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台湾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清政府下“钩党令”，章太炎乃避地台湾。当年12月4日（十月二十一日），章太炎抵台北，次年6月10日（五月初三日），始由基隆赴日本，时达半年，这是章太炎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除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口授少年事迹》曾简单叙述外，冯自由说得还算比较详细。冯自由说，章氏于政变后“赖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介绍，赴台湾充《台北日报》记者，并为台湾学务官馆森鸿修订文字，尝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 。在日本朋友的协助下，笔者从《台湾日日新报》中发现了不少佚文，感到冯自由不但把报名弄错，而且说章氏“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也非事实。

一

章太炎初抵台北，即到《台湾日日新报》任职。1898年12月7日该报“社员添聘”称：“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字枚叔，经于一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湾，现已入社整顿寓庐矣。”自此至1899年6月，章太炎在台湾写了大量诗文 ，绝大多数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此报原是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为控制台湾舆论而设。章氏诗文，大都有政治内容，今先将篇目表列于下：

章太炎留居台湾期间的诗文，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除个别篇目，如《儒术真论》载《清议报》 ，《照井氏遗书》 《拙存园丛稿》 辑存诗文、附志，以及修订《訄书》 外，几乎都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上。他赴台即住该报社，离台的当天，报上还登章氏的诗。那么，研究章太炎在台湾期间的活动，《台湾日日新报》无疑是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

章太炎为何在《台湾日日新报》任事不久，就离职赴日？有人说是为了章氏在报上“抨击日本官僚擅作威福，压制台人”，该报社长守屋善兵卫受到都督府斥责后，“令工人去唤太炎，太炎不理他，写一张条子，令该工人送交守屋。书曰：‘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有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守屋忍无可忍，亲到太炎处咆哮一场，责他‘傲慢无礼’‘不解事理’。并下逐客令曰：‘如果你不愿在本馆操觚，就辞职归去吧。’太炎于守屋去后，安静的自语着：‘名善兵卫，竟是恶兵卫，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于是经过数日，有便轮出口赴沪，遂携夫人回去” 。据称这段见闻得自两名中文记者，似有所据。至于说“便轮出口赴沪”，则不确，因章太炎是“发自基隆”，直抵神户的 。

应该指出的是，从《台湾日日新报》看来，章太炎的诗文，并未发现如上述“抨击日本官僚擅作威福”云云，而主要是指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时，清政府正电寄李盛铎在日本缉拿康有为 ，又向日本政府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康有为遂于1899年4月3日（二月二十三日）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台湾日日新报》在5月以后，就不见章太炎的论文，只有几首和诗，可见章太炎为该报不容，主要是为了他的论文同情康、梁，同情变法，而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则表示不满。

二

章太炎到台湾不久，曾致书原《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告以在台情况。提到“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逸、督府小吏馆森某为最” 。籾山逸即籾山衣洲，他和水尾晚翠都是玉山吟社社员，章氏也参加唱和，馆森某即馆森鸿（子渐）。他们“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或者因学术研究上有近似处，或者因这些日本友人中如馆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叙述中兴诸贤”，有一定共同点，从而诗文酬酢，彼此相善。

台湾在甲午战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章太炎对台湾人民的生活和遭遇甚为关注。他认为台湾本来是“闽南之大屿”，是东南富饶之地，“天下称其膏腴，惜乎濒于仆遫之野” 。“各物踊贵，几倍沪上”，以为“台人砦窳，耕渔梓匠，一切厌为” 。提出学习西方讲求农学之书，讲求农事，刻印农书。又以为“出郭即淡水港，何患无鱼”，应“自开池沼” ，“垂纶渔钓” ，“稍忍劳苦”，改善生活。又赞助在台湾设立藏书楼，“取于和汉者各半”。这样，“视乎土宜，因乎民俗”，可以“操剂量而致之中和” 。他又认为台湾学校中均习日文，认为不能专教语言文字，不能“徒从事于口耳觚牍之间而勿覃思”，不能只习其“文”，而不能“译其义” 。他居台不久，但考察台湾风土人情，关怀民生疾苦，希望“台民之孟晋逮群，异时必有超轶乎大陆者” 。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旅台期间，从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的论文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惋惜，对康、梁流亡的同情，对慈禧为首的后党的仇恨。他的思想并未超越维新改革的范畴，然而却比戊戌变法前进了一步，也有和康、梁不一致之处。

这里，就章太炎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至对满洲贵族统治，对正将掀起的革命潮流等问题的态度试做分析：

第一，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晚节之堕”，而是“天性”残害；对破坏维新运动的清朝官吏，也予以愤怒指斥。

