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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元年（1522），广东提学魏校下令毁“淫祠”，兴社学，对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影响，有关此事，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广东通志》作以下的记录：
吾粤之俗，昔作淳朴。淳朴之过而弊流焉。故敬鬼神，则受巫觋之欺……然提学得一魏校，而巫鬼顿革。
又同书魏校传：
魏校，字子材。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正德末来为广臬提学副使，教士以德行为先。不事考较文艺，辄行绌陟。首禁火葬。令民兴孝，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盖建社学教童生。虽以经书然，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巫觋不复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风俗为之丕变。其崇正辟邪之功，前此未有也。
这两段的记录，不相同之处，部分出在“淫祠”的定义上。首段的重心放在巫觋的宗教活动上，次段包括了佛寺和僧尼的活动，明代的反宗教活动，往往牵涉地方庙宇和佛寺两方面，魏校这一次亦相同。
然而，明代的官吏，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宗教。从这两段资料亦可以看出禁止巫觋是全面性的，反佛教是局部性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资料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明代的法律。《大明会典》祭祀项指：除社稷山川风雨雷神，帝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祇”，官吏都要安排致祭外，祭祀“其不安奉祀之神”者，杖八十。
巫觋奉祀的神祇，很多都没有包括在祀典之内，而祭祀的仪式，亦往往为明清士人不能接受。黄佐前引“吾粤之俗，昔作淳朴，淳朴之过而流弊焉”，作为奉巫觋的解释，其实很奇怪。“淫”，带有“浪费”的意思。后来收录在黄佐《泰泉乡礼》（辟异端以崇正道）段里魏校禁风俗的行为对巫觋和僧道仪式维持了一定的分别：
禁止师巫邪术，律有明条。今有等愚民，自称师长、火居道士及师公、师婆、圣子之类，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科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交通妇女，或烧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斋则动费银钱，设醮必喧腾闾巷，暗损民财，明违国法。甚至妖言怪术，蛊毒采生，兴鬼道以乱皇风，夺民心以妨正教，弊故成于旧习，法实在所难容。尔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且如师巫之家，亦有灾祸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护。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贵福寿。若说求神可以祈福免祸，则贫者尽死，富者长生。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今我皇上，一新正化，大启文风，“淫祠”既毁，邪术当除。汝四民合行遵守，庶人祭先祖之礼，毋得因仍弊习，取罪招刑。
由此段资料看来，修斋、建醮都是浪费，“兴鬼道”乃是“乱皇风”。当然，乡间佛教、道教和所谓邪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是，从这一段来看，反巫觋活动和建立正统是有关系的。
其次，需要考虑、魏校到广东以前反巫觋历史。
比魏校早有规模地反对巫觋的官员是吴廷举。吴廷举，弘治二年（1489）顺德县知县，亦曾就毁“淫祠”事刊出《禁“淫祠”条约》。黄佐《广东通志》吴廷举传有录如下：
本职近因赈济，亲到所属龙江、龙山二堡地方，循行郊野，见有五岳神庙，塑立神像。戴冕凝旒，执圭称帝。割生醴酒，费出上民。主祭司香，权归巫祝，謟谀又甚，亵渎尤多。殊不知五岳惟五万诸侯得以祭之。其法则除地为坛。削木为主，祭以二仲，号以本山，有事则天子遣官以炷香，无事则守臣封扃而致祭。其礼至重，其分至严。今每乡数庙，每庙五神，是庶人而僭诸侯之礼，是以三公而拟天子之称。庙宇幽沉，失立坛之义。仪容俨雅，又乖作主之规。臧氏之蔡不足以尽其过，季氏之旅不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野鬼“淫祠”，克闾列巷，岁时祭赛，男女混淆，甚至强盗打劫，亦资神以壮胆。刁徒兴讼，必许愿以见官。似此乖违，俱当究问。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几惩戒于方来。念小民之无知，由长官之无道。若非教而后毁，终至毁而复兴。非徒坏我民心，仰且伤我民力，合应禁毁以正幽明。今备榜晓谕通县百姓，各宜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士农工商，各专一业，钱粮税课，不失其期。四时八节，各祭宗祖，春秋祈报，共祭上谷。毋教唆词讼，毋抢割田禾。毋害众成家，毋欺公玩法。毋学赌博，赌博必倾家。毋学争讼，争讼必破产。毋学散仔，散仔必丧心。毋学盗贼，盗贼必丧命。凡其迁善去恶之路，是皆消灾获福之门，不须分外之神祇，费囊中之金帛。各逆邪心，毋贻后悔。通县计去“淫祠”二百二十五所。遗下地段，改作社学、乡社学，乡属以训诲子弟，示教乡民。
