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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手中掌握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或已足以帮助我们成功地勾画出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基本图景。然而，如何来处理和研究这些文献以揭示它们的历史的和宗教的价值，则是我们首先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不管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文本，还是上面提到的其他所有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基本上都属于纯粹的宗教文献，并不提供很多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资料。除了文本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之外，我们常常对这些文本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其中的不少文本甚至连原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也都付之阙如，更没有题记或者序跋类的东西可供历史学家们钩沉索隐。此外，包括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不少文本，和我们现在收集到的其他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而只是一部文献中的某个章节或者部分，要确定其来历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概正是由于这类纯粹宗教性质的文献不但其内容难以为非专业的人所理解，而且它们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极其有限，所以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对处理这类文献感到一筹莫展，以致长期以来对它们视而不见，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更没有人用心对它们作过深入的研究。
然而，要弄清藏传佛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之历史史实，除了下功夫研究这些文献，从中找出我们期待的历史线索之外，我们更无其他文献资料可以依靠。即使我们的着眼点不是研究藏传密法本身，而是要还原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真相，我们也只有通过对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这些具体的宗教文献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文本研究来最后达成这个目的。要从这些数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的宗教文献中抽丝剥茧，让它们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历史资料，唯一方法就是对它们作细致的语文学的处理。换言之，只有通过对这些宗教文本的语文学式的文本分析和研究，我们才能最终建构出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要说清楚我们手中掌握的这些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作为历史和宗教文献的价值，我们至少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需要对这些文本作语境化的处理（contextualization），即弄清它们生成、流传的来龙去脉，同定其藏文原本和传译过程，尽可能地发掘和它们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并对它们作仔细的比较和研究，从而还原出这些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生成和流传的具体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献背景（语境）。第二，我们需要对这些文本本身作细致的语文学的处理，不但要厘定文本内容、确定文本的源流、成书年代和过程，而且还要仔细地比较汉藏两种不同的文本，逐字逐句地解释这些文本的内容及其含义，以理解它们所传播的教法，并将它们置于藏传密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这一历史和宗教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进而对它们与藏传密法在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关联作出合理的解释。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通过对每个文本之藏文原本的同定、其传承脉络的理清、著译者身份的确定，以及对照和比勘汉、藏两种文本、确定其译语的特征和前后变化等，大致确定这些文献的形成年代、传译过程和流传途径、范围等，进而勾画出藏传密教在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大致轮廓。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这些文本所传的教法、仪轨从佛教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诠释，正确理解这些修法和仪轨的具体内容，揭露其丰富的宗教内涵和本质。对每一个具体文本的研究是对藏传佛教中的一个修法、仪轨和传统的介绍、研究和诠释，它必须突破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佛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从佛教学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研究和诠释，那么我们所能勾画的藏传佛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就一定是不完整的，它只有筋骨而没有血肉。只有对这些文本的宗教内容做出合乎其语言、历史和宗教语境的诠释，我们才可以彻底消除“文字障”，解决以往学者没法解决的对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藏传密教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问题，同时也将这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而不可示人的密法的真实内容揭露出来，以破除历代汉族士人因受制于文化偏见和民族情绪而对藏传密教所持的种种误解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