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
——读虞集《非非子幽室志》

从李鼎、徐琰、王恽、李道谦的文章，我们已经看惯了以苏轼《上清储祥宫碑》里那段议论为模式的文字，现在请读者再看另一段类似的文字：

汉代所谓道家之言，盖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为本。其流弊以长生不死为要。……其后变为禁祝祷祈、章醮、符箓之类，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士有识变乱之机者，往往从之。门户颇宽弘，杂出乎其间者，亦不可胜纪。而涧饮谷食，耐辛苦寒暑，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颇有所述于世者不无也。为其学者，常推一人为之主，自朝廷命之，势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

这是虞集（1272—1348）在顺帝至元五年（1339）为江西崇仁全真道士非非子余岫云（1280—1339）写的墓志中的一段。文中说的汴宋将亡时的道士家，无疑是指林灵素等人，而“豪杰之士”即王重阳。虞集是江西崇仁人，为元中叶大儒，历仕成、武、仁、泰定、文宗数朝，元统元年（1333）顺帝即位前谢病归乡里。《非非子幽室志》的撰写时间比王恽写《永昌观碑铭》晚了大约三四十年，但他们都认为全真道是北宋末年道教弊极（“诡幻益甚”）则变的产物。文中提到非非子力能致雨，也讲到非非子不赞成学道者必须出家：

郡中先有教人学道者，出妻子，破家产乃可。岫云曰：“非道也。复尔家室，治尔田畴，行人道之常，而不累于心可也。”

虞集引出余岫云此话，表明他是赞同的。

虞集出生于王重阳去世百年之后，此文又撰于丘处机去世一百一十年之后，他对早期全真道不可能有很深了解，所言无非蹈袭前人，只是在谈到他那个时期的全真道“势位甚尊重”时，感叹立教之初恐非如此（“同不同未可知也”）。过去陈铭珪引这段文字，止于“颇有所述于世”， 用以证明早期全真人物的作为。陈垣则自“昔者汴宋之将亡”引起，迄于“同不同未可知也”，对这段文字作了过分的解读。陈垣说：

道园（虞集）生较晚，目睹全真末流之贵盛，而疑其与立教之初意不同，洵称卓识！……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动公卿，束帛蒲车，相将岩壑哉。道园之所怀疑者此也。

陈垣的话，前半部分无疑是对的，合乎虞集原意，后半部分则有傅会之嫌。我们已知，虞集此文写于1339年，距汴宋之亡已二百余年，距全真立教逾一百五十年，不仅时间距离甚远，而且朝代两经鼎革，虞集从何得知王重阳“抱东海西山之意”？虞集是宋丞相虞允文（1110—1174）五世孙，其父、祖都在宋朝为官。他本人生于南宋灭亡前七年，在与金同为异族统治的元朝当官三十多年。以自身这种情况，虞集怎么会去议论早期全真教徒仕不仕新朝的问题呢？

虞集这篇《非非子幽室志》，离本文主题比较远。我把它扯进来，一是因为过去陈铭珪、陈垣都引它，陈垣还作过那么牵强的引申，需要澄清；二是希望读者知道，中统元年（1260）李鼎在《宗圣宫记》里所说的那段话，七十年后虞集在《非非子幽室志》中重述了相似的意思，显然它已成为那时捧全真者习用的套话。这样的套话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也不反映套用者本人的看法。上章我已讲了王恽的真实看法，虞集的看法同王恽是一样的。《道家金石略》共收虞集文三十余篇，其中讲全真的只有五篇，其他是讲真大、太乙、正一的，尤以讲正一的为多。不看这些文章也能料到，一个老给正一道撰文的人，是不会轻视章醮、符箓的。他在《非非子幽室志》中称“禁祝祷祈、章醮、符箓之类抑末之甚矣”，无非是句套话。而全真道徒要的也就是套话，并非真想照着做。没有别人比道徒更清楚，章醮、符箓之类是他们的衣食之源，称之为“末”可以，但绝不能丢弃。 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本文上两章中讲的徐琰、王恽陷入自我矛盾的原因。是全真道门既要抓老子之道的美名，又要取符箓、方术的实惠，把徐琰、王恽这两个代言人推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2woeK/3PMZigE4B4wdOXB9Oa4D7wGu4t4AWACdRiIFNjr6u8SDuIzhWM5UcNct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