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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正当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之时，章太炎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等发起的“国会”（“中国议会”），当场批判“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而“宣言脱社，割辫与绝”，并写《解辫发》以明志。“割辫”，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一件大事，是章太炎挣脱改良、投身革命的标志；《解辫发》又是章太炎痛恨“满洲政府不道”，誓欲“振刷是耻”的宣言书。探索章太炎“割辫”前后的思想演变，诊察他由改良转入革命的历史过程，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解辫发》辑入章太炎修订后的《訄书》
，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曾寄交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旬报》，却是知者不多了
。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1900年8月9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载有章太炎《来书》，附刊章氏《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辫发说》。《来书》和《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都没有收入章氏手订的《章氏丛书》，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今先将原文引录如下：
□□先生阁下：去岁流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自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谈宗旨，甚怅怅也。
今者满政府狂悖恣行，益无人理，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不待蓍蔡。南方各省，犹与西人立约通好。鄙人曾上书刘、李二帅，劝其明绝诏书，自建帅府，皆不见听。东南大局，亦复岌岌。友人乃立中国议会于上海，推□□君为会长，□君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嘻亦甚矣。
鄙人先作一状，请严拒满蒙人入会，会友皆不谓然，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却移书出会。
方今支那士人，日益阘茸，背弃同族，愿为奴隶，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复汉者十无二三，鄙人偶抒孤愤，逢彼之怒，固其宜也。兹将《拒满蒙入会状》及《解辫发说》篇寄呈左右，所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虽词义鄙浅，傥足以激发意气乎？□□处知□□有意连衡，初闻喜甚，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有四万万人珍摄。
肃此，敬问起居。章炳麟识。阴历七月十四日。
章炳麟白，为请严拒满蒙人入会事：窃以东胡贱种，狼子野心。今之满洲，明时号野人女真，烝报残杀，是其天性。自多尔衮入关以后，盗我疆土，戕我人民。扬州之屠，江阴之屠，嘉定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流血没胫，积骸成阜。枕戈之耻，衔骨之痛，可遽忘乎？其后任用谄佞，以圣谕愚黔首，以括帖束士夫，租税则半供驻防，原野则籍为圈地，斯仇不复，何以自立。今幸宵小在朝，自取覆灭，攻昧侮亡，天道应尔。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兴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岂为昏庸躁妄之人言耶？且如玄晔（烨）、胤祯等辈，若狂暴失德，专为淫虐，则不崇朝而歼于汉人矣，岂能制我黔黎至三百年之久哉？
今诸君既具人人自立之志，上念夙仇，下思后患，如有满人入会，必能严加拒绝，蒙古准此。今特具说帖，请与诸君歃血而盟，既盟之后，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若模棱两可，阴有所觊，徒托斗智斗力之辞，坐忘畏首畏尾之害，则国非吾国，民非吾民，虽保安全壤，仍与曾、胡之徒同符共轨，则鄙人请先出会，以遂素志，此上同会诸君子鉴。阴历七月初四。
《解辫发说》，即《訄书》重印本《解辫发》第六十三，但《訄书》有修改：“桑门衣”，原作“浮屠衣”；“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原作“庚子”；“戕虐朝士”，原作“戕虐贤骏”；最后一句，“呜呼！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钦念哉”下，原有“永历亡后二百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余杭章炳麟书”一句。
《来书》系参加“中国议会”后所发，《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中的“国会”，也是指“中国议会”。查“中国议会”开会两次，第一次为1900年7月26日（七月初一日），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记：“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立；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议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者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上意气奋发，鼓掌雷动。”
浩吾，叶瀚；容纯甫，容闳；严又陵，严复。第二次开会为7月29日（七月初四日），孙宝瑄是日记：“诸同志在愚园第二次开会，到者六十余人，题名者五十余人。容公命余及菊生掌会计，余及菊生皆辞，遂改命荫亭、佛尘权理其事。俄定掌书记者三人：叶浩吾、邱公恪、汪子健。掌干事者十人：郑陶斋、唐佛尘、沈小沂、汪穰卿、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巽、孙仲玙。议既定，始以次散。”章氏《请严拒满蒙人入会事》末署“阴历七月初四”，知为第二次开会时所提。《解辫发说》末署“七月初九日”，知为第二次开会，章氏“请严拒满蒙人入会”“会友皆不谓然”后写，则其“断发”应在七月初九日前，旋又于七月十四日交《中国旬报》一并刊出。
