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宗教战争
（1525—1560）

新教的发展（1525—1530）

什么因素使新教幼苗得以在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冲突的夹缝中成长？神秘的信仰，《圣经》的研究，宗教的改组，知识的进展，路德的勇气，都不足以解释，因为这些因素有的可以转移，有的可以控制。论者相信，具有决定性的应数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有：希望把德国财富留在德国；使德国免受教皇和意大利的剥削，转变教会财产以供社会之用；使德国诸侯、市镇、国家在领土、法律及财政上不受帝国的侵犯。新教能从幼苗而成长壮大，政治因素自然也不容忽视。奥斯曼帝国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和埃及后，迅速向巴尔干和非洲扩张。帝国像一条毒龙，一口咬掉匈牙利一半，此刻正对维也纳张牙舞爪。假定它再前进一步，即可切断基督教国家和地中海所有的商业联系。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大公要求德奥合并——集中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力财力——以对抗穆斯林的入侵。查理虽为神圣罗马皇帝，实际上他能处理的仅限于西班牙、佛兰德斯及意大利的事务。另外，由于他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来压平德境的暴乱。查理听任新教徒的为所欲为，另外还有两大原因：第一，他素来就赞同受他资助年金的伊拉斯谟的意见，即教会需要大加改革；第二，克莱门特七世和保罗三世常常和他意见相左。因此，他甚至一度纵容他的士兵洗劫罗马。

约1527年，路德派“异端”在半个德国已取得正统地位。德境各城市都认为新教崛起可让他们获利。“他们对宗教，”梅兰希顿不胜感慨地说，“其实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仅是夺取支配权及摆脱主教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披上新教徒外衣，便可享受许多好处：不向教廷纳税，不受教廷管辖，可以分享教士财产。尽管有上述现象发生，但一种基于虔诚的简易宗教感动的人还是不少。在圣乌尔里希教区，一批新教徒选出8人，并授权给他们挑选牧师及处理宗教事务（1524年），于是新教便具雏形。转眼间，各城市路德教派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奥格斯堡是一个充满新教狂热的城市，洛伦佐·坎佩基奥以教皇特使的名义进入该市时，立刻便被市民扣上“反基督”的帽子（1524年）。在斯特拉斯堡，大部分市民皆自卡皮托（1523年）那里接受新教之义。继而到这里传教的是马丁·布塞尔，他也是使乌尔姆改教的功臣。在纽伦堡，工商巨子如拉扎勒斯·施本格勒、赫罗尼姆斯·鲍姆加纳（Hieronymus Baumgärtner），以新教徒的身份掌握市议会，为路德的事业奠定基础（1526年）。塞巴尔都斯教堂和洛伦兹教堂在保留原有天主教艺术下，也改用新教的仪式和规定。在不伦瑞克，人人读路德的书籍，处处唱路德的圣歌，路德所订的《新约圣经》成了当地讲道的标准。大家对这本圣经都研究得很透彻，因此，做牧师的如果错引了一句话，便会惹来纷纷议论。由于大势所趋，最后，市议会决定：今后传道只能照《圣经》来讲；施洗改用德语；圣餐行两种拜领式（1528年）。约1530年，新教已在汉堡、不来梅、罗斯托克、吕贝克、施特拉尔松德、但泽、多尔帕特、里加、勒瓦尔及士瓦本等大部分城市获胜。在获胜过程中，奥格斯堡、汉堡、不伦瑞克及施特拉尔松德偶尔发生过暴乱。大部分暴乱是因天主教神父以偶像和荒诞图画传教引起。

各地诸侯当然乐于采用新教主张的罗马法。因为根据该法，他们便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主权人民”的合理代表。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欢迎，因为他们发现，新教不但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他们自己就是国家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和尘世的双重领袖。还有一个更值得欢迎新教的理由，他们一倒向新教，原属天主教的大笔财富，即可无条件地归他们接收、享受。1525年，“顽强者”约翰继“智者”腓特烈为萨克森选帝侯时，即决定改信路德新教。1532年，约翰逝世，其子约翰·腓特烈继任，对新教的支持较其父有过之无不及。胡斯领主，豪爽的菲利普与约翰，缔结联合保障新教的戈查和托尔高联盟，新教势力愈发强大。从此，改信新教诸侯即接踵而来。这些诸侯有：吕讷堡的恩斯特，不伦瑞克—吕讷堡的奥托和弗朗索瓦（Francis），梅克伦堡的亨利，符登堡的乌尔里希。普鲁士的阿伯特，这位条顿骑士之主在路德敦促下还俗结婚，并自称普鲁士公爵（1525年）。路德仅凭其个性刚勇，辩才无碍，竟然赢得半个德国。

在新教流行地区，无论男女修道院，一方面得不到人民支持，一方面又常遭受诸侯的困扰，于是除少数宣称改信新教者外，大都烟消云散。众诸侯本来答应从旧教没收得来的财物与贵族、市民及大专学校分享，可是这种承诺往往变成空话。依路德的主张，这类没收得来的财物，除供宗教和教育之用外，不应移作他用，因此，他对这种分赃式的做法，尤其是贵族滥占教堂建筑和土地，非常痛恨。尽管诸侯和贵族拿走了没收所得财物的大部分，学校和贫苦市民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在福音名义的掩护下，”1530年梅兰希顿有过这么一句话，“诸侯对教会的财物大肆劫掠。”

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为的是精神或物质的目的，总之，改教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省，如东弗里斯兰、西里西亚、石勒苏益格、霍尔斯顿，都一致改信新教。天主教显得奄奄一息。最有趣的是，有些天主教神父在他们能站住脚的地方，不但继续玩女人，还喋喋不休地争取结婚的权利——这项权利是新教牧师都享有的。斐迪南大公写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凡属天主教的教区僧侣，莫不渴望结婚；神父中，百人中难有一人不公开或秘密地养着女人；天主教诸侯一致认为，由教皇宣布结束独身规定在维护道德上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一位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这么说（1524年），革命已到了大门口，很多主教还像罗马富豪卢西乌斯一般大开盛筵。一位天主教史学家提及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时，指出“这位教会的支柱，用以和女人秘密幽会的地方，陈设华丽举世罕见。”“每一个人，”这位史学家又说，“对所有神父似皆充满敌意，他们走到哪里，笑骂随之而至。”“每个角落的人，”伊拉斯谟1530年1月31日这样写道，“竞相接受新的教义。”情势确乎如此，不过，这仅限于德国北部。即使在北部，萨克森的乔治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西姆，仍坚决宣称效忠天主教。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一则由于原属古罗马帝国版图，二则深受拉丁文化熏染，仍为天主教的天下。在德国，南方人与北方人似乎所好不同，南方人对预定论的斯多葛派教义似乎并不崇拜；对多彩多姿，甚至包括性的满足方式在内的天主教，反觉很合胃口。几个最有权势的大主教一直将他们的教区，如美因茨、特里尔及科伦，牢牢保留在天主教阵营。另外，教皇阿德里安六世以每年1/5的教会收入赐予巴伐利亚公爵，而保全了巴伐利亚。在同样的条件下，奥地利的斐迪南也答应将奥地利留在天主教中。

匈牙利在这方面扮演的是最富戏剧性的角色。路易二世刚刚10岁（1516年）便登上王座，他死得也早，这可以说是匈牙利注定成为悲剧角色的原因。路易不但做皇帝时不成熟，就是他的出生也不成熟。还未足月他便出生，为了使这个脆弱的婴儿能够继续活下去，当时医生想到一个法子：将他养在刚刚屠宰的动物腹腔中。路易长大，变成一个美少年。他柔和、慷慨，但由于受到腐败宫廷习俗的熏染，崇尚奢华，挥霍无度。花花公子路易，当然不知何谓政事，因此，朝廷大权都操纵在一班贵族手中。土耳其的苏里曼（Suleiman）一次派了一位使节到京城布达，这位使节不知怎么得罪了匈牙利贵族，这些贵族不但不接待他，反而割了他的鼻子耳朵叫他回去。苏里曼这一气非同小可，于是率兵进入匈牙利。1521年，苏丹大军围攻匈牙利的两座主要城池查巴斯（Szabacs）和贝尔格莱德。眼看大军压境，贵族吓昏了。一方面由于无知，一方面受到贵族的愚弄，路易竟御驾亲征。他率领了2.5万人，去对付土耳其的10万大军。1526年8月30日，两军相遇于莫哈奇（Mohács）近郊。路易虽然勇气可嘉，但哪是穆斯林的对手？一仗下来，匈牙利兵士被杀得片甲不留。路易战败惊逃，坠河而死。苏里曼趁胜进入布达，其部队烧杀掳掠，对此美丽的都城大肆蹂躏。除皇宫外，几乎所有建筑尽夷为平地。这次浩劫，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马赛亚斯·柯文纳斯（Matthias Corvinus）珍藏的图画，大半皆被付之一炬。胜利者的铁蹄踏遍了匈牙利东部各省。他们除烧杀掳掠，在苏里曼回君士坦丁堡前，还带走了10万基督徒俘虏。

劫后余生的匈牙利是一个大破烂的局面——有钱有势的贵族，分做几个敌对集团互相倾轧。一个集团抱着不抵抗主义，拥立约翰·查波利亚（John Zápolya）为王，要他向敌屈膝求和。苏里曼虽然同意他以陪臣身份治理布达，但规定他对直接置于土耳其管辖之下的东部各省不得过问——土耳其占领匈牙利东部各省，直至1686年。一个集团聚集在波希米亚贵族之下，拥立斐迪南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之王。他们的政策路线是求助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以对抗敌军。1529年，苏里曼又卷土重来，大军越布达135英里，沿多瑙河直抵维也纳大门。斐迪南拼死抵抗，京城算是守住了。在这紧要关头，查理五世不能不采取决定：听任新教发展，以免整个欧洲沦入伊斯兰教之手。穆斯林向西发展，显然对新教起了助长作用。这就无怪胡斯的菲利普听说土耳其人胜利而感到非常高兴了。苏里曼攻维也纳不下，只得收兵回君士坦丁堡。他一走，新旧教即可为争取德国人的信仰斗个你死我活。

多次争执的会议（1526—1541）

内心的意念随外界环境而变化，因此环境千差万别，意念也千差万别。新教一发端便宗派林立。1525年，路德即发现：“就目前形势观察，似乎有一个领导者便有一个宗派。”为了稳定路德的地位及调和各种各样的想法，梅兰希顿煞费苦心地创造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理论。新教的宗派林立，天主教徒看起来最称心，他们常常幸灾乐祸地说：“解释自由，信仰自由，自由来自由去，现在走到道德沉沦和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了。这种现象是一种大灾祸，不但对他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因为由这引起的怀疑主义，会使新旧两教同归于尽。”1525年，有3位艺术家自纽伦堡新教中被驱逐出教，因为他们怀疑《圣经》的权威性、圣餐圣肉实存论及基督的神性。

苏里曼正磨刀霍霍准备将匈牙利一切两半时，德国的诸侯、各僧院院长和市民代表在施派尔集会（1526年6月）。集会议题有：第一，考虑天主教徒所提，实施《沃尔姆斯敕令》的请求；第二，考虑新教徒所提，建议宗教争端未经德国召集协商会议裁定前，应听其自由发展。会议结果，新教徒大获全胜。会议最后的决定是，在协商会议未召开之前，德国各国在宗教上，“应以能对得起上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政策施行统治”，换句话说，另一方面，对以往触犯《沃尔姆斯敕令》之人，一律不加惩罚；一方面，所有传教士均应遵照“圣道”传教，不得彼此攻讦。对“施派尔会议的决定”，新教徒的解释是：认可路德教会的创立；承认各诸侯领土范围内的宗教自治；禁止天主教徒在路德教会势力范围内做弥撒。天主教徒当然不满这项决定。神圣罗马皇帝因和教皇斗气，故意接受这项决定。斐迪南因忙着对抗穆斯林的入侵，虽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

查理与教皇克莱门特和解后，又恢复其君主的保守本性，1529年2月1日，下令续开施派尔会议。会议在作为主席的大公及虽未出席而对会议密切注意的皇帝影响下进行。会中对1526年的决定旧事重提，结果，虽通过一项条款，确认路德教派的存在，但要它在其地区不排斥天主教。可是，在同一条款中，除认茨温利教派和再洗礼教为非法教派外，又规定在天主教地区实行《沃尔姆斯敕令》，即绝对禁止路德教派在其中传教。1529年4月25日，路德派中一小部分人发表了一个“抗议”（Protest），声称他们出于良心，决不接受这项条款。他们请求皇帝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还说，在会议未举行前，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持施派尔会议的原议。此后，天主教徒即以“抗议者”（Protestant）一词来指新教徒。慢慢地，凡属德国与罗马闹分裂的教徒，大家都以此命名。

由于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来对在抗土耳其，查理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530年6月20日在奥格斯堡召开，由查理亲自主持。在这次会议上，他一直与富格尔在一起。富格尔是大财主，查理登上皇帝宝座大半得力于他。据说，这位大财主为了讨好查理，曾将他所欠债券当面付之一炬。由于富格尔和教皇也有金钱上来往，通过他的牵线，查理和教皇的关系自然也较亲近。路德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是钦犯，一露面随时都有被拘捕的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来到了撒克逊边界上的科堡。在那里，关于会议经过，他以信件和他的代表保持联系。他把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作在他窗前叫叫跳跳的穴鸟。他说：“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主教，都是无比邪恶的人。”对会议的投票者，他说：“他们全像圣约翰日那天，在狗身上乱舞的跳蚤。”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圣歌“强有力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据说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6月24日，洛伦佐·坎佩基奥红衣主教建议会议大力压制新教。25日，克里斯蒂安·巴耶尔（Christian Bayer）把梅兰希顿写的“奥格斯堡的告白”——这一著名的自白，后经润饰，曾正式列为路德教会文献——读给皇帝和部分代表听。梅兰希顿一方面慑于皇帝教皇联合对付四分五裂新教的盛势；一方面由于他本性趋向中庸与和平。因此，他的自白（如一位天主教学者所云），非常的“庄严、谦逊与和平”。在自白中，梅兰希顿显然在努力缩短新旧两教观点的差距。提到所谓“异端”，他不厌其详地说，他们只不过是《福音书》爱好者（路德派教徒的自称，意即他们的信仰，基于《四福音书》或《新约》）。他宣称，他们和茨温利教派毫无关联。他把预定说避重就轻地解释为一种基于不同看法的“圣体合质”。谈到对天主教缺点的攻击，他说目前已减少到最低度。他为下列事项，如两种拜领圣餐式、修道誓愿的取消、圣职婚姻制等做辩护时，态度极为谦恭。最后，他请求洛伦佐·坎佩基奥红衣主教以虚怀若谷的胸襟接纳他的自白。对这篇自白，路德虽在少数几点上不表同意，却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茨温利呈了一份意见书给皇帝，他干脆了当地说，他不相信圣肉实存论。另外，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林道（Lindau）及梅明根等人，也分别递有自白。卡皮托和布塞尔联合发表了一项文件，呼吁路德和天主教徒捐弃成见言归于好。

天主教徒的极端派，在埃克领导下，显得非常强硬。他们发表的《辩驳书》由于主张非常过火，会议逼迫他们修改了两次，才同意呈给皇帝。他们意见书中的要点是，坚持各宗派必须遵行圣体共在论、七圣礼、圣徒祈祷、圣徒独身、一种（只以面包）拜领圣餐式及以拉丁语做弥撒。查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宣称：新教徒除非接受天主教的意见，否则就要受到武力制裁。天主教中一个较为温和的团体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出面调停。他们向梅兰希顿说，他们愿在圣餐仪式中让步，即采行两种（面包与酒）拜领圣餐式，以换取新教徒遵行其他仪式。在回答这项调停时，梅兰希顿的意见是，可以认可秘密忏悔、斋戒、主教裁判权，甚至某些来自教皇的附带要求。可是，其他新教领袖不同意，他们认为这种让步太大。路德也不同意这样做。他指出，主教裁判权决不能承认，因为这项权利的承认，使新教传教士有全被清除的危险。对这一项，他认为是宗教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新教诸侯眼见和解无望，很多人都回去了。

11月19日，这个零落不堪的会议发表了一份既可算作条令，也可算作临时条款的文件。文件宣称：所有新教举措都该受到谴责；《沃尔姆斯敕令》应严予遵行；法务大臣对侵占教产之人应予法办；1531年4月15日后，不遵本会规定者应受惩罚。上述文件由查理批准正式变为敕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奥格斯堡敕令》（Recess of Augsburg）。对于皇帝而言，给新教徒半年时间决定是否遵行此会的决议，已经十分宽大。在这半年中，他容许他们不受《沃尔姆斯敕令》的制裁；但半年之后，谁敢违犯，他便要把他们逮交军事法庭审判。

会议进行期中，不少侯国已出现天主教徒联盟。这个同盟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新教徒的攻击，另一方面是企图恢复其传统信仰。新教徒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征兆，于是诸侯城镇于1531年3月组成“斯马尔卡蒂克同盟”（Schmalkaldic）。这个名字用以纪念位于爱尔福特附近该同盟的诞生地。6个月后，斐迪南，现为名义上的“罗马人的皇帝”，遂叫查理动用武力。但查理说现在不是时机。因为，苏里曼这时为再攻维也纳做准备，已令其同盟巴巴罗萨打击基督教国家在地中海的商业；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是苏里曼的盟友、查理的死敌，查理知道，他一旦在德国压制新教徒，必然会引发内战；内战爆发，弗朗索瓦就会进兵米兰。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势，查理现在的决定是，不但把《奥格斯堡敕令》搁在一边，并于1531年4月，呼吁新教徒协助他对抗土耳其。路德和各新教诸侯，均热烈响应这一呼吁。1532年7月23日，新旧教代表聚集于纽伦堡，签订《纽伦堡和约》（Peace of Nuremberg）。协议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宣布效忠斐迪南；第二，协商会议未召开前，彼此对对方采取宽容政策。在此协议下，一支由德新旧教徒及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徒组成的大军，打着勤王的旗号，火速向维也纳进发。苏里曼一看苗头不对，便把攻击维也纳的军队全部撤回君士坦丁堡。这支基督教大军，沉醉于兵不血刃的胜利之余，向基督教各城镇大肆劫掠。“这是当地老百姓做梦也没想到的大灾难，”一位英国目击者克拉默（Thomas Cranmer）说，“这场灾难比土耳其人加诸他们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教由于这次勤王激发起了教徒的爱国心，爱国心增加了新的声势。阿莱安德再度代表教皇、召集新教领袖集会、传达教皇要他们遵行会议决议时，他们干脆拒绝了。一年之后的1534年，胡斯的菲利普不管路德任何攻击政策的责备，接受法国的援助，为新教徒的乌尔里希在符登堡恢复了公爵地位。这一来结束了斐迪南的统治。他们关闭了所有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并把一切属于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完全充公。情势对新教徒显然再度有利：斐迪南有事于东；查理有事于西；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因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正忙得喘不过气来；于尔根斯·伍仑威弗的激进派，现在夺取了吕贝克（1535年）；天主教诸侯和上次对抗土耳其一样，需要新教徒帮助他们敉平内乱。更有利者，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英国正于这时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为了对付查理，反而愿与路德教派的德国结盟。

基于上述各种有利形势，斯马尔卡蒂克同盟决议组成一支为数1.2万人的军队。新教皇保罗三世登基，准备召开新旧教协商会议。但新教同盟说，这一会议必须独立于教皇之外，有德国教会与非教会领袖参加，不视新教为异端，而将其看成与天主教同等地位一份子的会议，否则他们决不接受。在此同时，新教同盟不但拒绝教廷派驻各地的宗教法庭，而且明白通知神圣罗马皇帝大臣，他们决不承认天主教有恢复教产及在新教地区传教之权。天主教国家这时一方面恢复过去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查理对教廷派驻各地的宗教法庭给予全力支持。查理对于这项要求答复得很有礼貌，却一点也不施行，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动，弗朗索瓦一世准会从后面扯他的腿。

因此，新教徒的气焰一再高涨。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

1538年9月9日，哲罗姆·阿莱安德自林兹写给教皇的报告说，德国的宗教情况，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天主教的礼拜、圣礼已普遍停止。除斐迪南一世外，所有诸侯几乎都已变为新教徒。他们对神父及其他担任圣职者充满愤恨，同时，经常都在算计教会财产。高级教士的生活仍然非常豪奢……教廷命令常被视如废纸。非圣职教士——人数也多不到哪儿去，既不道德而又无知，以至人少势弱的天主教徒逢之退避三舍。

信仰天主教的萨克森公爵乔治逝世后，继位者为其弟亨利，亨利是一名路德信徒。继任亨利的为莫里斯（Maurice），在德国他更是新教的军事救主。1539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西姆二世（Joachim II），在其都城组成一个新教教会。对这个教会，他深以其独立于罗马和维滕堡之外而自豪。1542年，在克利夫公国内，瑙堡的主教教区，甚至海牙哈雷阿尔布雷希特的主教教区，也相继因战争或政治的影响，变成新教天下。最使罗马感到吃惊的是，1543年科伦的选帝侯大主教，赫尔曼·韦尔德（Hermann von Wied）伯爵，公然宣称放弃天主教而改信新教。新教领袖个个充满信心，1540年1月，路德、梅兰希顿及其他新教领袖发表了一个宣言。大意是，和平唯有经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教皇宣布放弃其自我之“偶像”，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接受奥格斯堡能获的“郑重”决议始致。宣言中称：“即使教皇对我们主张的教义和仪式让步，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为了不使他在别的国家倒行逆施，我们有责任将这个压迫者永远放逐。”路德得意地说：“今天我们必须使教皇及其所信的邪神、魔鬼，同时完蛋。”

查理对路德等的要求几乎已完全同意。为了不使局面恶化，他抢先教皇一步，于1540年4月，邀请德国的新旧两教领袖，做一次协调彼此歧见的“恳谈”（Christian colloguy），以便发现和平解决之道。“照目前情势看来，”一位教皇的使节也说，“除非教皇痛下决心施出回天手段，否则整个德国会落入新教徒之手。”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初期会谈，埃克和梅兰希顿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结果使最初以顽固著称的天主教代表勉强同意采取一种奥格斯堡会议中比较温和的立场。这项结果鼓励了查理，于是建议双方在雷根斯堡再谈。1541年4月5日至5月22日，在查理的领导下，新旧两教领袖又谈了多次，最后算是找到了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保罗三世企望和平。作为他的首席代表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红衣主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好先生。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一方面深感法国对他的威胁，另一方面必须答应斐迪南请求协助对抗土耳其的入侵，所以非常热衷于新旧两教的和平解决。他对此太热衷了，有些天主教徒怀疑他偏袒新教。会中彼此同意，准许传教士结婚及实行两种拜领圣餐式。至于教皇在宗教上的权威及圣餐中的变体论，由于一时找不到足以肯定和推翻的依据，只好存而不论。在谈论中，最使孔塔里尼感到不愉快的，是一位新教徒问：假定一只老鼠啜食一些供神祭品的面包屑，我们应认为它吃的是面包还是耶稣的身体？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查理忙于出征，因此给新教徒一道临时敕令，即暂不反对他们根据奥格斯堡会议决议所持教义，并暂不收回他们曾经没收的教会财产。

基于成年累月的辩论和行动，一种新信仰逐渐发展成一个新教会。这个教会，路德称之为“福音教会”。最初，他曾主张实行教会民主制，即每一个会众都可自行推选牧师、决定聚会仪式。但由于路德长期仰赖诸侯支持，使他不能不屈从诸侯之意，让教会附属于国家。1525年，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命令所有在其公国之内的教会一律采行由梅兰希顿拟定、经路德核准之福音礼拜仪式。他规定凡不服从这项命令的牧师，一律剥夺其圣俸。会众有不遵行者，经过一段宽限期间，一律驱逐出境。此例一开，其他路德教派诸侯纷纷跟进。他们发布的命令可说大同小异。为使这些新教会有所遵行，路德编订了一本5页的《简明教义问答》（Kleiner Katechismus，1529年），其中包括十诫、使徒行传及对这两项所做的简单解释。这些教条，若在基督教诞生的最初400年，可说是很正统的东西。

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大都品德高尚，熟谙《圣经》，其他学识虽不精深，但对牧师工作颇为称职。礼拜天定为安息日——这点，路德接受的倒不是《圣经》而是传统。“礼拜仪式”很多地方和天主教相似，也是圣坛、十字架、蜡烛、祭坛布及一部分依德国习惯所做的弥撒。新教礼拜着重点是讲道。另一个与旧教不同之处即在礼拜中，不再对圣母和圣徒祈祷。宗教绘画和塑像废止不用，教堂建筑的风格以平易近人为标准——因此，顶楼建筑几乎变成新教教堂的固定格式。最大的创新是音乐介入聚会仪式。现在，即使不会唱歌的人也开口了，大家都唱，唱得不好也易藏拙。也许是福至心灵，路德居然于一夜之间变成了诗人。他写了许多雄壮的圣诗，不论是说教的、理论的或启示性的，听来都很动人。新教徒唱的圣歌很多，有些是路德写的，有些是别人写的。新教徒的歌不但在聚会时唱，在非聚会时也唱。歌声不但洋溢在教堂，也在家庭。一位耶稣会会员说：“路德的圣歌比他的说教更能夺人心志。”如果说，文艺复兴产生了天主教绘画，那我们也可以说，宗教改革带来了新教音乐。

维滕堡之狮（1536—1546）

路德晚年甚少直接参加和平会议。这时新教徒的领导者，与其说是神学家不如说是诸侯。因为，大家对财产与权力远比对教义与仪式关切。不妥协是路德的天性，但他现在老了，笔杆之外的武器都不能胜任。一位教皇特使1535年笔下的路德，仍然幽默而精力充沛。（他一见面就问我：“你在意大利最近有没有听到这个报告，说我是个德国酒鬼？”）路德中年后发胖，胖给他带来很多疾病：消化不良、失眠、头晕眼花、疝气、膀胱结石、耳溃疡、烂疮、痛风、风湿、坐骨神经痛、心悸亢进。为了止痛和容易入睡，他经常喝酒。医生开的药他每种都留有样品。他经常祷告，可是缺乏耐心。他的疾病与日俱增。1537年，他认为膀胱结石会要他的命。在痛苦煎熬中，他说：“如痛苦再这样延长下去，我会发疯，会对你的仁慈失去信仰。”他的脾气坏透了，左右的人都不敢见他。一位信徒哭丧着脸说：“凡见他的人，没有不挨骂的。他脾气发起来，不管有没有人在，当面就是一顿。”脾气温驯如梅兰希顿，在这种经常辱骂之下，也很感到受不了。奥科兰帕迪乌斯、加尔文及其他“异端”，在路德口中更是“魔鬼化身的、魔鬼浸透的、魔鬼支使的、坏心肝的、专门撒谎的坏蛋”。

撰写《论会议与教会》（“On 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es”）一文时，路德已经尽量抑制自己（1539年）。他把教皇每次答应而又延期召开的协商会议，比之为以诱饵来和饿得发慌的动物开玩笑。在检讨历届会议后，他指出，这些希望解决宗教争端的会议，大半都是皇帝——特指查理——召开并主持的。他说，他不相信教皇有召开这类会议的诚意。但他又说，假定要新教徒参加教皇召开的这类会议，“我们首先得要求严惩罗马暴君（意指教皇），同时把他的教令烧个一干二净。”

路德晚年发表的政见令人联想起一句谚语：人过六十，沉默是金。路德在政治方面一向非常保守，即使在鼓吹社会革命时亦然。在宗教改革方面，他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是措施。开始，他反对赎罪卷代价高昂，慢慢才表示反对教廷统治。但终其一生，他始终接受正统基督教义最难令人接受的三位一体、处女怀孕、赎罪、圣肉实在、地狱等理论。事实上，他对这些不但接受，而且还将某些理论搞得比以前更难令人理解。他轻视一般人。群众需要有力的统治，“这样才不至于使世界流于野蛮，和平流于空想，商业受到破坏……不流血可以实行统治，傻瓜才那样想……世界不是可以用念珠来统治的。”而施行念珠统治的政府失势时，以剑来统治的政府就会继之而起。基于上述观念，路德把历来宗教权威通通移转到国家身上。他为君权神授说辩护：“掌握世界之剑的手，不属于人而属于神。是神而不是人，负责转动或停止世界之轮。鞭打、杀头、战争，也是神在主宰。”路德在维持秩序方面高举国家，无异为霍布斯和黑格尔理论的先驱。

路德晚年，其保守远较一般诸侯为甚。他赞成强迫劳动；诸侯向农民抽重税，也认为理所当然。一位男爵因抽税过重而感到良心不安时，他却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不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们便会因富有而感到骄傲。他曾引述《旧约》以支持奴隶制度。“牛、羊、奴隶，均为主人财产，他高兴便可以出卖。这是一种好制度，自古以来莫不视为当然。要不然，就没有人可以驱策和驯服这群奴性很深的人。”人人应固守上帝指派给他的工作和行业。“敬奉上帝，就是本本分分地站在岗位上，听候召唤。应该永远这样平凡、这样单纯。”在新教徒地区，上述观念一般都被视为金科玉律。

1539年，一位对新教素表忠心的诸侯，给路德带来很大的烦恼。这位诸侯就是尚武、多情、诚实的胡斯的菲利普。菲利普的妻子，萨伏依的克丽丝汀，是一位忠心、多产，却其貌不扬的女人。菲利普在治疗梅毒期间，遇见了一位萨勒的小姐玛格丽特，他们一见倾心，以至难分难舍。他想和克丽丝汀离婚，可是找不出适当的理由，但不离婚，他又丢不下玛格丽特。两人热情如火，最后竟做出了不可告人之事。一段时间之后，菲利普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想依正当途径解决此事。他向路德建议，新教教义既然不少来自《旧约》，为什么不采纳《旧约》允许的一种风俗，人们可以重婚？重婚，按当时的法律，应予处死。毕竟，比起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再更换女人，他不是庄重些吗？比起处死发妻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不是更有人性吗？菲利普非常渴望他与玛格丽特的结合，能获宗教上的认可，因此曾作下列暗示：如果维滕堡的神学家不能在《圣经》上给他找出根据，他可能投向神圣罗马皇帝，甚至罗马教皇及其他阵营。路德的答复已胸有成竹，事实上，在《巴比伦之囚》书中，他是赞成以重婚代替离婚的；过去他曾建议，重婚是亨利八世解决难题的最好方法；再说，在这方面，这也是一般16世纪神学家的意见。对这桩事梅兰希顿却持异议。最后，梅兰希顿虽勉强同意路德之意，答应让菲利普与玛格丽特结合，但他的条件是不公开。克丽丝汀也同意这么做，不过她的条件是，菲利普“应较以前对她更尽其做丈夫的义务”。1540年3月4日，菲利普与玛格丽特在梅兰希顿与布塞尔的主持下，“正式”而“秘密”地举行婚礼。菲利普为了感激路德，曾送了一车酒给他。但结婚消息传开后，路德却否认他曾予以同意。“秘密，可，”他说，“但秘密而在教堂公开，则不可。”这一来，梅兰希顿伤透了脑筋，又羞又怒，于是开始绝食。好说歹说，最后，路德以把他驱逐出教威胁，他才开始吃东西。路德曾说，梅兰希顿对这桩丑闻“非常伤心，我倒无所谓，因为，我是著名的撒克逊的老脸皮和粗野的农夫，我们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大部分新教徒都丑闻缠身，这一来天主教徒又有的说了。不过，为这桩事指责新教的人，却忘记了一桩事，即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曾认可亨利八世的重婚。为了这桩事，奥地利的斐迪南说他本来对新教有些好感，现在却深恶痛绝了。查理五世，这次未将菲利普置之于法的代价是，菲利普在以后一切政治措施中，应无条件支持他。

路德一天比一天接近坟墓时，其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来得火暴。1545年，他以无比丑恶的言词，攻击茨温利教派中的“圣餐形式论者”。这使梅兰希顿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无异加深了南北地区新教的裂痕。选帝侯约翰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教皇召开的协商会议，他立即写了一篇题名《反魔鬼创建的罗马教廷》（“Against the Papacy at Rome Founded by the Devil”）的文章（1545年），把罗马教皇骂得狗血喷头。这篇文章用语之恶毒，除克拉纳赫外，几乎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惊坏了。为什么说克拉纳赫没有被惊坏？因为他曾应邀为这篇文章作插画。插画以木刻成，也极尽讽刺之能事。一幅画的是教皇骑着一头猪，正向一堆粪便做食前祷告。一幅画的是教皇和三位红衣主教戴着脚镣手铐，正走向断头台。最滑稽的是首页插画，画上的教皇头顶一只垃圾桶，装模作样地被一群魔鬼拥上宝座。“魔鬼”一词，充满全文。教皇有时被称为“老魔头”，有时被称为“罗马阴阳人”，有时被称为“老屁精”。提到红衣主教时，路德说，他们全是“魔鬼的遗孽……无知的笨驴……世人应该咒骂他们，让他们被雷打，被火烧，患瘟病，患梅毒，患癫痫，患坏血病，患麻风病，患痈疔，患种种无法医治的恶疮毒症”。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成立是出于教皇的善意一点点加以否定，他认为，今天已到帝国兼并教皇领土的时候：

动手吧，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动手吧，上帝会为你的行动赐福于你。首先当从罗马教皇的手里，将罗马纳、乌尔比诺、博洛尼亚及所有的一切抢过来。因为，他能拥有这些，全是出于谎言及运用一切卑劣手段。这些本来是属于皇帝的东西。由于他运用偶像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偷了来，所以大家不知道。自从这些东西落在他的手里，他便据以自大，用以作恶……现在，由于他占有了这些东西，已有数不清的人受他引诱坠入地狱之火……因此，先夺去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的一群狗男女——的一切，然后，从颈后拔出他们的舌头，把他们一起牵上绞刑台。这样做，可说是千该万该的。

路德在写这类东西时，也许他的神志已经开始昏聩了。岁月、食物、酒精，不但侵蚀着他的内脏，而且侵蚀着他的头脑。最后几年中，路德简直胖得不得了，脸上、颈上的肥肉，成堆成堆往下挂。早年的路德犹如生龙活虎，他常常说：“如果停下来，我就会生病。”但是现在，他成天在叫疲倦。1546年1月17日，他描写自己：“老了，朽了，笨手笨脚，腰酸背痛，手脚冰凉，唯一幸运的是，眼睛还看得见。”“我见世界生厌，”他说，“世界见我也生厌。”萨克森选帝侯妃多瓦格尔（Dowager）对他说：“希望你再活40年。”他的答复是：“啊，夫人，我宁可放弃上天堂的机会，也不想多活40年。”“我一直向主祷告，请他立刻召我。我说，主啊，请你立刻降下你的旨意，请对我即作最后审判。我已经伸直脖颈，就等待你最后一声雷响，我实在需要安息。”一直到临死之前，他还是常常看见魔鬼。有时，他甚至对他的教会失去信心。“对我过去的胡言乱语，魔鬼常来惩罚我。他们常给我罪受，使我痛苦。”“诚心侍奉上帝的人已越来越少。”教派林立摩擦不已，“梅兰希顿死后，新教将面临末日。”不过，最后他的勇气又来了，他说：“我曾利用基督攻击教皇，这对于我来说，等于自找麻烦。以后不再做这类傻事了。我何必站在门柱与门之间饱受双方排挤？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功过一任基督评断。”

然而路德毕竟是路德，基于坚强的个性，他说：“我现已名满天堂、人间和地狱。”他对以“待罪之身”，接受上帝恩宠和弘扬基督福音，自认为是一种异教。他对他那“傲视教皇、皇帝、君王、诸侯及其他权势”的作风，及赢得“真理博士”（doctor of truth）的荣衔，感到非常自豪。“关于我的一点小小成就，公正的目击者一定会说：‘不可小看它，那是出自上帝和福音见证者马丁·路德博士之手。’”显然，他自信在上帝面前他是受欢迎的。

1546年1月，他冒着严寒到艾斯勒奔——他的降生地，调停一项争端。到达那里时，他写了一封很亲切的信给他的太太。信末所写时间为2月1日：

愿基督赐你平安快乐，并送上一片微薄但老而弥笃的爱心。亲爱的凯蒂，在赴艾斯勒奔途中，我感到非常衰弱，但这不能怨谁……冷风从后面吹来，经过我的帽子，经过我的头顶，我感到我的脑子已给它冻成冰块——这样对眼花也许有好处。但现在，谢天谢地，我已没有任何一点感到不适。若非自惭形秽，见到漂亮小姐我还会动心哩。……愿上帝祝福你。

2月17日，吃东西时他胃口还很好，但第二天一早便大喊胃痛。一病体力便急剧衰颓，在床边看视他的亲友，都感到情形不妙。其中一位问他：“你现在还坚决相信基督和你所讲的一切道理吗？”他答：“当然！”这句话一说完，即中风不语。再几分钟，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为1546年2月18日。尸体运回维滕堡，葬于城堡大教堂。29年前他那轰动一世的《论题》（Theses），就是贴在这座教堂门上的。

在历史上，这20多年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路德就是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他有许多缺点。他对天主教文化广被北欧史实方面欠缺认识；他对人类心灵在象征性神话方面有着安慰的需要欠缺了解；他对处理新旧教与新教各宗派争端方面欠缺技巧。他把他的信徒自教皇的无谬论中解放出来，却又将他们引入《圣经》的无谬论。教皇是人，《圣经》是书，人书相较，书更较少适应性。对中世纪宗教，他接受了冷酷无情的教条，却抛弃了优美的艺术和神话。他为德国人创立的基督教，并不比他们原来所信的为佳。因为这个教，除使人虔诚一点外，并不能使人获得快乐与安慰。他比宗教法庭更不宽容，说的比做的更刻薄。他骂人完全不留余地，写谩骂文章更是无人能敌。他在德国神学上撒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甚至在他死后百年仍无法完全除尽。

然而路德的成功，正因为他有这些缺点。他是一位天生的战士。时代欢迎战士。他攻击的目标，不用武力似乎无法达成。路德一生都在战斗——和罪恶感战斗，和魔鬼战斗，和教皇战斗，和皇帝战斗，和茨温利战斗，甚至和那些希望他将剧烈改革变为温和抗议的朋友战斗。面对根深蒂固的权势和堆积如山的困艰，另外换一个人，势将一筹莫展。事实上，任何一个哲学修养稍深、较富科学头脑及对敌崇尚宽厚的人，决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路德挑战举世震惊。若非他那种近于盲目的果决，最后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假定他的神学不是基于预定论而是基于理性与人性，如中世纪神话和奇迹所具有的，则绝不会如此动人。叫人祷告的不是证据，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希望，是恐怖。

事情很明白，路德的霹雳手段把阻碍欧洲心灵发展的东西——老一代的权威和传统粉碎了。如果我们用影响作为伟大的尺度——这种尺度较少主观成见，则路德实可跻身于哥白尼、伏尔泰、达尔文及其他对现代有卓越贡献者之林而无愧。近代史中常被人提及的人物，除莎士比亚和拿破仑外，就得数他。在哲学领域中，他的影响虽然是缓慢的、间接的，却是确定的，主张忠诚的康德，主张国家主义的费希特，主张意志说的叔本华，主张个人服从国家的黑格尔，都曾深受其影响。在德国语言方面，他言论著作的影响极普遍而深入。在德国人中，其言论著作被人引述之多，路德可称空前绝后。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路德对西方道德生活和规章制度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打破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他给被修道院的禁欲主义、懒散作风或虔诚恭顺扭曲的生活注入了活力。路德的影响，以其本土为中心，越向外势力越弱。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其次为法国。至于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便不能与加尔文相提并论。可是在德国，便是唯他独尊。历来德国出过不少思想家和作家，但谈到对德国人心灵个性的影响，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在德国历史上，路德可谓独步千古。德国人全心全意喜欢他，因为他比所有德国人都更像德国人。

新教的胜利（1542—1555）

路德逝世后一年，新教在德国碰到了一场大灾难。1545年，查理五世在新教部队的协助下，逼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克里皮（Crépy）城下之盟。苏里曼与波斯作战，5年中暂时无法西顾。教皇保罗三世于是对查理说，如“你以全副兵力，转而消灭‘异端’——新教，则我给你110万金币、1.2万步兵及500匹马”。查理本来就有“粉碎新教，利用统一的天主教以巩固其统治”的想法，于是就动心了。事实上，在德国，由于新教诸侯的妄自尊大，他们和他事事都要讲条件的情况下，他哪里像个真正的皇帝？在他的心目中，新教根本不成什么教。路德与其他天主教神学家的争辩，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新教使他感到讨厌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为诸侯结盟提供了反抗他的理论；第二，形成决定下届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政治势力；第三，有些新教徒对他极不恭敬——有用小册子或漫画讽刺他的，有用言语侮骂他的，很多传教士甚至说他是“撒旦之子”。以上各点，过去由于形势所迫，只好忍气吞声。但现在是他翻本的时候了。为了巩固统治，为了集中意志和力量，他决定不惜一战。

1546年5月，查理一面对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及苏格兰中受他统率的部队下动员令，一面把他的心腹干将阿尔瓦公爵召到身边。他在雷根斯堡召开诸侯大会。会中新教诸侯的代表问他动员部队目的何在时，他的答复是，他想使德国恢复帝国声威。在这次会议中，他赢得了阿尔伯丁萨克林摩勒科斯公爵的支持，他是德国军事领袖中最年轻、最能干、最富野心者。富格尔家族答应财政上支援。教皇颁下敕令，在这次圣战中，凡协助皇帝者有赏，凡反抗皇帝者逐出教会。查理首先拿来开刀的是恩斯特丁萨克森的约翰公爵及胡斯的菲利普。他下令削去他们的爵位。他宣称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了分散反对者的阵营，他伪称，凡属其他新教徒地区，他都一概不加干涉。他令其弟斐迪南对波希米亚地区做出同样保证。为了使摩勒科斯不动，他答应将来让他取代约翰做萨克森选帝侯。其余，如科伦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巴拉丁挪领地伯爵及新教的纽伦堡领袖，一面心存观望，一面心怀恐惧，纷纷表示中立。至于萨克森的约翰、胡斯的菲利普、安哈尔特的诸侯及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与各城市，由于充分了解查理不但要消灭他们的宗教，而且要吞并其土地与人民，于是决定拼死一战。他们全力动员，最后集结了5.7万兵马。为了先发制人，约翰与菲利普率兵南下求战。但他们一离开国境，斐迪南和摩勒科斯即率兵直捣约翰后方。约翰回兵自救，战事于是爆发。战事开始之际，约翰颇为得手。但不幸中途发生了两件事：第一，菲利普部队因饷项缺乏而自溃；第二，同盟各城市受查理收买而引策自去。两件事相继发生，使他几乎一蹶不振。在危急中，想不到传来一个好消息，教皇把他的人马从查理身边撤走了。原来保罗三世现在忽然想到，如果让查理获胜，如果消灭了所有足以和查理制衡的新教诸侯，查理便会变得非常强大。一个雄视南北的大帝国，对教廷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大帝国的进一步发展，第一，必然蚕食教廷所属各国；第二，必不服从教廷管制。1547年1月，教廷部队的忽然撤走，导致了约翰在萨克森的胜利。据说，保罗三世听到约翰胜利非常得意。

查理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亲自督师向北。1547年4月24日，两军相遇于梅森的米尔堡。一仗下来，约翰全军覆没，自己成为俘虏。斐迪南主张将约翰处死，但查理对维滕堡的守军说，如果他们开城投降，则他可留约翰一命。结果维滕堡降了，约翰被判监禁终身。维滕堡，德国新教的发源地，自此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市镇易手之日，路德已在堡垒大教堂里安息。此时，菲利普拥有少数残兵做困兽挣扎。萨克森的摩勒科斯和勃兰登堡的约阿西姆对他保证安全，劝他投降。菲利普降了，查理并未立即释放他，而是判处菲利普徒刑15年。查理大获全胜，此时和他争雄的人没有了。亨利八世死于同年1月28日，弗朗索瓦一世死于同年3月31日。神圣罗马帝国自查理曼以来，自此国势发展到最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1547年9月，德国诸侯集会于奥格斯堡向查理挑战。他们不承认他的独裁政府。保罗三世这时火上加油，指控查理为谋杀法尔内塞（Pierluigi Farnese）——教皇私生子——的凶手。巴伐利亚由于从来站在教皇一边，因此也树起反抗帝国的大旗，1548年，很多新教诸侯联合强迫查理承认教职婚姻、两种拜领圣餐式及发还所夺新教教产。由于形势所迫，查理一一承认了。这种承认，在他本属权宜之计，但这样一来，惹恼了教皇和天主教徒。教皇指责他越权，天主教徒则指责他恢复天主教信仰是假、扩张帝国领土是真。现在在维滕堡身为萨克森选帝侯的摩勒科斯发现，如果他再跟着查理走，他便非常危险，因为他统治的人民大多数是新教徒。他对查理还有一点不满，就是查理忽视了他对菲利普招降时所做的保证。善于见风转舵的摩勒科斯，于是秘密签署了一项新教徒诸侯于1552年1月所订的《尚博尔条约》（Treaty of Chambord）。依据该约，法国亨利二世答应，如果他们起兵，他愿协助他们把查理逐出德国。查理在因斯布鲁克宣布解散部队、准备大做其太平皇帝梦时，亨利南下了。亨利侵入洛林，连下梅斯、图尔及凡尔登。查理向摩勒科斯求救。摩勒科斯会合其他新教诸侯，率兵3万北上。这3万兵快到罗马帝国城下时，查理才发现他们不是来救他，而是来为他送终的。查理一生以狡诈起家，这时看到无兵可用、无险可守，于是准备先用缓兵之计挡一阵，然后再图解围。他令斐迪南要求停战，目的是使摩勒科斯的部队暂勿北上。但摩勒科斯早已洞悉他的用意，于是一面善待斐迪南来使，一面挥兵进逼因斯布鲁克。1522年5月9日，查理发觉情势不妙，于是趁敌兵未入城前，带着少数随从连夜冒雨坐轿子出城，越布伦纳山隘（Brenner pass），直奔卡林西亚州（Carinthia）的菲拉赫（Villach）。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那天在阿尔卑斯山窝里差一点被冻死。

5月26日，摩勒科斯及其他新教诸侯以胜利者姿态，与斐迪南和少数天主教领袖相会于巴苏。几经折中，最后斐迪南代表查理签订了一项条约（1552年8月2日）。条约内载明：一、立即释放菲利普；二、新教军队解散；三、新协商会议未召开之前，新旧两教同时享有信仰自由；四、协商会议召开后，但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新旧两教的信仰自由，即无限期延长。摩勒科斯虽以叛乱起家，后来表现却很不错。他处世颇有政治家风度，不久即因平阿尔布雷希特之乱——此乱曾使半个德国陷于无政府状态——悲壮殉国（1553年）。摩勒科斯殉国时，年仅30岁。

从此，查理放弃了他统治德国的念头，转而向西和法国算老账。为了解决新旧两教的争端，斐迪南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会议由1555年2月5日开到9月25日，由于斐迪南的耐心，该会给德国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斐迪南发现，德国由于诸侯并立根深蒂固，因此想建立一个像法国以中央政府统治一切的国家，一时很难办到。在会中，天主教代表虽占多数，新教代表却有军事力量做后盾，奥古斯都继摩勒科斯为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新教徒的有力支持。新教徒一直坚持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通过的各项条款，天主教徒发现，如果他们不让步，便会重启战端。查理因为年迈，要求选帝侯推选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其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项要求，不但新教徒反感，就是天主教徒也反感。因为菲利普有西班牙血统，大家都不愿接受他的统治。查理的要求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斐迪南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也很感兴趣。不过，斐迪南清楚，假如他得不到新教徒的支持，要在选举中赢得这个宝座是没有希望的。

一方面有武力做后盾，一方面情势正向有利方向发展，于是新教徒漫天要价：第一，要求开放德国全境给他们传教；第二，要求新教地区禁止天主教传教；第三，要求永远持有现在及将来所没收的天主教财产。斐迪南与奥古斯都斟酌双方要求，于是制定了下列原则。这个原则，可精简为四个字，即“人随地信”（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为了便于维持和平秩序，每一个诸侯必须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抉择其一。臣民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宗教”，如认为所在地的宗教不合适，则可径往合适地方迁徙。新旧教双方都不佯称自己是宽容的。新教萌芽之际，曾提出一项原则：信仰的基础，在于个人的判断。这项原则，过去曾引起旧教的反对，现在即便新教领袖也已视如敝屣。另外，由于这项原则容易引起派系之争，派系对诸侯统治不便，新教诸侯多主张代之以教条权威。至于新教徒，现在也已完全接受查理和教皇“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宗教信仰的统一密不可分”的观点。信仰基于判断的原则，对德国显然有害，因为它带来仇恨纷争。宗教改革到此阶段，其结果是好坏参半，就人们的心胸而言，显然比以前更褊狭，但诸侯对所谓“异端”的处置，则又已较前宽大——从前对异端是活活烧死，现在则仅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各式各样的无谬论的分立，导致彼此的日渐衰微。

这次会议强调的是信仰自由，但事实上，自由的不是信仰而是诸侯。现在每一位诸侯，与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在其领域内已变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们有权指派绝对效忠于他们的人领导宗教。这就是“国家全能论”（Erastian principle）——主张国家可以支配宗教的一种学说的最好例证。 领导新教走向胜利的人，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诸侯而不是神学家。诸侯所获胜利的成果是丰硕的：在领土主权上，他们超越了皇帝；在宗教主权上，他们超越了教会。新教自始便是国家第一、宗教其次，不过这里所谓的国家，不是指整个德国而是指诸侯国。对于整个德国的统一而言，宗教改革对它不是助力而是障碍。斐迪南于1558年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但他拥有的权力，甚至连查理最倒霉的时候都赶不上。从这个观点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不是始于1806年，而是始于1555年。

德国各城市，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也因诸侯的胜利而日趋式微。从前，各城市形成的自治区，直辖于皇帝，诸侯不许干预。但现在，诸侯的权势已高过皇帝，因此他们要干预皇帝也没有办法。促使各城市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荷兰贸易的勃兴，使德国货物竞沿莱茵河而出北海；第二，威尼斯和地中海商业凋零，德国货物已不再由南方各城市转运。宗教改革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各城市在思想经济上贡献不小。但现在，各城市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继低落，思想文化的活力也随之渐告微弱。

《奥格斯堡和约》奠定后5年，梅兰希顿才逝世。他对这种和平并未存多大奢望。梅兰希顿新教领导地位的奠定，一方面，固在代表新教和天主教协商；另一方面，则为其对于教义的贡献。他对路德的神学理论有许多重要的改进。他完全扬弃了预定论和圣肉实存论。在获救方面，他一方面同意路德的善行不足恃，但他不完全忽视善行。梅兰希顿的这些见解，其后在新教中曾引起“菲利普派”——梅兰希顿及其信徒——与“路德正统派”——以耶拿为首的一群新教徒——之争。后者指梅兰希顿为“叛逆”、为“撒旦的奴隶”，前者则指后者为“偶像崇拜者”、为“笨蛋”。这种争执愈演愈烈，双方有时还运用影响力，令政府以对待异端方式对待对方。卷入这项争端的教授，不少受到排挤或监禁。梅兰希顿虽同意路德维持农奴制度及标榜王权神圣主张，但他认为新教运动与其和诸侯携手，不如和自由城市如苏黎世、斯特拉斯堡、纽伦堡、日内瓦等地的贵族结盟。在最足以显示梅兰希顿个性的谈话中，他的态度极似伊拉斯谟一派，他说：“我希望我们把论点限于谈《福音书》，谈人类弱点，谈神的恩赐，谈宗教组织，谈真实信仰。给人们保证，并定下正当行为的规矩，这不就是基督教义的本质吗？其余的只是烦琐的学究争论和派系的争执。”死亡来临时，他把它当作一种从“神学家的愤激”和“这个诡辩时代的残忍”中的解放而表欢迎。像梅兰希顿这样一个天生适合做学问、友善而又爱好和平的人，历史错派了他去当革命战争的将军。

第六章

加尔文其人
（1509—1564）

艰困少年行

加尔文生于1509年7月10日。其故乡为法国的努瓦永。努瓦永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城市。一所大教堂的主教，就是该城的统治者。这可以说就是加尔文神权政治——教士以神的名义实行统治——思想的根源。加尔文之父，热拉尔·沙文（Gérard Chauvin），是主教的秘书，一所小教堂的监督和一郡的财务官员。加尔文幼年丧母，父续弦，加尔文忧郁的个性，也许与其严厉的继母有关。加尔文和他的两个兄弟均遵父命进修教士职位。结果，两个成功了，一个则变成“异端”。变成异端的那个，临死时拒作圣礼。加尔文的父亲因与小教堂有财务纠纷，后来被逐出教会，直到去世，还带着一身的麻烦。

加尔文曾就读于巴黎大学的德拉马策学院。他原名让，报名时始改用约翰尼斯·加尔文（Johannes Calvinus）。他能写一手流利的拉丁文，就是在那里学的。数年后，他转入蒙塔古学院（Montaigu），在那里他一定听大家谈论过该院卓越的毕业生伊拉斯谟。加尔文在此读到1528年才离开。他离开该院之时，正是他的天主教对手伊格内修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进入之时。“一度传闻的，”一位天主教权威人士说，“加尔文幼年生活失常之说不确。”就各种迹象显示，幼年时期的加尔文是一个羞涩、沉默、虔诚甚至规矩得够做“他同学风纪股长”程度的学生。在同学中，加尔文有不少朋友，他们的友谊，在当时及以后均维系不坠。加尔文热衷于追求秘教知识（esoteric knowledge）及种种有趣的理论。他常常攻读至深夜，由于太过用功，养成很多毛病。这些毛病影响到他一生，也形成了他一种特殊的风格。

1528年底，加尔文忽奉父命赴奥尔良攻读法律。据加尔文推测：“他也许认为学法律足以致富。”事实上，加尔文觉得这门新学问也颇合胃口。法律与哲学和文学大异其趣，它是人类知性的结晶，它使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进而组成和平安宁社会。他把查士丁尼法律原理具有的精确、绵密与严格等特性，尽量融入他的神学与伦理学中。他甚至把他的大作也冠以类似的名称。他成了最高的立法者，是日内瓦的努马与莱喀古斯。

获得法学学位（1531年）后，他即回到巴黎进修古典文学。也许是由发表欲的驱使，1532年他出版一本书，是以拉丁文写成的论集，讨论塞涅卡的《论仁慈》（De Dementia）一书。想不到一位以严酷著称的宗教立法者，初次送给世人的见面礼竟是对仁慈的礼赞。这本书出版后，他寄赠伊拉斯谟一本，他推崇伊拉斯谟为西塞罗以来第一人及抒情文学的创造者。他听到路德的某些布道辞及被路德攻击天主教的猛烈言论鼓舞时，他似乎正致力于人文主义。事实上，巴黎在这一段时期，街头巷尾已处处有人谈及宗教改革。他们对路德，一个僧侣，竟敢当众焚毁教皇敕令和神圣罗马皇帝诏书一事，莫不大感惊奇。在法国，这时事实上已有新教的革命者出现。在敦促教会改革的人物中，有不少是加尔文的朋友。其中之一为杰拉德·鲁塞尔（Gérard Roussel），此人为法国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所宠信。还有一位是尼古拉·科普（Nicholas Cop），他是某大学的名誉校长。科普于1533年11月1日发表一篇影响重大的就职演说，听说即出于加尔文手笔。这篇演说首先提出伊拉斯谟净化教会的呼吁，接着便引论路德救赎是基于信心与恩典的理论，最后大声疾呼：大家应容忍并听取新的宗教见解。这篇演说激起了普遍要求改革的狂热。学校当局怒不可遏，议会更酝酿以异端对待科普。科普见势不妙，潜逃他乡。有关方面决定“不论死活，抓住者赏300克朗”，但他终于逃到巴塞尔。这里比较安全，因为这里已属新教势力范围。

这时友人警告加尔文，他和卢塞尔已被列入黑名单，不走迟早会被抓。听说玛格丽特为他求情无效，1534年1月他便离开巴黎。他到昂古莱姆请求庇护。昂古莱姆有一个路易蒂利特图书馆，该馆藏书非常丰富。利用那些藏书，他开始撰述其巨著《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是年5月，他冒险回到努瓦永故乡。他向那里的圣俸人员自首——他过去曾领过他们的津贴——他们一会儿抓他，一会儿放他。抓放两次之后，他即潜返巴黎。在巴黎，他接触过许多新教领袖，甚至见到后来被他活活烧死的塞尔维特。巴黎处处出现新教激进分子散发的传单时，弗朗索瓦一世大发雷霆。1534年12月，加尔文见情势危险，逃到巴塞尔去找科普。在那里，他完成了那部奇书，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革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他写这部书时，年仅26岁。

神学大师

1536年，加尔文以拉丁文发表其巨著《基督教原理》。此书出版不到一年即售罄。再版也很畅销。1539年，加尔文增订该书。1541年，他亲自将书译成法文。在法文散文中，此书也是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巴黎议会将此书的两种版本——拉丁文和法文，同时查禁。该院把查禁的书在巴黎公开焚毁。加尔文对此的反应是再增订、再印。其最后一版，竟增加到1118页。

第一版一开始就以充满感情的语调，堂而皇之地写道：“致法兰西信基督的君主。”两个由他提请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注意的事件是：其一，1535年1月颁布对法国新教徒的禁令；其二，邀请德国新教领袖梅兰希顿赴法，磋商法国与路德派德国诸侯结盟，对抗查理五世。加尔文把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而又性质相反的事件相连在一起，目的在于争取法国国王对新教徒的同情。他当然明白，这两个事件，前者属于神学纠纷，后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过显然他想特别强调后者，以减轻前者神学上的争执。在文中，加尔文极力指出一点，法国的新教改革与再洗礼运动——这一运动在明斯特曾变质为共有主义——毫无关联。他说，法国新教徒都是爱国分子。他们一方面忠于法国国王，另一方面反对一切政治和经济暴乱。这篇致法国国王书，从头至尾足可反映加尔文的整个思想和风格：

我在献身这一事业之初，即一心这样想念，等有机会我要写一本书呈给陛下。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虔诚研讨宗教者立下若干原则……可是，我看到国内一些人对别人所说的一切，均不分青红皂白加以反对时，对能否说出这些原则，不禁深感怀疑……我现在之所以要这样说，目的是请陛下了解，目前国内正动刀动枪疯狂反对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确信，本书列举的原则是显示神的话语，因此，不管反对的人如何叫嚣、如何咒骂，乃至说要打我、要关我、要把我充军、要把我烧死、要没收我的财产、要把我这个人自地球上抹去，我均无畏惧。我虽深知，陛下久受小人包围，浸淫日久，对新教理论，莫不视为洪水猛兽，但我确信，以陛下的英明，终究必能发现这一点，若所指控的这些人均属罪该万死，世界上将无正直的人了……

陛下是否曾经想到，这些小人成天诋毁新教的目的何在？用心很明显，他们想篡夺王权，他们想毁坏法制……他们想颠覆政府，他们想残害百姓，他们想破坏秩序，他们想劫夺财产，总而言之，他们的目的，在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

因此，我恳求陛下，我相信我有理由恳求，亲自过问这件事。现在这件事，由于处理的人糊涂颟顸，不重法规，只凭好恶，已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请不要误会我是为了想安返乡里而为自己找借口；因为尽管我会有所感受，就像任何人应有的感受那样，但在现存的处境之下，我并不因为远离乡土而喟叹。但是我们实在无法了解，为什么诚心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会遭受别人迫害……

也许有人说我们阴谋叛国及推翻陛下。但我仔细观察，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叛逆的话。这些人过去生活在国内，都是著名的谦谦君子，即使现在流亡在外，大家终日祈祷的，也是陛下的身体康泰及法国的国运昌隆……我敢保证，今天漂泊异乡的这一群，不但对《福音书》素有研究，而且在人格上，无论是忠贞、豪气、宽厚、涵养、毅力、谦和等方面，均非那些毁谤者所能企及……

陛下对我等，也许尚不了解，也许尚心存厌恶，但我等对陛下仍保有充分信心。我们相信，陛下如果平心静气读完我们这项申辩，也许即会对我们产生不同观感。可是，假定陛下甘受小人蒙蔽，不听我们申辩，仍对我们任意迫害——监禁、拷打、用刑、抄查、火烧，那我们这群待宰的羔羊，也许会铤而走险。不过，我们并不希望变成那样。我们将以无比的耐心祈求主的指引……我们相信，主会使这批穷而无告的人脱离灾难、脱离迫害。最后，愿我们的主，那万王之王，把公理和正义赐予陛下和我们的国家。

生活于现代的人对加尔文写这本书，为什么不以神学而以政治作为理论中心，也许会感到相当费解。事实上，加尔文对上帝的重视，远较斯宾诺莎为甚。在他的感觉上，人是无限小，上帝是无限大。他说，人想了解上帝，等于蚂蚁想了解星星。人在推理方面的可怜，上帝在《圣经》上就已经显示过了。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加尔文常常如此说），这一点从人类精神感受上，足可充分证明：

我们读狄摩西尼、西塞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伟大学者的作品时，我们会深受吸引或感动。这些作品能使我们哭，能使我们笑，能使我们神魂颠倒。但若把读《圣经》和它相比，你便觉得那些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根本不算什么了。读《圣经》，不管你是自动的或被动的，一边读一边会使你感到有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贯注到你心里。这股力量在你心田上刻下的痕迹，将永远不会磨灭。

《圣经》既是“圣道”，因此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是一种最高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但及于道德、宗教，而且及于政治、历史以及一切的一切。人类非接受亚当、夏娃的故事不可，因为不接受这个故事，人类的邪恶本性及自由意志的丧失，便得不到解释：

因人心和上帝之道常相背而驰，妄念、肉欲及种种邪恶、卑污、无耻、残酷的举动应运而兴。人心既然充满罪恶毒素，它除日趋腐败外，即将无所作为。人偶然也有善念，但因恶念太多，以致善念旋起旋灭。总而言之，人心常常是天生罪恶的奴隶。

人既然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当然不能在天堂永享幸福。人不能因其善行而获救，人获救唯一的可能，就是耶稣的牺牲。但获救的不是全人类，因为上帝要谴责大多数人。少数人获救，是基于上帝的仁慈，但获救有个条件，就是相信基督的赎罪。圣保罗说：“愿颂赞归予我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身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身上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喜悦地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予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仁慈的恩典。”加尔文一如路德，对保罗这段话的解释是，上帝，以其超乎于我们善恶功罪之外的自由意志，在我们未呱呱坠地前，就已决定谁该沉沦、谁该获救。至于问为什么上帝不管人的善恶功罪而定人的沉沦与获救，加尔文借保罗的话来回答：“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加尔文的结论是：

因此，参照《圣经》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经过深沉的考虑，才决定谁该获救谁该毁灭，而且这种决定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做好了。对上帝的选择和考虑，我们相信除基于他的恩惠外，完全是无理由的。那获救的，其获救完全与其善行无关。至于那定罪的，其永生之门，在似可理解与似不可理解之间，即已关闭。

不但如此，甚至亚当、夏娃的堕落及由其堕落对人类产生的一切后果，在保罗看来，可以说也是“上帝事先决定好的”。

加尔文也承认预定论似乎不近情理，但他说：“若说那不近情理，则人们妄自揣度上帝在冥冥之中做的决定，则更不近情理。”不过，他有时又自以为知道，上帝之所以要随意安排众生的命运，就是“为了使人敬畏上帝”，为了显示他之所以为上帝的权柄。他也认为，这样的上帝是很“可怕”的，“但谁敢否认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预知人类最后的命运？不能承认这一点，上帝的预知，显然是出于自己的安排。”有的人，如路德，也许会说未来之所以预定，是因为上帝有先见之明，而这种先见之明是无法假冒的。加尔文的想法则刚刚相反。他认为，上帝之所以对未来有先见，原因在未来是由他规划、决定的。在加尔文神学中，沉沦是绝对的，因此没有所谓“炼狱”——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中途站，经过几百年的熬炼，可洗净其罪恶而上天堂。既然没有炼狱，为死者祷告当然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一切祷告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早已由神决定，千祷告万祷告，也不能使已决定的命运有丝毫改变。不过，加尔文本人，远较其神学近乎人情。“让我们谦卑而虔诚地祈祷，”他说，“上帝是会垂听的。”祈祷与垂听也是预定的一部分。让我们以谦卑的宗教仪节敬拜上帝。至于弥撒，说是僧侣可将尘世之物变为基督的血和肉，则全是胡说。在圣礼中，基督的体现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把祭神用的圣饼说成是基督，简直就是偶像崇拜。礼拜中使用雕像，显然是违背了十诫之中的第二诫，即不可崇拜偶像。加尔文主张，所有宗教绘画、塑像甚至十字架，均应自教堂中清除。

