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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曾经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也曾经由“拉车向前的好身手”到“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由于情况复杂，思想递变，对他的评价，也就屡有争议。1908年《民报》封禁，这是章太炎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和孙中山闹矛盾，又退处讲学，重组会党，致每为论者所不满。但是，这时章太炎是否已经脱离革命？对上述问题又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分析？颇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在东京讲学，讲的是《说文》《庄子》《楚辞》《广雅》《尔雅》，“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
，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与此同时，他又写成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书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1909年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地减少了。
章太炎的正式讲学，据《朱希祖日记》
所载，自1908年4月4日开始，亦即《民报》第十九期出版以后，这时，他主持《民报》，《排满平议》《驳神我察政说》《革命军约法问答》等宣传反清革命、揭露立宪党人丑态的文篇，都是讲学以后所发，“匡扶光复”，应无疑义。问题是这些专著都完成在10月10日《民报》被封禁以后，也是章太炎和同盟会发生摩擦之时。那么，退处讲学，是否意味着他已“埋首书斋”“潜心学术？”是否意味着他已脱离革命？这就值得探讨。我认为章太炎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首先，这些专著虽则刊于《民报》封禁以后，实际早已属草，有的且有成稿，并不都是10月10日以后“埋首书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于日本东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书却在1906年，即出狱东渡，主持《民报》不久，《丙午与刘光汉书》说，“若能精如扬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
，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写于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将“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孙诒让“就正”
，接着，《国粹学报》开始刊载。丁未年第十二号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新方言》亦著录讫，自谓精审”。《再与人论国粹学书》又称：“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
可知《新方言》撰于1906年，成于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号附有《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余条，近复展转钩考，又发现百余事。”再加修订，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报》封禁后再写。
《国故论衡》，1910年初版，其中好多篇目，早在《国粹学报》登过。如《语言缘起说》，载丙午年第十二、十三号；《古今音损益说》《一字重音说》，载戊申年第七号，而章氏自编的《太炎集》则系为“丙午”文
；《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载戊申年第五号，《古双声说》载同年第六号，《太炎集》均系为“丁未文”；《原经》载己酉年第十号，而《太炎集》系为“戊申文”。它不全是《民报》封禁后所作。
《刘子政左氏说》，1908年由《国粹学报》连载刊完。查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今次得《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此信载《国粹学报》丁未年第十二号，知1907年即已完稿。
《庄子解诂》，1909至1910年由《国粹学报》刊完，自称，“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杂采诸录”，是他在东京讲学时所撰。据《朱希祖日记》，讲授《庄子》凡六次，1908年8月5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民报》封禁则在10月。
《小学答问》，1909年由钱玄同写刻，1911年出书，章氏自称系“亡命东京”，钱夏（玄同）、黄侃等“相聚讲学”而成。据《朱希祖日记》，讲授《说文》凡二十七次，1908年4月4日开始，8月5日结束，中间兼讲音韵。9月27日，又讲《说文》一次，也在《民报》封禁以前。
《齐物论释》，1910年“修治”，而撰写则始于1908年讲授《庄子》之时。
《文始》，1910年成书，在《学林》连载，据章氏《自述学术次第》
，撰写时间应与《新方言》相近。
由上可知，这些学术专著，“修治”、刊出确在《民报》封禁以后，而撰述却早，大都是章太炎初抵日本、主持《民报》时即已属草，且系历年治学积累，决非短短二三年所克遽就。当然，“修治”定稿，要花费很大精力，“提奖光复，未尝废学”
