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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目前我们想描述1853年以前的日本，总感觉到有如与5000里外的不同肤色、语言、政府、宗教、习俗与道德、性格与观念、文学与艺术的民族相互对抗一般难以了解。小泉八云对日本的研究，远比同时期之西欧学者深刻，他仍然认为：“要洞察及了解日本人的生活内涵，极其困难。”曾经有一位日本作家也对西欧人士坦然指出：“外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若非来自走马观花的旅游报道，便得自肤浅的文学翻译，这些有关我们的蛛丝马迹，倒令我们惶恐不安，他们若非将我们描述得高不可攀，便是贬得一文不值。”因此，下述探讨性的研究即针对日本的文明与特性而作最扼要直接的认识。漏误之处，似难避免，尚祈学者本乎个人经验与长期研究，随时作适当的修正。
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名义上是日本的元首，拥有实权的将军幕府每年须支付皇室约25万美元的费用，以维持皇室绵延不断的统治。食禄的不定，常迫使皇室族民兼操副业以维持家计：举凡雨伞、筷子、牙签、纸牌等都是他们兼营的副业。德川幕府的用意无非是夺取天皇的统治权，隔离天皇与百姓的接触，使之耽于酒色，趋于柔弱懒散。皇室亦合度地让出了政权，满足于贵族装束和上流社会生活。
将军因财富渐增，生活日益奢侈，甚至僭越了许多天皇的特权。凡将军大驾所经之地，所有民房须闭门关窗，熄灭火烛，猫狗加锁，庶民伏跪道旁回避大驾通过。将军本身有无数之侍从人员，包括4位太监及8位妃子。将军之下设有由12人组成称为“用部屋”的辅佐、咨议机关，内有1位大老、5位中老及6位若年寄。此外，更仿效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监督中央及地方官吏。大名（daimyo）系臣属于将军的封建领主，他们效忠天皇，但拥有实权，例如岛津氏大名（Shimadzu）在其萨摩藩地不但独行其是，限制将军势力，甚至最后还推翻了幕府政权。
大名之下又有旗本、御家人、陪臣、乡人、浪人等武士供其呼唤。日本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认为：武士即为君子，君子就是武士，此与爱好和平的中国在观念上有莫大差异。中国人认为士（读书人）为君子，武夫则非君子。虽然日本武士也喜爱中国《三国演义》的文斗，但一般而言，他们鄙视文人若书呆。武士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权、奉食禄之权、免服徭役之权等。他们重友情而轻视儿女私情，饱食终日，专以打斗、聚赌为业。在德川家康时期，武士的刀剑即为其“灵魂”，且按该时法律规定，武士有权砍杀触犯他的低阶层人。武士又有试刀习惯，为试验新刀是否犀利，常将乞丐视若狗一般加以杀害。传说曾有一位武士，因获得一把新刀，于是俟机在日本桥（Nihon Bashi，即江户之中央桥）附近试刀，恰巧有一农夫喝得大醉蹒跚而来，试刀武士持刀当头一劈直下脚心，而醉汉尚能往前走，直到触及一位苦力时，身子才分成两半倒卧下来。
除了上述荒唐可笑的传言外，武士仍有其光荣的一面使之永垂不朽。他们遵循着武士道（Bushido）的精神
，认为“决定某种行为准则的权力是依据理性而来，该战斗的时候战斗，该牺牲的时候牺牲，决不犹豫”。武士道对他们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他们对物质的享受视若天上浮云，金钱借贷更在禁止之列；他们恪守诺言，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他们克勤克俭，粗衣素食。他们忍受艰苦，抑制情绪，毫无怨言；其妻妾亦以夫死疆场为荣。他们承认最重要的义务是忠于长官，武士道以忠凌驾于孝之上，当其主人去世时，武士切腹自杀，表示在另一世界追随其主人，这种事时有所闻。1651年德川家纲去世前，要求其丞相实践“殉死”的义务，丞相即以身相殉，而其几个亲信亦相继殉死。1912年，当明治天皇驾崩时，乃木将军及其夫人也以殉死表示忠贞。日本武士的勇气、禁欲及自制力，连素称英勇善战的古罗马士兵也望尘莫及。
武士道的杀手锏即为切腹自杀，由于这种风气过于普遍，一般武士均视若常事。倘若贵族被判处死刑，往往要求天皇特惠，准许他以随身携带的短刀切腹自杀。然对于沙场受挫、变节投降的武士，切腹自杀的要求常被拒绝。1895年，日本在西欧国家的压力下，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时，即有40位军人为此切腹以示抗议。而1905年的日俄战役，若干日本海军也宁可切腹自杀，也不愿作为俄国的战俘。通常一位优秀的武士若受主人非难，他将毫不犹疑地在主人家门前切腹自杀。切腹自杀实为每一武士入门进阶必修课题，而当某武士切腹自杀时，其知己朋友更应即刻砍下该武士的首级，成全他的愿望，减少他的痛苦。这种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遂成就了日本军人的大无畏精神。
谋杀有如自杀，偶尔被允许取代法律而存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对警察人员采精简态度，究其因不但是由于武士阶层本身有保卫的职能，而且当时的制度允许被谋害者之兄弟或子弟报私仇。这种为其父者长者报私仇的事迹在日本小说及文学中时常看到。然而，武士于实现报私仇的夙愿后，亦将切腹自杀，历史上有名的47位浪人（浪人即无隶属之武士），为报复其主人的死仇，而以最恭敬及诚恳的歉意砍下了吉良上野介（Kotsuké no Suké）的头后，他们即隐退于将军指定的地方，并干净利落地集体自杀了（1703年）。另一方面，当僧侣把吉良上野介的头还其家属时，其家属竟开列了如此简单的收据：
品名：头一件
品名：纸包一件
兹证明收到上述物品，此据。
（签名）鞘田孙兵卫（Sayada Mogobai）
齐藤久内（Saito Kunai）
这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最典型的复仇事件。由此事件，我们对日本人性格的体认也最为真切。在一般日本人的眼中，仍把这些主角视若英雄或圣贤，至今，到其墓地敬拜者仍不绝如缕。
