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
——读王恽《永昌观碑铭》

王恽（1227—1304），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仕世祖朝三十五年，官至翰林学士。成宗元贞元年（1295），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参预纂修《世祖实录》。有《秋涧集》一百卷传世，集中谈道教的文章不少，陈垣《道家金石略》从中辑出二十余篇，半数讲全真，半数讲太乙。《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下简称《永昌观碑铭》）是讲全真的一篇，碑文未署写作时间。查《元史·地理志一》，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在金为德兴府，元初因之，世祖至元三年（1266）改为奉圣州， 故知《永昌观碑铭》写作时间不会早于至元三年。碑文记全真道士寂然子张志玄及其下数代人兴建永昌观始末，情形大致如下：

河东孟门县（今山西柳林西北）人张志玄，自童年学全真，号寂然子。“既长，正一法箓亦称精究”。后“闻长春丘公应聘龙庭”，乃北游，“庶有遇合”，至永兴（即德兴府治）之清乐乡，“结茆而居”。“由是风动一方，日奉香火罗拜庵前。……起建琳宇，处师（ 张志玄 ）为上宾，榜曰迎仙，尊显之也”。二十年后，志玄去世，其徒通玄子吴法师继主迎仙。通玄“以符水疗疾，……达官豪右共来敬礼，至有得望其风采而为幸者”。永昌观就是经吴手基本建成的，“与迎仙为上下院”。“自是徒众云集，檀越之家设醮筵而徼冥福，求符药而济灾屯者，憧憧而来，曾无虚日。钟磬之声，隐然闻市肆间，永昌琳馆为一方名胜，道俗归依之所矣”。通玄子去世，虞法师继。虞寂，崔志善继。崔殁，卢法师住持，复传门人李道素。李道素努力承继先辈，“内则起废寮舍，外则增置田圃”。

也就是这个李道素，来请王恽写此碑铭。王恽说，起初他“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婉拒，经不住对方“请益坚，乃酌取大方家见于吾儒之纪载者，论次而铭之”。于是，王恽在叙述了永昌观兴建始末以后，又发了下面这通议论：

后世所谓道家者流，盖古隐逸清洁之士矣。岩居而涧饮，草衣而木食，节欲以清心，修己而应物，不为轩裳所羁，不为荣利所怵，自放于方之外，其高情远韵，凌烟霞而薄云月，诚有不可企及者。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渊静以修己，和易而道行，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相启牖，自名其家。若寂然师弟，弘衍博济，教行山此是也。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

王恽自言，他这段议论是酌取了大方家之文的；大方家谓谁，他没有讲。从内容看，大概是苏轼和元好问。苏轼《上清储祥宫碑》曾论道家之本、末，本文第五章已经引出，读者可以比对。元好问的议论，见于他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写的《紫微观记》。本文第二章也曾引过，其中有道教“至宣政之季，而其弊极”一语。 王恽所说道家“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大概就是糅合苏、元二人之说来的。“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一句，则是王恽自己的话，这句话当然是对全真教的赞语。看来王恽不知，倘若丘处机、秦志安尚在，他们不会接受这句赞语，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宋徽宗、林灵素是“弊”，他们是以林灵素的后继者自居的。

王恽的议论，颇受今人重视，今人以赞成的为多。陈垣指初期之全真为“逸民”，就是根据了《永昌观碑铭》。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引了王恽的整段议论，随后便说：“以逸民名初期之全真，诚得全真之真相。” 陈垣这一判断，对今人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影响。但是，陈垣疏忽了两点：第一，王恽的“有古逸民之遗风”一语，是就到他作文时间（至元三年以后）为止的全真道而言的，此时全真创教已近百年，非初期之全真。这一点，只要读一遍《永昌观碑铭》就能知晓，无需多讲。第二，“逸民”之说是否“得全真之真相”，是需要检验的，至少要拿永昌观数代住持的言行来检验，因为王恽是在叙述了他们的事迹之后称赞他们有古逸民之遗风的。这个检验工作，陈垣未做，我们试做一下。

