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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岛田虔次教授来华讲学，特将该校珍藏章太炎《佛学讲稿》手迹复印见示，欣谈之余，即以章太炎留居日本时佚文相托。不久，岛田虔次教授寄来馆森鸿所著《拙存园丛稿》，并介绍对日本德川、明治时代汉学家有专门研究的水田纪久教授，得予联系。情挚意深，感祷无已。
《拙存园丛稿》，八卷三册，大正八年（1919年）己未八月铅字排印本，线装，是馆森鸿关于中国经史论文、札记，以及函札、碑传、游记、序跋等文编。书中不但有章太炎所撰序文，而且在有些文篇之后，章氏缀以跋语；在馆森鸿的文篇中，也时载与章氏交往情况。这对研究章太炎早年事迹和思想，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馆森鸿，字子渐，通称万平，号袖海，生于文久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公元1863年）十二月三日，卒于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岁。日本陆前国本吉郡松岩村人，是馆森古道（号卧云）的长子，照例应该继承他父亲为馆森家第十一代家长，但是他想上京学习，所以把家产让给姐婿通喜。
馆森鸿上京以后，在冈鹿门（名千仞，字振衣，通称敬助，号鹿门，萨摩藩士，江户昌平黉毕业的汉学家）和重野成斋（名安绎，字子德，通称厚之丞，号成斋，萨摩藩士，是在江户昌平黉与冈鹿门同时的汉学家，后来研究历史，当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两位学者的私塾学习过。
馆森鸿私塾毕业以后，明治三十年代的后半期（20世纪初）到台湾当台北一个初中的教师，也在台湾总督府工作过，寓居台湾近二十年，大正十三年（1924年）由台湾回国。回国以后，在日本大学当教授（在高等师范科国汉部任教），在圣心女学院也教过书。
馆森原来的姓叫藤原，然后叫斋藤，最后叫馆森。馆森家先信儒教，后来改信神道，所以馆森鸿的坟墓也按神道的规定修了，墓址在日本气仙沼市赤岩馆森高原山，碑文是“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逝世，年龄八十岁，藤原鸿翁之命”（命这个字，神道来说是神的意思）
。
章太炎是1898年戊戌政变后避地台湾时和馆森鸿相识的。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抵台北”，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次年1月4日，章太炎写信给汪康年，详述抵台情况，就提到馆森鸿，函曰：
在馆月余，罗网勿及，得以畅抒所见。东士或以象山相拟，则为之惭耸流汗。在台官吏，颇有佳者，时或接见，觞豆吟咏，聊以卒岁。……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逸、督府小吏馆森某为最。馆森者，冈鹿门之弟子，又事重野安绎。安绎官宫内侍读，与黎纯斋最善，故文亦专学桐城，有《成斋文集》，盖与吴南屏相似，而风韵尚不逮，馆森亦以此衡量人材。弟私语之曰：“此实徂徕诸公，反对药剂，然养气太少，而淡气太多，恐不足以资呼呴矣。”
这时，章太炎和馆森鸿“时或接见”，商讨学术。章氏把自著《訄书》和《儒术真论》等给馆森鸿看，馆森鸿也把撰文结集延请章氏作序。章太炎认为馆森鸿撰文，“淡雅绝俗，与方、姚诸大家欣合无间，而叙述中兴诸贤，尤酣恣沈痛，又在梅厓、伯韩之间，斯不可专以家数论矣”
，颇为赞誉。馆森鸿也认为章氏“操守大节，处困厄而不扰，其胸中所郁积，发为著作，著作褒然，成一家言”
。又说：“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与余相善。去年冬，载书数车入台疆，乃以文字订交。每相见，辄问难经义，评骘文章，纵谈时事，神王兴至，逸岩激越，投笔起舞，恢哉有国士风。”
