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亟显神异，东人毕从”
——读完颜璹《教祖碑》

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正月，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病逝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在他身后半个世纪里，未见有人给他树立碑传。他的七大弟子虽然都有诗文传世，却没有一人为他们的父师写一篇传记。直到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才有完颜璹写的《教祖碑》问世，距王重阳去世已经五十六年。

完颜璹（1172—1232），号樗轩居士。他的生平事迹见于元好问写的《如庵诗文叙》。 刘祁《归潜志》也有他的小传。 他是金世宗之孙，越王允常之子。宣宗（1213—1223年在位）时封胙国公，哀宗正大初（约1224年）进封密国公。他工书，能诗，有诗集五卷，题《如庵小稿》。国公的身份使他常常参预由道教宫观奉办的国家祭典，交结了一些道教人士。元好问说：

旧制，国公祭山陵，则佩虎符，乘传，号曰严祭。若上清储祥宫，若太乙宫、五岳观设醮，上方相蓝大道场，则国公代行香，公（璹）多预焉。

《教祖碑》就是应全真道徒之请写的。碑文称：

后先生（王重阳）五十六年，嗣法孙汴京嘉祥观提点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宫提点洞真子于善庆二大士，真实道行，弘扬祖道者也，殷勤求文于玉阳子友人樗轩居士，居士援笔而为之铭。

这里讲的玉阳子，即“七真”之一的王玉阳王处一。但可断言，撰碑之事与王玉阳无关，因为王玉阳在九年前即宣宗兴定元年（1217）已离开人世。此刻“七真”之中尚在人间的仅剩丘处机一人，而他正身处与金敌对的大蒙古国境内，享受着成吉思汗赐给他的神仙待遇。《教祖碑》提到丘处机，但没有讲他参预了撰碑的策划。

那么，出面请完颜璹执笔的李志源、于善庆是怎样的人呢？

关于李志源，李道谦编的《甘水仙源录》收有一篇张邦直写的《真常子李真人碑铭》，此“真常子”即李志源。他是德兴（今河北涿鹿）人，生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长完颜璹二十一岁，仅比“七真”中的刘处玄、丘处机小三四岁。但他入道较晚，张邦直说：“真人（ 李志源 ）之时，马（ 钰 ）已谢世，而丘（ 处机 ）、刘（ 处玄 ）、王（ 处一 ）、郝（ 大通 ）尚无恙，真人历扣四君，见者皆以为可教。” 马钰去世比王重阳晚十三年，李志源问道还在马钰去世之后，故而他不可能接触过王重阳。

《甘水仙源录》也收了于善庆的碑传，题为《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 撰者名杨奂。据碑文，于善庆生于大定六年（1166），十七岁从马钰出家，次年马钰去世，转投丘处机，后又参谒谭处端、王处一、刘处玄。泰和三年（1203），经陇州州将保荐，获赐冲虚大师称号。正大二年（1225），应李志源邀，领中太乙宫事。于善庆自然也没有见过王重阳。

《教祖碑》就是在王重阳去世半个世纪以后，由三个未尝亲炙王重阳的人共同制作的。完颜璹是执笔人，提供素材的应该是李志源、于善庆。碑文写得相当粗疏，表述含糊不清，叙事颠倒失序，读者从中得不到多少王重阳的真情实况。以它讲王重阳两易其名的事为例，它先说重阳“名喆，字知明”，继说重阳应武举时“易名德威，字世雄”，再说重阳入道后“改今之名字矣”。 依据这样的叙述，人们怎么弄得清“名喆，字知明”是“易名德威，字世雄”之前的名字，还是最后的“今之名字”呢？再看一段碑文写的王重阳的经历：先说“圣朝天眷年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然后说“会废齐摄事，……时有群寇劫先生家财一空”。可是，我们知道，“废齐摄事”是1130年至1137年的事，天眷则是金熙宗在1138年至1140年用的年号，“废齐摄事”在前，天眷建元在后，进入天眷以后怎么还能“会（ 请读者注意这个 “ 会 ” 字 ）废齐摄事”呢？此外，碑文还有一个不应有的缺失：它竟没有记载传主生于何年或阳寿几何，而传主的生年从来是构成一篇传记的要素之一，除非它已不为人知。

