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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今天已难以复原和描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对于战争，史学家从来不缺乏重视
；而灾荒，近年来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著作的论题；反倒是实际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却成了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要说疾病，就是医学，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一笔带过。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肺炎与流感为代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然威胁着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
显而易见，对历史上疾疫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而且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疫病对我们祖先的侵害还是祖先对疫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变迁轨迹，除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也必将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意识指引下，本书选择清代江南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以期对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有所揭示和呈现。
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
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国之冠
，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
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
。而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则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
。以上解释虽在详略与准确程度等方面稍有区别，但在指称其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瘟疫的内涵所在。那么，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
一般是这样定义的：“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
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情况，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
。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三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
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染病范围之内。江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传播，事实上，从民国以来的情况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在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不过由于像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基本为慢性传染病，而且在清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故未将它们包括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至此，我们完全从现代观念出发，较为明确地界说了本书瘟疫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急性传染病所包含的大概范围。然而，应该指出，清人观念中“瘟疫”与所谓急性传染病虽然相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而且，对“瘟疫”这一概念本身，时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根据现代医史学家的总结，我国古代关于急性传染病的名称，一般可以归纳为疫、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温疫、温病、伤寒等。
不过就管见所及，古代文献中关于疫之类的名称，还远不止这些，较为常见的还有寒疫
、杂疫
、时疫
、时病
、疫病
、疫痧
等。而且也应指出，这些并不都是在逻辑上外延不相及可以并列的概念。其中疫最基本也最为常用
，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时疫、时病等大致是疫的别名，温疫
、寒疫、杂疫和疫痧等则是专指疫中某一类别，而伤寒
、温病乃是通指一切外感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传染而实际上传染性较低的温热病，比如风温、冬温等。
疫，《说文解字》解释说：“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下疒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
而清人往往解释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
由此可见，疫之本义关注的乃流行而非传染
，所以，林富士认为，疫“其实较近似现代西方医学所谓‘流行病’（epidemic）”
。不过，从现代预防医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将主要针对目标由传染病转向未必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这一情况
看来，在过去，引起人们注意的流行病基本上应该是传染病。所以，这种区分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虽然以“疫”来对应现代医学中传染病是相对最为合适的，不过，疫只是一疾病名，而伤寒、温病则不仅表示一类疾病，而且还有“学”的含义，即包括分析诊疗疾疫的内容，且在今日的论著中还各自成了学派。
同时，伤寒和温病指的均是外感疾病，与现代传染病学由感受病原体而产生的认识正好相符，所以，现代的医家一般均倾向于把温病或伤寒视为急性传染病的总称
，一些温病学教程也往往将温病学直接与传染病学相挂钩。
大致说来，在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后，疫病的诊疗则又多归入温病的门下。
疫与瘟疫，这在现代人甚至清代一些文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程芝田在《医法心传·温疫原考》中言：
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大头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肋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指吴有性）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
由此可见，瘟疫只是众多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症还包括杂疫和寒疫。
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
而与此相反，瘟疫与温病这对在今天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
，在自吴有性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是相互混淆的。吴有性在《温疫论》卷下《正名》中认为温病、瘟疫、温疫三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果强加分别，“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
。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是明确地指出：
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疬……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
当然，还应该指出，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瘟疫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比如在许多当时的医书中，现代常见的痢疾与疟疾是不属于瘟疫的。我国列为甲类急性传染病的天花（古称痘症），在过去的传统医学中，一般也未被包括在瘟疫或温病中。如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瘟疫门”不仅未包括痘症，甚至霍乱
也另立一门。
曹炳章编纂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医学大成》“温病”单独成册，而痘和麻疹归入“妇科儿科分册”，白喉和疫喉痧（猩红热）则列入“眼科外科分册”。
由此可见，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以及概念间相互关系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些在今天看来无甚分别的概念，在历史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相反，有些今天明显有别的概念，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可能被视为一体。像“疫”、“瘟疫”、“温病”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理解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运用文献时，应对这种复杂性保有充分的自觉。同时，为了研究的便利，虽然本书将标题中“瘟疫”一词按现代观念明确定义为“急性传染病”，但这并不表明“瘟疫”与“急性传染病”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有必要注意我们定义的“瘟疫”与文献中实际存在的“瘟疫”概念间的区别。
江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也是社会文化区域，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以前，江南是一个省，辖今日安徽、江苏二省之地。
不过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江南的这一含义已很少有人注意了。在目前众多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论著中，对“江南”的理解歧义纷出。李伯重曾概括说：“‘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
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李伯重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以及历史渊源等几个因素，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