教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这种教会由已死的、已生的及将生的选民会众组成。有形的教会组成分子包括经过忏悔，苦行，接受洗礼圣餐（加尔文不接受其他圣礼）宣称信奉我们崇拜的同一上帝与基督之人。不参加教会的人，一律不能获救。教会与国家，两者同属神圣。上帝创造教会与国家，目的是使之协调合作，成为基督社会的灵魂与身体。在分工合作上，教会掌管的是信仰、崇拜和道德；国家，除为教会的支撑，将教会策划的信仰、崇拜及道德规章，完全付诸实施外，尚应做到下列各点：第一，严禁“偶像崇拜”（就新教而言，从广义方面解释，与天主教所用的并无不同）；第二，严禁“有损宗教的邪说在大众中公开传播”；第三，保证人民接受的全属神的话语。最理想的政治是神权政治。革新后的教会，应视之为神的代言者。教会有领导国家之权，历届教皇争取不遗余力，加尔文对此也特别加以强调。

在加尔文神学中，所含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和理论之多，实在令人惊异。另外，对加尔文产生影响的有斯多葛派的禁欲理论——于此他最倾倒的是塞涅卡和一般法学理论。然而，影响其最大的，当数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不知基督为何人，却从圣保罗的理论中，建立了他的“宿命论”（Predestinarianism）。加尔文对基督“慈爱天父”的观念，似故意忽视，对《圣经》主张的人的命运可由人自由创造的理论，也充耳不闻。加尔文在孕育新观念上似乎并不在意，他全力以赴的，似乎在把前人的思想，以其上追奥古斯丁的辩才，做出无情的结论，同时，将之熔铸在一种饱含宗教性质的法律制度里。从路德，他采取了因信称义、因信获选的理论；从茨温利，他采取了圣礼侧重精神的解释；从布塞尔，他采取了神意为万有根源，虔诚是获选证据的矛盾观念。这些新教教义皆曾以温和的方式出自天主教的传统，到加尔文手里，已变得更为成熟、更为精到。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世纪思想最浓者当数加尔文。他对现世，完全摒弃人文主义尘世乐园的思想；至于来世，更采取较为阴暗的看法。总而言之，加尔文思想也是与文艺复兴思想格格不入的。

这样不太讨人喜欢的神学理论，会在瑞士、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及北美赢得千千万万人的崇拜，乍看起来，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为什么加尔文教徒、法国新教徒和英国清教徒，在孤军奋斗时会这么英勇？在加尔文理论的熏陶下，为什么在历史上会产生无比坚强的人物？是不是由于加尔文教徒，不理会他们所作所为无法改变其最后命运，只着重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而获得的力量？就加尔文本人而言，他就相信自己是由上帝挑选出来的。就因为相信这一点，也许就是他虽发现预定论的“可怕”，而仍心安理得，乃至“产生感恩图报”心理的原因。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当其想到获救的是极少数、沉沦的是大多数，而自己是属于获救的一群时，其所产生的快乐和安慰是可想而知的。基于“我是上帝选民”一念，勇气油然而生。犹太民族历经艰险，仍能绵延于世，即是基于此念。事实上，加尔文教派的上帝选民说，与犹太民族的上帝选民说是一脉相承的。加尔文教义沿袭犹太，有如新教教义沿袭《旧约》。上帝选民说，是法国新教徒忍受集体摧残集体屠杀、英国清教徒甘愿离乡背井冒险前往新大陆的精神上的支撑。一个皈依新教的罪犯，当其确信自己是上帝之选民时，其从新向善之念，无疑会终生不渝。上帝选民说经加尔文赋予一种“遗传性”。于是其迷人效果更提高到最大限度。他说，无论贫与富，只要他被上帝拣选，其子孙也必被上帝拣选。个人一旦相信被拣选，不但自己，而其子子孙孙都可同升天国。而所谓相信，代价既很低廉，手续又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加尔文信徒实在需要这种安慰。因为照加尔文沿袭的中世纪观点，现世是不幸的。对有些人主张“最好是不生，其次是速死；生，不足为之喜，死，不足为之悲”的观念，加尔文的指责仅有一点，就是他们忽略了基督的存在。他认为，对不幸的现世，唯有想到一件事情才可忍耐，那就是，充满幸福的来世希望。“当你有了天国便是故乡的想法，那尘世便不足留恋了，因为尘世变成了异乡。当你有了离开尘世便是进入永生之门的想法，那尘世不足留恋了，因为尘世便变成了墓地。”加尔文的生花之笔，对悲惨的地狱，只是轻轻带过，他注意刻画的，是那可爱的天国。他认为，虔诚的信徒，上帝的选民，应忍受尘世间的一切痛苦，“因为他们应这样想，未来必有一天，主会把他忠实的仆人接到天上。在那充满和平的国度里，主会为他们拭去眼中的泪珠，披上轻快的衣裳，戴上荣耀的冠冕，高高兴兴接待他们，并把他们高举起来……和主永享幸福”。对世界上所有贫苦无依的人而言，加尔文描绘的天国的确充满了诱惑。

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36—1541）

1536年3月，《基督教原理》付印后，加尔文匆促地横越阿尔卑斯山抵达费拉拉。据传统推断但非一般人承认的说法是，他去那里的目的是向新教徒的雷内（Renée）女公爵、埃尔克里公爵二世（Ercole II）之妻、已故路易十二之女，为被迫害的法国新教徒求救。加尔文的宗教热忱使女公爵深受感动，因此她即聘他为终身函授宗教教师。加尔文5月回到巴塞尔，不久，冒险回故乡努瓦永。他去故乡的目的在于出售一笔财产。事情处理完毕，加尔文携其一弟一妹赴斯特拉斯堡。行至途中阻于战火，他们到日内瓦便停了下来（1536年7月）。

日内瓦是瑞士法语区的首府，历史非常悠久。在史前时代，沿湖即有人在此生活。居民建有不少伟大房舍，这些房舍目前尚有存者。在恺撒时代，日内瓦是繁盛的商业中心。罗讷河自雷曼湖（Leman）出口，经法国入地中海，河湖交界处有一道桥梁，即昔日各商业通路交会之点。在中世纪，日内瓦受该城主教的统治。这里的主教不但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在一般情形下，主教由天主教地区教会选出。地区教会事实上即该地的权力中心。日内瓦的政治结构，即未来加尔文教派结构的依据。15世纪，位于阿尔卑斯南麓的萨伏依公国，控制着日内瓦地区教会，并使地区的教会领袖沦为其附庸。自此以后，本来清正严明的政府腐化了，本来道德高尚的教士堕落了。一位神父居然这样说，只要他所属的传教士们不讨小老婆，他也不讨小老婆。诸如此类的风流韵事，充满日内瓦。

在宗教与公爵双重统治下，日内瓦豪门组成了一个60人议会。议会除负责制定法令外，另选出4人为执政。通常议会在主教大教堂，即圣彼得教堂举行。会中讨论的，宗教和民政各半。宗教民政，无一定之界，有时主教掌管铸币、率领兵马，议会整饬道德、管理娼妓。与特里尔、美因茨及科伦的主教一样，日内瓦主教也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路诸侯。不过，由于天高皇帝远，日内瓦主教的行动是很自由的。现在，当地几位民政领袖，在弗朗索瓦·邦尼瓦尔德（Francois de Bonnivard）的领导下，想使日内瓦脱离宗教和公爵的羁绊而独立。为了推进这一运动，这些“爱国者”曾与属于天主教的弗里堡及属于新教的伯恩结盟。参加这一结盟的人弗里堡，德文叫作艾德格诺森（Eidgenossen），意即盟友；法文则讹转为胡格诺派，意即法国新教徒。约1520年，日内瓦领袖大半为工商巨子。因为日内瓦不像维滕堡，而是一个商业都市，其商业北达瑞士，南达意大利，西及法国。日内瓦公民于1526年曾组成一个200人的大议会。大议会选出一个25人的小议会，小议会即为日内瓦的真正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经常和主教及公爵唱对台戏。一次主教宣称议会叛变，并召公爵部队前来。部队擒获主教，把他囚于奇尔隆。基于同盟关系，伯恩发兵包围日内瓦。公爵部队败绩，主教逃往阿讷西。“拜伦式”的英雄出狱了，大议会取得胜利。大议会因为恨萨伏依支持主教，因此改信新教，并独揽宗教民政大权（1536年）。这场好戏的演出，恰为加尔文抵达日内瓦之前的两个月。

这场革命理论上的英雄是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与路德一样，他从小便是一个热情如火的虔诚青年。在巴黎，他深受雅各·勒菲孚·德埃塔普（Jacgues Lefèvre d’Etaples）的影响。从他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注释里，法雷尔找不到教皇、主教、免罪、炼狱、七圣礼、弥撒、教士独身、玛利亚及圣徒崇拜等存在的理由，于是，他的正教思想动摇了。由于鄙弃圣职授任，他的传教均发自自己的良知。他在法国和瑞士各地，一面云游一面传教。这个身材不高、体力不壮、脸色苍白、胡须火红，但两目炯炯有神、发言具金石声的青年，逢人便说，教皇是基督的叛徒，弥撒亵渎神圣，崇拜教会雕像就是崇拜偶像，而这些都是该打倒的。1532年，他到日内瓦宣扬他的这一套。主教方面的特务人员把他抓起来，并准备将这个“路德狗”投诸罗讷河。幸而民政人员从中作梗，他仅挨了一顿揍。死里逃生后，他去拜访25人小议会。小议会中的每一个人居然都被他说动了，在彼得·维雷（Peter Viret）和安东尼·福门特（Antoine Froment）等人的协助下，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宣传精简有力，因此大获一般人、甚至许多天主教教士的支持。1536年5月21日，小议会下令取缔弥撒，并将一切圣像圣物清除出教堂。教会财产一律判属新教，指定充作宗教、慈善的教育基金。教育实行强迫制，但一律不收学费。最厉害的是制定了一种法规：凡属公民均应宣誓信奉《福音书》；凡不参加新教礼拜者，一律应驱逐出境。以上，便是加尔文到日内瓦时的宗教背景。

法雷尔当时47岁。按实际年龄，他比加尔文仅大1岁，但就其性急冲动与能言善辩而言，他似乎比加尔文年轻20岁还不止。像法雷尔这种人，可以说是奠定并推进宗教改革的理想人物。加尔文则不一样，他不好活动，他的理想是一生从事研究和写作。他自己感觉，他适于与神相处而不是人。但是，法雷尔以《圣经》先知惯用的语言和态度影响他。他说，如果加尔文选择研究写作，而不是冒险宣扬神的话语，则他可能遭受天谴。听到这些话，加尔文改变了心意。由议会和地方宗教领袖同意，未经圣职授任，1536年9月5日，加尔文即在圣彼得大教堂开始传道。他讲的是《圣保罗书》的前几章。现在的日内瓦，除少数死硬教派外，处处充满着新教的色彩。在此，保罗的影响大大超过罗马教廷奠基者彼得的影响。

同年10月，加尔文由法雷尔和维雷陪同，前往洛桑解决一项宗教纠纷。在那里，他们说服了这个城市，使之参加新教阵营。他们回到日内瓦，正逢一桩盛事，即圣彼得大教堂的所有传教士重行宣誓献身上帝。所有传教士认为，既然接受《圣经》为“圣道”，他们便有责任实践《圣经》的道德戒律。日内瓦改奉新教之后，大家发现，人们除了耽于唱歌、跳舞及饮酒作乐外，还不断发生赌博、奸淫之事。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内瓦市区处处是娼妓。在娼妓中，居然有组织有首领。就法雷尔与加尔文来说，容许这种现象存在，无异于背叛上帝。

为了重整宗教道德，法雷尔发表了一篇《论信仰与秩序》（“Confession of Faith and Discipline”）的文章，加尔文发表了他的另一篇名著《教义问答》（“Catechism”）。这两份文献，于1536年由大议会核准为重整道德的依据。根据这两份文献，市民中如一再违反道德规律而劝阻无效者，于逐出教会后再驱逐出境。1537年7月，大议会规定，所有市民均应赴圣彼得大教堂，宣誓接受法雷尔的理论。任何人，凡有信奉天主教的表现，如持有念珠、保有圣物或于某圣徒纪念日行纪念等，均应议处。妇女乱戴帽子者，应予禁锢。赌博者，应给他戴脚镣。通奸者，流放前应先游街示众。日内瓦革命英雄波尼瓦尔德由于行为放荡，也曾遭受警示。

日内瓦人虽惯于接受宗教统治，但过于严苛的宗教统治，便感到难以接受。过去在天主教的统治下，道德要求很宽，他们尚感不便，现在新教的规定使他们动辄得咎，他们便准备反抗了。日内瓦的爱国志士，过去曾把日内瓦从主教和公爵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现在他们发现，日内瓦又不自由了。不自由的桎梏，是由新教狂热的教士加上去的。爱国志士，秘密的天主教徒，加上一个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为自由党（Libertins） ——于1538年2月3日，在大议会中形成多数，于是他们以新议会的名义，令教士勿过问政治。法雷尔和加尔文一方面宣称议会为非法，同时坚持若议会不收回成命，他们即不举行圣餐晚礼。4月23日，议会决议解除法雷尔和加尔文教士职务，同时命他们3天内离境。市民对议会的措施表示支持，曾公开大举庆祝。法雷尔应纳沙泰尔市之聘，前往布道。在那里，他消磨了自己的余生。他死于1565年，现在那里还留有他的一块纪念碑。

加尔文所去之处为斯特拉斯堡。该城当时是属神圣罗马皇帝统治的自由城市，统治权操于名为“外乡人教会”（L’glise des Ètrangers）的新教会众——教徒大半来自法国——之手。在那里，教会每年给他的圣俸是52基尔德。为弥补开销的不足，他卖了他的藏书，同时把房间提供学生寄宿。由于感到单身不便，他请法雷尔和布塞尔为他找对象。他说：“我不是一个登徒子，给女人手指一碰，便迷糊得忘记她一切缺点的人。因此我的理想对象，必须具备下列各点：贞洁、亲切、不啰嗦、节俭、有耐性、关心我的健康。”先介绍的两位不成功，第三位是伊黛乐·戴·毕儿（Idelette de Bure），一位穷寡妇，带着几个孩子，他却中意了。1540年，他和伊黛乐结婚。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惜还没有长大便夭折了。1549年加尔文的妻子死了，加尔文每提到她，便感到无限怀念。这和他公开严肃的一面恰成一种鲜明的对比。15年的残余岁月，加尔文在家过的全属孤寂的日子。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日维艰时，日内瓦有许多事情发生。法雷尔和加尔文的被逐，对流亡的日内瓦主教是一大鼓励。他成天在想，如何胜利回到日内瓦，恢复他从前的地位。他的第一着棋，是请亚科波·萨多雷托写一封《给日内瓦的信》，敦促日内瓦恢复天主教信仰（1539年）。萨多雷托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文主义学者和红衣主教，他曾建议教皇以温和手段处理新教争端。其后，被指为异端的韦尔多在卡彭特拉斯即因受到他的庇护，而逃过集体屠杀的厄运（1545年）。萨多雷托以极漂亮的拉丁文，极客气的字眼，向“兄弟般的日内瓦长官、议员及公民”致意。在长达20页的信中，他表达了他的礼貌及其神学观点。他特别指出，新教派系林立与互相倾轧，是领导者追求权力的结果。他要人们以此与几世纪来都保持统一的天主教相比。他要人们细想，真理究竟是在四分五裂的新教一边，还是在累积数世纪经验的天主教的一边。他最后的结论是，让谁替你们服务，聪明的日内瓦人一定有所抉择。

日内瓦议会对他的恭维表示感谢，并答应照他的指示去做。这时，日内瓦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学识足以对这封信提出异议。部分市民准备解除他们对法雷尔的宗教与秩序的誓约时，日内瓦真有恢复信仰天主教的样子。加尔文得知这种情况，殚精竭虑地写了一封《复红衣主教书》，信中提出了他的答辩。以风度对风度，以文章对文章，将新教神学说得头头是道。他指出，他之所以背弃天主教并非基于个人野心，他说，他相信如果他留在天主教，地位一定比目前要好。他说，他不否认天主教的存在基于神意，但他认为，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的罪恶深渊。他反对萨多雷托只重视教廷会议的智慧，而忽略了《圣经》的智慧。他认为教廷的腐败今天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除革命外已无任何其他途径可循。最后他指出，新旧两教如能携手合作，就宗教教义、仪式、人事来一次全面革新，然后来谈宗教统一，天上的基督一定会大加赞赏。这封信强而有力，其中除论述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的罪恶深渊外，一般措辞均极高雅——这在以谩骂为能事的那个时代是罕见的。路德在维滕堡读到这封信，一面不住地赞美，一面大骂该死的红衣主教。“我十分赞成，”路德说，“上帝会叫人出来……收拾我发动的这场反基督者的战争。”日内瓦议会认为这两封信都很宝贵，决定由公家出钱把它们同时印出供人欣赏（1540年）。读过加尔文的信后，日内瓦人开始后悔：不该将加尔文驱逐出境。他们说，这一来使他们损失了一位对瑞士宗教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

下列因素的出现更使人对加尔文追念不已。接替法雷尔和加尔文的传教士，在布道和维系道德方面，都显得非常无能。人们轻视他们，又回复了改革前的放逸生活。赌博、酗酒、斗殴、奸淫事件常常发生。到处充满靡靡之音，人们赤身露体招摇过市。领导驱逐法雷尔和加尔文的四个官员，一个因谋杀罪判处死刑；一个因伪造文书受罚；一个犯了叛国罪；一个因拒捕被杀。控制议会的工商人士发现议会一团糟。由于领导乏人，秩序混乱；由于秩序混乱，工商业无从发展。让被逐的主教复辟？议员怕被更换，或被逐出教会。怎么办？慢慢大家想到一个办法：请加尔文回来。1541年5月1日，议会取消过去对法雷尔和加尔文的驱逐令，并宣告恢复他们的荣誉地位。议会为劝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持宗教事务，接连派出两个代表团。法雷尔并不介意议会对他未像对加尔文那般盛情的邀请，议会代表团对劝加尔文回驾感到无能为力时，他却挺身而出，力劝加尔文。当时的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已经住惯了，那里的人希望他留下，他本人对回日内瓦也无多大兴趣。但盛情难却，最后仅同意到日内瓦做一次礼貌上的拜访。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返回日内瓦，日内瓦的盛大欢迎使他深受感动。致敬了又致敬，道歉了又道歉，保证了又保证——保证在加尔文领导下信奉福音建立秩序——这一来加尔文想走也走不成了。9月16日，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你的盛情我领了。我已决定不离开日内瓦。愿上帝赐福大家。”

神权的日内瓦

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后，几年来由于他作风稳健和态度谦恭，赢得了全城一致的支持和信赖。为了管理圣彼得及城内其他几所教堂，他任用8位助理牧师。他一天工作12至18小时。他的工作有布道、行政、讲授神学、主持教会和学校会议、向议会提供意见、维系公共道德、指导会众祈祷。除以上工作外，他还增订《基督教原理》、注释《圣经》及回复各地会友来信——其通信就数量而言，虽不及伊拉斯谟，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伊氏。他睡得少，吃得少，并常斋戒。他的继任人，即其传记作者，西奥多·贝兹（Théodore de Bèze）说：“说来真奇怪，这么文弱的人，却能挑这么沉重的担子！”

回日内瓦后第一桩大事，就是建立新的教会。他建议小议会，指定5位教士和6位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领导草拟一本《宗教法典》（Ordonnances Ecclésiastiques）。法典拟定后，1542年1月2日，由大议会核准施行。这本法典的主要内容，至今仍为欧美新教长老教会所接受。根据该法典，牧师职务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日内瓦牧师组成“牧师团”（The Venerable Company），负责管理教会和训练预备牧师。若无牧师团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日内瓦传道。任何人想在日内瓦传道，除获牧师团许可外，尚需经由市议会和会众的同意。主教团和主教在日内瓦传道则列为禁例。日内瓦新教士阶级在加尔文的领导下，尽管他们不像过去天主教教士那么渴求权势，尽管他们放弃出任官职，但很快便变得非常强大——其强大甚至超过古代以色列的教士阶级。基督教国家的根本大法，加尔文这样规定，就是《圣经》，《圣经》的诠释者就是教士，政府应切实遵照《圣经》办事，遇有滞碍之处，应听取教士的解释。对于这点，议会中的非教职人士虽未尽表赞同，但权衡其对社会秩序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也暂不加反对。25年中，日内瓦的商人寡头政治，似乎完全受到以神权政治为标榜的教士阶级的支配。

在日内瓦，教士的权力由长老法庭（Consistory）或长老会（Presbytery）行使。长老会是由议会推举的牧师5人、长老12人组成。因为牧师是终身制，长老一年改选一次，长老法庭的大权，实际还是掌握在牧师手中。长老会可做之事甚多，如聚众礼拜、调查言行、家庭访问、询问罪犯、赦免或将罪犯驱逐出教、对驱逐出教者借议会之力将之驱逐出境等。在日内瓦，加尔文是长老会主席。自1541年至他去世（1564年），他的话在当地简直是金科玉律。加尔文能具有这样的权势，可以说与法律和力量无关，全是其个人意志和人格的结果。坚定的信仰与对工作的献身，是其众望所归的两大条件。教会对国家的胜利，若希尔德布兰特有知，相信也会感到高兴。

大权在握，教士阶级便拟定人民应遵守的宗教规则。“全家，除留一两个人照顾孩子和牲畜外，均应参加主日礼拜。非礼拜日遇有布道，凡能参加者均应参加。”（加尔文一礼拜布道三四次。）“礼拜迟到者，应予警告。警告不听，应罚3个苏。”任谁也不得以信仰其他宗教为理由，拒不参加新教礼拜。这点，剥夺个人信仰自由，加尔文比任何教皇都做得彻底。这位伟大的新教立法者，对新教萌芽时主张的，信仰应基于个人判断的原则，已视如敝屣。他亲见新教宗派林立，这也许就是他抛弃这一原则的原因。日内瓦只容许一个宗派存在，日内瓦人除信仰这一宗派外不许有别的信仰。任何人，如经常不做礼拜或拒绝接受圣礼，便属大逆不道、异端，不但亵渎上帝，而且背叛国家，这种人应予处死。惩治异端的观念是天主教发明的；现在，天主教徒在这里变成了应受惩治的对象。1542年至1564年，因触犯新教规定而被处死者58人、放逐者76人。在日内瓦和在其他地区一样，巫蛊必处死刑。某一年中，由长老法庭动议，处14人以火刑。他们的罪是行巫蛊使撒旦降瘟疫于日内瓦。

在长老法庭看来，宗教与道德是一体两面。宗教的目的，是使人养成善良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必循宗教的轨道前进。加尔文自己俭朴而严肃，其理想就是按其神学理论，建立一个模范社会。这个社会，秩序井然道德高尚，足令崇尚骄奢淫逸的罗马天主教徒望之深感惶愧。纪律训练是培养高尚人格的主要途径。因为一个人的私欲唯有借纪律训练才可克制。教士除言教之外，尚应着重身教。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但须戒绝打猎、赌博、宴会、交际及其他世俗上的享乐。每一个传教士，每年应由其上级传教士，就各方面，特别是在道德方面，至少严加考核一次。

对信徒行为的考察，订有家庭访问制度：长老对其所属地区，每年对每一个家庭至少应做一次访问。借此访问，长老即可充分了解每个家庭各方面的状况。长老会与议会对下列事项，如赌博、牌戏、不敬神明、酗酒、上酒家、跳舞（特别是在跳舞时接吻拥抱）、唱淫荡或非宗教歌曲、豪华宴会、生活奢侈、穿着华丽等，均严加禁止。按当时的法律，对衣服的颜色长短，对酒席的菜肴多寡，均有详细规定。戴珠宝首饰是奢侈行为。一位女性因梳高髻曾受监禁。演戏最初规定以宣扬宗教者为限，但其后，甚至连宗教戏也不准演。儿童名字禁取天主教圣徒之名，至于取《旧约》人物之名，则受到鼓励。一位顽固的爸爸，因为给孩子取名克劳德，而不肯取名亚伯拉罕，被抓去关了4天。新闻检查比天主教的做法变本加厉。1560年更进一步规定，查禁邪教和不道德书刊。稍后，就连蒙田的《论文集》、卢梭的《爱弥儿》（Émile），也在查禁之列。言谈中对加尔文或其他教士表示不敬，也算犯罪。对以上法规，初犯，申戒；再犯，罚金；累戒不悛，就要被监禁或充军。私通有夫之妇者，或充军，或溺毙。通奸、亵渎神明、偶像崇拜，均予处死。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孩子因殴打父母，曾受杀头处分。1558年至1559年，因犯不道德之罪而被起诉者为414人。1542年至1546年，充军者76人，处死者58人——当时日内瓦的总人口为2万人。16世纪的日内瓦，和其他地区一样，严刑逼供是求取罪证的常用手段。

加尔文所订的法规，除宗教外还涉及教育、社会及经济生活等方面。他办了一所学院和若干所学校。重金礼聘西欧各地学者前来任教。校中所教，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神学。学生毕业，授以牧师资格，派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亚洲去传《福音书》。1555年至1566年的11年间，由日内瓦派到法国去传《福音书》的牧师，人数达161人。不少人在殉道时，曾高唱胡格诺赞美歌。在加尔文看来，阶级的划分是自然的。因此他的立法，除规定各阶级的活动界线外，还以不同的服饰来表示官阶和尊严。在社会上，他希望人人谨守岗位，各尽其职而不怨天尤人。禁止乞讨，对穷人不重施舍，而重计划周详的社区救济。

加尔文教派视勤劳节约为神圣，可说正适合当时新兴的新教工商业者的胃口。不过，如说加尔文教派的兴起，对工商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则不切实际。因为日内瓦未受加尔文的影响前，资本主义已在天主教的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广泛发展。加尔文反对任何个人主义，无论其为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或道德上的。在加尔文看来，社会单位不是具有自由的个人（路德的改革以此为起点），而是城市国家的自治村镇。个人必须服从法令规章。“基督社会的成员，”他说，“不应将其天赋作为私用，应以之造福人群。凡行百事，应以团体利益为先。”他不赞成囤积居奇，对贪得无厌和无情榨取，更深表厌恶。与某些中世纪末的天主教学者一样，他虽承认贷款可以取息，但认为利息不能超过5％。他极力提倡富人自动以无息贷款借给国家或个人。经过他的批准，长老法庭对垄断、独占及放高利贷者曾予以打击。他令食物商、布商和医生按公定价格营业。对欺骗顾客的商人，大秤小斗，长尺短尺，或予申斥，或予罚款。有一段时间，日内瓦颇具集体色彩；牧师团曾经营银行和工商业。

从这些限制，我们便知加尔文教派与工商业者之间是有冲突暗流的。显然，加尔文的做法如阻碍日内瓦工商业发展，则加尔文便不能长期保有领导地位。为了适应新情势，加尔文曾不断做自我修正。他准许利息升至10％，他建议国家贷款发展私营企业。日内瓦的织造业和缫丝业，就是因国家贷款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派因能适应现代经济之发展，在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受欢迎。加尔文教派掌握着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发展，它也跟着发展。

加尔文统治的结果如何？实行这种统治，可说相当困难。因为，有史以来对一个城市在道德上要求这么严格是罕见的。最初不少人起来反对。反对者的声势，几乎达到公开叛乱的程度。但赞成者的人数，并不亚于反对者。尤其是赞成者中多为具有影响力的市民，而他们所喊的口号，维护道德秩序，又极动听，因此，终于把反对者压了下去。加尔文统治的巩固，还有几个因素：第一，法国及其他地区新教徒的移入；第二，实验地区不大——仅限于日内瓦及其腹地；第三，日内瓦人有外敌如萨伏依、意大利、法国及神圣罗马皇帝等入侵的恐惧。大体上说，加尔文的统治是成功的。以下是一位目击者，由意大利逃往日内瓦寻求庇护的新教徒伯纳迪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的报告：

咒骂、亵渎神明、不贞、私通及种种生活上的缺点，在其他地方视为家常便饭的怪事，这里通通没有。这里，一无男宠，二无妓女。人们衣着朴素，甚至不知胭脂为何物。赌博非常罕见。慈善事业办得很好，街上看不见一个乞丐。人人互相劝勉，有如弟兄手足。法庭已忘了何谓诉讼，因为这里处处祥和，根本没有渎职、谋杀及党派纷争等事件。不过，在这你想找风琴、找钟、听流行歌曲、看燃烛礼拜，你便会感到失望。因为这里不但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也没有所谓圣物、圣画、圣像、华盖、圣袍。这里的教堂只见一片庄严肃穆，根本没有偶像崇拜。

不过，查日内瓦这一时期的议会档案，其画面与伯纳迪诺·奥基诺报告的文字略有出入。档案显示，这里的私生子、弃婴、强迫婚姻及死刑案件的数目，比例也相当高。加尔文的女婿和女儿，居然有丢人的通奸记录。但迟至1610年，瓦伦廷·安德烈（Valentin Andreae），一位路德派牧师，自符登堡写来的信，对日内瓦仍赞美得无以复加：

回忆我在日内瓦观察到的许多伟大事物，我想我会内心艳羡毕生难忘。日内瓦不但制度极佳，而且法规完善。日内瓦市民行为的高尚，得力于每周一次的调查与检讨。他们调查检讨，认真到芝麻绿豆的过失都不放过……由于连咒骂、赌博、奢侈、吵架、忌恨、欺诈等过错都不准犯，大罪当然更不会发生了。基督教文化还有什么比高尚的道德更动人？我们（德国人）当为道德沦丧而悲泣。如果不是在信仰上稍有差异，我想我会永远留在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性格与其神学相和谐。日内瓦大学图书馆油画肖像中的加尔文，是一位严肃而忧郁的神秘主义者。面容苍白，皮肤黧黑，胡子少，额头高，除目光锐利而残忍外，并无任何惊人之处。加尔文矮小瘦弱，看起来不像一个掌权的人物。但撇开文弱的外貌，而考察其心灵和意志，我们将发现他不同凡响。他的心灵，精巧专一；他的意志，百折不挠。加尔文之所以掌权，也许与其坚强的意志有关。智力得天独厚，因而有新教神学的“阿奎那”之称。加尔文博闻强记，所记精确无比。他不信占星学，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也听不进去。他对发生在地球上的许多现象，和路德一样，其解释是魔鬼作怪。他有点腼腆，但腼腆之后，却藏着过人的勇气；他有点怕羞，但怕羞之后，却藏着一分骄矜。他对神极其谦卑，对人有时却极自大。他对批评非常敏感，对任何敌对意见，立即做出回击。一则由于疾病缠身，再则由于工作太累，他常常大发脾气骂人。一次，他对布塞尔说，“脾气如野马”，驾驭真难。他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幽默感和审美观念。如果他具有幽默感，也许他便不会这么自信；如果他有审美观念，也许便会产生一些宗教艺术。不过，他对生活并非毫无兴致。他勉励他的信徒常保心情愉快。他说，凡属无害的游戏，如保龄球、掷铁圈都可玩，有时逢场作戏，也可喝一两杯酒。他对朋友亲切和善，对敌人则毫不留情。伺候他的人都怕他，但了解他的人都爱他。在性生活方面毫无缺陷。加尔文生活俭朴，饮食不多，并常斋戒。他一天睡眠约6小时，除睡眠之外就是工作。他从不休假，他的说法是，为了侍奉神任何时间都应工作。为了救济穷人，他不惜到处募捐，但谈到提高其个人的薪俸，他却坚决反对。“好个异端！”教皇庇护四世提到加尔文时曾这样说，“只爱工作不爱金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像这样的人，当然会招人忌妒。加尔文对仇敌也从不放松。对骂人他也有一手。他把反对他的人比作猪、狗、笨驴，他骂他们是贱种、白痴、臭畜生，在这方面，这位对拉丁文修养有素的学者，并不比粗犷辛辣的路德为弱。一天，加尔文正在圣彼得大教堂讲道，一位来自法国的还俗修道士进来打岔。他公然宣称预定论亵渎上帝。加尔文除引经据典和他辩论外，最后还令警察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还俗修道士，叫杰罗姆·波列塞克（Jerome Bolsec）。长老法庭指控波列塞克为异端，议会也同意把他处死。正在这个关头，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的神学家发言了。他们为波列塞克求情。伯恩的人说，处理人类了解范围之外的问题，应力求慎重——此为当时文学界的一种新观点。布林格提醒加尔文：“你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所倡的预定论，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这里的人一大半观点均与波列塞克差不多。”在舆论指责下，加尔文让步了。波列塞克由死刑改为驱逐出境。1551年，波列塞克回到法国后重信天主教。

加尔文与人冲突中，最重要的，是他和约阿希姆·威斯特伐（Joachim Westphal）的争辩。威斯特伐是汉堡路德派一个牧师。他宣称，茨温利及加尔文基督精神圣餐说，是“魔鬼的理论”，并主张对瑞士宗教改革者，不但应予口诛笔伐，而且应予明正典刑（1552年）。加尔文针锋相对地予以臭骂，因为骂得太过火，以致他阵营里的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神学家都不肯在抗议书上签字。虽然他们不签字，他还是把抗议书发了。威斯特伐及路德派的其他神学家又予以回骂。加尔文再度抗议，称这批人为“路德之猴”（apes of Luther）。加尔文抗辩非常有力，赢得了许多原属路德教派地区，如勃兰登堡、巴拉丁奈特领地及胡斯、不来梅、安哈尔特及巴登等部分的赞许。这次争辩，假定不是梅兰希顿装聋作哑（他内心是同意加尔文的）和路德所遗的威望，德国北部的路德派地区可能也会倒向加尔文一边。

加尔文又面临反左派斗争的烦恼。左派分子最近始在瑞士抬头，其根源为意大利反改革者。凯里乌斯·斯肯杜斯·库里奥（Caelius Secundus Curio）曾执教于洛桑和巴塞尔。他宣称，被上帝拣选者——包括许许多多异教徒在内——为数远较受谴者为多。使加尔文大感惊异。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是意大利某法学权威之子，定居于苏黎世，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希伯来文，对《圣经》有独到研究。据他看来，所谓三位一体、预定论、原罪及赎罪之说均不可信。他直接向加尔文提出他的看法。加尔文尽管对他详加解说，他仍不心服。不过，他答应不公开发表意见。可是后来，由于反对加尔文将塞尔维特处死，他便打破缄默了。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他是毅然决然站在少数主张宗教宽容者一边的一个。在政教合一的国度，与加尔文冲突得最厉害的，当属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这两种人过去主张放逐加尔文，现在也不欢迎他回来。爱国者讨厌加尔文，因为他是法国人。他们因为讨厌他，也讨厌他的法籍支持者。对加尔文，他们称之为“该隐”，把他们所养的狗命名为加尔文。他们曾在大庭广众中侮辱加尔文，据说，一天晚上加尔文住宅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50多次枪声，就是他们放的。自由分子相信一种泛神教，在其教义里，没有魔鬼，没有天使，没有伊甸园，没有赎罪，没有《圣经》，没有教皇。那瓦拉之后，玛格丽特是自由分子的支持者。她常自其涅拉克的宫中，对加尔文迫害自由分子加以指责。

1547年6月27日，加尔文在其讲坛上发现一张传单：

伪君子！你和你的同党别再白费心机了。如果你不快滚，你将后悔莫及。因为你将发现没有人会支持你，而有人要打倒你……人们受够了你的压迫，他们要报复……当心吧，人们将像对付维勒般对付你（维勒已给宰了）……我们再不愿要这么多主子……

自由分子领导者之一，雅各·格吕埃（Jacques Gruet），因涉嫌撰写这张传单被捕。找不到罪证，由于过去他有过反加尔文的言论，及在他房中发现有骂加尔文为“骄傲野心的伪君子”、“荒谬的《圣经》、宣传者”、“缺德的家伙”等字句，由此推断是他。一天拷打两次，连续拷打了30天，最后他才招供——所招之供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他招供传单是他贴的；他和法国特务准备推翻加尔文，夺取日内瓦政权。7月26日，他被绑上火刑架，人已半死不活，脚上钉了钉子，头被砍了下来。

情势越来越紧张。1547年12月16日，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武装向大议会请愿，要求终止长老法庭对日内瓦人的迫害。暴乱眼看不可收拾，加尔文毅然亲自去见暴乱领袖。他拍拍胸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流血，来吧！这儿有血可流。”暴乱领袖一律拔剑在手，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发难。加尔文于是向暴众致辞，他的言词无比谦和，最后，大家心平气和地散去。这次，虽然化干戈为玉帛，但他的信心似乎动摇了。12月17日，他在致维雷的信中说：“使我们教会永久存在的希望，我看已经不大。至少，在我领导下的这部分是如此。因为，除非上帝伸出其万能之手，否则我的权威已经动摇。”可是，就在这时，爱国志士和自由分子，因内讧而告分裂。这项分裂——持续到塞尔维特的受审——使加尔文得以安渡难关。

加尔文的死敌（1511—1553）

米居尔·塞尔维特生于维拉诺瓦（Villanova）一个声望显赫的家庭。他生长的时代，西班牙已不再歧视伊拉斯谟的作品。犹太人和伊斯兰教的文学对他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他读过《古兰经》，也读过犹太人的经典。他看过闪米特人对基督教（包括对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及对玛利亚与诸圣徒祈祷）的种种批评，而且深具印象。路德说他是“莫尔人”。在图卢兹研读法学时，他初次接触到一部完整的《圣经》。他发誓，他要读“1000遍”。他对《启示录》深感兴趣。胡安·昆塔那（Juan de Quintana），查理五世的忏悔教师，很器重他，把他带到博洛尼亚和奥格斯堡（1530年）。在这些地方，他接触到新教并对之产生好感。他在巴塞尔见到奥科兰帕迪乌斯，在斯特拉斯堡见到卡皮托及布塞尔。可是，他们认为他的思想太近乎异端，并不欢迎他。

1531年至1532年，他以拉丁文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论三位一体说的谬误》的第一、二册。这本书，就文字而言，足以使加尔文发笑，但就内容而言，其所包罗《圣经》知识之丰富，使加尔文对这个20岁的年轻小伙子不敢轻视。在塞尔维特看来，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一个具有天父智慧的人。从这个观点出发，说耶稣是圣子是对的，但他并不等于圣父。“圣父以先知的名义派出圣子”。塞尔维特继而采取闪米特人三位一体论的观点，“所有视三位一体为上帝本质的人都是三位异体论者”。这些人，他说，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否认了上帝的唯一性。为了缓和这一极端理论，塞尔维特指基督为“世界之光”（Light of the World）。不过，他给大家的印象是，这世界之光被他给熄灭了。火上加油的一点，他说，再洗礼教徒是对的，洗礼只应适应于成人。奥科兰帕迪乌斯和布塞尔公开谴责他，他害怕了，便从瑞士逃向法国（1532年）。

7月17日，图卢兹宗教裁判所下令抓他，他先考虑去美洲，后又决定住在巴黎。在巴黎，他化名为米修·维隆那伏（Michel de Villeneuve），潜心研究数学、地理、天文、医学。兴之所至，有时还研究占星学。维塞里在学解剖学时，和他同班。他俩均曾获老师嘉许。塞尔维特曾和医学院院长发生争执，学校对他的考评是浮躁、冲动、骄傲。1534年，他向加尔文提出辩论挑战，可是临到约定之日，在指定地点却找不到他的踪影。科普演讲及异端传单事件发生，使他和加尔文一样，离开了巴黎。在里昂，他编了一本托勒密的《地理学》（Geography）。1540年，他移居维埃纳（Vienne）（里昂南16英里）。他在这儿行医研究，一直住到晚年。里昂的出版家从许多学者中看中了他，请他编辑桑蒂·帕格尼尼（Santes Pagnini）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他对这本《圣经》费时3年编成6卷。在《以赛亚》7：14注中，哲隆的说明是“童女怀孕”。塞尔维特解释说，按希伯来文的原意，并非指“童女”而指“少妇”。他还说，这项预言指的不是玛利亚，而是希西家（Hezekiah）的妻子。从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旧约》中一些似含预言的章节，所指的都只是那时的人与事。这样一说，使新旧两教均感狼狈。

塞尔维特何时发现肺的血液循环——血液从右心腔，沿肺动脉至肺，由空气加以净化，然后经由肺静脉，而回左心腔——已不可考。目前我们仅知，这项发现，他于1553年列于他的最后著述《再论基督教原理》（The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他把这项发现和神学论拉上关系，原因是：作为人体主要因素的血液，应较心或脑更适于成为灵魂的圣殿。塞尔维特的这项发现，论者以为较1553年为早，因他的《再论基督教原理》于1546年即完成。因为这一年，他曾将本书手稿寄给加尔文。

《再论基督教原理》这个书名，对已写过一本《基督教原理》一书的人来说，显然是一项挑战。加之书中对预定论，即上帝不管人的功过，一律送入地狱这一点，特指为不近情理亵渎上帝。这对于加尔文而言，显然就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依塞尔维特的说法，凡不自作孽者，上帝必不加罚。信固可贵，爱更可贵，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加尔文的想法是，寄给他一本《基督教原理》，就可使他哑口无言。但想不到，他把原书做了许多不客气的批注退回来了。这还不算，紧接着又寄来一连串充满轻蔑语调的信件。1546年2月13日，加尔文写给法雷尔的信中说：“塞尔维特寄给我一大堆胡说八道的信。他说，如果我同意，他要到这儿来和我辩论。我当然不让他来，因为他来对我非常不利。他如果真来，我决不让他活着离开。”塞尔维特对加尔文拒不作回复感到非常愤怒。1547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日内瓦的一位牧师艾伯尔·波品（Abel Poupin）：

你们所信的教义，根本没有上帝、没有真理、没有善行。你们把上帝换成了个三头狗（“Cerberus”），你们把真理说成了充满宿命意味的梦……你们把人当成了不会思想的机械，你们把上帝变成了专门奴役人类的妖怪……你们忍心给世人关闭了天国之门……可悲呀！可悲呀！可悲呀！这是我给你们写的第三封信。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我也不再多言了。对这场斗争，我米迦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基督就要来了，他的来临也许就在明天。

塞尔维特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有点不正常。比较起来，他更显得神经兮兮。他宣称世界末日快到了。他，就是天使长。他的米迦勒之名，就是根据大天使之名取的。作为大天使的他，要从事一场反教皇、反日内瓦基督徒的圣战。他还预言他将为此圣战而牺牲。《再论基督教原理》就是开启此一圣战的战书。这部书在出版上相当困难。巴塞尔的出版商看到这部书便怕得躲开了。1553年1月3日，这部书算是印出来了，印刷地点是维埃纳，出版商是巴尔萨泽克·阿诺伊雷特（Balthasar Arnouillet）和纪尧姆·格埃罗特（Guillaume Guéroult），付印采取秘密方式。书印成后，出版者姓名、出版地点均告阙如。作者姓名，所署仅“MSV”三个字母。塞尔维特印这本书，自己出钱，自己校对，自己毁掉原底稿。全书计达734页，书中附有《论三位一体说的谬误》的修正本，及他写给加尔文的30封信。

所印的1000本书中，部分运到了日内瓦的一家书店。一本流入纪尧姆·特里（Guillaume Trie）之手。特里是加尔文的朋友。从那30封信中，加尔文一眼就看出MSV就是塞尔维特——维拉诺瓦的米迦勒·塞尔维特。1553年2月26日，特里写了一封信给他里昂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安托万·阿尔内（Antoine Arneys）。他说，他奇怪为什么红衣主教弗朗索瓦·图尔农（Françsois de Tournon）竟让这么一本书在他的教区之内出版。特里怎么知道出版地点的？显然是加尔文告诉他的。因加尔文知道塞尔维特不住在里昂，就住在维埃纳。

阿尔内把这件事，报告给里昂宗教法庭法官马蒂亚斯·奥里（Matthias Ory），并通知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令维埃纳的副总督莫吉隆（Maugiron）调查。3月16日，莫吉隆把塞尔维特叫到了他的官邸。既然事前湮灭了一切罪证，塞尔维特于是对著书一事矢口否认。阿尔内向特里搜集塞尔维特的进一步罪证。特里向加尔文要了几封塞尔维特写给他的信寄到里昂。这些信，和书中所发表的正相吻合。4月4日，塞尔维特被捕。3天后，他从被囚之处越墙逃出。6月17日，里昂地方法院对他做缺席宣判。判决说，等抓到之后，就要把他活活烧死。

塞尔维特在法国躲躲藏藏混了3个月。最后，决定到那不勒斯寻求庇护。从法国到那不勒斯，取道日内瓦。不知道为何，他竟在日内瓦待了一个多月。在日内瓦，他用的是化名。在此期间，他经常在打听赴苏黎世的交通工具。8月13日，一个礼拜天，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他居然去教堂做礼拜。有人认出了他，同时密报加尔文。加尔文一声令下，便把他逮捕。1553年9月9日，加尔文曾发表一项文件解释他这次行动：“教皇歌颂的，只知道在保卫其迷信时流无辜者的血，可是一旦要维护真理，他们便畏缩不前了。”对处理塞尔维特一事，加尔文表现得很毒辣，但小议会更毒辣。依法，塞尔维特非日内瓦公民，他们最多只能把他驱逐出境。可是，他们觉得那样做不甘心。

塞尔维特被囚在从前主教所住之处——这里现已改为监狱。在囚室里，除跳蚤外，没有受到其他的虐待。也准许他持有纸笔，可以买想买的书。加尔文还特别借了几本前期基督教教父的书给他看。案件审理进行了两月之久。起诉书由加尔文亲自起草。一共起诉38条，条条都引有可以视为罪证的话。其中一条为，他相信斯特拉博而不相信《圣经》的话，说犹地亚是不毛之地，而非处处流着牛奶与蜜之地。起诉的重点为，塞尔维特不信三位一体及婴儿洗礼。自然“诋毁加尔文及其所创的日内瓦教会福音经义”，也变成了他的罪状之一。8月17日和21日开庭审理，加尔文亲自做原告，塞尔维特自行辩护。他辩护得很大胆，甚至提到“泛神论”。为了对付塞尔维特，此前冰炭不相容的新旧教竟与加尔文携手合作。日内瓦新教议会破例致函维埃纳天主教法官，请其提供他们对塞尔维特的指控。在指控中，连性方面也提到了，说他在性方面不道德。塞尔维特的答辩是，我患阳痿，这是长期患脱肠的结果。由于阳痿，他因此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他被指控在维埃纳曾参与弥撒。对这项指控的答辩是，若不参与弥撒，当地教会便会将他置于死地。他抗议法庭在审理方面，超越了审理异端的权限。他坚称，他没有煽惑暴动的意图和事实，因此也没有触犯日内瓦的法律。他请求法庭，准他找一位精通日内瓦法律的律师为他辩护。但以上的抗议和请求都给驳回了。法国宗教法庭派代表到日内瓦，要求将他引渡回法，执行其已判之罪，但塞尔维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请求不要将他引渡。这项请求获得了许可，但跟着许可的是，他们对他处刑之重，并不亚于法国宗教法庭。

9月1日，加尔文的两位政敌，艾米·培林（Ami Perrin）和菲利伯特·贝尔特利埃（Philibert Berthelier），获准参与法庭的审判。他们与加尔文争辩虽无结果，但请求对塞尔维特的处理应征询瑞士其他各地新教教会意见，这一建议获得议会的采纳。9月2日，加尔文对日内瓦的领导权，再度受到爱国志士和自由分子的挑战。反对者有意营救塞尔维特的举动，反而促成加尔文置其于死地的决心。不过，他必须应付首席检察官克劳德·里各特（Claude Rigot），因为他是一个自由分子。

9月3日，塞尔维特呈了一份答辩书给议会，针对加尔文告他的38条罪名提出答辩。对每一条，他都引经据典地加以辩驳。他指责加尔文左右这项审判，他骂他是西蒙·麦格斯（Simon Magus）——一位罪犯和杀人者——的门徒。加尔文针对答辩书又写了一份长达23页的答辩书，并把它送给塞尔维特看。看后，他转给议会时，答辩书边上竟注满了“说谎者”、“骗子”、“伪君子”、“卑鄙的家伙”等字样。一个多月囚禁，长期精神紧张，显然塞尔维特已失去其自我控制的能力。加尔文这时的心情也不好，在做审理报告时，提到塞尔维特，他总是用“臭猪”、“强盗”来代替，提到塞尔维特的话，他总是批上“胡说”等字。塞尔维特向议会请求严办加尔文，他指控加尔文为“基督真理的压迫者”，应予以“彻底消灭”。他请求，在没收加尔文财产时，应提出一部分作为对其所施迫害的赔偿。显然，对这项请求，议会只能付之一笑。

10月18日，瑞士各教会对处理塞尔维特的意见书提出来了。大家都说该办，但没一个人说该杀。10月25日，培林为营救塞尔维特想做最后努力——动议将本案提交由两百人组成的大议会重审。但是，他的动议被打消了。小议会26人一致决议，基于两项异端，把塞尔维特处死。这两项异端是：唯一神论和反对婴儿洗礼。据加尔文说，塞尔维特听到这项宣判，“他疯狂地号叫，同时……一面捶胸，一面以西班牙语大喊‘给我把短剑！’”他请求和加尔文面谈。他要求加尔文免他一死。加尔文答应他的仅是，如果他宣布放弃异端，他可给他做最后忏悔。塞尔维特知道求生无望，于是要求以杀头代火刑。加尔文对此有意答应，但法雷尔说不可，因为那未免太宽大了。最后，议会票决，塞尔维特应活活烧死。1553年10月27日清晨，火刑在日内瓦南的尚贝尔（Champel）山上执行。押赴刑场途中，法雷尔一再要求塞尔维特认罪，但据法雷尔记载，“这个该死的家伙”回答：“我无罪可认，你们不该杀我。”最后，他还祈祷上帝赦免置他于死之人的罪。他被铁链拴在火柱上，他最后写的书放在他旁边。火焰烧着他的脸时，他痛苦呼号。他被烧了足足半小时，方告气绝。

对容忍的呼吁

新教旧教联合批准了这个判决。维埃纳的宗教法庭为了杀一儆百，曾焚烧塞尔维特肖像。梅兰希顿在致加尔文和布林格的书信中说，对此“亵渎神明者的处罚”，让“我们共同感谢上帝”。并说，这次火刑，足为“后世垂诫”。布塞尔在斯特拉斯堡传道时称，塞尔维特之罪，火刑太轻了，应开膛剖肚五马分尸。布林格算是厚道者，也主张对这类亵渎神明者处以死刑。

不过，即使在加尔文时代，也有为塞尔维特叫屈的。一位西西里作家写了一首长诗，名为《塞尔维特之火刑的不平》（De Iniusto Serveti Incendio）。巴塞尔的大卫·约里斯（David Joris），一位再洗礼教徒，利用假名对这次死刑的执行发表了一篇抗议书——在他死后，才认出是他写的；本来已埋了，现在又掘出他的尸体当众焚毁（1566年）。加尔文的政敌对塞尔维特的处理，自然感到不满。有些加尔文的朋友说，法国天主教大量处死新教徒，即受到这次判决的鼓励。诸如此类的批评，可能所在多有，也许这就是加尔文于1554年2月，发表《驳米迦勒·塞尔维特的乖谬的正统三位一体信仰》（“Defensio Orthodoxae Fidei de Sacra Trinitate Contra Prodigiosos Errores Michaelis Serveti”）一文的原因。他说，假定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圣经》就是真理。《圣经》既是真理，反对它就等于反对上帝。反对上帝的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敌人。须知反对《圣经》，其罪比谋杀还大。因为谋杀伤害的，仅仅是人的身体，而反对《圣经》，伤害的是人的灵魂。为了防止人类灵魂永坠地狱，政府即非严惩异端不可（这种理论纯是天主教观点）。更有甚者，他又说，上帝对处死异端，有着极明确的训示。任何城市，假定背弃真理，你们都可用剑将它击灭，就是上帝说的。加尔文在上文中，引了《申命记》（13：5—15，17：2—5）、《出埃及记》（22：20）、《利未记》（24：16）。他雄辩滔滔地说：

凡属认为我们对异端和亵渎神明者处置不当的人，显然，已使自己成为异端及亵渎神明者的共犯……我们有权严惩异端，可以说是无可置疑的。上帝诫命，清楚明白，他交付教会的律法，必当垂诸久远。上帝要求我们严惩异端，如果我们对此有所迟疑，那就表示我们对上帝不敬。对上帝不敬，谈侍奉上帝也就变成了空话。因此，任何人一旦犯了异端之罪，为了荣耀上帝，即使至亲，也应绳之以法。

加尔文在结论时，对情节轻微、基于愚昧或心神丧失之异端虽主张宽大处理，但一般而言，他对老师圣保罗的话谨守不渝。事实上，他比保罗厉害，因为他拒绝保罗的在必要时能以新法代旧法的原则。说真的，加尔文建立起来的神权政治，如果容许大家自由发言，相信很快就有崩溃之虞。

不过，不管怎么样，伊拉斯谟的容忍精神一天天在潜滋暗长。容忍精神的发生在于不固执。伊拉斯谟之所以容忍，原因就是他从不自以为是。路德与梅兰希顿本来主张容忍，但因后来自以为是，由容忍而变成残酷。加尔文由于特别早熟，20多岁即以真理创造者自居，真理既属他所有，自然就谈不上容忍了。容忍精神的鼓吹来自一群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研究古典思想，发现历代均存在着残酷的思想斗争。他们仔细检讨这类思想斗争，发现一切思想除自以为是者外均无所谓绝对真理。他们于是说，在神学和哲学上，所谓绝对真理是没有的。既无所谓绝对真理，哲学与神学家何苦自相残杀？

人文学者中，在加尔文统治下，敢于明目张胆强调容忍的，就是一度为加尔文之友的塞巴斯提安·卡斯蒂略（Sebastian Castellio）。卡斯蒂略1515年生于法国的侏罗，精于拉丁、希腊及希伯来三种语言。他在里昂教过一阵子希腊文，徙居斯特拉斯堡，与加尔文相识。及加尔文掌权，便聘他为日内瓦拉丁文学校的校长（1541年）。在任内，他开始以西塞罗式拉丁文翻译《圣经》。卡斯蒂略虽对加尔文的人格很欣赏，却讨厌他的理论和作风——预定论及对人类心灵肉体之控制。1544年，他检举日内瓦牧师的偏执、淫荡及酗酒等行为。加尔文送请议会调查，调查结果，说检举纯属乌有。检举不实反坐诬告，1544年被驱逐出境。被逐出境后9年中，他的生活极为穷困。他有一大家人要养，只好日夜不停地工作。1551年，他把拉丁文《圣经》译完了。译书工作译出了趣味，于是，接着又将《圣经》从《创世记》第1章第1节起译成法文。1553年，巴塞尔大学聘他为希腊语教职，至此，其生活始渐改善。卡斯蒂略同情唯一神教徒，希望塞尔维特能获自由。他听到加尔文要杀塞尔维特时，他感到非常震惊。1554年3月，他和凯里乌斯·库里奥以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异端可杀乎？》，在论宽容上，这是现代数得着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中引文占了大部分。库里奥将所有基督徒名流，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哲罗姆、伊拉斯谟、早期的路德，甚至加尔文，对宽容的言论，通通收集排列在一起。卡斯蒂略则在文头文尾发表他的议论。几百年来，他指出，人们对自由意志、预定论、天堂地狱、基督和三位一体，及诸如此类的题目争辩不已，但争来争去迄无定论。也许，所谓定论，永远都无法得出。这些争论对人类是否有益？否，人类最需要的，是把基督精神灌输到日常生活中。照顾穷人，照顾病患，爱我们的邻居，甚至爱我们的敌人。在他看来，无论新教，无论旧教，乃至无论任何宗派，一旦掌握实权，便将其所信视为绝对真理，并强迫大家跟着他信，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会导致一种结果，一个人在此一市镇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徒，在彼一市镇就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异端。人们从此一市镇移居彼一市镇，便非改教不可。这样一来，所谓信仰和持有的钱币何异？大家想一想，基督可曾规定提倡成人洗礼者应活活被烧死？摩西异端处死的律法，基督已予以废止。这种废止是对的，因为这是以仁易暴。我们（卡斯蒂略）认为，假定有人否认来世，同时不接受宗教所订之法，执政者最多禁止他说话。但绝不应将他置于死地。再说，以杀来压制信仰是徒劳的。烈士成仁，其思想的扩散更快。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他在结论中说，昔日反对宗教法庭恐怖之人，一朝得势，竟袭宗教法庭的旧制，以之残害其他人。许人以黎明者，带来的竟是黑暗，人的观念变换得为什么这样快？

加尔文判断这篇文章出于卡斯蒂略之手。这是一篇需要答复的文章，不过他不愿用自己的名义答复，他把答复的责任托付给他最杰出的门徒西奥多·贝兹。西奥多出生于韦兹莱（Vézelay）贵族家庭，在奥尔良和布尔日学法律。毕业后，在巴黎做律师。由于有钱并能以拉丁文作诗，他颇获女性青睐。经过一段时间的放荡生活之后，他终于结婚。一场重病使他倾向罗耀拉所创的新教。在法国存身不住，他只好逃到日内瓦。他向加尔文投诚，借加尔文之力，得以栖身于洛桑大学教希腊语。说来真是一大讽刺，一个以异端险遭屠杀的人，现在居然执笔为屠杀异端者找理论根据。作为一位法学家，他很善于写这类文章。受加尔文之托，1554年9月，文章写成了。发表时，小书名为《论政府制裁异端之责任》（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Puniendis Libellus）。文中，他重新指出，对于一个服膺福音真理的人而言，所谓宗教上的容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福音就是《圣经》，《圣经》就是“圣道”。他说，离开上帝的话语，宗教便失去了依据。而上帝的话语，与自制、秩序、文化本不可分。须知，人性是邪恶的，如果我们强调容忍，则邪恶必会任意发展。邪恶得以发展，社会秩序便会混乱，基督教文化便会解体。因此，对于一个虔信福音的人而言，宗教应该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教才能代表真理，其他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是异端，就是邪说。不错，《新约》曾强调爱，但爱并不等于说不处分强盗及谋杀者。强盗和谋杀者都该处分，对重于强盗和谋杀者的异端该怎么办，岂非自明之理？

卡斯蒂略针对上文又写了一篇题名《驳斥加尔文的小书》（“Contra Libellum Calvini”）的文章，这篇文章却延至半个世纪后才发表。在卡斯蒂略著作中，《怀疑的艺术》（De Arte Dubitandi）是值得重视的一篇。以怀疑为追求真理的第一步，他可说是笛卡儿的先驱。在发表于1578年的一篇名为《四种问答》（“Four Dialogues”）的文章中，他曾为自由意志及《普救说》做辩护。为呼吁新旧教停止倾轧，他写过一篇题名《忠告百事荒废的法国》（“Conseilà la France Désolée”）的文章。文中说，这种倾轧足以毁灭法国，他说，“为什么不能让每个相信基督的人，照他自己所信，而非照别人所信，来侍奉上帝？”以上的言论，在当时可说均是难得听到的声音，1563年，卡斯蒂略以贫病交迫而死，死时年仅48岁。对于他的死，加尔文幸灾乐祸地说，由他的短命，即可见上帝有灵。

日落黄昏（1554—1564）

加尔文对卡斯蒂略之死，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他知道，卡斯蒂略信的是唯一神教。唯一神教，仅信上帝为唯一真神，因此，排除了三位一体说，同时也排除了基督为神的观念。相信唯一神教者，对加尔文教义便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一开始便会对基督教的最终目标表示怀疑。加尔文最怕这种异端，因为他发现，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在日内瓦为数不少。这种人，尤以从意大利前来寻求庇护的新教徒为多。在这些人看来，以预定论代变体论，简直毫无意义。至于基督乃上帝之子——这点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也是无稽之谈。帕多瓦法学教授，马泰奥·格里波弟（Matteo Gribaldi）在日内瓦附近有幢别墅。审讯塞尔维特时，格里波弟即公然批评政府介入宗教纷争的不当，并极力鼓吹信仰自由。日内瓦议会找他来训了一顿，然后把他驱逐出境。驱逐他的理由为，涉嫌信仰唯一神教（1559年）。蒂宾根大学聘格里波弟为法学教授，加尔文写信给学校当局，说格里波弟思想有问题。学校要他写张相信三位一体论保证书，他不写，愤而远走伯恩。1564年，伯恩正为瘟疫所笼罩，他到达不久，即染疫症而死。一位意大利医生，名叫乔吉奥·布兰德罗塔（Giorgio Blandrata），到日内瓦住不了几天，即被议会传讯。指控罪名为怀疑基督的神性。他怕，逃向波兰。在波兰，他发现他的想法并没有犯罪。瓦伦蒂诺·金泰尔（Valentino Gentile）从科拉布里亚（Calabria）来到日内瓦。由于公开传播唯一神教被抓起来判死刑（1557年）。在执行前，因宣称放弃其信仰而获释。他去里昂，天主教抓他，他说，他的目的是反加尔文，因此不久也被释放。他到波兰去找布兰德罗塔，住了不久又回瑞士，到伯恩被抓。伯恩政府以伪誓异端两罪，将他斩首示众（1566年）。

在为主而战的口号下，加尔文生活得简单而严肃。他靠他的声望及其徒众的拥护，君临日内瓦。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加尔文这时权势是有了，却失去了健康。他一身的病，头痛、哮喘、消化不良、结石、痛风、热症。病，使他瘦骨嶙峋，使他龇牙咧嘴。1558年至1559年，由于百病夹攻，加上几次严重的肺出血，他衰弱得站都站不起来。尽管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躺在床上，一旦精神稍稍恢复，他仍继续研究、下命令、讲道。这个时期，上下讲坛都须用椅子来抬。1564年4月25日，加尔文自立遗嘱。在遗嘱中，对他自己受上帝检选能享永恒光荣一点充满自信。4月26日，议员和行政首长亲赴病榻探病，他请求他们原谅他的脾气坏，并谆嘱他们坚持他订的一切教义。八十开外的法雷尔，这时特别从纳沙泰尔赶来与他诀别。经过很多天的痛苦，经过无数次的祷告，加尔文才获得了安息。他咽最后一口气的日子，是1564年5月27日。

加尔文的影响远较路德为大。不过，如果不是路德在前做好清宫除道工作，他的进展不会这么顺利。路德在维护其新建教会上，曾充分利用德国国家主义。这样做虽属必要，无形中却使他的教会只能在条顿族范围内打转。可是，加尔文就不然了。加尔文虽爱法国，对法国新教徒的培植无微不至，他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加尔文的祖国不是法国而是宗教。宗教以人类为范围，因此，加尔文教义也具有世界性。这就是加尔文教派，能在瑞士、法国、苏格兰、美洲立足，并能与匈牙利、波兰、德国、荷兰、英国各地的新教分庭抗礼的缘故。加尔文对新教极有贡献，组织是一项、信心是一项、自尊是一项，这三项合起来，就是加尔文教派经得起考验的原因。

加尔文逝世前一年，其门徒奥勒维努士与梅兰希顿的门徒乌希努士合作，撰写海德堡教义问答。这份问答，其后即为日耳曼的荷兰新教崇奉的经典。贝兹和布林格曾就加尔文与茨温利的理论，修订了《赫尔维希亚忏悔书第二集》（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这部集子，而后即成瑞士和法国新教的理论权威。在日内瓦，加尔文虽然逝世，但因继任者贝兹非常能干，故其教会仍能维系于不坠。不过，控制议会的工商巨子，对长老会及牧师团，基于道德立场加于他们经济发展的限制，已逐渐不予理会。贝兹在世时，工商巨子虽已不把宗教放在眼里，但提到宗教还有几分畏惧。及至1608年，贝兹一死，非宗教性事务教会即插不上手。至此，加尔文建立以宗教领导政治的局面，完全告终。18世纪，在福尔特尔哲学的影响下，加尔文传统不断蜕变，清教伦理在社会上已行不通。天主教一直没有忘记日内瓦，经过耐心和奋斗，它们终于在市内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天主教教义不是那么阴暗，伦理不是那么古板，信奉的人逐渐多起来。1954年，日内瓦人信旧教者42％，信新教者47％。新旧教虽分庭抗礼，但日内瓦最惹人注目的建筑，则为庄严华贵的“宗教改革纪念坊”。纪念坊沿公园墙壁建造，象征新教胜利，其中央矗立着许多一度最有权势的人物，如法雷尔、加尔文、贝兹、诺克斯的塑像。

