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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戏剧，上演着三出戏。第一出戏，除了原始传奇中的几个世纪外，乃系古典的佛教日本（522—1603年）。此时日本深受中国与朝鲜的影响，受宗教的提炼熏陶，乃创出其文学艺术上的历史性杰作。第二出戏，是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下封建而和平的日本（1603—1868年）。此时日本孤立而自治，既未立志拓疆于他域，也不图贸易于海外，满足于农垦耕种，致力于艺术哲学。第三出戏，乃是1853年为一美国舰队所开启的现代日本。此时日本因国内外条件所迫，进而从事工商业，向海外追寻原料与市场，为不可遏抑的扩张而争伐，并仿效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想法与手法，于是威胁了白人的优势及世界和平。
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曾经细心研习，以求吸取其精华而超越之。我们似应如彼等研习我西方文明一样耐心来研习日本文明，以期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能有清晰的认识，到底诉之于战争，抑或诉之于谅解。
据日本最早期的历史传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众神、男男女女，有出生也有死亡。直到最后伊弉诺尊（Izanagi）与伊弉冉尊（Izanami）两兄妹受众耆神之命，创造日本。他们立于天之浮桥，掷一宝矛于海中，然后捡起宝矛高举空中。宝矛滴下的水珠乃变成了神圣的岛屿。由观察水中蛙儿诸神学会了交媾之密。于是，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乃结成连理而产生了日本民族。从伊弉诺尊的左眼生出了天照大神（Amaterasu），即太阳女神。进而由其孙儿琼琼杵尊（Ninigi）传下了大日本天皇神圣而未曾中断的血统。从那时迄今，日本仅有一个皇朝。
宝矛共有水珠4223滴，因而日本有如此之多的岛屿。
其中600个岛有人栖居，然而唯有5个岛面积较为可观。最大的岛——称本岛或本州，长1130英里，平均宽约73英里，而其8.1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则占诸岛面积之半。其环境位置及其近代历史与英国相似：四海环绕，使其不受外来的征服；而1.3万英里长的海岸则使其人民长于航海。地理的激励及商业的需要，注定其广泛支配海洋的命运。从南而来的暖风、暖流与山巅的冷锋相混，给予日本英国型的气候。多雨多阴天，形成很多短促而湍急的河流，益于植物的生长，风景美丽。在此地，除了城市和贫民窟以外，花开的季节，大半土地皆如伊甸园般瑰丽，其山脉并非岩石尘泥的巅踬堆积，却似完美设计的艺术线条，如富士山。
毫无疑问，这些岛屿应地震而生，并非由滴水的宝矛而来。除了南美洲之外，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如日本一般惨受地震之害。599年，地震在吼叫中吞噬了村庄。是年陨星落，彗星闪，在7月中旬雪光竟然照耀街道。紧接而来的便是饥旱之灾，数百万日本人因之殒命。在1703年，仅东京一地因地震而死于非命者，即达3.2万人之众。1885年首都再次遭难，大地裂口，吞人数千。拖尸车成列，尸体集体掩埋。1923年的大地震、海啸与烈火剥夺了东京10万条生命，横滨及其附近3.7万条生命，甚至连虔诚敬佛的镰仓也几乎完全焚毁。然而，那巨大的印度圣像在一片废墟中能平静残存，这好像在说明历史的重要教训：神在巨变中仍能保持沉默。当时人民对神所缔造、所统治的土地如此多灾多难，感到无限苦恼。最后他们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一条巨硕的地下鱼，每当这条地下鱼睡觉被扰乱时，即蠢蠢而动，造成地震。尽管在此环境中，日本人似从未想过放弃这险象丛生的土地。在1923年大地震的次日，学童以破碎的壁泥当铅笔，以残破的砖瓦当字板，举国上下耐心忍受环境的鞭挞，屡从毁灭中现出不馁的勤劳与无畏的勇气。