章太炎在台湾居住半年，救国之念不息，准备返里。馆森鸿以为“政变以来，法网綦严，若不戒陷阱，虽糜顶踵何益，因劝东游”
，馆森鸿也乞假四日。这样，章太炎在馆森鸿的陪同下，于1899年6月10日“发基隆”，14日“步上神户”，17日“发大名趋名古屋”，游览名胜古迹，阅赏寺院藏品，写《游西京记》以记其事
。
1899年8、9月间（七月下旬），章氏由日返国，往来沪浙，为《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编》撰文，和唐才常等人游，并将《訄书》付梓。
冬12月，馆森鸿由台湾经广东、福建来上海，“首访章太炎”，他们“海上重晤，握手感喜”，章并赋七律一章以赠
。接着，馆森又游苏州，访章氏之师俞樾，“问近日著作？”俞樾谦逊地说：“所著之书，皆是迂疏无用之学，刻成四百七十余卷，虽已流传人间，实不足言学问，今老矣，无所添益。”
1901年1月，馆森鸿又从台北来上海。2月2日，拟游苏州，章太炎来送行，告以“明日归里”
。章氏在杭州“度岁”半月，吴君遂派人来杭，告以“踪迹者至矣，亟行”。章太炎乃“避之僧寺”。“十日后，知无事，复出上海”
。这时馆森鸿已经在返台归途了。
由上可知，1898年戊戌政变后至1901年间，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章太炎和馆森鸿“以文字订交”，他们的“相善”，主要由于在治学方面有共同点。馆森鸿从冈鹿门、重野成斋治汉学，涉猎中国儒家经籍，推崇清代复兴的古文经学，对顾炎武尤其服膺，“自谓当初启其迷蒙者，实亭林也。”
馆森鸿在《答铃木清音书》中也说：“仆少好经术文章，颇自刻苦，而无所得，神志荒惑。一日读《顾亭林集》，慨然自起，虽奔走忧患，心耿耿未下，亭林其发我者欤？”
他以为顾炎武“器识最高”，“负经纶之才，求礼教于遗经，发愤著书，为后世虑者深矣”
。对顾炎武推崇备至。
馆森鸿对清代古文经学“皖派”的开创者戴震也很钦仰，对友人讥笑他读《戴东原遗书》加以驳斥，对一些人认为戴震之长只在历算、舆地、考据之学也以为不能“止于是”。认为“东原虽主考据，其以道自任，直与孟子不异”，戴震的著作“精心孤诣，实事求是，盖千五百年无与比伦”
。不能“指其一二”，“妄加讥评”。馆森鸿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精确”，也以为“千古无两”
。
章太炎少时就佩服顾炎武的为人，并将自己改名为绛，号太炎，以示对顾炎武开创的清代古文经学服膺勿替。他对戴震也很推重。章太炎二十三岁起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正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因此，当他看到馆森鸿的文稿中《与人书》论及戴震，即加长跋，曰：
推重东原，与鄙意最合。明季社会之佻达，西河、竹垞之武断，望溪、海峰之迂阔，迭胜迭负，难为雌雄。自东原出，而三种气息，皆渐次肃清，即专以考证言，实事求是。亦一变至道矣。况其发明性善，实与路索自由之说，东西并峙耶？东原云：“宋儒以理杀人，死矣，无可救矣。”骤观几为吐舌，及细思之，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及《离骚》不甚怨君等说，皆出自宋儒。大氐揭橥三纲，使卑贱不得一豪自便者，实始于此。周、孔、孟、荀未有斯义也。以此为理，致人人失其自由，而禹域人心腐败，遂至此极，所谓瘴气性者非耶？东原主张性善，不免偏于尊孟，而欲彗扫瘴气，则非此因不为功。噫！使东原之说早行，吾国亦当人人知自由矣。旻天不淑，斯编尚覆酱瓿，其亦如眢井之心史哉！
可见章太炎和馆森鸿“一见相善”“以文字订交”，是由于彼此在治学方面有共同点，对复兴古文经学的顾炎武既示钦仰，对戴震的“实事求是”“发明性善”，也感到“精心孤诣”，而表推重。
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以文字订交”，还由于他们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近处。