“割辫”，表示章太炎“不臣满洲之志”，是他对变法图强、政治改良的决绝。
“割辫”以前，章太炎是同情康、梁，同情改革的；即便在政变以后，仍与“尊清者游”。他的“割辫”，是在动荡的环境中，经过了复杂的斗争，始和改良派“割辫与绝”的。
章太炎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在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多年。1894年中日战争，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辑《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他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
。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也就是说：新王朝代替旧王朝是革命，而尊贤下士、改革政治则是革政。至于“今之急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应该“益损政令”，变法图强。
为了“革政”，章太炎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
；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东游日本，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该说，章太炎在政变猝发，留居台湾期间，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是深表同情的。一方面，他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愤怒指斥，认为慈禧太后的株连新党，不是“晚节之堕”，而是“天性残害”，说：“革政之狱，世或斩断果贼，腭眙于慈禧太后，谓其始仁恕而终阴鸷，岂晚节之堕耶？”而是“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如今“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能自免”；至于“侦获逋臣”，更是“穿窬草窃之行”。“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其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
章太炎对插足改良派，转而出卖改良派的袁世凯，更是尽情挖苦，比作“驯狎依人”“驾盐车载囊橐惟所命”的希鸵鸟
。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讥为“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又“谄谀长信，无所不至”。如果张之洞之流也说是“改革领袖”，那真是“党碑误凿！”
另一方面，章太炎对康有为、梁启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政变不久，写了《祭维新六贤文》，对“六君子”的遇难表示愤慨，对“六君子”的“直言以抵”“王母虎尾”表示赞佩。到达台湾后，赠诗书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
，加以慰问。1899年1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也以为是“识之绝出寻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
。章太炎接到康有为的信后，也感“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康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说明
。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章太炎表示支持，还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
，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知眷念甚挚。
不但如此，章太炎对外界攻击康、梁的言辞，还力为辩解。当康有为把光绪皇帝在政变前夕发出的“密诏”公布后，流言甚多，有人认为康有为宣泄宫禁之事，不是“人臣之分”，侵犯了封建秩序。章太炎撰《答学究》以驳：“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数其忮恶，斥其淫昏，人臣之分也，虽邻国闻之，亦以为人臣之分也，夫何经常之论之可执乎？”他认为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是“志节才行之士”，驳斥了诽谤康有为的“学究”
。
或者认为，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治古文经学，一个治今文经学，治学途径不同。他和康门诸子在《时务报》共事，曾经有过争论，自称“论及学派，辄如冰炭”
，又怎会变法时同情康、梁？政变后仍“相昵之深”呢？这在当时就有一些人这样议论，章太炎回答得却很干脆。他举南宋的叶适、朱熹为例，说：“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论学”，指古、今文经说不同；“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与康、梁一致。他进一步说明，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最后指出“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
。他是主要从政治上着眼，在挽救民族危亡、力图变法自强上和康、梁基本一致，所谓“行谊政术自合”指此。直到章太炎从日本返国后，看到《翼教丛编》谩骂康、梁，淆乱视听，章太炎又予申说：“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指斥叶德辉、苏舆等“经术文奸之士，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是“埳井之鼋”，“处心果何如耶？”
对康、梁仍表同情。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是政治上的同情，是对康、梁变法维新事业的同情。他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下赞助维新的，表明他思想上停滞在“革政”阶段，并没有划清革命和改良的思想界线。然而，时隔一年，章太炎“割辫与绝”，“绝”的是康、梁，是过去“相昵”的康、梁，是曾经寄予同情并为之辩解的康、梁。他和康、梁的相“绝”，又是以“割辫”为标志，这就不能不注视这一年多来的变化和“割辫”时思想的飞跃。
