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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守不住的底线
这个问题要从《全真七子》页295的一段话说起，那段话讲了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劝其止杀”。《全真七子》作者明确交代，这样讲是“依据《玄风庆会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录》的记载”。但是，《全真七子》没有引三书原话。我复查了三书，找不到进言止杀的记载，故而在《再辨伪》一文中向《全真七子》作者们提出质问，请他们“引三书的原话来证明他们读对了”。
我的质问非常简单，不难答复。如果他们举出了原话，那就证明他们没有错，错的是我。如果他们举不出原话，那就证明他们讲的进言止杀故事并非“依据”三书，应该纠正错误，交代真实的依据。须知三书成书俱早，它们的记载对判断进言止杀一事的有无至为重要，不容以他书蒙混取代。我想，这点道理大概是学术界人士普遍可以接受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例外，赵先生就是例外的一个。
由于举不出三书原话，赵文第二章不得不承认《西游记》、《西游录》以及与两书同年问世的《长春真人本行碑》均“无止杀之语”。
请注意，赵文这里未提《庆会录》，原因见下文。但是，赵先生既不说《全真七子》原先讲的“依据”错了，也不另行交代自己的真实依据为何，而是立即宣布“我们能够对以上文献为何无止杀之语作出合理的解释”，接着便煞有介事地解释起来。可是，稍有一点逻辑学修养的人都知道，论证某事之有无与解释某书何以不载某事是两个不同的论题，不能用后者来替换前者，否则便是转移或偷换论题。而且，解释某书不载某事的原因，须以某事已被证明实有为前提；如果其事本属后人杜撰，前人书中自不会有，何需再作解释。赵先生尚未证明进言止杀之实有就抢先解释《西游记》等书何以不见止杀之语，其奥妙在于诱使读者误以为这个前提业已解决。因此，我们在读赵先生的解释时不要忘记继续向他索讨丘处机进言止杀的史料依据。
赵先生的解释是从《西游记》入手的。他认为，《西游记》卷下提到的“丘处机给成吉思汗讲道时，成吉思汗曾下旨要求‘勿泄于外’，这极有可能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见止杀之语的原因”。赵先生说：
全真教徒只有丘处机一人知道讲道的具体内容，但他因成吉思汗“勿泄于外”一语而不敢对李志常等全真弟子提起，李志常在撰述《长春真人西游记》时，并不知道丘处机讲道的具体内容，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才无止杀之语。
接着，赵先生又自问自答说：
以上解释虽然能够说明为甚么《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无止杀之语，但能否说明《长春真人本行碑》与《西游录》为甚么无止杀之语吗？答案是肯定的。
至此，赵先生不仅承认《西游记》无止杀之语，也承认了《西游录》和《本行碑》无止杀之语，而后两种史料的作者都是佛教徒，《西游录》作者耶律楚材更是全真道与丘处机的对立面。可见，赵先生的解释并不限用于全真道内。现在，《全真七子》据以造出止杀之语的三种文献惟有《庆会录》一种未被否认，止杀之语究竟有无，就看赵先生对《庆会录》如何解读了。下面是赵文的解读：
在《玄风庆会录》中，丘处机不断地劝说成吉思汗“行善进道”、“作善修福”、“行善修福”、“修福济民”、“济世安民”、“累积功德”等，这即是委婉地劝说成吉思汗止杀。成吉思汗为一代枭雄，生性残忍，杀人无数，丘处机面对成吉思汗，要想达到“罢干戈致太平”的目的，不能采用直接的方法，必须委婉地劝说，否则，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丘处机不直接进言劝成吉思汗止杀，而是通过劝善来达到止杀的目的，……这正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杨讷先生不明其中腠理，而只从《玄风庆会录》里机械地寻找“止杀”二字，当然会认为其中无止杀内容。
这段文字见于赵文第四章，可以说是全文的关键所在。从《全真七子》起，赵先生用了那么多文字宣扬丘处机进言止杀，惟独这段文字承认丘处机讲道只有劝善之语，并无止杀之言。但是，赵先生认为，这些劝善之语实即止杀之言，只是因为丘处机害怕直言止杀会引来杀身之祸，故而代之以劝善之语。
然而，正是赵先生所发掘的丘处机的高明之处，反映出赵先生本人的有欠高明。首先，《庆会录》中那些“行善”、“作善”，“修福”、“济世”等劝善之语能解释为止杀吗？不能。劝善与止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今人和古人都不把它们视若同一。《西游记》卷下有一则纪事，讲壬午年（1222）十月丘处机在邪米思干“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
这无疑是行善，但决不是止杀。而成吉思汗在接见丘处机前就已实施的“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虽然客观上有减少屠杀的功效，但因其属于战略的一部分，历来无人称之为行善。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把行善与止杀等同是一种有意的混淆，有如指鹿为马或以马代鹿。
其次，说丘处机如果直接进言止杀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纯属赵先生的夸张之词，目的是为丘处机无止杀之言辩护。历史上成吉思汗指挥的征服战争虽然杀人无数，但他本人尚非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早在1213年，那个后来给丘处机讲道当翻译的耶律阿海就曾向成吉思汗直接建言止杀。《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记载阿海奏言：“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兴创之始，愿止杀掠，以应天心。”成吉思汗并没有因此诛杀或贬斥阿海。成吉思汗西征，阿海随行，“下蒲华、寻思干等城，留监寻思干，专任抚绥之责”。
可见，“采用直接的方法……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说法实为夸饰之词、无根之言。
第三，原先《全真七子》赞扬“长春用博厚的仁爱之心去化解成吉思汗的杀戮之气，并确有成效”，又说：“成吉思汗用军事的力量征服了西域，而长春大师又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而今赵文却说丘处机因恐遭杀身之祸而不敢直言止杀。请问，究竟是丘处机的仁爱之心化解了成吉思汗的杀戮之气，还是成吉思汗的杀戮之气震慑了丘处机的仁爱之心？他们两个谁比谁更“伟大”？
第四，《庆会录》有下面一段话，最能说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屠杀行为的态度：
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斫，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
对于自称是“上帝之鞭”的成吉思汗来说，还有比这样的话更中听的吗？所以我在《再辨伪》一文里引了这段话，以证明“《庆会录》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地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我并且指出：“成吉思汗是‘天人’，他进行的战争是‘除残去暴’、‘恭行天罚’。丘处机话已说到这程度，如何再劝成吉思汗不杀呢？是叫成吉思汗不要再执行天罚吗？”
现在赵先生总算承认了《庆会录》没有止杀的话语，但对上引这段颂词依旧熟视无睹，反说我“没有举出所谓真正有力的反证”，还说我“只重史料不重事实”。
看到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竟能如此漠视史料，你还能说甚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