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关系文书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日本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曾将其中文书，编纂成书，由塙书房出版。第八册印于1980年2月28日，内有《外国人书简》，收荣禄、汪康年、汪大燮、奕劻、蔡钧、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梁启超、林辂存等函多通，颇有史料价值。今除一般酬应函件略志始末外，按原编次第，录之如下，并赘附志。

荣禄致伊藤博文函，发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即1899年），系接伊藤“以整军丰财为务”之函而复。查戊戌七月二十三日，伊藤由朝鲜来华，拟“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 。二十六日至天津，次日谒荣禄，荣“即命驾拜会，即于下午六点钟在北洋医学堂张宴款待”，袁世凯、聂士成等作陪 。致荣禄函中述“昨岁津门”事，政变发生，伊藤协助梁启超避居日本。李鸿章请将康有为“执获送回”，答以“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概伊藤当时考虑帝俄屯军我东北，而后党则亲俄，故“书中备言欧亚情形”。荣禄复函为：

伊藤侯相阁下：昨岁津门，幸同尊酒，惜分襟较促，未罄所怀。比奉手书，谂知绿野优游，起居佳胜，颂慰无似！书中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不图自强，贵国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等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楢原参赞昨已接晤，议论通达，不愧使才，固知大匠之门，定无欂栌细干也。此复，敬请台安。不备。荣禄顿首。中三月二十九日。

“客秋”，指戊戌八月政变。荣禄于戊戌五月，即授文渊阁大学士，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故称“忝膺重寄”。此书发后，伊藤似有复书，后有荣禄复书，无月日：

来书音同笙磬。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中事庶有豸乎？用是兢惕昕夕。不遑。

汪康年致伊藤博文电，发于1901年3月22日，称“二十二日午后八时，上海发，俄约（《中俄密约》）事急，贵政府据理力争。汪康年等百六十五人”。

汪大燮致伊藤函，发于1903年10月18日（明治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时汪任清政府留学生总监督，返国后重抵日本，函请伊藤约定会晤时间。

庆亲王奕劻致伊藤函三通，一为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即1899年），言刘学询等赴日“考查商务”事，函云：

昨因咨查商务，接晤贵国小田切领事，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洞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区区愚诚，想在洞鉴。现奉谕旨，简派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亲赴贵国考查商务，并偕贵国小田切领事东旋，赍有国电一书、密码一册，呈递贵国大皇帝，又奉皇太后、皇上旨意，致送贵国大皇帝礼物各种，一并赍呈。届时务祈遇事关垂，加以优待，实为厚幸。东向额手，无任瞻驰。专肃布命，祗颂勋绥。名另具。

另一函，仅署“正月二十四日”，无年份，查函称：“客秋剑佩雍容来游”，指戊戌秋伊藤来华，中述“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此三逆者”，指康、梁、王政变后逃避日本，则亦发于光绪二十五年。函云：

客秋剑佩雍容来游，日下驺旌莅止，揽胜神皋，屡接清尘，幸陪曲宴，东道之谊，诸恧 亵，骊歌旋赋，别思滋深。伏承君侯以纵横八表之姿，握经纬六弢之略，当其坐谋帷幄，运素书黄石之奇功，及夫颐志林泉，饶绿野平泉之风度，辉映竹帛，身名交泰，史称谢傅，勋高百辟，心在一丘，何以加兹。

