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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遗民”、“逸民”、“隐修会”
陈垣这本书著成于1941年，晚《长春道教源流》六十余年。篇幅不大，约为《长春道教源流》的一半，讲了全真、大道、太一三个教门（请注意，都是被耶律楚材列为“老氏之邪”的），以全真为主。看得出来，在对王重阳的看法上，陈垣受了点陈铭珪的影响。但他没有苟同陈铭珪的“有宋之忠义”说，而是把王重阳归入“汴宋遗民”，并称王重阳为“逸民”，称初兴的全真道“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而已”。
“忠义”不合王重阳的情况，“遗民”、“逸民”、“隐修会”就合乎王重阳及初期全真道的情况吗？我们先从“遗民”说起。
陈垣在书序的开端就说：
右三篇四卷廿三章，都七万余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在金元时事。系之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靖康之乱，河北黉舍为墟，士流星散，残留者或竟为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别树新义，聚徒训众，非力不食，……固汴宋遗民也。
“遗民”一词有多义，现今通用的《汉语大词典》“遗民”条列出释义六种，其中第二义项为“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显然，陈垣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遗民”一词的。但使用这个词的人都明白，“不仕新朝”指的是本人立志不仕，绝不包括愿仕新朝而未遂的人。因此，“汴宋遗民”是否适用于王重阳，要看他早年应的是哪朝的科举。只要王重阳应的是刘豫或金朝的科举，则从他报名应试之日起，就丧失了“汴宋遗民”的资格。我想，这个道理在陈垣那里也是不言自明的。陈垣信了陈铭珪的王重阳应北宋科举之说，故而列王重阳为“汴宋遗民”。假如当年有人作出郭旃、郑素春那样的辨析，我相信，陈垣看了自会另作考虑。“遗民”一词本身不会给今天的研究者造成困惑，造成困惑的是陈垣给“遗民”追加的许多属性。
陈垣在书中引了徐琰《郝宗师道行碑》的一大段话（这段话本文第七章已全部引出），接着便说：
全真不尚符箓烧炼，而以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此遗民态度也。谓其合于老庄，殆遁而之老庄耳。
这段话引起我下列一串疑问：
第一，尚不尚符箓烧炼是宗教信仰问题，仕不仕新朝是政治态度问题，两者没有内在的关联，为甚么要把不尚符箓烧炼说成是遗民态度？南宋灭亡后江南颇有一些遗民遁入天师道和茅山宗，这两个教派都尚符箓烧炼，是否遁入其门者都不算遗民？何况如今我们已知，全真道并非不搞符箓。
第二，陈垣是把全真、大道、太一三教教祖都看作遗民的。既然他认为“全真不尚符箓烧炼”是遗民态度，就应该一以贯之，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大道、太一两教。可是，他又明确指出：“太一与全真、大道殊异者，全真、大道不尚符箓，而太一特以符箓名，盖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者也。”
这样说来，尚不尚符箓与是不是遗民又是不相干的。陈垣不知不觉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第三，遗民必然是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的吗？显然不是。所谓忍耻含垢，基本上是一种心态。有各种各样的遗民，也有各种各样的心态。有的遗民不仅不忍耻含垢，还活得很傲气。宋元之际的谢枋得（1226—1289）就是一例。他是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德祐元年（1275，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知信州（今江西上饶），抵抗元兵。次年信州失陷，枋得负母弃家入闽，寓居建阳，“隐于卜”，过了十余年遗民生活。自至元二十三年起屡遇元朝官员聘举，枋得不是婉拒就是痛斥。至元二十六年（1289）被强征至大都，不屈绝食死。