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其他民族一样，失落于理论的宇宙星云之中。在日本的民族中，混合了三种成分。其一为原始的白色种族——虾夷族（Ainu，又称阿伊努人），于新石器时代即从黑龙江一带进入日本；其二为黄色的蒙古种族，这是在公元前7世纪由朝鲜进入日本；其三为黑褐色的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人，由南边的岛屿渗进日本。日本如同其他地区一般，在建立共同语言、创造新文明的新种族形态成形的几百年前，即曾出现复杂的种族混合。迄今为止，种族混合仍未完全，这可由高、瘦、长头的贵族，与矮壮、宽头的百姓之间鲜明的对照得到明证。
4世纪中国历史的记载，曾描述日本人为“倭人”，并且说：“彼等既无牛也无野兽，彼等依其身份地位而纹其脸，彼等仅穿着由一片布所织之衣，彼等仅有矛及以石、铁为尖之弓箭，彼等不穿鞋，守法而多妻，嗜烈酒而长寿……妇人涂粉红于其身。”记载又说，日本没有小偷，争讼之事不常见，文明尚未开始云云。入日本籍的美国作家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以其溺爱敏锐的眼光，把早期的日本描绘成不为剥削与贫穷所沾的伊甸园。芬诺洛萨则形容其为独立的士兵与绅士组成的农民社会。至3世纪由朝鲜传入了手工艺，并且很快有了行会。在自由的艺匠下面，即为数可观的奴隶阶级。这些奴隶系由监狱与战场中征集而来。当时的社会组织兼有封建与部落的色彩，有些农民投靠裂土封地的贵族，以耕其地。每一家族均有其唯我独尊的家长，而政府组织则松弛且极其微弱。
早期的日本人满足于灵魂信仰、图腾制度、祖先崇拜与性崇拜等宗教需求。举凡天上之星辰，原野之植物与昆虫、草木、鸟兽，以及人类——物物均有灵魂。无数神祇在人之住宅上空徘徊，并在灯火的火焰与光辉中飞舞。往昔人们借炙烙龟壳与鹿骨以施占卜，并由专人解释由火烙壳骨而生之花纹。据中国古史记载：“彼等施占卜以探究祸福并预测可否出海或远行。”人们畏惧并礼敬死者，唯恐死者作祟在世上产生更多祸害；死者生前遗物多作为殉葬——诸如男人的刀剑与女人的镜台；甚且人们每日须在祖宗灵位前供奉佳肴并施礼拜。人们的祭品时常被用来求神制止暴雨或佑护建筑与城池的坚固；而贵族去世时其仆人偶亦殉葬，这样才能追随侍候于九泉之下。
最早的日本宗教系源于祖宗崇拜。神道（Shinto）有三种仪式：即家庭祖宗的家祭，宗族祖宗的社祭，与皇家祖宗及创始神的国祭。皇家圣祖每年有7次祭典，由天皇或其代表主祭，并且总是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举行。神道不需要教条，不需要精密的仪式，亦不需要道德的准绳；神道无特殊僧侣，无关于天国与不朽性的抚慰教义；忠实信徒只需偶尔朝圣进香，并对祖先、天皇及历史表示虔诚敬意。神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因太不重视对信徒之报偿与需求而遭到挫折。
522年，佛教传入中国500年之后，继传日本，随即急速发展并风靡日本。其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有两个因素：即人民的宗教需求与国家的政治需求。这里所说的佛教并不是释迦佛教抱持神祇不可知论的、悲观的、严守德行的清教徒生活和梦想在极乐中圆寂的主张，而是阿弥陀佛及观音诸神的大乘佛教才重视欢欣热闹的宗教礼仪（菩萨诸神除外）及个人的永生。尤其是该教谆谆勉人以孝顺、和平及服从等德行，益于使人民顺从其政府，且其态度极为庄重圣洁，使人无以为拒；又给予被统治者希望与安慰，从而使其满足于一己之命运；又以似诗的神话与祷告及戏剧似的多彩多姿之盛典，来调剂日常劳苦的生活；同时使人民的感情与信仰得到调和。政治家对此极表欢迎，视其为社会秩序的源泉及国家基础。
我们不知佛教在日本盛行到底是基于政治还是由于虔诚。586年，当用明天皇（Yomei Tenno）驾崩时，有两家敌对世族以武力争夺继承权。但是两者在政治上均致力于新的佛教信条。据云圣德太子出生时手握圣者遗物，他确立推古天皇（Suiko Tenno）登极，并使东瀛三岛处于皇太子之治理下长达29年（592—621年）。圣德太子广筹款项，兴建佛寺，鼓励并支持佛教僧侣，颁布佛教伦理为国法，大体而言，变成日本佛教的阿育王。他保护艺术与科学，并从中国与朝鲜输入艺人与工匠；他编纂历史，兴绘作画，并监督建造法隆寺（Horiuji Temple），该寺乃日本艺术上最古老、尚残存的杰作。
