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黄帝老子之教，恐不如是之隘也”
——读宋子贞文两篇

本章解读元世祖时期名臣宋子贞写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顺德府通真观碑》（下简称《通真观碑》），第二篇是《玉虚观记》。

宋子贞是潞州长子（今属山西）人。金太学生。金末归东平行台严实。元太宗七年（1235），任行台右司郎中。世祖中统元年（1260），拜右三部尚书。至元二年（1265），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位在宰相之列。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和《元史》都有他的传。说来也巧，《全元文》共收宋子贞文五篇，一篇是长达六千字的耶律楚材神道碑，另四篇全是为全真道士写的，包括我们要读的这两篇。《通真观碑》记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真观兴建经过，主要是表彰通真大师韩志久兴建之功。奇怪的是，全文一千一百字中竟有近四百字与李鼎《宗圣宫记》的文字雷同。请看下面近二百字：

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禳，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以为无用之具矣。金正隆间，重阳祖师王公以师心自得之学，阐化于关右，制以强名，谓之全真，当时未甚知贵。国朝启运之初，其门人丘长春首被征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

将这段文字与上章引的李鼎文字对照，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两者存在抄袭关系。那么，是谁抄了谁呢？人们首先会想到查看两文的写作时间。但是，这个通常有效的办法在此却失去了效用。因为李鼎写《宗圣宫记》的时间是“中统元年”，《通真观碑》的写作年代是“庚申”，而庚申也就是中统元年（1260）。此路不通，只能另找出路。幸好两文的另一段雷同的文字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那就是两文都有的同尘真人李志柔传。

此传在李鼎《宗圣宫记》中是这样写的：

李公名志柔，字谦叔，家世洺水。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从之游。初隐于仙翁、广阳两山之间十有二年，及闻长春宗师奉诏南下，乃迎谒于燕山，玄关秘锁，迎刃而解，其后道价益重，名彻上听，赐号同尘洪妙真人，并金冠锦服。诸方建立，若宫、若观、若庵，殆三百余区，然皆以是宫为指南。

在宋子贞《通真观碑》中写作：

同尘，洺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从之游。……同尘……隐居于仙翁、广阳两山之间，绝迹人间者盖十有二年。及闻长春宗师奉诏南下，乃迎谒于燕山，玄关秘锁，迎刃而解。其后……道价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号，并黄金冠服。……自为方所者，若宫、若观、若庵，殆百余区，然犹以通真为指南。

两文中李志柔传的雷同程度，绝不亚于前引讲老子之学一变、二变、三变的那一段。也正是两篇李志柔传文字的雷同，暴露了是《通真观碑》抄袭了《宗圣宫记》，而且抄袭者并非《通真观碑》作者宋子贞本人。因为《宗圣宫记》本是李志柔门人为纪念李志柔建宫之“盛绩”而请人撰写的，记中含李志柔小传乃题中应有之义，是十分正常的。而同样的李志柔小传出现在《通真观碑》里是极不正常的，因为碑文要写的不是李志柔，而是李志柔在通真观的门人韩志久。按照《通真观碑》和《宗圣宫记》的叙述，通真观之地是李志柔在辛巳年（1221）买下的，但“才构一室”便逢丘处机西行归来，李志柔往谒，从此“传道四方，游无定所”。及至丙申年（1236），李志柔受全真掌教尹志平之命主持终南宗圣宫，通真观完全交付给其弟志雍及门人韩志久。其后二十多年，通真观陆续建起大殿、祖堂、斋堂、方丈、膳馐之所、云众之居。宋子贞说：“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蜕去，余皆志久为之。”故而碑文要记的是韩志久之功，文末说：