德川家康摄政后期，有一对兄弟，长兄左近24岁，弟弟内记17岁。他们兄弟为抗议家康诬杀他们的父亲，企图潜入宫内刺杀之，不幸失败为将军部下所捕，并被判处死刑。将军为他们的孝道所感动，特赐予切腹自杀。但由于当时法律的规定，他们家中8岁的小弟亦惨遭株连。据当时照顾这些兄弟的一位医生记载：
当他们兄弟三人并排而坐时，大哥转向三弟道：“你先干，我要知道你切腹的手法对不对。”三弟立即回答他，因从未见过切腹场面，不知如何下手，要长兄们先行示范，俾便遵循。两位兄长强颜笑道：“好的！小家伙瞧着！你将会以吾等为父亲的儿子而引以为荣。”大哥随即将匕首刺入左腹，并向小弟道：“现在明白了吧！切勿刺得过猛，避免刀深陷背后，刀倾前些，并注意摆稳膝盖。”二弟也如法炮制，对小弟说道：“切腹时注意张开眼睛，鼓足勇气，切开腹部，在意识上不可以有切腹的感觉，因为那可能丧失力量。”小弟凝视两位兄长的手法之后，遂宽衣解带，从容切腹。
日本的法律制度对私人谋杀与复仇的风气，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律令的来源，半由传统惯例的演变，半取法于7世纪的中国法典，这些律令由中国传入日本时，已混合了宗教的色彩。远在天智天皇时即着手编纂律令，及至702年文武天皇（Mommu Tenno）时期，遂完成“大宝律令”，计律6卷、令11卷。但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天皇的律令无法遍行全国，在若干武士的心灵中，除承认服从大名的命令外，别无法律可言。
1721年之前，日本采取连坐法，每个家庭要负责成员的行动，甚至有“五人小组”的制度，彼此监视，互相负责。在这种制度下，父亲被处磔刑，儿子亦难逃株连。酷刑及拷问曾雷厉风行，及至近代方渐松懈。日本人对基督教徒曾施予拷刑，芝麻小事动辄挥鞭，严则处死。圣武天皇（Shomu Tenno，724—756年）一度废除极刑，但其去世后，犯罪渐增。及至光仁天皇（Konin Tenno，770—781年）又恢复极刑，并明文规定，小偷可当众鞭笞至死。极刑的方式很多，包括绞刑、砍头、磔刑、下油锅、分尸等。德川家康废除双牛分尸及缚之于柱任人砍割的极刑。他虽放宽对人民的刑罚，然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尤为严厉。至德川吉宗，因鉴于悬狱未断，拖延时日，几至控告被遗忘，证人消失，可谓弊病丛生。促使将军改革狱政，革新司法程序，废除家庭连坐制度，并致力整编日本律令，终于在1721年完成第一部日本封建法典。
远在帝王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划分为8个社会阶级；及至封建时期，各阶级间的壁垒才稍见缓和，只剩下4个阶级，即武士、工人、农人及商人。其中以商人地位最不受注目。此外，尚有占人口5％的奴隶，大都是一些罪犯、战俘及被贩卖拐骗的无辜儿童。
在奴隶之下，尚有所谓秽多阶级，即从事于屠宰、制革、清道等行业者。在信仰佛教的日本，这些人被认为不洁，备受歧视。
农民在全部人口（吉宗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中占很高的比例，他们不辞辛劳地在日本1/8的可耕地上耕耘。在奈良时期，土地曾一度收归国有，再以6年或一生（直到死为止）为期分别租给农民。但这种制度试验的结果使政府发现农民对于暂时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尽力垦殖，迫使政府再允许土地私有化，并且提供基金贷款让农民播种或收割。但这些措施也无法阻止农民的地位趋于低落。农民耕地面积狭小，在封建时期，平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竟要负担2000人的口粮。农民每年尚需为政府服一个月的劳役，在此服劳役期间，如稍微偷懒，即会被刺杀身死。
政府课征的税收名目极其繁多。在7世纪，税收约占农民全年生产额的6％；到12世纪，升至72％；至19世纪，农民负担的税收，仍不下于40％。重税之下，农民利益所得几被剥削殆尽，除简单的工具、衣服、炊具及破陋的茅屋外，农民别无他物。此外，地震、饥荒等天灾，也对农民构成莫大威胁。在德川幕府时期，农民如为他人工作，其工资须按照政府规定，尽管如此，其工资仍极低。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鸭长明（Kamo Chomei）在其文学作品《方丈记》中，曾就其所见所闻，将1177年至1185年之间饱受地震、饥荒、火灾摧残的京都
，作了血淋淋的刻画，现就其中有关1181年他目睹饥荒的情况节录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园于不顾，离乡背井，迁徙至山区居住。平时不受重视的各种宗教祭典，现又不分仪式地盲目开展。居住首都的人民典当家产才能购买食物，但又有谁能加以关心……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毙。而平时高不可攀的人们，此时也蓬头垢面地沿门托钵，以求度日。骨瘦如柴的饿殍，相继扑倒于地，腐尸充斥墙檐与路旁，臭气冲天，惨不忍睹……人们再也提不起兴趣出售房产家具，盖整载东西换不了一日充饥。金银财宝也丧失价值……更可怜者，恩爱夫妻之间，较富爱心的一半，为节俭食物奉献给另一半，常作牺牲。同样情况，父亲也常较小孩先去世，更有婴儿无知地依偎在母亲的尸体上……京都中部地区的人民，在4、5月期间，饿死者计有4.23万人。
另据凯姆弗尔（Engelbert Kaempfer）对1691年京都手工艺欣欣向荣的记载，恰与上述凄凉景况成对比，记载称：
京都在帝王时期是手工艺与日用品的制造中枢。在此首都的每一间房铺，几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货品。他们铸造铜器及钱币，印发书刊，编织刺绣，制造艺术雕刻、各类乐器、图书、漆器、服饰及其他金属制品——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种活动的玩偶及不可数计的产品。总之，京都各种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国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铺极其稀少，更令我赞叹者，前来购买的顾客竟络绎不绝。
