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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历史记载的6000年中，近东至少有3000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然而何处叫近东？近东是一个相当含混的名词，一般系泛指俄罗斯及黑海之南、印度及阿富汗以西的亚洲西南之地。不过，本书所论的近东，除上述地区外，还把一贯与东方文明脉络相连的埃及也包括在内。
人类在近东地区的活动，说起来真是有声有色。这儿有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这儿的农业、商业、工业、法律、政治、文学、艺术、天文、算术，样样都有极可观的发展。影响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发明，如字母、纸张、墨、钱币、历法，也以近东为摇篮。
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美文明。欧美文明，与其说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追本溯源，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来自近东各城市。
因此，作为在西方文明熏陶下的一分子，我们在开始研究近东前，应先感谢近东，因为，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读者如果打开波斯地图，自波斯湾沿底格里斯河向北找到阿马纳（Amara）。再从阿马纳向东跨越伊拉克边境，很快便可发现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书珊（Shushan）。书珊，就是古代名城——苏萨。苏萨，犹太人称之为“埃兰”（Elam），是高地之意。
埃兰为一片狭窄的高地，西为沼泽，东为高山。再东，就是有名的伊朗高原。在埃兰这块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个民族，直到现在我们还查不出他们属何种族、来自何处。但很显然的事实是，他们在这儿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30年前，法国一批考古学家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里保有2万年前的历史遗迹，文献记载的历史竟可追溯至公元前4500年左右。
从近代史观察，埃兰人过的是渔猎生活，但就古代史研究，很早以前他们就有了铜质武器及工具。他们耕田种地，豢养家畜，还能运用象形文字，使用镜子和珠宝。他们已有商业档案，商业交往对象竟远达埃及和印度。
更往古代追溯，在运用燧石片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埃兰人不但已能制作精美的陶器，并且还能在其上绘制图案及动植物形象。制作精美陶器，须使用陶器转盘，而埃兰人，显然是陶器转盘的发明者。
与陶器转盘相类似的，是马车轮子。马车轮子的运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帮助之大自不待言。据考古学家研究，埃兰人对马车轮子的运用，远在埃及和巴比伦之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兰人忽起忽落。他们一度勃起而征服苏美尔及巴比伦，旋即又为苏美尔及巴比伦所征服。
苏萨——埃兰人之都（即伊拉姆中心地区），屹立达6000余年之久。统治过它的帝国，数起来有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及罗马等7个之多。苏萨，即后来的书珊城，直至14世纪，仍旧非常繁荣。
我们现在打开地图，仍从波斯湾看起。波斯湾之北，有一片由历史上著名的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围成的平原。幼发拉底河在平原之西，再向西，从南到北的一块地方，就是苏美尔人深埋地底的若干古城遗址。这若干古城包括埃利都（Eridu），即今之阿布沙赫赖因（Abu Shahrein）；乌尔（Ur），即今之穆盖耶尔（Mukayyar）；乌鲁克（Uruk），《圣经》称之为埃雷克（Erech），即今之沃尔卡（Warka）；拉尔萨（Larsa），《圣经》称之为以拉撒（Ellasar），即今之桑凯拉（Senkereh）；拉格什（Lagash），即今之西帕拉（Shippurla）；尼普尔（Nippur），即今之尼费尔（Niffer）。
如果我们沿幼发拉底河向北行，在巴比伦方向，我们即可找到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城（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平原）。此城正东，是基什（Kish）城。基什乃本区域古文化之中心。再沿幼发拉底河前进约60公里，即可到达阿加德（Agade）城。此城为古阿卡德（Akkad）王朝的首都。
研究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之间古代民族活动的人，大都可以获得如此的印象：这儿的历史，就是一部苏美尔人为确保其独立自主，与来自基什、阿加德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闪米特人的斗争史。苏美尔人，原系若干不相统属之部落，他们的团结及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均出于对抗异族入侵的结果。 [1]