加尔文神权政治奠基之时，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加尔文教派领袖走到哪里，平民教育就推广到哪里。在加尔文教徒的协助下，荷兰挣脱了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苏格兰贵族和教士之所以敢于和专横的女王对抗，主要也是因为加尔文教徒撑腰。自苏格兰同盟中，自英格兰和荷兰清教徒中，自纽西兰朝圣者中，我们都可看出加尔文斯多葛学派的色彩。这种色彩，我们甚至可从克伦威尔之心、盲诗人弥尔顿之笔及斯图亚特王室破碎的统治上得到印证。在加尔文教义的启迪下，勇敢与冷静受到鼓励。在这类人物的领导下，人们征服了新大陆。他们建立自治政府，尽力扩张教育。他们宣称，要把自由带给全人类。人们由选举牧师到选举官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会众可以自治，市镇自然也可自治。上帝拣选的神话，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历史任务完成后，加尔文教义，特别是其预定论，慢慢被人遗忘了。欧洲，自30年战争结束，英国自1642年至1689年革命告终，美国自1793年后，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在安定的社会里，人们感到骄傲的，已不是神的拣选，而是有一份正当工作及对此工作的优良表现。这时，人们观念中，安全感增加了，恐惧感减少了。为了适应这种观念，加尔文那吹胡子瞪眼睛的上帝，势必被和蔼可亲的上帝所取代。年复一年，教会对加尔文理论不断修正，最后，所有苛刻而不近情理的部分被通通丢掉了。有些神学家甚至大胆主张，一切夭折的婴儿，均可蒙救恩。一位极得人心的牧师，公然宣称：“不能上天堂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的修改是值得大家称道的。我们虽认可一切错误的思想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一个人，如果一方面歪曲上帝的形象，一方面导人类灵魂于阴森可怖之境，这个人显然不会受人喜爱。

第七章

弗朗索瓦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
（1515—1559）

大鼻子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弗朗索瓦一世于1494年9月12日在科尼亚克（Cognac）一株树下诞生。他的祖父是奥尔良诗人查理。在弗朗索瓦血液中，也许就有爱美爱音乐的成分。他的父亲，人称瓦尔瓦和奥尔良查理，头衔是昂古莱姆伯爵。他在弗朗索瓦3岁时死了，死前留下许多与人通奸的记录。弗朗索瓦的母亲是萨伏依的露易丝，美丽、能干，对财富和权势有野心。17岁做寡妇，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她的目的，在于设法使她的儿子成为法国国王。她获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妻子布列塔尼的安妮所生之子为死胎时，她虽感欣慰，却一点也不动声色。她知道，弗朗索瓦将来有机会继承法国王位了。路易十二封弗朗索瓦为瓦尔瓦公爵，同时指派家庭教师教他一切皇家规矩。在弗朗索瓦眼里，母亲和姐姐便是爱的偶像。她们也极力培养他，使他将来成为一位温文尔雅的国王。露易丝经常叫他“我王、我主、我的恺撒”（Mon roi，mon seigneur，mon César），讲骑士故事给他听，鼓励他当英雄豪杰。他样子帅，个性豪爽，勇敢，但不乱来。他临危不乱，有罗兰和阿玛第斯之风。 一次，一只野猪破笼而出闯进宫里，其他人都吓逃了，他却拔出剑来，勇敢地将它就地解决。

1506年，弗朗索瓦12岁，奉命与路易十二之女、7岁的克劳德订婚。路易十二一度曾将克劳德许配给后来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但为避免法国与西班牙发生婚姻关系，因此自食其言。这次悔婚，可说就是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从小到老成为生死冤家的导因。14岁时，弗朗索瓦奉命离别其母，随侍路易十二于希农（Chinon）。20岁时，与克劳德完婚。克劳德又粗又肥、又跛又笨。她最大的长处是生孩子。她给弗朗索瓦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的出生年代是1515年、1516年、1518年、1520年、1522年、1523年。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第二年她便死了。

1515年1月1日，弗朗索瓦即位。全法国人都很高兴，特别是他的母亲。一登基，他便封母亲为昂古莱姆及安茹的女公爵、缅因（Maine）和博福特两郡的领主、昂布瓦斯的女伯爵。他对母亲固好，对其他人，贵族、艺术家、诗人、侍童及妃子也不错。他动人的语调，友善的态度，温和的脾气，高雅的风度，充满骑士及文艺复兴气息的生活，不但使宫廷中人倾倒，也使法国民众倾倒。这时的世界，神圣罗马皇帝是查理五世，英国国王是亨利八世，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世界。在这些年轻的统治者中，最足以顾盼群雄的，当数弗朗索瓦。他的雄心壮志甚至超过利奥十世。

传说中，集阿瑟与兰斯洛特（Lancelot）两人优点于一身的年轻统治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体格上来说，他的确长得不坏。除掉鼻子部分不算——当时人对他侮慢的称呼，就是“大鼻子国王”（le roi grand nez）——他可称得上英俊。他高6英尺，肩宽，背厚，矫健如龙。跑、跳、角力不算，刀、枪、剑，样样俱精。21岁称王，为了怕人轻视，在嘴边故意留撮小胡子。生就一双凤眼，目光炯炯充满机智与幽默。他一点也不阴险狡诈，从他那条鼻子，便可看出他是正人君子。布朗托姆（Brantôme）所著《风流的国王》（Dames Galantes），虽非正史，但有些描述确凿可信。他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是个多情种子，不过爱情不专。由于英年而居高位，故可为所欲为，佳丽三千朝拥夕抱……因此染上了梅毒，其寿自然不长。”据说，弗朗索瓦的母亲曾经说过他罪有应得。也许史家对于他的桃色案件渲染得过分了点，不管他爱过的女性有多少，至少就表面上说，他爱的第一个女人是法兰索斯·富瓦沙托布连的女伯爵，其后是安妮·毕塞列乌，对安妮，自1526年宠爱起，直至他御驾升天之日止。他对她极为宠爱，他曾封她做埃唐普的女公爵。传说中，他的风流史多得不胜枚举。说他围攻米兰不是为了要米兰，而是为了那里一双迷人的眼睛。说他冒险进兵帕维亚以致造成悲剧，原因是那里有位绝色美女引诱着他。传说不免夸张，但这位少年君主心肠软、情感丰富却是事实。由于妻子凯瑟琳历久不妊，他原有意把她赶走，可妻子一哭他就算了。伊拉斯谟说过这么句话：“弗朗索瓦最通情理。”如果说伊拉斯谟这么说是由于他没有接近弗朗索瓦，那我们且举比德的话为证。比德是法国的人文主义者，他对这位君主的评价也是“温柔敦厚，平易近人”。

和一般人一样，他很爱慕虚荣，他曾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竞夸衣帽的华丽。他以火蛇为他命运的象征，因为据神话传说，火蛇能历经烈火的熬炼。他重称谓，爱荣誉，因而也喜欢戴高帽子。他忍受不了一点点批评，一个伶人对宫廷出语讥讽，立刻就被鞭笞——但同样的事件，在路易十二仅仅付之一笑。他有时也翻脸无情，像对安妮·蒙莫朗西；他有时也很不公正，像对波旁的查理；但对大多数人，他是极仁慈慷慨的。他的宽大使意大利人深感惊异。有史以来的君主没有哪位像他这么器重艺术家。他对美，既喜欢又富欣赏力。他对战争舍得花钱，对艺术也不例外。法国文艺复兴一大半是由他培植起来的。

弗朗索瓦的学识不如他的风度那么迷人。他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希腊文，他在农业、地理、军事、打猎、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却广博到无以复加。只要不与爱情或战争抵触，他还喜欢研究哲学。可是，由于鲁莽冲动，他不能成为一位优良的统帅；由于心软好玩，他不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由于诚恳坦白，他不能成为一位圆滑的外交家；由于太注重外表，他把握不住要点；由于好听小话，他找不到可用之才。没有好的将相，他的政府自然无能。对这一点，他姐姐玛格丽特曾不禁喟叹。她说，弗朗索瓦将来绝非机诈多变的罗马皇帝的对手。路易十二很欣赏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但他看到他的继位者这么会享乐时，他不禁慨叹：“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这个大孩子将会把一切败个精光。”

1515年的法国

法国现在非常繁荣富庶。主要原因有：第一，土壤肥沃；第二，人民勤俭；第三，政治修明。法国人口当时是1600万。以之与英国的300万、西班牙的700万相比超出甚多。巴黎现有30万人口，继君士坦丁堡之后，成为欧洲第一大都市。法国现行社会结构属于半封建形态。农人向领主领地耕作，每年为领主上租服役。领主为贵族或骑士，一方面靠采邑生活，一方面率领兵马捍卫乡土和国家。钱币一再贬值及贵重金属的进口，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减轻了农人上租的负担——照传统，农人上租不以实物而以金钱。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影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穷了。在贵族需钱、农人需地的情况下，贵族便把土地贱卖给农人。论者以为，当德国既闹经济革命又闹宗教革命之时，法国仍能为天主教所有，即因农村安定富足的缘故。由于所有权得到保障，法国人的工作兴趣提高了。借着肥沃的土地，法国拥有全欧洲最好的农产品和酒。有了充足的饲料，牲畜又多又肥，差不多每家院子里都鸡鸭成群。因此，每天桌上除牛奶、乳酪、奶油外，肉类也经常不断。法国农人极喜养猪，因此猪肉供应也很充足。

城市工人现在仍维持自己开店自己做工的形态，经济情况较农人稍差。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的速率，远快过工资的调整。保护关税与公卖制度，如食盐，使生活费直线上升。工人生活困苦，有时罢工，但每次罢工都被压了下去，因为依法工人是不许组织工会的。商业，沿河比较发达，但在陆地上便差了，因为货物在陆上运输沿路对领主有着付不清的关税。里昂北接罗讷河、南通地中海，是德国、瑞士货物的集散地。这个都市，在法境，工业的发达仅次于巴黎；在欧洲，论证券交易和投资，仅次于安特卫普。由于弗朗索瓦大胆与苏里曼土耳其维持友好关系，法国货品经马赛到地中海源源不绝。

在上述经济情况下，弗朗索瓦通过政府征税。除贵族与教士外，任何人均须纳税。税分人头税和财产税两种。教士名义上虽不纳税，但除就其收入向国王缴纳1/10外，尚需缴纳一笔大小不等的赐助金。贵族虽不纳税，但要对构成法国军力的骑兵负供应装备之责。像教皇一样，弗朗索瓦定价出售官位和贵族头衔。这些用钱捐到官位及头衔的人，与在英国一样，慢慢形成了一个新贵族阶层。律师和新贵族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权势有时且凌驾于国王之上。

弗朗索瓦太好玩，自然没有多少时间处理政事。他把政务的处理，乃至政策的决定，交给海军上将邦尼维特、安妮·蒙莫朗西，红衣主教迪普拉、法兰及维康德·劳德雷等人。备法国国王及这些人咨询的，有三个机构：职掌枢密的贵族院（Privy Council of Nobles），职掌事务的参议院（Council of Affair），及职掌诉愿的元老院（Grand Council）。除以上三院外，另有巴黎议会（Parlement of Paris）。巴黎议会由法国国王指派的宗教和非宗教人士共200人组成。这些职位均是终身制。议会可说是法国的最高法院。该院对国王所下敕令，如认为有违宪情事，即有权加以谏止。事实上，国王所下的敕令，非经议会认可，即无法律效力。议会由于受到律师及资望俱深人士的操纵，实际上已变成中产阶级的专用机构。在宗教思想上，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机构，其保守性在全法国仅次于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法国各省省长及法官也由国王指派。法官组成地方法院（Local Parlement），与省长协同处理省务。国会目前有职无权。由于税收取代了进贡，贵族现已无足轻重。

贵族在法国现在只有两种作用：第一，构成军队的骨干；第二，在宫中听国王使唤。朝廷，例由行政官吏首长、主要贵族（首长及贵族夫人也包括在内）、皇族及国王的宠臣组成。它是法国的巅峰，它是法国的前线，它是反映时髦的镜子，它是一切庆典的发动机。在朝中，内务府大臣总管一切、监督一切，宫中事务则由侍卫长掌管。国王身边，经常有4位高级侍从。高级侍从由贵族轮流充当，每3个月一轮值——这样设计，目的在于使各贵族均有亲近国王的机会。4位高级侍从之下，设有20至50名侍从。此外，负责整理国王寝宫者，还有12个侍童和4个传令者。御厨由20人构成，在此20人之下，还有45个帮厨和25个端茶送酒者。经常跟随国王的，除一大群扈从（他们是国王的手和脑）外，尚有30多个侍童。这些侍童皆来自高贵门第，一个个都穿着灿烂夺目的制服。负责皇家礼拜堂的是一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之下，有一位负责祷告礼拜的主教和50位教区主教。地位崇高的是名誉侍从。国王常把这种头衔赐给在学问事功上有成就的人，如比德、马罗等。名誉侍从不是一个空衔，每人每年可获240利维尔的年金。除以上种种名目外，在国王四周的人中，还有御医14人——7个内科，7个外科；理发师4人；乐师7人；工艺师8人；传达8人。王子侍从另有编制，按编制每人均有自己的厨师、侍臣、教师、侍童及奴仆。两宫皇后，克劳德和玛格丽特，每人均有10至15名女侍，8至16名宫女。在弗朗索瓦朝廷中，女性地位相当高。他曾说：“一个朝廷要是没有女性，那就像一个花园没有花朵。”也许，正因有女性美的点缀，弗朗索瓦的宫廷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宫廷文雅而富有生气。为了向巴黎学步，全欧洲君主均不惜对人民大肆搜刮。

为了供应国王及宫廷所有贵族仕女的口腹之欲，4位大御厨、6位副御厨，带着数不清的助手，不断挖空心思设计食谱、烹调菜肴。除口腹享受外，耳朵也不容怠慢。法国宫廷乐队由一流的作曲家、声乐家、器乐家组成。这个乐队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御厩由一位大总管、25位总管及一大群夫役组成。为伺候国王打猎，特设了一位猎官。猎官在其属员协助下，养有100头猎犬、300只猎鹰。这些鹰犬平常即由专家训练待命。国王仪队由400位弓箭手组成。这些弓箭手个个武艺精深、盔甲鲜明，使整个朝廷也因之生色不少。

宫廷宴会、外交应酬及皇族婚丧喜庆，场面宏大，以至巴黎没有任何一幢建筑可以容得下。卢浮宫当年还只是一座阴森的城堡，弗朗索瓦举行庆典，从来对它不加考虑。比较中意的，是都尔诺著名的夏宫及宽敞的议会大厦。也许由于天性好动，弗朗索瓦经常把宴会带至枫丹白露、布卢瓦、尚博尔、昂布瓦斯、杜尔等地。弗朗索瓦这一举动，使整个朝廷和法国财富都随着他打转。切利尼的描写不知是否夸张，他说，弗朗索瓦一动，便有1.8万个人、1.2万匹马要跟着动。各国使臣对这一点都感到吃不消。他们说，为了跟随法国国王行动，花钱不说，人都给累死了。每到一个地方，刚一停下来，不是打猎就是比武；紧接着打猎比武，还有通宵舞会。这样跑来跑去，自然花费很大。国库经常闹穷，租税已高到顶点。里昂银行家常被借给皇室的大笔款项拖得喘不过气来。1523年，弗朗索瓦发现他的税收远远跟不上他的用度。于是，他吩咐今后要省，不过他说：“日用必需和偶然娱乐，当然不在所省之列。”在他，一切花费均属必需。他说，巴黎人，无论贵族和平民，都很喜爱堂皇，作为他们的王，他不能现出穷酸相。

在法国政府中，现在男女平分秋色。从外表观察，弗朗索瓦大权独揽，几可为所欲为。但深一层看，他对妈妈、姐姐乃至嫔妃的恭敬和宠爱，使他完全变成了她们的奴隶。他对克劳德皇后虽说不上有多么爱，却也宠厚有嘉，由她不停怀孕一事便可想而知。不过，由于他们的结合，只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此他发现中意的女性时，便大动脑筋。上行下效，在弗朗索瓦朝廷里，风流韵事特别多。对这类风流韵事，教士阶级的做法是，对当事人，要求改过；对社会，尽量找理由加以解释。法国老百姓对这类事情大多数没有意见，少数不但不加反对，反而暗表赞成，因为如果有人批评他们浪费，他们便可援用皇家规矩。在弗朗索瓦欣赏的众多女性中，受人公开指责的只有一个。据说，那个女人存心以美色诱惑国王、控制国王（1524年）。

弗朗索瓦朝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是他母亲。“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讲好了，”一次她对教皇使节说，“我认为可行就行。国王如果不同意，尽管让他不同意。”事实上，她的建议多半都很中肯。甚至还可这样说，无论任何事，有她从旁指导，远比由国王单独决断稳妥得多。不过，她的贪婪把波旁公爵逼反了。法国断送一支大军在意大利，也是她的过错。不过，不管她有什么缺点什么过错，弗朗索瓦总会原谅她，幸亏她把他教养得像神一般仁慈。

那瓦尔之后

弗朗索瓦所最敬爱的人，除他母亲外，也许就是他姐姐玛格丽特了。他对她甚至可以说不只是敬爱，简直是崇拜。玛格丽特心中充满了爱，爱母亲、爱弟弟、爱丈夫。她的爱不但富有哲人的理想，而且具有宗教的虔诚。关于她，流传着一个故事：“她一生下来，便会笑，会对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挥手。”她常说，她母亲、她弟弟和她自己，是“三位一体”。她又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两个角大，一个角小，她就是那个最小的。她似乎也满足于做那个“最小的”。她比弗朗索瓦大两岁，因此对弗朗索瓦的教养，她有着相当的贡献。在童年时代，她扮演过他的“妈妈、情人和新娘”。从小她便感到她弟弟的不凡，即使对好色这一点，她的解释也是，这是希腊诸神常有的现象。尽管她有这样的解释，她自己对这方面，倒颇能出污泥而不染。论学养，除艺术欣赏一项外，弗朗索瓦样样都远落其后。她学过西班牙、意大利、拉丁、希腊、希伯来等语言。环绕在她四周的，尽是当时的学者、诗人、神学家和哲学家。她不算美——与弗朗索瓦一样，也有一个较长较大的鼻子——但风度至为动人。凡是和她接近的人，对其智力高超、品性优美所倾倒。她有许多优点，如随和、仁慈、慷慨、富于幽默感及同情心等。谈文艺，她本人就是当时的一流诗人。她的宫廷所在地，涅拉克（Nérac）和坡城（Pau），在当时就是全欧的文学活动中心。当地人都喜欢她，都视能和她接近为最大荣幸。在那个充满浪漫和讽刺色彩的时代，人们曾给她加上了这么个封号——“瓦尔瓦的明珠（la Perle des Valois）”。这个封号曾孕育了一段传说，她母亲在怀她前，曾吞下一颗明珠。

她写过不少信给弗朗索瓦。她的信封封情文并茂，在法国文学上，可以说都是上乘之作。这些情词恳切的信，对弗朗索瓦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对别人的关切，虽及不上对弗朗索瓦，但她一旦与人为友，往往能历50余年而不变。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她的这种友情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她的初恋情人是路易十二的侄子加斯东·福伊克斯。他不幸于1512年出征意大利时，死于拉韦那。纪尧姆·邦尼维特（Guillaume de Bonnivet）对她患上单相思，但他发现她对加斯东仍属旧情难忘时，他只有先和她的一位近亲结婚，以便伺机进取。玛格丽特在17岁那年，在弗朗索瓦的要求下，和阿朗松（Alençon）公爵查理成婚。查理具有皇家血统，这也是一项政治婚姻，但她发现她和查理毫无缘分。趁其芳心寂寞，邦尼维特乘虚而入，向她表白他对她多年来的一片痴心。在听取表白后，玛格丽特为绝邦尼维特之念，曾以石片自行毁容。不久，查理和邦尼维特均奉命出征。法意战争中，邦尼维特在帕维亚牺牲，查理则临阵脱逃。查理潜返法国，到里昂即发现为人所不齿。露易丝骂他是个“懦夫”。更倒霉的是，肋膜发炎了。他感到走投无路时，玛格丽特却原谅他、照料他。但不久他便死了（1525年）。

守了两年寡，玛格丽特现已35岁。一位24岁的青年，名义上拥有那瓦拉之王称号的亨利·阿尔伯雷，向她求婚，在弗朗索瓦的撮合下，她答应了。为免斐迪南二世和查理五世对那瓦拉提出要求，弗朗索瓦令亨利于法国西南的涅拉克（有时在坡城）组建宫廷，其名义是吉耶讷（Guienne）总督。亨利对玛格丽特以母视之，他不像她那么尊重婚姻关系，因此，风流韵事层出不穷。玛格丽特对这点也不计较。她终日无事，便给文学家、哲学家做东道主。新教徒因在本地站不住脚而投奔她来的，她一律收容庇护。1528年，她给亨利生下一女，即珍妮·阿尔伯雷，后来成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母。两年后，玛格丽特生了一个男孩，但不幸这孩子没有多久便死了。孩子死后，玛格丽特从此即一生只穿黑色衣服。孩子的死，弗朗索瓦曾写了一封信安慰她，此信也写得十分动人。孩子死后不久，弗朗索瓦即令她把女儿送至宫中教养。理由是，一则，怕亨利会将她许配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再则，怕她将来变成一个新教徒。骨肉分离使玛格丽特感到非常伤心，但因是弗朗索瓦的要求她也无话可说。弗朗索瓦后来决定要珍妮嫁给克利夫公爵，但这个小女孩死也不肯同意。玛格丽特了解这项联姻的重要性，因此支持弗朗索瓦的决定。她为此曾命令管家：“你给我狠狠地揍，直到她说同意为止。”挨了不少揍，但这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却坚决得不得了。她写了一张纸条，说这种强迫婚姻，她至死也不承认。弗朗索瓦在一切为国家的口号下，命令举行婚礼，珍妮被拖上教堂。但婚礼一告完毕，她趁人不注意便开溜了。她一口气跑到坡市，玛格丽特只得答应她留下来。她好穿着，好排场，慷慨也不异其母，没有多久，家里的钱几乎给她花个精光。

乐善好施是玛格丽特的一大特点。她常常一个随从不带跑到街上和老百姓谈天，听老百姓诉苦。“王公贵族出门把老百姓赶开最是不该。”她说，“帝王是穷苦大众的公仆……因为穷苦大众和上帝是一家。”她自称是“穷苦民众的大管家”。她挨家挨户拜访，遇到有病的，便叫宫廷里的医生给他们治病。亨利在做丈夫方面虽不称职，对安抚百姓却有一套，他和玛格丽特在这方面配合得非常好。在他们夫妇策划下，坡市的公共设施足为全国典范。他们为穷人办了很多学校，从这些学校出身的学者不少。阿米欧尼（Amyot）——普鲁塔克作品翻译能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玛格丽特对来投奔她的人，如马罗、拉伯雷、德斯伯里埃、勒菲孚·塔皮埃斯及加尔文等均礼遇有加。这些人中，有一位曾作过下列譬喻：“我们像一群小鸡，她则像一只母鸡，遇到刮风下雨，她便张开双翅叫我们到下面躲着。”

除了乐善好施，玛格丽特在涅拉克和坡市的那段时期中，最感兴趣的还有三件事：文学、恋爱——柏拉图式的恋爱——及神学。在她的神学观念中，天主教、新教乃至一切宗教，都可同时存在。她有一种习惯，一面刺绣，一面听诗人朗诵诗篇。她自己就会作诗。她的诗常以人神恋爱为主题，读来奇趣横生。一生中，她出版过几种诗集和戏剧，不过她的诗和戏剧不及她的书信精彩。她的书信，至1841年始刊行。她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是《七日谈》（Heptameron），描写的多属儿女私情，有人批评这本书淫邪，不过，你如想从中获取性刺激，那准会失望的。这本书系由当时的若干故事编织而成，叙述各种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甚至修道士的越轨行为，以逗人发笑。这些故事虽也牵涉到性关系，对性的描写却很含蓄。据考证，本书所述均是真人真事，男女主人公，有的属于玛格丽特宫廷，有的属于弗朗索瓦宫廷，叙述时期为1544年至1548年。部分是玛格丽特写的，部分则为别人代笔。出版这本书，绝非玛格丽特的原意。事实上，这本书公于世之时，她已辞世达10年之久。据说，她原本准备出一本像《十日谈》（Decameron）的书，但故事谈到第7日便停止了，所以后来的编者，只好把它改作《七日谈》。说这本书所述故事皆是真人真事，似非夸大之词。当然，故事是真的，人名是假的。据布朗托姆称，他母亲就是说故事者的一员，她亲与其事，握有一份真假人名对照表。他说，以第五日的第四个故事为例，其中的男主角即邦尼维特，女主角即玛格丽特自己。

就现代假道学家看来，法国的淑女、绅士，应该不会大讲这些令人脸红的故事。故事中，有些令人叫绝的句子：“你是说，只要不为人知，那么凡是相爱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错，事实上，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露马脚’。”这本书的主旨，从第五个故事中一句颇为含蓄的话内可以看出：“很不幸的是，小姐们均不知当于何时确保其贞操。贞操关乎个人名节，但过分坚持贞操，名节往往更会受损。”像这类模棱两可的话，故事中俯拾皆是。一位坡市的药剂师说：“除了复活节的前一周，而且是在诚心忏悔，谁和他的太太没有发生关系？”这类幽默，与修道士有关的，差不多占一半。如在第五个故事中，与薄伽丘书中的一样：“这些神父一面在叫我们做正人君子，一面在对我们的太太打主意。”一位怒不可遏的丈夫说：“他们说不要钱，却要女人的大腿。那不是更危险吗！”另外还得加上一点，说这类故事的人，无论淑女、绅士，早晨听弥撒时都是一本正经的。

玛格丽特有兴趣听这类故事、写这类故事，一方面是时代使然，一方面也说明她本人，至少在晚年，不是一位板着脸孔说教的伪君子。她尽管非常洁身自爱，对别人绝不苛求。对弗朗索瓦，无论是国家大事，无论是风流韵事，都从不多嘴。法国人无论男女，对两性关系，都可无拘束地讨论。在那个无忧无虑的时代，据说法国还流行一种迷人的风俗：小姐们对富于想象力的男性，常以她们的袜带作礼品送给他。玛格丽特虽不苛责普通男女的肉欲，但她自己追求的，却是柏拉图式的或宗教式的爱。柏拉图式的爱在中世纪宫廷中即已盛行。后经意大利人如班贝格（Bembo）提倡，崇尚者更多。玛格丽特认为，女性在一般性爱之外，无妨再行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对向你表示爱慕的男性，她说，报以一种友谊的关切，无害的亲近，相信对彼此都是有益无害的。精神恋爱就男性而言，可以增进其美的感受，培养其优良风度，养成其自律美德。换句话说，女性能实行精神恋爱，即可使男性由粗野进于文明。在玛格丽特的观念中，尚有一种更高级的爱存在。这种爱远超乎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那就是，爱真、爱善、爱美。换句话说，这种爱就是上帝之爱。但她又认为，“实现上帝之爱，须从爱人开始”。

玛格丽特的宗教观，和她的恋爱观一样不单纯。尽管弗朗索瓦非常自私，她始终对他忠心耿耿。同样，尽管现实悲惨残酷，也并未动摇她对神的信心。她在信仰方面，谈得上虔诚坚定，不过讲“正统”却有一段距离。在某一段时间内，她可以说是一个怀疑派。她写过一篇题名为《罪魂之镜》（“Le Miroir de L’ome Pécheress”）的文章，文中承认，有一个阶段，她对《圣经》和上帝都表怀疑。她指控上帝冷酷，怀疑《圣经》是他写的。1533年，巴黎索邦神学院给她一个通知，要她去为自己受指控为异端一事加以辩护。她对这项指控一点也不加理会。某僧侣曾当众宣称，玛格丽特应被装进麻袋投入塞纳河。这件事传到弗朗索瓦耳里，他即刻传谕：“谁也不许动我姐姐。”国王振振有词地说：“姐姐对我这么忠诚，我敢保证，我的信仰就是她的信仰。”弗朗索瓦安享尊荣，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去做新教徒。玛格丽特则不然，她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她一方面自己有着沉重的罪恶感，一方面看不惯现行宗教的腐化，她早就觉得，宗教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她看到路德写的一些文章，她对攻击教士淫侈贪婪部分深有同感。一次，弗朗索瓦愣住了，因为他发现与他姐姐一块祷告的人竟是法雷尔——加尔文的“施洗者”约翰。在涅拉克和坡市，她一方面对圣母玛利亚祷告，一方面庇护新教徒。在这些新教徒中，加尔文便是一个。加尔文发现，玛格丽特的宫中竟有自由分子如埃提恩尼·多雷（Etienne Dolet）和伯那温突雷·德斯伯里埃（Bonaventure Desperiers）等人在时，他曾向她表示，“这种宽大太过分了”。尽管加尔文这样说，她仍我行我素。她事实上已为其后裔打好《南特诏书》 （Edict of Nantes）的草稿。在她观念中，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两者根本是一回事。

玛格丽特的影响，事实上遍及整个法国。她变成了自由的象征、理念的灯塔。拉伯雷为她献上一部《巨人传》（Gargantua）。龙萨（Ronsard）和约阿希姆·贝莱，在学说上紧守着她那柏拉图式的及蒲鲁太纳斯式的神秘主义。马罗对圣诗的翻译，处处洋溢着她的加尔文新教的精神。18世纪，拜尔（Bayle）在其所编的一本字典里，特别为她写了一首赞美诗。19世纪，新教徒米歇尔特（Michelet），在其所著典雅长篇史诗《法国春秋》（Histoire de France）中，曾带着无限敬意的语气说：“永远令人怀念的那瓦拉之后，你以无比的慈惠庇护着苦难的子民。从监狱里逃出的归向你，从刑场里逃出的归向你。你给他们保障，你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荣誉。万人敬爱的文艺复兴之母，你的家是圣人的住宅，你的心是自由的天堂。”

法国新教徒

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今天已无人表示怀疑。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宗教予人的观感好坏杂陈。有诚挚的神父，有虔敬的僧侣、圣洁的修女、全心敬神不谈政治的主教，可也有愚蠢贪婪的神父、懒惰好色的僧侣、装穷卖苦的修士、不甘寂寞的修女、争权夺利的主教。教育的发展导致信仰的低落。教士阶级的知识越高，对修来世便越不感兴趣。主教对教区的选择，多以利益肥瘦为标准。因为在肥硕的教区，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洛林的让为什么紧紧抓着梅斯、图尔及凡尔登主教区，兰斯、里昂、纳博讷、阿尔比、麦肯、阿让及南特大主教区，戈尔泽、费康、克吕尼、马尔穆提、圣乌恩、圣德拉昂、圣杰尔默、圣梅达德及萨·恩特·曼苏（属图尔）大修道院不放？因为这些所在，大有油水可沾。人真贪得无厌，还天天哭穷。因为分赃不均，僧侣骂主教，神父骂僧侣。布朗托姆引了一句话“神父必贪，僧侣必淫”，这句话立刻不胫而走。《七日谈》一开头讲的，就是塞（Sées）地的主教如何存心勾引有夫之妇。在这本书中，关于僧侣的风流故事，细数起来竟有十几个之多。在一个故事中，有一个人这样说：“一看到僧侣我便给吓坏了。有错我也不向他们认，因为他们比谁都坏。”瓦西耶（Oisille）——玛格丽特于《七日谈》中用作其母的代名——虽然说过，“僧侣之中也有好人”，但在她的一本日记中，我们发现有下列这么一段：“1522年……谢天谢地，我和我儿算是认清了这批伪君子的真面目。这批伪君子，有时是白脸，有时是黑脸，有时是灰脸，有时是花脸……对这些脸，要不是上天庇佑我母子，我们真是无法分辨。若耶稣基督所言不爽，那么这必是最危险的一代了。”

然而，由于露易丝贪、弗朗索瓦淫、法国宫廷乱，教士阶级也找不到好榜样。法国国王是法国教士的首脑，上梁不正下梁歪，实为理所当然。1516年，弗朗索瓦自教皇利奥十世那里，取得任命法国地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权。弗朗索瓦既使宗教为政治服务，则对宗教领袖的生活行动自不便干预。事实上，利奥十世与弗朗索瓦所订的条款，已使法国天主教脱离罗马教皇而归法国统治。基督教国家化，德英两国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才争取到，弗朗索瓦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弗朗索瓦获致此项成果，比路德发动改革还早一年。法国教会尽管名义上不叫新教，实质上已与新教差不了很多。站在国王的立场而言，法国新教徒对法国还能有何贡献？

谈到法国新教教义，事实上远比路德教义还早。1512年，雅各·勒菲孚生在皮卡第（Picardy）的埃唐普（Etaples），后来任巴黎大学教授。他以拉丁文译《保罗书信》并加注释。勒菲孚可说是路德的先驱，他说，灵魂的获救，靠的不是善行而是信心。信上帝的恩典，信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做的牺牲。圣餐中，他说，基督的体现，并非神父以面包和酒所化，而是其事迹精神的感召。他呼吁回到《圣经》，这点和路德一模一样。他主张，以《新约》来刷新基督教，让基督教从中世纪的传说神话中解放出来。这点又与伊拉斯谟相同。1523年，他将《新约》译成法文。一年后，圣诗也因他而出了法文版。他对教士曾大肆批评：“世间最可耻之事，只有主教们才做得出来。他们领导人们酗酒、赌博、打猎、嫖妓！”巴黎索邦神学院指他为异端，他逃往斯特拉斯堡（1525年）。玛格丽特替他游说，法国国王将他召回，令他管理布卢瓦图书馆，并做皇家子弟的家教。1531年，新教徒闹事，法国国王大怒，由于害怕他跑到玛格丽特那里寻求庇护。此后一直跟着玛格丽特。他死于1537年，死时87岁。

纪尧姆·布里松内（Guillaume Briconnet）是勒菲孚的关门弟子。于1516年出任摩莫（Meaux）的主教。他的一切行事完全从其老师所教。经过4年的准备，他认为改革时机已趋成熟，于是任命一班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如勒菲孚、法雷尔、路易·贝尔奎恩、杰拉德·鲁塞尔、弗朗索瓦·凡塔布等担任有俸圣职，同时，鼓励他们以回到《福音书》为布道目标。对这件事，玛格丽特曾为他喝彩，聘他为她的属灵指导。但巴黎大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实际统治者，宣布路德有罪时（1521年），布里松内却叫他的党羽站在教廷的一边。因为就他看来，教会的统一远比改革重要，他的看法，可以说也就是伊拉斯谟和玛格丽特的看法。事实上，巴黎索邦神学院无法禁止路德思想横越莱茵河。学生、商人，把来自德国的路德著作，当作每天的新闻。自巴塞尔运来的路德著作，在法国到处都可买到。不满现状的工人，拿着《新约》当革命经典。他们最听得入耳的，就是社会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福音。1523年，布里松内主教在其教堂门口贴出一通教皇赎罪令时，一个摩莫地方的梳羊毛工人让·勒格雷（Jean Leclerc），前来一手把它撕掉，同时换上一张“教皇是基督叛徒”的标语。勒格雷当场被捕。巴黎议院在他额头上烙了几个字后，把他放了。他迁移至梅斯，在那里，当颂圣队伍准备敬香时，他把所有圣像都捣毁了。他得到的惩罚是砍掉右手，割去鼻子，两个奶头用钳子钳起来，头上戴个炽热的铁箍，最后，被活活烧死（1526年）。1526年至1527年，有不少人以“亵渎神明”或拒向玛利亚及圣徒祷告等罪，在巴黎受火刑。

对这类处罚，法国老百姓似乎并不反对。他们认为，异端专在剥夺穷人的希望，受罚是罪有应得。在法国中产阶级观念的支配下，没有路德思想产生的背景。至于反对教皇专制勒索，经过弗朗索瓦与利奥所订的条款，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时，加尔文在日内瓦尚未得势，对法国还谈不到有何影响。反对正统的人虽曾获部分贵族支持，但尚无所作为。因为这些贵族面薄心软，要他们动手变更宫廷和人民的信仰则办不到。弗朗索瓦对路德思想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绝对不容许它对法国社会与政治有所威胁。其实，他也是个怀疑派。他怀疑教皇的威信，怀疑赎罪券的买卖，怀疑炼狱的存在。他对新教徒容忍，也许还有一个理由，即以此为武器打击教皇对查理五世的示惠。他极器重伊拉斯谟，请他出任新设立的皇家学院院长，同意他说的发展教育与宗教改革并重，但这两者均宜按部就班实施，以免造成人民分裂，及削弱教会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提高个人道德上的影响。“国王和母后（露易丝），”玛格丽特1521年写信给布里松内说，“对宗教改革颇具好感。”路易·贝尔奎恩因翻译路德作品的罪名于1523年遭巴黎大学神学院逮捕时，玛格丽特曾通过国王将其释放。不过，德国农民暴动——新教宣传的结果——发生时，弗朗索瓦怔住了。在他出征意大利前——此次出征在帕维亚遭受溃败，他即命令主教在法国杜绝路德一切活动。在法国国王被囚于马德里期间，贝尔奎恩再度被抓，但又因玛格丽特之助获得自由。从马德里回来的弗朗索瓦，一度对自由非常重视。这次他能回来，得力于他姐姐的营救，因此，凡是他姐姐重视的人，他也不吝加以青睐。他下令废止对勒菲孚和卢塞尔的放逐令，把他们召了回来。这项举动使玛格丽特相信，宗教改革运动将在法国得胜。

但不久，弗朗索瓦变卦了。他走回旧教，有两大原因。第一，他需要一笔钱赎回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因为换取他的自由，目前被查理扣为人质。教士阶级答应给他130万利维尔，但附有一个条件，要他坚决反对异端。1527年12月16日，他接受了这笔钱答应了这个条件。第二，1528年5月31日，一件事使他感到震惊。圣热尔曼教区一座教堂门口圣母圣子两尊雕像的头，一夜之间不见了，老百姓怒吼着要复仇。弗朗索瓦一方面悬赏1000克朗捉拿罪犯；一方面亲率教士、官员、贵族、百姓用银为圣母圣子雕像修复所缺之头。巴黎索邦神学院趁机又把贝尔奎恩抓起来，同时，弗朗索瓦有事他往时，该院就在布卢瓦把这个顽固的路德派活活烧死（1529年4月17日）。该院这样做，纯系取悦暴众。

弗朗索瓦对新教徒的态度，常随外交关系而变。1532年，他因讨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查理五世的合作，一方面与德国路德派诸侯谈和，一方面容许玛格丽特的门客卢塞尔在卢浮宫前传道。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此提出抗议，他反而把该院负责人逐出巴黎。1532年10月，由于克莱门特对他很不错，于是他又答应以严厉手段镇压法国新教徒。11月1日，尼古拉·科普在大学里发表亲路德演说，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此提出抗议，这次他的做法可不是放逐该院负责人，而是下令把演说者处死。接着，他与查理发生严重争执时，他却派纪尧姆·杜·贝莱——赞成宗教改革者，到维滕堡和梅兰希顿接头，希望梅兰希顿搞出一套新旧两教都可接受的观念，为旧教的法国与新教的德国联盟铺路（1534年）。梅兰希顿同意照办。与此同时，法国改革者中一个极端派，在巴黎、奥尔良及其他城市大肆活动。他们甚至在国王寝宫的门上大贴废止弥撒、打倒偶像、打倒教皇及所有天主教教士阶级的标语。标语称教皇及教士为：“吸血虫……叛徒、狼……撒谎者、亵渎神明者及灵魂的谋杀犯。”（1534年10月18日）弗朗索瓦火了，一个命令，把所有嫌疑分子抓起来。在这个命令之下，法国监狱处处人满为患。出版商也遭了殃，在一段时间内，老板被关起来，什么东西都不许印。玛格丽特、马罗及许多温和派新教徒，联合起来谴责这次标语的张贴者。1535年1月21日，从国王起，王子、外国使节、贵族、教士，燃着烛，排着队，默默地、庄严地，齐赴巴黎圣母玛利亚教堂，举行赎罪弥撒。弗朗索瓦宣称，如果他发现任何人，甚至他的孩子有窝藏异端的事情，他保管叫其人头落地。当晚，6位新教徒在巴黎被执行火刑。行刑方式很恐怖：“他们把这些新教徒先吊起来，然后在底下烧火；当火正旺时，才把他们一一放下来；但当烧着以后，又把他们拖上去，这样让他们不生不死地受罪。”1534年11月10日至1535年5月5日，巴黎烧死的新教徒为数多达24个。太残酷了，残酷得连教皇保罗三世都看不过去。他派人劝止弗朗索瓦，不必要的酷刑应予停止。

1535年还未告终，弗朗索瓦的态度又变了。他再度向德国新教徒示好。7月23日，他写信给梅兰希顿，说他欢迎梅兰希顿来法国，“和我国博学之士共聚一堂，以商重建教会的百年大计”。梅兰希顿没有来，也许他怀疑弗朗索瓦把他当作与查理斗法的工具，也许他被路德和萨克森选帝侯劝止。他们说：“法国人所走的，不是福音教派的路，而是伊拉斯谟的路。”这种话，对于玛格丽特、勒菲孚、卢塞尔等人而言是对的；但对于法国南部的激烈分子及加尔文派的法国新教徒而言则不然。1538年，弗朗索瓦与查理讲和后，他再不姑息任何新教徒了。

在弗朗索瓦统治时期，法国发生了一桩最不名誉的事件。这桩事件的酿成，大部分应由弗朗索瓦负责。12世纪，彼得·韦尔多（Peter Waldo）创立了一个类似清教徒的教派，这个教派称韦尔多教派。目前这个教派在皇家的庇护下，尚在普罗旺斯沿迪朗斯河（Durance）的三十几个村内存在。1530年，这个教派的教徒开始与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者往来。两年后，他们根据布塞尔和奥科兰帕迪乌斯的理论，起草了一个修道誓约。教廷派代表组织宗教法庭调查他们，他们请国王主持公道。弗朗索瓦令宗教法庭不要判他们死罪（1533年）。但土尔农红衣主教认为，这些人有阴谋推翻政府之嫌，于是建议弗朗索瓦下令，在所有韦尔多派教徒中，确定犯异端之罪者即当处死。弗朗索瓦是优柔寡断的人，经这一说，他便听了。1545年1月1日，敕令颁了下去。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法院法官对此令的解释是，凡属韦尔多派教徒均须一律处死。法院下令士兵行动，士兵最初拒绝执行。后经法官尽力劝诱，于是他们同意杀一部分。但一开刀便止不住了，最后终于变成了大屠杀。4月12日至18日，不过一个礼拜工夫，好些村落便杀得鸡犬不留。在一个村落里，男女老幼800人，完全杀得干干净净。两个月内，杀了3000人，夷平了22个村落。700个壮汉，被罚去做苦工。25名妇女，吓得躲在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后，士兵在洞口堆上干柴，一放火便通通闷死在洞里。关于这桩事，新教的瑞士和德国均大提抗议，但弗朗索瓦自西班牙收到贺电。一年后又有一小群路德教徒，在摩莫聚会被发现。领导者为曾受烙印的让的兄弟皮埃尔·勒格雷（Pierre Leclerc）。对这小群人，又是8个受拔舌处分、14个受尽折磨后活活烧死（1546年10月7日）。

用这种残酷手段压制，显然是失败的。新教教义被烈士鲜血染红后，信仰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尽管恐怖花样日日翻新，新教徒仍处处秘密集会。1530年，里昂、波尔多、奥尔良、兰斯、亚眠、普瓦提埃、布尔日、尼姆、罗谢尔、索恩、第戎、图卢兹，遍地都是新教徒。弗朗索瓦死时，他可能已感觉到，他留给他的孩子的，不但是与英、德、瑞士的冲突，而且是一片滋长在法国老百姓心中的敌意。

龙争虎斗（1515—1526）

以弗朗索瓦好大喜功的天性，在法国的皇冠上，除缀上米兰这颗宝石外，最好还加上那不勒斯。路易十二曾满足于法国的自然边界，换句话说，让法国的主权只到阿尔卑斯。但弗朗索瓦对这一说法不同意，他即位后，即向马克西米连·斯福尔扎（Maximilian Sforza）公爵说：我要米兰。公爵当然不答应，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弗朗索瓦组成了一支大军。1515年8月，他率领大军，取道一条新而危险的小径——许多地方要用炸药炸开才能通行，越过阿尔卑斯进入意大利。在距米兰9英里处的马里尼亚诺，弗朗索瓦碰到了斯福尔扎的瑞士雇佣兵。经过两天（9月13日至14日）的厮杀，由于法国大军几乎从天而降，一下就叫瑞士雇佣兵躺下了1万多。弗朗索瓦身先士卒，使法国人个个奋勇争先。结果，法国人胜利了。胜利的君主，照例在战场上对特殊勇敢的人，要封之为骑士。但弗朗索瓦在封别人前，却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他一下跪倒在巴亚尔领主皮埃尔之前说：“请借你那赫赫有名的骑士之手封我，别害怕，别拒斥。”巴亚尔领主说：“依照职级，我王是爵士之上的最高爵士，哪有降其尊荣而求封之理。”这位21岁的统治者，却坚持如果不封便不起来。于是领主只得遵照传统仪节，将他封为骑士。领主把他自己的剑解下来说：“剑呀剑，你现在已成万代不朽之宝，你获得了举世无双的荣誉，我应好好把你保存起来。因为今天，一位英俊威武的王，因你而变成骑士，此后，除非奉命征讨土耳其、莫尔及萨拉逊，否则我不敢再用你了！”弗朗索瓦以征服者姿态进入米兰。他把战败的公爵送回法国，为了表示宽大，他赐予他一份丰厚的年金。征服米兰后，弗朗索瓦又连下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最后，在博洛尼亚与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条约，签约仪式无比隆重。这项条约在教皇和他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外交胜利。

弗朗索瓦奏凯归国。这次胜利使他不但成为法国人崇拜的偶像，也成为全欧洲的英雄。勇冠三军，统帅而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兵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胜利，他本可大吹大擂，但他尽量约束自己。他自己毫不居功，对别人则不吝赞美。弗朗索瓦虽有着许多优点，却有着一大缺点：过分爱名。由于过分爱名，他冒昧问鼎皇帝宝座，梦想做查理一世——西班牙及那不勒斯君主、法兰西和荷兰伯爵兼神圣罗马皇帝——因为这样，便可要求伦巴底和米兰的统治权——他终日神魂颠倒。为了实践皇帝美梦，他便不能不与查理五世角逐，角逐需要贿赂，在贿赂上，查理花的钱比他多，因此，抢去了皇帝头衔（1519年）。皇帝头衔给查理抢去，使法国四面受敌。弗朗索瓦与查理的这项角逐，使西欧长期陷于动荡不安。这项角逐直到他逝世前3年才结束。

查理与弗朗索瓦之争，说来也非毫无缘由。在查理未当选神圣罗马皇帝前，他就向法国要求勃艮第的统治权。他据以要求的理由是，这项统治权是属于他祖母——号称“勇士”查理之女——玛丽的。米兰，谁也不许动，因为那是皇帝的采邑。查理据有的西班牙领土那瓦拉，弗朗索瓦则认为应归还他的属侯亨利·德·阿尔伯特。除了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外，最大的争端在于：谁是欧洲的主人？查理说是他，弗朗索瓦说是他。另外，土耳其人说，是苏里曼。

弗朗索瓦先动手。鉴于查理在西班牙有政治革命，在德国有宗教革命，于是他派兵越过比利牛斯进占那瓦拉。这支部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统兵之将罗耀拉身受重伤（1521年）。另外一支部队，南下守米兰，由于粮饷不继，以致全军叛变。拉·比科卡（La Bicocca）一役，法军全被解决。自此，米兰落入查理之手（1522年）。更不幸的是，米兰法军守将也投降查理。

波旁公爵查理，是那个在1589年至1792年统治法国的权贵家族之长。其拥有的财富，仅比国王次一等，他手下有500位贵族。他是法国最大最强同时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公爵，因此在很多方面国王也得尊重他的意见。他屡从弗朗索瓦出征，由于英勇过人，特别在马里尼亚诺一役中，有着非常的表现，因此甚获弗朗索瓦器重。不过，波旁查理对统治很外行。他的粗暴统治使米兰人感到难以忍受。在米兰，他垫出了10万利维尔。这笔钱希望从国库取偿，结果希望落空。弗朗索瓦怕他造反，把他召回法国。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弗朗索瓦竟公然给他难堪。波旁查理所娶为波旁的苏珊娜（Suzanne）。苏珊娜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其母在遗嘱中说，苏珊娜若死无嗣，这笔财产即归于王。1521年，苏珊娜果死无嗣；却留了一份遗嘱，言明她的遗产，全部归由其夫继承。弗朗索瓦及其母出面抢夺这笔财产，他们主张，遗产应照苏珊娜之母的遗嘱处分，但波旁查理则据其妻的遗嘱为对抗。事情闹到巴黎法务院，法务院判决对波旁查理不利。弗朗索瓦愿意折中处理：遗产归我所有，但一切收入当波旁查理在世时，完全任其享受。弗朗索瓦之母更说，如波旁查理将这份遗产赠她，她愿意再做他的新娘——这时她51岁，波旁查理31岁。波旁查理对这两种办法都不接受。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这时对这项争论插手了。他的建议是：波旁查理如同意与他妹妹埃莉诺拉（Eleonora）结婚，他愿以帝国全部兵力为后盾，帮他争夺这项继承权。波旁查理同意了。他趁夜越过边界，到达查理五世那边。查理五世以帝国将军的名义，派他驻守意大利（1523年）。

弗朗索瓦派邦尼维特——玛格丽特的情人——去攻击他。这位情场健将在战场却不堪重用。他统率之兵在罗马纳诺（Romagnano）一战而溃。溃退时，担任后卫的拜亚德·巴亚尔骑士身受致命重伤（1524年4月30日）。波旁查理清点战场，发现了这位骑士。他可怜他，安慰他。但他说：“我的公爵，我固然可怜，因为我快死了，但我看你比我更可怜。因为，我死是为国而死，你生则虽生犹死，因为你背叛国家，背叛王，背叛自己的誓言。”波旁查理听此，急急掉头而去。他走时，还把通往法国桥梁全行焚毁。波旁查理与查理五世及亨利八世订约：相机三路进兵攻打法国；胜利后，土地由三人均分。进兵时，波旁查理打的是普罗旺斯。先占艾克斯，后进围马赛。由于前有坚城，后乏粮秣，最后溃败了。既败之后，只好收拾残兵迫守意大利（1524年9月）。

弗朗索瓦此时认为可趁机追袭波旁查理，夺取米兰。但他不该听邦尼维特的建议：先攻帕维亚，再从南方取米兰。1524年8月26日，弗朗索瓦进围帕维亚。帕维亚坚固无比，法军于是屯兵坚城之下，费时4个月毫无进展。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敌人——波旁查理、洛尼的查理（那不勒斯总督）、佩斯卡拉的马基——集结了2.7万余众。2.7万敌军出现于法军之后。1525年2月24日，弗朗索瓦发现前后受敌，想退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前后夹攻时，弗朗索瓦英勇一如往昔。激战中，经他手刃的敌人不知有多少。可是，由于前禁后攻，部队施展不开，单凭其一己之勇显然无济于事。他的步兵炮兵挤在一堆，使法军赖以制胜的大炮一点也不能发挥威力。法军动摇。带头逃命的，是担当后卫的阿隆松公爵。弗朗索瓦亲自督导残兵作战，随侍他的只有少数勇敢的贵族。一阵激战下来，法军伤亡惨重，弗朗索瓦的脸上手上、腿上都挂了彩。战争持续下去，人虽不困，马却乏了。弗朗索瓦在马累倒后，犹独自持剑步战。御前侍卫一个继一个倒下，最后他真成了个孤家寡人。敌兵像蚂蚁般把他围着，他们正要致他于死时，一位敌军军官认出了他。这位军官把他护送到洛尼查理处。洛尼查理给他深鞠一躬，便解除了他的武装。

弗朗索瓦被囚于克雷莫纳（Cremona）附近的皮齐盖托内（Pizzighettone）的森林中。这时，他获准写信给他母亲——在他出征期间的法国代理统治者。那是一封脍炙人口的信：

（致法国摄政）

母后，接到此信，你应知对儿之苦难如何自持。儿今留存于世者，除荣誉及生命外，已无一物。为于苦难中，得慰慈怀于万一，儿故请求草措此信。……母后明智，祈勿愤激，盖儿深信，上帝仁慈，绝不我弃……

这封信，曾被后人广泛引用——善意的、恶意的。玛格丽特也收到一封与此大同小异之信。信发出后不久，回信来了：

我们的主：昨天接读你的来信，我们感到无上快慰。信中最使我们感到快慰的一点，就是知道你很健康。你知道，你的健康是我们生命所系。现在，我们任何思虑都没有，除衷心赞美上帝外，就希望继续听到你的好消息。上帝既以我们三人为一体，则此一体即不容分开。现在，我们是以2/3，写信给我们的1/3。在此，容我们谨附上对你的爱。我们是你的妈妈和姐姐，同时也是你忠顺的仆人。

露易丝，玛格丽特

对此刻在马德里的皇帝，弗朗索瓦也写了封信。这封信异常谦卑：“一个身为臣虏的法兰西王，特请陛下开恩赐还……陛下留臣于此，不过为一个无用之囚徒。设若仍使臣王法兰西，则臣必率法兰西永为陛下忠诚的奴仆。实则如何，幸陛下图之。”由这封信，可见弗朗索瓦身处逆境并无任何气节。

查理五世接到胜利消息时，他颇为沉得住气，左右都说值得大大庆祝，他并不许可。据说，他摒弃从人进入寝宫，唯一之事就是跪下来祷告。他立刻拟定议和条件及释放法国国王的条款：（1）法国应割让勃艮第，并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意大利的请求权；（2）法国应承认波旁公爵要求的一切土地及权利；（3）法国应同意让普罗旺斯和多菲内（Dauphiné）为独立国；（4）法国应归还所有原属英国之土地，如诺曼底、安茹、加斯科涅及吉耶讷等；（5）弗朗索瓦应答应与皇帝结盟对抗土耳其。他把写好的条款分送弗朗索瓦与露易丝。露易丝的回答是，法国绝不轻易放弃寸土；如启战端，愿牺牲至最后一人。想不到这位老人，对此事的处理，如此明智果决，以致法国人因此原谅了她过去所犯的一切过错。她立即动员全国兵马，对可能遭受攻击的据点严加戒备。为转移查理五世对法国的注意力，她劝土耳其的苏里曼，暂勿进攻波斯，而把军事矛头指向西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里曼会听她的，但1526年，他果然进兵匈牙利，同时于莫哈奇大败基督教联军。这一来，如果查理五世要打法国，那就会惹起基督世界的公愤。露易丝这时更向亨利八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说，如果让查理五世的领土要求实现，英国和教廷必将大受其制。亨利觉得有理，再加上露易丝答应给他200万克朗作“赔款”的条件下，他与法缔结攻守同盟（1525年8月30日）。露易丝外交手段之厉害，确使世人为之侧目。查理五世对此也只有甘拜下风。

在查理五世、洛尼及露易丝三方面同意下，弗朗索瓦的囚禁地点转移到西班牙。1525年7月2日，弗朗索瓦到达巴伦西亚时，查理五世曾有一封很客气的信给他。尽管信上很客气，待遇却很不客气。弗朗索瓦被囚在马德里的一座古堡内，囚室非常狭隘。在武装看守监视下，每天只有一段时间放风。放风时他可以骑骑骡子。弗朗索瓦请求查理接见一次，查理满口答应，接见却遥遥无期。为了便于索取高价，他有时下令将弗朗索瓦关上两个礼拜不放风。露易丝建议由她出面商谈，查理认为她不好对付而不接受。在查理看来，从囚犯身上打主意比较便利。露易丝曾向查理说，玛格丽特现正孀居，“如能使小女侍奉箕帚，实为所愿”，但他中意的是葡萄牙的伊萨贝拉小姐，因为伊萨贝拉不但有90万克朗的嫁妆，而且要结婚立刻便可结婚。被囚禁了两月之后，弗朗索瓦病倒了。病得很严重。西班牙人都说查理手段太毒辣，因此反而同情弗朗索瓦。弗朗索瓦一病，西班牙有不少人为他祈祷。查理自然也为弗朗索瓦祈祷，因为万一他死了，这笔政治竹杠便敲不成了。他为此去探视弗朗索瓦。他答应他，不久就会开释，同时准许他姐姐来看他。

1525年8月27日，玛格丽特自艾格莫尔特湾（Aiguesmortes）起航，抵巴塞罗那后，坐轿沿崎岖小径，走遍了半个西班牙才到马德里。在这段艰苦行程中，她以吟诗和给弗朗索瓦写信来安慰自己。在给弗朗索瓦的信中，她有下列句子：“为了你，我愿付出一切，即使粉身碎骨，我也绝不畏缩。想到能为你效劳，我便感到安慰和荣耀，因此一切艰难困苦，我都可以克服。”最后，她终于在牢中看到了她的弟弟。玛格丽特初见弗朗索瓦时，病已大有起色，但至9月25日，病情忽然加剧，弗朗索瓦陷于弥留状态，眼看就要去世。玛格丽特跪下来祈祷，左右甚至已请来行临终圣礼的神父，但病况又奇迹般地转好起来。玛格丽特陪了弗朗索瓦一个月，最后到托莱多去见皇帝。查理这时获知英法联盟，他对露易丝的大胆作风极表愤怒，因此，对玛格丽特的求见非常冷淡。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口舌当然均属白费。

现在，弗朗索瓦手上只剩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一打，他显然有被终身监禁的可能，但一切方法都已不灵，只有打出碰碰运气。在叫玛格丽特尽速离开西班牙后，他于1525年11月签署了一封信：法国王位传给太子弗朗索瓦二世；由于太子年仅8岁，指定露易丝为摄政；露易丝设有不幸，摄政一职交给玛格丽特。查理看到这张王牌慌了，弗朗索瓦一旦放弃王牌，囚他还有什么价值？为了保全弗朗索瓦的利用价值，查理以弗朗索瓦和他签订《马德里条约》（The Treaty of Madrid）为条件而放还弗朗索瓦。1526年1月14日签订的《马德里条约》，内容除前所照会露易丝者外，尚加上一条以弗朗索瓦两个最大的儿子为人质。弗朗索瓦为坚查理之心，还同意与查理之妹，葡萄牙孀后埃莉诺拉结婚。最后，弗朗索瓦还赌咒，如果他不忠实履行条约，愿上帝罚他再到西班牙坐牢。事实上，1525年8月22日，他就预先写了一份诏书交给他的侍卫保管，诏书说：“举凡我签署的条约、协约、否认状、赦令、废除令、法规部分适用令及各种盟誓，如与我本人的荣誉及法国的利益相违背者，均属无效。”签订《马德里条约》前夕，他除特别把这份诏书念给代表他去从事协商的人听外，并宣称，这个条约的“是在武力强制、与终身监禁威胁下签订，因此，其中所载的一切，自然是无效的”。

1526年3月17日，洛尼在西班牙伊伦（Irún）与法国昂代（Hendaye）交界的比达索阿（Bidassoa）河上，将弗朗索瓦交给法国宫廷官员罗德雷，并换取弗朗索瓦的两个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和亨利。交接手续是在一艘船上举行，弗朗索瓦与二子挥泪道别时，船即径驶法国对岸。脚踏法国土地，弗朗索瓦一跃上马，即纵声欢呼：“我又是王了！”马直奔贝约讷，那里露易丝和玛格丽特正期待着他。一切不过问，先到波尔多及科尼亚克休养3个月。他一方面，需要补一补，也得尽情玩一下。露易丝因与沙托布连的女伯爵（Comtesse de Chateaubriand）不睦，这次特选了一个18岁的金发绝色宫女陪她来照料弗朗索瓦。这个宫女叫安妮·德海莉·德皮塞连（Anne de Heilly de Pisselieu），一来便取得了弗朗索瓦的欢心。一经宠幸，立刻便爬到沙托布连女伯爵埃莉诺拉的上面。从此，她在弗朗索瓦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即仅次于他母亲和姐姐。她在弗朗索瓦与埃莉诺拉婚姻关系之间极力周旋，她颇满足于弗朗索瓦和她的偶然幽会。为了掩人耳目，弗朗索瓦叫让·德布罗塞（Jean de Brosse）做她的丈夫，并封她丈夫为公爵，她为女公爵。公爵留下妻子，告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享受一笔财富时，弗朗索瓦再赐给他一个会心的微笑。

战争与和平（1526—1547）

《马德里条约》渐次公开时，查理五世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德国新教诸侯，面对他势力的扩展感到恐惧。意大利反对他攘夺伦巴底的宗主权。克莱门特七世公开宣布，弗朗索瓦在马德里所赌的咒无效，同时参加法国、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及威尼斯筹组的《科尼亚克共同防卫联盟》（1526年5月22日）。查理大骂弗朗索瓦不是人，一面下令虐待他留做人质的儿子，一面准备要弗朗索瓦再到马德里来坐牢。为了报复克莱门特，查理令他手下的将军准备采取行动。

一支由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军队向南涌入意大利。这支军队用云梯攻入罗马（攻城时波旁公爵阵亡），把城内劫掠一空。此次劫掠之惨，远甚于以野蛮人著称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所为。这支军队，除了杀死4000名罗马人外，还把教皇克莱门特囚在圣安杰洛。欧洲群情激奋，这时，留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发言辩护，他说，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待遇太差。但事实上，他在罗马的代理人不但把教皇从1527年5月6日囚禁到12月7日，而且释放时，还狠狠敲了行将破产的教皇一大笔竹杠——36.8万克朗。教皇向弗朗索瓦和亨利诉苦，弗朗索瓦派罗德雷为将，率兵进入意大利，把帕维亚烧杀一空。弗朗索瓦报了两年前在此兵败被擒之仇，但把意大利人搞迷糊了：为什么法国盟友的行为，竟比德国敌人还糟？法军越过罗马，进围那不勒斯。城中缺粮，饿殍载道。弗朗索瓦的这种做法，惹恼了热那亚海军将领安德烈亚。他把他的海军投向查理五世，同时设法供应城中粮秣。那不勒斯稳住了。由于旷日持久，现在轮到法军缺粮。1528年，罗德雷苦战而死，攻意法军全行瓦解。这个阶段的欧洲，在老百姓串演的悲剧中，有时穿插着不少统治者的闹剧。弗朗索瓦恢复自由后不久，尽管他两个儿子尚在西班牙的布尔戈斯，但他向查理五世宣战。查理召来法国使臣恨恨地说：“你们的王居然敢对我宣战！试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是我的囚犯……他是懦夫、无赖、小人！他和我订过《马德里条约》，却说话不算话。如果他还有一点点丈夫气，叫他单独和我挑战，我答应和他决斗。”这番话传到弗朗索瓦耳里，他派了一个使臣去和查理说：“决斗就决斗。”查理指定了地点，要使臣告诉弗朗索瓦定日期。一场好戏似乎就要开锣的样子，但由于法国贵族不赞成，他们用种种巧妙的方法，阻挠信使的来往，以致这项决斗只有延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一天”了。时代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的利害千差万别，别说私人决斗，就是雇用佣兵，也已难解决问题。以大规模毁灭性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是近世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这个观点来看，查理与弗朗索瓦的决斗不成，可以说是必然的。

保持和平需要技巧和智慧，这一点，世界上的男性统治者，该虚心向两位伟大的女性讨教。露易丝写信给荷兰摄政玛格丽特，拜托她传话给她的侄子——罗马皇帝查理，说弗朗索瓦情愿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意大利的请求权，并赔款200万克朗，以赎回他的两个儿子。玛格丽特对查理说了，但查理说，他要法国割让勃艮第，同时答应波旁公爵的要求。“何必呢？”玛格丽特劝她侄子，“你明知现在叫法国割让勃艮第办不到，提这个要求又有何用？至于波旁公爵的要求，目前公爵已死，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查理一想有理，于是就产生了《坎特伯雷协定》——赫赫有名的《夫人和平协定》（La Paix des Damps）。法国以工商业和老百姓的血汗钱，赎回了两位囚禁了4年的王子。他们随着自由带回的，是许多备受虐待的故事。这些故事曾使弗朗索瓦及整个法国大感愤怒。

弗朗索瓦四处结盟。对亨利八世，他致送了一笔抚慰金，以示没有邀他参加坎特伯雷协定的歉意。亨利八世这时正恨查理干预他的“离婚”，因此答应支持弗朗索瓦。不到一年，弗朗索瓦除英国外，又结了许多盟友：德国新教诸侯、土耳其及教皇。不过，教皇有点靠不住，因为在答应与弗朗索瓦结盟后不久，他又和查理做起朋友来。1530年，他特别为查理加冕，在历史上，这是教皇为神圣罗马皇帝所做的最后一次加冕。加冕之后不久，鉴于皇帝威权太大，事实上查理已把意大利视为他的一省，于是，克莱门特又转而寻求与法国的结盟。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特别将他的侄女凯瑟琳许配给弗朗索瓦的次子奥尔良公爵亨利。1533年10月28日，法国国王和教皇相会于马赛，教皇顺便给亨利及其侄女主持婚礼。一年后，克莱门特即蒙主召，弥留时，他尚依违于弗朗索瓦与查理之间。

