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者斯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
——读刘祖谦《仙迹记》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五月，完颜璹去世。仅隔四个月，出现了另一篇王重阳碑传，题为《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下简称《仙迹记》）， 作者是金翰林修撰刘祖谦（约1176—1234）。刘祖谦是个饱学之士，人们称他“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谈论亹亹不穷，援笔为文，奇士也”。 同《教祖碑》作者一样，刘祖谦在《仙迹记》中也讲了自己撰文的缘起：

仆适承乏翰林，与提点嘉祥观冲虚大师李志源及提点中太一宫冲虚大师于善庆、无欲子李志远 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纪重阳仙迹。仆往年从事鄠亭，密迩灵虚，宿闻真风，故就为之说，使后之学者知师出处之迹，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观而推行焉。

文中的“鄠亭”即鄠轩，指完颜璹。“灵虚”，是王玉阳为其弟子在终南山祖庭所建道观奏立的观名。可见刘祖谦与全真道徒们早有来往。使人稍感意外的是，《仙迹记》的策划人竟然仍是《教祖碑》的策划人李志源、于善庆，外加一个李志远（1169—1254）。据何道宁在元宪宗五年（1255）撰写的《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李志远是马钰之徒碧虚子杨明真的弟子，比李志源、于善庆晚一辈，自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起主掌灵虚观。

《仙迹记》篇幅不大，只有《教祖碑》一半。从两碑内容的异同，可以看出撰写新碑的意图。

首先，《仙迹记》对《教祖碑》记事的疏误作了一些补正。《教祖碑》有王重阳两易其名之说，前后交代不清；《仙迹记》删去“易名德威，字世雄”的说法，以“名喆，字知明”一贯到底，不再令人困惑。《教祖碑》原将重阳遭寇劫掠之事置于天眷之后的“废齐”年间，造成时间颠倒；《仙迹记》将遭劫一事改置于天眷年间，消除了时间颠倒问题。《教祖碑》记重阳去世于大定十年正月四日，未述重阳之生年与阳寿；《仙迹记》称重阳逝于“己丑（1169）季秋”西归抵汴后之“无几何”，虽不如《教祖碑》具体，但两者大致可通。《仙迹记》多出“春秋五十有八”一语，从而可以推算出重阳生年。

其次，《仙迹记》增加了一些《教祖碑》没有的故事。像在活死人墓“四隅各植海棠一株”，去世前六年预知“寿命不过五十八”，以及对马钰的“分梨赐芋之化”等等，都是新添的。

其三，《仙迹记》略去《教祖碑》不少内容，主要是王重阳那些神通应物故事。为何要略，刘祖谦在文末作了说明：

若其出神入梦，掷伞投冠，其他腾凌灭没之事，皆其权智，非师之本教。学者斯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

这段说明虽然简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所在。它把王重阳等制造的神异之迹全归诸“权智”的运用，列为“方技”，告诫徒众（“学者”）应该减少或停止对“出神入梦，掷伞投冠”之类的神异之迹的宣传和颂扬。这在当时的全真教内，很可能引起过一阵震撼。

我们已知，“出神入梦”是王重阳师徒惯用的传教手段，被丘处机推为全真道的“极理”，是《教祖碑》竭力宣扬的神异之迹，现在怎么会有人出来叫停呢？而且，《仙迹记》与《教祖碑》同是李志源、于善庆策划的，《仙迹记》执笔人刘祖谦跟从过《教祖碑》执笔人完颜璹，《仙迹记》还恭敬地引用了完颜璹在《教祖碑》中对王重阳的赞语，为甚么末了又要指摘《教祖碑》突出“权智”、“溺于方技”呢？是李志源、于善庆改变了六年前策划《教祖碑》时候的观点，想搞点自我批评，还是刘祖谦新出的主意？这些问题在当时难免使道徒感到困惑，亦非今日的学者能够轻易解答。