志久，潞之长子人，实与余同里闬，雅为大宗师李真常之所知。……及今诚明真人张公嗣掌道教，又令纲纪顺德、洺、磁、威四州之众，其为人盖可知。

可是，我们在宋子贞自述撰碑用意之后，在“志久，潞之长子人”一语之前，读到的却是上引的李志柔小传，与上下文的文意和语气均不衔接。由此可以断定，李志柔小传非宋子贞原文所有，而是别人强塞进去的。塞者为谁？我看非《甘水仙源录》编者李道谦莫属。因为我们现在读到的《通真观碑》来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李道谦编成的《甘水仙源录》，而李道谦又有篡改别人文章的恶习。2007年我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曾揭出李道谦对元好问文章的篡改，指出李道谦“不仅会著文编书，还会对别人的文字暗施手脚”，提醒读者对《甘水仙源录》“应该谨慎用之”。 现在看来，我这段话还需要强调一下。

《通真观碑》的李志柔传抄自《宗圣宫记》，碑中关于老子之学一变、二变、三变的议论自然也是。如果要问李道谦为何要这么干，我看有三点值得考虑。第一，李道谦很尊重李志柔。李鼎撰《宗圣宫记》的时候，李志柔尚在世。至元三年（1266）李志柔以七十八岁高龄去世，四年后下葬，李道谦应志柔门人石志坚之请，为李志柔写了《大元宗圣宫主李尊师道行碑》，内称：“予尝辱知于师。……予亦重师之有道。” 《道行碑》讲李志柔的事迹远比《宗圣宫记》多，《甘水仙源录》卷七收了《道行碑》，不再收《宗圣宫记》，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李道谦很欣赏李鼎关于老子之学三变的议论，他在至元二十一年写的《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下简称《说经台记》）中曾经改头换面地予以引用，其文作：

然而武帝信方士，祷祠之事行焉；淮南好神仙，黄白之书出焉。老子之道于是乎诎矣。下迨魏晋之世，盛谈清虚，隋唐以来，剧行符箓，以至丹药奇技，曲艺小数，悉归之道家。降及□代，虚荒流荡，莫可致诘，遗经高阁，视为无用之具矣。

《甘水仙源录》既未收《宗圣宫记》，亦未收此《说经台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道谦仍要宣传王重阳未出之前《道德经》被束之高阁的三变说（本文上章讲过，此说非李鼎个人见解，是全真领导层赞同的），便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将李鼎之文此段略加改动，植入宋子贞的文内。第三，李道谦看中宋文，是因为宋子贞既有文名，又有政声，官至宰相，在当时是重量级人物。言出于宋口与出于李鼎之口，分量自不一样。李道谦在《甘水仙源录》（下或简称《仙源录》）自序中说，各地宫观竖立之碑铭“往往多鸿儒巨笔，所作之文虽荆金赵璧未易轻比”。 故而他把李鼎之言与李志柔小传一并移入宋文，以抬高本教和李志柔个人。《仙源录》不收《宗圣宫记》，但收了李鼎的另一篇文章，对李鼎（不管他在《仙源录》始编时是否还在世）也算交代得过去。我这三点推论是否把李道谦现代化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当年编书的人思想不会这么复杂。我看倒很有可能这么复杂。反正李道谦在元好问、宋子贞的文章里动了手脚是事实，李鼎的话是不会自动跑进宋子贞文章里的。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能够说明宋子贞不可能说出李鼎那样的话，这个证据就是宋子贞的另一篇文章《玉虚观记》。该记是宋子贞在至元元年（1264）为全真炼师李子荣写的，比《通真观碑》晚出四年。这个李子荣出家三十余年，晚年思祖，建观以祀，观名玉虚，请宋子贞撰文记其事。宋子贞议论道：

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则祭于家。自三代而下，莫不由之，所以示报也。而今为道者，则曰必绝而父母，屏而骨肉，还而坟墓，不然则不足以语夫道。渠独非人子乎？黄帝、老子之教，恐不如是之隘也。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全真道要求道徒出家而言的。一个对全真教是否真为黄帝、老子之教尚有保留的人，是不会发出李鼎那样的议论的。对全真友好，但又不完全赞同，才是宋子贞的真正立场。 YS0BiDCtoX/UMSHFlWNllfgA5KL90rYImgRcwK+j5A7LBx9FadgmVmkBw645Lm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