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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略将这些原始的文化加以叙述，以作为研究文明要素的方法，这些原始文明不一定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些文明，可能是高级文化的残留品，当人类的领导者在冰川消退，从热带地区向北温带移民时，这些高级文化就退化了。我们一直想了解，文明是如何兴起、如何形成的。我们仍须追溯自己特有文明的史前源起。我们在此仅是简单地探讨有关历史前期，人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历史文明的道路的：在森林或穴居的人类如何变成埃及的建筑师、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希伯来的预言家、波斯的统治者、希腊的诗人、罗马的诗人或工程师、印度的圣哲、日本的艺术家及中国的哲人。我们必须经由人类学，通过考古学再到历史。
遍及全球各地的探求者，正在向地下挖掘。有人为了淘金，有人为了白银，有人为了铁，还有人为了煤，但也有不少人为了求知。人们从法国的索姆河畔发掘旧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这是一项奇特的工作，有人专门研究一些在史前期山洞顶部一些画像残存的容器的颈状部分。在中国周口店发掘出上古人的头骨；在西巴基斯坦发现了被埋没的城市古迹；在埃及受诅咒的坟里找出了篮篷车的碎片；在希腊泥沙里挖出米诺斯（Minos）与普里阿摩斯（Priam）的宫殿废墟；在伊朗的南部发现了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遗迹；在非洲的土地里挖掘出一些迦太基人的遗体；在柬埔寨的森林里发现了神圣的吴哥窟（Angkor）。1839年，法国考古学家布歇·德·彼尔特（Jacques de Perthes，1788—1868年）在法国阿布维尔（Abbeville）发现第一个石器时代的燧石，世界各地都嘲笑他受了愚弄，这一嘲笑竟达9年之久。1872年，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独自出资（几乎仅使用他的双手），发掘了最早期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特洛伊的一些城镇，但全世界都付之一笑而不以为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纪对像法国青年商博良（Jean-Franc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与年轻时的拿破仑在1796年远航埃及那样的求知行为感兴趣。拿破仑无功而返，商博良则得到了古今全部的埃及史迹。每一代都会发现新的文明或文化，这就使我们对人类发展史的认知更向前推进一步。在我们这个凶杀成性的世界，实在找不出多少事要比这种崇高的好奇心更有价值，比这种永不休止与积极的求知热情更为有益。
我们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篇幅来卖弄我们的知识，并暴露出我们对原始人类的无知与浅薄。我们将描写旧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任务留给其他富有想象力的科学来执行，我们的着眼点将是追溯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对我们当代生活的贡献。
我们必须有一个叙述此段事实的背景认知，即古时的地球与今天我们所居的地球的景象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姑且假定地球经过多次的冰河期变动，后经上千万年才形成现在的北极和温带区，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及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则是在近代冰河期以前由岩石堆积而成。
如果我们接受了当代科学这些推测性的理论，那么那些借学习语言而变为人类的动物，就是从冰河期以后数世纪就适应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之一。在两冰河期之间（Interglacial Stages）是冰川融化期，这一期间这种奇异的生物发现了火，进一步使用石头与骨头来制作武器与工具，因而铺就了步入文明的大道。
史前时期人种与文化
以下是一些史前期的各种人类遗迹的发现，在此作为史前人类的一些证明：1929年，中国一位青年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距北平（今北京）37英里的周口店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人头骨，该人种被法国人类学家步日耶（Henri Breuil）与澳洲人类学家、解剖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G. Elliot Smith）等专家鉴定为人类的祖先。在头骨附近还发现了火的遗迹与用石头做成的一些工具。他们将这些人类的遗物拼凑在一起，共同确认它是属于100万年以前更新世（the Early Pleistocene Epoch）的动物骨头。这个北京人的颅骨头骨，一般被认为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而他使用的工具，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人类制造的物件。在英格兰苏塞克斯（Sussex）地区的辟尔唐（Piltdown），加拿大地质学家道森（John W. Dawson）于1911年发现了一些人类的碎骨，现在被称为“辟尔唐人类”或“最早出现的人类”。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前125万年。同样地，1891年在爪哇发现了头骨与大腿骨及附带的一些不明来历的物品，1907年在德国西南部海德堡城附近发现了腮骨，185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尼安德特（Neanderthal）发现了最早期的真正人类化石，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犹未证实的相似的人类遗体也陆续在比利时、法国与西班牙发掘出来，甚至在加利利海沿岸也发现了类似“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的一个完整的种族遗迹，据称他们的时间较欧洲早4万年。他们比较矮小，但头盖骨很长——比欧洲人类化石的头骨多出八分之一。