日本早就从中国及朝鲜输入各种工业及艺术制品。在德川幕府时期，其手工艺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国、朝鲜等国的艺术之余，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蓝；而今天日本在经济有效地组织机械生产方面，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当时日本手工艺的制造，犹似中古时期的欧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职业及手艺均世代相传，且经常以其经营的行业命名；再者，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逐渐形成，可惜此同业公会渐成为雇主剥削技工及限制新会员的组织。在这些同业公会中，尤以钱庄公会势力最为壮大，不仅接受存款、支付传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业界及政府贷款。及至1636年，钱庄公会执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城市中殷商富贾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们追求政权的欲望，而原有的贵族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富商则极其轻视。是故在德川幕府时期，举国财富虽增加，但直到西风东渐，欧美炮弹震惊了日本之际，其国内的贵族与殷商才能携手合作。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日本民族，其身材适中，男人平均身高约为5英尺3.5英寸，女人约为4英尺10.5英寸。据称日本最伟大的一位武士田村磨吕（Tamura Maro）“身材魁伟……5英尺5英寸高”。有些营养学家常将日本民族的身材短小归咎于其食物中缺乏石灰质、缺乏牛奶及人多土狭，但这种理论仅属一种假设，尚无实际证实。日本妇女状似虚弱，但她们的力量可能像男人一样，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勇气，而非是肉体上的力量，因此除紧急应变外，极不易发现。她们的美，是指表情、风采及容貌；她们的姿态优雅，可说是日本艺术的典型产物。
日本古代化妆蔚为风气，京都早期的达官贵人，男人皆施以脂粉，身着香喷喷的服装，随身携带镜子。几个世纪以来，脂粉更为日本妇女脸部化妆的宠物。清少纳言（Sei Shonagon）在其著作《枕草子》（ Pillow Sketches ，991年出版）中曾描述道：“低头挥袖去污粉，还我庐山真面目。”时髦仕女把面颊琢粗、涂指甲、镀下唇；化妆物品在17世纪就有16种之多，及至18世纪更增至20种之多。就以发型而言，当时向前梳的发型有15种，向后梳的发型也有12种；她们为了画眉的方便，将眉毛剃掉，再涂之以新月形，或在眉毛部位点上两撇，与其人工黑齿相称。妇女精于发型的设计与整梳，每天耗费在梳理秀发的时间达2至6小时之多。在日本平安时期，多数男人均把头顶的前部理光，把其余毛发梳成小辫绕过头顶，使有毛发部分与无毛发部分成为均匀的对称。胡须为日本男性美的象征，但非人人均有美须，因此无须者常带假须，且男士多数带有拔毛的小镊子，以去除脸上杂毛。
奈良时期的衣着大都是模仿中国，内着紧身衣与长裤，外加长袍。迨至京都时期，长袍益形宽大而层数也增多；男女长袍附加之件数达2至20件之多，颜色按个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袖口颜色的不同更是光彩耀目。妇女袖长曾过双膝，袖口还系以铜铃，走路时清脆之声不绝于耳。每逢雨天或降雪，她们常穿高跟木屐，以利行动。及至德川幕府时期，因见人民衣着日渐奢侈，政府乃制定禁奢令，限制穿着丝绣短裤袜，禁止蓄须，限定发型，并由警察当街取缔穿着奢侈衣服者。这些法律的限制，虽偶尔被遵守，但绝大部分人找寻到法律的漏洞，使其效力大打折扣。直到人民对多层长袍的奢侈感到厌烦时，才一反昔日风气而趋向于简单朴素的衣着。
日本人民喜好清洁的习惯不在其他民族之下，只要能力所及，都一日三次更换衣着；且不论贫富，均每日沐浴。
仲夏之夜，乡间的居民一面泡在大浴盆中沐浴，一面与邻居畅谈，享受乐趣。寒风刺骨的冬天，则在华氏110度的热水下取暖。日本人饮食除偶尔欢宴外，绝大部分情况下均极简单，合乎养生之道。如中国古典记载曾赞称：“日本民族极其长寿，年逾百龄者比比皆是。”稻米为日本人民的主食，此外依各人能力所及常佐以鱼、蔬菜、海藻、水果，猪肉被列为珍品，除王公富豪外，人们简直不知肉味。奇怪的是，进食米、鱼而不吃肉类的苦力，能够在一天中奔跑15至18英里而无倦容，一旦品尝肉类，即丧失此等能力。
京都时期的天皇，因虔诚敬佛，乃禁止百姓杀生，推行素食，及至后来人民发现连和尚都不守清规食用肉类，于是群起仿效，肉食之风盛行。
日本人也如同中国人及法国人一样地重视烹饪，认为这是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开设饮食业者，也如同艺术家、哲学家一般，以其高明的烹饪法设校授徒，互为竞争；饮食的礼仪与宗教上的礼仪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进食中的姿态随着菜肴的转变而不同。女子进食时不得发出任何声音，男士则可不受此限，以示对主人丰盛酒肴的赞赏。日本人大都席地坐于垫上进食，桌子常付之阙如，即使有也不过离地数英寸高而已。宴食的序幕，常由一壶温酒或米酒而开启。7世纪一位名诗人太人（Tahito）对于如何借酒消愁曾作如下描述：
昔时七贤所找寻，无非是酒。
与其轻浮毋宁庄重，有酒必饮。
人生难免一死，何不及时行乐。
黑夜闪烁的明珠，当非酒后之乐可比。
达官贵人对茶的喜好无以复加。805年，茶叶即由中国传入日本，原先日本人以为茶是毒药的一种，不敢饮用，直到1191年茶才为日本人普遍接受。相传当时因将军饮酒过量，误饮几杯茶水，头脑居然反觉清醒，才赏识到茶的妙用。于是将军乃将茶赏赐给有战功的武士，武士又邀请亲友之交共同品茗，饮茶乃蔚为风气。日本人喝茶更是创立了庄严而复杂的茶道。千利休（Sen Rikyu）更是制定饮茶六律：客人需要在木鱼的伴奏下列席而坐，斋碗时时刻刻要盛满清水；茶房保持宁静，不合乎要求或不优雅者即应退席；不为区区小事闲谈，只论经国大事；秽语切忌出口；饮茶时间不得逾4小时之久。饮茶不用茶壶，仅将切细的茶叶置于精巧的茶杯中，再冲以热水，饮用之时即将茶杯一一传递，而每位客人以清洁手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杯口后饮用，待大家都饮用后，再周而复始，极具艺术。茶道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且陶冶了日本人平心静气、彬彬有礼的性格。
