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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都有关联的人物。但他的遗文很少，方行同志编辑《樊锥集》时，曾注意搜集毕永年遗文，也只从书刊中掇拾少量残片。1983年11月，我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和做研究，蒙冈山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石田米子先生赠以木堂（犬养毅）纪念馆所藏书翰，内有毕永年笔谈、题诗，当即抄交中华书局编辑部，请补入《樊锥集》作为附录。次年，又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第1卷1门6类1项4-2-2号内，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ノ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纪〉送达ノ件》，附毕永年《诡谋直纪》（下简称《直纪》）。凡四纸，抄件，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系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亦即记到政变发生为止，书名则为清政府官僚所拟。《直纪》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
《直纪》原文是：
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暂寓广升店。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往见康，仆即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乍逢，欣慰之至。且得悉闻康之举动，盖钱亦有心人也。
二十九日，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夜九时，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仆曰：“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趣（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仆曰：“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康曰：“且再商也。”正谈之时，而康广仁、梁启超并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仆曰：“何不敢乎？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袁，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兄但允此事否乎？”仆此时心中慎筹之，未敢遽应，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仆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俟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梁亦大赞曰：“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也。”仆知为面谀之言，乃逊谢不敢焉。康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
初二日，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且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则仓猝之间，彼此交浅，何能深言，又何能行事耶！心中不决，乃与广仁商之。广仁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乃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我一命虽微，然不能糊涂而死也。且事贵审谋熟虑。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乎？且先生令我领百人，此事尤不可冒昧。盖我系南人，初至北军，而领此彼我不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即起孙、吴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况我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我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皆诧为异事也。”广仁不悦，冷笑而出。夜七时，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必败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康亦盛气谓仆曰：“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仆知广仁谮我，盖疑我为利禄之徒，以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
初五日，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午十二时，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携仆手曰：“兄来甚善，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为其笔述之任，可乎？”仆诧曰：“我非来京觅食者，因先生命我留京，欲令我助彼，故我滞此多时。今先生既出京，而前事已作罢论，则仆亦须东往日本，践徐君之约矣。仆岂来京觅食者乎？”即愤然辞出。夜十时，即致一书与谭，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也。并致一书与梁作别，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尚有多事相商。并云：“公行何神速也。”
初六日，早七时，仆急驰出京，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
《直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后面所附抄送日本外务省的，据小田切报告，这是戊戌政变后，自“湖南唐才常等改革党等处搜查”所得，抄件用的是“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来源是有据的。
从《直纪》的内容来看，它确是出于毕永年之手，不是他人所能“伪造”或“代笔”的。举例来说：
第一，《直纪》谓“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次日“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查冯自由称，毕永年“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
。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五日到京，七月二十日“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直纪》载其“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时日可信。钱维骥住北京南海馆，因与康有为同址，于“八月初六”被捕去，也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
第二，《直纪》“七月二十九日”记：“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记康氏语气，情态逼真。又，井上雅二本年有日记，夏历七月二十九日，当公元9月14日，井上是日记曰：“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改革派志士。”七天前（七月二十二日）记曰：“同湖南有志之士毕永年乘英舰北行。”
平山周也说：“平山抵烟台，曾一登陆，适毕永年自上海至，因同船至天津，偕进北京。”
此后，井上屡记唐才常、毕永年事，则毕永年导井上、平山等见康有为，凿凿可靠，可证《直纪》之真。