。李的这一界定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为一些论著所采纳。
虽然，笔者认为李的界定就目前而言较为全面、合理，但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都是相对的，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划定。所以，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本书所指的江南包括李所界定的八府一州以及浙东的绍、甬二府。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浙东虽不属于太湖水系，但地势低洼、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在水乡泽国这一点上，与浙西和苏南并无二致。而且它与浙西紧密相连，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同被称为浙北平原，是浙江省唯一的平原区。其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虽然在历史上，浙东要稍逊于浙西，但它们同为浙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则无疑义。以人口密度为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绍、甬分别为每平方千米581人和每平方千米370人，在浙江省的十一府中列第二和第五，总体上与杭、嘉、湖三府接近，而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
就现实而言，宁波、绍兴毫无疑问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在清人的著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使用比较随意，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包括浙东，但也不乏包括浙东的例子。
最后，由于瘟疫研究总体上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缺乏可供直接借鉴的成果，而且资料相对零散，扩大范围以防资料不足也是当初将绍、甬囊括进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
，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
，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面相。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
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
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
“明清社会停滞论”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关键之所在。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会的发展或明清社会存在的现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传统因素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面对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并回答。
因此，本书选择江南这样一个引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的地区的瘟疫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欲从疾病医疗这一过去少有人注意的独特视角梳理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江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僚后备人才的快速增加，一个由乡绅领导的地方乡贤力量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对瘟疫的反应，必然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大体说来，这些反应可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现代一般将它们对应为国家和社会。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学术热点。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刺激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扩展形成的对国家的对抗视为众多所谓专制国家实现西方民主政体的有效途径
，更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升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史学者就在“中国中心观”思潮的影响下，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近世中国的内在发展道路，对当时影响甚巨的传统中国“静止不变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在“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指引下，试图从国家和社会互动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过去无人关注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
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将“国家和社会”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与走势。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论辩对象的角色引入的。
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它完全是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承载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社会文化信息。哈贝马斯等人对公共领域发展历程的论述实际上表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在近代的兴起和形成，以及对这一传统在当代沦丧的批判。
由于众多的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民主这样的西方价值标准视为普世的近代化标准，因此，在用这一模式指导中国近世历史研究时，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先验地设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紧张与冲突，并努力去揭示、论证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力量同国家的对抗与冲突，搜寻这种对抗与冲突所隐含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以表明近世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这样的做法显然存在着以中国历史发展强行比附西方历史经验的嫌疑，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像魏斐德等人已经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罗威廉、兰金等人的论著中常常出现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极力表明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却于无意间也透露了国家的强大并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类的信息。
不过现有的批评大都集中于过分扩大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在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并不构成对国家真正的对抗等问题上，而很少认识到隐藏其后的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对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缺乏深切的体认。
笔者认为，目前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念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之所以屡受指责，关键在于研究者未能从内心深处抛却中国“公”的领域与西方公共领域的对应，真正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去理解“公”的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而仅仅把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当作一种参照系。那么，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清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指向近代？这些正是本书所欲探究的。而这些探究不仅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特质产生具体的体认。
从前面选题缘起的叙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开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台湾的这一研究是在杜正胜等人倡导的“新社会史”思潮影响以及杜正胜本人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出现并日渐兴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青年学者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定期聚会。5年后，史语所主持召开了“疾病、医疗和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之后，又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定期研讨的网页。
他们学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历史与社会，“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
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视角上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感受，诚如陈元朋所言：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祖国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无限度的，他们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其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远远超过疾病史，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直接相关度并不高。
