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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一代，蒙古大汗宠信番僧，喇嘛贵为帝师，藏传佛教曾经于蒙古宫廷内外广泛流传，这是史家习知的史实。可是，元代汉文文献中并没有就此留下很多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后世对当时所传藏传密教的详情知之甚少。对此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段资料见于《元史·哈麻传》中，其云：
初，哈麻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故有宠于帝，与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祃等十人，俱号倚纳。秃鲁帖木儿性奸狡，帝爱之，言听计从，亦荐西番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番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这段话差不多是后世所知元朝宫廷所传藏传密法的所有内容，也是后世汉族士人色情化番僧、番教的重要依据。殊不知，这段被明初史官冠冕堂皇地写入了官修正史之中，并被后世士人常常引用的话原不过是小说家言，它源出于明初士人权衡的私家笔记、或当视为元末之野史的《庚申外史》卷一之中，兹录其原话如下：
癸巳，至正十三年，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阴荐西天僧行运气之术者，号“演揲儿”法，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蛊惑上心。哈麻自是日亲近左右，号“倚纳”。是时，资政院使陇卜亦进西番僧善此术者，号“秘密佛法”。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上喜，命哈麻传旨，封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国师又荐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马的、秃鲁帖木儿、脱欢、孛的、哇麻、纳哈出、速哥帖木儿、薛答里麻十人，皆号“倚纳”。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倚纳辈用高丽姬为耳目，刺探公卿贵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择其善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数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贵人之家，私窃喜曰：“夫君隶选，可以无窒滞矣！”上都穆清宫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
对以上这两段话略加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元史·哈麻传》中的这段话当即转录自《庚申外史》。而权衡私撰的这部专门记载元朝末代皇帝惠宗（庚申帝、顺帝）妥欢贴睦儿（Toγan Temür）三十六年之史事的《庚申外史》，根据的多半是道听途说来的逸闻、野史，很多事情“闻之友人畅申之曰”，实不足以为信史。然“洪武初，诏修《元史》，采访顺帝遗事，其书曾上史馆”。
这是因为“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所以朝廷“遣使者十又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庚申外史》大概就是于此时呈上史馆，并为史官编写庚申帝之故事所采用，故其“所言多与《元史》相合”。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庚申外史》的作者于此叙述元末宫廷修“秘密大喜乐禅定”之事时，其口吻乃十足的汉式腔调，实与元君臣的胡人身份不符，如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云云，显然是典型的汉人佞臣挑唆末代昏君的老生常谈，哪有一丁点胡人胡语的气息？
此凸现其野史性质，可见其所叙述诸故事实在不足凭信。正如卓鸿泽先生指出的那样，由于密教的“‘表法’（象征）意义又不易为局外人所明了，加上语言的隔阂、种族间的芥蒂、文化风习的成见，而故事主角又为业已远走朔漠的亡国之君等等，《外史》所言容或失实，应可以为今人所理解。然而，正因为《外史》作者对异族的语言、宗教的内涵不甚了了，他所记录的特殊语汇反而可信：意义固可以曲解，而词汇却非他所能凭空捏造”。
换句话说，上引《庚申外史》这一段落中所述故事极有可能皆荒腔走板，其真实性大可怀疑，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小说家言，而切不可把它当成正史来看待。其中最可信的反倒是那几个我们至今看不懂、说不明的用汉语音译过来的外来词汇，可惜的是，我们迄今无法从语文学的角度给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明人修《元史》的过程极为仓促，整合材料过于粗率，故有很多瑕疵。对照上引《元史·哈麻传》和《庚申外史》卷一中相应的那段记载，我们即可发现，仅仅在上引这一段话中，就已经出现有几处明显的误解，《元史》的编者显然搞乱了《庚申外史》之原文叙述的人事因果层次，以致导向错误的印象与结论。首先，于《庚申外史》中，“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本来说的可能是两种不同的修法，至少“演揲儿”的本意并非“大喜乐”，前者指的是“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运气之术”，乃西天僧所传，后者才是“多修法”，是“秘密佛法”，乃西番僧所传。而《元史》中则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都成了房中术，而且还将“多修法”说成了“双修法”。
还有，《庚申外史》卷一说：诸倚纳曾经“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为‘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同样的一句话到了《元史》中则变成了：“诸倚纳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本来《庚申外史》所曰“且为约相让以室”指的是那十位“倚纳”们约定互相以“[妻]室”作交换，这样有类于今日时有耳闻的“换妻”的行为当时在胡语中被命名为“些郎兀该”。可是到了《元史》中本指“[妻]室”的“室”字竟然被编修者理解成了“所处室”之“室”了，而“皆即兀该”则相应而成了“所处室”的特殊名号了。这样的误解不但今天听起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且也为后人解读“些郎兀该”或者“皆即兀该”这样的胡言胡语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