这些欧洲古代的居民，约在公元前2万年被一个新的种族——欧洲史前期的克罗马农（Cro-Magnon）人种——取代，后者的遗迹于1868年在法国南部多尔多涅河（Dordogne）流域的一个洞穴里被发现。类似的种类与相近的年代的大批遗迹在法国、瑞士、德国、威尔士等地被发掘。他们是具有强壮的身材与旺盛的精力的一个种族，身高5英尺10英寸到6英尺4英寸。如果与尼安德特人一样，克罗马农人被我们称为“洞穴人”，因为是从洞穴里发现了他们，但并不能证实他们只居住在洞穴里，也可能只是这部分人居住在洞穴，死在洞穴里，遗骨得以保留而被考古学家发现。根据现代的学说，这个著名的种族是从亚洲中部经过非洲再进入欧洲，那时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意大利与西班牙发挥了沟通欧洲与非洲的作用。这些化石的分布，显示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共同占有欧洲而且争战了几十年，也可能是几个世纪。德法之间的争战不也一样古老吗？总之，最后尼安德特人消失了，克罗马农人出现并成为现代欧洲西部民族的祖先，也奠定了我们今天承继的文明的基础。
这些以及欧洲其他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根据时期和重要性分成了7大类，全部以使用没有经过磨光的石器物为标志，前3类的形成是在第三与第四冰河期之间未确定的间期：
1.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前舍利时期文化（Pre-Chellean Culture），或称前工艺时期。约在公元前125万年，在这一地层里发现的大多数燧石，具有成形的特点，可证明它们曾被当作自然物使用过。但有不少石头呈现出便于用手执握的形状，在某种程度上是片状与尖形的，这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制作的欧洲人习于使用的第一件工具，这个工具叫作“ coup-de-poing ”，或叫“拳击石”（blow of the fist）。
2.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舍利时期文化（Chellean Culture）。年代约在公元前10万年，这一时期使用的器具是两面粗糙的片状物，末端呈尖形有如杏仁形，便于手握。
3.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阿舍利时期文化（Acheulean Culture）。约公元前7.5万年，在欧洲大陆、格陵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非洲、近东、印度与中国留下了大批的遗迹：不仅制作的“拳击石”更均匀、更尖锐，而且制作了更多的特别用途的工具，如锤、钻、刮刀、平板、箭头、矛头、刀。整个场面看起来真像一幅忙碌的人类工艺活动的写照。
4.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穆斯特时期文化（Mousterian Culture）。这一文化在各大洲皆有发现，特别是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大洲，约公元前4万年。在这些燧石中，“拳击石”比较稀少，似乎太古老而被淘汰了。这些发现的器具由一些较大而单一的片状物制成，较以往的轻、尖，形状更美，在技术上呈现出经过长期发展而应有的技艺传统。在法国南部发现的冰河层上方，又出现了以下的遗迹——
5. 奥瑞纳时期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年代约在公元前2.5万年，冰河后期，也是一个已知的欧洲史前期克罗马农人的文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用骨头制作的针、钻、磨光器及一些石器制作的器具，在石头上发展出一些粗糙的雕刻艺术，在高岩上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人物小像，多数是裸体的女人。
6. 梭鲁特时期文化（Solutrean Culture）。约在公元前2万年，在法国、西班牙、捷克、波兰出现，该时期的人类开始使用一些尖头器、平板、锤、锯、标枪与矛，及奥瑞纳时期制作的工具与武器。他们用石头做成细长而尖锐的针，用驯鹿的角雕成许多器具，间或又在驯鹿的叉角上刻上一些动物的像，这些都被鉴定为优于在法国南部奥瑞纳（Aurigna）村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
7. 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 Culture）。约在公元前1.5万年，欧洲各地都有发现。在工艺上形成了另一大类，包括精致象牙制作的家庭用具、骨与角制成的完美的针与别针等。在工艺上属于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的画像时代，是克罗马农人最完整、最巧妙的成就。