除此之外，国内医史学界以及户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同样为本研究的展开做了重要的铺垫。
现代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并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此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而且研究人员也大多集中在祖国大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学术关怀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围绕着本研究，立足于明清疾病史，结合医疗史，分别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对中国现代医学史的研究，郑金生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成“奠基”与“发展”两个时期，在后一个时期中，又以医史杂志的停办兴衰为标志，并不明确地分成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史
深化期”。
相对于其他诸种说法，这一论述显得较为允当，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无足轻重。
不过，无论是哪个时期，疾病史总体上作为医学史附庸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
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病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呈渐趋下降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较早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学者，像陈邦贤、伍连德、余严、谢观和范行准等人，均有着深厚的中国或西洋医学修养，而且除伍连德外，都自小接受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也相当深厚，所以他们的研究虽处于开创阶段，实际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在陈的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疾病史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一篇到第三篇，他在论述完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后，均另立一章专门探讨各个时期的疾病名称，初步梳理了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而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的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梳理。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
，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重要传染病。当然，在发轫之期，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多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所征用，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参考价值。稍后，日本中国医学史开创者富士川游也十分重视医史研究中疾病史的探讨。他在1934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书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医学史》（掌华房）中认为，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第一，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二，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三，疾病的历史，特别是国民中常见病的历史。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结核病、猩红热以及脚气病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
，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
，陈垣和余云岫等人关于结核病的探究
，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
，井村孝全对瘟疫资料的钩沉与考略
。
1949年以后，中医不仅结束民国以来长期受压制的处境
，而且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相当的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和余云岫（即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底，使笔者深感，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在书中，范氏对巫术和神道设教下的一些风俗习惯的预防疾病的意义进行了挖掘，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民国以前国人的环境卫生观念和举措进行了至今仍不显落后的梳理；同时详尽地考证了天花传入中国和人痘发明的时间
，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而余著通过对古代众多文献的爬梳，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说文解字》、《释名》等文献中的疾病名称进行了疏解，亦显示出相当不凡的功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篇关于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
，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已，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百余年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望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做了探讨
，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做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
，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
，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做了探讨
，姜春华等人探讨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仍有些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做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在预防方面也有不少贡献。
刘锡琎的《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一文
，介绍了晋《肘后方》等医籍中对狂犬（即狾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即谢工蛊毒）的治疗，认为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通过“以毒攻毒”获得免疫的科学思想。继此之后，我国免疫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就是人痘苗的发展。不过该文有关人痘的论述几乎全采自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殊少发明，唯一的差异在于他没有理会范氏对人痘发明时间的考证，仍然相信清人文献中记载的中国11世纪就出现种痘术的说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专业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不过，“由于新人多为医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不多”，所以也出现了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当然，由于研究者增多，而且有些老前辈仍在坚持研究，值得参考的成果也不在少数。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疾病史专著：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和陈胜昆的《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范著以疾病为纲，分解剖生理、内科病、神经精神病、内分泌病、营养障碍与新陈代谢病、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病、创伤病、皮肤病、妇儿病、胎生、五官病13编，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包括病名、病因、症候和治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不过传染病在该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大，而且较多关注古代疾病病名的含义，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殊少清理。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的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集中在近代。全书21章，其中有9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两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是先简单地叙述某种疾病的起源，然后就突然跳跃到近代，给人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章又有辗转抄袭之嫌。
除了疾病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病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做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中国宋元以来就已有鼠疫流行、明万历年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霭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有较多关于历史上疫病的记载。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不仅概述性地论述了古代疫病流行情况，而且还对历史上人口状况、自然生态与疾病的关系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其体现出来的视野与意识已超出一般医史研究者关注的范围。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做简单的概述。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有关疾病史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除了传统疾病病名沿革、古代疾病的症候以及疾病的诊治和免疫等方面的探讨外，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做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