身为神圣罗马皇帝的查理，目前35岁。1529年，他获知土耳其人进围维也纳，是弗朗索瓦、露易丝及克莱门特七世策划围攻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时，用苏丹使臣对斐迪南的话来说，他简直给吓昏了。现在，弗朗索瓦更与突尼斯首领巴巴罗萨有联络。巴巴罗萨常出没于地中海西部，劫掠沿海城镇，攻击海上商船，不但抢东西，而且抢人去做奴隶。为了铲除这一基督世界的大害，查理毅然负起责任。他集结了他的海陆军，跨海攻击突尼斯。（1535年）打下突尼斯，释放了沦为奴隶的基督徒1万余人。为了酬劳他的士兵，他纵容他们大肆劫掠。这次被屠杀的穆斯林，简直不计其数。在博纳和拉·戈莱塔留了部分守军，1536年4月5日，查理即以对抗法国与伊斯兰教国家、基督教世界保卫者姿态凯旋罗马。弗朗索瓦这时一面重新提出他对米兰的请求权，同时派兵征服萨伏依公国（1536年3月），开辟进攻意大利的通路。这一来，查理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及所有红衣主教之前，一面剖析他缔造和平的苦心，一面历数弗朗索瓦的罪恶。他说，弗朗索瓦破坏《马德里条约》，破坏《坎特伯雷协定》，和教会叛徒（指德国新教诸侯）结盟，和基督教世界敌人（指土耳其和突尼斯）结盟。最后，他又要求弗朗索瓦和他决斗：“让我们不要再流无辜百姓的血。让我们面对面解决争端。用什么武器由你挑选。……决斗之后，让德、法、西班牙组成联军，一方面对付土耳其，一方面根除基督教世界的异端。”

查理的这番话说得很微妙，因为他可迫使教皇不得不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不过谈到他和弗朗索瓦决斗，大家都感到不合时宜。1536年7月25日，查理以5万大军入侵普罗旺斯。他的战略是沿罗讷河而上，对萨伏依地区法军行侧翼攻击。法军守将昂·德·蒙莫朗西自量兵力不如查理，于是采坚壁清野政策。查理一来，他便撤退，退时将所有物资全行带走。部队经常吃不饱，进无所获，查理只好知难而退。保罗三世欲使查理全力对付土耳其和新教徒，促使弗朗索瓦与查理讲和。他将这两位巨头请到尼斯，让他们各住一间防范严密的房子，由他来往传话，而产生了一个10年休战公约（1538年6月17日）。休战公约签订后一个月，在埃莉诺拉——对这方面来说是夫妻，对那方面来说是兄妹——的安排下，两巨头以私人身份在艾格莫尔特见面了。这次，他们不谈权势只叙亲情，气氛显得非常轻松愉快。查理蹲着去抱弗朗索瓦的幼子。弗朗索瓦以一颗价值连城的大钻戒送给查理。戒指上刻有几个字“爱的凭证与表征”。查理收了戒指，立刻从他颈上把一条金羊毛项圈取下，替弗朗索瓦戴上。他们一道上教堂望弥撒时，全城人为和平而欢呼：“皇帝万岁！国王万岁！”

1539年，根特背叛查理，与布鲁日及伊普尔（Ypres）联合，向法国投诚，但弗朗索瓦拒绝接受。一次，查理欲从西班牙返回内地，但海道为叛兵所阻。弗朗索瓦获知，即向他建议，请他由法国通行。有人建议弗朗索瓦，查理通过时，半途将他劫持起来，逼他把米兰割让给奥尔良公爵。可是，弗朗索瓦说：“人情做到头，打鸡抹断喉。”弗朗索瓦有个弄臣叫特贝利特（Tribouillet），这时在其《呆瓜日记》（Fool’s Diary）上这样写：“他（指查理五世）如果假道法国，便是一个比我更呆的呆瓜。”弗朗索瓦笑问：“假如我让他顺利通过？”“那就需要修改了。”“怎么改？”“我就把查理的名字抹去，而补上陛下的名字。”弗朗索瓦终不为所动。他不但让查理顺利通过，而且令沿途城镇设宴款待。

然而，这段交情在帕维亚附近西班牙守军捕到一名法国密使时便告结束了。因为这位密使，持有法国国王同意与苏里曼联盟的函件（1541年7月）。这段时期，巴巴罗萨又开始攻击意大利沿海城镇。查理率领一支舰队自西班牙出马洛卡岛（Mallorca），想一举击灭巴巴罗萨。但天不从人愿，中途遇风只好空手而回。从这时起，查理的运气即走下坡。1539年，他最宠爱的皇后死了，他自己的健康也江河日下。1542年，弗朗索瓦欲取米兰而对查理宣战。站在法国一边的有瑞典、丹麦、戈尔德兰、克勒夫、苏格兰、土耳其及教皇。站在神圣罗马帝国一边的，只有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答应和他并肩作战还是附有条件的。令查理伤脑筋的还有一点，西班牙议会拒绝为他筹措战费。1543年，土法联合舰队进围尼斯——尼斯现为皇帝领土。尼斯之围虽解了，但巴巴罗萨及其穆斯林军队攻陷了土伦。他们不但在土伦过冬，而且就在那里拿基督徒当奴隶拍卖。为了挽回颓势，查理大动脑筋。他首先将教皇争取过来。其次，答应不问重婚之罪而获得菲利普的支持。在打垮克勒夫公爵后，他便集中全力来对付弗朗索瓦。1543年10月，弗朗索瓦发现同盟离心，敌势益强，于是掉头就走。查理本可进摄其后，但现在又面临部队补给的难题，于是趁势提出和平条款。1544年9月18日，查理与弗朗索瓦签订《克里皮条约》（The Treaty of Crépy）。条约中言明，法国国王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那不勒斯的请求权；皇帝放弃对勃艮第的请求权；皇帝的公主下嫁法国之子，并以米兰为嫁妆——以上安排是可于1525年达成的，如那时做成，必可少流许多血。现在，查理便有工夫到缪赫尔堡（Mühlberg）去对付新教徒了。意大利画家提香，在这里描绘的皇帝是：虽已饱经忧患，体力衰颓，但仍志得意满，豪气万丈。从神情上观察，查理这时显然还没有患上要命的关节炎。

至于弗朗索瓦，显已奄奄一息。整个法国也是如此。就某个角度观察，弗朗索瓦样样都有，只是没有一样：荣誉，因为法国在他领导下，骑士精神已荡然无存。土耳其人西来之事不怪他，纵无他的邀请，他们也会来的。土耳其人西来，帮了弗朗索瓦一个大忙——替他牵制住了皇帝。假若皇帝不受牵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必已遍布于佛兰德斯、荷兰、瑞士、德国及意大利。在弗朗索瓦的领导下，法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富强康乐之境，但也正是他，把法国推向了破产和战争边缘。他临终前一个月，一面和查理握手言欢，一面却派人送20万克朗给德国新教徒，暗嘱他们反抗查理。他和查理是一对天生的马基雅维利信徒。他们相信，政治家为了保国卫民，可以不受一切道德规范的限制——尽管这些道德规范是他们期望他们国民信守的。弗朗索瓦几度使法国陷于战火，法国人并不埋怨。法国人不赞成他的，是他及他宫中的奢靡作风和排场。自1535年起，法国人提到他便摇头。

然而，弗朗索瓦还在醉生梦死。在他临死前几年，尚拼命在枫丹白露大兴土木。那里的宫殿精雕细镂，使意大利人见了都会眼红。弗朗索瓦找来一大群年轻漂亮的女人，成天置酒取乐。1538年，他染上了梅毒，悬雍垂（uvula）溃烂，说话结结巴巴。他想尽方法医治，甚至采用巴巴罗萨建议的水银丸，但终归无效。毒疮溃烂，臭气熏天，由于精神受到影响，他原来明亮的眸子变得暗淡无光。他本来不信神，现在却信起来了。每吃东西他都提心吊胆，因为，他疑心宫人会为讨他继承者的欢心而对他下毒。朝臣趋向太子，大大使他伤心。他怀疑大家希望他速死。拉姆伯雷特（Rambouillet）是他最后养病的所在，当他知道他不久于世时，他召来了太子，他叮嘱他不可受女人控制，因为他知道，太子对狄安娜·布瓦迪耶（Diane de Poitiers）正爱得入迷。说完，做了一个简短的忏悔，接着便咽气了。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站在门口对隔壁房间里的人低声说：“老骑士过去了。”弗朗索瓦得寿53岁，统治法国足足32年。弗朗索瓦在世时，法国人感到32年实在太多了，但自他逝世后，大家又对那段日子怀念不已。弗朗索瓦一生爱美，他即使有错，也错得可爱。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弗朗索瓦和法国已混而为一。

同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逝世。两年后，轮到弗朗索瓦的姐姐。弗朗索瓦病危时，玛格丽特住在昂古莱姆。她听到弟弟病危消息时，她几乎吓得失去了理智。“谁能去把我弟弟法国国王健康的消息给我带来？他来时，无论他身上多脏多臭，我都会抱他吻他。我要把他当作全法国最大最好的人来款待。……为了带来这个消息，他可能累了乏了。他需要休息，我要把我的床借给他。我宁可躺在地板上，听他讲述这个好消息。”派到巴黎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他们商量好骗她。他们说，王的龙体非常健康。好消息没有说完，其中一个修女掉下了一滴眼泪。这滴眼泪，揭穿了所有美丽的谎言。玛格丽特在一所修道院整整待了40天。在这些日子中，她整天和修女诵经礼忏。

回到坡市和涅拉克，她眼看丈夫花天酒地，女儿放荡不羁，除祈祷忏悔外，别无他法。在过去，她的思想行动虽不能算是一个十足的新教徒，但和一般新教徒已差不了多少。可是现在，她觉得足以安慰她的，还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主教仪式。在香烟缭绕中，聆听迷人的圣乐，可以把人带入一个静谧的境界。加尔文教派正向法国南部蔓延。对这个教派她感到吃惊。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她拾取了儿时的信仰。1549年12月的一天，她眼看一颗彗星划过天际，接着即发高烧。死，对于这个享尽荣华富贵、历尽世事沧桑的人来说，已不算是什么了。下面这首诗，是她临死前几年写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死已无所恐惧：

主啊，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我切盼着，

因为我可以更接近你。

……

不错，我要道别，

不过，我不哭泣；

因为，世上最好的礼物，

就是静静地死去。

忘年之爱

弗朗索瓦共有7子，7子均为克劳德皇后所生。长子弗朗索瓦，英俊、多情、豪爽，极似乃父。次子亨利生于1519年，沉静、羞涩、粗疏，和他哥哥相比，有着更多的不幸。这对难兄难弟，在西班牙共同度过4年艰苦屈辱的生活。哥哥回国后，不到6年便死了。亨利长大后，变得更为沉静。为了躲避宫廷生活的喧嚣，他常常把自己锁在屋里。跟随他的人，从来不见他笑。人们都说，他自去西班牙回来，完全变成西班牙人了。

与凯瑟琳结婚，非他所愿。在凯瑟琳方面，也是如此。说到身世，她比他更为不幸。1519年，她生下来不到22天，父母即双双亡故。据医师诊断，夫妇俩均死于梅毒。从那时到结婚，她一直便被人带来带去。1527年，佛罗伦萨人逐走其美第奇统治者时，她即被扣作人质。当被逐者卷土重来，她即被城里人拖到城上。他们说：“你们攻城，她便没命！”克莱门特七世把她送给法国作抵押品，她便乖乖地来到马赛。一个14岁的女孩，嫁给一个14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在整个婚礼中，几乎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他们到达了巴黎，由于跟她而来的有太多的意大利人，以致接待的人很不高兴。巴黎人背地都叫她为“那个佛罗伦萨人”。尽管她极力想争取他们的欢心，但他们，包括她丈夫在内，从来不给她一个笑脸。结婚10年一直不孕，医生一口咬定，她的不孕和她爸妈的梅毒有关。她求见公公弗朗索瓦，希望他叫亨利给她一纸休书，她便隐到修道院去。一肚子辛酸使她变成了个泪人儿。法国国王见着不忍，劝她别提休书二字。亨利也许是可怜她，终于使她做了妈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年一个，10年中她竟给亨利生了10个孩子。在她的孩子中，弗朗索瓦二世，后来娶了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后来嫁了菲利普二世；查理九世，后来成为圣巴托罗缪（St.Bartholomew）大屠杀案的主凶；爱德华，后来变成悲剧主角亨利三世；瓦尔瓦的玛格丽特，后来嫁给那瓦拉的亨利，同时变成他的克星。在凯瑟琳的一生中，除了很短暂的几年外，亨利尽管借她的肚子生孩子，却没有把爱赐给她。夺去她爱的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安娜·布瓦迪耶。

狄安娜在法国宫廷中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人。天赋才华使她在法国史上，占了一个颇显著的地位。女人的资本往往是年轻漂亮，然而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她与亨利恋爱时，亨利17岁，她则已37岁（1536年）。这时，她的头发已开始变成灰白，她的额头上也已开始出现皱纹。她虽既不年轻又不漂亮，长得却不难看。她风度优美，肤色很好——她的肤色之美，据说得力于一年四季的冷水浴。她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对丈夫，布雷泽（Brézé）的路易，相当忠实——至少在他未死前是如此。然而，她是一个很会追求快乐的人，据说，她每次和亨利幽会，都玩得很尽兴。不过，爱只是她整个生命乐章的小插曲，因为她不是一个浪漫的女人。法国责备她的，不是认为她在道德方面有问题。事实上，她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女子，她不像弗朗索瓦爱的那些女子，除面目姣好之外其他即一无所有。她受过高深教育，果断、机智、有判断力。自风度与头脑方面而言，当时的女性没有哪一个及得上她。

就出身而言，她可算是名门闺秀。她自幼在莫林斯（Moulins）波旁朝廷中长大，因此有着很深的艺术修养。她的父亲，因波旁公爵叛逆案而受到牵连，1523年被捕，旋即判处死刑。由于她的丈夫是弗朗索瓦的宠臣，因而获得赦免。她的丈夫，布雷泽路易，是查理七世之孙。他是格兰特的管家兼诺曼底总督，因此颇具权势。1515年，他和狄安娜结婚。他56岁，狄安娜仅16岁。1531年，路易死了，她在鲁昂给他造了一座非常壮观的陵墓。在墓碑上，她说，她要为他永守忠贞。她以后便没有再嫁，但忠贞则只是一句空话。

狄安娜与亨利相遇，是在亨利代替其父作为交换人质的途中。相遇地点为贝约讷，那时，亨利只是7岁的孩子，而狄安娜已27岁了。7岁的孩子，母亲于两年前死了，现在又离乡背井远适异邦，心情可想而知。狄安娜看见亨利啼哭，走过去像妈妈安慰孩子一样安慰他。亨利对她于11年后发生的爱，其种子也许就是这时种下的。10年后，17岁的亨利，虽已结婚4年，但在心理上仍未成熟。由于天生忧郁怕羞，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太太，而是一位妈妈。狄安娜的再度出现，恰逢其时。她的沉静、温柔、体贴，正是亨利需要的。亨利和她接近，最初所发生的，也是母与子间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的爱的确是很纯洁的。亨利在她的启迪和熏陶下，居然脱胎换骨：由一个厌世悲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勇敢自信的大丈夫。这一变，是他即将继位为王的主要条件。狄安娜和亨利的爱情结晶，就是狄安娜·弗朗茨。狄安娜不但把她和所遗的两个女儿一道抚养，还收养了另一个孩子——亨利1538年和一位皮德蒙特（Piedmontese）少女一度风流所生的女儿。那个少女为偿这笔风流债，终生待在修道院。亨利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保姆玛丽·弗莱明（Mary Fleming），不但有一手，也曾留下纪念品。亨利一生中虽然接触过不少女人，最使他倾倒的只有狄安娜。他为她写过不少诗，这些诗篇篇可诵。他送给她的金银珠宝，更无可数计。对凯瑟琳，他也并没有完全置诸脑后。有时，也和她吃喝玩乐，不过，他的心总在狄安娜身上。凯瑟琳虽了解，她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太子妃，真正的太子妃另有人在，然而，她也颇满足于丈夫赐给她的这份残缺的爱。至于狄安娜，也不是完全昧于大义的女人。尽管她极爱亨利，也经常劝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亨利继位为王，狄安娜也水涨船高。他给她写了许多情书，书中一再表白，他愿终身做她忠诚的奴隶。狄安娜获得亨利的宠信，使她富甲一方。亨利答应过她，捐官所获收入，有她固定的一份，事实上，谁想做官，更是非走她这条路子不可。一次，亨利把埃坦普女公爵所戴的一串珍珠赐给了她，女公爵看着大不愿意。狄安娜以控告她为新教徒相威胁，女公爵吓慌了，不但不敢索还珍珠，而且为求无事，还白送了不少钱。亨利指定一笔多达40万泰勒的款项由狄安娜使用，这笔钱是弗朗索瓦遗嘱秘密协助德国新教诸侯用的。事实上，狄安娜的丈夫就留下了不少钱。她拿这些钱聘请当时一流设计师德洛尔姆（Philibert Delorme），将阿内特（Anet）的布雷泽府邸翻造成一所宏大精美的别墅。这所别墅，事实上不但成为法国国王的别宫，而且以其艺术珍宝窖藏之富，成为艺术家、诗人、王公、贵族、主教、外交家、哲学家及一切学者名媛聚会之所。这里，可以说就是法国的枢密院，主宰这里的，就是冷静明智的狄安娜。事实上，只要是王在的地方，阿内特不算，其余如切诺瑟（Chenonceaux）、昂布瓦斯及卢浮宫，处处都有狄安娜的踪影。在上述各处，举凡杯盘碗盏，陈设用具之上，均印有代表她和王的符号——以代表她的“D”字两个背靠背叠起来，中间插入一条短线，于是，就变成代表亨利的“H”了。这真是一段美丽动人的友谊。这段友谊，以爱情为基础，以金银为点缀，居然生死不渝。

在宗教方面，狄安娜曾运用她的影响力，代表罗马天主教会制裁异端。她这样做是有很多理由的：她的女儿，嫁给弗朗索瓦之子吉斯公爵；公爵及其弟，洛林红衣主教查理，双双被她奉为上宾；这哥俩，都是法国天主教教会的领导人物。至于亨利，从小便信仰天主教，这种信仰，因赴西班牙为人质而日益坚定。另外，还受到爱情的影响，在亨利写给狄安娜的情书中，上帝与狄安娜常混淆不清。教会自然也有影响，教会为解除弗朗索瓦对宗教法廷所做的限制，曾答应给亨利300万金克朗。

尽管如此，新教徒在法国的势力还是有增无减。加尔文及其他教派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法国。约1559年，法国新教徒在各城市，如康城、普瓦提埃、罗谢尔及许多地方已占优势。一位传教士估计，这时，新教徒在法国人口中，差不多已占1/4。一位天主教史学家说：“和约（特指教皇利奥十世与弗朗索瓦一世所订之约）消除了教徒对罗马离心的根源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教会继续腐败，这种离心力也越来越大。”在中下层社会中，新教教派代表的是抗议天主教政府妨碍市镇自治、苛捐杂税及浪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战争。被国王把政治权力剥得精光的贵族，看到路德教派诸侯战胜查理五世后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一个个眼红得不得了。他们想，利用人民对教会和政府的不满，也许可恢复他们向往的封建制度。著名的贵族，如科利格尼，及其弟弗朗索瓦·达德洛特，路易·孔德亲王及其弟安东尼·波彭，在上述观念支配下，积极参加新教组织及活动。

法国新教徒教派，神学采自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由于加尔文是法国人，其语言文字和思想逻辑，处处都能感动法国人。1550年以后，法国人几乎把路德二字忘记了。现在，大行其道的是胡格诺。这个名字是自苏黎世经日内瓦传抵法国的。1559年5月，新教徒感到羽翼已丰，由各地派遣代表赴巴黎集会。这就是法国新教徒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方式是秘密的。约1561年，据估计，法国加尔文教派成立的教堂已达2000余座。

亨利二世决心扫除异端，命令巴黎议会组成特别委员会（1549年）专司其事。由于这个组织，抓到人就判火刑，因此有“火王殿”（burning room）之称。根据1551年的夏多布里昂敕令，凡印刷、出售或持有异端图书者，均应从重判刑；坚持异端者杀无赦。检举异端者，可获异端所有财物的1/3。任何法官如对异端宽大，均会遭受检举。任何人，除非思想“纯正”，即绝无异端嫌疑者，始得出任地方首长。仅仅3年内，火王殿烧死的新教徒，即达60余人之多。亨利拟建议教皇，依罗马新规定，在法国遍设宗教裁判所，但因巴黎议会反对作罢。布尔格（Anne du Bourg），议院的一员，大胆建议，异端应待特伦特会议确定何种思想算是正统后，才予追究。亨利说他偏袒异端，把他抓了起来，并说非烧死他不可。不过，偏偏他命不该绝，局势演变，法国国王不能烧他。

亨利由于其父其兄及自己长期被囚，对皇帝恨之入骨。因此，凡属对查理不利之事，只要有机可乘，他均乐于进行。当路德派诸侯，为基督、为封建制度，决心拆皇帝的台时，他便和他们共组联合阵线。根据1552年他和他们签订的《尚博尔条约》，他可出兵占有洛林。战端一开，他很顺利，轻而易举便夺取了图尔、南锡、梅斯及凡尔登。查理的应对是，对德国新教徒让步，以卑辞厚币使帕索诸侯保持中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进袭梅斯法军。守梅斯的是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由于他防守严密，查理无隙可乘。1552年10月19日至12月26日，尽管查理气得吹胡子，梅斯始终无法攻下。再僵持下去不利，查理只好撤走他的残兵。他苦笑着说：“运气活像女人，爱少年不爱老年。”接着他又加一句：“如果是在3年前，我还甘心做托钵僧？”

1555年至1556年，查理把荷兰和西班牙的权力，交付给他的儿子。他和法国签订瓦塞勒斯（Vaucelles）停战协定后，便回西班牙去了（1556年9月17日）。查理的想法是，他的儿子菲利普自此可以安坐龙廷了，但亨利并不这样想。他想，这正是攻击意大利的好机会。菲利普对军事不在行，他无缘无故又和教皇保罗六世动干戈。于是，亨利一面派吉斯公爵率兵攻取米兰和那不勒斯，一面集结重兵，准备在法国东北古战场邀击菲利普。菲利普自量无力应付亨利，于是从富格尔（Anton Fugger）处借了100万杜卡特，赠给英国女王，请其出兵助战。1557年8月10日，萨伏依的伊曼纽耳·菲利贝托公爵，率领菲利普及其客军，大胜法军；在圣奎恩亭擒获科利格尼及蒙莫朗西后，挥兵直取巴黎。巴黎人心惶惶。由于无险可守，亨利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令吉斯公爵从意大利率兵回救。公爵果然不负所望，由于用兵神速，不但解了巴黎之围，而且进占了英军大本营卡勒科斯（1558年）——此城于1348年曾被英攻占。菲利普心灰意冷，不想再战了，在回西班牙前，与法国订立《卡图—坎伯雷斯条约》（1559年4月2日）。条约载明，亨利同意法国留在阿尔卑斯以北；菲利普同意让他保有洛林和卡利斯。卡利斯之失，使英国玛丽女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真是不打不相识，亨利与菲利普忽然变成了好朋友。亨利答应以其女伊丽莎白嫁菲利普，其妹贝里的玛格丽特嫁伊曼纽耳·菲利贝托。一场干戈改以一连串喜宴、花束、笑声而告终局，的确大大出人意料。

婚礼举行前，留在佛兰德斯的菲利普尚不免心怀疑忌，但在巴黎的法兰西人、佛兰德斯人及西班牙人，则对亨利的诚意一点不表怀疑。为了准备公主婚事，都尔诺宫张灯结彩，圣安东尼街处处堆满花束。婚礼进行得非常圆满，婚礼钟声大鸣时，菲利普才感到他的疑忌是多余的。6月22日，阿尔瓦公爵代表菲利普宣布伊丽莎白公主正位为西班牙皇后。亨利年已四旬，但对马上比武仍深感兴趣。这种比武，以连比三场而不下马者为胜。亨利已通过了两场，因为两场对手，及萨伏依公爵，都知道应当怎么玩才不伤害国王，而使国王高兴。但在第三场，对手蒙哥马利是个冒失鬼，在闪过国王的枪后，他的枪尖不巧却从国王脸盔隙缝，透过国王眼睛，直捣国王脑部。9天中，亨利虽未断气，但已知觉全失。7月9日，其妹玛格丽特与菲利贝托的婚礼，在沉闷气氛中举行。7月10日，国王即告驾崩。亨利死后，狄安娜退居阿内特。7年后也追随亨利于地下。最可怜的是凯瑟琳，亨利虽不爱她，她却爱着亨利。为了纪念亨利生前赐予她那份残缺的爱，她竟终生为他穿着丧服。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
（1509—1529）

一大有可为之君（1509—1511）

凡是见过1509年登上英国国王宝座的人，可能谁都没想到，他既是一个大英雄又是一个大恶棍。他复杂的性格使英国在他统治之下天翻地覆。一位18岁的少年，眉目清秀，皮肤雪白，看上去充满了女性动人之美，不过，你如果仔细观察，从娇艳中还可看出一股逼人的英气。他那微赭的秀发，他那金色的髭须，他那双“又洁白又光滑的小腿”，不但本国臣僚，就是外国使节，见了都会赞不绝口。在朱斯蒂尼阿尼（Giustiniani）写给威尼斯议员的信中，有下列句子：“他最喜欢打网球。看他打网球，是天下第一等乐事。他的皮肤和雪白的衬衫相映，相信谁见了都会喜欢。”他的箭术和角力技巧，和国内一流高手不相上下。凡打猎，从开始到结束，他都毫无倦意。每周两次比武，足以和他颉颃者，只有萨福克（Suffolk）公爵一人。他对音乐“不但能演能唱，还能作曲”。据罗马教皇使节报告，他为弥撒写了两首圣乐，一直流传至今。他喜欢跳舞，尤喜欢跳面具舞。他穿着精美，他爱披貂皮紫袍，因此紫与黄，在英国成为他的专用服色。在饮食方面他也很讲究。一场国宴，往往吃上六七个小时。由于他仪容俊美、风度安详、易接近、幽默、大度、宽厚，因此获得万民拥戴。他的登基引发欢声雷动，大家都说，黄金时代来了。

知识分子也欢欣鼓舞，因为在那段太平日子里，亨利除了使自己适于做王外，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音乐家、运动家和学者。也许是命中注定他将对宗教事务要插上一脚，他居然对神学大有研究。据说他有这份能耐：可在任何场合，恰当地引述一段《圣经》。他对艺术有着很深的造诣，经他收藏的东西，件件精品。挑选霍尔拜因为他塑像，由此即可知他独具慧眼。另外，他对工程学、造船学、筑城学及炮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莫尔爵士提到他曾说“所有英国国王，数他最为博学”，的确不曾夸张。莫尔还说：“对一位国王，既精于哲学，又通文艺，你说还有什么苛求的？”蒙乔依写给当时身在罗马的伊拉斯谟：

说一位王子其天分如何之高，秉性如何之善，你也许难以相信。可是，你如果亲自看到他的英雄气概，他的圣贤举措，他对正义的爱好，他对学者的尊重，相信你会为之心折。来吧，如果你身有双翼，你当赶快飞来一看这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啊，伊拉斯谟，假定你在这里看见他即位时万众欢腾的情景，假定你在这里看见他理想的生活表现，相信你会感动得涕泗纵横。真的，他的即位，天在狂喜，地在欢笑。

伊拉斯谟果然来了，有一段时间，他也感染到这份狂热。“从前，”他这样写道，“宗教是学术的中心。可是现在，大部分学者，为了贪图口腹之欲与金钱享受，已把学问抛到九霄云外。谈到学术爱好者，反而要在王公贵族中去找……”英国国王对学者，如莫尔等人，不但延揽，甚至可以说“强迫”他们进入宫廷。他要他们分享他的责任，分享他的工作，分享他的快乐。他喜欢莫尔等人做伴，其喜欢程度，甚至凌驾于美丽的少年男女之上。莫尔是亨利的枢机大臣，利纳克尔（Linacre）是亨利的医生，科莱是圣保罗教堂的传道士。

亨利即位那年，科莱利用自己父亲留下的遗产，创办了一所圣保罗学校。这所学校可容纳学生150余人。课程以古文、基督教神学及伦理学为主。科莱破除传统习惯，聘请非基督教学者担任教职。欧洲学校不含宗教色彩当以此为始。牛津的老古董们，对教古文一事大肆攻讦，他们说，科莱的做法会把学生引入怀疑宗教的歧路，但亨利一方面堵住他们的嘴，一方面鼓励科莱大胆去做。尽管科莱本人思想纯正，信仰虔诚，但攻击他的人硬指他为异端。大主教渥兰出面制止这类攻讦，颇得亨利赞许。亨利与法国作战的倾向非常明显时，科莱即公然抨击这项政策。与伊拉斯谟一样，他说，不公正的和平也远比公正的战争为好。即使亨利在座，科莱对战争政策也照样攻击不误。亨利曾私下要求他，不可公然攻击战争政策，因为那会挫伤军中士气，他仍然不听。但有人建议将科莱免职时，亨利却说：“不可，有毛病的人需要医生……此人正是我的医生。”科莱对基督的信仰一直是很虔诚的。1517年，他有一封信给伊拉斯谟，信中即充满托马斯·肯皮斯的精神：

啊，伊拉斯谟，谈到书本知识，实在无边无际。就我们短促的一生而言，我认为一切都不及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来得重要。所谓圣洁的生活，就是时时刻刻清明神志涤荡污染……要达到这种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热爱耶稣、效法耶稣。热爱耶稣、效法耶稣，是一条通向真理的捷径，除了这条路，其余都是歧路，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再谈。

科莱于1518年，自己预备了一块墓碑，碑上仅刻着他的拉丁文名字约翰内斯·科勒图斯（Johannes Coletus）。一年后，他即与世长辞。他的死使许多人感到，又一位圣徒已升天。

权臣托马斯·沃尔西

尽管亨利后来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化身，但在即位之初，对国际事务他还是个新手。对这方面，他知道他需要学习。向谁学？向环绕在他身边的人学。莫尔最有人望，但年仅31岁，而且志在圣贤。托马斯·沃尔西于是成为适当的人选。在年龄上他也仅大3岁，也是一个传教士，可他对政治有兴趣。宗教，在他只是一种攀登政治舞台的阶梯。托马斯出生于伊普斯威奇（Ipswich）“一个贫贱的家庭”，15岁获得牛津学士学位，23岁以津贴生资格考入抹大拉学院。在这里他露了一手，学院要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钟楼，他为此花了很大的力气——募到一大笔非他身份能募到的钱。他知道如何往上爬。在处理事务及外交方面，他有极优异的表现。半凭能力，半凭机变，他由亨利七世的小教堂牧师步步高升。亨利八世即位，派他为慈善事业的主持人。不久，他被选入枢密院。一进枢密院，第一件事就使渥兰大吃一惊，因为他建议：成立英西军事联盟，以对抗法国。路易十二当时正进兵意大利，一旦得手，教皇便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法国过强，非英之福。亨利之所以接受沃尔西的建议，一方面也是受到他的岳父，西班牙的斐迪南的影响。亨利在这个时期，似乎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此现况，”他向朱斯蒂尼阿尼说，“我已心满意足，我不想统治他国，但也不接受他国统治。”亨利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政治事业的指针。他秉承英国此前诸王要求统治法国的野心，不过他了解，这种要求不切实际。经过1513年的斯珀斯（Spurs）之役，战事即行进入尾声。沃尔西奉命作和平安排。于是，他建议把亨利的妹妹玛丽嫁给路易十二。利奥十世为谢解围之恩，将沃尔西封为约克大主教（1514年），再封为红衣主教（1515年）。获胜之余，亨利立封沃尔西为御前大臣。这次战争对保护教廷有功，亨利以此自豪，这就是后来有位教皇不受其和亲建议，他便大骂教廷忘恩负义的原因。

在沃尔西就任御前大臣最初5年中，英国外交可谓得心应手。他的构想是，以英国为砝码，平衡于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之间。换句话说，即借均势政策以保持欧洲和平。他也许早已想到这一点，均势政策如果同行，就他而言，他可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就英国而言，欧洲和平无异为英国与荷兰的商业提供了一项保证。第一步，沃尔西筹组英法联盟（1518年）。为了加强这项联盟，又使亨利之女玛丽（后成为女王，时仅2岁）与弗朗索瓦一世之子（时仅7个月）缔婚。沃尔西喜好排场，从他招待到伦敦签约的法使一事即可看出。他在威斯敏斯特所设之宴，“其丰盛，”朱斯蒂尼阿尼报告，“连克娄帕特拉和卡里古拉（Caligula），均会自叹弗如。一座大厅，处处陈列着巨型花瓶，这些花瓶，全由纯金纯银所铸。”托马斯这样铺张，当然也是有理由的。这是一场豪赌，这场豪赌事后证明他是赢家。他建议，这项联盟应对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及教皇利奥十世公开。他对他们发出邀请，他们通通都接受了，伊拉斯谟、莫尔及科莱也希望，从此西方基督教世界可安享太平了。对这项联盟，甚至沃尔西的政敌，也一致为他庆贺。他趁机贿赂英国驻罗马官员，希望取得教廷的英国合法代理职位。他收到“在这边”这句密语时，他就知道他已获得教廷在英最高职位了。沃尔西现在既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又是除亨利外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一年之后，英法联盟维持下的和平，忽然笼罩上一层阴影。原因是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都想问鼎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对此宝座，甚至亨利也很动心，不过，他知道他没有机会。皇帝宝座后来落于查理五世之手。查理成为皇帝，1520年5月即赴英国做旋风式访问。名义上是向他的姑母凯瑟琳，亨利的正宫王后致敬，实际上是向玛丽公主（已许配给法国皇太子）求婚，以换取将来他和法国冲突时的英国支持。沃尔西当然不同意这个请求，不过因他手法高明，不但获得查理支持其未来成为教皇的保证，还获得一份每年7000杜卡特的年金。

沃尔西一生中最为冠冕的事，当数1520年6月于戈尔登的克洛茨（Cloth of Gold）平原，安排并参加英法二王的高峰会议。那天，卡拉斯附近，介于圭纳斯和阿德勒斯的一片广场上，展布着一个精彩的镜头。4000位英国贵族，穿着中世纪骑士所着的服装——以绸缎制成，再加上精心刺绣——在落日余晖中，簇拥着英国国王与弗朗索瓦一世相见。英国国王少年英俊，骑着白马。站在他旁边，着深红缎袍的人就是沃尔西。为了使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沃尔西在这里建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行宫。宴会的凉亭，挂的是金碧辉煌的绣幔，铺的是轻软艳丽的地毯。一个喷泉，由于喷出来的全是美酒，处处洋溢着酒香。英法两王及其嫔妃侍从，酒醉饭饱之余，还有马上比武可看。英法两国的政治婚姻双重联盟，由此一会更见强化。英法二王太高兴了，不但亲自骑马比枪，还彼此摔跤量力。弗朗索瓦冒着欧洲和平破裂的危险，竟把亨利摔倒在地，但以法国人特有的风度，他于第二天清晨，即轻装简从，亲赴英国国王帐前赔不是。亨利对此大受感动，于是，两人不但互赠礼品，而且彼此发誓永不相背。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相信谁。君王善撒谎，似已为历史的通例。亨利在与弗朗索瓦欢宴后17天，便即到卡勒科斯与查理相会。1520年7月，在沃尔西的陪同下，亨利与查理畅叙了3天。他们誓言，第一永不相背，第二不再追求与法国王室联姻。对于欧洲和平而言，这种双边联盟，又比从前的单边联盟好多了。在双边联盟下，英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亨利对此非常满意，为酬劳沃尔西，他命令圣阿尔班僧侣选沃尔西为修道院院长，同时将院中的纯收入给他。“为了安排种种会谈，”亨利说，“他已掏了不少腰包。”这一下，沃尔西算够本了。

沃尔西的确是个非常人物，他无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都较人高出一筹。“他长得够英俊，”朱斯蒂尼阿尼这样描述，“其能言善辩、处事明决、精力充沛更非常人能及。”可是其品德不堪一提。他与人有过两次私生子的记录——在那个淫靡的时代，这只能算是小过失。假如某位主教不是造谣，他还是个“梅毒患者”。他很会搞钱，说是贿赂也罢，说是酬金也罢，总之他从弗朗索瓦和查理那里，曾获得大笔金钱。对年金和赏赐，他使他们互相抬价——对本国或外国臣民，给予年金及赏赐，是当时君主和贵族的一种风尚。获得年金和赏赐者，对所赏的人，一般都有感激之意，沃尔西则不然。他自以为，他的政策大有益于欧洲，因此他应获欧洲的孝敬。无疑，沃尔西爱金钱、爱享受、爱排场、爱权势。他将大量金钱用于排场，目的在于对外国使节夸耀英国的财富。沃尔西从亨利那里领不到薪金，因此他的支出，只能靠宗教方面的收入和外国君主给的年金。不过，他不穷，现在让我们来替他算算，他除拥有两幢住宅、六份圣俸、一份院长津贴外，下列职位也是有进账的：圣阿尔班修道院院长，巴斯及威尔士主教，约克大主教，温切斯特教区主管，并分享意大利伍斯特及萨里斯伯里遥领主教的利益。另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钱。英国所有宗教政治的职位都由他推荐并委派，因此，获得这项职位的人，饮水思源自然会孝敬他。关于沃尔西的财富，一位天主教史家作过估计，当其极盛时期，约占全英宗教收入的1/3。在英国他可算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人。据朱斯蒂尼阿尼估计：“他在英国的权力，比教皇大7倍。”伊拉斯谟说：“他是英国的第二国王。”差一点他就爬上教皇宝座了。他一共有两次机会，但两次均因查理背信，而没有抓住。

沃尔西确信仪式是权力的支撑，权力可以力获致，维持则须靠仪式。仪式是维持权力最廉价但最有效的工具。对一个当权者，老百姓只看得见他的外表，而看不见他的内心，老百姓对于他的好坏，就是从外表来判断的。基于这种观念，沃尔西在公众面前出现，总是穿着得非常漂亮。在他，不这样似乎就不足以作为教皇和英国国王的代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一袭猩红或大红的波纹绸袍，一双红手套，一双鞋子，除以金银丝线绣花外，还镶嵌珍贵的珠宝，在穿着上，他可谓集英诺森三世、迪斯雷利及博·布鲁梅尔之大成。在英国，传教士穿着绸缎，由他开风气之先。他主持弥撒时（机会很少），所有主教院长都要到场伺候他。有时候，为他倾倒洗手水的，不是公爵就是伯爵，他进餐时，伺候他的人都要下跪。在他官邸听差的贵族子弟，经常达四五百人。汉普敦宫（Hampton Court）本来是他建的私人住宅，但因太富丽堂皇了，怕别人说闲话，所以才献（1525年）给英国国王使用。

有时，沃尔西简直忘记了他上面还有亨利。朱斯蒂尼阿尼在写给威尼斯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上说：“我最初来到英国时，我常常听到这位红衣主教说，‘英国国王陛下想怎么做怎么做’。可是，渐渐地，他的口头语竟变成，‘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现在，他的说法又进一步了。我经常听到他说的是，‘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朱斯蒂尼阿尼在一篇后续报告上更这样写：“如果有些事既可以找英国国王又可以找红衣主教的话，最好是找红衣主教。因为忽略英国国王不要紧，忽略红衣主教可不行。须知，红衣主教决不愿甘居王后。”贵族和外交官，除非再三再四请求，否则极难邀他一见。一年一年过去，他越来越独裁。若非于他绝对有利，他绝不召开国会——事实上他仅仅召开过一次国会。什么是宪法，他根本不理会。对反对者，他以谩骂还击谩骂，以批评还击批评。史学家维吉尔（Polydore Vergil）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像他这种作风定会趋于败亡。维吉尔即被关进监狱。沃尔西本要严办他，后经利奥十世说情才告无事。反对沃尔西的人此后越来越多。

也许因为沃尔西得罪了史学家，他在他们的笔下成了十恶不赦的人物。但平心而论，沃尔西的才干及其热心尽职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经管的事情，”朱斯蒂尼阿尼向威尼斯参议院报告，“比威尼斯所有官吏、官厅、议会、经管的加起来还要多。无论民刑国政，他都管得井井有条。”有钱有势的人恨他，贫穷困苦的人爱他。他的公正明决，可以说有口皆碑。在英国历史上，自阿尔弗雷德以来，不畏权势，以除暴安良为本务的人要数他为典范。对学者艺术家，均奖掖不遗余力。他创办学院以代替修道院，由此开英国宗教改革之端。他对发展英国教育有一套，但可惜刚开始实施，他便被政敌推翻了。

沃尔西与教会

沃尔西很了解英国宗教生活的积弊：遥领主教（absentee bishops）职的酒色传教士、懒惰的僧侣、身为私生子爸爸的神父，如此等等。不过，他并不想矫正这些积弊。不但不想矫正，甚至，他本人就集所有积弊于一身。国家在一般情形下，常作为宗教改革的推动者。但现在的英国，已绝口不提宗教改革，因为主教归国王任命，若说宗教不好，国家即无异自认为罪恶的渊薮。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由国王任命的主教都坏，默顿、渥兰及费希尔，德行能力都很高超，可是其他就不行了。其他主教，由于过分注重私人享受，因此他们领导下的教士，也轻精神而重物质。英国教士的性道德似较德国教士为强。不过，在英国8000个教区中，教士僧侣纳妾、通奸、酗酒等案件层出不穷，以致大主教默顿说（1486年）：“教士僧侣的丑闻已危及教会的信誉。”约1519年，福克斯曾告诉沃尔西，温切斯特教区的教士“太堕落腐化了”，他对任何改革都已灰心。教区神父认为，他们的升迁以征募财物的多寡为标准，因此要求捐献并不以什一为限。有些教区，于什一之外，每年又对教区民众征收鸡、鸡蛋、牛奶、乳酪及水果。有些神父还对教区民众索取服务津贴。对这类勒索，谁也不敢违抗。因为一违抗，便有被教会拒绝依教会仪式举行葬礼的危险。不依教会仪式举行葬礼，灵魂便不能升天，这太严重了。总之，教士阶级对老百姓募捐征税，和现代政府毫无二致。约1500年，据一位天主教徒所做的一项最保守的估计，教会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1/5。和德国贵族一样，英国贵族对教会所有的财富，也眼红得不得了。他们对祖先因恐惧和虔诚奉献给上帝的土地及财物，常想怎么才能将之再收回来。

关于英国教士阶级的状况，科莱于1512年圣职大会演讲中，有几段略为夸张的报告：

我最后希望，诸位能爱惜名声、爱惜职位，迅即从事种种革新。宗教革新实为今日当前急务……因为今天的教会——基督的“新娘”——照基督期望应该毫无瑕疵，已经堕落到不能想象的田地。如以赛亚所说的：“这座城池原如纯洁的少女，此刻已沦为娼妓。”又如耶利米所说：“她和许多所爱的男子行淫。”实际上，今天的教会，不但已怀有不少孽胎，而且每天都有人在其腹中播下罪恶的种子……使教会蒙污之事，最严重者莫如教士竞相追逐尘世生活的满足……在这个时代，担当圣职的人，谁把名誉尊严放在眼里？今天我们所见的，只是追逐金银财富，追逐声色犬马……

教会之中，物欲横流，漫无止境……大家追逐声色犬马去了，还有心思干什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职人员，他们成天在做什么？在置酒享宴，在放鹰斗狗，在追逐其他一切尘世的快乐……

贪婪占据了所有圣职人员的心灵，由于利欲熏心，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现在，处处在闹异端。人见异端，俱皆闻风疾走。异端诚属可厌，但其为害于人，尚远不如生活糜烂的圣职人员……宗教改革，应即自各位本身开始。

科莱更愤激地说：

啊，神父！啊，传教士！……让我们同声呼吁，所有迷失本性的圣职人员——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人为数是很多的——赶快从邪恶的妓女怀抱，奔向教堂，奔向基督，奔向上帝！

不少传教士和修道院僧侣受到检举。1489年，大主教默顿指控奥尔班修道院院长威廉“买卖圣职、放高利贷、挪用公款及在修道院内外公然与妓女厮混。”默顿对一般僧侣的指控是：“淫荡……而且亵渎圣地，男女僧侣竟在教堂发生性关系。”更糟的是，把附近的小修道院变成了“娼寮”。不过，按主教视察报告，画面并不这么暗淡。1517年至1530年，42所修道院主教视察报告仅说，违规是有，淫荡则无。他们说有些修道院仍有中古时代遗风：虔诚祷告、注重学术、殷勤好客、乐善好施及举办儿童教育等。但无可讳言，少数修道院有愚弄百姓、诈取财物之事。这类修道院假造圣徒遗骨作为药物出售，说以之治病具有奇效。最使主教不满的，是这些修道院将许多“臭马靴、臭梳子……烂皮带……臭头发及脏衣服等，向愚民夸耀，说这些就是历史上男女圣徒所遗之宝”。总而言之，据近代天主教史家估计，16世纪的最初25年内，英国约有600余所修道院，都显得十分荒唐、懒散、不重视宗教财物。

1520年，英国共有女修道院130所。其中，修女在30人以上者仅4所，8所被封闭了。其中一所封闭的理由是：“和剑桥大学太接近，院中女性容易分心。”对林肯教区21所女修道院所做的33次视察显示，16次认为尚可；14次认为管教及虔敬不足；2次报告女修道院副院长与人姘居；1次说一个神父使一个修女怀孕。以上情形，按当时的道德风气来说，并没有什么太过不去。之所以看得这么严重，第一是院中规矩标准订得太高，第二是评估报告者是基于慈善和教育机关的立场。

传教士极不负人望，查理五世的驻英大使埃斯塔斯·尚普斯（Eustace Chapuys），其本人为天主教徒，于1529年呈给查理的报告说：“神父几为众矢之的。”许多思想纯正的天主教徒对教会抽税之重、圣职人员生活之豪奢及僧侣之懒散，均颇有微词。伦敦天主教的秘书被控涉嫌谋杀一位异教徒（1514年）时，主教请求沃尔西不要将这位秘书付诸民间陪审团审理。他说：“我敢断言，从伦敦挑选任何12个人来陪审，秘书即使无辜如亚伯，他们也必偏袒异教徒而陷他于罪。”

异端再度兴起。1506年，林肯教区主教指控45人为异端。其中，2人被判火刑；43人被勒令悔改。1510年，一个伦敦教区主教指控40人为异端，结果2人被判火刑。1521年，同一个主教指控45人为异端，结果5人被判火刑。15年间，英国审理的异端案件，多达342起。所谓异端，指的不外下列各点：献神面包不会变成圣礼；神父没有超人的权柄以使面包变圣体或赦罪；圣礼与获救无关；朝圣及为死者祈祷均是无益之举；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祈祷的对象；善行与获救无关，获救全靠信心；虔诚的基督徒除基督的立法外，不受任何法条的拘束；信心的唯一指导是《圣经》而非教会；人人均应结婚，修士修女应撤销守贞的誓言。以上这些所谓异端的见解，有的是威克利夫派信徒的遗绪，有的是路德言论的反响。远自1521年，牛津年青一代的叛徒，即已热衷传播德国宗教革命的消息。1521年至1525年，剑桥即已孕育成打的异端分子。举几个最有名的：廷德尔、米莱·科韦达勒、拉蒂默、托马斯·比尔尼、福克斯、里德利、克拉默……这些人中，有些由于怕受迫害，相继移居欧洲大陆。他们在欧洲印了许多反天主教的小册子，偷偷地送往英国。

为了阻止异端思想传播和卖弄其神学理论，亨利于1521年发表了他那轰动一时的《述七圣礼斥马丁路德》（Assertion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against Martin Luther）。有人说，此文系沃尔西捉刀，盖其欲以此自见于罗马，但据伊拉斯谟所说，此文彻头彻尾是亨利手笔——现在大家均倾向伊氏之说。这篇作品并不成熟，除引述一大堆《圣经》经文及教会传统，就是恶毒的谩骂，理论根本谈不到。“骂教皇为暴君的人，”这位未来的教廷叛逆这样写，“其心岂不比蛇蝎还毒……想把所有基督徒的领袖打垮，这个人岂不是魔鬼的爪牙？”“凡不服从世界上基督徒的最高领袖者”，必须接受惩罚。因为“一切教会，不但应服从基督，而且……应服从基督的代理人罗马教皇”。亨利对教廷赐予法国国王以“最佳基督徒”（Most Christian）及赐予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以“天主教统治者”（the Catholic Sovereigns）等称号颇感兴趣。现在通过他派驻罗马的代理人，拿着这篇文章献给利奥十世，同时请利奥赐给他及他的后裔“基督教卫士”（Defender of the Faith）的称号。利奥当然同意，于是，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创始者，居然把这个称号刻在他铸的钱币上。

路德对这篇文章迟至1525年才答复。他一开头就这样写：“致笨驴、疯汉……说谎大王亨利阁下，你这个该死的、虫吃了心肝的家伙，竟以无根无据的谎言污辱你天上的祖宗……凭着你祖宗——最为上帝丢人的英格兰王——的名义，我就有权向你这个英国的专制魔鬼脸上吐口水，并把你祖宗的屎尿涂遍你全身。”亨利哪曾受过这种洗礼，气不过只有写信埋怨萨克森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却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以后千万别再在太岁头上动土。亨利对路德印象坏透了，尽管以后路德曾向他道歉，但他始终不肯原谅他。亨利和教皇翻脸翻得最厉害的阶段，德国新教徒曾请求和他结盟，他仍毫不理会。

路德对亨利的一顿臭骂增加了他对英国的影响。就在那一年，伦敦出现了一个叫“基督兄弟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Brothers）的团体。这个团体雇人四处散发路德和其他反天主教派的小册子，及英文译本的部分或全部《圣经》。1408年，大主教阿伦德尔对威克利夫所译《圣经》的流行极感苦恼，因之下令，如无教会许可，任何英译本《圣经》都不准发行。他持的理由是，这类《圣经》极易曲解原文使人倾向异端。传教士也劝人勿读任何英译版本《圣经》，理由是《圣经》知识不是专家不能解释，一旦误解会遭匪徒利用。过去的英译《圣经》全是手抄本，数量不多，因此教会方面并无明令加以禁止的必要，但是现在（1526年），威克利夫的译本是印刷的，因此不禁不行了。

查禁《圣经》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廷德尔的英译《新约》。此版本印行于1525年至1526年，为一种划时代的产品，因为它不像威克利夫版本译自拉丁文，而是直接译自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廷德尔早在学生时代，就想这样翻译《圣经》了。这个计划被一位当权的死硬派天主教徒知道后，曾把他叫去严加告诫：“我们所要的是教皇的旨谕，而非上帝的律法《圣经》。”言下之意明显地讽刺他懂得不多。但廷德尔说：“假定上帝让我活下去，若干年后，对《圣经》，我懂的必超过你许多倍。”后来他遇到一位伦敦贵人，愿提供他食宿使他实现其志，于是他开始工作。这样工作了6个月，他又转到维藤贝格。到维藤贝格后，这项工作即在路德指导下进行。在科伦，廷德尔根据伊拉斯谟编定的希腊文《新约》翻成英文本，并加以印行。一个英国特务怂恿当地政府抓他。他感到恐惧，便离开天主教的科伦，跑到新教徒的沃尔姆斯。在沃尔姆斯，他将这个版本根据伊拉斯谟与路德的思想做成注解，同时加上一篇充满火药味的序言，然后印了6000本。这6000本《圣经》，一起偷偷运入英国。就新教徒看来，这些书无疑是新教运动的生力军。伦敦区主教，库茨伯特·图斯塔尔（Cuthbert Tunstall）从其中发现有几处严重的误解。最使他伤脑筋的，要算那篇序言了。他于是下令，花钱把这一版本的《圣经》通通买下来。所有买到的《圣经》，一律堆在圣保罗十字路口公开焚毁。但根本烧不尽，因为同一版本从欧洲源源而来。莫尔批评图斯塔尔，说他无疑是廷德尔《圣经》印刷资助者。1528年，莫尔写了一篇名为《对话》（“Dialogue”）的长文，批判此版《圣经》。廷德尔对此文有所答辩。莫尔就其答辩，竟写了一本厚达578页的书，书名就叫《驳辩书》（Confutation）。亨利于是想，禁止印行及阅读英译《圣经》最好的办法，莫如由国家制定一种权威性的译本（1530年）。不过，这种版本未制定前，一切英译《圣经》无论印刷、发行、进口、持有，均应视同异端严加取缔。

沃尔西下令逮捕廷德尔，但赫斯领主菲利普伯爵庇护他。廷德尔在马尔堡住下来，便于从事《旧约五书》的翻译（1530年）。慢慢地，《旧约》英译本大致也都有了，有些是他自译的，有些是他监译的。一天，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忽然找上了他。他们将他关在维尔福德（Vilvorde，布鲁塞尔附近）的监狱，6个月后即将他活活烧死（1536年）。死前，亨利御前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曾替他说情。据说他临死曾说：“主啊，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廷德尔，一个乡下孩子，居然完成了一个大愿：在死前亲耳听到福音传播者，以明白晓畅的英语讲述基督故事。1611年，划时代的权威英译《圣经》出版了。这本《圣经》被公认为影响英国最大的文学作品。然考其内容，90％都是廷德尔所译的。

沃尔西对英国萌芽中的宗教改革，就其为一个国家政教双方实质上的首脑而言，可算是宽大的。不错，他蓄有特务侦察异端，检查书刊及逮捕涉嫌分子，可他对异端感化重于惩罚。终其一生，他没有下令烧过一个异端。1528年，3个牛津学生因异端案件被捕。伦敦主教在牢里整死一个，一个愿意悔过获释，另一个交沃尔西处理。对这一个，他却放他跑了。拉蒂默是英国宗教改革初期最为雄辩的宗教改革者。他指称教士阶级腐化堕落时，伊利主教建议沃尔西将他抓起来。沃尔西反发给拉蒂默一个传教证，许他在全国各教堂传教。

对宗教改革沃尔西另有一套。“他看不起教士阶级，”伯内特主教说，“特别是对僧侣不以为然。僧侣不但对教会和国家毫无贡献，由于其生活放荡，形成教会和国家的沉重包袱。沃尔西曾大量裁减僧侣名额，同时把许多僧侣从修道院移转至其他地方。”使一个管理不缮的修道院关门，并不算什么大事。由教会下令关闭修道院之举，在沃尔西以前已屡见不鲜。1519年，沃尔西下令修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规，如果大家按照修正后的院规去做，院中僧侣即可作为全国模范。沃尔西曾派其秘书克伦威尔监督修道院，他要克伦威尔把他亲身或派人视察所获情况随时告知他。克伦威尔由于这项差事，使他于将来整饬修道院时，成为亨利的实际助手。对视察人员的埋怨时有所闻，人们说他们苛刻，说他们收受或榨取“礼品”，并说这些讹诈得来的财物，由克伦威尔与沃尔西平分。1524年，沃尔西获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许可，关闭修道人数不足7人的修道院，并将这些修道院的财物拿来建立学院。这类财物，用以建成两所学院——一所在他的故乡伊普斯威奇，一所在牛津，沃尔西为此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他愿看到有更多的修道院陆续关闭，有更多的学院陆续建立。不过，他这种愿望因政治纠纷而落空了。对于修道院，亨利并不将之改为学院，而是借其大发横财。

沃尔西的外交政策忽然出了毛病。究其原因，也许是他想获得查理的支持从而攀登教皇宝座（1521年、1523年），而同意参加查理的对法作战（1522年）。作战不利，英国既丢钱又丢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1523年，他忽然想到召开7年来的首次国会。他向国会提出了一笔80万镑军费的请求，这笔数目等于向每一个英国人要1/5的财产。国会为之哗然，众院最初不同意，后来通过将军费减至1/7。教士先也反对，但最后同意以一年福利收入的一半作为缴纳军费的最大限额。正在讨价还价之际，前方情报传来，查理打了胜仗，法国国王变成俘虏（1525年，帕维亚之役）。亨利和沃尔西都认为，此时可以瓜分法国了。为了推进攻法计划，需要的钱当然更多。沃尔西索性来个狮子大开口。要求每年收入超50镑的英国人，每人捐出1/6的财产充作军费，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他的说法是，这项捐献可以阻止查理独吞法国。这项要求受到普遍反对，沃尔西只有见风转舵趋向和平。英法共同防御协定签署后，沃尔西的外交恢复到均势政策的老路。但1527年，查理军队占罗马、掳教皇、形成查理独霸欧洲局面时，所谓均势政策便变成了一句空话。为恢复均势，1528年1月，英国参与法国对查理的作战。

我们知道，查理是亨利的王后凯瑟琳的侄子。亨利现正极欲废后并与之离婚。能为他做这项安排并找理由说服全国的，只有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但克莱门特现为查理的俘虏。

国王闹“离婚”

凯瑟琳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之女。1501年11月14日，凯瑟琳来英与亨利七世长子阿瑟结婚。那时，她16岁，阿瑟15岁。1502年4月2日，阿瑟死。一般认为，阿瑟虽死，婚姻已成。因西班牙大使已把各项“证件”送给斐迪南，同时，阿瑟的“威尔士亲王”头衔尚未正式转给他的弟弟亨利——这项转给，是阿瑟死后两月之后的事。但凯瑟琳认为这项婚事尚未告成。她来英时，带有一份多达20万杜卡特的嫁妆，若婚事未成，她当然可把这笔钱带回去。为了把这笔钱留下，同时也不愿中止与位高权重的斐迪南联姻，亨利七世建议，凯瑟琳可嫁给他的次子亨利，尽管凯瑟琳比亨利大6岁。《圣经》上有段话禁止这类婚姻。《利未记》第20章第21节：“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二人必无子女。”另外一段话则认为可行。《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对这项婚姻，大主教渥兰反对，温切斯特主教福克斯赞成。但赞成者说，这项婚姻应得到教皇的同意。亨利七世请教皇尤里乌斯帮忙，尤里乌斯二世同意了这桩婚姻（1503年）。对这项决定，圣典学者意见纷纷。教皇有无权力做此决定，甚至连尤里乌斯二世最初也拿不定主意。订婚典礼——事实上就是完成一种合法的婚姻关系，于1503年举行。既然新郎只有12岁，因此暂时还不同房。1505年，这时亨利还是太子，即主张这项婚姻无效，理由是出于父王强迫。由于大家劝他应以国家为重，于是他才勉强答应。1509年，亨利即位。即位后6个星期，才公开庆祝这项婚姻。

7个月后（1510年1月31日），凯瑟琳生了第一个孩子，但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一年后，她生了个男孩。亨利正为都铎王族后继有人感到庆幸，但数周后，孩子即告夭折。其后，1513年和1514年所生的两个男孩，和第一个一样，也是刚出生就死。亨利失望之余，考虑离婚——说得确切一点，即想使这项婚姻归于无效。可怜的凯瑟琳希望再生生看。1516年，她生了个女孩——这女孩就是后来的玛丽女王。“这次虽然生的是女孩，”亨利这样安慰自己，“下次，托天之福，男孩也许就会跟着来了。”1518年，凯瑟琳又生了个死胎。这一来，不但亨利，就是全英国老百姓都感到紧张了。因为年仅两岁的玛丽，当时已许配给法国太子，假定亨利无子，玛丽将来变为英国女皇，她的丈夫变为法国国王，英国事实上即很可能沦为法国的一省。英国公爵中，如诺福克、萨福克、白金汉等，均主张为确保英国独立，最好废掉玛丽。白金汉公爵对此主张最为强烈，因而被处死（1521年）。亨利对无子，认为是受到天谴——这项婚姻是以教皇敕令推翻《圣经》诫命。于是他发誓，如果皇后能生一子，他愿亲率一支十字军攻打土耳其。可是，凯瑟琳不但不生子，根本再没有怀孕。约1525年，亨利完全放弃凯瑟琳生子的希望。

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而言，亨利对她早失胃口。亨利目前34岁，正精力充沛；凯瑟琳40岁，已是半老徐娘。她本来就不漂亮，由于厄运与疾病交相折磨，看起来又黄又瘦又老。谈教养，不错，可是做丈夫的有多少注意妻子的教养？她是一个善良的妻子，对丈夫的忠心仅次于对其祖国西班牙。在一段时间，她以西班牙特使自命。她经常主张，英国应永远站在她爸爸斐迪南、她侄子查理的一边。约1518年，亨利与伊丽莎白——伊拉斯谟好友蒙乔依之妹，行第一次人所共知的婚外交易。1519年，她给他生了个男孩。亨利封此子为里士满和萨默塞特公爵，有将来传位给他之意。1524年，亨利又爱上另一个女性玛丽·布林恩。据说，思罗克莫顿爵士曾当面指斥亨利不要脸，因为他与玛丽之母也通奸。不过，当时的不成文法是，如果国王的婚姻是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其自愿，则他可在婚姻之外求补偿。

约1527年，亨利又恋上玛丽的妹妹安妮。玛丽和安妮的爸爸是托马斯·布林恩，妈妈是诺福克公爵之女。布林恩爵士是一位商人和外交家，在亨利面前是红人。安妮曾到巴黎读书，历任法后克劳德及那瓦拉之后玛格丽特的宫女。从玛格丽特那里，她沾染到不少新教徒气息。亨利于戈尔登的克洛茨平原与法国国王聚会时，可能见过她，那时她仅是一个13岁活泼天真的女孩。1522年，安妮正15岁，回国后，在凯瑟琳宫中做宫女。她说不上多么漂亮，矮，黑皮肤，大嘴巴，长颈子，可是，那黑亮的眼睛，飘逸的褐发，宜人的风度，过人的机智，及愉快的性格，使人着迷。她的爱人，除亨利外，尚有怀亚特（Thomas Wyatt），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及珀西，这是未来的诺森伯兰伯爵。她的敌人后来攻讦她说，她在投入亨利怀抱前，曾与珀西私订终身。但这种攻讦没有什么凭据。亨利何时向她求爱不可考，我们仅知，他于1527年7月曾有很热情的信写给她。

亨利这些罗曼史，对他希望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有何关系？无疑，亨利早在1514年就有这个念头了，那时，安妮才7岁。1524年以前，他似乎打消过这种念头，但到了这一年，这种念头又一次兴起。照亨利的说法，他于这年起停止与凯瑟琳发生夫妻关系。据最早的一项记载，婚姻无效的安排始于1527年3月。在此之前，亨利对安妮虽已熟识，但尚未动情，可是，自此之后，她取代姐姐在亨利心目中的地位。沃尔西对亨利想娶安妮的念头，这一点显然不知情，因为，他于1527年7月使法时，他曾表露想为亨利聘娶路易十二之女蕾内。关于显露亨利意图最原始的资料，当数1527年8月西班牙大使写给查理的一封信。信上说，伦敦人都认为，亨利一旦与凯瑟琳离婚，很快就会立布林恩爵士之女为后。这指的当然不是玛丽，因为1527年底，亨利和安妮已在格林尼治附近住于同一个屋檐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亨利由于对安妮的迷恋，对与凯瑟琳婚姻无效的努力才加紧进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希望赶快生子，以使王位后继有人。事实上，所有英国人都这样希望。因为他们一想到1454年至1485年那些年，约克和兰凯斯特皇室为争夺王位而闹得天翻地覆的情景，便感到战栗不已。1527年，都铎王朝距其建立为时不过42年。它的根基尚未巩固，在这种情形下，唯有每代都有一个直接的男性王位继承人，才不致发生波折。因此假定亨利不是恋着安妮，他也会要求和凯瑟琳离异，因为，他要另找一个会生孩子的女人。

沃尔西在这点上，和亨利意见非常一致。他向亨利保证，他可为亨利向教皇获得前婚无效的敕令，为了解除一个国家的危机，教皇有权做这类决定，同时，这类决定也有许多前例可援引。不过，沃尔西没有想到两点：第一，亨利喜欢的对象是安妮而不是蕾内；第二，教皇现在是查理的俘虏，而查理对亨利充满敌意。站在查理方面而言，凯瑟琳是他的姑母，他当然与他姑母一个鼻孔出气。另外，假定新婚姻对象是沃尔西安排的蕾内，那就会演变成再度的英法联姻，而英法联姻是他所不愿见的。引发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不是安妮的美色，而是凯瑟琳和查理的顽固——他们没有体会到亨利求子之心是如何急切。我们可以这样说，英国脱离天主教家庭，全是天主教英国皇后，天主教神圣罗马皇帝，及一位在皇帝掌握中的天主教教皇逼出来的。英国宗教改革造成的结果，非亨利始料所及的是国王权力的提高，甚至可以根除教皇对英国的影响。