苏美尔人属于哪一个种族，以及他们经由哪一条路线到达苏美尔，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他们由中亚，或高加索，或亚美尼亚而来，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之北，随即沿两河而南。现在沿河到处可以发现他们的遗迹。也许，如一般传奇所说，他们来自埃及或其他地方；到达波斯湾后，舍舟登陆，然后再沿河北上。也许，他们来自苏萨，支持此一说法的，系因在苏萨古物中，发现了一个具有所有苏美尔人特点的颅骨。也许，他们来自远方的外蒙古，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中，含有许多蒙古语音。凡此种种，我们尚不得而知。
从遗物进行判断，苏美尔人一般的形象是：矮胖，鼻子高而直——和闪米特人大不相同，前额微向后倾，眼略斜向下。男人大部分蓄须，刮光的人也有。在蓄须者中，大部分均把上唇胡须剃掉。苏美尔人的衣服，大多是羊毛制品。妇女，仅左肩穿衣服。男子在早期时，仅腰部以下有衣服；其后，才兴上装。但奴仆，不分男女，在室内时，自腰部以上均裸露于外。不论男女，通常均头戴便帽，足趿拖鞋。苏美尔的贵妇，和近代美国妇女一样，是丈夫财富的象征。她们除穿软皮鞋外，还佩戴手镯、项链、戒指、耳环及踝饰。
约公元前2300年之际，苏美尔人的文化已相当成熟。此时的诗人及学者，已有不少叙述其古代史的作品。在诗文中，他们根据传说写出了创世、乐园与洪水泛滥。洪水为什么泛滥？他们的解释一般是由于一位古代帝王得罪了上天。苏美尔的洪水之说，传至巴比伦，再传至希伯来，最后变成《圣经》的一部分。1929年，伍莱教授在乌尔城发掘，他在很深的地底，发现一个厚达8英尺的淤泥黏土层。据伍莱推断，这个淤泥黏土层，系一次幼发拉底河大泛滥的结果——苏美尔人的洪水之说，也许指的就是这次泛滥。伍莱在淤泥黏土层之下，还发现许多文化遗迹。据信，苏美尔诗人所描述的黄金时代即与这些遗迹有关。
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化奇迹，如果没有一个悠远的年代相配，似乎显得太突然了。于是，祭师和史学家便开始动脑筋，根据传说和想象，编列了一系列的王朝。这些王朝，自洪水泛滥之时上溯，竟达43.2万年之久！他们还叙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一个说的是坦木兹（Tammuz），一个说的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这两人，在苏美尔是两位国王，可是传到巴比伦及希腊，他们都一齐进了大神庙。吉尔伽美什成为巴比伦诗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坦木兹，到希腊神话里，以阿多尼斯（Adonis）之名，成为男性美神的化身。
苏美尔的历史文化真有这么悠久？祭师可能夸大了。比较可靠的看法是：自尼普尔上溯，约为公元前5262年；自基什上溯，约为公元前4500年；自乌尔上溯，约为公元前3500年。上述推断，所根据的均是出土资料。以尼普尔为例，其出土资料可这样推断：尼普尔在阿卡德之下66英尺，阿卡德在最上层之地层下66英尺，而地层最上层之年代，恰当耶稣降生。
一部近东史，可说就是一部闪米特与非闪米特流血搏斗的历史。闪米特崛起，其王萨尔贡一世（Sargon I）与汉谟拉比对外征服，拉开了血战序幕。其后，高潮迭起，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雅利安两将军居鲁士（Cyrus）和亚历山大占领巴比伦为第一高潮；11世纪至13世纪十字军与萨拉森人（Saracens）为争夺圣墓（Holy Sepulchre）及通商权利之混战为第二高潮。最后，因英国政府介入，双方血战始近尾声。
乌尔废墟泥简（Clay-tablet）的出土，使我们对于近东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历史，获得了相当清晰的印象。这些泥简，历代均由祭师掌管，上面记载的内容有王朝的统治，征伐的情形，乌尔、拉格什、乌鲁克及其他各城诸王的政绩，历朝大事，以及某些名王的葬典。在泥简记载中，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之王，就是改造者——乌鲁卡吉那（Urukagina）。乌鲁卡吉那，乃拉格什城之王，以开明专制著称。他颁布过不少法令，目的在于抑制祭师剥削大众，抑制富人剥削穷人。其中一条法律规定，祭师不许擅入民居索取木材，亦不许擅入果园课征税收。另一条法律规定，祭师为人举行葬礼，收费不得超出原定金额的1/5。又一条法律规定，人民献神之金银及牲畜，祭师及官吏均不许侵吞。乌鲁卡吉那曾经说，他“解救了贫苦大众”。他的法律，的确也是我们现在所知最古老、最简明、最公平的法律。在乌鲁卡吉那统治下，拉格什兴隆繁盛达于极点。可惜好景不长，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gisi）的魔掌不久便伸向拉格什。他不但推翻了乌鲁卡吉那的统治，而且把拉格什洗劫一空。
卢伽尔扎吉西攻破拉格什，进行大屠杀。他抢走金银财宝不算，还毁掉所有神庙。当时的一位诗人——丁格瑞德默（Dingiraddamu）在一块泥简上，曾写下这样悲痛的诗句：
为了我的大城，啊，为了我的财宝，我的灵魂在悲鸣，
我的大城，拉格什，啊，我的财宝，我的灵魂在为你们悲鸣。
在圣洁的拉格什怀抱里孕育的孩子，目前正受苦受难。
恶魔（入侵者），一脚踏进了庄严的神龛，
竟将我们的女神加以亵渎。
啊！拉格什，我们的女神，何时才能恢复你的尊严？
血腥的卢伽尔扎吉西一幕过去，许多苏美尔的王立即登场。他们的大名是：Lugal-shagengur，Lugal-kigub-nidudu，Ninigi-dubti，Lugal-andanukhunga……在此期间，闪米特人在阿卡德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在苏美尔的西北，其首都阿加德和苏美尔各城最近距离不足200英里。