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
，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或许尚不够细密。此外，还有两篇有关传染病的论文也体现了作者较为广阔的视野。
传统领域的研究似乎较多集中在喉科疾病、免疫及某些重要传染病等主题上
，比如，喉科方面有杨大俊的《古代史料中十种咽喉病候》
、王东方和陈国丰的《喉痹病名考证》
、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
，其中余文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外来传入说”。免疫方面，有杨家茂之《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
、杨小明之《“胎毒外感说”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
等。其中杨文提出“胎毒外感”的病因学说是中国能够在11世纪就发明人痘的关键因素，认为它是近代天花病毒发明之前关于天花致病原因最科学的认识。此外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
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近代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但慢些。
朱文锋、吴承玉回顾了中医学对“痹”的认识，认为“痹”为病理概念，可分成30种。
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
周秀达、黄永源探讨了古代的职业病。
总体而言，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非常有限。
若从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界总体上对疫病的关注，西方世界明显鞭先一招。1975年，美国的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教授发表了他那本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该书“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与推理，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能让人深深地感到，对人类的文明与历史，实有必要进行重新的审视。读来颇有种耳目一新之感。而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史著作一般都会让疾病史占有一席之地。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疾疫史的嚆矢，应属于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
，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的读书札记《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以及陈高傭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
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中国国内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首先出现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研究的趋热，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台湾以外的地区这方面的研究亦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研究者大多为历史地理出身的研究人员，虽然目前仍属冷门，但我有一种乐观的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成为社会史乃至历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应该与历史学者关注的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目前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除综合性的探讨
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做一梳理。
1998年张剑光出版的《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全书48万字）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对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各个时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疫病资料做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书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的一部分，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疾病史做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18世纪以来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应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明末时疫初探》中对此持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进而初步探讨了政府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温疫论》中的论述，对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做了探讨。在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为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止一种疫病。该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尽管其本身并未能给予很好回答或做出积极的努力。比如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要认识当时对致病原因的认识，仅仅探讨医家的看法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医家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为普通人所接受、士人与一般不识字者在认识上又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别等因素。此外，谢高潮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
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同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
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班凯乐（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
作者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该书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6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做了探讨。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做了估计，指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回乱”期间，大约有500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造成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流行期间，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必要性。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Carney 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做了探讨
，认为自1800年代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范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一部分的赞同，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些措施，他们认为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曹树基、李玉尚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鼠疫的文章。
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其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变动规律出发，在研究疫病对人口损失的影响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变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关于天花，目前已有不少论文发表，比如，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
以及在该文基础上撰成的《中国晚期帝国的人痘与牛痘，约1570—1911》
，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
梁文在范行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李玉尚以及笔者的研究。
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的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1821年）由江苏流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探讨，可能与作者审慎态度有关，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下自己的断言，但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直到1960年代厄尔托登场以前；印度的霍乱弧菌也许可能是较新而较毒的类型”。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1821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认为：“在野心勃勃的公共卫生措施配合下，免疫的预防注射被广泛地传播后，可能会影响霍乱的恶性效果及其顽强存在的各种人为与环境因素。”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年至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麻风病可能因为具有道德象征意义而较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没有拘泥于古代文献中的大风、疠/癞病到麻风是否确指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麻风这类很难取得共识的争论，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匠心独具地梳理了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指出，从“大风”发展到“麻风”的这一连串疾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密切的关系，其一贯性，是明显地有历史轨迹可循的。“大风—麻风”病的概念变化部分是来自经典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地受到各时代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道教思想、医者与患者的社会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响。疾病概念的形成，显然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
