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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孔子抱憾而终，因为哲学家都热爱统一，而孔子在世时，中原一直处在各国分割的混乱局面下，最后秦始皇平六国，统一天下，却下令烧毁孔子的“四书五经”。我们可以从屈原的故事，来判断这个战国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曾经矢志作为一个诗人、一度担任高位的屈原，突然发现他自己被革职了。之后，他退居乡间，过着隐士的生活，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问了一位哲人：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他为了在这进退维谷之中求得解脱，而选择了自尽一途，在公元前350年，他投入了汨罗江。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直到今天，中国人每年在农历5月5日那天举行划龙船的盛会，他们要在每一条江中，寻找他的尸体。
这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学家眼中最坏的一位君王。我们知道，秦始皇是战国七雄中秦襄王后和宰相吕不韦的私生子。吕不韦自认文章甲天下，他曾在门前悬赏千金，如有人能在他的文章中每增减一字，即赏以千金（他的儿子可没有他这种文学的造诣）。《史记》说，秦始皇逼迫他的父亲自杀，虐待他的母亲，12岁即登上王位，15岁开始东征并吞诸小国。先灭韩（公元前230年），次灭赵（公元前228年），次灭魏（公元前225年），次灭楚（公元前223年），次灭燕（公元前222年），最后灭齐（公元前221年），10年之间，六国先后皆亡。900年来，历史上中国第一次一统，故他自称为始皇帝。
“鼻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鹰胸，狼声，铁面无私，狐狸心肠。”——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秦始皇。他是一位粗鲁而固执的人，不信神，唯我独尊。他就像尼采心目中的那位俾斯麦，决心采取铁血手腕，统一天下。秦始皇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是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他发现国内有那么多反对他的人，为了要修筑这座足以代表中国人的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下令征召这些人到北方，做这件伟大的工事。万里长城，东自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约2300余公里，并在重要道口设有亚述式的关口，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伏尔泰说：“至于埃及的金字塔，只是个庸俗无用的庞然大物。”修筑万里长城共费了10年，动用了数十万的人工。中国人说：“它毁灭了一代，奴隶死了不知其数。”其实，万里长城并没真正地挡住匈奴，不过多多少少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匈奴侵略的次数减少了。
秦始皇与拿破仑一样好大喜功，他扩大疆土，确立中国的疆界。他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行郡县，定官制，明权责，形成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同时，修筑驿道，拆毁城郭，决通川防，以利军事行动和交通；并统一文字、法度、定币值、矫正各地政教风俗；销毁军器，迁徙12万家富豪于咸阳，以防止人民的反抗。我们可以说，他是鼓励科学，抑制文学。
所有的文人——诗人、批评家、哲学家，尤其是孔子的弟子——都是他的敌人。在秦始皇的极权统治下，这些文人被激怒了，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下，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所开出的灿烂文化的花朵，在中央集权下必将被摧毁无余。于是他们起而反对秦始皇的废弃古代礼俗，但秦始皇根本不加理睬。而在朝的士子，也异口同声地建议秦始皇恢复封建制度，他们说：“凡事不师古，而能持之久者，未尝闻也。”但此时的宰相李斯正醉心于从事改革文字，他就发表一篇历史性的文章，以反驳这些批评的人，然而他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的文学，并无任何贡献：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小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皆守尉杂烧之。
秦始皇非常赞同李斯的构想，遂下令焚毁各国史书，把过去的一扫而空，要把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医药、卜筮、种树等科学性的书免于遭殃；而许许多多遭到禁止的书，都保存于皇宫的书房里，朝廷的文学士准许在那里研读。所谓当时的书，都是把文字刻于竹简上，所以，一册的书可能就有相当的重量。文人若要把这些竹简藏起来而不交出去，实在是很难。所以，有许多人都被查到，其中有许多人被送去做苦役，修筑万里长城；有460人被活埋。尽管如此，有些士子却可以背诵出“四书五经”来，而以口授相传。秦始皇死后不久，这些遭禁的经书又自由地流传开来。虽然其中不免有些错误，但大致还是保全了原来完整的面目。秦始皇这种焚书坑儒的手段，所得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是，反使这些遭殃的经书更博得人们的珍贵喜爱，而秦始皇本人，则反而遭到中国历史学家最坏的批评。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以暴虐无道来形容这个皇帝，而抹杀他的一切丰功伟业。