，政治活动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主持《民报》时“未尝废学”，《民报》封禁后也仍“提奖光复”，不能说他学术著作多了，就已脱离革命。
其次，这些著作，属于音韵训诂的“朴学”，而字里行间，仍不乏“提奖光复”之词。如《国故论衡》的《原经》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务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坠，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渗透着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与反清斗争有关。当然，其中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高妙的幻想”，但“提奖光复”，还是不渝。又如《齐物论释》，章氏后来追叙写作源由说：“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
也不是不注意“政治社会”的单纯学术著作。
这些著作，又多和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有关，《民报》封禁后，他仍讲学不辍，讲的确系古籍，确系训诂音韵，但他也讲过历史研究法
。“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
，不会不接触时事。鲁迅回忆：“前去听讲也在这个时候，但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黄侃也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国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章太炎并没有忘记“兵革”，他的学生也认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再次，章太炎在《民报》封禁后二三年间，学术著作陆续出版，政治论文是相对地减少了，但并不是没有；只是有些文篇，没有辑入手定的《章氏丛书》，有的文篇虽然辑入，又未标明写作时间或经删削，以致被人忽视。这里试举数例：
1910年3月10日，章太炎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在东京创刊，作为光复会的“通讯机关”
。重组光复会，使“同盟分势”，章太炎不能辞其咎，但当时他的斗争锋芒，还是针对清政府，这一点下文还将申述。即从《教育今语杂志》四册来说，署的是“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不是“清帝纪元”，而是明标“共和”。《缘起》说：“真爱祖国而愿学者，盖有乐乎此也。”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第一册）。它又以“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用的是白话文。章太炎在该刊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有七篇，即《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见第一册，《常识与教育》《论经的大意》见第二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概》见第三册，《庚戌会演说录》《论文字的通借》见第四册。都是用章氏后来反对的白话文。这些文篇，不如《民报》的“针锋相对”，也夹杂不少封建糟粕，然而，忧国反帝之词，仍溢于言表，如《中国文化之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说是“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明显指斥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保皇、主张立宪的鬼话，而要从历史中激起“爱国爱种的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对“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录”的盲目崇外，以至“说别国的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的”牵强附会加以批评，和当时政治仍有关联。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的《学林》两辑，也有诋击儒家今文学派和程朱宋学的文篇，如《信史》谓“儒家好今文者”以为，“玄圣没矣，其意托之经，经不尽，故著微言于纬”。章氏指出纬书不可信，不能“信神教之款言”。对康有为等宣扬的三统循环论也进行了批判。《程师》借批判廖平以批判康有为的“自拟仲尼”。《思乡愿》对当时士子迷恋程朱，“敷释《论语》，依附《集注》”，认为“不足化民”。《释戴》对戴震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为“具知民生隐曲”。这种对康有为等利用今文鼓吹保皇立宪的揭露，以及对踞于堂庙的程朱信徒的指摘，都起过一定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还写了《诛政党》，对立宪党人口诛笔伐，刊登在立宪党活动的槟榔屿《光华日报》上（详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满洲留日学生”“有主张向日本借兵”时，他又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遣，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
