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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在麦加拉以东分叉——南至雅典，北至底比斯。向北的道路进入山地，把旅客带入西赛伦（Cithaeron）山的高处。这时，远在西面的帕纳索斯山业已在望。在前面，跨过山冈，远处便是肥沃的波奥蒂亚平原。山脚下是普拉蒂亚城，10万希腊人曾在那里歼灭了30万波斯人。再稍向西是留克特拉镇，在那里，希腊将军伊巴密浓达首次战胜斯巴达人。再稍向西是赫利孔（Helicon）山，这就是9位女诗神（缪斯）和英国诗人济慈的“红色灵泉”（blushful Hippocrene）所在地——这口著名的灵泉也称为“神马之泉”（Horse’s Spring），因为据说是当双翼的神马珀加索斯（Pegasus）蹴地一跃升天的时候涌出了这口泉。直接向北是塞斯比阿（Thespiae），这个地方经常和底比斯处于敌对状态。在很近的地方是纳西索斯曾自恋其水中倒影的泉水——另一个神话说是凝视他所爱慕的已故姐姐之影。
在靠近塞斯比阿的一个小镇阿斯克拉（Ascra），是诗人赫西俄德的故居，他在这里居住，并在这里辛勤工作，他对古希腊文学的爱好仅次于荷马。传说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846年和公元前777年，但若干当代学者认为他的卒年应该是公元前650年，他的时代可能比近代的说法早一个世纪。他诞生于小亚细亚埃奥利亚（Aeolia）的西梅（Cyme），但是他的父亲因为在那里受尽了穷苦的折磨，便移居阿斯克拉镇，赫西俄德形容这个地方为：“冬季甚为可怜，夏季无法忍受，从来没有好过的日子。”其实这种情形和人类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是类似的。那时，他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个牧童，随着他的羊群徜徉于赫利孔山坡间，他梦见了9位女诗神向他的身体注入了诗的灵魂。因此，他开始写作和歌唱，在音乐比赛中得奖，甚至有人说他曾经自荷马本人手中领过奖品。
赫西俄德和其他希腊青年一样，喜爱神话，他撰写了一部诸神的系谱（对这方面我们一向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详载诸神的朝代和家世，其对宗教上的重要性和各帝王年谱对历史的重要性一样。他首先唱歌赞颂9位女诗神，我们不妨说可能因为这些神是他在赫利孔山上的邻居，在他那年轻人的想象中，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女神在山坡上轻歌曼舞，也好像在希波克里尼（Hippocrene）灵泉中洗涤她们细嫩的肌肤。然后他略微叙述奥林匹斯山以前诸神如何代代相生。最开始是“混沌神”，然后是广阔的“大地神”，大地是诸神的永久所在地；按照希腊宗教的说法，神是居住在地上或地中，并且永远接近人类。其次是塔耳塔洛斯（Tartarus），也就是冥世之神，在他之后是厄洛斯（Eros），也就是爱情之神，是“诸神中最美者”。混沌神生了“黑暗神”和“夜神”，两者又生了“日神”和“苍穹神”，“地神”生了“山神”和“天神”，“天神”和“地神”结合生了“海洋神”。我们现在在英文里把这些代表神的单词如Chaos、Heaven、Earth、Mountains等的首个字母写成大写，但在赫西俄德时期，希腊文并没有大写字母，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根据顺序，最开始是混沌，然后是地、地的中间各部分，接着是夜、日和海洋，最后是欲望又生出了一切。很可能，赫西俄德是被9位女诗神启示过的哲学家，然后把这些抽象事物人格化再写入诗中。一两个世纪后，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这样的一种神学观可能就是进入伊奥尼亚人自然哲学的一个步骤。
赫西俄德的神话沉迷于巨怪和血腥，他并不反对神学上的色情文学。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神该亚（Ge或Gaea）的结合，生出了一支泰坦（巨人）族，这个族的每个人都具有50个头和100双手。天神并不喜爱他们，于是把他们罚入地狱。但是地神对此颇为不满，于是建议他们应当把他们的父亲杀死。泰坦族中的一个叫作克罗纳斯的愿意执行这个任务。于是地神大悦，她把克罗纳斯隐藏在树丛里，交给他一把带着锯齿的镰刀，并教给他所有的策略。于是天神带着夜神厄瑞玻斯（Erebus）来了，急于要求爱，用夜围绕地神，并向四面伸展。于是克罗纳斯杀死了他的父亲，锯断他的肢体，并将他父亲的肉扔到海里。从滴在地上的血中产生了愤怒之神，海水中的肉周围浮起的泡沫产生了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于是泰坦族夺取了奥林匹亚山，废黜了天神乌拉诺斯，并且立克罗纳斯为王。克罗纳斯娶了他的姐姐莉雅为妻，但他的父母天神和地神曾经预言他将被他的一个儿子废黜，他吞噬了除宙斯外所有的儿子，而宙斯没有被吞噬的原因是因为莉雅在克里特秘密地生下了他。当宙斯长大后，又废黜了克罗纳斯，强迫他吐出所有被吞噬的儿子，于是又把泰坦族驱回了地狱。
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这就是诸神的诞生和神道。这里也有“远见者”和“带来火种者”普罗米修斯的传说；这里也可看到冗长而不可胜数的神祇的奸淫故事，这些故事使众多的希腊人和乘“五月花”号船自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美国人一样，将他们的年谱追溯到诸神——我们从来不会想到奸淫故事能这样的枯燥无聊。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神话在原始或几乎野蛮的文化中，它的流传普遍到何种程度，以及对赫西俄德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荷马的写作比较正派，因此很少提及这类神话。也可能在哲学批评及道德发展时代，这些故事将诸神陷于几分名誉扫地是由于阿斯克拉吟游诗人的灰暗幻想。
举世对赫西俄德唯一认可的诗，是他自奥林匹斯山走到了平地（并不是写山上诸神）后写出的一首关于农民生活非常有生气的田园诗。《工作及度日》（ The Works and Day ）这首诗是对他哥哥珀尔修斯（可能只是为了文学的需要而作）的长篇斥责和忠告。这篇诗对他哥哥的描述非常奇特，里边有句话是：“过度愚蠢的珀尔修斯，现在我向你提出善意的忠告。”据说这个珀尔修斯欺瞒了赫西俄德应有的继承权，这位诗人在首次为人所知的劳动尊严说教中，告诉自己的兄弟：诚实与辛勤比罪恶与奢侈的逸乐更为明智。同时又有如下的诗句：“请看，你可能很容易选择罪恶，甚至乐此不疲，因为它的道路平坦，同时唾手可得。但永生的神在成功之前安置了流汗和辛劳，这个道路险峻也遥远，开始时也会令你艰辛和苦恼，但一旦到达巅峰，你将发现它确实康庄平坦，虽然在初期你遭受了不少困扰。”因此，这位诗人定下了辛勤从事农事的原则以及耕作、种植和收获的适当天数，而后维吉尔又把这些格言润饰成美好的韵律。他警告珀尔修斯夏季不宜饮酒过度，冬季不宜穿单薄衣服。他对波奥蒂亚城的寒冬有深刻的形容：“刺骨的寒风足以剥掉牡牛的皮。”海洋和江河被北风吹得卷起了浪花，树林和松柏也在呼号呻吟，躲避白雪的兽类在栏中瑟缩一团。但是一所建筑良好的小屋如何温暖舒适，这也就是勇毅和辛勤的长期报偿。这里当然也有一位帮助自己的妻子，用辛勤的工作来偿还丈夫对自己所作的贡献。
赫西俄德对娶妻一事似乎很难下定决心。他一定是一个单身汉或一位鳏夫，因为一位有妻室在身边的人谈起女人来不会那样苛刻。诚然，在这个片断的神谱之后，这位诗人也开始写一个侠义的女人谱录，列举叙述那些时代的种种传说，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女英雄和男英雄一样众多，同时大多数的神是女神。但他在两部主要著作里都以尖酸的口吻告诉人类，那位美丽的潘多拉（Pandora）如何把所有灾祸带给男人。其原因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取了火种，于是宙斯恳求诸神塑造了女人，这个故事也算是希腊给予人类的礼物。
宙斯命赫菲斯托斯以最快的速度将泥和水混合，然后赋予人声音和力量，并且在形貌表情上使其与永生女神那种可爱的处女美相似。然后他又命雅典娜教导她如何编造精巧的布匹，命美丽的金色阿佛洛狄忒围绕她的头部放射幽雅、痛苦的欲望和浪费四肢的多虑，但为赋予她一个如狗一样的思想以及诡诈的态度，他又命使者赫耳墨斯……这些神都服从了宙斯的吩咐……诸神的使者给了她一个动人的声音。因为所有在奥林匹亚华厦居住的诸神都给了她一件礼物，那件礼物对创造性的人类而言是灾祸，所以他叫她潘多拉。
