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扶世立教”与“有宋之忠义”
——读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

陈铭珪，字友珊，广东东莞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咸丰壬子（1852）副贡生，后学道，为罗浮酥醪观住持。《长春道教源流》成于光绪五年（1879），陈铭珪在序言中说：“余中年感异兆，学道于罗浮酥醪观中。观为全真之龙门派，源出于邱长春。”他不是一般的全真教徒，而是丘处机的虔诚的崇拜者。《长春道教源流》实际上是一部资料长编，足有十五万字，资料搜罗既富，又有一些独到的评说，显示出陈铭珪具有较好的史学根基。这根基想是他早年的老师梁廷枏（1796—1861）给他打下的，也得益于同他交游的李文田（1834—1895）、李光庭诸人。梁廷枏是广东地方史的专家，著有《南汉书》、《南越五主传》。李文田是著名的元史、西北史地学家。李光庭也长于西北地理之学。他们的学术素养无疑会影响到陈铭珪。我们在《长春道教源流》中，既可以看到陈铭珪作为学者的客观态度，也可以看到他作为丘处机崇拜者的偏执立场。这两个方面，在他探讨早期全真道的性质及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时，都有充分表现。这里先谈他怎样看待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

陈铭珪把方技问题看成是“神异之迹”的问题，他在序言中就把问题提了出来。他说：

暇因考史册，并取《道藏》诸书核之，知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符箓、禳末流之弊。……若夫诸师神异之迹，皆当时学士大夫所称述，兹亦录之。读者当究其真，而毋泥其迹焉可也。

他一下子就把“神异”问题端在读者面前，末一句话几乎与刘祖谦《仙迹记》所说“学者斯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相同。

从刘祖谦到陈铭珪，时间相隔六百多年，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广东，读书人的眼界理应比金元之际中原地区的士人、道士开阔一些。而且，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那时研读历史的人大抵知道一些考据的重要性。梁廷枏在著成《南汉书》以后，又作《南汉书考异》十八卷。李文田的著作多以考证史实为主。从陈铭珪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的注释看，他也很重视考据。但是，如果事涉全真道创始人物的行迹，他的道徒立场就会驱走治学所需的客观态度，在这个时候，他的见识就会连刘祖谦都不如。且看他是怎样为早期全真道人物的神异之迹辩护的。

首先，陈铭珪相信王重阳等确有神异。例如，针对《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指《教祖碑》“叙重阳子示现神异之迹，大都皆本其法孙所陈事实，多羽流夸诞之词，不足深论”， 陈铭珪举出王重阳向王玉阳“掷伞”一事反驳，称此事亦见于丘处机《磻溪集》，李志源、于善庆“皆长春弟子，所陈事实当得自长春，不尽诬也”（参看本文第一章）。为甚么得自长春的故事就“不尽诬”呢？难道丘处机讲的必是事实吗？很明显，这是用信仰来代替学术研究。

其次，针对有人说《教祖碑》“所纪多神异之迹，其所传授乃修养之法，有类于神仙家”，陈铭珪说：“《汉志》道家、神仙家虽别为二，然《史记》谓老子修道而养寿，朱子谓清静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此固未可强分。” 这话初看还算有理，道家与神仙家的确不好截然分开。但是，把这些话用于全真道，问题就来了。陈铭珪好像忘了，自己在书的序言中已经讲过“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符箓、禳 末流之弊”，明明把道家（实为道教）与神仙家作了分割，怎么到了正文里又说“未可强分”呢？如果“未可强分”，道家是否也有神仙家“末流之弊”呢？

其三，针对过多的神异之迹引起人们对王重阳以全真名教的怀疑，陈铭珪又讲了一段话：

余尝谓重阳以全真名教。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至诚则能动物，至诚则能前知，儒者固言之。此碑所载大约前知、动物之事为多，而其用意则缘于扶世立教，于重阳何疑焉。

