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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后来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章太炎呢？曾经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度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本来是毋庸置疑的，而“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却有意抬高章太炎，贬低孙中山。这样便把历史颠倒，黑白混淆；而如何正确评价章太炎，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究竟怎样？是追随还是反对？是“早已反孙”，孙中山死后仍“余恨犹在”；还是“中途弃捐”，渐告判离？章太炎又是为了什么闹矛盾、搞分裂？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对章太炎做出正确的评价。
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判断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还得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剖析。
章太炎是在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走出书斋，参加政治活动的。最初，他赞成维新变法；政变发生后，还和“尊清者游”，对改良主义者表示同情。他开始听到孙中山的名字，是1897年春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编辑时，“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
。1899年6月，他由台湾“渡日本”，经过梁启超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
。7月17日（六月初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初晤后的感受：“兴公（指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既誉“卓识”，又未深信，但心目中已对孙中山留下了印象。
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起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1901年，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1902年2月（正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起初感到梁启超“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从而因其“交嫌”，欲为“调和”
。接着，偕秦力山往谒孙中山，自称：“时中山之名已盛，其寓处在横滨，余辈常自东京至横滨，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
“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
。在孙中山的启发下，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的《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章太炎还在孙中山的赞助下，准备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当在东京为日本军警阻止，改在横滨补行纪念式时，章太炎宣读纪念辞，孙中山担任主席，“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凡七十余杯殆尽”
。这年，章、孙“定交”，关系很大，直到十年以后，龃龉渐深，章太炎仍追怀往事，不胜缱绻：“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对阳（日本对阳馆），相知最夙，秦力山所以诏我者，其敢弃捐。”
1903年6月，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在狱中，参预筹组光复会。三年出狱，孙中山特派同盟会代表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从《民报》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到二十四号（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中间另增《天讨》一册），他一直坚守《民报》阵地，中间虽一度以脑病辞职，仍挥笔不辍，时有论议。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膻，建立民国”
，《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
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尽管他的文章有着狭隘民族主义，渗有“国粹”“宗教”等消极因素，但他宣传革命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他没有“早已反孙”，而是由于和孙中山“定交”，加入同盟会，从而论战文章，针锋相对，“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成为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一时期，章太炎由改良到革命，由和孙中山相识到“定交”，由入狱到主持《民报》，由筹组光复会到参加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中的光荣岁月。他当时之所以影响大、功绩显，应该说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
1908年《民报》封禁前后，章、孙关系起了变化。还在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在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非议。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勾结，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向日本内务省交涉无效，《民报》停刊，章亦离职。此后，孙中山派人秘密续刊《民报》，名为巴黎发行，实在日本印刷，章太炎又闹派别纠纷，斥之为“伪《民报》”。接着，陶成章到南洋筹款，和同盟会争夺地盘，又重组光复会，章、陶任正副会长，对孙中山发动攻击。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旧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肯和孙中山合作，不愿长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拆了孙中山、黄兴的台。5月，黄兴条陈国民捐和劝办国民银行办法，章又以为“勒迫必自之生”，加以反对。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他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
。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逐渐变成袁世凯手里的驯服工具。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震醒起来，对袁世凯不信任了，但是依靠谁去对付这个掌握兵权的军阀呢？他想到的还是清朝旧军官、民国新军阀黎元洪，章太炎遂跑到武昌，去找这个清朝的湖北新军协统、当时的副总统，结果不得要领。于是由鄂赴京，由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
。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
。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鸷，正与西太后大同”，又骂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
