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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元代文人笔下，番僧与蒙元王朝的关系称得上是同生共死的关系，蒙古的兴起，特别是它能最后消灭南宋王朝，一统天下，得益于番僧的神助，故番僧是元朝建国的功臣；而元朝的迅速灭亡，又起因于番僧在元帝室宫闱中传授“秘密大喜乐禅定”“双修”等密法，致使“堂堂人主，为禽兽行”，最后失其天下于明。所以，番僧又是元朝失国的祸首。元朝与番僧的关系，一言以蔽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凭借佐元朝立国之功，番僧为自己树立了神通广大的神僧形象，复又因酿成元朝骤亡之祸，番僧从此在汉人中间留下了以妖术肇祸的妖僧形象。
汉文史乘有云：“世祖以八思麻帝师有功，佐平天下。”对此元人的解释是：“世祖皇帝潜龙时，出征西国，好生为任，迷径遇僧，开徒授记，由是光宅天下，统御万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宝。”
无疑这儿所提到的八思巴帝师的“佐平天下”之功，当主要指以萨思迦班智达与八思巴帝师叔侄为首的萨思迦派上师帮助蒙古人以相对和平的手段置当时内部四分五裂，但独立于中原王朝统治之外的整个吐蕃地区于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有意思的是，八思巴帝师在汉族士人笔下是一个集文章、道德于一身的圣人，他的形象与汉族士人中谦谦君子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故并不是有典型意义的番僧形象。例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诏立《帝师殿碑》中称，能为君天下者之师者，“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皇元启运北天，奄荒区夏，世祖皇帝，奋神武之威，至混一之绩，思所以去杀胜残，跻生民于仁寿者，莫大[于]释氏。故崇其教以敦其化本。以帝师拔思发有圣人之道，屈万乘之尊，尽师敬之节。咨诹至道之要，以施于仁政。是以德加于四海，泽洽于无外，穷岛绝屿之国、卉服魋结之氓，莫不草靡于化风，骏奔而效命。白雉来远夷之贡，火浣献殊域之琛，岂若前代直羁縻之而已焉。其政治之隆而仁覆之远，固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有以致之。然而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寔赖帝师之助焉。”“帝师制字书以资文冶之用，迪圣虑以致于变之化，其功大且远矣。”
这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可以把它们加到每一位匡佐蒙元皇帝建立文治的儒臣头上。尽管八思巴曾为蒙古朝廷创制了蒙古新字，但要说番僧于元朝兴国之功当主要不在道德、文治。
与八思巴帝师之君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族士人对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西番国师、萨思迦班智达之弟子胆巴功嘉葛剌思的记载却形象生动，引人入胜，颇具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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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胆巴在元廷的一些活动中，我们得知，番僧，特别是萨思迦派上师在朝廷的得宠与他们引进摩诃葛剌护法，阴助蒙古军队消灭南宋，统一天下，及日后平定西北诸王叛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元人柳贯（1270－1324）于《护国寺碑》中曾说：“初太祖皇帝肇基龙朔，至于世祖皇帝绥华纠戎，卒成伐功，常隆事摩诃葛剌神，以其为国护赖，故又号大护神，列诸大祠，祷辄响应。而西域圣师（指萨思迦班智达——引者）太弟子胆巴亦以其法来国中，为上祈祠，日请立庙于都城之南涿州。祠既日严，而神益以尊。”
显然，柳贯将号称金刚上师的胆巴国师视为将摩诃葛剌护法介绍给蒙古皇帝之西番上师。《佛祖历代通载》所录胆巴国师传的记载，亦与此略同，其云：“乙亥（至元十二年），师具以闻，有旨建神庙于涿之阳。结构横丽，神像威严，凡水旱蝗疫，民祷响应。”
事实上，首先于蒙古朝廷传播摩诃葛剌法的首先应该是八思巴帝师本人，涿州之摩诃葛剌神庙乃由八思巴上师倡议，元代著名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建，胆巴国师为该寺住持。据程钜夫撰《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记载，阿尼哥于“[至元]十一年（1274）建乾元寺于上都，制与仁王寺等。”“十三年建寺于涿州，如乾元制。”
而按《汉藏史集》的记载，当忽必烈准备派伯颜丞相（1236－1295）举兵灭宋之时，曾向八思巴上师问计以预卜吉凶。八思巴认为伯颜堪当此重任，并为其运筹成功方略，“令尼婆罗神匠阿尼哥于涿州建神庙，塑护法摩诃葛剌主从之像，亲自为神庙开光。此怙主像面向蛮子（南宋）方向，阿阇黎胆巴公哥为此神庙护法。”
伯颜最终于至元十三年正月攻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三月南宋幼主出降，随后与太皇太后北上。路过涿州时，有人示以涿州之摩诃葛剌护法神庙，他们见后惊奇地说：“于吾等之地，曾见军中出现黑人与其随从，彼等原来就在这里。”
胆巴国师以祈祷摩诃葛剌护法帮助蒙古军队攻城略地、无坚不摧的故事远不仅仅这一个。据胆巴国师的传记记载，“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剌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