秦始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家庭制度，剥夺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致在他没落的几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支持他。有好几次他险遭谋刺，好在及时发现，把凶手制服了。他要随身佩剑，他的王宫有多处，使人不知他身藏何处。像亚历山大大帝，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位，自吹是一个神，但是，他也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失败了。他下令要他以后的继承人，从二世开始下去，一直到千万世。但他没料到，秦朝只传了一代，到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就亡了。秦始皇到了晚年极为迷信，曾遣人到东海去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死于旅途，他的尸体是被偷偷地运回咸阳的。为了要隐瞒他那尸体的臭味，护卫们曾载了一大车的臭鱼来护送他。据说，有几百位宫女活活地陪葬；他的继承人因为高兴见到他早一点死去，遂大兴土木，替他盖了一座非常豪华壮丽的坟墓，顶上装饰有闪闪发光的星，里面铺的青铜地板上面用水银绘制了一幅全国的地图。坟墓的里面装设有自动砍杀的机器，以防他人侵入，并点燃巨大的蜡烛，好让这位死去的帝王和他的皇后能在永远的明亮中，还能做他们的事。凡是参与安置棺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活活地陪葬，唯恐他们泄露这座坟墓的构造的机密。
秦始皇的死，就像历史上每一位独裁者的死一样，其后带来的必定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此时，只有超人才能收拾这个乱局。人民群起反抗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当秦二世杀掉李斯后不久，他也就被杀了，秦朝就在秦始皇死后的第五年结束了。此后，又是群雄并立、你争我夺的一个混战时代。最后由一位聪明的亭长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汉朝。汉朝虽然曾有多次的内讧内乱，并曾数度更换首都，但总共维持了400年之久。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即位，崇尚黄老，重开学术自由的风气，为政恭俭，与民休息，表彰气节。
汉朝最伟大的一位帝王是武帝。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公元前140—前87年），他赶走了匈奴，把疆土扩大，东至辽东及朝鲜南部，南至南海兼越南东北部，西达玉门关又统属西域，北抵大漠。这是中国第一次获得这样广大的领土。武帝为了要解决日趋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社会主义，建立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的资源，避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征收盐税，铁、酒公卖。严防投机分子和商人的剥削——他们放高利贷，囤积货物。司马迁说，武帝行“均输”和“平准”之法，以控制物价。国家收买过剩的物品，当物价高涨时，国家便抛售这些物品，于是物价便下跌。这样，如司马迁说的，“商贾便无法暴利……而全国物价都可平稳”。所有的收入都必须申报，并抽5％的所得税。为了方便货物买卖交易，武帝令由官铸五铢钱，通行全国。凡是私人无法承担的大的公共工程事业，一律由政府来负责。武帝还大兴桥梁，开凿运河，灌溉农田。
武帝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一时收效宏大。贸易的数量激增，种类也增多，范围也扩大，甚至与海外诸国通商贸易。长安的人口和财富都激增。国库充盈，学术风气鼎盛，诗人辈出，中国的陶器也达于精美的地步。国府的藏书非常丰富，计经典方面有3123册，哲学方面2705册，诗方面1318册，算学方面2568册，医药方面868册，兵法方面790册。要想做官必须经过国家举行的公开考试甄选。中国至此达于鼎盛的时代。
但好景不长，天然的灾害加上外戚之祸，使得他的大胆尝试遭遇失败。水灾、旱灾接踵而至，物价飞涨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衣食费用的激增，使得人民开始缅怀过去那个理想的太平盛世时代。于是，人民恨透了这位革新的皇帝，商人亦反对国家的垄断政策，使得商业萧条，失去了竞争。他们拒绝缴付高税。而女人的干政大大地影响了朝政，尤其自武帝死后，这个影响更大。在新的经济政策下到处充斥着骗子，剥削投机事业又重新抬头，100年后，武帝的这些革新措施，被人淡忘了，并遭到恶言相向。
武帝死后84年，另外一位改革家登上了帝位。这位起初自称为摄政、后来做起真皇帝的改革家叫王莽。王莽是最典型的中国绅士。
虽然他很富有，但生活非常有节制，甚至到节俭的地步。他把他的收入分给他的朋友和穷人。他除了沉浸于为国家重新改革经济和政治，还抽出时间，不但奖励学术，而且还竭力奋发使自己亦成为一位学者。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他的四周围绕的不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家，而是一些有相当修养的学人和哲学家。关于这一点，见仁见智，他的敌人认为这是他失败的根源，而他的朋友则认为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王莽对于奴隶制度深恶痛绝，他一上台，即废除了奴隶制度，禁止买卖奴婢，并改土地为国有，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占田超过限额者，须分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政府授给，一夫百亩；他继续实施国家专卖事业，凡盐、铁、酒、钱、名山大泽，均由国家经营。像武帝一样，王莽实施平价贸易，由国家收购过剩的农产品，在饥馑的时候，把这些物品抛售出去，并实施国营贷款，以低利贷款给任何从事生产事业的人。
