇的宠幸，25岁即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在艰难的外交使命中证明他的勇气，而在红衣主教团中居于毫无疑问的优势地位，1534年全票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德罗·法内斯（Alessandro Farnese），即保罗三世，被公认为在基督教世界中是适当的人居于适当的高位。他拥有的尊荣并不因为他在被任命圣职（1519年）前生了4个小孩而略有挫折。然而他的性格如同他的经历，表现出不定与矛盾，他就像一根破败的石柱，介于他爱好的文艺复兴和他不能了解或原谅的宗教改革之间。单弱的身板，在15年的政治和内政风暴中生存下来。具有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智识，他依赖占星家来决定言行，甚至决定一次觐见的最有利的时间。他有强烈的感情，虽有时被激而发怒，他的自我控制是有名的。切利尼曾被他囚禁，形容他是一个“对上帝没有信心或身无一物之人”。这似乎是很极端，但保罗确实对他自己有信心，直到最后几年，他子孙的行为削弱了他生存的意志。他因所犯的罪过而受到处罚；他恢复了偏袒亲戚之风，把皮亚琴察和帕尔马给了他的儿子皮耶路易吉，把卡梅里诺给了他的孙子奥塔维奥，授红帽给他14岁和15岁的侄子，擢拔他们而不顾他们狼藉的声名。他有个性而无道德，有知识而无智慧。

他认可由改革者引导出对教会批评的合理，而若非教会的修正是妥协的唯一阻力，他可能已终止了改革。1535年，他派遣韦尔基里奥探测新教领袖对参加一次大会的态度，但他不保证在已界定的信仰或在教皇的权威上做任何基本的改变。韦尔基里奥由德意志带回来的是坏消息，他报告说那里的天主教徒怀疑教皇对召开会议的诚意，而斐迪南大公抱怨说他找不到一个听告解的神父而同时不是一个通奸者、醉汉或是无知的人。保罗在1536年又试了一次，他任命彼得·沃斯特（Peter van der Vorst）与路德派安排有关会议的条件，他受拒于萨克森选帝侯，一无所成。最后保罗以教会累积的努力与他的批评者达成一项和解：他派孔塔里尼红衣主教参加累根斯堡的会议，他毫无疑问对天主教改革运动是有诚意的。

我们无法抑制对这位老迈的红衣主教的同情，他在1541年勇敢地迎着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2月和3月的寒雪，致力于宗教和平而荣耀一生。每一个累根斯堡人对他的朴实、单纯和善意印象深刻。他以圣者的耐心周旋于天主教的埃克、普夫卢格和格罗珀及新教的梅兰希顿、布塞尔和皮斯托里乌斯之间，在原罪、自由意志、受洗、坚信和宗派方面达成协议。5月3日，孔塔里尼愉快地写信给法内斯红衣主教：“感谢上帝！昨天天主教徒的神学家们在释罪方面达成了协议。”但在圣餐方面未发现可接受的妥协。新教徒不承认一位教士能够把面包和酒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而天主教徒感觉若放弃变体之说即放弃了弥撒和罗马礼仪的真正内涵。孔塔里尼回到罗马时已被失败和悲哀弄得疲惫不堪，并被一位保守的正统信仰者红衣主教卡拉法烙以路德派之名。保罗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孔塔里尼签订的规则；然而他给予孔塔里尼友善的欢迎，并任命他为波隆那的罗马使节。在抵达该处5个月之后，孔塔里尼死去了。

