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故事初编：《长春真人成道碑》

上文业已说明，在《西游记》、《本行碑》、《西游录》陆续问世的1228年，并不存在“一言止杀”故事。“一言止杀”故事出现在窝阔台时期，它在姬志真（1192—1267）撰写的《长春真人成道碑》（下简称《成道碑》）中有比较完整的叙述。《成道碑》云：

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刘仲禄率轻骑数十，搀枪开道，径及海滨，奉召征师。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辞而发轫。侍行者一十八人，皆丛林之杰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艰虞，万里龙沙，继及行在。上嘉来远之诚，重慰劳之。一日，问以长生之药，真人曰：“有卫生之经，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每召就坐，即劝以少杀戮，减嗜欲及慈孝之说，命史录之。……

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虀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愍物，勉豪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赀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亦有不知其然者。

碑文最后说：

李公大师不远而来，命纪真迹之崖略，将刊诸石，以寿其传，亦报本尊师，礼也。义不敢辞，辄从是说，谨斋沐而直书。

姬志真是盘山栖云真人王志谨在1234年收的徒弟，为七真之一的郝大通的再传弟子，本人没有跟从过丘处机。《成道碑》未署撰写年月，但姬志真讲了，他是奉“李公大师”之命写的。这个“李公大师”不是别人，就是《西游记》述者、被陈时可称为玄通大师的李浩然即李志常，这就为判断碑文的撰写年限提供了线索。李志常在戊戌年（太宗十年，1238）正月接替尹志平为全真掌教，三月朝命加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 此后教内例以掌教真人、宗师称之。姬志真在戊戌年以后写的文章，也循例称李志常为“嗣教宗师”、 “掌教真常真人”、 “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 这篇《长春真人成道碑》称李志常为“大师”而非掌教真人、宗师，其撰写时间必在1234年至1238年正月之间，上距李志常撰写《西游记》和《行状》的戊子年至多不过九年。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先前已经有了陈时可撰写的《本行碑》（内含《行状》），为什么又要姬志真撰写《成道碑》？从教门的角度看，丘处机的“本行”不就是“成道”吗？莫非《本行碑》缺了什么，需要增添？比较两碑，立刻可以看出，《本行碑》缺的正是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少杀戮”的故事。显然，撰写新碑的目的就是要添加这段故事，并由这段故事引出对丘处机救人济世功绩的颂扬。

应该指出，这一故事未必始创于《成道碑》。宗教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宗教人物的故事在写成文字以前可能先有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最早大概也是口头宣讲的。元好问在甲午年（太宗六年，1234）六月居聊城时写了一篇《清真观记》，后来收入《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文中说：

丘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瀛王（冯道）之对辽主不是过。

元好问前一年在金汴京经历了崔立之变。由于崔立杀金守臣降蒙，汴京得免屠城之灾。蒙军入城后虽有杀掠，但死者多为金朝大臣与富民，平民较少遇害，儒释道三教中人又比一般平民受到宽待。 其后元好问被蒙古羁管于聊城。那时《成道碑》未必已立，《清真观记》所述可能得自传闻。元好问当然知道，自己能够存活，全赖蒙古有“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与崔立的降蒙之举；但他那时肯定不知“降城获免”政策始于何时。对社会上既有的丘处机进言止杀的传闻，元好问将信将疑，故用了“诚有之”三字以示。

由《清真观记》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庆会录》序文。该序撰于1232年，又早《清真观记》两年。序文说丘处机“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透露出当时可能已有“一言止杀”故事在流传。这大概是今天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了。1232年为元太宗四年，所以我说此故事出现于窝阔台时期。

《成道碑》文采奕奕：“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 这样的文句读来非常顺畅。可是，细想一下，这能证明丘处机进言止杀并且取得效果吗？难道此前蒙古实行的是顺也诛、降也杀的政策吗？现今了解蒙古征服史的读者想必知道，成吉思汗在进行征服战争时早就制定了“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南侵和西征过程中普遍得到执行。例如，1220年初蒙军占领花剌子模的匝儿讷黑和讷儿两城，两城居民没有反抗，得免屠杀。稍后蒙军抵布哈拉，其外城居民献城投降，未遭屠杀；内城守军拒不投降，城破后男子全被杀害。 又如，同年3月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派者别、速不台往追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他指示两人对所经地区军民“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者别、速不台在巴里黑、你沙不耳、徒思等所经之地都严格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指令。波斯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说：者别、速不台“每到一地，凡出降迎接者获得了赦免；抵抗者全部歼灭”。 这不都是“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实例吗？这些实例都发生在丘处机晋见成吉思汗之前，怎么会是丘处机“微言再奏”的结果呢？

