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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文明 [1] 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对知识与艺术的追求。动乱终结之时即是文明的起点，因为一旦恐惧被克服，好奇心与进行建设的欲望不受约束，人们自然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并改善生活的冲动。
某些因素形成了文明，这些因素可能激励文明，也可能阻碍文明的发展。
首先是地质条件。文明诞生在冰河时代的一个中间期：冰河融化的水流，随时都可能再度高涨，流水夹杂着坚冰石块，摧毁了人们辛勤的成果，将人们的生活空间逼限于地球的某一狭窄部分。我们建立了城镇，但魔鬼般的地震又可能摇耸双肩，使我们无一幸免地遭受灾害。
其次是地理条件。热带的炽热和蔓延遍地的寄生植物都是文明的劲敌。懒散与疾病，早熟与夭折，也转移了人们生活中创造文明的精力，使人们专注于饥饿与再生，以致不能进行艺术与心灵的创作。雨水是必需品，因为水是生活的媒介，甚至比阳光更重要。自然界这种难以理解的任性，可能使一度工业繁荣的王国沦为枯竭的地域，如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或巴比伦即是如此，但也可能使一些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城镇，迅速成长与富庶起来，如大不列颠、美国华盛顿州西北城市或太平洋海岸的普吉湾（Puget Sound）海峡各城市即是如此。土壤肥沃，则适于种粮食与谷物；河流交错、沿海多天然良港，则便于商船停泊。假如具备了以上一切条件，又位于世界通商要道，如雅典或迦太基、佛罗伦萨或威尼斯——虽然仅凭地理条件绝对不能产生文明——更易于接受文化，其文明也更加充实。
经济条件更为重要。一个民族可以拥有典章制度和崇高的伦理法规，甚而有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少数技艺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假如这些民族停留在狩猎时期，或者一个民族只依靠狩猎的成果而存在时，则绝不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如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Bedouins）的苗裔，他们格外聪敏与活跃，更能表现其勇敢、大方、高贵的气质。但是，假如没有最起码的文化的必需条件——粮食的不虞匮乏，则其智慧将在狩猎的冒险与交易的诡诈中消失殆尽，不会有花边彩衣、礼仪与雅致、艺术与享乐等属于文明的事物遗留下来。农耕是文化的第一种形式，是人们定居后，为了不可知的未来而耕作储粮，使人们有时间与理性成为文明人。因此，我们构筑房舍、庙宇及学校；发明生产工具；豢养狗、驴、猪等牲畜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学习并改善工作的方法与程序；保持长久的寿命；将祖先在精神与伦理方面的传统，加以充实与健全后，再留传到下一代。
文化激发农耕业，而文明又促进城市的成长。一方面，文明是礼仪的习惯；另一方面，礼仪又可能仅是市民们表现在言谈与思想上的高尚气质。财富与智慧聚集在城市，但财富与智慧仍然产生于乡村。在城市，发明与工商业的兴起，使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得以提升。在城市，商人们频频接触，交换货物与意见。在繁复的交易中，各方相辅相成的心智交织，加强并激发了创造力。在城市，有些人未从事实物的制造，却“生产”了科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文明在农舍里播种，但只在城市里开花。
文明没有种族的限制。任何大陆和任何肤色的人种都可以产生文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德里，在古埃及的孟斐斯城还是在巴比伦，在意大利的拉韦纳（Ravenna）还是在伦敦，在秘鲁还是在中美洲的尤卡坦（Yucatan）半岛。文明不是由伟大的种族创造的，相反，伟大的文明创造了民族。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创造某种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某种典型。英国人没有创造不列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了英国人。如果英国人带着不列颠文明，不论他来到何处，即使到西非洲蒂姆巴克图城（Timbuktu），他穿戴整齐赴宴，这也不是他在那里重新创造了文明，而他自己也会承认，即使当地的文明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也不会影响他的心灵。若给予某一民族以相似的物质条件，则该民族也会有相似的文明之果，正如日本在20世纪重演了英国19世纪的历史。文明与种族仅在这样的意义下，即经常由不同的世系交相婚配，才有所关联，并由此逐渐同化而成为一个同种的民族。
这些生理与生物的条件都只是文明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构成文明的充分条件，不会因此就产生出文明。一些微妙的心理因素必须加上，因为它们也发生作用。即使它非常靠近有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或罗马的那种混乱，都必须有政治体系作为背景。简单地说，人们必须感觉不到自己时时要在缴税或死亡之间做出抉择。文化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统一语言，以作为心智交流的媒介。同时，也须有统一的道德规范、一些甚至是曾违犯过的人也知道的生活规律，而由教会、家庭、学校或其他场合，以诱导秩序、规则、方针和激励奋发，也许还要有一些基本的统一信念，某种信仰、超自然或乌托邦的思想，使伦理道德由空洞的话语升华到虔诚的奉献。且不论生命如何短促，人仍要使生活具有崇高重大的意义。最后，为了文化的传递必须接受教育。无论由模仿、创意或传授，或借父母、教师或教士，部落的传统与见解，或其他的任何手段，包括语言与知识、伦理与风俗、技艺与艺术等在内的一切，都必须传给年轻的下一代，这也正是人类由野兽变成人的媒介。
一旦这些条件消失，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项，也足以毁灭某一文明，如：一种地质上的变动或一次剧烈的气候转变；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传染病，像在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正是它攫去了一半人口的生命，又如黑死病，正是它帮忙结束了封建时代；因为土地的过度利用或城市的大量开发，而造成农业的没落，造成仰赖毫不可靠的国外食物供应；燃料或原料等天然资源的匮乏；通商路线的变更，致使一个国家脱离了世界商业的主线。以下种种也可能促使文明萎亡：都市生活的紧张、刺激；社会纪律的传统因素被破坏，而又无良好的衔接，形成精神与伦理的沦丧；放纵的性生活、美食享乐、悲观或无为的哲学思想，致使世系衰颓；愚昧无知导致领导无能，致使狭隘的家庭将此种文化的遗毒留传给后代；病态的聚敛财富，足以导致阶级斗争、分裂的革命及财政的枯竭。文明不是自生的，更不是永不朽灭的，它必须经由每一世代的不断更新，如在其进程中遭遇了任何财政上或传递上的中断，皆可导致其灭亡。人类与兽类的分别仅在于教育，教育也可视为文明传导的技术。
文明是世世代代种族的灵魂。如家族的形成与持续和文字的记载，使代代相传，再将衰亡之道传给后代，如此铭记与交流，再通过各种渠道多加联系，致使文明结合，以之作为我们今后有利于世代因袭的全部文化。在我们行将离世之前，搜集我们的遗产而传诸后人。
[1] “文明”一词（拉丁文 civilis ，与 civis 有关，即 citizen ），出现得较晚，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没有采纳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年）的建议，在他于1772年编著的字典中，“文明”一词使用的是“civ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