经过以上这些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史前期人类奠定了各种手工艺的基础，而这也是直到工业革命时代仍留存下来的欧洲人类的部分文明遗产。将门类齐全的旧石器时代的工艺传达到古典和现代文明，就要容易得多了。1921年在非洲罗得西亚发现的头骨与洞穴里的画像，1896年在埃及德·摩根（De Morgan）发现的燧石，在非洲索马里塞顿—卡尔（Seton-Karr）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在埃及中尼罗河以西的一个绿洲法尤姆（Fayum）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及在南非洲斯特尔湾的文化，说明了这片黑色大陆几乎同样地经历了我们列举的从“拳击石”到切石成片的欧洲史前期工艺的发展过程。在北非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发现的类似法国南部奥瑞纳的遗迹，加强了一项假设——欧洲史前的克罗马农人种出自非洲人种，而非洲是他们的当然也是欧洲人类的逗留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器具曾在叙利亚、印度、中国、西伯利亚及其他亚洲地区发掘出来。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与穆斯特和奥瑞纳时期的燧石在巴勒斯坦大量掘出，在北平附近发掘出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及其使用的器具。骨头的用具也在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被发现，而一些爱国的权威人士竟说这些就是公元前50万年的物品。箭头也在俄克拉何马州与新墨西哥州被发现，发现的人向我们保证这些东西是在公元前35万年制作的。如此繁多的器物，也是史前期人类用来将文明基石传给“历史人”的桥梁。
如果现在将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制作的器具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观念，这远胜过我们用毫无边际的幻想来揣度。石头很自然地成为第一个使用的工具，很多动物都可能将这一手教给人类。因此“拳击石”——一头尖一头圆的石块，刚好握在掌中，就成了原始人类使用的锤、斧、刮具、凿子、刀与锯。直到今天，“锤”（hammer）一词在语源学上的意义仍是一块石头。慢慢地，这种特殊工具有了一些相同类型的形式：石头一头穿孔就可以加上手柄，加上齿形变成了锯；木棍一头加上“拳击石”变成了锹、箭或矛；形状有如贝壳的刮石变成了圆锹或犁头；粗面的石头变成了锉；石头系于绳索变成战时的武器，即使在古典的物件里也有留存。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用骨头、木材、象牙及石头做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与工具：磨光器、臼、斧、石板、刮具、钻、烛器、刀、凿子、大砍刀、枪矛、钻、蚀刻器、匕首、鱼钩、渔叉、楔子、锥子、扣针及许多其他的器物。每天他遇到新的知识，有时通过对偶然事件的观察，他能运用智慧完成有用的发明。但他最大的成就是火。达尔文曾提出，火山口喷出的熔岩如何启示人类认识火的艺术。根据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的说法，希腊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在爱琴海东北部利姆诺斯（Lemnos）岛上的火山喷发口点燃了一支茴香茎，而给人间带来了火。在尼安德特人的遗骸里，我们发现一些木炭与烧焦的骨头。人造的火距今最少4万年。克罗马农人将石头磨成碗来盛油脂，作为照明之用。这盏灯也有很长远的历史；火可能就是人类为了应付冰河期带来的酷寒威胁而使用的。动物对这种惊奇之火的恐怖，犹如人类对它的膜拜，火可以使人类入夜后毫无恐惧地睡倒在地上。火征服了黑暗，并成为在历史错综交织的重要网络里的一根宝贵的线索。火创造了悠久又光荣的烹饪艺术，将以往人们未曾食用过的食物加入食谱。而后，火又被用来熔化各类金属，更是自克罗马农时代进入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唯一真正的促进力量。
法国诗人、小说家戈蒂埃曾说，维系皇室与国家靠的是壮丽的艺术。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留下来的遗迹，正是他所说的“艺术”的碎片。60多年前，绍图奥拉（Marcelino de Sautuola）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发现了一个洞穴。经过数千年之久，下落的岩石密封了入口，经过爆破才打开了入口的通道。3年后绍图奥拉清理洞穴时发现洞壁上有一些奇异的记号。一天，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一同进去。不像父亲只能俯身向前走，小女儿通过时可以向上看，观察洞顶。她看见一只大野牛的画像，相当模糊，有壮丽的色彩与描绘。经过仔细察看，发现墙壁与顶上也有一些其他的画像。1880年，他将这些发现公开报道出来，考古学家对他的发现表示怀疑。一些考古学家前往察看这些画像，宣称这些是骗人的伪造物。其后30年，有关这些画像的确切说法一直悬而未决。之后在山洞里又发现了其他画像及未经磨过的燧石工具、磨光的象牙和骨头，这些物品一致被认为是史前期的遗物，这才证实了绍图奥拉的看法与鉴定，但令人惋惜的是此时他已去世。地质学家前往阿尔塔米拉加以考证，证实附着在许多画像上的石笋层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堆积物。现在，一般将这些阿尔塔米拉的画像与现存史前期艺术品的较大部分，视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约在公元前1.6万年。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洞穴里也发现了一些绘画，时间较晚，但仍属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许多画像的主题都是动物，如驯鹿、巨象、马、野猪、熊等。这些可能都是饮食方面的珍品，也是狩猎的对象。有时，这些画像中的野兽被箭头贯穿，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与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Salomon Reinach，1858—1932年）根据观察，认为这是一种具有魔力、足以将野兽降伏在神力之下的幻想，也是画家与猎人们画饼充饥式的仪式行为。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平易的艺术，带着美学创造的纯粹享受来描绘，这一极度天然的作品符合了运用魔力的目的，因而这些绘画都以巧妙、力感与技术表现出来，使人产生幻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期里程中，艺术并没有太多进步。这些绘画只用一两条挺拔的线条就充满了生命，充分显示了高尚的行动与情操，这里只用单调的一两笔（也许其他的已经被时日所蚀）便创造了生命、降伏了野兽。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或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年）的《圣母升天》（ Assumption ），两千年后，是否能够和这些克罗马农的绘画一样并存不朽？