抗者诛、顺者免，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蒙古国策，在汉地和西域同样适用，并且为成吉思汗后人所沿袭。宋子贞《耶律公碑》云：“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这与拉施特讲的是同样的意思。1233年汴京将下之前，还是那个参加西征的速不台，以“此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为由，主张“尽屠”汴京居民。 与1220年在西域的蒙军相比，屠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至多三四年后，姬志真就写了《成道碑》，其中的进言止杀故事，经得起检验吗？

姬志真不了解长春西游情形，《成道碑》是按李志常所言写的，故而姬志真自言“义不敢辞，辄从是说，谨斋沐而直书”。这话固然是谦词，但也表明他是从人之说，对事情的真伪有无概不负责，该负责的是李志常。耐人寻味的是，李志常既欲记本师之“真迹”，为什么自己不署名动笔，而要远道找一个不了解其师的姬志真？我想，原因就在他写的《西游记》早已刊行了。《西游记》非但没有写丘处机进言止杀，相反地却写了丘处机对蒙军暴行的无奈：

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恳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王（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

这是1223年七月的事，丘处机已从西域返抵云中（今山西大同）。“国王”，别本作“国主”，即木华黎之子孛鲁。阿里鲜请求丘处机师徒帮助他招谕山东未下诸地归降蒙古，以免蒙军攻占后肆意屠杀，其实也是为蒙古节省兵力。丘处机答以“天意未许”、“救之不得”。因为他知道，按成吉思汗旨意，只有“顺者”才可“不诛”，“降城”方能“获免”；倘若招谕不成，他们师徒只好眼睁睁看着蒙军施暴了。所谓“天意”，实指成吉思汗旨意。李志常既然在1228年已经写了1223年“天意未许”，如果在1234年以后再出面写1222年“天意方回”（“方回”即已回，只是时间还不长），岂不招人质疑？

《西游记》、《成道碑》都透露了丘处机在汉地替蒙古招谕劝降的消息。《西游记》还讲到，1223年十一月成吉思汗派人问丘处机：“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我们也在弋彀写的尹志平碑铭里读到下面一段记述：

〔尹志平随丘处机〕还及云中，真人（丘处机）闻山东乱，国兵又南下，曰：“彼方生灵命悬砧鼎，非汝（尹志平）莫能救。”遂遣往招慰，闻者乐附，所全活者甚多。

这就是尹志平随阿里鲜招谕山东的结果，他们是拿着丘处机的招谕书去的。很明显，如果说丘处机的确起过止杀的作用，主要是他配合了成吉思汗既有的“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参预劝降。劝降若成，杀戮自可减少。但是，这算不得历史功绩。因为丘处机不是劝征服者放下屠刀，而是叫受害者放弃反抗，屈当顺民。如果这也算历史功绩，后来由宋降元的吕文焕也应受到表彰。吕文焕降元后多次向宋朝将官现身说法，劝他们举城降元，那也是减少了杀戮的。

自从《成道碑》问世，“一言止杀”故事不再限于口头传播，著文纪之者日渐增多。本文第四节已经征引过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的一段，那是1241年已经写成的，仅晚《成道碑》数载。秦志安提到《庆会录》、《西游记》，但完全不顾两书内容，硬说成吉思汗“每日召见”丘处机，丘处机“即劝之少杀戮”。末了还借别人之口，称说“幸我长春丘仙翁应诏而起，一见而龙颜稍霁，再奏而天意渐回，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宥驱丁而得赎，放虏口以从良，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 不难看出，这一段话直接取自《成道碑》，仅改动了部分文字。

在秦志安以后，称颂丘处机止杀之功的碑刻，列朝不绝。戊申年（定宗三年，1248）郭起南作《重修□□（磻溪）长春观记》，内称：

〔丘处机〕每遇召见，即陈以少杀戮之言。天下余生，实拜更生之赐。转好杀之心为好善之心，此最难能者。

撰于宪宗时期的《重阳成道宫记》云：

〔丘处机〕以行仁行孝，寡欲修身，用贤爱民，布德施惠，好生恶杀，奉承天心之数语而开导之，上亦听之不疑。想四五十年间而天下之人赖以存活者与脱俘囚者，可胜计耶！

世祖至元年间俞应卯撰《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云：

及其长春宗师被诏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动人主，转不杀之机于一言之顷。于斯时也，又何异乎吾孟子告时君“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之仁欤！

有元一代，这样的议论可谓多多，但引《成道碑》原话者，秦志安以后似无一人。长春止杀之说，在全真道徒中已成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事，就看用怎样的话语表述了。 9OFeaGgEz1IdIXSgF4qJAAglkTF2y0rQmYaRlF1d8STVecPS+rkCCVyWp1zWexWK