宗教政治变得更加混乱而迷惑。保罗想到如果新教能与教会妥协，则将给查理五世以如此团结与平静的德意志，皇帝可能把箭头自由地转向南面并联合其北面和南部意大利地区，结束教皇们世俗的权力。弗朗索瓦一世同样害怕德意志的和解，指责孔塔里尼羞耻地向异端投降，并保证全力支持教皇，若教皇愿意坚定地拒绝与路德派和解——弗朗索瓦向他寻求联盟。保罗似乎已经决定了，即宗教的谅解可能招致政治上的毁灭。1538年，以聪明的外交手法，他将查理和弗朗索瓦联合在尼斯签订停止敌对的协定。查理在西面安全了之后，保罗促使查理向路德派进攻，查理在接近胜利时（1546年），保罗收回了曾给予他的教皇的领域，因为他害怕一个没有新教徒问题的国家，会企图征服全意大利。教皇暂时变成了新教徒，并视路德主义为教皇国的保护者——如同苏里曼曾经是路德主义的保护者一样。同时他的另一面盾牌反对查理——弗朗索瓦一世联合土耳其人，他们几次威胁进攻意大利和罗马。对于一个受困扰和被包围的教皇，他的一些犹豫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仅有一小部分军队，被一种仅有弱者才珍视的信仰保护着。据说查理得知保罗正向法国求助时，这位皇帝如此说道：教皇在老年得了一种传染病，那通常是年轻人才得的法国病。

保罗没能停止新教，也没造成任何重大的改革，但他使教皇权力复生并恢复了他的伟大与影响力。他到最后一直都是一位文艺复兴教皇。他鼓励并资助米开朗基罗和其他艺术家，他以新建筑美化了罗马，以萨拉·雷吉亚（Sala Regia）和卡佩拉·保利纳（Cappella Paolina）美化梵蒂冈，参加盛大的宴会，欢迎淑女们到他那一桌，在他的宫廷中接见音乐家、滑稽演员、女伶和舞蹈家；甚至他80多岁时，这位法内斯也不是个扫兴的人，提香以一系列逼真传神的绘像把他留传给我们。最好的一幅（藏在那不勒斯博物馆）表现出这位75岁高龄的教皇仍然健壮，他脸上的皱纹映着国家与家庭的问题，但他的脑筋没有向时间低头。3年后，提香绘了一幅预言性的画像（也在那不勒斯），记录了保罗和他的侄子奥塔维奥和亚历山德罗：教皇，弓着身子，焦虑，似乎怀疑地询问奥塔维奥。1547年，保罗的儿子皮耶路易吉被暗杀；1548年，奥塔维奥反抗了他的父亲，并与保罗的敌人缔结协定使帕尔马成为帝国的采邑，这位老教皇被他的孩子们击败，向死亡投降了。

尤里乌斯三世取错了名字，他本身并没有尤里乌斯二世具有的男子气概、权势和伟大的目标。然而，他宁可恢复利奥十世的捷径，奢侈地享受着教皇权，如同改革已随路德之死而去。他狩猎、维持宫中弄臣、豪赌，钟爱斗牛，把照顾他的猴子的一个仆从提升为红衣主教，给罗马带来文艺复兴时异教艺术新道德的最后尝试。在波尔塔·德罗·波波洛（Porta del Popolo）之外，他有维尼奥拉，而其他的人为他建造了美丽的维拉·帕帕·朱利奥（Villa di Papa Giulio，1553年），并使之成为艺术家、诗人和宴会的中心。他平和地适应查理五世的政策。他不合时宜地患了痛风，试图以斋戒治疗；这位美食主义者似乎死于饮食的节制，或如有人所说死于放荡。

教皇马尔塞鲁斯二世几乎是一位圣者，他的道德生活无懈可击，他的虔敬是深厚的，他的起用人员可为后人模范，他为教会改革的努力是真诚的。但他死于任职后第22天（1555年5月5日）。

接着，红衣主教们选出了教会中改革运动的灵魂和代表人物，禁欲的乔万尼·彼得罗·卡拉法为教皇，并取了保罗四世之名（1555—1559年）。已经79岁的他，固执己见，并以坚定的意志和热烈的情绪执行。这几乎是不适合他的年纪的，一位佛罗伦萨的大使写道：“这位教皇是一个铁人，他走过的每个石头都会迸出火花。”他出生在贝内文托附近，在他的血液中带着南意大利人的热情，而火焰似乎永远在他深邃的眼中燃烧，他有如同火山般的脾气，而只有西班牙大使，受到阿尔瓦军团的支持，敢于同他意见相左。保罗四世憎恨西班牙曾统治过意大利，如同尤里乌斯和利奥十世曾梦想驱逐法国人，这位精力充沛的80岁老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意大利教皇国由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解放。他谴责查理五世为一个秘密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疯母亲的狂儿子，是一个“身心俱残”的人，他给西班牙人民烙以闪族的废渣之恶名，并发誓永不承认菲利普为米兰的总督。1555年12月，他与法国的亨利二世和费拉拉的埃尔科莱二世缔结将所有西班牙或帝国的武力逐出意大利的和约，若胜利，教皇国将可获得锡耶那，法国人可以得米兰并保有那不勒斯为教皇的采邑；而查理和斐迪南将因为在奥格斯堡接受了新教的条件，被解除职位。

