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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法国大哲学家狄德罗在描写中国人时曾说：“这些人在文物、艺术、聪明、才智、政策以及他们对哲学的品味等方面，优于其他任何亚洲人。不但如此，有些作家甚至判断，就上述各方面来说，他们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则说：“帝王的体制持续4000多年，而在法律、习惯、语言甚至服装式样等方面……一切都无任何显著的变化；在世界上的确难见这种至佳的制度。”这些学者的推崇，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相当深的认识，同时，一些当代的史评家认为此一推崇已达极致。德国大哲学家凯泽林伯爵曾在当代最有益且最具想象力的书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古代的中国，经过人们的苦心经营，完成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中国的伟大吸引了我，使我感触良多……这个国家的伟人，跟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代表更高一层的文化水平……那些君子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高尚社会的典型；特别是他们超群、优越的风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文明的中国人，谦恭有礼，是多么完美！……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里都表露无遗……也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有深度的。
1860年以前，在一些官方文书里，依中文的习惯把“外国人”称为“夷人”，而且在条约中也必须如此规定。此一译文实在应改正了。像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常认为他们是最光荣的和最文明的民族”。她的古典诗歌传统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传统，它们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可与之媲美；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的社会组织形式，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历经了更久的时间；她的政体，几乎被哲学家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到鼎革后才被摧毁；当希腊尚为野蛮民族占据之时，这一社会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在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假使我们把俄罗斯算作亚洲的国家——直到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也确是亚洲国家，同时也可能再变为亚洲国家——那么欧洲就变成亚洲唯一的一个有缺口的海岬，变成一个农业腹地的工业突出部分，变成一个巨大“神州”的手指或门户。统治这块“神州”大陆的就是中国，她的面积和人口也和欧洲相若。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她的周围围绕着最大的海洋和最高的山脉，更有一个世界上最广阔的沙漠地带，中国得天独厚，享有这样一个天然环境，安全而持久，巩固又保守。因此，中国人称他们的国家叫作“天域”——普天之下的意思，或者叫作“四海”——居于“四海”之内的意思，或者叫作“中国”——即“正中的王国”，或者叫作“中华国”——“正中的花国”。花，满山遍野，到处皆是；朝阳的照射、飘浮的朦胧雾气的笼罩，带来了奇幻的自然美景；这种美景衬托着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壮丽宏伟的河流、险深的海峡以及群山乱石间急流壮观的瀑布，真是天上人间。长江流经肥沃富庶的南部，绵延3000余英里；北部则有皇河，又叫作黄河，从西部汹涌而来，流经黄土高原，带来了泥沙，其出海口却飘忽不定，曾一度流入黄海，现在则由渤海湾出海，明天可能又流入了黄海。沿此两江和渭水，以及其他广阔的江河流域
，产生了中国文化。驱猛兽，辟草莱，安抚四夷，垦荒地，除虫害，改良硝硗贫瘠地质，填沼泽，战旱涝，疏导河流，惨淡经营，日积月累，数世纪后，人们建筑了茅舍和屋宇，寺庙和学校，村落、都市和国邦。这些长久辛苦建造的文明，人们竟忍心要去破坏它！
没有人能够知道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什么人种，以及他们的文化有多久，但是从北京人的遗骸来看，大家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人猿。美国博物学家安得思推论说，远在公元前2万年，蒙古早已人烟稠密，这一种族所用的器皿，与中石器时代的欧洲阿齐利（Azilian）
所取用的正好相符，蒙古人后裔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的南部，蒙古枯竭之后就变成了戈壁大沙漠。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其他学者在河南省及辽宁省所发现的遗迹，则显示中国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较之埃及和苏美尔在史前期同样的表现，要迟一两千年。在这“新石器时代”里所发现的石器，在形状上与穿孔方面和现在中国北方用以收割的镰刀都极其相似；这种情形虽属细枝末节，但足以显示出中国文化持续7000余年的可能性。
经过了这一段混沌的时期，我们不必夸张这一文化的相同点，或中国人的共同点。他们早期在艺术和工商业上所表现的一些素质，都似乎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斯坦。譬如河南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差不多与安诺（Anau）及苏萨（Susa）
的产物完全相同。现在的蒙古人由原初的族系经过无数次的入侵，与从蒙古、南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地而来的移民一再婚配而成。中国就像印度一样，不是一家一室集合而成的，而是集合了人类许多不同和复杂情形的大成，如中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艺术，以及不同的风俗、道德和政府等。
中国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乐园”。因为好几千年来，这里都设置史官，负责记载每一件发生的事。公元前776年以前的记载，我们固未可全信，但是假使我们侧耳倾听之，史官便会有条不紊地细说中国历史远至公元前3000年，其中较为热诚者，有如我们的卜者，将会溯及世界的创始。
他们告诉我们，太古首出御世之人——盘古。他手执铁锤，经过1.8万年劳苦工作后，锤开了混沌，形成了天地，为时约在公元前222.9万年。传说，他的呼吸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他的血脉变成了河流，他的肌肉变成了陆地，他的头发变成了草原和树林，他的骨骼变成了金石，他的汗水变成了雨，爬满身上的昆虫则变成了人种。但是我们无法证实这个设计精巧的宇宙开辟论。
据中国传奇故事，早期诸王各统治了1.8万年，历经艰苦奋斗，才把盘古氏的粗民教化为文明人。并且我们听说：“在这些圣王降临之前，中国人犹如野兽一般，穿的是兽皮，食的是生肉，他们只知母亲，却无法辨认生父。”——此种缺陷，瑞典小说家兼戏剧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并不认为专属古人或中国人。到了公元前2852年，出现了一位伏羲氏，在他聪敏的皇后辅助之下，他画八卦、造书契、教民婚嫁、学习音乐、结网捕鱼、驯养牲畜、教民养蚕、取丝织绸。及至伏羲氏临终之时，他委托了神农氏做他的继承人。神农一代，讲究农业，发明了木耕，创造了贸易和市场；他亲尝百草树皮，发现治疗疾病的医药。如此，对传奇的理想人物的偏爱，便把许多世代的艰辛成就，委诸少数几个人。
继而，到了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帝王——黄帝。仅经过一个世纪的统治，他发明了指南车，设置史官，建造了第一座砖墙的建筑物，建造了第一座观测星象的气象台，矫正了中国原始的历法，重新划分土地。再后，则是帝尧的统治世纪。1800年后，在那令人兴奋的“现代”时期，孔子一再讲述尧的典范，感叹世风日下。这位古圣哲告诉世人，只要以尧为典范，人人便会有德行。作为改革者的首位典型，尧在其宫门上挂有一鼓，方便百姓鸣鼓诉苦，并置有一牌板，以便百姓书写诤言。名重一时的《资治通鉴外纪》这样说：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
尧茅茨不剪，朴桷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
，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
。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
“五帝”之中，最后的一位即是舜帝，他是一个典型的孝子，也是一位防范黄河水患的坚韧英雄；他改进《历书》，制定度量衡，并因禁止对儿童实施鞭打教育而广为后代学子所钟爱。舜于晚年时（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将其皇位禅让给一位最优秀的助手——大工程师禹；大禹王善治洪水，辟九州，凿九湖，引导洪水于九河；因之，中国人常自嘲地说：“没有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了。”在禹之世，据说一种米酒出现了，并被献于君王。但禹将其泼溅于地而预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他疏远了这位酒的发明者，并禁止人民饮用和制造。
因此，为垂训子孙，中国人后来虽也从事酿酒，却将其规定为国营饮料。摈弃君位禅让制，大禹首建夏（文明的意思）朝，采行世袭的家天下制度。因此，不论是天才还是庸俗之辈，都依世袭制做了中国的主宰。夏朝沦亡于一位不肖的君——桀。夏桀荒淫暴虐，为了得到他的爱妾欢心，他竟强迫3000人跳进大酒池中，让他们醉而溺死。
你想，他的王朝不就此而毁灭了才怪呢。
我们无法证实中国早期历史学家所流传给我们有关夏朝的种种记载。由记载得知，远在公元前2165年，天文学家便已声言确知日食。但能干的评论家早已诘难过这些纪事，认为不可靠。在河南所发掘到的甲骨上列有许多君主的名字，通称是商朝诸君；又有一些远古的青铜色的器皿，年代不可考，也暂时归属于这个时代。其次我们要知道，在这些掌故里，它们的引人处与真实性并不成比例。根据古老的传说，商朝有一位帝王，名字叫武乙，他是一位无神论者，蔑视上帝，谩骂诸神；他刻了一个木偶人谓之天神，而与之博弈，并令佞臣代行，当天神失败时，他就戏弄侮辱之；又为天神设置一个皮囊，内装满了血水，仰首射之而以为快，称之为射天。较富正义感的史家确告我们，说武乙被暴雷击毙。