绘画是经过许多个世纪的心智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复杂艺术。如果我们接受现时的理论（这经常是一项冒险的行动），那么，绘画是从雕刻中发展起来，经由立体雕刻到浅浮雕，再经画轮廓与着色的步骤而来。绘画就是雕刻减去空间。史前期中叶的艺术代表作是在法国洛塞尔（Laussel）城奥瑞纳的悬岩上出现的一座栩栩如生的浅浮雕弓箭手人像。在法国阿列日（Ariège）省的一个洞穴中，贝古昂（Louis Begou ë n）发现在其他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迹里，有几个作为装饰的把柄上面雕有驯鹿的叉角，其中的一个手工艺精致而超群，这样的美术品似乎已经承续了许多世代的传统并将之发展、提高。整个史前的地中海沿海各地，如埃及、克里特岛、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发现了无数矮小肥胖的女人石雕，这说明初民对母性的普遍膜拜，或许是初民对美的构想。在捷克境内发掘出一些野马、一只驯鹿与一头大象的石像，这些遗物据说是公元前3万年的物品。
我们认为，这些雕像、浅浮雕、绘画等大批的物品，虽然可以说明艺术在极小部分里点缀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但就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种艺术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文明阶段。在洞穴里也找到了一些遗迹，但在这些遗迹的各种因素里有一些仍是扑朔迷离。这些史前期的人类，是否只有他们在洞穴时才算是艺术家呢？这一点不足为信。他们可能像日本人一样孜孜不倦地去各处雕刻，也可能像希腊人那样热衷于雕像艺术。他们可能不仅在洞穴的岩石上绘画，而且在织品、木头及任何一样物品上——连他们自己也算在内——绘画。他们也可能创造了一些杰作，其优异程度远超过现存的残留物品。考古学家曾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一支管，由驯鹿骨制成，里面塞满了颜料。又发现了石头调色板，虽然经历2万年，发现时还有厚厚的红色颜料黏在上面。很明显，这些艺术品早在1.8万年前已有高度的发展与广泛的使用了。也许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里，已有专业的画家出现。也可能有一些波希米亚的流浪者在不为人知的洞穴里饥渴待毙，斥责市侩般的有产阶级，图谋“焚书坑儒”并伪造古物。
在最近100年里，在法国、撒丁岛、葡萄牙、巴西、日本与中国，尤其是丹麦，不时发现大量的史前期的遗物堆积，考古学家称这种堆积为“贝冢”，通过这个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上古人类的饮食情况。这些垃圾般的废物包括贝壳，尤其是蚝、贻贝、海螺，各类海陆动物的骨骼，一些用角、骨与未磨光的石头做的武器与用具，及木炭、灰烬与破碎的陶器片等。这些不讨人喜欢的遗迹是明显的文化标志，它们的形成大约是公元前8000年——较晚于真实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还没有出现磨光石器的使用，故尚不能称其为新石器时代。我们对留下这些遗物的人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们对坚硬的东西具有某种普遍的喜爱之外。与在法国南部勒马斯达济勒城发现的稍古老一点的文化一样，“贝冢”代表了中石器时代，或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
1854年冬，天气异常干燥，瑞士的一些湖沼水位下降，从而得以发现史前的另一个时代。在湖沼区，大约在200个地方发现一些一直在水中耸立达30至70个世纪之久的桩堆。这些桩堆是根据上面支撑的遗物来排列的，有的上面承载着一个小村庄，它们多半是为了隔离或防御之用。每个桩堆都借狭窄的桥梁来连接陆地，这些桥梁的基础有些仍在原位不动。各处的房屋结构主件不断地受到水流的冲击却能屹然不倒。
在这些残留的废墟里，有一些骨头与用磨光的石头制作的用具，这就是考古学家用来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辨认记号，它们在公元前1万年流行于亚洲，公元前5000年流行于欧洲。类似这些遗物的，是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谷及河的出口处的神秘种族——我们称之为“筑墩者”的史前印第安人那里，发现了一些巨大的古坟，在这些古坟里，除了形似祭坛、几何形象或图腾动物的土墩外，还发现了石器、贝壳、骨头与锤击过的金属物等。从这些物品来看，这些神秘的人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我们若从这些遗物里，拼贴出一幅幅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图景，即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改进——农业。整体来看，人类的全部历史经历了两个革命过程：从狩猎到农业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由农业到工业的现代过程。没有哪次革命曾像这两次革命那样真实、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在遗迹里发现湖上居民食麦子、玉米、黑麦、大麦与荞麦，还有120余种不同的水果与硬果。