闪米特开国之君，叫萨尔贡一世。就出土的石柱雕像看来，萨尔贡一世是一个服饰华丽、威严无比的高贵君主。可是，他的出身却非常卑贱。历史学家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则为神的妾媵。苏美尔小说家，以萨尔贡的口吻替他写的自传，一开头便这样说：“我那可怜的母亲，怀了我见不得人。好不容易生下了我，却偷偷地把我藏在一只废木箱里。在封箱前，她用沥青涂满了箱盖。”萨尔贡被他母亲丢弃后，一个工人捡到并收养了他。萨尔贡稍长便应征入宫，成为国王的侍童。国王宠爱他，教育他，但他长大后，却推翻了国王，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
以阿加德为首都，萨尔贡自封为“主宰万有之王”（King of Universal Dominion）——当时，他实际所统治的，不过为美索不达米亚一小部分。史学家提到萨尔贡，一律尊之为“大帝”（The Great），因为他曾带兵侵略过不少邻国，他所杀过的人盈城盈野，他所掳掠的财宝无可数计。
萨尔贡东征西讨，降伏埃兰，血洗波斯湾，最后，建立了一个横跨西亚，直达地中海的大帝国。在历次战争中，萨尔贡做了一桩大快人心的事。前面我们提到卢伽尔扎吉西，血洗拉格什，并辱及该城之女神，可是现在轮到他遭殃了。萨尔贡把他打败后，用铁链将他锁到尼普尔。
赤手空拳创立一个大帝国，并且统治达55年之久，萨尔贡在人们心目中已不是人而是神。然而当其权势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帝国却突然破碎，崩溃的原因是他的亲信部属纷纷走上了他的老路——叛变夺国。继萨尔贡为王者，是他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中，最英武的是幼子，名叫纳拉姆辛（Naram-sin）。此王的事迹见诸一块石碑，上面记述着他征服获胜的经过。
后人对纳拉姆辛进一步的认识，得自于一件艺术品——一块浮雕。这块浮雕由德·摩根于1897年发现于苏萨。此物现珍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从那块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出纳拉姆辛是一名富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他手执弓箭，庄严地向一个垂死之敌前进，显然，他的敌人已身受重创，他前进，可能是去救他。在他与受伤者之间，另一名战争牺牲者咽喉为箭所穿，正摇摇欲坠。画面背景为高耸入云的扎格罗斯（Zagros）山。那座山上，竖着一块以楔形文字刻成的纳拉姆辛纪功碑。
就一座城市而言，一度被彻底摧毁，往往并非是它的不幸。因为，形形色色新建筑的出现以及公共设施的改进，唯有在被彻底摧毁的城市里才有出现的可能。在这方面，拉格什的复兴，便是一个显例。
公元前26世纪，在另一位开明君主古迪亚（Gudea）的治理下，拉格什自废墟上矗立起来，且比以前更加繁荣和美丽。在苏美尔雕塑家刻笔下，古迪亚是短小精悍的典型。目前珍藏在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尊古迪亚雕像，除形体短小精悍外，更显露出其内心的慈祥和虔敬。在苏美尔人的眼中，他的地位相当于罗马的奥勒留。他不但对宗教虔诚，而且还富有学术修养。他广建寺庙，鼓励研究，抑制豪强，体恤贫弱。古迪亚死后，其人民奉其为神。他们为他所刻的碑铭，有着如下的字句：“七年如一日，王令侍卫与之并行，宫娥与后妃并行。教化所及，国中强者不敢轻侮弱者。”
与此同时，闪米特的乌尔部，经由长时期的发展——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700年间——也到达兴盛的顶点，乌尔在乌尔恩格（Ur-engur）主政时代，不但所有苏美尔人归其统治，而且整个西亚亦无不服从其号令。乌尔恩格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君主，他为苏美尔制定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完备的法典。在制定法典时，他曾说：“我所制定的法典，应是正义公理的化身。”在整个幼发拉底河上，乌尔因商业发达而富甲一方。乌尔恩格利用乌尔的财富，不但把乌尔的寺庙城池修建得美轮美奂，而且将其卫星城池，如拉尔萨、乌鲁克及尼普尔也修整得面目一新。他的儿子敦吉，继其父统治乌尔。敦吉温厚英明亦如其父，在58年长期经营下，乌尔变成了天堂。乌尔恩格和敦吉死后，乌尔人即奉之为神。人们说：“在他们父子治下，使我们重温了一遍伊甸园的旧梦。”
但不久，美梦变成了噩梦。埃兰人从东边杀来，亚摩利人（Amorites）从西边夹击。乌尔王变成了俘虏，乌尔财富被搜刮一光。乌尔的诗人，为乌尔女神伊什塔尔之被亵渎，曾以歌代哭。一位诗人，以伊什塔尔口吻写下了这首诗，即使距今4000余年，读之仍令人感动异常：
我，被敌人奸污了，呀！他连手都没有洗。
那双带血的手，把我吓个半死。
啊！可怜的女人。你的尊严已被禽兽剥夺净尽！
他脱下我的衣裙，去温暖他的妻子，
他抢走我的首饰，去装饰他的女儿。
（现在）我成了他的俘虏——事事得仰其鼻息。
想着那令人发抖的一天，
他闯进我的宫殿，我躲进了夹壁，瑟缩着像只鸽子。
他闯进夹壁，我被迫爬上屋梁，像只飘飘欲坠的小猫头鹰。
他在追，我在逃。逃离神龛，逃离城市，像一只无依的小鸟。
啊！我在叹息：
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我那遥远的故乡？”
此后200年，埃兰及阿莫（Amor）统治着苏美尔。在此期间，这里的历史近乎一片空白。但忽然北方的巴比伦，出现了汉谟拉比大帝（The Great Hammurabi）。他先自埃兰人手中夺取乌鲁克及伊辛（Isin），23年后，灭埃兰、亡阿莫、灭亚述，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为治理这个帝国，他曾制定一部赫赫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自此，历史舞台上再也听不到苏美尔人的声音了。因为两河平原历经若干世纪，在未变成波斯天下之前，一直为闪米特所牢牢掌握。