枋得是把投顺元朝看作耻和垢的。这样的遗民，历代王朝灭亡后都有可能出现，甚至同新旧王朝和遗民本人的民族归属无关。例如，元朝灭亡后，在汉族儒生中照样出现了一批元遗民，其中有一个在元中举当官的茶陵（今属湖南）人李祁，汉族，入明后自称“不二心老人”，“以弗仕为心”，作文记事不用洪武年号，也是很傲气的。
可见，笼统地把“忍耻含垢”说成是“遗民态度”，实在欠妥。至于“苦己利人”，更非遗民特征，否则各式各样的遗民都成了品德高尚的人了。其实有些遗民是应该受到历史的批判的。
第四，陈铭珪称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只是指王重阳个人，非指全真教门。陈垣却把“遗民”一词泛加于全真教门，离历史真实就更远了。王重阳本人是在北宋统治下成长的，单就年龄讲，也还有可能是北宋遗民，他的七大弟子则绝无可能。北宋亡于1126年，这年孙不二才八岁，马钰、谭处端四岁，郝大通、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四人都出生于1140年以后，说他们对异族统治不满或许可以，说他们是“汴宋遗民”则完全沾不上边。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到王重阳有甚么遗民意识，也看不到他向弟子们灌输过遗民意识，“七真”的“遗民态度”从何而来？如果他们真抱有遗民态度，为甚么大定、承安间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先后接受了金世宗、章宗的召见，世宗死后丘处机还以方外身份“重念皇恩”，“谨缀《挽词》一首”呢？
第五，陈垣之“遗民”说最失严谨之处，是把由靖康（1126）至贞祐（1213—1216）九十年间之事混而不分。他先说：
况其（全真）创教在靖康之后，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数十年又遭贞祐之变，燕都亡复，河北之士又欲避元，全真遂为遗老之逋逃薮。
这段话相当混乱：（一）王重阳“甘河遇仙”在正隆己卯（1159），距靖康三十余年，已非“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之时。（二）由正隆己卯到“燕都亡复”（1215）相隔五十五年，“又欲避元”的河北之士要说是遗民的话，只能是金遗民，绝对扯不上是“汴宋遗民”。可是，在同书的卷二，又出现了类似的话语。陈垣称赞元国子助教陈绎曾，说他“能窥全真立教之微旨，盖隐然以汴宋之亡，欲与完颜、奇渥温氏分河北之民而治也”。这里又把相距近百年之事扯在一起了。陈垣引陈绎曾的《重修集仙宫记》为据，这里照引如下：
予闻全真之道，以真为宗，以朴为用，以无为为事，勤作俭食，士农工贾，因而器之，成功而不私焉。质而不俚，文而不华，灏灏乎三皇之风，非所谓大道者耶。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时则有若东平严公，以文绥鲁；益都李公，以武训齐。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
据《道家金石略》所录全文，陈绎曾此文撰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八月，题作《增修集仙宫记》，
与陈垣所记有一字之差。文中的“东平严公”指严实（1182—1240）。“益都李公”，陈垣说是指李恒（1236—1285），这明显错了。李恒出生于金亡以后，他的活动时间在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主要事迹是南下伐宋，完全谈不上“以武训齐”。在金、蒙易代之际受职于蒙古，并能与严实齐名的“益都李公”，只可能是李璮。1231年李璮在其父李全被宋军袭杀后继职，蒙古以他治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年。中统三年（1262），李璮举兵反蒙，战败，被蒙军俘获处死。事隔七十年，李璮为何还能受到陈绎曾的表彰，这是需要做些解释的。但无论怎样解释，都改变不了“益都李公”是指李璮的事实。此外，陈绎曾谈金季之事，把“重阳宗师”也拉进来，同样是令人费解的。不过，这两件事对本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陈绎曾是否像陈垣说的那样，“能窥全真立教之微旨”？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只要顺着陈垣的引文往下读，便能获得。陈垣的引文止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而陈绎曾接着就说：