王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的改革方面，而忽略了人类的本性。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拟订种种计划，以使国家富强康乐。但当他发现社会的混乱竟日益严重时，他心碎了。自然的灾害，如旱灾、水灾，有增无减地破坏了他的经济计划。而那些因他的改革措施而得不到暴利的投机分子，遂联合起来，阴谋推翻他。叛乱随之而起，外表上看是人民揭竿而起，实际上是那些投机分子怂恿的；当王莽奋力要控制这些叛乱时，举国群起打击他的声威，而匈奴亦乘机侵入北方各省。刘家更是带头叛变，刘秀大破莽军，攻陷长安，商人杜吴杀王莽，新朝遂亡。他的一些革新措施全被废除，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汉朝就在以后几个无能帝王的手中断送掉了。汉亡后，随之是割据混乱的三国时代。万里长城也挡不住了匈奴。北方一大片土地都被匈奴占领。就如同北方蛮族使罗马帝国崩溃并把欧洲投进了1000年的黑暗时代，中国的生活也遭到了匈奴的骚扰，中国的文化也停滞了。然而二者相较之下，中国的血性和文化却要比罗马强得多了。中国所遭到的困扰要比罗马来得少，影响也较小。在一阵的战争和混乱之后，中国人和匈奴通婚，中国的文化又复活了。接着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也许是匈奴的血液注入了这个古老的中国，使得它恢复了活力。中国人接纳了征服他的人，与他们通婚，教化了他们，使得中国的历史向全盛的时代迈进。
中国之所以能够再迈进一个伟大的时代，部分是由于与匈奴血统的混合，部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引起的精神上的刺激，再一部分是由于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唐太宗的贤明。在他25岁时，他的父亲唐高祖让位给他，唐高祖在位仅9年。他一开始就使用他的铁腕，杀掉企图夺去他王位的兄弟；继之，他运用他的军事天才，把入侵的突厥击退，收回汉朝以后失去的领土。突然，他对于东征西讨厌倦了，于是领兵回国都长安，修治内政。他再三研究儒家“四书五经”，并下令印行“四书五经”，颁行天下。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拒绝奢侈的生活，把3000宫女遣走。当大臣建议他用严刑峻法来压制罪犯时，他告诉他们：“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有一天，他去视察长安的监狱，当他知道有290位犯人被判处死刑时，他下令放他们出去耕田，他是仅凭着他们承诺还要再回来，而把他们放出去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又回来了，太宗非常高兴，便把他们都释放了。他把长安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远自印度和欧洲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印度佛教自此传入中国，许多印度僧侣都来中国传教；而中国的僧侣，如玄奘，也到印度去取经。拜火教和景教，也于是时传到了长安。唐太宗一律欢迎它们，给予保护和自由，免于纳税。此时，欧洲正陷入贫穷、知识没落和宗教战争的黑暗时代。他自己仍然保持儒家的宽容和大度，他没有什么教条，也没有什么偏见。一位很杰出的历史学家说：“当他的噩耗传出，百姓悲痛欲绝，外国使节甚至自割，把血洒在他的棺木上。”
他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最富创造性的时代。中国在这50年的国泰民安之下，开始对外输出稻米、杂粮、丝品和香料，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中国的湖泊到处有画舫，江岸河口到处有商船，从沿海的港口扬帆到遥远的印度洋和波斯湾。中国从未达到如此富庶，人民从未享受到如此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的丝绸在欧洲以黄金来交易，然而它在中国本土却是一般人都有的一种衣料。在8世纪的长安，穿皮衣的人要比20世纪的纽约人来得多。在长安附近的一个小镇，就有好几家丝织工厂，工人数以万计。李白不禁大喊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像是用红宝石雕成，假的人尸埋在珠宝做的床上。这个伟大的民族立即迷上了美，凡是能创造美的人都享有极高荣誉。一位中国评论家曾说：“在这个时代里，人人都是诗人。”
唐朝的帝王，对于诗人和画家都给予高职。约翰·曼维尔爵士（Sir John Manville）
也可能被赐予一官半职，只是没人敢向太宗推荐这位约翰·曼维尔爵士会唱又会说的英雄故事。在18世纪，清朝的康熙帝下令编纂唐诗选集，搜集2300位诗人的4.8万首诗共30大册，使得国家图书馆藏书达5.4万册。
默多克（Murdoch）说：“无疑，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最进步的。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统治最好的一个帝国。”“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
唐朝最鼎盛的一个时代就是明皇的时代，这位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皇帝，统治中国达40年（716—756年）。他是一位全才的皇帝，既善于诗词，也精于武功，使得回纥、吐蕃和波斯等国都来朝贡。他废除死刑，改革监狱和法庭，减轻税役，赢得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激赏，并在梨园建立一座音乐学院。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像是一位清教徒，关闭了丝织工厂，禁止宫女穿戴珠饰。但在结束时，像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他享受着每一种艺术和奢侈，最后好好的王位断送在杨贵妃的笑靥上。