种植花木在日本也渐演成一种仪式，是为花道。千利休在创立茶道之余，对花道的建立也极重视。曾经有一次千利休闻悉丰臣秀吉不远千里来参观他的菊花时，他为避免锋芒太露，引起猜忌，乃仅保存一棵菊花，其余概加以毁叶。
15、16世纪，花道伴随着茶道逐渐流传，直到17世纪，花道始脱离茶道成为独立的嗜好。花卉栽培者时常指导男男女女种植花木、布置庭院。他们说，光是欣赏开花是不够的，一定要学会欣赏花、枝、茎、叶的整体美，同时更应了解配合颜色、线条的奥妙。茶、花、诗、舞成为高贵仕女必学的技艺。
日本人以宗教狂热的心情来欣赏花木，他们极其注意随着季节而变化的花卉。每当4月初，举国上下均置工作于不顾，成群结队竞往樱花盛开的地方赏花。日本人栽培樱花并非为了食用樱桃，而是欣赏它盛开时美丽的花朵——这象征着忠实英勇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日本人非常喜爱花卉，行将执刑的犯人，临终之前的愿望是得到一束鲜花。千代女士（Lady Chiyo）在一首名诗中曾描述一位少女前往一口古井汲水，却发现旋花围绕井水而生，因不忍摧残旋花卷须，只好改往他处水井取水。纪贯之（Ki Tsurayuki）的诗句也记载称：“人心叵测，莫若家乡花卉芳香如昔。”这些诗句的记载，充分地表露了日本民族完美高深的特质及其罕有的处世哲理。世上找不到像日本人这么爱好大自然的民族，也没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样能接受天、地、山、海等大自然的陶冶与感受，更没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种植花园、布置庭院。日本人不必等待哲人卢梭及诗人华兹华斯来告诉他们高山是如何壮丽、湖水是如何秀美。凡日本人的住宅均有花卉，凡日本诗人的诗句中均有宜人的景色。正如王尔德所说，英国实不该攻打法国，因为法国人能写出完善的散文；同样地，美国也应对日本谋求和平之道，因为日本人对“美景”的喜好犹如其对“权力”的渴求一样地备受重视。
当中国把佛教及茶叶传入日本之际，同时也把庭园的设计传入日本，而且这些庭园经过日本吸收及仿效后，又发展出独特的风格。日本人发现庭园的设计除对称之外，尚可推出崭新的款式，照样具有美妙而迷人的优点；小心栽培奇木异卉，等于全日本植物的缩影；火山口及峭壁上所寻获的岩石，常是铸铁不可或缺的物质；挖掘小型池塘，连引小河，再跨以天然林木构成优美小桥；庭园小径铺以形形色色的岩层，使人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般感受到无比宁静。
在财力及空间许可下，他们更在庭园中筑以小屋，房屋纯属庭园的装饰品，与其他国以房屋为主、再辅以庭园的做法不同。他们的房屋脆弱但极其美观。日本因为地震频繁，高大房屋的建筑较为危险，因此木匠均知道如何结合屋檐、屋顶山墙及格子式样而构成一种单纯、完美、独特的木造住宅。屋中全无窗帘、沙发、床铺及桌椅的布置，也不炫耀主人的财富与奢侈，更不陈列画像、雕像及小古董，一切显得朴实无华；室内所能看到的不外乎壁橱上的鲜花，墙上所挂的字画，书桌一座及两侧的书柜与扶手，中间尚有坐垫一席而已，柜橱中则存放着就寝用的被服用具。日本人就在这简陋、朴素的屋宇中，历经战争与革命的风暴、政治腐化与宗教斗争等过程，而绵延不绝地生活，并继续创造他们神圣岛国的文明。
在东方国家中，家庭为社会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实，远比西方国家明显。在日本或是其他的东方国家，父亲的万能并非显示社会落后的情形，而是表示父亲对家庭制度的喜好远超过其对政治政府的喜好。由于国家较弱，因此东方的国家远不如西欧国家重视个人，他们须求一个强而有力的家庭组织以取代中央权力。家庭才有自由，个人没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也是成败存亡的社会单元，家庭的成败荣辱是无法分开的。父亲的权力近似专制，但其作为仍脱离不了自然。父亲有权将媳妇或女婿逐出家庭，仅将孙子留下；他可以将淫荡的或犯重罪的儿女处死；他可将儿女卖身为奴或为娼。
他可凭其一言以休妻。贫贱家庭的父亲，宁可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为奇，他在夫妻关系中的不忠实是无所谓的。当基督教传入日本之际，该教教义认为纳妾、通奸是罪恶，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无限抱怨，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规定破坏了日本家庭的和谐。
如同中国一样，早期日本妇女的地位曾凌驾于男人之上。在帝王统治时期，前后曾出现了6位女皇。京都时期，妇女在社会上与文学上的地位，仍然显得相当重要。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如对她们的私生活作大胆的假设，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为人妻者远比丈夫淫荡，且常在一些俏皮话中出卖了美德。散文家清少纳言曾描述一位年轻人代人送了一封情书给他的情妇，却中途变卦向途经该地的一位女郎示爱，文中记载称：“我感到无限惊奇，当这位情夫写好情书系上鲜艳的花束，托请信差送给他的情妇，何以这位信差犹豫变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妇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及至封建社会的尚武精神抬头，以及社会松紧的自然交替与历史交替，中国男尊女卑的理论又在日本产生影响力，社会变成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剥夺了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仅能在家中学点礼仪。妇女应恪守贞节，假如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立刻将奸夫淫妇处死。对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规定：“亲夫如仅杀死淫妻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贝原益轩（Kaibara Ekken）也曾建议说，如妻子为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荡、野蛮，则为人妻者更应温顺体贴。就在这种长期严厉的教养下，日本妇女遂成为最勤勉、最忠贞、最服从的妻子，并且使欧美游客感到惊讶与惋惜，为何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欧美国家被采用。