苏美尔人虽在历史舞台上不复出现，但是，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却一直流传不绝。在苏美尔人及阿卡德人中，圣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及杰出工匠，几乎代代都有。这一批批文明的种子，散播在肥沃的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不久即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巴比伦及亚述，就是两河文明的先期收获者。
作为两河文明基础的土壤，其肥沃无与伦比。这里土壤之所以肥沃，得益于一年一度每逢冬雨的两河泛滥。泛滥，虽极可怕却能令土壤肥沃。苏美尔人对于泛滥，最初缺乏经验，这也许就是洪水之说的来源。慢慢地，他们不但能控制泛滥，而且能利用河水的泛滥。苏美尔人挖掘沟渠，灌溉田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这些沟渠，无可否认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同时也构成其文明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沟渠，带来了玉米、大麦、小麦、枣及各种蔬菜的丰收。他们犁田用牛，播种使用管状播种机。稻麦收成后，借一种木制而带有硬齿的打谷机之助，使穗和茎分开。穗用作粮食，茎用作饲料。
苏美尔的原始文明，可自多方面观察。他们很早就知道使用铜和锡。慢慢还懂得将两种金属相混造成合金——青铜。逐渐，他们又采用铁做器械。不过，一般而言，金属用具由于原料昂贵稀少，所以并不多见。大体上说，苏美尔人一般所用的工具，多为燧石做成。较精巧的针和锥子，则以象牙和兽骨为材料。苏美尔人的织造工业规模极大，此类工业，例由国王指派大臣负责监督。苏美尔人的房屋，材料多为芦苇和土砖。芦苇用作屋顶，土砖用作墙壁。土砖由黏土和稻草加水混合晒干而成。门窗用木制成，户枢部分以石作臼。草屋数间，井灶相连绕屋而行，时闻牛、羊、猪、犬之声。这种景象，今天在苏美尔地区，依然隐约可见。
物品运输，主要工具为船。石头在苏美尔地区甚为罕见。这一带城市建筑所用石料，实际上都是自波斯湾经两河及其他水道，辗转运送而来。除水道外，陆路运输亦颇发达。牛津考古探险队在基什曾发掘到不少马车轮子。苏美尔一带出土文物，不乏商业印章。就这些印章考证，他们与埃及和印度很早就已有贸易往还。这时，尚无铸币，商业系物物交易，金银是公认的交易媒介。金银虽有一定成色分量，如金锭、银锭或金环、银环等，但在交易中，一般均以重量为标准。契据普通刻于泥板上。从对出土泥简的研究来看，当时商业相当繁荣。一般契约的形式，大致包含两个要件：文书及证人。借贷相当盛行，所借东西，有货物及金银。借贷利息，规定以同类之物偿付。利率以年为准，最低为15％，最高33％。依社会安定与利率为反比的原则来观察，苏美尔的政治经济，显然常在动荡之中。
考古学家自苏美尔人之古墓中，掘到不少金银。这类金银，不单是首饰，而且有餐具、武器、工具及其他种种装饰品。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久而久之遂演化成许多阶级。除大富与赤贫之外，尚有中产阶级及奴隶。中产阶级包括学者、医师、传教士及小工商业者。医药相当发达，大体而言，每一种病均已发展出一种特殊治疗的药物。不过，迷信的势力仍然很大。一般人相信，生病一定有鬼，除非把鬼赶开，否则病痛无法痊愈。历法早就有了，但由谁发明，或发明于何年何月，则不可考。苏美尔人的历法，以月圆一次为1月，12个月为1年。为求与太阳及季节相适应，每3年或4年增加1月。每月各有一个名称，但各城所叫之名却不一致。
自远古时起，在苏美尔地区，就是每城一王不相统属的局面。这些王或称天子（Patesi），或称教皇（Priest-king），顾名思义，均极富神权色彩。及至公元前2800年，由于商业发达，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一变而成集若干城市为一“帝国”的形态。帝国的国君，成为各城之共主。由于帝国的形成大多出于征服和叛变，因此，凡为国君者无不时时处于戒慎恐惧之中，为了防止篡夺，国君多深居简出。皇宫门禁森严，平时宫门深锁，出入一律通过仅容一人通行的小门。对进出宫门者，严密搜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身怀匕首的便衣人员便会立即出现。国君祭祀，亦有专庙。为防不测，这类庙大多建于深宫之中。
国君临阵，概乘战车。其部队所用武器，常见者有弓箭、戈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今天双方常有许多漂亮的口号，可是古代的苏美尔人则非常坦白。他们常常宣称：“我要你那片土地”“我要你那批粮食”。阿卡德国王玛尼什图苏（Manishtusu），在入侵埃兰时，即公然宣称：“我要你的银矿，我要你的绿玉，因为，银矿可以使我生活得更舒适，绿玉用来刻像可令我死后不朽。”以绿玉做雕像，其人死后不朽，是当时的一般观念。为绿玉雕像而侵入邻国，可谓千古一绝。敌人被击败后，或遭集体杀戮，或被掳为奴。每场战争之后，对神例有献俘礼。献俘采用活祭方式，所用俘虏，一般为所有俘虏的1/10。
苏美尔各城市，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有一点颇为相似。各个城市盲目要求独立，结果城市的艺术文化虽有了极可观的发展，可是由于力量分散，以致一旦发生外患，便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帝国之内，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一种封建制度。一场普通战争下来，胜利者即为诸侯。每一诸侯，各有一定的封地。诸侯对于国君，平常则进贡朝拜，战时则出粮出兵。政府财政依靠税收维持。税收按实物课征。政府所收实物，一律送入国库。机关费用，官吏薪饷，定期由国库开支。