尽管有如此多彩多姿的文明杰作，以及佛教对德性之教诲与倡导，但在圣德太子驾崩后30年内，日本却爆发巨大危机。一位充满野心的贵族中臣镰足（Nakatomi Kamatari）勾结中大兄皇子（Prince Naka）发动宫廷政变，使日本的政治历史发生明显改变，史学家称之为大化革新（Taika Era Reforms，645年）。皇太子遭受暗杀，一位年老的傀儡被推出来，镰足俨然以摄政自居，虽然后来中大兄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亦即为天智天皇（Tenchi Tenno），却把日本政府带向专制的帝国政权。君主的权力由原来的对宗族的领导权而扩增至对全部公职官员拥有任命权。所有地方长官由君主任命，所有税收径向君主缴纳，举国之下莫非王田。至此，日本由松散的宗族结合与半封建首长制急速地转变至一密切结合的君主国。
日本的帝王自此后在名义上拥有无上的尊荣。他有时被尊称为“天子”，偶尔被称为“八月门”
，但以被称为“天皇”为最广泛。至尊无上的天皇，秉有不少特权。当其驾崩后，享有独一无二谥名的权利；为了保持皇室的绵延不绝，天皇可随心所欲蓄妻纳妾，并有权选择众子中的一位继承皇位，当时嫡系长子继承并非绝对。京都前期的天皇极其虔诚，甚至有些放弃王位而去当佛教僧侣，有位天皇还认为捕鱼有辱佛祖而明令禁止。至阳成天皇乃有变例：他专制滥权，曾将日本的君主政体置于险境。他迫使人民攀登树木，再以弓箭射杀；滥捕街上无辜良家妇女，缚以籐绳，再丢弃于沼泽中；他又喜好在京城街道纵马奔驰，并以鞭挞人民为乐。他的暴虐终遭人民唾弃，导致日本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罢黜。794年，帝王政府自奈良（Nara）迁都至长冈（Nagaoka），随即又迁至京都。自794年至1192年，为史学家所公认的日本黄金时代。迄至公元1190年为止，欧洲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哥多华（Cordova）等地外，尚无可与人口50万的日本京都相比拟。京都城中的一隅，茅庐栉比，老百姓安贫乐道；城市的另一隅，皇室与贵族亦在宫廷中欢度天上人间的生活。文明与技艺发展的结果，使社会阶级的鸿沟也随之加深。当财富的分配是依据其能力、品性与特权时，拓荒时期的公正就无可避免地逐渐失去平衡。当时的大家族如藤原（Fujiwara）、平（Taira）、源（Minamoto）及菅原（Sugawara）任意废立君主，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主一般相互征伐。菅原道真为日本人所钟爱，在于他的文学贡献，至今他仍被尊为文学之神，为表示对他的敬意，每月25日就被定为学校假日。至于年轻的将军源实朝（Minamoto Sanetomo）杰出之处，在于他在被刺的清晨曾以最淳朴之日式风味，吟了一首小诗：
倘若我难再登临，
梅树依旧布门旁，
莫忘君者是流泉，
盛况其时花怒放。
接着是由藤原宗族推戴而立的开明的醍醐天皇（Daigo Tenno，898—930年）时期，此时日本继续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与繁荣，再撷取日本中古王国时期的文化，创立独具日本风格的衣冠、烹饪、书法、诗歌、管理方式、音乐、艺术、庭园与建筑，甚至华丽的首都——奈良及京都——也极力仿效唐代的长安。1000年前，日本对中国文化就如同近代其对欧美文化一般重视。首先是急遽吸收，然后渐渐地对外来文化加以蔑视，主要在于日本人带有嫉妒心理，想保持其原有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并极力采取新方式以达成维护其固有的目标。
当时日本外有强邻中国（唐朝）的激励，内有稳健的政府，于是很快地进入了所谓“延喜之治”
时期（901—922年）。至此达到平安时期的鼎盛阶段。
此时其财富剧增，生活奢侈华丽，文化发达的程度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庭院及法国启蒙时期名流聚合场所的堂皇富丽稍可比拟。京都犹如法国的巴黎与凡尔赛城，举凡诗词、衣饰、仪态与艺术，全国唯京都马首是瞻。人人放纵恣欲，烹饪发明竟为喜好与品评美食者做成小餐大宴。而世风日下，人们把奸淫私通看作可恕之罪，贵人与贵妇衣丝穿织，靡靡之音充斥宫廷庙宇，讲究体面的贵族更是居于琼楼玉宇，室内装饰珍珠、象牙、黄金及雕木等富丽堂皇的饰品，竞相奢侈；此时文学也很发达，唯道德日趋低落。