与其他东方国家社会习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励多子多孙，因为岛国人民的增长已使武士感到拥挤。因此他们大多迟至30岁后才成家，且以养育2个子女为最理想。传宗接代乃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婚后不育，男人可以要求离婚；又因女人没有继承权，因此若仅育女，势必再收养男孩，以免丧失姓氏与财产的继承权。孩童自幼即以中国孝顺的美德与文学被教导，因为这是维持家庭秩序及国家安定与纪律的源泉。8世纪孝谦女皇（Koken Tenno）即曾明令学堂高挂《孝经》，作为学童进德修业的座右铭。风气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顺为最高道德标准；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在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来临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道德的典范，无怪当时日本人对基督教义阐释人应远离父母、忠于妻子的理论无法接受。
对忠孝之外的道德观，日本人不如同时期的欧美人重视。贞操观念对于较高阶层妇女仍受重视，贞女殉节者亦时有所闻，只是一般而言此观念几乎丧失殆尽。《源氏物语》为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其对当时王公贵人荒唐行径诸多叙述。而清少纳言的小说《枕草子》，也是日本极负盛名的论说文，读来犹如罪恶范例的论著。一般日本人均以为“食色性也”，其对肉欲的追求有如饥渴一般，是极其自然的，每当夕阳西下，多少寻芳客拥至东京的花街柳巷。在此，有1.5万名能歌善舞的艺伎，粉墨登场为这些佳客献艺。
顾名思义，日本的艺伎（geisha）是善于各种表演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的艺者（hetairai）一样，她们略识文学，更懂得爱情，随着季节的变化也能吟赋几句杂乱无章的诗。家成将军（1787—1836年）因鉴于男女共浴有伤风化，乃于1791年明令禁止，并于1822年对艺伎表演过火者也严加限制。更把艺伎形容为“表面受雇于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悦客人，实质上亦兼营伤害风化之行业”。此后艺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乡旅茶室或路巷旅馆。然而，艺伎的正当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团体仍继续邀请她们在公开场合表演，有些资深艺伎更设校授徒，传授技艺。生活贫困的父母，为环境所迫“同意”子女接受艺伎训练的事更时有所闻；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说，歌颂无数的少女，为接济家庭的生活，不惜卖身学艺。
这些习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与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惊外，其在本质上与欧美国家并无差异。我们确信多数的日本少女也与西方妇女一样贞洁，且过着常态而正当的生活，虽然她们未被允许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但她们期望于斯。古往今来在日本的文学著作上不乏实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压迫无法相爱而自杀殉情，以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爱情并非日本人吟诗的主题，但在他们诗句间，却充满了男女间的纯洁、诚挚与深情。下列一首诗可为明证：
遥远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赠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伟大的纪贯之以混合自然与感情的风格，作四行诗，吟出他被拒爱情的故事：
何事比樱花容易凋谢，
你说……但我对那时刻却难以忘怀，
当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话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丝轻风。
举凡人类的爱国心、对爱情的热诚，以及对父母妻子、乡土等的挚爱，都将无可避免地寻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心力量，以期使信仰更为忠贞，进而使该信仰普及于大众，传诸百世。日本人对宗教的信仰，采中庸之道，既不似印度人那么热衷，又远不如西欧中古世纪天主教苦行僧及16世纪宗教改革家那么狂热。他们对宗教仍有诸多信仰与祈祷，并抱着一种圆满结局的哲学观，不似中国那样对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