万历十三年（1585）《顺德县志》编纂者叶春及记录此事时加了几句，他描述岁时伏腊之习俗，用以下的字眼来形容：“椎牛击鼓，戏倡舞像，男女杂沓，忽祖称为出门之祭。”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引用了这一段记录来解析“五帝”。吴廷举原文，叶春及则用到他的《惠安政书》去了。比较清楚的记录，还是黄佐《广东通志》杂事编“东岳府君”条：
广州北城有东岳府君庙，每出丧，葬殡者必往祀焉，且广为礁事巫祝与丧家男女混杂其间，或止柩请信，宿乃行者。
吴廷举派人捣毁了东岳府君庙部分，捣毁后竟无恙，“乃尽毁之”。
吴廷举在顺德的年代，广东正处于非正常的动荡之中。“黄萧养乱”后（1450），珠江三角洲一带长期面临“猺乱”。成化元年（1465）朝廷命令佥都御史韩雍讨广西“猺”，韩雍重用广西人陶鲁，明政府应付广东、广西一带的“猺乱”，才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办法。陶鲁在“黄萧养乱”后任新会县县丞，升知县、按察佥事、按察使至湖广左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副使。至于其应付“猺乱”的办法，霍韬《三广公传》
记录如下：
鲁恒言，除寇贼化之为先，杀之不得已也。故古贤之除寇贼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修比闾族党，以正民纪。乃修庠序学校，以崇民化。古贤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鲁平阳江县贼，即修阳江县学。平恩平县贼，即修恩平县学。徙电白县，曰避寇也，即修电白县学。平寇而修学，避寇而建学，吏治所云迂也。鲁曰：吾以广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劝为臣也，亦化顽也。乃修之三忠祠，复修新会之忠勇祠。又曰礼贤，儒所以劝也。示民以有趋也。
霍韬《三广公传》谈到陶鲁和陈白沙的关系，对维护正统的发展，也很有作用。崖山三忠祠的创建和陈白沙支持有很大的连贯性。陈白沙在江门讲学的年代，知县丁积（1479—1487新会知县）“申明洪武礼制，参之文公冠婚丧祭之仪，节为《礼式》一书，使民有所据”。
明显与建立正统思想很有关系。但是，陈白沙亦记录丁积对民间宗族的政策，和吴廷举一样，“民所敬事者，惟修复里社一坛而已，其不载祀典之祠，无大小咸毁之”。（同上）由此可见，反“淫祠”一事，在魏校以前，已经有很明确的方案。
魏校前后反地方宗教影响，最清楚的记录，在广州金花庙和巫觋活动的发展。关于广州金花庙，黄佐《广东通志》在杂事编有以下的记录：
旧志灵应祠在广州仙湖之西，故老相传神广，之金氏女也。少为巫，姿容极美，时称为金花小娘，后没于仙湖之水，数日尸不坏，且有异香，里人陈观，见而异之，偕众举殓，得香木如人形。因刻像立祠，祈嗣往往有应。祠毁，成化五年，巡抚都御史陈濂重建，称为金花土主惠福夫人。张诩提诗：“玉颜当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无心还片片，晚风吹落万人家。”嘉靖初，提学魏校毁其祠，焚其像，然广人笃信于今，立金花会。
金花庙在广州得到很多人供奉，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化年间，官僚阶层还未有把金花庙当为“淫祠”，巡抚陈濂把金花庙重建，陈白沙的学生张诩为它题诗。魏校禁金花庙以后的情况，可以从屈大均《广东新语》略看一二：
广州多有金花夫人祠，夫人字金华，少为女巫不嫁，善能调媚鬼神。其后溺死湖中，数日不坏，有异香，即有一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人以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验。妇女有谣云：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越俗今无女巫，惟阳春有之，然亦自为女巫，不为人作女巫也。盖妇女病辄跳神，愈则以身为赛，垂盛色，缠结非常，头戴鸟毛之冠，缀以璎珞，一舞一歌，回环宛转，观者无不称艳。盖自为身为媚，乃为敬神之至云。女巫琼州特重。每神会，必择女巫之姣少者，唱蛮祠，吹黎笙以为乐。人妖淫而神亦尔。尤伤风敎。