章太炎专门写了《书清慈禧太后事》说：“革政之狱，世或以斩断果贼，腭眙于慈禧太后，谓其始仁恕而终阴鸷，岂晚节之堕耶？”认为“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他列举咸丰末年的“肃顺之诛”，以至戊戌六君子的“同日伏尸市曹”，“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能自免”。“岂女主任事，则其祸必至于是耶？抑慈禧太后之志，则可谓始终不渝，而非其堕于晚节也已” 。至于“侦获逋臣”，更是“穿窬草窃之行”，“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事果可成，受盗贼之名何害。吾特恐纪纲整饬之国，徼巡警柝，皆不若中国之疏。狙击未成，而身先受盗贼之戮，辞所连染，则且以长信詹事为渠魁，其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如有为者，其亦慎所进止，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 尽情讥刺，指责慈禧。

对插足改良派，转而出卖改良派的袁世凯，他写了一则《俳谐录》，以鸵鸟为喻，加以挖苦。说是非洲沙漠有大鸟曰鸵鸟，“栖之以丛囿，豢之以珍饵，清泉浴之，凄风播之，则驯狎依人，不施衔辔，而可以服乘，虽驾盐车载囊橐惟所命”。支鸟鹊笑之曰：“吾巢于榛棘之间，……以意进止，不受人役伈伈”而“以子之高材高足”，却“甘为人服乘，载重而不怒，出跨下而不耻，伈伈伣伣，惟鞭箠是惧者何也？”鸵鸟应之曰：是效橐驼之所为，“既得其饵而又窃其重”，“一受服乘而利吾身”。因此，“虽长策在前，利錣在后，奚恶矣”。鸵鸟终感愧忸，“不可以见亚非利加之凡鸟矣”。于是“振翮而去，至乎支那，化形于河洛之间，为汉冀州牧本初（袁绍）之裔，果得大将”。“冀州牧本初之裔”，就是隐指袁世凯。

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予以揭露。这时，日本报纸说“支那改革，推刘坤一、张之洞为领袖”，章氏认为这是“党碑误凿”。张之洞是“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政变发生，张之洞“反倒戈新党，凡七发密电至京，诰谀长信，无所不至”。写了《劝学篇》以“欺世盗名”，认为“其学术高则为翰苑清流，下则为应试好手而已。乃既盗文学之称，遂抗颜以经济自诩，而所成卒至如是” 。

第二，对康、梁等改良派的遭遇表示同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

政变发生，章氏即写《祭维新六贤文》。文称“上相秉威，狼弧枉矢。以翼文母，机深结闭”，表明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横暴极为仇恨。“王母虎尾，孰云敢履？惟我六贤，直言以抵”，表达了对“六君子”被杀的无比愤慨。他本想“设奠黄浦”，但“遍访船步及湖南会馆”，都不知谭嗣同灵柩所在，“斯举不果” 。到达台湾后，寄书康有为，贻诗抒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 。两地相思，眷念“逋客”。一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义，又辱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寻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 。章太炎接到“工部报书”，“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原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说明。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梁启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 。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比依恋，不胜缱绻。

政变后，康有为把光绪皇帝的“密诏”露布，引起封建官僚的不满和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震惊，章氏撰《答学究》以驳，说是“今祸患之端，始于官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数其忮恶，斥其淫昏，人臣之分也，虽邻国闻之，亦以为人臣之分也，夫何经常之论之可执乎？”认为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是“志节才行之士”，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深表同情。

抨击慈禧，同情康、梁，对清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态度？革命还是“革政”？显然章太炎这时还没有越出“革政”的范畴。

本来，政变前，章太炎就提出“以革政挽革命”。他心目中的革命是“变郊号，柴社稷”；而“革政”则是“礼秀民，聚俊才” 。流亡日本，尽管抨击慈禧，但主要是针对慈禧等顽固派摧残新政，制造党狱、“侦获逋臣”，还没有意识到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尽管对康、梁表示同情，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孕育较早，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后，他的“革政”思想较政变前又有发展。

首先，章太炎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主张“革政”的。他认为外患日急，国势日蹙，主要危险是帝俄，而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是亲俄的。帝俄强占旅顺、大连，侵犯满洲贵族的“故土”，又包藏祸心，鲸吞蚕食，他说：“观于旅顺、胶州之举，措黄海以北，其趋于俄、德也明矣。……支那自宫禁之变，贤才坑屠，王化陵迟，宇内鱼烂，将使蓟丘之上，满人不亡，而夏子之胄亡矣。” 满洲贵族统治腐败衰朽，不能不“革政”。

其次，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的论文，也不乏反满词句：称“余年十六七，则诵古文历史，慕辛弃疾为人”；“今年已三十一矣，会遭党锢，日窜台北，其志则以访延平郑氏之遗迹”；示与满洲贵族“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然而，对光绪的“变法失志见囚”，“犹为之愤痛者”，因为光绪“固满洲之令主”，而“其志亦为齐州，而未尝有私于北虏”，所以“痛其幽禁，而为之感慨不平” 。由于光绪支持康、梁变法，所以可称为“共主”。他的同情光绪，是为了他赞助维新。不过，他不称光绪，而称之为“爱新觉罗第十一”，满汉之间，仍有鸿沟。