章太炎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认识馆森鸿的。戊戌变法曾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多次引述“日本变政”，还专门写了《日本变政考》进呈“御览”。章太炎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变法，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主张“以革政挽革命”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
对康有为等仍表同情。馆森鸿呢？他“阐明经义，表章人物”
，对日本主张维新的人物，每为之立传，如开始注重“西洋学”，读“荷兰书”的青木敦书，通晓西学，明医术，晓天文、舆地，著《俄国志》，译《万国图说》《地球全图并图说》的桂川国瑞，专攻西方医学的杉田翼以至杉田信等，都为撰传。馆森鸿还专门写了《先正传》，认为维新时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吉田矩方、木户孝允等，“其所趋向虽有同异，要之前后辈出，从时势所变迁，备尝艰苦，或殉国泯身，以立大功于天下，向所谓王政维新之业成者，数君子之力为多，余心仪久之”。于是“搜访当时轶事遗闻，立传如干，命曰《先正传》”
。
章太炎以为馆森鸿“叙述中兴诸贤，尤酣恣沈痛”。馆森鸿也以章太炎“忧国势骫骳不披，与诸同人讲明天下之大计，以规时事”，而“一见如旧相识”。从而章太炎将其文稿给馆森看，当馆森鸿看到章氏的《上李鸿章书》
后，认为他“指画详明，议论精切，洵足以济时矣。独是其言不行，其身中道颠跛，亦无有力者为援手，其志可悲也”
。又读其《訄书》，十分“推服”，认为“议论驱迈，骨采雄丽，其论时务，最精最警，而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即以文字论，亦卓尔不群”
。说是章太炎虽避居台湾，但他“倡天下之大义，风励一世，以图国家维新，事虽不成，兆朕己启。则今日所谓不幸不遇者，安知非他日润泽天下之资哉！”
馆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章太炎则曾赞助维新，政变后还一度同情康、梁，这时他们都主张通过改革，使国家富强。
这时，章太炎正在编次《訄书》，《訄书》原刊本第一篇是《尊荀》，强调法后王，以为“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古也者，近古也，可因者也。……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讲的是损益因革，讲的是变与不变，也就是说，讲的是在旧有基础上“或益而宜，或损而宜”。可知他这时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但章太炎较早孕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康门“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
，并“常持船山《黄书》相角”
。在《訄书》原刊本中指责满洲贵族“蚀蠹”重敛，而“不能折冲以庇黔首”
，还用“大酋”等贬词来讥讽清朝皇帝。这些又非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能企及。
就在这时，馆森鸿将日本照井全都遗书延请章氏撰序，照井氏“礼乐、汤武、封建诸论，矩则荀子”。章太炎以为他与王夫之“藩镇之议”“若合符节”，与黄宗羲《原君篇》“彼此神契”
，专为撰序，说是“当明之季，有王夫之者，窜于衡山，而为《黄书》《噩梦》几矣。今全都又迈之”
。赞誉照井氏的“尊荀”，把他和王夫之“窜于衡山”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照井氏的思想和章太炎有“彼此神契”处
