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尽管元朝中央政府曾“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并在此修驿站、括户口，征赋税，蒙古大军也曾几次深入土番之境，镇压诸如萨思迦第二任本禅释迦藏卜叛乱、必里公叛乱与蒙古西北诸王，即藏文史著中之所谓“上部蒙古”（stod hor）所引发的叛乱等，但真正深入土番之地的汉族士人恐怕不会太多。因此，在元代汉族士人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有关西番政教形势的具体记载，他们对西番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或“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等相当笼统的说法。 土番常常被称为“西夷”或“西鄙”，于汉族士人眼里无非是地处西陲的蛮荒之地。正因为如此，土番成了元朝政府放逐重要犯人的地方，有不少著名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此地，如宋朝的末代皇帝少帝瀛国公受元世祖命，“往西土讨究大乘明即佛理”，居后藏萨思迦寺习法经年。 ^[20] 高丽国忠宣王也因得罪于杨琏真珈之子杨暗普而被陷害、放逐至萨思迦。 元末著名丞相脱脱受政敌哈麻陷害，“诏复使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 官员调任吐蕃被视为贬谪，乃朝内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与汉族士人视入藏为畏途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番僧涌入中原汉地，史载“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当非纯属夸张不实之辞。因此，番僧在内地的活动是蒙藏及汉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内容。汉族士人对番僧在朝廷内外各种言行的记述，特别是对番僧在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秘密戒法的抨击，无疑有出自文化偏见的成分，也带着已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士人对遭受来自另一个异族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打击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番僧在朝廷中的得志，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在朝中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汉族士人从文化上进行反征服、变夷狄统治为孔孟之治，将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最终纳入华夏正朔的艰苦尝试的失败。 ^[21] 是故，汉族士人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完全视为祸国殃民之妖术，将元朝骤亡的祸根全推到几个番僧的头上，委实有失公允。遗憾的是，汉族士人为番僧留下的这种妖僧与恶僧形象不但通过穆斯林作家拉施特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而且亦一直在元以后的汉族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戏剧化和形象化，其流风余绪直到今天恐也未被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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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London：Athlone，1989.

[2] Peter Bishop， Dreams of Power：Tibetan Buddhism &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London：Athlone，1993.

[3] Donald S.Lopez，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4] Mythos Tibet：Wahrnehmungen，Projektionen，Phantasien ，Köln：DuMont，1997.

[5]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0.

[6] 对此意大利藏学家L.Petech曾经作过相当精辟的总结，参见 Petech， The Mongols and the Central Tibet ，Rome：Ismeo 1990，pp.139-142；参见沈卫荣，《元朝统治西藏对后代的影响》，《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2年，第79－101页。

[7] 沙剌巴当即元代著名译师沙罗巴，其传记见于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大正藏》，卷49，第729－730页；亦参见傅海博（Herbert Franke），《沙罗巴（1259－1314）：元代中国西夏佛僧》（Sha-lo-pa（1259-1314），A Tangut Buddhist monk in Yüan China），G.Naundorf，K.-H.Pohl，H.-H.Schmidt ed.，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zum 65. Geburtstag ，Würzburg：Königshausen & Neumann，1985，pp.201-222.

[8] 《南村辍耕录》卷2，第25页：“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陶宗仪这条记载显然是照录自杨瑀（1285－1361）之《山居新话》，同样的内容见于该书，卷2，《钦定四库全书》子12；参见《山居新话》之德文译本Herbert Franke， Beitr Ä 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Das Shan-kü sin-hua des Yang Yü，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Ⅹ Ⅹ Ⅻ，2，Wiesbaden：Kommissionsverlag Franz Steiner GMBH，1956，pp.59-60；此外，基本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李翀，《日闻录》，《钦定四库全书》，子部。

[9]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八思巴帝师为元世祖忽必烈汗前后作三次灌顶，而后者分别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土番三道和汉地之Yur ma chen mo作为回赐。详见达仓宗巴·班觉藏卜（sTag tshang rdzong pa dPal 'byor bzang po），《汉藏史集》（ rGya bod yig tshang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77－278页。有关这些宗教活动之政治意义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36－148页；Janos 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 'Phags-pa：Ⅲ.The‘Patron-Patronized’Relationship”， Soundings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New Dehli 1985，pp.164-173.

[10] David Seyfort Ruegg， Ordre Spirituel et Ordre Temporel dans la pensée Bouddhique de l'Inde et du Tibet ，Quatre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Paris，Dépositaire exclusif：Édition-Diffusion de Boccard，1995.