在废墟里没有发现犁具，可能初期使用的是木制犁头——一些坚硬的树枝与树干，上面装有带锋缘的燧石；但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石头上很明显地雕刻着一个农人引导着两头牛拉曳犁。这一雕像证实了犁发明于新石器时代。苏格兰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1866—1955年）推测，在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土地只能供2000万人使用，而这些生命又被狩猎与战争带来的死亡削减。现在，人口的增加突显了人类作为地球主人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又建立了另一些文明的基础：家畜的饲养与繁殖。无疑，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也可能早于新石器时代。某种自然的社交可能已参与了人类与动物的联系。如我们所见，原始人类驯养野兽，住屋内都是猴子、鹦鹉及其他类似的家畜。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里，最古老的骨骼遗物（约公元前8000年）是一些人类最古老、最忠实的伙伴——狗的骨头，稍后一些（约公元前6000年）出现了山羊、绵羊、猪与牛，最后是马。这些“伙伴”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出现在洞穴的绘画里，从中可以判断出一些被虏获的野兽被关进营地，经过驯服与豢养后变成人类喜爱的奴隶。再经过长期各种不同的役用后，它们渐渐增加了人们的空闲、财富与人力。地球上的新统治者开始利用动物的饲养繁殖，再配合狩猎来补充他们的食物补给。也可能就在同时，人类已学会饮用牛奶充饥。
新石器时代的发明家慢慢地改进并发展了人类使用的工具箱的内容。我们在遗迹中又发现了滑车、杠杆、磨石机、锥子、钳子、斧头、锹、梯、凿子、纺锤、织布机、镰刀、锯、鱼钩、溜冰具、缝针、饰针、扣针等。除此以外，还有车轮，这是人类另一件重要的发明，也是工业与文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出圆形车轮与各种大小的车轴。各种石头，甚至黑曜石和闪绿岩都可以磨光、钻孔，并加工制成光亮的形式。燧石被大量地开采。在英国布兰登（Brandon）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废墟里，发现了8个用鹿角制成的锹头的遗迹，并在这些灰烬的表面上发现了工作者的指纹，他曾在1万年前使用过这个工具。在比利时发现了一具新石器时代的矿工的骨骼，他在开矿时遭遇落石而丧生，死时手中仍紧握有鹿角制的锹。经过100个世纪，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如绘，尚可体会出他的惊愕与临难时的痛苦。经过无数个苦难的岁月，这些作为文明基础的古代人类终于从地球的内部被掘出，从而重见天日！
因为制造了缝针与扣针，人类开始了编织，或因为想要编织，他们才去制造缝针与扣针。不久，因不满足于用兽类的毛与皮做衣服，人类开始用羊毛与植物的纤维来编织布料，因而有了印度人的长袍、希腊人的宽外袍、埃及妇女的裙子，及其他人穿的各色各样的服装样式。染色剂由植物的浆液与土地里的矿物，混合在一起制成。衣服经浸染后得到鲜艳的色彩，华服得以成为皇室的专利。最初人们似乎是用编织草索的方法来编织布匹，用一根与另一根交相编合。以后就在兽皮上穿孔，并用粗一些的纤维穿过所有的孔而连串在一起，有如以往女人的胸衣或现在的鞋子。渐渐地，纤维得以精制成线，缝纫得以成为女性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里发现的石头卷线杆与纺锤，揭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来源之一。在这些废墟里甚至还发现了镜子，都是为文明而做的准备工作。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坟墓里，没有发现陶器品。在比利时马格德林的文化遗物里出现了一些陶器的碎片，但只是出现在“贝冢”的中期石器时代的遗物里，而这些也是陶瓦器经过改进后的使用物品。当然，这种工艺的起源还未明了。也许某些机警的原始民族注意到用脚踩跺而成的水槽，很少有漏水现象。这也可能是一项意外的发现——邻近的火将一块潮湿的黏土烘干，带给人类而后不断从事新发明的一个启示，并发现了一种物质在数量上非常丰富，用手可以将它弯曲，用火或日光加热后竟能很容易变硬。无疑，他也曾使用过一些自然的器皿，如葫芦、椰子的空壳、海里的贝壳等，来装盛食物与饮水，并达数千年之久。以后便自制了木头或石头的杯子与勺子，用灯芯草或稻草等制作篮子与有盖的大箩筐。现在用烘干的黏土来做永久性的容器，并制作人类其他主要的工业品。这些遗物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还不知道制陶用的转轮，但已会用双手将黏土制成一些好看的形状，并在上面用一些简单的图案来装饰。因而，制陶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门手工业，更是一门艺术。
我们在此发现了另一项主要的工业遗迹——房屋。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表明他们除了住在洞穴外，还使用任何其他的居处。但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建筑设备，如梯子滑车、杠杆与撑柱。湖上居民是有技巧的木工，用坚实的木制钉来连接梁柱，或在两头各用榫眼或横梁结合两侧的凹口以加强牢固。地板用黏土做成，墙用篱笆编织成架，外面敷上黏土，屋面用树皮、稻草、芦草或灯芯草铺成。房屋使用的材料，都是用滑车与杠杆的支持来回与上下搬运，村庄里所有住屋的地基都用巨石来铺垫。运输也成为一项工业。独木舟被制造出来，用作水面主要的交通工具，贸易在远隔的丛山与陆洲之间展开。琥珀、黑曜石、玉石与闪绿岩都从远地向欧洲出口。相似的文字、文学、神话、陶器、图案设计等，揭示了史前期人类的各个群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除了陶器之外，新石器时代没有遗留给我们其他艺术，也没有什么可以与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留下的雕刻与绘画来相比的。