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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谬误何其多
本文前言讲过，赵文谬误太多是我不想同他商榷的原因之一。现在我集中举出一些谬误实例，以证前言不诬。这些谬误大多产生于赵文对《玄风庆会录》的论述，是赵先生据以否定耶律楚材是《庆会录》编录者的理由。
这是赵文一再重复的话题，为的是强调耶律楚材“不可能在丘处机雪山讲道时在座”。
这里赵先生犯了双重错误。
第一，还在进入邪米思干之前，耶律楚材就已到过邪米思干以西。熟悉中亚史地的人都知道，成吉思汗是在拿下当时中亚著名的文化城市蒲华（布哈拉）之后才攻取邪米思干的。蒲华在邪米思干正西，两城相距约二百公里（《多桑蒙古史》说“有五日程”）。关于成吉思汗攻取两城的先后，《元史》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志费尼还解释了先取蒲华的原因，他说：
成吉思汗抵达讹答剌时，撒麻耳干（邪米思干）修缮城池和堡垒，以及拥有大量驻军的消息，已四下传开。……成吉思汗以为，攻取该城之前，最好先清外围。首先，他进兵不花剌（蒲华）。当不花剌的攻克使他定心时，他便考虑撒麻耳干的问题。
当时耶律楚材身在成吉思汗军中，他自然也是先入蒲华后进邪米思干的。
其次，耶律楚材居留邪米思干期间，又曾去过蒲华。《湛然集》中的《蒲华城梦万松老人》、《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两诗，就是楚材辛巳年（1221）在蒲华写的。赵先生自称“翻检”过《湛然集》，不会看不见两诗的醒目标题，而且赵文也两次提到了蒲华，为何还说《湛然集》的诗“只写到邪米思干，邪米思干以西他并未在诗中提及”？
看来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赵先生急于断言耶律楚材没有到过邪米思干以西，根本不想查问蒲华位于何方。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书末收清人为《西游记》写的跋文四篇，赵卫东先生引了其中程同文的一篇，称程跋是“给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所作的《跋》”，
又称程同文“认同”陈铭珪（陈教友）的某个说法。
查程跋文末自署“道光壬午秋七月七日桐乡程同文”，道光壬午是1822年，比王国维注《西游记》早百余年，比陈铭珪撰《长春道教源流》（成于光绪五年，即1879年）早五十七年，程跋既非为王注而作，也不可能提到《长春道教源流》。而且，王国维在1926年写的《西游记校注》序中已经讲了“道光间徐星伯、程春庐、沈子敦诸先生”对《西游记》“迭有考订”，此程春庐即程同文。为甚么赵先生对程跋、王序中这些话均视若未见？
尤其不应该的，是赵文对程跋的曲解。程跋说：
读《湛然集》，晋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寻思干止耳，未尝出铁门也。今读此记（《西游记》），则太祖追算端，惟过大雪山数程，其地应为北印度。晋卿实未从征，无由备顾问。
赵先生引了程同文这段话，然后说耶律楚材西行路上写的诗“只写到邪米思干，邪米思干以西他并未在诗中提及。……因此，程同文认为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止于邪米思干应该是正确的”。
表面上看，程跋说的“惟及寻思干止耳”与赵文所言“止于邪米思干”意思是一样的，但结合上下文来读，所指就不同了。程跋的“惟及寻思干止”，是指“未尝出铁门”，由于铁门是在邪米思干之南，全句的意思是说楚材到邪米思干以后没有逾铁门南下。赵文说的“西行止于邪米思干”是指楚材没有到过邪米思干以西。两者所指，分明不是一回事。赵先生混而同之，如非故意混淆，定是因为他不知铁门在邪米思干之南，就像他不知蒲华在西一样。
铁门是由邪米思干往成吉思汗大雪山行宫的重要通道，《西游记》六次提到铁门。铁门的方位，阿里鲜在答丘处机问话时讲得很清楚：
师（丘处机）问阿里鲜以途程事，对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邪米思干）初发，驰三日，东南过铁门。又五日，过大河。二月初吉，东南过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宫矣。”