。申明反清“民族革命”，在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并对革命以后建立“共和政体”表示向往。
最后，还应指出，这时章太炎的政治论文确渐减少，革命意志较前衰退，1908年，他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关于论文的选定标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讲的：“以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
“论事数首”，指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发表在《民报》《复报》等报刊上的战斗作品，章氏以为“无当于文苑”。这些“雅俗共知”，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论事数首”，章氏反以为“浅露”，而佶屈聱牙、索解为难的，却以为可入“文苑”。以往章太炎在中外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用比较隐讳深奥的文字阐述反清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章太炎在辛亥前夕，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所谓“传世”之文，写作不再是为了当前的战斗，而想留入今后的“文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不过，上述学术著作构思很早，东京讲学“提奖光复”，武昌起义“重申反清的事实”，也不容不顾。因此，章太炎在《民报》封禁以后“潜心学术”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单从学术专著的刊布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做了一些对革命不利的事。但是否可说章太炎已经背离同盟会宗旨，不主张革命了呢？也不能这么说。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矛盾形成，发端于1907年，是为了《民报》的经费和续刊问题引起的。孙中山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他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维持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反对。当时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筹办军饷，需款孔殷，而《民报》经费确也困难。萍乡之役以后，“《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章太炎所谓“入社则饔飧已绝，人迹不存，……持此残局，朝活文章，暮营悬费，复须酬对外宾，支柱警察，心力告瘁，寝食都忘”
，似属实情。黄侃说：章太炎这时“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
，也非虚语。吴玉章回忆：“《民报》正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无结果，因南洋华侨与兴中会关系较深，而与光复会素少联系。因此章太炎骂孙中山先生不支持他办《民报》。其实孙中山先生这时到处搞武装起义都遭失败，也很困难。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会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
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在孙中山离日后、《民报》封禁前，章、孙矛盾已经存在了，章太炎的埋怨，暴露了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但还可原谅。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还在主编《民报》，坚持出版，继续文字宣传，展开反清革命，“寝食都忘”“持此残局”，并没有向清政府妥协，也没有向帝国主义乞怜。特别是《民报》封禁时，章太炎责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揭露日、清勾结的阴谋，表示“不受权术笼络”，不变“革命宗旨”，“若以威吓利诱之故，而以《民报》之革命宗旨与满洲政府所赠利益交换，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他还亲莅警厅，慷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
。这种精神，也很难能。
然而，孙中山离开日本以后，“东京同盟会颇萧散”，真如“群龙无首”，刘揆一又“望浅，众意不属”。《民报》封禁，汪精卫续办，章太炎斥之为“伪《民报》”，作《伪民报检举状》，责备孙中山“背本忘约，见危不振”，甚至说是什么“怀挟巨资”“干没可知”，公开发表在《日华新报》上，并为新加坡保皇报《南洋总汇报》所转载，影响很坏。章太炎门户之见很深，没有顾全大局，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很大的错误。但在分析错误的形成和发展上，尚需考虑下述两点：
第一，续办《民报》的是汪精卫，章、孙矛盾的加深，和汪精卫的挑拨有关。1909年，陶成章自南洋回到东京，在《致铁仙、若愚书》中说：“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二小人诞妄无耻，每事失信，以至于此耳。弟初到之时，即与克强公商议，不料已先入精卫之言（先已有信云），而精卫亦即随之而至，以术饵克强，遂不由公议，而以《民报》授之，以精卫为编辑人，由秀光社秘密出版，托名巴黎发行。东京同人概未与闻，为易本羲兄所知，告之章太炎先生，太炎大怒，于是有传单之发。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故也。”
