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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亲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在日本东京组织的革命团体。由于它存在的时间短暂，且资料分散，每苦不得其详。
20世纪50年代时，我知道有《亚洲和亲会约章》的英文本和日文本；又从参加过亚洲和亲会的陶冶公先生处抄得《约章》的中文本，陶先生还写有《跋语》。这样，使我对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的亚洲和亲会有了粗浅的认识。
本文准备把亚洲和亲会的成立情况试做说明，并将《亚洲和亲会约章》辑附于后，并供参考。
亚洲和亲会是1907年4月“由中印两国革命志士”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的，入会的中国人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陈独秀、吕复、罗象陶等
，印度人钵逻罕、保什、带君也参与其事。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也出自章氏手笔。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担任《民报》主编。《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印刷，从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由章氏主《民报》笔政，他发表了大量政治论文，深刻揭露资产阶级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积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旨意，文字犀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1907年初，章太炎和旅日的印度爱国志士经常往还，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和佛教哲学。早在1897年，章太炎就受到夏曾佑的影响，“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购得《瑜珈师地论》，又以“烦扰未卒读”。苏报案发生，他在狱中，“始专读《瑜珈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珈》为不可加”
。这时，重赴日本，和印度钵逻罕、保什、带氏接触。钵逻罕等向章氏“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
，使他对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深表同情。
1907年4月20日，钵逻罕、保什邀请章太炎参加在东京召开的西婆耆王纪念会。西婆耆王是17世纪末反对莫卧儿统治，“使印度人得独立”的历史人物，章氏认为“观西婆耆王之反对蒙古，则今当反对英国可知”
。但就在这次会上，过去被认为同情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日本大隈重信却在演说中“惟言英皇抚印度，至仁博爱，不可比拟，而勖印度人以改良社会，勿怨他人，勿谋暴动”
，暴露了他的侵略者的真面目。这使章太炎认识到亚洲国家中，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分，有的“引白人以侮同类”，有的则遭“他人之剪灭蹂躏”。作为被侵略国家，就应争取独立，“相互扶持”。中印两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先觉之责已”
。就在这时，他发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由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被侵略国家所组成，因此，凡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如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都可入会，而“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可知，它是为争取亚洲民族解放，各“复其故国”的革命组织。
据魏兰《陶焕卿行述》，本年，陶成章与“樊光联络印度、安南、缅甸诸志士，在日本东京成立东亚亡国同盟会，以章太炎为会长”
。樊光回忆：“东京方面，气势极盛，中国留学生将近七万人，革命雄潮，传播甚广，由东亚各国所来留学生亦不少，有志者并未亲炙。成章先生乃与余于丁未夏组织一东亚亡国同盟会，潜结安南、缅甸、印度、暹罗诸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之留学生、侨民，思想前进者均在内。相互支援，共同革命，推章太炎先生为会长。”
东亚亡国同盟会，疑即亚洲和亲会。那么，当时他们除和印度旅日爱国人士联系外，和越南、缅甸等留日学生也有接触，陶成章、樊光也参与联络，会长则是章太炎。
此后，章太炎在《民报》上不断阐扬亚洲和亲会的旨意。一方面，他无情揭露帝国主义奴役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
，呼吁“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如对英、法殖民者压迫印度、越南人民，曾愤怒指斥：“小儿诵‘梵种万岁’者，辄引至警察署。”
“今法人之于越南，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
。至于美国殖民者之于菲律宾，则以“援助独立”为名，行侵略之实，“假为援手，借以开疆”
。《民报》上还刊登了朝鲜人写的《告韩侨檄》和《檄告外国同胞文》
，对亚洲人民的遭受侵略表示同情。
另一方面，章太炎强调亚洲各国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他说：“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