亨利对废止前婚的追求，因加百列（Gabriel de Grammont）之来而感到紧张。加百列1527年2月赴英，目的是讨论玛丽公主与法国王室联姻之事。据亨利说，加百列曾问道，假若一旦教皇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因与《圣经》抵触而无效，则玛丽公主的地位有无变动。有人说，这番话是亨利捏造的，但据沃尔西1528年对法照会，事实上确有其事。就现在资料判断，加百列曾向教皇克莱门特进言，说亨利的请求有理。但问题出在查理。1527年7月29日，查理告知其驻伦敦大使，说他已“建议”克莱门特否决亨利的请求。

沃尔西至法时，他曾确定地告诉法国，英国国王中意的是安妮而非蕾内。他曾不断为亨利寻求废止前婚而努力，但他对亨利选择安妮，并不掩饰他的不满。1527年秋，亨利撇开沃尔西，径自派遣威廉爵士向在囚中的克莱门特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如果认为原婚不能撤销，但因缺乏子嗣，而凯瑟琳又不愿离婚时，请准他同时有两位王后。但这个请求，亨利于最后一分钟下令暂勿提出。但3年后，一件事情使他感到惊异不已。乔万尼·卡塞勒，他派驻罗马的一位代办，于1530年9月18日写了封信给他说：“几天前教皇秘密告知，他可能允准陛下同时有两位王后。”第二个请求可说非常之怪，就是希望教皇允许他，和一位他曾与其姐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结婚。教皇说，这没问题，但大前提要等与凯瑟琳婚姻关系宣布无效后才行。这项婚姻是否可归无效，他尚不能确定。克莱门特不敢做这项决定，并不完全是惧怕查理，他的考虑是，他这项决定会让人认为前任教皇同意这项婚姻是一大错误。1527年底，他又接到亨利的第三个请求：请指定沃尔西及其他一位教皇代表，在英组织法庭，审理这项婚姻。克莱门特答应了，1528年4月13日，派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去伦敦与沃尔西共组法庭审理此案。他并答应——参见仅对沃尔西和亨利显示的一项敕令——无论审理结果如何，他都同意。也许是受到亨利与弗朗索瓦联合对查理宣战（1528年1月），并宣称解救教皇的影响，结果变了。

对上项审理，查理提出抗议，同时，从西班牙公文档案中，找出尤里乌斯二世批准这项婚姻有效的公文，送给克莱门特。身为查理阶下囚的克莱门特，张皇失措之余，赶紧训令洛伦佐·坎佩基奥：“若无别令，审判结果不可宣布……因若惹恼了神圣罗马皇帝，大家都得不到安宁，天主教更难逃灭亡的命运。须知，一切均在皇帝手中……对审理，能拖则拖。”

洛伦佐·坎佩基奥到达英国之初（1528年10月），他的构想是说服凯瑟琳，使其自愿隐退为修女。凯瑟琳说，要我做修女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要亨利发誓遵守修士誓言——誓愿安贫、守贞及服从。这三样亨利当然办不到，不过他说，宣誓可以，但要教皇答应，必要时这些誓言均可撤销。洛伦佐·坎佩基奥并没有将他的原话转报，他于1529年2月写的报告中仅说，亨利决心立安妮为后。“亨利对安妮的迷恋，”他说，“已至白热化程度。现在，除了安妮，他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他已一刻不能无安妮。亨利的一生与英国的安危，皆系于此一问题，此种情况至为可悲。”

军事情况的变化使教皇越来越不能顺应亨利的请求。英法联军在意大利的失利，使教皇事事都得仰承查理的鼻息。佛罗伦萨人驱逐了他们的统治家族美第奇。谈关系，克莱门特之于美第奇，正如查理之于哈布斯堡。威尼斯人乘教皇之危把他的采邑拉韦那抢走。在目前的情势下，唯一能帮克莱门特忙的，就是查理。1529年6月7日，克莱门特说：“我现在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皇帝走。”6月29日，他即与查理签订《巴塞罗那条约》（Treaty of Barcelona）。根据该约，查理答应：第一，为美第奇家族抢回佛罗伦萨；第二，为克莱门特抢回拉韦那；第三，释放克莱门特。查理要求克莱门特者则是，除非凯瑟琳同意，他不得宣布其婚姻无效。同年8月5日，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签订《坎特伯雷条约》。该约无异承认意大利和教皇均归查理控制。

对审理亨利离婚案，洛伦佐·坎佩基奥已拖到无可再拖的程度，于是于5月31日，与沃尔西同开教皇代表庭，听取亨利的诉讼。凯瑟琳向罗马申诉，拒绝该庭对此事的管辖权。不过，不管怎么样，6月21日，英国国王、王后都到庭了。凯瑟琳见了亨利即倒身下拜，她苦苦哀求亨利不要遗弃她。她请亨利念她多年和他同甘共苦之情不要如此决绝。她说她对亨利绝对忠贞，她指天发誓，她和亨利结婚时，还是完全的处女。最后她问亨利，她到底有什么得罪他。亨利把她扶起来对她说，他承认，这是一项美满婚姻，他这样做的理由，完全是为了皇统，为了国家。最后，他说，她不该向罗马控诉，因为教皇全在查理控制之下。凯瑟琳听了这番话，立即收泪离庭。费希尔主教出面为凯瑟琳辩护，因此亨利对其恨之入骨。亨利请求宣判，但洛伦佐·坎佩基奥巧妙地予以拖延。1529年7月23日，他宣布延期再审，便度假去了。本来犹豫不决的克莱门特，这时却下了决心，将本案“撤回”罗马审理。

亨利怒不可遏。想到凯瑟琳的无理坚持，他索性和她完全断绝关系。他现在和安妮的关系完全公开了。脍炙人口的17封恋爱信，大约就是在这段期间写的。这些信被洛伦佐·坎佩基奥拐出了英国，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安妮是绝顶聪明的女性，基于一个女性的欲望，她当然希望赶快确定她与亨利的婚姻关系。现在，她常叹息她已逝的青春，她认为亨利的要求之所以不能满足，全怪沃尔西。亨利和她一样，对沃尔西也颇感不满。

其实，真是天大冤枉。沃尔西心中尽管不同意安妮与亨利的结合，但对实现亨利的要求，他已尽其最大努力。他曾派人拿钱到罗马活动，但对罗马，查理也拿钱，不但拿钱，而且还拿军队。沃尔西曾经考虑，以默许重婚来解决问题——几年后，路德采行的，即是此种方案——但因有所顾虑，所以未曾提出。现在，沃尔西感到，安妮对他越来越反感。她和她有影响力的亲友，竟联合起来拆他的台。他想讨好安妮，他把许多好吃的好玩的都送给她。可是没有用，她对他的反感因婚事拖延而与日俱增。谈到安妮，沃尔西说，她是“他的死敌，他的克星，她无论睡着醒着都在咒他”。他看得很清楚，一旦婚姻无效的请求获得批准，安妮便会成为英国王后，那时，她会整垮他；可是，假若婚姻无效的请求迁延不决，不但安妮会更恨他，亨利也会以办事不力而叫他下台。不干没有关系，查办可受不了，因为有很多账他实在交不出。

亨利对沃尔西的不满，其实不止一桩。他拟定的外交政策，此刻已完全粉碎。背查理而与法联盟，给英国带来的尽是灾难。全英国对这位一度红得发紫的红衣主教说一声好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教士恨他专制，僧侣恨他封闭修道院，老百姓恨他把他们的子弟送去当炮灰，商人恨他因与查理为敌使他们不能和佛兰德斯人做生意，贵族恨他，说他苛刻、傲慢及大刮地皮。有些贵族，法国大使报告（1529年10月17日）：“希望沃尔西快死或垮台，希望脱离或解散天主教，他们好分沃尔西和教会搜刮下来的财产。”肯特州呢绒商主张，沃尔西当被放进一艘会渗水的小艇，使之在海上漂流。

亨利想得更绝。1529年10月9日，他叫一位检察官发出传票，传沃尔西问讯。面对国王的法官，他发现，他被指控的罪状是触犯《王权侵害法》。此法制定于1392年，根据此法，任何人如带教皇敕令进入英国，其地位、名誉、财产即全部丧失。有没触犯？有。原因是基于亨利的请求，而且是为亨利使用，但他这些话都不能说。他知道法官不肯饶他，他向亨利上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说了许多可怜话并认罪求饶。诚惶诚恐中，他接到国王一个恩旨。读完那个恩旨，他感激得跪在泥地上大叫感谢上帝。亨利所要的是怀特霍尔的红衣主教官邸——这是最肥的一份，但是准许他保有约克大主教职位及足够的私人财物——这些财物，足够160匹马和72辆车子搬运。沃尔西下台后，其首相职位由诺福克公爵继任，其御前大臣职位由莫尔继任（1529年11月）。

有一年多时间，这位落魄的红衣主教，在其大主教职位上一切都做得很好：定期作教区访问，经常从事教堂修补，不断为人排难解纷。“在他没有来这里时，”一位约克郡的人说，“谁都讨厌他。但自他来后，便没有不喜欢他的了。”可是，一旦死的恐惧消失后，他的野心又开始作怪。他写了不少信给神圣罗马皇帝的驻英大使查皮伊斯，这些信竟遗失了。但据查皮伊斯给查理的一份报告说：“我自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医生那儿获到一封信，信中说，沃尔西认为……教皇应采取有力措施，必要时得动用军队。”——解释起来，当然是意图把英国国王驱逐出教，发动内战及招引外力入侵。诺福克听到这种风声，便逮捕了沃尔西的医生。经过一番拷问，医生招供，沃尔西曾建议教皇，把英国国王驱逐出教。今天很难判断，究竟是大使或公爵想陷害医生，还是医生想陷害红衣主教，或是真有其事，总之，亨利或公爵已下令逮捕沃尔西。

1530年11月4日，沃尔西被捕时毫无反抗。他与家人道别后，即径往伦敦。到达谢菲尔德公园（Sheffield Park）后，就一病不起，国王的兵丁奉命将他送往监狱。扶病上马，两天后实在衰弱得不成样子，监差让他到莱斯特修道院的床上稍歇。他对差官金斯顿爵士（Sir William Kingston）说了下面这句话：“只要我对得住上帝，相信王决不会亏待我这个白发苍苍的人。”这句话，曾经卡文狄什（Cavendish）记载，后为莎士比亚采用。躺在这所修道院床上，他就一直没有起来。沃尔西死于1530年11月29日，死时55岁。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
（1529—1535）

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1529年11月3日于威斯敏斯特集会的国会，上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贵族，下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商人，同意支持下列三大政策：第一，减少宗教财富和权力；第二，维持与佛兰德斯的商业关系；第三，支持国王为获男性继位者的努力。第三项政策的通过，并不意味大家赞成安妮，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她太冒险，也不意味大家不赞成凯瑟琳，因事实上同情凯瑟琳者大有人在。下层阶级在政治上这时毫无力量，一般都不赞成离婚。北方各省由于虔信天主教，惟教皇马首是瞻。亨利为防止北方各省的反对，除不许教皇管理教会外，一切都维持天主教传统。不许教皇管理教会，是基于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英国较德国尤甚，王权就是靠这种意识提高的。教士尽管很恐惧亨利变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但谁也不敢说自己拥戴教皇，因为教皇代表的显然是外国势力。

约1528年，一个叫西蒙·费施（Simon Fish）的人发表了6页的一本小册子。亨利看后，没有意见，其他人看后，衷心赞许。小册子以《穷人的恳求》（Supplication of the Beggars）为名，请英国国王全部或一部分没收英国教会财产：

远在陛下高贵祖先之世，这些人就巧妙地混进来了……一批顶着上帝名义的懒虫、乞丐、流浪汉……美其名曰主教、院长、执事、副主教、辅佐司教、神父、修道士、教士、修道僧、赦罪者、聚会召集人。在数不清的名义下，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虫善募强讨的结果是，陛下的国土1/3以上，已入他们的掌心。现在国内最肥美的土地最宽广的庄园，大半都是他们的。这还不算，他们更名正言顺地对稻麦、牧场、牧草、羊毛、小马、小牛、小羊、猪、鹅、鸡等征收1/10的税……还有，他们还放款取息。他们对利看得很重，穷家妇女，如不能于复活节算还利息，以鸡蛋或以其他物品抵偿，则她们便休想安度复活节……为了赚两三个杜卡特，妇女要为他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不过要赚便宜钱也有办法，那就是妇女陪神父、修士、修道僧睡一个小时，便至少可获20个杜卡特。

贵族与商人可能也承认这份指控是有点过火了，但一想到那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教产还俗，也就不再顾虑其他了。法国驻英大使贝利写道：“权贵们有意检举教会并尽散其财；他们是公然这样要求的，所以我也无须用暗语来报告……我想僧侣们是不能再掌有国玺了。”就是说，不再能统领政府了——“再者，他们也可能在国会里受到严厉的警告。”沃尔西曾挡驾这种对教产的攻击，但他栽倒了，留下来的是无计可施的僧团，他们唯一能借以自重的是衰落中的民间信仰；更糟的是那本可用其特权、禁令、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教廷，如今却是王室愤怨的主要对象，而且教宗本身还是大帝王们争权夺利下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民意要求，约束英格兰教会的立法应予通过，再不然，也须由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大主教召集教士会议而予以接受。可是，这样的集会就能缓和国王的怒火吗？就能扼制国会里反教会的风潮吗？

战斗是由下院开启的，拟了一份上国王书，宣布对正教教义的信仰，但强烈批判僧团。这就是有名的《控诉法案》（Act of Accusation），指控教士会议没有得到国王或国会的同意就私行立法，严重限制了百姓的自由，动不动就责难百姓或苛罚重款；榨取钱财以行圣礼；主教们把圣职给某些年轻人，称他们为侄子，却又瞧不起这些青年或对被任以圣职的人全无了解；他们征税和处以罚款的权利都被贪婪的主教剥夺了；主教们滥捕无辜，囚禁百姓，又不让人家知道犯了什么罪；恶责和重罚百姓，只是为了轻微的异端嫌疑；这项文件的结尾是请求国王改革上述各种弊端。亨利国王很可能也亲自参与这项请愿书的撰作，当他收到下院的这份请愿书后，只列明各项要点、要求回复。主教们承认某些罪咎，但认为那只是少数人的意外事件；他们辩称主教廷府廉正无私，并祈求虔敬天主的国王，像贬斥路德那样来帮他们压制异端。然后，很惆怅地误解了国王的脾气，居然说出了这般火药味十足的话来：

由于我等认为我们立法的威权是基于天主启示的《圣经》与圣教会的决意……我等无须提示我们执行的指控与义务，因为那是天主的赋予与我王的许可……因而我等谦卑地恳祈王上……继续维护我等依据天主的威权，以他为名，为匡正德行与维护基督的信仰所立的种种法律与禁令。

亨利此时想动手，可他现在还不愿去管他们。他现在第一要做的，是要国会同意他的一项特殊请求：免他归还向老百姓所举的公债。对此，众院先反对后同意。接着，众院又通过了三项法案。这三项法案，目的均在贬低教士权威，不让他们查验遗嘱，不让他们抽死亡税，不让他们领双重圣俸。对这三项法案，上院反对得非常激烈，因为上院中有着不少主教和僧院长。不过，反对了一阵之后，终于修正通过了。通过这类法案后，国会即于12月17日宣告休会。

1530年夏，英国国王接受了一个颇为花钱的建议。剑桥一位神学博士报告亨利，关于教皇是否有权力批准弟娶其嫂之事，将由欧洲若干具有名望的大学投票决定。亨利所望的是无权批准，查理所望的是有权批准，于是，双方派驻各国特务，展开一场贿赂战。亨利处处送钱，查理除送钱之外，甚至把恐吓也加上。这场战争，亨利与查理，在意大利平分秋色；路德派大学，对“基督教卫士”不利；巴黎大学，在弗朗索瓦压力下，投的是亨利的票；牛津与剑桥，处于亨利的威势下，自然非投亨利的票不可。

为了加强对教士的控制，亨利于1530年12月，通过其首席检察官发布了一项通报。通报大意说，政府对凡支持沃尔西运用教皇权力的教士，通通要按《王权侵害法》处断。1531年1月16日，国会和教士会议（Convocation）集会，英国国王特务机构宣称，教士中凡愿认罪悔过且缴纳11.8万镑罚款的，即可免按《王权侵害法》处断。教士纷纷叫屈。他们说，沃尔西接受教皇敕令，全与他们无关；据他们所知，沃尔西通过洛伦佐·坎佩基奥接受教皇敕令，全是为了受理英国国王案件，因此，他们所知的英国国王也知。他们说得非常对，可他们不知道，亨利目前正需钱用。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国王于是要求全体教士承认他为“英国教会和教士的最高保护者”，换句话说，他们不得再效忠教皇。教士含糊其辞地提出种种折中案，可亨利硬要他们摊牌。最后，1531年2月10日，大主教渥兰才勉强代表大家发表意见。这位81岁的大主教说“听凭基督的旨意”时，全体教士继皆默然。默然解释为同意，于是英国国王的要求变成法律。亨利为了安抚各大主教，特许他们有审理异端之权。

国会及教士会议，于1531年3月30日休会。这年7月，亨利移凯瑟琳于温莎，并誓永不相见。不久，他令玛丽公主住在里士满时，他又将她自温莎移至安特希尔。凯瑟琳的所有珍宝首饰，亨利索性一起交给安妮。查理要教皇克莱门特替他抗议。1532年1月25日，克莱门特致书亨利，一面指斥他的通奸行为不当，同时劝他在婚姻是否无效未确定前，接回凯瑟琳而离开安妮。亨利仍沉醉于温柔乡，根本不理这一套。就在这段时期，他写给安妮一封充满爱意的甜蜜的信：

我的心肝，你走后，我感到一片空虚寂寞。别后，两周以来，日子长得难以打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太好，以致我的爱情之火在燃烧……但我想到我很快就可到你身边时，我所受的爱情煎熬的痛苦无形中便减轻了一半……想到我（特别在一个静静的黄昏）能躺在你的怀里，嗅到你的乳香，尝着你的香吻，我便快乐无穷。这封信，是写自一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深爱你的人之手。

亨利

国会和教士会议于1532年1月15日集会时，亨利又想到几种抑制教士权利的方法：任副执事以下职务的教士，犯重罪应归普通法庭处断；宗教法庭的讼费罚金，应降低金额；宗教方面所课的遗产税及所收的遗嘱查验费，应降低或取消；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应解送教廷的款项，今后应予豁免；罗马由英国负担行政、免罪及教廷事务的经费，一概取消。以上想法，一一都经国会和教士会议通过。不过关于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一点，亨利曾暗示罗马，如教皇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笔钱随时都可恢复。

在这段时期，亨利已做到使大部分主教相信，英国教会脱离罗马而独立，对他们的权威和收入无损。1532年3月，英国教士会议即宣称与教廷脱离关系：“请停止一切苛捐杂税……如果教皇还想继续获取新任教士第一年的薪俸，而采取任何反对我国措施的话……那我们只有不接受命令而与教廷分道扬镳。”5月15日，教士会议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并愿将其剩余的立法权力，交付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半教士、一半非教士组成，有权否决任何对国家不利的宗教仪式。国会与教士会议既经改革，于是英国国教宣布诞生。这一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英国国王又多了一件工具或武器。

5月16日，身为御前大臣的莫尔，因反对反教士浪潮无效，愤而辞职。8月，大主教渥兰逝世，临死前否认曾使教士会议隶属亨利。亨利令奥得利继莫尔，克拉默继渥兰，以使宗教改革继续迈进。1533年2月，国会制定《诉愿法》（Statute of Appeals）。根据此法，从前须呈教廷裁决的一切事项，如外国禁忌、逐出教会及停止职权等，今后皆可由“国内临时宗教法庭裁决”。

1533年1月15日，亨利计划立安妮为后。安妮当时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所以亨利对解决他与凯瑟琳婚姻之事更加迫切。他一再请求教皇均无结果，于是，他令其教士会议批准他的离婚（1533年4月）。5月23日，克拉默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身份宣称，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时于5月28日，公认安妮为亨利的王后。3天后举行王后加冕典礼。安妮珠光宝气地参加传统大游行。在兴奋中，她看出国人对她的冷淡。也许她曾这样想——王后这个宝座她到底能坐多久？克莱门特教皇于1533年7月1日宣布，新的婚姻无效；新生子女均为私生子；亨利被逐出教会。9月7日，安妮生伊丽莎白。查理驻英大使报告查理，亨利和安妮生了个私生子。

1534年1月15日，国会复会通过如下议案：前为教皇所有的新任教士第一年所获的薪俸，及其他原归教皇的所有收入，从现在起一律转交英国国王；主教任命权，依法视为英国国王的特权——事实上早就这样做了；惩治异端案件管辖权由教会移给政府。

1533年，肯特郡一个修女宣称她奉上帝之命谴责英国国王重婚，同时，她曾亲眼看见准备囚禁亨利的地狱。亨利派人把她抓来，经严刑逼供，结果她说是受人利用，利用的人想借此推翻英国国王。她与6个“共谋者”，经上院审理，判处极刑（1534年5月5日）。主教费希尔被控知情不报，并指他与凯瑟琳均知由查皮伊斯草拟但未获查理照准的武装袭英及策动凯瑟琳支持者叛变的阴谋。费希尔虽矢口否认，仍被戴上叛逆的帽子。

为亨利办理这类案件的得力助手，是特务头子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生于1485年，是帕特尼（Putney）一个铁匠之子，幼年生活贫困，长期流浪四方。经法国、意大利而回英国，从事纺织生意，颇赚了点钱，后放高利贷而巨富。他先跟沃尔西工作了5年之久。亨利取其勤勉忠诚，命他做高等法院法官，资料保管推事及亨利的私人秘书（1534年5月）。1531年至1540年，他成为亨利的心腹和政府的首脑。贵族看不起他，说他是暴发户，指责他玩弄权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视财如命，作威作福。他的目的，一方面拼命提高英国国王的地位，一方面以没收教会财富来作王位的支撑。在追求上述目的时，他显得非常大胆精干。他积了很多钱，而且，除了最后一仗外，几乎战无不胜。

借克伦威尔的建议和操纵，亨利使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Succession，1534年3月30日）。根据此法，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无效；玛丽公主变成了私生子；如安妮不再生男孩，伊丽莎白即成王位继承人。克伦威尔为压服民间日增的敌意，特劝亨利将任何对安妮的王后地位及其所生子女的合法性加以怀疑的人，处以极刑。在英国，无论男女，根据王位继承法，均应对亨利宣誓效忠。钦差加上御林军，驰骋全国各地，挨家挨户，从城堡到学校，从男修道院到女修道院，处处逼取效忠誓言。只有少数人反抗，反抗者中有费希尔和莫尔。他们赞成王位继承，但不赞成该法的其他条款。他们被关了起来。最后，国会尚通过一个法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权至上法案》（Statute ofSupremacy，1534年11月11日）。此法案重申王权至上，即王对国家及教会均拥有绝对的主权；更名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Ecclesia Anglicana）；授英国国王以原属罗马教廷处理道德、宗教组织、异端、教条及改组教会等一切大权。根据该法案，凡以口头或文字骂英国国王为篡夺者、暴君、宗教分裂论者、异端、异教徒之人，皆判处叛国罪。所有主教均须毫无保留地宣誓，愿意在宗教及非宗教方面接受英国国王领导。“遵奉基督的旨意”，此后绝不容许教皇的权力在英国存在。

为了镇压任何对这一史无前例法案的反对，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一般教区僧侣阳奉阴违。部分僧侣和托钵僧，认为他们曾直接宣誓效忠教皇，因此逃避改誓。许多修道院关闭就是逃避改誓的结果。亨利与克伦威尔对“伦敦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内托钵僧侣的顽固，感到非常愤怒。三个副院长联合来向克伦威尔说，他们实难承认任何人为英国教会领袖时，便一律关进监牢。1535年4月26日，国王的法官想释放那三个副院长及一个教区僧一个托钵僧，但克伦威尔说不行。他说，放了他们，其他的人便会学样，他要求对他们做有罪判决。5月3日，这5个人还是不肯承认《王权至上法案》，于是被以囚车载至刑场。5个人，一个个吊起来，活活开膛剖肚，然后，再五马分尸。把一只手臂挂在修道院大门口，目的在唬吓其余托钵僧，其余托钵僧仍反抗如故。抓来三个为首的，给他们戴上脚镣手铐，颈上再以铁链锁着，站立七天七夜，准吃不准拉。尽管这样，其他托钵僧仍顽抗如故。克伦威尔除选10个送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外，其余分散至其他修道院。被关10个人中，9个人由于得病很快就死了。

亨利现在成了政教合一的领袖，对他的话，英国人必须奉为金科玉律。由于他除了教皇权力外，其他一切仍与其他天主教国家毫无二致，因此他定了一个原则，即天主教教条及他在宗教方面的地位都是绝不容许批评的。事实上，对异端的迫害，过去、现在甚至终其统治，一直存在。1531年，莫尔即将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烧死，因为比尔尼反对偶像崇拜、朝圣及为死者祷告。詹姆斯·贝尼亚姆（James Bainham）因说圣餐中基督仅是精神显现，而被抓了起来。他被严刑逼供，要他招出同党。他不肯说，因此，1532年4月，被烧死于史密斯菲尔德。同年，被烧死的还有两人。由于有些模范基督徒提供了烧人的柴火，因此，林肯区主教还特别给他们每一个人40天的免罪期。

莫尔与费希尔的处刑使恐怖统治达到巅峰，费希尔曾被伊拉斯谟推崇为“全德之人”，但因他与西班牙大使共谋促使查理入侵英国推翻亨利，也算罪有应得。他对教会有功，可是叛国仍不免一死。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将身陷囹圄的费希尔升为红衣主教，可说是一大错招。尽管费氏说，他根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获此荣耀，但在亨利来说，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挑衅。1535年6月17日，80岁高龄的费希尔，在最后审问时，仍不接受亨利为英国教会领袖。6月22日，即被送往刑场。一位目击者说：“此老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显然就是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站在断头台上，刑官对他说，如他这时改变主意，他还可以获赦，但他仍然说不。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亨利说，现在他可到罗马去戴红衣主教的帽子了。

费希尔算是硬汉了，但还有一个更硬的。

莫尔的乌托邦

莫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他送他的孩子到伦敦圣安东尼学校受教育。在少年时期，莫尔曾给大主教默顿做侍童。他的思想、信仰及为人处世，处处都受到大主教的影响。据说，默顿曾告诉人：“别看轻那个送酒端菜的孩子……他将来必大有出息。”15岁时，莫尔考上牛津，很快即沉醉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父亲怕他将来变成书呆子，令他退学到伦敦学法。当时的牛津剑桥，以培植宗教领袖为宗旨。一般教士则是新法学会（New Inn）和林肯法学会（Lincoln’s Inn）出身。1529年至1537年，改革后的国会，下院中仅8个议员受过大学教育。这时，大学生不吃香，有前途的是工商巨子和律师。

1499年，莫尔21岁。他遇见了伊拉斯谟，立即被伊氏的人文主义迷住了。他们俩人的友谊，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他们都很有修养，文笔都很犀利，都讨厌经院哲学。莫尔说，研究经院哲学，“无异就筛子给公羊挤奶”。他们都主张宗教改革，而改革之道，都不主张使用暴力和分裂。他们都一贯这样主张，宗教改革应自内部做起，改革应顾及教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莫尔在治学和涵养上，不及伊拉斯谟深沉。事实上，他的儒雅和恢弘，常受他情绪和执拗的影响。与人争论时，他常忍不住趋向流俗，向对方展开谩骂。不过，他也有胜过伊拉斯谟之处，如勇敢、荣誉心及对理想的执着等。莫尔与伊拉斯谟往来的书信，其所表现的风范，在那个时代即为不可多得之作。“再谈，”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一封信的最后说，“我敬爱的伊拉斯谟，对于我而言，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莫尔对宗教是当时最虔诚的人，他以许多教士，如沃尔西之流的耽于享乐为耻。23岁时，当他读了一阵法律后，他决心做传教士。1501年，他演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公开传道，座中饱学之士，如格罗辛（Grocyn）等，对他都颇表欣赏。尽管他对一般不守清规的僧侣大加抨击，对所有虔敬的修士修女则颇表尊重。他甚至说，他非常羡慕修士的宁静生活，他后悔从前没有做修士。他相信神迹、圣意、遗物与朝圣。他写过不少属灵的书籍，他以中世纪的风格表达他的人生观。他说，生命是灵魂的监狱，要解脱唯有死，宗教和哲学就是教人如何解脱。他曾两度结婚，生了好多孩子，他的家是经常有祷告声并充满爱心信赖和欢乐的基督教家庭。1523年，他由普罗维登斯迁往伦敦文化区。他的家充满文化艺术气息，他家的花园距泰晤士河不过100码。

1504年，他26岁，即以市民代表身份充当国会议员。一次，亨利七世有个提案遭到他的反对。他发言时雄辩滔滔，给亨利七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是一个坏印象，亨利七世曾转弯抹角找到他父亲，让他把这位青年议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国会议员任期届满，莫尔即经营律师事务所。1509年，出任古伦敦——泰晤士河北岸——代理执行官（under sheriff），这份工作颇合他的胃口，因为当代理执行官，通情达理重于冒险犯难。一段时间下来，明决公正有口皆碑。他不受红包，尤其打破了英国官场的恶例——收受红包之风，直至培根时代犹颇盛行。不久，他又回到国会。1515年，他被选为众院议长。

在伊拉斯谟1517年7月23日致胡滕的一封信中，我们又发现莫尔具有下列特征：中等身材，面容苍白，赭色头发，穿着随便，饮食适度，面带笑容，幽默机智，喜开玩笑，爱小动物。他家里有善于说笑的清客，有猫、有狗、有猴子。附近的鸟飞到他家来，都一一获得招待。在太太眼里，他是一个标准丈夫。在孩子眼里，他是一个标准父亲。在国会议员眼里，他是一个标准议员。他秉性善良，能言善辩，对人和蔼，“总之”，综合大家对莫尔的印象，“他是大自然在温良、可亲、快乐方面，最理想的标本”。

忙里偷闲他还著书。他先写的是《理查三世传》（History of Richard III）。这本书的基调，在于反对独裁政体，他正处于这种政体之下，因此他没有考虑出版——这本书与世人相见，是在他逝世之后。莎士比亚根据这篇传记写成一部剧本。1516年，由于一时兴起，莫尔用拉丁文写了一本书。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乌托邦”（utopias）一词，就是由他所创的。这本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所批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具体的描画。由于有所顾虑，他把书送到国外出版。一共出了6版，都是拉丁版本。最后，获准在英国付印，仍为拉丁文。他说，这是写来消遣的，本来不想出版。在卢万印的那一版，曾获伊拉斯谟之助，他对伊氏表示非常感激。本书于1551年出现英文版，未译成英文前即已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及法语。英文版与世人相见时，莫尔逝世已16年。此书在1520年在欧陆即已家喻户晓。

莫尔之书，原名Nusguama，意即“虚无之乡”（Nowhere）。后来，不知谁把它更换了个希腊名字，于是就变成《乌托邦》了。故事写得异常逼真，不少人相信实有其事。据说，一批传教士曾大发宏愿，计划去乌托邦传教。《乌托邦》开头说，1515年，莫尔衔亨利八世之命出使布鲁日。他行经安特卫普时，他曾拿着伊拉斯谟的一封介绍信，去见该市的一位市政官员彼得·希莱斯（Peter Giles）。故事的展开，在他会见希莱斯后。希莱斯介绍他去见一位须发苍苍的葡萄牙水手，这位水手名叫拉法埃尔·希泽罗代伊（Raphael Hythlodaye，希腊语意为“妙于胡诌”）。1504年，水手曾随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环游世界（早于麦哲伦6年），因此到过一个人所未知的世界：一个幸福的岛，岛上居民对当时困扰欧洲的若干社会经济问题，均有解决之道。《乌托邦》的卢万版本，把这个神话渲染得更为离奇逼真，其首页还附有乌托邦木刻地图及该地居民文字。只有一个漏洞：希泽罗代伊在一次谈话中，竟赞美起默顿大主教来。这种赞美，在莫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出自一个水手之口，便令人感到怀疑了。

这位想象中的麦哲伦，对乌托邦的社会是这样描述的：

在乌托邦人中……一切财物均属共有，每人所需均极丰富……我曾将乌托邦与其他国度相比……其他国家之人，对于其所获之物，一开口便是我的……但在乌托邦则不然，我对此也与柏拉图有同感……财富应平均由人人共享……在很多国家中，由于少数人，借种种名位口实，霸占或瓜分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此使绝大多数人俱陷于贫穷。

在乌托邦，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之物，一律送入公库，一旦需要，即可自行到公库去取。没有人说我比别人应多得一点。人人都有，因此便不用贪心。原则上大家应在公共地方吃饭，但如你觉得不便，也可在家自炊。乌托邦人不用钱，因此也不知买贱卖贵。其他地方常见的罪恶，如欺骗、偷盗、抢夺，在乌托邦根本听不见。由于公库中积有应急粮食，人民不知有所谓荒年饥馑。每一家庭，无分男女，均须参加农工生产。为求生产充分，大人每日工作6小时。工作基于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只有在社会需要时才能发展。乌托邦人也享有自由，不过他们的自由着重在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至于剥削他人劳力的自由，则绝对不许。乌托邦也有法律，不过条文极少也极简单。因此，如有纠纷，概由自己辩护，根本用不着请律师。犯法者罚劳役。依罪的轻重，确定劳役时间的长短及所做工作的难易。所罚时间届满，即可恢复自由。屡犯和重犯也判死刑。死刑犯表现良好，也可改罚劳役。

家是乌托邦社会的构成单位，家有家长。“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婚姻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结婚前当订婚。未婚夫妻，例须彼此脱得一丝不挂，以便相互检查。男女中的一方，身体上如有严重缺陷，对方可据以解除婚约。婚后妻赴夫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如有通奸情事，男女双方申请社区会议许可，即可自由离婚。30家为一邻，邻有邻长（phylarch），邻长共选，年选一次。每10邻为一里，里有里长（chief phylarch），里长由邻长共选。乌托邦共200里，里长会议就是国会。国会有权选举国王，国王为终身职位。

邻长的职责，是确保其所辖社区人民的健康。为达此目的，他须提供清洁饮水，注意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及诊所。在乌托邦，健康重于一切。乌托邦统治者对教育也极重视，处处设有儿童学校和成人学校。他们最注重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至于占星、算命则视为迷信。如果认为对乌托邦有利，他们也会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基于下列理由：任何民族如占有一大片土地，自己既不利用，也不许别人利用，则乌托邦人为了不使货弃于地，他们便有权把这片土地抢过来。”（显然这就是英国殖民美洲的理论。）不过，乌托邦人并不好战，“他们最恨无理由的屠杀……与其他民族相反，师出无名他们认为那是最可耻的”。

乌托邦相当崇尚宗教自由。除无神论及否认灵魂不朽者外，任何宗教都可自由活动。乌托邦人如愿意，甚至可以崇拜太阳或月亮。但任何人，如对其他既存宗教，以言语或行动横加破坏，一定会遭逮捕，处以应得之罪，因为法律不允许宗教斗争。否认灵魂不朽者不罚，但不得担任公职。他们有意见，除向神父或“德高望重者”（men of gravity）讲述外，不得当众发表。此外，“任何人皆可随意信仰他喜欢的宗教，并把他所信的宗教向别人传播。不过传播时，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以说服代强制，以理论代谩骂，任意攻讦其他宗教，那是法律不许的”。乌托邦既有宗教自由，因此便有许多宗教。不过，“大多数乌托邦人，包括最有智慧的人在内……大都相信，神是一种贯通宇宙的永恒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智力之上，它是不可知、不可说、不可解的”。出家修道法所不禁，不过任何出家人均应不断做好事及为社区工作。所谓好事及工作，如修桥铺路、清理沟渠、准备柴火等。出家人原则上过独身生活，但他们如想结婚也可结婚。那里也有神父，但神父结婚并不遭禁止。国家规定，一切宗教节日和宴会，均应排在年头年尾和月头月尾。但任何节日及宴会，“教堂寺庙中均不许出现偶像”，“祷告也不许，因为怕少数冒失鬼发言冲撞到其他宗教，以致惹起纠纷”。在每一个节日里，妻子要跪在丈夫面前，子女要跪在父母面前，请求赦免其过失。任何人如未与其仇敌弃嫌修好，即不得进入教堂或寺庙。以上这些画面，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莫尔年轻时醉心的人文主义，也偶有显露。例如，自杀观即源于希腊思想：病入膏肓之人，为解脱其痛苦可以自行结束其生命。除此之外，莫尔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自杀者的尸体，“不许埋葬，应抛于臭水坑中”。

《乌托邦》一书究竟有多少是莫尔的思想？有多少是伊拉斯谟的思想？另外，写这本书的态度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均已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却郑重否认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莫尔代表自己对希泽罗代伊说，“一切都共有的地方，人民即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当大家感到工作不是为自己，而自己又可分享别人的工作成果时，谁还愿意卖力工作？……大家都不肯卖力工作，物资当然就不会富裕……在那里不可能样样理想，因为人天生良莠不齐——要使人人都变好，绝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尽管如此，乌托邦曾获得不少人的同情与思慕——《乌托邦》的画面，就是共产主义的模本。在《乌托邦》一书中，对富人剥削穷人一事，也有很严正的批评。对英国领主强行圈占公地一点，莫尔曾借外人之口予以谴责。其谴责极深入而激烈，因此有点不像外国人的口吻。希泽罗代伊对莫尔说：

就贵国土地而言，由于少数人的无理贪婪，已使土地大部趋于荒芜……对于富人而言，这并无大害，因为他们有钱，不但自己要用的东西可以买到，还可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以图厚利……我到过不少共和国，经我详加考察比较，我发现这种目前盛极一时的制度，只对富人有利。我，本着上帝的名义，不禁这样想，这种制度是少数富人想出来的鬼名堂：假借共和之名以保全、增进其财富，想尽办法以雇用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大量榨取穷人劳力。种种榨取办法，竟可美其名曰法律。

听，这像不像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凭大英博物馆一席之地，弄得世界团团转。然而转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杠杆，也许就是莫尔的这本书。无疑，《乌托邦》一书对现代思潮有着最强烈的影响，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它是20世纪经济制度的指标。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与福利国家，追本溯源也非论及此书不可。

殉道者

《乌托邦》发表后不久，亨利即命莫尔进入枢密院。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居然能进入枢密院，说来真是不可思议。也许，号称博学的亨利，根本读不懂拉丁书籍——等《乌托邦》出英文版，亨利已经去世。尽管莫尔思想相当激进，亨利赏识他的，却是品格与能力。亨利以他为沟通下院的桥梁，授之以爵位，让他管金库（1521年）。最后，亨利还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设计委托于他。莫尔不赞成沃尔西所定的外交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会导致英国与查理冲突。在莫尔看来，查理——这位现任的神圣罗马皇帝——实在不该惹，因他实力强大，而且他是为基督教国家向土耳其打头阵的英雄。沃尔西执政时，莫尔是反对党领袖，现在沃尔西垮了，他便成了名正言顺的继任者。莫尔就任御前大臣，总计达31个月。

但实权操纵在亨利手中。亨利对教廷的不友好感到不满，同时，要把他意中人立为王后，非脱离教廷羁绊不可。莫尔很快便发现，他对外交政策无权过问，亨利要他做的，只不过是一种跑龙套的角色。于是，他即专心对付新教：写文章反驳新教理论；将新教领袖抓来修理。在《异端丛谈》（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1528年）一书及其他文章中，莫尔对斐迪南二世、加尔文及路德派诸侯主张的宗教由国家统一领导——利于集中力量与维持秩序——之说颇表赞同，但他担心新教抬头会使英国演变成教派林立的局面。在《圣经》方面，他赞成伊拉斯谟的拉丁《新约》译本。他指斥廷德尔英译《圣经》的不当，他说，廷德尔为了支持路德的论点，有许多地方把《圣经》的内容歪曲了。翻译《圣经》，他指出，不该用作一种武器，以维护或驳斥某种学说的论点。至于天主教，他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该因为意见不同而把它拆散。他认为天主教有三大优点：人们行为上的准则，精神上的安慰，灵性上的激励。

基于上述观点，莫尔曾下令烧死不少新教徒。有一项指控，说莫尔把一个异端分子拖到家中猛力鞭打，这项指控可能靠不住。因为照莫尔的资料观察，那个人似与神学无关。莫尔在一份有关资料中，有下列话语：“他是否偷窥女人，”这个女人在祈祷，“是否低头沉思，他是否偷偷走到女人后面……突然把女人衣服揭起来，一下抱住她的头……”莫尔在其主教区中，曾经判过3个人的死刑。显然在他当政期间，他是赞同国家是宗教法庭的一种世俗武器这一原则的。由此原则推演，异端分子应烧死，岂非必然？即使在《乌托邦》中，他主张的宗教容忍也极有限。他不容忍无神论者，他不容忍否定灵魂不朽者，他不认可不同教派的人彼此动武谩骂。不过有趣的是，他在和英国新教徒展开笔战时，口齿却很不干净。

问题发生了，莫尔发现亨利就是当时最危险的异端。他发现亨利与安妮那种不正常的结合。他看到一连串反教士立法的出现（1529—1532年）。在他心目中，教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反教士立法的出现无异于在摧毁这个基础。1532年，他罢官归里——回到切尔西（Chelsea）的家时，虽仅54岁，但他似有预感，他的寿命快结束了。他为他的家人预作安排，下面是他女婿威廉·罗佩（William Roper）的记载：

论及殉道者的生命，论及……殉道者的坚忍，论及殉道者的痛苦和牺牲，在殉道者看来，除了顺从上帝，一切都无足轻重。顺从上帝就是幸福。为了上帝的爱，财物、自由、土地乃至生命的损失都可忍受。他曾一再强调，如果他的子女能勉励他为正义真理而牺牲，他必视为莫大的安慰。有此安慰，便可使他含笑对死神。

终于如他所料。1534年初，莫尔被指控与肯特州修女阴谋案有牵连。他承认见过这个修女，但否认知道修女的阴谋。克伦威尔建议释放他，亨利也批准了。但4月17日，又将他关进监狱，原因是他拒绝誓遵《王位继承法案》及遵此法案根绝教皇对英国教会的一切威权。他最宠爱的女儿玛格丽特，写信劝他接受这一法案。他的回信是，劝告给他的打击，和失去自由所遭受的打击相比，更使他觉得痛苦。他的（续弦）夫人，到监狱请求接见，（据罗佩记载）她曾责备他个性太拗：

在这种太平盛世，莫尔，我真想不透你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会坚持要做傻瓜，躺在又脏又臭的监狱里与老鼠为伍。你知道，如果你像所有主教及国内其他有学问的人一样接受政府的要求，国王陛下和枢密院一定会开恩还你自由。我知道，你之所以留在这儿，是为了上帝之名，但是，你不想想我们在切尔西的家。那里有你心爱的住宅，心爱的图书，心爱的花园，心爱的田庄，及一切心爱的事物。别这么硬吧，莫尔，你知道你的妻儿子女是多么期望你和他们回家团聚。

想软化他的一切方法都用尽了，他仍笑着摇头。

1535年7月1日，莫尔面临最后审判。在辩护中，他说得条条有理，可是最后他还是被判叛国罪。在他由威斯敏斯特解往监狱途中，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曾两度冲破警戒线去拥抱他，并接受他的最后祝福。执行死刑前夕，他将他的“马毛衬衣”（hairshirt）送给玛格丽特，衣中附有一张字条：“明天我就要去见上帝了……再见，我亲爱的孩子。给我祈祷，我也为你及你的朋友祈祷。让我们在天上再见。”他步上断头台时（7月7日），他发现台子已朽到好像要垮的样子。他向行刑的人说：“刑官，让我们慢慢地来，以免把台子弄垮了。”刑官求他原谅，他便上去拥抱他。亨利有令，不许他多说话。临刑时，他对旁观的人说：“请为我祈祷，请为我作证，我是为天主教而牺牲的。”接着，他请观众参加他为王的祈祷，愿上帝赐王以贤良辅弼。最后，他说，他虽死但仍是王的忠仆，不过，他愿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当他把头放在俎上时，他曾仔细整理他那飘拂的银须。刀子快下来时，他说：“此头掉得无辜，因为它不曾叛国。”他的头被斩下后，曾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一阵恐怖的浪潮袭击着英国各地，亨利的残酷震惊了整个欧洲。莫尔的死，伊拉斯谟说，使他也不久于世，“因为，我们俩虽有两个躯壳，却共着一个灵魂”。果然，一年多一点，他也死了。查理听到莫尔死讯，即对英国使臣说：“像莫尔这样才识兼备的相才，如果能为我所有，我宁可失掉一座大城，也绝不愿意失掉他。”教皇保罗三世立刻草拟一道敕令：将亨利逐出天主教；在英国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禁止天主教国家和英国贸易；解除英国臣民对亨利的效忠宣誓；令所有英国臣民及天主教各诸侯群起而推翻亨利。敕令拟好了，但因查理和弗朗索瓦都不肯一致采取这种行动，迟到1538年才行颁布。敕令虽然颁布，查理和弗朗索瓦，仍不许这道敕令通行于其控制地区。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愿证明教权优于王权。这道敕令的行不通，足可证明一点：教皇权威的没落与国家主权的勃兴。

斯威夫特（Dean Swift）认为，莫尔“是自有英国以来，德行最为完满的人物”——显然，德行一词取自勇的古义。莫尔与费希尔殉道400年后，罗马天主教将他二人一并列为圣徒。

三后小史

莫尔死后不到3年，亨利之后即六去其三。凯瑟琳虽废置于英国北部，仍号称为正宫王后。她的宫女就是这样叫她的。1535年，她被移置亨廷顿（Huntingdon）附近的金博尔顿（Kimbalton）。在这里，她除参加弥撒外，仍被囚在一间小屋内。对来访的宾客，“她极为有礼”。玛丽公主现在已19岁。她住于哈特非（Hatfield）。这里离她妈妈的住处虽仅20英里，但亨利规定母女不许相见，也不许通信。她们见面虽办不到，通信却是有的。凯瑟琳写给玛丽的信，成为颇为感人的文学作品。亨利说，只要她们承认新王后，她们便可有好的吃好的住，可是她们不肯。安妮派她的姑妈做玛丽的总管，告诉她，狠狠整这“私生子”，并特别吩咐她，做两个“盒子随时挂在她的耳朵上”。1535年12月，凯瑟琳病危，立遗嘱托查理保护玛丽，并写了封短简给她“最亲爱的丈夫”亨利：

贱妾性命，只在旦夕。妾所系念，惟王而已，愿王身心康泰。尘世欢乐，酒肉征逐，最耗精神，祈王慎之。王赐妾以苦难，王亦不免烦恼。妾无所怨于王，并祈上帝佑汝。唯一期望，善视玛丽，玛丽虽妾之女，然亦王之骨血，望王重视父女之情……最后，让妾披肝沥胆，谨以一话相告：妾之爱王，重于一切。来生再见。

亨利接读这封信，哭了。凯瑟琳既死（1536年1月7日），亨利欲命朝廷举哀，但安妮坚决不同意。凯瑟琳死时，刚刚50岁。

安妮做梦也没想到，5个月后她的下场更惨。不过，有一点她是想到了：亨利已不再喜欢她了。她脾气火暴，说话尖刻，贪婪忌妒。这些常使亨利对凯瑟琳的温柔敦厚思念不已。凯瑟琳下葬日，值安妮生产之时。安妮第一次就生了个死胎，使渴望儿子的亨利大失所望。在此情形下，亨利又动脑筋了。和安妮离婚，或老调重弹，让这项婚姻无效。对这次婚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鬼迷心窍，因此没有存在价值。自1535年10月起，他又看上了安妮的宫女简·西摩（Jane Seymour）。安妮对亨利表示不满时，他叫她最好管管自己。他采取了历来攻击女性的办法，指责她贞操有问题。这太难以置信了，任何轻浮的女性，一旦身为王后，哪敢冒招蜂引蝶的危险？然而亨利对此言之凿凿。他指定枢密院对此事加以调查。调查结果，说安妮曾和5位大臣通奸。那5位大臣是威廉·布里尔顿爵士、亨利·诺里斯爵士、弗朗西斯·韦斯顿爵士、马克·斯梅顿及她的哥哥罗克福德。5位大臣同时被关进天牢，接着，安妮也进去了（1536年5月2日）。

亨利给安妮一个手诏说，如坦白招认即可无罪。她的答复是，她根本没有什么可坦白的。据牢里侍候她的人报告，她承认诺里斯和韦斯顿曾一度向她示爱，但均遭她拒绝。5月11日，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大陪审委员团，受命审问王后通奸案。审问报告说，果有这回事，她和这5位大臣通奸，均有确定的日期和地点。5月12日，于威斯敏斯特提讯5人之中的4人，此次陪审团中，安妮的父亲威尔特西尔（Wiltshire）也列名其内。斯梅顿承认曾与安妮通奸，其余3人则矢口否认。但不管认不认罪，一律均受有罪宣判。5月15日，由诺福克公爵——安妮的叔父，安妮的政敌——领导下的26位贵族组成陪审团，审理安妮与其哥哥的奸情。兄妹均大呼冤枉，但每位陪审人员都说他们狡辩。最后的判决是：“可烧可杀，但烧杀任王施行。”5月17日，斯梅顿奉命被绞死，其余4人，因有爵位被判斩首。行刑之日大主教克拉默受命宣布，安妮与亨利婚姻无效及伊丽莎白公主为私生子。据以作此项宣布的理由不得而知，但据推测，安妮在婚前与诺森伯兰公爵确有一腿。

安妮在临刑前夕，曾跪请狱吏之妻金斯顿太太替她做一件事：请她以自己名义，跪在玛丽公主面前，求她赦免她过去对她所做的种种虐待。5月19日，她希望在行刑时，刽子手的动作能够快一点。据说，她知道分派给她的刽子手技术相当高明时，她颇感安慰。“我的颈子既小，刽子手的技术又好”，这样说时她笑了。是日中午，她被送上断头台时，她请求观众为王祈祷。“王的仁慈宽厚，是历史上少有的，我相信，他永远是我仁慈宽厚的主。”谁都知道安妮死得冤枉，但对安妮的垮台，谁也不表同情。

就在安妮死的那天，克拉默宣布，为了王储缘故，亨利又可结婚。第二天，亨利即与简·西摩海誓山盟。1536年5月30日，他们即正式成婚。6月4日，亨利封简为后。简是皇室后裔，其先世即爱德华三世。她与亨利有三至四等的血亲关系。血亲是否可以结婚，又要麻烦克拉默了，不过，大家知道克拉默是绝对听话而且不怕麻烦的。简并不算十分漂亮，却聪明、和蔼、谦虚。大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rd Pole），亨利的死敌，对她的评语是“诸德兼备”。安妮在世之时，亨利对她示爱，她曾加以婉拒。她收到他所写之信，不加拆启即行退回。送给她东西也不要。她请求亨利，没有第三者在场不要和她谈话。

简做王后第一件事，就是以亨利和玛丽的协调人自任。不过，亨利对玛丽另有一套做法。他令克伦威尔送给玛丽一份《玛丽自白书》（The Confession of the Lady Mary）：确认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之主，“否认罗马的假宗教权威”；确认英国国王与凯瑟琳的婚姻“乱伦而不合法”。对这份自白书，玛丽被要求逐句签字。玛丽虽然照做，但一辈子感到痛心。3星期后，亨利和王后去看玛丽。他们赐给她1000克朗及许多礼品，同时恢复了她公主的称号。1536年圣诞节，玛丽被接回宫。这对恐怖的亨利及“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而言均有好处：亨利学到了如何做父亲，玛丽学到了如何做子女。

1536年6月8日，亨利为通过新《王位继承法案》而召集国会。法案内容：确定伊丽莎白和玛丽为非婚生子；王位由简将来所生王子继承。7月，亨利前私生子，里士满公爵逝世，这时亨利所靠的就只有简的肚子了。1537年10月12日，全英国老百姓都为亨利有子感到庆幸：简生下了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惜简福薄，亨利对她最为疼爱之际，她却撒手而去。简之死，距她生子仅12天。亨利为之心碎，于是下令，将来他死后，应与牺牲性命替他生子之人合葬。

对亨利这一番惊天动地的统治，英国老百姓究竟作何感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一则，文献不足，再则，就仅有文献观察，其中又充满偏见和误解。查伊皮斯于1533年下的结论是，据他征询许多英国老百姓的意见，“人民对亨利的痛恨，远甚于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理查德”。大体上说，人民对亨利，就其希望获得王储这一点而言是同情的，却不赞成他对凯瑟琳和玛丽的虐待。他冤枉安妮，人民并不掉泪，但将费希尔和莫尔置于死地，却使人民愤愤不平。当时的天主教势力在英国仍然很大。教士初任第一年薪俸虽已不解交教皇，却要解交政府，因此对罗马仍有强烈的向心力。总之，大家都不满亨利，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批评他。最后批评终于来了，来自一个他一手栽培出来的英国青年。

雷金纳德·波尔是玛格丽特索尔斯堡女伯爵之子。玛格丽特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的侄女，因此波尔也算是皇族后裔。亨利期望波尔将来成为英国教会的领导阶层人物，因此着意培植他。他每年拨一笔500克朗的皇家年金给波尔做教育费。他送波尔到巴黎和帕多瓦留学。波尔学成归国，他给他派很好的职位。亨利蓄意废后时，问他有何意见。波尔答复很坦白，他不同意——但获教皇许可另当别论。一段时间后，波尔带着亨利赐给他的年金又踏上欧洲大陆。一待两年，深获教皇宠信，1536年，这位年仅36岁的学者和神学家，就荣任了红衣主教。就在这一年，他以拉丁文写了一篇题为《教会一统辩》（“In Defense of Church Unity”）的文章，大肆攻击亨利。他说，亨利在英夺取宗教大权，使天主教统一遭到破坏。这种行为将使整个欧洲的政治社会秩序受到恶劣影响。他指责亨利的做法是自大狂及独裁政治。他骂英国主教坐视英国教会惨遭蹂躏是助纣为虐。他说，亨利与安妮的结合是一种通奸行为，并预言（此预言颇为不智），英国贵族对“娼妇的私生子”伊丽莎白必永不接受。他呼吁，查理应把对抗土耳其人的矛头指向亨利。这篇文章写得极辛辣犀利。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劝他不要发表，但波尔不听。他不但发表，还特别寄了一份给亨利。亨利读了这篇文章，同时又知道保罗三世已任命波尔为红衣主教，简直气炸了。他原来还有意和教廷妥协，现在妥协念头完全打消。为了对付教廷，亨利批准了克伦威尔的建议：解散英国修道院，同时把它们的财产通通没收。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
（1535—1547）

克伦威尔黑皮书

1535年，亨利情场战场均不得空，因此任命克伦威尔为其“宗教法权副手”，以与教皇周旋。贪得无厌的克伦威尔，现在已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管外交，管内政，管司法，管枢密院，管“星室法院”（the Star Chamber），管情报，管教会。他的老上司沃尔西，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他管得这么多。但他还认为管得不够多，他对印刷品和出版物显得非常关心。他建议亨利，一切书籍非经他的特务机构认可，绝对不许印刷、进口及出售。为了反对教皇，他利用政府经费，出版了许多书籍。由他派出的数不清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地，专门搜集一切反对亨利和克伦威尔的情报。任何人，胆敢对费希尔和莫尔说声可怜；任何人，胆敢说他和亨利一句不是，便会受到秘密审讯和终身监禁。有人预测英国国王死期，英国国王还没有死，预测的人却必先死。在这段时期，克伦威尔既是检察官，又是陪审员，还是审判官。提到克伦威尔，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恨，没有一个人不发抖。

克伦威尔最棘手的问题，是他有一个无所不能却濒于破产的主子——亨利。亨利想扩充海军，改良并增加海港；亨利个人和宫廷的豪华花费；克伦威尔自己统治下的政府组织，都是不但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的事。钱从哪里来？税已经高到不能再高，再高就会遭到抗拒，抗拒可以克服，但克服所花的钱，可能比所增的税还要多。主教自各教区搜刮也已到达饱和点。派人到新大陆淘金，所淘来的金，自英国与查理交恶，即无法送达国内。算来算去，要钱只有一个办法好想：劫收英国修道院。劫收修道院，油水多，借口好，既可大快人心，又毫无阻力。为什么说借口好？因为修道院素来效忠的对象是教皇，现在虽宣称服从《王权至上法案》，然而大都阳奉阴违。说可大快人心，因为一般修道院，已丧失其初期服务社会的功能。他们已不办学校，不设医院，不行施舍。至于谈到毫无阻力一点，理由更不胜枚举。主教，恨修道院脱离其管制；贵族，被战争拖穷后，垂涎其财富；工商业者，视好吃懒做的僧侣为自然资源的浪费者；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若干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内，对各僧侣展示的圣徒遗物，乃至为死者在弥撒中所做的法事，都已丧失信心及兴趣。再说，封闭修道院已有不少先例可援——苏黎世，有茨温利；德国，有路德派诸侯；英国，有沃尔西。另外，还有法律根据：国会于1533年，即授权政府查看各修道院，并勒令其加以改善。

1535年夏，克伦威尔派出了3个视察团——每一视察团均带有大批人马——视察全国的修道院、大学及主教区。视察团的任务，是对各单位组织、精神和财务状况提出视察报告。“视察大员”均是“冲劲十足的小伙子，对视察既彻底又精细”。除“红包”照收不误外，为了达成“没收修道院财产的借口，他们还用尽方法，诱使院中僧侣彼此攻讦”。英国有600多所修道院，在这么多所修道院中，要找毛病当然不难。于是，淫荡——包括同性恋在内，纪律废弛，伪造遗物图利，盗卖圣物及珠宝，忽视仪节，怠慢宾客，不救济穷困，一律记在账上。这笔账既查不出好院与坏院、好人与坏人的比例，又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谣传。

对1536年2月4日集会的国会，克伦威尔送有一份《黑皮书》（Black Book），这份文件今已不传。书中除罗列修道院种种毛病外，并建议年入200镑以下的男女修道院应行封闭。国会，其中议员大部分均由克伦威尔部下操纵选出，对此建议立表接受。国王于是下令，组织一个“扩大委员会”（Court of Augmentations），专门清理376所应行封闭修道院的财产——财产一律解交国库。遣散僧侣达2000余人，这些人有的送往其他修道院，有的还俗。还俗僧侣在未找到职业前，可领到一小笔年金或遣散费。在130所女修道院中，仅有18所年入在200镑以上。不过，不知道什么缘故，遭封闭者仅占1/2。

解散修道院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北方发生了几次动乱。和基督教的兴起相似，宗教改革也起于城市而终于乡村。这种情形，瑞士如此，德国如此，英国也如此。英格兰与苏格兰受新教的影响，与距伦敦与爱丁堡的远近成正比。新教对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影响甚微，对爱尔兰可说尚无影响。在北方，点燃革命之火的是一些修道院被封闭的僧侣。这把火，由长期积愤——苛捐杂税、专制独裁及特务控制——酿成的。被遣散的僧侣一方面领不到允予发放的年金，一方面找不到可以糊口的工作——事实上，当时社会失业人数很多。被遣散修女的情形更惨，抛头露面、流离失所，甚至有沦落到出卖肉体度日的。最激起公愤的还有一点，克伦威尔的鹰犬公然将获自修道院的东西拿出来使用——将圣袍改为紧身衣，将神父祭服改为鞍褥，将圣徒遗物匣子改为刀鞘。

1536年10月2日，一位视察大员封闭莱格本（Legbourne）的一所女修道院后，行至洛什附近即被群众围攻。他的证件与财物清册全被夺下焚毁。群众用剑尖指着他的胸膛，逼他向老百姓低头。当时聚集的群众中，有人提议对英国国王和罗马天主教效忠，群众立即接受。第二天，一支叛军即出现于凯斯特。神父和无家可归的僧侣纷纷投向这支军队。在他们的大肆鼓吹下，当地士绅多被裹胁入内——自愿参加者也不乏其人。同一天，林肯州另一个城镇霍恩卡塞尔也有乡民聚众起事。林肯区主教一位办事员被指为克伦威尔走狗，被从床上拖起来当场打死。群众设计了一面旗帜，上面是一个犁，一个杯，一支角及“Christ”（基督）的最后5个字母。他们提出的要求有：封闭的修道院应重开；税捐应减轻或豁免；教士应免缴什一税及新任教士第一年薪俸；“吸血鬼”（指克伦威尔）应撤职查办；异端主教（指克拉默及拉蒂默等）应予解职处分。这些要求，曾派人送给亨利。北方和东方老百姓纷纷投效叛军。不久即组成一支6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驻扎在林肯州，静待亨利的反应。

亨利的反应是大发雷霆，他认为老百姓反对像他这样贤明的君主简直是忘恩负义。谈到封闭修道院，那是代表全国人民国会制定的政策。他说，叫叛徒把为首者交出，解散回家听候发落。他令沙霍克伯爵为主将、士鲁兹巴利领主为副将，率兵解决叛军。士鲁兹巴利于未奉令前即已整装完毕，奉令后，即以私人名义写信劝告参加霍恩卡塞尔叛军的贵族赶快离开。这里的叛军本属乌合之众，参加的贵族即纷纷离去，政府大军又源源而来，于是转眼便告瓦解。至于洛什方面的叛军，政府军到达后，群众交出了15名领袖，政府军逮捕了100余人，其余均令散去不问。政府军将叛军领袖和所捕人犯解送伦敦，这些人，除33名包括7位神父、14个僧侣判处绞刑外，其余均陆续被释放。

在此期间，较严重的是约克郡的民变。理查德·阿斯克，一位年轻的律师，带着另一位律师，威廉·斯特普尔敦，一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坦普尔豪斯特的领主，叫珀西的两兄弟，及北方的许多贵族，统领9000名叛军于1536年进围约克。约克老百姓逼着市长开城投降。理查德率军入城，秋毫无犯。他宣称重开修道院，僧侣纷纷来归。理查德率军再进，攻占庞弗里特（Pomfret）。威廉分兵取赫尔，兵不血刃城池即下。理查德这时提出要求，他的要求除林肯州叛军提的外，另加了下列几项：镇压异端及其书籍；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恢复玛丽公主的名分；解散并严惩克伦威尔的视察团；宣布1489年所圈的地无效。

这次叛变对亨利的统治是一大威胁。全国有一半人武装反对他，爱尔兰也站在叛变者的行列。保罗三世和红衣主教波尔，正敦促弗朗索瓦和查理派兵来英国推翻他。亨利这时非使出吃奶的气力来应付不可。他一方面下令集结一切可用的军队，一方面叫诺福克公爵以协商稳住叛军。诺福克与理查德及其他叛军首领会晤，他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保证奏请亨利批准他们的请求。亨利破格接见理查德，同时赐给他一纸“安全证”。理查德伦敦来去安全无恙，他回到约克，正当逢人称颂英国国王圣明，却被捕了（1537年1月）。群龙无首，叛军分成数股自相残杀，政府军剿抚兼施，一场风暴乃告烟消云散（1537年2月）。

亨利看准内乱外患俱已平息，于是推翻他给叛军的一切保证。他下令逮捕所有叛军领袖。这些人抓起来后，连同他赐予安全证的理查德一并处死。他给诺福克一道手诏：

朕望卿对前响应叛军之各大村小乡居民严予查询，心存叛逆，行为不轨者，斩除务尽，以儆效尤……由于所有叛乱，均系散处该地之僧侣教士煽惑而起，故对彼等住宅应派军严予监视……如发现行踪诡秘，当即逮捕究办，切勿迟疑。

尽管反对声势如此吓人，克伦威尔对修道院照封不误。所有与叛乱有牵连的男女修道院一律封闭，被封闭修道院的财产一律充公。检查更加频繁，这时的检查报告，除以前的，还列上有否阴谋叛乱一项。院中僧侣眼看修道院行将关门，争着将院中圣徒遗物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偷出变卖。圣安德鲁的一根手指头，据说就卖了40镑。坎特伯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圣托马斯墓遭受盗掘。曾获伊拉斯谟激赏的圣徒遗物，被人纵火焚毁。250年间朝圣者所献珍宝，奉命一车车送进王宫（1538年）。从前嵌在神龛上的一颗大红宝石，现在变成亨利一枚戒指上的装饰品。很多修道院希图幸存，把很珍贵的东西大批大批地送给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东西照收，院仍照封不误。约1540年，除有主教坐镇的修道院大教堂外，一切男女修道院，人通通赶走，财物一律归公。