类似而更详细的记载亦见于柳贯的《护国寺碑》中，此云：“方王师南下，有神降均州武当山，曰：‘今大黑神领兵西北来，吾当谨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见之者。武当山神即世所传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则大黑者，于方为北，于行为水，凝为精气，降为明灵，以翼相我国家亿万斯年之兴运。若商之辰星，晋之参星，耿耿祉哉，焉可诬也。”
治宋蒙战争史者告诉我们，襄樊之战是宋蒙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对宋而言，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从此一蹶不振；而对于元朝而言，襄阳的胜利令长江中下游门户洞开，蒙古军可顺流长驱，平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而常州之战则是元军三路直下南宋首都临安之前历时数月的硬战。
胆巴国师祷引大黑天神，阴助王师，使蒙古军队攻克南宋固守长江天险之最后堡垒，最终统一天下，所以大黑天神被视为“为国护赖”，番僧被视为元朝立国之功臣。虽然元廷刻意标榜帝师于朝廷之功德，“非以方伎而然也”，但实际上不打自招，番僧于元朝立国的所谓功德确赖其祖传的神通。
胆巴国师于“至元七年（1270）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帝师告归西番，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始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
他无疑是在元廷传授摩诃葛剌法术之最关键的西番上师。
摩诃葛剌护法之灵验不仅仅局限在襄城、常州两大战役中。史载胆巴国师曾因得罪其往昔之门人、元初著名权臣桑哥而流寓潮州，时“有枢使月的迷失，奉旨南行。初不知佛，其妻得奇疾，医祷无验。闻师之道，礼请至再，师临其家，尽取其巫觋绘像焚之，以所持数珠加患者身，惊泣乃苏，且曰：梦中见一黑恶形人，释我而去。使军中得报，喜甚，遂能胜敌。由是倾心佛化。”又例如，“帝[忽必烈]御北征，护神显身阵前，怨敌自退。”
胆巴国师还曾祷引摩诃葛剌护法帮助元朝军队战胜来犯的西北诸王海都（1235－1301）的入侵。元贞乙未（1295），元成宗遣使召师问曰：“‘海都军马犯西番界，师于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祷摩诃葛剌自然有验。’复问曰：‘于何处建坛？’对曰：‘高梁河西北瓮山有寺，僻静可习禅观。’敕省府供给严护，……。于是建曼拏罗依法作观，未几捷报至，上大悦。”
经由这些神异的故事，对摩诃葛剌的崇拜成了元代自上至下相当普遍的信仰。皇帝即位时，“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戒坛前即有摩诃葛剌佛像。
甚至大内也有摩诃葛剌像，史载元英宗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
祠祭摩诃葛剌的神庙不仅见于五台山、涿州等佛教圣地或京畿之地，而且也见于国内其他地方。“延祐五年岁在戊午，皇姊鲁国大长公主新作护国寺于全宁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庆寺之正，以为摩诃葛剌神专祠。”
浙江杭州也有摩诃葛剌神崇拜遗迹，吴山宝成寺石壁上曾刻摩诃葛剌像，覆之以屋，为元至治二年（1322）骠骑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所凿。
至于京城内外、全国各地所建之摩诃葛剌佛像之多，则委实不胜枚举。
而摩诃葛剌神的崇拜显然也引起了汉族士人的反感，元代诗人张昱《辇下曲》中有诗曰：“北方九眼大黑煞，幻形梵名麻纥剌，头带骷髅踏魔女，用人以祭惑中华。”
胆巴上师的神通还不止于令摩诃葛剌护法随祷随应一项，他亦是一位能妙手回春的神医，还能预知天事，呼风唤雨。胆巴国师传中记载说：师谓门人曰：“潮乃大颠韩子论道之处，宜建刹利生。因得城南净乐寺故基，将求材，未知其计。寺先有河，断流既久。庚寅五月，大雨倾注，河流暴溢，适有良材泛集充斥，见者惊诧，咸谓鬼施神运焉。”“癸巳夏五，上患股，召师于内殿建观音狮子吼道场，七日而愈。”“壬寅春二月，帝幸柳林遘疾，遣使召云：师如想朕，愿师一来。师至幸所就行殿修观法七昼夜，圣体乃瘳。”“三月二十四日，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道过云州龙门，师谓从众曰：‘此地龙物所都，或兴风雨，恐惊乘舆，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电果作，四野震怖，独行殿一境无虞。至上都，近臣咸谢曰：‘龙门之恐，赖师以安。’” [14] 这类故事的内容神秘离奇，各不相同，可表达的主题却是同一个：胆巴国师是一位有神通的番僧。神通广大是汉族士人笔下之西番僧的典型形象，而这种神僧形象的典型当就是这位金刚上师胆巴国师。
在元、明间汉族人之间曾流传着关于胆巴国师如何有口才，善应对的同一个故事：“大德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癍薨，不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止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者矣！”
《佛祖历代通载》亦载：“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无知无闻宜令例俗。胆巴师父奏云：‘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怒好？’帝云：‘多人祝寿好。’其事乃止。”
这类故事尚有不少，此不免令人想起曾于贞观十五年来唐廷朝觐，因善于应对，进对合旨，而深得唐太宗喜欢，且最终不辱使命为其赞普请得大唐公主的吐蕃大相禄东赞。
机警、善应对遂成为西番人留给汉族士人的典型形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