提出“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
。中国、印度是“东方文明之国”，应该“扶持而起”，“屏蔽亚洲”
，争取民族解放，取得独立以后，“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以“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这种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章太炎对亚洲和亲会的筹组和宣传，也功不可没。
《亚洲和亲会约章》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它前列序文，后录约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该会的宗旨和组织情况。
《亚洲和亲会约章》在“宗旨”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它将“反抗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并用中、日、英文刊布，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这成为亚洲和亲会的显著特点。
本来，在1905年制定的同盟会纲领中，还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缺少反帝内容。时仅二年，“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亚洲和亲会公开成立，表达了“亚洲的觉醒”。
《约章》还提出了如下几点：
第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
第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第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
这些主张，与上揭章太炎在《民报》所论，悉相契合，可知陶冶公所说《约章》为“章太炎先生之手笔”，是可信的；章太炎在《民报》上阐扬的也是亚洲和亲会的旨意。亚洲和亲会自1907年4月成立以后，大约活动了18个月。1908年8月10日出版的《民报》第二十三号，载有揆郑《亚洲和亲之希望》，谓：“是故希心大同，仅言社会革命，则联合欧美同志宜也。东亚多亡国，情状迥异，正宜扶将以为事，而吾以种族之故，政治社会，一切务须更张。事有先急，种族是为要点。……亚洲而和亲也，其大有造于将来哉，余引领望之矣。”知亚洲和亲会这时尚有活动。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第二十四号，载有章太炎的《清美同盟之利病》，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说是“外人所慕者，莫黄人自觉若”，强调民族觉醒。《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又说：“继自今，愿尔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同情义和团的反帝，反对“衍圣公”的媚外。等到10月19日，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和同盟会龃龉又深，亚洲和亲会的活动始随之中辍。
亚洲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为宗旨。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推我赤心，救彼同病”，注意“互相扶助”，“独立自由”。并且积极鼓吹，展开活动，振聋发聩，颇具影响。
但是，它也存有一定局限：
在民族独立问题上，他们对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挣脱帝国主义束缚，争取民族解放，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为帝国主义卵翼的半殖民地国家，却又估计不足。例如，章太炎尽管说，“就政治社会言之，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又以为“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
。在《约章》的“义务”中也说：“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分为“外人”“异族”两类，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有时缴绕，以致对“复其故国”以后怎样办，则感彷徨。章太炎就说：“吾侪所志，在光复宗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
认识模糊，不可能把“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组织方式上，认为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说是“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又说“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
，也就是《约章》中所说：“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他们拿不出新的思想武器，企图从旧有的“宗教”“国粹”中汲取力量，并视为“最紧要的”。拿章太炎的话来说：“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只能限于“高妙的幻想”。
亚洲和亲会的成员，也是情况复杂，组织涣散，钵逻罕不久赴中国，保什又至美国；刘师培、何震夫妇正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旋即沦为端方密探。章太炎呢？在宣传、组织方面是起过作用的；但就在亚洲和亲会成立前一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在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非议，和同盟会产生裂痕。同年，章太炎又有“南入印度之意”