当唐明皇碰到杨贵妃时，他已是个60岁的老翁了，而她才27岁。10年来，她一直是他第8个儿子的妾。她并不美，胖胖的，经常戴假发，但明皇就是爱她那副固执、善变、专制和冷漠的样子。杨贵妃欣然接受他的宠爱，并介绍她的五亲六族给他，要他在宫廷上给他们安插闲职。明皇从她那里只学到了淫荡。从此，这位天子只知贵妃一人，而不管天下事矣！把国事交给那位腐化无能的右相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哥哥。当朝政已到崩溃的边缘时，明皇还日夜沉溺于美色之中。
安禄山是一个藩将，他也爱杨贵妃。他赢得明皇的信任，而被擢升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其麾下为全国最精锐的部队。由于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激怒了安禄山，安禄山遂自称为帝，挥军长安。安禄山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明皇奔蜀。而护卫的军队也叛变了，杀死杨国忠和其五族，攫去了杨贵妃，在明皇的面前把她杀掉了。这位老态龙钟的帝王让位了。最后，安禄山攻陷长安，大肆屠杀。
据说，在这次安禄山之乱里，有360万人丧失了生命。但安禄山并没有成功，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害，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害。到了762年，安禄山之乱被平，心碎的明皇又回到满目疮痍的长安。几月后，明皇驾崩。由于唐明皇的这段罗曼史和悲剧，中国的诗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正当唐明皇登峰造极的时候，有一天，他接见高丽派来的使节团，这个使节团呈给他一份用番邦文写的很重要的信函，但朝臣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懂。明皇大叫：“堂堂天朝，济济多官，如何一纸番书，竟无人能识其一字！不知书中是何言语，怎生批答？可不被小邦耻笑耶！限三日内若无回奏，在朝官员，无论大小，一概罢职。”
这些大臣焦急万分，赶紧磋商，唯恐丢了官。后来，贺知章走近皇上，说道：“在下敢向皇上一提，有一位叫李白的大诗人，隐居在家，他学问极渊博，令他来看看这封信吧！他实在是无所不知。”于是，明皇下令李白马上到朝廷来。但李白拒绝，他说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资格来为朝廷做事，因为他的文章曾在最后的一次考试里，被考官打退了下来。明皇安慰他，答应赐给翰林。李白来了，发现他的考官高力士也在大臣之列，遂命高力士替他脱掉鞋子，然后，他才解释这封信函给皇上听。信中说，高丽为了脱离中国的统治，准备与中国一战。李白读完了这信函，马上口授极为中肯而强硬的复函，明皇连看都没看即签上了字，他几乎是听到贺知章对他耳语说——李白是天上谪仙人也。
结果，高丽国又派人来道歉，并呈送贡品。明皇便分一些赐给李白。李白又把这些贡品送给客栈的老板，因为他很喜欢酒。
李白的母亲在生他的当天晚上，梦见了太白星，即金星。所以，他的名字即取太白星之名，叫李太白。到了10岁，他已念完了所有的“四书五经”，并能写出不朽的诗句了。12岁那年，他就像个哲学家到山间去过着山林的生活，而且隐居了好几年。他身体强壮，曾习武术，他曾夸言：“虽然身高不及七尺，但力足以抵千万人。”然后，他就过着闲荡的生活，从各种不同的朱唇中，畅饮爱情之酒。他曾唱一首歌献给“吴国”：
葡萄酒，
金叵罗，
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
红锦靴，
道字不正，
娇唱歌。
玳瑁筵中，
怀里醉。
芙蓉帐底，
奈君何！
他虽然曾经结婚，但因为一直贫穷，他的太太不耐这种贫困生活，遂把孩子一起带走，离开了他。下面这首充满了思念之情的诗，是为她而作，还是为那些没有热情的女人而作呢？
美人在时花满堂，
美人去后余空床。
床中绣被卷不寝，
至今三载闻余香。
香亦竟不灭。
人亦竟不来。
相思黄叶落，
白露湿青苔。
他借酒以自慰，成为竹溪六逸之一。他从不为三餐发愁，就靠着歌咏作诗来糊口。听说剡中的酒冠天下，他立刻动身前往这个300里外的城市。在途中，他遇到了杜甫。他们彼此赠诗，形影不离，有如亲手足。人人都喜爱他们，因为他们有如圣人，说起话来有骨气，对贫人、对帝王都一样表示友善。最后，他们到了长安；朝臣贺知章非常喜爱李白的诗，他把一些金饰都卖掉，并把这些钱花来与李白饮酒。杜甫曾这样描写李白：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与明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最为快乐的时候，明皇曾因他作歌赞美杨贵妃，而当面赏他礼物。有一次明皇在沉香亭举行了一项牡丹宴，请了李白与会，作诗赞颂杨贵妃。李白虽来了，但已酩酊大醉，不能作诗；侍者在他那可爱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李白一清醒，授笔成文，把杨贵妃比作牡丹：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识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谁不会因他的这一赞美而感到兴奋呢？但是杨贵妃认为这位诗人是故意在讽刺她；在她的怂恿下，明皇对李白也生了疑心，他送给李白一袋金子后，就叫他离开王宫。从此，李白又到处流浪，与酒相伴。在长安，他加入八仙之游。他同意刘伶的看法，出门必带两名仆从，一位提酒，一位带铲。当他有一天倒下去的时候，他就用铲子来埋他自己。刘伶说：“人生如浮萍。”中国的诗人决心为中国哲学的清教徒主义而赎罪。李白说：“美酒三百杯，就可清醒头脑，驱走忧愁！”他的声音就像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
