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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
繁荣之后

四十二年不识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逝世,入葬永昭陵。

不知多久之后,在永昭陵的墙上,有无名氏题写了一首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这首诗刻画出了中国帝制史上的高峰。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加上性格有些优柔寡断,大事自己不做主,而是交给宰执们去处理,为人低调到好像不是一个皇帝。 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诗酒流连、浅斟低唱,不以武功闻名。所以诗中说“边将无功吏不能”。

但就在这碌碌无为中,中国社会繁荣的时代却悄然来临。由于民间受到的干扰最少,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舒适,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受穷,更不用担心来自官府的骚扰。而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而掉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仁宗朝由此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之一。

仁宗死时,整个都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男女老幼哭成一片。据当时七岁的邵伯温回忆,当死讯传到西京洛阳,城中军民妇孺,都向着东方号泣,烧纸的烟尘遮住了太阳的光辉。 有人从汴京带来消息,说整个京师自发罢市悼念,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在大内前,边哭边烧纸钱。有人在去往四川路过的深山里,竟然看到路边汲水的女人也拿着白纸哭泣。

这些人之所以痛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在怀念一个时代。

中国皇帝在死后会被追赠一个谥号,表明后世对他的评价,之前“好”皇帝流行的谥号是“文”“武”“明”“章”等。到了宋仁宗,对他心怀感激的大臣们却想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谥号,以表明他的特殊性,于是提出了“仁”字,所谓“为人君,止于仁” ,一个“仁”字,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宽宏大度。宋仁宗之后,各个朝代才出现了各自的“仁宗” ,但更多只是照葫芦画瓢,谥号一致,却缺乏了他的实质:宽容和不干扰民间。

不仅宋仁宗,整个宋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宽容时代。唐代的太宗纳谏带着很强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事实上,唐代宫廷和大臣之间内斗频繁,常常要置人于死地。宋代的皇帝却并不是装的,从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帝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仁慈的基因。

宋太祖称帝三年后,就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层小间里立了一块碑,每年皇帝祭祀太庙,或者新皇帝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带领皇帝入内,对着石碑焚香、拜祭、默诵,将其中的嘱托牢牢记住。直到北宋灭亡,这石碑上的文字才流传了出来。石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条文字。

由于北宋继承了后周柴氏的江山,第一条内容是关于柴氏的,要求北宋皇帝不得对柴氏子孙用刑。就算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赐他自尽,不能公开处刑,也不准株连家属。

第二条是针对官员和读书人的,要求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人。

第三条表示如果有人违背了前两条,就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宋太祖以身作则,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也影响了宋代的群臣。比如,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将郭进曾经担任西山巡检,负责进攻位于现在山西的地方政权北汉,曾经有人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不仅不相信,还把诬告者绑起来交给郭进处理。

郭进也没有杀这个人,而是留他在军中。直到有一次与北汉作战,郭进把这人叫来,告诉他:这次派你去打仗,如果你打败了,就干脆投降北汉吧;如果打赢了,我上奏皇帝给你加官。这人非常感动,誓死力战,得胜而还。

有宋太祖的榜样在先,北宋的皇帝们大都遵循了祖训,不随便杀人,尽量不干扰民间,这种作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时期达到了高峰。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和人民仁慈,即便对敌国,同样保持着谦让的作风。仁宗驾崩后,他的死讯传到了辽国,使者报信的一路上,老百姓无不聚在一起哭泣,辽国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当他听到了消息,也大哭着抓住使者的手感慨说:“四十二年不识兵矣!”

辽国感谢宋仁宗也是有道理的。宋仁宗时代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有的战争还打得很窝囊。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这一年,西夏人李元昊自称皇帝,随后双方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小小的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接连击败宋军取得大捷,最后宋仁宗只好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西夏向宋称臣。宋朝通过赎买的方式让西夏给了个面子。

在宋夏战争时,辽国也趁火打劫,以军事相威胁,希望从北宋获得好处。宋仁宗为了避免打仗,派大臣富弼去谈判,富弼不辱使命,经过谈判,以较优惠的条件达成了和解。 之前,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次又增加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双方的和平。

富弼归来后,宋仁宗想重重地赏赐他,但富弼谢绝了,表示自己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不敢要求赏赐,只希望能够避过未来的指责。但宋仁宗还是很高兴,授予他资政殿学士。

果然不久后,有人就向皇帝上书:“富弼没有功,反而有罪。”宋仁宗不仅听不进去,还说只要能避免战争,有利于人民,不敢爱惜财物。

对方反问:“难道财物不是来自人民吗?”

仁宗表示:“财物的确来自人民,但这些财物不是一日取来,也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困顿,而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方继续反问:“这样会造成辽国的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要你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

仁宗回答:“如果对社稷有利,我怎么敢爱惜一个女儿?”

