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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教须用权，以方便化人是也”
上面我按《教祖碑》、《西游录》和《仙迹记》问世先后，介绍了它们对全真道利用方技的议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耶律楚材读过《教祖碑》，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刘祖谦、李志源等读过《西游录》。但将三份史料连缀起来读，它们的议论就像预先安排好的，经历了一次正反合三一式发展过程：《教祖碑》宣扬方技，《西游录》指之为邪，《仙迹记》既呼吁抑制方技又主张保留方技。可是，关于方技的议论并没有到《仙迹记》结束。就在《仙迹记》问世次年，又有人出来说：“行教须用权，以方便化人是也。”
这就是说，为了方便化人，传教必须使用权智。由于方技是权智的重要表现，这也等于说，行教必须用方技。说这话的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自丁亥年（1227）以来的全真掌教尹志平。
尹志平（1169—1251），字大和，号清和子，莱州（今山东掖县）人。据说他十四岁拜见过马钰，十九岁出家从刘处玄。后觐丘处机于栖霞观，执弟子礼，又受《易》于郝大通，受口诀于王玉阳。七真中，他直接接触过五个，情形有点像李志源、于善庆。他与丘处机关系最深，是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弟子之一，那时他已年逾半百。丘处机去世不久，他就取得了掌教身份。
元太宗五年（1233）春，尹志平应北京运使侯进道等邀请，赴北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等地作醮事，次年四月南返。在此期间几次与门人“讲论经法”，由诸弟子各记所闻，辑为《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四卷。“行教须用权，以方便化人是也”，就是尹志平在《北游语录》中讲的。与此相关的话语还有一些，这里引出三段，以供研究。
癸巳（1233）秋七月某日晚，于北京华阳观集徒众坐谈，尹志平说：
吾每欲以实语人，人将以寻常不加精进，多谓通灵通圣方是道。尝记有人劝师父（丘处机）少施手段必得当世信重，师父不顾。至于再三，劝者益甚。师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学得一个实字，未肯一旦弃去。”乃知至人不为骇世之事。……奈何人必以通显灵圣方是道。
同年中秋夜在栖真观，尹志平又对徒众讲：
长春师父所授，不可具述。吾今年几七旬，归期将至，岂欲不付后人？凡吾言皆本于实，人多好异，故听之者不入。陈秀玉于师父（丘处机）则贴然心服，尝谓人曰：“吾所以心服丘长春者，以其实而已。尝与论教，有云：‘道、释杂用权，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语。”盖道、释之教方便以化人，为中人以下设，此圣人之权也。孔子有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以圣人曲垂方便，循循然诱之，而使易入，至乎善则一也。……吾今以实言告诸众，众等听之，非我之私言也，师真之言也。
这年冬十月，尹志平在义州（今辽宁义县）通仙观与弟子讲《道德经》，中间说道：
吾闻行教须用权，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则不无失其实。常体师父所言，无一不本于实，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吾亦曾与完颜先生论及此，初则是说方便，久则习惯于口，化为常言，不自知觉，其心亦与之俱化，此当为学者深戒。
从这三段话，我们读到了些甚么？
第一，尹志平是承认用权智者“不无失其实”的，实际上是默认早期全真道有未“以实语人”的行为。但是，他要从原因和目的这两个方面来替这种行为辩护。他说，未“以实语人”的原因，在于世人听不进（“不入”）实话而好听异闻（“好异”）。世人多以为“通灵通圣”的才是有道之人，否则便是平常的不求精进之辈，这使得像他这样“本于实”的人感到无奈。本来是王重阳们为了神化自己，编了种种“亟显神异”的故事蒙骗世人，经尹志平这样一讲，责任便不在异闻的制造者身上，而在好听异闻的世人身上，性“本于实”的王重阳们只是曲从了世人而已。
王重阳们制造神异，目的何在？尹志平说，是为了“至乎善”。他说，释、道用权智是为了方便化人，是给中等以下资质的人设置的，这是圣人的权智。他还从《论语》的《雍也》搬出一段孔子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来证明三教圣人为了同一个“至乎善”的目的而“曲垂方便”。
尹志平是在用目的的正当性为手段的欺骗性辩护。
第二，尹志平虽然作了以上的辩护，但他毕竟也明白，言行不实不是好名声，所以他努力要把他的父师丘处机同不实的言行切割开。在上引的三段话里，尹志平一直强调丘处机的实，说丘处机不肯“少施”（即稍施）手段，“所言无一不本于实”。可是，丘处机的“实”，经得起检验吗？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两个事例来验证丘处机的“实”，
本文又增添了“掷伞”和四十年不寐两例，其人究竟实与不实，应该是清楚了。
第三，尹志平提倡化人用权，但他担心自己的徒众（“学者”）用权用久了，“方便”之言讲多了，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内心也把“方便”之言当作真有其事了。所以他告诫徒众，“方便”之言是用来化别人的，自己内心不可“与之俱化，此当为学者深戒”。
《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二还记了尹志平在栖真观讲的一则自己的故事：
初昌邑县西住庵尝独坐一桃树下，每过半夜，有时不知天晓。一夕四更中，忽一人来，道骨仙风，非尘世人，金光玉泽，莹然相照。吾一见之，正心不动，知是长生真人（刘处玄）也。既至，挥刀以断吾首，吾心亦不动。师喜，复安之。觉则心有悟，知师易吾之俗头面也。后十日复至，剖出吾心，又知去吾之俗心也。又十日复至，持油糕一盘饷予。尽食之，过饱欲死。师即剖吾腹，尽去之。盖以吾性素自高，高则多所损折，故去其所损者。呜呼！至诚感神，信不虚矣。……此事未尝语人，今乃大白于众，众等勿为空言，忽而不行也。
这是自称“吾言皆本于实”的尹志平自编的一则“出神入梦”故事。看来他把当时的听众都看成“中人以下”了，故而对他们讲了一番“方便”之言。三十年后有人受掌教张志敬委托写尹志平碑铭，将这故事缩写为四十余字：“住昌邑县之西庵，常独坐树下达旦。或一夕，见长生刘真人飘然而来，断其首，剖其心，复置之，觉而大有所悟。”
我不厌其长地引述尹志平原话，是因为这则故事相当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全真教种种神话的产生和流传过程，能让今天的读者明白，以“实”自我标榜的丘处机师徒究竟“实”到甚么程度。
尹志平享年八十三，是金元全真道由早期过渡到中期的关键性人物。他掌教十二年（1227—1238），正值蒙古灭金（1234年）前后，朝代鼎革为先前已经依附新朝的全真道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也提高了尹志平个人的声誉。弋彀说：“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师为最，盖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时异也。”
元太宗十年（1238），尹志平让掌教位给李志常，自己退居二线，在教内威望犹存。他提倡的“行教须用权”，教内一直有人响应。全真道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丘处机“一言止杀”故事，就是在他掌教期间炮制出来的。元太宗十三年，秦志安编成《金莲正宗记》，在序言中称颂王重阳“以千变万化为权”，
书中又给早期全真人物增添许多神异故事。这两件事都体现了“行教须用权”的效应。直到忽必烈即汗位之年（1260），这条“行教须用权”的方针在宣传上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