的葡萄的福音：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
但愿长醉不复醒。
……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些万古愁是什么呢？是爱情的苦恼吗？不是的。虽然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对于爱情都很敏感，但中国诗人并不如我们的诗人那样喜欢把爱情的痛苦倾诉出来。李白的万古愁是战争和放逐。安禄山的造反，长安的陷落，明皇的幸蜀，杨贵妃的死亡及明皇的落魄，实实在在都使得李白尝到了人间的疾苦。他喃喃自语：“战争不止休！”他想到了那些夫婿去出征的可怜妇女：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
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
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
叹息未应闲。
李白自赐金后，一直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诚如崔宗之所说的：“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在到处的流浪中，自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难以言喻的平静；从他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他那花的世界，我们也感到高度的文明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或是：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现在他的头发已白，心里有一份缅怀过去少年时的悠悠之情。早在长安的那段浮华日子里，他就流露出那种为人之父的亲情和思家的苦楚！
吴地桑叶绿，
吴蚕已三眠。
我家寄东鲁，
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
江行复茫然。
南风吹归心，
飞堕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
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
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
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
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
泪下如泉流。
小儿名伯禽，
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花下，
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
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
因之汶阳川。
李白的晚景很潦倒，原因之一是他有傲气，从不向人屈身求怜。在这战乱的时代里，他发现没有帝王愿收容他，便欣然接受永王李璘的召辟，作为一个幕僚。但永王璘图谋不轨，擅自领军叛乱，等到永王璘被平，李白也因而下狱。最后，郭子仪敉平安史之乱，并设法营救李白，愿以官爵代为赎罪。李白终被判流放夜郎。然而，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却奉到大赦的命令。他真是高兴极了，立即沿江而上，返回故乡。3年之后，李白因贫病交迫而亡。对于李白的死，传说不一。有的说，李白以疾终。有的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李白凭那30卷优美而文雅的诗，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位中国的批评家这样赞叹道：“李白是泰山之顶，高于千万山陵之上；李白是万丈光芒的太阳，亿万的星辰都为之黯然失色。”纵然明皇和贵妃已死，李白仍然还是唱出：
木兰之枻沙棠舟，
玉萧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
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啸傲凌沧州。
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
要了解中国诗，只看李白的是不够的。因而必须好好地沉浸在许多的诗人中，去了解他们各自独特的诗法。中国诗有某些微妙的味道，我们西方人实在不容易翻译出来。我们从来没看到一个字，即一个单音节会有什么生动，竟能表达无尽的意义；我们从来没看到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这样的诗句的安排；我们捉不到那种韵律，这是古代诗人所留下来的格律；我们听不懂那些抑扬顿挫的音调；即使我们对这些诗法都了解，但是东方人的诗要是由西方人来念，那就非走样不可。一首优美的中国古诗，就像是一座精美的山楂花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带点矫揉造作的“自由”或“想象”的诗，我们外国人只能一知半解，无法完全领会，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所能看得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简洁”。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诗有点轻佻，因为它们没有弥尔顿和荷马的那种壮丽和冗杂，而令人感到一种虚空的失望。因为诗是即兴之作，要是拖得漫长，那就不能是诗了。诗的用意如画，一挥即成，一看即知。在短短的几行间，道尽一番哲理。理想的诗是带有韵味，而意境无穷。因为诗的本质是画，而中国文字的本质是形象，因此，用文字表示出的中国语，即自然地流露出诗意。而在画中更可以表现出诗情，规避了不可言喻的抽象。由于抽象，再加上那种文化，中国的文字富有一种微妙启示而神秘的魔力。因此，在相同的形式下，中国的诗融合了启示性和简洁性。而透过它所描述的画，企图揭示某种看不见的、更深一层的东西。中国的诗，不是讨论，而是暗示；是含蓄，而不是明言。只有东方人才能够体会出诗中的真意。中国人说：“古时候的人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中国人的风范和艺术一样，中国的诗是在平静和简洁中含有无限的优雅。它摒弃了隐喻和比拟，而借着事物的含蓄，来表现出事物的本身。它避免夸张和感情，而是借着了解和约束，诉诸纯熟的心灵；在形式上，它绝少有罗曼蒂克的激动，而只知以宁静的、古典的方法，来如何表示出强烈的感情：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