菲利普二世这位最热心支持罗马教会者，发现自己不得不与教皇权交战。他勉强地命令阿尔瓦公爵率领他的那不勒斯军队到教皇国，在数星期之内，这位公爵连同1万名熟练的部队，推翻了教皇弱小的力量，占了一城又一城，劫掠了阿纳尼，攫夺了奥斯蒂亚，威胁了罗马（1556年11月）。保罗批准了法国和土耳其间的条约，而他的大臣卡尔罗·卡拉法红衣主教呼吁苏里曼攻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亨利二世派遣了一支由吉斯率领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它征服了奥斯蒂亚使教皇欢欣，但法国在圣昆丁的战败迫使吉斯带着他的部下匆匆回到法国，而阿尔瓦在没有抵抗下，行进到罗马城下。罗马人发出恐惧的呻吟，希望他们那鲁莽的教皇死不安枕。保罗看到这进一步的敌对可能重蹈恐怖的罗马之劫的覆辙，甚至可能迫使西班牙脱离罗马教会。1557年9月12日，他与阿尔瓦签订和约，后者提供宽大的条件，对他的胜利表示歉意，而且吻了这位被征服的教皇的脚趾。所有夺取到的教皇土地都归还了，但西班牙统治那不勒斯、米兰和支配教皇权柄被肯定了。王权战胜教皇权如此彻底，因而斐迪南由查理五世（1558年）取得帝国头衔时，他被选帝侯们加冕，没有教皇的代表被允许参加典礼的任何部分。这终止了教皇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

不管是否愿意解除战争的重担，保罗四世在他教皇的剩余任期内，致力于宗教和道德的改革。他慢慢地解除了放纵的秘书卡尔罗·卡拉法红衣主教的职务，并放逐他两个辱及其教皇职位的侄子。一世纪以来盛行的偏袒亲戚之风终于被逐出了梵蒂冈。

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

在这位钢铁般的教皇之下，出版物的检查达到最严重的程度与范围，而宗教裁判在罗马和西班牙变成一种几乎不人道的恐怖。也许保罗四世感到检查文学作品和扑灭异端是教会不可避免的责任——对新教和天主教都一样——是由上帝之子订下的。因为如果教会是神圣的，它的敌对者一定是魔鬼的代言人，而反抗这些魔鬼的持续的战争是一个受侮辱的上帝的宗教责任。

检查制度几乎与教会一样的古老。艾菲索斯的基督徒，在阿波斯特勒斯（Apostles）时代烧掉了号称价值5万片银子的“奇怪的艺术”，而艾菲索斯会议（150年）禁止流传非正典的《保罗行传》（Acta Pauli）。在不同的时代，教皇命令焚毁《塔木德》和其他犹太人的书籍。威克利夫和以后的新教徒对《圣经》的翻译受到禁止，因为认为含有反对天主教的绪论、注解和修改。印刷术使教会的忧虑增加，严厉地禁止印刷品在教会内的流通以防止教会成员被虚假的教义腐化。拉特兰举行的第五次会议（1516年）敕令从此以后没有教会的检查和允许，书籍不准印行。世俗的权力者也对没有获得允许的出版物设了限制：1508年威尼斯的元老院，沃姆斯的会议，查理五世和1521年弗朗索瓦一世的敕令，1542年巴黎议会的禁令。而且，查理在1543年把教会控制出版伸张到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大陆。第一本禁书的书目索引在1544年由索邦神学院发表，第一份意大利禁书清单在1545年由宗教裁判所发表。