佛教的创始带有消极悲观的劝世气氛，旨在为人类找寻死后灵魂的归宿；佛教传入日本之后，迅速转变成保护人民的神祇，具有美好的仪式与各种令人愉快的节日，成为安慰生灵的乐园。在日本佛教的天国中，有128层地狱用以容纳各种罪犯和敌人。除了佛圣的天地外，另有一魔鬼的世界，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方面诱拐良家妇女，另一方面又捕食男人。佛教教义揭示生前的阴德可使人再度轮回转世。部分的佛教祭拜仪式是在家庭的祭坛及庙宇中进行，但大部分则在节日庆典的欢乐中实施，每当庆典节日来临时，妇女均衣着鲜艳，男士极尽狂欢以示虔诚与庆祝。有些严肃的佛教信徒，常在严冬寒冷的天气里至瀑布下静坐修养；有些则至各景色优美的神社进香朝拜，乘机利用大自然美景陶冶身心。日本的佛教分成若干宗派，人们可选择信仰，其中包括静思苦虑而求自我认识的忍派，研习《莲花经》而获解救的日莲派，长期祭祠、静待佛祖附身的精神派，主张诚心自救的净土宗等。
总之，佛教在日本是人民崇敬的信仰之一，为人民所广泛爱戴，因此也迅速地传遍了日本全国。而日本人更采取佛教神学作为神道的原理，采取佛教庙宇建筑的方式构成他们的神社建筑，及至后来佛教与神道逐渐混杂，佛教庙宇亦常拨供神社祭祠之用。早期的日本佛教僧侣不乏饱学、慈善之士，在日本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上深具影响力；有些僧侣为大画家或雕刻家，有些僧侣则为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从事翻译佛教经典及中国文学的艰苦工作，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无比的贡献。然而，这些早期僧侣的辉煌成果，却为后继贪婪的僧侣所抹杀；有些后继者甚至背逆佛旨，招兵买马，争权夺利，以建立或维持其政治权力。而且前几代僧侣的勤俭致使后继者财富剧增凌驾庶民之上。更有僧侣贪得无厌，为了收敛财富，居然煽惑无知信徒，捐建寺院以换取延年益寿，凡40岁者若捐建40座寺院，可延10年寿涯；50岁者捐赠50座寺院，亦可换取10年岁月；60岁者捐建60座寺院，更可再得10年余生，直到德行已尽，才撒手西归。
德川政权下之僧侣已是罪迹昭彰，诸如酗酒、金屋藏娇、鸡奸
、卖官鬻爵等不胜枚举。
至18世纪，佛教在日本的势力已渐趋没落。执政之将军转而崇敬儒教教义，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领导了一场运动以复兴日本的神道，而当时的学者如市川（Ichikawa）与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更对宗教的迷信给予理性的批判。市川更大胆指出，口头传说绝不如文字记载来得可靠。而有关日本起源自1000年前，宝矛滴水成日本诸岛及日本民族为神的后裔的文字假设，毋宁是皇室运用的一种政治手腕。人类祖先如不是原始人，则应为较接近的动物，我们可以肯定人类祖先不可能是神。总之，日本的古代文明随着宗教而兴，却因哲学之起而告一段落。
哲学与宗教一样，亦由中国传入日本。佛教在传入中国600年后东传日本，而中国的哲学则以宋朝理学的东渡开创了日本文明的更生期。16世纪中叶，日本世家藤原惺窝（Fujiwara Seigwa）因不满做一个僧侣所能获取的学问，醉心于中国圣贤才识，乃暗思远涉重洋前往中国学习。然而1552年以来日本已禁止国人与中国交往，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偷渡。恰巧在登轮前夕于所宿的旅馆中偶尔听到一位日本书生朗读儒家著作，欣喜之余乃侧耳倾听，原来该青年书生读的是宋朝朱熹注释的《大学》。他喊道：“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啊！”于是他把握机会，大肆收集宋朝哲学的典籍，中国之行遂半途而废。他认真研究，几年之后已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他们均视中国哲学家的思维为当代思想的主流。德川家康因见惺窝颇具盛名，乃重金礼聘他至京都解说孔孟之道。但惺窝恃才傲物，仅遣其学生至京城，自己则仍刻意进修，引起德川的不满。惺窝在日本的传统研究外另辟途径，而其极具吸引力的讲学更引起京都僧侣的嫉妒，认为惺窝的讲学是蔑视传统的行为，呼吁所有所谓正统的僧侣也应向民众讲学教导，以免被惺窝所迷惑。这些争执由于1619年惺窝的去世而终止。
被惺窝遣往京都谒见德川将军的学生林罗山（Hayashi Razan）终不负师望，表现突出，其名望与影响力均凌驾其师之上。而德川幕府对他也礼遇有加，授予顾问与发言传达的职位。且自1630年德川家纲亲自聆听讲学后，更激起王公贵族受教的风气。此后他很快激起了群众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热情，并使孔孟的道德观念超越了佛教及基督教的信仰，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批判道：“基督教神学无疑是各种幻想混合组成，而佛教教义的消极颓废，更足以削弱日本民族的民心士气。佛教僧侣曾主张现实世界是短暂的，因此鼓励人们忘怀社会关系，相当于终止了人类应尽的职责与正当的行为。佛教僧侣又主张人之一生充满了罪恶，故应背离父母妻子，谋求神的拯救。但据个人研究所得，人除把握现实的生活，为主尽忠，为父母尽孝外，别无他途可寻。”他曾清享余年，至1657年东京大火，千万百姓罹难。是时，学子曾奔来相告，他只点头示意，仍继续沉醉于书卷中，待火焰已包围四周时，才乘轿离去。三天之后，终因冻寒与世长辞。
在林罗山去世后数年，日本又出现了一位醉心儒教的后起之秀室久操（Muro Kyuso），他年轻时曾在一寺院中潜修，彻夜祈祷深思，坚志追求知识，有似同时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座右铭是：
我将每晨6时起床，及至每夜12时方始休息。
除非宾客造访、病痛或其他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我绝不偷懒……
我绝不说谎。
我不说废话，即使是对卑贱人。
我将节制饮食。
倘若有邪念，我将立即节制，绝不让其滋长。
思想犹豫势必减低读书效率，我应集中精神，避免草率。
我应克制自己，修养自己，绝不允许名利欲望妨害内心安宁。
这些信条要膺服在胸，时时遵行。神明共鉴。
室久操并不赞同学者出世隐居，但他具有歌德的宽宏大量，把人的特质纳入现世的巨流中。他说：
离群隐居不愧是一种好办法，但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唯有朋友切磋琢磨，才能增进德行。倘若背弃世人而隐居，即有悖于世俗大道……圣贤之辈况且无法脱离世俗而生活……虽然佛教徒断绝其人群关系远离父母妻子而隐居，但他们仍不能去除其爱恶之心……在来世中享福的观念，未免显得自私……不必舍近求远，神灵与心同在。
