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反对科学研究中的信仰主义

甚么是信仰主义？《辞海》最新版引列宁的话给信仰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列宁全集》第53卷第316页）” 因此我把以科学研究为名，行散播某种宗教信仰之实的行为称作科学研究中的信仰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不同道的，但在今天只要各自亮明旗帜，遵守国家法律，两者是可以各行其道的。藏身于科学研究中的信仰主义则是科学界人士应该反对的，因为它冒用科学之名，混淆视听，误导大众，损害科学事业。

2006年我初读《全真七子》一书，就已觉察到其中存在的信仰主义。尽管此书标明“系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其内容却严重违反科学准则，书中大力宣扬的是王重阳师徒的“神异”或“神通”。例如，述说王重阳在大定七年（1167）中元节后一日参加马钰等人在范明叔家的聚会，“趁此机会大显神通”（页147）；又称：“王重阳度化马钰所用的手段，主要有阳神出窍、分梨十化与托梦显异三种。”（页151）讲到马钰，说他“生而神异”（页144）；又说马钰在“仙逝”前一年多时间里行化于登、莱、宁海各州，“经常适时展示神异，以吸引道众”（页188）。书中对谭处端的神异鼓吹尤力，说是“在谭处端往来行化的过程中，其最有名的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事迹，便是‘阳神出壳’、‘忍折齿之愤’、‘施梦中之药’与‘书龟蛇以辟火’等几件事”。该书竟不惜拿出近两千字的篇幅一一予以细述。得出的结论是，谭处端“通过屡显神异，实际上在当地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影响，至少使伊洛一带士庶对全真道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后来丘处机的门徒在洛阳一带的弘教活动打下了基础”（页273—275）。读者如果想知道所谓的“神异”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妨读一读下面这段“阳神出壳”故事：

大定十四年（1174），谭处端暂离洛阳朝元宫，行化于河朔间，寓于新乡府君庙新庵。一日，出庵而去，对庙官说要去卫州。到了晚上，庙官见庵中仍旧灯火通明，便往视之，见谭处端正在庵中面火独坐，庙官惊疑不已，明明见谭处端出庵往卫州方向而去，今何以尚在庵中？于是庙官便进庵拜见，谭处端只是微微向他示意，一句话也没说就又离开。庙官久等不来，诸处寻之也不可得，于是便私下遣人往卫州查看，托言向谭处端求药，见谭处端正卧于卫州北关旅邸中，尚未起身，问旅邸主人，言谭处端一直未曾离开过旅邸。往卫州查看的人回到新乡府君庙，庵中谭处端所燃之火尚未全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谭处端》认为，这是谭处端阳神出壳，故示神异。（页273）

由此可知，《全真七子》如此慎重其事地介绍的“阳神出壳”，就是道门早已有之的所谓分身术。此术在宋金之世已经不是甚么新鲜货色，想不到时至21世纪还能出现在我们高等院校的科研著作中，被当作民族瑰宝推荐给读者。

从表面看，《全真七子》也有几句抨击道教方术的话语。例如，其《概论》讲到丘处机的“实”，就说“长春之‘实’，一是平实之实，不用方术神异欺骗世人”。 同时，《概论》又批判宋代发明梦游神霄的道士林灵素“专以符箓祈禳惑主”。 两段话语虽然简短，都是揭批方术骗人的，乍看足以使人相信《全真七子》作者们坚决反对方术。可是，接踵而来的却是对方术的竭力宣扬。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存心误导读者吗？

对林灵素和丘处机，《全真七子》分别判以“惑主”和“平实”，所据不是同一个标准。说丘处机“不用方术神异欺骗世人”，本身就是欺人之言。丘处机与林灵素一样搞方术，林灵素发明梦游神霄在先，丘处机宣扬梦游神霄在后，丘处机是以林灵素的后继者自居的。我在《再辨伪》中曾引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说的一段话说明这一点。 现在赵文似答非答地提到这一点，说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提到林灵素“只是为了说明‘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并没有任何赞赏林灵素之意”，接着便说了下面这段不可忽视的话：

至于梦游神霄之事，这更没有任何问题。杨先生作为一个非道教徒，不理解或不认同道教教义，这并不是过错。丘处机作为一个道教徒，信仰有梦游神霄、出神入梦之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道教徒与一个非道教徒之间的信仰差异，杨先生以此来谴责丘处机，若非仍然有“启蒙精神”的情结，就是缺乏对道教或道教信仰者的同情理解与起码尊重。……杨先生对丘处机的这一点批评，只是信仰立场的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甚么对与错、真与假的问题。

至此，赵先生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原来他之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竟是不问对错真假，但问“信仰差异”、“信仰立场”的。对此，我需要作以下几点澄清：

第一，现在还在进行的这场争辩，是我与赵先生以及以赵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全真七子》作者之间的争辩，不是我同八百年前的古人丘处机之间的争辩。丘处机没有说过自己曾经进言止杀，也没有讲过自己“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更没有说过自己的著述是甚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丘处机只是争辩的题材，而非争辩的一方。

第二，赵先生按照“信仰差异”来划分各人的立场。他说丘处机是道教徒，杨讷非道教徒，这无疑都对，但他忘记交代自己是道教徒还是非道教徒了。他在没有讲清楚自己的立场之前就以裁判自居，评说我与丘处机的“是非”（或者叫作“无是非”），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吗？

第三，我与赵先生们争辩，并非因为他们是道教徒（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道教徒），而是因为他们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他们明知“方术神异欺骗世人”，还是竭力鼓吹方术神异，明知“一言止杀”无据，还要生拉硬扯，编造伪证。一个丘处机，被他们捏在手里，任意播弄。今天说丘处机不用方术骗人，是为“平实”，明天却说丘处机信仰梦游神霄“再自然不过”。今天说丘处机“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明天又说丘处机如果直言止杀“会引来杀身之祸”。信口而言，随心所欲。及至假话被人拆穿，又扯出道教徒与非道教徒之间只有“信仰差异”，不存在“对与错、真与假”的谬论，企图把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辩引向玄之又玄的概念之争，藉以掩盖自己在历史知识上的严重缺失。这就是将信仰置于知识之上的妙用。

最后，对赵先生向我提出的要注意“对道教或道教信仰者的同情理解与起码尊重”，我想作一点回应。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赵先生说这番话的用意是指责我以及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把我们告到一些对历史真相不甚明了的道教信仰者跟前，以煽起这部分道教信仰者对我们的不满和怨恨，从而达到向我们施加压力的目的。这让我想起过去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中的一段话：

一个人不去证明自己的论题的真实性或别人论题的虚假性，却采用一些激动感情的手法，使听众同情和相信自己，憎恶和不相信别人，这就是诉诸感情。

金书是把“诉诸感情”列为“不正当的论证和反驳的手法”的，用在我们现在遭遇的场合是多么贴切啊！

2014年12月完稿于北京
（本文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 fxeScPmixq3VJxrMPSBBBLUKBAwvEAneh4gQChCThA2MwNoNb1hPOkpwa6ikPo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