，以为“我亚洲语言文字，汉文而外，梵文及亚拉伯文最为成就，而梵文尤微妙，若得输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于亚洲和亲之局，亦多关系。望师一意事此，斯为至幸”
。还是注意“两国文化相互灌输”，以“关系”“亚洲和亲之局”，还是想用“宗教”“国粹”提倡尽族主义。这样，就使亚洲和亲会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他的活动，也侧重于有“文化”、明“宗教”的几个人，没有也不可能把亚洲被压迫人民真正团结起来，这都是它的不足之处。
原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本文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发表后，续见日本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和泷泽诚《权藤成卿》，都谈到亚洲和亲会，今补录如下：
据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亚洲和亲会的正式成立，是在七月二十日左近，他说：
明治四十年（1907年）七月二十日，英国工党领袖哈第（Keir Hardie）来到日本。由日本社会党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人发起，在锦辉馆举行了欢迎会。在这以前，幸德秋水在中国革命家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作了讲演。恰值此时，世界各国的革命领袖就国际协作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的领导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这个亚洲和亲会是由张继、刘光汉等中国革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会员们发起的，有日本的金曜讲习会派即“直接行动派”的革命家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等人参加，在青山的印度会馆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各民族出席的有安南、印度、中国的同志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
第二次集会是在九段唯一神教的教堂举行的，有中国、日本、印度、安南、菲律宾等国的同志参加。但这次会议上，大杉荣鼓吹了非军备主义。
中国革命家参加这个亚洲和亲会的，除张继、刘光汉之外，还有胡汉民、宋教仁、马宗豫、章炳麟等人，但其主办人则是张继和刘光汉。
当时，朝鲜人表示，如有日本人出席，他们就不参加，结果没有加入。虽说是革命家的集会，对日本人也是心怀疑忌的。朝鲜人对日本的反感竟至如此之甚。
笔者于1940年5月访问土佐和中村镇时，亚洲和亲会的《约章》尚有保存，因此推想幸德秋水当年可能与这个组织有关，后经竹内善朔氏谈话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这个亚洲和亲会原是亚洲各民族革命家相互聚会、交往、互通声气的亚洲各民族的民主友爱团体。但其中潜在着一种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所以日本的田添铁二一派没有参加；而幸德秋水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倡导下，同安南、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友好往还，这是一件颇具特色的事情。
文中提到的竹内善朔，在1948年应东京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而做的一次回忆演讲，专门谈到《亚洲和亲会》及其《约章》。他说：
亚洲和亲会虽自明治四十年夏季以后即已召集过几次集会，但由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却到同年秋季方始发表。该会原在张继、刘光汉的积极倡导下筹建起来，却把章炳麟推于上位，以章炳麟的名义发表了宣言书。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分表里两面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英文定名为 The Asiatic Humanitarlan Brotherhood 。这表明了该会的主张：以完成亚洲各国的革命为主旨，进而结成亚洲各国的联合。这个会是以中国革命党为中心，并事先和印度的同志协商后发起的。其成员，如《约章》所述，包括了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缅甸、马来亚、朝鲜和日本等国的革命党人。《约章》的内容，恰如“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一语所示，慷慨悲愤，力陈团结的必要，号召排除帝国主义，谋求民族独立，要求邻邦互助，呼吁亚洲各国之中，如某一国发生革命，其他会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援助。这样，和亲会一语就有了千钧的分量。英文稿是由印度同志起草的，其宗旨与中文稿相同；只是发表的形式和词句稍有差异。据我所知，朝鲜同志当时没有参加，这是因为他们有个前提，即日本人如果出席，他们就不出席。这一段话是我在第二次集会上听中国同志说的。
《约章》是用上等纸张印刷的，用了大约上百斤纸。纸幅的大小为横五十四公分，纵二十一公分；即宽约一尺四寸二分多，长约五寸五分左右，然后横叠七折，构成细长形状，最后分发出去。纸的表里两面分别印上中文和英文。折叠的方法，乍看起来好像是以中文为主的样子，其实是为了使英文读来方便，而将它印在一张纸上。表里均叠成七页，各有一页印上《约章》名称，其余的地方，英文印成四页，中文则印成五页（下附《约章》，略）。