在他的论文中，对满洲贵族的政治腐朽、经济榨取也多所揭露。例如，满洲“入关以来，以近京五百里民地圈给八旗，而田之者皆汉人，秋冬输租，以庄头主其事，而此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游民，乃安坐而有之”。“乃者索伦东海诸部蚕食于俄罗斯，为八旗子弟者，宜以屯田兼兵事为汉人纾生计，为国家效死力”。对“虚郡国仓廪”以养“八旗之民” ，游惰啖食，不劳而获，极为愤慨。甚至以为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不以此时建号金陵，而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是“昧于大义，而为中国遗无穷之患”，指斥曾国藩、左宗棠等是“甘以通侯宰相臣仆异类”，连曾静都不如。这些汉族官僚，“上者忠君念重，而爱国之情轻”，“下者保宠之愿深，而立名之志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俯首下心”以事满洲贵族，又加鄙视 。

如果说章太炎反对“臣仆异类”，有着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意识，那么他在旅居台湾期间是否已经由“革政”转向革命了呢？还是没有。除上面谈到章太炎当时的政治态度没有越出改良范畴外，还可从他对孙中山、康有为的态度来看。

甲午战争时，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酝酿起义。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在英国被捕，曾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即“心甚壮之” ，“窃幸吾道不孤” 。政变后，清政府通缉康、梁，章太炎以孙中山伦敦蒙难为喻，说：“往者龚照瑗之于孙文，尝有是举矣，而卒为英人所迫胁，索之生还。夫孙文以医药小技，鼓动黔、粤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于中国与否尚未可知，而英人已护之如是。今有为柄用，百日之政，粲然见于记载，中外贤哲，莫不喁喁想望风采，其与夫孙文者，岂舆薪秋毫之比哉。” 把康、梁视为“国士”，而对孙中山发动的起义活动，还存怀疑。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更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 还以孙中山与汪康年并称为“谬”。只是等到由台赴日，与孙中山相晤，“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才认为是“卓识”。“相与谈排满方略，极为相得” 。可见，旅台期间章太炎的思想尚未由“革政”转向革命。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又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说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他在文章中，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和《春秋繁露》 ，说明他还未摆脱康、梁的思想影响。这种“客帝”的论调，也是章太炎后来所说“纪孔保皇”的表露。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 。

“分镇”，也是章太炎在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藩镇“政不己操，而位不久假”，所以“勿能跋扈”。政变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藉”。中国如果“无文武自将之主，而澌灭几至于尽”，所以削藩镇，是“天下之至私”，它只能“行媚白人”。同时，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并举明治维新以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 。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 ，可知章氏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拟议“分镇”的。他反对满洲贵族的昏庸衰朽、丧权辱国，但对汉族地主阶级还有幻想。还想汉族地方督抚“扶危而定倾”，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完成“尊攘”大业。那么，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只是到了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才“鉴言之莠”，进行“匡谬” 。

然而，章太炎提出“客帝”，又缅怀“彼瀛国之既俘，永历鲁监国之既坠，而支那旷数百年而无君也，如之何其可也”。反满的民族意识，却与康、梁的“忠君保皇”有别。提出“分镇”，而“借权”的还是汉族地方督抚，又以曾国藩“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为“失机”，满汉之间，还有界限。这样，在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情况下，促使他和“尊清者”划清界限，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

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治古文经学，一个借今文议政。学术渊源不同，治学方法不同。章氏在时务报馆与康门弟子共事期间，就发生过争论。他自己也感到“论及学派，辄如冰炭”，视“康党诸大贤”宣传康有为学说，是“病狂语，不值一欪” ，又怎会政变失败，同情康、梁，和“纪孔”者游呢？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对康、梁改良派政治主张的赞成。甲午战后，外侮频仍，国势浸衰，康有为等改良派对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官僚进行斗争，提出变法图存的主张，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因此，他曾“赠币”强学会，助编《时务报》，在实际行动中进行了维新宣传，甚至在自己的论著中还渗附了某些今文学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家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氏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 。但当他任职《时务报》前，曾阐述办报宗旨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 。主张“陈古”以“证今”，“引古”以“鉴今”。并且举了西汉王式以《诗经》三百五篇“谏”昌邑王的故事。只要有助于当时政治改革的说教，即今文经师的援经论政，也可用以“证今”。任职《时务报》后，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更提到《春秋》公羊学家所鼓吹的“大一统”“通三统”，也提到喜以阴阳灾异议论时政的《齐诗》。为什么呢？他以为“大一统”是“整齐风俗，范围不过”；通三统是“益损政令，九变复贯”和吸收“殊方异俗”的“长技”，“以卫吾一统之教”。也就是说，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鉴的，可以作为“益损政令”的参考。说明不能“唯旧章之守”，而须“发愤图自强” 。又就《齐诗》的“革命”“革政”加以发挥，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礼秀民，聚俊才”，进行“革政”，亦即实施政治改革。可知章太炎的援用《公羊》《齐诗》，旨在阐明变法的必要性。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期，政治上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运用了今文观点。他治的是古文经学，但在这个时期，对有助于变法宣传的今文经说也不排斥。他所以没有严守“师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而依附今文的康有为等，却在这时展开变法维新活动。以挽救民族危机、进行变法图强来说，章氏对康、梁的政治主张表示赞同。

