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五 “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
公元1260年夏季，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建元中统，开创了大蒙古国历史的新时期。就在这一年，一篇颇有影响的全真道碑文问世，它明显地把全真道的历史地位提拔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李鼎写的《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下简称《宗圣宫记》）。
李鼎，太原人，生卒年不详。陈垣《道家金石略》收鼎文四篇，其中一篇《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撰者署“门人前进士虚舟野人太原李鼎”。
据此可知，李鼎本是金朝进士，后来成为丘处机弟子宋德方（1183—1247）的门人。以宋德方去世之年推算，李鼎在中统元年至少已从道十三年，也可算是儒、道兼通了。《宗圣宫记》记同尘子李志柔（1189—1266）从丙申年（1236）开始修建终南山宗圣宫的事迹，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文末的一段：
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兹，抉先天之机，辟众妙之门，二经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禳，其余曲学小数，不可殚纪，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为无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圣朝启运之初，其高弟丘长春征诣行在，当广成之问，以应对契旨，礼遇隆渥，且付之道教，自王侯贵戚，咸师尊之。于是玄元之教风行雷动，辉光海宇，虽三家聚落，万里邮亭，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教法之盛，自有初以来，未有若此时也。
这段话的主题是确定全真道的位置，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给全真道定位。但是，这个位不是全真道在当时各教门之间的位，而是全真道在道教历史上的位。前一个位，不是全真道自己定得了的，要由蒙古朝廷来定；后一个位，就看全真道自己怎样讲了。事实上，从王重阳开始，全真教就遇到历史定位问题。王重阳把自己的教派往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那里靠，就是一种定位，但只是简单、模糊的定位。后来丘处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让宋德方主持《道藏》的修复，具有以道教正统、正宗自居的用意。李志常掌教时期，宋德方的弟子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在序言中为本教搞了一个这样的历史定位：
及汉，天师张静应之出世也。亲受正一法箓，战鬼狱而为福庭，度道士而为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继之以寇（谦之）、吴（筠）、杜（光庭）、叶（法善），祛妖馘祟，集福禳灾，佐国救民，代天行化，历数十世。宫观如林，帝王崇奉。及正（政）和之后，林（灵素）天师屡出神变，天子信向，法教方兴，而性命之说犹为沉滞而未之究也。及炎宋之讫录挺生，重阳再弘法教，专为性命之说，普化三州，同归五会，以金莲居其首，东游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纳甲。
按照秦志安的定位，王重阳是与制定斋醮仪范的寇谦之、传授正一道法的吴筠、施符箓劾鬼神的叶法善、擅长符箓斋醮的杜光庭、挈徽宗游神霄的林灵素一脉相承的。秦志安这样定位有他的理由，他虽然强调王重阳“专为性命之说”，但也深知本教的创建者们是权、实并用的，把王重阳排在以上这些道教名人之后不算屈辱。可是，拿李鼎的定位与秦志安的相比，高低立见。在李鼎的定位里，全真道不再是尾随寇、吴、叶、杜、林之后的权、实兼用的道派，而是绝传千年的老氏之学的继承者。李鼎把前代的方药、虚玄、禳 及一切曲学小术统统清出老氏系统，全真成了惟我独尊的老氏传人。
李鼎的定位是一定形势下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人们应该记得，就在李鼎撰《宗圣宫记》前两年，元宪宗八年（1258），发生了第一次僧道大辩论。辩论以全真道惨败告终，十七名道士被迫削发，焚毁《化胡经》等“伪经”数十部，归还先前侵占的佛寺二百三十七区。此后一段时间，道众情绪之低落，可想而知。重建信心，提升士气，便成为全真上层最关心的问题。由于僧道辩论没有伤到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历史地位，继续高举老子与《道德经》的大旗便成为全真领导层的当务之急，李鼎的定位就出现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定位并非李鼎个人的主张，肯定是教门领导层的共同选择。李鼎讲了，《宗圣宫记》是当时的掌教诚明真人张志敬嘱他写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鼎的话是有所本的，它依托了北宋苏轼的道家本末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写了一篇《上清储祥宫碑》，是上呈皇帝的，其序说：
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
将上引李文的一段与苏文此段对读，不难看出，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李文都有依托苏文的痕迹，但不是抄袭，而是改作。李文没有照搬苏文的“本”、“末”字样，但他指方药、虚玄、禳 以及其余曲学小数“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至王重阳才“绍千载之绝学”，实际是分了本、末的。可是，如同本文前四章所揭示的那样，早期全真道虽然也打着老子的旗号，却是大造“神异”之迹的。制造“神异”的行为，无疑属于末，而不属于本，属于“小数”，而不属于“大道”。可是，李鼎们对此却缄口不语，不作任何反思。因此，王重阳“绍千载之绝学”一说，既不符合早期全真道的实际情况，也不意味着全真道此后要有大的更张。说穿了，不过是抓旗帜而已。
然而，就是这个抓旗帜之举，经过教门反复宣传，对后世影响不小。下面我们将要讲到，后世怎样接受了李鼎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