在帝国与封建制度下，社会秩序的维持概以法律为准。法律的内容，有法典有判例。苏美尔人的法律，在乌尔恩格及敦吉时代，即已颇具规模。其后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即导源于此。苏美尔人的法律，可说包罗万象。论及其所牵涉的关系，有买卖、借贷、性行为、收养、遗赠。在苏美尔人眼中，神庙就是法庭，祭师就是法官。对于法律的施行，值得称道的有两大制度：第一，法外调解，由素孚众望的地方人士任仲裁人——仲裁人对于纠纷的排解，一律以情理为依据；第二，高等法院，祭师审理的案件，若是案情重大者，须送呈高等法院复审。高等法院法官一律由专家担任。与其后闪米特人的法律相比，苏美尔人的法律有两大特点：简单，宽大。例如，妻子与人通奸，在闪米特人便非处死不可，可是苏美尔人仅降之为妾。
乌尔恩格王借沙玛什（Shamash）大神之名公布其法律，这是政府用神加强其统治之一例。因为神很有用，苏美尔人创造了无数的神。城有城神，国有国神。人类的每项活动，可说均由神做主。对太阳的崇拜，无疑是苏美尔人一项最古老的信仰。他们相信，沙玛什即光明之神，每天夜里从遥远的北方赶来，天明即把光明赐给人间。他乘坐一辆火轮车行过天空，太阳即火轮车的一个轮子。尼普尔城之神恩利尔（Enlil），他的夫人名宁利尔（Ninlil）。乌鲁克城特别崇拜伊里尼（Innini），她相当于阿卡德的伊什塔尔，为大地的象征，乃近东爱与美之女神。基什及拉格什城所崇拜者为圣母多洛罗沙（Dolorosa），她是慈悲的化身，她是所有弱者及不幸者的守护神。灌溉之神宁吉尔苏（Ningirsu），不但负责灌溉，而且也管制洪水。塔玛扎（Tammuz）亦名阿布（Abu），是负责植物生长之神。最有趣的是，罪有罪神，月亮就是罪神的表征。
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空中充满了神。这些神中，有一种称为“赐福天使”，赐福天使所保护的对象，就是每一个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相信，有赐福天使呵护，邪魔即不敢沾身。
大多数的神均供在庙里。苏美尔人敬神，除诚心之外还献上金钱、食物及美女。据古迪亚泥简记载，献给神的食品，有牛、羊、鸽子、鸡、鸭、鱼、枣、无花果、南瓜、奶油、油膏、饼等。从这一张食品单，我们可以想见，苏美尔人在吃的方面是多么的丰裕。最初，苏美尔人认为，供神最好的食品是人肉！后来，由于人道观念产生，以人为祭之俗才行废止。在一块出土的泥简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他以羔羊赎命；献上羔羊，即等于献上自己。”
供神礼品这样丰盛，祭师当然肥了。祭师因神得财，因神得势，在苏美尔人中变成特权阶级。他们可管的事情多到不可数计。研究苏美尔史的人，差不多都有这种困扰：国王与祭师的权力简直无法划分。乌鲁卡吉那王对祭师的骄横跋扈非常不满。他像马丁·路德一样起而发言，他斥责祭师贪得无厌，剥削平民，贪赃枉法。一方面，他解除了许多恶名昭彰的祭师的职务，另一方面，他公布法令限制祭师的职权。终其一生，其朝廷里充满着一片清明气象。
根据苏美尔人坟墓里所掘出的大批食物及工具推断，苏美尔人相信“来世”之说。不过，可惜苏美尔人和后来的希腊人一样，把灵魂所去的地方，描绘成一个阴风惨惨的世界，同时认为人死后，不分善恶都非到阴间去报到不可。在苏美尔人观念中，并无天堂地狱、最后审判及永生之说。他们之所以祈祷上供，目的在于祈求现世福祉。在后期传奇中，许多故事所反映的也仅是“长生”而非“永生”。一个故事说，埃利都圣人阿达帕（Adapa）向智慧女神埃阿（Ea）求法，女神什么都告诉他，但保留了一样，即长生之法。另一个故事说，诸神所创造的人，原来非常幸福快乐，可是，由于人自作聪明，造下罪孽，以致诸神震怒，欲以洪水尽灭之。作为洪水孑遗的织工塔迦图迦（Tagtug）本可长生，但因其不听告诫，偷吃禁果，故神一方面减损其健康，一方面缩短其寿命。
苏美尔人的教育，掌握在祭师手中。祭师为了利用教育及神话巩固其权势，在各神庙开设学校。校中所教课程有写、算、公民、宗教、礼俗、法律等。有关学校的泥简，目前出土者不少。从这类泥简观察，在数学方面，他们不但懂加减乘除，而且还懂平方、立方及实用几何。有一块泥简，似为儿童教育的一课，上面刻有这样的字句：“人类在原始时代，不知吃饭，不知穿衣。他们在地面爬行，饿了，就地吃草，渴了，就沟喝水。”
苏美尔人也很看重祈祷。下面是古迪亚王对圣母菩（Bau）——拉格什城的守护神——所作的祷告：
啊，圣母，拉格什城的创建者，
看，你的子民，在你的庇护下，多么健康富庶。
求你赐给他们平安，让他们长命百岁。
我们没有母亲，你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没有父亲，你就是我们的父亲。
圣母，你知道什么是善，
求你把它像生命一样赐给我们。
万民的母亲，求你庇护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照顾下，生活得平安、幸福、快乐。
苏美尔的女性，几乎和每一座神庙都有关联。如果是女神庙，那么她们是神的管家。如果是男神庙，那么她们是神的妾媵。作为神的眷属，在苏美尔的女孩子看来，那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一家之中，如有女儿被神选中，那这一家人都会感到骄傲。遇到这种事，做父母的总是高高兴兴，选定良辰吉日，把女儿装扮得花枝招展，连着陪嫁的东西送至庙里与神婚配。
对于婚姻关系，苏美尔人很慎重。关于这方面，他们有着不少法律和规定。一般而言，妻子对其嫁妆有管理和支配权。丈夫对于妻子的嫁妆，虽也有权过问，但谈到遗赠，唯有妻子才有决定权。在管教孩子方面，母亲和父亲有着同等的权利。家中事务，特别是关于不动产的管理，按规定，夫在由夫，夫不在由已成年之子，无成年之子，母亲才可以作决定。苏美尔女性有权代表丈夫经营工商业。属于自己的奴仆，她更可以支配和处理。幸运的话，像苏巴德（Shubad），也可成为一国之王。