但是，章太炎和康有为等毕竟不是同隶一个学派，他赞助康、梁，也只是由于时代的特点，而不意味学术思想上的“混一”。学术上的争论，又必然涉及维新变法理论根据的探讨。章太炎同意康、梁的改革主张，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完全一致；而学术对立中产生的理论差异，又每易导使他们政治立场的某种分野。今文经说的“诡诞”“恣肆”，毕竟与“朴学”殊科，“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 。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与之有所争论。在《时务报》共事时，对“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即以为“造言不经”。那么，章氏虽赞同康有为等进行变法，而对其变法理论却有保留；他和康门共事，而共事中并非没有争论。这些争论，又每每基于学术领域中的理论争论；章氏虽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经说，也只是为了变法的需要，而未放弃他古文学派的根本立场。

戊戌政变前，章太炎尽管和康门争论，却未公开决裂，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变法主张又是赞同，并且延伸到政变以后一段时间，对康、梁仍表同情，寓书慰藉，赋诗示意。章太炎留居台湾时期，正是对康、梁政治上仍表同情之际。

章太炎对学派不同的康、梁同情，当时已有人提出异议，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说明，就登在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由于这是论述章氏早期思想极重要的素材，过去未曾为人注意，因此将原文引录如下：

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近世与工部争学派者有朱给谏一新，然给谏尝以劾李连英罢官，使其今日犹在朝列，则移官之役，有不与工部同谋耶？余自顾学术尚未若给谏之墨宋，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自注：余绎周秦、西汉诸书，耶《左氏》大义与此数语吻合。）况旋乾转坤，以成既济之业乎？若夫拘儒鄙生， 糟魄，其黠者则且以迂言自盖，而诗礼发冢，无所不至，如孔光、胡广者，余何暇引为同学也哉！曩客鄂中时，番禺梁鼎芬、吴王仁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谓其与余同术，亦未甚分泾渭也。既数子者，或谈许、郑，或述关、洛，正经兴庶举以自任，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卒成乡愿，则始欲割席矣。嗣数子以康氏异同就余评骘，并其大义，亦加诋毁；余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举室腭眙，谓余变故，而余故未尝变也。及革政难起，而前此自任正学之数公者，乃皆垂头阘翼，丧其所守，非直不能建明高义，并其夙所诵习，若云阳尊阴卑，子当制母者，亦若瞠焉忘之。呜呼！张茂先有言，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今之自任正学而终于脂韦突梯者，吾见其若是矣。由是观之，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持正如工部，余何暇与论师法之异同乎？

这里，章太炎回答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自述“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还引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但政治上却不含糊。所以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至今仍旧“相昵”。

第二，自述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辩”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

第三，自述1898年春在武昌和张之洞幕僚的争议。据《自定年谱》，张之洞“不憙公羊家，有以余语告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因而赴鄂。当梁鼎芬等以康氏异同就章“评骘”，并对康氏诋毁时，章太炎即“抗唇力争”。在《艾如张董逃歌序》中也说：“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章氏即言，“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而使“闻者皆怒” 。

第四，自述政变以后仍与康有为等“相昵”，而对梁鼎芬之流的“丧其所守”则加讥刺。从而指出“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还是主要从政治上着眼的。

照此说来，章太炎在旅台期间，自述“行谊政术”与康有为等相合，他对康有为等是同情的。过去，他和康门在学派问题上有过争论，当时他怀疑的是“改制”的夸诞外衣，而赞同的则是“改制”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现在，康、梁遭“侦捕”，自己也出亡，在今文、古文的传授得失、治学途径上“始终不能与彼合”，至于政治上还是同情康、梁的 。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是政治上的同情，是对康、梁变法维新事业的肯定。他在戊戌前后，思想上还停滞在“革政”阶段。他自己还没有划清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

当然，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孕育较早的。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面目日露，跟随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终由改良走向革命，和康、梁也终告决裂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6g0UIcs1GFJOmvtpRcZbQCxORmI5BQRD8U1lFhA/XmTA2c3ecrmEiUNRUDRjnm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