惊呼热衷肠。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厌于这些诗中的那份感伤——由于时光飞逝、人不能青春永驻、国家不能永葆富强，而感到一份无限的怅惘。我们感到中国的文化在明皇的时代里，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此时的诗人，就像一般的东方艺术家，喜欢重复老题，喜欢把他们的艺术才能发挥到毫无瑕疵的地步。但什么也比不上诗，它那优美的表现、温柔而适度的感情以及那朴实而简洁的诗句里面包含了最深邃的思想。我们知道在唐朝诗风最鼎盛，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都会写诗，而每一位读过书的人无不会朗朗诵诗。假如上面所说不错，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每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也就很容易找到答案，李白和杜甫即是其中翘楚呀！
李白是中国的济慈，除了李白之外，还有好多诗人，也是相当出色的。其中之一便是平淡而坚忍的陶潜。陶潜曾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他跟许多人一样，讨厌市侩气的公职生活。他弃官之后，回到林间，追求时光和美酒，从山水间找到了慰藉和快乐：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白居易选的是另一条路，过着仕途的生活。他做过杭州刺史。他一共活了72岁
，写过4000多首诗词。在数遭贬逐之间，他从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他知道在众人中求得一份孤独，在熙攘中求得一份安宁。他交友不甚广，因为他认为“书、画、棋、赌纠合众人，而耽于玩乐中”，以致成不了大事。他喜欢与老百姓聊天说故事。他的诗老妪也能理解。因此，他是最受老百姓喜爱的一位诗人。他的诗被写在学校和庙宇的壁上，以及画舫的壁上。有一位歌女对其客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个卖歌跳舞的女孩子，我会背白居易的《长恨歌》呢！”
最后我们要提的一位是杜甫。亚瑟·威利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比较喜欢把李白捧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中国人则认为杜甫高于李白。”他24岁到长安去赶考，没有考中进士。但他并不因而沮丧，甚至在他的诗中大大谈起这次的失败。他公开宣布，他的诗是治疗疟疾发烧的良药。他似乎就是用他的诗来治疗他自己。明皇读了他的一些诗，便决定亲自再考他一次，这次他成功了。皇上派他做率府参军。
他鼓起勇气，独居长安，暂时把远在江南的妻子忘了，而终日与李白结伴，相从赋诗，以诗买酒。他写李白：
……
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
携手日同行。
……
此时，正是明皇迷恋杨贵妃的时候，杜甫也像其他诗人为这一英雄美人的恋情而赞颂。但当安禄山之乱起，兵灾饥饿肆虐整个中国时，他的笔就转向了战马，道尽战祸的悲惨：
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
……
莫自使眼枯，
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
被驱不异犬与鸡。
……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乾元元年，他弃官西去，携家度陇。此时，他们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乞食，而且还得向那些援助和收容他们的恩人跪拜叩头感谢。后来他碰到了严武。这位雄镇一方的持节大吏邀请他做节度参谋检校，在成都的浣花溪畔建一草堂，严中丞不要他做什么事，只是作诗便可。
这使他生活无虞，他又歌咏起山水花月了：
词赋工无益，
山林迹未赊。
尽捻书籍卖，
来问尔东家。
剩水沧江破，
残山碣石开。
绿垂风折笋，
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筝用，
金鱼换酒来。
兴移无洒扫，
随意坐莓苔。
……
只疑淳朴处，
自有一山川。
这位严将军很赏识他，把他擢升为工部员外郎，他那平静的生活又起了一阵波澜。而不幸的是严将军不久即逝世，这一下他又陷入无依无靠的窘境。他自己形容他的处境是“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他的那间草茅屋顶也被风刮得破损不堪，甚至那些顽童还当着他的面把他的草席抢走，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草席被他们带走，因为他已老迈体弱不可支。最糟的是他失去了品酒的味觉，他不能再像李白用酒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到了59岁的那年，他去登衡山，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后来县令发现了他，以舟楫相迎，并令尝馈牛炙和白酒。杜甫因多年未尝到这样的佳肴美酒，便大吃大喝了一顿。在席间，他曾起身试着咏诗，但终因疲惫而倒了下去，次日就死去了。