曩者得聆闳词伟论，忠告之雅，披忱解带，洒落无藩篱，于古今时变之会、军国利病之要、弱噏强张之机势、龛时固圉之圣猷，胪举良图，动中窾要，深资启发，默识于衷。何幸蓬心得资药石，下怀感佩，莫可言宣。傔从南游，当即电致岘庄、香涛两制府及闽、浙诸帅，薄尽款曲， 矢郊迎，倾盖所至，以山水华滋，发 襟抱。旋闻匆匆回驾，东指扶桑，契阔相思，正殷翘企。乃荷长笺远贲，义重金石，信媲井青，再四循诵，焕若神明，旷若复面。承眷注敝邦，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两言扼要，推阐尽致，公诚之心，溢于楮墨之外，自非代为擘画，披心洞胸，谁肯发兹盹切匡救之言，敢不竭鄙怀所欲陈，以副雅命。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谋国之术，因时消息。尊示宜早画定规模一语，实为万金良药。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朝廷饬各省兴农桑、修水利，以殖民生，制造土货。经营矿产，以扩商利，风气初开，收效颇纡。至各省练兵之事，绿旗营操防乃系旧制，勇丁召募创自湘、淮，初用以剿平发、捻，因其性习土俗，部勒异宜，如湘、粤习水师，淮、楚习步，东三省习骑，各有得失之处，迨相沿日久，致有彼此互异、军械不齐之病。现疆圻大吏多取贵国成法，汰弱留强，观摩教练，所有操阵步伐、枪械口径，改归一律。局厂制造，毋许式样参差，以杜往日药不合弹、子不合膛之弊。京畿三辅，首练劲旅数大枝，亦一律用德国陆操，与尊恉所勗勉，不期而合，自顾辁材，猥缘肺腑，久膺重寄，尚望他日之助，时赐攻错，以冀有成。

抑又有进于此者，东方大局，辅车之势，唇齿相依，譬诸箭笥，众则难折，单则易摧。苟贵我两邦根蒂深固不摇，有同心断金之益，则彼殊域种族不同，志存蚕食者，不复妄冀渔人之利。贵国商务，三面皆海，惟倚支那沿海贸易为岁入大宗。倘从兹市舶常通，阋墙无衅，域中数大〔？〕，桴鼓不惊，修明政事，以共保我东方长势，乃息事安人之长策也。惟垂察焉。

别示援西律国事犯之例，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此三逆者，簧鼓邪说，谋危社稷，天下之恶，亦贵国所同深愤嫉者也。今蒙贵国政府格外严防，妥加管束，弥佩贵国代表友邦禁遏乱萌、益昭信睦之至意。惟此等行同蛇蝎、反复悖逆之人，久在东瀛，亦足为人心风俗之害。据鄙意请贵政府察及，似不若驱之出境，勿使污渎一方清净也，则蓬莱方丈，永绝魑魅网两之迹，不亦善乎？专肃奉陈，祗颂勋安，惟希雅鉴，不尽赡驰。庆亲王泐复。正月二十四日。

第三函亦无年份，末署“三月二十八日”，并附“庆亲王名刺”，系接伊藤复函后答，略云：“承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关爱友邦至意，溢于言表，感泐曷胜。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前函已备述之，计日当荷鉴及。其不尽之言，已与楢原参赞晤谈，自必代达一切，尚希垂察为幸。”

蔡钧致伊藤博文函，系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带至东京，赠“织绒福禄寿星中堂一幅、织绒挂屏四幅、龙须草制贡蓆二张、上品龙团红茶一箱”，别纸《伊藤博文赞》，中多谀辞，无年月。查蔡钧，任上海道，政变后开缺，此或书于戊戌八九月间。

徐承祖致伊藤博文书四通，徐当时为清驻日公使。第一函送“土产三色”，又其“先严遗著一种”；第二函附送“北京佳种”葡萄树；第三函为归国后发；第四函则“自丁亥冬”离日，“已经十载”，“卒至落职，勒赔巨款”，“景况日窘”，乞伊藤“俯念穷途旧侣”，便中致李鸿章一函，“恳其赏派差使”。四函均无年月，惟寻第四函所述，一、二函应写于丁亥前，当光绪十三年前；第二函则为“戊子夏”所发，当光绪十四年夏。

盛宣怀致伊藤博文函，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即1899年）发，言煤铁事，并附其父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两部，函云：