至于殷纣，乃筷子的发明者，他的暴虐无道导致了商朝的覆灭。他曾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他的妻子妲己是一个最残忍和最淫逸的女子，她的花园里常有欢跃的裸体男女，她的厅堂里常有色情的狂舞。她用种种奇异的酷刑，来镇压那些批评者：令罪犯手握炽热的金属，或足踏下置有炭火的涂膏铜柱。当罪犯坠落炭火上，妲己便非常开心，引以为乐。殷纣政权为其王室叛逆和西部周氏策动推翻，西部周氏遂建立周朝代殷而有天下，周朝乃中国历代最持久的政权。胜利的领导者为酬劳他们的助手，便把掠得的领地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享有很完全的自主权，于是封建制从此开始了。此一制度对政府虽诸多不利，但对中国文学和哲学却给予很多的鼓励与刺激。因婚配的关系，东来的新民族和旧民族的血统便互相混杂。此种结合，慢慢地揭开了远东初期历史文明的序幕。
奉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这些征服者所创造的，而是渐渐成长的。在原初时代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常共推领袖组成部落团体，以保护田地、防御蛮族，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相互征伐兼并、弱肉强食，因此封建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了。在某一时期，竟有1700个以上的诸侯国。诸侯国通常是有高墙的城镇，墙外环绕有广阔耕地以及农户，如此遂构建成一个面面俱到的防御屏障。慢慢地，这些诸侯国渐渐合并成为55个，其面积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陕西、山西与山东的邻近部分。在这55个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乃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而秦则吞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其国威远播，震撼全世界。
齐国最有组织才干的，即是管仲，他是齐桓公的政治顾问。原先，他帮助桓公的弟弟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天下，在王位争夺战中，桓公几乎被射杀了。然而，争战结果是桓公获胜取得王位，他俘虏了管仲，却没有杀他，反而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这就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他起用铁器代替青铜，继而实行盐、铁专卖和管制，推行鱼与盐的税收制，以救济贫民，奖励才干之士，如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使桓公称霸诸侯。在他的长期治理之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币值稳定，文化灿烂。绝少颂扬在位者的孔子称赞管仲说：“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国在封建王朝时，便已孕育出君子谦恭礼让的特质。逐渐地，制定了许多礼节、仪节和荣誉等的法典，而这种法典后来变得非常严格死板，以致在上层社会阶级中，竟成为宗教的代替物。法律的基础也奠定了，但人民常挣扎于习俗和法规之间。秦国和郑国所颁行的法典（分别于公元前535年和前512年）多数是针对农民的恐惧而制定的，农民预知触犯法典便要受神的惩罚——的确，郑国京城不久就为火所焚毁了。这些法典部分适用于贵族，贵族在自律与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可以免除法典的规制；至于身属上流社会的刑犯，则被允许得以自裁。但后来，百姓抗议说他们也具自律能力，并祈求一位哈莫狄奥斯（Harmodius）或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iton）
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于专制法律的暴虐。结果，这两股敌对的势力——习俗和法典，终于达到一种互补性的妥协，法典的适用范围仅及于举国重大的问题，而习俗则行于日常事务。然而人际事务概属些微琐事，于是习俗成为维系社会的纲架。
我们可以从《周礼》一书中查知前述各种典制的明确陈述。《周礼》相传为成王的叔父，也就是周朝的宰相周公所著。这部著作或疑其融浸有孔、孟的精神，因而有人认定它可能是周末而非周初的作品。《周礼》树立了2000年来中国人的政府概念：君王以“天子”和上帝尘世代理人的身份治理百姓，并因美德与虔敬而掌有权力；贵族半由天生、半由训练而能襄理国是；百姓以耕种为本，生活于族长制的家庭中，可享民权但不能干政；六部分掌君王的起居生活、百姓的福利与婚姻、宗教的仪式与占卜、战争的筹划与进行、正义的维护、公共设施的兴建。这几乎是一部理想的法典，很可能出自柏拉图类型的某一匿名人士之手，为已沾染权术的政治领袖所著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最完善的法制也根绝不了丑陋的恶行。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史乃妄作胡为与不时改革的混合史。财富虽然增加，但挥霍无度腐化了贵族，音乐家、凶杀犯、哲学家以及娼妓混杂于朝廷，聚集于洛阳京都。新王朝奠基后，夷狄常袭击骚扰边境。战争本为抵御的必需手段，很快变为攻杀的方法；它渐起于贵族竞屠百姓的博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首级。在此两百多年间，臣弑其君的事件，约有36起之多。故此酿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使圣贤之士大失所望。
当时的社会既然是这样地混乱，生活既然是这样地艰苦，其进步也就很缓慢。农民的播种与收获通常是为其封建领主，而少计及他自己。农民与其耕地本属封建领主所有，但这一王朝尚未终了之时，自耕农制就已兴起了。这个王朝——封建诸侯的松散联合——征用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利用广阔沟渠灌溉田地；官吏训导人民从事农业，栽培树木，更详细地督导丝织业。各地的捕鱼和制盐，皆为政府所独占。国内贸易兴盛于各乡镇，产生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现代化的舒适：穿的是皮靴，着的是丝绸，乘的是马和车，出游则必画舫；至于住的则是精致房屋，桌椅齐全；他们的盘、碟，多为上等的陶器；他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高过梭伦（Solon）时代的希腊，或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时代的罗马王朝。
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打乱了历史学家确立的通则。因为这混乱的时代树立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借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统治熔化于一炉，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在许许多多的乡镇里，诗人咏哦诗歌，陶工回转他们的转盘，创造家铸造精巧的器皿，文雅的作家把语言的特质发挥得无比美丽，巧辩家将其技巧传给热诚的学生，哲学家为世人的败俗和诸侯国的堕落而憔悴。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和语言更完美、更具特质的发展，但诗和哲学专属于这个时代，并形成中国思想的极盛时期。孔子以前的诗篇散失殆尽，遗留下来经孔子删定的多数诗篇收集在《诗经》中，其年代经历1000余年，起自商朝的古老作品，迄至相当毕达哥拉斯时代，是非常现代的诗篇。《诗经》共305首，有宗教的礼赞，有战争的苦痛，有征夫的乡思，有爱情的歌颂，有弃妇的幽怨……听，离乡背井、随时面临死亡的战士那无穷的哀伤：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萟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这个时代似乎属于中国的开化初期，但《诗经》充满了爱情诗篇。从这些古老诗篇中的一首，我们听到那青年永不停止的反抗之声，好像在说没有什么事物会比反抗更古老：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哲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无疑，在每个时代中，人类的好奇心总是远超过人类的智慧，他们的理想总是为他们的行为高悬一个不可能企及的榜样。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我们便可以在一些断简残篇中，寻得鬻子所倡议的宗旨。这种宗旨在当时已陈腐不堪，但对一些文字贩子来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新颖的，因为这些文字贩子并不知道所有的荣耀总以苦楚结束。“去名者无忧”——没有历史的人才是快乐的人，这仍然是一个好忠告。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今天，中国不断地产生了许多哲学家。
如同印度是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圣地，中国乃为人道哲学之家。在中国所有的著作中，《易经》——形而上学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书籍，由此展开了中国思想史的记载。《易经》传为文王——周朝的开创者之一——在狱中所著，但本书的源起也可远溯至伏羲氏，这位传说中的帝王画制八卦——中国形而上学与自然因素、自然法则合而为一。每一卦包括3条横线，连续线代表阳，间断线则代表阴。在这神秘的二元论中，阳代表刚实、强健以及乾天（仁、爱、宽、生）；阴则代表虚灵、柔顺以及坤地（戾、恶、急、杀）。周文王成了不朽人物，但也伤尽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脑筋，因为他复合笔画符号，把连续线与间断线的可能组合，画为64卦。这些排列类万物之情，而与自然法则相辅相成。不但如此，所有的科学与历史皆包含在这些组合的交互变动中；所有的智慧皆蕴涵在64卦中，即诸卦代表诸概念；归结而言，所有的事物皆能简化为相互对应之宇宙的两大基本因素——阳与阴。中国人把《易经》当作占卜手册，并认为《易经》是他们最伟大的著作；据说，了解这些组合的人便能掌握自然法则。因此，传经义的孔子乃把《易经》列于一切著作之上，并希望“加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本奇特的著作，虽然合于中国灵魂的微妙神秘论，却与中国哲学的积极实用精神大不相同。追溯至我们能够探察的古中国时期，我们即可寻得许多哲学家，但这些先于老子时代的哲学家大都已逸名或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正如5、6世纪的印度、波斯、犹太及希腊，当时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百家争鸣，天才辈出；就像希腊，它也始于理性论者的“启蒙”。战乱时代开辟了布衣才俊上进之途，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求精于传授艺术之导师的需要。很快，这些民众导师发现神学的不可靠性、道德的相对性以及政府的不完善，并开始攻击旧制，各自企求各自的“乌托邦”，但多数为当局所杀，因当局发现杀戮比答复来得容易多了。据传说，孔子在鲁国为相时，曾诛一位乱政的官员，其理由乃为“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历史学家司马迁接受这个故事，但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否认之。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件真实的事。