宙斯将潘多拉赐给厄比米修斯（Epimetheus），他虽然曾受其兄普罗米修斯的警告，不可从神处接受礼物或赐予，但他这次认为自己无法抗拒她的美丽。普罗米修斯曾经留给厄比米修斯一个神秘的盒子，并且告诉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开启。潘多拉无法克服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那个盒子，于是一万个恶魔逸出盒外，开始为祸人间，而留在盒内的只有“希望之神”。赫西俄德说：“潘多拉一族是温柔的女人，她所生的是有害的一族。所谓的女人就是一个大害，她们和男人同处，虽然是伴侣，但只能与你共富贵，不能共贫贱……因此，宙斯将女人赐给男人实际上是赐给了一个灾祸。”
但是我们这位反复无常的诗人又说：“呀！独身和结婚一样不是好事。老境孤寂固属可怜，而没有子嗣的人在死后他的财产就要转入宗族。因此，还是结婚好（虽然不要在30岁以前），最好还是有后（虽然不要超过一个），为的是避免财产被瓜分。”另外，他有一首诗：
当你已届盛年的成熟，
自然想到娇妻和华屋；
三十而娶是明训，
过早过晚均非福……
选妻应选童贞女，
明智的爱情可令伊人衷心折服。
先在已知和邻区处女中观察；
千万谨慎，切勿轻忽，
深恐偶一不慎，
随时可被粉红色的陷阱颠覆。
淑女人间不易见，
仅有天赐是良缘。
尘间也有不幸事，
那便是一个无才无德、只知挥霍的妻室。
她不需要点燃物欲的火，
就可焚毁你辛勤耕耘的成果。
她可以使你粉身碎骨，
在未届盛年就可以结束你宝贵的前途。
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人类在这个灾难降临之前在地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世纪，在克罗纳斯时期（维吉尔所说的“农神朝代”[saturnia regna]），诸神创造了金族（Golden Race）人类，这些人本身就像神，无忧无虑地生活，大地自动为他们生长了充足的食粮，并养育他们的肥健畜群，他们欢度许多愉快的节日，且从不衰老，死亡最后的来临，就像一种无痛和无梦的睡眠。但后来诸神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又造了银族（Silver Race）人类，这一族远不及金族，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长成，经过一个短暂而受折磨的成熟时期，随即死去。然后宙斯又造了铜族（Brazen Race）人类，有四肢，有武器，并居住于铜屋内，他们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于是“黑死神”笼罩了他们。随后宙斯又造了“英勇族”（Heroic Race），这些人曾经在底比斯和特洛伊作战，在他们死亡后，即赴“福岛”（Isles of the Blest）诸岛过无虑的生活。最后和最糟的是铁族（Iron Race），卑鄙贪污，穷而脏乱，昼夜辛劳悲惨，子不敬父，对神祇既不虔敬又很吝啬，懒惰而爱植党朋，互相争战残杀，收受贿赂，互不信任且有内讧，并轻蔑污辱贫穷者。赫西俄德呼喊说：“但愿我没有生在这个时代，早到晚来均佳。”他并且希望宙斯很快埋葬这一族。
以上是赫西俄德利用神学史对他那个时代的贫穷和缺乏正义所作的说明。他对这些罪恶的了解是出自亲身经历，而他用英雄和神祇所形容的以往人类，当然要比较高贵可爱。诚然，人类不会永不长进，更不会永如他在波奥蒂亚所见的农民那样困扰和可怜。他并不知道他对他那个阶级所抱的成见有多深，他对生活和劳动以及女人与男人的看法有点狭隘与尘俗，甚至完全是一种商业的眼光。荷马对人类事物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他认为这既是一种罪恶和恐惧的展露，但同时也有伟大和高贵的一面。荷马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对美善的一次接触可以偿赎许多的罪恶；赫西俄德是一个农民，他嫉恨娶妻子的代价，也抱怨敢与丈夫同席而坐的妻子的厚颜卑鄙。赫西俄德用带有狂暴性的坦诚来告诉我们早期希腊社会的丑恶无耻——王室和贵族的华贵和战争都是依赖于奴隶和小农的胼手胝足，但奴隶和小农都生活于极端的贫困中。荷马为王公及贵妇歌颂英雄王子；赫西俄德不重视什么王子，只是歌咏一般平民，并高声地歌颂。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听到农民揭竿而起的喧闹声，好像而后梭伦在阿提卡的改革和以后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夺取政权后的独裁都是由这种声音所激起的。
在波奥蒂亚城一如在伯罗奔尼撒一样，土地是属于居住于城镇或城镇附近的贵族。城内最繁荣的地区是在柯帕伊斯（Copais）湖的周围，这个湖现在虽已枯竭，但曾经供应一个包括许多涵洞和复杂的沟渠灌溉系统的用水。在荷马时代的末期，这个令人欣羡的地区曾经被住在埃皮达鲁斯的波埃昂（Boeon）山附近并以该山命名的民族入侵。这些入侵者攻占了喀罗尼亚（在其附近，而后菲利普结束了希腊的自由）、底比斯（他们未来的首都），最后还夺取了米尼安古都奥尔霍迈诺斯。在古希腊时代，这些和其他若干城镇都在波奥蒂亚邦联制度下接受底比斯的领导，公共事务由每年所选出的波奥蒂亚执政团负责处理，所有人都在克罗尼亚（Coronea）共同庆祝泛波奥蒂亚节日。
在习惯上，雅典人讥讽波奥蒂亚人麻木不仁，并且把他们思想行动的迟钝归因于饮食过量和潮湿、多雾的气候——很像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批评。这种论点可能有几分真实性，因为波奥蒂亚人在希腊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令人生厌的角色，例如他们在底比斯协助入侵的波斯人，几个世纪中雅典人都感觉如芒在背。但我们对勇敢而忠诚的波奥蒂亚人，辛勤工作的赫西俄德和唱技高超的品达，高贵的伊巴密浓达以及特别受人欢迎的普卢塔克则持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从雅典人批评其敌人的观点来论其敌人，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
自普卢塔克的喀罗尼亚城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连续越过12座山，在帕纳索斯的山坡上，就是圣城德尔菲。下降1000英尺是克里西亚（Crisaean）平原，那里有上万株的橄榄树，树叶闪烁发光；再下降500英尺是科林斯海湾的一个港口；远处的船只好像停滞般缓缓移动。更远的地方是其他山脉，对面被夕阳所映红的落霞所笼罩，呈现出很有气魄的紫红色。在一个道路转弯处是卡斯塔利亚（Castalian）喷泉，这个喷泉四面都是成直角的垂壁，形成了一个深谷。根据传说，德尔菲的公民将伊索（Aesop）从这些垂壁上投下（这也就对他写的寓言增加一页内容）；依据历史记载，洛克利安罗的弗罗梅洛斯（Philomelus）在第二次圣战中在此战胜并驱逐了洛克利安人。
这上面便是帕纳索斯的双峰，也是9位女诗神在赫利孔山后的定居之地。希腊人攀登数百英里的曲折山路，置身于烟雨濛濛的高峰或阳光普照的海边岩石上，四周或是天然美丽的景色，或是充满幽暗的恐怖，这时很难怀疑在这些大石下面的山内居住着一些可怖的神祇。这里一再发生地震，首先吓走了劫掠的波斯人，一个世纪后又吓走了劫掠的弗西斯人，再过一世纪后又吓走了劫掠的高卢人，这似乎是神在保护自己的庙堂。根据希腊最古老的传说，所有顶礼膜拜的人一直群聚于此，以求发现谷中吹出的风和地下冒出的气，这风和气就是神的愿望。对希腊人而言，那块几乎封闭地气出口的大石，就是希腊的中心，因此也就是“世界之脐”（
omphalos
）、全世界的中心。
希腊人就在这个中心建立了他们的祭坛，首先奉祀地神，后来是奉祀英勇的征服者阿波罗。那个谷口曾经由巨蛇把守，使人无法接近，后来太阳神阿波罗将巨蛇射死，于是变成了神殿的偶像。当早期的神殿遭遇火灾（公元前548年）后，自雅典放逐的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aeonids）的富有贵族利用全希腊捐助的金钱和他们自己的财富，重建神殿。新殿的正面用大理石筑成，周围绕以多利安式环柱，而支柱则为伊奥尼亚式列柱，希腊人是很少看到过这样华丽庄严的神殿。有一条蜿蜒的圣路通往山上的神殿，这条路的每一步都用神像、柱廊和“财宝库”（treasuries）加以装饰（这里所说的“财宝库”是指希腊城市在各圣地——奥林匹亚、德尔菲及得洛斯所建的小型神殿，用以储藏金钱或用作个人对神的奉献）。在马拉松之战前的数百年，科林斯和西塞昂在德尔菲修建了这种“财宝库”，后来雅典和底比斯所建的可以和前者媲美，而克尼都斯和西弗诺斯所建的则超越了他们。为了使人不致忘记戏剧是希腊宗教的一部分，在帕纳索斯山坡上所有建筑物当中，建了一座戏院。最高地方建造的是一座环形看台的竞技场，希腊人就在那里对他们所最热衷的健康、毅力、美丽和青春举行崇拜。