这次聚会的确切日期，我已记不清了。但第一次聚会的地点确是在青山的印度会馆。当时我正担任外国语学校的讲师。推测那里有一个人可能是英文约章的执笔者。我们称他为D先生。这位D先生是个领袖的人，他和六七位印度人同住在这里，因而在这里召集了首次聚会。记得日本方面出席首次聚会的有堺利彦、山川均、守田有秋等人。幸德秋水并没有出席这次聚会。第二次聚会是在九段下的唯一神教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即由真名板桥前行，再绕过饭田桥，从右侧拐角数处，第二家或第三家即是。这个教会是由赤司繁太郎担任牧师，因此在这里举行了第二次聚会。出席这次聚会的日本人有堺利彦、森近运平、大杉荣和我。会场就是由我出面联系的。第一次聚会时仅有中国同志、印度同志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参加；第二次聚会，则增加了越南革命党人和一两个菲律宾同志。与会的越南革命党人中，有一人是越南王的叔辈，其余的是四五名青年。他们都是装扮成中国人前来日本留学的，不幸的是朝鲜同志没有一个到会。在这次集会上，大杉荣依旧鼓吹反对军国主义。……这个亚洲和亲会的聚会，不幸因张继在第二年即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二月离开日本、亡命法国而受到挫折，致使联合亚洲各国革命党人共同奋斗的尝试未能成功。
两份材料对研究亚洲和亲会的集会、组织情况，具有参考价值，石母田正以为亚洲和亲会的集会在七月二十日左近，在锦辉馆开；竹内善朔则谓第一次集会时间“已记不清了”，“地点确是在青山的印度会馆”。疑筹议在先，陶冶公所藏《亚洲和亲会约章》，第一行即为“公元1907年4月，成立于日本之东京”。发起起草应为四月。竹内善朔以为系张继、刘师培发起，“却把章炳麟推于上位，以章炳麟名义发表了宣言书”。查亚洲和亲会是由处于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的被侵略国家所组成，因此，凡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如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均可入会，而“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可知，它是为争取亚洲民族解放、各“复其故国”的革命组织。《宣言》出自章太炎手笔，章氏应参加筹议，不是一般的把他“推于上位”。
上揭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之发现》，东京1969年版，见第十章第191-203页；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载日本《中国研究》季刊第五号第74-95页。两文由李士苓、曲直译，译文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
泷泽诚《权藤成卿》载，章氏与武田范之间的一次谈话中曾说：“我所希望的是在亚洲各国凡有政府者同时革命，被征服者同时独立。宫崎君（滔天）说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日本也将带来变化。但我以为日本革命并非当务之急。我很希望让安南、印度、缅甸等地，从现在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并录于此，以供参考。
公元1907年4月，成立于日本之东京
亚洲诸国，印度有释加、商羯罗之教；支那有孔、墨、老、庄、杨子之学；延及波剌斯国，犹有尊事光明，如阇逻斯托逻者：种族自尊，无或陵犯。南方诸岛，悉被梵风；东海苍生，虑餐华教。侵略之事既少，惟被服仁义者尊焉。
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学术既衰，惟功利是务。印度先亡，支那遂沦于满洲；马来群族，荐为白人所有；越南、缅甸继遭蚕食；菲律宾始制于西班牙，中虽独立，亦为美人并兼；独有暹罗、波剌斯财得支柱，亦陵夷衰微甚矣。悲夫！
曩者天山三十六国，自遭突厥、回鹘之乱，种类歼亡。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凡我肺腑，族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
一、本会名“亚洲和亲会”。
一、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一、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一、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且各当视为一己义务，以引导能助本会及表同情者使之入会；并以能力所及，建立分会于世界各国。
一、凡会员，须每月聚会一次。
二、各会员须存一全体会员名簿住址簿，开会时记入新会员于名簿，并介绍之于各会友；发表会务报告书；宣读在各国会员所致之报告函件等，并报告于各处分会；集收会费若干，以充临时费用，但其额则以能支纸笔邮费为限。
三、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故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以应本会宗旨；无论来自何国之会员，均以平权亲睦为主；现设总部于东京、支那、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俾收发函件皆得定处，既便交通，且使散处之各会员，均得易悉会中事务。
此会成立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之春，首由中、印两国志士发起于日本之东京。《亚洲和亲会约章》为章太炎先生之手笔，译成英文。开章明义即为反对帝国主义。……以余记忆所及，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太炎（炳麟）、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苏子谷（元瑛，法名曼殊）、陈仲甫（独秀）、吕剑秋（复）、罗黑子（象陶）及余等数十人。……陶冶公附志，195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