在这些聪慧的反动者之间，最享盛名的即是邓析，在孔子幼年时，邓析为郑驷歂所杀。据《列子》，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他的敌对人士指责他今天证明了某件事，如果有合意的报酬，隔天便又证明极端相反的事件。对到衙门打官司的当事人，他一概予以竭诚的服务，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一位仇视他的中国历史学家谈及一则有关他的风趣故事：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邓析私造刑法——后来证实不太切合郑国的国情。郑国宰相为邓析非难政治的“县书”所激怒，遂下令禁止这种文章的张挂。因此，邓析遂亲自散发这些文章。这位宰相又禁止散发。于是，邓析把这些文章混在他物里，偷偷地送给读者。宰相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也无穷。后来，郑国处死了邓析，结束了这种纷争。
老子是孔子之前最伟大的哲学家，智慧高过邓析；他深知清静之智，年寿极永——虽不能考定其年岁多少，但享高寿则属无疑。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素恶政客的阴狠奸猾，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传说他活了87岁。老子留传后世的，只有他的姓名和他的书，可是此两者或许都不属于他，老子与《老子》仍然是无法揭晓的谜底。老子是一个描述词，其意义乃是“古博真人”；他的真实姓氏，据说是李——那就是说一棵李树。
很多人怀疑《老子》的真实性，学者更常引经据典争辩它的出处。
然而通常来说《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最重要的范本。据中国学者的意见，道家哲学远存于老子之前，总其大成于老子之后，并且蔚然成风演化为不少中国人的宗教。《道德经》出自何人的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它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它的确可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道者，道也：是自然之道，也是摄生之道；照字面的意义，即是道路。根究言之，道即是无思无虑；因为就道家来说，思想是非常无聊的东西，思想只适于辩论辞说，对生活却是害多于利；只有弃智绝巧，只有过淳朴自然的节制生活，才能寻得“道”。知识并非美德，教育普及，恶行反而增多；知识并非智慧，圣人与“知识”相去十万八千里。最恶劣的政体，莫过于哲君统治的政府，因为哲君为理论会“弄巧成拙”地破坏了自然程序，而他们那繁杂的识见和空泛的言论，正是无法至治的符号。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绝学无忧……
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智者必危害到国家，因为智者满脑子都是治丝益棼的法令制度。智者希冀建构一个几何学式的社会，却不知法令制度会灭绝生活自由与人生活力。淳朴无知的人从经验得知安乐与工作效率的获得，确实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人当权，为害必少，因为他知道法令是危险的事物，并且害多利少。这样的治者一定尽可能少管百姓；其治理国家必弃绝机巧和苛扰，而引导国家走向一个返璞归真的淳朴境界。在这种淳朴之中，生活必以无思自在的自然为依归，就是著书立言，也因其是纷扰自然的方法而要舍弃在一旁。人民自发的经济动力（食与性），在无政府法令的妨碍下，必会朴实且有益地推动生命的机能。在这种社会中，绝少发明物，因为发明物仅能增加富人的财富与强者的权势；在这种社会中，绝无书籍、律师、工业，而仅有农村买卖。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企求的是什么？如同卢梭，老子反对人为的一切事物，截然划分文明和自然，这正是“现代思想”异口同声所讲求的。自然即是自然活动，天地万物的无声周行，如春夏秋冬的轮序，日月星辰的运行。道，周行且表现在溪流、岩石及星辰等万物中；它是公正的、非人的及理性的万物法则，假使人要过幸福和平的生活，则其行为必须顺从自然之道。万物的法则是道（宇宙之道），行为的法则也是道（生活之道），根究而言，这两种道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生的本质因而是自然的节奏之一。在宇宙之道中，自然的法则汇合为一而构成斯宾诺沙所谓整个真实的“本质”；在其中，所有的自然形式和种类都能寻得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各种差异与矛盾合而为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种种殊相都化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
老子认为在远古之时，人与其生活皆源自大自然，因而是朴实且安乐的，并且整个世界也是和谐快乐的。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失落殆尽，人们离弃了田野而涌向城市，并且开始著书写作；从此以后，人类遂陷于悲惨的境地，惹得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感伤不已。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都市的复杂，远离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自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这种无知无虑的满足是人类能够寻得的唯一的长久快乐，此种满足之秘，就在于斯多葛学派所谓的顺从自然，即弃绝所有的人为与智慧，而在本能和感受上虔诚地接受自然的命令，谦下地模仿自然的无息方式。也许再也没有比下述诸言更睿智了：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在每一个领域中，无为（不去强加干涉万物的自然程序）便是识见高远的标志。假使国家秩序大坏，最适当的匡正方法便是不去改革，而使个人生活有序地运行；假使遭遇抗力，最适宜的方针便是不去争辩、争斗或发动战事，而要谦逊，并要软弱、宽容，如此方能制胜；消极常比积极更能获胜。老子曾以几乎和基督相同的声调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柔之胜刚。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在老子所有的观念中，就以这种哲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只论哲人（sage）不谈圣者（saint）以及讲智多于言善，正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并非虔敬的献身，而是熟思与恬静的心灵。因此，虽适于身居高位，但最好隐归田园，返于朴实清静。清静是智慧的起点，而智慧不能口传，只能靠楷模与经验的启发顿悟而传递，所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识见高远的人都是谦下柔顺的，年届半百时
必能发现知识的相对性，得知智慧的缺点；假使他知道得比他人多，他将深藏若虚；“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他所同意的，是无知的人，而非学养渊博的人，但他并不因之而吃亏，或为“生手”的矛盾本能所苦。他不重视富贵，而将七情六欲禁绝到几乎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我们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与卢梭论点相对应的观念，他们两人可说是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只是日期先后有别而已。类似的哲学之所以有周期性的重现，乃因在每个世代中，总有人疲于斗争，倦于竞奇，烦于复杂，并且厌恶城市生活，所以，农村情趣的描绘，理想色彩总是很浓；田园诗的抒发，必定要有长久的城市背景。“自然”或有助于伦理，或有益于神学；它较适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说，但不适于老子与基督那不加计较的亲切人情。假使某人皈依自然，顺从自然而为，则他残杀吞噬敌人的可能性要超过履行他自己的哲学，并且一定绝少谦下与清静的机会。性喜田猎的人，不利于辛劳的耕种；农业正如工业一样也是“非自然的”——但在这种哲学中，顺从自然有医疗的效用；当我们的“火焰”低落时，也许我们将在其中看到智慧，并且在宁静的群山和广阔的田野中，求得诊治的安宁。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一下子趋向伏尔泰，一下子趋向卢梭，一下子趋向孔子，一下子趋向老子，一下子趋向苏格拉底，一下子趋向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的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分地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后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维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哲学对孔子的刺激程度。当孔子34岁时，来到周室的首都——洛阳，问礼于老子。