。“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
。8月，“冒危入京师”，为袁世凯幽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二时期，章太炎由非议孙中山到重组光复会，由“同盟旧人”到和立宪党人沆瀣一气，由反对孙中山到为袁世凯利用，这是他“渐趋颓唐”的关键时刻。他的倒退，不能说与暌离孙中山，闹分裂活动无关。
1916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
，主张维护。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7月11日，出席黄兴为准备北上两院议员举行的饯行宴会；7月15日，出席驻沪粤籍议员的欢迎会；7月28日，出席孙中山招待中日两国人士的宴会。他大都“起立发言”，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又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
。
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与孙中山两次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
。6月7日，张勋率兵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争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矣”
。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绥寇之资粮。”“今者群益鸱张，叛形已著，黄陂（黎元洪）与之讲解，实同降伏”
。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和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划”
。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极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
。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和孙中山函电往返，孙中山希望章太炎“时慰箴言”，劝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分兵东下”；章也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这段时间，章太炎是基本上追随孙中山，赞成护法的。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的思想逆转了，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
。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须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
。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省自治不可反对为献”
。不久，孙中山决定北伐，章太炎担心“出湖南”要影响他心目中的“自治模范”。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章太炎和褚辅成联名电请孙中山“惠然来沪，赐以教言”
。8月1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次日发表宣言，重申决心为共和而斗争，章太炎又“不肯先见”
。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10月，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很是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再次背离孙中山，进而反对共产党。
不过，孙中山北上时，章太炎还“入谒为别，及孙公在宛平不预”，又“手疏医方”，嘱但焘“致之左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章太炎参加商讨治丧事宜，“主张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为纪念孙公之功勋起见，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追予国葬，以符孙公生前主张”
。并发表谈话，“三民主义为先生所首创”，“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坚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
。4月12日，上海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壁间悬有章太炎的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挽联尚有微词，而《祭孙公文》则称，“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律专壹，吐辞为矱”，颇为称誉。可知章太炎在孙中山逝世时，还没有“余恨犹在”“放言谩骂”。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三时期，章太炎由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到西行联络唐继尧，由“联省自治”到反对孙中山的统一主张，由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到另组辛亥同志俱乐部。思想急剧倒退，“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大体就是这样。
章太炎和孙中山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每每是在革命的重要阶段或关键时刻。
章太炎在同盟会中闹分裂、攻击孙中山，是在全国革命运动日渐高涨，武装斗争不断展开的时候。它发端于1907年，是由于《民报》的经费和续刊问题引起的。当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时，从一万五千元馈金中提出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当时《民报》经费确有困难，萍乡之役以后，“《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但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经费更是困难，章太炎却对此不能谅解，加以诘难。这时，同盟会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失败，有些不坚定分子因此表现消极。孙中山离开日本后，“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1908年10月，《民报》被封禁，孙中山正在南洋各地加强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筹办军饷，章太炎“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孙中山往返新加坡、暹罗间，策划起义，也实无力顾及。陶成章到南洋筹款，受到同盟会的阻止，采取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分裂。在革命策略上，陶成章不满于孙中山侧重华南武装斗争，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江浙或华北地区起义，章太炎则强调文字宣传，续办《民报》。然而，续办《民报》的却是汪精卫，章太炎益为不满，作《伪民报检举状》，责骂孙中山“背本忘约，见危不振”，甚至说是什么“怀挟巨资”“干没可知”，“今精卫复伪作《民报》……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捐募”，公开发表在《日华新报》上，并为新加坡保皇报《南洋总汇报》所转载，影响极坏。孙中山所说：“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1910年初，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推章、陶为正副会长，在南洋和同盟会争夺势力，“骎骎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闹派别纠纷。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矛盾加深，是在武昌起义胜利不久，是他认为孙中山“任用非人，便佞在位”