有元之兴，鲁士以文辅太平之治，齐人以武致勘难之勋，长春真人最为先知天命之归，入觐太祖，功在宗庙，惠及万世，斯其尤盛者也。
这段被陈垣舍弃不引的文字，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陈绎曾的看法。他说的“明主”（《道家金石略》作“真主”）是指成吉思汗，他表彰的是丘处机对“有元之兴”的功绩。所谓“全真立教之微旨”，完全是陈垣本人的看法，同陈绎曾毫无关系。那么，全真真有那样的立教微旨吗？还是排一下时间吧。众所周知，全真立教在金大定年间，王重阳去世之年（1170年）成吉思汗仅七岁，再过三十六年方有大蒙古国，1211年蒙军始入汉地河北。显然，在1210年以前，在金统治下的汉人绝不可能产生与金、蒙分治河北的想法，全真自不例外。这种想法如果确曾有过，也只能产生于1211年以后。但是，全真在1211年已立教四十余年，此时产生的想法还能称作“立教之微旨”吗？如果一定要称，请问此前的立教之旨是甚么？真不知陈垣当年是怎样想的，而他竟然还把这种看法推说是陈绎曾之见！
“遗民”说完全是陈垣的一家之言，前人（包括徐琰、陈铭珪）都没有这样说过，所以陈垣在书的前言和1957年写的《重印后记》中一再强调前人忽略了（原话是“大忘”、“忽之”）这一点。而他发觉了这一点，是有感于时事的结果。《重印后记》说：
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藏之箧衍久矣。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而前此所搜金元二代道教碑文，正可供此文利用，一展卷而材料略备矣。
陈垣的说明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学术论学术，遗民说终究是不能成立的。古今异境，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讲，以古人自况是件有风险的事，处之不慎，既有损于史学的客观性，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与遗民说相比，“逸民”、“隐修会”之说的错误比较容易识别。“逸民”、“隐修会”实际上都含一个“隐”字，不同的是，“隐修会”的“隐”字是显露在外的，“逸民”的“隐”字是潜藏的。《汉语大词典》释“逸民”为“遁世隐居的人”，可为一证。王重阳师徒给自己编制了那么多异迹，就是要赚取世人的注意和崇拜。刘祖谦《仙迹记》说王重阳“虑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众心，故多为玩世辞语，使人喜闻而易入。其变怪谈诡，千态万状，不可穷诘”。
王重阳深怕俚众不知道他的存在，哪有一丝“隐”的意思。
大概是写作动机所致，陈垣这本以宗教题名的书，对三教的宗教特质不仅讲得少，而且前后讲法常出矛盾。例如，对早期全真道大搞方技、自我神化的行为，陈垣主观上是想回避不谈。他在书的卷二上淡淡地说：“异迹凡宗教家皆有之，或出情感，或出附会，或出迷信，今不必述。”
可是，客观上这是回避不了的，于是在书的同卷，他在引了王磐的一段话
之后，不禁说出下面这段话：
夫全真之兴，其初不过欲溷迹嚣埃、深自韬晦，以俟剥复之机而已，岂期巫祝之术，为幼稚民族所欢迎，竟得其国王大臣之信仰，尊之以宗师，崇之以冠服，侈之以宫观台榭，如是其盛乎！
这段话包含很多问题，诸如“其初”迄于何时，世宗大定末之全真是否还在“深自韬晦”等等，本文不能逐一讨论，只谈所谓“巫祝之术”。
全真受蒙古国王信仰，始于1222年丘处机晋谒成吉思汗，随后便获“神仙”之尊，宫观之赐。陈垣对丘处机西行一举评价是很高的，在其书卷一称赞“丘处机之止杀，岂非泽及天下乎”；又说“处机诚有功于民矣”。
他对“全真不尚符箓烧炼”（请注意，这是陈垣自己的话）也深表赞许，怎么就突然判定丘处机搞的是“巫祝之术”呢？当然，丘处机搞的是不是巫祝之术，是可以讨论的；搞巫祝之术的人也未必不能有功于民，但连符箓烧炼都不尚的人，如何再说他搞巫祝之术呢！同是陈垣的见解，我们相信哪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