据说，老子严厉且意味深长地简答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这位中国历史学家说孔子立刻感知这些话的真意，非但不动怒，反而在归途中向他的门人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然后，孔子开始履行他的任务，并且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孔夫子——至圣先师，鲁国人，公元前551年生于现今山东省曲阜。在中国的传奇中，孔子的年轻母亲生孔子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据说，他的母亲祷于尼丘而得孔子，当他的母亲在洞穴产下他时，神龙护卫在旁，女神更把香气散满空中。听说他生具龙背、牛唇和阔口。中国系谱家告诉我们，孔子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命中注定为孔氏家族的祖先，其家族一直繁衍到今天。百年前，他的子孙约有1.1万名；他的出生地几乎全住着孔姓家族——其中之一曾担任中国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
当孔子降生时，他的父亲已经70岁，3年后便去世了。年幼失怙的孔子，每当课余的时候，便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老成持重正是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如此，他仍然有闲暇而能精于射艺与音乐。尤其是音乐，更是沉溺喜爱，有一次，他在齐国听到了盛美的韶乐后，竟然从此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叹。他并不同意尼采所谓“哲学与婚姻不能并存”的主张，19岁娶妻，23岁出妻，以后似乎一直未再结婚。
22岁时，孔子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把他的家当作教室，收取适度的报酬，不论多寡，只要门徒自行奉上的即可。孔子以诗、历史及礼节教导学生。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同苏格拉底，他述而不作。我们所以得知他的思想主要经由他的门人弟子之不可靠的零散记载而来。他为哲学家立了一个楷模——不攻击其他的思想家，且不花费时间于无意义的辩驳上。他不教导学生很严谨的逻辑方法，却小心地指出门人的谬误而使他们的心智得以敏锐，同时，严格地要求他们心思敏捷。所以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相信唯有上智与下愚不能从教导中获得助益，并且人格与心智若不能平衡发展，就无法真实地研究人道哲学。所以他说：“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起初，他只有少数几个门徒，后来，列国人都知道他的“牛唇阔口”之外，另有渊博的学识与一颗仁慈的心，因此最后他能夸称门下弟子为数共有3000人，并且多数身居列国的权要高位。大约有70名学生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有如印度的新教徒与其教主朝夕共处一样，师生之间产生相当真挚的感情，因此，当孔子遇难或受谤时，其门人也常忠告劝导。虽然孔子对待门徒很严格，但他爱他们甚于自己的儿子。当颜渊死时，孔子悲痛异常，若天丧自己。当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懒散的学者躲避孔子，或者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对于自放于礼法之外的懒人，他不是以杖击，就是以口诛。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平日闲居在家，他也一丝不苟，出门时，便如见大宾。他以诗、历史、礼仪及哲学教导学生。中国画家绘画孔子晚年的肖像，把孔子描绘成秃头、倔强的老人，表情严肃，毫无幽默感，更少温柔，但有敏锐的美的感受性。一位乐师描述孔子中年时的模样（《孔丛子》）：
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据传说，他有49个显著的特征。当他周游列国时，有一次，一件偶发事件使得他与跟随的门徒分开离散，由于一位旅行者的描述，门徒很快地寻找到他。旅行者述说他看见一个相貌怪异的人，“纍纍若丧家之狗”，当门人把这些话从实转告孔子时，他欣然而笑说：“然哉！然哉！”
孔子是旧式的教师，相信师生距离的保持乃是教授法所不可或缺的。究实而言，假使不“正”，他就不算什么了，礼节的规范是他的“食肉”与“饮料”。他尝试制衡本能的自然享乐主义与谨严的禁欲主义。有时他似乎太耽于自我评估。他温和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通过这些话，他谦逊地表示出他的伟大。他的弟子告诉我们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自认是个传述者，而非创作家，并且声称他仅取法尧、舜的榜样，勉力仿效。他极需名位，但他不愿不依正道来获取或保有；他一再地拒绝不正的列国所给予的高位。他劝门人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在他的学生之中，有一位是鲁大夫孟釐的儿子，通过他们的关系，孔子被引见给洛阳的周王室。但他对官爵并不热衷，就我们所知，他主要去求见垂死的老子。回到鲁国时，孔子发现鲁国秩序大坏，争乱不已，因此，他和几个门徒离开鲁国，去到隔邻的齐国。在跋涉荒凉的崇山峻岭途中，他们很惊奇地发现一位老妇人痛哭于墓旁。孔子叫子路去问妇人何以如此悲伤。她回答说：“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当孔子问她为何老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时，她答说：“无苛政。”孔子于是对门人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齐景公召见孔子，并且称赞孔子关于善政问题的答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但孔子不愿平白接受俸禄，拒绝了。景公打算聘请孔子为处理国事的顾问，但宰相晏婴劝阻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今孔子盛容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孔子在齐国不得志，只好回到鲁国教授门徒，15年后才出来从政治国。
公元前6世纪之初，孔子的机会来临了，他被任命为中都宰。根据中国的传说，在孔子的治理下，中都城的百姓都变得诚实起来，以至于道不拾遗。后来，鲁定公提升孔子为司空，孔子乃别五土之性，并改进农业。不久，擢升为大司寇。据说，孔子就任后，设法律而不用，全国无奸民。中国史籍这样记载：“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这些记载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它总是完美得令人受不了。无疑，反抗孔子的人将深藏不露，而给孔子设了陷阱。历史学家告诉说，邻国很嫉妒鲁国，害怕鲁国日渐强大。齐国一位多智谋的大臣提出一个策略以离间鲁定公与孔子。于是，齐景公选一群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的骏马送给鲁定公。定公非常欢喜，沉迷其中，不理孔子的忠告，渐渐疏远大臣，不问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很不情愿地离开鲁国，开始过着13年的游历生活。
后来，他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诚然，那是人类最该受谴责的本性：美德与美色常无法兼顾。
孔子与其少数的忠实门徒不再受到鲁国的欢迎，从一国游历到一国，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则饱受惊险与匮乏。有两次，受到恶棍的攻击；有一次，绝了粮，以致子路愠怒地说：“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欲把国政委托孔子，但孔子不苟同卫灵公的政策，遂拒绝。有一次，当孔子师生一群经过齐国时，途中遇到两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如同老子，隐归田园，不再过问政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其中之一认得孔子，责备子路跟随孔子，这位隐士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对这个指责怅然若失，深思良久，但他仍然希望有一个国君会给他一个改正天下无道使人民获得安宁的机会。
最后，当孔子69岁时，季康子执掌鲁国政柄，遣派3个官吏来探望孔子，送来适当的礼物，并邀请他回到鲁国。孔子在有生的最后5年中，过着淳朴尊荣的生活，鲁国的主政者虽常就教于孔子，但孔子聪明地隐退于著述中，献身于经书的考订和撰写鲁国的历史。当叶公向子路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知道后，便对子路说：“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以诗与哲学安慰他的孤寂，并对他的本能与他的理性能相互一致感到高兴。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死于72岁。有一天清晨，孔子负手曳杖而唱一首悲惨的歌：
太山其坏乎，
梁柱其摧乎，
哲人其萎乎。
当子贡来探望孔子时，他说：“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7日后就逝世了。门人厚葬孔子，表示出他们深厚的感情，并在墓旁搭建茅屋守丧3年，悲痛得像死了父亲。3年后，所有的弟子都离去了，只有最敬爱孔子的子贡哀悼于墓旁，又守了3年丧。
孔子留下了五本大书，是他亲自撰写或编订的，那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经”。第一部书是他所订的《礼记》，他坚信这些古时的礼节规范有助于性格的成熟与塑造，并且足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安宁。第二部书是他所序的《易经》，《易经》乃是中国对那暧昧不明的玄学所作的最伟大贡献，孔子自己很小心地避免谈论到它。第三部书是他所删订的《诗经》，为了阐释人类生活的性质，并叙述道德的规范。第四部书是他所作的《春秋》，简洁地记述鲁国的大事。第五部书是他所授的《尚书》，记载上代以来的各种传奇，其时中国有几分统一帝国的味道，并且孔子认为当时的领袖都是英雄与无私的文明人。假使我们以严谨客观的眼光来评估孔子的各种著述，那实在有欠公平；孔子是人师，是年轻人的塑造者，其目的在于激励门徒，而不在于履行历史学家的功能，因此，他所精选叙述的事件，感化的成分重于醒觉的因素。在各种记载中，他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故事与辞藻，其用意也在于宣扬道德，赞赏智慧。然而即使孔子把上古太理想化了，他所做的也赶不上我们西方对那点古史所渲染的程度；在不到一二百年非信史的时间内，我们许多的先祖都一个个地变成了智者圣人，在1000年间，当然会有德化光四表的尧舜了。
“五经”之外，再加上“四书”，便是“四书五经”，共为九大经典。“四书”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是《论语》，经理雅各博士译为《孔子语录》而闻名于英语世界。这部书并非孔子撰写的，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在孔子死后十几年内，门人编辑论纂而成。《论语》实在是探究孔子哲学最可靠的向导。在“四书五经”中，最发人深省者，莫过于“四书”的第二部——《大学》。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兼编纂者朱熹汇定《大学》，认为就中多数章节出自孔子，某些章节则为曾参所记。
