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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万民的生佛，民族的救星”
姚从吾这篇文章，
我闻名已久，但过去只是在别人的引文中看到它的一些片段，直到今年春间才读到全文。初读之后，了解到这篇文章在陈铭珪、陈垣的基础上把早期全真教的历史作用拔到一个新的高度。再读一遍，方始认识到它是今日流行于全真道研究中的某些观点的源头。与陈铭珪、陈垣的著述相比，姚文没有增添甚么新资料，但其观点鲜明，影响不小，虽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一读。下面评说姚文的几个要点。
（一）关于王重阳创教的原因。姚文说：“金朝是异族侵入中国，……创立全真教的王嚞、邱处机，不但是贤者避世，而且有反抗异族，保全汉族文化的积极行动。”又说：“重阳王真人创立全真教的原因，……是由于从事爱国运动的失败。”又说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创立之举是“独善其身，不事异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民族思想，保存民族的人格，不当汉奸，不与外族合作”。
按，姚文所说“爱国运动”的根据，仍然是前引商挺诗中那句“乘势或割据”。陈铭珪将“割据”提升为“忠义”，姚文再由“忠义”拔为“爱国运动”，这样一来，下句的“妄迹复知非”又成了对“爱国运动”的反悔。王重阳不是愈拔愈高，而是愈拔愈糟糕了。至于“不当汉奸，不与外族合作”这样的话语，简直是不给丘处机留有余地，因为丘处机既助金廷平息过山东红袄军起义，也为成吉思汗招谕汉地人民降蒙，这不是与外族合作又是甚么？如果与外族合作便是汉奸，丘处机岂不成了双料汉奸？这样的结论当然不是姚文所需要的，但这样的逻辑却是姚文本身制造的。
（二）关于全真道的宗教性质，姚文说：“全真教主张儒释道合一，目的既不在宣扬传统的道教，或者有保存全民族传统思想的意味。”又说：“全真教是主张三教合一的。他既不教人祈祷念经，也不教人炼丹画符，而只教人诵读道德清净经、心经、孝经，实在有保存三教精神（汉族文化）的意思。”又说：“全真教既不主一教，不专假借老氏的招牌，又不炼丹画符，以鬼神惑人，焉得说是老氏之邪？耶律楚材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王重阳邱长春一派所主张的全真教。”又说：“全真教不是宣传道教，而是利用道教的名义，对金初外族的压迫，有所补救。从消极方面说，道儒释三教并重，劝人读道德清净经、心经、孝经，使人略知道，我祖我宗在信仰上沿袭遵守的精神。从积极方面说，可以救济众生，使文士有所隐避，外族的摧残可以减轻。”
按，以上姚文的几段话是不好懂的。例如，先已说了王重阳“不教人祈祷念经”，接着又说“只教人诵读道德清净经、心经、孝经”。是“诵读”不算“念”呢，还是此三经不算“经”呢？又如，前面讲了全真教“不专假借老氏的招牌”，后面又讲它“是利用道教的名义”，“利用名义”与“假借招牌”能有多大差别？而且，全真教如果真是利用道教的名义而不宣传道教，从道教的角度看，它即使不算邪，也是算不了正的。而姚文又是坚决反对耶律楚材称全真教是“老氏之邪”的，它斥楚材“是意气用事”，怎么自己也向楚材靠拢了呢？姚文的这类逻辑混乱，使人读后如坠云里雾中。
当然，姚文也有毫不含糊的地方，那就是彻底否认全真道搞炼丹画符和以神鬼惑人，也否认王重阳搞了神异故事。姚文说：“至于他（
王重阳
）的仙迹和全真教的道统，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后人的追增或附会。”
的确，全真教的道统有一部分是后人搞出来的，但不“都是”。同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的关系，就是王重阳亲自挂靠上去的。“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
——王重阳这首《了了歌》就是一证。至于王重阳等搞炼丹画符、神通应物，那是有大量史料记载的，怎能不说理由就予以否认呢？姚文在不少问题上追随陈铭珪，惟独在王重阳的“仙迹”上一反陈铭珪的辩护态度，索性推个一干二净，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人们还是可以思考一下，一个王重阳的“仙迹”问题，从陈铭珪承认“仙迹”之实有并为之辩护，中经陈垣的回避不谈，再到姚从吾的断然否认，这样的转折究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三）关于全真道对中华民族的第一贡献。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声明一点：姚文只讲了“全真教对于中华民族的第二贡献，是邱处机劝止成吉思汗的滥杀与救济人民”，没有出现“第一贡献”字样，想是姚氏漏说了。现在我要讲的第一贡献，是从姚文的意思体味出来的，如果讲错了，责任在我。我体味姚文想说的第一贡献是指王重阳“保全汉族文化”。与此类似的话语有“保全民族文化”、“保存全民族传统思想”、“保存三教精神（汉族文化）”、“具有民族思想，保存民族的人格”，等等。说得最明白的一句是：“邱处机的保全民族生命，与王嚞的保全民族人格，就对于中华民族史的贡献说，功德相等。”