这种华而不实的时代，在贸易不稳、觊觎者的思染及战争贩子的环顾下，终于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朝廷的尽情纵欲，使国家财政陷入瘫痪的境地；过分标榜文化的结果，是一些没有行政能力的诗人竟然高居政府要职，对腐败的事情也视若无睹，卖官鬻爵亦时有所闻。罪犯随之剧增，盗贼充斥各地，四处掠夺。地方无赖组社结党，横行各地，肆无忌惮。婚姻习俗、道德价值、军事防卫力量丧失殆尽，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危局中。于是，豪族承担起防卫的任务，自组军队，互相攻伐，社会不得片刻安宁。贵族的权势遂凌驾于皇室之上，日本再度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一批有武力的豪族各自拥地自立，每年只向天皇缴纳象征性的税捐。一般庶民因得不到皇室的保护，自然将从前的租税转交给有实力的将军，希望得到保护免受盗贼的蹂躏。封建制度形成的原因，无论在日本或欧洲都如出一辙：中央政府权力式微，不能维持安全与秩序，代之而起的即为地方势力的抬头。
约在1192年，源赖朝（Minamoto Yoritomo）集由军士及奴仆组成的兵力，创置幕府（Bakufu）于镰仓，掌握实权。幕府原有“行营”的意义，但在本质上显示出新政权的存在。1198年，源赖朝谢世后，
继承者年幼体虚，大权旁落至外戚北条氏手中，北条氏建立北条摄政（Hojo Regency）。此后的134年中，幕府政治变成摄政政治，即北条挟持天皇发号施令于全国。此时元朝忽必烈汗受朝鲜人的怂恿，趁着征服神州的余威，想再席卷日本诸岛。于是大举伐木造舰，编成庞大舰队，中国诗人称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童山濯濯让山脉也悲叹。据日本人英雄式的追溯称：元军船只约7万艘。而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元军约为3500艘船只，10万战士。1291年元军强大舰队进迫扶桑诸岛，日军以临时制造的小舰队仓皇勇敢应战，所幸天不绝人，是时恰逢台风大作，元军船只大都触礁，约有7万战士溺毙，其余残存者皆沦为日本俘虏。
北条氏自时宗以后，政治腐败、滥权，当权者生活糜烂又昏庸，遂于1333年结束统治。例如最后一位执政的北条高时（Hojo Takatoki）沉溺于养狗斗犬，饲养有四五千条狗，百姓居然可以奉狗以代替交税。高时整日与狗为伍，饰以金银，佐以美馔，甚至让狗坐花轿，荒唐至极。这时，后醍醐天皇（Go-Daigo Tenno）眼见北条氏昏庸，认为时机已到，乃集源氏及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推翻北条摄政，北条高时与其870位家臣和将军终于败退至一座庙宇，饮尽最后一滴酒后，切腹自杀。
足利尊氏眼见一般武士对新政不满，遂欲再建武家政治，举兵推翻曾受其拥戴的后醍醐天皇，代之以傀儡光严天皇（Kogon Tenno），建立室町幕府于京都，此后足利尊氏幕府统治动荡不安的日本几达250年。无可否认，室町幕府统治不得安宁的部分因素，乃因足利尊氏独裁者一意热爱艺术。足利义满（Ashikaga Yoshimitsu）厌倦连年的征伐，专心致力于绘画，终成为当代的大画家之一；足利义政（Ashikaga Yoshimasa）则善交文人画士，曾热心捐助十几位画家从事绘画，他所收藏的作品，今天成为无价之宝。但政府组织与施政未受重视，致使将军幕府如同天皇一般枯朽，不足以维持社会安全与和平。
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朝不保夕，大家殷切盼望着英明有为的领袖早日带来社会安宁，统一全国，免使生灵涂炭。织田信长（Oda Nobunaga）、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Tokugawa Iyeyasu）等3人，在年轻力壮时，即以统一全国为己任，3人并誓言，任何人若得天皇同意统治日本，则其余2人应归顺于他。信长先试不成；秀吉再试虽有所成，不幸早亡；家康恰逢其时，平定全国，建立了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缔造了日本史上为期最久的和平。此时期艺术上亦臻升华境界。