1559年，保罗四世第一次刊行了教皇准许与禁止的书籍的索引，它点出了48种《圣经》的异教版本，而且把61名印刷者和出版者置于禁令之下。1519年以来，任何天主教徒阅读的书中，都明确记载著者、印刷者的名字、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此后，任何书必须获得教会的印行许可方可阅读。书商和学者们抱怨这些措施会妨碍或毁灭他们，但保罗坚持不改。在罗马、波隆那、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成千的书籍被焚毁，在威尼斯每天1万册。保罗死后，教会的领袖指责他采取的方法太激烈而且不加选择，特伦特会议废弃了他的索引，并颁布了比较有秩序的禁令，即1564年的特伦特索引（Tridentine Index）。为此索引而设立的特别会议成立于1571年，它定期地修订和发行清单。

判断检查制度的影响是困难的。帕奥罗·萨尔皮（Paolo Sarpi）是一位曾当过教士而反对教权者，认为索引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秘方——使人呆痴”。它也许是导致1600年以后的意大利和1700年以后的西班牙知识衰落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和政治因素更重要。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断定，自由思想在天主教国家比在新教国家生存得更好。《圣经》的绝对主义，由新教神学者推行，到1750年证明对独立研究和思辨之害甚于这部索引和教会的宗教裁判。无论如何，人文主义运动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中逐渐衰弱了；重视生活的文学荒芜了；学习希腊文和对异教经典的爱好衰退了；胜利的神学家指责意大利的人道主义者是傲慢、放荡的无神论者。

书籍的检查，在保罗四世将之委托于宗教裁判所（1555年）后就比较松弛了。这项制度首先建立于1217年，在文艺复兴教皇们的宽大之下，逐渐丧失其权力与声望。最后与新教徒协调的企图在累根斯堡失败之后，新教的教义在意大利出现，甚至在僧侣之间，而整个城市如卢卡和摩德纳威胁着趋附新教，红衣主教乔万尼·卡拉法、罗耀拉和查理五世敦促恢复宗教裁判所。保罗三世屈服了（1542年），任命卡拉法和其他5位红衣主教重新组织，并授权他以将权力委之于基督教王国中指定的传教士。卡拉法以他习惯的严格，设立了总部和一个监狱，并为他的属下立了规则：

1.信仰有问题时，不得延误，但有疑虑时，严格的手段必须采取，而且须全速进行。

2.不须对任何诸侯或教士表现任何关切，不论其地位有多高。

3.宁可采取极端严苛的手段来对付任何以权势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只能等到他完全忏悔，才可以温文和父亲的关切去对待。

4.一个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异端容忍并降低他自己，尤其是对加尔文派教徒。

保罗三世和马尔塞鲁斯二世限制了卡拉法的热心，并保留了赦免上诉权。尤里乌斯三世无意干涉，因而在他的任期之内，几个异教徒在罗马被烧死。1550年，新的宗教裁判所下令审判任何不对抗新教而布道的天主教士。卡拉法成为教皇保罗四世时，这个组织的工作全力进行，在他“超人的精力”之下，红衣主教塞尔皮潘多说：“宗教裁判所获得了如此一个名声，因而不能从世界上任何其他审判席找到更恐怖和更受憎恶的判决。”裁判者的管辖范围延伸到亵渎上帝、买卖圣职、鸡奸、一夫多妻、强奸、淫媒，违反教会规律的斋戒，及许多其他的与异端无关的行为。我们再引述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话：

这位急躁而轻信的教皇乐意听到指责，甚至最荒诞不经的……裁判官经常在教皇的催促之下，在许多事件中查出异端，然而一位平静而慎重的观察者不会发现有一点异端的迹象……忌妒者和中伤者积极地工作，想由那些反对裁判官的教会的支持者的话中找出嫌疑，加以无稽的异端分子的指责来对付他们……一个真正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使全罗马充满了恐惧。