《致亦逵、柱中书》也说：“克公之言，弟未敢妄议其是非，唯精卫之欺妄，弟已亲受之矣。”
指出汪精卫在黄兴处的挑拨、“欺妄”。黄兴在《致孙中山书》中也谈到续办《民报》“与精卫等商量”
；在《为陶成章等诬谤孙中山事致巴黎〈新世纪〉书》又谓，“请精卫君来东任其编辑”，“前已由精卫君将情形函达贵社”
。知汪精卫“以术饵克强”，挑拨孙、章，增加裂痕；《民报》交给汪精卫续办，复“不由公议”，章太炎事前也不知悉，引起不满。汪精卫是在章、孙矛盾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第二，续办的《民报》，托名“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托名地点即《新世纪》发行所。《新世纪》为吴敬恒主编，吴又向为章太炎所鄙视，《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就是揭露吴敬恒向敌人“献策”的。吴敬恒借《民报》封禁对章大肆攻击，章也益为不满。
《民报》续办前后，《新世纪》对章太炎的抨击是多方面的，例如，1909年6月出版的《新世纪》一○二、一○三号，对章氏《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连续批判。10月16日出版的《新世纪》一一四号“本社广告”，谓《民报》第二十五期起，“将以本社为主要之发行所”，“其人皆由我国大撰述家所论述，其价值久著海内，无烦缕告”。注云：“此非指国粹而言，文章当随时进化，同为天演界中之一端，岂有专求于昔人之古训词格，可尽文章之能事者，故好古之陋儒，拘墟于经典而为文，无异侈言商周之明堂、太室，用以研究新世界之建筑术也。”注中“国粹”云云，系讥章氏。12月18日出版的《新世纪》一一六号“本社广告”：“《民报》第二十五号已竟告成，由汪君精卫一手所编辑，汉民、民意诸君皆有述作，章太炎氏因未经参与，忽发简欢之牢骚，妄肆诋諆，骂为伪《民报》。东方党人皆不直章君之所为，群起攻斥，因此一段故事，续刊之《民报》一时愈为党界所欢迎”。“《民报》续刊，汪精卫君作总编辑，而章太炎君不悦。……实为新奇之竞争”。吴敬恒利用《民报》续刊和孙、章矛盾，从中挑煽，以发私愤，章太炎对此自然不能容忍。
章太炎攻击孙中山，当然不好；汪精卫、吴敬恒的挑煽，也因章太炎本身有弱点，有隙可乘。孙中山所说：“陶（成章）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
还只视为内部纠纷。即续刊的《民报》，在第二十六号所载“本社谨白”，分析章太炎所以发布《伪民报检举状》的原因，也说是“好信谗言”，以“章君夙反对《新世纪》报……今兹闻《新世纪》诸君兼任《民报》发行、印刷之事，故断然反对”，没有说章太炎已经走向革命的反面。
问题是《新世纪》刊登了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的信，说是章太炎和端方有关系，“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1910年，章太炎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造成分裂。这两件大事，却是剖析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政治态度的大事，不可不论。
关于章太炎写给刘师培、何震的信，未曾看到原件照片，不能断定其中有无篡改，但从信中内容来看，所说“欲出家”、赴印度缺款等等，与章太炎行事相合。至于何震的注则不可靠，因为何震绝不会接到章信即行加注，而必定是投敌自首后所加，夸增缘饰，自所必然。这五封信的真伪和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杨天石等同志已有专文剖析
，这里不拟赘述。只是就信中所谓“欲出家”、赴印度和向清吏借款事，是否可以判定章太炎已经背叛革命？我认为也是不能，理由如下。
第一，五封信写于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间，而在此以后，章太炎仍在《民报》撰文。《民报》第十九号，刊于1908年2月25日，自此至第二十四号，章氏都有文章。试举两文为例，《排满平议》刊于6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号，文曰：“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指出“今之所排”在“满洲政府”。《革命军约法问答》刊于7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二号，文曰：“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事实证明，章太炎没有忘怀革命。
第二，章太炎确曾想到印度出家，没有旅费，向清吏借款，是一大污渍。即便如此，也尚未投敌。陶成章在《致柱中、若愚书》说：“太炎作和尚之意实有，至侦探，断断无之。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昭昭在人耳目，诬妄太炎先生无益也。”即后来发现的刘师培自白书也只说：“倘明公（指端方）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
没有讲章太炎“得款”后投到端方门下。况且，章太炎即使到了印度，也断不会到印度去帮助清朝，只是使“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章太炎思想上一度“消极遁世”，行动上却未公开投敌。
至于重组光复会，是否意味章太炎“背叛同盟”呢？我认为关键还要看光复会当时的主要斗争锋芒是什么，是清政府还是同盟会？当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后，光复会中徐锡麟“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陶成章“亦不熹逸仙”，李燮和“亡命爪哇”，陶、李深结，“遂与逸仙分势”，裂痕日深，终致重组光复会，和同盟会在南洋争夺势力。但他们还是“鼓吹革命”