尤其可怪的是，《仙迹记》既然告诫别人“无溺于方技”，自己就不该再宣扬方技，可是《仙迹记》中仍然有这样的文字：

（重阳）径达宁海，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亦儒流中豪杰者，初未易许师，故恳师庵居，固其扃，率数日不给食，纵与食之，亦未尝见水火迹。或时夜就马语，莫知其所由来；及去，追之不及，扃如故。间与魂交梦警，分梨赐芋之化不一。

这段叙事与《教祖碑》所述没有多大差别，“魂交梦警”并不比“出神入梦”稍减神异。

仅就全真道自身的发展而言，从《教祖碑》热衷于宣扬王重阳的“神通应物”，到《仙迹记》告诫徒众“无溺于方技”，无疑是一种提高。方技接近巫术，为文化水平较高、发展比较成熟的教门所不取，在道教中也被人视为“末”（下详）。因此，应该相信李志源、刘祖谦等在《仙迹记》中发出的呼吁，确有提高教门水平的诚意。但是，在全真道早期的六十多年中，这个教门用来吸引群众的主要手段是方技，李志源、于善庆等从父师那里听到的多是教祖、父师们的神异之迹，现在想要弃旧更新，短时间内能用甚么来替代呢？以王处一为例，如果从他的传记中拿掉那些神通故事，其人可讲的事就所剩无几了。他如马钰、谭处端、刘处玄，情况也差不多。于是就出现了一面告诫“无溺于方技”，一面继续宣扬方技，一面勾掉“出神入梦”，一面又讲说“魂交梦警”的矛盾现象。而且，对于方技，《仙迹记》并没有全盘否定，只是降格，它巧妙地把方技归入王重阳的“权智”，从而使方技的玩弄者免除了被暴露的尴尬。

说到这里，或许有必要对“权智”一词作些解释。“权智”本是佛教用语，意指适用于普度众生的一时方便权宜之智。与“权智”相对的是“实智”。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538—597）解释权、实的差别说：“权是权谋，暂用还废；实是实录，究竟旨归。” 这就是说，实智是主旨、目标，是根本性的，不可移易的；权智是为了引人通达实智而暂时使用的手段，是可用可废的，而且终究是要废的。20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依据隋代慧远的《大乘义章》等典籍，对“权实二智”作了简要明了的解释，指出“‘实智’属于‘体’，‘权智’属于‘用’”；权智又“称为方便智”，“实无其事，而权巧施设，故称为方便”。 据此而言，即使像“掷伞”之类的事最终被证明为实无其事的权巧施设，仍不可视同常人所说的谎言或骗局，只可称作权智，因为它是王重阳、丘处机师徒为引度众生而设的。《仙迹记》中有一段话，最能表明李志源们怎样运用权智说来为王重阳的行为作辩解的：

正隆己卯间，（重阳）忽遇至人于甘河，……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佯狂垢污，人益叵测。虑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众心，故多为玩世辞语，使人喜闻而易入。其变怪谈诡，千态万状，不可穷诘。呜呼！箕子狂，九畴叙，接舆狂，凤歌出，权智倒，横直竖，均于扶世立教，良有以也。

按此说法，王重阳的变怪谈诡都是为接受不了“大音”、“至言”的俚俗群众设的，目的是为了扶世立教，故而无可非议。说穿了，权智说的功效之一就是以目的的正当性来为不正当的手段辩护。

当然，李志源、刘祖谦们也知道，权智毕竟不是实智，它的格位远低于实智，用得太多太滥了有碍于对实智（“大道”、“本教”）的体悟，故而要作一点限制。怎样限制呢？“无溺于方技可矣”。我想，《仙迹记》作者们的本意就是如此。

下面我们来看《仙迹记》关于方技问题的呼吁，在教内得到了怎样的反应。 wjSHW+zpMgEYGFMTlK+Vm1GcqFDX5yP2PM/Q95fzrlGToE4j6bBJSFPfWQ6vfu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