沪江畅挹风裁，藉聆绪论。送别以来，正深驰想，兹奉惠书，备荷雅注。承示煤铁一节，诚两国有益之举，和田督办由武昌折回上海，面议章程，虽稍苛细，然仰体邦交挚意，已于今日签订合同。和田督办与大岛矿师历炼俱深，足见贵国人才辈出，各擅所长，尤为钦佩。借便寄呈《经世文续编》两部，聊以伴函。

张之洞致伊藤博文书，光绪二十四年于武昌发，无月日，函云：

春亩侯相阁下：前承驺从莅止，江汉生辉，连日盘桓，欣聆伟论，只以行旌匆促，未罄所怀，殊为怅惘耳。昨奉沪上惠缄，猥以东道简亵，尚辱署诸齿颊，尤深愧汗。兹悉大旆即日东旋，辰维迎春纳祐，为颂无量。前者承论亚洲大局各条，良规卓识，启发深切，莫名感佩。弟以驽朽下材，处兹危局，举凡一切补救之事，夙夜汲汲，思付厚期。惟自愧力薄权轻，才庸智钝，百忧丛集，寸效无闻，上无以报国恩，下无以慰朋好，中心如焚，夜不能寐。昨与小田切总领事倾谈，略述艰窘情形，谅达清听。此次选派学生赴贵国学习武备，尚祈俯赐关垂，是所翘祷。东方大局日新月异，以执事勋望煊赫，大云再出，自在意中，海鸿西来，尚祈时锡箴言，藉匡不逮，幸甚幸甚。专肃布臆，敬请勋安，诸惟亮照。不备。愚弟张之洞顿首。

李经方致伊藤博文函两通，其一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伊藤“避暑地远，丧服中又不宜出，未及诣别，返满回任，再奉清谈”。其二无年月，赠以景泰窑花盆一只、景泰窑七宝盘一对、金华火腿四只、五香盐鸭两只。

李鸿章致伊藤博文书两通，其一发于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治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即1887年），函云：

春亩尊兄大人阁下：久阙音尘，思与日积。东风入律，寰海镜清。遥惟筹荣宜勤，同时集祜为颂。昨由徐孙麒公使递到惠函，犹在崎案未定之时，远虑深情，溢于简牍。此事今已议结，更无纤介之嫌，曲直是非，不足复论。兵捕互斗，各国恒有，迩时变起仓卒，并非在事将吏所能预防，爰书既署，校量秒忽，一再争执，遂至累月，旁观推波助澜，曲为附会，望风瞻气，工于推测，乃几几乎如来书所云，假端启衅相矣。每念吴楚之祸，始于争桑，扬益之睦，犹疑增戍，杀运之兴，肇端甚微，而谗人交构于形迹之间，尤可惧也。方事之殷，流言沸腾，愚者之惑，亦有数端。初疑于客主之不敌，杀运之过多；总疑于悬案之待质，以为有心延阁；终疑于各处报馆不根之说，以为或出于战争，空穴之风，非尽无故。而鄙人力排众议，弹压流俗，惟明睦邻之大义，勿辱阋墙之私忿，而又虑其久不得结，愈生枝节也。遂有提案京津之议。盖解纷者必握其纽，事既在我，则他人不得而摇夺之，其所以不恤人言，独以身任者，匪惟两朝交谊，军国大计，人位之分，当然亦深感于诸葛丞相翼戴约信之殷，必当出身以分其责也。循诵来翰，明允笃诚，和平感听，徐公使书亦具述，勤勤恳恳之至意久要不忘。于兹益信东瀛、北海，两地一心，盈廷之评议，中外之造言，举不足惑吾徒之视听，而何论于区区文书之末哉？欧洲合纵连衡之局，积衅弥年，而发见于近日。顷闻新报，又似少弭。然厝薪伏火，终于必燃。法怀会稽之耻，誓报东门之役；俄背海上之盟，谋开南牧之路。惟英与德岂能宴然。昔人之论纵横者，以三晋之合离，为秦楚之强弱。今则局势阔远，合两洲之大而为七雄，又非春秋战国之比。亚洲独表东海，真为局外，不能为宋之弭兵，但可为魏之两谢凉州，倚柱自可远观。我两国正如金瓯，无一败欠，诘尔戎兵，明其政刑，真其时也。阁下高掌远蹠，目营四海，当有奇策挥斥八极。时望雄论，开明心目，引领东顾，未尽所怀。专泐布复，顺颂春祺，惟照不宣。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李鸿章顿首。