细读这一段，有几点很值得注意。金花是一个漂亮的少女，以后女巫跳神，其实在扮演金花，目的就是“以身为赛”，也就是献给神的意思。女身献给了神，就可以求到子女。这一类的法术，士人看起来，当然大伤风化。不过，屈大均说得很清楚，这一类的女巫，虽然在广州一带禁绝了，在广东其他地方仍然很普遍。不过，职业性的女巫，屈大均相信已经减少了，还留下的女巫，主要是为信仰而做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反地方宗教是有作用的。但是没有禁止庙宇的发展，只是修改了庙宇里面的活动。
至于是次反地方宗教活动有关佛教的方面，黄佐父亲黄瑜《双槐岁钞》有两段很值得注意的资料，“祷神弭寇”条：
正统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昼见形、抛砖弄瓦者。予先府君祷诸城隍，梦神云，时方大乱，可诵妙法莲华经，抉而饭僧，先府君因谙诵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于启神椟，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归，日益讽诵，以函盛经，供奉严洁。
又“妖僧扇乱”条：
罗浮有景泰禅师卓锡泉，宋唐庚作记可考也。少监阮能，镇守吾广，信妖僧德存，创寺于白云山半永泰泉上，指为卓锡泉。景帝改元诏至，即称禅师出世，伪立寺额。遇圣节，辄为赛会，立天龙八部，统领村民，将欲谋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祸变乃息。
“黄萧养乱”前后，民间宗教因时世莫测而得到一时之支持，是可以理解的事实。黄瑜这两段记录把信奉宗教分成了几方面。私下诵经乃士人可以接受的行为，到庙宇烧香不在这段资料讨论之内，宗教领袖迎神赛会就带有政治性的色彩，黄佐《泰泉集》中《泰泉书院兴作记》对这件事的发展有详细的记录：
弘治初，大父双槐府君上寿藏于泉之西南聚龙冈，而德存之徒赛会喧嚣犹故也。正德戊寅，僧戒德容，广决涧，水南趋，阻以石防，时放水灯。巡按山阴毛公凤登白云，经其地，顾淫潦涌崖善崩，叹曰：山川之道，与政通矣。水性逆而败山，犹民性逆而败国也。今峒寇披猖，丕肆不轨，无乃是孚。下令番禹［禺］尹王君澄执孽党及其仆罗表，道浚而通之。僧诡投武帅，咀躆丞相庵，留石防以渔。嘉靖改元，臬副昆山魏公校以董学至，大毁寺观。用复洪武彝宪，檄郡守简候布，率耆民躬往视之。顾泉上，浮屠之宇，蔽亏成。当方春伐木，斧斤铮相闻。众谓：经弗正，山弗宁。于是言于部使者暨藩臬。区群，厥居，使降罔，不宜奠厥山。泉激于石，潦漂及郊，民苦无定栖，而墓陇就齿。众谓：流弗顺，川弗宁。又言于部使者暨藩臬，去其渔防，为长渠，俾循聚龙冈而南与北坳之水，会注于东，奠厥川。征诸旧志，复名其山曰栖霞，水曰泰泉。已乃召永寺基，予以先茔，伊买于官用。直三十镒。遂建泰泉书院与子弟讲学。左祀先师，右祀祖考。维山
，卫我宫、昌吾道于无穷。伊侯之功，维水淋淋，维东是循，维润泽吾民。诸侯之仁，维侯与作，崇正屏异，生我禾黍，淑我髦士，甲申孟冬，载笔以纪，勒于贞，诏后之人，俾毋忘其始。
查嘉靖甲申乃是嘉靖三年（1524），所以这一段文字就是在时间上最接近在广东反“淫祠”的活动的记录，也是把反“淫祀”的观念弄得最清楚的记录，从这段资料来看，白云山上的民间宗教，维持了七十多年，而官僚反对的一个大理由，其实是风水。
当然，反民间宗教重要的一环和建立正统很有关系，黄佐这段资料已说明。关于这一点还有清初屈大均的记录：
白云之山有三寺，中曰白云，左月溪，右景泰，盖山中之三生胜夜也。嘉靖间，三寺既毁，于是泰泉黄公，以景泰为泰泉书院。铁桥黄公，以月溪为铁桥精舍。甘泉湛公，以白云为甘泉书院。自作白云记，谓仙变释，释变儒。王青萝读而嘉曰：其变之终于正矣乎。遂书白云之变扁而揭焉。
反佛教活动并非全面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新会县志有详细寺观田土记录。可见时至万历，新会县的佛寺基本上没有被毁，但是：
各寺田嘉靖二十二年（1543）皆以奉诏变卖。每寺田或留少许，以供香灯，或尽卖之。所全者，惟光孝西禅二寺之田而已。今按光孝之田，万历元年（1573）筑外城，僧送出变卖。后城工完，有未秤价而白食其田，上不纳粮，下不输租，寺僧屡以为言，竟委之而已。此不可不清理也
。
官僚大族私买被清理的佛寺田产，最明显的例子是霍韬《石头霍氏族谱》记：
大宗祠地原系“淫祠”，嘉靖初年，奉勘合拆毁。发卖时，文敏公（即霍韬）承买建祠。嘉靖初年，又奉勘合拆毁寺观，简村堡排年呈首西樵宝山峰寺僧奸淫不法事，准拆寺卖田。时文敏公家居。承买寺田三百亩，作大宗蒸尝。
反佛寺活动，有名的粤北南华寺也不能免。南华田产的问题，日后憨山德清在他的《梦游记》有记录。南华寺不在珠江三角洲之内，故本文不谈。但是，道光十六年（1836）《重修曹溪通志》引康熙丁未（1667）旧志留下一段有关魏校的故事：
岭南僧寺，嘉靖初年，提学副使魏校移文拆去者多。乡邑有社学是其所毁寺改置，出巡韶郡，欲入南华山拆六祖寺，时得郡守周厚山解，乃罢。在郡庠中，碎其衣钵。翁源太平寺亦在毁中，住持真广赴京奏辩。乃复奏中亦言其毁寺衣钵。校后起北祭酒。时世宗再幸太学，校以侍讲言动失礼，调太常寺少卿，致事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也有悔于心云。
此段文字除趣味外，亦可见民间对魏校毁“淫祠”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