前面所论唐诗，只不过是中国诗史中的一部分。而诗在中国文学中，仅是一小部分而已。要一一了解一代代的中国文学的概况或它在民间流传的程度，实在很难。中国的书价廉，原因之一是它没有版权的保障；在尚未与西方接触前，中国的线装书新的一套20册，才1美元，20大册的一套丛书才4美元，而“四书五经”才2美元。虽然书这么便宜，但我们还是很难欣赏到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书价的订定，不是以内容，而是以外表的形式和风格来决定的。中国诗一经翻译，它的形式和风格就变质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学除了稍逊于希腊外，优于世界其他各国；这也许是东方人谦逊的缘故吧！
西洋人评价很高的小说，在中国却遭到贬值。在清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小说可言。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学人仍然不赋予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即使是最上乘的小说。他们认为小说只是一种消遣的东西。但市井小民则没有这种偏见，从白居易和李白的诗歌，到匿名的长篇小说，他们都一概欢迎。这些大部头的小说就像是一个舞台，用各种的方言俚语活生生地叙述过去历史中那些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几乎所有中国有名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的形式。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是写实的，关于心理或社会分析的小说更少，像《卡拉马佐夫兄弟》（ The Brothers Karamazov ）、《魔山》（ The Magic Mountain ）、《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和《孤星泪》（ Les Miserables ）等这种高水准的小说，实在少见。中国最早的一部小说叫《水浒传》；流传最广的是《红楼梦》，此书大约在1650年出世；颇有名的《聊斋志异》作于1660年，此书那优美而简洁的风格，受到很高的评价；最有名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大部头的小说，与18世纪的欧洲以恶汉的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相似。这些小说都是产生于人们有闲暇的古老时代。
在中国的文学中，最受到重视的是历史作品，而其写作的风格也是最受欢迎。世上没有哪国能比得上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哪国的历史作品像中国那么多。中国在早期的宫廷里即置有史官，每天逐日记下国家的大小事，从古到今，中国这种史学的作品就量来说，实在浩瀚无比，非他国可望其项背。中国的“二十四史”达219大册，于1747年问世。从孔子删定的《诗经》，一世纪后问世的批评、解释《春秋》使《四书》更为生动的《左传》，到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纪年》，中国的历史传记发展得很快，最后出现了旷世巨著——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继承其父的职位，做宫廷的占星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历制，他也继承了父志，继续编纂他父子已经开始着手记录的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他无意于创造什么美丽的风格，而只是期求把纪事记得完整。他把《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记》包括的年代几达3000年，全书共52.6万个字，一字一字地刻在竹简上。司马迁把他的一生献给这本书，他以最谦恭的序言把这本巨著奉献给皇上和全世界的人：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我们在《史记》里找不到像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那样的瑰丽，也找不到希罗多德那种引人的杂谈和逸事的风格，也找不到修昔底德那种因果分析，也找不到吉本那种大陆音乐的美感；因为中国的历史没有从工业走向艺术。晚于司马迁1100年的另一个历史学家司马光，也试图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是那样刻意地忠实记载——有时还记些生活情形——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王朝的事情；他们只求真实，不求美。也许他们是对的，历史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假如历史像吉本那样带着彩色，或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
那样说教，那么过去的事实就要被蒙蔽了。但我们也有许多无聊的历史学家，他们虽亦能将国事著为巨册，然尽皆无谓的冗言。
中国的散文则比较有生气，因为艺术在中国是不被禁止的，优雅尽可发挥。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应是韩愈了。韩愈的文章名重一时，传统上，凡要翻阅他的书的人都先得洗洗手。韩愈出身寒门，但愈困愈厉，刻苦读书，终而登进士第，官至监察御史，后值宪宗迎佛骨于宫中，他以有名的《论佛骨表》进谏，皇帝不听，使他几遭死刑。当时的佛教在中国只被视为一种印度的迷信，此教与他的孔子思想相抵触，他认为宪宗迎这种使人丧失活力的迷信，必使百姓受害。因此，他不顾一切，于803年呈上一纸谏章。这篇谏文，可说是典型的中国散文，文辞朴实无华：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翫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在这项迷信与哲学的冲突中，你当然可以猜到迷信要获胜了，因为凡人皆贪快乐，而不喜智慧。韩愈终被贬谪到蛮夷群聚的广东做刺史。韩愈无怨言，并尽心以身作则，用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这些蛮夷；他在那里的所为极为成功。故至今在他的画像里，还常看到这句题词：“所过者化。”