1世纪时的学者贾逵把它归属于孔子之孙孔伋的著作。
今日心存疑问的学者则认定《大学》的作者不详。“四书”的第三部即是《中庸》，学者通常认为是孔伋所作。“四书”中最后的一部书即是《孟子》，词锋宏畅，我们很快就要讨论到它。我们把《孟子》列于经典著作之末，并不意味中国经典时期到此终结。还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与守旧的杰作（孔子哲学）相互抗衡呢。
让我们就这个道理平心而论，当我们活了50岁后，就会采取这种人生观，就我们所知，这种人生观可能要比我们年轻时代的诗歌还要睿智得宜。假使我们是异端或是年轻人，但想开导我们的一知半解，就必须融入这种哲学之中。
我们从孔子的学说中寻找不出一个哲学“体系”——一个为某观念所统摄的前后一贯的逻辑架构、形而上学、伦理学及政治学（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一样，每块砖都刻有治者之名）。孔子教导学生推论的方法，并不经由各种推理法则或三段论法，只是借着他的敏锐心智，不断地观察学生的看法；因此，当门下弟子离开孔子后，对于理则学或将一无所知，但思路非常敏捷且都能提纲挈领，把握住要点。思想表白以达意而止，不以富丽而工，更不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说，此实为孔子的首要课程，所以说：“辞，达而已矣！”——一般哲学论著常未记取这个教训。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他看来，思想的混淆与言辞的诡巧，都是国家的灾祸。在一个国家中，要是君不尽君道，则不称之为君；臣不尽臣道，则不称之为臣；父不尽父道，则不称之为父；子不尽子道，则不称之为子——如此，才能端正君臣父子之道，才可消弭名不当实之祸。因此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很叫学生惊讶：“必也正名乎！”
孔子最关注的乃是把他的哲理运用到行为与政治上，因此他避开形而上学，并且训示门徒不要费心于怪异与天理之事。虽然他时常提及“天”与祷告，且劝导门人恪遵祖先祭祀的礼仪和国家的祭典，但他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对神学问题，一概采消极态度。因此，现代评论家都称他为不可知论者。当子贡问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时，孔子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当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当樊迟问智，孔子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更有进者，他的门人告诉我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无疑，其门人弟子常困扰于这种务实的哲学，并渴望孔子为他们解答鬼神造化之秘。《列子》有一则故事，孩童讥笑孔子无力回答一个问题：太阳是在黎明看起来大时，还是在中午热时接近地球呢？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唯一的形而上学乃是探求所有现象的一统，以及努力寻觅行为法则和自然规律之间的稳定和谐。因此他向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说：“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一理浑然，泛应曲当，这正是哲学的本质。
孔子最关心道德问题。在他看来，时代的紊乱其实就是道德的紊乱。当时社会之所以分崩离析，就在于远古信仰的式微和诡辩怀疑论的充斥，以至于是非不明，使人无从取舍。匡正之方，不在于恢复过去的信仰，而在于热诚地探求更完整的知识，以及重建一种根植于有序家庭生活的道德。孔子的方案，扼要且有力地表达在著名的《大学》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正是孔子哲学的主旨与本质。我们或可忘记孔子与其门人所有的语汇，但生活依然会深受这些“事物之本质”的影响、引导。孔子以为列国之所以争战不休，就是因为列国的政治不上轨道；列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就是因为由家庭而来的伦理法则未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家庭之所以混乱离散而不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就是因为人们忘了如果他们不修治自身，便不能整齐家庭；人们之所以不修治自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并非真实无妄——那就是说，他们并未洁净他们自己纵欲的灵魂；他们的心意之所以不能无妄，就是因为不诚意，做事殊少公平真实，徒知隐藏自己的本性，而不知显示自己的天性；他们之所以不诚意，就是因为他们让欲念扭曲事实并妄下断语，而不先客观地探查周遭的事物，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至最高点。让人们的意念真诚，而后才有洁净之心；让人们的心洁净，他们就会修治自身；让人们修治自身，他们的家庭自然就会整齐——不靠道德的说教或是感情的惩罚，而借自身榜样的默思功夫；让家庭用知识、诚意、楷模来整洁，如此，自发自生出的社会秩序，将很容易地导致仁政的政府；让国家保持内部的正义与安宁，那么天下将是和平幸福的乐土——这是一个完美的远景，但忽略人本是捕食的动物。然而，如同基督教，它给我们一个可追求的目标与一条可攀登的阶梯，这正是哲学可贵的主题。
因此，智慧始于家，而一个有素养的家庭成员，便是社会的基础。孔子与歌德均认为自我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子路问“君子之道”，孔子说：“修己以敬。”从孔子与其门徒的对话，我们发现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个哲圣兼备的圣人。孔子心目中的这个“超人”，是兼备苏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稣的“仁”，这个三达德的完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不仅是个智者、学者，还是个德智兼备的人。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智，是能用之于世，始能谓之智。
诚是性的根本。孔子说：“君子胡不慥慥尔？”又说：“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但孔子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寡言，言而必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言行中肯”；“君子中庸”；“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孔子完全接受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然而他所订定的金科玉律早于犹太贤哲希勒尔（Hillel）400年，早于耶稣500年。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孔子曾再三反复阐述，并把它归于一个“恕”字。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道：“其恕乎。”他不像老子，他不希望以德报怨。有一次，他的门下曾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答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君子的本性，富有恻隐之心。他不因他人的成就而愤懑；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为邻人有过，我们皆应分担。君子非礼勿言。君子对人有礼友爱，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居上不骄，为下不卑。君子之风，在于一“重”字，因为不重则不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巧言、令色、足恭，君子之敏于行，因为敏则有功……这就是君子高贵的缘由。君子对其亲友，因持之以礼，但对其子，则不过分亲昵私爱。孔子对于君子，下了一个结论——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大思想家（Megalopsychos或Great-Minded Man）极为相同——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教，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齐家治国。社会必须建立在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的这种服从律上，假如这一条律例被破坏则乱起。只有道德律高于服从律，所以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上也说：“父母有舛，子应谏之；君命有舛，臣应谏之。”这就是孟子认为人民有神圣的革命权利的理论根基。
孔子并不欣赏革命家，也许他认为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同是血肉之躯。但是，在《诗经》上，有这样的几句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所以，人民才是政治主权的真正和根本的来源。任何一个政府，若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则迟早要灭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如做人，在于诚正。因此，为政者必先身正，为民模范，故“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为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之道首在以身作则，其次为法度。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中庸》亦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君子为政，为了要使天下太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准，应该避免哪些事呢？第一，尽量避免与外邦发生关系，并尽力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免于卷入战争的旋涡。第二，尽量减少王室宫廷的奢华，把财富均分于天下，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第三，尽量少用刑罚，多多教诲民众，因为“君子有教无类，则人皆可以复于善”。第四，对于平庸的人，不必教以高深学问，但必须授予礼乐。《礼记》上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生民之道，乐为上焉。”