这是阿里鲜自述他在1222年一月由邪米思干去雪山行宫的路程。同年三月、八月丘处机两次去行宫，也都经由铁门。这是《西游记》载明的。程同文从《西游记》看出铁门是通往行宫的重要关隘，这是正确的。但是，程同文因为在《湛然集》中未见有提及铁门的诗文，就断言楚材“实未从征，无由备顾问”，实在欠考虑。这说明，他没有认真阅读过宋子贞撰写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一百年之后王国维能够解决耶律楚材抵雪山行宫的问题，靠的就是宋子贞写的这篇《耶律公神道碑》。
读王国维撰写的《耶律文正公（楚材）年谱》，其壬午年（1222）纪事作：
公居寻思干。夏，至行在。五月，长星见西方，上以问公。公曰：“女直国当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于是每将出征，必令公预卜吉凶，上亦烧羊髀骨以符之。
这段纪事的根据是很容易查明的。“公居寻思干”一语，是根据壬午年春耶律楚材在邪米思干写的几首诗，诗中有“河中春晚我邀宾”、“西园佳处送残春”、“异域河中春欲终”
等句，可藉以断定这年晚春三月间楚材尚在邪米思干。从“五月”两字起，王国维完全照录宋子贞的《耶律公神道碑》，一字不差。碑文的“上以问公”一语，足以说明此时楚材已在成吉思汗身边，于是王国维合乎逻辑地在“五月”两字前增入“夏至行在”四个字。应该说，这四个字加得非常精当。美中不足的是，尽管王国维知道丘处机也是夏至行在，却没有把楚材的夏至与处机的夏至联系起来，这也许是受年谱体例限制所致。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今人陈得芝先生。
1990年陈得芝先生在一篇题为《耶律楚材》的文章中引了宋撰《耶律公神道碑》中关于“长星见西方”的一段话，接着说：
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大雪山之八鲁湾川避暑。当年二月（阳历三月十五至四月十三日），耶律楚材还在寻思干，曾陪同丘处机（丘于上年十月至寻思干，奉诏暂居）郊游，有《壬午西域游春十首》、《河中游西园四首》等诗。可能他是三月中（阳历四月末）陪丘处机到大雪山行在进见的，到五月仍留在成吉思汗身边。
陈先生的推论我很赞同。我们知道，楚材在1220年奉命草诏要丘处机速至西域，从那时起就参预了迎候处机西来的事务。他与处机素不相识，信仰上又非同道，两人在邪米思干五个月的交往，从楚材这方讲应当是奉命接待，不会是私人攀交。处机赴行在讲道，楚材陪同前往，乃情理中事，无可置疑。
据《西游记》，丘处机一行是三月十五日从邪米思干启程的，四月五日抵达行在。讲道原订四月十四日举行，届时因成吉思汗又有征事，将讲道推迟到十月。处机乞回旧馆，于端午日回到邪米思干。楚材留在行在，故而成吉思汗有长星之问。十月，讲道如期举行，楚材以近臣身份奉命记录。讲道结束，楚材被派往塔剌思城执行公务。次年春间公务完毕，返还行在，丘处机等已离行在东归。楚材后来在《西游录》中回忆说：
昔徙河中之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屯田于塔剌思城，奉朝命委予权统之。予既还行在，闻之于舆人云，丘公将行，朝辞毕，遣人奏告云，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填，诏旨遂止书道士免役之语。
这段回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予既还行在”，说明他原来是从行在被派往塔剌思的。二是丘处机在耶律楚材返还行在前已离开行在，而这是有具体时日可查的。《西游记·附录》收了这份“道人自填”的诏旨，其文云：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并免差发税赋，准此。癸未羊儿年三月，御宝，日。
据《西游记》，成吉思汗颁旨蠲免神仙门下人差发是在1223年三月七日，三月十日丘处机等辞行在，与耶律楚材所言相符。
耶律楚材在1222年夏季赴行在的事，现存史籍的记载不很清楚，赖王国维、陈得芝两位的细心研究得以揭示。事情虽然不大，却体现了他们勤恳踏实的治学态度和精细熟练的基本功夫，做学问当如是也。