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
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做了探讨。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
，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
，韩嵩（Mart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是历史学者的专长，且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因此，这一工作无疑大有可为，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个别疫病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哪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乃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爆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做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讨，目前还基本未引起注意。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会妨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
由于疾病医疗社会史在目前还是一个大多数史家较少关注的学术领域，而且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大多数论著在资料的利用上也往往以一两类资料为主
，特别是这类资料还非常零散，因此，我想在此有必要对该类资料的载体、资料的特点和利用状况做一说明。
根据笔者的搜罗，这方面的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主要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总体上，由于国家在对付疫病方面举措甚少，所以这类资料中相关的内容也较少，但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探讨国家态度时。
包括各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特别是县志与乡镇志，是这类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其中疫病和疾疫救疗的资料主要见于“祥异”、“善举”、“人物·孝义和方技”以及“杂志”等门类中，而有关时人对疫病的认识及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则主要包含于“风俗”、“祠寺”、“庙坛”、“艺文”和“杂志”等内容中。这是本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笔者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所收录的清代和民国初年编纂的江南十府一州的各类方志基本上都一一做了翻检。此外，现代编成的一些地方的“卫生志”中，也有不少有关的资讯，特别是关于清末西医的情况和当时卫生状况的记载较有价值。
丰富的清人诗文集是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虽然早就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馆藏分散、人们对其总体上的收藏和分布情况不了解，而且因诗文集本身内容庞杂，所以目前对其发掘利用还远远不够。疫病史资料在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笔者在翻检时，常常有“大海捞针”之叹，不过其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关于疫病与救疗情况的重要资料也往往给人一种“行有所值”之感，而且在翻检中，似乎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集中翻阅，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时人对包括疾病、医疗在内的众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以收藏清人诗文集为特色之一，达2000余种，其中大约有一半为本书所称的江南地区的文人所作。另外，新近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也收集了较多的乾隆中期以前人所作的诗文集。这些无疑大大便利了笔者对诗文集的利用。在阅读中，笔者主要关注清代江南人的文集，对一些影响较大、曾在江南为官或居住之人的文集也适当予以注意，对诗集的翻检则较为随意。笔记小说特别是笔记中包含的相关资料似乎要多于诗文集，实际上，目前出版界对笔记小说出版的重视也远远超过诗文集。首先，有综合性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其次，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相关的丛书，比如“清代笔记史料”丛书（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浙藏善本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此外，点校出版的清人小说也不在少数。由于笔记本身形式和内容都非常随意，故相关资料的内容也十分庞杂，分布也颇为零散。小说虽多虚构，但其反映出的背景往往是真实的，对认识当时一般民众对医疗、疾病的态度帮助较大。
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医书的利用主要以医史研究者为主，多数史学研究者偶有利用，也大多从医史著作中转引。事实上，医书特别是其中的序文以及医话、医论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史内容往往为医史研究者所忽视，而且阅读医书对全面了解时人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也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目前已点校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医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比较大型的如“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秘本医学丛书”（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三三医学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珍本丛书”（华夏出版社，1997），“中国医学名著”丛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明清中医名著丛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珍本医籍丛刊”（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实用中医古籍丛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吴中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徽州医籍丛刊”（黄山书社），“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等。另外单本出版者也数量颇巨。而有关各地收藏古籍的情况，则编辑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检索。
中国海关自19世纪中叶以后，每十年将搜集到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一汇总，称为“海关十年报告”，其中有关疾病医疗的情况被汇集成“海关医报”，约发行80多册，它对研究晚清的疫病十分重要。不过这类资料不易见到，目前有两本资料集对有关内容有所摘录。
各个时期编成的资料集种类甚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数种特别重要者。在清代，余治所辑之《得一录》实为各类慈善事业的文件汇编，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受到关注，1984年，冯佐哲曾于引介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的文章中对其做过简单介绍
，但在我国，似乎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施药施诊、对疾疫的救疗和预防并不是当时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但相对于其他文献，它仍然算是相关信息较为集中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后，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编纂的《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将作者搜罗到的三百余种自唐至民国初的笔记（包括少量文集）中的医疗、疾病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编排，资料价值不言而喻。王新华、潘秋翔编纂的《中医历代医话精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从四百多种医籍（不限于医话类著作，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医籍）中，选录了医话两千五百多则，并做了分类编排。《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专门有“疾病类”，此外“风俗”和“迷信”等类中也有相关资料。《清诗铎》（中华书局，1960）按类编排的方式为我们利用清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岁时、善政、田家、灾荒、义行、风俗、丧葬、掩埋、疾病、医术和鬼神等类别中有着较为丰富的疾疫史及相关资料。另外，几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集对了解同治初年的瘟疫多有帮助
，有关苏州的碑刻资料集和商会档案汇编则保留了一些有关环境卫生以及疾疫救疗的资料。
族谱无疑是另一类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关疫病社会史的内容也多有存在，不过由于其不够集中，更主要的是因为时间有限，这次未能多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