不过，苏美尔到底是父系社会。男性经常成为一国一家之主。在某种情况下，丈夫可以卖掉妻子，或以妻子与人为奴而抵偿其债务。丈夫与人通奸，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妻子若有外遇，便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苏美尔人视生男育女为女性的天职，对于不能生育的女性，丈夫可以随时和她离婚。不想生孩子，或对所生之孩子不尽哺育责任，在苏美尔人看来罪大恶极。对于这种女性，依法应予淹毙。子女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对忤逆不孝的子女，父母可当众宣称和其脱离关系。此事是很严重的，因为国家对于这类子女所给予的处分是：一律驱逐出境！
在苏美尔人的坟墓中，珠宝和化妆品屡见不鲜。伍莱教授在女王苏巴德陵寝中曾发掘到不少东西：翠绿孔雀石、金别针、金丝盒、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金牙签及金镊子等。
在苏美尔人的遗物中，文字是最惊人的发现。在很古老的年代，苏美尔人的文字似乎就已非常成熟。这些文字不单已够宗教、商业之用，而且还能作成诗文，表达极其复杂的感情及思想。最早的苏美尔人文字，一般刻在石头上，出现年代约在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泥简出现了。泥简在人类文化史上，真是一份最大的遗产，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对古代文明获取较为清晰的印象。泥简以铁笔刻字于黏土制成的板状物上而成。这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用以记载一般事物的方式。初制成的泥板，由于润湿松软，铁笔能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刻画。经书写在泥板上，以火或太阳烘干，即可永久保存。以泥简做书写工具，其耐久性仅次于石。苏美尔人留于泥板上的文字，以其笔画若楔，故称楔形文字。在出土的泥简中，其所记载的内容，种类极其浩繁，有官文书、私文书、宗教记录、文学作品、法庭判决和流水账簿。
文字读法，一律由右向左。单字系由符号及图画组成。苏美尔文字，就出土陶器观察，也是象形文字的一种。但因为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绝大部分文字已脱离形象，而只能表现为声音。按文字演变的规律，从形象到声音。英文之“b”，即是由“蜂”（bee)的发音脱胎而成。不过，苏美尔人的文字，虽已由形象趋于声音，却未能进一步把声音变为字母。这点，不单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亦未做到。把声音变为字母，到埃及人手里才成功。别认为这是小事，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文化革命。
从文字到文学，所需时间至少要好几百年。文字初创，主要用于记账、打收条、开运货单、订契约。其后，宗教上许多事务，如祭祀日程的拟定、仪式的记载、祷告的撰述，亦渐倚重文字。文字运用范围日广，操纵日渐灵活，于是，慢慢便产生了故事、传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由文字演变成文学作品，由文学作品再汇集成书，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公元前2700年左右，苏美尔人已有许多大图书馆了。法国考古学家德·萨泽克（De Sarzec），曾在特罗（Tello）地方发掘到3万多块泥简。这些泥简是古迪亚时期产品。每块泥简都显示出仔细整理分类的痕迹。掘出泥简之处，显然是一规模极为宏大的图书馆旧址。
约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苏美尔已出现史学家。他们整理古代史，编纂现代史。这些作品的原作虽多已失传，但由于巴比伦编年史的不惮引述，残简故得保存下来。尼普尔出土的一块泥简，内容是吉尔迦美什史诗。对于这篇东西，在之后论及巴比伦文学时，我们还要谈到。最先出现于苏美尔的诗篇，不是情歌，而是颂圣诗。流行于古苏美尔的颂圣诗，多半谈不上什么技巧。所有颂圣诗，差不多开头几行都一样，其中几行虽略有不同，然大体上其内容皆为前面几句的引申。
除楔形文字外，苏美尔人还发明了居室及庙宇，发明了圆柱、穹隆及拱门的构筑方法。苏美尔的农民所住的屋子，大多是经由这样程序盖成的：第一，把芦苇排成方形、长方形或圆形，并将其深植于地中；第二，将芦苇顶端结成一束。这样形成的屋顶及门，当然便是半圆形或圆形。照此推想，而后圆柱、穹隆及拱门的发明，可以说就是这类基本形式的推演。在尼普尔废墟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拱门状排水沟。此沟历史长达5000余年。至于在乌尔废墟，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拱门已处处可见。皇陵拱门之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上述这些拱门，均名副其实，因为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造成拱门的石头，一块块都是刻意做成楔形的。
苏美尔的富家巨室，常喜于山顶修建堡垒式大厦。这类大厦距地面常达40余英尺。也许是为了安全，这类大厦只有一条盘旋曲折的小径，以供进出。因为该地区不产石头，故此类大厦多以红砖修建。红砖表面，常以突出之陶瓦装饰。装饰图案有螺旋形、回纹、三角形及菱形等。至于墙壁内部，一般均以石灰涂平，普通住宅没有任何装饰。住宅均为四合一结构，房子分布四周，中为天井。这种结构可能基于两大理由：第一，凉爽——地中海一带的阳光是够骄横的；第二，安全——门窗一律开向天井，四面除留很狭窄的进出路外，一律为高墙。
住宅附近多半有井。居民生活用水，自井中打取。一般城市几乎都建有宽广的排水沟。城市住民的废水垃圾，一律经由排水沟排出。苏美尔人的家具，种类不多，式样单纯。在所有家具中，床是他们最重视的。中等人家的床，不但精雕细镂，而且还嵌以金银象牙。