。而照井氏的著作，恰恰又是馆森鸿介绍给章氏看的。
由上可知，章太炎和馆森鸿“相善”，并非偶然。
此后，章太炎投身革命，鼓吹排满。1906年6月，出狱东渡。次年1月，章太炎和宋教仁访问权藤成卿，谈到馆森鸿，今录其笔谈记录如下：
章：馆森鸿为人稳而轻利，于文无诗。昔居台湾，馆森常请余修改文字，屡欲为余弟子，拒之，而以兄弟相待。数年间迭寄文章，且余身陷囹圄时亦然。惟近半年音讯不通，务请探问寓所，如何？
权藤：余与馆森虽不识面，然知其名，系好学且与吾等同调者。据云其为儿玉将军挚友，将军已故，而将军弟儿玉文太郎乃余亲友，俟有闻，当告知。
章：若知其踪迹，不胜感谢。
知章太炎为“苏报案”入狱后，馆森“迭寄文章”；章氏再度来日本，又询及馆森踪迹，可见交谊甚深。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由日返国，从政讲学，和馆森鸿音问久疏，但悬念之情，尚未或释。1931年，日本桥川时雄到上海谒见章氏，他又问起馆森鸿，说：“仙台有馆森鸿者，二十年前，颇从鄙人讲论，近亦几六十矣。闻在东京教育界中，不知其学能否进步也。”
怀故恋旧，不胜缱绻。
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交谊，过去知而不详，本文的写成，出于岛田先生和水田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谨深致谢意。
原载《历史论丛》第三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
本文寄交《历史论丛》后，在上海图书馆发现馆森鸿和吴君遂笔谈原件。查1901年2月2日，章太炎在上海送别馆森鸿，“且谓明日归里”。馆森鸿《姑苏纪游》：“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发台北。二十三日，抵上海，寓文监师路逆旅。连日雨雪缤纷，至二月一日始晴。山根立庵劝予游苏州，遂择次日发程。”又曰：“二月二日，友人章枚叔来送予行，且谓明日归里，乃别。”（《拙存园丛稿》卷一第十六页）查馆森鸿在沪时，章氏谈起吴君遂，馆森鸿乃偕山根立庵访吴，此件应为当时笔录原件，特补载如下：
馆森鸿：鄙人姓馆森，名鸿，字子渐，与山根君为石交。日前章枚叔能说吴先生之事，切欲往谒左右，领手教。刻山根君谓偕访之，因叩高扉。鄙人日域晚生，有志于贵国圣人之学者，倘能得领教，幸矣。贵国竹添先生文字，下走极其佩服，未知公以为何如？竹添文字稍有神韵，然无骨力，不能为大家。敝国近代安井息轩笔力苍老可喜，行箧中不有此书。枚叔藏有息轩所著《论语集说》，其学识文章足见一斑矣。
馆森鸿：仆欲得先生墨迹二三叶为家宝，未识能许否？
馆森鸿：先生传桐城正脉者，可与萧、吴诸公并驰矣。仆不肖，亦尝学此一派，有记文二三篇，兹呈教。（壁间瞥见濂亭先生墨迹）阁下曾游濂亭之门乎？先生传桐城正脉者，仆尝一阅其集，佩服莫名。闻挚甫氏为后劲，又有萧君穆者，桐城大家也，果然否？此往年由美国至敝国，独访问山黄村，不见其他文士，匆匆回去。仆见此君致徐少芝之文，其于文字确有真谛，殊可敬服。
吴君遂：敝师颇好桐城一派，洎黎公驻东京，以文字相交，若其送序，宛然憯惜矣。仆遵师训学之，然实则非所好也。拟他日以鄙稿呈教，莫鄙弃为幸。
又，1901年3月3日，章太炎拟由杭来沪，因无下榻处，曾分函汪康年、吴君遂。旋“复函上海”，寓梅福里吴君遂寓。时距馆森鸿访吴仅月余。章氏在吴寓曾信笔写《和辍笔》《和断荤》《和传家》《和祈死》《和无题》五首诗，吴君遂特将它和与馆森的笔录汇装一起，也可说是“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一段掌故吧！
又见林光灏《章太炎与台湾新闻界》：据魏润庵言，馆（馆森鸿）与章过从密，章逝世，以诗相挽。