话说到这里，陈铭珪终于用动机（“用意”）是好的来为本教创始人搞了那么多的神异之迹辩护。他的意思是，既然王重阳们立教的“用意”是“扶世”，人们就不应该再有怀疑了。很清楚，陈铭珪企图用历史上全真道惯用的权智说来摆脱别人的诘难。本文第三章讲过，权智说的功效之一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为不正当的手段辩护，现在在陈铭珪这里又找到一个例证。

由于“七真”传记中以王玉阳的神异之迹最多，陈铭珪在引了姚燧写的王玉阳道行碑之后，针对有人“疑此乃方技家，非老子之学”，又作了一番辩护。他引《列子·周穆王》中老成子学幻于尹文的故事，声称“老子非不能幻者”，以证明王玉阳“七岁死而复生，由是若知死生说”是真事。又引《庄子·田子方》中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的故事，来证明王玉阳“俯大壑，一足跂立”与伯昏无人无异。陈铭珪最后还是把问题归结为“重阳与玉阳诸真当时以此为扶世立教之资，故略著神异”。 陈铭珪是19世纪的全真教徒，是彻底的有神论者，看到他拿寓言、神话当真事来作辩护，我倒觉得不失为一种信仰上的忠诚，但靠这种忠诚，是不能获得事情的真相的。

由于时代的进步，陈铭珪为早期全真道神异之迹所作的辩护，对后世学者影响有限，倒是他的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的说法，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颇为流行了一阵，至今仍有潜在的影响。

陈铭珪称王重阳是“有宋之忠义”，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条是说王重阳年青时应的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宋亡后因愤激而“日酣于酒”、“害风”、“佯狂”。 二是元朝的商挺（1209—1288）写过一首《题甘河遇仙宫》诗，其中有“重阳起全真，高视仍阔步。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等句，陈铭珪乃释“乘时或割据”为“曾纠众与金兵抗”。 陈铭珪的两条根据，经郭旃、 郑素春 二位细加辨析，都被证实是站不住的。我没有甚么具体材料可以补充，但我从陈铭珪的论证中看到一点史料以外的东西，想提出来供读者考虑。

甚么是“忠义”，怎样的人可以称为“忠义”，这是有一定的时代标准的。“忠义”可以指忠于君王，也可以指忠于国家或民族，但被称为“忠义”者必须具备行动，仅有思想感情上的眷恋是不足以称“忠义”的。这个标准，只要看看历代正史中的《忠义传》就能明白。从金到清这个标准没有多大变化。陈铭珪本是儒生，又具一定的史学修养，他不会不明白。但他把“忠义”加给本教教祖时，却没有认真衡量王重阳的实际行动。试想一下，就算王重阳参加了宋朝科举，宋亡后又“佯狂”、“日酣于酒”，那就够得上“忠义”了吗？而释“割据”为“纠众与金兵抗”，熟读史书的陈铭珪能不知道这有多么牵强吗？而且，“忠义”还须是坚持始终、至死不渝的。而商诗紧接在“割据”之后的诗句便是“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按诗的原意，“妄迹”两句表达的是对“割据”的反悔。如果接受陈铭珪的解释，这两句就成了王重阳反悔抗金的证据，那还有甚么“忠义”可言？这大概是陈铭珪始料未及的。

其实，不管王重阳早年经历如何，他在创教后认同金的统治，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在《重阳全真集》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道门好入时时重，王法须遵可可奢” （很抱歉，我不懂“可可奢”的意思），“遵隆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 “足知王喆得因缘，会要修持遵国法”。 “王法”、“国法”只能是金朝的法。“谨守军门”一句，还透露了王重阳的侄子是金的军人。这些诗句，陈铭珪不可能没有读到，但他仿若未见，一定要把“有宋之忠义”这顶高帽给王重阳戴上，好让王重阳在世俗道德上也臻于完美。从这里可以看出，陈铭珪晚年虽然是出家的全真道徒，仍然守着儒家的道德观。

“有宋之忠义”的提出，使后世研究全真道的学者非常关注早期全真人物的政治倾向，由此产生了陈垣的“遗民”、“逸民”说和姚从吾的“民族的救星”说。 J3jkswb4Rh+oT8GLf98mdcBFd0uzvHJHBg+AW/GXesZoLTq1ozAsHKPziD2OA3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