据元好问说，完颜璹是饱读乙部书的，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余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 完颜璹既然有这样的史学素养，《教祖碑》怎么会出现上述那些问题呢？是疏忽所致么？不像，因为碑文写成以后必定经李志源、于善庆过目，不至于三人都疏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很难说。不过，这个问题不予探索也罢，它不是本文关注的话题。我们关注的是碑文竭力宣扬的王重阳师徒“神通应物”故事。

《教祖碑》三千余字，其中讲述了十多个令人无法置信的神话故事。按照碑文，王重阳在娘胎里就不是凡人，“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是世人孕育期的一倍多。四十八岁以后屡次遇仙（“异人”）。五十六岁进入山东，更是神通倍增。他能“绝水火”，“或食或不食”，“出神入梦”，随意出入“门户扃闭”人家。他洗脸剩下的水能治人风疾。山上巨石飞落，经他一喝而止。他分身有术，能预言未来。凡此种种，信其真者自然尊之为神通，像我这样的不信者只能目之为方技或方术。《教祖碑》不仅讲了王重阳，也讲了马钰、王玉阳施展神通的事例。它还用八个字总结了王重阳等神通应物的群众效应：“亟显神异，东人毕从。” 李志源等确信，王重阳等在山东传教取得的成果，是同他们显示的神异不可分的。

然而，自清以来，一直有人以为，《教祖碑》和其他全真史料中记载的这样一些神异事迹，都是后世全真道徒如李志源、于善庆等编造的，旨在神化他们的教祖和父师，非王重阳师徒本人所为。这种说法遭到《长春道教源流》撰者陈铭珪的驳斥。陈铭珪举《教祖碑》中的“掷伞”故事为例。《教祖碑》说：

又于宁海途中，先生（王重阳）掷油伞于空，伞乘风而起，至查山王处一庵，其伞始坠，至掷处已二百余里也。其伞柄内有伞阳子号。王自髫龀间尝遇玄庭宫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阳子是也。

陈铭珪指出，这个故事在丘处机《磻溪集》中也有叙述。《磻溪集》作：

大定己丑夏四月，余与丹阳等数人从重阳师自文登如宁海，时迈龙泉，日气稍炽。师令余等前，己执伞在后，距半里许。余忽回顾，见伞腾空而起，余急返走问之。云：抟扶摇而上，不知其然而然。初，伞起东北，望之冉冉，坠于沙间，指其方面觅之，了无所也。时余法眷伞阳子王公隐于东海隅之查山，山到文登一百一十里，文登到伞起处又七十里。伞起乃辰时，及晡，堕伞阳公庵前，柄内伞阳子道号往赐之焉。……伞自后查山下翟公家藏之，本宁海范明叔家借用者，范后知，往取之，而弗肯予。

因此，陈铭珪说：“志源、善庆皆长春弟子，所陈事实当得之长春，不尽诬也。” 不错，丘处机的话的确可以证明李志源、于善庆所记来自其师，非他们自己编造。但是，丘处机的话并不能证明“掷伞”之事真有，只能说明此事是王重阳、丘处机、王处一师徒三人共同编造的，非王重阳一人所为。陈铭珪是虔诚的全真道徒、丘处机的崇拜者，他是相信王重阳等确有神通的，本文第十章将专讲陈铭珪。

《教祖碑》中像“掷伞”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一二。例如，《教祖碑》说，马钰未见王重阳之前“先梦南园仙鹤飞翥，未几先生（ 王重阳 ）至。马公信犹未笃，先生于鹤起处筑全真庵”。又说，马钰“梦随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马公曰山侗”。 这两则故事都是马钰本人讲过的。马钰说：

重阳真人欲往宁海，……钰预梦南园一仙鹤从地涌出。经月，有重阳师父到来，指鹤起处要修庵居。钰又梦参从师父入一山，翌日，师父训钰小字山侗。

可见这两则故事均非李志源、于善庆编造。同时可以看出，马钰也是制造神话的参预者。

全真道是宗教，其创始人为自己制造神异之迹，不足为怪。神异之迹不可信，但神异之迹能赢得群众的信仰，却是可信的。“亟显神异，东人毕从”。——《教祖碑》讲的是实情。 MPg4JcpGs7jngNHUrVw6gdS0Ozwd+U9r3iDgIBrowHfccyaMgW2VnjNyJKnlUc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