第三，《直纪》“八月初一日”记：“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查光绪皇帝于“七月二十九日”召袁世凯至京师。本日，赏“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第一页。
第四，《直纪》“八月初一日”记，毕永年建议“催唐君（才常）入京而同谋之”，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赞同，“乃同至谭君（嗣同）之室商之”，于是“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查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时务学堂被顽固派勒令改组的前夕（1898年9月下旬），先长兄应谭嗣同电召，将赴北京参与机要，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万分骇愕，折回湖南。”
唐才质在政变前后追随唐才常，到过日本，所记自属可信，而《直纪》中所述电召唐才常，出于毕永年的推介，则为其他书籍所未载。
《直纪》所载康有为等对袁世凯的幻想，以及“劝袁兵谏”诸事，在《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袁世凯《戊戌日记》中也有印证。因此，《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据的，资料是可信的。
《直纪》可贵之处，在于它载录了政变前夕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后党政变阴谋渐露的情况下筹商对策，拉拢袁世凯的具体情节，留下了一份当时的原始记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新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只要看“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十二次赴颐和园去见慈禧，说明光绪不敢公然违反隐持国家大权的慈禧的意旨，也说明了光绪所以去“请安驻跸”，是为了去窥探慈禧的意旨，且担心变法的失败。例如，四月二十六日，光绪至慈禧处，次日即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命王文韶入京，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初四日，再至慈禧处，当天即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次日，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看出光绪之无权和后党首先从人事安排上布置的活动。此后，光绪曾数至慈禧处（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三十日，六月十三日，七月初一日），这时虽说是“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
。实际上后党正在从容布置，待机而动。所以“请安驻跸”后，仍即颁布新政“上谕”。七月初七日，光绪至慈禧处后，次日还宫，即谕知阅兵日程，这时后党的阴谋已渐暴露。七月十九日，光绪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革职，二十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后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阴谋筹划政变。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是在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二日接连发出两道“密诏”，交杨锐、林旭传出，嘱“妥速筹商，密缮封奏”。
康有为等看到“密诏”后，“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他们看到情况紧迫，决定拉拢袁世凯，《直纪》对筹商、拉拢经过，记录甚详，可供参考。
过去，对这段经历，康有为、梁启超虽都提到，但语焉不详。《康南海自编年谱》只记看到“密诏”后，“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只言谭嗣同“初三日夕”往访袁世凯，对如何筹商，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只在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看到下列一段记述：
有为方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
这段记载，因缺旁证，致晚近治史者很少援用。但从《直纪》看来，冯自由的记载，倒是有根据的。
毕永年到了北京，移住南海馆，和康有为在一起，第二天就约日本人平山周等访问康有为。当天晚上，康有为告诉毕永年“今日之危急”，说“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准备发难勤王，“召袁世凯入京”。毕永年认为，“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康则信而不疑。八月初一日，毕永年又与谭嗣同商量，谭也以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晚间，“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有为以为“袁必更喜而图报”，要毕永年到袁世凯“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幻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由毕永年“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毕表示不能“独任”，提出催唐才常“入京而同谋之”，谭同意催唐，但主张“稍缓时日”。初二日，毕永年因“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心中不决”，和康广仁商量，康广仁责以“拖泥带水”，彼此不悦；毕永年又找康有为，有为说是“不用先虑”。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勤王，率死士杀荣禄，除旧党”
。初四日，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谭“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并告以“尽以密谋告袁”。毕以为“事今败矣”，嘱谭嗣同“自谋”，自己也迁寓宁乡馆。初五日，康有为已“急出京”，康广仁、梁启超想介绍毕永年到李提摩太处“为其笔述之任”，毕见“诸事已作罢论”，“即愤然辞出”；夜十时，致书谭嗣同，“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初六日，政变发生。
毕永年在叙述这段事迹时，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考虑拉拢袁世凯时，意见并不一致，且曾有过争论，到袁世凯处夜访的虽然是谭嗣同，但提出这项主张的却是康、梁。谭嗣同为此事“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没有记录当时密商细节，只言谭嗣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劝以“勤王”的经过，以致有人误以为拉拢袁世凯由谭嗣同提出，这是不对的。
第二，康有为等人要拉拢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惯使两面派手法，迷惑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利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
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办理练兵事宜。当晚康、梁正在晚餐，“忽传上谕”，“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较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增加了对袁世凯的幻想，加速了“请袁勤王”的步伐。
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以及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突然被召见和超擢，仍然引起后党的不安。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驻长辛店，调聂士成军驻天津，“防袁有变”