“割辫”，又表示章太炎的反对“奉戴光绪”，倾向革命。
章太炎的倾向革命，是在东渡日本回国以后，“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弃毛发以自表”
的。
章太炎较早孕有民族主义思想，《来书》中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还引“扬州之屠”“江阴之屠”，以示不忘“枕戈之耻”。但“割辫”前仍和“尊清者游”，他又是怎样断然“割辫”的呢？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从台湾基隆出发。14日，“步上神户”，17日，“发大津趋名古屋”。
在日本与孙中山相晤，受其启发，自称：“自台湾渡日本，时梁启超设《清议报》于横滨，余于梁座中始得见孙中山，由梁介绍也。越二三月，余回上海。”
冯自由记：“己亥夏间，钱恂任日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
又说：孙中山与章氏等谈及土地问题时，说他“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
。
章太炎在日本时初晤孙中山，影响很大。本来，章太炎虽早知孙中山其人，却未见面。1897年，章太炎在上海，“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氏‘心甚壮之’”
。他又说：“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
但当时对孙中山还是了解不深，即便在政变发生、避居台湾时，还错误地认为孙中山不能与《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并称”
。但甫抵日本，和孙中山相晤，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1899年7月17日（六月初十日），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虽尚有微词，仍誉为“卓识”，可见他这次和孙中山初晤，留下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解辫发》最早登在《中国旬报》，登出时，还有章太炎的《来书》和《请严拒满蒙人入会说》。《中国旬报》又是兴中会在香港所办，由陈少白“承刊”。《来书》谓：“去岁流离，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又说：“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对之期望甚殷，那么，《来书》是写给谁的呢？□□又是谁？查《来书》寄于1900年，“去岁流离”宜指1899年“流离”日本。这时，孙中山、陈少白都在日本，陈少白主持《中国旬报》，有人认为《来书》寄给陈少白，但我以为还是指孙中山为宜。因为：一是《来书》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章太炎是在梁启超座中获见孙中山的，上揭《口授少年事迹》言其事，□□应指梁启超；二是《来书》谓“数年以来，闻先生名”，章太炎恰恰在1897年就听到孙中山伦敦遇难事；三是《来书》对收信人甚为钦伟，誉为“天人”，章太炎当时给汪康年的信也称孙中山有“卓识”。章太炎一般不轻易谀人，似不会誉陈少白为“天人”。那么，章的《来书》写给孙中山，寄交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旬报》，就非同一般“来书”。
《中国旬报》在刊登《来书》和所附两文后，还附志说明：“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隶此野蛮政府之下，迫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当已屡碎矣。君以此稿封寄前来，求登诸报。世之深于世味者，读此文，当有短其过激否耶？本馆哀君之苦衷，用应其请，刊而揭之，俾此文之是非，得天下读者之公断，此则本馆之私意已。本馆志。”对章太炎的《来书》和附件极为重视，并立即刊登，予以高度评价。
照此说来，章太炎的“割辫与绝”，倾向革命，是受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启发的。
问题是，章太炎自日本回国以后，在《五洲时事汇编》发表的《翼教丛编书后》，在《亚东时报》发表的《今古文辨义》
，对康有为仍为辩释，仍表同情。他在1899年冬付梓的《訄书》原刊本，也有《客帝》《分镇》等篇目，其他“合群明分”“议院议官”等也有改良倾向。还以为日本明治维新“西邻不敢侮”
，提出“发愤为天下雄，则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之客帝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
。幻想能有“发愤之客帝”，“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訄书》原刊本的主要倾向又是改良的。
然而，在他主张“革政”、改良的同时，从小孕育的民族主义思想又不时流露。例如，指责清政府“炫不加赋以示恩”，而“举岁藉以饷群胡”；少数满洲贵族“蚀蠹”重敛，而“不能折冲以庇黔首”
；运用“大酋”等贬词来讥讽清朝皇帝。尽管他这时主要主张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是推翻清朝政府，但他对满洲贵族统治的疾恨，自有超出康、梁之处。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为康、梁辩释，又受孙中山启发；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所谓“客帝”，即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是“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孔子的统绪，发愤图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所谓“分镇”，即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藉”；藩镇如“稍自奋厉”，还可“扶危而定倾”，对汉族地方督抚存有幻想。
“客帝”“分镇”，是章太炎“割辫”前思想矛盾的产物，是在民族危亡时的“权宜”之策。是因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而提出“客帝”的；是因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而提出“分镇”的。“客帝”终究不是中国的“共主”，“分镇”还是借重汉族地方督抚。从“客帝”“分镇”的政治倾向来说，是发愤改革，“扶危定倾”；而“客帝”“分镇”的内涵，又存在着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日急，清政府卖国原形日露的情况下，章太炎的思想急遽变化，反清意识又转主导，从而撰文明志，“割辫与绝”。
