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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研究也存在着一种片面性，那就是过于纠缠其依附性而忽视其独立性。其实相对独立性恰恰是古代士人阶层，特别是先秦士人的一大特征，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士人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无法解释他们何以能够产生乌托邦精神，从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内在特征。那么，什么是士人的独立性呢？这是指这一社会阶层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社会政治系统的势力，并且具有规范社会的主体意识。相对于西周的士而言，他们这种独立性是极为明显的。士人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选择的自由性与对君主的规范意识。
西周的士作为宗法制度的一个固定的贵族阶层是没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的，他们只是被选择的对象。新兴的士人阶层则不仅为君主所选择，而且也选择君主。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孟子·万章下》）孔子所言乃士人对君主的选择，君主所行之道不合士人理想，则士人有不仕的自由；孟子所言乃士人对诸侯的独立性，即士人不能寄托在诸侯那里为其所豢养。士人在仕与隐上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在择主而事上有自己的自由，这当然就培养起他们的独立意识。士人这种选择的自由性是以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以及诸侯之间的激烈竞争为前提条件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使士人具有了选择的可能性，而诸侯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竞争又导致了他们对士人的急切需求，这又为士人的选择提供了有利条件。士人政治上无定主，经济上无恒产，可以说是自由之身。他们被抛入诸侯割据、纷争不已的社会，唯有自我选择才是其安身立命之途。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乃为其选择的唯一资本。仅凭这一资本，他们对诸侯国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盛衰。王充指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我们看一看春秋五霸的盛衰及战国七国争雄的史实便知王充此言并非夸张。那些有远见、有大志的君主们对此自然十分清楚，他们对民间那些握珠怀璧的有才之士无不极力收揽招纳，于是“礼贤下士”便真正成为一时风气。例如，秦穆公重用的蹇叔、百里奚，齐桓公重用的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人，鲁僖公礼敬的展获、展喜兄弟，均为沦落民间的有才之士。至于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齐宣王礼待稷下学士、燕昭王师事郭隗更是人所共知的佳话了。除君主外，许多大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也纷纷“养士”“争士”，最有名的如战国时的“四公子”、燕太子丹、秦相吕不韦等。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士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士人队伍也急剧增加。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王登任中牟令时重用士人，致使“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种情形当非个别现象。
但君主的“争士”之风对士人影响最大的还不在政治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使士人阶层对自身价值有了充分认识，产生出自尊自重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表现在他们中那些杰出分子所具有的向上规范君主，向下教化百姓，重新安排社会、建构社会价值的崇高志向上。这正是士人阶层独立性的充分展现。中国历代士人那种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救世意识都是对先秦士人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的继承与张扬。
士人中那些才智过人、胸怀大志者是不甘心仅仅借出仕以自养的。他们的志向是为王者之师，通过规范君主、塑造君主来推行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在君主面前，他们从不卑躬屈膝，他们甚至认为士人的价值高于君主的价值。请看齐宣王及其臣下与隐士颜斶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贤士——引者）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宣王虽然不悦，但终于明白了“士贵”的道理，并欲“请受为弟子”。这场辩论以颜斶的胜利而告终。士人在君主面前也要争一下高低贵贱，这正是他们独立意识的表现。士人敢于触犯君主，而君主却又无可奈何，这奥秘并不在于士人作为个体的力量，他们凭借的是整个士人阶层的存在。君主对个别士人不敬，就会导致大批士人移向他国，这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燕国贤士郭隗为昭王讲“致士之道”，提出“帝者与师处”之说，同样是借助士人的集体力量压迫君主礼敬士人的例子。诸子作为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从理论上论述张扬士人价值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孟子说：“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又引子思驳鲁缪公“友士”之说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这是要君主师事贤士，连“友之”的态度都不肯接受。
荀子也告诫君主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墨子》一书，更以“亲士”为首篇，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吕氏春秋》也指出，对那些“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杰出士人，“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这都说明，在士人的价值坐标中，士人的位置是在君主之上的。他们将君主视如弟子，以塑造理想的君主形象为己任。不论在实际上他们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种企图本身就充分表现出士人阶层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先秦士人这种自高身价，欲与君主一争高下的精神在历史上实为一件极有意思，也极有意义的事。自先秦以后，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的士人始终是专制君权的一股极有力的制衡力量，尽管历代都有不少士人因妨碍君主肆意而为而横遭杀戮，但他们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君权的恶性膨胀，为维持社会的繁荣安定，为黎民百姓少受些蹂躏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当然，士人的高自位置也罢，君主的礼贤下士也罢，在根本上都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的。只有在离开士人的支持君主就无法很好地维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才会看重士人。春秋战国之时正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此时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也就得到高扬。到了天下一统、社会稳定的时候，君主对士人就换了一副面孔，他们对士人的倚重和利用也就以“恩赐”而非“礼敬”的形式出现了。至于那些不堪实用的文学之士，君主们则以“倡优蓄之”的态度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再不敢公然以王者之师自居了，也不敢再讲士贵于君的话头，有大量士人就依附于君权，安心于功名利禄了。但那些在先秦士人独立精神影响下，依然怀有乌托邦意识的杰出之士，却还是以规范君主、教化百姓、安排社会为己任，只是在方式上不再像先秦士人那样直露而已。汉儒的“天命”、宋儒的“天理”、明儒的“良知”之论无不是对君主的某种规范。因此之故，有些不肯放弃乌托邦精神的士人的存在，从来都是令专制君主们头痛的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才不时荡起一股股的波澜，这一文化长河才获得了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士人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社会的动荡，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以及君主对士人的需求都是使士人获得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先决条件，但这些还都不能构成充分条件。士人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当然不是任何外在原因所能决定的，在他们自身必有某种共同性在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共同性便是文化。如前所述，士人在政治上没有固定的地位，在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来源，在生活上也不像农、工、商那样有自己专门的行业。他们何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呢？唯一可凭借的便是文化学术。我们知道，在春秋以前，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学术的阶层。在宗法等级制的体制中，“文统”（指文化学术）与“政统”是合二为一的。只是由于宗法制的破坏，由于大批贵族降身为民，在社会上才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学术事业的阶层，即士人阶层。他们从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文化又反过来将他们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独立性、主体性不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给予的，而是文化给予的。文化不仅使士人阶层获得独立于世的资本，而且也赋予士人超越社会、规范社会、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动机与能力。士人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创造着士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春秋以后学在士人，只是到秦汉之时，统治者才开始与士人争夺文化学术的控制权。经学博士的设立又使“文统”与“政统”重新归为一体。而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余年中，由于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文化学术的控制，才使得学术文化大放异彩，才使中国文化有了源头活水，才使中国文化得与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并列而无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