丰臣秀吉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王，同为当时杰出人物并受到人民的敬仰。出身农家的丰臣秀吉，奇丑无比，生性放荡不拘，家人拿他没办法，遂送他到寺庙接受教育。但秀吉本性难移，为寺院徒增不少困扰，终被逐出佛门，转而学商。此后接连不断被开除有37次之多，甚至沦为土匪。后又习做武士，时来运转，拯救了师父生命，才正式被提升为武士。随即投身织田信长麾下。在此时期，获益良多。1582年，织田遇刺身亡，他已是寨主，统率军队转战各地，势如破竹，无往不利，3年之内竟占领全国半壁江山，并博得天皇敬慕。此时，他更认为并吞朝鲜及中国的时机已成熟，对天皇自诩道：“借陛下虎威，再善运朝鲜兵力，我将易如反掌地并朝鲜、中国、日本为一国。”随即（1592年）进兵朝鲜，恰逢朝鲜人发明铁甲船，大败来侵日军，一天之内竟有72艘日舰被毁，海水因而变色。后日本又遣48艘船舰来犯，亦同遭毁灭，日本进犯大陆的诡计受到严重的挫折，及至20世纪才得逞。这一役，朝鲜国王讽刺丰臣秀吉不自量力，竟敢“以觚测海”。
自此，丰臣秀吉摄政统治日本。其后宫拥有300美妾，但他仍支付其离异发妻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并曾寻找从前一位雇主，偿还他当学徒时偷窃的金钱。丰臣秀吉虽稍有所成，却不敢奢望天皇赐予“将军”封号。但时人誉之为“太阁”，以示其掌握实权，相沿迄今，一般人对于富贵者仍以“太阁”雅号相称。秀吉的作为，正如同一位传教士对他的评断：“狡猾老练”。因为他曾借口虔诚敬佛，熔毁了民家武器铸造京都大佛像，凡此并非表示他对宗教的热忱，说穿了只不过是利用宗教为手段，以达到其在政治上解除人民武装的目的。
1549年，基督教由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芳济各·沙勿略传入日本。此后，基督教在日本有如雨后春笋，不到30年，日本境内竟有70余位传教士及15万信徒。尤其长崎（Nagasaki）一带信徒更为疯狂，竟然要求郡守采取行动协助推广传教工作。当时情况正如小泉八云所说：“佛教饱受压制，无法立足，僧侣更遭迫害或驱除。”丰臣秀吉眼见外国宗教的压力，深恐其怀有政治阴谋，乃向当时日本耶稣教会的副主教提出5点强烈质问：
1. 耶稣教士强迫日本民众信教的理由安在？
2. 耶稣教士何以煽动教徒拆毁佛教寺庙？
3. 为何迫害佛教僧侣？
4. 为何耶稣教士及葡萄牙人食用对人类有益的动物——例如牛？
5. 为何副主教允许葡萄牙商人贩卖日本人至印度充当奴隶？
上列质问，虽经教会答复，但丰臣秀吉对复文并不满意。他于1587年颁布律令如下：
据地方官吏奏称，外国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违反日本民俗之信条，更鼓动教徒拆毁奉祭日本诸神之庙宇，对于此种大逆不道罪行，为表示吾等宽大，准许彼等于20日内离开日本国境，此段期间，吾等将不采取任何对彼不利行动。若在期满后仍发现彼等停滞在日本，将予以逮捕及施予严重的处罚。
丰臣秀吉除抵制耶稣教之外，在其他方面亦采取若干措施，如对艺术家礼待有加，倡导勤劳，发扬茶道，使其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98年，丰臣秀吉辞世西归。临终前，德川家康曾向他作出建立新都于东京的诺言，并承认其子为摄政的继承人。
丰臣秀吉去世后，德川家康认为往日起誓盟血非流自手指或口腔而是流自耳根，依据武士道的规矩，誓言对他不具任何拘束力。他击溃敌人，并于关原（Sekigahara）一役中消灭敌军4万人，唯慑于丰臣秀吉儿子的势力，只得暂时屈服。时机成熟后，他即要求秀吉之子顺服，但遭到严词拒绝。于是德川家康围攻丰臣氏所据有的大阪城，秀吉之子切腹自杀，德川家康更斩草除根，株连丰臣后裔及亲友。局势安定后，德川家康致力统治日本，为其未来8代子孙奠定了良好基业。
德川家康有其理想与抱负，并极重视品行纪律。曾有一佳人指控某官吏为夺取她而谋害了她丈夫。德川聆听后，即命令该官吏剖腹表白谢罪，此佳人亦因感恩而被纳入后宫。德川家康如同希腊圣哲苏格拉底一般，非常重视人的才智，这可由其传给后世的遗训中窥知梗概：