早期日本儒家人士最引人注意的，即在分类上常不被视为哲学家，就像哲学家歌德与爱默生一样，由于其智慧语句措辞相当优雅，因此文艺界亦把他们归类为文学家。此时有一位出自医生世家的哲人叫贝原益轩，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因为对医学的精研而产生了一种谨慎的经验哲学。尽管他公务繁忙，但他立志奋发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他著作等身，又以浅简的日本文字撰写，容易了解，深得民众喜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尽管他有这么高的成就，但他仍非常谦虚地继续作研究。据说，曾经有一位搭船的乘客沿途向其他旅客讲述儒家伦理学，不少日本人均抱着热心好奇的心情前往聆听，但这位讲演者实在讲得单调乏味，令人厌倦，听众拂袖而去，最后仅剩下一人。当这位讲演者讲完之后，他向那位孤独的听众请教尊姓大名，听众平静地答道：“贝原益轩。”讲演者发现一个多小时中，他竟不自量力地试图对当代最负盛名的儒学大师传授儒家思想，因而为之汗颜。
益轩对神学的观念几乎与孔子一样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认为宇宙是深不可测的，唯有愚人在做坏事之际，才会假借祷告来求取上帝的谅解，以获取心灵的慰藉。他更认为哲学是融合经验与智慧、欲望与德性所作的一种努力。对他而言，德性的修养远比学问的追求来得重要。他恰当地指出：
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在于获得广博的知识，更重要在于修养品性。道德上的完人较饱学之士对社会有益，这也是教育的目标……今日所要研究的科目繁多，致使往昔被视为学习重心的道德教育遂被搁置一旁。古代圣贤的金玉良言，反被视为陈词滥调。其结果社会上的主从、上下、老幼等关系，遂在假借神谕“个人权利”的口号下丧失殆尽……圣人遗训所以不得伸张的主因，乃近世学人仅一味显夸个人才识，而对古圣哲理则忽略阐扬。
从这些言论来看，极易被当时的青年谴责为陈腐保守之言，因此他又对年轻人训示道：
孩子们，不要对老人的话感到厌烦；当父母、祖父母对你们谆谆教诲时，且勿掉头就走或视为耳边风。或许你们会认为传统过于迂腐，可是那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不可毫不顾虑地粉碎它。
他的名著《女大学》（ Onna Daikaku ）对日本妇女地位有一种保守复古的影响力，这些使他颇受指责。但他绝非沮丧的传道者，企图在人们喜爱的事物上找寻罪恶；他认识到教育家的任务应该是教导人们喜欢环境、了解环境进而控制环境，他说：
若非过着愉快的生活，绝不让日子轻溜……不要因旁人的愚笨行为而使你感受折磨痛苦……请记住宇宙自古以来即充满了愚笨的行为……让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不要丧失生活情趣，纵使是亲子、兄弟、亲戚等偶尔也有私心，忽略我等谆谆教诲的最大努力……酒乃上帝的恩赐。饮喝少许酒量足以振奋心胸、消弭沮丧的精神、消愁解闷与增进健康。是故酒能使人或其友人享受乐趣。但暴饮足使人丧失尊严、语无伦次、有似疯人……饮酒应适可而止，才能得到快乐，暴饮徒伤身心，实为最愚笨的行为，更糟蹋了上帝的恩赐。
与多数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的生活应融入大自然中，才能得到真正快乐，他说：
倘若我们以心为快乐的源泉，以耳目为得到快乐的孔道，摒除诸欲，快乐将源源而至；因为我们融快乐于山、水、花、月之间。快乐并非属于某人专有，我们不必求诸他人，也不必花费分文。能够享受大地景致的人，等于拥有无比的财富，何必觊觎他人奢侈的生活……况乎大自然的景致是千变万化的。世上绝无两个相同的景致……有时心中会偶感美景已逝。但每当大雪飘零，山野笼罩银白一片，渐渐地冬去春来，枯树再度长叶开花……冬天犹似黑夜长眠，但它使我们恢复了青春活力……
喜爱花朵，匆匆早起，
偏好月色，迟迟就寝。
……
人生来去如同流水；
惟明月与天地同在。
一方面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压倒了其他学派，一方面日本的儒者也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在日本，这种情况远较中国显著。惺窝是所谓的朱熹学派，林罗山与益轩更承袭宋朝朱熹的衣钵，以正统与保守的态度解释中国的经书。不久之后，阳明学派抬头，此即源自中国明朝王阳明的学说。日本的哲学家也像王阳明一样，主张以个人的良知来辨是非，而不是以昔日圣贤或社会传统来辨是非。一位信仰阳明学说的日本哲学家中江藤树（Nakaye Toju，1608—1648年）曾说：“我本精研朱熹学说有年，及阳明学说东传，若非受阳明学说的教导，我将会感到生命空虚。”于是中江乃致力于阐扬唯心主义的一元学说，认为宇宙系出一元，上帝为一元主体，宇宙万物为其躯壳，自然法为其灵魂。中江也像王阳明、斯宾诺莎及欧洲学者一样，接受了自然法的理论，并说明善恶仅为人类的一种关系，且人类的偏见被认为是不客观的实体。他也如斯宾诺莎一般，发现了个体精神与自然法结合的不朽性：
人心除有感觉的领域外，尚有所谓良知存在。良知本身即为理性，不必假于后天的修养而得，良知是无限的与永恒的。良知即只有一个且与理性并存，自无始末可言。倘若我等能遵循良知或理性行事，则肉体的生命即能转变成无限的与永恒的，亦即能得永生。
中江为人德行高洁，但他的哲学思想并不能获得朝廷与人民普遍的爱戴。当时的幕府深恐个人若依其良知分辨是非，独行其是，社会可能缺乏共同准绳。适值另一位阳明学派的支持者熊泽藩山（Kumazawa Banzan）从研究形而上学更进而批评时政及武士道，幕府遂乃乘机予以逮捕。后来熊泽俟机逃至深山，在森林中度过残年。至1759年，幕府颁布敕令禁止传播阳明哲学。至此阳明学说乃销声匿迹，本为温顺的日本民心渐朝军人本色发展，一改传统对佛教的和平信仰而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武士。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不仅得自宋朝学者对古代经典的诠注，而且直接从孔子的著作中得以了解，因此像伊藤仁斋（Ito Jinsai）与荻生徂徕（Ogyu Sorai）等人对日本学术的发展均主张建立日本思想的古典学派，并坚持应超越各代评注者而直接对孔子言行加以研究。伊藤仁斋的家人并不赞同他研习儒道，讥骂他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并预言如他继续研究学问将会贫贱至死。因为他的家人认为：“研究学问是中国人的专长，对日本人来说却毫无用处，即使很有学术也卖不出去，倒不如学当医生好赚钱。”伊藤对家人这些劝告听而不闻，不顾家庭的地位与财富，舍弃物质享受，将其房屋财产让给小弟而隐居山野，继续潜研学术。他相貌英俊，时常被误认为皇太子；他衣着朴素有似农夫，并常潜居以逃避大众的眼光，曾经有位历史学家对他描述说：