《玄风庆会录》系耶律楚材“奉敕编录”，这是《道藏》标明的。
但是，在赵文第三章里却四次讲到耶律楚材“编修”了《庆会录》，第一次还把“编修”两字附在《道藏》的题名内，作“移剌楚才奉敕编修”，
读者如不知情，很可能以为《道藏》原文就作“编修”。我初次读到“编修”时，以为这是赵先生一时笔误，及至读到四次，方才悟得这是赵先生有意改动，目的就是要用“修”字替换“录”字。大家知道，“录”的意思是记录。在丘处机那个时代，记录者如果不在丘处机讲道现场，是无法进行记录的，所以一个“录”字就意味着耶律楚材当时在场。秦志安说，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时“耶律晋卿方为侍郎，录其言以为《玄风庆会录》”，
与《道藏》标出的“奉敕编录”是一致的，都证明楚材在场笔录。与“录”字不同，“修”的意思是编纂、撰写，非记他人所言。故而竭力排除楚材在讲道现场的赵先生用“修”字替换“录”字，以消除楚材在场的痕迹。但是，这样一改，楚材却由《庆会录》的编录者成了《庆会录》的撰写人，白捡了《庆会录》著作权的便宜，丘处机由此吃了大亏。这，大概是赵先生始料未及的。
当然，赵先生主观上并不想把《庆会录》的著作权拨给耶律楚材，他更明确的想法是把耶律楚材安放在《庆会录》汉文译者的位置上。他引了《西游记》所说丘处机讲道“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一段话，接着便说：
由“仍敕志以汉字”来看，当时记录论道内容主要用的是蒙古文，所以成吉思汗才下令命人译为汉文，而耶律楚材极有可能就是后来受命译为汉文的人，所以他对论道内容极为熟悉。
可是，“志以汉字”的意思是“译为汉文”吗？“志”能作“译”字解吗？赵先生在作此解释之前，为甚么不先查查词书呢？要知道“志”字虽有多义，但从来不作“译”字解。《汉语大词典》举出“志”字七义，其第一义就是“记录”。可见《西游记》说的“志以汉字”的“志”与《道藏》标出的“奉敕编录”的“录”是同一个意思。释“志”为“译”完全是赵先生的曲解。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找人搞甚么汉文译本，因为丘处机本来就用汉语讲道，只是由于成吉思汗不懂汉语，才用阿海译为蒙语。至于留作纪念（“意示不忘”）的汉文录本，找个深通汉族文化的人（仅通汉语是远远不够的）在丘处机讲道时直接记下，岂不比事后找人拿着蒙文本记录转译准确便捷得多？成吉思汗文化水平不高，但智商不低，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退一步说，就算当时成吉思汗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场的两位耶律氏也会这样办的。
“《玄风庆会录》并非〔
丘处机
〕论道内容的正本，而只是一个简略的节本。”
这是赵文第三章里的一句话。赵先生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姚从吾“提到”的。但是，赵先生没有交代，姚从吾是在何处提到的。根据已有的了解，我对赵先生的话不敢轻信，故而复查了姚从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姚著《元丘处机年谱》中《玄风庆会录新评》一节。结果如我所料，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乃赵先生自己的发明，与姚从吾无关。姚从吾只提到丘处机讲道记录的“正本”、“副本”、“原本”等问题，没有提到甚么“节本”。关于《庆会录》，姚从吾只是说“道藏所收的汉文‘奉敕编录’本，是全真教徒事后的追记”，“这种追记很可能出自长春真人的事后重述”。
对姚从吾的话，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无论同意与否，都不可以把他没有讲过的话强加给他。