在愤怒的高潮时（1557年5月31日），保罗下令捉拿乔万尼·莫罗内，他是摩德纳教区的大主教；而且在6月14日命令波尔红衣主教放弃他在英格兰的使节权并返回罗马接受有关异端的审判。教皇说，红衣主教团本身也受到异端的影响。波尔受到玛丽皇后的保护，她拒绝将教皇的诏令交给波尔。莫罗内被指控签署了累根斯堡协定，而且在他的管辖权之下对异教太宽大，并被控与波尔、维多利亚·科隆纳、弗拉米尼奥及其他危险分子为友。经过18天在圣安吉罗堡的囚犯生活，他被裁判官宣布无罪，并欲将他释放，但他拒绝离开地牢，除非保罗认为他无罪。保罗不愿意，莫罗内继续当犯人，保罗死后才被释放。弗拉米尼奥以假装濒于死亡来欺骗裁判官，但保罗说“我们已把他的兄弟切萨雷焚死在米纳瓦教堂前的广场”。以公平的意志，这位疯狂的教皇追踪他那些有异教嫌疑的亲戚。“假如我的父亲是个异教徒，”他说，“我也要找些木头来烧死他。”

幸而，保罗死了，结束了为期4年的统治。罗马以4天疯狂的暴动来庆祝他的死亡，群众拆下他的塑像，又拖到街上，把它丢到台伯河，烧掉了宗教裁判所的建筑，释放了囚犯，毁坏了所藏的文件。教皇可以反驳说只有他的固执、严苛和勇气才能改造罗马教会的道德和教会的浮滥，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前任都是失败的。可惜的是，在改造教会时，他记得托尔克马达，而忘了基督。

1559年的会议选出乔万尼·安吉罗·美第奇为教皇庇护四世时，全西欧松了一口气。他并不是美第奇家族的百万富翁，而是米兰一位收税员的儿子。他学习法律以维生，得到保罗三世的赞扬与信任，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并赢得睿智与仁慈的声名。作为教皇，他避免战争，谴责那些赞成侵略政策者。他没有终止宗教裁判，但他让裁判官知道他们“更能使他高兴，若他们能行以君子般的有礼而非野人般的粗暴的话”。有个疯子认为他太宽仁而想暗杀他，但教皇冷静而无防御地经过他的时候，他因敬畏而麻木了。庇护四世有礼而坚定地推行前任的宗教改革。他以允许德意志的大主教去供给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作为安抚。他再度召开特伦特会议，并得到有系统的结论。1565年他去世了。

特伦特会议（1545—1563）

远在路德之前，有许多呼声要求召开会议以改革教廷。路德恳求教皇召开一个自由的、一般性的会议，查理五世要求这样一个会议能够把新教问题处理掉，并惩戒克莱门特七世。那位焦虑的教皇能找到上百个理由来延期会议，直到他能掌控为止，他记起了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对教皇权的作用；而他也不允许有敌对的天主教或帝国的代表窥伺他的政策、内政困难及他的出身。除此以外，会议对这种情况有何帮助呢？路德不是斥责了会议也斥责了教皇吗？若新教徒被允许参加会议和自由发言，引起的争执将使裂缝更宽而扰乱整个欧洲；而他们被排除，他们可能会引起反叛的狂热。查理希望会议在德意志举行，而弗朗索瓦一世拒绝让法国僧侣参加一个屈服于帝国统治下的集会，再者弗朗索瓦希望在帝国后面的新教徒的火焰继续燃烧。

保罗三世也像克莱门特一样心怀忧虑，但他更有勇气。1536年，他诏令于1537年5月23日在曼图亚举行大会，并邀请新教徒参加，他认为所有参加会议的各方都应该接受会议的结论。但新教徒在那里居少数，几乎不能接受这种约束。路德建议不参加，而施马尔克阿尔登（Schmalk alden）的新教会议将教皇的邀请书原封退还。皇帝仍然坚持会议应该在德国召开；在意大利，他认为那将因太多意大利主教的参加，而变成教皇的傀儡。经过许多谈判与延误，保罗同意会议在特伦特召开，虽然那里意大利人居多，但属于查理的领土。会议诏令在1542年11月1日召开。