我们可以用想象来描述当时阿波罗节日的盛况——狂热的朝圣者拥塞于通往圣城的道路上，嘈杂的旅店和帐幕中满是旅客，无数善于利用机会的商人在路边搭起临时摊位，百物杂陈，朝圣客带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从这些摊位前面经过，通往阿波罗神殿的路上自然满是人潮，朝圣客把他们的奉献或祭品恭谨地置于殿前，虔敬地恭颂祷词，带着敬畏的心情在戏院观赏表演，再步履维艰地攀登数百级台阶前往竞技场目睹皮西亚赛会，或向远处眺望高山和大海。在这样热切的期望下，他们度过自己的生命。
在希腊历史上，其西部大陆地区一直过着田园式和被征服的生活，并对这种生活感到满足——即使时至今日，也不例外。住在洛克利、阿托利亚、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和埃尼亚尼亚（Aeniania）的人们过于接近原始生活，而对瞬息万变的交通和贸易一无所知，也没有时间接近文学、哲学和艺术，也无法看到在阿提卡非常重视的健身房和戏院一类的设施。至于他们的神殿，只是毫无艺术装饰的村庄庙宇，根本谈不上激发民族感情。在长期历史中也偶尔出现过中等城市，例如在洛克利的阿姆披撒（Amphissa），阿托利亚的诺帕克图斯（Naupactus），墨勒阿革洛斯和亚特兰大曾经猎野猪的地方小卡利顿（little Calydon）。在卡利顿附近西海岸是现代化的迈索隆吉翁（Mesolongion，或称Missolonghi），希腊爱国者马可·波扎利斯（Marco Bozzaris）曾经在那里作战，而拜伦（Byron）死在那里。
在阿卡纳尼亚和阿托利亚间流着希腊最大的河阿刻罗俄斯河（Achelous）——富于想象的希腊人把它敬为河神，并向之祷告与奉献牺牲以祈求免灾（勿泛滥）。在埃皮达鲁斯的发源地附近有斯佩耳刻俄斯（Spercheus）河，流经埃尼亚尼亚小邦的两岸，那里曾经居住着荷马时代之前的阿哈伊亚人和一个被称为“希腊人”（Hellenes）的小部族，由于偶然被使用，所有希腊人此后采取了这个名字作为族名。向东是色摩比利山脉，因为它的硫黄温泉和山岭与马利卡（Malic）湾间的自北向南的战略要道而被称为“温泉关”（Hot Gates）。然后跨过奥斯利斯（Othrys）山，再通过阿哈伊亚、弗西奥蒂斯，就可进入色萨利大平原。
就在此地的法萨卢斯（Pharsalus），恺撒的疲惫军队歼灭了庞培的军队。色萨利的谷物在全希腊是最丰饶的，马是最灵骏的，但艺术却是最贫乏的。很多河流自各方汇流于珀纽斯（Peneus），使自本邦的南部到北部诸岭的山麓整个形成一片肥沃的冲积层。自珀纽斯出发，披荆斩棘，跨越色萨利山可以到达色雷斯海。在奥萨（Ossa）和奥林匹斯山两峰间形成了尖陡如削的滕比河谷（Vale of Tempe），在这个地区，足有4英里湍急的河流被高出河床1000英尺的陡峭绝壁包围。各大河沿岸有很多城市，如弗里（Pherae）、格兰农（Crannon）等，这些城市都是由依赖奴隶的辛劳为生的封建贵族所统治。这个地区的极北部便是奥林匹斯山，即希腊的最高峰，也就是奥林匹亚诸神的居所。在其北部与东部的山坡上是比埃里亚（Pieria），缪斯诸神在移居赫利孔山前曾居于此地。
沿着海湾南行是马格尼西亚，是自奥萨和皮立翁升起的连绵山岭。
自马格尼西亚渡过海峡数英里处便是埃彼亚大岛，这个大岛在内湾与外爱琴海间沿着大陆海岸平行延伸，使自己成为查尔西斯的一个半岛的枢轴，几乎和波奥蒂亚连接。岛的中央山脉形成一条脊骨，也就是奥林匹斯山、奥萨、皮立翁和奥斯利斯诸山的延长，并终止于基克拉泽斯群岛。因为它的沿岸平原异常肥沃，在多利安人入侵时期，伊奥尼亚人曾从阿提卡到达这里。在公元前506年招致了雅典人的征服，雅典人的借口是：如果雅典在比雷埃夫斯遭到封锁，不能获得埃彼亚人的粮食，则必遭受饥荒。其在邻区蕴藏的铜、铁矿产和贮藏的骨螺，使查尔西斯获得财富，并因此得名。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是希腊冶金业的主要中心，其所制造的利剑独霸全国，铜花瓶也极为精美。岛上的贸易，使用一种自查尔西斯运出的希腊古币，使岛上的公民更为富有，也因此使他们在色雷斯、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了利于商业的殖民地。埃彼亚人的度量衡制度几乎成为全希腊的标准制度；查尔西斯的字母，由埃彼亚在意大利库迈（Cumae）的殖民地传给罗马，再由罗马人通过拉丁文传入其他国家，于是成了现代欧洲所使用的字母。在查尔西斯以南数英里，是其古代竞争对手艾瑞特利亚（Eretria）。柏拉图的一位学生迈内德姆斯（Menedemus）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哲学学校，但就其他方面而言，无论艾瑞特利亚或查尔西斯在希腊思想或艺术史上均无辉煌成就。
自查尔西斯通过一座于公元前411年所建的木桥，跨越欧里普斯海峡可转回波奥蒂亚城。波奥蒂亚沿岸数英里以南是小镇奥利斯，阿伽门农曾在那里向神奉献了他的女儿作为牺牲。在这个地区曾经居住着一个不大著名的格拉伊（Graii）部族，这个部族随同埃彼亚人共同派人到距那不勒斯不远的库迈殖民；罗马人通过这些人给予所遇见的赫楞（Hellenes，希腊人当时自称）一个新名称叫Graici（Greeks，希腊）；从这时起，全世界都知道了所谓海拉斯（Hellas），而这个名称则是其居民从没有自行用过的。向南行是塔那格拉（Tanagra），这里的女诗人科里纳（Corinna），曾于公元前500年自大诗人品达处获奖；这里的陶工曾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制作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小塑像。再向南行5英里便到了阿提卡。从帕内斯（Parnes）山脉的诸峰上此时已可分辨雅典的各山。
这里的整个气氛似乎颇为不同——洁净、爽朗和光明，每年有300天的晴天。这时我们立刻会想起西塞罗对雅典清爽气候的赞美，他认为这种气候对雅典敏锐的思想大有贡献。阿提卡秋冬有雨，夏季极少。雾与烟雨也少见。降雪在雅典每年约一次，周围山顶每年约四五次。夏季很热（虽然干燥但尚能忍受），而且在古时因低洼地区有瘴疠之气，对健康有损。阿提卡的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使所需极简单的农作也极为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的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的橄榄与葡萄，才促成阿提卡的文明。
在此不毛之地能出现很多城镇，实在令人惊异。这些城镇散布各处，在沿海各港和各山谷中随处可见。一个活泼而进取的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到阿提卡定居，他们受到了伊奥尼亚人的欢迎并互相通婚（伊奥尼亚是一个迈锡尼族和阿哈伊亚族的混合民族，在北部民族南迁并入侵时从波奥蒂亚城波埃修和伯罗奔尼撒撤逃于此）。这里没有外来民族剥削当地居民，他们是中等身材，面色较黑，有混合的地中海血统，直接承袭古赫梯文明的血统和文化，对其固有气质引以为自豪，而将傲慢自负的半野蛮人多利安族摒于国家神殿和卫城之外。
血统关系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社会组织。每一个家庭都隶属于一个部族，每一部族都说他们属于某一神圣英雄之后，他们参与同一宗教仪式，有共同的执政官和财宝库，共同耕作公田，彼此间共享通婚和继承遗产的权利，也接受互助、复仇和共同守护的义务，最后也葬于同一墓地。阿提卡四个部族各自包括三个氏族，每个氏族包括三个宗族，每个宗族可能包括30个家庭。阿提卡社会的这一血族区分不仅使其形成了自然的军事和动员组织，也形成了一种以宗族为基础的古老家庭贵族。因此，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在其能建立民主之前不得不先将这些部族重新分配。