赵先生的“节本”说，并非来自前人，而是他本人对《庆会录》的曲解。《庆会录》是“壬午（1222）之冬十月既望”之夕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的记录，这是《庆会录》原文写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赵先生却别出心裁地指责说：“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讲道，较为集中的有三次，并不是《玄风庆会录》区区几千字所能概括的，其只能是一个节略本。”其后，赵先生又引《西游记》所述而《庆会录》不载的丘处机在其他场合进言行孝和罢猎的事，进一步断言《庆会录》“只是三次主要论道的节略译本”。
非常奇怪，明明是一次讲道的记录，赵先生却要求它“概括”三次讲道的内容；明明是只记了一次讲道的内容，赵先生却看到了三次讲道记录的“节译”。是赵先生没有看懂《庆会录》原文呢，还是有意混淆视听呢？
更令我诧异的是，赵先生竟然还强拉我附和他的“节本”说。他写道：
我们认为《玄风庆会录》并非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的全本，而只是一个简本。对此杨讷先生也不反对，他言：“《庆会录》三千余字，是简练的文言，丘处机原话肯定长多了，内容那么玄奥，还要译为蒙语，成吉思汗一夕之间能否听懂听完，确实让人生疑。”这说明杨讷先生也认同《玄风庆会录》并非丘处机讲道所有内容的记录。
经赵先生这样解释，我对成吉思汗能否在一夕之间听懂听完《庆会录》内容的怀疑，竟成了对《庆会录》是否记全了丘处机讲道内容的怀疑，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看到自己的意见被人曲解，未免啼笑皆非，但转想到前人如程同文、姚从吾也难逃脱被赵先生曲解的命运，心中也自释然了。曲解的产生有多种可能性，其主观动机又是甚么，只有曲解者本人才最明白清楚，旁人是不便蠡测的。
这是继发明耶律楚材“译”《庆会录》之后，赵先生的又一发明。其全部根据，仅虞集（1272—1348）《河图仙坛之碑》中的一段话：
全真之教，叙其祖传，有所谓《玄风庆会录》者。大德中，尝使人译之，而莫达其意，有旨命公（吴全节）论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过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杀。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贤。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炼神致虚，则与天地相为长久矣。”译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悦。
这段话并不难懂，它讲的“全真之教，叙其祖传”的《玄风庆会录》，只能是当时全真教门流传的耶律楚材编录的《玄风庆会录》。其下文“译之”中的代词“之”，指的就是这卷汉文《庆会录》。成宗不通汉文，要使人译《庆会录》为蒙文以供自己阅览。那个把吴全节的话译告成宗的“译者”，应该就是译而“不达其意”的蒙文译者。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虞集说得如此明白的一段话，一经赵先生转述，意思就变了。赵先生说：
在大德年间，元成宗曾经下令让人重新翻译《玄风庆会录》，若耶律楚材编修的《玄风庆会录》为全本，就没有必要重新翻译。正因为《道藏》本《玄风庆会录》不是全本，元成宗为了了解当时论道的全貌，才让人重新翻译。
赵先生这段话不足百字，三次说到“重新翻译”。由于这段话紧贴在虞集所言之后，乍看很像是以虞言为根据的，似乎赵文说的“重新翻译”源自虞文说的“使人译之”。然而，认真想想，不对了。成宗不通汉语，他连吴全节简短的解释都要经过翻译才能听懂，怎么会想读汉文本《庆会录》呢？虞集讲的分明是成宗使人译汉文为蒙文；赵文反其意，曲解为成宗让人将先前已由蒙文“译”（杨按：上文我已经讲过，这个“译”字是赵先生对“志”字的歪释）成汉文的《庆会录》再（“重新”）译一遍。虞集说的是汉译蒙，赵先生则解释为蒙译汉，两者完全相反。赵先生不至于认为成宗的汉文水平高于蒙文吧！
关于赵文的谬误，暂且举到这里。读者想必已经看出，谬误多半出自赵先生对史料的妄释妄改。一般地说，只要对史料的阅读和运用多存几分谨慎，也不至于如此谬误丛生。但是，具体到赵先生，谬误如此之多的原因恐怕不仅是缺少谨慎，还因为他多了一项东西，那就是信仰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