但法国国王不愿参加。他禁止在他的王国内刊行教皇的诏示，并威胁逮捕任何参加在他敌人领土上举行的会议的法国僧侣。会议开始时，只有少数几个意大利大主教参加，使保罗将会议延期到查理和弗朗索瓦允许一个完全会议的召开为止。克里皮和会似乎清除了障碍，保罗要求会议在1545年3月14日召开。现在由土耳其人带来的危险迫使皇帝再与新教徒妥协。他要求再度延期，一直到1545年12月13日，“第十九届全基督教会议”在特伦特召开了。

甚至开端也是不吉利的，与会者未达到一半。教皇已80高龄，留在罗马遥远地主持会议，他派遣了3位红衣主教代表他——德尔·蒙特、切尔沃尼和波尔。特伦特红衣主教马德鲁佐、4位大主教、20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和一些神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很难称得上是“全基督教”的会议。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的会议中，僧侣、诸侯和一些俗人连同修道院院长都能投票，票数以人头来计算；所以意大利的主教们——大多因负债或其他的原因而忠于教皇——以多数控制了会议。留在罗马的教皇准备了能够付诸讨论的问题。因为会议称这些问题是由圣灵指导的。一位法国代表表示，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放在信差的袋子里由罗马来到特伦特的。

第一项辩论是有关程序问题的：先界定信仰而后考虑改革，还是相反？教皇和来自意大利的支持者希望先对教义有所界定。而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希望先改革。查理希望借此缓和、削弱或使新教徒更分裂；法国和西班牙的代表希望改革能减少教皇对主教和会议的权力，一项妥协方案达成了；联席会议将准备对教条与改革的决议，将其依次提呈会议。

1546年5月，保罗派了两位耶稣会教士莱内斯和萨尔梅龙在神学和教皇权方面协助他的使节；后来又派了彼得·卡尼修斯和克劳德·勒杰伊。耶稣会教士的博学使他们在辩论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他们不屈服的正统学说的信守，引导会议对改革的观念宣战，而不是寻求妥协或团结。不对新教让步可以弥补裂缝，很明显是大多数人的判断。新教教派分歧众多，因而没有妥协可以满足一部分而不触犯另一部分。任何对传统教条的基本改变将会使整个教义结构与天主教的稳定性被削弱，承认俗人有教士的权力将损及教士们和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而那种权威对于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植根于信仰的神学理论会因屈服于个别的论断的妄想而失去本身的作用。所以第四次会议（1546年4月）再次肯定了《尼西亚信经》，宣示了教会传统与《圣经》有相等的权威，解释和阐明《圣经》是天主教会的独占权，并确定拉丁文的哲罗姆的《圣经》（Vulgate of Jerome）是严谨的翻译和正本。托马斯·阿奎那被指名为对正统神学权威的解释者，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被放在祭坛上，地位仅低于《圣经》和《教令集》。天主教教义作为宗教的不会谬误的权威，实际始自特伦特会议，并以一种不妥协的反应的形式抗衡新教、理性主义和私见。

但若信仰如此重要，是否其本身就足以值得拯救，如同路德宣称的那样？第五次会议（1546年6月）对这点有激烈的辩论。一位主教抓住另一位的胡须，拔了一手的白毛；皇帝在听到这种消息之后，告诉会议说，若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话，他将要派一些使节到阿迪杰使他们冷静。波尔为一个论点争辩而与路德的论点如此相似，因而卡拉法责他为异端。波尔从争辩中撤身而出，到帕多瓦，理由是身体不佳，不再参加会议。塞尔皮潘多红衣主教为已死的孔塔里尼的妥协办法而辩护，但莱内斯劝使会议全力反对路德，而强调善举和自由意志的重要。

宗教改革的方法比教义的界定较不受重视。圣马克主教在1546年1月6日的会议，以绘制一幅晦暗的图画来表现世界上的腐败横行腐蚀了会议。他认为后世绝不会超越，而他将这种退化完全归因于本堂牧师的邪恶。路德派的异端，他认为主要是由僧侣们的罪过引起的，而对僧侣的改革是压抑背叛的最佳途径。在这次会议中，唯一达成的重要改革是禁止主教们离开他们的教区居住或有多个住所。会议建议教皇改革达塔利亚应先由理论的建议再到实际的指引。然而，保罗希望改革之事留在教皇权限之内；而当皇帝坚持在会议中加速讨论改革时，教皇告诉他的使节们建议把会议移到波隆那，因为它在教皇国之内，其行动较易于罗马控制。意大利的主教同意，而西班牙和帝国的使节们反对。一场小瘟疫出现在特伦特，使一位主教死亡。居多数的意大利代表们移到波隆那，其余的留在特伦特。查理拒绝承认波隆那会议，并威胁要在法国另外召开会议。经过两年的争论与策略运用，保罗屈服了，终止了波隆那会议（1549年9月）。