从英国到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景象里，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着被称为“墓标”的圆堆石块，被称为“巨石阵”的直立石柱及巨大的石台——用途不明的石头建筑物。有如在苏格兰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的大石柱群，或法国西部的莫比昂（Morbihan）的巨石遗迹。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史前巨石的意义与作用如何！姑且假设它们就是神坛与庙宇的遗物吧！无疑，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也有宗教、神话，对诸如太阳每天的升起与西下、灵魂死亡与复生、月亮的奇异影响力等加以戏剧化。除非我们能揣度这些史前期建筑的源起，否则无法确切了解历史上的各种信仰。大概这些石头的排列是基于星象的考虑，如施奈德（Schneider）认为的——与历法近似。某些新石器时代的头骨上有用过有柄圆锯做手术，及少数人体骨骼上显示肋骨显然有折断又重新复位等现象，也提供了不少有关原始人类的智识的证据。
我们必须提防那些对原始人类生活没有事实依据的想象，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怀疑，是否由于时间过于长久而破坏了这些遗物的完整，致使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类的差距拉长了。因此我们还不能正确地估计出史前期人类的所有成就。即使如此，这些现存的石器时代的记录，也足够使我们深受感动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火与技艺等；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动物的繁殖、编织、陶器、房屋建造、运输与医药，及人类确实更广大地居住在地球上这一事实。所有的基础都奠定了，都为文明做了准备——除了金属品、文字与国家。若人们找出一个方法来，将他们的思想与各种成就记录下来，借此来更完整地遗留给他的后代，文明便会开创起来。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及如何使用金属的？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仅仅是推测，金属的出现是偶然的。早期的遗留物里并没有它的踪迹，我们假设它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全景中，金属的时代（及文字的时代与文明的时代）仅有6000年，而石器时代最少也有4万年之久，人类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北京人颅骨是早于冰河期）共有100万年之久。金属时期在我们的历史里是多么年轻啊！
最早为人类所知并被采用的金属是铜。我们发现铜在各地出现的时间不一，瑞士罗本豪森（Robenhausen）地区的湖上民居遗址，是公元前6000年；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4500年；埃及拜达里（Badarian）的古墓，是接近公元前4000年；伊拉克南部乌尔坟的遗迹，是公元前3100年；北美洲印第安人筑墩者的遗物，却是时间不明。金属时代并不是以其被发现作为开始，而是从被火与人工处理后作为人类的使用品后才算开始。冶金学家相信，铜第一次从矿石里熔流出来是偶发事件。一次原野的营火偶然熔化了遗留在某些岩石里的铜时，岩石表面冒出火焰来，这一现象在我们现代的野外营火里也时有出现。可能就是这个启示，经过多次的重复出现，让这些早期的人类喜欢上了这些难于控制的石头，并寻求将这种可锻的金属制成一些耐用的武器与工具。最初使用时，可能要消耗不少材料，经过很粗糙的手工。这时的金属品有时近乎纯质，但多是大量的合金。稍后，约公元前3500年，在东地中海附近，人类发现了熔化金属及从矿床中掘出金属的技艺。而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是我们从埃及莱克玛拉的古墓里发现的浅浮雕品加以鉴定的结果），他们发展到铸造金属——将已熔化的铜灌入黏土或沙的容器里，它们冷却后就变成想要的形状，如矛的头或斧头。这种方法自从被发现后，立即被应用到其他各类的金属，并使人类使用这些强韧的材料创造出更伟大的工业品，更使人类进一步征服了陆地、海洋与天空。大概在东地中海的陆地储有丰富的铜矿，因而在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姆与埃及，新文化开始崛起，并得以将之向世界各地扩展传播。
铜本身既柔软又容易弯曲，容易依我们的目的来使用它（在电气化的时代，若少了它，必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平时或战时用于沉重的任务，铜就显得不太适宜，用合金可以使之坚硬。自然中的铜大都是铜与锌或锡的混合，经再次硬化成为已具形体的青铜或黄铜，但人类确实耽误了几个世纪才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金属之间利用熔化来制成另一种混合的金属，不是更适合人们的需要吗？这项发现最少也有5000年之久。青铜于公元前3000年发现于地中海克里特岛的遗物里，公元前2800年发现于埃及的遗物里，公元前2000年发现于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的第二个城市里。在不同的民族，青铜出现于不同的时代，而且它的时期并不具备编年史的意义，因此严格地说，我们不能称它出现的这段时期为“青铜器时代”。尤其像在芬兰、北部俄罗斯、大洋洲东部波利尼西亚、中非洲、印度南部、北美洲、澳洲与日本等地的文化，是迈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到铁器的。在这些文化里，青铜似乎只是作为僧侣、贵族和国王的奢侈品出现，而平民只有石器可资利用。即使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期限上的划分，也相当不可靠，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两个时期的状况，其次才是划分时间的前后。目前，许多原始民族如爱斯基摩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等，仍停留在石器时代，他们将铁视为珍品，因为这些金属是探险家由远地携来的。1778年，库克船长在新西兰登岸时，竟用仅值6便士的钉子换了几头猪；而另一名游历者形容“狗岛（Dog Island）的居民酷爱铁器，恨不得把船上所有的钉子都买光”。