。就在这时，光绪“十分焦灼”，发出“密诏”。康有为在八月初三日接到“密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直纪》记载：“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谭嗣同深夜往访，袁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想提前请训回津，听到“新贵近臣，突如夜访”，立即“停笔出迎”。谭嗣同说：“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又说：“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
他要“说袁勤王”。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他“必不空回”，便诳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投靠光绪，自身不保；投靠慈禧，高位易得。就在初五日请训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次日，政变发生。
参稽《直纪》所载，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拉拢袁世凯的具体经过，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不是没有觉察。毕永年就认为，“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极无胆”，“终疑袁不可用也”。谭嗣同也认为“说袁勤王”，“此事甚不可”。谭嗣同在“将奈之何”的情况下夜访袁世凯后，也是“气恹恹然”，感到“袁尚未允”，感叹“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
然而，康有为却对袁世凯幻想极大，一则曰：“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问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再则曰：光绪召见“隆以礼貌，抚以语言”，“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三则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四则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梁启超也认为“袁大可者”，康广仁还责备毕永年的怀疑是“拖泥带水”。
《直纪》不但逐日记录了筹商的情节，留下了一份研究政变史的绝好史料，而且对袁世凯的两面态度也有刻画。如记康有为“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趣（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使康有为认为这是“允据”，反诘毕永年：“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又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后，谭嗣同虽感“袁尚未允”，又感“尚未决辞”，难于捉摸。
其实，要说康有为对袁世凯完全深信不疑，也恐怕未必如此，他在“尽以密谋告袁”后，就“急出京”，也感到事态的严重。只是因为后党阴谋已露，而“握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终于幻想超过理智，信任超过防范，于是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成败在此一举”。
那么，《直纪》的发现，对研究各个人物在维新运动时期的表现，也有参考价值。
政变发生后，毕永年即出逃日本，谒见孙中山。不久，唐才常亦避地日本，“永年乃介绍之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画有所商榷”。毕、唐都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攻之议。因康有为坚持保皇，“性情固执，势难合作”，孙中山“乃派永年偕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
。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所藏毕永年笔谈、题诗，正是毕永年赴日、返国时所写。笔谈原文是：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则情形可想，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而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已。
旁边注文：“毕永年，湘南人，字松琥。”似为犬养毅所注，则本件或为毕永年和犬养毅会晤时的笔谈。
题诗《留别同志诸君子》：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
笔谈提到“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似乎矛头还只针对慈禧太后。而题诗则云“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反清的民族色彩，已溢于言表。这是因为毕永年本来和秘密会党有联系，赴日本后又受孙中山的影响，从而逐渐倾向革命。
一个多月后，毕永年经湖南、湖北回到日本，告诉孙中山“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孙中山“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之策。因使永年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合作方法”。永年遂于1899年冬偕杨鸿烈、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人至港，毕永年曾“提出兴中、三合、哥老三大团体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之议”
，并引导杨鸿烈、李云彪等往日本谒见孙中山。1900年夏，毕永年同杨、李诸龙头居沪，“日促总理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得确讯”。这时，唐才常正在上海发起正气会。毕永年感到正气会宣言书既曰“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又说“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是自相矛盾，“以此相驳诘”，唐才常说是“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而杨、李诸龙头在上海又“浪用无度”，“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毕永年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肯从。毕永年受种种刺激，“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他曾贻书平山周，说“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家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
毕永年政变后赴日，幻想“各国干预”，自立军起义时愤而削发，有着一定局限。但从《直纪》和笔谈、题诗看来，他在政变前夕，参预筹商对策，力言袁世凯之“不可用”，以及“举事”之欠“审谋熟虑”。赴日后谒见孙中山，有着反清的民族意识。此后，他多次回国，联络会党，酝酿“大举”，并劝导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不失为一位有志之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和革命尚未明确划分界限之时，毕永年可说是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人物，只是因为遗文较少，史书鲜载，以致对毕永年思想的研究目前尚乏专文。为此，将海外新发现的《直纪》、笔谈、遗诗等进行汇录、考释，也许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