保罗死后情况缓和了。尤里乌斯三世与皇帝达成谅解：为报答查理保证不支持任何减低教皇权的做法，他再度于1551年5月在特伦特召开会议，并同意路德派信仰者可以旁听。法国的亨利二世憎恶这种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妥协，拒绝承认这个会议。集会时，人太少而不得不延期。9月1日再度集会，参加的有8位大主教、36位主教、3位修道院院长、48位神学家，以及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及查理和斐迪南派来的使节们。

第13次会议（1551年10月）再度认定天主教教义中的变体论：僧侣在领取圣体的酒和面包时，真实地把它们变成基督的肉体和血。因而似乎不必再听新教的意见了，查理却坚持。符登堡大公爵，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和南德城市选出几位新教代表，而梅兰希顿起草路德派教义的宣言要提到会议之中。查理给这个代表团安全通行证，但这些人也需要由会议取得安全通行证。经过许多讨论之后获得允准。然而有一位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在会议举行的大教堂中，传播《圣经》传说中的有毒的莠草的故事，并指出异端这株莠草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被焚毁。

1552年1月24日，新教徒代表在会议中演说。他们建议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的宣言中对会议有优于教皇的权力这一点应被肯定；目前这个组织的会员应由他们对尤里乌斯三世的效忠誓言中解放出来；而所有会议达成的决定应予以取消；因而应该由一个有新教徒参加的扩大的宗教会议来重新讨论那些问题。尤里乌斯三世禁止讨论这些建议。会议表决延迟对他们采取行动，直到3月19日，另外的新教徒到达时。

就在延期之中战火蔓延到了神学之争。1552年1月，法国国王与德国的新教徒签署同盟；3月，萨克森的莫里斯侵向因斯布鲁克；查理逃亡，没有武力可以阻止莫里斯攻取特伦特和吞下会议——若他想要那么做的话，主教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4月28日会议正式地停止了巴苏条约，斐迪南向新教徒的军事胜利者在宗教自由上让步。他们对会议不再有兴趣。

保罗四世认为在他的任期内让会议冬眠是明智的。庇护四世，一位仁慈的老人，认为对二者教友的承认可以使新教徒妥协，如同他对待波希米亚人。他在1561年4月6日敕令会议再在特伦特召开，并邀请了所有基督教的诸侯们，不分天主教和新教徒。对这个新的会议，法国的代表们带来了他们所要改革的项目表：本国语的弥撒，面包与酒的圣餐会，僧侣的婚姻，教皇权附属于大会，结束教皇的特赦和豁免权。明显地，法国政府在当时有一种半新教徒的倾向。斐迪南一世已成为皇帝，附议这个提案，而且表示“教皇……自身应谦卑，并改善自己、他的国家和宗教会议”；圣者的传奇应予以净化，修道院也应该改革，“使他们巨大的财富不再被如此浪费掉”。情势对庇护四世不利，他的使节们对会议的开始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经过散漫或策略性的延误之后，第17次会议在1562年1月18日召开，有5位红衣主教、3位族长、11位大主教、90位主教、4位修道院院长和其他天主教诸侯的俗人代表参加。在斐迪南的请求之下，任何新教代表愿意参加就可以得到安全通行证，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格拉纳达和查理大主教、洛林红衣主教领导了减少教皇特权的运动，认为主教拥有的力量并非来自教皇而是来自直接的“神圣权力”。而塞哥维亚主教重申路德异说之一的看法，否认教皇对其他主教在早期的教会中有超越的地位。主教的叛乱被教皇代表们议会的技巧、忠于教皇的意大利和波兰的主教及教皇对洛林红衣主教适时的礼遇扑灭。最后教皇的权力没有削减反而扩大了，而每一个主教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教皇的命令。斐迪南为保证终止会议而妥协，允许教皇以两种方法管理圣餐。

