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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学者对西方“想象西藏”中透露出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反省的启发，我开始注意和研究汉族文化传统中的“想象西藏”现象，并尝试揭露它对汉藏两个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所造成的危害。而20世纪80年代初马建发表的一部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政治风波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则成为我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这部小说可以说是阅读和分析汉族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形象”的一个经典文本，虽名曰“纪实小说”，实际上是一部时空错乱、混淆幻想与现实的典型的“想象西藏”作品。它以一系列离奇和耸人听闻的西藏故事，向读者传达了一个“色情化”“巫化”和“政治化”了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这些“西藏形象”于当时代的西藏基本上无形迹可寻，可是在自元朝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中却时隐时现，有案可稽，所以，这部小说差不多就是汉族古代传统中妖魔化、色情化西藏和西藏佛教之形象的一个现代翻版。不但作者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当代故事多半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家言”，取材于形成汉族古代文化中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之传统的“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中，而且作者描写西藏，特别是将西藏描写成一个“情色之乡”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不是要真实地描写作者西藏之行中所见到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而是拿西藏和藏传佛教说事，用它们来曲折地表达北京“前卫”知识青年的愿望和诉求，用它们来反衬，甚至希望以此为工具来打破当时沉闷的汉族社会、文化生活中严酷的性禁锢。而马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描述方式，以及他这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对西藏宗教和社会的总体价值评价也大致反映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和媒体的主流看法，在思想上并无任何先进和前卫的地方。
为了追究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部小说中凸现出的那些被扭曲了的“西藏形象”的来历，我开始从汉文古文献中追寻历代汉族士大夫“想象西藏”的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汉文古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是同时期的西方文献所无法企及的。如果有人有心深入探究汉人“想象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探寻各种西藏形象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细节，那么，我们一定也能够写出一部像《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样精彩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当然，我还没有花大力气去做这样的研究，从我迄今尚且粗浅的涉猎来看，元朝以前的汉文文献，特别是唐朝的汉文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大部分牵涉唐朝与吐蕃的政治和军事互动，特别是双方在西域的角逐和战和关系，其中透出的“西藏形象”大致是一个军事强悍、民众“弓箭不离身”，而文化则尚未开蒙，即所谓“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的部族。而到了元朝，由于蒙、汉、藏、西夏等民族间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变得更为密切，所以汉文文献中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变得相当丰富，其中透露出的“西藏形象”也开始变得清晰和饱满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汉文文献中的“西藏形象”和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流传的“西藏形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传递出的首先都是具神通的西藏喇嘛的神僧形象和西藏人于两性关系上自由和不加羁束的消息，这或有助于说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否则他对西藏人形象的描述何以与元代汉族士人笔下的西藏形象如此相似呢？
我总结元朝汉族文人笔下的西藏喇嘛形象主要有“神通”“妖术”和“贼髡”三种，“神通”形象来源于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传的大黑天崇拜（Mahã kala Cult），“妖术”则与传为元宫廷流行的涉及男女双修的藏传密教修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相关，而“贼髡”的原型则是元代那位挖了宋代皇帝陵墓的“江南释教总统”、河西僧杨琏真伽。显而易见，这三种形象均非来源于藏传佛教僧人于元朝活动事迹的真实记录，其中充满了以讹传讹的误解和想象的成分。西藏喇嘛神通广大这是于汉文化传统中自古及今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这大概与藏传佛教的密教修法及其成就有关，而元代番僧的“神僧形象”或即是这种形象传世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来自尼婆罗和西番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西番的喇嘛只要口中一念密咒，保证立马风和日丽，使得在长途跋涉中的蒙古大汗风雨无侵。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元代的汉文文献中，后者特别对番僧祝祷大黑天的神效有很多的记载，番僧显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神通都与番僧世代祝祷的大黑天神有关。事实上，大黑天不过是藏传佛教行者修持的众多本尊、护法中的一位，并无特别的神奇，它被视为蒙古人的战神当是信众们的附会，而且观修本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神通，而是为了最终得道成佛。再说，观修大黑天并非元代才出现，而是西夏时代就已经传入西域与内地的一种修法，将它的修习所得之成就演化为番僧的神通，其中显然有很多附会和夸大其词的成分。而传为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其中虽或确实有男女双修的内容，但它们显然与中国历朝末代皇帝宫廷中习见的淫乱故事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是“淫戏”和“房中术”，而是与萨迦派所传的“道果法”相关的秘密修法，是旨在证成“乐空无二”的成佛之道。而杨琏真伽发宋陵寝、将宋理宗头盖骨制成藏传佛教之法器——嘎巴拉碗，于亡国的大宋遗民眼里自然是天良丧尽的罪恶，然而于元初蒙古统治者眼里，杨琏真伽却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地方大员，于佛教徒眼里，他也是一位在江南为佛教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的许多恶行也是后人强加于他头上的，他的“贼髡”形象是被后人渐渐塑造出来的。总而言之，由于番僧深得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喜爱和重用，蒙古人更喜欢藏传佛教而不喜修习汉族传统的孔孟之道，这引起了积极希望以汉族孔孟思想为主导的文武之道来改造蒙古征服王朝的野蛮统治的汉族士大夫对番僧的强烈痛恨，所以不惜把导致元朝骤亡的脏水一股脑儿地泼在了几位番僧头上。
元朝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这三种典型的番僧形象从此塑定了汉文化传统中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基本认识。取代了蒙古外族统治的明朝统治者重新祭起了“严夷夏之辨”的大旗，复视事实上已为其“编户齐民”的西藏为远夷，将对番僧的笼络视为怀柔他们的政治策略，所以尽管明代进入内地、常住京城的番僧数量远远超过了元朝，而且明朝的大部分皇帝们也对藏传佛教显示出了异常的热情，但在明代士大夫笔下藏传佛教依然不过是“鬼教”，是“喇嘛教”，明代宫廷优待番僧无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与文明无关。明代汉文文献中出现了更多有关番僧、番教的传奇故事，而其情节则多与元人传说的故事十分相似，同样不把它们当作正宗的佛教传统。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是故连明显信仰藏传佛教，而且对藏传佛教有相当精深研究的乾隆皇帝，为了在其臣下面前保全其文武大皇帝的面子，甚至也不得不撇清他自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喇嘛说》中，他公开声明他用心研究番经绝不是因为他真的信仰藏传佛教，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和番教的影响力来有效地制服和统治蒙古和边疆。巫化喇嘛和藏传佛教显然是明、清时代汉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这样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自元及明、清三代均与汉地有密切文化联系的高丽文化人，在这三代高丽文化人的文集中，特别是在数量巨大的所谓燕行使们留下的燕行录中，我们时常见到他们对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十分负面的记载和嘲讽，在他们看来，喇嘛和藏传佛教是导致元、明、清三代汉族传统礼崩乐坏的罪魁，因为他们用巫术蛊惑了中国的统治者们，令他们抛弃了汉地古老和美好的文化传统，而代之以野蛮、荒诞的喇嘛教。这样的传统，一直遗毒后世，所以在曾被人称为“前卫作品”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中依然可见其十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