可能每一个村镇的起源就是一个宗族的居处，有时这个村镇即以宗族之名为名，或以其所崇祀之神或英雄命名，雅典即是一例。旅客自东波奥蒂亚进入阿提卡之后首先到达奥罗普斯（Oropus）。这是一个边境城镇，因此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不但以往如此，如今也不例外。公元前300年，哲学家狄凯阿克斯（Dicaearchus）曾经说过：“奥罗普斯是一些叫卖贩子聚居之所。这里关卡官员的贪婪举世无出其右，他们的诡谲不仅根深蒂固而且与生俱来。他们扫除了社会上有礼仪的人士，所以大多数人非常粗蛮。”自奥罗普斯南行要经过一连串距离很近的城镇——拉姆诺斯（Rhamnus）、艾费登（Aphidna）、德塞里亚（Deceleia，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一个战略要点）、阿夫奈（Acharnae，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好战的绥靖主义者狄凯俄波利斯”的故乡）、马拉松和布劳伦（Brauron）——在这里的大神殿中放有俄瑞斯忒斯和伊菲吉妮娅自陶里——切尔松尼斯（Tauric Chersonese）运来的月神阿尔忒弥斯塑像，同时在陶里——切尔松尼斯，每四年一度，阿提卡人可尽量来参加对月神的虔敬活动。然后是普拉西厄（Prasiae）和图里库斯（Thoricus）；紧接着是对雅典经济和军事极为重要的劳留姆（Laurium）银矿区；然后是在半岛顶端的苏纽姆（Sunium），在这里的绝壁上矗立着一所美丽庙宇，可以作为水手的灯塔，以期他们能对那不可捉摸的海神波塞冬提交奉献。然后就可向西岸阿提卡（阿提卡是半海岸区，其名得自“
Aktike
”，沿海地之意）前进，经过安那弗里斯（Anaphlystus）到达萨拉米斯岛
，这里是埃阿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家乡；然后是埃莱夫西斯，是德墨忒尔女神和她诸种神秘传说的圣地，从这里就可回到比雷埃夫斯。各种货物从地中海沿岸各地运送到这个遮蔽良好的港口（在雅典将军狄密斯托克利发现这里可能成为良港以前，一直被人忽略），供雅典人使用及享受。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于是诱使阿提卡人从事贸易；因为人们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使其赢得了爱琴海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帝国，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并达到文化的最高峰。
上述各城镇不仅是雅典的背景，也是雅典的成员。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我们已可了解，忒修斯将阿提卡人统一于一个政治组织及一个首都。
在距比雷埃夫斯5英里的伊米托斯山（Hymettus）、彭特利库斯（Pentelicus）和帕内斯中，雅典围绕着古老的迈锡尼卫城发展，所有阿提卡的地主都是它的公民。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家族经常支配并制衡着权力：在动乱和遭受威胁时，他们容忍王权；但当秩序恢复、局势稳定后，又要向中央政府索回他们的封建势力。在科德罗斯（Codrus）王抵抗入侵的多利安人英勇牺牲后（可能在公元前1068年），按照传说，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有资格继承他，因而选举了终身任职的执政官。公元前752年，他们又将执政官的任期限制为10年，公元前683年又改为1年。而后，因为一个机会，又把执政官的权力由9人分享：一位“命名”（
eponymos
）执政官，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以他的名字记录日期；一位“王者”（
basileus
）执政官，仅拥有“王”的头衔，实际上只是宗教领袖；一位“统帅”（
polemarchos
）执政官，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另外6位“立法”（
thesmothetai
）执政官。因此，在雅典和在罗马与斯巴达一样，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并不代表平民的胜利，或任何有计划地向民主之途迈进，只不过是封建贵族的重新掌权，或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选择采用而已。由于这样的零星或逐次革命，王权逐渐被削除，其职权也仅限于祭司的功能。“王”一词在希腊宪法上一直保留到古希腊历史的结束，但实际的王权从未恢复。名称即使未变，制度也可能无恙，但实质则已因上述情形而变更或破坏。
贵族（Eupatrid）寡头政治执政者统治阿提卡近5个世纪之久。在他们的统治下，形成了三个政治阶级： hippes ，即武士，拥有马匹，可编组为骑兵； zeugitai ，战时可作为重甲步兵； thetes ，即受雇佣的劳力，可作轻甲步兵使用。前两者被视为公民，只有武士可作执政官、法官及祭司。各执政官于任期满后，如无不良声誉，即自动成为议会（ boule ）议员，议会通常于凉爽的傍晚在亚略巴古山（Areopagus，又称Ares’hill，战神山）集会，选举执政官，治理全邦。即使在专制时期，此议会也能限制王权的扩张；而今于寡头政治下，其权力的崇高与罗马元老院（ senatbls ）一样。
从经济角度讲人也有三种区分。最上层为 eupatriols ，这些人在城镇中居住，生活比较奢华，奴隶及雇佣的工人为其耕作乡间的田地，商人利用其贷款为其经营谋利。其次的富有者为 demiurgoi ，或称劳工大众，即有固定职业者、手工业者、从事贸易者及自由劳工。通过殖民开拓新市场以及货币制度使贸易得以自由后，这一阶级的势力有爆炸性的增长，因为在梭伦及庇西特拉图时期使其在政府中获得职位，而在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当权时，其影响力达到巅峰。大多数劳力均是自由人，奴隶的地位虽更低，但仍为少数。最贫苦者为 georgoi ，其实际意义为“耕田者”，小农终身胼手胝足以求一饱，并须设法应付债主与地位崇高的地主的贪婪压榨，其唯一的安慰是本身也拥有一小块土地。
若干小农以往也拥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妻子比田地更为多产，一代代的繁衍，土地也一再重分。田产由宗族共有的情况迅即消逝，篱笆、沟渠、矮丛篱等标志，均显示土地的分配及私有。当原有土地越分越小，乡间生活越来越艰苦时，很多小农就出售其土地（虽然这将遭受罚款及褫夺公权的惩罚）后前往雅典或其他较小城镇从事贸易和手工艺。其他在无法应付对地主应尽的义务时，只好变为佃农，将收获留一部分作为报酬，其余则呈缴地主。另一部分的奋斗更为艰苦，在无法度日时以土地作抵押高利贷款，最后无法偿还时，发现其本身及土地均成为偿债工具，土地被债主没收，本身沦为奴隶。没收抵押土地的债权人被认为是土地主权的假定所有人，其权力至所抵押的债款偿还为止，而债权人则在土地上竖立一块石板，以说明土地的所属。于是自由小农的土地越变越小，而其人数也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大地主的土地则越变越多。亚里士多德说：“少数地主拥有全部土地，而实际耕作的农民因无法缴纳地租或偿还债务，只有被卖作奴隶，甚至卖往外方。”对外贸易及废止以物易物而代以货币，使小农的生活更为困苦；因外国进口食物的竞争使农作物价格无法升高，而制造品的价格则非其本身所能控制，且该项制造品价格每十年均有不可思议的上涨。一个荒年可改变很多农民的命运，其中若干人甚至饿毙。阿提卡地区的贫穷情形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农民甚至欢迎战争来临，因为期望在战争中可夺取较多土地，同时人员战死后则可减少许多吃饭的嘴。
同时，在城镇内的中产阶级不受法律限制，逐渐用奴隶代替自由劳工，因而使自由劳工的生活更为贫困。体力劳动的低廉出人意料，任何有能力购买体力者均不肯再亲自工作。用手工作已成为一种被束缚的象征，已成为自由人不屑的工作。地主因嫉妒贸易商财富的增加，将其佃农急需的食物售到外邦，最后，基于债务法，只好将雅典人也出售。
有一个时期，人们希望德拉科（Draco）的立法可以矫正这些罪恶。约在公元前620年，这位立法者被任命从事立法，也是首次在书面上草拟一种可以恢复阿提卡秩序的法律制度。据我们所知，他的法典的主要进步体现在将新富者可以膺选执政官的资格作适度或缓和的扩大，并且用法律代替家族的复仇，之后所有杀人案件均由最高法院审理。最后一点是一种基本和进步的变更，但是要想能够付诸实施，必须使想要复仇者相信法律比他自己的复仇行动更为可靠、更为严重。德拉科立法中的惩罚极为严峻，因此，当他的法律大部分被梭伦的法律取代后，人们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处罚而非他的法律。德拉科的法典冻结了未经节制的封建主义的残酷习惯，但是对于如何使债务人免于奴役、如何缓和弱者遭受强者的剥削，则毫无贡献。对公民权利虽稍有发展，但仍使贵族完全控制法庭，使贵族对影响其本身权益的争端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解释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加强：零星的偷窃，甚至怠惰，如果是公民要遭受剥夺公权的处分，其他人则被处死。