其二发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894年），值甲午战发，请德璀琳代达情愫，可见其“议和”本旨。函云：

敬启者：光绪十一年，因朝鲜事，贵伯爵大臣惠莅津门，与本爵大臣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定议画押之后，满拟玉帛千秋，永敦和好。梦想不到者，际我身世，尚生兹祸乱也。当乱机初发，尝思弥缝遏抑，力求其平。迨至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本爵大臣深叹息焉。虽然，事至今日，事皆背戾，而本爵大臣所愿两国平安之志，念念不忘。夫胜败无常，莫知究竟，若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此中损益，不待智者而知。因思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奏蒙我皇上钦派德璀琳前来，晋谒贵爵大臣代达情愫。德璀琳在中国久任艰巨，为朝廷及本爵大臣所倚重。且深悉两国情形，熟稔和战利害。从前办理条约，彼亦参赞其间，请即赐见垂询，可知心腹。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专此布臆，顺颂勋祺。不尽欲白。名另具。

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写于戊戌政变发生，避于日本大岛军舰中，以光绪之“生死”，为清朝“存亡之所系”，“望与英美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附片请营救谭嗣同等，已另入《梁启超佚札辑存》，兹不赘。

林辂存致伊藤博文函两通，其一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即1899年），谓“八月于都门使署，一见颜色”。“事后康党案发，崇维新者，悉被株连，鄙人以西学故，恐被言官罗织，遂请假出都”，于“西历元旦来厦”。以为日本“所辟租界，业有数区，将来当以厦门为巨擘”。“惟台湾口岸，未知可许敝国派领事驻扎否，以襄办商务”。其二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即1901年），谓于二十六年夏，“承儿玉总督招游日本，躬诣公门请谒”，“竟不获一见，怅然而返”。又言“去年与儿玉总督创办东亚书院，一切章程皆手为厘订”，“今年又与上野领事，开设赤十字社，于行善中寓联络之意”，“欲将支那、日本两地之人心，融成一块，以期相扶而起”云云。末言“但能乘此和局未定，于条款中力请支那政府速行改革。改革之实验，尤须将戊戌政变诸达官志士一齐使用，定有成效可观”。查林辂存，福建厦门鼓浪屿人，戊戌政变起，八月二十二日，黄桂鋆劾其“请废中国文字”，“此皆以变法为名，阴用汉奸之计，非寻常莠言可比，请饬查各衙门代递条陈中，如有此种谬说者，概行革职”。 第二函发时，正“辛丑议和”时。

黎庶昌致伊藤博文函，发于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1889年），系将李鸿章复伊藤函附送，但李函未见。

末有《外国人差出人不明》函数通，其一应为张之洞致伊藤博文者。今先录如下：

春亩通侯仁兄大人阁下：远隔风仪，久疏执讯，倾思积慕，不暂弭忘。近闻元老壮猷，俯从人望，钧衡再秉，许国匡时，欣诵之怀，难可言喻。曾托小田切总领事暨敝国李木斋星使代致贺忱，知邀鉴及。目前大儿权游历贵邦，猥叨容接，殷怀挚谊，感戢尤深。兹敬启者，敝历七月初，闻有富有票匪倡乱长江，先在大通起事，江皖查出伪示各处，始知是康、梁逆党所为，旋复聚集武汉间，匪徒潜谋不轨，幸经破获，则康、梁弟子唐才常在焉。一切纠匪谋逆实情，供认不讳。国有常刑，不得不执法从事。嗣得李傅相与驻英罗星使往复电告，及湘省同时获匪所讯口供，均有康、梁主使，寄钱纠匪确据。近日广东德制军电知惠州匪乱暨广州省城炸药轰毁抚署，情节亦复相同，其所勾结皆系无赖会匪、两粤三江两湖，蔓延几遍，计谋凶狡，振古未闻。