总计，受封闭的男修道院578所、女修道院130所。遣散僧侣，计修道士与托钵僧6521人，遣散女修道士1560人。在这些人中，除50几个僧侣及两个修女申请还俗外，其余均请指定地方继续修道。从前靠修道院生活的方外人士，有的靠其周济，有的靠其工作，现在都告失业。这批人为数多达1.2万。充公的土地和建筑物，过去一年收入高达20万镑，但经盗卖之后，归公者一年收入便降到3.7万镑。这笔钱，加上价值约达8.5万镑的金银珠宝，亨利至少凭空收入142.35万镑。

亨利对此“抢”来之物，表现颇为慷慨。对支持和执行封闭修道院的人，有些是贵族，有些是平民，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居首功的克伦威尔，整整分到6所大修道院，6所修道院的每年出息约达2293镑。克伦威尔的侄子理查德（Sir Richard Cromwell），比他还会经营，7所修道院的收入使他年获2552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理查德之孙奥利弗，在下一世纪之所以飞黄腾达，靠的就是这笔老本。亨利把收到的这笔财富，除一部分用以赏赐外，有的用来造船、筑港、建城堡；有的用来作战费；有的用作威斯敏斯特、切尔西及汉普敦的宫廷享受；有的用来作掷骰子的赌本。6所修道院还给英国国教会（Anglican Church），充为主教辖区。所有收入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用以继续从前修道院所做的慈善事业。由赏赐或买卖所造成的新贵族，成了都铎王朝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基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使天主教的复辟成为不可能。旧的封建贵族渐渐解体，新的工商贵族渐渐抬头。新贵族的冒险，取代了旧贵族的保守。当新贵族在英国统治阶层中逐渐得势，英国便换了一副新面貌。这一点，加上修道院充公财产，便是多彩多姿伊丽莎白时代出现的主要根源。

修道院解体对英国的影响既复杂又深远。还俗后的修道士对人口的增加颇有贡献，1485年，英国人口只有250万，但到1547年，已增至400万。僧侣离开修道院，直接增加了失业人口；间接降低了下层社会的收入。过去，大家都说修道院贪婪，现在土地换主后，新地主的贪婪更甚于修道院。在政治上，教会失去了最后一块根据地，对君主已不能制衡；君主缺少了制衡力量，权力日益扩张。在道德上，一方面制造贫穷，一方面减少救济，因此乞丐充斥，罪恶滋生。修道院附属医院，被封闭者达100所以上，这些医院由市政机关接办者，为数不过几所。过去，人们因畏惧死后遭受地狱或炼狱之火而捐给神父的免罪钱，一律都已充公。另外，由私人为祈祷冥福捐赠的2374座歌祷堂（chantry），也全转入亨利之手，这样一来，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观念。最受影响的是教育，过去，女修道院办了不少女校，男修道院办了不少男校——中小学校不算，学院即达90余所，现在，这些学校通通被解散。

亨利的贪婪，与克伦威尔的恶毒，所促成的不过是使英国修道院的没落提前了30年而已。修道院创办的教育、慈善及医药事业，曾一度为各方所艳羡，但慢慢这些事业即已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这种倾向不但出现于西欧各国，甚至在天主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地区也不例外。人们对宗教和彼世观念的日趋淡漠，使入修道院的人越来越少。这种倾向的继续，使许多修道院空余躯壳——在世人眼中，修道院除壮观的建筑和丰厚的收入外，已一无所有。说来这是很可惜的，沃尔西想把修道院逐渐改成学院，但才开始他便垮了，接替的却是冒失鬼克伦威尔，在他眼里，修道院只是一大笔钱。亨利对付修道院，和他追求皇储一样，做法比目的还恶劣三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诓哄吓诈无所不用其极。最值得寄予同情的是被遣散的修女，她们，不说全体，至少绝大多数都是极虔诚的：为神，为受苦受难的人，献出了她们的一生。

顽强的爱尔兰人（1300—1558）

英国历来用以统治爱尔兰的理论，是怕欧陆敌对国家利用此岛从侧面进攻英国。这种顾虑事实上还有对权力的爱好，当新教的英国在和罗马斗争中得不到爱尔兰的拥护时，对此岛谈论得更为积极。不过，英国想统治这个岛却不容易。因为岛上那些天生英勇、好自由、活力强、不怕死、长于诗歌、拙于政治的爱尔兰人，不喜欢受不同血统、不同语言的人统治。

英国自占领爱尔兰后，很多事情使爱尔兰人感到头痛。在爱德华三世时代，很多居于爱尔兰的英国地主，一方面回英国过安逸日子，一方面仍每年继续在爱尔兰收取地租。尽管英国国会一再指斥“遥领地主”不当，可几百年来没有一种矫正措施——每次爱尔兰暴动，差不多皆以此为导火线。留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娶爱尔兰小姐，娶爱尔兰小姐的英国人及其后裔，久而久之爱尔兰化。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受英国居民控制的爱尔兰国会，于1366年通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 of Kilkenny）。该法案利用种种手段，禁止英爱两族人民在爱尔兰境内发生婚姻、收养及其他亲密关系。最可恶的一点，英国人如果说爱尔兰话、穿爱尔兰服装、遵爱尔兰礼俗，便会遭监禁及没收财产的处分。另外还有许多规定，如爱尔兰人不许入英国教会；爱尔兰歌手及算命看相者，不许进英国人家庭等。这些禁令并不管用，因为爱尔兰小姐的美艳使法律尊严相形见绌。英爱两族的男女，逾越法定疆界而结合，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玫瑰战争期间，爱尔兰各部落酋长本可联合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但因他们喜欢兄弟阋墙——自然，有时是英国人的黄金作祟，因此，英国人失势但仍能住在爱尔兰。亨利七世时代，英国人在爱尔兰又重树声威。由于亨利七世派驻爱尔兰大臣波伊宁斯（Poynings）爵士的努力，通过爱尔兰国会，于1494年通过一条“波伊宁斯法律”。根据这条法律，以后的爱尔兰国会非经英国国王及其枢密院批准不许集会。爱尔兰国会被削弱后，英国在爱尔兰的官吏便可为所欲为了。据史家记载，此后英国在爱尔兰的官吏，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腐败、残暴及无能的。波伊宁斯最妙的一招，是规定以后政府可于爱尔兰60个酋长中委派一个为副总督，副总督的职责，专门对其他酋长施行收买及镇压。杰拉尔德，基尔代尔的第八位伯爵，做副总督最为称职。有了他的帮助，爱尔兰便乖乖地听任英国人压榨。杰拉尔德（Gerald）死后，他的儿子，基尔代尔的第九位伯爵，受命继任父职（1513年）。这位伯爵和其父大不一样，他和其他爱尔兰酋长一样，采取的是反英路线。不久，他和德斯蒙德伯爵被控私通法军，被召到伦敦关了起来。由于他答应效忠英国，亨利八世放了他，使他仍做副总督。不久，又抓了他。这次抓捕用的罪名是扰乱行政系统。他被送到英国，1534年死在天牢里。他的儿子，以“柔和的托马斯”（Silken Thomas）著称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闻父噩耗起而抗英，英勇斗争了14个月后，终因敌众我寡，兵败受擒，被判绞刑（1537年）。

这时，亨利与罗马已完全断绝关系，基于好大喜功的性格，令爱尔兰国会承认其为英爱两地教会之主。爱尔兰国会照办了。接着是爱尔兰政府官吏无分大小，宣誓效忠。最后所有教会捐款一律上缴伦敦。宗教改革分子进入爱尔兰英国住民区教堂，带走圣徒遗物和偶像。所有修道院，除边远地区的少数几所外全予封闭，财产充公，僧侣遣散。亨利把获自修道院的财产，提一部分分给爱尔兰酋长。他们得到这笔意外之财，欣慰之余，决心奉英国国王为宗教领袖，接受英国国王所赐贵族封号，并与教廷断绝往来（1539年）。酋长变为贵族后，部落制度遂行崩溃。现在爱尔兰宣布为一个王国，与英国共奉亨利为王（1541年）。

亨利胜利了，可惜天不让他享受胜利的果实，胜利之后5年便死了。他死后，天主教势力在爱尔兰境内又告复活。爱尔兰新贵族把脱教视为一种政治手续，现在又走回天主教老路。不过，与亨利一样，在他们所奉的天主教中，教皇是不存在的。神父所做的一切，仍然和过去一样。至于老百姓，在信仰方面则原封不动。民族意识使爱尔兰人不但反对分立论的亨利于前，新教的伊丽莎白于后，而且坚决不接受任何新观念。争取自由是爱尔兰一贯的呼声，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暴君亨利

1540年的亨利，是英国历史上已知的最专制独裁的国君。老一辈的诺曼贵族，其祖先曾制伏过“征服者”威廉，现在不但失去了祖宗的遗威，而且连大宪章所赐的特权也不敢提起。新兴的贵族，出于亨利所封的当然不谈，就是以商业起家的，也一律唯王马首是瞻。亨利现在不怕老贵族和教士造他的反，主要就靠新贵族为其鹰犬。下院，一度被称为英国的自由卫士，由特务控制，现在也已对王低首输诚。亨利的权力史无前例，他有权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他有权通过徒具形式的审判，送任何人上断头台；他有权利用国会的名义制成任何法令。“亨利统治下的英国，独立精神消磨殆尽，自由热爱降到冰点。”英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独裁统治？恐惧是一层；再一层是怕引起另一次玫瑰战争。秩序与自由相较，秩序似较可贵。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也只好承认亨利为宗教领袖。新旧教之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天主教徒，无论贵族、平民及使臣，经常阴谋促外兵推翻亨利；因此，他确信，要安定非由他来做英国教会的教主不可。他认为，宗教的权威在教会，教会的权威在《圣经》。由谁读经，亨利曾做过一番实验。主教为廷德尔英译《圣经》感到头痛而拼命禁止时，他吩咐他们，“译一本更好的”。他们搞半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时，他采用了克伦威尔推荐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英译本。这个英译本，1535年首先出现于苏黎世。1539年经过改订，克伦威尔称之为“伟大的《圣经》”，令英国教会一致采用。亨利，基于“宽仁厚德”，赐所有老百姓均有在家读经的特权。自此，家庭查经变为常课。这样做，大家固增进了灵感，却也显得意见纷纷。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出现了业余的《圣经》注释家，他们把《圣经》做这样解释，做那样解释，有时，很多解释刚好针锋相对。教堂中常有人争执辩论。茶楼酒馆，因争执辩论还大打出手。有些胆大的人，常一言不合便给妻子一份休书要她走路；同时讨两个老婆的人也出现了。他们的借口是：《圣经》中就有人这样做。是否应让每个人都读经？亨利至此也很怀疑了。经过一番思考，1543年，他建议国会制定法案：只有贵族和拥有财产者才可合法持有《圣经》；至于公然讲解或讨论《圣经》，只有神父才有资格。

亨利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不但一般人，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了反对他成为宗教领袖而被烧死或上断头台；新教徒，常因反对天主教神学而被处死。格林尼治圣方济各修会修士普赖尔·弗里斯特（Prior Forest）因为不愿和教皇断绝关系，被铁链锁着悬在火上活活烤死（1537年5月31日）。一位叫约翰·兰伯特的新教徒，因为否认圣餐基督实在说被亨利逮捕亲自拷问。由于兰伯特（Lambert）坚持不服，亨利于1538年11月16日将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在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的逐渐影响下，亨利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旧教。1539年，亨利、国会及教士会议据“六条款”（Act of the Six Articles），以纯粹的罗马天主教观点，对圣肉实在、教士独身、修道誓愿、死者弥撒、对神父秘密忏悔及与上帝交感的资格等，做了分门别类的规定。对上述规定，谁以文字或语言否认圣肉实在，谁将被处火刑，绝无宽免；至于违反其他条款，初犯没收财产，再犯即处死刑。此前由神父缔结的婚姻，一律宣布无效。神父今后不许结婚，神父结婚者一律判以重刑。这些条款，英国人很容易接受，因为事实上他们现有的还是罗马天主教思想。倒是克伦威尔，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并不很认真。1540年，亨利又变了，他下令把从前废止的法案又拿出来执行。不过，对这些条款他也并不完全不算，如拉蒂默和沙克斯顿（Shaxton）就因不赞成这些条款而被撤职禁锢。1540年7月30日，在史密斯菲尔德同时处死了3个新教徒和3个旧教徒。新教徒的罪名是怀疑天主教教款，旧教徒的罪名是不服从国王的领导。

亨利的行动在政务上和宗教上一样积极。尽管他讲究吃喝玩乐，但在处理政务上绝不偷懒。他用人的标准是一方面精明能干，一方面穷凶极恶——在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活标本。他整编陆军，换上最新的武器装备。他编练海军，肃清沿海港湾海盗——在这方面，他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具备的战略战术知识不但是最新的，而且是一流的。不过，他收税之重，已达人民负担的最大限度。他使货币一再贬值。他毫无道理地没收私人财产。他再三再四要人“乐捐”。他经常向别人借钱，如富格尔家族，就是他的债主，借到后总设法赖债。财政上，他一天到晚动脑筋的，就是如何增加税收。

农业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下。农奴制度仍极普遍。贵族为饲养羊群，继续大圈土地。在封建制度的支持下，新兴地主以物价上升为口实，拼命向佃农增收地租——少者两倍，多者四倍，同时，又拒绝更新到期租约。“成千上万无地可耕的佃农，集体走向伦敦。他们在法院门口悲惨呼号，请求救济”。天主教徒莫尔为这些鸠形鹄面的农夫，留下一幅惨淡的图画。新教徒拉蒂默曾公开抨击“新地主”的贪婪，同时像路德一样，缅怀过去“人们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时代”。国会对流浪者与乞丐，曾定有很严厉的惩治办法。根据1530年至1531年的法案，任何身体健全的人，无论男女，只要向人乞讨，“均应将其剥光衣服，绑在车上，一面鞭打，一面游街，直到全身流血为止”。这种人假定再犯，应割掉一只耳朵。如又再犯，另一只耳朵也一并割掉。1536年，更进一步规定，凡三度向人乞讨者处死。虽然法规甚严，乞讨者仍照旧乞讨。这种情形直到无地可耕的佃农逐渐在都市找到职业及救贫计划展开后，才慢慢好转。最后，农业生产因大规模耕种而提高。不过，生产虽然增加，但因政府无能，运输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一方面，政府推行关税壁垒政策；另一方面，农人向城市集中降低了劳力成本，工商业得以渐渐发达。纺织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使很多人发了大财，这些发了财的纺织业者，形成一个新阶级，至此，亨利除商人阶级外，又多了一条臂膀。棉织品现在取代毛织品，成为英国的大宗出口货。出口货多半是必需品，流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进口货多半是奢侈品，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用得起。英国工商业的发达，第一，受1536年通过的一种法律之赐——据此，利率被定死在10％；第二，物价的直线上升使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这种情形下，工农及地主当然很吃亏。1500年至1576年，租金所涨的倍数为1000％。同一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是250％—300％；工资的上涨是150％。“贫穷这么普遍，”1537年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说，“哪里谈得上富足兴旺。”同业公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一制度的成员在彼此互助之下，遇到天灾人祸，可以获得相当保障。但1545年，亨利忽然下令，没收所有同业公会的财产。

龙归大海

亨利，这个食人魔似的国王，看上去什么样子？名画家霍尔拜因1536年游英，曾为亨利及其王后简画过像。像中亨利袍服华丽，貂裘上满缀珠宝。其一手所抚之剑，剑柄珠玉灿然。这副派头，一眼看去即有一种威严之感。一张圆润的脸充分说明一点，他是一个乐天派。一个挺直的鼻子，显示着他的强劲有力。紧闭的嘴唇，冷峻的目光，正是喜怒无常与残忍无情的象征。亨利现在46岁，政治上刚爬到最高峰，但体力上显然已在走下坡路。因为想要孩子，他一度、两度、三度结婚。总共6个王后，虽然生了不少孩子，养大的却只有3个。3个中只有爱德华六世是男孩。但这孩子体弱多病，15岁即一命呜呼。玛丽婚而不育。伊丽莎白也许由于生理上先天有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谈结婚。英国史上最足自豪的王朝，伤心之事就是子孙不旺。

亨利心思灵敏，对人观察入微，在勇气和毅力方面更是超人一等。不过，他行动粗鄙，做事也大而化之。就做朋友而言，他颇为热情慷慨，由于豪爽果决，也颇能获致属下的忠诚爱戴。亨利自幼生长深宫，环侍者皆是善于吹拍谄媚之徒，因此忠言甚难进于其耳。亨利左右非无正直之士，但因直言足以取祸，皆龟缩不言。莫尔狱中与友人书曾说：“说来可叹，目前的基督教国君，臣僚尽皆先希意旨之人……教士也都是卑躬屈节寡廉鲜耻之辈。”莫尔死后，亨利格外倒行逆施，原因是一个敢谏的人都没有了。论风流韵事之多，他赶不上弗朗索瓦一世——自安妮后，大有从一而终之势。但以逐次接触之女人而言，为数却远在查理五世之上。他的主要缺点不在性的放纵，而在贪得无厌：贪钱、贪权。其次，翻脸无情，果于杀戮——杀他宠爱过的女人，杀一生忠心耿耿为他工作的大臣，如莫尔和克伦威尔。不过，在这方面，他又远赶不上查理九世、查理五世及德国新教诸侯。查理九世的杰作，是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查理五世的杰作，是血洗罗马；德国新教诸侯手执屠刀长达30余年。

亨利倒行逆施的内在理由是家庭的失败，既失败于为夫，又失败于为父。由于心心念念想生个儿子，用尽一切手段去使第一次婚姻无效。他拼着丧失王位的危险，把爱情交给他所爱的女人，但当她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后，却发现她是骗他的——至少，他是这么想。第三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儿子是有了，但死神立即把孩子的妈妈抢走。再度结婚又受骗，得来的妻子，不但言语不通而且个性怪异。最后一位妻子，结婚之初，他认为她可给他以家庭温暖，但想不到她却给他戴了一大堆绿帽子（在他是这么想）。亨利，拥有全英国，却没有一个家，没有一般人享受的丈夫妻子之爱。在他统治期间，内忧外患使他每分钟都提心吊胆。间歇性的暴乱和他腿上的溃疡，常使他精神不安。最使他伤脑筋的，还要随时提防遭人暗算。这样的处境，怎叫他不猜忌、狡猾、残酷？不过，就这点私人苦难，我们也未必能充分了解亨利。因为英国宗教改革无疑是一场可怕的风暴。他以严厉手段切断英国人民与罗马根深蒂固的联系时，他内心一定充满着这种矛盾——是解救了英国，还是粉碎了基督教世界？

他一生生活在权力与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的敌人什么时候会给他以致命的一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台。1538年，他下令逮捕杰弗里·波尔爵士（红衣主教波尔的兄弟）。波尔怕受刑，承认他自己、他弟弟罗尔德·蒙塔古、内维尔、埃克塞特的侯爵及女侯爵，都和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在叛国方面有联系。结果，波尔获得赦免，埃克塞特侯爵、蒙塔古及其他牵连人犯，有的受绞刑，有的被五马分尸（1538—1539年）。埃克塞特夫人被判徒刑。波尔之母，索尔斯堡女伯爵，列入被监视者名单。波尔溜到托莱多，替保罗三世游说查理，联合弗朗索瓦与英国断绝商业关系时，亨利即下令把波尔的母亲关押起来。这位老太太时已70多岁，亨利关押她，一方面是报复泄愤，也是想借此牵制波尔的进一步活动。这种情形既属生死斗争，因此当然不能说是过分。

亨利做了两年鳏夫，接着便命克伦威尔给他安排一门亲事。他希望来次政治联姻，以便对抗查理。克伦威尔建议两个对象，一个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姨妹安妮；一个是克利夫斯公爵之妹——公爵目前正和查理闹别扭。克伦威尔意在选帝侯姨妹，因为便于实现参加新教国家联合阵线的构想。但此意不便言明，于是从两个方面下工夫：第一，半逼半劝地使亨利废止反路德教派的“六条款”；第二，亨利派画师霍尔拜因去画提亲对象时，他对画师又做了特别交代。选帝侯姨妹的画像来了，亨利一看不坏。这幅像现存卢浮宫博物馆，画中人虽愁容满面，但眉眼比真人还胜几分。但1540年1月1日安妮被迎娶回来时，亨利一看即大倒胃口。怎么办？生米已成熟饭，他只有闭着眼和她成婚。他所求的是好坏给他生个儿子，因为爱德华王子现在显得弱不禁风。不过，因为这次婚事，他对克伦威尔即很不谅解。

4个月后，亨利下令逮捕克伦威尔，罪名是贪赃枉法。没有一个人说情，因为克伦威尔现在在英国已成人缘最坏先生。大家讨厌他的出身，讨厌他的做法，讨厌他的贪婪，眼红他的财富。在天牢，亨利要他对促成这项不美满的婚事负责。亨利宣称，他在“内心上不同意”这项婚姻，因此新婚之夜他即未与新娘同房。安妮也承认，她至今仍为完璧，如果亨利愿出一笔丰厚的年金，她愿即回娘家。后来，由于她哥哥不欢迎她回去，只好在英国孤孤单单过一辈子。安妮死后（1557年），获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点算是她一生最大的安慰。克伦威尔为亨利做了一辈子爪牙，这次弄巧成拙，1540年7月28日，落得枭首示众。

杀克伦威尔那天，亨利宣布与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结婚。这个凯瑟琳，年仅20来岁。她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婚礼全遵天主教仪式。亨利这时不再和新教诸侯勾搭了，他规规矩矩和查理讲和。为求一劳永逸，他想进占苏格兰，有了苏格兰，就天然疆界而言，不列颠才算安全。但刚想动手，英格兰北部忽发生动乱。动身平乱前，他下令把囚在天牢里的所有政治犯，包括波尔的妈妈在内，通通杀掉（1541年）。动乱敉平，亨利心烦意乱，于是回汉普敦宫，他希望在那里从新婚王后身上求点安慰。

这位凯瑟琳，是亨利历届王后中长得最漂亮的。亨利非常钟爱她，同时希望她能“给他以家庭幸福”。可当他一回宫，便收到大主教克拉默一份报告（1541年11月2日）：凯瑟琳婚前，曾与3个男性发生过关系。一查，两个直认不讳，凯瑟琳也不加否认。据法国大使报告，亨利这时“气得几乎发疯”。所有婚姻都不好，亨利自认是受上帝的惩罚。他本来有意原谅凯瑟琳，因为这是婚前的过错，但查询中，偏偏又牵出另一桩案子：凯瑟琳为王后之后，又与她表兄通奸。尽管她说，她虽深夜与她表兄同在寝宫，但当时有罗克福德夫人在场，尽管罗克福德夫人也证明她所说的话不错，可是法官一律不加采信。结果她被判有罪。1542年2月13日，凯瑟琳被送上断头台。她死的地点，和从前的王后安妮的地点一样，不过在时间上晚了6年。亨利对她的几个情夫处分倒颇宽大，只判他们无期徒刑。

亨利至此，悲愤欲绝。溃疡缠着他，现在又加上梅毒。梅毒串顶，使他面目全非。由于丧失生的乐趣，他自认已成行尸走肉。肥硕的两颊颓然下垂，原来就嫌小的眼睛，现在陷下去差不多看不见了。他现在略一行动，不要人扶便要拐杖。他知道已没几年好活，于是下令（1543年）排定王位继承顺序：第一，爱德华；第二，玛丽；第三，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之后，当为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玛丽（Stuart Mary），不过，这个玛丽他没有提到。一方面，想最后努力生个健康儿子，一方面，应枢密院一再敦促，于是1543年7月12日，他又另立第六任王后。这位皇后叫凯瑟琳。她是一个连做两次寡妇的女人，这时的亨利，已不讲究处女不处女，他所要的：能生孩子，有教养。这位凯瑟琳，贤淑、机敏、有耐心。她不断照料百病丛生的亨利。她使亨利尽量照看久经冷落的伊丽莎白。她劝亨利不可再因宗教问题杀人。

因宗教问题被亨利所杀的人真不少，过去的不说，在其最后统治8年中，因异端而被烧死的人即达26个。1543年，伽德纳主教接获特务报告，一个叫亨利·费尔默（Henry Filmer）的人说：“如果‘供神圣饼’就是上帝，那么，我有生以来已吃了20多个上帝。”一个叫罗伯特·特斯沃德（Robert Testwood）的人，当神父高举圣饼献神时，即开玩笑道：“当心别摔坏了上帝。”一个叫安东尼·皮尔松（Anthony Pierson）的人，把神父通通叫作贼，并说他们什么都宣扬，只是不宣扬“圣道”，意即《圣经》。以上被告的人，由英国主教的命令，一律送温莎宫前广场烧死。等人烧死后，亨利才发现其中有被诬告的。诬告者接着也被关在大牢。1546年，因否认圣肉实在，伽德纳又判处4人火刑。这4人中，有一个是年轻女性安妮·艾斯丘（Anne Askew）。连续5小时的疲劳审讯，她始终不肯服输。她对审问的人说：“你们把那片饼当上帝，真是笑话。不服吗？你把它放在盒子里，不出3个礼拜准发霉。”她受严刑拷打，审问的人要她把和她同样想法的人通通招出来。因无可招认，以至被打个半死，她受刑时，她说她“无比快乐，因为就要上天了”。诸如此类迫害，不全由亨利授意，但蒙冤受屈者向他上诉时，他却置之不理。

1543年，亨利向苏格兰及他称为“最好的弟兄”的弗朗索瓦一世宣战。宣战不久，他即与他平生的死敌查理结盟。为了筹措战费，他一方面赖债——赖1542年所举的公债，一方面要求另举公债，并没收各大学所设的基金。他亲赴前线督师。他率兵围攻博洛涅并克之。英军侵入苏格兰，劫掠梅尔罗斯（Melrose）和德赖堡（Dryburg）大教堂及其他5所修道院，到达安克茹姆·莫尔（Ancrum Moor）时，却被击败（1545年）。亨利为图死后平安，1546年与法国签订和平协定。

亨利此时已奄奄一息，英国贵族看他快死，均公开活动，希望于年幼的爱德华即位时能当摄政。萨里的伯爵相信他父亲约克公爵不久就会当摄政，因此在兵器上采用一种只有太子才配使用的纹章。亨利把两父子捕来。父子均直认不讳。儿子于1547年1月9日枭首示众，父亲预定于同月27日送上断头台。亨利在公爵死后第二天即告驾崩。他活了55岁，这55年，可算多彩多姿。他一生劣迹昭彰，欲求灵魂平安，必须花大笔金钱才能超度。

亨利秉政37年，37年中英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太大了，大得出乎他的想象。他原来的构想是，一方面夺取教皇在英国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维持作为人民道德秩序基石的旧信仰。可是，他反抗教皇节节胜利，解散僧侣很快成功，压制教士阶级一再收效，洗劫教会大有收获，树立政府世俗权威彻底达成，造成了爱德华和伊丽莎白时代神学观念改变的环境。将英国宗教改革与德国宗教改革相比，前者理论变动小，后者理论变动大。不过，略过理论不提便显出两者的一致：国权压倒了教权。人民则脱离了永无错误的教皇掌握，投进了绝对专制君主的怀抱。

从物质观点而言，在这项转移中，人民并无好处。对教会，从前要纳什一税，现在也要纳什一税，不过，从前的什一税净余部分归教皇，现在净余部分归政府。就农人而言，过去耕的是修道院的土地，现在耕的是“新地主”的土地。事实上，新地主远比修道院的主持人刮得凶——卡莱尔在其《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即有很鲜明的对照。威廉·科贝特曾慨然地说：“仅就社会观点而言，英国宗教改革事实上是提高富人，压低穷人。”就物价工资来观察，工农的生活情况，亨利即位时，也比亨利死时佳。

就道德方面观察，亨利时代也是败坏不堪。亨利给国人所立的，就是一个坏榜样。夫妇伦常败坏：把前一个妻子刚送上断头台，不出几天，就同下一个妻子入洞房。亨利的冷酷无情，轻诺寡信，贪财好利，也使社会风气受到恶劣的影响。上层阶级的贪污腐败使朝廷政府一团糟。亨利吞没教会财产，士绅因而见利忘义。亨利剥削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即转而剥削工人。慈善事业的败坏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上面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专制君主，下面是一群战战兢兢的百姓，不满只有放在心里。这一时代中，最壮观的是新旧教徒在殉道时表现出的勇气。费希尔与莫尔宁死不屈的高贵情操，千古之后犹足令人景仰。

就大处着眼，这段艰难的岁月，恶劣尽管恶劣，也不能说毫无好处。宗教改革固属历史演进的必然，然其诞生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其与过去的断离方式未免太猛烈而痛苦，然而不猛烈也许就不能振荡久固的人心，完不成这一时代的使命。旧的桎梏解除了，新的民族主义才自君主专制政体中破壳而出，立刻就化成一股狂热的创造力量。显然，英国老百姓自除去教皇羁绊，短期内曾受制于专制君主，然而10年、20年过去，他们的力量无形中便壮大起来。自由的追求，阅历的增进，再加上政府的变迁，于是便出现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政府在“恐怖的亨利”时代，固属强而有力，但当这个时代过去，一轮到体弱多病的爱德华，再轮到满怀怨气的玛丽，三轮到游移不定的伊丽莎白，政府的大权即自然转移至人民之手。英国人民有了自由，有了权力，于是便爆发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英国跑到欧洲各国的最前面。后世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说，英国如果没有像亨利这样一位强暴的君主做前驱，可能就永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时代。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
（1547—1558）

萨默塞特公爵（1547—1549）

继亨利为王的是他的10岁男孩，爱德华六世。霍尔拜因于4年前曾给他画过许多像，最传神的一幅有着下列特点：头戴饰有羽毛的贝雷帽，身穿貂皮翻领大罩袍，棕褐色的头发，配上一张温柔机智的脸。他的脸令人想到简·西摩。从这张脸中，一点也找不到亨利八世的影子。显然，他在遗传方面完全来自母系，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体弱多病；谈统治，他可以说一点能力也没有。尽管如此，因他命定是王，不得不担当王的责任。为此，他拼命学习语言、地理、政治、兵法。除了做学问，还得随时了解一般政务。他即位后的一般表现，其和善使所有英国人都感到，今天的王座上天使已代替了食人魔。爱德华的老师是克拉默，因此，他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教徒。他不主张以严刑峻法处治异端，但他不许天主教徒的姐姐玛丽去望弥撒，他认为弥撒充满偶像崇拜。枢密院替他挑选他舅父爱德华·西摩为摄政，他同意了，因为舅父也具有新教思想并立即封之为萨默塞特公爵。

萨默塞特公爵机智、英勇、正直。此人虽非十全十美，但举目斯世，确属不可多得之才。英俊、文雅、慷慨，对穷人富于同情心，身为贵族，人皆视怯懦、自私为当然，在他却深以为耻。大权在握，但他绝不滥用，不但不滥用，还扫除了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所行的许多专制。他开放言路，废止许多从前视为叛逆及该判重罪的条款。他规定，判刑必求证据确凿及发还死刑犯妻子的嫁妆。他取消了宗教迫害法规。这时，他仍以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领袖，批评圣餐者仍须受罚。他将两种领受圣餐式制定为法令，明令以英语为礼拜语言，革除为死者所行的弥撒及否定炼狱观念。此时，逃亡国外的新教徒纷纷返国。随他们而来的有路德教义、茨温利教义和加尔文教义。外国宗教改革者，因渴慕这种自由，也纷纷携带他们的福音来到英国。彼得·威弥利和布塞尔来自斯特拉斯堡，奥基诺来自奥格斯堡，简·拉斯基来自埃姆登。再洗礼教徒和唯一神教徒横跨海峡到达英国。他们的说法，使新教徒和旧教徒同样吃惊。伦敦出现了大批打倒偶像论者，他们冲进教堂，见十字架、绘画、圣像便一律拆毁。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尼古拉·里德利公开抨击偶像和圣水。克拉默大主教更“于四旬斋中，公开吃肉。诸如此类的情形，自英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以来，可说均前所未闻”。枢密院认为，这种做法未免过分。但萨默塞特公爵认为，这是枢密院的思想有了问题。为了矫正枢密院思想，他特派一位改革者领导枢密院。在公爵领导下，国会于1547年下令，所有教堂墙壁窗户上所绘的先知、使徒、圣徒画像，均应抹去，“同时，以后永远不许再绘”。教堂中，彩绘玻璃和各种雕像一律捣碎；皇家标志取代了所有十字架。全英国教堂的墙壁一律粉刷成白色，彩绘玻璃窗一扇也看不见了。1551年，教会剩余财产全给政府收个精光。一度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天主教教堂，现在被剥削得只剩一个躯壳。

在这项转变中，克拉默大主教是精神上的领导者。和他唱对台戏的是伦敦主教埃德蒙多·邦纳（Edmund Bonner）和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不过，这两位主教都被大主教送进了佛里特（Fleet）监狱。 在这些年中，大主教所致力的，是写一本书来代替天主教弥撒书和每日祷告书。助他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有彼德·威弥利及其他学者。他们完成的这部书，现在称之为《祈祷书》（Common Prayer）。这部书虽由他人帮助，但1548年问世的第一部，主要部分出自克拉默之手。这本书文情并茂，充满克拉默对新信仰的热诚。书中不少译自拉丁，而且译文中处处洋溢着克拉默的才情。事实上，这本书表现的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性。它虽弃绝弥撒的供祭，但对变体论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大体上说，它采取了部分路德思想，保存了大部分天主教仪式。因此，对于这本书，读者若不是一个完全的罗马教徒，大致都可以接受。克拉默不把这部书提交教士会议，而把它提交国会去讨论。对宗教，国会根本是外行，因此对信仰和仪式，不会发生太多的争论。最后，国会把这部书视作法典，通令全国教堂一律遵行。邦纳和加德纳因获1549年大赦，本已恢复自由；现在，他们反对国会的宗教立法权，再度入狱。玛丽公主望弥撒有了限制。这项限制是望弥撒只可在她自己宫内，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

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国际局势使英国新旧教之争，暂时停了下来。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要求英国自博洛涅撤退，否则他即派兵进围博洛涅。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年仅15岁的法国女孩，她所具的背景随时都可使苏格兰燃起战火。萨默塞特公爵在获知苏格兰人正从事煽动及以武器提供爱尔兰叛徒后，为了先发制人，便率军越境，于平克·克莱格（Pinkie Cleugh）将苏格兰守军一举击溃（1547年9月10日）。作为战胜者，他对苏格兰人所提的条件，其宽大颇使人吃惊。后世历史学家的评论是：充满远见。要点有：在苏格兰人不损失丝毫自由和财产的情况下，英苏应联合组成大不列颠帝国；在帝国统治下，英苏各有其法律和政府；此帝国的统治权现在虽属英国，但目前在位的英国国王一旦结束其统治，帝国统治权即自然移转至苏格兰女王的后裔之手。英苏联合，实际上开始于1603年。这项联合对天主教是有利的，它延长了天主教在苏格兰的寿命；它使天主教在英国重振声威。不过，当时的苏格兰天主教徒反对英苏联合。他们认为基于这项联合，英国新教势力会夺去其所控制的土地。苏格兰贵族对这项联合也不热心。因为他们现领着法国政府的年金，联合远景再好，一鸟在擒，总胜于二鸟在林。

萨默塞特公爵自当政以来，可说历尽千辛万苦。英国情形风雨飘摇，英法两国随时会以兵戎相见，国内新旧教之争势同水火，农民暴动时有所闻，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亲弟弟在阴谋推翻他。托马斯·西摩野心极大，单做海军上将，单在枢密院坐个位子已感到不满足。他认为，以他的聪明睿智应当做王。他先后向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示爱，但均遭拒绝。他收受从造币厂盗来的金钱，他和横行英伦海峡的海盗分赃，他用这样得来的钱私置军火。他的阴谋暴露了，被窝立克（Warwick）和南安普敦的伯爵告发。国会上下两院一致对他加以谴责。1549年3月20日判决将其处死。萨默塞特想庇护他，可是没有成功。弟弟的头落地后，哥哥的威风也跟着一落千丈。

萨默塞特公爵的垮台是由凯特之乱促成的。这次叛乱说明了历史上一大法则：农民暴动，在德国以新教徒为首，在英国以天主教徒为首，但无论在德国或英国，人民对经济的不满，首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宗教。英国由于政权操纵于新教徒之手，带头反应的就是天主教。农业的贫乏、人民的痛苦，新教徒史学家弗劳德（Froude）说：“完全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本朝代中，新教徒领袖，如克拉默、拉蒂默、利弗、克劳利等，均以谴责剥削农民著名。萨默塞特公爵就新地主无情剥削农民，尤深表愤慨。他骂新地主为“从粪堆里爬出来的暴发户”。对贫苦民众，国会无法可想之余，只有第一严令禁止乞丐，第二指示各教堂每周发起救贫捐助活动。为了充分了解圈地和地租情况，萨默塞特曾派专人组团调查。可是这个团曾遭地主公开和秘密地反对。佃农因怕地主报复，对地主劣迹也多隐忍不言。调查团于调查后，对国会曾提出若干改革建议。所提建议尽管非常温和，但因国会受地主左右，竟然遭到拒绝。萨默塞特曾于私邸接见贫民，问其疾苦，他这种做法，却大遭贵族所忌。不少贵族在窝立克伯爵约翰·达德利的领导下，积极活动推翻他。

这时，农民暴动全面爆发。首燃战火者为萨默塞特郡，接着维尔特、格洛斯特郡、多西特、汉普郡、牛津、白金汉西部的康沃尔、德文郡、东部的诺福克、肯特等郡也纷纷响应。在诺维奇，一位小地主罗伯·凯特领导叛乱。他们夺取市政府，组织农民公社。这个叛乱集团统治诺维奇及其附近地区长达1月之久。凯特率其徒众1.6万人，扎营于诺维奇以北的毛斯霍尔德（Mousehold）山。在山上一株橡树下，每天从事对所谓反动地主的审判。凯特并不嗜杀，经他判决有罪之人，一般仅为监禁。但对财产他另有一套办法。他令其徒众扫荡四乡，攻入领主庄园，夺取其武器，没收其粮食牲口。羊——就土地使用上而言，是农民的敌对者——没收达两万余只。配上牛、鸭、鹿、猪，凯特及其徒众，天天开羊肉大宴。在大吃大喝之际，凯特仍能使其徒众井然有序。凯特胸怀宽大，有些牧师公然劝其徒众放下武器，他也不闻不问。萨默塞特对这些叛乱分子，心里颇表同情，不过，他也不反对窝立克的主张：叛乱集团必须解散，否则整个英国经济结构就会宣告破产。窝立克受命率军平乱。他对叛乱者宣称：各人解散回家均可无罪。凯特想接受，其部下却不从。不解散唯有一战，1549年8月17日，窝立克以优异战术击溃叛军。是役，叛军死者3500余人。余众投降，窝立克处死9个激进分子，凯特及其弟则解送伦敦监狱。窝立克战败凯特，其余叛乱集团都闻风丧胆。在降则无罪号召下，人人放下武器。叛乱领袖被捕后，萨默塞特心怀宽大，因此获释者为数不少，即使凯特兄弟，在他庇护下也能暂免一死。

攻击者的矛头纷纷指向萨默塞特。他们指责他，因为他同情穷人，使叛乱者获得鼓励；他们指责他，法军进围博洛涅，是他外交失败的结果。他们指责他包庇政府中的贪污分子，他们指责他促使通货贬值；他们指责他存心贪婪聚敛财物，他们指责他浪费公款大修官邸。窝立克和南安普敦处心积虑要他下台。大多数贵族对他的财富虽不眼红，但谈到他对农人的宽大，皆深表不满。萨默塞特公爵成了众矢之的。1549年10月12日，萨默塞特被打入天牢，坐牢前，还被人牵着在伦敦市区游街示众。

窝立克摄政（1549—1553）

就当时的标准而言，萨默塞特的政敌算是宽大的。他们仅没收了他在摄政时期所获的财产。1550年2月6日，他们将他由天牢放出。同年5月，他又被召入枢密院。不过这时他已没有什么权势，大权全已落于窝立克之手。

窝立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信徒。他本人倾向旧教，但为了对付他的政敌南安普敦，可以不惜对新教派系加以培植——南安普敦是公认的旧教领袖。当然，培植新教派系，另有他的用意，就是借此拉拢一般贵族，因为一般贵族在经济上和新教密不可分。窝立克虽精于用兵，但他知道，以英国朝野俱穷的现况，和法国争博洛涅简直是做梦。就英法资源——法国资源较英国多两倍——详作比较后，他决定把博洛涅拱手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以换取一份屈辱的和平（1550年）。

在地主贵族的支配下，国会于1549年通过了一项极严厉的制裁农民暴动法案。贵族所圈土地也使之合法化。为了抑制圈地，萨默塞特曾规定羊及羊毛均须课税，但现在这项规定撤销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要受严厉的惩罚。法律规定，不得聚众讨论降低租金和物价。有人胆敢提出上项讨论，即将没收其财产。为了杀鸡儆猴，凯特兄弟双双被送上断头台。这时贫人日增，与宗教革命同时革掉的救济院却无恢复迹象。疾病流行，医院却形如废墟。物价高涨，通货贬值，饿殍载道，一度为英国安定主力的自耕农变成了穷人，原来的穷人现在挣扎在饥饿线上。

宗教纷争和经济紊乱并起。此时，信天主教的人虽占大多数，但自窝立克斗倒南安普敦后，即群龙无首。教士精神道德权威的崩溃，加上腐败不稳的政府，引起道德沦丧，异端纷起。有些异端不但使旧教徒，甚至使新教徒亦大感惊异。约翰·克莱门特（John Clement）于1556年这样写道：“此时英国宗派林立，有教皇政治歌颂者，有阿里乌斯派（Arians），有再洗礼教派及形形色色的异端……有些否认圣灵是上帝，有些否认原罪，有些否认预定论……奇奇怪怪的言论，简直不胜枚举。”罗杰·哈特钦森（Roger Hutchinson，约1550年）论及“撒都该教徒（Saducees）及自由思想家”时，曾这样说：“魔鬼……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猥亵的肉欲……人死之后，也没有什么地方给你安息或受罪。所谓地狱，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识上的痛苦和绝望。相反，如果你在意识上感到快乐、宁静、愉悦，那就是天堂了。”格洛斯特新教的主教约翰·胡伯（John Hooper）曾获得这样的报告：“有些人这样说，人的灵魂并不比野兽的灵魂为高，它也是会死亡、消散的。有些人在集会时，不但否认基督是救主，而且说圣婴是祸害、骗子。”

在萨默塞特认可的自由下，新教徒中的轻率分子对旧教极尽讽刺之能事。牛津大学学生模仿弥撒仪式上演滑稽戏，把每日祈祷书切成片片，从神龛上拿下供神面包践踏。伦敦传道者，戏呼神父为“巴比伦邪神（意指教皇）之妖”。圣保罗大教堂从前是庄严神圣之地，现在商人在里面谈生意，不良少年在里面斗殴。窝立克现在已确定站在新教徒的一边，他提名许多主张改革者任主教。在提名时，他通常要求的条件是：被提名者负责将主教采邑的一部分，转让给其所就任之州。1550年，国会规定，英国无论任何教堂，除“历代帝王及不被人视为圣徒的贵族纪念像外”，一切塑像，不管绘的、刻的、塑的，一律清除。至于祈祷书，除克拉默编著的外，也一概焚毁。弥撒祭服、礼袍、祭坛桌布，或予没收，或予变卖，或予送人——这些东西，不久都变成贵族的家庭饰品。1550年之后，枢密院曾下令，教堂中的金属器皿，一律缴归国库。稍后，国会更下令，教堂金柜所存之钱，一律缴给政府。不久，政府或者应说官吏，又找到了新的财源：扣发清贫学生的奖学金，及亨利八世所设的钦定教授研究费。1552年，国会建议恢复教士独身制，不过有个规定：实在想结婚的，经获准也可结婚。

宗教迫害，由于今天的英国、瑞士、德国都是新教徒的天下，天主教便成为异端。克拉默拟了一张异端分子的名单，列名其上者如“执迷不悟”，便被处死。所谓异端，如相信圣餐中的圣肉实在论、教皇至上论、不信《旧约》中之神的启示、基督的两种本质、因信获救等。1550年，肯特郡的琼·博谢（Joan Bocher），之所以被烧死，原因是她怀疑耶稣基督之神性。伦敦新教主教里德利叫她放弃这种想法，她说：“不久以前，你烧死安尼·艾斯库，为的是一片面包（指不信变体论）。可是，现在你信变体论了。你今天为一片肉烧我（四福音书：‘世界为肉做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会跟着我走的。”在爱德华时代，处火刑者仅有两人，但天主教徒因望弥撒及公开批评新教理论而坐牢的，则多至不可胜数。顽固的天主教神父除革职外，尚需坐牢。加德纳此时尚在牢中，政府告诉他，若他改信新教即可恢复自由。他不答应，于是被移押“最坏犯人处置之监”，并规定不给他纸、不给他笔、不给他书。1552年，克拉默发表其《祈祷书》第二册。书中否认圣肉实在论，废止临终涂油礼。至于第一册，也照新教理论加以重新改订。国会现在通过一个《再度统一法案》（Second Act of Uniformity）。法案规定，人人须按时做礼拜；礼拜仪式，应严格遵照祈祷书规定；三次违反上述规定，即将处以死刑。1553年，枢密院颁布42条宗教法规，此法规为克拉默所拟，要求全英国人一致遵行。

这是一个充满腐败堕落的时代，其象征一方面为道德和教义的法制化，一方面为邪恶者如窝立克受到表扬。1551年10月4日，爱德华封窝立克为诺森伯兰公爵。窝立克刚封公爵数日，即指控萨默塞特有欲阴谋夺取政权之罪。逮捕后数日，即将之审理判罪。判罪证据全由托马斯·帕默爵士一人提供。判罪毕，即假王命将之处死。1552年1月22日，萨默塞特含冤负屈、悲壮地走上断头台。萨默塞特之死为屈死，是后来轮到窝立克上断头台时，良心发现亲口供认的。他说，萨默塞特之罪全由他诬陷栽赃。证人帕默临死前也说，他出庭作证也是奉窝立克之命。

英国历史上，像这样大失人心的政府是少见的。新教教士一度认窝立克为恩人，因为如果不是他大力支持，他们很难抬头。可是，窝立克事事倒行逆施时，他们也对他非常反感。爱德华日渐衰弱，爱德华一死，玛丽即将继承大统——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爱德华死而无子，王位即由玛丽继承。显然，玛丽如即位，第一件事定会找那些领导英国脱离天主教的人算账。窝立克此时感到生命大受威胁。稍微使他感到安心的是，通过他所布置的人，爱德华对他已百依百顺。他促请奄奄一息的爱德华，把王位传给亨利八世妹妹的孙女简·格雷。简是沙霍克公爵之女，最近刚变成他的儿媳妇。爱德华与他父亲一样，也不愿让国会替他决定王位承继人，于是便接受了窝立克的建议。但此事，一方面，几乎全国都公认，王位应由玛丽公主继承；另一方面，简坚持不受。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她并非圣贤，但她对天主教，尤其是对变体论，曾有极尖刻的批评。她不想犯罪，但环境迫着她犯罪。最初，她把窝立克的建议当成笑谈。最后，她丈夫要她接受王位，她便也接受了。她后来辩称：“他逼着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窝立克现在计划去抓玛丽和对玛丽的支持者。他想，只要将玛丽打入天牢，便不怕她争夺王位。

7月初，爱德华的生命已近尾声。先是痰中带血，继则两腿发肿，后来全身出疹子。随着这些毛病而来的是，头发指甲相继脱落。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怀疑，这不是病而是窝立克下毒的结果。受不住长期痛苦的煎熬，爱德华终于在1553年7月6日去世，死时15岁。这么年轻，如说他的治绩有何污点，当然不能由他负责。

第二天一早，窝立克便直奔亨斯顿，逮捕玛丽公主。但玛丽事先得到警告，避入沙霍克天主教朋友家，窝立克扑了个空。窝立克使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枢密院宣布简为女王。简听此任命晕了过去，救醒转来她仍极力拒绝，她说，请不要逼她做女王，她不是做女王的材料，做女王虽然荣耀但是非常危险。不过，禁不住家人的逼迫，他们说，如果她不接受这顶王冠，他们的性命便难保，她才勉强应允。7月9日，迈着极不情愿的步伐，简走上英国女王的宝座。

7月10日，伦敦得到这样的消息：玛丽公主已宣布就任英国女王；北方诸侯纷纷归向于她；勤王大军正拥着玛丽向伦敦前进。窝立克这时慌了手脚，只有集结兵力迎战。窝立克率军行抵贝里，士兵忽然停下不动了。他们说，玛丽公主为王是顺天应人的，他们不愿逆天行事。罪恶滔天的窝立克，眼看自己的军队靠不住，于是派他弟弟携带金银珠宝及割让卡勒科斯和奎内斯的条件，去法国向亨利二世借兵。枢密院得到这个消息，一方面出而阻止，同时宣布效忠玛丽。沙霍克公爵进宫通知简，她的十日王位已告结束。简听到这个消息，甚为高兴，天真地问：是否可以回家了？但是，枢密院原宣誓为她服务的，现在把她禁闭于天牢。不久，窝立克也成为这里的囚犯，祈求幸免一死。枢密院遣使迎接玛丽，并奉上“玛丽都铎女王”尊号。全英国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声雷动。整个夏天，钟声，焰火，终日不绝。老百姓在街上大摆筵席，以吃喝歌舞，表示他们对玛丽的拥戴。

全英国对宗教改革好像全都深表不满。他们怀念着旧时的日子，现在旧时的日子快回来了。事实上，宗教改革在英国的表现也够恶劣了：对教条主义、宗教裁判、暴君专制，不是打倒而是加强；对教育不是发扬而是摧残——大学财产掠夺尽净，关闭学校达好几百所；对慈善事业，不是支持赞助而是趁机剥削；对贫穷大众，不是减轻其痛苦而是加强其压榨——在这个阶段，穷人所受压迫之重，可说史无前例。今天，似乎任何改变都受欢迎，只要这种改变可以打倒窝立克及其爪牙。可怜的玛丽公主，22年的含羞忍辱使老百姓内心对她深表同情。他们以为，饱经折磨的玛丽，将来当政自然慈祥圣明。

宽厚的女王（1553—1554）

要了解玛丽，得自其幼年可悲的身世谈起。玛丽从幼年起，可以说即毫无幸福可言。2岁不到（1518年），她可怜的妈妈就被爸爸遗弃。8岁，爸爸和妈妈闹离婚。15岁，爸妈仳离，母女分别打入冷宫。狠心的爸爸，在她妈妈临死的时候，都不许她们母女见最后一面。1533年，伊丽莎白出世，她不但给削去了公主头衔，还被视为“私生子”。神圣罗马帝国驻英大使当时即有这种担心：安妮为除掉她女儿的政敌，也许会对玛丽下毒手。伊丽莎白在哈特非时，玛丽被派去伺候她。在那里，她住的是很“恶劣的房子”。她的贴身侍女被遣走了，新来的侍女全由哈特非的谢尔顿（Shelton）小姐指挥。这位小姐一再提醒她：“你是私生子，你这样倔强，如果我是王，我会一脚把你踢开。”有一次还特别告诉她，国王已经示意，不久就要送她上断头台。到哈特非的第一个冬天（1534年），由于受不了精神肉体的折磨，她病了。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没命了。忽然，做国王的爸爸对她宽厚起来。不过这种宽厚不是无条件的。他要她立下三张字据：第一，承认国王为英国宗教最高领袖；第二，承认她妈妈与国王的这项婚姻不成立，理由为“血族相婚”；第三，承认自己为非婚生子。

这类惨痛经验使玛丽大受刺激。她的心中充满着恨，她的身体弱不禁风。在萨默塞特的领导下，国会正式承认她为王位继承人，这时她才稍稍恢复自信。玛丽对天主教的信仰自幼培养而成。她一开始就很虔诚。其后，妈妈的生死挣扎使她对信仰更加坚定。由于处境悲惨，天主教已变成她唯一的安慰。1549年，枢密院令她停止望弥撒，否则必将对她不利，但她坚定不移。她的固执，幸获萨默塞特的宽容。但自萨默塞特失势后，爱德华对她即不再客气。他下令贯彻枢密院命令，玛丽仍不服从，致使3名伺候她的宫女以违反王命而被打入天牢（1551年）。最后，直到把专为她举行弥撒的礼拜堂加以封闭，她才暂时死掉去望弥撒之心。宗教仪式被剥夺，使她精神濒于崩溃。这时，她曾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助她逃往欧洲，但因查理有所顾忌，没有答应这项请求。

现在时来运转，一方面，与她作对的窝立克众叛亲离；一方面，万众归心于她，拥护她的人纷纷前来，他们自带粮食武器，有钱人也慷慨解囊。1553年8月3日，玛丽进入伦敦，全伦敦老百姓，包括占人口约一半的新教徒在内，无不大表欢迎。伊丽莎白公主诚惶诚恐地到城门口接她。伊丽莎白心想，玛丽可能会狠狠地报复她，但出乎她的意料，玛丽不但热烈地拥抱她，而且对她的侍女也恩遇有加。全英国这时又欣喜若狂，这份欣喜，这份狂欢，可比亨利八世即位时的庆祝。

玛丽即位之时，年仅37岁，年岁不大，但已历尽沧桑，面容显得非常憔悴。从小到大，一切已知的疾病差不多都和她结上了不解之缘。她经常患的病有：水肿、消化不良、头痛。治病需要放血，放血使她面容苍白、心情烦躁，一再月经不调，使她伤透脑筋，因为这种病，可能变成生男育女的障碍。现在，她的身体脆弱得像杨柳。头发花白了，额上出现条条皱纹。视力差透了，写的东西不靠近鼻子便看不见。她长得不难看，但谈不上美。乍看起来，颇近于男性，声调低沉。生活的折磨使她完全失去了女性应有的魅力。不过作为一个女性，有几点还是值得称道的。她会编织、会绣花、会弹鲁特琴。谈学问，她通晓好几种语言：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如果她不具有皇家血统，又不牵扯到宗教纷争，她不失为一位好妻子。她生性俭朴，不会玩弄权术。她渴望爱人和被爱。她好发脾气，也会骂人。她相当倔强，但不骄傲。她知道她智力有限，因此颇能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除对宗教信仰一事外，她是很少固执己见的。对不幸者，她极宽仁慈爱。凡法规有不便于民者，只要她知道便会设法废止。她常微服查访民间疾苦、进出贫民区，与婆婆妈妈闲话家常。知道她们有了难处，她一时不能解决的会记下来，能解决的便立即施以援手。她对教育相当注重，前代没收的大学财产，她勒令一律发还。

玛丽最值得令人称道的一点，是其秉性非常宽大。在她即位前，因不接受新教而遭禁锢的人，如加德纳、邦纳等，无条件获得自由，即使所有反对她继承王位的人，她也不严加追问。不错，在反对她的人中，如萨福克公爵之流，她曾令他们缴一大笔钱给国库，但她的目的是降低赋税以减轻老百姓负担。来自外国的新教徒，如彼德·威弥利等，皆毫不刁难任其离去。玛丽的枢密院对窝立克及其他6个阴谋逮捕玛丽并拥简为王的人，立加审讯判处死刑。但玛丽主张连窝立克在内一律赦免。持异议的为雷奈（Simon Renard），现任神圣罗马帝国的驻英大使。因其说得有理，最后玛丽才放弃一律赦免的主张。这些判处死刑的人中，3人在执行死刑时，最后一分钟改信天主教。简受审判时，表现得可怜兮兮。玛丽主张放了她，后经枢密院各大臣力争，改判交天牢从宽看管。

8月13日，女王下令宗教信仰“不加强制”。这是近代政府承认宗教自由的先声。她天真地想，新教思想以辩论即可说服，于是举行一次公开辩论，让在神学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一律参加。辩论的过程很糟，新旧教徒彼此挖苦谩骂，是是非非争辩不休，于是辩论会草草结束。会后不久，波那大主教在其所属教堂为天主教辩护时，一把匕首忽从听众中向他飞来！正中要害，因获两新教徒的及时抢救幸得不死。消息传到玛丽耳中，她开始怀疑宽大政策的采用是否得当。1553年8月，玛丽即下令：关于信仰问题，国会未予裁决前，除大学外各教堂不许公开讨论。克拉默仍为大主教，被软禁在其兰贝斯（Lambeth）故居。他照旧大骂做弥撒是“亵渎神圣”之举。1553年9月，他和拉蒂默再度被关进天牢。两个月之前，关进天牢的还有伦敦区主教里德利。他之所以被关，原因是他公然宣称玛丽与伊丽莎白都是私生子。尽管如此，玛丽在初上台的这个阶段，她的宽大实为当时任何统治者所不及。

玛丽面对的问题，远远超过她能负荷的，因为她既无才能也缺乏机智。首先使她感到吃惊的，是政府的贪污腐败。她一再下令整饬，可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她先以身作则，下令减削皇帝经费，继则整顿币制，使浮动的金融稳定下来。有一项措施值得喝彩，即她使国会议员选举摆脱了皇室羁绊。这样选举产生的国会，为“历年所见的最理想的国会”。一个失策的事是，税减得太多了。税收不足，以致政府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赤字，她只有提高布匹的出口税和法国酒的进口税。但这样做，虽对穷苦民众有利，却导致了商业的不景气。她不希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规定个人最多不得拥有织机两台。她对“纺织富商”以低工资剥削工人的现象感到非常不满，为了保障工人，她规定厂主不得以实物折抵工资。玛丽心中有一大堆善政，但可惜左右无人而完全落空。当然还有一层，经济有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其发展非一二人的意志所能左右。

在宗教政策方面，玛丽也得在经济之前却步。当时，在英国具有影响力的家族中，几乎所有家族都从宗教改革中分到天主教的会产。这些家族，听说要恢复天主教信仰，当然反对。新教徒人数虽少，但有“钱”有势。稍有不慎，他们随时可以拥立赞成新教的伊丽莎白。玛丽对使天主教恢复旧日威势一点颇为热心，但具有与新教徒32年斗争经验的神圣罗马皇帝，却告诉她鲁莽不得。他建议她慢慢来，并说弥撒的举行，目前仍应维持在不公开及限于其左右少数人参与的状态下。但玛丽认为宗教不是政治，她没有这么大耐心。玛丽对赴天主教教堂祷告的频繁和热心，使伦敦受过新教洗礼的一代深感诧异。祷告时，玛丽叫西班牙大使跪在她旁边一道求神的指引，这位大使做是照做了，却显得很勉强。玛丽觉得恢复天主教信仰——这种信仰她曾视之若命，为了这种信仰，她曾饱受迫害——是她神圣的使命。她遣使专赴罗马，请求教皇撤销停止英国举行天主教仪式的禁令。但教皇派红衣主教波尔为其特使准备赴英时，她却接受查理的劝告，以时机尚未成熟让波尔暂且勿来。

1553年10月5日召集的国会，不像以前只是个仰承御旨的机构。这个国会一方面固然同意废止爱德华时代关于宗教的立法，减轻前代——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所定的苛刑，及撤销过去国会视玛丽为“非婚生子”的议案——至此，玛丽才算正式抹掉了私生子的臭名；可是另一方面，却拒绝考虑发还天主教财产及认可恢复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国会告诉玛丽，他们认为，只有“她才是英国教会之主”。做英国教会之主，玛丽并无兴致。不过，既然国会要她做，她借这一权力起用前遭罢斥的天主教主教以代目前的新教主教。邦纳又复出掌管伦敦教区，加德纳又复出掌管温切斯特教区。玛丽又以加德纳为其御前顾问。这一来，凡结过婚的传教士即不容许在各教区内立足。弥撒的举行最初须先获允许，渐渐允许已不必要。最后，不但不必请求允许，反而暗中得到鼓励。一位新教徒历史学家这样说：“使天主教在英国重振声威的想法，除伦敦和少数城市外，全国上下似与玛丽具有同感。”1554年3月4日，赦令全国恢复天主教信仰。根据这项赦令的解释，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属非法。非法教派不但不许传教，而且禁止散发一切出版物。

新旧教势力的消长给英国带来的动荡，似不比玛丽的婚姻问题为大。由于体质的影响，玛丽对结婚一直深感恐惧，但考虑到皇储问题——如果她不能生男育女，在她之后，王位就会落于新教赞助者伊丽莎白之手——她便不得不找个对象。玛丽宣称，她现在还是处女。这话也许不假，因为假定她稍微浪漫一点，她的作风也许不会这么严肃、紧张、死板了。枢密院建议她以爱德华四世的曾孙，爱德华·科特尼（Edward Courtenay）为对象。但这位王孙骄奢淫逸，不合玛丽胃口。爱德华·科特尼因为遭到玛丽的嫌弃，转而追求伊丽莎白。他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以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再通过伊丽莎白统治英国——他根本没有想到刚强的伊丽莎白是绝不受人摆布的。查理五世愿意把他的儿子菲利普奉献给玛丽，查理对菲利普，除神圣罗马皇帝头衔外，准备将来把他所有的一切全交给他。查理更这样保证，如果这项婚姻成功，他愿把荷兰作为这项婚姻所生子嗣的贺礼。玛丽一方面想到菲利普不久就可成为西班牙、佛兰德斯、荷兰、那不勒斯及美洲的统治者，一方面想到她自己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再加上这项婚姻关系，必可使英西两国结成政治宗教同盟。基于这种考虑，玛丽对查理的奉献自然乐于接受。不过为了表示谦逊，她对查理说，怕她年龄过大——她比菲利普年长10岁——配不上菲利普。这点玛丽确实很焦虑。她怕她的容貌不能使年轻力壮、充满想象的菲利普得到满足。她甚至不相信她自己会谈情说爱。菲利普当然是不愿意的，他的英国密探告诉他，女王是“天生的圣人”，她“在衣着方面极不讲究”，谈到欧洲皇族女性应有的迷人风韵，她一点儿也没有。但他老子终于说服了他。查理指出，与玛丽结合，一方面可使西班牙在对抗法国方面有一个强大的盟邦，一方面可使荷兰更趋稳定——荷英商业交往异常频繁。再者，假定这项婚姻告成，西班牙与英法结成天主教同盟，德国的新教势力即不难加以抑制。最后，查理对菲利普说，接受这项婚姻，可使哈布斯堡家族与都铎家族结成一体，这两大家族联合，足以缔造下一代西欧的和平。

谈到英西联盟可结合成一大势力一点，英国枢密院及全国上下也持此看法。但他们担心，一方面英国会随这项婚姻沦为西班牙的附庸，一方面英国会陷入与法作战的泥沼，查理为消除以上恐惧，宣称基于这项婚姻，菲利普拥有英国国王尊号仅以玛丽生前为限；同时承认，一，玛丽在处理英国政务上，有着至高无上之权；二，玛丽也可拥有属于菲利普的一切尊号；此外，假定卡洛斯（Don Carlos，菲利普早先婚姻所生之子）死而无子，玛丽或其所生之子即可承袭西班牙王位。这位狡诈的皇帝还加上，玛丽可从他的税收里每年享有一笔为数6万镑的年金。由于种种优厚条款的引诱，英国枢密院略加考虑即批准这项婚事。玛丽自己尽管生性颇为羞怯，但对这项婚事的满意也溢于言表。爱人和被爱是她久已向往的。

可是，英国老百姓对这项决定不表赞同。作为少数派的新教徒，由于身受迫害，天天希望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同时，他们害怕一旦玛丽受西班牙左右，天主教势力就会日渐增大。由瓜分得到教会财产的贵族，想到可能因此会失去其财产，不禁发抖。即使英国天主教徒对这项婚姻也心存疑忌：外国人掌握了英国王位，无疑英国将成外国人的工具。全英国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普利茅斯市惊惶失措地请求法国国王给予保护。4位贵族商议，决定于1554年3月18日兴兵反抗。沙霍克公爵（简·格雷之父，曾蒙特赦恩典），起于窝立克郡；詹姆斯·克罗福特爵士，率领其佃户起于威尔士；卡鲁爵士答应自德文郡响应；小托马斯·怀亚特，答应于肯特响应。少年爵士这样做，因为其父，诗人老怀亚特，曾占有教会大片土地，他怕英西联姻后要他们白白交出来。这些密谋反抗者，千错万错不该把他们的计划告诉科特尼，同时赋予他说服伊丽莎白支持这项计划的任务。加德纳主教一直对科特尼特别注意，因为玛丽拒绝他的婚事，怕他图谋报复。科特尼被捕，一经拷打，他便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了。