仁斋晚景贫困，甚至过年亦无做糕之米，但他坦然处之。其妻在此困境下曾伏跪于侧倾诉道：“尽管环境困苦，我尚能安贫乐道，唯有一点使我难以忍受，那就是我们的幼孩因不解贫穷处境，对邻居小孩的年糕常起嫉妒之心，虽然我谴责了小孩，但我内心无比心酸。”仁斋并没回答，继续注视他的书。随后，他又脱下了暗红色的戒指交给妻子并说道：“把它卖掉，买些年糕给小孩吃。”
仁斋在京都创立了一所私人学府，在该学府讲学40余年，训练从事哲学研究的学生计达3000余人。他偶尔亦讨论形而上学，他认为宇宙乃是一个有机体，生命应凌驾于肉体的死亡之上。但他仍与孔子相同，赞同现世的实际生活。
学问贵在经世致用，如舍弃人伦关系，仅谈经略国家，那是毫无益处的；研究学问不可死背理论或推理……学问之道应于日常生活中得之……舍弃人伦关系而欲得学问之道犹似捕风捉影……平凡之道才显得伟大；此外世上实难有伟大可言。
仁斋去世之后，其子伊藤东涯（Ito Togai）承其衣钵。东涯也淡泊名利，他曾说：“人死后很快即被遗忘，但有些人为求死后留名，著书立说俾便流传千古，这实在是一种错误，因为到头来流传千古者究有几人？”在他有生之年，著作繁多计达242卷。他为人谦恭，天资聪慧。论者曾称赞他的著作远胜于法国作家莫里哀的《道德的催眠》（ Virtus Dormitiva ）。东涯的学生也指出其师在242卷著作中未尝对其他哲学家有中伤之言，诚属难能可贵。在东涯去世后，其学生在墓碑上铭刻着下列词句：
他不道人之短……
他终生献身于学术研究。
他度过平静无事的一生。
继之而起的最伟大的儒家学者荻生徂徕，曾经自豪地说：“自日本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以来，绝少学者的成就能与我分庭抗礼！”荻生与东涯不同，他喜欢辩论，并常对历代及当代哲学家加以批判。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向他问道：“您除读书之外是否别有嗜好？”他答道：“人生之乐趣莫过于吃烧豆及批判日本历代伟人。”波川天人（Namikawa Tenjin）曾说：“徂徕诚可谓日本伟人，但他自认已通晓所有应被了解的事物，这种习惯未免不太好。”荻生虽然骄狂，但也有谦逊的时候，他曾说：“日本人包括他自己都可说是野蛮人，只有中国人才够资格说是文明人；而所有真理名言，都早已为孔子及儒家诸贤所道破。”他的言论曾激起了武士及学者的不满，所幸当时的幕府吉宗将军欣赏他的勇气而对他加以保护，他才得幸免于难。就像中国儒学大师荀子攻击墨翟的兼爱学说，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驳斥卢梭性善思想一样，徂徕设立讲坛于江户，并对仁斋的性善理论加以驳斥。他认为人性本恶，唯有透过人为的法律限制、道德观念以及教育的实施，才能培养良好的公民。他说：
人之欲望，与生俱来。我等对无穷的欲望如不知节制，即起斗争；斗争一起，混乱也随即将至。先王因厌恶混乱，乃制定礼节与正义之准绳，用以节制庶民欲望……道德乃帝王用以御制人民之工具，非与生俱来，亦非为人心所趋，而仅是某些圣贤之构思，作为国家统制之准绳。
犹似在证明荻生徂徕之悲观属实，其后一世纪的日本思潮竟放弃效法孔子的中庸之道，并在中国信徒与日本本土崇拜者的痛苦笔战中迷失了方向。在此保守与维新之役中，维新派终以极度赞许日本固有典章制度而获得胜利。汉学者或仰慕中国学者认为日本野蛮无文化，主张智慧学术无不来自中国，并以翻译及评述中国文学与哲学为己任。日本民族学者认为一味学习中国的态度，是阻碍日本进步的绊脚石，同时也是不爱国的行为，并呼吁全国放弃学习中国的一切，在自己的诗与历史的渊源中创新并发扬光大。贺茂真渊曾攻击中国人为本性邪恶的民族，推许日本人是天性善良的民族，并将日本缺乏早期或土生文学与哲学归因于日本人无须德性或智慧上的教训。
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叫本居宣长，因访问贺茂真渊时受到鼓舞，尽其34年光阴写成44卷《古事记》评论——该《古事记》系日本传说，特别是神道、传说之古典集。在此评论中有力地对日本国内外一切关乎中国的东西加以攻击。该评论大胆地主张日本三岛、天皇及日本民族起源神圣的故事全部是真实。据德川摄政之特殊看法，该评论在日本学术界激起了恢复自己语言、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运动，进而复兴神道反对佛教，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本居宣长指出：“日本系太阳女神的出生地，此一事实证明日本较其他国家更优越。”至本居宣长死后，他的学生平田笃胤（Hirata Atsutane）亦作主张如下：
日本系众神之国，其居民系神之后裔，这方面有两个基本理论证据竟一直惨遭忽视，真是太可悲了。日本民族与中国、印度、苏俄、荷兰、泰国、高棉及全世界其他民族，仅有种族的差异而无地位的不同。日本国人视其国家为众神之国，绝非出自虚荣心。盖创造各国之众神毫无例外均属神圣时代（The Divine Age）出生于日本者。因此，日本乃是其出生国，全世界均承认日本国名，可说是名实相符。韩国人首先熟谙此一真理，经由他们传布遂遍于全世界，而为世人所共认……外国人当然也是造物者神力所创造，但他们绝非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所创造，它们更非产生太阳女神的国家，这就是它们地位低落的原因。
以上即创造尊皇攘夷（Sonno Joi）运动，力主尊天皇攘外夷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19世纪，此运动鼓动日本人推翻幕府，并重建神圣皇室之最高权威。20世纪该运动扮演重要角色，促成狂热的爱国主义，直到其所谓“天子”能统治复活东方沃野千里的土地时，才会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