盖康有为于外情世态，极善揣摩，当运穷变亟之秋，既以立宪维新之说诳诱少年，浮薄之文人又以民权自立之说，煽动江湖桀黠之群盗，冀尽天下智愚贤不肖咸堕其术中，然后惟所欲为，求遂其盗窃非常之举，真可谓乱臣贼子之尤者矣。海内之人，关心全球大局，不知中国实在情势，但急望中国变法自强，或遂以其能言新而误信之，且以其言保皇而深许之，初不料其诈伪凶险，一至于此也。此次提获唐才常等种种逆据，并军械火药等物，其会其军以自立为名，其谋以焚杀劫掠占据城池为事，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皇权始”等语。夫遵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其平日对外人所言，保皇果尚足信乎？而国会中人如唐才常等，竟甘心附和之、推戴之，悖谬极矣，弟于此辈少年文士，极愿培养其才，开通其智，勖以忠爱，进诸文明，储备国家他日缓急之用。不意康、梁从而煽惑之，得罪名教，干犯王章，鄙人当执法之时，未尝不深悯其愚，而惜其为奸人所 误。爰特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并于百忙中，别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广为传布，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颇闻在东游学诸生，习闻康、梁邪说，不无张脉愤兴之病，文中故兼及之。能少一人附和，即少一人株连，告诫 ，亦保全之微意也。

贵国与我邻壤同文，教以伦理为科，人以忠义为本，敦尚气节，最重尊亲，爱其国则如家，戴其君则如天，鄙人素深佩服。苟如康党阴谋暴行，自复宗邦，凡热心之士，必且共为鹰鹯之逐、豺虎之投矣。兹将告示稿、劝戒文，各备十册附呈台览，借可见鄙人办理此案之苦衷。向使康逆谋乱果成，东南各省同遭蹂躏，则华洋商务全局，必将搅扰不堪，是以李傅相特商英国政府，承允转饬新嘉波、香港两总督及驻华各国领事，于该匪潜来界内，立即查拿拘禁，勿再容留。澳门总督亦经粤省照会，复准代为拘拿。并拟有办法三条，极为妥协，已由敝处咨请李星使照会贵国外务大臣查照，一体切实施行。阁下维持东亚，夙具同心，倘有此种枭獍之徒，潜留宇下，万望会商内务、外务两省协力驱除，勿使凶人得以假息，弟非必欲穷其所往，盖亚洲时局，现在已极艰危，东南江海奥区，万不可再生祸乱，况必中国之内讧靖，而后外洋之商务可兴，大局所关，固彼此两利者耳。专缄布意，敬请勋安。名正具。

查此函首言“大儿权游历贵邦”，权，张权，字君立，张之洞之子；中述自立会，“提获唐才常等种种逆据”，此固张之洞在武昌所为；《劝戒国会文》亦之洞所拟，康有为且专文批驳。那么，此函是张之洞所书，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书简中，另有兴亚协会议员粤东吕靖、广东大埔李宝森诸函。

我另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原档中，录出《清国旅行日记》《晤谈节略》《清国皇帝陛下谒见次序》等有关伊藤来华与戊戌政变资料，已录入本书卷一。 R1xLNXkKcRwBp8SUQDA1XYyhH9cVpkoCNnv1s1mfJS5dOx02jA0HW4yPFVdes/K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