章太炎的“割辫”，是在1900年8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国会”时断然与改良派决绝，誓志革命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原形，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起来，对“客帝”的幻想破灭了。他也曾上书李鸿章，建议“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还以“事机已迫，钧石之重，集于一人”的希望寄诸督抚
。李鸿章不予采纳，其他督抚也依违观望“自甘奴隶”，章太炎对“分镇”的幻想破灭了。《来书》说：“今者清政府狂悖恣行，益无人理，联军进攻，将及国门，危亡之兆，不待蓍蔡。”《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说：“宵小在朝，自取覆灭，攻昧侮亡，天道应尔。”清政府腐败不堪，国家民族危亡可待，“客帝”既不“发愤”，“分镇”又不可恃，终于“鉴言之莠”“割辫与绝”。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宗旨混沌，也反映了当时思想界情况迷离的一个侧面。“国会”的参加者，主要是倾向改良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官僚；而到长江流域从事活动的，却有不少兴中会会员。从“国会”宣布的主要宗旨来说：一是“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是“决定不认满洲政府统治中国之权”；三是“请光绪皇帝复辟”。态度暧昧。章太炎在集会时，当场批判道，“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从《来书》看到“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可知会上“莫不尊奉满洲”，章太炎却是“霹雳半天”，一往无前。他就在“国会”争议后，“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即移书出会”。接着，对“客帝”“分镇”进行匡谬。
他在《客帝匡谬》
中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匡”过去与康、梁等“尊清者游”“饰苟且之心”之谬，“匡”过去对“客帝”幻想之谬。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说明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只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自强。
《分镇匡谬》说：“今督抚色厉中乾，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从而“匡”过去“怀借权之谋”之谬，“匡”过去对地方督抚“媮取”之谬，纵或能“保安全壤，仍与曾、胡之徒同符共轨”，不能对之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章太炎的“割辫”，表明了他对改良派的决绝和矢志反清革命，“客帝”“分镇”的“匡谬”，又是对过去思想的清算和在政治上宣告和改良主义决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章太炎断然“割辫”，投身革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割辫”，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中，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笼罩下，对受过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把“不敢毁伤”发肤为“孝之始”，如果“毁伤”，那就是不孝。孝和忠又是相联系的，在家为不孝，于国为不忠。肤发的毁伤，在阶级社会中极为重视。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也从“肤发”上来开刀，明朝留发、满洲结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就是入关时的禁令，“江阴之屠”“嘉定之屠”，又都是围绕留发、割发展开的。因为，留发就表示留恋明朝衣冠，削发即表示归顺满清。二百多年来，结辫已经成风，习俗已久，章太炎独能“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
，把“臣清”的标识辫子割掉，当时确使“壮者失色”。他不但自己割辫，还写了《解辫发说》，连同《来书》等寄交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旬报》公开发表，用的是章炳麟的真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举动，真有些“骇俗”。在改良派还具影响、革命派未占优势之时，章太炎的“割辫”，尤为难能。
因此，章太炎的“割辫”，是他投身革命的起点，是他一生中的光辉业绩；《解辫发》也成为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一篇革命文献。
然而，章太炎的“割辫”和《解辫发》，尽管是在“满洲政府不道”，“横挑强邻”“联军进攻，将及国门”的情况下断然进行的，但他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却很严重。《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且不允许满人、蒙人入会。一方面，固然由于满洲贵族腐朽衰败及其各种特权，引起了人民的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把反清革命和“光复旧物”联系起来，涂上了一层封建的色彩。这样，我们在分析章太炎的“割辫”和《解辫发》之时，也就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局限性。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章太炎“愤激蹈厉，遽断辫发”，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
原载《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