在修建神庙上，苏美尔人很舍得花钱。没有石头，从外方运来。用做梁柱的巨石，顶、底、腰部位还饰以铜及其他贵重的金属。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典型的神庙，可能要数乌尔的南那（Nannar）庙。这座庙，屋顶是琉璃瓦；梁栋材料是极高贵的杉柏，梁栋不但加以雕绘，而且还嵌以金、银、珠宝、玉石和玛瑙。在苏美尔地区，每个城中最主要的神庙，多为三四层至六七层的“Z”字形楼子。这种楼子不但建于一城的最高处，而且还设有盘旋而上的护梯。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设计。城市有了这种建筑，平时可作团结人心的象征，战时可作守御城池的堡垒。
苏美尔神庙中，毫无例外均供有神灵、英雄或动物雕像。这些雕刻虽然单纯，但颇生动。在所有雕像中，遗留下来最多的是以绿玉刻成的古迪亚王像。考古学家在特勒·埃尔·乌贝得（Tell el Ubaid）废墟中，发现一个铜牛雕像。据考证，此雕像属于苏美尔人最古时代的作品。此雕像经过岁月洗礼，虽已剥蚀不堪，但自大体上看，这头牛还很有生气。
在乌尔苏巴德女王陵寝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个银质牛首，刻得惟妙惟肖。由此可见，由于经验的累积，苏美尔人的艺术也在不断进步。此外，从拉格什的安纳吐姆（Eannatum）王所立的鹰柱、伊布尼萨（Ibnishar）的圆石柱、乌尔尼那（Ur-nina）一种滑稽鬼脸柱头以及纳拉姆辛的胜利柱头，我们都可得出这个结论。
苏美尔人的陶器并不精致。他们最好的作品，我们也许尚未发现。不过就已发现者而言，那不是陶器，而是“土器”。一般而言，苏美尔人虽也有陶器转盘，但他们所制产品，根本不能与埃兰产品相提并论。
比较可观的是金银器皿。在乌尔皇陵中，曾出土不少金器。那些金器，尤其是餐具，设计和制作均极具匠心。这批金器，据考证属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产品。在银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恩特米鲁（Entemenu）的花瓶。这个花瓶上刻兽纹，颇为精美，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在所有金银器具中，公认为最特别的是一把乌尔出土的匕首。这把闪闪发光的匕首，配上华丽的金鞘，真是精致无比。
在苏美尔废墟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不少印章。这些印章一律呈圆柱形，其质地或为金属，或为宝石。在印章宽约一二英寸的平面上，刻有很精细的文字或符号。从这些印章，我们可以推知两项事实：第一，古苏美尔人似乎以印章代签名；第二，当时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已颇不简单。
苏美尔文明有精细的一面，亦有粗陋的一面。精，表现在珠宝方面；粗，表现在陶器方面。不过，不管精或粗，就我们目前所知，在许多方面，苏美尔文明都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人类之有国家，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灌溉，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文字，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法典，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学校、图书馆，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宫室庙宇，始于苏美尔。另外，人类以金银为交易的中准，以文字写成诗文，以金银珠宝作为装饰，建立信用制度，发明圆柱、穹隆及拱门，从事塑像及浮雕，传述“创世记”及洪水灾祸，也都始于苏美尔。
以上，是就好的方面而言，至于坏的方面，被人指称为文明的罪恶者，不少也是由苏美尔人创始的。哪些是文明的罪恶？举几项最显著的：奴隶制度、专制政治、教会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总结苏美尔人的生活，可分强弱两大阶层。强者穷奢极侈，弱者困苦不堪。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简单概念：阶级分明，活动庞杂，资源丰足，分配不均。苏美尔所显示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调。
现在所要叙述的历史，虽已相当接近于有记载的部分，可是在谈到和苏美尔有关的几个近东文明，我们却发现一个困难：应该先叙述哪个好？
我们认为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固然有许多证据，然而要确切定义，其实还很难说。不过，在尚未发现比它更早的文明以前，我们姑且以它为最早，想还不致有什么大错。
可是，就和苏美尔有关的文明而言，孰为最早？这个问题便不容易回答。例如，在亚述及萨迈拉（Samarra），我们都曾发现与苏美尔同类的雕像及文物。那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为亚述的领土。我们很难判断那两个地方的文明，是直接获自苏美尔，还是间接由其他地方传来。再如《汉谟拉比法典》，与乌尔恩格及敦吉法典极为相类，可是我们很难断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一脉相承，还是同气连枝。就巴比伦及亚述文明而言，我们认为它们以苏美尔及阿卡德为其根源，但所举的证据，仅仅是巴比伦及亚述所崇奉之神及与神有关的神话，在许多方面都和苏美尔及阿卡德之神及其传说相似。但事实上这种相似，也许和法国话与意大利话之与拉丁话相似，意义是一样的。