最后他又被召回国都，再为国家效劳，当他死时已重获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他的灵位得以入祠孔庙，因为他曾奋不顾身地为儒家思想而奋斗以抵抗曾经显赫一时而今衰落的佛教思想。
要把中国的戏剧归类，实在很难，因为中国人既不把戏剧列入文学里，也不承认它是一种艺术。就像我们人类生活中许多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样，它的地位与它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成比例。很少听说过中国有什么大戏剧家。至于演员，虽然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戏剧，而且还有一番成就，博得美名，但在人们的心中，他们还是属于下等人。无疑，在每一种文化里，演员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名声，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时期，当戏剧正式脱离了宗教的哑剧之后，演员的名声更噪。
中国戏剧的起源与西方一样。中国早在周朝宗教的仪式中，就有这种挥棒跳舞的仪式。传说这些舞蹈后来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们变得放荡不拘。显然，所谓戏剧就因而产生了。唐明皇是提倡艺术最有力的皇帝，他曾组合一团男女演员叫“梨园子弟”，对戏剧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但中国的戏剧要等到成吉思汗的时候，才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1031年，孔子的后裔孔道辅以中国特使的身份到蒙古，当地曾举行盛大宴会，包括演戏，来欢迎他。但戏中的那个丑角扮演孔子。孔道辅一看愤而走出。然而，当他和一些中国的游客返国之后，却把这种比中国更进步的戏剧介绍到国内。当蒙古征服了中国之后，他们把小说和戏剧介绍了进来，中国古典的戏剧实际上深受蒙古的影响。
中国的戏剧发展得很慢，因为它不像西方能受到教会或政府的支持。中国大部分的戏剧是由旅行剧团演出，他们巡回到各乡镇，在一片空地上搭起剧台就演起戏来，村民就站着露天看。偶尔，在私人的宴会上，官员也会充当演员参加演出；有时，行会提供剧本。到了19世纪，戏院渐渐多了，然而，直到19世纪末，像南京这样大的城市才只有两家戏院而已。中国的戏剧是一种历史、诗和音乐的混合。一则历史故事的罗曼史中的插曲，往往是一出戏的中心；在同一天晚上，用同样的布景可以演好几出戏。演出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可能只有很短几小时，也可能演好几天才结束。通常是像现在美国的话剧，以6至7小时为最普遍。中国的戏剧里，大多是虚张声势和雄辩，有剧烈的武打和激烈的言辞，但总以善良战胜罪恶为收场。中国的戏剧变成一种教育伦理的工具，教导观众认识他们的历史，灌输孔子的忠孝之道。
戏台的设备很简陋，没有什么布景，也没有出口；所有的演员跟小配角一样，都是坐在戏台上，轮到他上演时，他才起身，演完了还是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偶尔，打杂人员会奉上茶水。在戏台底下，有人穿梭于观众间，叫卖香烟、茶水或点心，在夏夜，还有人专门供应热毛巾，给人擦擦汗；吃、喝和讲话的声音不绝于耳，除非是演到精彩处或有武打场面时，才静下来。演员常常要提高嗓子，不然台下就听不到；他们的装饰有定式，好让观众一看便知他们扮的角色是什么。到了乾隆时候，禁止女演员演戏。因此，女性的角色就由男人来担任。由于男人扮演得实在太好了，等到女人再被准许演戏时，反而她们要学男人的那种演相了。演员必须要有很好的特技，也要精于舞蹈，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需要表演一些特技，而且每一个动作都要配合音乐。一切动作都是象征性的，所以必须要演得真实，与古时的习俗相符；像梅兰芳这种杰出的演员，他的手和身体的姿势，就能表现出剧中的诗意。这种动作并不是话剧，也不是歌剧，也不全是舞蹈；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综合的动作，几乎含有中世纪的味道，却像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da Palestrina）
的音乐那样完美，或者说像一座彩色的花瓶那样精美。
中国的音乐很少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只是附属于宗教和戏剧。据说，中国的音乐自伏羲氏即有。《礼记》就曾论到音乐；《左传》对于音乐描述得更为尽致，它指出魏国的诗歌已经盛行。在孔子时代，音乐的标准是古代的，凡是革新的都被视为扰乱宁静的心灵；因此，孔子抱怨那种淫风取代古时那种富有道德的音调。自从西域胡人和蒙古人把他们的音乐输入中国之后，中国的音乐充实了不少。中国人虽然知道把音阶分成12个半音，但他们较喜欢用五音来作曲，这五音叫宫、商、角、徵、羽，约等于西洋音乐的F、G、A、C和D。很少有和声，除非用乐器。中国的乐器在吹的方面有横笛、喇叭、箫、竖笛等，在弦的方面有古筝和琵琶等，在敲打方面有鼓、铃、锣、铙和玛瑙及玉作的板等。中国这种乐器所奏出的音响，西方人听来觉得很新鲜奇怪，就像中国人听西洋的乐器所奏出的曲子一样。尽管中国的乐器简陋，但这已使孔子感到狂喜，也足以使人沉醉在其中。韩愈说，圣人“教人音乐以解愁”。他们赞同尼采所说的，人生没有音乐将是一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