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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erto Eco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籍”（background books）来云游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倒不是说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些书籍，而是说我们是带着一种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来的、先入为主的对世界的观念来云游世界的。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出游时往往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背景书籍”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假定要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籍”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管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将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例如整个中世纪的传统令欧洲人确信世界上，确切地说是在东方，存在有一种称为“独角兽”（unicorn）的动物和一个“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于是，连没有读过几本书的意大利年轻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东方亦念念于兹，并最终发现了这两种实属莫须有的东西。事实上，他于爪哇所见到的不是真的“独角兽”，而是犀牛（rhinoceroses）；他书中所说的“约翰长老”或许是蒙古部族中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克烈部落首领王罕。二者皆与马可波罗实际要寻找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这种从自己文化传统中的“背景书籍”出发，对他种文化传统产生误解、歪曲的现象不但于世界文明交流的历史上司空见惯，而且就是在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的今天依然屡见不鲜。同一样东西、同一种文化现象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诠释。大概是在1996年秋天，笔者曾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厅内有过一次令我至今难以释怀的经历。当时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女性，正于结束了在德国的短期学术访问后的归国旅途中。她们利用候机之余暇，正在交流各自于德国的见闻。其中一位谈到了此前不久访问过德国的达赖喇嘛，最后加上一句评论说：“你看达赖喇嘛的笑有多恶心！”另一位当即应声附和。坐在一旁满有兴趣地听她们交谈的我，听到此时不禁惊诧莫名。我想当时在场的德国乘客中若有懂得汉语者，听得此话一定会觉得这两位看起来相当文雅的中国妇女是魔鬼，因为于西方世界，达赖喇嘛的微笑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智慧、最慈悲的微笑。何以这同样的一种微笑到了中国知识妇女的口中却是“有多恶心”呢？这个问题令当时的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亦令以后的我孜孜于探索汉、藏间、西方与西藏间之文明遭遇的历史，试图发现汉藏和中西之间在过去的交往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并提示其危害。
毫无疑问，认为达赖喇嘛之微笑“有多恶心”的那两位中国知识女性肯定不是魔鬼，她们之所以对达赖喇嘛之微笑有着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反应，显然是因为她们从自身携带的“背景书籍”出发，于今日中国之民族主义的话语（discourse）中，阅读了“达赖喇嘛的微笑”这一“文本”。于中国的大众传媒中，达赖喇嘛是一位依恃西方世界之支持而谋求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所以出现于西方公共场合中的“达赖喇嘛的微笑”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达赖喇嘛为取悦其西方支持者而作的媚笑，故它是“恶心”的。而于西方大众而言，西藏是世界上经过现代化扫荡之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净土，是所有企求超越物质主义和获得灵魂解脱者的精神家园。而达赖喇嘛是智慧与慈悲的化身，是世界所有热爱和平、渴求智慧者的精神导师，故他的微笑当然是世上最迷人、最智慧、最慈悲的微笑。于解读了隐藏于这两种对“达赖喇嘛之微笑”的截然不同的看法背后的各自的“背景书籍”之后，不但这些听起来危言耸听的说法不再那么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两种看似有天壤之别的观点亦不是不可调和的了。显而易见，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背景书籍”中的西藏与达赖喇嘛，实际上都与历史的、现实的西藏和达赖喇嘛有着极大的差异。说到底，这些“背景书籍”，或者说那些被称为“文化传统”的东西，其中有许多不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因此，若要理解何以中国人、西方人对“达赖喇嘛的微笑”会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必须首先对隐藏于这两种看法背后的两种不同的“背景书籍”，或者说“文化传统”作仔细的检讨，弄清楚这些今天被我们认为是“传统”的东西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并进而找出形成各种文化间之误解（inter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的根源。
汉、藏两个民族间政治、文化的互动、交流少说亦已经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这种交流无疑推动了汉藏两种文明的进步和多样化。然而，于此千余年的交流过程中相互间亦都形成了对对方文化的一套“背景书籍”，其中充斥了误解和歪曲，至今仍影响着汉、藏两个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而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种“背景书籍”就是各自对对方之佛教传统的误解和轻蔑。于汉族的文化传统中，藏传佛教总是和神通、妖术等相提并论，故不是被称为“秘密法”“鬼教”，就是被称为“喇嘛教”，似乎它并不是大乘佛教的一支，而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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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撰于万历元年（1573）四月八日的《番经厂碑》是笔者迄今所见最早出现“喇嘛教”这一名称的汉文文献，此云喇嘛教是“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
令人叫绝的是，于藏族的文化传统中，菩提达摩所传之教法，即汉传之禅宗佛教，亦遭受了与藏传佛教于汉地所受到的同样的待遇。多年前，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院士访问了西藏，并与西藏几位著名的活佛讨论佛法。据他报道，“当我说到汉传佛教的禅宗，他们就哈哈大笑，说藏传佛教有一个很知名的故事。大约几百年以前，内地去了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他是禅宗的大师，和藏传佛教大师辩经。后来呢，汉传佛教败得一塌糊涂，藏传佛教就从此看不起汉传佛教。”
这些西藏活佛提到的那位从内地去的禅宗大师指的一定是于8世纪下半叶从敦煌应邀往吐蕃传法的汉人禅师和尚摩诃衍，而他们提到的那次辩经指的亦肯定是传说发生于794年的著名的“吐蕃僧诤”，只是和和尚摩诃衍辩论的主角实际上并不是藏传佛教大师，而是来自印度（尼婆罗）的莲花戒论师。传说这场僧诤以和尚摩诃衍为首的顿悟派被以莲花戒为首的渐悟派击败而告终，从此中观渐悟派的清净见行被立为藏传佛教之正宗，而汉地的顿悟说则被作为异端邪说而逐出吐蕃。于是，于西藏的文化传统中，“和尚之教”差不多就是异端邪说的代名词。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显而易见，这两种于汉、藏文化传统中已经定格为各自对对方之文化传统之“背景书籍”的东西，事实上皆是对对方文化传统的误解。当代西方人类学家将藏传佛教文化之特征形象化地总结为civilized shamans（文明的萨满）， [2] 此即是说藏传佛教确有其神通、秘密的一面，但亦有其广大（rgya chen）、精深（zab mo）的一面，它绝不是蛊惑人心的“方伎”“幻术”。同样，汉地的禅宗佛教亦绝不是可以被人随意嘲笑的对象，藏传佛教虽高山仰止，但绝无理由可以“看不起汉传佛教”。殊为遗憾的是，这两种根深蒂固的“背景书籍”显然已经严重阻碍了汉、藏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传说发生于8世纪末的那场“吐蕃僧诤”无疑是一场相当有水平的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然而围绕着这场僧诤及其结果所形成的“背景书籍”却使得汉、藏两种文明之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高水平的对话。此足见“背景书籍”对两种文明间的交流的影响是何等之巨？而要排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唯一途径就是直接地检讨这些“背景书籍”的来龙去脉。笔者已曾尝试对汉文化传统中有关藏传佛教之“背景书籍”进行揭露和批判， [3] 今则尝试以西藏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所传教法之记载为中心对西藏文化传统中有关汉传佛教的“背景书籍”之形成和影响作一番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