。陶成章在光复会成立后写给谭人凤的信谓，“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和“办暗杀事宜，以振动华侨”，对孙中山的“地方起兵”则示不满，陶成章还主张“将太炎公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盖彼之能力在此不在彼，若久用违其长，又难持久矣”
。在革命策略上，不满于孙中山的侧重华南武装斗争；在南洋活动上，“不受同盟会本部节制”。“使同盟分势”当然不好，但光复会反的还是清政府，还是以反清“光复”相号召，它没有暌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
章太炎、陶成章对孙中山、黄兴发动攻击，闹到重组会党，是不惬人望的。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是展开反清斗争；不久，他们对这一段纠纷公案，也认为“不必攻击”。陶成章稍后提出：“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弟意亦然。而弟之意，即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者，辩正可也，不辩正亦可也，再不可如前者之《中兴报》，日从事于谩骂，不成日报体裁。即个人私德有缺陷者，亦不可多加攻击。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多所取怨，于所办之目的宗旨上，毫无所裨益。”
把光复会和孙中山同盟会的争论，只看作“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视为内部问题。后来，同盟会在筹划广州黄花岗之役时，光复会即曾“合力筹款”
。武昌起义后，章太炎致书孙中山：“同盟之好，未之敢忘。”
又追述光复会历史：“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表，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迹，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仆以下材，同人谓是故旧，举为会长，遥作依归，素不习南州风俗，惟知自守礼教而已。”
他和孙中山之间，还只能说是内部派别纠纷。我们不能张目于个人的攻击，把章、孙矛盾扩大化；不能把同盟会内部的冲突看作章太炎已经“背叛同盟”；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说是章太炎那时已经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了。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
，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这些言行有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那么，是否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早和立宪党人沆瀣一气了呢？也不是的。
武昌起义前夕，章太炎写了《诛政党》，发表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以为“朋党之兴，必在季世”，“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中国政党“非妄则夸”，并“校第品藻”，“发愤笔而诛之”，恰恰“诛”的是立宪党人。由于这篇文章，《章氏丛书》刊落，流传绝少，未曾为人注意，有必要引录说明。
章太炎认为当世党人“观其言行，相其文质”，略得七类：
第一类是“治公羊学”，“自鸣得意，谓受殊知，及今犹自焜耀。中更猖獗，欲效高欢故事以弋大官，事机败露，逋逃异国，利夫蒿里丧元者不能起而辨其诬也，则侜张为幻，以欺黔首，身窜绝域之表，心在魏阙之下。见侨商多金，
如鹰隼……贿赂之外，复营菟裘”。指的是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昌言保皇，抵制革命。又说：“以学未及其师，而变诈过之，掇拾岛国贼儒绪说，自命知学，作报海外，腾肆奸言，为人所收，则更名《国风》，颂天王而媚朝贵，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凑，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
指的是梁启超于1910年1月在东京创办《国风报》，宣传“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的意义，号召各地的立宪分子参加，以扩大请愿的声势
。章太炎指斥这一类是“曲事大珰，以求禄秩”“昏淫猖诈，古未曾有”。
第二类是“不争于朝，而争于市”。“既好货殖”，“家既不訾，乃求比封君而抗礼王侯，束帛之币，以赂贵臣，则膺显秩而备顾问，复大结朋党，将隐操政权以便其私”。指的是地主、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些立宪分子。1908年6月间，广东士绅代表入京呈递国会请愿书，康有为的“中华帝国宪政会”也联合华侨中的立宪分子，以海外二百余埠华侨的名义上书要求开国会，实行立宪。康、梁等更谋贿赂肃亲王，拉拢良弼等满洲贵族为自己使用，“束帛之币，以赂贵臣”指此。章太炎斥为“选举徒有空名，民生日即艰苦，王室倾而政出富民”。
第三类是“心醉利禄，一变而谈保皇，宗国幅裂，民生多艰，置夏民而为引弓者谋生计，陈义纵高，权衡已丧，将以媚大长，则尤无耻矣。不辇金于朝贵而要藩镇，与一二党徒，激扬名声，以动听闻，大命一至，若恐弗及”。“高谈佛理，竞在欺世”，“至于告密藩镇，大者钩党，杀多士，贼烈女，以快其私”。指的是蒋智由。蒋曾学过佛典，“杀多士，贼烈女”，指“秋瑾案”告密事