善良风俗一事，也是政府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习俗败坏，则国亦败坏。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它对促使人成为彬彬有礼之士亦有助益；我们的行为正显示我们自己。《礼记》说在政治上，礼节可作为人民防恶之堤；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今天我们好似听到了孔子严斥的回音，道出他在“四书五经”中所说的那些话，在往昔他的话被镌刻在石头上奉为金科玉律，然而现在遭到了亵渎和遗弃。
但是，孔子也有他的“乌托邦”和梦想，他有时对那些因失去了大道而被罢黜的君王表示怜悯，对那些为了从废墟中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从事革命的人表示同情。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之道，虽然是在他死后才大行，但那种成功是完美的。他那日常生活及政治上的哲学，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他所坚持的哲学被实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因为士并不安于其为士，在孔子死后几百年里，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孜孜不倦地奉孔子的学说为教条，并创立儒家学派使它成为这个大帝国中最具影响力的集团。孔子的学说由其弟子传授，全国到处都是孔子的学派。孔子的学说由孟子加以发扬，并代代由其门徒加以修订发扬。这些学派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中心，在几千年的政治腐败中，它们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这恰似西方的修道士在罗马帝国没落之后的黑暗时代里，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的文化和社会的典章制度。
此时，法家亦兴起，曾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图争一席的领导地位，这一派曾影响了国家的政策。法家认为，政府要完全依赖贤能的官吏和善良的人民，实在是相当冒险；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些理想原则的君王实在很少。法家坚信，只有法律，才能治国，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主张，法律必须要强制实施，直至使法律变为社会的一种自然力量，使人民自然而然地遵守，直到无须强迫时为止。人民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他们必须要在专制的统治下，才会表现得很好。甚至商贾之流，也不见得聪明到哪里，他们为了追求财富，而往往损害国家的利益。有些法家认为，国家采行资本社会化、商业专卖化、防止物价操纵及财富的集中等措施，也许要比较好。这些学说曾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时地出现过。
但最后，还是孔子的学说胜出了。虽然，秦始皇擢用法家李斯为其宰相，命令焚书坑儒，下令将史书、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著作，一律焚毁，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同时严禁私学，学法令须以吏为师，以消灭孔子的思想学说。但文学比刀剑更有力，秦始皇要求烧焚孔子的这些“四书五经”，反而变得更神圣、更珍贵，那些为了要保存“四书五经”而壮烈牺牲的士大夫，变成了受人景仰的烈士。
秦朝仅短短地延续了15年，汉武帝崇尚儒学，立“五经”博士，又置博士弟子员，由博士授之以经，并劝以官禄；武帝更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发扬孔子学说。武帝并令立祠以纪念孔子；将“四书五经”镌刻在石上，孔教变成了国教。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自然虚无之说，玄学成了学术的重心。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遂使孔学失色不少，直至唐朝，孔教始再抬头，唐太宗下令建立孔庙，在全国各州县置学，讲授孔学。宋朝以理学为主，理学系由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而成。孔子的思想传到了海外，尤深深影响了日本哲学的发展。从汉到清，孔子的学说主宰中国达2000年之久。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沁于人之心中，使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庄严奥妙的感受。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遂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知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倒，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除了儒家之外，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才能影响中国人。一如过去，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到混乱而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条这剂药方更好的了。
但是，孔学并不是万灵药。它对于抑制混乱和衰弱很有效，但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它是个桎梏，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得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永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地束缚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地受到拘束。它使妇女一味因循，贬低了自己。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都归咎于孔子，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要考虑到2000年后的事。我们对思想家的要求是，期望他能引领我们走上认识的道路，在这方面，有几个人能胜过孔子呢？在今天，在知识的广增和环境的变迁下，当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时，我们愈感书中字字句句的珍贵，我们甚至感觉孔子是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地指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忘了他那些陈腐的话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调，而使我们也同意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孔子的赞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孔子之后的200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有些人，像惠施和公孙龙，发现了哲学的乐趣，专攻逻辑学，并发明了一套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那样繁杂而又精细的辩论哲学。哲学家都聚集在洛阳，就如同当时希腊的哲学家聚集于贝拿勒斯和雅典。他们在这个中国的首都里，享受着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正如希腊的哲学家使得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些诡辩家又叫纵横家，他们教人诡辩的方法。集在洛阳的有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孟子，老子最伟大的追随人庄子，性恶说的倡导者荀子，以及兼爱论的墨翟。
反对墨家的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与孔子一样，同是鲁国人。他生时正当孔门正盛的时候。他反对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切实际，他主张兼爱。他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之一。他用三表法来说明逻辑的问题。他所谓的三表是：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根据这个论证法，墨子证明鬼神的存在。他最反对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墨子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样，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赌注：假如我们祭祖，祖先地下有知应验，那我们必可得福；假如祖先地下无知，无感于我们的奉献，那么这种丧礼祭礼，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聚集亲友邻居，来一同享受这些祭品和美酒的好机会”。
墨子主张兼爱，认为兼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天下兼相爱则治。无疑，这就是一个“乌托邦”了。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自私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从小孩子的贪婪到一个帝国的征服，都是起于自私。一般人皆认为偷一只猪，就必要受到责备和惩罚，但侵略和篡夺一个王国，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其子孙的楷模。墨子对于这点感到极为惊异。以这个和平主义的论点，墨子更严厉地批评时政。他的这一主张，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论调，震撼了政府当局。那时公输般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用他所主张的兼爱和非攻的道理，说服了公输般。公输般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得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