在公元前7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人在法律保护下所积聚的财富形成尖锐对立，已将雅典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不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平等并非伙伴，而是仇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注定要失败的。普卢塔克说：“贫富不均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政府和军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作一次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地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愤怒于对他们的积蓄与财产的挑战，于是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威胁固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形下（各国在历史上也一再出现这一情形），能有一个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作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中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暴乱，也为雅典的独立发展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奇迹。
梭伦的父亲是一位有纯正英雄血统的贵族，属于科德罗斯王的后裔，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海神（波塞冬）。他的母亲与庇西特拉图的母亲是堂姐妹，后者后来成为僭主，也是第一个违犯后又巩固《梭伦法典》（ Solonian Constitution ）的人。梭伦在幼年时期也积极地参加那个时代的活动：他写诗，欢唱“希腊之友谊”（Greek Friendship），同时也像诗人提尔泰奥斯一样，用他的诗文鼓励征服萨拉米斯。迨至中年，他的道德观与诗成反比例的发展，他的诗已不动人，而他对人的忠告则甚为卓越。他告诉人们：“许多不应富的人富了，而品德较佳者仍贫困。但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品德换取他们的财富，因为品德永远芳香，而财物经常易手。富人的财富并不比仅有肠胃、心肺和双足的人更为伟大，因为这个肠胃、心肺和双足带给后者的是快乐而非痛苦；当然也不比能欣赏童子和幼女如花般的活泼美丽和能适应季节变化随时调整其生活的人更为伟大。”有一次雅典发生暴乱，梭伦保持了中立，幸亏是在他著名的法典规定这种中立行为是一种罪行前，否则将受处分。但他毫不踌躇地谴责富人将大众陷入痛苦挣扎的赤贫所使用的方法。
如果我们相信普卢塔克的说法，那梭伦的父亲“因为行善而散尽了家财”。梭伦则从事贸易，其经营极为成功，获利颇丰，足迹遍及各处并因此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公元前594年，当中产阶级代表要求他成为“命名”执政官，但授予独裁力量以缓和社会战争、建立一新宪法并恢复邦内稳定时，其年龄尚轻（44岁或45岁）。上层阶级由于相信一个富人必仍具保守主义色彩，所以也勉强同意。
梭伦最初的措施虽甚为简单，却是很激烈的经济改革。他没有采取行动来重新划分土地，这使极端分子颇感失望。这种极端分子的态度势将导致内乱和长期的暴乱，并将迅速回复至不平等。但是他的著名的《解负令》（
Seisachtheia, Removal of Burdens
）则极为成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梭伦取消了所有的债务（包括私人和国家债务）
，并一举解除了阿提卡所有土地的抵押关系。所有奴隶及因债务而遭受奴役者均被释放，对售予外邦遭受奴役者也全部索回释放，并禁止将来再有任何奴役制度。投机取巧本是人类的天性，梭伦的很多朋友听说他将要取消所有的债务，因而以抵押方式购入了广大的土地，后来保留了购入的土地，但并未付出抵押。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描述中特别明显地说明这是很多人发财的原因，但因其事过于久远，旋即不复为人所记忆。梭伦一直被人怀疑在上述的套购土地中有串谋行为。后来才发现，他作为一个很大的债权人，因自己的法律而遭受了损失。富人对此曾强烈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没收财产的法律，但并无结果。不出10年，众人一致认为他的这一行动确实平息了阿提卡的一场动乱。
关于梭伦的另一项改革很难明确解释，也不易肯定。亚里士多德说梭伦大幅度地以欧波克（Euboic）制代替了菲多尼安（Pheidonian）制（即在阿提卡一直使用的艾吉内坦货币，Aeginetan），并将原来每1米纳相当于70德拉克马（drachmas）改为相当于100德拉克马。按照普卢塔克更完备的记载，梭伦将原被视为73德拉克马的米纳改为相当于100德拉克马，是因为在还债的时候所偿还的数目虽然相同，但价值则较低，这对必须偿还大量债务的人助益甚大，而对债权人则无损失。也只有和蔼慷慨的普卢塔克才能想出梭伦所采用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方式，使用这一方式可减轻债务人的负担而无损于债权人——除了在若干情形下半片面包比全无更好外。
较经济改革更能垂之永久的是那些形成梭伦宪法的历史性法令。梭伦首先实施大赦，释放那些曾经企图篡夺政权而被入狱或放逐的政治犯。然后直接或由暗示废止大部分的德拉科法令，仅保留其有关凶杀的法律。因此，梭伦立法的本身便是一种革命，之后所有自由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无论贫富都要受同样的约束和惩罚。因为得到工商阶层的支援，而且这一阶层已有相当的人数供职于政府，梭伦将所有在阿提卡的自由民依照财富区分为四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 pentacosiomedimni ——500蒲式耳人（five-hundred-bushel men），即其所得达到或相当于500蒲式耳；第二个集团是 hippes ，即其所得在300—500蒲式耳之间；第三个集团是 zeugitai ，即其所得在200—300蒲式耳之间；第四个集团是 thetes ，即所有其余的自由人。荣誉与税捐也依此区分，不纳税捐就不能享受荣誉。进而，对第一级是依其年度所得12倍课税，第二级为10倍，第三级为5倍，财产税事实上是一种累进的所得税。第四级则免税。只有第一级可膺选为执政官及军事指挥官，第二级可任政府较低级官员及骑兵，第三级可充任重甲步兵，第四级则仅能充任国家的一般士兵。这一特别区分法削弱了寡头政治权力所依赖的宗族组织，建立了“财富及荣誉政治制度”的原则（依公民可征缴税捐的贡献决定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荣誉或声望的制度）。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部分时间内，也有一种类似的“豪富政治”盛行于希腊的大多数殖民地内。
《梭伦法典》在政府的最上层保留了原有的议会，但多少削减了它的独占性和权力，使第一阶级的人都能加入，同时使之对所有人民和官吏的行为仍拥有无上权力。在这个机构下面，他成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Council of Four Hundred），由4个部族各推选100人组成，这个议会选择、审查并准备所有被提交到民众大会的事务。在这个寡头政治的最高阶层下面，梭伦为迎合强者，可能出于善意的预谋，设立了一个基本上的民主体制。荷马时代古老的 ekklesia 又被恢复，所有公民都应邀参加民众大会的商讨。此前所有执政官均由议会指定，此后每年由民众大会选举。民众大会也可随时向这些官吏提出质询、指责及惩戒；当执政官任期届满时，民众大会对其一年内的公职行为详细审阅检讨，如果认为必要，则阻止其依常例进入议会；尤其重要的是（虽机会不多），民众大会可使较低阶级的公民和较高阶级的公民一样，能够依票选获得进入 heliaea 的同等权利（ heliaea 是一由6000陪审员组成的机构，由该机构成员组成各级法院，除凶杀及叛国罪外均可由该法院审理，人们对地方官吏的任何行为也可向该法院提出上诉）。亚里士多德认为若干人相信梭伦故意使其立法有晦暗不清处，以便一般民众能依其司法权力扩大其政治力量。普卢塔克更补充说：“因为各级间的差异未能通过法律文字予以调整，因此必须将其各项问题提诉于法官，而法官于是又成为法律的主人。”因此这一项民众上诉权成为雅典民主的阶梯与保障。