青铜坚硬而耐久，但制造上所需的铜和锡分布不均，致使人类在工业或在战时急需却不易供应。不久，铁成为必需品。它的出现不会早于青铜与铜，它的量也多，它实在是历史进程中的异例之一。人类使用陨铁来制造武器这一技艺的起源，似乎可从美洲印第安族“筑墩者”处发现，另外一些原始民族将这一技艺传承至今。大概以后他们用火熔化矿石，再用锤打入锻铁里。陨铁碎片已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的古墓里发现，在巴比伦的碑文里记述了铁器在公元前2100年汉谟拉比王朝的都城里，被视为极贵重的珍品。一所约有4000年历史的铸铁工厂在北罗得西亚发现，南非的矿业也不是现代的发明。最早的锻铁是一批刀子，发现于巴勒斯坦的格拉尔（Gerar）城。据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估计，它们是公元前1350年的东西。100年后这种金属又在埃及拉美西斯二世（RamsesⅡ）时代出现。又过了100年，在希腊爱琴海地区也曾出现。在西欧，它首次出现于公元前900年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与公元前500年瑞士的拉坦诺（La Tène）工业区。而后它随亚历山大去印度，随哥伦布去美洲，又随库克船长去大洋洲。铁器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传播开来，风行于世界各地。
在进入文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文字。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里，偶尔出现了一些画的线条，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些符号。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从表达特有的思想而使用绘画符号的广义角度来说，文字起源于将一些记号用指甲或指头印在软质的黏土上，作为陶器的装饰与鉴别之用，这是有可能的。在最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象形文字里，鸟的象形文就是一只在最古老的陶器品上起装饰作用的鸟的形状，这是在伊拉姆的苏萨地区发现的。谷类最早的象形文是从苏美尔和苏萨地区制造的带有几何形状的谷类装饰的瓶子直接得来。苏美尔一种线形字迹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3600年，这些很明显的缩写记号与图画，以符号或绘画等形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姆的原始陶器上。文字与绘画和雕刻一样，可能是用于陶器制作的技艺之一。文字作为蚀刻与绘画的一种形式而产生，正如黏土把花瓶交给陶器工人，人像来自雕刻家，砖瓦给予造屋者，它把书写的工具交给书写人。从这样的一个开始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可看作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据我们所知，最早的书画符号是由皮特里在埃及、西班牙与近东的史前期，坟墓里的瓷器碎片、瓶子及石头上发现的。他一贯慷慨成性，他贡献了一个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时代。这一所谓的“地中海文字”竟有300个符号。各地发现的大都一样，它们显示了可远溯至公元前5000年的地中海海上商业贸易联系。它们不是图画，主要是商品符号——财物与数量的记号，或其他商业函件。经常被指责的商人，总以为文字起源于商业上的提货单，因而沾沾自喜。这些记号并非文字，但它们代表了全部的字句与想法。而令人吃惊叫绝的是，这当中大部分像腓尼基字母表的文字。皮特里由此断定：“大部分符号不断依各种目的，在原始时代里使用。它们在贸易商之间相互使用，由一地到另一地，最后竟有二十余种符号经常使用，从而成为商业同行共同使用的工具，各地原先独立使用的则因渐渐孤立而被遗忘。”这些符号即是字母的起源，这一看法不失为一种引人入胜的理论，皮特里教授确有其独到的见解。
无论这些早期的商业符号如何发展，随之而起的另一种书写形式是绘画与着色的一支，借图画将有关思想表达出来。美国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岩石上遗留有粗糙的图画，是美洲印第安族向后裔或同伴炫耀他们如何跨越这一神秘大湖的故事。另一种类似的图画发展成为书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似乎盛行于所有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3600年，或者更早，在伊拉姆、苏美尔与埃及曾发展出一套思想图画的系统，叫作象形文字，主要的使用者是神职人员。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我们不久即可了解这些代表思想的象形文字如何因使用的传讹而图解并惯例化为字母表——符号的连接成为音节，及最后符号如何不是用来代表整个音节的单字而是它最初的发音，因此才衍生出一些文字。字母书法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在克里特岛的出现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腓尼基人并未创造字母，但他们在商业上使用着，又将这些字母从埃及带到克里特岛，并零星地输入到地中海沿岸的古都泰尔、西顿和比布鲁斯（皆在今黎巴嫩境内），并用希伯来语名称的前两个字母来称呼它。