事机不密，阴谋败露，4位贵族宁愿战死，不愿入狱，于是匆促起兵。1554年2月，叛军燃起战火。怀亚特率领一支由7000人组成的部队直逼伦敦。他用以号召老百姓的口号是：不让英国沦为西班牙的附庸。伦敦市民中，部分新教徒准备开城迎接怀亚特。这时，枢密院惊惶失措，甚至忘了派兵保护女王。玛丽得此噩耗，感到非常迷惘：为什么热烈拥她登上王座的国人，会反对她得到幸福与满足；这种幸福与满足，是她在一生苦难中梦寐以求的。她现在如不能当机立断有所作为，显然她不但会丧失王座，而且会丧失生命。于是她命驾直往伦敦市政厅，她要亲自说服集合在那里正在争辩左袒或是右袒的人们。她对他们说，如果大家不赞成她和西班牙人联姻，她便决定放弃这门亲事。同时，“我一辈子也不想结婚了”。可是，她当时并不愿使这次政治骚动披上“西班牙外衣”，她说：“母亲如何爱护孩子，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母亲。可是如果说，为君者当爱民如子，那我可以保证，对你们我愿意成为一个慈祥恺悌的母亲。”她的言词和勇气赢得了热烈的赞颂。与会人员一致决定效忠于她。暂时代理政务的市政厅颇有办法，在其决定支持玛丽后不到一天工夫，便组成一支为数1.5万人的军队。大军出动，沙霍克即告瓦解，克罗福特和卡鲁便逃逸无踪。怀亚特孤掌难鸣，带着他的一小群人在伦敦街上苦斗。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怀特霍尔的王宫。叛军接近王宫时，王宫卫队请求玛丽出奔，但她拒绝了。最后叛军受到控制，怀亚特势穷力竭终于被擒。将怀亚特送进天牢后，玛丽才舒了一口气。她安全了，但是她变了。她从此已不再是一位宽仁厚德的女王。

“血腥”玛丽（1554—1558）

许多向玛丽进言的人，经常这样批评：赦免权用得过于频繁了。神圣罗马皇帝及其驻英使节曾经这样责难她，说她对叛徒不但不置之于死，反而赐给他们自由，而这些人得到自由后，又集结起来反抗她。查理曾这样问她：“在一个政敌可以为所欲为，随时都充满着暗杀危险的环境下，叫菲利普如何能够安心？”加德纳主教极力主张为了保护国家，叛国者必须处死。玛丽惊惧之余，接受了这些观点。她下令将简·格雷及其丈夫处死——简的丈夫之死，可谓罪有应得，因为他一心想夺取王位，但简本人非常冤枉，因为她根本不想做什么女王。简这时仅17岁，面对死亡却很泰然。1554年2月12日，临刑时，她既不求饶也不掉泪。简之父沙霍克枭首示众，从犯百余人被绞死。玛丽对所俘叛徒，凡情节轻微者，均令其认罪免死。怀亚特受审时，先一口咬定伊丽莎白曾经参与叛变计划，但在登上断头台之日（1554年4月11日），却说他以前的话都是乱讲的。科特尼监禁一年后，被放逐出境。查理建议玛丽将科特尼和伊丽莎白除掉以绝后患。此时玛丽先将伊丽莎白送到圣詹姆斯宫看管，一月后才将她移往天牢。伊丽莎白在天牢中关了两个月，这期间雷奈再促玛丽将之处死，但玛丽说，伊丽莎白参加叛变一事尚未找到证据。伊丽莎白的生命，此时真是危若悬丝。对死的恐惧形成了她以后多疑及事事感到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她当政的后期，曾有显著的反映。她变得非常冷酷，尤其是当她怀疑玛丽·斯图亚特，正如今天玛丽·都铎怀疑她的时候。5月18日，这位未来的女王奉命移居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在此接受严密监视的软禁。因怕再有其他拥立伊丽莎白阴谋的出现，玛丽决定结婚生子。

玛丽对结婚颇为积极，菲利普却不热衷。1554年3月6日是菲利普和玛丽举行结婚大典的日子。可在这个日子，做新郎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指派的代表。菲利普迟至7月20日才到英国。他的仪表和风度颇令英国人感到惊喜。大额头尖下巴结合成一张近于倒立三角形的脸。金色的头发，金色的胡须，配上这张脸，看上去颇有威仪。最难得的是，举止优雅，谈吐机智。其一举一动，处处表露着他有过人的才华。当时欧洲大陆的来客，多把英国视为蛮荒之地，但菲利普及其随员，似乎没有这种观念。他对伊丽莎白，也极谦恭有礼——也许他此时已经料到，玛丽不可能给他生孩子，伊丽莎白终有一天会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对于菲利普而言，将来英国国王的宝座由伊丽莎白来坐，远比由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来坐要好得多，因为后者一直和他的世仇法国有关联。玛丽在年龄上虽比菲利普大很多，但她对菲利普表现得异常柔顺。多年来对爱的饥渴，加上王子的英俊，她简直乐得忘乎所以。玛丽对菲利普献出了全部忠诚，以致朝中臣僚都怀疑英国已成为西班牙的属地。玛丽致书查理五世，极尽谦卑，说她现在“快乐之情难以言喻。由于我的丈夫至善至美的德行日益显露，我经常祈祷，愿上帝赐我以诸德，以博得我丈夫的欢心”。

玛丽希望给菲利普生个儿子及给英国王位生个继承人的心如此急切，不久她便自认为她已怀孕。她把月经不调视为怀孕的一种征兆。由于希望过切，她完全忘记了过去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对怀孕的征兆，她甚至把消化不良也算进去了。玛丽的幻想变成了新闻，威尼斯驻英大使居然在其报告中说，女王的“双峰”不但日益丰隆，而且真有奶汁溢出！在颇长的一段时间中，玛丽像她所统治下的一般可怜女性一样，天天为可以做妈妈而高兴。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御医将检查结果告诉她，这不是怀孕而是浮肿时，她的悲哀与失望，会怎样令她发狂。玛丽怀孕的谣传曾经遍及全国。一度处处都有人为她祈祷，有些地方庆祝王子降生的游行队伍也已组成。一度甚至传说，王子已经诞生，于是商店放假，教堂鸣钟，男男女女拥到街上狂欢庆祝。一位传教士更公然宣称，新生的王子“既白又胖”！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玛丽为了此事又羞又恼，自确定并未怀孕之时起，她有好几个月都未在公开场合露面。

红衣主教波尔的返国使她颇感安慰。波尔反对英西联姻，曾被查理扣留于布鲁塞尔。现在波尔的回国，显然查理与波尔之间已取得谅解。1554年11月20日，红衣主教以罗马教皇使节身份，横渡英法海峡。他踏上他离去22年的祖国时所受到的热诚的欢迎，使他深受感动。欢迎者中，有官吏，有教士，有老百姓，这表示英国人极愿恢复他们与教廷的关系。波尔见到玛丽，除了有极动人的言词大加赞颂外，更加上这么一句：“祝你早生贵子。”英国国会打听到波尔从教皇得到谕令，说过去分到教产的人现在不必退还时，议员无不欢声雷动。他们一致跪下来忏悔，说他们不该反对天主教。主教加德纳踌躇了一下，决定给这些忏悔者免罪。教皇的威权又获得承认。第一年的薪俸，“第一次的收成”又归他所有。各处又开设宗教法庭。教士又可在各教区征收什一税。一度为威克利夫主义排斥的神像，又处处出现。书刊检查权又从政府移归天主教。历尽沧桑20年，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又抬头。

菲利普与玛丽共处达13个月之久。他很希望她能替他生个孩子。当他确知这种希望幻灭后，他即告诉她，他要返回布鲁塞尔，因为他父亲已决定在那里禅位给他。玛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船。船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玛丽凭窗目送，直到船影消失，才凄然回宫（1555年8月28日）。菲利普当时的感觉是，一年来为了国家，他不得不和一个病人做爱，现在他的责任已了，他又可回到布鲁塞尔那些如花似玉的嫔妃身边。

波尔现在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为重建英国天主教而终日奔忙。在玛丽的协助下，他恢复了不少男女修道院。玛丽看着天主教的复兴大感欣慰。她喜欢看那些古老的宗教仪式。教堂里，有耶稣受难像，有种种神圣挂图，有教士、儿童及教友所组成的行列。为生者或死者祈福，均须坐下或跪下来做弥撒，虔诚的祷告一做就是半天。1556年，耶稣受难日前夕，即洗足木曜日那天，玛丽曾为41位老太婆洗脚。她把那些脚放在膝上一一地洗，一一地吻。除洗脚外，她对这些老太婆每人都有赏赐，玛丽生子既已无望，精神上唯一可以寄托的，自然就是宗教了。

但是，她很难把过去的一切恢复过来。新的观念已在市民的脑海里生根发芽，这时秘密活动的就有十几个教派。他们不断以宣传品和书籍传播其教义。玛丽最感痛心的是，有些教派居然否认基督的神性、圣灵的存在及原罪的遗传。在她单纯的信仰里，这些异端在道德上已犯了滔天大罪，其罪远甚于谋叛。在拯救人类的灵魂方面，难道异端比她信奉的红衣主教还懂得多？她接到一个报告说，一位传教士竟在聚会时高声祷告，愿上帝或使她改信基督教，或将她自地球上抹去。一天，有人把一只死狗从窗户抛进玛丽御用的教堂。这只狗剃了个修道士的头，颈上套了根绳子。肯特郡一位传教士被人割了鼻子。玛丽想，这太不讲理了。她让这些新教徒安全离境，他们却写了许多小册子攻击她，说她反动，说她愚蠢，说她崇尚“偶像弥撒”的“拉丁礼拜”。有些小册子甚至鼓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她。1554年3月14日，在阿尔德盖特（Aldgate）一个1.7万人的集会上，有人高呼伊丽莎白万岁。她获得不少消息，在外国的英国新教徒正策划在国内叛变。

玛丽直到1555年还是十分仁慈的。她的仁慈，一方面出于天性，一方面出于习惯。是什么使她由仁慈变成残忍？在历代女王中她的残忍是首屈一指的。她的残忍，一是由其本人及其信仰遭受无情攻击激起；二是恐政敌利用异端作为掩护，以推翻其统治；三是由于折磨与失望侵蚀了她的心灵，使她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四是受到其亲信菲利普、加德纳及波尔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坚称，宗教的一统与国家的存在密不可分。菲利普在荷兰即按照其信念行事。1554年春，加德纳主教即决定将3位新教主教胡伯、里德利及拉蒂默处火刑，假定他们不肯改变信仰的话。波尔红衣主教，与玛丽一样，其天性也是仁慈的，但对天主教教条的执着则毫无商量余地。他深爱天主教，以致对任何反对天主教教条和权威的言论都不接受。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波尔没有直接参加。有时，他主张对新教徒从宽处置。他一次即释放了20位新教徒，这些新教徒依邦纳主教的判决，一律须活活烧死。可是他给教士指示，所有异端，凡属不能以和平方式加以说明者，“一律铲除以免滋蔓”。玛丽对此则较和缓：“谈到惩治异端，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别让有些案件，眼前看处治似颇公道，事后却后悔过于轻率。”她对惩治异端虽不积极，却很坚定。尤其在1558年英法之战使她及英国大吃苦头之后，她认定那是神的震怒，震怒她对异端的宽纵。基于这种想法，她对异教徒的迫害，由消极变为积极。

恐怖时期由加德纳命其主教法庭逮捕6位教士开端（1555年1月22日）。6位教士，1位答应改变信仰，4位（包括胡伯），一度出任格洛斯特和伍斯特的主教，被判处火刑（1555年2月4日至8日）。仅此一案，加德纳似乎就倒了胃口。以后便不再参与迫害事件。由于健康急剧衰退，下令烧人那年的11月他就逝世了。主教邦纳继之为刽子手。这时菲利普尚在英国，他倒主张从宽行事。邦纳判处六七个人的火刑时，神圣罗马皇帝驻英大使雷奈认为，“这太轻率野蛮了”。 菲利普的忏悔师，一位西班牙托钵僧，更当庭指斥，这项判决与基督温和宽厚精神相违。邦纳于判决后迟疑了5个礼拜，最后终于下令“烧”！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够宽大的，枢密院曾一度谴责他，说他对惩治异端不够积极。邦纳对逮捕到的每个异端，都叫他们“悔过自新”，有时还附有钱财的鼓励，可是当劝诱无效时，他唯一的决定就是处死。烧人时，通常放一袋火药在受刑者的胯下，因为这样他可以死得快些。可是在烧胡伯时，由于柴火不旺，一时引不发火药，以致这位主教受了一个多钟头的苦才告断气。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殉道者都是工人。他们读《圣经》，并采用新教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前一朝代容许的。也许当政者现在发觉，正本清源应自惩治那些提倡新教思想的教士着手，因此，在1555年9月于天牢中提出克拉默（时年66岁）、里德利（时年65岁）及拉蒂默（时年80岁），于牛津加以审讯。在亨利八世时代，拉蒂默曾以其无碍的辩才，指证再洗礼教徒和圣方济各会教徒有罪而判处他们火刑。里德利一则曾参与拥立简·格雷；再则曾宣称玛丽是私生子；三则曾共谋解除邦纳和加德纳的主教职位。克拉默一度为英国从事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为亨利解除其与凯瑟琳的婚姻关系；替亨利与安妮撮合；用他所著的《祈祷书》代替弥撒；他迫害过弗里茨、兰伯特及无数天主教徒；他同意爱德华把王位传给简·格雷；他指斥弥撒是亵渎神圣。这几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到现在为止，打入天牢已两年有余，在牢中他们每天期待的，就是死。

克拉默于9月7日提到牛津审讯。审讯者千方百计劝他抛弃其信仰，他坚持不肯，因此被判有罪。他当过大主教，大主教判刑应由教皇批准，因此在判决后又返回天牢。9月30日提讯里德利，他也不肯放弃其所信。同一天，也提讯拉蒂默。登上法庭之时，拉蒂默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衣衫褴褛，白发苍苍，头上顶着帽子、睡帽和包巾，颈上挂着老花眼镜，腰间系着《圣经》。在法庭上，他仍否认变体论，因此10月1日即和里德利一道判罪。10月6日执行火刑。到柴堆前，他们跪下祈祷。行刑人员以铁链将他们系在一根铁柱上，每人颈上挂着一袋火药。火点燃时，拉蒂默对里德利说：“别忧伤，里德利，我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12月4日，教皇保罗四世批准对克拉默所判之刑。有一段时间，克拉默，坎特伯雷的第一位新教大主教，颇有屈服求饶的样子。尽管他有生花妙笔，足以撰写《祈祷书》之类的文章，然而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即使金刚也难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加上波尔的甘言劝诱，迫使克拉默写了许多“指斥异端及路德与茨温利谬误”的文章。他一再宣称他虔诚相信七圣礼、变体论、炼狱及所有天主教的一切教义。照说，他这样的表示，根据“自新”的惯例应该可以由死刑改为监禁了。但（据福克斯记载）玛丽认为，他的种种表示全是做作，因此仍维持死刑原判。

在牛津圣玛丽大教堂中，克拉默在临刑的早上（1556年3月21日），他读完他第七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悔过书时，在众人之前突然这样说：

现在让我郑重宣布，最近我所写的、我所说的，都是假的。由于它们完全违背了我的意志，因此使我良心备受责备。现在，让我宣称，我刚才写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之所以这么写，主要是因为我怕死……我要说，现在我写的，我签署的一切条件，都是基于我的劣根性……我的手造下这种罪孽，写下了违背良心的东西，我要首先惩罚它。因此，要烧……就先烧它。谈到教皇，我十分鄙弃他，因为他是基督的敌人，基督的叛徒。

在柴堆上，火焰接近克拉默时，他即伸出他的手放在火焰中。福克斯说：“继续放在其中，一点也不移动……围观者可以清晰看到，他的身体尚未着火，他的右手已开始燃烧。他自口中发出一阵圣斯蒂芬的话语：‘主啊，请接纳我的灵魂吧！’，便随即消逝在熊熊火焰中。”

克拉默之死可算已达迫害时期的高潮。总计因受迫害而死者达300余人，其中273人即死于玛丽统治的最后4年。这种不顾一切的屠杀显然是一大失策。因为大屠杀产生了殉道者，和在基督教初期一样，教徒们会因殉道者而获得力量。现在新教徒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顽强。至于天主教徒，以玛丽的残暴与新教殉道者的坚韧两相对照，反而纷纷对其信仰发生动摇。邦纳主教虽然对屠杀不十分感兴趣，由于这类屠杀多半在其教区，大家都叫他做“血腥的邦纳”。一位妇人指称他为“刽子手，屠夫，英国众主教的奴隶”。数以百计的英国新教徒逃往天主教法国请求政治庇护。在法国，他们向一个目标前进：敲响玛丽暴政的丧钟。亨利二世一面不断迫害法国新教徒，一面却鼓励英国新教徒推翻天主教的玛丽——玛丽与西班牙王联姻，使法国四面受敌。1556年4月，英国特务探知一项阴谋：有人在亨利·达德利爵士的领导下，想以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已有不少人被捕，被捕者中，有两人为伊丽莎白的管家。其中一人招认，伊丽莎白和法王共谋。这件事虽然很快便告一段落，从此玛丽却寝食不安。她整天提心吊胆，恐遭人暗算。

在逃亡者中，有一群人遭遇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苦难。从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教条主义多么盛行。詹拉斯基是波兰籍的加尔文信徒，1548年行抵伦敦，不久即在英国创立第一个长老会。玛丽即位后一个月，詹拉斯基和他的一部分教友即分乘两艘丹麦船离开伦敦。在哥本哈根，那里的人说，除非他们正式宣称皈依路德教派，否则不准入境。他们是坚定的加尔文教徒，认为这种皈依办不到。不愿皈依不准上岸，他们只有另求出路。他们到过维斯马（Wismar）、吕贝克和汉堡，然而每处碰到的情形都一样。德国的路德教徒对受玛丽迫害的新教徒并不同情。英国新教徒否认“圣肉实在论”，因此路德教徒斥之为异端，说他们的殉道，殉的是“魔鬼的道”。同样，加尔文也斥责路德教徒为宗派主义，他说他们残酷无情，就在那年（1553年），他下令判处塞尔维特火刑。詹拉斯基这一群漂泊者在北海处处碰壁。他们费了差不多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最后才在埃姆登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玛丽当其末日降临时，其遭遇是可悲的。她敬爱的丈夫，在与教皇和法国国王打了几个回合后，现在（1557年3月20日）跑到英国来了。他要求玛丽带领英国和他进行联合作战。为了争取老百姓的同情，以便达到他此来的目的，他劝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稍稍放松一点。不过，英国人的同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争取的。在他到达英国后一个月，红衣主教波尔的侄子托马斯·斯塔福德（Thomas Stafford），即发动了一次叛变。叛变的目的，就是推翻玛丽和菲利普的统治。托马斯的叛变没有成功，他本人被处绞刑（1557年5月28日）。使玛丽更加难过的是，就在5月，教皇不但褫夺了波尔教廷特使的职位，还指控他为异端。6月7日，玛丽为了讨好菲利普，以亨利二世支持托马斯叛变为由，对法国宣战。菲利普达到目的后，7月即离开英国。玛丽对此一别似有预感，她说：“在我以后的岁月里，再不会有人给我温暖陪伴了。”对法之战出于勉强，此役英国丢掉了加来（1558年1月6日）。英国领有该地曾达211年之久。加来住有好几千个英国人，现在田园沦陷，无家可归。这些人流落英国各地，衣食无着，怨气冲天。他们说玛丽不能保有英国大陆据点，简直罪该万死。从前有句老话，说加来这一可贵的港口，是“英国皇冠上的一颗宝石”。现在玛丽又加上这么一句：“我死之后，你们破开我的胸膛，你们可以发现，这颗宝石存在我的心里。”

1558年初，玛丽又觉得她怀孕了。她预料会有难产可能，一方面预立遗嘱，一方面送快信给菲利普，要求他在生产时赶来看她。他回信向她祝贺，但说分不开身。事实上，玛丽错了。她发现怀孕又属幻想时，她简直疯了。她坐在地板上，用脸靠着膝，一坐就是几小时。她有时在宫中踱来踱去，飘忽无定像一个游魂。她经常一面哭泣一面写信，写给她西班牙王的丈夫。然而菲利普接获这些泪痕斑斑的信时，他认为这是玛丽快死的征兆，于是下令派驻英国的亲信去争取伊丽莎白。他希望伊丽莎白最好嫁给他，不然，嫁给任何一位西班牙贵族也可以。

1558年，是玛丽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年。是年夏季，疟疾流行。9月，玛丽染上疟疾，她早就患有水肿及“黑胆汁过多”症，一染上疟疾，其体力便急遽衰退。她深知她已不久人世，于11月6日将王位传给伊丽莎白。她的这一措施显得颇为明智。她对天主教的偏爱，没有偏爱到牺牲正统性的王位继承，可以说是英国之福。玛丽曾长期陷于弥留状态，她清醒时说，她曾梦见好些孩子又唱又跳地围绕在她膝前。11月11日早上她曾去望弥撒，同时说了不少话，但第二天天不亮她就死了。

波尔与玛丽死在同一天。波尔于临死前一个月，还判了5个人火刑，3个男的，2个女的。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除再洗礼教外，一切教派无不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正统，凡与他们相左的都是异端，异端即应置之于死。不错，这种观念很普遍。但举目斯世，所有基督教国家，甚至连西班牙也包括在内，都没有像波尔当权时代的英国烧死过这么多的人。

就玛丽而言，其残暴也许情有可原。因为她的心智曾为过多的悲哀、疾病、虐待所摧残。她之所以由仁慈转变为残暴，是由于若干次阴谋叛变使她深感若不以死镇压，她的王位，甚至她的头，恐怕都保不住。她太轻信教士了。教士要她迫害异教徒，她便迫害异教徒。其实，教士迫害异教徒，大多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倾轧报复。直到死神降临之时，她始终认为，她杀人真正在维护她信仰的宗教。世人把她称之为“血腥玛丽”似乎并不恰当——自然，如果我们以此为她统治时期的表征自又另当别论——因为，事实上她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使英国脱离罗马的羁绊，是她父亲一生致力的工作。对此她也颇有贡献，不过，她做贡献的方式相当奇特：她让英国人充分认识天主教邪恶的一面。正因她有此贡献，自她死后，英国人才比以往更坚定、更乐于接受她一心要摧毁的新教了。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布鲁斯到约翰·诺克斯
（1300—1561）

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温和舒适的南方产生文化；寒冷艰苦的北方反复征服散漫懒惰的南方，并吸收和转变文化。地道的北方——苏格兰、挪威、瑞典、芬兰——竭尽所能与北极的自然环境奋斗，在困难重重当中，他们创造了一些乐于接受的文化，并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苏格兰，贫瘠而人烟稀少的高地，鼓励着封建制度的滋长，阻挠文化的发展，而其青翠肥沃的低地，自英国人入侵后，便不断招致外来的侵略，而英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不接受他们过剩的人口和他们的国王。苏格兰人是古代的凯尔特人在中古世纪与爱尔兰人混合，到1500年已与挪威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合并为一个民族。与他们居住的半岛一样，他们的情感和观念狭窄，其迷信之深与重视神话，仿佛浓雾，性情高傲如矗立的海岬，粗野如苏格兰的地势，冲动如急流，有时凶猛，有时温柔，残忍而勇敢，是一个永不为异族征服的民族。其贫穷似乎根源于地理环境，而又因贫穷决定了他们的习俗行为；土地贫瘠造成天性吝啬。农民负担太重，辛辛苦苦为地主耕种，而这些奴役他们的贵族，以他们的无知而骄傲，因为他们发现农民识字对他们的食邑和战争毫无益处，山岳和民族将稀疏的人口分散了，使他们易于冲动而妒忌，形成不宽恕敌人和不安于和平的性格。贵族均有私人军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武力，所以控制了国会和国王。仅道格拉斯家族（the Douglases）就蓄有5000名侍从，其岁收比国王还多。

1500年以前，工业还在原始阶段，全属家庭手工艺，商业也是不安定的，城市少而小。全苏格兰的居民只有60万人。格拉斯哥为一个小渔镇；珀斯（Perth）为首都；直到1452年，爱丁堡有1.6万人。在封建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体系内，苏格兰人个人的、地方性的乃至全民的独立精神，可以由他们村镇郡区的自治政府制度，充分表现出来。市镇公民（burgher）——有投票权的城镇公民——被允许选举代表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Assembly of Estates），不过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而已，不像英国下议院的代表真正有权，他们在封建的地主当中和在贵族占优势的会议中，失去了发言和选举的权利。他们也不能和法国中产阶级一样，与富商和人口稠密的城市结盟而对抗贵族，国王们则寻求有钱有势的教会来支持他。贵族常与国王不睦，他们对教会怀恨在心，想办法夺取教会的财产，因此加入普世的呼吁，责备教会，说国家的财富都让罗马教廷吸走了。在苏格兰从事改教运动的是贵族，不像英国是由国王和商人发起的，他们将一般平民从教会势力下解放出来。

苏格兰教会紧抓住人民对神的虔敬，在死气沉沉的贫穷和超世的盼望中，聚敛了财富。15世纪末，有一位教皇特使向教皇提出报告说，苏格兰教会的收入等于其他一切收入的总和。受教育几乎成为传教士和市镇公民的特权。苏格兰的牧师们，在16世纪，已经以学术著称于世，而圣安德鲁斯和阿伯丁的大学，也是由教会创办和经营的。1487年以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实际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常将这些职位作为对他个人政治服务的奖赏，或把它当作闲职赐给他们的私生子。詹姆士五世曾将凯尔索、梅尔罗斯、霍利鲁德和圣安德鲁斯各地的岁收赐给他的三个私生子。这些国王任命的人的昏庸，对16世纪牧师道德的败坏，多少要负一些责任。

一般道德和纪律的松弛固然是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显著现象，但在苏格兰，远在国王任命高级教职以前，这种腐败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教会的腐败，在15世纪的欧洲，是一样的坏，”身为天主教徒的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刻薄地写道：“在苏格兰败坏的程度，简直在别的地方找不出来。”一部分原因是一般人民对教会之事漠不关心，虽然他们信奉正统的信条，但并无以新教的牧师来代替天主教僧侣的意思。14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就批评过修道院的放荡和怠惰。1455年，林利斯哥（Linlithgow）的一位牧师，在他接受任命之前，保证在接受教职后，不典卖教会的财产，并不再蓄妾。红衣主教比顿有8个私生子，他第二天要去敬拜上帝时，前一天晚上还同玛丽昂·奥格尔维同房；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国会的各种会议取得文件，证明他那些增添的子女，都是合法的嫡出。宗教改革前的苏格兰诗人们曾毫不客气地讽刺牧师们；在1549年举行的大教区会议中，牧师们自己则将苏格兰教会腐败的责任，归之于“差不多所有各级圣职人员的生活亵渎淫荡，道德败坏”。然而，我们也应该补充地说，牧师们的道德情况仅仅反映那些俗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贵族和国王们。

王室历代志（1314—1554）

苏格兰国史中的基本事实是畏惧英格兰。英格兰的国王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受到来自背后的攻击，时时想并吞苏格兰，使它成为英国皇冠下的领土。苏格兰为了保卫自己，与英国的宿敌法兰西结盟，引为外援。这就是编年史中的主要线索。

苏格兰人使用弓箭和战斧，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打败了英国人（1314年），赢得了国家的自由。罗伯特·布鲁斯（RobertBruce）在那次战役中领导人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成为苏格兰的国王。他统治苏格兰，直到他死于麻风病（1329年）。其子戴维二世（David II）在斯昆（Scone）修道院的神圣“命运之石”上加冕，然后也像苏格兰诸王一样，在历史上湮没无闻。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开始百年战争时，他认为首先获得北疆的安全才是明智之举，于是在黑利登山（Halidon Hill）击败苏格兰人，将爱德华·巴利奥尔（Edward Balliol）立为苏格兰王，作为他的傀儡（1333年）。戴维二世仅对英国人付出10万马克的赎金，就收回了王位。他死时（1371年）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于是传位给侄儿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uart），不幸的斯图亚特王朝就是由他开始的。

英国对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马上再起。法国派遣了一支陆军到苏格兰；苏法联军蹂躏英国边疆区域，占领达勒姆，屠杀所有的居民——男、女、儿童、修女、修道士、祭司等。于是英国就走了下一步棋——大举入侵苏格兰，焚毁珀斯和邓迪，毁灭梅尔罗斯大修道院（1385年）。罗伯特三世继续这种报复性的战争；等到英国人俘虏他的儿子詹姆士（1406年）以后，他就悲伤而死。英国人一直宽待这位被俘的幼王，直到苏格兰与英国签订了“永久和平”条约（1423年），宣布放弃将来与法国的一切合作，方才获释。

詹姆士一世在被俘期间，曾在英国接受相当好的教育，同时娶了一位英国新娘。为了尊敬这位有“乳白鸽”（milk-white dove）之称的王后，他用苏格兰的方言写了一本诗集《国王的白鸽》（The King’s Quair），就一位国王来说，能写出这种寓意诗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事实上，就各方面来看，詹姆士确是一位英明之君。他多才多艺，他是苏格兰最杰出的摔跤家、赛跑能手、骑师、射手、枪兵、工匠和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才能而仁慈的统治者。他对不诚实的商人和不事耕作的人征收罚金，建造医院，命令酒店在每晚9时关门，将年轻人的精力由足球转移到军事操练上，并要求改革教会纪律和修道院的生活。他开始执政时（1424年），他曾发誓制止苏格兰的混乱和犯罪，并结束贵族私人之间的战争和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治：“纵使上帝赐给我的只是劳苦的生命，我也要造一把钥匙，来看守堡垒，种蕨来喂牛。”以这种决心竭力使全苏格兰不准再有打家劫舍和掠夺牲口的事情发生。一个高地的贼抢劫了一个女人的两头牛；这个女人发誓，她将不再穿鞋，除非她走到国王面前，控告法律的弱点。“你说谎，”这个强盗说，“我要给你一双鞋子。”于是强盗将马蹄铁钉在女人的赤脚上。这位妇人果然到国王那里告状。国王就下令追捕这个强盗，抓到这个强盗后，便将他的罪行绘在一张油画上，叫这恶汉背着这幅画在珀斯游街，然后把他吊死示众。其时适逢他与阻挠其国政推行的男爵们发生争吵，就把他们少数几个人送上绞台，没收过多的财产，对贵族和市民一样，征收他们赋税，来加强政府的财政，好让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政府来代替那些专制政治。于是他召集地主——那些财产不太多的所有者参加国会，使他们成为中间阶级，以抵制贵族和牧师的势力。1437年，他不幸被一群贵族谋杀。

那些被詹姆士一世处死或是没收财产的贵族，他们的子孙们继续起来反抗詹姆士二世，与中央集权的君主斗争。新王年方7岁时，他的大臣们曾邀请年轻的道格拉斯伯爵和他的弟弟，一同到王宫做客；这两兄弟来了以后，他们与年幼的国王同做假装审案的游戏，在游戏中被判砍头（1440年）。12年后，詹姆士二世邀请道格拉斯伯爵威廉到斯特灵（Stirling）的王宫做客，赐以安全通行证，并以王室盛宴款待他，继之则以背叛国家和私通英国的罪名，把他杀了。詹姆士二世攻占了英国在苏格兰的所有堡垒，只有一处英国据点，因火炮的意外爆炸而自动炸毁。詹姆士三世为他父王无法无天的罪行付出了代价：经多次猛烈的交战之后，他终于被贵族所俘，旋即被杀（1488年）。詹姆士四世与亨利八世之妹玛格利特·都铎结婚，因此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以后要求继承英国王位。可是，英国国王亨利参加西班牙、奥地利、威尼斯和教廷联军，一同攻击法国时（1511年），詹姆士感到责无旁贷，必须援助苏格兰的老盟友，迫于时局危急，他发兵进攻英国。在弗洛登（Flodden）战场，这位国王虽奋不顾身，勇猛作战，其部下却临阵退却，以致国王不幸阵亡（1513年）。

詹姆士五世那时只有1岁，于是引起了群臣夺权之争，互为摄政职位而角逐，结果戴维·比顿赢了。比顿是教会中杰出之士，有能力，有魄力，惟好女色，他先为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继为红衣主教，出任摄政之后，即教导幼王，使其忠于教会。1538年，詹姆士五世与吉斯公爵弗朗西斯之妹，洛林的玛丽结婚，吉斯公爵在因信条而分裂的法国中，属于忠于天主教派的领袖。苏格兰贵族反对僧侣的情绪逐渐高涨，他们对英国与教廷目前的分裂甚感兴趣，尤其羡慕英国贵族占用和接收教会财产，因此反对他们国王与法国结盟，希望从亨利八世方面取得报酬。詹姆士五世与英国交战时，贵族拒绝支持他。他在埃仑索维莫斯（Solway Moss，1542年）战败，羞见国人，于是逃往福克兰（Falkland），于同年12月14日死于该地。12月8日，他的王后产下了玛丽公主，公主出生的第六天，成为苏格兰女王。

比顿提出先王的遗嘱，在这遗嘱中先王指定他为年幼女王的摄政大臣。贵族们怀疑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于是将这位红衣主教囚禁起来，另选埃兰（Arran）伯爵詹姆士为摄政；但埃兰将比顿释放，并任他为财务大臣。比顿与法国重修旧盟激怒了亨利八世，亨利决心以无情的战争来报复苏格兰。他对北进的大军下达命令，凡部队经过苏格兰之地，可以烧杀；“所经之地如有抵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砍杀，房屋焚毁”，特别是在比顿的根据地圣安德鲁斯更是“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英军奉行命令非常彻底；“不论修道院、农场、堡垒或小村，一律都夷为平地”。爱丁堡被焚烧和洗劫达两日之久，在该城周围7英里以内的农村全被劫掠和摧毁；1万头牛、1.2万只羊、1300匹马被掳往英国（1544年）。詹姆士·柯卡迪（James Kirkcaldy）、诺曼·勒斯赖（Norman Leslie）和苏格兰其他的贵族们曾对英国国王献策，主张“焚烧那些属于极端派教会的地盘，并将与英国盟友为敌的主要人物拘捕下狱，‘逮捕’红衣主教，将之‘杀死’”。亨利对他们的献策颇为嘉许，并允诺资助千镑，作为活动费用。这项阴谋计划终于在1546年5月29日实现了。柯卡迪和勒斯赖家各派两名族人，一大队贵族，再加上刺客，强行闯入红衣主教的府邸，几乎毫不费力地将他杀死，正如诺克斯所说：“因为那晚他正在与奥格尔维夫人忙于结算他的账目。”“当时因为天气热，”诺克斯补充说，“为了防止他的尸体发出臭味，他们想出最好的办法，给他洒上大量的盐，放在铅制的棺材中……等待他的弟兄们，那些主教，来为他举行葬仪。我们乐于记下这些事。”这些刺客隐退到海岸边的圣安德鲁斯堡垒内，等待来自海上的英国援助。

埃兰重新执政。他为了获得法国确实的援助，允诺将年幼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送往法国，与法国太子一同抚养；为了防备英人劫走女王，乃秘密地将女王送到法国（1548年8月13日）。玛丽·都铎在英国继承王位后，有一段时间结束了英国侵略苏格兰的危机；罗马天主教派分别在边界的两方统治着这两个国家。法国的势力强迫埃兰辞去摄政，将大权移交给女王的母亲，洛林的玛丽。她是一位深具智慧、耐心和勇气的妇女，可是碰到这种势不可挡的时代精神，她也只好屈服了。她幼年深受法国文艺复兴的教化，使她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即使环绕在她周围的是一些愤怒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敌对者，她也能以容忍的微笑去应付他们。她下令释放那些被囚的新教徒，并准许人民自由宣扬和崇拜英国新教的“异端”。许多英国新教徒，在玛丽·都铎的迫害下，逃往苏格兰寻求庇护，在洛林的玛丽统治下，竟准许人民组织教会。她可算得上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人道、最文明的统治者。

约翰·诺克斯（1505—1559）

在苏格兰，改教运动的宣传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1433年，保罗·克劳瓦（Paul Crawar）被控告输入威克利夫和胡斯的教义，他被天主教会判为有罪，由国家下令焚毙。1494年，有30名凯尔的罗拉德派教徒被格拉斯哥主教传讯，控告他们弃绝宗教的圣物和圣像，拒绝向祭司认罪，否认祭司圣职的任命和权力及变体论、炼狱、赎罪券、为死人做弥撒、教士的独身和教皇的权力等罪名。显然，对这些被告者的罪名不能成立。

1523年以后，路德的著作传入苏格兰。威克利夫的《新约》苏格兰译文手抄本也在苏格兰各地流传，同时才传出基督教唯一的根据是《圣经》。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到巴黎和卢万学习伊拉斯谟和希腊哲学，再去维藤贝格，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新的信条回到苏格兰，宣扬因信称义的道理，詹姆士·比顿（戴维·比顿之叔）其时任圣安德鲁斯大主教，邀请他前去解释，汉密尔顿奉召到达，受审后即被烧死（1528年）。另两位自称为苏格兰早期改教运动者的“教授”也在1534年被烧死。四人被吊死，一位妇女在1544年因为她不常相信诺克斯的道理而被判溺死，她赴义时，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婴儿。

这些谋杀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很分散，所以很难唤起群众强烈的反应，但吊死乔治·威斯塔特（George Wishart）的事件感动了许多人，这也是苏格兰改教运动中第一件具有影响力的事件。约1543年，威斯塔特翻译了《赫尔维提亚的忏悔录》。不幸的很，这一篇新教的宣言，竟命令俗世的权力来惩罚异端者。从那时起，苏格兰的改教运动中瑞士式的新教最初是温和的茨温利派，然后是严酷的加尔文派逐渐地代替了路德派的地位。威斯塔特在蒙特罗斯（Montrose）和邓迪两地传教，在瘟疫区勇敢地看护病人，戴维·比顿在爱丁堡主持苏格兰教士会议时，他竟至该地宣扬新的信心。红衣主教下令拘捕他，将他作为异端审判，判他有罪，绞死后加以焚烧（1546年）。

在他影响下转变为新教徒的人中，有一个人以后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约翰·诺克斯出生于哈丁顿（Haddington）附近。他务农的双亲指定他去当教士；他负笈格拉斯哥，被任圣职（1532年），成为当时研究民法和经典律法的名士。他写的自传式的《苏格兰改教运动史》（History of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ealm of Scotland），对他少年时代的事只字未提，却突然介绍他自己（1546年）是乔治·威斯塔特热心的门徒和大无畏的保镖，带着一把双手才能挥动的沉重大刀。在威斯塔特被捕以后，诺克斯却到处隐藏，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于1547年的复活节，在圣安德鲁斯堡垒加入曾经刺杀红衣主教比顿的那支队伍。

这一群被政府追捕的人感觉到宗教的需要，于是他们请求诺克斯做他们的传教士。最初他力言不适担任此职，后来他又同意接受。不久，他们一致同意，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昂的讲道。他称罗马教会为“撒旦的会堂”，认定那就是《启示录》中描写的可怕的“兽”。他采用路德的教义，人的得救“完全靠信，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洗净”。7月，一支法国的舰队来到圣安德鲁斯，炮轰堡垒，他们坚守了4个星期，终被法军攻破。诺克斯和其他被俘者，被囚在法国船上划船达19个月之久。我们有一些关于他们所受待遇的详情资料，法军强制他们去望弥撒，但（诺克斯告诉我们）他们坚决拒绝了。也许这些苦难的日子及监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痛彻心扉的鞭挞，加深了诺克斯心里的痛恨，使他的言词和文笔变得非常激烈。

这群被俘者获得释放后（1549年2月），诺克斯在英国担任新教的牧师，由萨默塞特政府支给他薪金。“倘若邪恶的尸体同意”，他一个星期7天都传福音。今天我们都不喜欢常常听道，只能由模糊的想象来体会16世纪人们的心情。教区的牧师把传福音事推给主教，主教推给修道士，修道士偶尔传传福音。新教传教士变成了新闻和沟通意见的日报；他们在聚会中报告一周或每天发生的事；于是宗教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差不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信仰和牧师有关。他们公开宣布教区人民不道德和错误的行为，指导政府尽忠职守、改正错误。1551年，诺克斯在爱德华六世和诺森伯兰公爵面前讲道，曾经发问：最虔敬的公爵们为什么会成为最邪恶的议员。公爵打算用主教的职位来收买他，叫他不要讲话，但他拒绝了。

玛丽·都铎构成更大的威胁，诺克斯在遭受多次警告性的戏弄后，逃往迪耶普（Dieppe）和日内瓦（1554年）。加尔文推荐他到法兰克福一座讲英语的教堂当牧师，他的规矩和严肃的表情，使他的听众们觉得他过于刻板，于是请他另寻高就。他回到日内瓦（1555年），我们可以判断加尔文的性格对他的影响相当大，在那时他尽力使他的品格和加尔文一样的坚定有力。诺克斯曾经描写日内瓦在加尔文治理下的情形，“那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在世界上最完美的学校”。加尔文主义非常符合他的脾气，因为这套信仰很有自信，自信秉承神的启示，自信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去迫使每个人行善和遵守信条，自信有指导国家的权利。加尔文的这些思想深深地灌输到诺克斯的心中，然后借着他进入苏格兰的历史。由于预见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要在苏格兰实行恐怖统治，诺克斯求教于加尔文和布林格，老百姓是否可站在公义的立场，拒绝服从“一个强迫人民敬拜偶像和视纯正宗教为有罪的行政长官”。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卷入这场是非，但约翰·诺克斯自有主张。

1555年秋，推测当时诺克斯为50岁，他回到了玛丽·都铎统治下的英格兰，表现出他粗鲁性格外温柔的一面，他前往伯维克（Berwick）与玛格丽特·鲍斯结婚，因为他爱新娘的母亲。伊丽莎白·鲍斯夫人有5子10女，还有一位信天主教的丈夫。听了诺克斯传道，她归信新教。她向他吐露家庭的烦恼，而他则感觉到同她商量事情是一种乐趣，并基于与她的友谊而安慰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始终保持在属灵的交往范围内。玛格丽特与诺克斯结婚后，鲍斯夫人就离开她的丈夫，与她女儿和她的牧师女婿同住。诺克斯妻子在婚后5年去世。诺克斯又重新结婚，但鲍斯夫人始终跟着女婿。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岳母如此疼爱女婿，而女婿同样地敬爱岳母。

这奇异的三人组在苏格兰的政坛上行进，在那里可以发现洛林的玛丽的忍耐非常有效，她的容忍赢得贵族中新教小党派的支持。诺克斯赞美摄政王为“尊荣的女王，天赋非凡的睿智与仁慈”。他在爱丁堡和其他的地方组织新教教会，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使勒辛顿（Lethington）的领主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和玛丽·斯图亚特的私生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封莫里伯爵，而且指为未来的摄政王，都改信新教。天主教不喜欢他势力的发展，于是由教会法庭下令，传唤他出庭解释他的作为。他选择了顾虑周到的途径，带着妻子和岳母悄悄离开了苏格兰（1556年7月）。他逃跑后，教会法庭烧他的人像泄愤。这种无痛苦的殉道反而抬高了他在苏格兰新教中的身份，不管他人在哪里，自那时起，他已被人公认为苏格兰新教运动的领袖。

他在日内瓦担任英语教堂的牧师，在这一时期他充分发挥了加尔文的教会管理法规，使用法规来管理监督他教区内教民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他邀请安妮·洛克夫人离开她的丈夫，带着她的女儿到日内瓦来，住在他附近。洛克夫人是他在伦敦引领归入新教的。他写给她一封令对方难以拒绝的信：

亲爱的姐妹，倘若我能表达盼望你前来此地的渴慕与烦恼，我将尽其所能而为之。诚然，我思念你的时候，又流泪又喜悦；但想到见到你时的安慰，烦恼则一扫而光，我对你郑重地宣告，你非常值得我珍视，我在这里奉基督的名，管理聚集在此的一小群羊，若不是职责所在，我真要随着我的信，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能来的一部分原因，是否是受尊夫的阻挠……在我心底，我是多么希望你来，是的，我不能停止我的希望，这样取悦于神，求他引领你来到此地。

不顾丈夫的反对，洛克夫人偕一子一女和一使女，离开伦敦，来到日内瓦（1557年）。她的女儿在到达后不久去世，洛克夫人仍然留下了，住在诺克斯附近，协助上了年纪而又得不到安慰的鲍斯夫人照料这位传道人。我们找不出他们之间有不清白关系的证据，我们也从未听见鲍斯夫人有任何怨言；我们始终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批评。这位年老的家庭破碎者，应该需要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人照顾他，同时他也奉基督的名行他的道。

几乎在一切事情上，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他像某些大人物一样，身材矮小，但双肩甚宽，显出他是一位有气力的人，严肃的面貌显出他自信力甚强，同时权力欲也高。黑发、狭额、浓眉，目光锐利，隆鼻，两颊丰满，阔嘴厚唇，长发，长手指——这些都是一个人热心信仰和行使意志能力的具体表现。他是一个精力异于常人的人，他喜欢每礼拜传道两三次，每次两三个小时，此外，还要管理公共事务和私事——这不足为奇，因为“在24小时内，我没有4小时的时间，好让我自由休息”。他的勇气有时反因胆小而得以调和；他有良好的判断力，使他能及时逃脱迫在眉睫的威胁；他留在日内瓦和迪耶普时，有人控告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鼓动新教徒从事可怕的革命；他曾遭遇到上百次的危险，他当着诺森伯兰公爵的面，指责他的腐化，以后他又在女王的面前宣布他的民主政治。金钱不能收买他。他认为（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主张）他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很多人拥护他的主张，对他欢呼致敬，把他奉若神明。一位英国大使说，他演说时，“把更多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其力量之强，超过500支号筒在我们耳边狂吹的力量”。

加尔文的教条是他力量的源泉。上帝已将所有的人分为受选的和受刑罚的两大类。诺克斯和他的拥护者都是选民，因此命定是该得胜的；他们的敌对者是被神遗弃的，迟早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地狱去。“我们相信，”他写道，“我们的反对者所行尽都是穷凶极恶的。”像这类神所惩罚的敌对者，不该把基督徒的爱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儿子；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一点好处，最好将他们完全从地上除灭。他高兴，因为“圣灵在上帝选民心中所做的工，使他们产生完全的憎恨，来对抗那蔑视神圣律例的人”。与那些被神遗弃的人过招时，使用一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说假话，背信，变通适当的反驳政策。目的正当使手段合法。

虽然表面观之，诺克斯的道德哲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权谋主义。他不承认一个政治家可以不遵守一般公民应有的道德标准，他要一切治理的和被治的都同样遵守《圣经》的训词。可是所谓《圣经》，对于他来说，主要是指《旧约》而言；惊醒世人的犹太先知，比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更符合他的目的。他要国家屈从他的旨意，用预言的火焰来点燃国家。他主张预言的力量，并正确地预言玛丽·都铎的早死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垮台——他的这些愿望不是果真幸运地实现了吗？他对别人性格的批判，倒是毫不虚假，有时对他自己的批判也是如此。“我的本性也是卑贱的”，他豪爽地承认。同时，他认为他逃离苏格兰是由人性的弱点和“邪恶”所致。在他的怒吼后面也有粗野的幽默，他有时很粗暴，有时也很文雅。他献身于他的事业是绝对真诚的，他在人类中建立起由洁净过的和有学问的教士来统治的国家（先由苏格兰开始）。他力争说，一个有德行的教士应该得到神的启示，在社会中应该由上帝和基督为王。他相信神人合一说，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大。

他的著作并非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惊世之文。其著作中对罗马天主教活泼生动的谩骂，足可与路德的著作媲美。在他和路德眼中，罗马教会是一个“娼妓……完全被一切属灵的淫乱败坏”。天主教徒是“撒布瘟疫的教皇歌颂者”和“弥撒的贩卖者”，而他们的祭司们都是一些血腥的狼。在那个雄辩的时代，不会有比他口才更好的人。玛丽·都铎和菲利普二世结婚时，诺克斯突然发表他的大作《致英格兰上帝真理的教授们的忠告》（“A Faithful Admonition to the Professors of God’s Truth in England”，1554年）：

她已明目张胆地成为英格兰帝国王位的女叛徒……带来一个外国人，制造一个骄傲的西班牙人国王，羞辱、玷污和败坏了贵族，抢劫了他们，掠夺了他们的名誉、土地、财产及主要的官职和升迁的机会；全然削弱了国家的财富、货物、海军和要塞；贬抑我们的骑兵护卫队，奴役我们平民，推翻基督教和上帝真正的宗教；最后岂不是摧毁了英格兰全民公有的财产和民主政治吗？……上帝啊，为了你最大的怜悯，求你兴起一些菲尼哈斯，以利亚，耶户，让可憎的偶像崇拜者的血平息上帝的愤怒，不致毁灭了全体人民！

虽然不多，有时他也会写文雅优美的文章，足可与圣保罗的大作媲美，在一篇名为《致苏格兰弟兄们的信》（“A Letter to His Brethren in Scotland”）中，他鼓励他们：

我用不着恐吓你们，因为我美好的指望，是盼望你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行事为人像光明之子，像夜晚的明星；虽在黑暗之中，却不改变它的光芒；你们该像稗子中的麦子……你们该像那些聪明的童女，每日添满你灯里的油，忍耐等待至耶稣再来时荣耀的显现，他全能的灵，会在你们遭受一切攻击的时候，现在和永远，统治、指导、点亮和安慰你们的心思和意念。

《反对怪异妇女团的第一号音》（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一书更能表现他的性格，此书于1558年写于迪耶普，对于诺克斯而言，他反对这些像瘟疫一般恶毒的欧洲女性统治者——玛丽·都铎、洛林的玛丽、玛丽·斯图亚特和凯瑟琳·美第奇。我们能够了解，他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玛丽·都铎运用他的原则。即使玛丽不迫害他，诺克斯也会把她看成可怕的怪物，女人统治国家是政治上异想天开的事，违反男人治国的正常规律。他开始发表意见：

我觉得很奇怪，在大不列颠岛上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在英格兰培养出很多虔诚和热心的宣教士和许多慎独明辨的人，难道在今天都被雅泽贝（指玛丽·都铎）放逐了？没有发现一个人是坚决勇敢的，没有发现一个人对神是忠信的……他们敢于劝告那岛上的居民，在神的面前，帝国由一个邪恶的女人来治理是如何的可憎，真是叛逆的和卑下的；为什么不将人民和国家交给合法的元首治理，借着神道的权威拣选和任命一般治理人员和各级行政长官……我们听到，由一个残忍妇女统治的恐怖帝国，用最残忍的手段，流我们弟兄，耶稣基督的子民们的血……我们知道这是一切悲惨境遇中最不幸的事……

鼓励一个妇女负起治国的任务，超乎万民之上，统治高于任何领域，国家，或城市以上的帝国，对于大自然而言是一件厌恶的事，对于上帝而言是一种侮辱，是对神启示的旨意和他批准的敕令最大的反抗；最后，破坏了美好的秩序，一切公平和正义……谁能否认，这不是与自然为敌，任命盲者领导能看见的人去做事吗？叫弱者、病者和无能的人供养和维持全体强壮的人吗？最后，岂不是叫愚笨的、失常的、癫狂的来管理顾虑周到的，劝告脑筋清醒的？就是这些女人，要与男人们分庭抗礼，肩负起治国大任……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侍男人、服从男人，而不是管理他、指挥他。

为此诺克斯引用了《圣经》上许多令人无可置辩的权威说明；但他阅读历史，要从历史中找出女执政者败坏国家的实例时，不免感到困惑了，因为历史上有关女执政者的记载，其政绩都比国王好得多。他仍用自负的咒骂来结束他的文告：

该诅咒的英格兰的雅泽贝，同她那些拥护教皇的歌颂者，危险的和令人可恨的一代，厚颜无耻地夸张说，她们不仅战胜了怀亚特，而且战胜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我不怕说，那报仇的日子，就是捉拿那可恶的英格兰怪物耶洗别的日子……已经由上帝的会议决定了……通知所有的人，因为号音已经响了。

诺克斯把他这份爆炸性文告的草稿带到日内瓦，秘密地把它印出来，但未印上他的大名，然后把这些印刷品送到英格兰。玛丽禁止这本书的流行，并下令凡持有本书者一律处以极刑。

诺克斯马上写了一篇文告反击，该文题为《对苏格兰贵族和议员阶级的呼吁》（“An Appellation to the Nobility and Estates of Scotland”，1558年7月）：

凡不煽动老百姓敬拜偶像的 应该免除死亡的惩罚……不论谁接受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也该同样被赦免……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和人民应该庄严地声明和承诺去保卫这事；如同国王爱德华晚期在英格兰所行的。像这种地方，我说，若是谁推翻真正的宗教，处以死刑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地方官和老百姓有义务去做，除非他们愿意惹神的愤怒，和自己过不去……我敢断言，那是英格兰贵族、法官、统治者和人民应有的天职，不仅该抵制和反抗玛丽那个耶洗别……而且应该处她以死刑。

诺克斯劝说苏格兰人民运用这种教义合法地反抗洛林的玛丽。他控诉摄政王已经让法国的朝臣和军人包围她自己，而这些外来的法国人浪费了苏格兰的粮食：

当带进来的外国人压迫我们，压迫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子孙；当保守者敬拜偶像和蔑视基督耶稣及他纯正的宗教；当懒惰的贪婪者和血腥的暴君、主教们仍然存在，基督真正的使者被迫害，最后，以致道德沦丧，邪恶横行……敬神的人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该追求改革这些滔天大罪吗（是的，甚至于不惜使用武力，看，否则我们必被消灭）？……敬拜偶像，亵渎上帝，及其他触犯至高尊荣的神，都是该受惩罚的罪行，不仅施之于国王和君主，就是犯此恶行的全体人民，乃至每一分子，都不能免此刑罚，依照可能性和时机，上帝会对那些损害他的荣耀者施以惩罚，让其得到报应。

诺克斯的呼吁具有革命和反动两者混合的奇异特性。许多思想家，包括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如哈特曼，耶稣会教徒的玛丽安娜，在某一时机为了诛戮暴君，也与他抱同样的见解。他还确信，那些深信他们神学的必会镇压——假如需要时，会杀戮——他们的反对者重施故伎，使用最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来制裁他们的敌人。诺克斯将《申命记》第13章引用时，逐字翻译出来。每一个异教徒都该处死，凡由异教徒统治的城市，必须用刀杀尽那城里的居民，甚至连牲畜都要用刀杀尽，用火将所有房子烧尽。诺克斯也承认他读了这一章后，在那时这些残酷的诫命实在令他惊骇胆寒：

对于血肉之躯而言，这种审判也许显得苛刻和严厉。是的，看来宣布这个诫命时，似乎是在愤怒的时候，而不是理智的时候。因为所有城市都是一样……难道不会发现许多无辜的人，例如婴儿和童稚，及一些淳朴无知的人，他们既没有不信神，也没有同意不信神。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也不能幸免，都命定要受残忍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希望一切受造之物，要服从他的旨意，掩面不看，停止讲理，因为他下令执行他的审判。

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脆弱的容忍标准去判断诺克斯，因为他是用一种罕见的言行一致的态度，以全球性的时代精神来说话。他流亡日内瓦时，塞尔维特刚被烧死，他确定自己偏向于严格的直解主义；假如他能一读卡斯底里欧内的请求容忍，很可能他会借着贝兹对这方面的解答，重新考虑他的信仰。虽然在同一时期，有一位不具名的再洗礼派信徒，在一篇名为《必需的轻率》（“Careless by Necessity”）的文章中，批评加尔文主义。苏格兰的新教徒把这篇文章送给诺克斯，他被这篇文章驳倒了，在信心的片刻交战中，信徒们互相耳语，讨论理智问题。那位作者感觉奇怪，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在了解基督的观念是我们有一位仁爱的天父之后，还能相信上帝会创造永远命定受罚的人类，他已经预见这事，而且愿意让它如此下去。这位再洗礼派的教徒说，上帝赐给人类一种自然倾向，爱他们的子孙；假如人是按照上帝样式造的，上帝为何比人更残忍呢？诺克斯回答，这是超越人类理智外的一些奥秘：“那些骄傲的人将要受到惩罚，他们不满意上帝启示给他们的旨意，喜欢飞到高天之上去查问上帝旨意的秘密。”“本性和理智，”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引诱着人离开了真实的上帝。什么是无耻，不就是喜爱堕落的本性和对上帝《圣经》盲目的理智吗？”

诺克斯不承认理智，只相信他自己是忠于基督的灵。1559年，在一位信奉新教的女王治理下，他写了一篇名为《简短的劝告》（“A Brief Exhortation”）的文章，送给英国人，劝他们采用加尔文派的教条和道德纪律，强迫全国实行，以赎玛丽的迫害之罪。英格兰拒绝了他的劝告。在那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指挥苏格兰意识形态的革命。

耶稣基督的大议会（1557—1560）

诺克斯对苏格兰人呼吁，要他们挣脱罗马教廷的轭制，并与其他改教家传福音的工作联合起来。英格兰的新教徒拥入苏格兰，《圣经》和小册子纷纷由欧洲大陆和英格兰渗入苏格兰，加上苏格兰的贵族们渴望获得土地，利用打击宫廷中的法国人来激起群众的愤怒改变局面，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苏格兰的叛乱酝酿到爆发点。1543年，天主教的地位稳固，在洛林的玛丽摄政时期，骄横的法国人蜂拥而入，使爱丁堡的老百姓受到压迫，他们愤恨地忍受着。这群闯入者进入苏格兰，使人民的生活处处不幸。双方敌对的情绪逐渐高涨，教士们支持法国人时，民族主义的精神变为反天主教的弦外之音。宗教游行——在游行中抬着圣母和圣徒的雕像，叫人敬拜，并热心地展览圣物，叫人吻它——惹起老百姓的讥笑和怀疑，这种情绪逐渐高涨。1557年9月，一群热心的怀疑论者夺取圣吉莱斯的雕像——圣吉莱斯在爱丁堡被称为“教会之母”（Mother Kirk）——投之于塘，以后更将它烧成灰烬。根据诺克斯的宣告，苏格兰到处发生类似的破坏偶像行动。

1557年12月3日，一小群称为“普通的一群”（Common Band）反教士贵族——阿盖尔、格伦卡伦、默顿、罗尔尼、厄斯金等——在爱丁堡集会（该地于1542年成为首都），签订《第一苏格兰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他们自称“耶稣基督的大议会之主”（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Jesus Christ），以示与“撒旦的议会”（Congregation of Satan）相区分——那就是教会。他们宣誓保证拥护“最神圣的圣道”（the most blessed Word of God），并请求“改革宗教和政府”，要求摄政王归还自由，“以便将我们自己用在宗教和良心的事上，因为我们必须回答上帝”。他们决议在苏格兰全境采取行动改革教会，并宣布他们所有的教会采用《公祷书》，该书为爱德华六世时规定英格兰全国采用的。天主教的主教们抗议这种大胆的分裂教会，劝大主教汉密尔顿加以压制。他勉强下令烧死沃特·米尔恩（Walter Milne，1558年4月28日）。他原为一个年老的僧侣，还俗后结婚，在穷人中传播改革信心的福音。老百姓非常尊敬这位老人，对最后一次以异端罪名烧死苏格兰新教徒的事，他们发出恐怖的呼声，在他殉道的地方，用石头建立起一座圆锥形的石堆。另外的传道人被召受审时，他的保护者带着武器，用武力打开一条路，来到女摄政王面前，警告她不得再许可迫害宗教信仰。大议会之主也正式通知摄政王（1558年11月），除非允许人民自由崇拜，“否则若因滥用权力，触发人民用暴力改革时”，他们概不负责。在那个月，他们送信给诺克斯，假如他回国，他们愿意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他慢慢赶来，直到1559年5月2日才到达爱丁堡。5月3日，他在珀斯讲道，才缓和了革命的气氛。在这次讲道中，他告诉他们，“要激烈地反对敬拜偶像”；解释“何为敬拜偶像及在弥撒中哪些是令神憎恶的”，“为了破坏敬拜纪念物，神颁布了什么诫命”。如他描写的“流氓群众”应当由教会中逐出去。一位天主教的祭司试图在附近的教堂举行弥撒，一位青年起来大声呼叫：“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神讲出来的话，他明明白白地要惩罚敬拜偶像的，我们会看到他们遭到报应。”据诺克斯所描述，这位祭司竟“重重地打了这孩子一拳，这孩子愤怒地拿起一块石头，掷向祭司，未打中祭司，却打中了圣龛，将一尊雕像打碎了；全体群众马上纷纷抛石头，并用手打碎圣龛和一切其他敬拜偶像的纪念物”。这些群众蜂拥冲入3所修道院，砸碎雕像，抢劫他们财物，但允许这些修道士尽其所能扛着他们所需的东西离开。“在两天中，这3座大修道院……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只剩下残垣断壁。”

女摄政王大为恼怒，她的兄长洛林红衣主教劝她仿效玛丽·都铎的办法，砍下为首作乱的新教徒的脑袋；当时在珀斯和其附近地区得胜的叛乱者威胁天主教的祭司们，只要他们敢举行弥撒，就杀害他们。5月22日，大议会之主在武装扈从们的支持之下，送给女摄政王一封不祥的最后通牒：

书致仁慈的女王摄政阁下，以下是草民们履行义务和服从政府的先决条件：以迄于今，吾人不顾生命危险，以温顺之心效忠于苏格兰及阁下之权威……可是，目前由于不公正的苛政计划加害于吾人，吾人被迫不得不以最忧伤的心灵，向摄政阁下郑重宣布，对加之于吾人的一切宗教迫害，吾人将执正义之剑起而抵抗……由于此种残忍的、不公正的、最暴虐的谋害，意欲加之于城镇和群众，过去如此，如今亦然，此为吾人一反历来顺服的唯一原因，今在上帝明鉴之下，倘能使吾人生活于和平与自由之下，此为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则吾人当保证忠于统治吾人的女王（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及其夫婿及摄政阁下……阁下的顺服的臣民，在一切事上，均不致悖逆上帝——苏格兰耶稣基督忠实的大议会。

大议会又向贵族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支持这次起义，并在另外的公开信中警告：“伪基督撒布瘟疫的高级教士和他们属下的僧侣们……倘若你们继续进行恶毒残忍的暴行，你将会受到处治，不论在何处，人民将把你们当作凶手和上帝公开的敌人，加以逮捕……和平条约将永不会达成，除非你们停止公开敬拜偶像和残忍地迫害上帝的子民。”

女摄政王玛丽带着她能调集的军队进入珀斯，教会的朋友们也武装列队欢迎她来。玛丽目睹此情，自忖无法克服他们，于是签署了停战协定（1559年5月29日）。诺克斯退到圣安德鲁斯，超乎大主教禁令之上，他在教区教堂里传反对敬拜偶像的福音（6月11日至14日）。听众被他热情的讲道感动，纷纷从城里的各教堂中将敬拜偶像的纪念物移走，并当着天主教教士们的面焚烧那些雕塑偶像。大主教逃往珀斯；大议会的部队却声言玛丽违背停战协定，使用法国的资金发放苏格兰军队的粮饷，于是攻占了那处大本营（6月25日）。28日，他们劫掠并焚烧斯昆的修道院。倘若我们相信这位富于想象力的诺克斯（有时好像是一位“贫穷的上了年纪的保姆”），我们就可以了解大致的情形。他曾注视着这场大火说：“现在我看到，同时了解神的审判是公正的。自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个地方除了是淫棍们的巢穴以外，什么也没有。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很多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处女贞操被破坏，都是这些伤风败俗的禽兽做下来的孽，而这批禽兽就是在这巢穴中养育出来的，特别是由那恶人……主教一手培养的。”

洛林的玛丽那时病势沉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只好逃往勒科斯，打算利用与胜利的再洗礼教徒举行和谈的机会拖延时间，等待法国的援军到来。大议会获得来自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援，挫败了她的诡计。诺克斯写了一封信给英女王，对她郑重宣告，在他写的《反对女性君主的号声响了》一文中，并不包括她在内，伊丽莎白的首相威廉·塞梭（William Cecil）劝告她帮助苏格兰的革命，如此可使苏格兰在英格兰的势力下，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他感觉这样做是抵抗玛丽·斯图亚特的合法防护办法，其时玛丽·斯图亚特刚成为法兰西王后（1559年），她也曾提出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因为她认为伊丽莎白是私生女，是不合法的篡位者。英国舰队马上开到福斯湾，封锁该地港口，阻止法国援军登陆支援女摄政，英国的陆军也参加大议会的军队攻击莱斯。洛林的玛丽退避到爱丁堡的堡垒，在接受侍从们逐一的接吻礼后死去（1560年6月10日）。她原为一个善良的妇女，只因扮演了错误角色，以致铸成不可避免的悲剧。