施魏因富特（Georg Schweinfurth）曾经指出一点，尽管在记载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对大麦、小麦、小米等的种植，及对牛、山羊、绵羊等的饲养为时甚早，但上述动植物以野生状态存在的地点而论，却非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是西亚，特别是也门或阿拉伯。他因此说，专就这两点，即谷类的种植与牲畜的饲养而言，文化似乎是发源于阿拉伯，而广被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及亚述）和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施魏因富特的说法很有趣。不过，就我们目前对阿拉伯古代所有史料来研究，似乎找不出多少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现在比较确凿的证据，倒是文化先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扩展而至埃及。研究埃及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埃及很早就已和美索不达米亚有了商业上的来往，其交通通道，或经由苏伊士而出地峡，或经由古尼罗河河口而出红海。从古代地理环境来研究，埃及在较早一段时期，其文化形态属于西亚而不属于非洲，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一来，由于尼罗河泛滥；二来，由于沙漠行走不便，这就是埃及难与非洲其他各地交往的原因。相反，埃及与西亚，一方面有地中海，一方面有红海，船舶可来去自如。
对埃及文字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埃及文字，越古便越与近东的闪米特文字接近。埃及在建国前，采用的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和苏美尔文字，看起来简直毫无分别。但最显著的，要算圆柱形印章。它最初完全和苏美尔的印章一模一样，后来，才慢慢由埃及风格取代——这可说是一般舶来品的共同命运。在埃及第四王朝以前，陶器转盘并不常见，但这种东西苏美尔人早就有了。据推断，埃及的陶器转盘，是随马车战车一道由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 [2]
古埃及之“权杖”杖端的装饰，和巴比伦所用者，可说毫无二致。考古学家在吉伯尔·埃尔·阿拉克（Gebel-el-Arak）地方发现一柄精致的石刀，此刀为燧石制品，上刻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图案。据考证，这是埃及建国前遗物。铜由西亚传入埃及，可说毫无疑问。埃及初期建筑的风格也与西亚相仿。另外，陶器、雕像、神像以及种种装饰品，凡是埃及建国以前的，都清楚地具有西亚特征。
就目前所出土的种种证据显示，埃及文化晚于苏美尔文化似乎已成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尼罗河文化虽曾一度受到两河文化的灌溉，但为时不久，尼罗河文化即往前发展，自成格局。就文化本身而言，尼罗河文化不但风格特殊，而且其深厚、壮阔、细腻，别说刚刚草创的苏美尔文化无法与之媲美，就是拿它和已有高度发展的希腊或罗马文化相比，也不逊色。
[1] 发掘此一久被遗忘的文明，从考古学上来说，是一桩最为有趣的事。对一般不太看重时间观念的人，一说“古代”，大家所想到的不是罗马，就是希腊，再不然就是犹太，至于苏美尔，则鲜为人知。
希罗多德（Herodotus）不知是没有听说过苏美尔，还是听说过而未留意。也许，苏美尔之于希罗多德，亦如我们之于他，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以致无法留下深刻印象。
古巴比伦史家贝罗索斯（Berosus），对苏美尔算是知道一点，不过，他所知的苏美尔，其外围却笼罩着一层神话的迷雾。他说，有一群怪物，由奥安尼斯（Oannes）领导着从波斯湾中出来。它们发明了农耕、冶金及文字。“总之，自奥安尼斯以后，便什么都有了。人类生活的改善，一切均应归功于奥安尼斯。”
苏美尔的发现，是贝罗索斯两千年后的事。1850年，欣克斯（Hincks）首先发现，楔形文字——一种以铁笔写在泥板上的文字，流行于近东操闪米特语言的地区——由古代一非闪米特语民族所创始。奥佩特（Oppert）则指出，此一古代非闪米特语民族，即“苏美尔人”。
约与上述发现同时，罗林生（Rawlinson）及其助手在巴比伦废墟发现一批泥简。简上所载，即巴比伦语与此古民族语之对译文字。
1845年，两位英国学者发现乌尔、埃利都及乌鲁克遗址。19世纪末，法国探险家在拉格什出土许多遗物。遗物中，含有若干记载苏美尔诸王史迹的泥简。
现代，宾州大学教授伍莱（Wolley）及其他学者就乌尔遗址发掘，结果发现大批文物。从这些文物研究，苏美尔文化竟可上溯至公元前4500年。
各国学者共同研究考古结果，神秘故事不断涌现，历史真相却已见端倪。不过，这和近百年来大家对埃及的研究一样，今天我们对苏美尔的研究，才仅仅是一个开端。要明了苏美尔的文化历史，尚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发掘。
[2] 史密斯（Elliot Smith），一位极有名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大麦、玉米、小麦不是埃及野生植物，但埃及早就开始种植这类作物了。他相信，苏美尔的农耕文化是由埃及传去的。
美国著名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教授，也持同样见解，并认为埃及之陶器转盘，其年代之悠久并不亚于苏美尔。但对施魏因富特所持谷物是阿比西尼亚野生植物的说法，则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