在此基本立法之外，对希腊历史最重要的，是梭伦增列若干其他法律，以求解决当时的各项次要问题。首先，他使在习惯上早已被认可的私有财产制合法化。如果一人有子嗣，在死亡时可将财产分配给诸子；如果无子嗣，可将其财产遗赠给任何人，在此种情形下，通常其财产会自动转入宗族。因此，雅典自梭伦开始实施有关遗嘱的权力与法律。因为梭伦本人是商人出身，通过开放公民权利以促进雅典的工商业，凡外国人具有各行业专长、欲携眷永久定居雅典的，可获得公民权利。除橄榄油外，其他产自土地中的产物均禁止出口，目的是将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转移到工业。梭伦制定法律，凡父亲未传授其子一技之长的，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义务。对梭伦而言（并非对之后的雅典人），工艺具有其本身的荣誉与尊严。
梭伦的法律甚至涉及道德和礼仪的领域。长期的怠惰被认为是一种罪行，而生活荒唐淫乱者不得在民众大会发表演说。他使娼妓合法化并予课征税捐，他建立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执照并予以监督，并用国库经费建了一座阿佛洛狄忒——潘德摩斯神殿。当时，一位叫莱基（Lecky）的人曾向他歌颂：“啊！梭伦，我们歌颂你，你为本城和本城道德的利益而设置公娼，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精力充沛的青年，如果没有你这个明智的措施，他们一定向良家妇女骚扰，因而对社会造成困扰。”他建立了“非德拉克的惩罚”（the un-Draconian Penalty），凡是冒犯自由妇女者，处罚100德拉克马，凡当场捕获通奸者（男方），准许将其就地处死。他限制妆奁的价值和数量，希望双方以爱情及为生育与抚养子女的目的而结合；他采取一种率直的信任，禁止妇女在衣橱内拥有超过3套服装。他被要求订立反对单身汉的立法，但他认为妻子毕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因而拒绝。他制定法律，认为诽谤死者，或在神殿、法院、公共场所及竞技中中伤他人均为罪行，但这仍不能钳制雅典人爱说话的口舌，因为雅典和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闲言和造谣似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规定在雅典发生暴乱时采取中立的人将丧失公民资格，因为他认为大众对国事漠不关心可致国家灭亡。他对浮夸的典礼、奢侈的牺牲和对丧葬的冗长哀悼都加以谴责，他也对殉葬的财物加以限制。他制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法律，凡殉国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抚养与教育，这个法律成为雅典人多年勇敢作战的主要原因。
梭伦对他的法律都定有罚则，虽较德拉克所订较缓，但仍很严厉。他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对认为是罪犯的人提出控诉，为了使他的法律更能被人了解与遵守，他把这些法律写在“王者”执政官“朝中”的木滚或棱柱上，以便能一面转动，一面阅读。他并没有像莱喀古斯、米诺斯、汉谟拉比和努马（Numa）一样说他的法律是得自神谕，这种情形当然也反映了时代、城市和人们气质的不同。人民曾邀请他作永久的独裁者，他未予接受，他认为“独裁者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上去后没有路下来”。激进分子批评他未能建立财产和权力的平等，保守分子批评他不应让一般人民享受特权及进入法院。甚至连他自己的朋友塞西亚的哲人阿那卡西斯（Anacharsis），也对新法典加以嘲笑，说这部法典的精神将是“智者恳求，愚者决定”。此外，阿那卡西斯还说，因为强者和诡诈者对任何制定的法律都要设法使其符合个人利益，因此对人不可能建立持久的正义；法律是一面只能捕捉小蝇而让大虫逃跑的蛛网。梭伦很谦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承认他的法典并不完美。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已给予雅典人以最佳法典时，他的答复是：“不，但那是一部雅典人所能接受的最佳法典。”——也就是当时在雅典能劝服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共同接受的最佳法典。他采取中庸之道且保全了邦国，他可以说是“生于亚里士多德前的亚里士多德的好学生”。传说在德尔菲阿波罗神殿所刻的格言“从无过度”就是他的写照，同时，所有希腊人都一致把他列入“希腊七哲”（the Seven Wise Men）之林。
立法效力的持久是他智慧的证明。虽然有无数次的改变和发展，虽然也历经独裁制度的介入和肤浅的革命行动，但5个世纪后，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就法理而言，他的杰作借无数可变易的法令指明了政府覆灭之因，更借成文与不变的法律揭示了政府源起之道。当人们问他一个有秩序而组织良好的国家基础是什么时，他的答复是“人民服从治理的人，而治理的人服从法律”。他的立法给予阿提卡的恩惠是将农民从奴隶制度中解救出来，并建立一个小农制度。由于这些小农拥有自己的土地，雅典的小型军队能自行保护其自由达数代之久。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有人提议仅不动产的自由持有人才可享受投票权时，全阿提卡仅有5000名成年人未能符合此项要求。同时，贸易及工业也已脱离政治不稳及财政困难的束缚，开始活泼而积极地发展，进而使雅典成为地中海的贸易霸主。新的财富贵族实际上奖励了智慧而非出身，刺激了科学和教育，也在物质和精神上为黄金时代的文化成就铺了路。
公元前572年，年届66岁时，梭伦已任执政官22年。他退休了，经由官员的宣誓，雅典保证在10年内遵守他的法律不变更，他开始旅行，以考察埃及和东方的文明。显然是在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他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他在赫利奥波利斯城求教于埃及的祭司，研究埃及历史和思想；据说从这里他听说了关于最后一个下沉的大陆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故事，他曾在一首未完的史诗里描述了这个故事，也是这个未完的史诗故事使两个世纪后富于想象力的柏拉图入迷，对其极为醉心。而后他自埃及航行至塞浦路斯，他在那里又为这个城市制定了法律，为纪念他，这个城市就更名为索里（Soli）。希罗多德和普卢塔克以奇异的记忆描述他在萨迪斯和吕底亚王克罗苏斯（Croesus）的谈话：吕底亚王先说明众多稀世之宝如何把他自己装饰得雍容华贵、花团锦簇，他问梭伦是否认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然而梭伦却以希腊式的回答大胆地说：
王啊！诸神对希腊人的赐予都是中度的；对智慧也不例外，那只是一种快乐与朴实，并非一种极度崇高的智慧。在所有情形中发生的无数不幸，使我们无法对现有的享受作无理的欣悦，也不能对任何随时间流逝而遭受改变的任何人的喜乐加以称赞。因为未来的时间尚未到来，幸福灾祸均尚未定。仅获有神灵护佑，使其幸福持至最后永不改变的才算是快乐。对一个尚在生命旅途，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人欢祝他的快乐，和对仍在比赛中的一位角斗士宣告胜利一样太早。
这一不寻常的解释，希腊戏剧家称之为“无礼的成功”（ hybris ），普卢塔克对这种智慧特别推崇。然而，我们只能说普卢塔克关于此事记述的措辞较希罗多德为佳，可能这两个人的记述都是属于想象中的谈话。诚然，梭伦和克罗苏斯两人的死亡方式都证明了这段传道式谈话所含意义的不谬。克罗苏斯于公元前546年被居鲁士所推翻，当然（倘若我们可以用但丁的话重写希罗多德的记录）在他的忧患中可以回忆昔日辉煌时期的愉快时日，也可忆及希腊哲人严厉的警告。至于梭伦，则回到雅典以终其余生，在他的晚年曾经目睹他一手制定的法典被毁弃。独裁制度的建立，显然使他全部的心血毁于一旦。