她最后的防卫者终因被封锁包围，困于饥馑而不得不投降。1560年7月6日，大议会、玛丽·斯图亚特、法兰西、英格兰四方代表签订《爱丁堡条约》（The Treaty of Edinburg），这一条约所订的条款，深深导致了以后玛丽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冲突。除去法军留置120人外，所有外国军队都撤离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和弗朗索瓦二世放弃对英国王位的要求；承认玛丽为苏格兰的女王，但若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她不能宣战或媾和；她可以在12名三级会议议员中，选任5名参加她的私人会议；外国人和教士不能居高位官职；宣布大赦，但由三级会议特别提名者不在大赦之列。对于未出席的女王来说，这是一个屈辱的和平，但对于大议会来说，这是一项异常的不流血的胜利。

国会在1560年8月1日集会，仅仅只有8票反对，一致通过《信仰的宣告》（Confession of Faith）。该书由诺克斯及其助手起草，其中若干条款曾由勒辛顿的梅特兰修订，使其趋于温和。苏格兰长老会至今采用它为正式信条，其中若干主要条款值得我们纪念：

一、我们承认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二、我们承认我们这位神曾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男人（就是我们的第一位祖先亚当），也为男人造女人……因此在全部人性中可以说，没有不完善的，离开了那种荣耀和纯全，男人和女人彼此堕落，女人被蛇欺骗，男人则听信女人的话……

三、始祖所犯的罪，一般称之为原罪，使神的形象在人类中被玷污；他和他的后裔与神为敌，做了撒旦的奴隶、罪恶的奴仆；在一律被治死的情况下，永久的死亡在以往和将来，都有权统治古往今来无法从上苍获得重生的人；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上帝选民的心里做工，这是在神应许里确实的信心……借着这种信心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八、这位永恒的上帝和父……因着他的怜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

十六、我们最热诚地相信，从太初就有，现在有，将来有，以至世界末了，都有一个教会，也就是说，有一个由上帝拣选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或一群人，他们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信心，正确地崇拜和信奉他……他们是从一个没有生命和没有永恒幸福的教会中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厌恶那些亵渎神明的人，他们断言，人只要按照公平和正义行事就可得救，他们所信奉的是何种宗教……

二十一、……我们承认……只有两种主要的圣礼……洗礼和圣餐……我们不能幻想饼有任何变体说，变成神的自然体……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正确地使用圣餐桌上的酒饼，那信仰坚定的人如此做，就是吃了主耶稣的身体和饮了他的血……

二十四、我们承认帝国，王国，自治领土和城市……都是出于神命……保守和净化基督教是国王、王子和各级行政长官最主要的职责；因此，他们不仅要制订内政政策，也该维护真正的宗教，压制敬拜偶像和迷信……

按照这些条款声明的，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国会，否定了教皇的审判权，制订改良的信条和强迫遵守的仪礼，禁止举行弥撒，初犯者施以体罚并没收财产，再犯者处以流刑，第三次犯者处以死刑。可是，控制国会的贵族们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流血，因此并未采用加尔文派神学字义的解释，对那些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人施加的迫害相当温和，从未施用体罚。现在，贵族们许可人民反对炼狱之说，认为那是神话，他们力言那是骗局，因为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有一部分土地和金钱，被他们祖先捐赠给祭司，请祭司为死去的亡魂做弥撒。但是依照新的神学理论，这些死去的人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以得救或受刑。因此，教会财产的分配能够愉快地说，那是归还被偷的东西。大多数苏格兰的修道院都被封了，他们的财产都被贵族拿走。最初，政府对加尔文派的牧师没有规定，在革命时期视他们为意识形态的帮助者，现今贵族们对神学已经失去兴趣。诺克斯和支持他的传教士们曾经为了新的秩序冒着生命危险付出很多的代价，原盼望将教会的财产用以支持新教会和他们的牧师。他们向国会请愿，要求予以处理，却得不到答复，但是最后获准，将劫掠的全部财产的1/6分配给他们。发现这种不合理的情势后，他们转过来反对专权的贵族政治，于是展开了历史上苏格兰长老会正义与民主政治的联盟运动。

就所有的改教运动而言，苏格兰人流血最少，而且是最持久的。天主教徒们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新的现实；他们的主教逃走；大部分教区的祭司们都接受新的改变。乡间路旁的十字架再也看不到了，受人朝拜的古代神龛也因被遗弃而荒芜，再也没有人为圣徒们举行欢乐的节日。许多人的心灵不得不为此而忧伤和缅怀以往，许多人等待着，寄望于他们年轻的女王，由法国返回故土。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欢笑和美丽，有许多人变得残忍、无情和不诚实，有许多人变得更加刚硬和冷酷。但是改变毕竟成为事实了。当互相控告成为过去，人们逐渐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新的秩序，这也许是一种恩赐。信仰上的一致，再加上共同遵奉王道的缘故，结束了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辛酸的战争。不久，弱国就要对强国的君主献上她的王地，大英帝国就是那个强者。

第十三章

宗教改革的推展
（1517—1560）

斯堪的纳维亚（1470—1523）

1500年，由于一般人民虔诚信神，教会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的主人。在丹麦，有一半的土地属教会所有，由佃户耕种，而这些佃户差不多跟农奴一样。哥本哈根本身就是教会的采邑。教士和贵族有免除地税的特权：贵族们需要支付他们战争的费用，教士们则需要经费来发展敬神、道德、教育和慈善事业。哥本哈根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大学，自然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要求每年将全国在教会组织以外的生产总额或岁入的1/10，拨交教会；人民建造房屋、生育婴儿、结婚或殡葬，教会都要强取勒索；还要求全国农民，每年拿出一天时间为教会尽义务劳动；一般老百姓要继承先人遗产时，如不对教会捐献，就无法从遗嘱法庭取得认证。教会为这些强加于人的苛捐杂税辩护说，这些费用是支持教会推行工作必需的；老百姓却怨声载道，为何要将过多的收入用来维持主教过王侯一般的富丽生活。汉萨同盟操纵北欧和波罗的海的商业，再加上丹麦贵族和教会的竞争，他们用自己的船将他们土地上生产的过剩货物，直接出口运往国外销售，使丹麦商人深感苦恼。斯堪的纳维亚和别处一样，贵族们渴望取得教会的土地。同样地，各地的民族主义也和超越国家之上的教会不断发生冲突。

在3个国家中，教会支持卡尔马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the Scandinavian Union of Calmar），这一联盟由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1457年）重新缔结。但在瑞典，有一个由镇民和农民组成的国家人民党（National Party）反对这一联盟，他们认为这一联盟实际上是丹麦人无上霸权的表现，并要求年轻的摄政王斯丹·司徒（Sten Sture）宣布瑞典为一个独立国（1512年）。乌普萨拉的大主教古斯塔夫·特洛勒（Gustav Trolle）——当时乌普萨拉是瑞典的首都——因为拥护这个联盟，被斯丹·司徒免去大主教的职位；教皇利奥十世命令他恢复古斯塔夫的职位，为司徒所拒绝，于是利奥下令停止瑞典的宗教服务，并命令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侵入瑞典，惩罚摄政王。克里斯蒂安初次的入侵未能成功，他签订了停战协定；带回了几名保证瑞典履行协定的人质回到哥本哈根（1520年1月18日），其中有一名人质是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在第二次出征中，克里斯蒂安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司徒在战斗中因重伤而阵亡。他的未亡人临时组成一支军队，防守斯德哥尔摩，该城在丹麦人的围攻下，防守达5个月之久；最后由于克里斯蒂安的大将承诺一概赦免，既往不咎，才开城投降。11月4日由复职的、得胜的大主教特洛勒，为克里斯蒂安加上瑞典国王的冠冕。

11月7日，支持司徒的瑞典领导人，被召唤到斯德哥尔摩的城堡，在国王面前应讯。特洛勒的代表在王前控告他们，主要罪名是免除大主教的职位和破坏他的城堡，代表要求国王惩办他们，为大主教复仇。国王不顾以前承诺的特赦，竟将这70名领袖判处死刑。11月8日，他们在大广场被斩首；11月9日，拘捕另外一些人，并执行死刑；有些旁观者，因为表示同情，也成了惨遭杀害的无辜牺牲者；死者的财产也被国王没收。全瑞典为此发出愤怒的呼声。有人说卡尔马的联盟是“血洗斯德哥尔摩”，人民对教会的尊敬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人民认为这次集体屠杀是由教会发动的。克里斯蒂安认为只要摧毁国家人民党的智囊团，就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实际上，他已为他的一名年轻的人质清出了一条到达王位的道路，这位青年将是未来瑞典的解放者。

他的名字叫古斯塔夫·艾利克逊（Gustavus Eriksson），后世又称他为瓦萨，就是“一捆木棒”的意思，这一徽章可以在他们民族的军服上看到。13岁时，他被送到乌普萨拉求学，20岁时被年轻的摄政司徒召到宫廷任职，因为司徒的夫人是古斯塔夫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在那里跟从主教和首相海明·加得（Hemming Gad）接受应对未来的训练。1519年，他从丹麦人的监视之下逃出，取道至吕贝克，说服吕贝克议院（他们经常与丹麦为敌）借给他金钱和船只，使他重新回到祖国的海岸（1520年5月31日）。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改装漂泊各地，隐身于荒僻的村庄。11月，他得到一个消息，据说约有百名瑞典爱国志士，包括他父亲在内，在斯德哥尔摩惨遭杀害。他尽其所能找到一匹跑得最快的马，乘着它北奔达莱卡利亚（Dalecarlia）省，决心组织勇敢的骑兵保卫队，以后就靠这支军队，将瑞典从丹麦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他一生的事迹是一首英雄诗，足与《荷马史诗》媲美。他奔驰于冰天雪地，投宿于昔日同窗好友家中。他的朋友极其殷勤地款待他，然后偷偷跑去报告亲向丹麦的警察，要他们捕捉这名逃亡的人质；但朋友的妻子深明大义，要古斯塔夫赶快逃走。他乘马又向前跑了20英里，找到一处庇护所，一名祭司将他隐藏了一个礼拜。然后他打算唤起30英里外的拉特维克（Rättvik）镇的人民起来反抗丹麦的统治，当地的老百姓还没有听到丹麦人血洗斯德哥尔摩的传说，所以不相信他的话。他只得又骑马在冻结的草原上跑了25英里，来到莫拉（Mora）之北，重新恳求人民发动一次革命起义，但农民们都抱着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听他的话，非常不友好。眼看没有指望，古斯塔夫扭转他的坐骑，策马西奔，退回挪威寻求庇护。他快到边境时，从莫拉来的信使赶上了他，要求他回去，并向他保证，他们愿意以同样的热情，听从他的指挥。农民们最后终于听说了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恐怖事件。也听到谣传，国王正计划巡行全瑞典，并已下令每一座重要市镇建立绞刑架。国王又下令颁布征收新税，迫使人民为生存而斗争，起来反对贪婪的主子们和各项暴政。古斯塔夫重新对莫拉的公民演说时，他们给他16名高地人做他的侍卫，并发誓把他们自己武装起来，遵守纪律，服从他的领导，抵抗丹麦人。

除了弓箭和斧头，那时他们不晓得还有别的武器。瓦萨教他们制造有铁头的标枪和长矛。他以一个爱国青年的热忱来鼓励他们、训练他们。在这种鼓励之下，士气如虹，他们先后攻占了威斯特瑞斯（Vesteres）和乌普萨拉，大主教特洛勒再度逃亡。这支逐渐壮大的军队，以坚韧和果敢的精神作战，一省接一省地，从丹麦人的守备中夺回他们的国土。克里斯蒂安二世当时地位不稳，无法指挥他的军队，因为在他本土发生了内讧，但他的海军能反复地袭击瑞典的海岸。古斯塔夫派遣密使前往吕贝克，求借战船，为了得到一大笔已承诺的款子，这个商业城装备了千艘船只，增强了丹麦舰队的战斗力。1523年6月7日，在新的国会（Riksraad）中，胜利的革命家选举他们的领袖为古斯塔夫一世。6月20日，斯德哥尔摩向他投降，瓦萨即以该城做瑞典的都城。其时克里斯蒂安二世已在丹麦退位，由腓特烈一世继位，腓特烈放弃丹麦人统治瑞典的要求。卡尔马联盟（1397—1523年）于此结束，瓦萨王朝则自此开始。

瑞典的宗教改革

古斯塔夫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的身材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一般北欧人那么高大，不过他具有维京人（Viking）应有的体魄和活力。他圆圆的面孔红润而健康，黄色的长须使他很威严，适合他为王的地位，却不适合他的年龄。他个人的德行极为优良，够得上为王的资格，甚至他行将反对的教会，也无法抨击他个人对神的虔敬。他用急躁蛮干的态度致力于政府的改革大业，因此有时不免犯了暴烈的毛病，使人以为他是暴君。瑞典在他接位之时，其情况差不多正好解释他的脾气和独裁政治。在战争的混乱中，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农村、不事耕种，矿工离开他们的矿场，城市因双方的争夺战而毁坏，货币贬值，国家财政破产，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在“血洗”中被害。幸存的封建男爵们把古斯塔夫看成一名暴发户，竟胆敢僭越权力瞧不起他们。于是，他们阴谋勾结，企图推翻他的王位，但被古斯塔夫用铁腕打倒。芬兰当时还是瑞典的一部分，仍然操纵在丹麦人手中，丹麦舰队司令瑟伦·诺比（Sören Norby）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德兰岛（Gotland）。吕贝克也大声要求偿还他们的借款。

当时瑞典政府最需要的是钱，用来付给保护国家的武装部队和为政府服务的官员。但在瓦萨的瑞典，征税的费用差不多和收进来的税款一样多，因为那些付得起税金的人，就是那些拒不缴税的人。古斯塔夫只有冒险采取权宜之计，重新贬低货币的价值，结果导致恶性循环，国家的财政状况比以前更坏。在瑞典，只有一个阶层仍然富有——教士阶级。古斯塔夫向他们求助，因为他认为，只有教会的财富才能减轻人民和政府的贫穷。1523年，他写信给林古平的主教汉斯·布拉斯克，要求他捐赠5000基尔德给国家。这位主教最先抗议，然后屈服了。瓦萨对瑞典所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发出紧急要求，所有的金钱和贵重金属，如非维持教会和修道院服务必不可缺的，一律作为借款交给政府；他还发布一张名单，列出每一单位应缴的数目。反应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好，他开始怀疑他的做法是否像德国路德派的王侯所做的一样聪明——没收教会的财富，以供国家之需。他并没有忘记，大多数的高级教士都反对革命，曾经支持克里斯蒂安二世在瑞典的统治。

1519年，瑞典制铁业者的儿子奥拉斯·佩特利（Olaus Petri）由维藤贝格回到瑞典，他曾在该地游学数年。他担任斯汤纳斯（Strängnärs）天主教学校的执事时，接受了某些异端邪说——认为炼狱是一种神话，祷告应该说出来，认罪是必需的，但只限于向神认罪，同时认为宣扬福音比弥撒的仪式好。路德的著作开始在瑞典流行。布拉斯克不断要求瓦萨下令禁止他们出售。但这位国王回答得好：“公平的法官还没有发现路德的教训是虚伪的。”或许他认为，在政治上保护一个异端邪说者，可以用来作为与教会谈判的本钱。

事情的发展又出现了转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拒绝批准瓦萨派遣的特使约翰·马格努斯为乌普萨拉的大主教，而提议恢复革命之敌古斯塔夫·特洛勒的大主教职位。瓦萨送给法庭一封信，这信当时使亨利八世很震惊，而后又使他感到喜悦：

倘若吾人至圣的父，尚关心吾人国家的太平，吾人将乐于承认教皇选派的特使，同时吾人也将顺从他的愿望，改革教会和宗教。但若教皇陛下不顾吾人的荣誉和臣民的平安，竟与沾满罪行的党徒大主教特洛勒站在一边，则吾人将允许其特使回归罗马，吾人既已有国王，在此国家之内的教会，也将由国家的权力来管理。

阿德里安死后，克莱门特七世专心对付路德，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于是让瓦萨自由推行瑞典改教运动。他任命奥拉斯·佩特利为斯德哥尔摩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奥拉斯的兄弟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为乌普萨拉的神学教授，并擢升了第三名改教者劳伦蒂乌斯·安德烈为主教驻堂教堂执事长。在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聚会所中，国王任议长，奥拉斯·佩特利当众为路德教辩护，与彼得·加勒（Peter Galle）展开舌战（1524年12月27日）。瓦萨裁判奥拉斯获胜，在路德结婚前4个月，奥拉斯先他娶妻，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1525年）。主教布拉斯克却为这种违反教士独身生活的行为大感震惊，要求国王禁止这种行为。古斯塔夫回答得很妙，假如佩特利做错了事，自当处罚，但“若因举行婚礼（上帝并不禁止这种礼仪）而加禁止，不免令人感到惊异，除了犯淫乱罪或其他罪该禁止外，这种事是不该禁止的”。他不但没有放逐佩特利，反而任命他和他的兄弟负责将《圣经》译为瑞典文。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可以有助于一国形成其国语，并改变国家宗教。

古斯塔夫与大多数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只要能强化他的国家或王位，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他看出主教最适合推行他的计划，因此应该多提拔人来当瑞典的主教职务。他找出令人难以反驳的理由逐渐占据修道院的土地。他和贵族们分赃时，他解释说，他仅仅归还俗家人的财产，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他们祖先的，后来被教会用甜言蜜语骗走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不满地说，瑞典教士不该结婚，圣餐中不该给饼和酒，指责他们忽略圣礼中绝对重要的涂油礼，随便改变弥撒仪式。同时他向国王呼吁，要他对教会保持忠诚。但古斯塔夫已经走得很远了，要他回头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奉罗马正教会破坏他的财源。在威斯特瑞斯的国会会议（Diet of Vesteres）中，他公开宣布改革宗教（1527年）。这次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集会，无论在组织和结果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参加会议的人员计有：4名主教，4名牧师会会员，15名国会议员，129名贵族，32名市议会议员，14名矿工代表，104名农民代表——这是一个包含各个阶层、范围最广的16世纪的国家议会。国王的首相在大会中提出一项革命性的建议。他说，这个国家已经贫穷到无力为其人民谋福利，瑞典教会却那么富足，因此可以将教会财富转移给政府，使政府有充足的力量来执行它的任务。主教布拉斯克为其个人主张和不动产奋斗到底，他宣称教皇已经下令教士们，要他们保护教会的财产。议会投票的结果是赞成服从教皇的命令。至此古斯塔夫只有孤注一掷，他毅然宣布，假若这是议会和国家的意见，他就只有退位不干，离开瑞典。大会经过3天辩论，市议会的议员和农民代表站在国王的一边；而贵族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归向国王这边。最后，议会深信瓦萨对瑞典的价值超过任何教皇，于是同意国王的意见。在威斯特瑞斯议会休会和闭会时，僧侣们仍被许可使用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修道院已成为国王的领地；原来由贵族赠给教会的一切产业，自1454年开始退还给捐赠者的后裔；主教们也将他们的城堡献给国王；主教的任用也无须教皇的批准；教会一切的收入，如非教会工作必需的，一律由教士解缴国库；私下忏悔从此结束，以后教士们讲道完全以《圣经》为根据。瑞典改教运动比欧洲其他地方更为果断，做到宗教国家化，国家完全战胜了教会。

瓦萨就在这种危机中度过了33年的岁月，并保持他有力而仁慈的专制政治。他深信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复兴瑞典，使她走上有序和繁荣的道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任务，因此在建国过程中的每一步他都不能不向深谋远虑的会议求救。在他的鼓励和管理下，北部的矿场产出大量的铁，增强了瑞典的国力，工业突飞猛进，与英、法、丹麦和俄国缔结商业条约，为瑞典的货物开辟了国外市场，并输入12个国家的产品。在他统治以前，瑞典有的只是农村的文化，大多数老百姓目不识丁，单纯质朴，可现在人民有了新的历练和自信。瑞典达到空前的繁荣。

古斯塔夫进行了几次战争，抚平了4次叛乱，先后娶了3位王后。第一位王后为他生了未来的埃里克十四世（Eric XIV）；第二位王后为他生下了5男5女；第三位王后与他结婚时，只有16岁，而他已经56岁了，因此她比他多活了60岁。他说服国会接受他的意见，使他的子孙们成为王位的继承者，建立瑞典王室以男性子嗣承位统治国家的制度。瑞典人原谅他的独裁，因为他们了解秩序是自由之母，而非自由之子。古斯塔夫在位37年而死（1560年9月29日），深受人民爱戴。死时人民举行了盛大的丧礼，他被葬于乌普萨拉的大教堂。他生前没有给人民个人自由，因为当时瑞典人认为他的独裁似乎特别适合他们的需要，不过他给人民集体自由，将他们从外国宗教和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为瑞典未来的经济、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建立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他是现代瑞典之父。

丹麦的宗教改革

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和古斯塔夫·瓦萨一样，也是历史上多彩多姿的人物。瓦萨在瑞典打败了他。他被男爵们逼迫，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作为他当选的条件，他被中产阶级的顾问包围，冷淡了由出身高贵的达官贵人组成的国会，任命他那位美丽的荷兰籍夫人的母亲，充任他的主要顾问。这个国王私有的议会中，必须拥有若干有能力有才气的人才行，因为克里斯蒂安的国内政策，虽是建设性的，但和他的国外冒险事业一样，徒劳无功。他辛辛苦苦致力于行政改革，重建各城市政府，修改法律，制止海上劫掠，改良道路，开创公共邮政制度，废除最坏的农奴制，停止判处行巫术者的死刑，组织救济机关，开放学校给穷人子弟，实施必须教育，使哥本哈根大学成为学习者的灯塔和港湾。他限制商会的权力，导致吕贝克与他为敌；他鼓励、保护丹麦的贸易；他结束丹麦人抢劫遇难船只的恶习，因为丹麦沿海的村民，一向认为抢劫在他们海岸遇难的船只是他们的一项特权。

1517年，利奥十世派遣乔万尼·阿钦博尔多（Giovanni Arcimboldo）到丹麦出售赎罪券。苦修教派的托钵僧保罗·赫尔格森（Paul Helgesen）公开指责教廷出售赎罪券的不当，他在这一方面的立论比路德来得早。教皇的特使和国王为了瓜分卖赎罪券的钱发生争吵，阿钦博尔多将一部分钱秘密运往吕贝克，克里斯蒂安则没收其余的部分。滥用教会有用的财富，给了改革派攻击的好借口，克里斯蒂安利用这机会，给赫尔格森在哥本哈根大学一个职位。这位口若悬河的丹麦伊拉斯谟，利用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这段时间，领导丹麦的改教运动。赫尔格森转变为小心谨慎时，克里斯蒂安却要求腓特烈选帝侯——人称“萨克森的智者”——派遣路德到他那里来，或派遣路德学院的若干名神学家来。结果路德没有来，却派了卡尔斯塔特来，他到丹麦后，停留不久。克里斯蒂安颁布了一些改教的法律：任何人如对丹麦文福音的解说没有精湛的研究，不能任以圣职；牧师不得拥有不合法的财产或接受馈赠，除非结婚；命令主教们改正他们奢侈的生活；牵涉产权问题时，教会法庭没有审判权；最高法院由国王任命，它有超越教会和内政事务之上的最高权威。然而，在沃姆斯国会会议中路德受到皇帝的压制时，克里斯蒂安马上延缓他的改革，赫尔格森则从旁劝他与教会和解。

克里斯蒂安的这些内政政策激发了民心，但他在国外事务上的失败，使他失去了统御力。他在瑞典残忍的暴行，使许多丹麦人反对他，又因他攻击汉萨同盟的航运，使吕贝克对他宣战。贵族和教士们，由于他的重视和含有敌意的法律，也与他疏远，不理会他召集的国民大会，并宣布他的叔父，石勒苏益格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公爵腓特烈为丹麦的新王。克里斯蒂安和他的王后一同逃往佛兰德斯，他的王后是查理五世之妹。他与教会讲和，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复国。他因妄图夺回王位的努力失败被俘，被囚于桑纳堡的地牢中。他在那里活了27年，除了一名神志半清醒的挪威侏儒与他做伴外，没人在他身边。天国之路引领着他，从容地带着他的丑行进入坟墓（1559年）。

腓特烈一世在他赢得的王位上并不感到幸福。贵族和教士们是有条件地拥护他为王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不得许可异端在丹麦传道。赫尔格森原来不断地批评教会的缺点，现在把他大部分热情的辩论，转过来攻击新派，他极力主张渐进的改革要比动乱的革命好，但他不能阻遏时代的潮流。腓特烈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大公，已成为路德派教徒。国王的女儿，在国王的同意下下嫁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这位公主的夫婿就是条顿族骑士中前路德派的首脑。1526年，腓特烈见风转舵，任命汉斯·陶森（Hans Tausen）做他的牧师，陶森曾在路德门下读书。陶森离开修道院结婚，公开为路德的主张辩护。腓特烈发现这件事对他有利，他可以下令将主教们行坚信礼的费用缴给他，不必给教皇。路德派的传教士奋勇传教，人数大增。主教们要求国王驱逐他们。腓特烈回答他们说，他没有管辖人民灵魂的权力，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人民自由信仰——这是一项非凡的举动。1524年，丹麦译文的《新约》开始流行；1529年，克里斯蒂安·佩德森（Christian Pedersen）发行更好的版本——改良版的丹麦文《新约圣经》，这对新教在丹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老百姓因为急于废止向教士们呈缴什一奉献，于是乐意接受新的神学。1530年，路德派的信徒已经控制了哥本哈根和维堡（Viborg）。在那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会会议中，举行了天主教和新教领袖们的公开辩论。国王与人民双方都判新教获胜。汉斯·陶森在国会中呈出的《信仰宣告书》在丹麦流通了10年时间，成为丹麦路德派的正式信条。

腓特烈之死（1533年）导致丹麦改教运动的最后一幕。丹麦经商的贵族勾结他们在吕贝克的旧敌，企图拥护克里斯蒂安二世复辟。奥尔登堡的克里斯托夫公爵率领着吕贝克军队进攻丹麦，并把这次战争命名为“公爵之战”（Count’s War）。哥本哈根被他攻占，吕贝克梦想统治全丹麦。但市民和农民重振腓特烈儿子克里斯蒂安的声势，他们的军队打败了奥尔登堡，围攻一年终于收复了哥本哈根（1536年7月）。所有的主教被捕，只有允诺忠于新教政权的主教才获得释放。在153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正式建立路德国家教会（Lutheran State Church），以克里斯蒂安三世为国家最高元首。所有主教和修道院的财产一律没收归国王，主教丧失在政府中的一切发言权。挪威和冰岛也接受克里斯蒂安三世为他们的元首及其制定的法律，路德教义在斯堪的纳维亚至此完全成功（1554年）。

新教在东欧

西吉斯蒙德一世和他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执政期间是波兰的黄金时代。这两位君主都是有文化教养和坚强意志的人，也是文学与艺术的奖励者，他们赋予人民以宗教思想和敬拜神祇的自由，虽然还不够完全，但若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那些国家似乎仍在中古时代。西吉斯蒙德一世与米兰公爵吉安·加里亚佐（Gian Galeazzo）的女儿波娜·斯福尔扎（Bona Sforza）结婚（1518年）。她是一个性格开朗、有才气的女人，她下嫁波兰国王时，曾将意大利的一批朝臣和学者作为随员，带到克拉科，国王不但不讨厌他们，反而待之以礼，把他们视为文艺复兴的桥梁。波兰贵族初次享受到华丽的服饰和富丽的陈设，他们倾心于奢侈的生活，语言和礼仪更为精致，文学与艺术也随之兴盛，伊拉斯谟写道（1523年）：“我祝贺这个国家……现在在科学、法理学、道德和宗教及使我们脱离野蛮的一切成就，都达到鼎盛，足以与那些第一流的和最荣耀的国家媲美。”波娜以其美丽、文雅和多智，使其夫婿言听计从，她不但是王后，也是革新人物。她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是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和演说家，也是一个从考究服饰上寻求乐趣的人。战争和这些显赫的王朝结了不解之缘，波兰为了争取波罗的海及沿海各港口的霸权，与瑞典、丹麦、俄国发生战争。波兰虽然失去了普鲁士，却获得了马佐维亚，包括华沙、利沃尼亚和里加。这一时期波兰成为欧洲重要国家。

此时，宗教改革的浪潮已由德国和瑞典渗入波兰。由于波兰国王对其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保证敬拜的自由，人民对宗教一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在他邻近的波希米亚，却发生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胡斯信徒和称为饼酒同领派的叛乱，使波兰不甚关心远处的教皇权力。由国王任命的主教都是受过爱国教育的，怀有伊拉斯谟的警戒，偏向于改革教会，而且大度地支持人文主义运动。然而，这不能减少贵族和市民们对他们财产和收入的忌妒。群众怨声四起，控诉国家的财富流到罗马去了、赎罪券的昂贵与荒谬、教会买卖圣职、在主教法庭诉讼要花钱。波兰的小贵族（szlachta）尤其攻击教士的免税特权，和教士们装入私囊的贵族缴来的什一奉献。大概出于经济原因，一些有势力的男爵们用同情的心来倾听路德派教徒们对教会的批评；那些具有半统治权的诸侯们也保护所在地的新教运动，很像德国独立的王侯，发动叛乱、庇护路德。但泽（Danzig）有一名僧侣拥护路德的条文，要求教会改革，并与一个女继承人结婚（1518年）。另外的传道士有效地奉行路德的主张，以至在几次大会以后，就将宗教的偶像从教堂里搬走了（1522年）。市议会也准许修士和修女们还俗，封闭修道院（1525年），1540年，但泽所有教堂的讲坛都把持在新教的手中了。在波兰与普鲁士交界的布朗斯堡（Braunsberg），有一些传教士采用路德的仪式时，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们向主教控诉，主教回答说，路德的见解是根据《圣经》来的，谁觉得能反驳他们，就承担这个任务好了（1520年）。西吉斯蒙德一世被劝实行检查书籍，并禁止路德著作传入；但他自己的大臣和波娜的方济各修道会的信徒们，却被那些遭到禁止的信条说服了。1539年，加尔文将他所著的《对弥撒的评语》（Commentary on the Mass）一书呈献给王储。

王储成为西吉斯蒙德二世时，在波兰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徒发展得很快。《圣经》被译为波兰文，于是本国语言开始在宗教服务中代替了拉丁文。著名的教士扬·拉斯基宣布改信新教。1548年，波希米亚兄弟会（Bohemian Brethren）被他们国家放逐出境，于是移民到波兰，不久就在波兰境内成立了30处秘密聚会所。天主教的教士们企图指控一些小贵族为异端，想趁机没收他们的财产，却引起许多小贵族背叛教会（1552年）。1555年，波兰国会会议通过，一切信仰凡是根据“圣道”，均有宗教自由，并立法许可教士结婚和在圣餐中用酒饼。波兰的宗教改革至此达到全盛时期。

16世纪的欧洲，最强的一神论的发展，使波兰的情势变得很复杂。早于1546年，在这拉丁基督教的偏远东方，就讨论过塞尔维特的反三位一体假说。1551年，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访问波兰时，留下激进观念发酵的种子。乔吉奥·布兰德拉塔（Giorgio Blandrata）继续这个运动；1561年，有新的团体发表它的信仰宣告。他们继续迷失于塞尔维特的神学之中，限制神父的全部神性，但承认相信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他神性的启示、神迹、复活和升天都是超自然的。他们否认原罪说和基督救赎论；他们承认洗礼和圣餐仅仅是一种象征；他们教训人说，拯救最重要的是依靠个人自觉地遵行基督的教训。加尔文派的克拉科会议（1563年）判定这些教义不适当时，唯一神教的信徒们另外组织了独立的教会。这一个教派仅仅在莱利乌斯的侄儿福斯图斯·索齐尼（Faustus Socinus）时兴盛过，他曾于1579年到过波兰。

天主教教会曾使用迫害、文学和外交手段，以阻止这些发展。1539年，克拉科的主教将一名80岁的老太太送去火刑，控告她的罪名是她拒绝向奉献的圣饼敬拜。普鲁士库尔姆（Kulm）的主教斯坦尼斯拉斯·霍休斯，其后成为红衣主教，以他的能力和热心抨击此事。他努力改革教会，但对新教的神学和仪式却不同情。由于他的建议，维罗纳的主教洛多维科·利波马诺奉派赴波兰，作为教皇的特使，桑特的主教乔万尼·康曼多尼（Giovanni Commendone）则成为教皇驻克拉科的使节。他们说服西吉斯蒙德二世主动支持教会，压制新教中的分裂，并在这种信奉相反的和动摇不定的信条环境下，尽力把建立人民道德的困难予以扩大。1564年，霍休斯和康曼多尼两人将耶稣会带进波兰，这些受过训练的和虔诚侍奉神的人，在教育组织上获得了重要地位，使重要人物听他们的话，使波兰人民恢复了传统的信仰。

波希米亚人早在路德之前已经成为新教徒，并发现路德的观念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德国在边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使他们很容易改教。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人数约占全部40万人口的10％，比路德的新教的人数还要多。其中60％为饼酒统领派，他们是主张两种圣餐礼的天主教徒，即奉行酒与饼的人，无视教皇提出的抗议。1560年，波希米亚2/3的人口为新教徒；但1561年斐迪南将耶稣会传入后，潮流又将老百姓推回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轨道。

日耳曼的移民带着路德的观念进入匈牙利，宗教改革便经移民之手进入匈牙利，那就是一个人不服从教会和皇帝，依然能够生存。匈牙利的农民深受教会支持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所以用一种友好的眼光来看新教教会，盼望能得他们之助，终止向教会的奉献和义务。封建的男爵们则垂涎于教会的庞大财产，因为教会的出产足以与他们的收益匹敌。市镇的劳工们则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视教会为他们梦想的主要障碍，因此放纵于打破偶像的狂喜。教会说服政府与其合作，定新教徒死刑。在匈牙利西部，斐迪南努力使双方和解，希望允许教士结婚，并用两种形式的圣礼。东匈牙利在土耳其人的治理下，新教可以自由发展，因为土耳其人对各色各样的基督教信仰轻蔑又漠不关心。1550年，似乎全匈牙利都要信仰新教了，由于加尔文派开始在匈牙利与路德派竞争（马扎儿人本质上是反日耳曼人的），他们支持瑞士式的宗教改革。1558年，加尔文派的教徒，人数之多足以在捷恩格尔（Czenger）召开一次动人的宗教会议。在改革中发生了两个敌对的中心点，因此将这次运动撕裂为二。许多公务人员和改变信仰者，由于寻求社会安定和心灵的宁静，又转回天主教。17世纪，耶稣会在一名加尔文派信徒之子的领导下，使匈牙利回到天主教的怀抱。

查理五世与尼德兰（荷兰）

在查理统治稳固的佛兰德斯，因兴盛的商业弥补了工业一时的衰退。布鲁日和根特经济萧条，布鲁塞尔因成为佛兰德斯的首府而维持其繁荣。卢万正在酿造神学和啤酒，安特卫普正在变成1550年欧洲最富裕、最忙碌的城市。这个位于广阔的、处处可供航行的须耳德河上兴旺的港口，由于进口少出口多、与西班牙政治结盟及致力于证券交易所等各项原因，而招来国际贸易和财源，该地的碑铭说：要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口才，用在商业上。在这城市从事一切商业活动，可以不受同业公会的限制和城市保护贸易政策的阻挠，因为这两种制度曾幸运地阻止中古世纪工业的进步。意大利的银行家在这里开设分行，英国的“商业投机者”建立仓库，富格尔家族的商业活动也集中于这个城市，商人工会（Hanse）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气派的伊斯特林斯会馆（1564年）。每天有500艘船只进出这个港口，5000名商人在交易所从事买卖。安特卫普的汇票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国际通货。在这个时期，安特卫普逐渐取代里斯本的地位，成为欧洲香料贸易的主要港口。进入里斯本的货船，货物就在船上被佛兰德斯的代理商买去，然后直航安特卫普，以便把货物分配到北欧。“我一见到安特卫普就感到忧愁，”一位威尼斯的大使写道，“因为我看见威尼斯落后了。”他正在目睹商业的领导权做历史性的转移，从地中海移到北大西洋。这种商业的刺激使佛兰德斯的工业复兴，甚至根特也是如此；低地每年给查理五世带来150万利维尔，他个人全部岁入的半数。

他回报他们的，就是给予佛兰德斯和荷兰以合理的良好政治，不过宗教自由除外。这样的恩惠，无论对他的朋友还是敌人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他的权威因他的誓言而受到宪法的限制，因为他对人民保证遵守宪章和各城市各省份的地方法；市公民坚决维护他们个人和住宅的权利；建立国务、财务会议和控诉院，作为中央行政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查理使用间接手段治理尼德兰，运用那些为人民接纳的摄政来执政；最先是他的伯母兼保姆和教师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然后是他的妹妹玛丽，匈牙利以前的王后。这两位女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有才干，仁慈而机智。但是查理的帝权越大，人也越专横。他将西班牙的卫戍部队派驻在各个城市，严厉镇压违反他外交政策的人。他要求各地征收军费时，别的城市都接受了，唯独根特拒绝投票通过，于是他使用毫无置辩的武力来镇压该地的背叛，以儆效尤，勒索酬金和赔款，废除自治市的传统自由，并由皇帝任命的官吏替代当地民选的政府（1540年）。但这是少有的典型。虽然查理有这些偶然鲁莽的措施，低地的臣民仍然爱戴他。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使他获得了经济的繁荣，所以当他宣布让位时，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感到悲哀。

查理接受当时流行的学说，若要国家太平和有力量，必须全国宗教信仰统一；他和法国及路德派的德国处于敌对状态时，查理深深畏惧在尼德兰的新教会威胁他侧翼的安全，因此他支持天主教教会在佛兰德斯迫害异端。在路德之前，当地改教运动还相当的温和；1517年以后，德国的路德派和再洗礼派，瑞士、阿尔萨斯及法兰西的加尔文派和茨温利派，纷纷由各地区进入尼德兰。路德的著作马上被译为荷兰文，由热心的传教士在安特卫普、根特、多德雷赫特、乌特勒支、兹沃勒和海牙等地予以解说。多米尼克派的修道士倡导下列的回应：一个人说，他愿意用牙齿咬紧路德的喉咙，并毫不迟疑地口中带着血去参加领圣礼。仍旧年轻的皇帝，想要阻止由这些出版物引起的骚动（1521年），于是应教皇的要求“张贴布告”，禁止出版或阅读路德的著作。同年，他命令非宗教法庭在尼德兰全境强制实施沃尔姆斯的诏书，反对一切拥护路德主张的人。1523年7月1日，两名奥古斯丁派修道士亨利·沃斯和约翰·埃克，被送往布鲁塞尔火刑，这是低地新教第一批殉道者。祖特芬（Zutphen）的亨利是路德的朋友，也是路德的学生，他是安特卫普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因拥护路德主张而下狱，逃脱后又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捕，终于在该地被烧死（1524年）。这些死刑的执行正好为那些宗教改革者的主张做了宣传。

虽然颁布检查命令，路德的《新约》译本仍然广泛地流传，在荷兰的新教徒比富庶的佛兰德斯人更来得热心。渴望恢复最初单纯的基督教而产生千禧年的希望，盼望基督早日复临，并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在这千禧年的国度中，没有政府，没有婚姻，没有财产，与这些观念混为一谈的，就是共产主义平等的理论，互助甚至“自由恋爱”（free love）。再洗礼派的团体是在安特卫普、马斯特里克特（Maastricht）和阿姆斯特丹组成的。1531年，梅尔基奥·霍夫曼由埃姆登来到阿姆斯特丹，莱顿的约翰于访问后带着再洗礼派信条，由哈勒姆回到蒙斯特。在许多荷兰市镇中，据估计约有2/3的人属于再洗礼派信徒；甚至于代芬特尔的市长也改信再洗礼派的教义。由饥饿煽动宗教运动变成一种社会叛乱。“在这些省内，”伊拉斯谟的一位友人于1534年写道，“我们被再洗礼派的爆发弄得极端不安，因为它正像火焰一样地蔓延着。几乎没有一地或一镇不在暴动的火炬照耀之下。”匈牙利的玛丽，以后任摄政，警告皇帝称，叛乱者计划掠夺贵族、教士和商业阶级一切形式的财产，然后依照需要，给每个人分发战利品。1535年，莱顿的约翰差遣密使到荷兰的若干中心点，安排再洗礼派信徒在各地同时发动叛乱。这些造反者确实表现了不少英勇的事迹：有一群人在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攻占了一座修道院，并加以设防，使总督不得不用重炮围攻它，800人死在绝望的防御战中（1535年）。5月11日，若干武装的再洗礼派信徒猛攻并占据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镇厅；市民们将他们逐出，受惊的人们使用恐怖的报复手段杀戮那些倡乱者，将他们的舌头和心脏从活着的身体上剜出来，投在那些将死的和已死的人脸上。

查理想到整个社会结构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挑战，于是将宗教裁判所输入尼德兰，并授权给地方官扑灭这项运动及其他一切异端，甚至不惜牺牲当地人民的自由。1521年至1555年，他接二连三地下令公布阻止社会和宗教的分歧。在这些命令中最严厉的一道（1550年9月25日）显示了皇帝的堕落，为尼德兰人反对其子的叛乱种下了祸根：

禁止任何人私自在教会、街上或其他地方出版、录写、抄写、保存、隐藏、买卖或赠送路德、奥科兰帕迪乌斯、茨温利、布塞尔、加尔文等人的书籍和著作，及由圣教会摈斥的其他异端的著作……禁止打碎或损坏圣母玛利亚或封为圣徒的雕像……禁止皈依上述异端的信徒举行的非法聚会或集会，并在会中教训异端的道理和施洗，及任何反对圣教会和公众利益的任何方式的阴谋，人民不得涉足上列场所……吾人禁止一切俗家人公开或秘密地谈论或讨论有关《圣经》上的事……阅读、教授或解释《圣经》，除非受过正式神学教育的，或由著名之大学核准……或接纳任何上述异端的意见……违者则处以下列刑罚……倘犯者承认其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若坚不认错，则处以火刑；处于上述两种情形的，其财产均没收归皇帝……

禁止所有人留宿、款待、供给衣食和火或同情异端教徒及显然具有异端嫌疑者，有人违反规定，而别人不加告发者，则应受前述之同等处罚……如有人知悉某人接受异端训练，应向官方检举并将其人交出……检举者在定案后，可获得被告财产的半数……为达此目的，法官与主管官吏没有理由——不能借口惩罚太大或太重，或托词说，此项命令只是用以阻吓违规者——减轻对犯者的惩罚，应按规定处以应得之罪，（兹规定）被控犯罪之人必须按照前述宣布的刑罚切实严办；禁止一切法官改变以任何方式减轻刑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禁止任何人向吾人或任何有权之人为罪犯请求赦免，或做有利于异端者、被放逐者或亡命者的请愿，宣布的刑罚，文武官员不得更改，也不能凭私意惩处。

又规定，凡进入低地各国者，须签署保证书，声明忠于全部的正统信条。

因为颁布了这些极端苛刻的赦令，尼德兰变成新旧两教之间的主要战场。据威尼斯派驻查理宫廷的大使于1546年的估计，约有3万人是再洗礼派教徒，在皇帝的长期屠杀计划下被杀害；但另据一项不太耸人听闻的估计，受难者的人数减至1000人。就荷兰的再洗礼派而言，加罗林（Caroline）异教徒裁判所的工作是成功的；在荷兰残存的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逃往英国的，他们在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变为新教活跃的支持者。由于迫害的阻吓作用和经济的繁荣，尼德兰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瓦解了。

再洗礼派浪潮甫趋平息，追求胡格诺派的另一股洪流又从法国倾入低地，将加尔文的福音带进荷兰。新异端的严格和神权政治的热诚，唤起那些继承神秘主义传统和共同生活兄弟派的人，而加尔文主义采纳的，在工作方面是尊严而不是诅咒，在财富方面是祝福而不是犯罪，在共和政治制度上，对于富有政治野心的商人阶级而言，它比君主政体更适合他们的需要，它能容纳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欢迎一切身份不同的老百姓。1555年，在伊普尔、图尔奈、瓦朗谢讷、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各地，均有加尔文派的聚会，于是改教运动又蔓延到荷兰。不是路德教义，也不是再洗礼派教义，而是加尔文教义，将查理的儿子拒之于门外，在冲突中，经过了艰苦的一代，把尼德兰分裂为二，将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近代人的天堂。

1555年，查理五世除了死于其神圣义务外，他所有的梦想都无力兼顾了。他放弃了一切希望，不论是镇压德国和尼德兰的新教，或是在特伦特会议中调解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他放弃雄心，再也不打算率领新教和天主教，德国和法国堂皇地进军抵抗苏里曼、君士坦丁堡和威胁基督教世界的土耳其。由于他放纵宴饮和纵欲过度，加以频频用兵，消耗精力，又因各地革命之火燃烧不已，国务繁重，以致斫伤健康，政治才能日渐衰退，壮志全消。33岁时，得了溃疡症。35岁已现衰老，45岁饱受痛风、气喘、消化不良、口吃等种种疾病的折磨。他在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痛苦挣扎之中，他难以入睡，又因经常呼吸困难，彻夜直坐，关节炎使他手指扭曲，签署《克里皮和平条约》时，执笔都感困难。科利格尼将亨利二世的来信呈递给查理时，他的手指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信打开。“你对我有何种想法？”他问，“费了这么多气力，才能打开一封信，我不是一名能突击和折断长矛的优秀骑士吗？”或许因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丧失耐性，以致对尼德兰新教徒的攻击，有时显得特别残忍和野蛮。他曾下令将那些被俘的德国雇佣兵双脚砍断，因为他们受雇为法国作战，虽然他的儿子，未来的残酷的菲利普二世，为这些人求情，他也无动于衷。他的爱妻伊莎贝拉去世时（1539年），他却为爱妻之丧悲哀逾恒，又允许将那些可怜的少女送到他的寝宫。

1555年10月25日，他召开尼德兰国会，并将菲利普由英国召回，参加会议。会议在布鲁塞尔布拉班特公爵大厦，一间用挂毡装饰的宏大厅堂内举行，习惯上那里是金羊毛骑士们（Knights of Golden Fleece）集会的地点，尼德兰的议员、贵族和17省的首长，在武装部队戒护森严之下，在此集会。查理倚在他儿子未来的敌人奥伦治的威廉的肩上进入会场。菲利普、女摄政匈牙利的玛丽、萨伏依的伊曼纽耳·菲利贝托、皇帝的顾问官、金羊毛骑士们，及当时许多左右世界的风云人物，跟随在皇帝之后，鱼贯进入会堂。所有与会之人坐定之后，菲利贝托起立发言，解释皇帝因为健康、精神和政治上的原因，愿意将尼德兰的统治权让给他儿子，皇帝对他这篇冗长而生动的演说，感到非常不耐烦。然后，查理起立，重新倚在那位颀长俊美的奥伦治王子肩上，简单而切题地说了几句话。他扼要地说明他的政绩，如何致力于开拓疆域、扩张权力，并奉献其一生岁月于国事，他回忆往事，曾9次出巡德国，6次出巡西班牙，7次出巡意大利，4次出巡法兰西，2次出巡英格兰和非洲，海上航行达11次之多，他继续讲：

这是我第四次由此地动身往西班牙……我毕生从未经历过如此的痛苦……诚如我感觉的，今天与诸君分别，没有什么相赠，但我非常切望和平与安宁……我因体力不支，不能再担当国家大任，以免贻误国事……责任如此重大，令人担心，但我健康斫伤已甚，不免使人气馁——这一切使我不再有治理国事的精力……我目前的处境，不得不放弃权位，我应将重要原因诉之于上帝与人民。……我子，菲利普国王，正当有为之年，其能力足以管辖诸君，我愿他成为我钟爱臣民的贤君……

查理痛苦地坐回他的宝座时，听众们宽恕了他的罪过和迫害，同情他的挫折，因为他在最艰危的时期，凭其个人才智为国辛勤了40年。很多人听了他的话而流泪，菲利普于是正式被立为尼德兰的统治者，他庄严地宣誓（如以后他被人提醒的）遵守各省一切的法律和传统的权力。早在1556年，查理即将西班牙的王位和西班牙在新旧大陆的一切属地统治权传给他。查理保留了皇帝的头衔，准备也传给他儿子，但因斐迪南的反对，不得已于1558年让位给他兄弟。1556年9月17日，他由弗拉兴（Flushing）乘船至西班牙。

西班牙（1516—1558）

·公社分子的叛乱（1520—1522）

对于西班牙来说，他们的国王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这件事不知是祸是福。他出生于佛兰德斯，并在该地教养成人，习惯于佛兰德斯的生活方式和嗜好，直到晚年才让西班牙的精神征服。查理身为皇帝，忙于处理宗教改革，和教皇、苏里曼、巴巴罗萨和弗朗索瓦一世打交道，但国王的工作只是他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因此西班牙人抱怨说，他们国王把大部分时间和西班牙很多人力和物力都用到国外作战，而西班牙本身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一位皇帝如能同情自治制度，在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没有到达以前，把西班牙变成半民主政治——这正是人民所祈求恢复的。

查理初次访问他的王国（1517年），没有得到人民的爱戴。虽然已经做了20个月的国王，仍然不懂西班牙文。他轻率地免了忠诚的西曼尼斯（Ximenes）的职务，破坏了西班牙的传统礼仪。他来到以后，即被佛兰德斯人包围，佛兰德斯人认为西班牙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正等待着榨取；而这位17岁的君主竟将国家高位赐给这些榨取民脂民膏者。由下级和中级贵族操纵的各省议会，毫不隐瞒地表示他们反对接受这样一位外国人做他们的国王。卡斯蒂利亚议会拒绝承认他西班牙国王的地位，稍后他们勉强地承认他与他精神错乱的母亲胡安娜为共同的统治者。他明白他必须学习西班牙文，而且要住在西班牙，不能再任命外国人做西班牙的官，其他的省议会也声明同样的要求。在这些屈辱中，查理接获消息说，他已当选为皇帝，德国请他去露一面，好为他加冕。他要求巴利阿多利德议会出钱资助他这次旅行时，竟遭拒绝，还惹起群众暴动，威胁他的生命。他最后从科伦纳议会得到钱，赶去佛兰德斯。他派遣行政长官保护他在各城市的利益，并把他以前的老师乌特勒支的红衣主教阿德里安留下，担任西班牙的摄政。这样一来，事态变得更糟了。

西班牙的自治团体，如今在“公社分子叛乱”（Revolt of the Comuneros）中接二连三地产生了。他们驱逐行政长官，谋杀少数投票赞成为查理募款的代表，结盟为神圣公社（Santa Comunidad），誓言要控制国王。贵族、教士和市镇公民一致参加这个运动，在阿维拉组织神圣联盟（Santa Junta，1520年8月），作为中央政府。他们要求省议会与王室会议共同负责拣选执政，若无省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城镇不得由行政长官治理，须由公民选出的市长治理。萨莫拉（Zamora）的主教安东尼·阿库纳（Antonio de Acuña）公开拥护共和国，将他的教士变为革命战士，并把教区财源用于起义。托莱多贵族朱恩·帕迪利亚（Juan de Padilla）被举为义军指挥官。他率领民兵攻占托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将胡安娜·罗卡劫持为人质，说服她签署一项文件，废除查理，立她为女王。这位疯狂的太后忽然聪明起来，竟拒绝他们的要求。

阿德里安没有足够的军队镇压叛乱，只有呼吁查理回来，并坦白地责备说，由于国王的独断专行和缺席在外不理政事，才惹起这场祸事。查理没有回来，他和他的顾问官分别发现了一条策略，可以分化和征服这次叛乱。贵族受到警告，说这种叛乱固然威胁到国王，但同样对有产阶级构成威胁。实际上，因为劳工阶级长期以来深受固定工资和强迫劳动的压榨及被禁止组织工会，现在在若干城镇他们已攫取到权力。在巴伦西亚和邻近地区，已由同业工会会员组成的兄弟协会（Germania）接管政权，由工人委员会治理。这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出自一种不平常的宗教热诚。他们强迫遗留在该省的莫尔人选择受洗或死亡，成百不屈服的人因此惨遭杀害。马约卡岛（Majorca）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当奴隶一般看待，因此武装暴动，废除国王派遣的总督，凡未逃避的贵族，通通被他们杀光。许多城镇宣布解除他们的封建束缚和加诸他们的义务。在马德里、锡古恩萨和爪达拉哈拉等地，新的市政行政机构排除所有的贵族和绅士出身的官吏，到处杀戮贵族；会议规定贵族应将以前免缴的财产税补缴出来。劫掠者变成了将军，公社分子放火烧毁贵族的府邸，而贵族们也集体屠杀公社分子，阶级战争蔓延了整个西班牙。

叛乱者扩张他们的武装超过了他们的实力，反而摧毁了他们的革命。贵族转过来与国王合作，组织军队对抗平民，经过互相残杀后，贵族军队攻占巴伦西亚，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政府（1521年）。在危机达到最高峰时，叛乱者的内部发生内讧，叛军在帕迪利亚和佩德罗·吉伦（Don Pedro Girón）的领导下，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会议也同样分裂为敌对的派别；各省的革命各自为政，不相团结和协调。吉伦倒戈，投向保皇党，夺回托德西亚利斯和胡安娜。巴狄吉拉在率领残军逃向维拉拉（Villalar）时被杀。查理率领4000名德国士兵回到西班牙时（1522年7月），贵族虽已赢得胜利，但贵族与公社分子两败俱伤，互相削弱，为查理制造了机会，使他轻而易举地压制了自治派团体和同业公会组织，驯服了议会，建立了几乎绝对的君主政体。民主主义运动至此完全被扑灭，逐渐销声匿迹，西班牙的平民也因余悸犹在，变成驯良的老百姓，直到19世纪。查理一改以往的作风，以谦和的态度推行他的政令，一群贵妇围绕在他左右，同他一起学习说高贵的西班牙语。他评论说，意大利语是专门用来对妇女说的，德国话是对敌人说的，法国话是对朋友说的，而西班牙语是对上帝说的，由此赢得了西班牙人对他的喜爱。

·西班牙新教

目前只有一种势力能够与查理在西班牙颉颃——教会。查理是亲天主教的，不过他反对教皇。与斐迪南一样，他寻求将西班牙的天主教教会完全脱离教皇管辖的方法。直到目前来说，他的这项措施是成功的，在他治理西班牙期间，教会圣职的任命和税收完全在他控制之下，并运用教会的势力和经济来推进政府的政策。在西班牙，与在法国一样，宗教改革无须将教会隶属国家之下。但在他统治的时代，他有一半时间消耗在自己统领的王国内，这一期间他非常热心于信奉西班牙的正教，以致在晚年（除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外），似乎没有比压制异端更重要的事了。教皇打算让宗教裁判所的工作采取温和政策时，查理一直支持这项工作，直到他去世。他深信异端是导致尼德兰混乱和内战的原因，所以下决心用计谋阻止其在西班牙发展。

在查理的治理下，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疯狂的迫害转趋和缓，但它的司法权扩大了。它担任文字检查，有权搜查每家书店，下令焚毁有异端嫌疑的书籍。它有权调查和惩罚性变态的行为。它还制定一种称为纯粹血统的法规（rules of limpieza），凡改变正统宗教信仰及受裁判所惩罚过的人，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升入高贵阶级和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用严厉的眼光来看神秘主义者，因为其中有些人称他们直接与神交感，所以无须参加教会。异教徒裁判所对所谓开明派（Alumbrados）的人采取宽大的态度，倒是对西班牙的新教徒始终采取严厉的措施。

和在北欧一样，一位伊拉斯谟派的信徒在新教的战斗中，率先发力。少数公正的教会人士，对人道主义者谴责教士们的罪过，大为赞扬。其实，在查理来到西班牙以前，辛曼尼斯和其他一些人已经把教会中可以看得到的弊端加以改革了。路德主义之所以能渗入西班牙，或许是由王室侍从人员之中的德国人和佛兰德斯人带进来的。有一名德国人于1524年在巴伦西亚，被宗教裁判所以供认同情路德而判罪。另外一位佛兰德斯的画家于1528年因为对炼狱和赎罪券持有异议而被判无期徒刑。弗朗西斯科·圣罗曼（Francisco de San Roman）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位西班牙路德派的信徒，他在1542年被判火刑而死，当时一群狂热的旁观者竟有用刀刺他的。

昆卡的胡安·蒂亚兹（Juan díaz）曾在日内瓦吸收了加尔文的思想。他的兄弟阿方索从意大利匆忙赶回西班牙，劝服他重新皈依正统宗教，可是失败了，阿方索赶回时他的兄弟已经被杀（1546年）。在塞维尔，有一位在大教堂研究经典的教士，名叫胡安·吉尔（Juan Gil）或埃吉迪奥（Egidio），被判一年监禁，理由是他传扬反对敬拜雕像和向圣徒祷告，并反对因善行功劳可获拯救的道理。在他死后，还有人将他的骸骨从土中掘出来加以焚烧。他的同伙教士康斯坦丁·彭斯（Constantino Ponce de la Fuente）继承他的宣传工作，因而死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之内，康斯坦丁的14名同伙被烧死，其中包括4名修道士和3名妇女；还有大部分人被判处不同的刑罚；他们聚会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

在巴利阿多利德，还有半新教（semi-Proatestant）团体的发展，其中包括具有影响力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他们背叛宗教裁判所，差不多所有人都被拘捕和判罪，其中有些人打算离开西班牙，结果被抓到送回来。查理五世那时退休在尤斯特（Yuste），他建议对这些人不必施以怜悯，悔改的人砍头，不悔改的人就用火烧死。在1559年5月21日的“三位一体节”（Trinity Sunday）中，有14名新教徒在欢呼的群众面前，被判执行死刑，除其中一人声明撤回他以前的信仰，其余的人统统宽减为斩首；不悔悟的安东尼奥被活活烧死，他23岁的妻子莱昂诺尔·西内洛丝承认悔改，减刑为无期徒刑。经过十年的监禁生活后，她撤回以前的悔改声明，宣布她的异端信仰，并要求像她丈夫一样地活活烧死，她的要求被批准。1559年10月8日，由菲利普二世亲自主持异教徒裁判所的宣判，将26名以上的被告，在20万人面前示众。两人被判活活烧死，10人被绞死。

在此时期，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受害者中，最著名的是托莱多的大主教巴托罗梅·卡兰萨（Bartolomé de Carranza），他也是西班牙的首席大主教。他为多米尼克派修士时，是一个活跃的人物，多年来从事搜捕异端的工作。查理曾任命他为出席特伦特会议的特使，并派遣他代表查理出使英国，参加菲利普与玛丽女王的结婚大典。他被选任大主教时（1557年），除他自己外，一致选举他。但有些“新教徒”在巴利阿多利德被捕时，就供出卡兰萨曾秘密地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的意见。同时，他被发现曾与西班牙籍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胡安·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有书信往来。当时有影响力的神学家梅尔策·卡诺（Melchior Cano）也控告他赞成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他被逮捕，距离他被升为西班牙最高教会职位只有两年时间：由这件事我们可以判断当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是何等之大。他被关在一座监狱中达17年之久，其时在托莱多和罗马，当局正对他的生活和著作加以详审。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他对异端邪说有“热心的嫌疑”，下令他发誓16项主张，并予停职5年的处分。卡兰萨谦卑地接受这项判决，尽力实行指定给他的惩罚；但是在5周之内，他竟因受监禁和屈辱，损耗健康过度后去世了（1576年）。

新教教义在西班牙的一切危机，也随着他一起结束。1551年至1600年，因新教异端邪说的罪名被执行死刑者约200人——平均每年4人。老百姓很多世纪以来怀恨莫尔人和犹太人的心理，造成他们固定于信奉那不可动摇的正统宗教的气质；天主教教义和爱国主义结为一体；宗教裁判所发现，要扑灭具有独立思想的西班牙事变是一件简单的事，只须经历一代或两代的时间。

·皇帝驾崩（1556—1558）

1556年9月28日，查理最后一次进入西班牙，在布尔戈斯以奖赏的方式遣散那些追随他的人员，并向他姐妹匈牙利的玛丽和弗朗西斯一世遗孀安丽诺哈告别。她们希望能分享他在修道院的退隐生活，但恪于规定禁止她们这样做，她们就在距离她们兄弟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之间的手足情谊似乎颇深。查理在沿途备受各方礼遇之后，到达普拉森西亚（Plasencia）山谷的胡安迪拉（Juandilla）村庄，该地在马德里西约120英里之处。他在那里停留数月，等待工人们为他修建栖身之所，那是他下令在尤斯特修道院内建造的房屋，距村庄只有6英里远。他完成旅途最后一站时（1557年2月3日），他进驻的地点不是修道院的斗室，而是一栋大厦，宽敞得不仅容得下他带的50名贴身侍从，而且能住更多人。僧侣们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位不寻常的贵宾住在他们中间，但随即感到懊恼，因为他们发现这位贵宾无意分享他们的养生之道。他大吃大喝的情形依然如故——过分的纵食和豪饮。沙丁鱼煎蛋卷、埃斯特雷杜拉（Estremadura）腊肠、鳗鱼馅饼、腌松鸡、肥阉鸡及流水般的烈酒和啤酒，通通消失在查理肥大的肚皮之内。他的医生被迫开出大量的旃那叶和大黄根，以排除他腹中的积食。

查理不背诵玫瑰经，也不读连祷文和诗篇，却以阅读他儿子的来信和去信指示其子处理国政，来度他修道院的生活，在战争、神学和政府各方面，查理都为他提供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变成一个残酷的顽固老头，他建议采用残忍的刑罚来“铲除异端的根”，他懊悔不该在沃姆斯放走路德。他下令，不论任何妇女，若是进到距离修道院围墙二箭远的范围以内，就要笞以100鞭。他修改遗嘱，交代在他死后，要举行3万次弥撒来安慰他的灵魂。我们无法评论他在暮年的行为，许多因精神错乱造成的污点，可能是得自他母亲血统的遗传。

1558年8月，他的痛风症发展到火热的程度，先转为间歇热，继之又猛烈上升，在他寿终之前（1558年9月21日）的一个月，他身心饱受疾病的折磨。1574年，菲利普将他的遗体移葬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他们还为他建立一座庄严堂皇的纪念碑。

查理五世在那个时代的失败，最难令人忘怀，更由于他的德行，时常给人类带来不幸。意大利在饱受10年蹂躏之后，他才允许给以和平，他降服意大利的同时将教皇政治带到西班牙；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花朵，也在他黑暗的统治下枯萎了。他打败了弗朗索瓦，俘虏了他，却在马德里失去了与他缔结条约的机会，若能如此，不但可保全一切颜面，也可挽救无数的生灵。由于他曾经协助奥地利在维也纳击败苏里曼，在地中海阻止了巴巴罗萨。他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却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他失去了洛林，却降服了勃艮第。德国的诸王子挫败了他建立中央集权的企图，从他的时代开始，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正在腐朽中的组织，等待拿破仑来宣布她的死亡。他失败于未能压服德国的新教教义，却在尼德兰获得成功，镇压了新教的兴起，不过也为他的儿子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发现德国诸城市的繁荣和自由，便把它们放置在保守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使他们不愉快。他到德国时，德国无论在思想和精力方面，都生气勃勃，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他退位时，无论精神和智力，都困顿不堪，以致德国在两个世纪中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政策是造成意大利和德国式微的次要原因，在西班牙却是主要的原因，他的措施压制了地方自治的自由和人民的活力。为了亨利，他说服了凯瑟琳向亨利让步；为了天主教会，他拯救了英格兰；他迫使教皇克莱门特陷于招致毁灭的犹豫不决之境。

这是我们看到他的错误和他凶恶的罪行之后的观感，但我们的历史观能够宽恕他，因为他深深地受到他智力环境的限制，及当时严厉而错误的见解的影响。他在同时代的人物中，算是一位有才气的政治家，仅就胆识而言，他有勇气和当时的执政人物在广大的范围内，讨论最深奥的问题。他是一位大人物，但被他那个时代许多困难的问题贬低和困扰。

两次运动在他长期统治的时代中，蓬勃地发展着。最基本的运动是民族主义，在统一的君主政体下滋长；但在他的王国内，他没有分享到这份成果。最戏剧性的运动是宗教革命，它产生于国家领土的分裂和利益之中。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接受路德主义；德国南部、瑞士和低地，分裂为新教派和天主教派两大部分；苏格兰变成加尔文派的长老会；英格兰变成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或加尔文的清教徒派；爱尔兰、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忠于疏远的和精练的教皇制度。各国虽然在这种双重运动的分裂之下，它们之间仍然产生一种微妙的统合：各自尊大的独立国家，发现它们需要相互依赖，这是以前从未想到的；必须加强团结在一个经济网内，并且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形成相互关联的政治、战争、法律、文学和艺术。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就是如此形成的。 O+boWVp3Kj9fCgNqhks85agWbJ2A7gHB50OrtOXt/s1Zg7ABz4VyihokZcNJfO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