孔子的弟子和洛阳的政治家，认为墨子的这些论调实在好笑。但毕竟也有拥护墨学的人，200年间，他的这些主张成了和平主义的墨教了。墨子的两位信徒宋鉼和公孙龙，大力发扬墨子和平主义学说。当时最伟大的批评家韩非则极力批评墨学，他认为除非人类真正地产生了兼爱的翅膀，否则战争将继续是国家的仲裁人。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后，墨学亦随儒学遭到了厄运。然而不同的是，墨学遭此大难就一蹶不振，不复再生了。
同时，又有一股反动的学说极力地表现于中国人的身上。杨朱似是而非地宣称，人生是充满着痛苦，因此，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享乐。关于杨朱，我们仅能从他的对手的口中略知一二。杨朱认为世间无神，也没有来世。人类得任由自然力来摆布，使得人类没有选择祖先和改变本性的权利。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命运。只有聪明的人，才不会被孔子的那套道德、声誉及墨子的兼爱所愚。杨朱认为，道德只是一种聪明人愚弄凡夫俗子的手段；兼爱是一种诱骗不懂得形成生活律法是由于天下的敌对这个道理的小孩子的手段；声誉是一种死后才有的、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去追求，而又享受不到。在人生中，好人与坏人同样地受苦，但坏人似乎要比好人更懂得享受。诚如孔子所说的，古代最聪明的人并不是道德家和君王，而那些立法的人和哲学家的运气还比不上那些懂得享乐的人，因为他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快乐中。的确，坏人有时会留下恶名，但这与他那快乐的肉体根本无关。杨朱认为好人与坏人的命运是：
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公孔子，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
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
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
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
这与孔子的立论有很大的差异，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谁是反动分子，谁是最受尊敬的中国思想家，谁几乎吞噬了所有被遗忘的人。时间也许会证明。假如人人心存杨朱的想法，那么人类将无以自存。对于杨朱，唯一的解答是，假如在予和取、持己和忍受的道德规范上，无法与他人合作，那么社会就无法存在；社会不存在，就谈不上发展个人；我们的生活必须依着这些规范来维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社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之所以分崩，一部分是由于利己主义传播的关系。英国的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
认为，这时恰恰体现了孟子的价值，他大声疾呼反对杨朱的享乐主义和墨子的理想主义：
杨朱、墨子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
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原名叫孟轲，后来鲁国君王为尊称他，而称之为孟子。受过拉丁文训练的欧洲学者，把孟子翻译成 Mencius，这与他们把孔夫子翻译成 Confucius 一样。
关于孟子的母亲，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关于孟母的故事，这使得孟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模范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一迁是因为他们住于坟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殡葬者埋葬的行为；二迁是因为住于屠宰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屠夫杀生的行为；三迁是因为住于市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商贾欺骗的行为。最后，他们迁到学校附近，孟母才满意了。当孟子不专心向学时，孟母就故意在他面前把线梭弄断，孟子便问她，为什么这样地不小心，孟母就解释给他听，说这是故意模仿他的那份粗心和缺乏努力向上学习的意志。自此，孟子变成一位很勤勉的学生，并竭力抵抗与其夫人离婚的引诱。他自成一学派，收容许多弟子，接受各国君王的邀请前往论政。孟子曾因孟母年纪已大，而不愿远离，但孟母说了一大段话，勉励他出国：
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矣，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孟子走了，因为教诲便是统治的一部分，刚教完了一国，又发现他国也需要他的教诲。孟子像伏尔泰一样，比较喜欢君主专制，而不喜欢民主宪政，因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则须教育全国人民；而实施君主专制，只需要教育君王一个即可。改正君王思想错误的所在，只要君王改正过来，则国可治矣！孟子首先到齐国，企图改正齐宣王。齐宣王曾给了他一个位尊的官职，但孟子拒不接受俸禄。但不久，孟子发现齐宣王不肯接受他的政治学说，于是孟子转到滕国。滕文公深受影响，变得极为虔诚，却是个不知灵活运用的傻君王。孟子心灰，再回到齐国，为了要证明他的智慧和见识又增长了不少，他接受了齐宣王赐给他的一个厚位。几年之后，孟母去世了。孟子极为铺张地办了这桩丧事，他的门下弟子大感惊骇，孟子对其弟子说，这只是表示他对母亲的孝敬而已。又过了几年，齐宣王发动战争，他不满于孟子那种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论调，而把孟子解了官。孟子听说宋襄公很欣赏他的学说，于是他便到宋国见宋襄公，但他发现他所听到的实在是虚言。每个君王都有许多的借口，不愿接受孟子的规劝。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扬威天下。”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富甲天下。”孟子不再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他把他晚年的精力全部用在教诲学生和记述他与当时各国君王的对话。虽然我们无法评定他的著述与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相较，要高明在哪里。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孟子》一书是他自己作的，还是他的学生记的，也许都不是或都是，但我们敢说《孟子》一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孟子的言教，如孔子那样隽永。在《孟子》七篇当中，谈的尽是道德和政治的哲理，而不似老子，所言尽是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孟子感兴趣的是如何来追求美好的人生，建立王道的政治。他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认定人性本善。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因此，他主张应由哲学家来当政，要不然君王必须有哲学家的修养：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
贤明的君王不应与他国交战，而应与大家的共同敌人——贫穷——相抗衡，因为贫穷和愚昧才是罪恶和混乱的根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这是孟子对于社会动乱的基本看法。所以，政府应当替人民的福利着想，使他们对上足以侍奉父母，对下足以蓄妻子；并应规划经济的措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全国实施义务教育，为发展文明之首要根基。完善的教育要比美好的法律，容易赢得民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当我们了解孟子因他的激进主义而遭到各国君王的反对，因他的保守主义而遭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耻笑时，我们知道我们文明时代所存有的政治、态度以及解决之道这些问题早就已存在了。当楚人许行举起贫民阶级独裁的大旗，疾呼农工阶级治国的宏论，许多“有识之士”相率呼应之时，孟子讥讽这种新说，力主应由饱学之士主政。但是孟子谴责人类怀有利益的动机的说法，他指责宋企图以利益的得失来说服秦楚两国不要交兵：
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论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承认有革命的权利，而且他还当君王的面表示赞成。他指斥战争是一项罪恶，他对于那些崇拜战争英雄的人，这样谴责：“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并有“善战者，服上刑”的说法。）孟子又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宫廷生活的奢华，并严斥君王只会养肥自己家的猎犬，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有位君王曾向孟子诉苦，说他无法防止饥荒，孟子告诉他应当让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不但有权利驱逐君王，而且甚至随时可以杀掉他：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论说，孟子的这种革命说已为中国的君王和百姓所承认，他们认为一个君王要是丧失了民心，就等于丧失了天意，因而可以推翻。明太祖看了孟子与齐宣王的这一段谈话之后，非常气愤，下令把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降下来——孟子的牌位是在1084年由当时的君王正式训令颁赐的。但不到一年，孟子的牌位又恢复了。直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时，孟子一直是中国的一位英雄，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中，其影响力和地位仅次于孔子。而孔子也正因为有孟子和朱熹这两大门徒，才使得儒学在中国居于领导地位达2000年之久。