[11] 参见傅海博，《元朝皇帝能否读写汉语文？》（Herbert Franke，“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Asia Major，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ed.B.Schindler，New Series 3，London：Taylor's Foreign Press，1953，pp.28-41；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元史论丛》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5－67页。

[12] 参见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一章：绪论——蒙古可汗何以信奉了土番的佛教，第1－12页。Sechin Jagchid，“Why the Mongolian Khans adopted Tibetan Buddhism as their faith”，in Sechin Jagchid， Essays in Mogolian Studies ，Provo 1988，pp.90-91.

[13] 关于胆巴国师生平参见Herbert Franke，“Tan-pa，a Tibetan Lama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s”， Orientalia Venetiana ， Volume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ed.Mario Sabattini，Firenze：Leo S.Olschki Editore，1984，pp.157-180；沈卫荣，《元朝国师胆巴非噶玛巴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辑，1990年，第70－74页；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58－67页；Elliot Sperling，“Some remarks on sGa A gnyan Dam p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or-pa lineage of the dKar-mdzes Region”，in Tibetan History and Language：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Wien 1991，pp.455-456.

[14]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于《马可波罗行纪》中亦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有一异事，前此遗忘，今须为君等述之者。大汗每年居留此地[上都]之三月中，有时天时不正，则有随从之巫师星者，谙练巫术，足以驱除宫上之一切暴风雨。此类巫师名称脱孛惕（Tebet）及客失木儿（Quesimour），是为两种不同之人，并是偶像教徒。盖其所为者尽属魔法，乃此辈诳人谓是神功。”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Marco Polo（1254-1323？），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2，vol.1，p.301.尽管胆巴国师的这个故事发生于1302年，是时距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已有十余年，但马可波罗所述西藏巫师之轶事显然与胆巴国师的故事有神似之处。而且，马可波罗于其书中亦称这些来自西番与迦什弥罗的巫师为“巴哈失”，与藏汉文史料之记载相同，故可确定他所说的故事一定是指番僧的神迹。有关马可波罗游记所载番僧事迹，参见乙阪智子，《马可波罗著作中所描述的藏传佛教》，《元史论丛》8，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69页。

[15] 不管是古代的汉族史官，还是近代的西方史家都曾将元朝速亡的原因归之于帝室之崇佛与宠信番僧，参见傅海博，“Tibetans in Yüan China”，In John D.Langlois，Jr.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6-328。

[16] 《元史》卷202，《哈麻传》；《庚申外史》，第27－28页；任崇岳上揭书，第70－71页。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于其名著《中国古代房内考》（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till 1644 A.D .，Leiden：E.J.Brill，1974）一书中翻译了《元史》中这段有关大喜乐法的记载，由于他未能正确断句，故错将人名八郎理解为八郎之字面意义——八个男人，更进而作出十六天魔舞为一郎配二女组对而舞的解释。参见该书，第260页，注2；西方汉学者长于探幽发微，但有时亦免不了求凿过深，牵强附会，以致闹出笑话。鼎鼎大名如高罗佩者，竟亦莫能例外。

[17] 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人民文学》1987年第1期，第98－116页；Sabina Kojima， Bilder und Zerrbilder des Fremden.Tibet in einer Erz Ä hlung Ma Jians （《他者之形象与漫画：马建小说中的西藏》），Bochum 1994.

[18] Herbert Franke，“Se n· -ge，das Leben eines uigurischen Staatsbeamten zur Zeit Chubilai's，dargestellt nach Kapitel 205 der Yüan-Annalen”， Sinica 17（1942），pp.90-113；Luciano Petech，“Sang-ko，a Tibetan statesman in Yuan Dynasty”， Acta Orientalia ，34（1980），pp.193-208；沈卫荣，《〈汉藏史集〉所载〈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第89－93页。

[19] 《南村辍耕录》卷4，《发宋陵寝》，第43－49页。参见戴密微，《南宋的皇陵》（Paul Demiéville，“Les tombeaux des Song Meridionaux”， Bulletin de L'Ecole Fran ç aise d'Extr ê me-Orient ，25（1925），pp.458-567；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燕京学报》，30（1946），第27－50页。

[20] 见王尧，《南宋少帝赵 遗事考辨》，《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年，第65－76页；任崇岳上揭书，第31－32页。参见傅海博，《元代中国之西藏人》。

[21] 参见John D.Langlois Jr.，“Yü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The Scholar as Apologi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Ⅹ Ⅹ Ⅹ Ⅷ，No.1（1978），pp.99-116.该文有桑珠汉译文，兰得彰，《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辩护士式的学者》，载元史研究会编《中国元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第19-28页。 q1YKM194t6IkKtwn+Y8RY5c5Gj4NEJ+H6LLI4GHg8fj575G24fJzSELd5Hdpv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