人生在坎坷的旅程中如负重担，应脚踏实地稳健前进，切忌半途绊倒。世事十之八九不能称心如意，何必气馁与失望。心有邪念，应思昔日艰辛困苦，当可制止不轨行动。节制乃宁静之本，永持信心勇往前进。视愤怒如仇敌，善加克制。如仅知征服他人之扬威，不察失败之苦痛，祸必将至。待人要宽，律己则严。
德川家康以武力夺取政权后，痛定思痛，决定竭尽一切方法来维护和平。为改变武士好斗习性，乃鼓励他们改习文学、艺术及哲学。因此在其统治之下，文学日昌，武艺式微。他以“民为邦本”，而要求其继承人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应加重视。他的观念中并无民主的倾向存在，他认为叛逆为万恶之首，国人若不安分守己，试图改变身份，可当地处决；叛逆分子的家族，在连坐法实施下也难幸免。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秩序最适合于人类的政治活动，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得以平衡。封建制度在社会与经济的组织中，建立了自然的世袭制度，且使社会在不受暴力的侵犯下得以保持不坠。不容否认，德川家康所组成的封建政府，在日本史上算是最完美的政府了。
德川家康，如同大多数的政治家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乃维持社会纪律的工具。遗憾的是，人类信仰的杂乱分歧，抵消了这种美意。在他的政治意识中，日本民族的精神团结、道德秩序、爱国热诚，得益于传统的信仰——神道教（Shintoism）与佛教的混合。本来他对基督教尚抱着宽大的政策，对丰臣秀吉颁布的禁令也未严格执行。及闻基督教讥毁日本传统信仰为崇拜偶像的迷信时，他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最令他感到震怒的，莫过于有些传教士竟是外国侵犯日本的先锋，对日本极尽阴谋颠覆之能事。
1614年，他禁止基督教徒在日本传教，更斥谕基督教徒离境，否则必须放弃信仰基督，有些传教士因罔视禁令而遭逮捕。但没有传教士在德川家康执政期间被杀害。可是以后的执政者，对基督教徒极其残酷，极力排斥基督教势力于日本之外。1638年，约有3.7万名基督教徒据守在岛原半岛继续为他们的信仰而奋斗，德川家光（Tokugawa Iyemitsu，德川家康之孙）调遣全国16万精锐部队，围攻岛原半岛达3个月之久，始获战胜。是役，除了105个教徒幸免于难外，其余均被集体斩首。
德川家康与英国莎士比亚于同年谢世。德川家康将其将军职让与其子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时曾告诫道：“善待庶民，敦品励德，捍卫家邦。”并据孔孟思想对大臣贵族作临终托孤：“犬子已告成人，寡人不必再为国操劳，倘犬子荒唐无道，君等可取而代之。日本非一人所有，而系国人所有，如寡人后代不因不肖而丧权，寡人夫复何憾哉。”
德川家康的子孙，尚能本乎遗教，表现称职，因此能相安无事地统治一段期间。德川秀忠平庸而治，德川家光代表着较强烈的幕府性格，严厉地压制恢复天皇实权运动。德川纲吉对于文学家及当时两大敌对派的画家，即狩野派（Kano School）与土佐派（Tosa School）等优惠有加，使得元禄年代（Genroku Age，1688—1703年）更为辉煌。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始终抱着消灭贫穷的目标。他广向商人阶级贷款，攻击富人的奢侈浪费，竭尽全力缩减政府支出，甚至遣散了宫中50名美姬。他生活俭朴，穿着布衣，睡农夫草席，粗菜素饭，如是等等。他曾于大理院前置一意见箱，并鼓励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及检举贪官污吏。曾经有一位叫山下者（Yamashita）向吉宗谏言批评时政，吉宗大喜，下令读谏言于众，并以其坦诚而赏赐甚厚。
根据小泉八云的见解，“德川幕府时期系日本历史上最安乐的时期”。历史虽未能尽知过去，却倾向于得出相同的结论。当吾人见到今日日本的发达，怎能料想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些岛上住着安贫而知足的人民，他们在军人阶级的统治下，曾享长时期的太平，并能在静寂孤立中追求文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