文字符号似乎是一项有利于商业交往的产物，在此即可发现通商贸易对文化的贡献何其多也。神职人员设计出一些图画系统来表示他们的魔法、祭祀与医术的信条与处方时，世俗与宗教的事务常常纠缠不清，甚至相互冲突，自有了语言后，两者结合而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记录与传播、科学的累积及文学的成长，并给各种不同但相互交往的部落带来和平与秩序，从而建立了文明。文字最早出现之际，即是历史的起点。
为了接近文明国度的历史，我们必须注意，不应只选择某种已知文化进行研究，也要叙述某些一度存在于古代的少数文明。我们不该完全忽略那些一直在整个历史中广为传播的某些曾具有高度文明与文化的国度的稗史，虽然它们已为天灾战乱摧毁，而且了无残留。但我们近来从克里特岛、苏美尔及墨西哥南端的尤卡坦半岛等地的发现，说明了这些故事是何其真实。
在太平洋，至少包含了这些失落文明里的一部分遗迹。复活岛巨大的雕像、波利尼西亚人大国的传统及英勇的武士们一度尊崇的萨摩亚与塔希提，它们现有居民的艺术天分与富有诗意的感受力——这些显示出存在着一个个已逝的荣誉，一个个没有升入文明反而从高度文化中衰落的民族。在大西洋，从冰岛到南极，这片海洋中耸立的中央部分（一个海中突出的高地，在海平面下2000至3000公尺，在中大西洋的南北向，两面的深度是5000至6000公尺），带来了不少传说，并由柏拉图生动地传给我们。一度存在于欧亚之间的陆岛上的灿烂文明，因地质的大变动而沉入海中。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特洛伊古城的复活者，相信大西岛（Atlantis）曾作为欧洲与尤卡坦的文化媒介而存在，而埃及的文明也来自大西岛。可能美洲本身就是大西岛，而一些尤卡坦的土著玛雅（Maya）族的前期文化，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非洲和欧洲保持了接触。更有可能，每个发现都是一次再度的发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文明带来的伟大发明与珍贵物品都被摧毁了，也从人类的记忆中遗失了。这一点确是可能的。培根也说，历史有如沉船的木板，总是流失的多而被拾起来的少。我们安慰自己，总以为人类的记忆与个人的记忆一样，必须忘掉经历的较大部分，才能保持神志的清醒。因此，种族在其文化遗产中保留的，是否只是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或仅是记录最好的部分呢？甚至，即使种族的遗产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丰富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全部将之吸收。这样的故事真是俯拾皆是。
在本章未经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应该总结性地问一声：“文明在什么地方开始？”——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质学家（他们处理史前期的迷茫，与任何形而上学同样的空虚渺茫），贫瘠的中亚细亚地区也曾肥沃温暖，湖沼与河流交错。最后冰河的后退慢慢地使这一地区干涸了，直到雨水也不能润泽这些城池与国土。城市人民联袂向东西南北迁徙，去寻求水源。众多城市葬身于沙漠，如今天的亚洲西部大夏古都巴克特拉（Bactra）废墟，它幅员达22英里，曾经拥有众多的人口。又如，1868年西土耳其的8万居民，因有受流沙淹没之虑而被迫迁移。仍有不少人相信，现在这些衰败的区域，也曾包罗了组织与规章、风俗与伦理、安乐与文化的众生万象，而且也贡献了文明。
1907年，庞佩利（Pumpelly）在土耳其南部的安诺（Anau）发掘了陶器与其他一些文化的遗物，据他说是公元前9000年的，也可能夸大了4000年。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麦子、大麦与玉米的种植，铜器的使用，动物的畜养，陶器的装饰形式从它们的惯例与传统来看，可能具有许多世纪的技艺背景与传统。很明显，土耳其的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可能一些历史学家也曾努力探求其文明的发源，终于一无所得，而哲学家只能感怀地凭吊这个已故种族的陨灭。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地方，一个民族由于无雨的天空与贫瘠的大地，被迫携带他们的技艺与文明从这一中心向三个方向迁居移民。或许不是种族，而是他们的技艺，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再进入北美；南去印度北部；西去伊拉姆、苏美尔、埃及，更远至意大利、西班牙。在现代的波斯
（古时伊拉姆的苏萨）发现了与在安诺极其类似的遗物，这种类似的创造力使我们证实了一项假设，即在苏萨与安诺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并发生于文明的创始时期——公元前4000年。类似的早期艺术品与产品，显示了在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与连续性。
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文化中哪些首先出现，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一人种、同一家族。如果我们在此破除惯例，将伊拉姆与苏美尔置于埃及之前，这倒不是出于破除自负的虚荣传统的需要，而是因为在我拥有的知识看来，这些亚洲的文明相较非洲与欧洲的文明要深远。一个多世纪以来，沿尼罗河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阿拉伯、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对这一地区探寻的成就，以其逐年研究的累积，显示出这一肥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冲河积地，更可能是已发现的文明的历史戏剧里最早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