讳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戊戌政变逃至台北，后藤栖霞荐之报馆（后藤系台湾总督府民政官长）。余以文字相交，太炎一见余藏照井一宅遗书，激赏之曰：“品在孟、荀、贾、董间。”并为文以序其书。余东归时，太炎偕到京都，又游东京。余抵上海，太炎大喜，诗酒征逐，殆逾半载。尝赠余文，拜余母，献酒结为兄弟，临别贻玉尺一支，余报以先儒遗书，躬送至横滨，赋诗识别。昭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殁于苏州。
太炎捐我何处之？闻讣不禁双泪垂，论文夙有金兰契，结为兄弟本所宜。三十余年讲信义，宛如皦日不可移。忆昔偕游西京地，海上又赋题襟诗。刘杨学识岂轻世，贾董文章堪济时。茹古铸今不知倦，读经考史常忘疲。何嫌鸡鸣风雨晦，丽泽盍簪良在兹。玉尺一支留识别，贻我墨迹字淋漓。如今此物两无恙，装在案头照须眉。世事茫茫隔山海，一别遂无重会期。呜呼太炎不得见，空赋长句望天涯。
见《畅流》三十四卷八期，并录于此，以见章和馆森交谊。
展诵大著，淡雅绝俗，与方、姚诸大家合无间，而叙述中兴诸贤，尤酣恣沈痛，又在梅厓、伯韩之间，斯不可专以家数论矣。抑闻修辞立诚，首贵峻洁，灵皋论文，亦有数禁，其谓不得用汉赋板重，语实帖括习气，未足为训，而诗赋绮言，在所宜禁，则诚无以易之。由绮言类推，每况愈下，则有笔札，恒语用成言以代实义者，此最为笔墨之累。袁简斋所以终身未窥门径，实坐斯病。上之易堂九子，亦或不免。大著于俳言藻词，淘汰已尽，而间或引用成言，斯未免玙璠之微玷。若浣濯净尽，岂特灭除瘢垢，直可自成一家，僭易数语，愧非近石，辄斫
人，深恐运斤伤鼻，宏达君子，有以谅之。
己亥孟春，支那章炳麟识于台北旅邸。
仲尼不死，荀卿不作。荀卿作，孟氏不得不敛衽。程、朱、陆、王之横出，推孟子祀之于明堂，而荀学不得不为虚厉。顾、阎起于西，物太宰起于东，稍崇汉学，则心性始绌，然逡遁不敢背孟子，虽异宋儒，其害则入其梐枑之间者也。乌乎！照井全都者，其有忧患乎？著书山樊，独弦哀歌，而人莫举其名者。独安井衡尝一见之曰：自毛、郑之殂落，子无匹偶矣，卒立槁以死，而人复莫举其名者。余友馆森子渐始得其遗书，其《礼乐》《汤武》《封建》诸论，矩则荀子，最为闳深，以是洞通古义，而挹注九家，以说《庄子》，以训《四书》，不易其轨。尽自嬴吕以至于今，有照井全都，然后荀子由蘖于东海。或曰：四书者，宋、元诸儒所擅命也，全都奚取焉。曰：昔者荀子非十二子，而识子思、孟轲之倡五行。五行之说，今见于康成《中庸注》。其言曰：木神则仁，火神则礼，土神则信，金神则义，水神则智。孟子和之，始悍然言性善。蜀之狡竖，洛之魁儒，或盗焉，或守焉，内相阋而外偕御其侮。暨于明儒，尤侜张自肆。良知兴，无善无恶之性出，而六艺殆乎坠地。全都非训释二家，其足以见荀子之匡正乎？虽同宋儒，其实则出其梐枑之外者也。
乌乎！当西汉之朔，传荀学者，独伏、贾、董、韩诸明哲耳。其后若没若灭，陵夷至于宋、明耗矣。日本之有文字，昉于应神，而当晋太康，是时荀学则已失其纲纪，全都生千四百纪以后，独能高历长驾，引其微论，钓既沈之九鼎，而出之绝渊，其学术虽在伏、贾、董、韩间，其功则逾远矣。
抑吾闻之，圣人之不当位者，必在林麓之间，非直无官禄也。十室以外，乃不能识其须糜。当明之季，有王夫之者，窜于衡山，而为《黄书》《噩梦》几矣。今全都又迈之。余东游暮，不得见全都，而识其弟子大田代恒德，其为《荀子论》，亦卓荦绝流俗，然今几七十矣，荜处而
食，完发以居，人亦无止其门者也。虽然，三统七始，仲尼、子弓之所遗者，昔在荀子，而今在全都之徒也，可以南面矣。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支那章炳麟序。
太史列传，孟、荀并称，汉人亦多言之。自唐以来，兰陵之学，渐尔坠地，虽有程、朱、陆、王之争，汉学、宋学之辨，终不能出孟氏范围。先生生二千年后，独能抗希大儒，仔肩绝学，信秦、汉后一人哉！《封建》《礼乐》等篇，力与唐儒相争，其骨似近迂阔，而精微独到，迥非韩、柳所能言。明季王船山始创崇重藩镇之议，与先生说若合符节。《汤武》一篇，全取《荀子·正论》之意，而与黎洲《原君篇》亦彼此神契。论《庄子》，尤能超出俗见。且论德非论道一语，郭子玄、成玄英皆不能发，蒙吏有知，其当张目于九泉矣。
支那后学章炳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