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本书是我在旅居日本期间搜集整理的近代史料、调查访问、讲课记录的结集，以及由此写出的一些论文、札记，共分四卷。

卷一收录论文十一篇。

《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主要论述伊藤博文和戊戌政变的关系。查伊藤博文于1898年9月来华，9月20日，觐见光绪帝，第二天就发生政变。他的来华和政变发生有无关系，过去还缺乏专文讨论。我认为，康有为主张仿效日本，变法维新，而伊藤博文正是明治维新事业的助成者，他的来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见到伊藤表示“快慰”，伊藤对中国的维新运动也表示“垂注”。然而，伊藤的意向，光绪的动态，又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猜忌，促使后党发难，加速了政变的步伐，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生政变。因此，他的来华，和政变发生有着直接关系。

《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刊录了《诡谋直纪》全文，确认它是毕永年的手笔，是政变前夕改良派密谋的原始记录。他们认为袁世凯“可用”，想叫毕永年“往袁幕中为参谋”，“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毕永年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并“尽以密谋告袁”。从而论述袁世凯告密一事，无可怀疑。

《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一文，对“密诏”的来源、露布及刊发中的变动进行考核，认为“密诏”曾经过康有为的改篡。由于第一道“密诏”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的话语，康有为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最初发表时只有“迅速出外”，这个“出外”，对照当天光绪公开发出的明谕，是“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出外”是叫他离开北京。后来康有为加成“出外国求救”，这样，两个“密诏”便成为“奉诏求救”的根据了。

《康有为、章太炎的流亡日本》，是应日本朋友之约专门撰写的。康有为、章太炎在戊戌政变后数度流亡日本，然而，一个由“勤王”演为保皇，一个由“革政”转向革命，一个饮恨而返，一个载誉而归。论文对他们流亡日本期间的活动加以爬梳，试图清理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递变迹象。

上述四篇论文，是我利用日方资料，对照其他文献，重加论列的，如伊藤博文的《清国旅行日记》，森泰二郎的《晤谈节略》《清国皇帝陛下谒见次序》，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其中很多资料未曾发表过，今将原文译出，作为附录。

另外七篇，都是关于章太炎在戊戌、辛亥间的论文。有的是论述他在日本的活动和交往，如《章太炎和馆森鸿》《章太炎的〈社会学〉》《关于亚洲和亲会》；有的则是和他旅日有关的，如由避地台湾到迁居日本，由割辫到革命，以至和孙中山、光复会的关系等。这些论文，有的以前承日本友人提供资料，有的则是刊发后续有新获而予补充的。这些论文，都已译成日文，一并汇辑附此。

卷二是我在旅日期间于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等处发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其中有宗方小太郎在辛亥革命后关于中国政党结社的报告，有记载1900年自立军起事的《井上雅二日记》，还有孙中山、黄兴、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熊希龄，以至善耆、铁良、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书札、笔谈。这些资料，对研究戊戌、辛亥间的历史，极为重要。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报告，是研究民初政党的有用材料；《井上雅二日记》对自立军会议的时间、地点以至起事始末、宣言檄文，留存了一份原始记录；孙、黄、康、梁的书札、笔谈，也可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活动情况。此外，守屋图书馆收藏的《台湾日日新报》载有康、梁及章太炎的佚文；立命馆大学收藏的《新学伪经考辨》，则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书不久日本唯一的“考辨”。

卷三是我在东京、京都、神户的讲稿。赴日以前，本来约我讲三个课题，即《戊戌变法和康有为》《辛亥革命和章太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后来讲课增加了，题目扩展了，根据日方要求，先将讲稿印发，报告时只述要点，连同翻译限在一小时以内，更多时间留作提问解答，讲稿就是当时印发的，现在也不做任何更动。日本友人的提问很有学术价值，我也把它连同当时的解答如实记录，辑成一卷。

卷四是遗迹调查和访问记录，其中有对康、梁在日本的遗迹访问，有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孙文研究会的情况介绍，也有参观日本名胜古迹和著名图书馆的感受。同时，把与之有关的中、日文资料适当汇辑，如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的资料，梁启超及其同人的邮件检查，以至辛亥革命后大阪、神户的反映，等等。

本书的内容，大体如此。

二

中国和日本，鲸波渺渺，一苇相通，有着悠久而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研究中国历史，就不能忽视中日的交往和日方收藏的图书档册。

过去，我在整理康有为和章太炎的论著时，总感到他们留居日本的时间很长，一定有资料留存，即使是片鳞只羽，也是弥足珍贵的。1978年以后，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我看到了一些留存在日本的论著、散札，更感进一步求索的必要。1983年11月，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至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学和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专程相邀。我想，这次访问，除讲学任务和学术交流外，顺道查访和中国历史有关的资料，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时间仅六个月，书档如烟海，怎样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寻觅这无穷的资料呢？当时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古籍善本，二是近代史料。

这样，我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在东京，先后参观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档案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东京大学文学部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还有明治文库，为了查阅《台湾日日新报》，访问了守屋图书馆。在京都，参观了京都大学图书馆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饱览书藏，饫闻瑰诡，获得了不少可贵资料。

应该说，这些资料是在日本朋友的热情帮助下获得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滨下武志助教授、坂元弘子女士陪同我参观了东京大学几个图书馆，户川芳郎教授陪同我参观了静嘉堂文库，中原まずゑ女士、毛里和子女士陪同我参观了国会图书馆，藤井友子女士、大里浩秋先生陪同我参观了外务省档案馆，小岛淑男教授、山根幸夫教授、久保田文次教授陪同我参观了东洋文库，阿川修三先生陪同我参观了守屋图书馆。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教授除寄赠《拙存园丛稿》《新学伪经考辨》和不断提示线索外，还使我看到了京都大学珍藏的山井鼎校本《七经孟子》，狭间直树教授、森时彦先生更亲陪同，检索书藏。此外，冈山的石田米子助教授、京都的坂出祥伸教授、大阪的彭泽周教授、神户的陈德仁先生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还有久保田文次教授、松本武彦先生、藤谷浩悦先生陪赴横滨，古岛和雄教授、近藤邦康教授、田岛俊雄助教授陪赴箱根，北山康夫教授陪赴奈良，山口一郎教授、陈来幸女士陪赴须磨，等等。如果不是日本朋友的支持，是不可能获得这些珍贵藏本的。因此，这里也凝聚着日本朋友的友谊，他们在百忙中联系奔走，甚至在朔风凛冽、雨雪霏霏的天气下驱车引导，深情厚谊，使我永难忘怀。

三

1984年回国以后，在上海、南京做了访日报告，江苏古籍出版社约请撰书出版，我也答应了。但不久又两赴香港，一去美国，自己手头还有其他研究任务，岁月蹉跎，卒卒无暇，直到最近才勉予整理，汇成四卷。

这四卷的内容，都和我专业研究有关，也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方面，原拟定名为《从戊戌到辛亥》，又因它是旅日期间积累撰成的，似乎还得有个“书名”。然而，腹笥甚虚，苦无佳称，经商请郑逸梅老人，题为《乘桴新获》，并蒙谢稚柳先生题署，谨此布谢。至于日文资料，也有好多同志协同翻译，已在每篇之后，注明译者，这里就恕不一一列举了。

汤志钧
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