事实证明,辽国并没有贪得无厌,在新增了岁币之后,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才有辽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识兵矣”。

盛世下的隐患

当北宋君臣试图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榜样时,事实上,仁宗时代的繁华背后,许多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未来可能成为政权和社会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由于宋太祖是靠政变上台,对政变推翻的后周政权一直很优待,不仅没有随便杀害后周的宗室、官员,反而让他们继续当官发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性,北宋一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加上要养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国家财政一直不够用。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统称。

在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期,士兵大约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9 785人。到了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125.9万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15 443人。到了仁宗的继承人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与裁员,士兵人数终于降了下来,为116.2万人,但是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3/10。

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四项收入的27%、85%、86%和84%。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专卖制度也更加发达。 只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税之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民间的发达掩盖了较高的税收。

宋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的原因同样与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关。为了避免军阀坐大,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约地方的三个方法: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许多副属性的监管措施,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官僚体系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两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梦。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唯独在战场上被小小的西夏打败,成了毕生的污点。

“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 《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

简单说,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收入少,花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减少花费,要么增加收入。由此可以划分成两类改革:一类是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的改革,另一类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改革。

减少花费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总产出是一定的,政府如果收多了,那么民间留存的财富就会减少,所以必须抑制政府多收税的冲动,减少冗官冗员,减少财政花费。

增加收入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政府积极的手段,可以将整个社会财富的饼做大一点,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增加,民间财富也增加。

范仲淹不相信政府能够把饼做大,他的十项措施暗含着这样的看法: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宋仁宗同意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但在执行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们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他此次上台是深得人心的。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也随即受到重用,与范仲淹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掌声。

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执行。但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是宋仁宗时期最后的机会。他本人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是保守派和实务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一旦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实务派中就分离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小派别。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商王世系与党争

由于仁宗没有儿子,他指定宗室子弟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位继承人。 宋仁宗有个叔叔(即他父亲宋真宗的弟弟)叫赵元份,封为商王。赵元份的第十三个儿子叫赵允让,封为江宁节度使。赵曙就是赵允让的儿子,被仁宗收为养子。从这时开始直到灭亡,北宋的皇帝世系就从真宗一系转到了商王一系手中。

赵曙(后世称他为英宗)是一个过渡性的守成的皇帝,对于养父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的修改,仍然重用仁宗时代的大臣。英宗担任皇帝不满四年就去世了,将宋朝江山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日后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要出名得多,他就是以改革著称的宋神宗。

宋神宗出生在仁宗盛治期间,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突然间被提到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又幸运地在十九岁时就当了皇帝。在历史上,老人往往更加具有守成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比改变重要的是首先要保持这个时代的延续;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变革,神宗将自己处的时代视为理所当然,他看到的不是成就,而是问题,希望通过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激进实务派王安石来实现他的改革梦想。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

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英宗时期,仍然沿用了仁宗留下来的大批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带有温和的改良思想,又带着一点保守精神。他们即便赞同改革,也是希望减税和减少管制。当王安石采纳了大政府的行动时,官员们普遍反对。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必须依靠另一批人,他强烈地排挤前仁宗朝官员,打压异己,将一群年轻的官僚送上了最高官员的职位。

不幸的是,这批官员大都缺乏有力的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攫取权力,这使得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官场上有一批历史名臣,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他们全都被排挤走,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位权臣,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这些权臣后来被称为新党,他们把新党之外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还是温和实务派都叫作旧党。

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为了和新党(极端实务派)对抗,在原来的老官员中崛起了一支最保守的力量,原本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实务派彻底靠边站。这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掌了权。如果说王安石是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那么司马光就是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当双方都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只是以党派站队时,北宋的官场彻底走向了衰落。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还表现在了对外战争上。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这次用兵还导致了新旧党在军事上的分歧。从此以后,新党大都是主战派,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旧党大都是主和派,即便面对敌人的入侵,也希望采取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

这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北宋后期,常常由主战派主持政局。在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并导致了与北方的冲突。

可一旦战争爆发,北宋的军队总是无法获胜。一两个败仗之后,主战派下台,换成了主和派。不幸的是,当主和派上台时,却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已经升起,必须依靠军队去保卫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时,最大的智慧是如何全面调动军事力量打胜仗,可这个智慧是主和派缺乏的,他们不仅不加强防御,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拖前方将士的后腿,造成军队更加被动。

对于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原则都应该是:不轻易言战,战则必死战。但北宋却正好相反,最需要和平时主政的是鹰派;最需要抵抗时,在台上的却是鸽派;这种错位让北宋无力应付一场全局性冲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继位的宋哲宗没有亲政时,主政的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后贬斥了新党,重用旧党的司马光。司马光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新党。

不想八年后的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亲政的宋哲宗立刻想起了父亲当年的理想,将新党人物纷纷召回,将旧党贬斥。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政治中心,将旧党名单搜罗了一下,全部贬官。 在党争的背景下,北宋的政治局势已经失控。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没有活着的儿子,只好让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初年,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政。向太后支持的是旧党,于是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章惇等新党被贬斥,旧党回归。

但宋徽宗从心里更加认同他的父亲宋神宗。宋徽宗继位不到一年,向太后死了,徽宗立刻掉转马头,继续重用新党。此时,新党逐渐被一个叫作蔡京的人所把持,他成了宋徽宗最倚重的大臣。

为什么新党在屡次被贬之后,还总是能够回到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新党旧党已经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在斗争中,旧党已经极端化成一群道德狂人,极度缺乏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新党却已经进化成一群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徽宗的父亲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在改制后的几年增加了,还比改制前增加了很多。 到了徽宗时期,在短短的20年里,官员数目比元祐时期又增加了数倍。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人, 比起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时,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奢侈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都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建设了不少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珍稀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统称为花石纲)。他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这么多的爱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了。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至于旧党的道德楷模们,由于没有实务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总是给皇帝制造麻烦。

崇宁三年(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民间的怨声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于是宋徽宗采取了一个历代王朝都会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将人民的不满从国内引到国外去。

在宋代,整个社会的心中有一道伤疤迟迟不能愈合,那就是北方的辽国。不管是历代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记得契丹占据了汉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经过了上百年的和平,当年英勇的契丹国家也已经到了衰落期,于是,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策划在宋徽宗的主导下上演了…… IOEZj7Nq6z7rsljz4b7cjE7hhalhizDjG5Ss5v63XRbVbv4MxKUusZD29HHJKS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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