读王恽对永昌观“初祖”寂然子张志玄的记述，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精究”正一法箓。甚么是正一法箓？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有刘仲宇写的七百多字释文，称“正一法箓为正一派传承的主要依据，得其箓也是行法的基本条件”。 释文引第三十代正一天师张继先（1092—1127。请注意，张继先的成年正值政和、宣和年间）的话说：“吾家法箓上可以动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龙虎，幽可以摄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可以脱生死，大可以镇邦家，小可以却灾祸。” 正一法箓的威力功用真够唬人的，张志玄精研它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用。张志玄能被一方尊显为仙，应该有正一法箓的一份作用。而这个张志玄恰恰是永昌观史上惟一属于“初期之全真”的人物，因为他学全真始于丘处机西行之前，住持迎仙观又达二十年。从张志玄的行迹上看不到任何“古逸民之遗风”。

循着王恽的叙述再往下读，我们看到，在永昌观创建发展的过程中，符箓、醮祭、方药之类被苏轼视为道家之“末”的多种手段都用上了。数十年间，永昌观从无到有，香火兴旺，博得达官豪右、檀越之家的施舍敬礼，竟然还能获得一个“有古逸民之遗风”的雅称，这不是很奇怪吗？原因在哪里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转读王恽有关全真道的其他文章，结果发现，原因是在王恽对道教的观点上。下面是王恽的两段议论：

（一）予尝以道家者流，以清寂为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于万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撄拂其心。至于挟方术，出秘艺，救时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砭剂膏肓，笞逐鬼物，驱役社翁，安人区而远不祥，往往验于事者，盖世所不废也。普济师其斯人之徒欤？较夫遗世绝俗，归洁一身，自放于万物之表，诚法教中有裨于世者耳！

（二）余尝谓道家者流，以澹泊虚无为宗，以忘言绝俗为事，或者须人为徒，心存济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敕水，驱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气罔奸两间，其于补助世教，有不得后焉者。方之与世相遗，归洁一身，槁死山林，长往而不来者，为有间矣！

上引王恽的第一段议论，见于他为晋州（今河北晋县）景行里玄应观住持纯熙子刘志真写的《道行碑》。刘志真卒于“至元某年”，至王恽撰碑之年“化形已久”，因碑文有“今圣上邸潜时”一语，估计此碑撰于至元后期。据刘志真之徒告诉王恽，刘在己亥年（1239）拜在丘处机弟子宋德方门下，宋德方先后授以紫虚箓诀、上清三洞五雷箓法。其后刘志真“操履益精励，神经怪牒，大赜冥奥，气志既凝，洞知来物，簪裾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随失所在。中外喧播，以灵异称”， 并且得到尚在潜邸的忽必烈的重视与赏赐。刘徒所言肯定有假饰成分，但这里重要的是王恽接着刘志真的灵异发表的上面这通议论。上引王恽的第二段议论出自他为终南山集仙观写的观记，作于癸巳年（至元三十年，1293）。因两段议论主旨相同，这里放到一块讲。

未读这两段议论之前，仅据《永昌观碑铭》，我总以为王恽是赞成苏轼的道家本末之说的，因为他也讲了“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如何如何，又有“徇末以遗其本”一语，似乎问题只在他给寂然子等人的评语不当。读了上两段议论，我方明白，问题不在给寂然子的评语当或不当，而在王恽根本没有接受苏轼的本末说。请查看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碑文把飞仙变化之术，“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纳入“方士之言”，明确讲了“方士之言，末也”。可是王恽却称赞“挟方术，出秘艺”，“行符敕水，驱逐疾疫，鞭笞鬼物”是“往往验于事者”，“有裨于世者耳”！显然，王恽是把“挟方术，出秘艺”的人放在“遗世绝俗，归洁一身”的人之上的。当然，对这类问题，王恽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不必跟从苏轼。但是，既然信仰不同，又何必在《永昌观碑铭》中照着苏轼的调子唱一段“处士素隐，方士诞夸”，批评了“祭醮禳禁之科”，又来表彰搞符箓、醮祭的寂然子等“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呢？这不是同徐琰一样，也陷入自相矛盾了吗？那么，是甚么原因使他们都陷入自相矛盾呢？这个问题，下章就来解答。 ie8vxtolO+vc5OnSbe3scyOU5OxPMkIWr3u53mQqa6f4dPa4qH9TiFfdHyfmFS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