既然是两者贡献相等，则第一贡献非王嚞的保全民族人格莫属。话的意思是看明白了，但还应该弄清楚姚文认为王重阳是通过甚么办法来保全民族文化或民族人格的？我反复在姚文中寻找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那就是创立“道儒释三教并重”的全真教，“劝人读道德清净经、心经、孝经”。
这个答案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着一连串问题。例如，全真道真是“三教并重”吗？《道德清净经》、《心经》、《孝经》能代表道、释、儒三教精神吗？三教精神能体现汉族文化或汉族人格吗？推广诵读三经，见到成效了吗？如已见到成效，表现在哪里？如果未见成效，“贡献”又在何方？这一连串问题，姚文均无说明，本文也不想一一追究。我只想告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三经找来一阅，自求答案。须知三经不长。《心经》译自梵文，唐朝玄奘的译文仅二百六十字。《道德清净经》简称《清静经》，经文不足四百字。最长的是《孝经》，也只有一千八百字。三经相加才二千五百字。按完颜璹《教祖碑》的记述，王重阳不过是三教各取一经，劝人诵读，“云可以修证”。
经姚文往上一抬，此举竟成了对中华民族史的一大贡献，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且，姚文的说法与金代女真族重视汉族文化的事实完全相悖。女真族南下后，相当快地接受了汉文化。太宗天会元年（1123），始行科举，以词赋、经义取士。熙宗在位时期（1135—1149），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建孔子庙。《金史·熙宗纪》记载，皇统元年（1141）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在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继熙宗之后即位的海陵王完颜亮也是汉文化修养比较高的，能以汉文赋诗。太宗、熙宗、海陵王是王重阳创教前的三个金朝皇帝，仅举以上数事就足以说明汉文化在金代前期已经受到尊重，更不用说在后来的世宗、章宗朝了。可是，在姚文中，女真族传承汉文化的业绩全不存在，汉文化就等王重阳及其创建的全真道拿着三份小经来“保全”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熟读《金史》的姚从吾先生竟会有这样的怪论。
（四）关于丘处机的历史贡献。“万民的生佛，民族的救星。”
——这是姚文给丘处机的评语。中华民族历史上伟人不少，但我记不起来有哪个20世纪以前的人被推崇到这样的高度。姚文给丘处机的评价，甚至高出陈铭珪所给，但根据还是《长春道教源流》援引的那一些，述事的随意程度则超过《长春道教源流》。例如，姚文先讲蒙、金战争的残酷，说“成吉思汗父子的凶悍，更甚于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及至讲丘处机进言止杀之后成吉思汗的反应，便改口说：“久征惯战的蒙古可汗，至此已是六十以上的老翁，喜闻养生之道，乐听信好生止杀之劝；由是罢兵休息，班师东归，应当也是很近情理的。”
在同一篇文章里，仅仅相隔五页，成吉思汗就从残酷凶悍变为“乐听信好生止杀之劝”。如此写来，未免过于随心所欲。用成吉思汗东归来证明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功效，是陈铭珪的发明，但他仅说“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
没有再在成吉思汗身上多着笔墨。姚文既然讲成吉思汗“乐听信好生止杀之劝”，人们就要问，丘处机当年为何不劝成吉思汗撤出汉地北归？
姚文是有影响的，其影响就在它随意拔高丘处机和全真道的历史地位。这个影响，至今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