而加攻击所引起。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被刺，凶手是陈其美的爪牙蒋介石，陈其美窃取了上海都督的职位，和黄兴时有联系。陶成章死后，孙中山电嘱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
；黄兴也电陈其美“设法保护章太炎”
，又引起了章的猜疑。接着，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会员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导者不合，势成水火”，章太炎写信给孙中山，追诩光复会之功绩，请孙中山对同盟会“谨饬”。孙中山从团结出发，专电粤督陈炯明和同盟会予以“调处”，章仍不能释然。在建都、筹款等问题上，章太炎大放厥词，和黄兴屡起争执。9月，孙中山在北京召集国务员、参议员及各界各团体于迎宾馆开茶话会，章太炎在会上说：“中山北来，实为调和政党起见，此实中华民国莫大之要图。鄙人与中山相知最久，从前时对于中山行事不无责备，因其故形宽和，事多放任，因之往往或有弄权之弊，然此不得归咎于首领。”“解职以来，失职者或谋暴乱，结党者惟务夤缘，而中山超然事外，从未赞成一语，至可佩服”。“彼地方党之排斥中山，不啻以卵投石”
。在《却与黄陈同宴书》中又说：“中山行迹，不无瑕疵，然而金陵秕政，皆黄兴迫胁为之，非出自中山腹中。解职以还，大体不误”
。章太炎是讲“革命之道德”的，对孙中山“解职以还”，自难非议；但认为要“屏去幸人，悉心耆秀”
。当然，像汪精卫那样专门为袁世凯捧场，陈其美那样“阘茸小人”“偷儿成群”，是应该指斥的；但他对黄兴也认为是“任用非人”“朋比为奸”，则实欠公允。
章太炎的大肆攻击孙中山，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人民群众革命运动高涨以后。这是因为孙中山的主张统一、北伐，和他的“联省自治”计划相悖；特别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布，更使他彷徨瞻顾，惴惴不安。这时，章太炎一反常态，本来是支持约法的，如今以“约法、国会、总统”为“三蠹”了
；本来是反对军阀割据的，如今是主张“地方权重”了。说什么“今者所患不在不统一，而在不均平，势不相衡则人思争命，促成分裂，其势必然”
，实际上是帮军阀说话。1922年8月，原同盟会员孙岳“受北方将帅之嘱托”，到上海先谒孙中山，再谒章太炎，章面斥其为蒋干，还说什么“中山部党”“今者与曹锟连”
，引起舆论哗然。章太炎还自吹自擂地说：“中山之败，由于事前不听仆言，所谓‘切勿负气忿事，致遭反动’者，在仆视为药石之言，而中山听之藐藐，以召失败。”
章太炎最关心西南“自治”，特别是湖南，1923年7月，孙中山命令驱逐湖南赵恒惕，章太炎大为不满，认为“彼对湖南举动，与曹锟亦岂有异”
，“欲安西南，非去中山不可”
。“联省委员会，本非难成，惟因中山作梗，以致挫折”
。担心孙中山“专制西南，自为元首”
。意见日益相左，步趋日益向右了。
章太炎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起过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他会“中途弃捐”，越跑越远呢？这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毛主席指出：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在当时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中，是受传统的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个，即使在他的“光荣岁月”里，所写文章也总掺杂一些封建糟粕，以致辛亥革命以后，很快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他返国不久，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中就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依恋旧制度，说什么“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
。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田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
。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
，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
。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
。幻想袁世凯、黎元洪这两个“老吏”，“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
。因此，辛亥后和立宪“老吏”沆瀣一气，而对同盟会屡起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等到袁世凯狰狞面目已露，帝制野心日炽，章太炎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
。“实业”，指资本家；“侠士”，指会党首领和军人。那么，章太炎想去依靠的，还是以资本家为中坚，会党首领与军人为后应的军阀政客。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跑到武昌，去找自以为“人望多属”的黎元洪，并多方为黎元洪制造舆论，不惜为之涂脂抹粉。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
。黎元洪也好，岑春煊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予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对章太炎一直“奖掖”、尊重，在对待汉冶萍借款和举办国民捐问题上，既坦率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困难，又考虑了章太炎的意见。但原则则仍坚持，如参议院讨论建都地点时，孙中山即咨交该院复议，仍主南京。然而，章太炎却囿于偏见，自视过高，认为“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
。甚至认为自己“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士相合者，实自弟始”
。孙中山是注意到群众的反清斗争的，而章太炎关心的则是“学士”。因此，辛亥革命前他注目文字宣传，而不满于孙中山搞武装斗争。此后，更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然而，革命潮流是滚滚向前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断予章太炎以深重的教训。孙中山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章太炎却故步自封，停留在原有岗位上，以致一度参加护法战争，不久就“欲西行”了。此后，五四运动爆发，工农运动兴起，孙中山主张“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
，接受无产阶级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章太炎则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更感格格不入，一会儿游说吴佩孚“联省自治足以阻共产”
，一会儿应孙传芳之“聘”，到南京做什么“修订礼制会会长”。夤缘于军阀之门，“晦气也夹屁股跟到”。
孙中山和章太炎，一个谦虚宏伟，不断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由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倒退为“拉车屁股向后”。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个则每为论者所不满。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只有像孙中山那样，“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帮助和领导，才能在民主革命中有所作为，而不致被历史所淘汰。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