。蒋智由和梁启超等组织推动立宪运动的政闻社，章氏曾与之斗争。本文斥之为“热中利禄，无由得进，大结党徒，闻政主上”。
第四类是“少游学于欧洲，见其车马宫室衣裳之好，甚于汉土，遂至鄙夷宗邦，等视戎夏”。“上者学文桐城，粗通小学，能译欧西先哲之书，而节凑未离帖括，其理虽至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以欺人，近且倡言功利，哗世取宠，徒说者信之，号为博通中外之大儒。”指的是严复。严复翻译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 A History of Politics ），比附其说，谓“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断言民族主义不足以救中国，实质上是反对革命，为清政府辩护，立宪党人又予渲染，章太炎曾撰《社会通诠商兑》以驳之。本文又说，“下者以六籍之文为诬，而信大秦之教，既奉天生〔主〕圣母矣”，“而乃连结身犯重案之人，以成良莠不齐之党”。指的是马良。马良任政闻社总务员，发表《就任演说》等鼓吹立宪之作，章氏曾撰《驳神我宪政说》《马良请速开国会》等文批驳。本文指斥这一类是，“一则服事豪帅以致科第，且得议郎；一则专树朋徒以耀声誉，而求富贵。进无补于国计，退无迹于简编”。
第五类是“习闻苟偷法政者之言，以为国会可以致富强而便驰骋，于是以请开国会之名，号召党徒”。“既游京师”，“行必厚赆”，“而乃凭依权豪，附托显贵”，遂使“识者掩口，海内嗟叹”。指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请速开国会，马良复致宪政编查馆“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以及梁启超派他的密友徐佛苏去北京活动。1910年春，徐佛苏在北京参加了请愿代表团，和当时的请愿代表汤化龙、孙洪伊、林长民等发生联系，开展“国会请愿运动”。章太炎指斥这一类是以“请开国会”为“起富之道”，“是可谓党人之黠者，非真为国家”，“何无耻至于斯也”。
第六类是“既入资政之院，品核公卿，裁量宰辅，讥刺内宠，讪谤朝政，一言才出，直声闻于天下，贵臣动容，黎庶色喜”。“执政病其害己，稍羁縻之，亦帖然以就范围”，等到“爵秩既赐，谤声随衰，贵游一言，则稽首以拜大命，王公一怒，则征营不知死所。甚乃承受意旨，膏唇拭舌，甘祸生民，以效忠政府”。以致“开院一稔，四海困穷，而政府之暴滋甚”。指的是资政员和各省咨议局员。章氏斥为“非权贵适足以要权贵，谤政府适所以求政府”。
第七类是“昵迩豪帅，交欢贵臣，伺候奔走，不惶起处”。“近年朝野竞谈立宪，新党亦稍稍复出”，“观其建铁路于乡里，至言好货者必称其名，贪饕可以想见”。至于“夺齐民之业，借强国之债，逢迎当涂，以得大郡者，其罪更浮于为师傅者矣”。指的是江浙的张謇、汤寿潜以及争粤汉、京汉铁路权利的湘、川、闽、粤士绅，章太炎斥之为“有党若此，速中国之亡而已”。
章太炎认为这七类，虽则“操术各异，而兢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又一丘之貉也”。事实上，这七类都是立宪派，跟随革命形势的发展，立宪派的立宪请愿活动也就越益频繁。章太炎在立宪声浪喧嚣一时之际，在海外华侨聚集、立宪保皇分子一度盘踞之所，发表了《诛政党》，把他们的面貌一一揭露。他没有和立宪分子沆瀣一气，而是和他们展开了斗争。
这时，武装起义时机成熟，清朝统治面临崩溃，章太炎指斥立宪派，却不谈武装革命，说什么“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之后，各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彷徨和对群众斗争的不信赖。以致武昌起义胜利，章氏返国后，就和立宪分子一起搞他本来“诛”过的政党活动。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还是反击立宪的，《诛政党》也不失为一篇抨击立宪分子的革命文献。
1907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两次起义。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大为振奋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的力量受到挫折，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和涣散也明显加深。等到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些领导人中间还出现过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
。一些革命党人丧失信心，不愿从事艰苦工作，企图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有的还散布不满孙中山的言论，另组团体。这是当时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反映的一个侧面，也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的革命机构也只是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政治联盟。章太炎在这一时期，和同盟会闹矛盾，重组光复会，政治论文显见减少，革命意志较以前衰退，他还做了一些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对此，必须正确指出，恰当批判。
然而，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求全责备，而应充分占有材料，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原载《辛亥革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