三个由梭伦控制达30年之久的利益冲突集团，在他离开雅典后，很自然地又开始了政治权力和阴谋的斗争。三个集团互相争权：一个集团可称为“海岸派”，由港口的商人领导，他们拥护梭伦；另一个集团可称为“平原派”，由富有的地主领导，他们憎恨梭伦；第三个集团可称为“山地派”，是小农和城镇劳工的结合，他们仍在为土地的再分配而斗争。庇西特拉图和一个世纪后的伯里克利一样，虽然在出身、财富、仪态和兴趣上都是贵族式的，但他接受了对大众平民的领导。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展示了一处伤口，他说是人民的仇敌企图加害于他，因而要求拥有随身护卫。梭伦了解他这位堂兄弟的诡计，怀疑他的伤口是自伤的，认为拥有随身护卫将为他开辟独裁的途径，于是提出抗议。他向民众大声疾呼：“雅典的民众呀！我比你们之中若干人要明智，比其他的人要勇敢；我比你们之中未能察知庇西特拉图奸计的要明智；比已察知其奸计，但由于恐惧而不敢有所行动的要勇敢。”虽然如此，民众大会仍表决通过许可，允许庇西特拉图拥有50人所组成的护卫。但他召集了400人而非50人，占领了雅典卫城，并宣布了独裁。梭伦向雅典人发表了他的意见：“雅典人呀！你们个人行动起来像狐狸，集体行动起来像一群鹅。”然后他把自己的兵器和护盾置于门外，以表示绝缘政治，在晚年专心于诗文。
“海岸”和“平原”两派暂时联合，并于公元前556年驱逐了独裁者。但庇西特拉图与“海岸派”秘密谋和，并且可能是在其默许下，重入雅典，这种情形似乎证明了梭伦关于群体智慧的判断。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女人，一身雅典女神雅典娜的装束，傲然地坐在一辆战车上引导庇西特拉图的军队进城，这时雅典传令官宣称雅典守护女神也支持庇西特拉图复位（公元前550年）。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雅典人完全相信那位女人真是女神，全体伏身跪拜，并迎接庇西特拉图回城。“海岸派”的领袖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他，并第二次将他放逐；但于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击败前往迎击他的军队，又一次回城，这次他保持他的独裁达19年之久。在这次的长期独裁中，他政策的明智几乎完全洗刷了他手段的寡廉鲜耻。
庇西特拉图的个性确实是文化和智慧、行政才能和个人魅力的一种罕见结合。他能够无情地斗争，但也能立即对仇敌宽恕。他能够走在他那个时代思想的最前端，他的治理明敏爽快，没有一般知识阶层的犹豫不决，在执行时也没有踌躇不前的怯懦行为。他的态度谦和，决定合乎人性，对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亚里士多德曾称赞他的治理温和而有节制，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暴君。他对能改过自新的敌人鲜有报复行为，但对无法调和的对手则予以放逐，并将其财产分授贫者。他曾改进军队，并建立了一支海军以抵御外侮，但他设法使雅典置身于战争之外。在这个曾充满阶级冲突的城内，他保持了良好的秩序，使居民能获得安乐，因此，一般人常说他把城邦治理得像米诺斯时的黄金时代。
使每个人惊奇的是，他对《梭伦法典》的细节鲜有变更。他也像奥古斯都一样，了解如何用民主的让步和形式来装饰和支持独裁。执政官照旧选举，民众大会和公共法院、四百人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程序和执掌都照旧进行，唯一不同的是庇西特拉图的提议能得到特别的注意。当一位公民控告他杀人时，他出现在最高法院，请求依法审理，但控诉人之后又不愿将此事继续追诉。年复一年，与他们的财富呈反比例的增长的人们，逐渐对他的治理感到满意，人民很快以他为荣，最后又很喜爱他。可能雅典在梭伦后需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充满精力和毅力、能使雅典摆脱混乱状态走上强壮与稳健之途的人，并且在最初的冲力中就能为社会建立秩序与法律习惯（秩序与法律对社会的重要如同脊骨对动物一样，虽然不一定是在生活创造性上，至少在形式与力量上是如此）。在30年后独裁制被扫除时，这些秩序、习惯和《梭伦法典》的架构仍留作民主的遗产。庇西特拉图可能自己还不了解，他的独裁实际上并没有破坏而是实施了法律。
他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执行在梭伦时代业已开始的“对人民解救”。他将国有土地及被放逐的贵族的土地分给贫民以解决土地问题。成千上万因闲散而成为危险分子的雅典人都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而获得安置，因此，此后数个世纪中未闻在阿提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他进行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以解决就业问题，他兴建了水道和道路系统，并为诸神建造堂皇的庙宇。他鼓励在劳留姆地区开采银矿，并发行了独立的币制。为支援这些建设所需要的费用，他对所有农产品课税10％（然后似乎降低为5％）。他在达达尼尔设立了战略性殖民地，并与许多城邦签订贸易条约。在他的治理下，贸易甚为兴隆，不仅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增长。贫者不再更贫，而富者则更富。以往因财富集中几乎使雅典陷于内战的危险已被控制，生活普遍的改善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多已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庇西特拉图和他儿子的治理下，雅典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雅典在希腊中仅能称作二流城市，在财富、文化及生活与思想的活力上都次于米利都、艾菲索斯、米蒂利尼及叙拉古。现在各处用石材和大理石建成的建筑物可充分反映雅典当时的繁荣。在卫城的雅典娜女神古殿已经用多利安式列柱廊加以美化。修建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个神殿庄严的科林斯式石柱，今日纵然于其废墟中，仍可使自雅典至其港口的道路备增光辉。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泛雅典竞技大会，并赋予它一种泛希腊的特性，不仅给雅典带来光辉，并且因此使雅典人能够多看到外邦的面孔、外邦的方法，并刺激与外邦的竞争。在他的治理下，泛雅典成为全国性的伟大节日，即使今日帕特农神庙的饰带上仍可看到当时庆祝盛典的活动景况。由于公共工程和他个人的德惠与声望，他的宫廷吸引了很多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同时在宫廷中也建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赋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史诗以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所有泰斯庇斯的悲剧和其他著名的戏剧都经改进，可由昔日哑剧演员的模拟表演，进而由雅典舞台的三人团充分演出。
庇西特拉图的“暴政”