孟子的哲学有许多缺点，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曾把这些缺点暴露出来。人性本善吗？而人之走向罪恶，只是由不良的教育所促成的吗？或者人之本性应负社会之所以败坏的责任吗？关于这个问题，革新派和保守派一直争论不休。教育是不是灭绝罪恶、增长道德和引人走向乌托邦呢？哲学家适于当政吗？或者他们的学说反而使他们所寻求的症结更恶化了呢？攻击孟子最力、最使孟子头痛的是一位曾任兰陵令的哲学家荀子。荀子生卒年代很难断定，大约是在公元前235年去世，享年70。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甚至尧舜当其诞生之际亦有蛮夷之性。
下面荀子的一段话，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离，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人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荀子与屠格涅夫一样，认为自然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原始的资源，我们应善加开发利用。他认为人性虽恶，但由教育陶冶，可达圣贤的领域。荀子也是位诗人，看看下面这一首诗，培根简直要黯然失色了：
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
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
归返自然，并不是消极。这位自然的代言人庄子，是当时文笔最优美的哲学家。庄子喜爱自然，他的哲学充满着卢梭对自然那份诗般的感受，以及伏尔泰那份讥刺的机智。到现在，谁可以想象庄子忘了自己，“而形容一个长有甲状腺肿的人像一个陶制的瓶子呢？”庄子不但是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
庄子，宋国蒙县人。《史记》说他曾做过蒙县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看起来和孟子是同时了。但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没提到有关孟子的事；也许是他们彼此相敬爱，而不便批评对方。《史记》又说，庄子曾两度拒绝做官。楚威王慕他的盛名，命使者厚币迎之，许之以宰相，但他笑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独不见郊祀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之所羁。”庄子在濮水垂钓，楚王派遣了两位大夫来看望他，说：“要将楚国的政事来麻烦你啦！”庄子握住钓竿看都不看。
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在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对于政府的看法，与他的祖师老子一样。他喜欢指出君王和盗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假如能略为不太矜持于他本身的角色，那么他应会发现他自己是在担当着治理国家的责任。他的正确的治国之道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自由地组织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理天下也！”（宥使自在则治）庄子认为尧舜以前盛世时代，并没有政府；自尧舜设立起政府制度以来，夺去了人民盛世时代所享的快乐，庄子认为尧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而不应受到这般的尊崇。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庄子认为，聪明的人一见到这个国家有了政府，就应立即拔腿而跑，并尽可能地远离哲学家和君王这两种人。他应当去追求山林的和平与静谧，不让诡计和杂念来困扰，把整个身子浸渍于追求神圣的“道”中。大道无名可称，不能诉之于言语，也不能形之于思想，只想从心灵中体会出来。应该反对使用机械，因为有了机械，便有机械的事情；有机械的事情，便有机械的心理；胸中有了机械心理，便不能具有完整的朴实洁白；没有完备的朴实洁白，精神便不能安定；精神不能安定，便得不到安宁。他应不据有财产，金钱对他是无用的，他应让金藏于高山，珠藏于深渊。“合万物为一体，当死生而无变。”
庄子的中心思想，近似半传奇的老子的思想，庄子认为老子思想要比孔子的更为深奥。庄子的思想亦富有神秘性。因与释迦和《奥义书》的教义极为相似，我们简直要怀疑印度的玄学是不是要比历史记载的早400年就已传入中国了。诚然，庄子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宿命论者、决定论者和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能否定了他是一位富有怀疑的圣人，一位热衷追求“道”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可从下面他说的这些话看出：
罔两问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庄子又曰：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庄子所怀疑的这些问题，由自然事物所引起者少，由我们思维能力的所限制者多。因此，要以有限的思维去理解那充满着矛盾、信仰和迷惑的宇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企图以有限的部分解释无限的全部，实在是过分地大胆，唯一行得通的是以宇宙所引起的幽默来解释宇宙。因为幽默像哲学一样，它只是整体中一部分，所以宇宙和幽默缺一不可。庄子说，并不是智者就能了解那万事万物的终极或任何深奥的事务，比如一个婴孩的成长。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为了要了解“道”，必须要严格地压抑使用那智识，道不能够听到，不能够看见，不能够讲说，只能以内心去证悟，所以我们应该摒弃一切理论学说，而以亲身去感悟。教育对于悟道是无所助益的，浸渍于那大自然之流，才是唯一的法门。
何谓“道”？它在宇宙四合之下，生于天地之前，成长在上方之际。在“道”之中，没有矛盾，没有贵贱，没有敌对。从“道”的观点来说，也没有善恶、黑白、美丑、大小之别。
庄子说：“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万物变化无穷，万物都逃不过进化的过程：
种有幾，得水则为
，得水土之际，则为龟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舃；陵舃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庄子上面这段话，虽然不似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地使人易于了解，但其论说是有相当的价值的。
在这个永无间歇的进化过程中，人可能会进化成另一个样子，现在我们人的形态只是暂时性的，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也许这是真实的。庄子说：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因此，死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改变而已，也许它会变得更好。庄子说：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犂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物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当庄子快要作古的时候，他的弟子准备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但庄子不要他们这样做。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如此？”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说：“在上为乌鸢吃，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一部分是为了要讨论那引人而又不易解决的人生和命运的问题，一部分也因为这些哲学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部分。
1697年，提倡宇宙论的莱布尼茨，读了中国的古代哲学之后，呼吁要把东方的哲学渗入西方的哲学内。他写道：“我们的事务这样地没有条理，道德的堕落有增无减，我想我们需要中国派一些学者来教我们国教的目的和应用……因为我相信，假如要一位聪明的人来判定哪个国家人民最为善良，那么他无疑会选中中国人。”他要求彼得大帝开一条大道通往中国，他提议俄国、德国和中国交往，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交流。1721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步莱布尼茨后尘，在哈雷大学讲授“论中国人的实用哲学”。他被控是个无神论者，结果被解聘。但腓特烈大帝上位后请他到普鲁士，沃尔夫的声誉和地位再度恢复。
欧洲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采纳了中国的哲学，花园是中国式的，室内也是中国的装饰。而当时的重农主义者，似乎也是受到老子和庄子的影响。而卢梭一谈到“道”， [1] 便使我们立刻联想到老子和庄子的天道，就如同我们一提到伏尔泰，就想到孔子和孟子。卢梭和伏尔泰都分别受到老庄和孔孟的影响。伏尔泰说：“我曾好好地读过孔子的‘四书五经’，我从那里撷取到不少的东西，我发现‘四书五经’是最纯洁的道德，丝毫没有半点的虚伪在内。”歌德在1770年，曾决心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43年后，当炮火响彻整个欧洲，拿破仑大败于莱比锡时，这位白发苍苍的大文豪一点也不屑于那些炮声，而是沉浸在中国的文学里。
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所作的浮光掠影的介绍，只希望能抛砖引玉，引领读者去研究中国的哲学家，像歌德、伏尔泰和托尔斯泰这些人一样地去研究。
[1] “奢侈、放荡和奴役往往是大智要我们从快乐的无知中，所闪现出的极大的努力所要责罚的目标。”这一段文字是托马斯教授（Elbert Thomas）从《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的演讲》（ Discourse on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摘录出来的。托马斯认为，把老子的“道”解释为大智，极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