基本的争论过去了，会议迅速地了结有待解决的事情。教士的婚姻被禁止，并宣布对僧侣的纳妾处以重罚。又执行了许多改革以增进僧侣的道德和纪律。并设立神学院以使愿意取得教士资格者得以训练他们的节欲和虔敬。宗教法庭的权力受到限制。订下了改革教会音乐和艺术的规则，裸体像应予适当的遮蔽以避免刺激感官的想象。又区别对肖像的崇拜与由其代表的人物崇拜；后者在坚定信仰的意义上是为教会赞成的。炼狱、宽容及向圣者祈祷，受到保护并再加界定。会议坦白地承认引发路德叛乱的滥权行为，有道敕令写道：

为给予宽容，会议敕令所有非法所得应自此完全放弃，以其为基督教人民之间的可悲的腐败泉源，至于其他来自迷信、无知、不敬或不论其他原因而引起的混乱，不能由特别的禁令铲除——会议责成每一位主教找出在他自己教区内存在的恶习，将之告知邻近的宗教会议，并在其他主教同意之下，报告给罗马教皇。

教皇和皇帝同意现在会议已经统一了认识，达到了预期目的。1563年12月4日，在疲惫的代表们愉快的欢呼声中终于被解散了。教会的方针被固定了好几个世纪。

相对的改革运动在其主要的目的上成功了。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人们继续说谎与偷窃，引诱妇女与卖官鬻爵，杀戮与制造战争。但教士们的道德改进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由狂乱的自由被驯服为与人类的要求相适宜。娼妓原是文艺复兴的罗马和威尼斯的主要产物，现在受到了打击，讲求贞洁又变得时髦。出版或发行淫秽书刊在意大利被认为是大忌，弗朗哥，这位阿雷蒂诺的秘书和敌人，为了他的普里亚佩亚而被庇护五世下令吊死。这些新规则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害的；巴洛克式的艺术由不名誉中怯生生地出现了；而从纯文学的角度，塔索、瓜里尼和戈尔多尼并非突然地由博亚尔多、阿廖斯托和戏剧家马基雅维利的水准中降低。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伟大时代在“天主教改革”的全盛时来临，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那种欢愉的特质消失了；意大利的妇女丧失了来自改革以前的自由所产生的魅力和兴奋；一个健全而有心的道德在意大利产生了一个几近纯净的时代。修道院制度恢复了，从自由意志观点来看，崇尚思想自由的文艺复兴因教会与政治的检查而终止，对于人类来说是个损失；而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科学正要打破中世纪枷锁时，宗教裁判的恢复是一个悲剧，教会有意地牺牲知识阶级以迎合虔敬的多数人，他们对观念的压制以防止使他们得到安慰的信仰解体。

教会的改革是真实而永久的，虽然教皇的君主式政体被称赞为对抗会议的主教的贵族统治，但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各地弥漫贵族政治时，除了法国以外，教皇们无不将权力让给了国王们。教皇现在在道德上比主教优越；而宗教改革所需要的训练能由统一而非由分散的权威来引导将更有影响力，教皇终止了他们的滥用私人，又祛除了教会法庭耗资的拖延与声名狼藉的贪污。教会的行政，依非天主教学者的说法，变成效率和正直的典范。漆黑的忏悔室被应用（1547年），而且成为必需的，教士不再被美丽悔罪者引诱，宽大的贩卖者消失了；宽大更多地保留给虔敬的奉献者和慈善者，而非给财政的资助者。天主教的教士们并未因新教或自由思想的推进而退却，他们仍试图掌握年轻人的心灵，并效忠于权力。耶稣会的精神、信心、肯定、积极和纪律，变成了战斗教会的精神。

总之，那是一次令人惊讶的复兴，是新教改革中最辉煌的产物。 570dE4EKpjU9PZeaT73mEnS1gjQ/SzpjYINzzKDGrDviiFtv8zsU5L8vetzJMX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