，是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商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利用中产阶级与贫民的暂时结合以代替封建地主贵族统治的普遍运动之一部分。这种独裁是由于财富的病态集中，同时又不能与富有者达成折中方案所促成的。如果被迫作一选择，那么贫者也和富人一样，宁取财富而舍弃政治自由。唯一能够持久的政治自由是将其做法加以适度调整，使富者不能依其能力或诈术剥削贫者，而贫者也不能依暴力或投票掠夺富者。因此，在希腊商业城市，通往权力之路很简单：打击贵族，保护贫者，与中产阶级达成谅解；在获得权力后，独裁者即取消债务，或没收巨富的财产，向富者征税以兴建公共设施，或将过度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在依上述措施获得大众的拥护后，通过调整国家币制与商业条约以促进贸易，使自己取得商业团体的支持，并设法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因独裁制都有赖群众支援而非承袭权力，所以大多数均避免战争，支持宗教，维持秩序，振兴道德，赞成妇女取得较高地位，鼓励艺术发展，并在美化其城市上花费大量金钱。以上各项陆续兴办后，在多数情形下，仍保持民治政府的形态与程序，故而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仍可过上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独裁制度破坏贵族制度，而人民又破坏独裁制度后，仅需微小的变更即可达成自由人所需民主制的实质与形式。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27年逝世时，将其权力移交给两个儿子。在他去世后的每件事都可证明他的明智，只有他的父爱除外。希庇亚斯（Hippias）允诺人民做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在13年中继续了他父亲的政策。他的弟弟希帕恰斯（Hipparchus），虽然在爱情和诗上有些沉迷，但尚无大害，由于他的邀请，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西摩尼得斯来到了雅典。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未经他们同意而将权力传给儿子感觉不快，他们认为独裁制固然给了他们一切，但是未能鼓励爱好自由。虽然如此，雅典仍很繁荣，若非遭遇真正希腊式爱情的波折，他的恬静统治仍可平安结束。
一位名叫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eiton）的中年人获得了少年哈莫狄奥斯（Harmodius）的爱情，修昔底德形容这位少年具有如花般的少年美。但希帕恰斯同样对性别不甚认真，也向这位少年求爱。阿里斯托吉顿听说后即决心杀死希帕恰斯，并为自卫起见，欲推翻专制政体。哈莫狄奥斯和另外一些人士参加了这项预谋（公元前514年）。他们计划在希帕恰斯安排泛雅典游行时将他杀死，但希帕恰斯却躲过了谋杀，而后把他们杀死。使这个故事益加复杂的是一个作为哈莫狄奥斯情妇的娼妓里尔娜（Leaena），因为不肯供出幸存的共谋者的消息，在迫害下勇敢就死；如果我们相信希腊的传说，她是咬掉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吐向迫害者，以表示决不答复他们的问题。
虽然人民没有明显支持这次叛乱，但希帕恰斯深为恐惧，因此将其温和统治一变而为高压、间谍及恐怖活动。雅典人在经历一代繁荣后已甚为坚强，有能力为奢侈的自由付出奢侈的代价，独裁愈演愈烈，而人民对自由的呼声也愈呼愈高。希帕恰斯和阿里斯托吉顿的争斗最初不过仅为爱情与肉欲，并非为民主，而此时在民众想象中阿里斯托吉顿已成为自由烈士。这时远在德尔菲的阿尔克迈翁家族（曾被庇西特拉图两度放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组织一支军队开向雅典，并声明其目的在于推翻希帕恰斯。同时，也贿赂了皮西亚执掌神殿的女祭司，假借神谕说：斯巴达人应将雅典的专制政体推翻。希帕恰斯在最初抵抗阿尔克迈翁军队时甚为成功，但随着拉西迪蒙军队加入对方后，他被迫退守阿雷奥帕古斯。唯恐他一旦身亡后危及其诸子安全，希帕恰斯于是将诸子秘密送出雅典，但被入侵者截获；为保其子之安全，他被迫同意让位并接受放逐（公元前510年）。于是阿尔克迈翁的军队由勇敢的克里斯提尼
领导，顺利进入雅典，那些被放逐的贵族也接踵而归，准备庆祝对他们财产和权力的归还。
在紧接着的选举中，代表贵族的伊沙格拉斯（Isagoras）获胜，当选首席执政官，而失败的候选人克里斯提尼又煽动民众叛变，将伊沙格拉斯推翻，建立一公共独裁制。于是斯巴达人再度进攻雅典，以期使伊沙格拉斯复位，但雅典人的抵抗甚为英勇，斯巴达人不逞而退。随后，领导阿尔克迈翁军队的贵族克里斯提尼开始建立民主。
他的第一次改革就是打击阿提卡贵族的基本组织结构，这里4个部族和360个宗族的领导权，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在最年长和最富有者的家庭手里。克里斯提尼废除了这种血亲的组织关系，代之以地区区分，依地区划分为10个部族，每个部族拥有不同数目的地区。为防止形成地理或特别的地区结合，例如以往的“海岸派”、“山地派”或“平原派”，每一部族均自海岸、城市及内陆区划入相等数目的地区。为了平衡以往宗教在每一旧地区所形成的神圣性，每一新部族或地区均建立宗教典礼，将每一新地区的古代英雄选作当地的守护神。在以往，公民资格的贵族式决定是以血统为准，外邦出生的自由人很少能享受公民权利，而今则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了新居地区的公民。因此一举而使投票人数几乎倍增，同时，也使民主获得新的支持，其基础也较前扩大。
每一新部族均可推选一位将军（ Stratégoi ），由这10位将军共同指挥军队。每一部族也选出501人组成“501人议会”，以代替梭伦的“400人议会”，并掌握最重要的最高司法权力。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其产生是由抽签而非票选决定，凡年满30而以往并未曾两次出任议员者均有资格。这一奇异的代表制政府开始后，以出身为主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及以财富为准的豪富政治均不适用，使每一公民不仅有平等的投票机会，也有同等进入政府最有影响力部门的机会。通过这一方式所选出的议会，负责审查提交给民众大会的事务或提案，本身则保留各种司法权，执行广泛的行政职能，并监督所有官吏。
因为新公民也可参与民众大会，其规模已较之前扩大，如全体出席时其人数约3万人。所有公民均有进入各级法院的资格；但第四级人民，一如梭伦时，仍不得进入各政府机构。民众大会的权利也因拥有放逐权而扩大，克里斯提尼增列这一权力，似乎想使根基不稳的民主政治获得保护。任何时期，满6000人的法定人数，经过超过半数写于陶器碎片的秘密投票，可将任何认为对于本邦有危险的人物放逐10年。这样，具有野心的领导人物在行为上必须小心翼翼，并对人谦和，对有阴谋的嫌疑分子可不受法律审判而立予处置。依照程序应向大会询问：“各位是否认为在各位当中有对国家甚为危险的人物？如有，何人？”于是大会即可投票决定应行放逐任何公民——提案者也不例外。这项放逐并不包括没收财产，也并非不名誉，而仅仅是民主方式的预防措施或整肃。民众大会也从不滥用该项权力。在雅典自开始这一制度起，到时其废止的90年中，仅有10人被逐出阿提卡。
据说其中一人即克里斯提尼本人。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其后半生的历史，可能其后半生历史已被其光辉的成就所吸收并湮没。他的功业开始于毫无宪法依据的叛乱，然后面对阿提卡最有势力的豪门建立了民主宪法，这部宪法一直实施到（仅有微小的修正）雅典自由的结束。当然这次的民主并非完整的民主，因其仅适用自由人，且对担任公职资格者仍有某种程度的财产限制。但它已经把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交给了民众大会和由公民所组织的一个法院，交给由民众大会所指定并对民众大会负责的地方官吏，也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可由所有公民票选，且通过抽签程序，成员中至少1/3在其一生中也至少有一次担任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机会。世界上从没有这样普及政治权利的制度。
雅典人民本身对于此项向政治权利冒险猛进的方式非常兴奋。他们了解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艰巨的工作，但仍以勇气、骄傲及自制力向前迈进。自那时起，他们了解到在行动、言论和思想上享有自由的味道，也是自那时起，他们开始在文学及艺术，甚至在政治作风与战争上领导全希腊。他们学会了重新尊敬一个基于他们慎重考虑所形成的法律，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去爱护作为他们团结、权力和责任对象的国家。当那时最大的帝国决定毁灭这个称为希腊但分散各处的城市，或迫使各城市向这位伟大的君王纳贡时，它忘记了那会遭到阿提卡人的反对，那些人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他们自己治理他们的国家。克里斯提尼在马拉松战役前12年完成了他本人和梭伦的工作，这对希腊和整个欧洲而言都是非常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